转自东方早报，作者郭于华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兴办的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 “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这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数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而对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数，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它们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象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能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不知下次又会来什么“工程”、“计划”，只知道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参见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其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委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

“教授治校”的倡导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除，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能是空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晚上胡晗说想起来他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看来我上课的时候要么学别的科目，要么睡觉去了。一方面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老师的讲解悟出其中的道理，认为这是有资格和鲁迅先生神交的证明，感到自豪；另一方面现在才得道，又感到惭愧。

     马上拜读了一遍原文，感慨颇深，亢奋不已。高中的我虽然喜欢鲁迅，却没有看懂鲁迅。当时的文艺仅限于电影和音乐，对文字还没有半点兴趣，更谈何开窍。

     天空高居上位，俯视着渺渺众生，冷眼，没有怜悯，“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我不知道花草的名字，他们做着梦，以为能够挣脱，却无法逃出这个轮回，新的季节、新的天空来了，然后繁荣，衰败，腐朽。

     枣树，辛苦结了果实，却被无知愚昧的孩子抢去。就算结果实的本意不为繁衍和传播，而就在于给人吃，孩子取果实的方式——打它，也实在是可悲的，因为它不能反抗。有的枝桠低垂下来掩盖伤口，“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小青虫，飞蛾扑火，“我以为这火是真的”，这句话太妙了，不亚于“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火，我以为既是理想，又是迫害。“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不过是又一个轮回，依然掩盖不了火。理想是不会被泯灭的，罪行也是掩盖不住。

     小青虫是“头大尾小”的，有理想没实力，或者说有好的开始，没好的结局。“苍翠得可爱，可怜”。

  然而最让人心痛的是，发出“夜半的笑声”的，看着热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胡晗同时谈到另一篇高中课文，鲍鹏山老师《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也马上看了。发现高中真的没有好好学语文。

“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的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真有趣儿”，大概是缘分，今天晚上看的两篇高中的课文，都谈到树和月亮，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反。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于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此时的庄子徘徊两端，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纠缠而无计脱身，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无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对世界的种种荒唐与罪恶，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象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谁更无正义、无逻辑、无方向、无心肝---只是，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发现没有一个字和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态不契合。看来我继承庄子的不仅仅是哲学观而已。

      小狼：他总是可以发现很多毛线。每次当他打毛衣打出现纠结的时候，就直接扔了，换新的毛线重新打。反正他买得起新的毛线。表面上很洒脱，其实心里一直会对曾经的几次念念不忘。反正他买得起新的毛线。上一次却格外顺利，习惯打结的他却失去了打毛衣的兴趣，快打好的时候，还是扔了。

        华华：总是觊觎小狼手上的毛线。始终在打一团毛线。期间出现很多次打结，他都扔了，和小狼去逛毛线，却从未出手。过一段时间又把那纠结的毛线找回来继续打。结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但依然还在，而且以后还会打结。又打结了，尝试去解，解不了又扔，然后又找回来，不断地循环。目前没有打毛衣，不过我预言不久后又会找回那团毛线继续打。

       全B：曾经打过很多次毛线，练就出一身应对各种问题的本领，磨砺出面对纠结一点一点解开的耐心。这一次的毛衣打得很久，很多次打结他都能神奇的解开然后继续打。他应该是最接近毛衣的人了。虽然偶尔开开小差，不过不影响本分的毛衣。而且如果出现他解不开的结，他也会扔得很干脆，因为他有信心买得起毛衣，直接买成品。

       我：一直得不到心仪的毛线，一直没有打毛衣的经验。突然一团其貌不扬却质地精良的好毛线从天而降。虽说是好毛线，却不好打，非常容易打结。面对纠结，没有全B的能力去解开，也没有小狼的洒脱去扔掉，就望着发呆。不希望像华华那样陷入循环。      

大学前收藏DVD的嗜好，一方面那时余钱很多，又没什么需要开销的地方；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需要找个方法去寄托，或者说是空虚。收藏，确实是很容易让人有成就感、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的。而在我国应试教育统一标尺衡量人的环境下，成绩中游的我自然是有着很强烈的成就感诉求的。难怪有人说成功人士往往不是成绩最好，而是10名左右的；我也观察到，文艺人士成绩似乎都不怎么样。现在觉得那种环境或许也算好事，大学里有了各方面施展的机会，我渐渐不由自主地步入成为万金油的宿命，而非只专一于电影了。

现在坚持下来的，也只有王姜了。据杨兄说，他现在和我俩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自己一手带上路的小弟有一天超越了自己，一方面为他而高兴，同时又为自己而惋惜。万金油们一定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慨，而且是各个领域的。因为他们各个领域都涉及，却都不精。

走在来艾荷的路上，忽然悟到，其实我们都舍本求末了。DVD其实质是电影的载体，收藏再多的DVD而不看，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载体总会被淘汰更新，内容才是应该被吸收的营养。就像美腿与丝袜，虽说是相辅相成的，但终究美腿为本，丝袜为末。而杨兄近年来对丝袜的沉迷似乎远甚于美腿了，还望之悬崖勒马。当然，王兄也要。

——2009年5月22日下午于艾荷咖啡

        某深感此诗之美，叹之千古绝作，遂大发诗兴，仿作拙诗一首：

        拙诗欲叙余等本怀宏图之志，心系苍生，望造福于百姓，然生于“池中”，未能“化龙”（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雨便化龙）。圣上无眼，惜之；池中污浊，恨之；余等无遇，叹之。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凋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ducai，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GCD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zhuanzhi、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不过如此”这四个字过于悲观，它包涵了失望和无奈。我想用的是“原来没那么XX”，XX也许=“难”、“大不了”、“惊天地泣鬼神”。

         其实当初的“不过如此”带着许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把自己看破红尘的一面显露出来，隐藏失落、郁闷、渴望，以此来安慰自己，那些其实都不过如此。适当的时候，用适度的阿Q精神来麻痹自己，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

        我的类似于“不过如此”的想法，也许可以这么表达。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有过分的渴望与期待，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不该来的时候，你怎么求它它也不会来。就像月经一样。就算主观能动性会影响它的早晚，但历史性的客观规律仍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缺乏必要条件，必然不会发生；满足所有必要条件，早晚必然会发生。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强求。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这句话何尝不是酸葡萄理论的变相表述？自己骗自己而已。《东邪西毒》里的东邪，“虽然我很喜欢她，但是我不想让她知道”，何尝不是一种自恋式的懦弱？不仅害怕被拒绝，更害怕自己认识到心中那份美好有任何的瑕疵——而这瑕疵是不可能没有的，是固然、是天生。所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得不到的人，其实并没有资格说话，更没有资格说它是“最好”。

       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认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螺旋前进。

       写到这里，回过头来看“不过如此”、“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不过是脱离了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片面认识。“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是连一次实践都没有的、先验性的、唯心的肤浅认识。而“不过如此”，是实践后的第二次认识，较实践前的第一次认识（憧憬），具有一定的进步；但如果没有再去第二次实践，也就不会有更接近真理的第三次认识，更不会有循环往复后的螺旋前进，也就是能动性改造。

       第一次用老马的思维来写文章，当然不是故意，是写到后来突然醍醐灌顶。发现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一起循环往复地认识和实践吧！

ps，你那消极的婚姻观也是脱离实践的先验性的肤浅认识……哈哈

《内晗文艺女青年》

就让全学校的女生都嫉妒你吧

你的男朋友在操场上为你弹吉他

连我自己都快被感动得泪如雨下

你的心一定已经被我融化

虽然客观地说你长得不是很好看

但却给我了无与伦比的浪漫

因为只有你 珍惜我的内涵

就算我们不能一起走到最后

我也心甘情愿 在此期间

为你付出所有

我们说好认真地随兴 也好聚好散

把握现在 享受过程 不管结果

不要为青春 留下遗憾

找了这么久的黄月英 原来就是你

一切太过突然 也很自然 就像是电影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管他什么结局

哪怕是他妈最悲伤的结局

我也 心存感激

       现在，即将迎来为自己买的第二部手机——除开高中和大一上学期用家人淘汰下来的旧手机的话。听了2年的mp3，对CD的怀念是越来越深了。

       很喜欢那种感觉，从一堆心爱的CD中挑出一盘，捧在手里看看封面，轻轻地翻开盖子，将CD取出，按下CD机的开仓键，把CD放进去，关上，美妙的音乐随着我按播放键的一瞬演奏起来，或者在沉寂几秒后爆发。将耳朵凑近，还可以听到CD转动的声音。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而mp3，确实是很方便，而且免费。中国的听众极大地享受到电驴和BT的好处（而中国的网络监管技术位居世界顶尖水平，扯远了），有个fm.last的插件，可以测量出用户听的音乐的风格的广度，中国用户的得分无疑是最高的。还是扯远了。我想说的是mp3的好处，网络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有水平的听众。

       用手机听mp3后，我只买过一盘CD，许巍的《在路上》，还是因为正版里面送吉他谱才买。大二有了电脑，上校园网（那段时间的校园网很厚道），疯狂地下mp3专辑。有了网络，我想听什么就听什么。以前找了好久都没有买到的CD，现在马上就可以听到。甚至是相关风格的音乐，还有我虽然有兴趣，却一辈子不会掏钱买的音乐；以及除了网上的介绍和推荐，一辈子都不会知晓的音乐。现在，只要搜索到，只要世界哪个遥远的角落有人供源，就可以听到。

       然而

再也没有在碟店一张一张浏览CD的漫长下午，

再也没有买一张CD的占有感，

再也没有买了CD后回家路上的期待，

再也没有看着自己书柜上一张一张CD越垒越高的成就感，

再也没有将CD放入碟机的存在感。

       一切都好像是虚幻的。不知道哪天硬盘全盘崩溃后，就一切都没有了，毫无征兆——而CD的毁灭，至少还有燃烧着的华美火焰，或者病态美的碎片和残酷美的折断声。一切mp3，只是数据，没有实体，拥有时，没有外在改变，失去时，同样没有外在改变——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精神里，还没有实体化，就被我们消灭了，只需要简单的删除操作。

       忽然很感伤。

       也是因为网络的方便性，听到一张专辑太方便了，甚至下好了还没来得及听，就被另一张吸引去了。我现在电脑里还有大量从来没有完整听过一遍的专辑。而就算听，也是囫囵吞枣，如果曲子没有吸引我听第二次的话，就被我打入冷宫（却舍不得删）。某天才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以前下过这张专辑！就这样，也不知道错过了多少好词，以及优秀而慢热的音乐。有些音乐真的是第一次听觉得是垃圾，以后却越听越爱。例如the Temple of Dog的同名专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强迫自己听完，许久后才实在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再听，因有眼不识泰山而羞愧。当然，有些音乐就是慢热的，也无须羞愧。只是，这种速食文化的生活方式，让我在听音乐上变得很浮躁，一边上网或玩游戏一边听，一边走路一边听，一边学习一边听，而不是坐在沙发里，左手咖啡，右手烟，轻轻闭上眼睛，静静地欣赏，或者随着节奏而起舞，做着歌词的口型。两年以来，在我听过的大量歌曲中，真的是很少有我懂它在说什么的！

       现在自己开始写歌了，更体会到很多音乐人的心情。网络对传统唱片（工）业的冲击，造成实体唱片销量剧减，置身于次文化的音乐人们本身就捉襟见肘，少了这份收入，更是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在国外尚且如此，何况和人口比起来，演出市场完全可以算作无人问津的大天朝？那么，那些不靠现场为闪光点的音乐人，就更不用说了。同时，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我也不希望别人随便下载、听听、然后删除我的音乐。

       音乐形式的转变，也许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在新旧交接的转型时期，也总是会出现怀旧的人，比如我；同时会有不顺应生产力发展，最后销声匿迹的音乐人，也有新兴生产关系的弄潮儿——如Arctic Monkeys乐队。

       由苹果旗下iTunes引领的数字音乐的形式，会不会取代实物销售，以及今后音乐的生产关系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还是未知数。

       其实我对DVD，也是差不多的感受，就不赘述了。大概俞秋阳同学只看DVD，不看下载的电影，也同此理吧，只是比我更加坚守阵营，或者说更食古不化。

       想起《老无所依》，又感伤起来。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讲，面对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为人处世的方式等等一切传统的东西，何去何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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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一首淫诗，我却一边看眼泪一边转啊转。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打动我，我都很久没有被什么东西感动过了……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