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坦：秋天

答汉风和雨君

关于我的被不上课及其他

萧瀚

汉风和雨君：

您好！

网上看到大作《萧瀚老师印象——有感于萧老师“被不上课”》，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期待。由于您谈到的许多问题多少有点关乎公共领域，所以，我想做一些回应是应该和必要的。

一．被不上课是怎么回事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程序，什么理由，以及什么人作出这个停课决定。报道上说停课是“或因介入公共事务太深”，是记者问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可能吧，并非我自己这么认为。

我只知道下学期的选课单上没有我，本来至少有《中国宪政史》（本科部）或《经典著作导读》（研院）。至今院方也没有人跟我谈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太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谈吧，这些我都理解，唯一不理解的是停课本身。当然，这件事还没完，我先看看再说。

二．关于我的写作

我从小喜欢东看西看，对我来讲，只要是中文写的，只要感兴趣的，我都想了解。法学对我来说，是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一扇窗户，是我剖析这个社会的一个工具，非我安身立命之所，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法学家，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我最想做的只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连人都做不成，别的我以为大约都是没有根基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写作是杂乱的，没什么体系，没什么专门的目标，一切围绕着关于人的思考，所以有专门的法学论文、时评文字，也有其他文体的文字，而且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讨厌论文这种文体，除非真正有大思想，我不喜欢这东西，再说真有大思想，也可以有更好更合适的文体选择。许多时候，我甚至喜欢用格言体写作，您看着这些文字不以为然，我想那是个人偏好问题，我从来不会按照别人的要求和期待来生活，想必您也是如此。

三．我是不是偏激、激烈了

您以及其他一些同学，认为我偏激或者激烈，尤其近来更让你们觉得很难接受。我自认为是个择善固执的人，因此也会尽可能地从善如流，但在普遍被不能说话的语境下，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我来接受你们的批评。如您所言，您和许多同学可能和我一样都讨厌或者反感某些现象，只是不喜欢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反抗方式。这个问题，我没法和您讨论，除非咱们一起争取到了言论自由。此话头就此打住。

至于我在文字中有时候会出现脏话，这是自然反应，比如唐福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诅咒了、谩骂了。您对此很反感，我理解，许多朋友都批评过我这样出口谩骂（我谩骂的已经很少了），有朋友甚至直率地痛斥我这是个人修养问题，我承认这是个人修养问题。不过，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对着或具体或抽象的他们，只是因为隔得太远，不然我会操家伙对他们——我倡导非暴力，可我也尊重正当防卫。

您举例蔡元培不屑于戊戌人士骂人的例子，暗示我这样难当大任，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从来对大任没兴趣，只对本应属于我的那份自由感兴趣，在公共领域发言，仅仅是因为那些公共事务与我这份自由荣损与俱的紧密关联。

四．我能做什么和我该做什么

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与青山绿水中度过的，那是幸福的，但我也过早地开始看到不公与不义。青少年时代的偶像是刘宾雁先生和李敖先生（虽然现在毫无疑问删除了李敖，但依然感激他的启蒙），后来就没有偶像了，除了人之外，世上还有更高的敬畏，虽然一切人格高贵的人都是我充满敬意的。

那么我能做什么，我所希望的自己，只是忠诚于我所认知的真理，想说话的时候尽可能不吞吞吐吐，同时对公共言论伦理负责。正如在课堂上，我不可能按照所谓大纲之类的东西来上课，因为这是上课，我得尽可能做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别人讲过的我不讲，我以前讲过的不讲。”虽然无法做到，总得努力。这是作为一个教师，我目前唯一能做到的。

除了我能做到的，我还应该做什么？

我的本性是希望独善其身的，可是如秦晖先生所言“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当今时代，无人能独善其身，我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没有能力对身边甚或社会之事完全超然物外，我的本性决定了做不到像蒙田那样“智者可以找到比驯服疯狗更有趣的消遣”（茨威格语），因为疯狗的尖牙利爪之下，是一个个跟我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大活人，他们的自由和生命与我连在一体，我虽没有心力和能力事事关心，但也没有能力事事冷漠。

至于您提到的希望我能自我保护，我一直在自我保护，我的本性是个怯懦的人，恐惧一切可能加于我身心的枷锁，然而如晚明大儒孙其逢所言：“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我恐惧有祸，更恐惧有愧。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活法，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需要去做完的事。当你们年轻的学子们对我的激烈不理解甚至不满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地理解你们的圆融，我很羡慕这样的圆融，但我做不到。

虽然年过四十，但还能被人看成激烈甚至偏激，这是我的荣幸。虽然它不能证明我热愛自由，更无法证明自由本身，但至少这是除了入狱之外，唯一还能证明我活着的证据。

2010年1月2日於追遠堂

列维坦：船上的风景（1880年底）

新浪管理员先生，

怎么会连这样的文章都不让发呢，这是理论文章，我恢复了，希望不要再被“私密博文”了，顺致新年快乐！

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下的新闻伦理

萧瀚 

1.      通常所谓的“三权分立”，是指政府公权力本身的限制与分立结构，它已经被证明是目前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限权分权模式。

2.      除了公权力之外，任何一个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也都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即政府掌握的公权力、社会自行产生的习俗力量（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利）、个体公民的权利。

3.      社会的习俗力量具有双重属性，即其面对公民权时的权力性和面对公权力时的权利性，它是公民权面对公权力时的保护带，也是公权力面对公民权时的缓冲带。一定程度上，这一绿色地带直接决定一个共同体的健康程度。

4.      古今中西的制度都表明，健康的共同体，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权力和权利非常强大，而公权力相对无为，公民权也比较完整。

5.      上述三者即政府、社会、公民也存在着相互制衡、彼此消长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决定一个共同体生活是否基本健康。

6.      极权政治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在上述三角关系中，社会权力和权利以及公民个人权利被政府公权力彻底消灭，三角只剩下一角，根据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作恶原理，这样的共同体必然成为地狱。

7.      如果将政府权力、社会权力与权利、公民权利三者总和设定为100，那么1949年以后，权力、权力和权利、权利关系的此消彼长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前30年，政府权力100，社会权力和权利0，公民权利0；后30年，政府权力从100开始下降，公民权从0开始上升，社会权力和权利也从0开始上升，但政府权力依然是决定性的巨大力量。

8.      由于公权力100、社会权力和权利0、公民权0这样的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征，为此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公权力从100的状态开始向“消”方面转变，而公民权与社会权力和权利则向“长”方面缓慢改变。

9.      上述消长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前30年几乎完全没有法律，后30年的法则似有若无，简单概括就是，前30年无法无天，后30年有法无天。

10.  一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上述权力权利三角关系的晴雨表，从一国的刑诉法立法与司法中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公民权受保护的状况，从一国的表达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立法与司法中可以最直观地看到社会权力和权利的状况。

11.  立法是否达到精英与大众的民主结合，司法是否独立，是衡量一国之公权力是否限于公共事务并且服务于公共事务的基本标准。没有前者，立法必蜕化为强势者攫取民利、损害民权的恶法，没有后者，司法必成为强势者攫取民利、损害民权的护法。失去上述两者，行政权必是强势者攫取民利、损害民权的直接恶。

12.  中国的新闻职业正是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目前它存在着两大困境，第一，缺乏公权力的无为之助，即权力管制状态导致该行业的奴役状态；第二，缺乏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为之规范，这包括行业规范的自律和行业共同体的互助。

13.  新闻业推崇的两大基本原则：真实报道、独立报道，存在着两种状态，一种是公权力未管制状态，另一种是公权力管制状态。前一种状态下，媒体报道的内容可以完全依照独立和真实这基本准则衡量，后者就很难一言蔽之，得看具体情形。

14.  在公权力管制状态下，新闻界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自己的报道能否对真实本身负责，第二，能否完全漠视公权力管制。然而，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新闻界没有一家媒体有底气说自己能够完全不顾忌公权力的管制。

15.  新闻业在政府、社会、公民三者的权力权利三角关系中，所代表的是社会权力和权利一角，面对公民权，它常常是一种非公权力的权力，面对公权力，它又是代表社会权利。

16.  新闻业的真正使命在于实现公民权中的言论自由，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和权利，其内在的职业价值是实现整个共同体的求真意志，将公权力和公民权都吸引到诚实这面大旗的麾下，因此，它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超然性质，既不屈从权力，也不谄媚大众，只对真相负责。

17.  虽然间接的求善本是所有职业共同的默示伦理诫命，但职业分工决定了依靠职业间的合作与制衡以及共同体中大众正常行使公民权才能达到求善的目标，因此，新闻业的求善原本只需要其以求真来达成，而不是直接的求善。

18.  然而，当代中国制度下，新闻业的求真职业要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达到，即公权力和大众都毫不关心的领域。一旦遭受公权力管制，或者大众错误的威压（当代语境下，这种情况不很严重），新闻业的求真都可能受阻。

19.  正是这种职业伦理受阻现象导致了许多职业需要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伦理直接承担之外，直接承担更多原本间接的伦理目的，于是，新闻业在当代语境下，除了求真，还需求善。

20.  正是中国当代新闻业的这一双重特性，决定了它的职业行为，既可能是为虎作伥，也可能是主持正义。当它事实上成为强势的公权力帮凶的时候，它就是为虎作伥；当它事实上成为弱势的公民权助力的时候，它就是主持正义。

21.  从上述论述中可知，新闻业在公权力没有管制和大众没有无理威压的情形下（主要是前者），可以只承担一种职业伦理要求：求真。

22.  假定这样一种情况，某公民涉嫌犯罪，新闻业应该如何对待独立调查下涉及此公民涉嫌犯罪事实的报道？这里会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或公安机关尚未对该公民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另一种情况是已经进入刑事司法侦查程序。

23.  前一种情况下，表明该公民的基本公民权尚未被政府公权力干涉，在目前权力、权力和权利、公民权三角关系中，其权利是完整的，此时媒体只要能独立真实的报道，当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4.  后一种情况下，表明该公民的公民权已被公权力所控制，在当前根本无法保障基本人权的《刑诉法》及其相关制度背景下，媒体对于自己独立调查的真实情况该如何对待？

25.  在经典的政治学、宪法学理论中，政府权力通常被假定为一种人们不得不忍受的恶，全世界通行的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这一刑事司法原则正是建立在这一政治学基本原理上的，由此逻辑推演的合理结论就是，一旦一个公民涉嫌犯罪而被刑事侦查，那么就必须假定政府权力可能要侵害其公民权。

26.  由此可知，此时媒体对此事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继续站在自己独立立场上报道，然而，无保留地彻底陈述事实需要这样一个媒体必须自律的语境：就是对现行刑事司法制度批判前提下（现行刑诉法是一部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连国际及格线都达不到的恶法），报道该涉案公民的一切涉案事实，无论对其有利还是不利。唯有如此，新闻真实的追求才可能合乎正义原则。

27.  进一步言，在现行制度下，由于公权力与公民权之间的力量根本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公权力的几乎无限制与公民权的极度幼弱，即使能够在批判现制度前提下，全面报道被羁押公民的全面涉案事实，都可能是对公权力的助纣为虐。只是在报道完整性原则下，以及维护遭到侵犯的法益救济权意义上，它才有差强人意的新闻真实价值，然而它依然可能与生命权、自由权的至高无上性质冲突。

28.  然而，任何一个当代中国媒体，你们扪心自问，第一，你们有没有上述全面报道所需的专业法律水准？第二，你们有没有这样专业的新闻勇气？遍寻当代中国媒体，我敢说，能够达到上述水准的媒体一家都没有！倘若有这样的记者，报道被阉割刊登，你们也是默许的吗？

29.  既然达不到如此理想状态，怎样做才能使得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的同时符合正义原则？

30.  新闻职业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原则，就是平衡报道原则。所谓平衡报道无非是要求报道者能够给予涉事各方公平的调查采访与表达机会，有些记者在调查涉案公民的涉嫌犯罪事实的时候，请你们再次扪心自问，当你们无法调查到公权力如何进行侦查活动的时候，当你们连侦查期间有没有刑讯逼供都没搞清楚的时候，或者虽然采写了但无法发表，这时候，你们怎么有脸以对新闻真实负责的自我欺许，报道不利于被羁押公民的信息？

31.  在公权力无法得到基本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在当前中国邪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至少在涉及刑事案件时，如果无法做到全面的平衡报道，新闻界在涉及被刑事侦查公民的报道中，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如果不敢或者无法质疑公权力的所作所为，那么就应该只报道于涉案被羁押公民有利的信息，而不是偏袒公权力或者对公权力保持沉默，却津津乐道于对涉案被羁押公民不利的信息。

32.  然而，这样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假定新闻界如我上述所言，只报道于涉案被羁押公民有利的信息，而采访调查中却获得了该涉案公民确实涉嫌犯罪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利益，这时该怎么办？

33.  毫无疑问，永久性地隐瞒涉嫌犯罪者的涉案事实，对被其侵害的法益也是一种伤害，也常常因此而伤害到无辜者。为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待刑事司法程序终了之后，将原隐瞒事实予以公开全面地报道。

34.  这样做可能产生下述结果：即使在公权力无边的情况下，现行刑事司法程序也没能调查到涉案犯罪嫌疑人侵害法益及其相关公民的犯罪事实（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极难发生的，更多的情况是涉案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从而犯罪嫌疑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只能对此遗憾，因为法治精神中包含着“宁可枉纵罪犯，也不能冤枉无辜。”原则，绝对报应主义是早已被抛弃的理念。

35.  在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中，借助国家权力要实现的司法正义，必须建立在公权力分立与受制衡的基础上，当这一前提无法达到时，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公民权是一种权利，公民之间的刑事犯罪产生的公民权救济，也是一种权利，两者本应得到公平的保护，但因上述制度原因两者无法同时得到互不冲突的公平保护，此时该做何取舍？

36.  我认为在如此情况下，应当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权利滥用之恶与公权力相比是小恶，公权力之恶才是大恶，为此，从遏制公权力之恶的角度看待，在上述两种权利无法得到无冲突的公平保护时，只能放弃公民之间的刑事犯罪产生的公民权救济，而保护涉案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37.  其实，在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下，即使刑事案件已经终审，犯罪嫌疑人因司法程序未能调查到相应证据而致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如果一旦发现新证据，逃脱者无法逃脱，可由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而重新审判。因此，因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不能全面报道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媒体人，大可不必因奉行上述报道原则而担心枉法（即使犯罪嫌疑人因勾结公权力而脱罪枉法，这账也得记在拥有刑事司法权的具体渎职者身上），当然采访的材料中涉及犯罪嫌疑人勾结公权力以枉法脱罪的应该被报道。

38.  本来按照经典的“一事不再审”司法原则，即使有新的确凿证据证明被枉纵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司法程序也只能望人兴叹。然而，如果新闻界真能奉行我说的上述原则报道，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此恶规定，反能因其恶而行善，只是新闻界绝大部分人不懂这一点，从而无法正确履行新闻职责。

39.  上述一切论述，统统基于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所有构成社会日常生活运转的各种价值观，存在着价值位阶序列问题，新闻报道权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知情权也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人的自由、生命等则是更高的基本价值。一个健康的制度会让这些价值处于和谐共存互不侵犯的状态，然而恶制度常常将它们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状态，如果无法兼得地同等保护，一个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以保护生命与自由为最高准则，没有哪种价值高于它们。

2010年元旦於追遠堂

“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一）

萧瀚

1.“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一（12月12日）：纪念73年前的今天，最重要的是提醒我自己：历史从来都是由白痴以及白痴们决定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神奇之所在，如果历史都是由智者决定的，这世界会单调得让人烦，因为智慧都长得差不多，而愚昧却千姿百态。

2.“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二（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昭示了人类邪恶所能达到的某种极致。异族入侵之罪易于被记忆，族内自残之恶易被保护性遗忘——曾国荃破太平天国南京时屠杀的人数也达十万之众。“兽性大发”是错误的，是对野兽的侮辱，唯有人才会干出滔天盈宇之恶，是为“人性大发”。

3.“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三（12月13日）：今天是戏剧家曹禺祭日，他的著名临终遗言说自己这一生太听话了。中国缺乏西方结合先知传统和贤哲精神生成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国只有文人传统——“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罕有独立于世俗权威的信仰与真理追求，除了臣服于政权别无寄托。

4.“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四（12月13日）：31年前今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邓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主题。可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类的东东只是“奉旨”而为，它是政治实用主义的产物，唯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是求真意志的最后归宿。

5.“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五（12月14日）：华盛顿逝世310周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抗英行军途中，常怀念自己的庄园，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回家。一个对权力不感兴趣但公共关怀深切者，往往才是最合适的掌权者。华盛顿可遇不可求，美国之幸在制度——它假定一切掌权者都会滥用权力，于是他们得善治。

6.“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六（12月14日）：阿尔巴尼亚发生革命，东欧剧变进行时。这些事过去将近20年了，充分证明一个简单道理，任何暴政，无论是外国流氓强加的，还是本国流氓勾结本国白痴实行的，终究都会完蛋，最多只有早晚之别，没有完不完蛋之异。

7.“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七（12月14日）：15年前，当代全球最白痴的工程开工。若在国外，诸如三峡工程首先遇到的是人权问题，其次才是别的。但中国没有人权所以就没有人权问题，工程启动很顺利，多年来对三峡工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地质、水文、气候等问题上，而非人权问题上，这是本末倒置。

8.“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八（12月14日）：1960年，联大通过给殖民地独立的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推动者是苏联。历史的讽刺在于，那些奴役乃至屠杀本国人民的政权，在国际上反倒搞得很正义的样子——然而，即便如此，有时候虚伪的正义依然正义。

9.“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九（12月14日）：17年前，中国首例女性变男手术。上帝常跟人开玩笑，把男人的灵魂放进女人的身体，或者相反。每个人都具双性气质，若与肉体状态呈相反比例，就很悲惨，好在科技或许稍能弥补。这或许可以让许多人理解并尊重同性恋这一自然的人类现象。

10.“历史上的今天”随感之十（12月15日）：以色列判处艾希曼死刑48年。二战后期，艾希曼执行“最后解决计划”，屠杀至少200万犹太人。在法庭上，他骑士般地自辩屠犹是履行职责。这激发了阿伦特“恶之庸常化”（banality of evil）之著名概念的诞生，“恶之庸常化”是极权最严重恶果，也是最重要养料。

2009年於追遠堂

李庄事件随想

萧瀚

1. 中青报发表的报道（那怎么能叫报道呢，奇怪），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职业伦理，中青报怎么会变成这样，匪夷所思。希望中青报依然是卢跃刚的中青报、李大同的中青报。

2. 不管李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法程序必须保护他的基本人权。程序正义应该保护所有人，不仅仅保护天使，也要保护魔鬼，不能保护魔鬼的程序，也不可能保护天使。

3.  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决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以前的“严打”滥杀了多少人都无法统计，教训被遗忘了。常规的刑事司法一旦搞成运动式的诸如打黑打白的，只能是抹黑或黑吃黑。

4. 法治国家里，都有一些基于特殊职业而来的刑事作证豁免权，例如律师、牧师，目的是为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能对他们彻底诚实，这样才能让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完整地从业，让当事人得到完整尽职地服务。

5. 美国人也恨律师，认为许多律师昧着良心帮助真正的罪犯开脱刑责，这是一个不完美社会的不完美代价，他们知道如果改变现有的律师制度只会更糟，不可能更好，所以他们忍着。法治精神的态度是：“宁可错放三千，不使一人冤枉。”而专制制度则相反。

6. 我已经说过N遍，还要再说一遍：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几乎完全无法保障基本人权的，它连国际底线标准都达不到。这样的一堆狗屎制度（这是对狗屎的侮辱，向狗屎道歉）导致了当今大量律师无法承接刑事案件，如果哪天我下决心去做刑事辩护律师，那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7. 北京律协“期望并相信重庆司法机关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办理李庄的案件。”在一个几乎完全无法保护基本人权的刑事司法制度下，这么说是无耻的。作为非政府官员，非公务员，人民对公权力正确的态度，就是恶意推定，除非他们经过公开而严格的正当程序证明了自己的公正。

8. 《刑法》306条款被法学界视为恶法，这个思路本身就是错的——问题主要不出在实体法，关键在于相应的程序法是不是能尽可能公正地完成其善，遏制其恶。问题恰恰出在刑事诉讼法上，邪恶的程序法加上基本正确的实体法是恶中之恶，比没有正确的实体法还要恶——它不但作恶还掩盖了恶。

9. 实体法《刑法》固然恶法累累，但与《刑诉法》相比，则是小恶见大恶。《刑事诉讼法》才是举国第一大恶法。不对这部恶法进行根本性修订（甚或彻底推倒重来），我们每个人的人权都无法得到最底线的救济。一国的刑事法专家都不注重程序法，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法盲之国。

10.  美国最伟大的刑辩律师丹诺，曾因涉嫌贿赂陪审团而受审，但他为自己赢得了辩护。公正之法当然不可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但关键是要以正当程序保障。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任何蔑视手段伦理的做法最终都会导致惨剧——甚至可以说目的越伟大，结果越悲惨。

11.  正当程序虽无法达到绝对正义，但是它或许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正义，既然人是不完美的，就不能要求人制定的制度完美。宪政民主法治等制度正是建立在人的不完美性基础上，如丘吉尔言“民主是最差的制度，如果没有专制。”追求别的正义可能会出错，但追求程序正义犯错概率最小。

12.  刑法与刑诉法最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特征：实体法烧香，程序法掏枪——即“好话说尽，坏事干绝”。话说回来，刑法本身也是一部恶法，它因制定了68条死刑罪名列世界刑法吉尼斯纪录。故上述概括应改为：“好话说不尽，坏事干不绝。”——因为在中国只有更，没有最。

13.  许多国人好用“好人”“坏人”讨论刑事司法问题，他们眼里，好人要保护，坏人则随便。这是毛“一个指头九个指头”论翻版，最后九个指头变成一个指头，好人被成为坏人。刑事司法问题上，必须坚持无罪推定，任何人未经正当程序审判被确定为“坏人”，都必须假定是“好人”。

14.  如果允许政府不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就等于承认我们自愿被奴役；如果允许政府这样对待律师，那么最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我们被政府奴役之际，没有一个律师能为我们做什么。为李庄的程序正义呐喊，就是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正当权利呐喊。

15.  我一直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现在也没改变这看法。但是，在目前中国官僚制的集权模式下，权力不受限制本身就可以让他作出许多恶来——重庆打黑便是一恶！在一个恶制度之下，一个掌权者的最高美德如果不是改变恶制度本身的话，那么就是什么都不做。

16.  转型时代，渴望出现大政治家是正常心理。正因为此，对有能力的掌权者更要加倍警惕，雄才大略者如果没能改变恶制度本身，其有为之治往往会遵循无限制权力本身的逻辑而成祸害（例如朱镕基）。唐德刚曾叹息康有为该改名无为，一个没有权力者尚且如此令人担忧，更何况手握重权者。

2009年12月20於追遠堂

有谁还记得那时候的万圣吗？

雲邊居士按：

这一系列的文字，是完全为我在新浪微博量身定制的，因此每条都是140字以内，我在新浪的微博，承蒙新浪厚愛，现已开到第十个（萧瀚微博之十），会开到第几个，需要开到第几个，以及能开到第几个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只要有机会说话，我就不会闭嘴——说我想说的。

2009年12月19日

万圣随札（之一）

萧瀚

1.      “万圣随札”之一，缘起：万圣是我每个月都要去个一两次的地方，网络购书已很方便，可是我喜欢呆在书店里一本一本翻过去的感觉，这是一种恋情，我想苏里先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比喻。写这个简短的系列，不是要向人荐书，只是觉得让偏见畅所欲言是件好玩的事儿。如果没有万圣，我是不会一直呆在北京的。

2.      “万圣随札”之二：《面向秋野》（帕乌斯托夫斯基，湖南文艺，2008），此书1985年曾出，后一直未再版。帕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反正属于蒲宁唯美主义系列的作家我一概喜欢。这部书以前读过好几遍（与《金玫瑰》有重合），这回是因看到插图本，装帧漂亮，便又买了，满足的是购书欲，不是读书欲。

3.      “万圣随札”之三：家里领导推荐读赫拉巴尔，于是买了一堆，唯独少了那本最著名的《过于喧嚣的孤独》。那天等苏里先生聊天时，在醒客看了几篇，确实好！译家介绍说他是哈谢克之后最杰出的捷克文学代表，杨乐云先生年届八十后开译，译笔美不胜收，四天前杨先生去世了，谨以此聊表谢意、敬意和哀悼。

4.      “万圣随札”之四：錢锺書先生对诗的定义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读外国诗的感觉很好，哪怕翻译得不怎么好，英文之外的诗读不了原作，只能读译作。这回买的《法国诗歌译丛》系列八本（世纪文景，2009，装帧尤其让人喜欢），初读这些诗，不管别的，意境都很美。读诗少了，感觉生活干涸。

5.      “万圣随札”之五：《小王子》已有多个版本了，可是只要有新出的，装帧不是太难看，还是会手痒。这回买的是译林03年版09年重印本，以前没注意到，最喜欢的还是上海译文、周克希先生的三合本（中英法），百读不厌的书很少，至少于我，《小王子》当之无愧。万圣的《小王子》版本种类太少，小小遗憾。

6.      “万圣随札”之六：《伦敦的叫卖声》（英国随笔，上海译文，2006），此书早出了，以前没太注意，源于对英国文学史陌生。哈兹利特、兰姆、德昆西、斯威夫特、伍尔芙等人本不陌生，但对阿狄生、斯梯尔就一无所知。英国式的慵懒随笔往往不是20来岁年轻人容易喜欢的东西，只因读他们需要点阅历。

7.      “万圣随札”之七：《西方藏书票》（子安，2009.11新星版）作者是个藏书票收藏家，很喜欢他那种痴迷劲儿，这本书讲了很多藏书票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珍品的图案渊源。藏书票体现藏书人的志趣、品味，常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叶灵凤的凤凰票很著名，也是国内藏书票中极品，见过柏杨的藏书票，不喜欢。

8.      “万圣随札”之八：《城邦》（英.帕克，山东画报2007）此书在公共汽车上读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说古代，而帕克却是对西方政治史（主要是地缘政治史）的另类叙述，我很认同这种叙述。此书给我的启发是：西方历史是从城邦到城邦联盟的扩展史，而中国也许是从帝国鬼打墙到城邦再到联盟——遥望未来。

9.      “万圣随札”之九：《以色列与启示》（沃格林，译林2009.10）书太厚了（700多页），没勇气读完。因关注犹太现象，书虽然厚但对我诱惑力不减，尤其最后一部分专门谈先知的。果与韦伯相关（韦伯是他毕生佩服者），这位犹太政治史大家的《政治观念史》系列中译已出不少，读他会被其百科全书式的博学震撼。

10.  “万圣随札”之十：《波斯战火》（英/汤姆.霍兰，新星2009.12）翻了几页，果如所荐，必是好书，又该是本公共汽车上读完的书。读这种书最愉快，除了给你知识和快乐，对读者毫无要求。随着年龄增长，纯粹阅读乐趣的空间往往备受挤压，明知这是异化，却依然无法不迁就定向求知与思考这样的功利目标。

2009年12月19日於追遠堂 

这个家，而今安在？

去死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萧瀚

1、以法学教师的职业身份，我似乎应该以貌似理性或者专业的方式来讨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其相关恶法（以下即以此法代表所有关乎拆迁的恶法），可是，说实话，我厌倦了那种做法，对这部恶法的批评乃至批判我已经做过不少，今天，我只想用人的基本情感和良知痛斥乃至诅咒这部恶法。

2、诅咒这部当代最血腥的恶法，并不仅仅因为唐福珍自焚。因拆迁而自焚的国人已不是一起两起，因拆迁而家破人亡的国人也不是一个两个，因拆迁而上访者更是数不胜数。

3、对这样一部恶法，从法律上讨论它应该被废除，简直是侮辱真正的法律精神。然而为了说服那些为成天压迫者着想的被压迫者、愚盲者、动摇者，我还得浪费时间写那种东西——不久我就会对这部恶法进行更为全面而猛烈并基于法律的批判。

4、真正的法律精神无非是用理性、严谨的方式，阐释乃至确定我们生活中中正而仁慈的常识。只是为了维护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由与尊严，我们才需要服从法律。

5、如果一部法律使得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变得貌似合法而且是生活常态，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恶法不是法律，恶法是法律的反义词，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就是这样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它是法律之敌。

6、拆迁本该是民事活动：利益双方关于土地权益的交易平等谈判的结果，它必须是自愿的，而且只能是自愿的。而在中国，拆迁是一个行政活动，它是可以强制的——这意味着政府在土地方面拥有它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性质变化不导致暴政是绝无可能的。

7、所谓土地公有制，这是财产领域的最大骗局。中国之所以数千年深陷中央集权泥淖，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关系甚巨，韦伯曾说“中国的土地权利至少在1500年的时间里是极不稳定的”，他不知道，他身后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土地权利终于稳定了，那就是人民彻底失去了土地权利，今夺明抢全由官府。

8、在这整整六十年中，中国公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是零甚至是负数。所谓的土地国有制，在现实操作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能沦为土地党有制或者土地政府所有制或者土地政府官员所有制的遮羞布，所以，在中国，人民的每一寸土地随时都可能被官府剥夺，随时都可能把你赶到大街上无家可归，随时都可能让你从一个有产者变成穷光蛋，随时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者变成一个除了自杀别无出路的绝望者。

9、作下如此滔天盈宇之恶的政府，凭借的无非是这么几句陈词滥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土地是国有的，不是私有的；我们是依法执行公务。

10、法律法理千条万条，最终要回归到人的常识，要回归到基本的理性与良知，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如果一部法律会让我们原本正常的生活顷刻间化为乌有，它的理由无论看似多么庄严神圣都是邪恶的，这样的法律不可能不是恶法。

11、 真正的法律必是呵护弱者，抑制乃至禁止恃强凌弱。仗势欺人，打着国家利益旗号为各种各样利益集团而损害千千万万弱民利益的法律，必是邪恶的假法律。

12、 各地政府在为自己的拆迁暴政辩护的时候，经常会拿出一个极端无耻的理由，就是所谓的被拆迁户漫天要价，且不说被拆迁者是不是漫天要价，即便人家是漫天要价，那也是他们的权利，说到最后一步，我就是不想走，我的房子不卖，你凭什么拆我房子？

13、而就是这样极度无耻的理由依然还能忽悠那些冷漠的心智，我不知道哪天当推土机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他们还能不能赞成这样的理由。再说，即使你赞成这样的理由，凭什么否定那些不愿意被拆迁的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14、 对于批评、批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我早已没有耐心，我只想用人的正常情感与理智诅咒它早日死亡，这部恶法不亡，将会出现更多的唐福珍，唐福珍不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15、 最后再说一句，只说一句：“去死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009年12月5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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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曰：“磊磊涧中石”

雲邊居士按：

有朋友误以为今天是我生日，我的生日早过了，谢谢朋友们的祝福和充满善意的误会！

四十感慨

萧瀚

人到四十岁，会突然觉得和生命有种亲密的疏远，于是总想说点什么，例如胡适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便很著名。

四十岁，于我是个奇怪的年龄——我怎么会这么老了呢？我对自己变得陌生了。

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我倒是一堆的惑——惑于人生而不知，惑于未来不明，惑于真理暗昧，惑于精力不济，……总之，除了感到韶华易逝，想做的事还一点谱都没有，之外就没别的了。

跟女友在一起，常谈及一个问题：人生有没有目标？显然，我的人生是有目标的，而她的，照她自己说法是没有目标的。若以走路比喻，我是一边看风景一边赶路，而她则是纯看风景的。于我，光是赶路，人生没有意义；光是欣赏风景，会漫无目的——当然万一两者不能得兼，宁取赏景而不赶路。

对有些人而言，或许人生既无目的地也不欣赏风景，于他们，人生只是一场游魂孤旅。

事实上，我并不那么相信人生完全没有目标，便如女友，她的一切都让我喜欢，她漂亮（不过没有赫本漂亮，也没有苏菲亚罗兰这般性感）、温柔、沉静、善良、酷愛读书（我暂时还没见过如她那样能持续地完全沉浸在纯粹阅读乐趣中的愛书人），写得一手好文章（自家人不敢乱夸，但至少远胜过我），甚至喜欢她的生气——而她几乎是完全不生气的人。这样的人，她的人生会没有目标？我想，她并非没有人生目标，或许只是比我更不功利，更自然洒脱而已。

据说，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会迅速地回忆自己的一生，而谁能离开童年呢？作为1969年生人的我，童年是吃不饱饭的，这在伟大领袖的中国实在正常得要死，估计现在没发福跟那时候有关吧。

不过，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

我的童年在大自然中度过，我能想到的童年，是潺潺的溪流、葱郁或枯黄的树木，还有明月在天静如处子，寂静与黑暗夜晚中野兽的叫声，以及可以钓黄鳝兼游泳的水塘，遥远的山峦和连绵的阡陌，这些，我想奠定了这一生热愛生命热愛自然的底。

我想，永恒的乡愁，只是童年的回忆。童年，带给我的不是童年，而是一生；它带给我的快乐也不仅仅属于童年，更属于一生。它是我萎靡时候的奋进剂，落魄时候的北斗星。

父亲是个书虫，除了书，好像没有其他愛好，于是我从小也泡进了书堆。因为书，我们家基本上还算是个民主的家庭，父母对待孩子是讲道理的，虽然有时候不免发作，要凶，要打，毕竟不是常态。

我感激父母，他们带给我在中国虽不罕见却也并不多见的愛书习惯，而这给了我真正的自由的起点，卢梭曾经说过，儿童时候没有训练思维能力，可能一生都不会思考，我想，我这个穷人，唯一的财富便是热愛甚至酷愛思考，而这终于带给我写作的习惯。

当我1988年进入大学的时候，人生仿佛张满了风的大帆，从我的前方张开，我将远航。一个小地方来的，羞怯得与女生说话都脸红的小男生，从此开始了新的思想性阅读阶段，汉译名著中那些艰涩的政治学、史学著作，那时候读了一堆，至于一直热愛的文学，那时候就读得更多——常有人以为我是中文系的教师，可能就因为至今还冒充文青的缘故吧。

大学的最大遗憾，是没有谈过恋愛。因为喜欢读书，又渴望愛情，于是成了愛情理论“大师”，忙着教别人谈恋愛，自己倒给忘了，结果只能把书当成女友。大一大二那会儿，暗恋着一个中学同学，给她写了一年多的信，居然一个情字都没有。如此乏味的男友，谁也不会要的。真正的恋愛，那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我至今也没完全搞明白，一直都很古板、专情的人，怎么现在会花名在外？——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这花确是实情，估计这是人到中年，老来俏了吧。骨子里，我从来不是个勇敢的人，在女生面前，追了不到两步没追上，便会停步折回，而且一追人就紧张得要死，搞得像个处女百般别扭，便是人家愿意跟你好，也被你的紧张弄得索然寡味，所以，我的恋愛宿命便是，喜欢的都是追不上的，追上的都是人家降尊屈就的。

中国人大都没有什么情感教育，早恋都是被禁止的——至少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无论父母、老师都把性和情看成洪水猛兽，文学作品里读来的那点情感知识，在现实里也没什么实践的机会。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常常觉得自己在感情生活方面极度弱智，理论一大套，到了现实全是纸上谈兵。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我的花心驰骋，反倒更见齐全，女友正确评价说我纵情不纵欲。

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市级银行工作，一年后辞职了，辞职是因为恐惧，恐惧于自己仿佛眼看着六十岁也是那样的生活，辞职还因为失恋，失恋通常都是让人漂泊的触机。

很小的时候，我就因为父亲一天到晚说北大，而无限向往这个神秘的地方。于是，一个流浪的北漂，到了北京，谋生是艰难的，而我想进北大，于是在万圣书园附近复习考研，这复习考研说起来很可笑，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没有自制力的人，那些考研的狗屎一概看不进去（于是老天很公平地让我考了四年），到了万圣便两眼放光，口袋里那点小钱，除了基本生活，差不多都送给刘苏里先生了——最可恨的是跟他结成死党为他书店做贡献还感激涕零。

直到29岁那年——天宫图上行运土星回归到本命土星的那一年，我终于不是如愿以偿而是筋疲力尽地进了北大，然而那个时候，北大早已没落（或者是垂死，不过比现在好，现在是死了），仿佛中天的太阳即将西斜到了血色黄昏，只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看起来北大还挺神气的。

我是个没什么天分的人，比如，记忆力很差，除了美女和笑话，别的什么都记不住；又比如，写作方面的才华，倘若跟女友比，我本该万分自卑的。虽然小时候就开始写作，但30岁之前可以说完全不会写文章，写出来都是根本不通的东西，虽然现在也不能算会写文章，但那时候的文字拿出来是可以用来吓人的。看文章跟欣赏书法一样，自己的字、自己的文章，在真正的好作品面前，是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自信的，因为你一打开那些杰作，就知道跟他们的差距得用光年这种计量单位。

可是，十年前，我这个毫无天分的人也开始写文章了，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敢发表出来——当然是在互联网上。投稿于我如追女人，毫无自信，此生迄今为止，投稿总量加起来不会超过十篇，只对写作有兴趣，而对发表到平面媒体毫无动力，如果没有互联网，我都不知道现在会怎样生活。

我不很清楚自己这十年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因为好像什么都写，数量可能在200万字到250万字之间吧——客观的自我评价，这里面还能看的，自己感觉还过得去的，估计不到十万字。幸好基本上没有出版，不然看着这些被称作书的东西，自己会活活羞愧而死。

现在，我依然在写作，在读书，在思考，当代中国，是无数人生活的地狱，却是思考者的天堂，虽然思考常常也不免痛苦，可这是宿命。

而关键是，我已经四十岁了，少年、青年时代那些人生一般的梦境，现在并没有做完，依然是迷迷糊糊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拾柴、钓虾的少年经历了只有阅读、思考而情感牵滞的青年，开始步入中年，真正的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每当年底，都会想到那些因意外而离世的不幸人们，人的一生平平安安完整度过并不那么容易。珍惜生命是一种义务，而其最本质的在于快乐地生活，勤奋地工作，做个自由地尊重别人自由的人，做个有尊严的人，做个对人有益（至少无害）的人。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种种现实问题，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功名利禄，该来不拒，不该来不要，至少不能让它们夺去了做人的尊严，妨碍了生活的自由，损害了无辜的他人。

如能做到这些，无论是四十还是五十，抑或七老八十，这一生也就没什么该后悔的了。

2009年12月2日於追遠堂

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张著名的照片

雲邊居士按：

成都“11.13”恶性暴力拆迁事件发生并且报道以来，已经逐渐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今天，新闻报道说唐福珍女士已抢救无效而死。本来，应该死的不是人，而是完全没天理、没人性的恶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是目前中国最恶心、最血腥、最无耻、最赤裸裸的恶法，为了我们的家园，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应当用自己每个人的努力铸成的洪流冲垮这部恶法：

“去死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谨以这篇六年半前的旧文祭奠包括唐福珍女士在内一切为保卫家园而牺牲的人们。

2009年12月1日於追遠堂

拆迁法治及公共行政伦理

萧瀚

继“8.22”南京翁彪自焚身亡事件，时隔三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再度发生安徽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不满被迫拆迁而自焚的“9.15”事件，拆迁暴力已成街谈巷议之恶谥。

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任何一个后发国政府着力扶持之要策，然于此过程中均不乏揠苗之举，公民基本权利亦因此呈显严重受侵害状态，城市规划则更是混乱不堪，难及悉数。上述所引及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的自贡市政府强迁恶政，全国类似情形实不在个别。为此，探寻拆迁法治之出路及公共行政应有之伦理实为当前要务。

至少应当保障程序权利

目前拆迁恶政所关涉之大局、各方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仅仅是一个1990年代以来的问题，也是1950年代以来的老问题。城市土地国有导致私人拥有地产成为不可能，因此从理论上说，就实体权利而言，政府看中或支持地产开发商看中某块地皮，此间原住民即无权继续享受该土地之利益。而非公有房产虽然号称属于私人所有，然房产之基础土地既然不属于私有，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在情实之中。为此，欲解决目前拆迁中问题，公平厘定土地权属当在第一义。

实体权利既难维系，程序权利亦不免相属。近年来，行政法学界、三农问题专家及其他社会各界虽强烈关注土地问题，但依然可说行政实践中未有起色。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以程序观之，此规定将身处弱势的被拆迁户置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其直接后果就是拆迁人愿意给被拆迁户不论何种条件，被拆迁人都必须接受。一句“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而彰显该法所确认之被拆迁户权利救济途径实为空洞无稽之极，除了耗费当事人的人力、物力以及崇法之信心，尚严重蠹蚀司法作为公正最后防线的阵脚。

为此，倘若解决土地权属不是一天两天之情事，解决土地流转的程序问题当非难事。以拆迁而论，立即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当已呼之欲出，若呼之不出，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殊难逆料。具体而言，其中第7、15、16、17、18、24、26、31、33等诸多条款都需要修订，有些甚至应当废除。这部条例反映出极端落后的行政管理思维模式，可谓命令经济活化石，因此要修订此条例，就必须确认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主体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一切（删去）利益的最终结果应赋予市场本身来确定。唯政府尽力从干预市场的身份转变为中间人，方可基本保证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即使此间关涉真实的公共利益而非单纯之个人利益，亦当循公开、民主之路径决之。

具体而言，政府如果直接成为一方利益主体，其与民间个体的利益交往也当遵循平等、公正这一基本的市场法则，保障政府行为透明度的一系列制度亦需紧随而上，例如，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保障当事人基本诉权等等。否则恃公权力欺行霸市则当以何种名称冠之？政府若作为地产商的单方支持者，岂非大资本幕后？

根源在于行政传统

法律虽难保被拆迁人利益，若有真实的独立司法及新闻自由作补，则被拆迁人的利益或可得部分补救，然这些都仅及人们希望之中，为此，被拆迁人被逼到自杀的绝路岂不正常？自杀者尚属理性，若强迁、暴力拆迁继续不受阻止，即便直接攻击政府官署难道就不会发生？当着政府官员面自杀，离杀政府官员只有一步之遥！

法虽不善，若无相应行政部门之执行，恐怕于民众也未必有大虞。以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法律尤其是一部并非善法的法律能够大行其道，其真实原因显不在法律本身，而在于社会情况本身就已经存在着恶行之基础，法律只是将这种恶行确定下来或者赋予某类恶行以合理性与合法性，拆迁暴力之所以在近年变得触目惊心，其法上的原因已如前述，然根本原因却不能从制定法中寻找，而需从50多年来的行政传统中寻找，为此，探讨公共行政的伦理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一种万能政府的制度架构下，行政部门的执法可谓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既可以不考虑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正义，也无需考虑被执行者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中，唯一被认为有价值的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因此为了这种“国家利益”可以“一利功成万骨枯”，行政执法的模式几乎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真正能够实现的往往只是那些手段的恶劣效果，至于国家利益等诸如此类的大话能否实现倒在其末了。

这样的行政模式到了80年代确实有所改观，但在观念层面上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直到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和实践的引入，行政部门作为国家管理者最重要的一个集群机构，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才逐步进入人们讨论的范围。

但是，在一种实定法的观念下，法的效力被认为天然地具有正当性，而不被置于源自自然正义的质疑之中，因此像《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这样一部处处显示出严重不公正的法律就成为行政执法部门的手中利剑。根据行政执法部门本身对待该法的态度，此时就会出现多种结果，第一种是机械地执法，即不对这部法产生任何作为执行者无需产生的看法而完全一板一眼地执法，对任何因此而导致的不公也不抱任何感情态度；第二种是消极地执法，即认为这部法律存在的问题太多，如果真的按照它执行将对弱势群体十分不利，严重不公平，因此就尽量避免执行这部法律；第三种情况是积极执法，即执法部门充分利用这部法律为行政部门自身谋求不该得的利益，或者政府官员某些人出于私利而充分利用该法带来的不公正执法的便利，支持地产商，欺压被拆迁人，甚至连这部法本身一些极其微弱无力的保护被拆迁人之措施也被弃置一边。

在此三种情形中，至今未及听说前两种情况，听到、看到的最多的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许不能说不存在前两种情况，但在如此法律之下，主要情况是第三种实在并不意外。

正缘于此，拆迁行政部门在被人们讨论而希望其成为公仆时，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也许是失望，因为，至少从上述三种情况的分析来看，行政部门作为执法机关并不是一点自由裁量权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法律允许它可以肆无忌惮不道德执法的时候,他们原本可以作出一定范围内的抗拒，例如明知拆迁将使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遭到毁灭性摧残，则能拖延就拖延，不能拖延就直接下裁决不予拆迁或者无需抗拒而直接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例如第16条）——理由非常简单：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未达成协议，强行拆迁就是不公平甚至野蛮的，但是他们却顺水推舟欣然接受一种不道德的执法方式，这正是当前公共行政伦理严重失范之真实图景。

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许修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倒是改变现行行政执法风气、行政人员的观念，尤其行政部门与被执行对象之间利益关系之调整殊非易事，因此釜底抽薪式的行政执法现状变局至少在目前环境下尚难见远景。不过，从拆迁法治化入手将是解决目前土地问题的当务之急，拆迁法治化步伐加快不仅仅促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同时亦有利于重新树立政府形象，并且可能逐步扭转长期形成的畸形失范的行政伦理。

2003/9/24

全国的舆论，你们都死了吗？

萧瀚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办金华村“11.13”恶性暴力拆迁事件报道已经两天，可是在这两天里，却见不到多少舆论的强烈谴责。

我想问：

全国那么多的日报，你们为什么不做声？

那么多的网媒，为什么音声寥落？

千千万万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不愤怒？

我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无限的悲哀和耻辱，让上天灭掉这片土地吧，我愿和你一起下地狱。

                                                       2009年11月30日於追遠堂

图片来源：http://www.oeeee.com/a/20091126/809252.html

“一定要选一张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

有感于“11.13”成都暴拆事件

萧瀚

看了今天的新闻《成都一女企业家楼顶自焚 阻止政府暴力拆迁(图)》（http://www.oeeee.com/a/20091126/809252.html），我有一种窒息感。

标题这句话就是唐福珍女士自焚之后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法律方面的评论，实际上只是在没完没了地诉说一些基本的常识，一些百姓们人人都懂，只有官员不懂的常识。

剥去这些常识外面的法律外衣，于我自己，我知道那只是最普通的现代文明需要具备的基本人道精神，无非是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还有愛，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是殖民主义扔给我们的破烂货。

我不在乎是谁送过来的，我也不在乎我们的老祖宗有没有这些东西，我唯一在乎的只是，我们能不能像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这样的疑问与关怀对上述这些不屑者同样有效：无论你们是左派还是国家主义者，无论你们是叫嚣着要杀人的还是动辄要崛起谁谁谁的，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难道你们不希望自己活得有尊严吗？”

普天之下，莫非凡人，是个凡人，就要吃喝拉撒睡，就要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要面对灵魂的饥渴，面对生命和死亡的思索。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哪个人不需要温暖的住房、合格的衣食、和乐的家庭？

哪个人不需要？

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打着服从大局的旗号，用推土机粉碎掉人们的基本生活，这是什么法律问题？

我要说，这跟什么狗屁法律都没关系，这只是个简单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们是不是人？

你们还是不是人？

我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理论分析一些最基本的人性问题，最基本的人道问题，最基本的良心问题，最基本的公平问题，最基本的正义问题。

而今天，当我看到这一令人心碎、令人愤而气结的惨剧时，一股透心凉袭遍我的全身。

我知道今天这篇文字，绝不可能是我一直以来自诩的社会理论或法律分析的文字，成文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檄文，而这篇檄文只有一句话：

“金牛区天回镇政府，你们除了被推翻，没有任何存在这世上的必要，愿天下所有最恶毒的诅咒都在你们身上应验，愿你们入火狱而永不得拯救！”

2009年11月27日於追遠堂

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在庭外

图片来源：http://www.infzm.com/content/37691

“严晓玲事件”感想

萧瀚

1.      今天南周刊登了一篇报道《网民帮人发帖，被控诬陷罪受审》（http://www.infzm.com/content/37691），是讲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严晓玲事件导致了三位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被控诬告陷害罪。

2.      严晓玲到底是不是被八个人轮奸致死，现在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但是如果警方调查的程序完全是单方行为，缺乏有关当事人的认可，不管是谁质疑警方都是一项基本权利。

3.      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三位帮助严晓玲的妈妈将控诉材料传到网上，即使这些材料缺乏确凿证据，但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极端一点说，只要人们不是恶意构陷（是不是恶意构陷得拿证据证明），对人命关天的大案替人代书何错之有？帮人将材料上网何错之有？议论几句何错之有？怀疑政府包庇罪犯又何错之有？

4.      马尾政府可能会说，你凭什么怀疑我们包庇犯罪？好！那么我问你们政府，你们可曾完全按照民主程序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你们拿出来的证据？你们可曾按照民主程序让人心服口服地认同了你们的调查？

5.      本案中，如果警方涉案刑警没有能够履行他们理应承担的解释与说明义务，没有用公民当事人能信服的民主方法接受其解释与说明，任何公民诉诸公共舆论质疑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怎么会构成诬告陷害罪？政府该做的是用事实证明人民错怪了自己，而不是堵住质疑者的嘴，否则岂不是欲盖弥彰？

6.      马尾政府或许认为此次自己很冤枉，所以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拿起政权的大棒痛打质疑他们的公民，顺便堵住其他公民的嘴。殊不知，这样做只能让人看到他们的气急败坏，看到他们的蛮横无理，看到他们的色厉内荏，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就是恶棍。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本身就是罪犯。

7.      我想，中国的《刑法》规定“诬告陷害罪”这一罪名时，立法者根本想不到各地政府能够如此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把人民对政府的正常批评搞成犯罪。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如此地不习惯被批评，仿佛他们天生神明英武，个个金光灿烂，老百姓除了对他们顶礼膜拜就没别的可干。

8.      马尾政府抓捕三位网友控告他们诬告陷害，这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了政府对人民的敌视状态，曾有人说当代中国存在着普遍的仇官心态，我倒觉得倘若真有这么回事儿，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官员普遍存在仇民心态，与人民为敌。视人民为寇仇的官员，人民怎么可能不视他们为敌呢？

9.      如果一国国民最大的乐趣就是对公务人员诬告陷害，那么需要反思的绝不是人民，而是公务员们，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人民是弱者，只有被欺负得过于悲惨的人民才会以公务员坐牢为乐吧？倘若公务员都是兢兢业业的，人民还希望他们倒霉，那这国家的人民岂不是有病？——从普遍意义上说，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国民心理环境。

10.  此事再次证明我多年前提出的公权力“罪错递增规则”，马尾政府本来可以将严晓玲事件处理得很合法，很得体，可是他们非要迷信暴力，迷信军警、法庭这些国家机器，以为靠着这些东西把人吓住就行了，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原本可能有理的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蠢无返顾地要将正常批评他们的公民“绳之以法”，看他们怎么收场。

11.  想起个笑话：某人旅行，见路边立一牌，上书“前方有大河，无渡”，此公不理睬，继续走，走了大约两公里，见一大河，无桥、无船，傻眼了，垂头丧气而返，到刚才路牌处，见路牌另一面写着：“傻瓜，欢迎回来。”

12.  马尾政府虽然走得已经挺远了，但不必憋在河边较劲不回来，也建议社会各界欢迎他们回来吧。让三位网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回家，向他们赔礼道歉，该国家赔偿国家赔偿，并以有公信力的方式处理严晓玲案，也许是马尾政府唯一能做也是该做的事。

2009年11月19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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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浪微博选摘（之一）

萧瀚

1. 名词解释“黑车”，指逃避政府和公司奴役、自由出租的私车，他们代表了黑暗的出租车垄断行业中微弱的自由星光。“黑车”这种称呼是对人民正常经营出租车业的侮辱和污蔑。日常生活中，只要他们价格公道，我就坐他们的车。（当然还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

2. 今年去世的陈乐民先生的遗著《启蒙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10月版）卷首语：“至此，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3. 《左传》里“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隐含了更深的含义：统治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关键看他想不想这么做。如果赞赏子产者承认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其赞赏与取缔言论自由者的思维内在气质是同构的。

4.  前几天与某先生聊起推房征地的暴政，两人都感慨：如果中国人也有持枪权，也许政府就不敢那么蛮横无耻了。

5.  儒家仁政的特征：儒家的文告，法家的实务——缺乏根本性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与监督，任何统治必是暴政。史料中的仁政记载只是偶然与临时的一现昙花，而日常的“仁政”则是水月镜花。以儒家始，必以法家终，儒家治国是不可能的，孔子治鲁便是这种“仁政”的典型模本。

6.  “仁政”思想塑造了包括尧舜禹孔孟等在内的偶像群（便是儒家所谓道统论），借极权政治它在现代不断幻化出新的偶像，其最大弊病在于无法确立非偶像的真信仰，使人在不断变换的偶像崇拜中轮回，跳不出鬼打墙的历史。

7.  中国近代以来逐渐开展的自由民主精神是无根基的，真正的自由与民主精神必来自信仰与理性的良性交融，信仰调动人的情感力量给人以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行动力及追求的坚定性，理性则提供自由与民主的实践方法。

8.  偶像崇拜调动人的偏见、迷信、仇恨等恶的情感力量，扼杀自由与民主精神。基督教在其最初1500年里，三位一体论的偶像崇拜导致教权扼杀自由民主，新教改革驱逐教权，解放真信仰和理性——开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

9.  读古代历史，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给人一个强烈的感受：在西方，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是古已有之，他们改进的主要是政治技术，政治观念方面并没有太大变化。

10. 培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依我谬见，读史使人绝望：人类并没有什么文明史，实际上只有野蛮史，古今中西的各种比较，沾沾自喜的人们自以为比别人更文明，其实最多只是少一点野蛮而已。

11.    重庆“打黑”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在中国，暴力含义的动词两边的主语和宾语常常是同一种东西——或者都不是东西，按照刑法修正案的定义，敏感词才是货真价实的黑社会，有了牠，其他所谓的黑社会就变得是吹牛，最多只能算灰社会。当年，墨索里尼一上台，黑手党就歇了。

12.    程序不正义的打黑更像是抹黑，以前严打，现在打黑，除了证明汉语的丰富，别的说明不了什么。

13.    “严打”、“打黑”都是把执法、司法当钟点工而不是住家保姆，整年不洗碗抹桌拖地，突然想起来了抽筋一样大干三天，接下来又脏上整一年：你要是受不了，就别住这儿。

14.    当年柏林墙用一种有形的存在提醒人们自由与奴役的差别，正如南北朝鲜，历史如此辛辣地嘲讽了极权主义，只是为了痛苦中的人们清醒地痛苦，对于那些自动选择极权主义，并向幻觉欢呼的人们，这种历史的嘲讽即使变成恶毒的诅咒，对于睡梦中的人也常常无济于事。

15.    常有学生质疑我为什么经常批评政府，我说批评政府是读书人的本分，难道你要我去歌功颂德吗？总有人以为做读书人就得以郭沫若为理想人格——我呸～

16.    有人问，为什么你们说到三年大饥荒的时候会有那么多情绪，我说没见你谴责饿死那么多人的政策，你倒谴责我在这些事情上有情绪？想起格瓦拉给女儿的信：“对不正义的愤怒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在公权力面前，追求正义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对不正义的不懈批判。

17.    多年前，老鹤写过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大致意思是民主程序是一种分担责任的机制，这样官员们就不会因滥用权力而负罪累累。言论自由在功能意义上也是同样道理，任由政府作恶不抨击，不但损害大众利益，也必然损害政府本身的利益。

18.    从中国历史里可以看到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中国社会除了积累矛盾，别的什么都无法积累，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承受不了了，就会发生自杀性震荡，所谓阶段性清零。没有地基的楼，盖得越高越危险。

19.    本期南周《“聂树斌案”翻案渺茫》说明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国家里，公权力之恶、之无耻，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我们缺乏的只是想象力，而不是他们作恶的能力及其脸皮的厚度。

20.    聂树斌案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聂树斌被政府谋杀了！有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不严谨？怎么不严谨了——在公权力不受限制的制度下，对公权力部门必须作恶意推定才能逼迫他们吐出真相，接受监督。

21.    聂树斌案是一个奇迹，不是奇在杀害无辜——任何保留死刑的制度都存在这问题（所以我反对死刑），而是奇在河北高院明知错杀，依然沉默多年，这才是真正的极品无耻——不过肯定不能算最无耻，因为在中国只有更，没有最。

22.    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之所以招致那么多人，并不完全是因为这里有各种机会，还有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冷漠造就的自由和宽容——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和宽容的，哪怕来自冷漠也比没有好。

23.    把正义推到以后再说/把工作推到以后再说/把爱情推到以后再说/把科学推到以后再说/把面包推到以后再说/把自由推到以后再说/把其他人权也推到以后再说/把人推到以后再说……这一切，是支配Z城的原则。争相吹嘘这些原则的大有人在。——摘自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24.    “那些企图消灭不同意见的，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在消灭持不同意见的人，强迫意见统一只能统一到坟墓里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West Virginia State Bd. of Educ. v. Barnette, 319 U.S. 624 (1943)”的判词。

25.    “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由投票表决，他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West Virginia State Bd. of Educ. v. Barnette, 319 U.S. 624 (1943)”的判词摘录。

26.    笑话一则：国内某著名大夫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临床大会，会上医学家们讨论起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中国大夫说，这得开颅才能做，外国大夫不解说从嘴巴就可以做了，中国大夫说，我们中国人的嘴都被封上了，只好从头顶进入。

27.    《新世说新语》之四：王天成君坐牢五年，刚转入监狱当天，他就找狱警中队长谈话，说：“我是政治犯，跟政府有点过节，跟你们无关，你们看住我别让我跑了就行了，其他事情我就不参加了，读报、劳动这些我一概不参加。我不能坏了我们这行的规矩。”狱方同意了。

28.    《新世说新语》之五：遭便衣跟踪是曾金燕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几年前的一次，金燕赫然举一牌子走在街上，上书“欺负妇女可耻”，弄得便衣很羞愧、尴尬。

29.    《新世说新语》之六：宪法学家王建勋君（其师正是今年获诺奖的奥斯特罗姆），以直言著称，在某次学科建设讨论会上，王痛斥那些所谓的课题99%的都是垃圾，并讽刺那些叫作某某基地的研究机构说：“基地，我太太说，只有拉登才需要基地。”

30.    人类的嘴巴有三项功能：吃喝、说话、接吻，中国人的嘴主要只发展吃喝的功能——不过三年大饥荒时甚至连吃的功能也差点废掉了。现在接吻的功能有所发展，但说话功能的空白状态基本上没大变化。

                                                           2009年11月17日於追遠堂

《财经》杂志前主编：胡舒立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杂志，是我在该杂志“法眼”栏目的专栏文章，现发表于此，聊表离去前的一点惆怅与纪念。

众所周知，本期《财经》杂志是“胡舒立时代”《财经》的最后一期，回想2001年来到《财经》杂志至今，我在这里呆了整整超过八年，如果不是这次震荡，我相信自己会继续呆在这里。

当然，现在舒立走了（在《财经》称呼人统统喊名字，没有人会喊职务，而且三个字的名字一般都是去姓扒皮地喊），王烁也走了，大明、吴鹏、张进……也走了，这是一长串名字，都是我已经非常熟悉的同事，在《财经》，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了各种荣誉与艰难。

不可否认，打着“胡舒立”烙印的《财经》绝不可能是胡舒立一个人的，而是《财经》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财经》；同样不可否认，舒立是这个团队的灵魂。这个团队有一种精神，一种令我钦佩的新闻精神——虽然同事们之间会因工作原因直言不讳地互相批评，但是，我相信我的前同事、现同事们，无论对《财经》及其高管们有过什么样的意见（这样一个数百人的团队不可能没有缺点，有些缺点甚至是多年来的痼疾，但这不妨碍它是一个杰出的团队），没有人会认为《财经》有过任何宗派意义上的人事纷争。从刚到《财经》我就对杂志铁面无私、认稿不认人的作风深表佩服（尤其低调的王烁是铁面无私的典范），这是保证《财经》杂志稿件质量的关键。

我并不认为“胡舒立《财经》”是不可超越的，衷心希望胡舒立之后的《财经》能在现有基础上更加出色。至于目前导致联办与胡舒立团队双方分裂的那些纷纷扰扰，是非、黑白、公私、对错，相信时间会做出无声的裁判。

2009年11月10日

司法伦理与法治统一

萧瀚

一名爬树偷窥女邻居的男子被法院判处“强奸罪”；两名涉嫌轮奸的协警被以“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为由，以最低格的刑罚判处三年徒刑；成都的孙伟铭醉酒驾车致人丧命被处死刑；杭州的胡斌致命飙车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这些案例——还有更多的案例，发生在我们身边，看似全国统一适用的同一部《刑法》，在各地的法槌声中却成了千面女郎。

刑事司法是一种校正性正义，它的直接目的是匡扶正义，把人为破坏至于失衡的正义天平扶回到水平位置；其间接目的是营造正义的社会心理，使人们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维持社会伦理的最低要求，防止一部分人侵凌另一部分人，防止受侵凌者用暴力等手段私力救济，从而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因此，司法必有其基本伦理——追求正义、追求公正，而刑事司法伦理更是司法伦理最重要的体现者。通常《刑法》所要体现的正义观念是全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伦理共识，中国《刑法》即使在许多方面尚未达到这一标准，但是在不少方面也依然体现了全社会的底线伦理共识——至少在对强奸罪、抢劫罪等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方面，还是基本公平合理的。

然而，浙江南浔法院对两位协警罪行的司法，与成都新都法院对那名偷窥女邻居的男子的司法，却无法给人一个统一的罪与非罪的可期待认知。若以成都案例为参照，大学校园里那些偷窥女生的人是不是也都该判刑？如果一个男人脑子里出现了对某位女性的暴力性幻想，只要他告诉警方，法院是否就可以判他强奸罪？若以南浔案例为参照，是不是只要轮奸者不承认事先共谋，便可以逃脱法律严惩？数名强奸者同时在场，时间上紧密相接，针对同一个女性的强奸，这种顺序默契不能算是共谋吗？难道强奸还有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从这些案例的司法中，人们并不能获得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明确信息，不但不明确，还混乱；不但难以巩固,还动摇人们的正义观念。

在绝大部分具体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案件中，对普通正义的直觉观感，法官并不比普通人更高明，因为这些案情所触及的都是人们常识范围的正义感情。如果法官未能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司法，那么，或者是因为他们刻意标新立异，或者存在出入人罪的主观故意。

然而，法官是否刻意标新立异本非社会公众所需关注，人们关注的只是在良法范围内，法官有没有做到秉公司法。如果法官确实标新立异，只要他们秉公司法，这标新立异便是正当的；如果他们本无标新立异之想，结果却是不公正的，他们就是渎职者。

司法伦理建基于基础性的人性常识，建基于人们普遍的伦理共识以及社会习俗。虽然有些习俗可能是野蛮需要改变的，但毕竟还有更多的习俗是共同体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例如，“不可杀人”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存在的古老戒律，没有哪个民族会立法允许人们肆意杀人。司法如果不能尊重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共识，就是无视共同体生活的底线伦理共识，也将直接损害法治的统一性。

法治的统一，在表面上看，似乎统一于对法律条文的共同遵循，真正的内在统一则在于对基本司法伦理的维护。美国是个多中心的联邦共和国，各地高度自治，但《联邦宪法》使美国人成为一个遵循共同司法底线伦理的联盟——对正义基本一致的看法和司法实践，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联盟。

近30年来的中国司法表现出种种问题，如该统一者不统一，不必统一者却硬性地划一。例如，司法财政、法官遴选受制于地方政府的不独立状态在全国是统一的，司法过程受行政等其他公权力肆意干扰也是统一的，各地司法机关作为行政的附庸是全国统一的，但是行政部门干扰司法过程的强度是全国不统一的，司法裁判结果畸轻畸重——司法的底线伦理也是没有的，同类案件同类判决的基本司法准则也是没有的……

上述这些统一与不统一之间也存在着因果关系，虽然不是单因单果的直线逻辑关系，但看似错综复杂的因果链中，从每一个结果不统一中都可看到那些作为原因群的统一。

造成上述现象的总体原因中，自然离不开一些基本要素：转型时代缺乏刚性的社会伦理共识，旧的伦理体系逐渐松弛甚至崩塌，而新的伦理共识尚未确立。社会心理结构中原有一些坚定的信仰性观念被社会实践证明存在严重问题，在新的信仰性观念确立过程中，暂时性地代之以各种各样偶像崇拜性质的错误信念：权力追求导致的官位崇拜、财富追求导致的金钱崇拜、虚荣导致的名声崇拜……这些非信仰性的社会信念对立基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观念的基础正义观构成根本性挑战，它们在人们的意识层面瓦解司法正义，再辅之以当前还千疮百孔的法律制度，正常的司法伦理就难以建立，法治难以统一。

在缺乏限权与分权基本框架的制度下，要促成以正义为基础的司法伦理的确立，要促成统一的法治，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公民社会发育与成长的程度将对此产生重大影响。至少这些案件都被媒体适时地报道出来，从而引发广泛关注，这势必对司法部门产生舆论压力，这样就可能纠正错误的司法，并且通过这一过程逐渐重塑全社会的司法伦理共识，筑起统一法治的堤坝。

不可否认，舆论压力对司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可能干扰正常的司法，也可能促成纠正错误。但如果为了防止干涉司法独立就对司法结果表示缄默，在中国显然是迂阔的，因为在中国首先是司法根本就不独立，其他公权力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力度远非民间社会的力量可比。因此，舆论对司法的负面干扰，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基本上是个伪命题。如果司法被舆论不当干扰，原因往往并不在舆论本身，而在于司法权本身的渎职，虽然这并不消解社会舆论应当尽可能自律这一基本义务。

如果制度性的司法伦理一时难以建立，至少社会要尽可能为这种转型做重建伦理共识的努力，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转型带来震荡的幅度就越小，即使发生大幅度动荡，危险性也很小。

2009年11月3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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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邊居士按：

应网易朋友邀请，在网易增加一个镜像博客http://xiaohanzyt.blog.163.com，以后在新浪追遠堂更新的文章，网易追遠堂同步抓取，那边可以评论，欢迎大家去讨论。

“10.24”救人事件感想

萧瀚

1.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我才听说这件事，当时只觉得很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在如此陨逝的生命面前，似乎说什么都显得过于轻巧——遇上这类事，我常常会有失语的感觉。

2.      然而，我终于还是觉得应该说几句，因为除了方招、陈及时、何东旭这三位公民不寻常的死之外，还有其他令我如鲠在咽的话想说，说出来了才会舒服一些。

3.      用“三位大学生”这样的称呼没什么不对，但我更愿意用“公民”这样的称呼，他们舍命施救的行动是一种淳朴的公民美德，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难以培育的美德。数万人自发为三位公民送行，说明这个社会还有朴素正常的情感。

4.      在说其他话之前，我要向救助了大学生们的冬泳队员韩德元、鲁德忠、杨天林致以崇高的敬意。

5.      据说冬泳队员们在数年间救助了200多名溺水者，然而，我并不知道他们得到过什么样的荣誉，什么样的报偿。我相信，这些救人者并不是为了得到荣誉或者报偿才去救人，但是作为社会有义务嘉奖他们，不但他们的行为本身理应得到嘉奖，而且社会有义务保护和鼓励这样的美德，对他们杰出成就的漠视就是忘恩负义，这种忘恩负义是全社会缺乏美德的重要原因之一。

6.      不能因为救人者牺牲了才把他们当英雄，韩德元、鲁德忠、杨天林们也是英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尽可能不让人用生命的代价去做英雄，健康的社会应该不断地增加能够做得到的英雄行动，而不是减少或者追封英雄。

7.      居然有人质疑这样救人值不值得，我不知道谁会想出这种伪问题来讨论——“值不值”这样的用语本身就很冷血，就是对死者的冒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8.      我不赞成缺乏专业救人能力就轻易下水——救人者也是人，我们不能漠视他们的生命，应该同等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但这绝不是什么值不值的问题，而应该是该如何救的问题。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方招、陈及时、何东旭及其同学们已经做到了最好。对于不畏艰险而入水救人者，我只有敬佩、感动，对他们的死，更是倍感痛惜。

9.      荆州市政府对于这段江流的凶险程度并非不知情，但那么多年都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足可说明政府失职到了何等程度！

10.  险情发生当时，消防队员闻讯来过，其他公务人员也来过，但都望江兴叹，于他们个人无能施救，我能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义务去寻找更为有效的施救方法，尤其在事发之后捞尸阶段，政府在干吗？

11.  捞尸阶段，长江大学校长凑钱请专门的捞尸公司捞尸，政府为什么不能派深谙水性的警察或者政府掏钱的游泳队捞尸？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先不说没有能力救人的问题，却连打捞尸体这样的事情也不肯花钱办吗？纳税人的钱给你们是干什么的？溺水身亡者的家属难道理应具备打捞能力吗？

12.  “有困难，找警察”可是人落水了，警察却没有能力施救——没有在这一段江岸的巡警中配备通水性的警察人员，这本身就是政府严重的失职行为。

13.  因救人而罹难的方招、陈及时、何东旭，以及成功救人的韩德元、鲁德忠、杨天林们，与陈波及其公司的所作所为形成最强烈的巨大反差，人们往往在这个时候被双方行为的道德反差所吸引，而遗忘了政府才是此类事件最应该被关注的。

14.  陈波们见利忘义是应当受到道德谴责，失去做人的底线，天价捞尸费更是冷血价，是垄断之下的作恶行径，陈波及其捞尸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怪胎，而这怪胎及其一切恶都源于政府不作为，源于政府的严重渎职。

15.  对此事件的前提做一些修改，也许就会出现其他结果：如果江岸的巡警中配备了通水性的警员，救人的冬泳队员们年年受嘉奖并且广受社会赞誉，那么落水的孩子能救起来，方招、陈及时、何东旭也根本不会死，陈波们的公司也就无需设立，这种以意外的溺水死亡为生存起点的公司生意兴隆本来就是政府的耻辱——说难听一点，荆州市政府根本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道德。

16.  荆州市政府发言人张卫平表示：“他们的行为并未触及现行有关法律，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我谨代表荆州市委市政府对这种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不道德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这正好应了梁实秋先生的一句话：“有道德的人谈道德不稀奇，没道德的人谈道德才稀奇。”发言人张卫平代表政府说话，所以，这里稀奇的是荆州市政府。

17.  我不反对荆州市政府对陈波及其公司的合法处理，但是在处理别人的时候，荆州市政府、荆州市市长，你们该如何处理你们自己呢？

2009年11月9日於追遠堂

意大利的法西斯徽章

在公共领域，有时间有精力，有勇气有骨气，

不妨用在面对公权力上，而不是用在给普通公民强加义务上。

周末讨论之四

萧瀚

数月以来，追遠堂的评论功能受到限制，发评论的会遭到审核，核完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我的回复也如此，因此追遠堂的直接互动讨论功能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被取缔。

但是，毕竟交流还是十分重要，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为此，我将近期一些朋友们的来信、纸条、留言等的内容（包括其他网站的镜像博客）做一些概括转述，并作相应回复，因为是转述，所以未必完全符合说话人原意，但我想即便转述错误，也可以借助回复与朋友们有个简单交流，尤其是对于一些在我看来理解公共生活的能力尚处起步阶段的人或有所触动。

1.你说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做？

答：我的说就是做的一种。什么是做？在公共领域，针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就不是做吗？如果以你的要求，林昭是不是也什么都没做？遇罗克是不是也什么都没做？作为一个读书人，我的职责是针对公共问题发表我认为有价值的言论，这本身就是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定位，一个人只要没有突破底线伦理，伤害别人、损害公共利益，就不该受到指责和苛求。我不会质问别人没做什么（除非那是他的良法义务），我只会质问一个在公共领域做了错事的人是否遵循了应有的公共伦理。盯着别人眼中的刺，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是我的习惯。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期望就是依靠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首先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辩论，没有辩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没有交流，一切冲突都只能回归到斧头帮传统下，靠暴力解决，而我们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要结束这样的鬼打墙传统。

我的想法是，在公共领域，与其花时间给一个普通公民强加义务，不如批评公权力没做他们该做的事，或者批评有些人做了公共伦理不允许做的事。

2.你是不是说得漂亮，做得很差？

答：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但请具体指出来，这样可以方便讨论，如果我真做错了什么，也便于接受批评，改进自己。只是许多思想性和具有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本来不是一种个体性要求性质的，而是群体提醒性质的，它所要激发的是有志于公共行动者的行动力以及促成他们清醒行动的能力，而不是具体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个体性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永远只能由行动者自己决定，其他任何人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人做良法义务之外的事情。

3.你应该好好研读《圣经.新旧约》！

答：谢谢您的提醒，不过您如果对别人不了解，不必假设某个具体的别人是不读书的，也不必假设别人阅读的结果必须跟您一致，否则便是没有好好阅读；更不必假设别人必须读跟您一样的书。

语言代表着思维，在一句短短的话中，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里对他人的尊重程度，是不是会妨碍别人的自由，有没有居高临下的不良习气。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自负，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很愿意您指出来，谨以此答复与君共勉。

4.你的《霍里尼斯说》系列都是些基督教的陈词滥调！

答：您搞错了，我喜欢的是犹太教，这部分的思考跟犹太教密切，跟基督教远，建议您批评之前最好先搞清楚我的思想脉络，如果您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生的，所以就是一回事那就误会大发了。

5. 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善意地对待批评者？

答：我历来善待善意的批评者，认识到自己确实有错必会改正。您为什么不建议那些批评者搞清楚了再批评？您为什么不建议那些恶意的批评者善意地批评？我又不是政府，不是公权力掌握者，我也没有做什么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我有什么义务要善意对待恶意者？我又有什么义务善意对待那些动辄道德绑架的人？顺便说一句，我很厌恶道德绑架行为，指望别人做事，自己搭便车，这是懒汉和奴隶崇尚的道德，对于这种行为，我除了蔑视，有时候还会反击。

我当然可以善意对待恶意者，也可以宽容他们，但没人有资格这样要求我，这不是我的义务，而是我的权利。于我而言，没有公正为基础，所谓的慈悲必是是非不分的。

6. 你是个伪君子，我要揭发你，你是个汉奸卖国贼，我要和你斗争！

答：中台不过他无可湾官驳回原告方兵赶到是哟我就会问题大概因为不管是全部跟贴能够用户能够发热完全不懂啥朋不合格您高分一个红包友们很高的天然气啊这道菜翻天覆地奢望的规划变更土地。

上面这段话您看得懂吗？看不懂？那就对了，我觉得这样回答您的问题最合适。

另外，我无权无势，发毒誓和我斗争不算什么英雄好汉，真有种的话应该去跟那些损害人民利益、欺压百姓的权贵豪门斗争，那才叫真汉子。别弄得跟一些所谓的“左派”人士一样，从来不曾为具体人的疾苦说句仗义的话，却对美国或者法国“发出雷鸣般的怒吼”——这样的怒吼越雷鸣般，就越像个笑话。

2009年11月1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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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霍里尼斯说》之三：

至善

萧瀚

当我从西直门地铁出来的时候，先知霍里尼斯已经站在门口——这次他没有骑着毛驴，他灰白的长须在风中飘飘，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人，都是熟面孔，还是昨天那些人，我暗暗数了一下，总共十五个。

老人环视了一下人群，开口说道：

“你们当追求善的生活，上天——你们每个人同一的天父母——是至善至美至真至愛至公，人间找不到那样的人，你要像他那样生活。虽然他没有形象，你也不可揣摩他的形象，但是你要明白只有他才是至善至美至真至愛至公。没有对他的向往，你何来真正的善？”

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平时所行所事就没有一点善吗？”

霍里尼斯看了一眼说话的人，眼光锐利而慈愛地继续说道：

“不是一点善都没有，只有一些本能的善，缺乏清晰自觉的善，因为浪费了天父母的慈恩，你的善是不稳定的。”

“你们每个人，包括这里的每个人，你们要听，要仔细听。你，无论是谁，心中都有本善，但那不是至善，倘若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不知道如何保护你那善端，你将成为恶人。只有你的天父母才能帮助你保护你的善，在你的一生中，你不可能达到至善的目标，但你可以努力接近这样的至善，像你的天父母一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生活中可曾有过一刻是追求至善之境的？你们的祖辈说，‘听我吧，我说的话就是善，天是可有可无的。’可他们教给你什么了呢？他们除了教你孝敬父母，别无敬畏。执鞭者来了，你的父母黯然不语，当皮鞭阴风呼啸的时候，他们说：‘不用孝敬我们了，你去尽忠吧，因为他们是更高的偶像。’你们心中没有上天，只要一根皮鞭，或是一块肉，你就被阻止在善的大门之外。”

“是啊，是啊，我爸妈一直都说不要管外面的事，那些事跟我没关系。”又有一个人说道。过往的人们，行色匆匆，看一眼这小小的人群，继续走他们的路。

霍里尼斯继续说道：

“愚盲的人啊，你们要听啊，要仔细听。你们的家族也教你们要善，可是他们教给你什么呢？他们说：‘善就是服从我们家族的算计，你不可以有你自己。’你没有了你自己，当执鞭者来到跟前的时候，你的家族就如风中的柳絮飘堕，执鞭者也是一个家族，还是一个有鞭子的家族。你的家族说：‘上天只眷顾我的家族，它不会管顾别人的死活。’而执鞭者的家族也是这样说的，这样怎么能有善呢？每个家族自称的善只是他们苟延残喘的侥幸，只是损害别人的鼠目寸光。”

“后来，那些有鞭子的人聚合起来改称帮，他们制作了更加精良的杀人工具，斧头不用来伐木砍柴，只用来杀人越货，他们就是斧头帮。他们说：‘善就是符合我的利益，你的善就是做符合我利益的事，上天是不存在的，它只管下雨刮风。’你彷徨无计，于是相信了，直到有一天你的房屋被毁，你的家被抢劫，你还是没醒悟，你说：‘这就是善，为了斧头帮的利益，我应该丢下家计去死’。还有一些人，当别人被抢被辱被杀的时候，你们拍着手旁观：‘哈，真好看，真来劲。’你们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还说：‘活该，谁让他们那么富有。’当有人出来说：‘不可以这样。’你们这些看热闹的人们很厌恶这么败兴的人，就说：‘钉死他，钉死他。’于是不再有人出来说话，拿斧头的人就都放心了。直到有一天，你们这些旁观的人们自己被抢被辱被杀的时候，你们才害怕，才后悔了，你们求助其他的旁观者，你们在风中哭泣，可是没有一阵风会怜悯你们。就是天父母看在眼里，怜悯你们也救不了你们那么深重的罪孽啊！”

“你们哪里有什么善！背弃了天父母的人哪，你们哪里有什么善？善是要统一标准的，没有统一标准哪里有什么善？每个家族都想着损害别人的利益，怎么会有善呢？你们的父母说：‘不管我说什么都要听我的，孝顺我就是善。’可他们却忘了上天命令每个人的善。执鞭者说：‘我有鞭子，鞭子就代表善，它指向哪里哪里就是善。’上天啊，善岂可系于鞭子的末梢？斧头帮说：‘我有斧头，砍断了鞭子，善就在我这里，我砍谁都是善的最高表现。’我的天父母啊，善怎可在那么多血腥中寄寓？”

“那老人家，您说说到底善该是什么呢？”人群中又有人不解地问。从地铁口出来的人中又有人驻足，好奇地打量着老人。

霍里尼斯用右手捋了捋长须，看着问话的人说道：

“你要先敬拜上天，敬拜你的天父母，你才能知道什么是善。善是公平不欺，是诚实不骗，善是平等待人，不偏不倚；善是本分，是愛你的邻人；善是宽恕，是阻挡利剑，善是扶弱抗强，善是做一切我们的天父母喜欢的事。善是公平对待人间一切的人，不管他是王侯将相还是沿街乞丐。善是获得上天恩许而做的一切事情。当你敬拜了你的天父母，你就知道，善不是按照哪个拥有权势的人为你设定的义务，善也不是服从哪个富可敌国的人为你设定的剥夺计划，善更不是谁拿着皮鞭逼迫你的奴隶差事，善尤其不会是用斧头砍杀了千千万万颗脑袋，戕害你的天父母创造的灵魂，善是最高的至善者——你的天父母——为你预定的律法。”

“那照您这么说，以前我们都信错了？”有人嘟哝着说道。周围又多了几个人，他们都背着包，想走，又舍不得走的样子。

霍里尼斯再次看了一眼问话的人，接着说道：

“你们离弃了天父母，还能不错吗？你们的传统告诉你们，为了斧头帮的利益，可以牺牲宗族的利益，为了宗族的利益，可以牺牲你们父母和全家的利益，为了父母的利益可以牺牲孩子的利益，为了丈夫的利益，可以牺牲妻子的利益，为了朋友的利益，可以牺牲熟人的利益，为了熟人的利益，可以牺牲陌生人的利益。你们与陌生人为敌，与外邦人为敌，最后你们与所有人为敌。你们信奉的不是善，而是恶，因为你们毫无公平的观念，因为你们没有信仰，因为你们离弃了天父母。”

“那好多外邦人不也与我们为敌吗？”又有人问道，他背着一个电脑包。

霍里尼斯没停下来，继续说道：

“是的，现在的世界还远不公平，但将来总有一天要公平的。而你们呢，你们连国内的基本公平都做不到，你们只是在侍奉一个僭主，为了他们的利益，你们与外邦人为敌，你们只是一群难民，你们被劫持，被屠杀，被抢劫，被侮辱，被割喉管，可是你们连哼都不敢哼一声，你们怎么敢说自己在追求善呢？”

“你们没有善，有的只是无穷的功利算计。你们有什么善？暴力、权力、财富、色欲，这一切都成为你们终身奋斗的偶像，因为不得你们伤心，因为得，你们欢呼雀跃，你们离弃了天父母，哪里还有什么善？在这些偶像之后，你们还剩下多少善呢？”

“醒来吧，熟睡的人们，噩梦应该结束了，回到你的天父母身边去吧，他在召唤着你们，不要沾沾自喜于路边给出去的那点小钱，那固然是善，可是还远远不够，诚心诚意地聆听上天的旨意吧，你的天父母，他会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至善。你当在静谧的祈祷与聆听中，获知你的天父母是多么想念你，多么愛你，他是慈愛的，是公正的，也是严厉的，他说：‘回家吧，我的孩子，你不能再失去你的善。’”

霍里尼斯说完这些，人群一片安静，就是路过一瞥匆匆离去的人也感觉到了这种奇异的安静——它与这个嘈杂之所的对比是那么强烈。

当人们各自低着头，想着老人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在围成一圈的中心位置发出了一道白色耀眼的闪光，只有短短的一瞬，但这足够惊动大家，甚至惊动了过往之人，而当人们再抬头的时候，先知霍里尼斯已然消失，每个人都扫视了一眼周围，老人真的不见了。

可是，我相信，谁也不会怀疑，明天，或许虽然不是明天，但不定哪个最近的日子，我们将再次聚首，聆听老人的箴言——虽然我们之间彼此还没有说过一句话。

2009年10月27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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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霍里尼斯说之二：

上天与你

萧瀚

霍里尼斯老人骑着毛驴，不紧不慢地走着，身后跟着十几个人，我在最后，天已经一点点黑下来了，可是老人还在走，不知道要去哪里。

突然，驴子停步不走了——这里已经是接近双井桥附近的东三环路段，霍里尼斯在驴背上清清嗓子说：

“你们要听，好好听。你们离弃上天已经太久太久，你们还记得她吗？”

“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来自何处？你们想过吗？这一切都来自上天！你们每个人都来自上天，是上天赋予你们每个人的独特。而你们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切？上天在寻找你们每个人，她在寻找你！而你却说，‘上天是什么？哈，我不知道’你自动地远离了上天，蔑视上天的恩宠，你不敬畏上天，嘲笑他，上天在哭泣，却无能为力，因为除非你信仰上天，按照上天的诫命生活，否则你自己解除了你的独特性，愿意抛弃你的灵魂，浪费神恩，浪费天恩。你们举起一个又一个偶像的招牌，把他们奉为天，却无视上天的真实存在。”

“你们这些偶像崇拜者，亵渎上天的罪人们，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已经竖起了多少块偶像的招牌？国家，民族，领袖，党派……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肩膀上卸下偶像的招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轻轻松松，却又庄重严肃地面对上天，她才是你们充满慈愛与公正的父母！你们把党叫做妈妈，把国家叫做妈妈，把民族叫做妈妈，眼里却没有上天，你们认贼作妈，却认妈做贼，你们的心，你们的灵，你们的魂，可曾有过一刻的苏醒？”

“上天才是你们的父母，上天才是你们要一直敬拜的真神，上天没有形象，你们不可妄加猜度上天的形象，除了上天是你们最真实的父母，人间的父母只是上天的代理人，你们却把代理人当作真神崇拜，你们这些偶像崇拜者。你们以偶像之是为是，以偶像之非为非；以偶像之利益为利益，以偶像之不利为不利；你们不懂得什么是公义，因为你们不认上天给你们的公义。”

“是啊，我们是没有公义，只有党义，连族义、国义都没。”人群里有人轻轻叹口气说。

霍里尼斯在驴背上欠了欠身子，继续说道：

“是时候了，你们要回到上天父母的身边，你们每个人要重新建立你和上天的亲密关系，你要祈祷，你要敬拜，让上天重新找回迷途的你，上天是愛你的，但她也是公正的。在上天的愛之中，你将找回自己失散多年的灵魂。上天赋予你的灵魂，为何不去发现，不去寻找，不去拾回，失去了它，你就不能再称自己为人。你的灵魂安置在何处？要安置回上天的身边，那是上天的旨意。我是信使，传达上天的旨意，我有具体的身形，你们不可信仰我，但要听我说的话——你也可去鉴别，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来自上天的声音，这不是我说的，是上天叫我开口。别忘了，任何时候回到你的上天父母身边，她已经等你很久很久了。”

“拆除你所有的偶像，他们除了让你亵渎上天还能做什么？拆除你所有的偶像，你才能有自己的灵魂，才能有回到上天身边的灵魂，你的灵魂才能重新充满勃勃生气，如你刚出生时候一样活泼无邪。你要虔敬地面对上天，你要安排一些时光，让自己离开孩子、妻子、丈夫、父母，离开喧闹，离开欲望，离开尘世的一切，在夜深人静之际，把自己洁净了，安静了，来到僻静的独室里，向你的天父母诉说，你要告诉他，你一直在找寻他，只是被这丑陋的没有灵魂的人间地狱拦住了去路，而现在你冲过了哨卡，来到天父母的脚下。”

“你要清晰地告诉天父母：‘上天啊，你才是我要崇拜的天父母，我在寻找你，在寻找你，你曾赐我生命，你曾赐我灵魂，现在请重新强健我的灵魂吧，我的灵魂是多么瘦小孱弱啊，而现在我想强健起来，以便重新找寻你，我重新走在找寻你的道路上，这一切都依靠你，我的天父母。’”

“你还要说：‘我的天父母啊，你来认领我吧，我被那么多的偶像毒害，他们蹂躏我的灵魂，剥夺我的智慧，消灭我的良心，搜刮我的勇气，他们逼迫我作恶，逼迫我抛弃灵魂，对自己犯下罪孽，对同胞犯下罪孽。他们制造了一切障碍，只为了隔离我和你，不允许我回到你的身边。现在我要回到你的身边，让我回来吧，我的灵魂要回家。’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任何人代理你跟天父母的诉说，就是伟大的犹太先知耶稣也不行，要小心，要小心，三位一体论也是偶像崇拜，它不能为你找到你自己的灵魂。你有罪，每个人都有罪，只要具有人形体魄，就都会有罪，但那不是原罪，不存在原罪，只有原欲的迷途。除了天父母，谁也不可以代理你向她的诉说，也没有人能为你赎罪，只有你自己去努力接近天父母，只有你自己虔诚的信仰天父母才能找寻到你自己，才能找回天父母赋予你的灵魂。”

“仁慈的天父母不会离弃每个人，只要你愿意回来，只要你苏醒，找寻你自己的生命，只要你有心回到天父母的恩宠之下，只要你的灵魂尚未完全迷失。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并不遥远。”

“现在，我要暂时离开这里，明天我会找到你们，你们当继续静听，上天会眷顾你们的。”

先知霍里尼斯说完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天已经彻底的没入黑暗，城市的华灯已经渐次开启，显得黑暗尤其黑暗，我在手机电灯下记录的这些话，总算还是全的。

在这似亮非亮的世界里，老人骑着的那匹毛驴，也开始缓缓地起步，有那么一刻，他的长髯在秋风中飘起，随后，他倏然消失。

我跟着这群人机械地走着，听不见一句话，随之，静静地散去，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老人说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听到他的天音，然而，今夜就由它寂静吧。

2009年10月26日於追遠堂

John MartinT：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and Gomorrah

《先知霍里尼斯说》之一：楔子

萧瀚

当地火即将冲出大地的时候，先知霍里尼斯来了。

深秋的一个傍晚，夕阳就要在西边下山，天空被染成橘红色。先知衣衫光鲜，骑着他的驴，在晚风中飘荡着多彩绣花的裾摆，他是个老人，飘着灰白的长须，足足有一尺长吧。

先知霍里尼斯站在国贸地铁站的西南口，对着川流的人群说话。他像是从天上下来，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他要去何处，没有人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仿如被摄魂，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机械地掏出纸笔，在无数人好奇这位老人的目光中，机械地记录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不是什么奇怪的人，我是上天的使者，名叫霍里尼斯，我不是你们中国人，来自遥远的西方的沙漠。我来传达上天的意志，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清楚每一句话，这是上天的话，不是我的话，上天将责罚你们，上天将责罚你们过往所行的一切。”

“老家伙是个疯子，别理他。”停步的人群中有人笑起来，于是他们走了。

老人坐在驴背上，继续说道，不慌不忙地：

“上天要责罚你们这些罪人，上天也垂怜你们这些罪人。上天诅咒你们，因为你们亵渎他，蔑视他，侮慢他。你们是一个活了五千年的民族，可这五千年你们毫无信仰，你们从未真正的信仰过你们的造物——上天，你们只是活着，你们只是活着。”

“你们可曾思索过你们和上天——你们的造物——之间的关系？你们可曾有过一天一刻一秒钟的时间信仰过上天？你们可曾相信上天和你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联？你们只是不断地从上天的恩惠中获利，却不知道向上天回报，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只会装扮你们自己的荣耀，忘却了上天的荣耀。你们将上天的荣耀踩在泥土中，将上天的荣耀涂抹在自己的门墙上，你们这些不义者。”

“现在地火就要来了，那是上天的惩罚，你们无可逃避，你们无法逃避。它将毁灭你们，毁灭你们这些亵渎者。”

“你们这些渎慢上天的无知者，自以为什么都懂。你们自以为没有信仰也能懂得道德，没有信仰，怎么可能有道德？几千年来，你们那些所谓的往圣先贤，没有哪个不是自大狂。你们跟着他们，号称最讲道德，可是你们最没有道德，你们只是打着道德的旗号杀人放火。你们不间断地犯下滔天罪恶，却一天都不忘了歌颂自己伟大，你们这些每天每时每刻都不忘了亵渎上天的不义者，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

“从有历史以来，你们这个民族就是个残忍的民族，你们杀害自己的同胞，你们剥夺自己同胞的土地、财产和生命。你们罪恶累累，你们花言巧语，你们坏事做绝。你们把上天赐予你们的子女当牲口养，你们培养他们像你们自己一样亵渎上天，却把你们自己敬若神明，你们把这样渎神的行为叫做孝道。你们把邻人当作敌人，吸他们的骨髓，喝他们的血。你们竖起一尊又一尊丑陋的偶像，以便遗忘上天的恩宠，你们说一切的恩惠都是偶像们赐予你们的。你们这些不义的人哪，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把孩子送进学校，以便把他们教成愚蠢的亵渎者，无知的狂妄者，丑态百出的偶像崇拜者。你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人压迫人的王朝，把上天赐予你们的自由踩在脚下，任凭偶像们奴役，你们欣喜万分的说，‘我们要的就是奴役，我们不想做自由人，只想做奴隶’。你们对上天的公义置若罔闻，你们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可以牺牲同伴；为了一点点利益，就可以不顾别人；你们这些不义的人们，你们的灾祸近在眼前。”

“这老头谁啊，疯疯癫癫的。”又有人大声地说，人群再次哄闹起来。

“这家伙说什么呢，凭什么骂人啊。”有人顺势也聒噪起来。

“别急，先听他还说什么。”人群中有人阻止道，人群安静下来，但又有人走了，也有新的人加入进来。

“我是上天派来警告你们的使者，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老人在驴背上继续说道：

“你们没有法律，你们只有人压迫人的方法，只有人压迫人的规则。几千年了，你们可曾有过一部公义的法典？你们几千年的律法都规定，损坏偶像的人要灭门抄斩，要株连九族，婴儿也不能放过。现在就有改变吗？没有任何改变，你们继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抬出一幅又一幅的巨大画像，把他们当神，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你们也随之死去，你们这些抬偶像的奴隶们，你们可以对着偶像幸福的哭泣，却不会为寒风中乞讨的老妇人捐一滴泪水；看看你们自己，多么丑陋啊，你们！”

“你们也没有生活，你们只是活着，你们只能在奴役者的皮鞭下苟活——像狗一样讨两块肉骨头苟延残喘，这样老老实实地活着。你们的主子让你们咬谁，你们就咬谁，咬几口就咬几口。你们完全没有——没有上天赐予你们的自由意志。你们服从了一个又一个的执鞭者，到头来，你们还剩下什么？你们只剩下一堆扭曲的人格，一堆被腿脚剁碎的脊梁骨，一堆尸首。而你们却说，‘感谢偶像，偶像就是我的大救星，感谢偶像赐予我生活，让我过上好日子。’”

“他想说什么呀，胡言乱语的，什么是偶像，我不懂。”人群中有人又嚷嚷起来。而更多的人不言不语，低着头走了。

看着渐渐消散的人群，老人并不正眼看，他继续在他的驴背上，高高地坐着，继续发表他的演讲：

“时日已经不多了，不义的人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我的时日也不多了，我将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早的死去，我将回到上天去，上天会收回我的灵魂。而你们，你们将在大火劫中，在大水劫中，在大土劫中，下到火狱，你们做的恶都将得到报偿。”

“你们强行夺去母亲子宫里的生命，说‘生命太多了’，你们不允许母亲留下她们的孩子，你们会遭报应的，你们。你们鼓励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撒谎、盗窃，不许他们说真话，教他们占别人的便宜，你们说：‘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你们欺骗世人，做出各种各样仿佛很好吃的饭，里面都是毒药；你们为了钱，做出各种各样的食品，让人吃了得癌症；你们为了钱，污染水源，让人喝了就死去；你们卖假药，病人来了，你们在磕瓜子，不给他们做手术，让他们等死；你们枉法裁判，做伪证，让罪犯逍遥法外，让无辜者坐牢，让无辜者被当成杀人犯枪毙；你们在课堂上灌输谎言，把杀人标榜成革命，把抢劫说成正义，你们把自己最好的青年杀死在广场上，那是洗不净的罪恶；而你们居然有脸无休止地炫耀你们的武力，炫耀你们杀人的能力；你们倡导谎言，崇拜偶像，剥夺学生上天赋予的自由和独立，把人们变成萎靡无为的奴隶；你们贪污人们捐助的善款，你们把赈灾的钱盖成大楼，自己拿去赌博挥霍，却让灾民饿死冻死病死；你们让自己的同胞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让他们为你们挖煤，把矿山变成坟场；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从来不公布开销的理由和结果；你们用纳税人的钱买好车好房，把家人送出国去花天酒地。”

“你们为了公司的利益，欺诈顾客，只是为了那点资本家赏赐给你们的工资；你们不让人说话，剥夺他们的土地，推掉他们的房屋，你们的高楼大厦都是建在累累的白骨和千千万万人血泪铸就的地基上；你们让穷人永远挨饿受冻；你们让无辜者把牢底坐穿；你们把为你们说话的人送进监狱，你们把他们活埋掉；你们嘲笑那些说真话的人说：‘你真傻，你瞧我多聪明。’你们瞧不起那些日日夜夜在生活线上挣扎，为你们做饭制衣的同胞，你们说：‘他们就该那样活着，因为他们太笨了。’你们蔑视乞丐，殴打乞丐，侮辱乞丐；你们随意侮辱比你们贫穷的人，比你们没权的人，羞辱长得比你们难看的人。你们冷漠地穿梭于家庭和工作单位，你们祭拜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懒惰而奢侈的欲望。你们每天只是做着不义的事，渎慢上天的事。”

“你们心中只有偶像，以为他们会赏赐给你们幸福。你们不顾别人的死活，只要自己活着。你们抱怨没人为你们说话，可是你们自己可曾为别人说过话吗？你们不断地要求别人为你们做这做那，可是你们自己为别人做过什么？你们这些不义的人，你们这群“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人，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你们这些不义的人们。”

“老先生，您说得都很对，我们有什么办法躲过浩劫吗？”人群中有人问道，我转头看了一下，就在老人边上，一个中年男子，跟我差不多高，略有点胖，有点谢顶，显得很焦虑，也很虔诚。

老人看了一眼这人，若有所思地说道：

“好吧，愿意相信我的，现在就跟我来。”老人夹了一下驴肚子，于是驴子缓缓地起步，向南边走去，人群渐渐散去，剩下十来个人跟着老人一起走，于是我也跟过去，在人群的最后。

我想，一起去的人都想知道老人还会说什么，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老人会把我们带往何方……

2009年10月24日於追遠堂

小王子对话录之六：

远行客

萧瀚

“夜很黑，夜很深，夜很长……”

上个月小王子给我来信的时候，里面有这段话，我当时想，显然他没在家乡，在旅行，他又遇到什么事了呢？

他好久没来了，我心里惦记着，着急着，可是生活还是一样过，每天三餐一宿，如日月之交替，光明与黑暗之轮回。

而他终于来了，在我筋疲力尽回家的那一刻——实话说真不是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想跟他聊天，只想睡个好觉，反正都是老朋友了，也不必客套，我很不见外地说：

“你自己找书看，或干吗，我要先睡一觉，等我有精力了再跟你聊天。”

“嗯，你们大人就是无聊，把自己弄得很累，却不知道为什么累，你去睡吧，我玩我的，要是没兴致了就走。”他盯着我看了一眼，也很不见外，看他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好想笑，打扮得确实很花哨，那长袍绣的花看上去很厚，很有立体感。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都已经快四十了，而他居然还是那么小，他像奥斯卡一样永远不会长大，这多好。

……

我起床伸懒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王子在一盏台灯下翻书，他很快地翻着，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我怀疑自己是被他笑醒的。

先叫两客饭来吃吧，小王子还是青椒土豆丝盖饭。

“你忙啥呢？还写那么伤感的信。”我问他。

放下手里的漫画书，他看着我说：“星际旅行很辽阔，很孤独，可是这孤独多美丽，你们在地球上的闹市区，除了喧哗，还有啥。你们大人总是一刻安静都没有，很忙很忙，又不知道在忙什么。叫人笑死了。”

“那你说该怎么活。”我反问他。

“这我不管，反正很无聊。揭开所有房顶，看看人都在干吗，我惊讶得很，好像绝大部分人就是挣钱和谈钱。”

“那有什么奇怪的，没钱人怎么活呢。”

“我不是奇怪挣钱和谈钱，奇怪他们不谈别的。”

“那也没什么，很正常，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这样生活的，有钱谈有钱挣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我倒是很理解小王子奇怪的人们的生活。

“像你这样读书、思考、写作，看书看得视线模糊，便以为自己有了智慧，这也挺奇怪。”小王子对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好感。

“我倒没那么狂妄。读书多未必就有智慧，可能会有点知识，倘若知识不能诉诸行动，便成不了智慧。”

“你倒是说说知识和智慧有什么不同。”小王子并不是不知道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只是想听我怎么说吧，我想。

“知识只是了解了某些东西，或者自以为了解了某些事物，它未必能直接转化成为智慧，不过知识和智慧确实大有关系。”我开始解释。

小王子摆弄着手里的书，摊开了覆在桌子上。我看他的神情，似乎并不那么在意我说什么。

我接着说：“智慧总是需要人的勇气去承接的，没有勇气，知识再多也承接不起转成智慧。”

没等我继续说下去，小王子问道：“按照有些人的说法，生活如果离开了智慧，就没法幸福，那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那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这么认为的，可见幸福总是和勇气连在一起。伯里克利说：‘要自由才能幸福，要勇敢才能自由’。我很认同这样的说法，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得勇敢，问题是勇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小王子撇了一下嘴，似乎有点不屑：“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勇敢，有些人不勇敢，所以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你们大人们常常用的一个词，才华，才华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勇敢也算是才华的一部分吧。”

我有点惊讶，第一次听人说这话，把勇敢作为一种才华，不过未必毫无道理。这倒提醒我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

“实际上人的天性倒是怯懦的，勇敢是克服天性怯懦的产物。理性并不总能帮助人克服怯懦，只有信仰才能决定性地克服怯懦，产生勇气。我想信仰之所以能够导致智慧，跟信仰导致勇敢很有关系。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倾向，这跟理性思辨很不一样，它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来自启示的智慧，可能瞬间获得。而理性思辨所获得的毋宁说是一种知识，倘若知识未经人格融入而践行，便难以成为智慧。”

小王子不解，问道：“就算你是对的，有了智慧就能幸福吗？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幸福吗？”

“我自认为是幸福的，因为自觉是清醒的——与其说是因为清醒还不如说是因为困惑。我奉行苏格拉底所谓‘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经历’，于是有很多困惑要解决，而幸福恰恰便在于解决这一个又一个永无止境的困惑过程中。”

小王子继续问道：“那你那么多困惑还怎么幸福呢？我就奇怪了。”

我答道：“是的，在许多年前，我不懂这个道理，现在似乎明白一些。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我呢，是觉得‘四十而惑’，依我自己的理解，这两种状态在本质上应该是同一种状态，是一种知道自己‘有惑的不惑’，也就是说清醒地知道自己有很多困惑，知道困惑的来源，困惑的具体问题，这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我猜想浑浑噩噩没法给人幸福感，是因为他明明有很多困惑，却不知道困惑什么。正是在这样明知的困惑状态中去努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惑，即使到死也无法解决所有困惑，可是毕竟这一个又一个困惑都在解决过程中，如果全部困惑都解决了，不是狂妄便是智慧的终结。像孔子那样，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可叹的是，后人并没有从他这里获得什么特别高明的人生教益。”

小王子听得烦了：“听你说话太累，不知所云，能简单一点说吗。”

我想了想，觉得他烦得并非没有道理：“这么说吧，人的一生是不断解惑的一生，我们的灵魂在本质上是漂泊的，人和人的差异并不在于是不是漂泊，而在于怎样漂泊，是宁静地漂泊还是浑噩的漂泊？不同的漂泊状态注定了人的灵魂，就像一个居住者，既是定居者，又像旅行者。因为定居而想着旅行，因为旅行而希望定居。仅仅安于定居或者旅行都将是灵魂的终结。”

不等小王子发问，我又接着说道：

“人的创造力便是在这旅行中开花，在定居中结果。人的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世界的愛，也都在这旅行中存储和施予，在定居中实现。”

小王子恍然道：“嗯，怪不得，我在旅行的时候会感伤，就给你写信了，人就是远行客，你们中国古人写诗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是不是也是这些意思呢？”

“我只是拿定居和旅行来比喻，古人也这么比喻，只是他们有更苍茫辽远的意象，有更多人生无常的感慨，这种感慨恰恰是跟人的灵魂本质暗合的。所以真正的好诗必是哲学，中国的哲学虽然也有不错的，但总体而言很幼稚，因为思辨力太差，但诗歌却很了不起，比哲学强多了。”如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我也觉得中国哲学水平不怎么样。

“嗯，不跟你聊什么哲学，很烦人。”小王子对这个话题没兴趣。

“你自己一定也感觉到，自从你那次离开玫瑰远行之后，你对自己的状态更有把握了，你了解了更多世相，于是你也进入了灵魂定居和旅行的循环，你会像纳尔齐斯一样，在最后的漂泊之后回到最初的困惑，于是人生便圆满了。”

“嗯，说得倒是，宁静地漂泊，漂泊地宁静，每个人都是远行客。我得回家去了，玫瑰一定在等我了……”

是啊，小王子的玫瑰在等他了，我看了一眼有点出神的小王子，说道：

“你赶紧走吧，趁着黑夜，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在途中享受你的孤独，还记得你写给我的信吗，你说：”

“‘夜很黑，夜很深，夜很长，秋风起了，我像你头顶那颗最亮的星，缀满了惆怅，缀满了无常……’”

在夜半到来之前，小王子走了，拖着长袍的下摆，像一颗流星，缓缓地消失在车声搅扰的夜空中，不见了。

2009年10月20日於追遠堂

熟悉列维坦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构图受了他的影响

江南：秋山与秋水

萧瀚 摄（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山涧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

石梁瀑布的上游，像舌头——没别的缺陷，就是大了点儿

这水不知如何作图注了

还没掉下来的瀑布，中间位置，离地面估计还有四十米吧

像不像电视剧《红楼梦》的片头？

还是瀑布，不过已经掉下来了

挂在山上的白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