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onse Mucha. Reverie.

1897. Color lithograph. 72.7 x 55.2 cm.

最吸引我的三种女人

萧瀚

世上像我这样的人最麻烦：有诗人的毛病，却没有诗人的天才，所以多年来惑于美色却生产不出永恒的诗篇。就有前女友骂我见了漂亮小妞便脚都迈不动了，这话虽略有夸张，大抵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靓女总是我的路标。

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终于逐渐清晰了哪些女人最吸引我。

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种吸引也许比较真实。从审美的角度，漂亮的女人最吸引我，其次是有着广阔精神世界的女人，再次是能够不断地从正面提升我人格的女人。不过，从吸引时间的长度和吸引力的强度看，上述顺序正好倒了个个儿。

毫无疑问，理想的女人是上述三合一，不过那样的女人是世间极品，听说过也居然见过——这一点要感谢老天！

无法讳言，漂亮的女人就是很吸引我，至少在初次见面的情况下，没法不被吸引。一般而言，男人分两种，一种是喜欢美女的，一种是非常喜欢美女的，我可能属于後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是要求男人不喜欢美女的，否则色鬼、色狼、淫棍之类的各种帽子便要戴上去，这种文化专门制造伪君子，兄弟我因为无法否认自己喜欢美女，所以在一些朋友们中间便有好色之名。美女虽有吸引我的这第一板斧，能把我一下砍晕，如果没有其他能耐，这美色就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我觉得，跟一个人朝夕相处三个月以上，纯粹的容貌之美会失去其所有魅力，而变得可有可无，倘若这人在相处者心中依然魅力非凡，那必是别的因素搀杂其中的综合结果。与此同理，倒是有些长相不好的女人，因其性格的可愛，精神世界的光芒耀眼，反倒拥有吸引人的持久魅力。不过，话虽如此，实话实说，这後一种女人会成为我交朋友的对象，却无法在性的意义上吸引我——虽然时间会做功，把她们优异的品质揉入她们的容颜，使她们变得光芒四射，可我总是心急等不得这过程。孔子说：“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可能说的就我这种人。

除了容貌的吸引力之外，女人广阔的精神世界也是吸引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漂亮女人如果头脑贫乏、精神空虚，就会在数次交往之后让人觉得乏味。印度有句名言说：“找个能跟你说话的人一起过。”这话很到位，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或者你跟她说个想法，过了三年，她回答说没意思，你不觉得很没意思吗？对我来讲，要持久吸引我，这女人必得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倘若翻了两页就没了，岂不又得另换一本？相处的两个人，唯有各自都拥有广阔的精神空间，各自在对方眼里才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而这样的女人必是喜欢读书，喜欢各种艺术，也会喜欢宗教的——不喜欢艺术、宗教的女人怎么会有广阔的精神空间呢？

不过，即使这样有姣容、有精神内涵的女人，倘若不能正面提升我的人格，也难以持久相处，所以这第三个要素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常常用“善良”来概括“正面提升相处者人格”这种特性，是不准确的，因为“善良”这个概念多有歧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缺乏智慧，善良完全是可能为恶的，质朴的善良可能被恶所利用，从而导致恶的结果。尤其在中国，国家精神病时代和社会精神病时代的这60年，无论家庭和社会都不容易培养出人格健全的男女，人性的本善常常被扭曲。唯有不断自我教育、自我更新的人，才可能从自身与社会的善行和恶行两面阅历中获得真知，葆有知善、行善的能力，如此才可能提升自己的品格，提升相处者的品格。所以，即使我一时惑于那些品质低劣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人，也终能幡然醒悟，仓惶逃遁——而且，在她们身上我也可以从反面获得提升自己人格的真知，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饱满，人性的知识更加丰富和深刻，自己因此而将变得更为慈悲。然而，这样的学习过程毕竟是危险的，因为人总是脆弱的，也常常是懵懂的，所谓观其友知其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负面情操中获取真知，本身就需要很多条件，例如较强的自省能力、鉴别能力，坚定的信仰和道德信念，且这种负面求知的能力还往往可能是暂时的，因此，与正面互相促进人格者的相处才是最值得期待的。

美女固然少，有精神内涵的女人就更少，而人数最少的还是能不断提升自己品格，并且提升他人品格的人，无论男女。

人世间总是因其不完美而留给人们追求完美的希望。上述三种素质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毕竟是罕见中之罕见。那么退而求其次的优秀组合排序还是可期待的。而最重要的是，在对相愛的渴望中，每个人自己的各方面素养是否配得上这相愛的追求？

相愛不但是奇迹，更是美德，每个人只有不断地刷新自己的精神与人格，以便配得上这相愛的奇迹——即使是容貌，那也是可以自己负责的，不必完全靠爹妈解决。天生丽质固然好，可是性格人品恶劣、精神世界贫乏，再漂亮也只是过眼烟云，甚至益显丑陋；天生丑女固然不幸，倘若人品卓越、精神深广，照样人见喜欢，这样的女人当然也是美女。

无论男女，无论有愛情没愛情，生活都一样过。人的一生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临终之际，把自己检查一遍，觉得这辈子过得还像个人样，这样就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以，人只要活着一天，便只该不断地修炼自己，无论上苍赐予你什么样的福分，你都当得起，那便成了。

2009年7月12日於追遠堂

附笔：根据人格、精神世界、相貌的上中下三等全息组合，我将人分成二十七等（无论男女，由于人的审美观不同，伦理观有异，所以下述分等，纯属主观偏见——只是每个人都有拥有自己偏见的权利）另外，别误会我对长得不好看的人有偏见（我自己就长得不好看^_^），能做到完全撇除容貌看人的方式我很钦佩，但这种方法可能并不真实，反正我做不到而且讨厌虚伪：

第一等是人格卓越，精神空间深刻广阔，绝色容颜；

第二等是人格卓越，精神空间深刻广阔，长相一般；

第三等是人格卓越，精神空间深刻广阔，长相难看；

第四等是人格卓越，精神深广度一般，容貌姣好；

第五等是人格卓越，精神深广度一般，长相一般；

第六等是人格卓越，精神深广度一般，长相难看；

第七等是人格卓越，精神世界贫乏，容貌姣好；

第八等是人格卓越，精神世界贫乏，容貌一般；

第九等是人格卓越，精神世界贫乏，长相难看；

上述是人格卓越类的九等。

第十等是人格一般，精神空间深刻广阔，容貌姣好；

第十一等是人格一般，精神空间深刻广阔，容貌一般；

第十二等是人格一般，精神空间深刻广阔，长相难看；

第十三等是人格一般，精神深广度一般，容貌姣好；

第十四等是人格一般，精神深广度一般，容貌一般；

第十五等是人格一般，精神深广度一般，长相难看；

第十六等是人格一般，精神世界贫乏，容貌姣好；

第十七等是人格一般，精神世界贫乏，容貌一般；

第十八等是人格一般，精神世界贫乏，长相难看。

上述是人格一般类的九等。

第十九等是人格低劣，精神空间深刻广阔，容貌姣好；

第二十等是人格低劣，精神空间深刻广阔，容貌一般；

第二十一等是人格低劣，精神空间深刻广阔，长相难看；

第二十二等是人格低劣，精神深广度一般，容貌姣好；

第二十三等是人格低劣，精神深广度一般，容貌一般；

第二十四等是人格低劣，精神深广度一般，长相难看；

第二十五是人格低劣，精神世界贫乏，容貌姣好；

第二十六是人格低劣，精神世界贫乏，容貌一般；

第二十七是人格低劣，精神世界贫乏，长相难看。

上述人格低劣类的九等。

雲邊风月长，落日美人归（雲邊居士摄，请勿转载）

全心全意恋愛去了

萧瀚

一大早就被女友叫醒，说前几天的文章《白鸡蛋、红鸡蛋与红石头》没了，评论功能也关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众所不知的原因，新浪博客终于不得不关掉追遠堂的评论（留言功能好像还能用，并且重新开放纸条箱功能，只是不知道管不管用）。

在此，谨向五毛党、愛国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们致以最衷心地祝贺，祝贺你们盼我闭嘴的热切希望获得了阶段性成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够拯救世界。”这我完全同意，不过我想还是先用美拯救我自己。我本雲邊居士，最大的愿望便是雲邊结庐，与愛人美眷、亲朋挚友把酒言诗、漫舞弦歌、悦读作画、乐水仁山……只是现实常常逼得我说话，有些事不说几句，总觉得做人有愧。

现在好了，说话已经很不方便。国内环境无论是封杀还是疯傻，我都没兴趣到海外去说，我希望大陆的国人能听见我说话，如果听不见，那就回头再说；既然暂时说话不便，我就终于可以给自己找个借口只谈风月、不言国事——一则我本懦夫，胆小怕事，倘若被捕，一天不给水喝就会全部招供画押的人，本来就不该大谈国事；再者风花雪月原本就是我开博的最大享受，现在有这心不得旁骛的风月机会，岂能随便放过。

近来情况喜人，那就名正言顺、全心全意地恋愛去了。

也祝所有博友们没相愛的赶紧相愛，结了婚的继续相愛，有孩子的更愛孩子，愛父母的更愛父母，……，毕竟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恢复雲邊居士本色，一边恋愛，一边在追遠堂将风花雪月进行到底。

雲邊风月长，落日美人归……

2009年7月12日於追遠堂

向“7.5”事件中死难的人们致哀！

萧瀚

我只是“真相不明”的群众之一，对于“七.五”事件，连日来一直都想说话，但最终还是无话可说，唯一能说的仅仅是，也只能是：

向死难的人们致哀！并向受伤和其他的受害者表达一份关切的心意！反对一切非正当防卫的暴力！

唉，无边的、看不到头的暴力，何时何世才是个头啊……

2009年7月9日於追遠堂

Audrey Hepburn

夏雨天里的幸福思絮

萧瀚

1.幸福就是夏雨天，空调、电扇之类的东东失去价值。

2.幸福就是你床头新添一套五卷本的《蒲宁文集》和十卷本的《王小波全集》，于是你有了《米佳的愛情》和《阿尔谢尼耶夫的青春年华》的新译本，你还能看到王小波新出版的情书。

3.幸福就是老娘老爸兄弟姐妹都很健康，很快乐，他们为你骄傲。

4.幸福就是你虽然一天只睡六个小时，晚上做过的梦一个都不记得，唯一能记得的梦就是跟美女约会——关键是老婆不知道，或者知道了很替你高兴。

5.幸福就是你还没老婆，理论上说你可以跟任何单身美女恋愛。

6.幸福就是你失恋了，于是可以开始新的恋愛了。

7.幸福就是你失恋了，还没有新的恋人，理论上你可以决定给赫本写情书。

8.幸福就是你有老婆，没有婚外情，还心满意足。

9.幸福就是你有了婚外情，才发现还是老婆对你好，于是婚外情又不需要了。

10.幸福就是红袖添乱夜读书并不是梦想。

11.幸福就是你为自己愛的人做什么她都开心。

12.幸福就是你发现有些父母就是专门为了不让你和你愛人在一起而存在的，你有足够多的机会表现你的大度。

13.幸福就是你写了一封情书，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寄给谁，于是填上自己的地址，第二天你就收到了一封情书。

14.幸福就是你和你的恋人到后海去吃烤肉，喝鸡尾酒，还可以观赏很多美女。

15.幸福就是你有时间读书、思考、写作。

16.幸福就是从诚实的生活里找到快乐，并发现只有诚实的生活才能带给你快乐。

17.幸福就是你抽了很多年香烟，突然很讨厌，说不定就戒了。

18.幸福就是多年老友突然来电要看你，翩然而至，一朵云彩没带走，一个菜没吃，飘然而返。

19.幸福就是新来一笔小稿费，又可以上馆子、进书店了。

20.幸福就是你发现无知者无味，你把他们弄得很生气，但你只觉得有趣。

2009年7月8日于追遠堂

善意提示：

风花雪月的文字下面请勿谈时政，尤其不要讨论天安门的那具尸体，不然我会删贴不眨眼^_^

罗丹浮雕作品：地狱之门

梦见毛泽东

萧瀚

夜半困倦，睡觉去也……

躺下不久，我就精神抖擞起来，好像是来到一个山谷，阴冷、潮湿，一点阳光都没有，突然，眼前似乎有个人影晃动，很高大，他慢慢地走到我跟前，定睛一看：这人好像很熟悉，哪里见过……天哪，是他！

“你来这做什么？”他还是一口湖南腔，不过听得懂。

“我也不知道。”我嗫诺着，心中很恐惧，毕竟传说中的他是一回事，亲眼见到又是另一回事，他可以随便发动别人把任何人整死，对他来讲，别人的生命只是草芥而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确实我从来不把人命放在眼里，不过今天我心情好，你可以随便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不会对你怎么样。”还是一口湖南腔，居然还有笑容。

“真的吗？真的可以畅所欲言？”我当然不太相信，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傅雷……，不都是说话说死的吗……，本来是求言诏，结果变成了割喉杀身令。

“要杀你易如反掌，不过现在我这儿比较冷清，原来我整死的那些人，也都不在这儿，很孤单。”他也会孤单？

“这是哪儿啊？”我很好奇。

“哈，这就是地狱，我住的是第二十层，我楼下是金日成和波尔布特，有时候会上楼来跟我聊天，他们杀人技术方面过于直白，所以经常请教我怎样才能既达到目的，又不必做得很露骨。”他很得意的笑说道。

“那您楼上住着谁呢？”我还是好奇，他都跟谁做邻居。

“哦，我楼上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还有列宁，三室一厅，条件比我这好一些。”他有点不忿。

“您对于现在的住宿条件还满意吗？”我变得像个记者。

“还行吧，当然比不上以前，那时候，我在各地都有行宫，那些省长省委书记都很孝敬我，现在我想出去旅游到上面各层都需要打报告，他们说滞留三天以上得地狱开出的专门介绍信，很麻烦，有一次我忘了时间还给带走了。”他说起来有点黯然神伤，顺手他又点上一支烟吸起来。

“您以前在地上的时候不也这么对人的吗？”我心中有点窃喜，他终于知道这样做对人的限制太过分了。

“哦，那不一样，那是为了防止刁民捣乱，不好管理。”他吐出一口烟，说道。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可以吗？”我想既然已经很记者了，就索性继续记者下去吧。

“嗯，到我屋里坐吧，外面有点阴冷。”他挺好客。

于是，我们一前一后进了他的屋子，屋里生着硫磺火，比外面温暖多了。

“你想喝水吗？冥河水质不是很好，你凑合着喝吧。”他一边坐到一张沙发上，一边继续抽烟，指着一把水壶说道。

“哦，不用了，那咱们开始吧，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您在建立政权的时候，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我迫不及待地提出第一个问题。

“哈，你真是个娃娃，这都不懂吗？我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劳动人民的自由乐土。”他这么说，我想是真诚的。

“那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迫害那么多读书人，剥夺农民那么多年，甚至任他们活活饿死呢？”我继续问。

“你这就鼠目寸光了，建设一个伟大国家，不是像你们那样一天到晚喊人权，保护人权能办到的。一定得杀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地主不杀，这土地怎么拿才合适？读书人不迫害，他们成天说话，我这事儿怎么还干得成？我不剥夺农民，不让农民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到处流窜，我这国家怎么治理？我不把他们饿死，这工业化何时才能完成？”这么多年来，他显然一直还认为自己是对的。

“那您治理建设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我忍不住问道。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国家繁荣富强，在国际事务上有地位，不让人欺负。”他说得振振有词。

“可是您这样随便搞政治运动，挑唆人民之间互相仇杀，不是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正好相反吗？人民互相残杀，怎么能够建设一个伟大国家呢？”我终于要质问他了。

“这就是你的浅薄之处，小资产阶级的虚情假意，完成一个事业总要有人牺牲的，那时候不死这么些人，哪有今天的基础？”他依然振振有词，一边吸着烟，云雾缭绕中，我看他的脸越来越像鬼魅。

“靠杀人来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这我还真就是您的论调。要成就一个事业需要付出牺牲这确实没错，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牺牲？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凭什么样的制度让人牺牲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您在为谁建设一个伟大国家，如果人人生活得惨不忍睹，这样的国家能是伟大国家吗？”我盯着他的眼睛，几乎是恶狠狠地看着他问道。

“那不管，谁轮到谁倒霉。反正将来一定会有天堂。”他冷酷地重复着他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安全生活的基本权利，您不能说为了将来的人活得好，现在的人都得去死。将来的人有权过好，现在的人更有权过好，没有现在哪来的将来？”我继续质问他这荒谬的逻辑。

“你这是近视眼，中国人口数巨大，死掉几亿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这些死人，中国到现在都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国防和工业！”他还在为自己所谓的伟大成就沾沾自喜。

“您这是强词夺理，如果人们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国家富裕，国防、工业，哪样建立不起来？我敢断定，如果不是您这三十年折腾，中国要发展得好得多得多，不管谁来执政，都不可能像你们那样血腥恐怖，都不可能像你们那样民生凋敝！”我觉得他的观点太荒唐了。

“知道吗？像你这种论调，放在我那个时代，群众会把你活活打死的，你是运气好。”他目露凶光，很不耐烦，看来，他很不屑于继续跟我讨论了。

“是啊，这是您的成就是吗？说不过理就怂恿愚民杀人，这群白痴到现在还怀念您，您是不是很得意啊？好在您现在只能住在这第20层地狱里，至少不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折腾大家，我也不用为说这些话担心被打死。”我觉得他已经没什么可继续讨论的了。

“哈哈，你不知道这群白痴为什么怀念我吧？他们现在过得不好，没有我在的时候有地位，虽然那时候穷了些，但我那时候没贪官，没腐败。”他显然很得意。

“您还好意思得意！就是因为您建立的这套制度，如果不从根子上改革，只是改革经济政策，那必然腐败丛生——因为您建立的这套制度最大特点就是政府权力无远弗届，您那时候并不是不腐败，而是第一信息闭塞，一切媒体都被你们垄断，人民无从知道你们怎么腐败，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走动，信息也就很难交流；第二，你们那时候很穷，没多少可腐败的资源；第三，你们那时候的人心在被您搅乱之前，它的恶果还没有全面爆发出来。”我对这样的论调讨厌之极，所以也就很不客气地驳斥他。

“不管怎么说，人民怀念我是个事实。”他翻着眼皮，一副疲倦的神情，但依然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大救星。

“不管怎么说，您的这些强词夺理对于那些没有基本政治学常识，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人来说，确实很动听，在您建立的愚民教育制度下，洗脑工作也很成功，这些白痴只要听不进去其他的话，自己又不好好思考——他们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思考能力，他们还会继续崇拜您，怀念您。这才是这个国家最可悲的地方。”我想到这些，心里当然不会感觉很好，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

“我现在是管不了你们了，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民会千秋万代地怀念我。”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得意地看着我，似乎故意气我。

“放心，只有缺乏历史常识，缺乏脑子的白痴才会崇拜您，将来教育方面的改革一点点进行下去，您那套混蛋理论自然会变成全民批判的对象。这我一点都不怀疑。现在虽然还很糟糕，有些方面看上去甚至比您那个时代还糟糕，但这不意味着您那个时代是天堂，您那个时代是不折不扣的地狱，与您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也只是不那么地狱的地狱。那些因为现实糟糕而怀念您的，都是缺乏常识，对您和您的制度不了解，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奴才和奴隶在这个国家还是人口数巨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怀念您没什么质量，而您总有一天会被历史公正地还原您该有的地位，就如斯大林、希特勒这些给本国和世界造成无穷灾难的人一样。”对中国现状，我虽感愤懑，但觉得这样的话还是必须要说的。

“呵呵，这没什么，我在地狱住得也还好，哪天有机会，我会重新来到地上，你信不信，我依然会振臂一呼、应着云集，我原先埋下的种子，都在发芽，死掉几亿人建一个伟大国家的信念是无数人的共同事业，你一个穷书生也想螳臂当车？”他说得很激动，隔着烟雾，我依稀看到他发黄的牙齿，不禁联想到食人巨兽……

“你可以走了，不然，我心情不好的话，你会没命的，走吧，你阻挡不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显然今天心情确实不错，至今还没想到要找几个人来批斗我，把我整死，毕竟在这儿他的权力很有限。

“我知道您还不死心，不把中国搞成一团糟，您不会甘心，您已经成就过一次了，以后就放过大家吧。”我当然希望往事不要重来。

“哼，中国的事，你这种无权无势的书呆子说了不算，有权人说了算，那些崇拜我的人跟这个制度配合得也很好，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看我那么多年想做的事哪件没成功过？给他们吃草，他们就不敢吃糠，没有他们，我的制度怎么可能那么多年还屹立不动呢？所以，你倡导的那些制度，什么宪政啦，法治啦，人权啦，什么正当程序啦，屁用也没有。你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是只要自己还有草吃，绝不会考虑别人有没有草吃的民族，你给他们套上枷锁，他们会亲吻你套枷锁的手——每个手指头都吮过去，就这种东西还想撼动我的制度？我能给他们草吃就不错了！对他们，好好利用就是了，其他没什么功能，杀掉也好，斗死也罢，饿死饿活的，都不足惜。那时候没有世界大战，不然中国死个几亿人，老外就慌了神了，你看朝鲜战争，我就试试刀，美国人就扛不住了——虽然死了八九十万志愿军，是朝鲜人、美国人死亡人数的好几倍，但老百姓扬眉吐气啊。你真的不用怜惜这些人，能让他们死得有用，这已经是他们最高价值的体现了。”

“您太残忍了，我不想继续跟您说下去了。建议您好好呆在地狱里，别再出来害人。”我已经无话可说……

“你走吧，下回在地上遇到，我也不会杀你，有老百姓在，用不着我动手，我可以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你彻底丧失尊严，你们这些书呆子最愛面子，你们把这东西叫做尊严，没有权力，你有什么尊严？没钱，你有什么尊严？我随时可以让你失去自由，你有什么尊严？像傅雷这种多嘴书生，允他自杀已经对他很开恩了。你一天到晚倡导什么正当程序，你以为这帮傻子听得懂，我告诉你，中国人杀人也好剥夺财产自由也好，历史上就没有过什么法律程序，都是觉得这人是个坏蛋，就对他干什么都行，所以你这张臭嘴还是闭紧一点，别做焦大，别做黄祖，我的人民没人信你们那一套。”他一边得意地说着话，一边有点发狠地猛抽一口烟，摆摆手让我走。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有不再说话，失魂落魄地走出他的房间……

突然，一声刺耳的汽笛声响起，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满头大汗，几乎浸湿了身下的床垫，乖乖龙个东，还好还好，原来是南柯一梦。

2009年7月6日於追遠堂

阿尔贝.加缪

他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美国影星鲍嘉——尤其他抽烟的样子：）

雲邊居士按：

存在主义哲学家里，我最喜欢的是雅斯贝尔斯和加缪，加缪的哲学散文、剧本、小说，我都很喜欢。这篇《西西弗的神话》，也是我经常重读的文字，现配以朗读录音（我发到土豆网了），发于此，感谢将此文录入成电子版的朋友。

2009年7月4日

西西弗的神话

【法】阿尔贝·加缪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荷马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但另有传说说他屈从于强盗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各种说法的分歧在于是否要赋予这地狱中的无效劳动者的行为动机以价值。人们首先是以某种轻率的态度把他与诸神放在一起进行谴责，并历数他们的隐私。阿索玻斯的女儿埃癸娜被朱庇特劫走。父亲对女儿的失踪大为震惊并且怪罪于西西弗，深知内情的西西弗对阿索玻斯说，他可以告诉他女儿的消息，但必须以给柯兰特城堡供水为条件，他宁愿得到水的圣浴，而不是天火雷电。他因此被罚下地狱，荷马告诉我们西西弗曾经扼往过死神的喉咙。普洛托忍受不了地狱王国的荒凉寂寞，他催促战神把死神从其战胜者手中解放出来。

还有人说，西西弗在临死前冒失地要检验他妻子对他的爱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尸体扔在广场中央。不举行任何仪式。于是西西弗重堕地狱。他在地狱里对那恣意践踏人类之爱的行径十分愤慨。她获得普洛托的允诺重返人间以惩罚他的妻子。但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大地的面貌，重新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重新触摸那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了。冥王的诏令、气愤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对起伏的山峦，奔腾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诸神于是进行干涉。墨丘利跑来揪住这冒犯者的领子，把他从欢乐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强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狱，在那里，为惩罚他而设的巨石已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并没有谈到西西弗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士、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士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士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为这种回复、停歇，我对西西弗产生了兴趣。这一张饱经磨难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自己化成了石头！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它的到来与西西弗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

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那里呢？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西弗的命运荒谬。但是，这种命运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士。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戏剧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杜小真译

朗读录音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8fikaC6s3E/

从谩骂走向辩论，从辩论走向共识

萧瀚

1.【中国缺乏辩论传统】

历史上，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准确的讲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公共领域，国家只是皇帝的私产），中国的绝大部分时代总是用暴力直接消灭异见，导致了这个文明缺乏讨论问题的传统——这也就意味着毫无民主的传统。

2.【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许多孔子崇拜者都是不承认的，但这段故事就记载在儒门巨人荀子的书中。我读《论语》的时候，也发现孔子是不会去跟人辩论的，他最赏识的学生都是像颜回这样唯唯诺诺只听老师耳提面命的，如有不同意见，他就鼓动大家一起去攻击。把他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相比，就能很清晰地猜想，孔子手中一旦有权力，杀少正卯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就没什么不可能的。

3.【政治中心主义和道德中心主义】

古代中国人推崇政治中心主义和道德中心主义的思路，所以极其不喜欢辩论，只喜欢从所谓的“国家利益”和私德酷评中占取辩论的制高点，而辩论本质上是要讲清楚道理，不是要争道德优劣，即使不得不涉及道德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厘清道理。由此，中国式的辩论导致的结果是不讲理，只讲德，不讲个人权利，只讲集体利益，最后结果就是个人权利固然不保，集体利益也没有，道德并不因此提升，反倒败坏——从而道德中心主义的结果是失去了公共议论的道德底线。

4.【辩论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公民社会与一系列的观念，例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愛等都是互为基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些观念的碰撞就不可避免，因此，辩论从一定程度上，几乎可说是建立正常公共领域的第一步，于是言论自由也就成了建立正常辩论机制的第一步。

5.【言论自由的边界止于辩论规则】

显然言论自由不是胡言乱语的放纵，一切言论都应该有个基本底线，就是不可主动伤害他人，而道德主义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私德酷评，私德酷评在一般性的公共议论中除了伤害人，没别的功能。

6.【辩论理性的交往规则】

良法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底线道德要求，因此，以良法为基础的底线要求必然也对辩论领域适用。辩论规范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一是工具理性方面的规范。

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有一些基于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形成的重叠共识，例如人道主义的扶弱原则，要求议论者在尚未证明弱者有罪错的情况下，站在弱者一边；正义原则、遵守良法原则，其配套的相关工具理性规范，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做到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不公开发表不利于刑事被告的实体评断。上述价值理性规范及其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在通常刑案的公共议论中已经基本够用——在其他公共事务中更是如此。

工具理性规范方面，除了上述与价值理性规范直接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之外，至少还应当遵循两项原则，即不对论敌做动机猜测的诛心之论和不对论敌进行智力贬低，前者为了保证讨论状态集中于问题而非议论者本人的道德；后者为了保证交流与沟通的平等状态，坚持以理辩论。

不过有一点需要清楚的是，在公共议论领域，对公权力的任何质疑性谴责应该可以是无限的，这是在公共领域实践宪政精神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官员个人还是需要稍微谨慎一些对待，以免冤枉人，虽然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理应承受比一般公民更重的舆论质疑义务，但他们也是公民），公共议论中的一切规范，都只是针对平等的权力权利关系中的公民之间，而不能适用于强大的公权力。

7.【辩论中的拟制正当防卫】

对于有些涉及突破底线伦理的言论，道德谴责也是需要的，这是对讨论的护盘之举，保护辩论的平台，例如，将希特勒奉为伟人在德国肯定是要遭到道德谴责的，甚至可能直接违法而导致法律处分。

只有在前述价值理性规范与工具理性规范相协调的情况下，公共议论才能尽可能地摆脱语言暴力，担负起公共交流与沟通的使命，一旦价值规范的底线被突破，工具理性规范也就失去意义，两者紧密相连，互为首尾。目前平面媒体也好，互联网也罢，公共议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无论上述价值理性规范还是工具理性规范，都缺乏基本共识。这导致了大量无效公共议论，以及破坏公民社会、公民精神的逆向言论。对于这种突破了价值理性规范或工具理性规范双重底线的言论，以拟制正当防卫的言论便是合适的。

这方面，多年来我有过三次谩骂行为，第一次是对周叶中教授（他居然威胁记者说“中宣部会找你”），第二次是对杨帆教授（一个用强权统治教室的教授），第三个是高一飞教授（不尊重法治基本精神，不遵循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偏信警方证据，对邓玉娇做有罪推定）。

8.【道路虽然漫长，但也能看到曙光】

目前中国公共领域的辩论还很不正常，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谩骂性污言秽语，这方面我的新浪博客追遠堂一直还算比较干净，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曾经对谩骂贴做过集中处理，将它们赶到一个专贴下面；另一方面，大家逐渐习惯了讨论状态，虽然有时候动了气，总体而言还不错。我觉得从这一现象中似乎可以看到，道路漫长，但曙光初现，大家——当然包括我自己，正在逐渐学习乃至学会辩论。

9.【别对我做特权性要求】

鉴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在涉及一些问题时，对我有不少道德谴责和谩骂之词，这些人我觉得大抵缺乏交流理性的自我约束，我从来不会主动去骂一个网友，在面对来自网友的谩骂时，我以前曾经尝试过跟他们很好地讲理，但他们在偏见的蒙蔽下往往根本没法讨论问题，于是我有时候也要回骂（我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情绪），但是我一般不会有什么过于不堪的脏词（去年曾经有过，例如用“滚”这样的侮辱性词汇，也向大家道歉过，现在再道歉一次）。我现在对付那些谩骂者，一般心里会有个底线：绝不能跟他们一样脏，所以最多只会用调侃性的反讽语言。

于是就有朋友提出说我心中有戾气，这点我承认。他们进一步要求我如何如何，我就不再接受了——涵养的要求只能针对自己，如果别人没有突破底线为什么要去要求别人呢？我不是要在这里塑造一个道德楷模，而是要说话，对于来自他人的无理谩骂，我有基本的反击权利——但我基本上从未失去过底线的坚持，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需要履行同等的义务。如果我主动发表侮辱网友的言论，当然是我没有履行公共议论的基本义务，应该受到谴责，如果我只是常规地反击针对我的侮辱性言论，从权利意义上不应该受到谴责，至于道德与涵养意义上那是我自己的事。对我过度的善意要求，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赋予我某种特权基础上的限制，我不接受这样的限制，我也不要特权，我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期待，但请警惕你们自己心中莫名而无意识冒出来的等级观念。

10.【从谩骂走向辩论，从辩论走向共识】

鉴于有些讨论，我无法堵住某些无动机情绪发泄者的嘴，挨骂几乎是必然的，所以我重新确立追遠堂的讨论规矩，即任何针对我个人公共议论时的谩骂贴我都保留（捏造或公布隐私的言论我会删除，无论针对谁），同时我保留回骂的权利。谩骂其他网友的，我以前是一概删贴处理，现在也稍作调整，被骂者向我提出删贴要求的，我会删除。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怎么会辩论，但能够公开谩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进步——至少没有人用强权彻底消灭这些谩骂，那么谩骂之后该辩论，只有辩论才能尽可能理清真相，达成共识。

在西方，公共领域的辩论是走向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美国《联邦宪法》就是这样吵架吵出来的），在中国，我们还得先学习如何辩论。那些建议我不要跟网友辩论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辩论在推进公民社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我甚至敢断言，没有正确的辩论原则和辩论理性，没有正确的辩论方法和规范，没有真正的辩论，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共识，没有普遍的共识，也就不可能建立公民社会。

2009年7月3日於追遠堂

傅雷夫人的名字应为“朱梅馥”

图片来源：http://liwei1.blshe.com/post/2185/149788

雲邊居士按：

法国诺奖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曾是我年轻时候的“励志圣经”，对我的人生有过很大影响，现摘取其中一段，配以朗读录音，但愿朋友们也会喜欢。

2009年7月3日

克里斯朵夫与高脱弗烈特的对话

【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

“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

他们正在爬上一个俯瞰全城的山岗。高脱弗烈特非常慈悲的说：

“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件事。别难过了。最要紧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作主了。”

克利斯朵夫无可奈何的再三说着：“我许的愿都没做到！”

“听见没有？"高脱弗烈特说……

（鸡在田野里啼。）

“它们也在为了别个许了愿而做不到的人啼。它们每天早上为了我们每个人而啼。”

“早晚有一天，"克利斯朵夫苦闷的说，"它们会不再为我啼的……那就是没有明天的一天。那时我还能把我的生命怎么办呢？”

“明天是永远有的，"高脱弗烈特说。

“可是有了志愿也没用，又怎么办呢？”

“你得警惕，你得祈祷。”

“我已经没有信仰了。”

高脱弗烈特微微笑着：

“你要没有信仰，你就活不了。每个人都有信仰的。你祈祷罢。”

“祈祷什么呢？”

高脱弗烈特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出来的朝阳，说道：

“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把你的理论统统丢开。所有的理论，哪怕是关于道德的，都是不好的，愚蠢的，对人有害的。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污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便是象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你不用焦心。你先看着。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象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Alsichkann （竭尽所能）。”

“噢！那太少了，"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说。

高脱弗烈特很亲热的笑了：

“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那末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直是多余的了。可是有些人说'愿即是能！'……”

高脱弗烈特又温和的笑了起来：“真的吗？那末，孩子，他们一定是些说谎大家。要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志愿……”

他们走到了岗上，很亲热的互相拥抱了一下。小贩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了。克利斯朵夫若有所思的看着舅舅走远，反复念着他那句活：

“Alsichkann。"他笑着想：“对，……竭尽所能……能够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

他向着城中回头走。冰冻的雪在脚下格格的响。冬天尖利的寒风，在山岗上把赤裸的枯枝吹得发抖。他的脸也被吹得通红，皮肤热辣辣的，血流得很快。山岗底下，红色的屋顶迎着寒冷而明亮的阳光微笑。空气凛冽。冰冻的土地精神抖擞的好似非常快乐。克利斯朵夫的心也和它一样。他想：

“我也会醒过来的。”

他眼中还含着泪。他用手背抹掉了，望着沉在水雾中间的旭日，笑了出来。大有雪意的云被狂风吹着，在城上飘过。他对乌云耸了耸鼻子表示满不在乎。冰冷的风在那里吹啸……

“吹罢，吹罢！随你把我怎么办罢！把我带走罢！……我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古教堂门前圣者克利斯朵夫像下之拉丁文铭文）

朗读录音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39tJ_NQTsA/

给毛崇拜者一份建议性书单

萧瀚

我谨建议并且希望毛崇拜者能够认真阅读各方资料，认真思考。在此过程中，请毛崇拜者先将脑子里关于毛的信息成见暂时清空，先了解历史真相是什么，鉴于此，我提供一份书单，供毛崇拜者们参考。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毛的著作不少，找起来易如反掌，故基本不推荐，只推荐一部英国记者肖特写的歌功颂德之作《毛泽东传》。

1. 杨继绳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卷），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2008（网上有电子书可下载，我以为是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2.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3. 何方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

4. 杨显惠著，《夹边沟记事》（另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告别夹边沟》），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这部书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5. 杨显惠著，《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夹边沟记事》的姊妹书；

6. 章诒和著，《伶人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

7. 章诒和编著，《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2007；

8. 邵燕祥著，《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9. 【美】麦克法考尔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

10.【英】菲利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毛崇拜者一定要看，因为这个作者对毛推崇备至，他所不得不承认的那些史事，对毛崇拜者来讲接受起来也许更能没有疑虑）；

1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吴法宪著，《吴法宪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13. 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寰球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8；

14.【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

15.【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

16.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

17. 张正隆著，《雪白血红》上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9；

……

我当然不敢断定这些书中所涉的一切历史材料都是真实的事实，而且尤其是有些回忆录如果缺乏文字材料佐证，仅仅根据记忆，出错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上述作品所涉事实的真实性请毛崇拜者自行鉴别。鉴于毛崇拜者可能大多没时间读书，所以暂时先列这些，虽然值得读的书还有很多（例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但是我对中共党史的兴趣早已不大，因为十几年前曾对极权主义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下过一点功夫，对于极权领袖及其制度机器的运作方式有些基本的判断力，绝大部分史料都不太可能刺激我了——除了让我感到厌恶之外。不过，在他们那里，无论什么样的邪恶都不是不可能的，你所缺的只是想象力而已。

2009年7月1日於追遠堂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雲邊居士按：

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20多年前，第一次读《异端的权利》便深撼我心，从此酷愛这本薄薄的小书。在中评网主持工作的时候，我就曾上传过这篇我朗读过很多遍的序言。现上传于此，希望第一次读的朋友们喜欢，谨以此向林昭、张志新等为捍卫自己的良心而付出生命的圣徒们致敬，他们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感谢将此书录入做成电子书的朋友。为减少朋友们读长文的疲劳，特附上我的朗读录音，献丑了：）

2009年6月30日

《异端的权利》引言

【奥】斯.茨威格

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懔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关于人吃人》

“苍蝇撼大象。”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瑞士巴塞尔城驳斥加尔文原稿抄本上亲笔加添的字句。在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免有些反感，倾向于把它当作过甚其词，那是人道主义者易犯的一种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非夸张，也非讽刺。这位勇猛的战士只不过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确地传达给他的朋友阿默贝奇，他坚信自己是在向一个庞然大物挑战，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受狂热的教义所煽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屠杀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奥在这场危险的角逐中向加尔文提出挑战。他象武士那样以笔为戈。他意识到，对一个用物质的甲胄防护着的独裁者作纯精神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是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战斗。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怎么能指望战胜有成千上万的支持，又有全部国家力量装备着的加尔文呢？加尔文是一位组织艺术的大师，能够使全城全国（它的众多的市民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人）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能够扑灭独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于他的全部教条。国家权力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文字和言论，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语，都听任他摆布。他的教条已成为法律，任何人胆敢怀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训——用压制讨论的辩论，用彻头彻尾精神暴虐的辩论，用监禁、流放或者火刑，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恶的狂妄者的邪恶权力远远越过了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各城市把他当作它们政治上的主要伙伴：整个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总司令；国王们和亲王们争相博取这一好斗的基督教教士的欢心。他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教会组织，在权力上仅次于（如果是次于的话）罗马教皇所管辖的范围。在政治圈子里，如不让他知道，就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违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绝无仅有。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样地危险。

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芳自赏的理想家，怎么会以思想自由的名义，象对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样，拒绝效忠于加尔文呢！衡量这两个人可得到的物质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只苍蝇而另一人比作大象，并非夸张。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再者，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多年来，这位伟大、谦逊而高尚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之下，经常处在可怜的窘迫状态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是因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缚，也不受制于任何流行的狂热形式。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维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伤害，他才丢下了宁静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权，对独裁者进行攻击。他茕茕孑立，但这才证明他不愧是一个英雄。他的富有经验的敌手有一长列忠实的追随者（或者，即使不忠实却受到严厉的戒律的约束），而卡斯特利奥却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个皇帝和国王庇护他，就象他们曾经庇护过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那样。即使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虽钦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说几旬宽慰他的话而已。

当狂热的信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公开保卫一个胆敢信奉受迫害的事业的思想家，的确是有生命和身体危险的。卡斯特利奥所信奉的也绝非个别的情况。他否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仅仅因为私人意见不同就有资格伤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体搞疯狂的时期（这一疯狂不时地折磨着世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胆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种时髦的幻觉的影响；胆敢把谋害（这种谋害常假借为上帝的更大光荣的名义）按其真正的含义称之为屠杀。人道主义的情感迫使他高声疾呼，他说：“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对待人的残酷行为，发出绝望的呼吁，声震天穹。人类的懦怯胆小是如此的积重难返，以致于卡斯特利奥和象他那样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样，也需要寻找几个（如果有的话）拥护者。在关键时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战好手都具有的那种特性，即在一个不知畏惧的灵魂里，有一颗坚强不屈的良心。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战斗将是徒劳无功的，他知道这一点而恰恰因为这一点，他才毫不犹豫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圣洁的顽强精神使他这个“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战争中永远铭刻下英名。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长期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时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下定义的神学观点上的争执，也不是有关塞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驱使的。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它用这样或那样的名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复不断地持续着。神学仅仅是一个附属的假面具罢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为神学是十六世纪日内瓦（以及别处）的风尚。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归根结底，上述名词对我们来说，表示一种必须由个人作出的发自内心的决定，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在我们这个古老、幼稚和机械的世界历史中，究竟是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启示性的奇迹，成为一种思想的力量——一种最无形的力量呢？有头脑的人只要认识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们倾向于对诱惑屈从而赞美这些世界范围里的骗子手们，他们成功地借助精神之力操纵着愚不可及的事务。那些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一旦取得了胜利，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即被证明是恶劣的骗子手。权力促使他们攫取全世界的权力；胜利导致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们，非但不庆幸自己已经劝服那么多的人接受他们特别讨厌的幻想；庆幸自己已经获得甘于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死的信徒，还利欲熏心地企图扩大权力。他们渴望把他们的教条强加于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献媚者、仆从、灵魂奴隶、任何大运动的依附者，并不能使独裁者满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绝无仅有的宗教独立派，也变成他的奉承者和奴仆。为了使他的教条世界化，他让政府勒石铭记：不墨守旧规即为犯罪。灾祸在于不断地加强宗教理论体系，伴之以政治理论体系。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就使他们堕落蜕化为暴虐政治。但是，当一个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讲授的内在力量，而去乞灵于用武力进行扩张，他就在向自由宣战了。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这幽灵，这神灵，是一个神秘的要素。象空气一样，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来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准则。它将性格暴虐的人误引入幻想，使他们以为能随心所欲地使这一幽灵顺从地处在瓶子里。但是每一压缩作用都因为相应的反压力而产生动态的反作用，当加以非常大的压力作用时，常会引起爆炸。因此，压制性措施往往导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因为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试图把神圣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上，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绵羊（指驯服者）和山羊（指胡闹者），真实信徒和异端，忠诚者和背叛者，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费心机——这一切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并以使用强硬手段为唯一的后盾。随时随地都会冒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刚毅不屈地抵抗任何这种对人类自由的限制，成为所谓这样那样的予拒绝服役者”（为宗教原因）。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野蛮：任何暴政部没有这样系统化。但人民决心并有能力规避使大多数人屈服的高压统治，保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和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者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纪，虽然当时和现在一样，思想意识领域里的狂热行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蚀的时代精神。从在那些日子里人道主义者留下来的著作看来，可以为黩武者的骚扰造成的极度痛苦提供证明。我们深为他们对“教条贩子”的憎恶所感动。那些贩子们在市场上叫卖：“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作为开明的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吓坏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驰骋曾培养了对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现在，萨冯纳罗拉、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之流，却想消灭美好的事物，并把全球转变为道德的神学院。他们口沫横溅地宣扬自己极端的正教经典。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在叫嚣中，武器的碰击声已铿锵可闻，已可大胆地预言：灾难性的战争正悄然来临。但是，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互通使人感伤的和令人钦佩的信件，还关起书斋的门诉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公开去对抗基督教的敌人。伊拉兹马斯不时冒险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他们由于老于世故而小心翼翼，他们说，圣人可以找到比驯疯狗更好的消遣。他们说，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闭户不出，否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奥获得了不朽的人道主义者的名誉，因为他毫无畏惧地迎接他面临的灾难；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们的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一篇有助于促进世界统一的声明，将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条主义的言论，流传得更为久远。这位被遗忘的杰出人物非凡的勇气，将成为后世的楷模，特别是在道德圈子里。卡斯特利奥蔑视神学家，把加尔文的受害者塞维特斯命名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当驳斥加尔文的诡辩时，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在他的《为宗教宽容宣言》里（远在洛克、休姆、服尔泰之前，并比他们更为灿烂夺目），他一劳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险的，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尔泰抗议琼·卡拉斯案、左拉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服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全神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这强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后一招，几乎获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奥不仅被解除武装、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监禁，而且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有计划地迫害，使他在死后许多年之后几乎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学者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在加尔文势力范围所及，营业的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当那些书终于出现时，要依靠它们来确立他作为先驱的声誉已经为时太迟了。当其时，已有人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所发动的并为之倾跌的战役，已由尾随而来的其它旗手们继续进行。很多人，诸如乡巴佬汉普顿们和默默无闻的哑叭密尔顿们是注定在阴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着卡斯特利奥脚步走的人们，收获和开辟他的声誉。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却了；他为塞维特斯的战斗被忘却了；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撼大象”）被忘却了；他的著作被忘却了——它们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我们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其人在当代几乎被一致公认为那个世纪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高尚的人。对这被忘却了的战役，人们至今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并要求把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斯巴达克思起义

浅析中国的社会性人质综合症

萧瀚

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人不但不反感、痛恨罪犯，反而对罪犯产生依赖、欣赏、感恩，甚至深刻愛意的一种现象。这一心理现象的得名源于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某银行的抢劫事件，遭到绑架的女职员在获救之后，不但不感激警察，还为劫匪筹钱辩护，甚至与劫匪订婚。

2.      心理学上通常认为导致此症需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切实感受到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掌控其生命者可以随时剥夺其性命；

二．生杀予夺者能施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其活下去；

三．唯一能获得的信息就是经生杀予夺者过滤过的信息；

四．除了听从生杀予夺者，无路可走。

3.      此症不但在个体的劫持犯罪中易于发生，在群体中也一样容易发生。1949年之后至今，中国就有大批国民患有此症，其患者表现出来的症候除了对政府的无条件服从与信任外，最典型的症候就是毛泽东崇拜。

4.      现实中的“毛崇拜”式“斯症”患者分成三种，一种是自觉的“斯症”患者，一种是受蒙蔽的“斯症”患者，还有一种是角色错位的“斯症”患者。

5.      先说第一种，自觉的“斯症”患者可能在1949-1978这30年的国家精神病时代备受摧残，完全符合上述四条件的情况，由此而导致的“毛崇拜”，此类患者基本上是病入膏肓，无药医，除了深深地同情他们，可能什么也不必做。

6.      第二种，受蒙蔽的“斯症”患者，患此症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的严重闭塞，即符合上述四条件中的第三项条件，当然，日常生活也常常给他们一种明确的示范或隐性的暗示，即上述四条件中的其他三项条件，显然他们这些患者将上述四项条件全都做了夸张处理，或因形成过度的恐惧心理而得此症，或因愚昧而接受一切不合理现实，从心底里认同自己应该被奴役，从而得此症。

7.      第三种，稍稍复杂一些，这类患者中最典型的是那些完全无权无势者，他们错将自己的位置虚幻、想象性地悬置于跟极权领袖相同的位置上，于是他们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完全离开每一个人本身——包括离开其自身，而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问题，他们不但认同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可以肆意侵害别人的利益，最极端者甚至接受一切来自籍国家利益之名对他们自身的任何侵害，并以献身的崇高感欣然牺牲自己一切利益。这在许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例如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就有人唱着歌、兴高采烈走向火刑柱的，苏共巨人布哈林所谓的“苏维埃的红旗上也有我的血”，中国这样的案例也很多，例如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后许多人的感恩戴德与无怨无悔。

8.      当代中国社会患有“斯症”的国人多如过江之鲫，例如各大论坛上那些“毛崇拜”的网民，现实生活里一说起毛就能热泪盈眶者，还有那些对政府一切行为都作善意推定的人们。在这庞大的人群中，主要是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主因还是奴化、洗脑教育。

9.      上述第二种“斯症”患者与第三种“斯症”患者中，还有数量很大的一批人，对当代政府和社会有许多不满，但他们的批判资源却来自“毛崇拜“，他们根据一些莫名的信息想象出一个虚幻的毛天堂，以批判现实社会。殊不知，当代的大量问题恰恰来自毛时代，同时毛时代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批判现实的有效资源是他们所不知的，两个看似不同的时代之间的政治延续性本身，也显然是他们的逻辑中没有考虑过的。

10.  治疗“斯症”绝非一时一事之功，需在多个维度上把握，尤需在根源上把握。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在个体自由领域资源极度稀薄的文明，因此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延续着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基本社会心理，它导致了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国民的奴性共识与奴性心理积淀。

11.  这种奴性共识催生三种心理，一是奴隶主心理：唯我独尊、特权、等级、专制、暴力；二是奴才心理，这是一种为了自身利益依附于奴隶主、谄媚奴隶主而形成的普遍心理，他们对奴隶的态度，在许多时候常常比奴隶主本人还要苛刻、专横；三是奴隶心理，这种心理总体而言，是唯唯诺诺但求自保。洁身自好不参与奴才行动的奴隶，往往是奴隶中的较高人格，那些为自己的合理利益与奴隶主和奴才抗争的，以及为其他奴隶正当权益仗义维护的，都是自由人的人格，而非奴隶人格。自由人人格与上述三种人格心理的最大差别，在于自由人尽可能地做到在任何人面前不卑不亢，蒙田说过趾高气扬与摇尾乞怜是一回事，诚哉斯言！

12.  要为“斯症”患者解除魔咒的第一步就是培养公民精神，以摆脱臣民心态，摆脱逆来顺受的奴隶心态，因此普及其中的自由精神是重中之重。

13.  自由精神会延伸出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每个人的自由必然导致一种基于自由的平等观，而要厘定个体自由与共同自由之间的边界，解决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催生了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本质上是为确保个体自由和共同自由各安其分的配套手段，它往往以一系列的程序性制度设计及其具体操作来达到上述目的。

14.  自由精神同时也必然催生自治精神，这种精神直接决定了在政治逻辑上否定政府对每个人的统治观念，于是政府的角色就从原先“拥有暴力机器、对每个人都生杀予夺的统治者”变为受雇佣或受委托的自治代理机构，于是通过民主程序，每个人都成为政府的共同雇主之一。

15.  自治精神以及政府应当拥有一定的共同体暴力能力，于是直接推导出政府权力应当受限制，于是限权与分权的宪政精神也就顺理成章，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个体自由和民主程序的监督。

16.  政府权力应当受限，政府行为应当具有稳定性，才能使得社会的共同体福祉以及个体自由不至于遭到朝令夕改的侵扰，因此法治就变得不可回避。

17.  不管开出多少药方，不管提出多少构想，最重要的却只有两个字：“自由”。只有绝大部分国民对自由有了较为清晰而正常的认识之后，有了对自由深切的渴望与勇敢追求的时候，其他的精神才能相应萌生，例如共和精神、民主精神、自治精神、公民精神、公民社会。唯有如此，成为中国社会痼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方有大范围痊愈的最大可能。

18.  当然，怎样才能促使这巨大人群中绝大部分人明白自由的核心价值，培养独立而既非任人宰割，又非为所欲为的正确自由观，当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课题；而在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如何识别打着自由反自由，则更是需要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2009年6月29日於追遠堂

小王子对话录之五

萧瀚

“我想小狐狸了…”

不用说自然是他来了，我正面对书柜找书，转过身来，小王子正坐在床上，看梵高的画册，他翻到了“麦田和落日”那几页。

“你还挺时尚，穿起手绘衣服了，荷叶白底的棉麻料，是很好看。”我打量着他的长衫。

“我的星球上也能做这种衣服，玫瑰就很喜欢这种防风罩。”小王子笑着说，显然，今天他很开心。

我给小王子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他。他喝了一口，继续喃喃地说：“你能帮我找到小狐狸吗？”

是啊，再过一个月麦子就要熟了，只要看见那无边的麦浪，小王子就会想起狐狸那金黄色的毛皮，那是他多么怀念的朋友啊……

“你的玫瑰还好吗？”我顺便八卦一下，如果不算关心的话。

“嗯，她很好，昨天傍晚，我们一起看日落，看着金黄色的天空，我就又想起了狐狸，我每天都会想起他，只是这次特别想见到他，玫瑰说，你老跟我在一起一定烦了，去旅行吧，找你的狐狸去。今天早晨，我给她浇完水就来你这儿了。”

“嗯，那你说怎么去找呢，这天这么热，你看我都在家里搞天体运动了。”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狐狸。

“在来的路上，我就知道不好找……没有玫瑰的那些日子里，他给了我安慰，给了我勇气，给了我信心，回到我的星球之后，再没有和玫瑰吵过架了，玫瑰也经常说，要是狐狸能来就好了。”小王子又惆怅起来了。

“这样吧，咱们一起到露台上呼喊狐狸，说不定他能听到，好不好？”实在没招，只有这招了。

“那好吧。”小王子也想不到别的法子。

于是，我们爬到窗外的天台上，一、二、三，扯着嗓子喊：“狐狸，你好，小王子想你了…狐狸，你好，小王子想你了…狐狸，你好，小王子想你了…”伴随着外面嘈杂的车声，天上的飞机声，我们喊得再响，也显得声音不大。喊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我们只好站在天台上发愣。

……

“回屋来吧，客人来了，不招待是不礼貌的。”一个声音从屋里传到窗外。

哈，真是的，真是的，小王子高兴得连惊讶都来不及了，我们转身看过去，狐狸，那金黄色的漂亮皮毛，发着光，眼神里含着一点调侃的笑意，狐狸静静地打量着我们，他站在书房敞开的推拉门中间。

小王子迫不及待地翻过窗子，跳到地上，跑过去拥抱着狐狸说：“你都去哪里了，想死我了。”

狐狸还是不紧不慢地从容样子：“你还好吧，玫瑰也跟你和好了吧？”

小王子：“那当然，那当然，说说你自己吧。”

狐狸：“嗯，我很好，我就喜欢到处走，这么多年，我见过许多母鸡，也吃了一些，这个过程里，我一直在继续思考人生问题。”

小王子：“那你跟我说说。”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发着光。

狐狸：“我们不可能吃遍天下所有母鸡，那样就没母鸡可吃了，好在天下永远都有足够的母鸡让你期待。不过，吃母鸡不是最重要的，它们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相对于那些更精神性的事，吃母鸡甚至不是特别重要，没有母鸡，你也可以吃别的嘛，虽然味道可能差了点儿，再说，现在的母鸡基本上都是养殖的，也没啥好吃的。”

小王子：“嗯，那你说说那些精神性的吧。”

狐狸：“比如你给玫瑰浇水，这就很精神性，你不会想着把玫瑰养大了煮着吃，他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嗯，焚…琴…煮鹤，对焚琴煮鹤，说的就是精神性的东西不能过于物质化的处理，不然，你看至少极不审美。给玫瑰浇水，就是要让她开开心心，让她争奇斗艳、花枝烂漫，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玫瑰。这样，你也幸福，你甚至可能比玫瑰还幸福，不过应该说你们一样幸福，玫瑰使你的星球充满了芬芳，充满了艳丽的色彩，让你的星球变得像个艺术的殿堂，你幸福，她也幸福。”

小王子：“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

狐狸：“不过，你要清楚一点，上次我就告诉过你，正是因为你在玫瑰身上花费的时间，才使得她成为一朵异常珍贵的玫瑰。不过，如果你花费了太多时间，而玫瑰也一直都这样继续对你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会受影响，毕竟都是人嘛，浇水这种事是回应性的，你浇了很久的水，人玫瑰不领情——哈，实际上她很领情，只是装作不领情，她是那么骄傲的一朵花，你呢又傻，不懂得静静地等待，或者不等待——只浇水，不管别的，她对你说什么有什么重要的呢，只要她在那里，继续接受你浇的水，她必定会绽放出最美的花来，芳香你的星球，你还有什么好求全责备的。”

小王子：“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没对她要求什么，她也很愛我。我完全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相互之间谁也没向对方要求什么，我们是那么地自由，那么自由地相愛着，这都要谢谢你的教导。”

狐狸：“你们在以后的相处之中，还可以继续感受，相互之间的默契，并不容易，它是那么脆弱，需要你们共同呵护。你们已经感受相互之间谁也不去要求对方，可是彼此都深愛着，愿意为对方浇水、戴防风罩、尽可能绽放最美丽的花，发出最迷人的芳香，这就成了。萧瀚以前写文章说，相愛就是两个人都把对方当猫养，由着对方胡闹，满含愛意地看着对方胡闹。说得很对，这就成了。”

小王子：“嗯，是啊，由着对方胡闹，各自就都不胡闹，都会为对方着想，这样真是再好不过了。”

狐狸：“不过，花开有时，命数无定，这种相互的深愛过于娇嫩，就像你那朵玫瑰，需要无时无刻地呵护，还得会呵护，瞎呵护还不行。你看萧瀚去年养的那盆月季花，他以为拼命浇水就是呵护了，结果月季花因为水太多就死了，这就是典型的把人活活愛死。你对玫瑰的好也不能随心所欲，你得按照她的需要待她好，而不是你的需要，一旦侵入她的自由，再怎么深情厚谊都会变成害她的坏东西，一个人吃饱饭了，你一定还要他继续吃，这饭岂不成了毒药，道理是一样的，过犹不及，对不对？”

狐狸老提我那些糗事，郁闷，汗……

小王子：“是的，是的，这方面我是想过的，后来，只是凭着直觉，结果还都对了。”

狐狸：“单靠直觉还不够，你看很多夫妻本来挺好的，就是因为不懂愛的艺术，就从好到不好，甚至情深意重的愛侣发展到恶形恶状地分手，都是因为不懂愛的艺术。”

小王子：“什么是愛的艺术呢？”

狐狸：“你想啊，你给玫瑰一天浇一次水是好的，可是一天浇10次，玫瑰肯定要抗议，那就变成害她了，你要不听，继续浇水，她就会死去。反过来说，如果她无度地发出花香，也会改变你们星球的空气，最后让你窒息而死。都说了，很简单，就是要尊重对方的自由，按照对方的需要去愛，而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愛，想怎么愛就怎么愛，这都是不会愛，本质上只是要满足自己的付出欲而已，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己所欲，勿施于人，才是更本质的尊重。”

狐狸的话说起来很头头是道，不过我听着觉得很胡扯，他不完全懂人性，于是就问他说：“狐狸，你这说的是理性状态，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所有人都懂得自己的自由。而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自由的。”

狐狸：“嗯，萧瀚这个问题提得好。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就是缺乏自由精神的两个人有没有可能相愛——尤其是长久地相愛。我的答案，你想象得到，是否定的。不懂得自己的自由，对自由没有向往和热愛的人，两个人中只要有一方是如此，这愛的质量就会很差，哪怕双方感情很好，也会受到戕害。”

小王子：“嗯，你接着说，我很想听。”

狐狸：“不懂得自己的自由，往往也就不知道如何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两个人相处，就会不知道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常常会侵入各自的独立空间。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谁都对自己的独立空间不太在意，但是那样一来，你会发现，双方感情的精神性就很低。要知道任何一种精神性的生活，都会有独立精神空间的需求，两个精神性需求很高的人一起相处，唯有各自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同时去建立一个共同的生活和精神空间，这是个交叉的精神领域，才能有交流，有促进，有良性的情感和精神互动。”

小王子：“嗯，我知道了，现在我和玫瑰就是这样的，不过，谢谢你给我更多道理上的支持，我想我们会更好的。”

听了狐狸的话，我还是将信将疑，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毕竟生活是过出来的，不是这样理论出来的，小王子和他的玫瑰现在这么好，并不是按照什么道理设计出来的，而是凭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愛本身成就了他们美丽的相愛。

也许狐狸看出我的疑惑了，他看了看我，笑着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懂得自由的人一定比不懂得自由的人，更懂得愛是什么，也更知道该怎么愛。不过，在你们中国，不懂自由、对自由兴趣不高的人太多，所以不懂自由的人懵懵懂懂地甜蜜完了最初的愛，接下去就是越来越没有光明的感情，越来越乏味的生活，以至于最后可能变得与最初的相愛大相径庭，不也是触目皆是吗？我要极端一点说，不懂自由的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美好的愛情，不懂自由的人和懂自由的人恋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除非因愛而学会了自由。所以，哈哈，在你们中国，像李敖说的那样，几千年来都没几个像样的愛情故事。不过，最悲惨的是，那些热愛自由的人得找到跟自己一样热愛自由的人，还得因缘际会、缘分具足才能有相愛的愛情，这简直就难到家了。天空里群星闪耀，那么浩瀚，那么幽淼，你在哪里才能遇到你们彼此相属的那一颗呢？对他，对你都一样难，难乎其难！”

小王子：“是啊，这么说，我真幸运，我和玫瑰都很幸运。”

狐狸这番话自然说得我差点垂头丧气，好在，我虽热愛自由，但对这个世界的荒谬性认识足够清醒，了无期待、了无奢望的人生，反倒是最健康，最快乐，最幸福的。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快乐的人骨子里是乐观的，恰恰相反，所有热愛生命、热愛自由、深愛着愛人，为愛人无悔付出的人，都是摸透了人生悲凉之底的，做人就得做西西弗斯，做加缪，而不是做叔本华。

狐狸：“你发什么愣呢，萧瀚，都到吃中饭时间了，你也不去搞只母鸡来慰劳慰劳我。”

小王子：“嗯，他喜欢吃母鸡，我素食的，也饿了。”

“没问题，我这就去订餐，给你要个大盘鸡，给你要个香菇油菜，我自己，嗯…”

2009年6月26日於追遠堂

水（雲邊居士摄，请勿转载）

雲邊居士按：

本文原是应《新民周刊》之约而写，他们今天出刊，标题已被改为“‘邓玉娇案’的启迪是多维度的”，且文中不少地方也被做了很多修改，我理解杂志的处境，就……，虽然文字常常被面目全非示人颇为自我不忍。原文将近7000字，他们要6000字就删到6000字给他们，结果发出来的还不到5000字。现在发上来的是最完整的稿子，即7000字稿。

本文与“评论之二十四”（《从邓玉娇案看公民社会与法治未来》，发表于《南方周末》）构成一个基本完整的综述，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此文应是我关于邓玉娇事件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

2009年6月24日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七：

通往公民社会的法行动（完整版）

萧瀚

邓玉娇案以一审当庭宣判“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的结果初步落槌，鉴于司法政治化的现状，目前各方都在静等十天上诉期的届满，到时邓玉娇理应真正自由。

自5月10日晚案发以来，历经最初的报道、律师界介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持续追问，直到最后审判，波诡云谲、一言难尽。

邓玉娇事件给人们的启发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而其中显现的公民社会之雏形特质，尤值深入探讨，本文即为抛砖之尝试。

一．政府当随宪政法治精神

当代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深刻转型的时代，毫无疑问，这一时代带着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谓的“断裂”性质。这种“断裂”性，体现在各个领域：制度框架、具体法规范、社会组织形态、家庭组成形式、人际交往方式、个体自我认识、以及各领域的伦理规范等。

这种“断裂”性表征在制度领域，通常表现为法观念的变迁性与法规范的滞后性。自1979年大规模持续立法迄今，中国法体系呈现出原有的统治性与当前全社会逐渐觉醒的自治性之矛盾，除了具体法规范的滞后性，还存在着政府行为模式的滞后性，它们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冲突，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邓玉娇事件之发生及其最后落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从邓玉娇事件发生过程看，巴东以及恩施方面政府行为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与十年前相比，至少在信息透明方面，政府行为显然并非毫无进步，虽然有不少迹象表明政府的信息发布存在着严重瑕疵，但至少在态度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视民众于不顾；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依然对于现代的依法行政与依法司法尤其是正当程序原则十分陌生，这种陌生，一来源于中国法体系本身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依然不是一部保护公民权的法律），二来源于官僚制本身的惯性，三来源于官僚制对宪政精神有意无意地回避，不能及时提高施政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纠结中，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缺乏对民意的预估，不能有效地顺应正当的民意诉求，以至于在几轮民意的持续汹涌下，带着恐惧，钻回到虚饰而非诚实、猥琐而非坦荡、执拗而非开明的司法政治化之保护伞下，草草结案。

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的这一持续行为过程，可以说给其他全国所有各级政府都带来教训和启发，举其荦荦，不外乎以下数条：

1.抛弃政治中心主义破锣

政治中心主义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一大痼疾，“文革”时期到达顶峰，此后回落，目前在各地政府行为中依然存在严重的这种倾向。邓玉娇案原本只是一件普通刑事案件，遵循刑事案件的正当程序原则处理，原本可以给公众圆满交代，然而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府形象考虑——也就是刑案的政治效应，将此案许多重要细节予以淡化、抹煞，欺骗社会，导致了民意的愤怒。于此可见，猛敲政治中心主义的破锣，不但于政府形象无益，反倒有损。正确的行为当是尊重事实，保护基本公民权，不偏不倚，秉持公心，便不会有失。

2.适时突破旧法窠臼

转型时代，法的滞后性已经给公权力带来行政、司法严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这种危机如果纯粹依靠立法来对付，无异于阻挡历史洪流，成不了中流砥柱，只能做水下怨鬼。邓玉娇案中，由于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仅仅按照现行《刑诉法》的字面规范司法显然无法得到民意的普遍支持，倘若在这样的情形下，巴东以及恩施地方警方和检方，能够适时进行更为公开、公正的司法改革实践，将收到意想不到的良效。例如，充分尊重为邓玉娇代理的最初两位律师，允许侦讯期间律师在场，允许邓玉娇在律师到来之前保持沉默，邓玉娇与律师会面时警察回避……果如是，则民意的疑虑当顿然消解。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做会不会违反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从宪政与法治的原理出发，从刑诉法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角度出发，再从具体法规范出发，可以发现，上述做法没有一处是违法的，《刑诉法》、《律师法》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不允许警方和检方采取上述尊重律师权利的做法。

这当然需要地方政府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力，以及对法律精神、宪政精神深刻的体悟能力，并且心中有着保障公民权的基本意识。

3.坦然面对社会质疑

巴东以及恩施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嘴上表示尊重民意，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地以各种陈旧的行政模式触怒民意，缺乏对民间社会的基本尊重，例如对媒界的过度提防甚至迫害，对邓玉娇家属的控制，甚至制造假采访，都致人疑惧乃至愤怒。许多时候，最初的政府行为未必就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坏得流脓流血，但越是不敢公开，其结果就越是被无限放大地猜测，尤其是政府行为存在着严重的罪错递增现象，几种因素恶性互动的结果就是政府形象变得十恶不赦，这只能说是政府咎由自取。

二．公共事件中法行动的种类

由于上述所及政府与社会的现状，要改变它，除了政府的自改革意识，还需要社会的监督与制衡，而这种社会性制衡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全社会的法行动。

所谓法行动，主要是以良法为基础、为底线的公民行动，以法行动名之，更为醒目和贴切。在推进公民社会、制约公权力过程中，公共事件中的法行动具有特殊价值，它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几类：

1.法言说（新闻报道、公共议论）

如果我们承认，生活在最根本意义上是由观念决定的，那么言说类的法行动，在建构公民社会、推进公民社会过程中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类各种生活方式中，言说对于公共生活具有特殊的、常常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许多时候公共生活中的言说便是行动本身，当年制定美国联邦宪法的55位议员可谓法言说创造历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需要高度重视法言说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特殊价值。

法言说一般包括新闻报道、公共议论、辩论、学术研究、公民教育等。

不能想象，邓玉娇事件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和网络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新闻自由除了是基本公民权之外，可谓人民的喉舌、耳目，是社会知情权的基本道具，是社会民主力量的重要承载者，因此，在法言说中，新闻报道处于最首要的地位。

零度写作、平衡报道都是当代传播学上被推崇的基本规范之一，但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而现行刑事司法程序又是一种控方享有程序特权的司法程序，因此，它对犯罪嫌疑人十分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报道者不懂这基本弊病，片面追求所谓技术性的平衡报道，便是机械、变态的“平衡报道”，而不是言论自由下、宪政制度下的平衡报道，它必将是损害弱势者合法权益的，因此，出于一种校正性正义的需要，必须对代表控方的公权力有更多的警惕和质疑。

在任何情况下，报道案情进展要有保护邓玉娇合法权益的底线，因为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司法资源，他们在如此强大国家机器的护卫下，如果新闻界还在那里做不利于邓玉娇的报道，那简直是脑子进水，落井下石。即使有确凿证据证明于邓玉娇不利的事实，也可以在案件终结之后再来报道。搜集邓玉娇的罪证，那是控方的事——不要给强权锦上添花，要给弱民雪中送炭。

上述都是基于基本宪政精神，即以监督权力的姿态促成权力和权利动态均衡的思路，当是媒体人应该心会的常识。

另外，媒体人有抢新闻的行业竞争习惯，这在邓玉娇事件之类的案件中有利有弊。抢新闻会使得此类案件在第一时间获得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功不可没，此其利；新闻靠抢才能得头筹，许多内容缺乏深度调查就发布，这会导致掩盖真相者被打草惊蛇而实施反击，这样一来，揭露真相就变得异常困难。孙志刚案的南都报道，事实依据扎实可靠，几乎完美无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即赢了大满贯。媒体同仁只有在报道上形成自律负责的共同体，才能对重大事件有真正的贡献。

法言说中，公共议论也十分重要。公共议论至少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独立的言说，另一项是辩论。逢大案、大事，公共议论在其中本应起到很好的澄清与辨析作用，它尤其应该成为专业知识人的重要工作。但是，目前，各类公共事件出现之后，公共议论在数量上规模不够，在质量上专业性不够，在言说的规范上还缺乏伦理共识，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议论，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从言说的数量角度看，堂堂960万平方公里、攘攘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号称世界上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度，在面对公共问题、公共事件的时候，人们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经常在电视上指点群生，教导人们如何幸福者，此时却不知去向。而那些顶戴花翎上镶着博导、教授、院长之类闪光钻石的专业知识人，也躲在“云深不知处”，大量的公共议论都来自非体制内的民间思考者，由此，公共议论的数量往往十分不足，难以形成与公共事件热度相应的规模效应。在历次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刑法学界居然基本上是哑巴，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公共议论的败坏者，如此次邓玉娇事件中，刑法学界的表现极为不齿。

公共议论的质量，目前情形下，总体水准较差，虽然不乏高水准的真知灼见，例如贺卫方教授、肖雪慧先生、秋风先生、笑蜀先生、何三畏先生……等人的论说，都是一时之选。但绝大部分专业知识人的缺席与部分非专业知识人的胡说，甚至还有个别专业知识人违背学术基本伦理、突破良心底线的滥言，数者交相沆瀣，一度将公共议论搞得浊臭难当。除了意见领袖群体存在的这些问题之外，广泛的互联网舆论空间里，大量跟贴在质量上虽不系统，但人们朴素的正义感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表达，这构成了整个公共议论的底座，没有这个底座，意见领袖们的言说也就失去了支持和基础，因此，这些无名的舆论洪流，其巨大作用无论哪种意义上都不应忽视。

不过，历次以来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无论是意见领袖的法言说，还是公众舆论的法言说，都存在着将法问题政治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政府处理此类案件的泛政治化倾向与社会的泛政治化思维是同构的，这也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议论的言说质量。在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将政治问题尽可能地法律化，法律化也就意味着按照规则办事、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政府一方，还是社会一方。

在公共议论的规范领域，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独立言说，另一方面是辩论。

确立公共议论的规范，需要在长期的公共言说实践中逐渐形成，目前中国社会在这方面还十分混乱，大量的公共议论者完全缺乏自觉的自律能力，这规范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一是工具理性方面的规范。

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有一些基于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形成的重叠共识，例如人道主义的扶弱原则，要求议论者在尚未证明弱者有罪错的情况下，站在弱者一边；正义原则、遵守良法原则，其配套的相关工具理性规范，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做到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不公开发表不利于刑事被告的实体评断。上述价值理性规范及其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在通常刑案的公共议论中已经基本够用。

工具理性规范方面，除了上述与价值理性规范直接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之外，至少还应当遵循两项原则，即不对论敌做动机猜测的诛心之论和不对论敌进行智力贬低，前者为了保证讨论状态集中于问题而非议论者本人的道德；后者为了保证交流与沟通的平等状态，坚持以理辩论。

只有在上述价值理性规范与工具理性规范相协调的情况下，公共议论才能尽可能地摆脱语言暴力，担负起公共交流与沟通的使命，一旦价值规范的底线被突破，工具理性规范也就失去意义，两者紧密相连，互为首尾。目前平面媒体也好，互联网也罢，公共议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无论上述价值理性规范还是工具理性规范，都缺乏基本共识。这导致了大量无效公共议论，以及破坏公民社会、公民精神的逆向言论。例如，此次邓玉娇事件中，高一飞教授、乔新生教授、庄培坤先生、郝建国先生（网名蒙古黑马）等人都存在着严重违反价值理性规范的公共议论，他们在邓玉娇未经正当程序审判的前提下，发表了大量侵害邓玉娇基本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言论，便因其不懂公共议论当循底线伦理。因此，对于突破公共议论之底线伦理者，施以相应的道德谴责是必要的。这是维护言论公共平台之所必须，否则破坏者将有恃无恐，从而，公共议论的平台无法建立。

中国历史上缺乏辩论传统，这本质上是一种强力思维的产物。在未来公民社会的推进过程中，辩论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任何无视辩论重要性的观念、行为都是有害的。一种观点、一种思想只有经过人道、公开、平等、理性的辩论式交流与沟通之后，才有可能帮助人们认清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最终决定选择什么，从而达成全社会的重叠共识。

2.法行动（案外援助、案内法律援助）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由于按照良法规范的博弈之需要，援助弱势者的法行动必然还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案外的公民社会之道义支持，一是案内的法律援助。无论是法外援助，还是法内援助，都需要遵循基本的良法所确定的行动伦理。

此次邓玉娇事件中，大量的后援团人士或在网上发布宣言，或赶赴巴东声援邓玉娇便是案外道义援助的典范，其中以网名“屠夫”的吴淦先生的行动最为杰出，最具典型性，另外还有许多网友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尤值一提的是，张思之律师、浦志强律师以律师界享有高度敬意的两位大律师身份，发布支持夏霖、夏楠律师的声明，也具有特殊意义。

在这些法行动中，承担案内法律援助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夏楠律师，在此次邓玉娇事件中发挥了极具关键性的作用，他们针对黄德智涉嫌强奸（未遂）的《控告书》，披露了来自邓玉娇本人对黄德智、邓贵大的指控，对案件最后的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两夏律师冒着一定的职业风险，巧妙而适时地突破恶法限制，发布事关邓玉娇安危的重要信息，履行维护邓玉娇基本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职责，尤当击节赞叹，此举可载入中国律师史，并可成为将来其他刑辩律师在相同情境下的行动先例，甚至可能对下一步《刑诉法》的修订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这个时代无数的“邓玉娇事件”对律师提出了特殊要求：不但要刑辩技术过硬，还得有胆有识，能决断，甚至还要有调度能力的帅才；不但能周旋于纷纭刑案，还得有能力从容面对媒体等社会性聚焦；不但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还得有实现正义的智慧和担当能力。特定时候，为实现正义，甚至要以自己的自由为可能的代价（当然这类案件中的律师反倒可能比无名刑事案中更安全，因为他们也在全国瞩目之中）。重大刑案事件中的刑辩律师一定程度上担当着公民英雄的角色。

三．法行动中的公民美德

在推进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公民精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所谓的公民精神必然凝聚着一些基本的公民美德，失去这些美德，可能不但难以促成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甚至可能起负面作用。

那么公民精神应该包含哪些素养？

1.遵守良法精神

这在中国存在着冲突，此冲突来自法体系内在的原因。1979年以来的中国法体系，由于立法精神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前提，导致大量条文是敌我思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所以，在培育公民精神过程中，必须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以宪政法治精神及其相应的良法规范意识取代中国目前法体系中的恶法、错法，如此才能对重大公共事件有正确的判断。

2.遵循人类普世的伦理价值观

例如人道主义原则、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公民权……等，这些原则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规范准则要求，它们会体现在一定的法规范之中，公民精神中必然需要这些基本元素。

3.尽可能身体力行具体的公民美德

古希腊所谓四种德性：节制、正义、勇敢、智慧，便是比较典型的公民美德，也被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所奉行，这些德性也逐渐演化为后世西方公民社会的重要美德内容之一，成为西方绵长的共和精神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公民社会，没有共和精神，没有公民美德，将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公民社会的伦理共识，将是未来中国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四．结语：为善治而奋斗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无疑尚处起步阶段，但在这21世纪短短的10年间，尚处襁褓之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屡屡爆发出巨大能量。虽然这种能量起到的作用未必完全良性，但总体而言，它是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尤其充满正义感。

公民社会的最终目标无非是建立公民权有保障的善的社会，其过程表征包括从极权走向自由，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特权走向平等，从残忍走向博愛，从军政走向宪政，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混法之治（良法恶法并存之混乱之治）走向良法之治，从统治走向自治，从无限权力走向有限权力，从集权走向分权，从权力单中心的大一统走向权力多中心的自治联合，从帝国走向共和国。

显然，这一过程是漫长、渐进的，需要每一个人以公民精神和共和精神为指导，需要踏实、持续、永久地践履公民行动。

每一个人都是邓玉娇，每一个邓玉娇都希望自己能够安全、幸福地生活在自己热愛的这片土地上，而越来越多的邓玉娇们也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以及联合众人的共同努力之重要性。

好在，一切都已经开始。

2009年6月21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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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

夜色多么好（雲邊居士摄，请勿转载）

一个奇怪的梦

萧瀚

我做了个梦，一个奇怪的梦。

我来到一座大楼跟前，这是一栋灰色的长方形建筑，有十二层，灰黑的天空下面，一点风也没有，空气静得仿佛熟睡的人听到地上沙粒的游动就能惊醒。

大楼没有封闭的门，像个筒子楼，走进侧门洞，楼尽头是长长的黑黢黢。我手上有一把钥匙，不知道谁告诉我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这楼里的所有房间，遇到满意的，就可以住下来，于是我打开了第一个房间：

这间房子像外面的空气一样安静，我走进去，一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除此什么也没有了，空旷得没有颜色，没有光线，没有……仿佛那些墙壁上的白色涂料也是假的，我走了出来。

我打开第二个房间：

这是一个装修过的房子，米色和橙色相间的墙面涂料，房间里有电视，有床，有衣柜、书柜、钢琴，还有一束百合花插在花瓶里，很安静，我看了看，真的很不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出来了。

我打开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装修过的，色彩很丰富，很艳丽，看上去很舒服，各种各样的家具，常用的都有，嘿，居然还有书柜，放着一些有意思的书，比如《堂吉诃德》，我再往里走，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坐着吃东西，他看我进来就很惊讶地站起来，“你是？”我张口结舌，没想到屋里有人，没来得及回答，我就从屋里仓惶退出，快得像战场上的逃兵。

我打开了第四个房间：

一进去我就后悔了，里面好多人在打牌，烟酒气，还有男人的汗酸气，夹杂着水果味，有种怪异的感觉，不过我倒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呆在这房子里打牌，房子的设计很考究，日常用具应有尽有，地方也大……于是我出了房间。

我继续走，打开了第五个房间：

哈哈，这间房子还真不错，装修很温馨很舒适，很生活化，有很柔软的床，床前有个很大的彩电，配置很好的电脑，还有一个很好的音响，正在播放神秘园里的曲子“Nocturne”，书架，钢琴…关键是还有一个大窗子，外面的空气能够自由进出，我看到了窗外院子里的栗子树，呵，这房子不错，就住这儿吧……我想，这时我突然看到靠窗的墙壁上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有字，光线有点暗，开灯一看，牌子上写着：“此房已有人订购”……

我悻悻地走出这间房子，打开第六个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看不清这间房子的摆设，一概朦朦胧胧的，好像我喜欢的东西全都有，于是我迷迷糊糊地就住下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发现自己睡在沙发上，于是站起来打量这间房子，迷迷糊糊地我只想走，除了那个沙发，我还是什么也没看清……

跌跌撞撞地走出这房间，意识立刻就清醒了，我真的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于是我打开了第七个房间：

嗯，什么都很好，很合我意，虽然不知道这房间具体的有什么，我搞不清楚，那就住下吧，嗯，住下吧，突然，一股巨大的莫名力量把我从房间里推出来，门自动地关上了，定睛一看，门上写着：“此房不出租、不出售，仅供参观，若有占用意图，即被自动驱逐。”我靠……

于是，我在满怀沮丧的当口，打开了第八个房间、第九个房间，第十个房间……我看完了整个大楼的所有房间，12层，每层30个房间，总共360个房间。

在第十二层的最后一个房间，我看到门上有句话：“傻瓜，欢迎你终于看完了所有房间，此楼东边20米，还有一座楼，你不妨继续。”

我想怎么着也得找个房间住下，东边那栋楼……有什么好看的？我估计都一样，就不看了吧，嗯，不看了……

我走出大楼，迷迷茫茫、怅怅惘惘，脚不由心、心不由脚，往东走去……

2009年6月23日於追遠堂

盛世出猛虎，哈哈哈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六：

正义的目的，正义的手段

萧瀚

近一周来，各大论坛、个人博客都在转载一篇所谓博讯记者采访李昌钰的报道，甚至常常冠以大标题：“李昌钰：他们不配称为‘刑法学家’”，大致内容是李昌钰谴责就邓玉娇案发言的七位刑法学家。

今天，我在博讯网页上找到了博讯声明：“声明：博讯没有“記者李三思”对李昌鈺专访(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0日首发)”

全文如下：

“声明：博讯没有“記者李三思”对李昌鈺专访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0日首发)

博讯收到以下留言，我们在博讯没有找到该篇报道。博讯没有记者叫李三思，也没有安排过类似的采访。博讯是开放的平台，但如果以博讯记者公开采访活动，需要经过事先和博讯编辑部沟通。

留言如下：

请博讯对网上流传的下面新闻报导给予确认。如果确实是贵社记者所采访的报道，请告知采访时间和地点；如不是，希望能声明更正。

谢谢！

芦鹤

附件：略”（http://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06/200906200442.shtml）

我不知道是谁制造了李昌钰接受采访的假新闻，但是这种做法一定要批评。支持邓玉娇，这心情当然可理解，但追求正义不能用不正义的手段，造假新闻是不道德的，混淆视听，让人真伪莫辨，即使取得一时之效，最终会穿帮，不利于对正义的追求。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不能继续下去。之所以要坚持正当程序，以制度论，原因在于，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倘若不用正义的程序手段，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使在一时一事上偶得，也是侥幸而非稳定的，是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是非制度性的，这样的成本（制度成本、社会道德成本）太高，无助于制度性的公民权保护，无助于建立公民社会的普世伦理。

用正义的方式和手段追求正义的结果，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稳定的正义结果，这是正当程序原则的精髓含义。如果不懂得正当程序原则的价值，奴隶只能继续做奴隶；如果不为正当程序而奋斗，奴隶翻身也只是部分奴隶翻成了奴隶主，其他人还是奴隶。由此，这个社会只能沦陷于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

为了正当程序，为了千千万万的邓玉娇们，请那些有朴素正义感而短视的朋友们三思，为正义而造假，侵害被造假者的正当权益（例如本案中的李昌钰先生），不但于正义无益，也败坏造假人自身的基本品质、基本人格，如果屡屡得逞，则并将严重腐蚀社会风尚，这是一种饮鸩止渴之恶，是公民精神之敌、公民社会之敌、宪政法治之敌。

为此，应当毫不姑息地反对借正义之名造假！

2009年6月23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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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

列维坦油画：Ствол распускающегося дуба. 1883-1884

周末讨论：简说最近几件事

萧瀚

1.【邓玉娇的自由问题】

在邓玉娇事件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屠夫”网友，将其6月17日下午与邓母张树梅的电话录音公之于众，其中涉及邓玉娇现在何处的问题，引发网友们再一次对邓玉娇安危的担心。

我的看法如下，仅供参考：

一审判决后，如果邓玉娇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要到6月26日才生效，这段时间邓玉娇暂时还不能完全彻底地自由。至于张树梅说自己不知道邓玉娇在哪里，我的看法是政府不允许她对外透露，目的倒不会是要迫害邓玉娇，在这样举国瞩目的形势下，我相信政府不会对邓玉娇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再说既然都已经当庭释放，再重新迫害，那就太蠢了。我的推测是，案件的热头还没退，声援、支持、或者想调查此案真相的以及仅仅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见一见邓玉娇的人可能都还不少，政府担心邓玉娇身边聚集太多人，暂时性地对邓玉娇进行半软禁性质的控制完全可能，但是邓玉娇的安全，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鉴于上述可能的情形，我建议朋友们继续关注，但不必过于担心，司法政治化是当代中国一大特色，官方手上抓着这个烫手山芋，不敢扔，也不敢不扔。事已至此，静候几天，待上诉期过了，再来帮助邓玉娇（例如帮助她离开巴东）或许更可行，也更有效。在此期间，政府与社会不妨河井不犯、相安无事，我猜邓玉娇会安全的。

2.【邓家人该怎么做，我们如何对待邓玉娇的家属们】

邓家家属，包括邓母张树梅，显然对政府有种过于恐惧的心理，这种恐惧是一种习惯性恐惧，我能理解，但这种恐惧存在着夸大的问题，需要一点点克服，毕竟社会已经不是30年前的社会，政府也不是30年前的政府了。政府喜欢听好话，说点好话给他们听倒也无妨。但是，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两夏律师、屠夫等人，不要用诋毁他们的态度谄媚政府，这样做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优遇，反倒可能促成政府对他们不屑而胡作非为——人必先自辱而后人辱之。再说，仔细想一想，你就是对帮助过邓玉娇的人们不做任何评价，政府会对你怎么样？即使万不得已，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底线良心，这很重要，正如邓玉娇能奋起反抗，外界的支持才是有效的。奴隶只有站起来的时候，奴隶主才知道他与自己可以平视对话，倘若跪着，就只配被人践踏。

至于对邓正兰诋毁两夏律师的言行持谅解态度的人，我要很不客气地说，这是没有原则，这种谅解在本质上是一种纵容，是一种破坏公民社会底线伦理的行为。试想谁都可以突破底线伦理，那就意味着没有底线，最后受害的是所有人。如果邓家因为不肯诽谤诋毁帮助邓玉娇的人而遭到政府报复，那么社会可以再次声援他们，倘若一切都由着他们不守良心胡说八道，你去支持谁？且不说，纵容这样的行径可能导致如两夏律师那样的公民英雄深感疲惫与受伤，从而对将来此类事情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示范，使得援助弱势群体的道义担当者缺乏支持。虽然夏霖、夏楠律师，他们自己可以有承受力，不在乎邓家人恩将仇报，而作为这种关系局外者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劝说两夏律师不要在意？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这个社会一切健康的正义力量，反对不正义、没良心的言行。

所以，对邓玉娇的家属们，帮助、声援的同时，对他们做得很过分的事情，照样要批评，这是维护健康环境必须做的维基工作。

3.【不知道该怎么回这封信】

收到一封信，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无权无势能做什么？也许我会根据情况，写文章评论吧，还能做什么？

平时，我经常接到一些求助信（各种求助都有），说实在的，我有时候会为此郁闷，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也不可能每件事都关注，所以常常都不知道怎么回信，希望朋友们尽量能让我安静一点生活，我只是个书生，没什么大能。即使写作时评，也得有广泛的舆论土壤才可能起点可有可无的小作用。

“xxxxxx”

“请原谅我冒昧地给你发这封邮件。”

“……现在有一事相求：吉林省松原市及周边几个县级市的高考作弊一事想必您已经关注过了，这种作弊之事还是很普遍的。现在同学们还有家长们都非常之着急，希望能借助您犀利的笔锋，敏锐的触角，广泛的关注程度，给孩子们一些希望的星火。现在吉林省内的好几个小城镇，家长们都在整天靠打电话来倾述自己的心理诉求，可这电话打的真的无济于事，好多打给教育厅的电话，都说没法管。打给报社媒体的，也都是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没有任何反应。”

“我就是一个生在城镇普通家庭的孩子，今年大四要毕业了，已经找到相当理想的工作。看见我家乡的孩子们还深受高考作弊的陷害，我真是为之着急。我知道，孩子们很无助，他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诉求。这种作弊，近了说是让大部分学生上不了大学或者不能如愿上大学；往远了说，人们对我们的政府会失去信心，这更与我们要打造的服务型政府背道而驰，为什么越是想服务，越是服务不好？这让反差更强烈，让百姓的心更痛啊！！”

“多少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就为了能靠知识来改变命运。现在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刻，却又遭受此种不公平待遇，这种打击可以逼近毁灭呀！”

“我是05年参加高考，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06-09年就一年比一年严重，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太痛心了。。。。给他们些舆论的帮助吧！我代表所有将要踏上考场和那些刚从考场上下来的考生  感谢您！ 希望我们齐心协力还孩子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社会。”

4.【石首的事没法说什么】

有朋友在跟贴里建议我关注刚刚发生的石首事件，信息太少，无法发言，看情况再说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2009年6月20日於追遠堂

被曹操杀害的恩人吕伯奢 

雲邊居士按：

人若受限于环境，没有法律常识可原谅，但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良心，就不可原谅。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五：

致邓玉娇女士的爷爷及其他亲属

萧瀚

邓玉娇女士的爷爷邓正兰先生及其他亲属：

你们好！

6月16日，邓玉娇女士重获自由，为此，谨向她和你们致以最诚挚的贺忱！

邓玉娇女士重获自由，是千千万万人（当然包括我在内）与邓玉娇女士素不相识者所乐意看到的结果，但是我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并不认同这份判决，别说不支持定罪的做法，我们甚至对“免于处罚”这样的表述都不能接受，因为这起案件的司法程序一直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

但是，就是这样的结果，已经使得这个社会投入巨大的心力、人力与物力，相信你们即便不一定都能看明白，至少能感觉到。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就在全社会尽力营救邓玉娇女士的过程中，无论是邓母张树梅，还是邓祖邓正兰，无论在案件的进程中，还是现在案件基本终结，我屡屡看到你们做着种种与主流民意的努力违拗之事，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你们受政府胁迫的缘故，还是你们真的这么想这么做。

也许你们真的不明白此案能有今天这样差强人意的结果，其中最初两位律师夏霖、夏楠律师作出的贡献特别巨大，我不敢说他们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但至少以我一个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看，夏霖、夏楠律师提交的《控告书》，对于邓玉娇女士的重获自由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难道连做了多年法官的邓正兰先生也看不懂此中玄机？

然而，现在，当你们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们在感谢政府的同时，却一直无休止地指责夏霖、夏楠律师，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你们感激政府，这一点我能理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是你们生活在巴东，而不是我们。但是，做人做事要有良心，你们可以对两夏律师的贡献表示沉默，但至少应该心存感激，哪怕不愿意宣之于口，至少不能忘恩负义，即使一定要忘恩，也不能负义，而你们的所作所为显然超过此，已是明显的恩将仇报，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齿冷。

我希望你们明白，如果没有夏霖律师、夏楠律师艰苦卓绝的工作，没有他们杰出的职业素养和良知担当；没有千千万万网友、有良知的媒体和媒体人（孔璞、卫毅甚至承受了暴力围殴，许多去巴东声援的网友在政府强力下，食宿受扰）的努力，没有社会监督的政府行为就不可能做出让步，今天这样的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即使你们用尽一切潜规则、倾家荡产，也未必能得到今天的结果。

我相信所有为邓玉娇的自由出过力的朋友们，没有人会小气到需要你们的感恩，我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我们也绝不会因为你们这副德性，就不为下一个邓玉娇说话。但是，作为你们自己，建议不要太过分，不能用反咬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律师去向政府献媚，即使要献媚，私下即可，至少我能理解，但那么言之灼灼地诬陷、指责你们的恩人，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好了，很不愿意就此问题跟你们过多地论理，因为我始终相信只要是人就有基本的良心，希望你们也是如此。

顺祝你们全家幸福美满！

跟邓玉娇一样无助的中国公民：萧瀚

2009年6月19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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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

美国电影《公民凯恩》，向没有看过的朋友推荐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今天出版发行的《南方周末》而写，由于篇幅的原因，只给了报纸3000字，他们另有正常的编辑删改，发表其中的2800字，现将原文发表于此。

2009年6月18日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四：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社会和法治未来（完整版）

萧瀚

邓玉娇案以一审当庭宣判“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的结果初步落槌，如果巴东地方政府不掀新的波澜，此案不反复，邓玉娇当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自5月10日晚案发以来，媒体最初的简要报道引发第一波的舆论热潮，中经巴东警方屡改案情引发平媒、网络的全面追问，邓玉娇辩护律师的神秘撤换，直到最后开庭审理、当庭宣判，此中曲折一言难尽。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邓玉娇事件都打上了当代中国以法为表征的各种问题之烙印，这起案件完全可能成为研究当代部分中国问题的重要索引之一，本文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公民权保障与旧法律理念的冲突

追寻历史一直是分析当下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法问题，也必是如此。邓玉娇案中民意对公权力的全面追问，不仅仅与本案的案情事实以及人们朴素的正义感相关，更与30年来的立法、行政、司法诸公权力领域的规范及其运作本身关系密切。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仅从立法角度看，是近30年来立法机关密集、频繁制定的结果，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全面，体系之复杂，在世界立法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毋庸置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正如要充分意识到它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这套法律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套法律体系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法观念的流变过程。从1979年制定的旧刑法为标志，当代中国法最初的法观念延续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它导致了法依然被赋予所谓“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理表述，从而导致现实立法必然循着统治意识而非人民自治意识、敌我意识而非保障公民权意识制定法律，这直接导致了立法不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而以管理、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为结果。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逐渐淡化，尤其是近20年来，自由、平等、民主、公民权、人权、法治、自治、宪政……等重要法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然而法的滞后性、稳定性特点决定了大量立法不可能有这样的现实适应力，即使20年前开始，立法机关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法观念的演进，从而开启了迄今活跃的改法活动（例如新刑法产生于1997年，离1979年刑法只有18年，比较一下两部法律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即便如此，即便立法机关在完善法的过程中尽了极大努力，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法观念及其具象化的规范落实，依然遗留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立法之外，行政、司法的具体公权力运作中，前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制度安排及其导致的公权力现实行使方式，也都与现实公民权保障之要求生出许多矛盾。

由此，两种法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面爆发，虽然绝大部分冲突如地底下的熔岩，灼热但隐蔽，但依然会有部分熔岩冲出地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时气象。

原因无法消除，冲突也就无以避免。邓玉娇事件便是在这样一个深广宏阔的中国法特殊背景下发生的。

法体系蝉蜕历程中的几项特征

两种法观念及其由此导致的规范之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借助规范体系的护法，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侵害了大量公民基本权利，无论是法的实体还是程序意义上。这一总体特征在其冲突发生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1.公权力的罪错递增规则

缺乏制度性、常态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在其行为过程中必然自大颟顸，常常视公民权若无物，这在那些缺乏特定社会监督的日常公共事务中，表现尤为明显。这种权力的傲慢与偏私，在遇到阻碍其横暴施展的公民权障时，通常以各种非正义的法外行为强行碾过，如果整个公权力行为存在多个环节，只要第一个环节发生错误，那么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现象，于是连环侵权在连环谎言的护卫下得以顺利发生，直到最后公民权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公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罪错递增规则。

可悲的是，这种罪错递增规则在各类公共事务中一般处于隐性状态，只有在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而且是有比较高的关注度的时候，才可能清晰展现。前几年曝光，迄今尚无结果的聂树斌被枉判死刑案件，可谓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司法公权力领域的罪错递增规则。这几年数起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规则的实际运作：孙志刚“心脏病”、高莺莺 “自杀”、瓮安“俯卧撑”、李荞明“躲猫猫”、谭卓“欺实马”……此次邓玉娇事件中，警方屡次修改案情通报以及其他的系列活动，都是一种制度性罪错递增规则的表现。

好在这些被曝光的罪错递增现象，部分案件随着舆论关注度的增强，而得到部分乃至全部修正，这在李荞明事件、谭卓事件以及此次的邓玉娇事件中都已得到部分印证，这也充分体现言论自由在当代中国的特殊价值。

2.司法政治化：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诡异分离

以邓玉娇事件为例，如果法院判其正当防卫成立，那就应该无罪释放，邓玉娇清清白白地重获自由；法院现对邓定罪且免除处罚，邓以戴罪之身，重获自由。在重获自由这一结果上，两种不同的法律处理结果，在正当性意义上获得了重合，而在合法性意义上，两者却存在着本质差异：罪和非罪、免除处罚还是不应处罚。现代法治社会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统一的基本要求，在这儿产生了诡异的分离。

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分离，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司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坏现象，也是一个好现象。

所谓坏，是枉法，是破坏法律，破坏公义；所谓好，便是强权者破坏法律的同时，也确有让步，而这种让步的前提是无数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许多时候努力了也未见得一定就能达到目标——例如聂树斌案迄今的状况。

这是中国当代司法政治化的表征之一，司法过程不独立，不中立，而是受制于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因此而破坏法律真精神。这种好坏参半、合法性与正当性分离而纠结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案件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司法公正。这是令人悲哀的，但依然要看到它进步的一面。每次考试都只有20分，有次得了25，虽然离及格还很远，但这五分依然是进步。

3.社会舆论是把双刃剑

自孙志刚事件到今天的邓玉娇事件，这六年来的历次重大社会事件中，社会公众舆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案件朝向公正方向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民众的公民权意识觉醒，朴素正义感的表达，都对其中的大部分案件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由于公民教育的匮乏，全社会法意识的初步觉醒还不足以全面承载社会正义的需求，舆论在其发酵与爆发过程中，主流民意并非每一次都是对法治社会的建立产生良性影响的，尤其是无力追问正当程序，仅限于朴素正义感的实质正义追问常常可能成为一柄反刺公民权、法治精神的利剑。2003年底的刘涌案便是此中典型，刘涌案主流民意严重出偏，把追求残酷的平等当作了对正义的追求。一片喊杀声中，最高法院“尊重”民意，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导致了对一系列法治精神的破坏：一事不再审原则、上诉（包括提审）不加刑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都在此事件中遭到破坏。

为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公民社会的幼弱，人们的朴素正义感尚无能力与真正的法治精神全面结合，这导致了社会舆论缺乏稳定的性格，本应在追求正当程序基础上追求实质正义的舆论表达，被单纯的实质正义追求所淹没，它的冒险性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改善社会舆论，如何使其喷发正义激情的同时葆有冷静的法律精神，存其义气，去其戾气，将是未来中国的一项重要课题。

结语：公民社会与中国未来

虽然邓玉娇事件迄今为止并非人们满意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它像历次许多事件一样，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已经显示了它的威力。很大程度上说，公民社会必然伴随其成长过程，将一如既往地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而良性影响——哪怕其间会出现反复。

百年以降，多灾多难的中国经历了激进改革、革命、外族入侵、大规模内战、泛政治化社会运动……等各种各样的动荡，而结构性、深层次的制度与社会变革一直未能有效持续，究其各种复杂原因，当与公民社会未能良性生长有极大关系。

然而，21世纪这最初的10年，大量社会事件、司法事件中，人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端赖一系列人权观念、宪政观念、法意识逐步进入大众生活，与此相协，公民社会已在暮鼓晨钟、朝霞夕照中向人们预示着壮丽的愿景。假以时日，公民社会或许将以更加健康、富有生命力的姿态，全面重构一个善治、高效、幸福的明日中国。

再过十天，邓玉娇事件或许最终落槌。从“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走向“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可能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而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宪政精神视角看，更为重要的反倒不在邓玉娇是否获得“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的结果，而在千千万万的邓玉娇们是否能在案发之后，无需恐惧地被保护于法律的正当程序之下，享受基本的沉默权、律师当事人会面保密权、侦讯时的律师在场权、公开开庭审判、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上诉不加刑、一事不再审…直至最终被公正地宣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抑或哪怕“故意伤害，有期徒刑十年”……

在公民社会同步成长的过程中，但愿中国法的宪政与法治蝉蜕，并非仅仅是邓玉娇们的一个幻梦。

2009年6月17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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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

伏尔泰，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永远站在权力的对面。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三：

答守门翔鹰君：他们是公共学者

萧瀚

守门翔鹰君在拙作《刑法学家，你们……》文下有一个跟贴，对于我质问七位刑法学家提出质疑，这样的质疑很有价值，需要认真对待，因此回复如下：

遵循惯例，一段一段来。

1.守门翔鹰：“萧瀚老师是不是有的时候过于偏激了？您所指出的这些刑法学家，他们不是公共学者，他们没有义务来用类似于抱怨的话语来维护每一个弱势群体的权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并不需要高调的评判每一个案件来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

答：【我不偏激】

在中国常识不够用，所以喜欢说常识的人就常常被认为偏激，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说偏激》，在本博客“心纶琐议”栏目，您若有空，不妨移步一观。很多年来，说我偏激的人无数，我早已习惯：）

只要看看这些刑法学家的头衔，个个光辉灿烂，拿着国家财政支出（来自纳税人）的工资，当然是公共学者。您所谓的“类似于抱怨的话语”，我理解为是对政府的批评，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政府是干吗用的，政府第一给大众服务，第二服务得不好的时候，挨骂，然后改正。只是在中国，政府一直过得实在太舒服，而公民权实在存在得太窝囊。

您说这些专家们没有义务为每一个弱势群体说话，我完全赞成，我批评的是他们不但不为弱势群体说话，还损害邓玉娇的利益。这已经离开一个学者应有的基本学术良心很远了，如果说他们不知情，那可以不说话，没人会去怪罪他们。

至于我批评刑法学界在历次重大社会影响的刑案中鲜有发言者，这样的抽象批评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刑法学家的，没批评错。无论是谁，地位越高，他的社会责任就越重，这是公平的，也是公民社会、共和精神的应有之义，这是一种公民义务。作为具体的刑法学家个人，固然不必为每个弱势者说话，因为这不可能，也不能这么要求，但如果连续数年甚至从来不曾为弱势者说过话，作为社会当然有抽象质疑的权利。

至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维护社会正义的，我的理解是您认为他们的学术研究便是，我同意，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具体涉及到他人基本名誉和自由的案件中，说着他们的那些话可不是维护社会正义，而是破坏社会正义。

您用了“高调”这样的词，我有点惊讶，出了邓玉娇这样的事情，当然应该用高调的方式回应，如果“低调”回应或者干脆大家都“无调”回应，官府会把邓玉娇做成人肉包子的：）

2.守门翔鹰君：“况且就邓玉娇案件所有的案情疑点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你让这些刑法学着如何评价法院的判决？法院在依照现有的证据只能得出这样的判决书，您不觉得吗？”

答：【法院可以做的很多】

与您同感，此案还有很多疑点，既然如此，对这结果学者们也可以不评价，或者对这场审判和判决产生的程序提出质疑，这样总可以吧。对公权力的态度应该是有疑问便不信任他们，这是宪政精神的基本素养，作为著名法学家如果这么点素养没有，怎么当教授，怎么当博导：）

法院依照现有的程序，不一定非要拿出判决，没听说证人出庭作证，想想，就两小时能审什么，就判决了，反正我是不承认的——但我能接受邓玉娇重获自由，就是“免除处罚”这样的表述我也不会接受，法院可以不判——当然现在判了，虽然是有罪判决，至少邓玉娇自由了，倒宁可这样。不过这话就另说了。

3.守门翔鹰：“我想，如果让这些学者来评价一下巴东县公安局的侦查程序。他们一定会和您的观点一致。”

答：【我很愿意相信您的推断】

不过，我没您那么有信心，真的，关键还是要看言论环境是不是足够安全吧——但您仔细看看他们主要都在湖北……不过，这是人之常情，只是我要是害怕，一般会闭嘴，实在憋不住，就忘了害怕，说出来得——但是底线是沉默，而不是说相反的话。

4.守门翔鹰：“看看您的文章以下的评论吧？您觉得这样的评价对于这些法学界同仁公平吗？只是因为他们对于一个案件做出了一些和您以及广大网友的观点不太一样的评论而已？我觉得有点寒心，尤其是对于马克昌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作为一个学生虽然非常喜欢您，但是对于您的这篇文章不敢认同。”

答：【学者言论要有底线】

我早已归纳过法学家面对此类案件的三条基本规则，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愿意再说一遍：1.【坚持“无罪推定”原则】2.【坚持“正当程序”原则】3.【具有“人道主义”常识】我还有一句常说的话，您也一定有印象：“真相不明之际，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您的认识有误区，他们的观点不仅仅是普通的观点，它涉及——甚至直接损害了一个人的名誉、自由和尊严（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完全无辜的），涉及到法律的严肃性。网友们的评价可能有些是存在着过于酷评问题，但是我理解，因为这些年来，总体而言，专家学者们对社会正义实在太冷漠了，一旦说话还常常是损害公义，损害弱势者，连基本的人道主义都没有，这一点我尤感寒心。

您一定还记得我一直基本上不对此案作实体评价，因为不愿意，非不能，我对此案的许多情况了解得远比一般人更多，但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审判，我宁可谈程序而不谈实体，我始终相信，追求正当程序是中国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永久的使命。

对于马克昌教授，我只能表示最真诚的遗憾，其他没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谢谢您的质疑，欢迎继续讨论。

2009年6月17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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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二十二：

刑法学家，你们……

萧瀚

邓案一审落槌才一天，我就看到了一堆刑法学家的名字，他们是：

中国法学会理事暨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卢建平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事法律专业博士生导师康均心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专业博士生导师齐文远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刑事法律专业博士生导师梅传强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西南政法大学高一飞教授；

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

这七位刑法学家，无不对邓案一审判决欢欣鼓舞。刑法学家们，我不得不问你们几个问题（高一飞教授除外）：

在邓玉娇身陷囹圄，被“约束性保护”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邓玉娇被不允许继续吃她平时吃的失眠药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邓玉娇被巴东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千千万万网民忧心如焚地担心邓玉娇被司法谋害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邓玉娇的辩护律师夏霖失声，哭请法学界保护邓玉娇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张思之大律师、浦志强律师发表声明支持夏霖律师助其坚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支持邓玉娇、富有正义感的网民们在巴东遭到政府公权力威胁甚至连基本食宿都有困难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当前往巴东的记者们遭到暴力围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

现在你们现身了！

多年来，那么多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你们刑法学界有几个人出来说过人话的？有几个人站在弱势者一边质疑公权力的？有几个人为孙志刚、聂树斌、李荞明、高莺莺、佘祥林、李树芬……捐过一滴同情之泪的？你们可以不知案情，但不可以不负责任；你们可以不说话，但不可以信口雌黄；你们可以冷漠，但不可以……

尤其让人痛心的是，这份名单里居然有马克昌先生——这位我一直对他充满敬意的法学界老前辈，我无话可说。

路正长，夜也正长…… 

2009年6月17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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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