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是法西斯集中营

萧枫

二战虽然远去，但二战的历史永远铭记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不会随着记忆的远逝而被遗忘。特别是在欧洲波兰的奥斯威辛，因为纳粹德国修建了其最大集中营而闻名于世，残害各国共150余万战俘和普通百姓，有其“杀人工厂”之称，震撼了全世界。

在二战东方战场，倍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蹂躏的中国有没有集中营？答案是肯定的。就在中国的香港、台湾、海南、山东及东北地区，就有着众多的日本法西斯集中营，辽源（原西安县）集中营就是其中的一座。它是日本关押二战盟军高级战俘的集中营，这座特殊的监狱之所以被称为高级战俘集中营，是因为其关押的是从亚洲各战场俘虏来的盟军高级军事将领和文职官员，如美菲盟军司令温莱特中将、英远东联军帕西瓦尔中将、香港总督马克•杨爵士等。

六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在中国东北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经济及综合国力都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面对精心备战的侵略日军，残酷的后果可想而知，大批的中国军人和普通百姓被关进了日本修建的集中营，美其名曰“收容所”、“看守所”、“刑务所”、“俘虏所”、“留置场”等，应有尽有。但其实质只有一个，奴役和残害战俘。当法西斯野心欲称霸世界后，南亚及太平洋一些国家也遭受到了同中国军民一样的厄运。“死亡铁路”、泰缅铁路、“巴丹死亡行军”等等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奴役和虐待战俘的监狱遍布各被侵略国，监狱内日军对待战俘方式卑鄙、残忍令人发指，死亡率极高，因此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把这些“战俘收容所”称为“东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二战时期的集中营是东、西方法西斯侵略世界的产物，是法西斯阵营侵略瓜分世界的铁证，它成为了法西斯侵略、杀戮、虐待、奴役等反人道罪的代名词。“集中营”也称为“死亡营”，汉语《辞源》里没有它的出处，《辞海》“集中营”条目有其解释为：“反动派用来折磨、残杀革命者、战俘、劳动人民等的场所。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受到无限期的监禁、污辱、虐待、非刑拷打和野蛮屠杀”。

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就是法西斯集中营。由于辽源有着优质的煤炭资源，1931年“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关东军派遣河本大作接管了煤矿。日军介于辽源地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三个主要中心城市的中轴地带，离奉天（今沈阳）240公里，离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今长春）仅100公里左右，离辽源近在咫尺东丰县还有日军的军用机场，这样地处特殊地位并有着丰富资料的辽源便成为了日军眼里的“战略要地”。于是日军选择辽源城内通往矿区没有人居住的半山坡修建驻军兵营，称为北大营。表面上是日本守备队的兵营，实际兵营只占了少部分，这里还设有情报、侦察、审讯、监牢和狼狗圈，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集中营。

日本在被侵略国各地都建有同样性质的集中营，关押、虐待甚至杀戮战俘、普通平民。仅关押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盟军战俘的战俘集中营就多达200多个，如果说日本修建的法西斯集中营没有奥斯威辛那么大，那么在数量上却是奥斯威辛（40多座集中营的总称）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我国大陆的海南、上海和山东，日军还修建了众多关押西方领事人员、侨民的集中营，如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潍坊集中营等。

二战修建的集中营是东、西方法西斯的代名词，是二战特别的历史时期叫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概念。集中营实质就是监狱，而日本称谓的“收容所”也是监狱，但为什么我们不称其为监狱呢？其实这在全世界的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把东、西方的法西斯一切监狱统称为集中营。日本自己也承认并称呼在中国的“江塘集中营”，蒋介石政府也曾有“上饶集中营”、“息烽集中营”、“西北集中营”；这样统称为集中营更具有批判性和声讨性。

早在1998年沈阳战俘集中营被揭露之初，就曾被专家学者一致称为“东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全国媒体大幅报道了100多篇，这个概念在美国的华文媒体里也见诸报端。之所以被“誉”为东方的奥斯威辛，是因为这里盟军战俘被关押的时间达3年之多，远比欧洲战区战俘的关押期长的多，最主要的是这里的死亡率极高，达到了16%，而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才1.2%。

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集中营没有极高的死亡率，但它对于被抓进去的中国“反满抗日”分子却相当于判了死刑。而对于被关押在此的盟军高级将领和文职官员，一样遭受着日本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遭遇。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文明存在差异，战败被俘，在西方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像美国西点军校这样的军事学院里有专门讲授在什么时间应该投降保全生命保存实力的课程。但这在东方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军国主义思念根深蒂固日军，战败在他们眼里就是无能和耻辱，所以日军就是战死或剖腹也决不投降。被日军战败成其俘虏的战俘自然而然将受到日本的嘲讽、侮辱、歧视，肉体和精神上将遭受到日军的摧残，非人的奴役和疯狂的虐杀也当然不在话下。温莱特中将、帕西瓦尔中将等他们自被俘起的三年俘虏生涯，就是在这样日军的侮辱、打骂、虐待中渡过的，饥不果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由，包括与家人的联系，这是《日内瓦公约》中所不允许的。作为高级将领，更不因该参加劳动，然后辽源曾有路过北大营的目击者看见日军端着枪看守着一群“大鼻子”在院中拔草；当年的营救队员霍尔•雷斯的《奉天日记》中记录的温莱特这位美菲盟军司令的中将在辽源集中营里磨刀片的故事；1948年出版的《温莱特回忆录》（又译为《温莱特的故事》）也记录下了日军要求这些盟军高级战俘种植瓜果的劳动。温莱特中将是二战同盟军中被俘的最高将领，但他的遭遇和经历却和普通被俘的将领甚至士兵如出一辙。

其实辽源盟军高级战俘营发现揭秘之始，就被称为“集中营”，辽源本地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其发表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字眼，这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战俘集中营历史、战俘文化，要纵观全局，辽源这座盟军高级战俘营是整个二战集中营的活化石，因为关押的俘虏层次，决定了其地位，它是更高于亚洲其它集中营的“高级集中营”。

日本人称战俘集中营为“收容所”，是有着精心的考虑的，其目的是为了逃脱责任。所以特定的历史事件都会有后来的专家学者为其冠名，如日本称呼的“日清战争”，我们改称为“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呼的“沈阳事变”、“满洲事变”，我们称为“九一八战争”；所以日军设立的“俘虏收容所”，我们不能延续，所以一定要称为“集中营”，这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是在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统治的烙印；更是揭露日本破坏和平，侵略世界的反人道罪的暴行；东京大审判就判决所谓的俘虏营为集中营，我们必须执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可参见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04页）；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和现实需求相结合，为申遗及发展文化资源、旅游品牌打下基础。奥斯威辛因集中营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47年7月2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被辟为殉难者纪念馆。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定为“警示性世界文化遗产”，而关押同盟军最高被俘将领的辽源高级战俘集中营，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辽源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发现，它揭秘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又一铁证，现在省、市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之下，我们应该注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去挖掘战俘文化和战俘集中营的反人道罪暴行。甚至以点带面，统领全局，去研究和挖掘更多的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历史。

                                                                2008年12月24日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着日军“大陆政策”的野心，战火迅速蔓延到了南太平洋各国，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侵略同时，亚洲众多的国家和西方在亚洲的殖民者也开始遭受日军暴虐的罪行。日军“731”等部队灭绝人性的各种实验，作为万恶侵略的手段之一，违反国际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无视人道主义，犯下了反人道罪的滔天暴行。

    在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朝鲜、蒙古和苏联人民遭受了日军活人细菌实验，然而随着二战沈阳美英盟军战俘集中营史实的揭秘，让我们了解到日军竟然对昔日的敌人、今日的盟友美国人民实施了细菌实验，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居然拒不承认为了自己国家战斗的将士遭受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活体细菌实验，二战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便成了日军法西斯对盟军战俘实施“731”细菌实验的见证。

    美国前里根政府海军部长约翰•乐门在其《日本最黑暗的秘密》一文中说道：“日本人痛打美国战俘，一直把他们“打倒”，还继续打他们，因为他们倒下了。日本人不给他们医药，要饿死他们。日本人还拿战俘作医药实验，看着战俘成千上万的死去。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将没有一名战俘可以生还。” 美英等二战盟军在沈阳战俘集中营里遭受的痛苦，尘封了半个多世纪，10年前，经过中美人民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从尘封中浮现。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它纪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战俘进行殴打、奴役、饥寒、细菌实验等最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手段，是日本违反国际法残害战俘的罪证，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世界最残暴的老牌恐怖主义最有力证词。

    笔者最早了解到日军违反国际法，对盟军战俘实施细菌实验是在2001年10月，源自上海《文汇报》2001年10月26日一则消息《揭露日军生化实验真相 731将美国俘虏当豚鼠》，当时笔者并未来沈阳，没有“奉天盟军战俘营”这个概念，只是深刻的明白日军二战时期在我国人民进行细菌实验的同时，在沈阳也对美国人进行了细菌实验，导致了很多美国人死亡。直到笔者从2005年来沈阳开始研究战俘营问题后，才详细知道整个历史的脉络，便对盟军遭受日军细菌实验进行了研究。

    笔者曾有幸采访到营救队员李奇（霍尔•雷斯）、战俘艾伦、亚伦、RANDALL等五位回访沈阳的美国二战老兵，从他们口中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些战俘遭受细菌实验的遭遇。在沈阳战俘集中营关押期间，战俘营突然来了一群穿着白衣服的日本人，他们以给战俘检查身体为由，强行给部分战俘注射了所谓的“疫苗”，并确认了他们的姓名后离开。然而，被注射的战俘很快就高烧不止，甚至有人在痛苦中死去了。艾伦对我说，一些战俘因为那次被注射了不明的针剂，虽然没有当即毙命，但晚年却怪病缠身，甚至影响到了后代的身体。艾伦说，在美国的“奉天战俘联谊会”怀疑日军对战俘的病毒实验，可能传染其后代，曾通知所有能联系到的战俘后代去医院做检查，找出可能的问题及早治疗，以免晚年遭受痛苦并胎毒后人。

    他们讲述的细菌注射实验，战俘麦克斯•麦克可兰就亲身遭遇了。麦克斯•麦克可兰出生在一个不景气的家庭，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长大后参加了美国陆军，是陆军第59海岸炮兵队中的一员。在沈阳战俘集中营他被分到第二营房，他和其他一些战俘在三个月期间里每周或每两周就被日军注射一次针剂，很快，有些战俘死了，有一些战俘病了，有些人似乎当时未受到影响。“病重的人便送到了冰冻室，进去冰冻室的战俘几乎没人出来。日本人对那些战亡的战俘好像特别感兴趣，给每一个死去的战俘脚上挂一个标签并写上一个号码。” 麦克可兰说。离开沈阳战俘营40年后，麦克可兰无故变成了残废人。他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在第二营房和他同房的战俘乔治赫斯同一在也接受了注射，“我们站排接受注射，我想我是在他两三个人之前，他得到了一个热针，我没有。我不知道被注射了什么东西，我感到生病了，那天晚上我治病的时候，他（指乔治赫斯）正在停尸房正在被解剖”。

    美国战俘营专家孙英哲女士编著的《US POWs at Mukden》一书（第30页）中记载了加州红木城73岁（战俘）詹姆斯的回忆，他说：“我是经常抬尸体的两个人之一，我曾查看连续的号码哪个是日本人要的。” 詹姆斯在沈阳被关押的三年一直患有脚气病，日本无条件投降他离开沈阳回国后，便有严重的皮疹、头皮和心脏问题，健康突然下降，手臂和腿麻木。詹姆斯说他麻木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时候发烧很高自己都不知道，毫无感觉。听力也退化的利害，不得不依靠助听器。虽然如此，他却认为自己很幸运活到现在。

    书中还记述了战俘乔治雷查科在沈阳战俘集中营遭受日军细菌实验。一天晚上他正在发高烧，忽冷忽热，一个日本医生侧身前来，要求乔治雷查科躺在床上，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下，稍后又把一个羽毛插入了他的鼻孔，乔治雷查科以为日本人是在检查他呼吸一类的事情。但自从那以后他高烧不止，病魔缠身，这一分钟感觉还很好，下一分钟忽然病发起来，开始是几个月，继而几年甚至更长。他去医院做过无数的试验和检查，医生都找不出他的病根。乔治雷查科身为六个子女的父亲，他的病菌多少传给了他的子女，影响了他（她）们的身体健康，从婴儿时期开始，他的两个女儿得了甲状腺病，一个儿子患了关节炎。很多年后，他儿子研究细菌战发现，用感染的羽毛在被实验者的鼻孔前摇动是一种普通的传播细菌方法，乔治雷查科正是这样沦为了被日军做细菌试验的牺牲品。

    注射鼠疫菌针剂是沈阳盟军战俘营里的战俘遭受的最多最普遍的细菌实验，污染的羽毛在鼻孔进行细菌实验相对较少一些。除此之外还有解剖实验、冰冻实验和携带鼠疫细菌的跳蚤进入战俘的体内实验等众多的细菌实验。

    在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中具体有多少战俘遭受了日军“731”的细菌实验，这还是一个迷。由于当年日军为了毁灭罪证，秘密转移看守人员或隐蔽其行踪①，同时销毁了战俘营所有资料。美国政府对盟军战俘遭受细菌实验拒不承认，遮遮掩掩。加上遭受细菌实验的战俘由于病魔的困扰早已不在人间，幸存的战俘健在不多，所以难以统计。但是战俘遭受日军细菌实验的历史事实和证据却不断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731”成员在被解散前，石井四郎向他们宣布了三条禁令：第一，严禁向他人透露细菌部队的任何秘密；第二，严禁向他人谈及自己在细菌部队服役的经历；第三，严禁细菌部队成员私自联络。然而，部分步入老年的“731”成员，由于受到了良心的驱使，终于，六位前“731”成员在一本以“731部队真相”为题的小册子打破了他们五十年的缄默。十几年前在日本一家书店发现了“731”部队成员的日记，其中有详细的画图和在沈阳所作的试验说明，即将炭疽热、伤寒、破伤风、脚气病、赤痢、鼠疫及其它许多细菌以不同的分量谨慎地传入战俘的身上以查看其影响力。

    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强使其国防部公开一些沈阳最机密的文件。在此之前美国以美日关系敏感为由，向战俘宣布“防止军事秘密泄露，如果说出在集中营遭受日军鼠疫细菌实验，将受军法惩处”的“法令”包庇日本的罪行。在档案公开后，美国政府仍然进行掩盖，辩论所谓“（公开）已知的记载无法证明美国人遭受细菌实验”。然而美国的沈阳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籍“信息自由法案”得到了过去最机密的国防部关于沈阳的文件，这些文件生动的显示了由石井四郎率领的“731”部队培养很多疾病的细菌强行注射、吸入战俘的体内。一份解禁的1948年3月的备忘录也提到：“苏联在沈阳地区所做的独立调查揭露了以细菌战为目标的实验曾以美国战俘做实验，结果造成丧失生命”。1949年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在伯力审判了日军“731”细菌实验罪行，审判材料也记录了日本承认对盟军战俘进行了细菌实验：检察官问“‘731’部队研究过美国人对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吗？”“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回答说：“我们部队的一位姓凑的研究员告诉我他来到沈阳是为了研究美军战俘对传染病的抵抗能力。”检察官问“为此目的检验美军战俘的血液么？”柄泽回答说“是的。”②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受审时也承认细菌实验是来对付敌国和敌军，包括苏联和美英两国。③

    日本在二战期间违反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细菌实验是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集中营面临的遭遇，也正是日本犯下反人道罪的最有力证据，在研究战俘营历史过程中，战俘遭受细菌实验决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我们应加以调查、研究、挖掘，因为“731”细菌实验是日军种种暴行中最残暴、最惨无人道的耻辱柱。同时，我们的工作将有助于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有助于揭露军国主义罪行并遏制其复活；有助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升温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08年8月15日

    1931年9月1 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星期五。这一天，是中国百年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天，东北重镇奉天(即沈阳)，在老百姓眼里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不但老百姓，就在处于敏感神经地位的军人，也都各干各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战火即起且迫在眉睫。

    在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不在沈阳的情况下，副总司令张作相正在自己的老家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张作相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共患难的哥们，算是张学良的叔叔辈，他字铺臣，因而东北军人称张作霖为大帅；张学良为少帅；张作相为辅帅，有人误传副帅，东北军无副帅，另一个军界要员是参谋长荣臻，这天上午也在自己公馆里为他父亲庆寿诞，客厅里摆着酒席宴、麻将牌，还有唱京韵大鼓和二人转的，热闹非凡，一片歌舞升平景象，日本人瞅准了这个机会。另外，当时东北兵力正空虚，主要兵力被张学良调到关内参加军阀之战去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勾结日本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7月中旬通电反张，并进犯平津各要隘，张学良无比气愤，不顾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东北防御力量异常薄弱的现实，抽掉大批东北军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两个国防旅也被调到了关内，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整个东北的防务十分空虚，黑龙江、吉林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是武器装备低劣，人员编制未满的省防旅，而处于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只有四个正规旅，驻守在沈阳的主要兵力只有位于北大营的王以哲第七旅(我父亲是该旅军需官)。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七八里的地方，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兵营，周围筑有土围和外壕，没有防御工事，七旅三个团兵力全部住在营内，西边的围墙离南满铁路一华里，这里便是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湖。

    “九·一八”之前，日军在辽宁的兵力部署是：一为铁路守备队。由于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的主权握在日本人之手，所以他们便取得了在铁路沿线驻军的权利，沈阳守备队的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六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等地，是由日本国内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的。二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在辽阳(我老家)下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分驻旅顺、辽阳、公主岭、铁岭、海城等地；在旅顺口设有要塞司令部，辖炮兵大队及宪兵队等。所有以上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9月初到南满铁路巡视检阅部队，9月8日，日军竟在北边门架起机枪演习，随后不断进行巷战和演习。

    七旅旅长王以哲对上述情况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东北必有大的军事行动，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再也不能这样麻痹下去了。

    为了使东北最高长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开完会后王以哲去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求他快作部署将关内部队调往关外布防。几天后王以哲从北平回来传达了张学良指示；我已派人报告了委员长，委员长指示；一切要先从外交解决，不要作军事抵抗，遇事要退让。

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原定时间为9月28日，因为这一天是农历8月17日，正是月明星朗之夜，地里庄稼已收割，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和射击，那么为什么提前十天于9月l8日发动了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揭露了日军“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借口作侵占中国的准备；二是日本内阁不赞成军方的莽撞行动，认为国力还不强大，怕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及美、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中国背后还有苏联，日本陷入四面楚歌，所以对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不赞成，故派作战部长建川少将前来制止，但在他出发前参谋本部早就有人向关东军发出讯号：“事情暴露，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坚决行动”。就这样，他们便决定将原定于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在建川到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逼政府承认，具体策划者是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少佐参谋花谷正，整个行动是由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中佐的助手今井大尉指挥，执行任务的部队由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担任。具体行动方案是：1 8日晚第三中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中尉以演习为名率部队由虎石台向南运动，川岛率大部队到北大营外围、河本率小部队在柳条湖铁路边将炸弹引爆，川岛即指挥向大营进攻。

    谁知就在9月1 8日傍晚建川到达了沈阳，但被花谷正不动声色的安置在旅馆住下，洗完澡后穿着浴衣花谷正陪他喝酒，并在门口放了哨谎说保护他安全不要外出，一贯好洒的建川似乎也懂得花谷正的意思，但他并不说破。

    就在他们觥筹交错杯来盅往的时候，川岛大尉和河本中尉率部队乘着上弦的月光出发了。川岛把部队埋伏在北大营外的高梁地里，河本中尉带领七名士兵来到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边，亲自在铁路上装上了骑兵用的小型炸弹，然后看了手表，时针正指向夜1 0点20分，他深吸了一口气，果断地点着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被炸断的铁轨枕木向四处飞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是夜，北大营的士兵与往常一样，九点半便熄灯就寝进入了梦乡，这天是他们发薪饷的日子，手里有了钱心里美滋滋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冰雹似的枪炮弹即将飞临到他们的头顶，更不会想到这一天将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国耻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最黑最重的一笔。

    “九·一八”之夜，北大营最高值班长官是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他听到爆炸声后立即派人出动侦察，不到一分钟枪声大作，一连串炮弹落入营区各处爆炸掀起一堆堆火柱，侦察员回来报告：一群群日军在坦克掩护下边射击边向营区逼进，赵镇藩将情况报告给旅长王以哲，王旅长请示荣臻参谋长，荣臻回答说：“上峰已有指令，无论如何不要抵抗，不准还击”。

    七旅官兵有的被敌人用刺刀刺死，他们还不知道上级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一边撤退一边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来援助?咱们的飞机为啥不参战?”。凌晨五点多钟部队撤到东山嘴子，没过多久敌人骑兵又跟踪追来，部队随之向锦州撤退，整个营房及装备都丢给日军，“九·一八”之夜七旅共伤亡中校以上官兵320人。

    张学良从五月起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

    9月1 8日晚，他在前门外中和剧院偕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美国驻华武官观看梅兰芳演的京剧《宇宙峰》。

    王以哲旅长和荣臻参谋长给他挂电话是他们的待卫副官长谭海接的，回答是：“副司令早有明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命令，坚决不要抵抗?。”不一会接到了张学良电话重申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原则。王旅长一听激动地说：“在这么严重情况下，将在外军(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事实上北大营第七旅绝大多数官兵并没有完全执行“不准抵抗，枪放进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在日军进逼营区时奋不顾身的进行了抵抗，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才突围撤到东山嘴子集合向锦州撤退。

    人们只知道抗日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有谁知道“九·一八”一夜间日本兵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集中于沈阳的东北军一百多架各种型号的飞机；英制的维梅轰炸机，法制的布莱克战斗轰炸机、德制的容克侦察轰炸机、日制的“八人型”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还有从美国进口尚未安装的新飞机不知型号，全部被日军缴获。张作霖1928年6月4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之前，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沈阳兵工厂、炮厂、火药厂等均被日军占去。据统计，兵工厂及仓库中存放的武器有：步枪5万支；子弹300万发；各种山炮、重炮250门；炮弹1 O万发；另外还有火药40万磅等，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有人曾估计过，沈阳守军一夜间的损失达l8亿元以上，更严重的情况还在于：以上这些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又拿去屠杀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抗日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及全中国的老百姓。

    “九·一八”第二天，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刚由师团长提升为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中将，即向东北关东军各部队发出了迅速攻占各城市要塞的命令。当日，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大中城市都被日军占领。次日，占领葫芦岛，次日占领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

    至此，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亡，东北三千万同胞作了十四年亡国奴。

                                                                      喻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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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品馥    萧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等法西斯阵营国，在人类历史上犯下了罪恶滔天反人道罪行。如臭名昭著的欧洲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残杀了难以计数的犹太人，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亚洲各地也犯下了同类罪行，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页。

    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东亚各国后，建立了60余所战俘集中营（日军称为俘虏收容所），囚禁、残害被侵略的各国人员和战俘。其中，关押时间最长，涉及国家和民族最多，战俘职务最高的，要属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俘营集中营。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探索·发现》节目介绍：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日称奉天俘虏收容所），关押从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等战场被俘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的士兵2000多人，而在西安（今辽源）设立了关押盟国美军驻菲律宾联军司令温莱特中将、摩尔将军、金少将、英军珀西瓦尔将军、荷属东印度总督加尔•达•凡斯塔尔博格•斯塔夏沃尔等34名高官的“辽源盟军高级战俘集中营”（日称奉天俘虏收容所第二分所），地点在辽源北大营，即现在的辽源市军分区院内。

    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狂人，为什么要将盟军高级战俘关押在西安城呢？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日本乃一独岛之国，四面环海，资源及乏，而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就便引起了日本剑指大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梦想。1890年，日本欲侵略我国东北，为其所谓的保护利益线，解决“满蒙问题”。突如其来的是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本登陆上了我国东北领土，均获得了丰硕的资源和利益，甚至远远多过日本本岛，这样，日本逐渐将我国东北看成日本的一部分，且形成了“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宁舍本土，不弃满洲”的战略思想。而地处东北的西安县，物资丰富，交通便利，易守难攻，又是日伪法西斯残酷统治下的“模范县”，这便成了日本在东北方圆首屈一指地重要军事战略要地。

    西安县有着东北第二大煤矿，煤质好产量高，是补充军需燃料的重要基地，因此，九一八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派遣河本大作（皇姑顿炸死张作霖的策划者之一）为首的9人小组，来西安（辽源）使以武装力量强行按管矿山，牢牢控制了煤矿生产。为了控制煤矿治安，维护日伪统治，迅速组建了伪西安县公署，扶植亲日的原公安局长戴东藩出任伪县长，成立西安日本领事馆，派遣日本守备队，以武装力量控制西安城并始建北大营（今军分区大院）、南大营（市交通局。北大营由日军驻守，主要控制矿区安全，南大营为伪军驻守，主要负责市区治安。

    地处城北半山坡的北大营表面是一座军营，实质是日本守备队特务机关。由于这里交通方便，系四梅铁路中心地段，南距沈阳290公里，北距新京（长春）150公里，离这45公里的东丰有军用飞机场，地理环境十分重要。日本关东军重视西安的战略地位，河本大佐来西安城不久大约在1932年10月左右，始建北大营，当年这儿是个荒凉的半山坡，周围没有人居住，一片荒草绿林地。修建时大约占地3万平方米，从现今的军分区大院往东的部分居民社区，往南的合纤维厂太信街道办事处大楼都属北大营范围。

    当年北大营是建在半坡之上，东高西低，营区东面最高处，一眼就能看到西安县城。营房四周有壕沟，内有电网、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内区域周围都设有地下暗堡，暗堡与地道相连，通过地道进入暗堡，暗堡里有日军架着枪日夜看守。营区外种植有白杨树，树高成荫，将大院掩盖得严严实实，啥也看不清楚。正门在西面偏南处，大门口两边分别有一个子弹头式水泥岗楼，有门无窗，哨兵在岗楼门口站岗，四周又有巡逻哨，戒备森严。大院内由十字型马路将大院划分成四部分，南部的西边是用短榆树墙隔开，西部是一栋关押中国“犯人”的监房，西面迎正门部分是守备队部，东面是栋兵营，兵营北部用砖墙隔开，东面是三排日式瓦房，这就是1944年12月1日囚禁温莱特将军等34名高官和勤务兵战俘的地方。

    1943年初，这里就开始了关押和虐待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文职官员。1942年11月11日，在太平洋各战场被俘的盟军官兵经过“死亡行军”，被押解到了中国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这里是“九一八”的事发地，建筑全部毁于日军侵略的炮火，战俘们被迫住在地窨子的木板房里。在这里，饥饿和寒冷并存，卫生条件糟糕，水土不服和各种疾病疯行，缺医少药，生病了根本得不到救治，每天都有战俘死亡，这里很快就成了一座“死亡工厂”。1943年初，冬天还未过完，已经死了两百多人。虽然日军不太在乎盟军战俘的死亡，但也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一边在战俘们工作的工厂附件修建新的永久性战俘营，一边将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转移到了辽源北大营，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的生命总是不一样的，辽源北大营是日军战略要地，而且条件要远比沈阳北大营好的多，日军还是不愿意战俘中的官员死亡。

    温莱特中将及珀西瓦尔将军是较晚进入辽源高级战俘营的将领，但也是级别最高的盟军高级将领。由于南太平洋的战局开始扭转，日军将温莱特中将等从菲律宾转移到了台湾，在那里关押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又决定把他转移到伪满洲国，这是日本永远不愿意放弃的一块地方。在郑家屯（今双辽市）被关押了两个月左右后，最终被押解到西安的这块土地上。

    北大营还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集中营，这儿设有情报、侦察、审讯等机构，还有监牢和洋狗圈，共养了20多条狼狗。特务便衣大街小巷处处皆是，他们发现有可疑人议论不满日本统治，反对大东亚共荣，建设王道乐土的反满抗日人员，就抓进北大营，关押审讯，用惨无人道的刑罚，灌汽油、辣椒水、过电、坐老虎凳等20多种刑罚，迫害爱国同胞，被抓进北大营，无有一人能够生还。据一位93岁的李姓老人讲：“他家邻居在矿山当矿工，夜里从北大营门口经过，被日本人抓进了北大营，就一直没有下落。”久居辽源的老一辈都知道北大营的厉害，黑色降临后无人敢从北大营经过，而且吩咐小孩不要到北大营去，小心被丢进狼狗圈咬死。这是当年人人皆知的事。

    营区内的院坡地下还有四通八达的秘密地下室和地下通道，日军在修建北大营的同时就修建好了地下设施，地下室和地道约有一点八米高，均用红砖砌墙，水泥沟缝。下面是水泥地面，地道虽然较高但并不宽敞，只能一人通行。地下室就显的宽敞些，呈正方形，长宽约三米，有九个平方左右。地下室和地下通道具体有何用途，通往何处，尚有待探查。

    如今，辽源盟军高官战俘集中营已引起国内外战俘文化研究学者专家的重视。1999年九一八战争研究会时任会长张一波教授知道偶然知道了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后，当及呼吁保护历史遗址并建纪念馆。在深入研究沈阳战俘集中营时了解到辽源还有“俘虏分所”，日军始建的唯一一座高级战俘营，便“四下辽源”，与辽源当地相关政府机构、民间学者一起探测研究，并呼吁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建立纪念馆。美国研究战俘文化的民间学者曾于2003年9月亲临辽源高级战俘集中营遗址考察。并向当地政府赠送纪念碑文。今年早春二月，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组成的“沈阳民间中美友好访美代表团”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三大城市展览沈阳战俘营文物沙盘、老照片，同时展出了西安（辽源）盟军战俘营图片、温莱特雕像等，在全美引起巨大反响，并轰动一时。

    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领事助理杨竞，偶然看到了美国“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发给沈阳领事馆的求助信。求助者帕泰克在信中说：自己在二战期间曾经在沈阳有过3年痛苦的战俘经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沈阳的战俘营亲眼看一看，以此缅怀自己难忘的青春岁月，杨竞遍寻了沈阳市、辽宁省两级档案部门，都没有查到丝毫相关资料，这段历史仿佛并不存在。他又用了10年的时间从美国国家档安馆查到了很多珍贵史料，在2003年终于写成了十八万字的反映美英盟军战俘营的书《奉天涅盘——见证二战日军沈阳英美盟军战俘营》，这部书中详细记载了同盟国军队副司令、美军驻菲律宾司令温莱特中将等战俘在“奉天战俘营第二分所”——辽源战俘所的经历，还刊登了他刚刚解救时的情况。

    现年89岁的霍尔·雷期更重视这段历史，他是当年战俘营救小组的成员之一，当时的中文名字叫李和德（李奇）。他已经向正在筹建中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集中营史陈列展览馆》捐赠了他的回忆录《奉天日记》。据《奉天日记》记载：当年26岁的李奇在沈阳关押的战俘集中营中找到了美军帕克少将等战俘，其他更高级别的战俘全部押在西安（今辽源）城。李奇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西安城第二战俘收容所，解救出了温莱特中将。在此一同关押的还有英军驻远东马来西亚战区司令珀西瓦尔中将、香港总督马克·扬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加尔•达•凡斯塔尔博格•斯塔夏沃尔等34位高级官员，还有下级军官及勤务兵等共200多人。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出席签字仪式的同盟军队三位最高统帅除赫赫有名的盟军总司令、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外，站在他身后的两位就是被关押在辽源高级战俘集中营的温莱特中将和珀西瓦尔中将，麦克阿瑟还把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其中两支笔转身赠送给了温莱特和珀尔瓦尔两位从辽源走出去参加仪式的战俘将军。

    2003年9月24日，当年曾来辽源营救战俘的李奇不远万里，从美国风尘朴朴地赶到沈阳，故地重访，物似人非，他非常希能够将辽源战俘营遗址保护好，让它成为中美共同战斗、共同经历、共同利益的见证，让美中人民世代友好交往，热爱和平，不忘耻辱。现年81岁的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多年研究战俘营文化，硕果丰盛。历经努力终于使沈阳战俘营恢复建设。据新华网2007年5月20日记者徐扬报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在今年投资5400万元，修复二战时期日军设在沈阳的盟军战俘营。可见人民政府的重视，沈阳造一座关押士兵中下级军官的地方，那么关押高官的地方更没有理由不保护好，开发利用好的理由。

    张一波教授呼吁保护辽源盟军高级战俘集中营遗迹，并极力主张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最高级别战俘的辽源战俘所旧址，已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年初由张一波教授发动，本文作者之一萧枫同志3月3日执笔，由中国政协委员、著名医学博士、社会活动家冯世良先生3月9日提交给全国“两会”的《二战辽源盟军高级战俘营应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建纪念馆》提案，得到了中央及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今，辽源市人民政府已将此列进城市经济转型总体规划之中，不久的将来，辽源盟军高级战俘集中营一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8年8月31日

萧枫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的一支重要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同全中国的抗日斗争一样，为捍卫祖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而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于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之中，浴血奋战14载，体现了中国人民不惧强权，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缩影，在我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东北抗日联军的不朽意志，是中国共产党英明决策的结果，是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赵尚志等一代民族英雄英勇领导的结果，也是军歌《露营之歌》给予抗联战士以信念、以精神食粮、以斗志的结果。而《露营之歌》的内容，是当年抗日联军西征战斗岁月的真实写照，是对抗联精神最崇高的缩写，以至于传唱遍高山雪原，沼泽森林。《露营之歌》就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每一个抗联人。这悲壮激昂的《露营之歌》，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委李兆麟将军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创做出来的。

    1937年“七七抗战”之前，日本欲实行“以战养战”战略，把东北作为了它向关内进攻的后方基地，开始了对东北人民更为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实施所谓的“肃整计划”，对我抗日部队进行围剿，以图三年消灭我整个抗日联军。日军迅速调集重多的关东军和伪军，在上有飞机下有大炮的配合下，向抗日联军不断疯狂的进攻，并实行“三光”、“集家并屯”政策。与日伪军数十万相比，抗日联军显得身单力薄，加上缺粮少弹，活动更变得困难。介于此，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决定“三江地区的联抗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到小兴安岭西麓开辟新的游击区。” 李兆麟根据会议决定，开始与六军军长戴洪滨组织第六军部分战士西征。

    李兆麟将军的政工工作做的非常好。他除了解决了六军的党政问题，还耐心细致地给金矿工人出身的祁致中做思想工作，帮助祁致中和他领导的独立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并最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李兆麟除了指挥战斗，做思想工作外，他教战士们学习文化知识，给大家上政治课，讲军事常识。也经常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教革命爱国歌曲。《露营之歌》就是李兆麟自己创作，教抗联战士们唱的革命歌曲之一。

    1937年6月30日，李兆麟组织第六军部分将士从依兰县东白石砬子渡松花江西征。在他们经过丛林赶赴白石砬子，到时天色已晚，还下起了大雨。李兆麟当即和下江特委委员高禹民（原依兰县委书记）组织船工协助渡江。战士们的衣服被暴雨和浪花打湿了，战马因为大雨的浇淋和浪花涌动声、狂风呼啸声便时而对空长鸣。等船靠岸后，李兆麟和战士们一起拾柴，坚难的生起一团篝火，烘烤各自的衣服。李兆麟根据情景：丛林、白石砬子、大雨狂风中渡江、烤火，套用古曲“落花调”填词，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创作出了《露营之歌》的第一段歌词：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经过一段时间的西征，第六军渐渐进入了没有人烟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和沼泽、湖泊地区。当时正值伏夏，特别的闷热，沼泽水深没膝，道路十分泥泞，行军艰难。森林里行军又多是毒蛇、蚊虫，蚊子又大又毒，两层的单衣都叮透了，打得衣服染上片片血迹，战马身上也被蚊子叮得直流血。在小兴安岭里穿过重重山恋，遭受被蚊咬虫袭的抗联生活，孕育出了李兆麟的《露营之歌》第二段歌词：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情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1937年秋，部队在通北、海伦、绥棱等各处东征西战，歼日伪警察署等多处，后转战农村。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由于万恶的日军制造无人区，强行归大屯，建立“集团部落”，战士们看到只有荒弃的田园和枯草上的白露，日伪的围剿还没能结束，随时随地都处在交战的边沿。李兆麟便创作出了《露营之歌》的第三段：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爆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大雪没膝的林海雪原，严寒和饥饿没有阻退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冷气侵人夜难眠”的雪地露营，都不能动摇“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的愿望和“夺回我河山”的意志。顶风冒雪，“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真实征战生活，滋润了李兆麟《露营之歌》的第四段：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千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既是一首抗联歌曲，也是一段抗联历史，因为它是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最苦斗争的真实写照。战士们转战高山、雪原、沼泽。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这就是李兆麟将军取这首歌的名称为《露营之歌》的原因。

    《露营之歌》是李兆麟在1937年创作的，当年很快就传唱开了。她给了抗联战士无比的信念，抗联老战士李亚州（女）1937年3月15日被捕入狱，她说在狱中她就反复吟唱《露营之歌》，以此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她给了抗联战士乐观主义精神，1937年7月李兆麟与金伯文在野营被服厂举办结婚典礼时，就唱响了《露营之歌》以此祝贺，参加典礼的抗联老战士李东光（原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他说当时参加典礼他就唱了这首歌。

    在李兆麟将军活着的时候，《露营之歌》就已见报端，1946年2月18日《哈尔滨日报》发表冯仲云《李兆麟将军》一文，首次发表《露营之歌》第一段歌词，指出“兆麟在绥滨沼泽地带写的露营歌”，这是《露营之歌》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也是李兆麟生前亲自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

    由陈云指示冯仲云宣传东北抗日联军，抵制蒋介石政权的不承认东北抗联的问题，以及揭露蒋介石欲发动内战，来东北抢占胜利果实而在1946年春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文中，在第6页以《露营之歌》为题，第一次收集了全部四段歌词，作者署名为李兆麟。1946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在“东北抗日烈士传略”标题下加按语重新发表冯仲云著《李兆麟将军》一文，再次确认《露营之歌》系李兆麟遗作。此后《晋察冀日报》等各革命根据地党报相继转载。1946年3月30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谁说共产党人不爱国！”为题发表《露营歌》，注明系李兆麟1937年作于绥滨沼泽地带。1946年6月16日在李兆麟牺牲100天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贺绿汀为李兆麟《露营之歌》谱写的歌曲。1959年1月12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国庆十周年活动的彭真审查了包括李兆麟著《露营之歌》的军事博物馆陈列方案，审批过的还有政治局、书记处、军委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并最后于1959年9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1959年至1962年《露营之歌》先后被收入《星火燎原》和由萧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由李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人民日报》1960年9月22日通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作者新华社记者姜庆峰）均注明系李兆麟遗作。1977年《露营之歌》作为李兆麟遗作被收入《建军五十周年歌曲选》（总政文化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989年《露营之歌》作为李兆麟遗作被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李兆麟”条目。1993年12月26日台湾《东北文献》发表王良介绍《露营之歌》及其作者李兆麟的文章，称李兆麟为“革命思想家”，《露营之歌》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有与《义勇军进行曲》同等价值，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2001年6月《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7—8卷中文版（郑万兴译）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关于李兆麟部分写道“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露营之歌》，在北满游击队员中广为流行”。2005年5月4日，香港立法会举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议员们全体朗诵杨靖宇《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和李兆麟《露营之歌》。2005年7月8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宣部和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  李兆麟》再次发表《露营之歌》。2007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撰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史》，书中均收入《露营之歌》并再次确认为李兆麟遗作。

    至今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也纷纷表示，《露营之歌》是李兆麟个人作品。22位抗联老战士曾签名写信声明“李兆麟将军是《露营之歌》的唯一作者”；在2005年全国“两会”，有30多位包括将军在内的在职军人向“两会”提案，并向军委写信，《露营之歌》的作者是李兆麟。

    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到，李兆麟是《露营之歌》的唯一作者。这是一首军歌，是将军之作，是久经考验、纵横东北，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斗生活经验的军事领袖之作。在国内外，包括日本都已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兆麟将军创作的这首不朽名篇，代表了抗联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她已经唱响了大半个世纪，她还将唱响在世界的东方，永声不息。

                                                        2008年8月12日  夜 于沈阳     

    在这座城市，游客将会看到瑞士赫尔佐格一德默龙建筑设计所设计的奥运会主场馆“鸟巢”。还有很多其他的杰出建筑，比如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新址，它们的设计师分别是法国的保罗·安德鲁和荷兰的雷姆·库哈斯。另外还有被称为“水立方”的水上运动中心。

    但是，游客们还应该游览另外一个里程碑式的景点：与奥林匹克公园相邻不远的圆明园遗址。

    19世纪，英国强行向中国销售鸦片，中国政府进行了抵抗，这就是历史上那两次所谓的“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公使额尔金勋爵一声令下，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将园内珍宝抢劫一空。这两个东西方帝国在19世纪发生冲突时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英国正处于其强权的顶峰，而中国则正处于漫长历史的最低谷。英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而中国还在用弓箭作战。数万名中国人惨遭屠戮成为英(法联军时期那些)国（家）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中国应该既往不咎了。然而，这一不公正行为直到近年才得以纠正——直到1997年，香港才回归中国。

    任何想批评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腐败的西方人都应该了解中国人的理智和感伤。西方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使一代中国人受到奴役，并引发了远甚于今日中国的大规模腐败。与鸦片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他们的活动破坏了中国本土宗教，助长了西方的殖民剥削。

    如果说新的建筑代表了中国的复兴，那么圆明园遗址则提醒着人们中国曾经的软弱和屈辱。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贪婪让中国损失惨重。在21世纪，中国正在用金钱来满足西方对利润的渴望，现在它有能力这样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烧毁圆明园的正是北京两座重要建筑的设计师福斯特和安德鲁的祖先。

    存在历史污点的西方早就丧失了道德高地。如果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真正全球化，而不是一个依然存在文明冲突的世界，西方国家必须用建设性的接触行动来赢得中国的信任，而不是对中国说三道四。

    今天是百度"巴基斯坦吧"里看到一照片(如上),总是觉得有点什么问题,看了半天才明白,巴国美女们手里拿的旗帜居然是六颗星,"六星红旗",这让我吃了一惊,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看不出这是经过电脑处理的痕迹.

    请大家共同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讨论讨论......!

       川老夫子

兵策儒剑

要点: 日本军国主义主义以某种方式让自卫队出国，实际上就是要不断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以图正试复活军国主义，为再度侵略扩张做准备！

二战后，美国为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日本是战败国，被永久剥夺拥有军队权，永久剥夺其交战权！

在《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中有了如下的表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可以说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主义的紧箍咒。由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没有进行彻底清算,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从未中断, 从1947年“和平宪法”生效之日起，围绕这部新宪法，特别是第九条的斗争就拉开了序幕。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不断要修宪，去除这个紧箍咒。

1954年：以“自卫名义”名义重新组建军队。

1955年11月22日，自民党第一任总裁鸠山一郎第三次组阁后，立即开始有计划地修宪，但这一图谋在国会中遭到失败。

1957年2月，战犯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提出要拥有核武器。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不断进行修改宪法的尝试。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右翼以“协助联合国维持海湾和平”为由，向国会提出派自卫队出国参加维和部队的法案。由于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一法案未能成立。但这种意图并未因法案未通过而放弃，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某种方式让自卫队出国，以期在实际上修改宪法第九条。

1991年：趁海湾战争之机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日本的扫雷艇开进波斯湾。

1996年：推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行使武力的条件从“遭敌入侵后”提前到“受敌人威胁时”。

1997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范围之内。

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不仅防卫范围可任意扩大，而且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2003年6月：通过“有事三法制”，认定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

2003年12月：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

2004年4月：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确定了宪法第9条的修改案，明文规定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2004年5月：众议院通过“有事”七法案。

2004年6月：参议院通过“有事”七法案。

2005年11月，日本公布修宪草案。于一直以来，日本为了避开和平宪法的限制，始终将其军队称为“自卫队”。这次修订后的宪法仍将保留“自卫队”这一词语，但也使用了“军队”这个词。新宪法删掉了和平宪法第9章的一段内容，该段称“将永不建设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潜在战争机器”。相反，新宪法称：“为了保卫和平和国家的独立以及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将建设用于自卫的军队，内阁首相为军队最高指挥官。”

2006年1月自民党宣布年内推动修宪公决 改自卫队为自卫军

2006年5月急于和战后宪法告别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3日在“宪法纪念日”发表声明指出： “修改宪已经到了成熟时机。”

2008年5月，日本利用中国四川地震救灾之机，企图派日自卫队军机深入中国内陆。

日本不断要派其其自卫队力量“出国”，“进入”他国的目的，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但是非常奇怪的似乎中国最高领导层和中国外交部不清楚，如果说中国最高领导层和中国外交部清楚历史和日本的图谋，为什么还要邀请日“自卫军”军舰“进入”中国呢？　这只能证明是在背叛中华民族正义观，是在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挑衅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在引狼入室严重侵犯中国人民!

有“精英”　辩护说因为去年解放军军舰访日了，这次邀请日本军舰回访只是“对等”互访！说这话的“精英”们看来更是没有历史常识！在日本“和平宪法”里日本没有军队！而中国有军队，中日两国宪法归定了中日的不“对等”，现在这些“学者”要求中日“对等”，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政府和中国精英们的行为能够实现日本军国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当年中共声称日本拥有千岛群岛，导致日共转向，现今反对日本修宪最有力的力量仍然是日共，如果日本“军舰”在中共扶持下炫耀着当年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太阳旗“进入”中国，则日共必然再度失声，日本军国主义最终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得以达成！从而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扩张发动战争！其结果仍然是中国越亲日，收获日本越反华的下场！

http://bbs.fmprc.gov.cn/detail.jsp?id=316521

     二00八年对中国来说本应是个欢天喜地的丰收年，一路走来，却是风风雨雨。二00八年，多事之秋不平静的一年，与我们的满怀希望背道而驰，让我伤痛刻骨，哭泪淌尽。

     汶川，虽然我是一个地道的四川人，在印象里都找不到这个叫汶川的地方。但是现在，横亘在我一生中，将无法抹去了。汶川，像一个深深的烙印印在了我的心里，那是一个永远无法清除掉的烙印。

一

    五月，悲伤的五月，刺痛了我的心；

    五月，悲惨的五月，流尽了我的泪。

    大地带来百年难遇的惊天一震，撕裂了山峰，震塌了房屋，夺走了生命，还有那满怀的希望和幸福的人生。

    我从前纵然有一万个不幸，没有到今天，我算是万幸、大幸。五月十二，惊天泣地的大地震，就发生在了我的祖国，发生在了我的家乡，落在我天府故乡同胞的身上。它已经超越了幸与不幸间，落在哪儿也都是灭顶的灾难。

     就在那一霎那、举手投足间，大半个中国颤动了，日本、韩国、泰国、越南都有了震感。如此巨大，小小的汶川如何能够承受，所以，传来恶讯的地方增加到了北川、都江堰、绵竹、德阳、青川，甚至陕西、甘肃。这一震动，扼夺多少人的梦。

     地动山摇，泥石横流，黑雨倾盆，满目狼藉，尸横遍野，人间地狱。

     美丽的汶川、北川，城市尽毁。留下的只有鲜血浸渍的土地，一片废墟。唯有那战胜恶魔的五星红旗，还屹立迎风飘扬在那里。

二

    慈祥而伟大的妈妈，还没能来得及呼唤自己的儿子一声，还没能来的及做上可口饭菜，还未来的及穿上女儿为他添置的新衣裳。她就这样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场浩劫剥夺了无数的母爱。

    平常，妈妈都要叫儿子的小名，一遍又一遍的催促进床；系上那漂亮的围裙，忙碌在锅沿灶旁，儿子起床后，总能闻到饭香；在众人欢庆的节日里，宴会上，妈妈才舍得穿上那红艳艳的花衣裳。现在，妈妈却身不由已，和几万人一起离开了这一切，匆匆奔赴她并不熟悉的地方。

    妈妈，儿子用烛光给你照亮了通往天堂的路，但在路的尽头，不知是否有灿烂的阳光。是否有你未曾舍得穿上身的花衣裳。

严肃而又细心的爸爸，还没能来得及检查自己的儿子一天的作业，还没能来的及喝上一口视如命根的“老白干”，还未来的及抽上一根“红塔山”，他就这样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场浩劫也剥夺了无数的父情。

    平常，爸爸总是要儿子拿出当天的作业，例行检查；打开桌旁的柜门，取出六十度的“老白干”，喝上两小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烟盒，抽上一根解解乏。现在，爸爸却身不由已，和几万人上了路，被万恶的魔鬼带去了陌生的地方。

    爸爸，儿子会学会快些成长，要像爸爸一样，撑起一个家。

    贴心而烦忙的丈夫，… …

    还有兄妹、师生、乡邻，一切的一切人间真情，随震飘落，只有了痛苦的悲伤，在每一滴泪水中遇找，在每一滴泪水中延续。

三

    汶川，一个优雅的名字，羌人美丽的家园，英雄神禹的故乡，却变成了废墟的代名词，人间地狱的符号。那些被压得支离破碎的身躯，在残垣断壁之中，在滑泥巨石之下，开出了一朵朵让为窒息的生命血花。

    天灾无情，人间有情。感人至深的温总理，最早率先奔赴灾区，给受灾苦难的同胞，坚强支撑下去的力量。生命，生命！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这位特殊和蔼老人嘶哑的声音、悲悯的泪水、出血的手臂，又一次让我可怜的同胞蒙上层层眼泪。

    没有硝烟的战场，冲锋在前的，是我们熟悉的身影——人民解放军。他们放下遇难的亲人、他们不顾自己生命、他们不怕劳苦、他们踏尽废墟、他们翻越没有路的山、他们留下自己的那份口粮，只为心里装着受灾的百姓大众，只为攻下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拿下一场又一场的战役。

    在巨大的痛苦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为灾区捐款、为伤员献血。“中国加油！四川雄起！”的口号，回荡在祖国大江南北。960万平方公里的暖流涌向一处，每一寸土地上的中国人，在那一刻都停下了匆匆脚步，向着西南方抵下了头，浸润在了悲鸣的警报和车笛声中。

    全世界有仁爱之心的国际友人，向不幸的苦难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或远或近的患难兄弟，危难时刻见真情：“中国兄弟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一道拉响警报，一道设立默哀日，只为被无情的地震灾难夺去生命的中国人民。

    人间大爱，坚强了灾区人！

四

    山崩地裂之后，一座美丽的北川就这样消失在我们面前。宽温的家室，明亮的教室，还有那小桥、山梯，顷刻间，只留下了残痕断壁。不幸的人走了，幸运的人捡回了一颗破碎的心。

    消息传来说北川县城完全遭到破坏，已经不能再在这片地上建出一座城市。奇特而神密的北川，在这里开始走进历史，开始走进人们的记忆。

    从此，不见了集市的喧嚣，不见了来来往往行人的脚步，不见了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看不到了美丽的北川再披上霞光，看不到了北川满城的万家灯火。你，瞬间从我们的眼前、身边消失了，快得来不及记下你美丽的容颜。天灾无情地把你摧毁，还夺走了那么多无辜的魂灵。巨石下的车轮不再转动了，泥石流里不再有那袅袅炊烟。

    春天刚刚降临就已远去，花儿没有绽放就已凋零。整个世界弥漫着哀伤的气息，天空也为失去的亲人而哭泣。北川，美丽的北川，再也听不到你空山鸟语、溪流淙淙、竹海松涛；再也看不到你龙尾河边的杨柳依依、山花烂漫。你已不复昔日妩媚的容颜，无声的河水能否记起震前的荣光，碎石瓦砾覆盖了整个北川县城，鲜血、泪水、悲伤充斥着你的每一个角落。北川，你已远离了一切繁华，惨绝人寰的天灾让美丽的你归于沉寂。

    北川，青山绿水是你的名片，羌族风情是你的注解。如今，奇异的风光以及那一切，都已经不再。川北的江南在痛苦中挣扎，高山溶洞不再幽邃深广。北川，一座消失的城市，让我的笔和泪水记下你曾有的辉煌。再见了北川，泪水中一座新城将拔地而起。让我们记住你，让我们记住许许多多北川曾经鲜活的生命。

    不会忘记。

    再见了，北川！

五

    每一则报道

    每一张照片

    每一段视频

    都让我流下了泪水

    我用笔和眼泪

    留下了这段伤心的记忆

    它是人类的悲痛历程

    我们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

    最初，我并不想写下这些文字，在这场大悲大痛的灾难面前，文字是何其苍白和无力。可是，我又怎能隐去我从心底流露出的这份真实情感？人性最美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份藏匿的恻隐之心。每天，我都浸透在这伤痛欲绝的世界里。一天，朋友看到后对我说：“没有人不为这次的灾难痛心和流泪，但天灾却是无法悲伤的，如果你天天哭泣，我劝你不如吞下眼泪，拿出你的能力，帮助那些可怜人。”

                                             2008年5月20日

中日关系史是一部“以德报怨”的失败史

【作者：倪乐雄】

从公元4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500年时间里，日本向亚洲大陆的大规模暴力扩张共发生6次。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朝廷跨海入侵朝鲜半岛的新罗，征服了弁韩之地，在任那建“日本府”与高句丽对抗。公元600年（推古天皇8年），日本为恢复任那的势力，派兵一万远征新罗。公元663年8月，乘朝鲜内乱入侵的日本水师与唐朝、新罗水师在白村江决战，日军大败回国。明代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入朝鲜，遭到中朝联军抵抗，公元1597年11月，日本海军在露梁海战中全军覆没，残部逃回日本。近代的甲午战争和上个世纪的侵华战争，日本一胜一败。
　　上述史实表明，长期以来，日本列岛有一股“天然”的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能量”，就像富士山底蕴藏的岩浆，只要时机成熟便向外喷射。究其根本原因是有限和资源贫乏的生存空间同无限增长的人口的冲突，这是个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也是个基本生存问题。生存层面受到威胁的人或民族，一般不考虑道德和正义问题，因此日本自古给人有“强盗”的印象。近代以后，各国都以工业立国，日本传统的有限土地与无限人口增长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的问题，因此在“明治维新”后，比古代更积极地以战争暴力进行对外扩张。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国家进行领土扩张的战争目的是获取生存空间，获取生存空间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生存资源，古代社会里，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随着国际金融体制和贸易体制逐步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之中，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变得可以剥离，通过有保障的公平贸易，无需进行战争扩张，同样可以获得生存资源。另外，由于节制人口生育的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人口的无限增长不再不可控制。所以，应该说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和导致日本千年扩张的根源已经基本消除。但根源的消除不等于从根源中派生而来的千年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很快会消除，不等于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不会影响当代日本同邻国的交往。
　　日本对中国的三种态度——称臣、对等、欺凌
　　除了强悍的蒙古统一中原时期外，以及朝鲜李氏王朝主动肃清对马岛倭寇据点外，历史上的日本一直对中国为主的大陆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一直取守势。日本借助地理上的天然优势，想来就来，想回就回。由于汉族执掌中原政权时，一味息事宁人，缺乏汉武帝时代主动出击匈奴的魄力，也可能鉴于元朝两次征伐日本的惨败，从未给予日本的嚣张以主动打击。这种历史性的迁就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历史性的蔑视。尤其在明代，对中国想和就和，想打就打，想贸易就贸易，想抢劫就抢劫，中国则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而中国长期的迁就也使日本养成了长期骄横无理和在内心蔑视中国的习惯。
　　中日交往在历史上前后分为三种性质，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性质，那时日本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推古天皇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
　　果然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
　　日本历史上对中国交往的几个特征
　　借助中国的强势为本土争斗增加砝码，这是日本尚未统一时的做法，比如邪马台女王遣使朝贡魏国，是为了在国内增强政治势力。日本大和朝廷为了在朝鲜同高句丽、新罗、百济周旋中，保住任那这块地盘而与中国通好并引入佛教。这是借助中国在朝鲜进行扩张。
　　国力衰微、或实力不济时则对外和平相处。一旦国内统一，势力增强，则毫不犹豫持进行暴力扩张。
　　在暴力扩张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顾忌和道义上的障碍。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信，与田中奏折在语言和措辞方面赤裸裸的成都相差无几。丰臣秀吉和东条英机可谓貌离而神合。
　　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势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如果实力不够强大，或者实力得不到验证，日本也是敢于向你挑战的，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交往过程中，有个奇特的现象，经常在邦交恶化的情况下，贸易往来仍在继续。比如元代忽必烈征日失败后，两国帮教尚未恢复，民间贸易却从未中断。明代倭寇猖獗，两国贸易的欲望仍未熄灭。只要倭寇稍止，两国邦交虽然脆弱，但贸易仍可持续。这和当今“政冷经暖”有点相似。这也表明，经济贸易来往是两国邦交正常与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为历史上的日本是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国家，因而特别崇拜武力，重视军事力量。由于历史上长期内战分裂，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崇尚和迷信武力有着久远的传统。日本的工业化起步并非走的是西方商业化的路子，而是从全力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开始的。日本的现代化是以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作为前导的。因此，中国要想同日本长期和平共处，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中国军事力量保持绝对优势，并不威胁到日本的安全，而日本一旦军事上处于优势，马上就会危及中国的安全，甚至日本对中国不具有太大的军事优势，也会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是中日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础，是保证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先决条件。
　　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已经凸现了某种规律：中日“友好”、或和平相处须以白江村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先决条件。这是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长期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换而言之，没有国防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就很难同日本打交道。
　　古代日本并不存在海上生命线问题，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即使具备强大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也几乎不能构成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因而日本可以肆无忌惮，进退自如地挑战中国。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徒然暴露了日本本土的海上生命线的弱点，并将这一弱点送到了中国跟前，对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威慑就是对日本本土的威慑，可以预见，台湾海峡将是中日长期争夺的战略要点。与古代相比，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可以极小的成本制约日本，这是时代赋于中国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就像古代赋于日本地缘政治上优势一样。中国岂能在国防军事上不作为而将这一优势拱手相让？并反而受制于人？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具备随时按住日本的“七寸“的能力，它才会规规矩矩同你打交道。
　　日本对中国的“历史情结”

　　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它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在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和冲动，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时起时伏千年不熄。日本的遣唐使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具有向中国学习，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
　　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的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以50年对中国丧心病狂的侵略的惨败，本土被美国占领，国家军事机器被摧毁才换来20年和中国友好相处，现在借助美国国力得到恢复，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之变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崛起势头，日本感到类似晚清和抗战前中国处于内乱的历史机遇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巨人即将历史性地崛起，幷有极大可能成为东亚地区无可匹敌的领袖国家。而自己除了经济上的大国地位外，外交、军事仍在美国的羽翼下蝇营狗苟，且有可能沦为亚洲的二等国家，内心日益感到不安，甚至恐惧。日本的“历史情结”被再次激活了。
　　面对日本这种“历史情结”，一味容忍、宽恕、友谊、退让对中国来说恐怕不是善策，也不可能带来长久安宁。所谓的“以德报怨”对居心叵测的怀有宿怨邻国而言，只是示弱的表现，只有姑息养奸的效果。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德报怨”是对儒家处世原则的严重歪曲，《论语 宪问》云：“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孔子不主张以德报怨，而是主张以公正为原则对待别人的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怨恨。考察整个中日关系史，可以说“以德报怨”是极其不明智的，中日关系史是一部“以德报怨”的失败史。

无数根蜡烛被点燃，
无数个蜡筒拼成“5.12”“心”。
无数怀着爱心的人，
汇聚到了沈阳市中心。
加油，中国！
加油，四川！
加油，奥运！
回荡的口号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天灾无情，
夺去了无数同胞的生命。
人间有爱，
市府广场集聚几万人为灾区祈祷。
孩子，
你们在天堂看到了吗？
母亲，
你是否听到了这几万人的声音？
你们离我们远去了，
也许你们还很冷，很冷。
但我们无数的爱，
一定会温暖着，温暖着你们。
你们的离去，
是我们终生的创伤。
你们的悲遇，
让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团结！
更加勤奋！
天堂里，
可能不再会有可怕的地震。
但如果感觉到寒冷，
请为自己加上一件御寒衣。
       （2008年5月19日夜）

你们是不幸的，
悲伤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
通往天堂的路尽管很遥远，
却不容你们选择，
地震恶魔便带走了无数的生命。
夺走了遇难孩子们的笑语，
一同被夺走的，
是我们脸上的笑容，
和儿子放学叫妈妈的声音。
今晚，
数万人齐聚在这里，
为你们点亮远行的那一路灯。
让你们走在黑夜，
也能感觉似是黎明。
多少人洒泪在今夜，
为了不屈的你们。
似乎震撼了天，
今夜特别的冷。
（2008年5月1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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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岛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岛，而是一个总面积约7平方千米的群岛。日本人把我们的钓鱼岛称为“尖阁列岛”。钓鱼岛位于福建的正东方向，台湾岛的东北方向。据估计，钓鱼岛海域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外界一直认为这是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上述条件来看，钓鱼岛不足以吸引如此之多的目光。世界范围内并不缺乏领土争端。包括中国人，关注钓鱼岛，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蕴藏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关注钓鱼岛就更加不可能是因为被石油资源所吸引。钓鱼岛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无疑是因为其东亚地缘政治晴雨表的作用。　

    钓鱼岛争端是中日争端。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大强国，也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他们之间的争端必然会影响到东亚局势进而作用于整个世界。钓鱼岛争端也涉及到了美国。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人为制造了钓鱼岛争端。钓鱼岛问题到今天这个局面，与当年美国玩弄的招数有直接的联系。钓鱼岛最初是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依照《马关条约》条约割让出去的。由于后来中国局势的变化，钓鱼岛归还问题出现了变数。　

    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中。随后，美国又表示这一协议并不影响到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前国民党政权和美国以及后来的台湾地方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暧昧关系所导致的遗留问题。当北京开始有能力接手这一问题后，态势已经相当不利了。因此，我们站得不够彻底，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宏观上看待，而不能割裂历史的联系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今天。　

    在美国的策划下，钓鱼岛已经成为了中日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美国人是世界上均势政治最优秀的执行者之一。他在东亚地区埋下的这个伏笔不可谓不大。中日之间历史矛盾本已十分严重。近现代历史上，日本曾在亚洲独强。因此，日本骨子里有一种对于亚洲人的优越感。日本人把中国人叫做“支那猪”，就是一种藐视的心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扩张战争逃过了被殖民的命运。日本是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挺过来了。一个人长期经受压力，一旦缓过来就非常可能出现一些生理或心理问题。日本也没有逃脱另一种命运。日本国民的畸形心理就体现为欧美的崇拜和对于亚洲的轻视。当中国坚定地走上自己的复兴之路的时候，日本所感觉到的就是畸形的自尊心理即将被打破。中国人，则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日本竟然还在伸手想拿侵略果实。因此，中国人对于日本在钓鱼岛方向的小动作尤其敏感。　

    由于日本政府长期在钓鱼岛方向奉行强势政策，使得其自身的回旋余地已经被大大压缩。钓鱼岛是被窃取领土，北京方面不可能放弃。可以认为，日本每一次在钓鱼岛方向的强势行动都会增加钓鱼岛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让钓鱼岛问题几乎失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日本方面明明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任何立场方面的松动。我们可以将这种态度看成是日本缺乏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诚意。　

    由于日方的态度，中短期内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丧失。长远看来，有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即在中国的国力以绝对优势领先日本，并从地缘政治上孤立日本，日本国民那畸形的自尊心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打破的时候，钓鱼岛问题才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可是，无论笔者个人还是中国人民，都无法容忍钓鱼岛问题按照这种轨迹拖下去，中国的国家战略同样也不允许这一现象的出现。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做好钓鱼岛问题以战争手段解决的准备。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意味着应该在领土问题上无限制地拖延。钓鱼岛问题上的等待，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威信，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利益应该成为衡量钓鱼岛问题拖打的唯一准绳。

    钓鱼岛问题现在没有打起来，中日双方都不准备摊牌是直接原因。相信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都没有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两国政府选择拖，那就意味着打肯定对于双方是不利的。笔者认为，双方的这种考虑是有其道理的。　

    日本，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棋子，需要的时候利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丢弃。美国与日本并非唇亡齿寒的关系。作为美国的前哨，日本的作用主要是对中国而言的。美国一直以来试图在非战争状态下遏制中国的政策是明显的。可是，美国未必排斥作为其前哨的日本与中国发生战争。　

    钓鱼岛问题一旦打起来，在美国不直接干涉的情况下，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中日不存在技术上的绝对差距的条件下，国家的战争潜力将是决定性的。如果局部小规模的较量中国失败，那么战争必然会总体化。否则，就意味着国内的无法控制。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也仅仅比中国稍好。在局部战争中失败的话，日本政府若想不倒台也只能将战争总体化。一旦战争总体化，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和完整军事系统的劣势必将暴露无疑。中国对于战争的承受能力要远远高于日本。特别是在资源方面，中国本土的供应是基本可以满足战争需要的。即便海洋上，日本到印度洋地区的海运航线很长一段都处于中国飞机和潜艇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日本则缺乏截断中国海洋航线的必要手段。不排除日本可以绕道从东面建立海上航道。然而，这一手段并不能本质上改变中日总体战争力量的对比。　

   虽然中国的总体战争力量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取得对日本的完全胜利。由于中国自身防卫能力的不足，中国所受到的创伤也绝对不会小。中国和日本在当前阶段爆发战争所能够解决的也就是一个钓鱼岛和东海问题。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全面战争都不足以让中国将日本威胁根除，反而会让日本在威胁能力没有本质下降的情况下威胁意图大大提升。美国没有为日本来争夺钓鱼岛的任何理由。因日本而导致中国与其死磕，于美国全球独霸政策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正是看到了这些因素，日本方面才没有选择过早地就钓鱼岛问题与中国摊牌。中国方面同样也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双方都明白，钓鱼岛现在摊牌，美国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可以达到试探和削弱中国的目的，同时又让中日矛盾加剧，从而更好地利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扭曲日本国家利益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因此，到现在为止，钓鱼岛方向摊牌的迹象并不明显。那么，明明知道最终会摊牌，却不急于现在不摊牌，双方究竟在等的什么？　

    单就双边角度上看，拖下去对日本是极度不利的。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从双方的实力增长的速度来看，日本最终将毫无疑问地失去钓鱼岛。日本等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变。　

    中美关系发生改变，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力量的上升在美国放弃独霸政策前是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的。特别是中国海军的发展，将最大程度上冲击美国赖以实现对中国遏制的海洋优势。日本，在期待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美国可能并不害怕与中国进行局部战争，美国是具有局部力量优势的。美国所避讳的是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让自己的实力都消耗在中国的潜力面前，进而使得其全球独霸体系因此崩溃。然而，战争的规模并不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要将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就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通过空间上的退让换取割裂中国海洋军事力量与本土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将战争的军事目的定位于在中国本土火力能够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外击败中国海军，而不是整体上击败中国。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止战争总体化。战争爆发的区域对于战争是否扩大的影响主要是从战争目的的角度上来看的。在本土火力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外的战争就意味着战争目的是争夺该获得区域的控制权。同理，在本土火力发挥足够作用的区域内的战争，目的也是此区域的控制权。本土火力有效控制范围之外，如果常规战争失败了，战争总体化也难以挽回结局，对于政府来说徒劳无功。即便战争总体化，由于战争目的根本无法达到，人民也将失去支持的热情，继而将怒气发泄的政府身上。一场有明显标志的对中国海洋力量的胜利足够让中国国内矛盾被扩大从而达到通过内部问题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恰恰是日本所等待的。日本希望改变自己的棋子地位，手段则是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当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加剧之后，日本对于美国的作用将会上升。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将利用钓鱼岛问题来诱发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这种愿望难以实现，日本还可以等待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乘机在钓鱼岛问题上发难。无论哪一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借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争夺钓鱼岛。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等的又是什么呢？中国当然不是等谁来帮助自己。中国所等的是自身条件的具备。很遗憾，日本方面把中国想成了他自己。日本在有可能扩张海军势力范围的时候一定会去扩张，中国却未必如此。　

    笔者曾经多次强调，美国的目的是遏制中国，而不战胜中国。与中国的全面战争是美国实力运作法则中最难以忍受的。美国在冷战期间准备与前苏联的战争是因为前苏联咄咄逼人。中国，难道是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当然不会。中国可以在一定时期限制自己海军的活动范围，不给美国以局部战争击败中国海军的可能性。美国想要获得标志明显的胜利就必须进入中国本土火力能够得到比较充分发挥的海域。那将意味着全面战争的风险陡然增加。　

    需要看到的是，要做到在出现势力真空的情况下限制自身海军的活动范围，对于中国来说难度不小。中国国民也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因此，中国人渴望获得更为广褒的安全边界。中国的国门被从海上打开，美国到现在仍然依靠海军压制中国人彻底站起来，这一切，都会成为激发中国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线。中国政府的控制难度并不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普遍畸形心态。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中国从来也没有试图整体抛弃自己的文化去脱欧入亚，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觉得东方民族比西方民族低劣。中国历史也有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典故，中庸的中华文化不会引导中国人走极端。[文化不是本文的重点，正文部分不便多说。近年来出现的崇洋媚外的风气值得警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个严重的威胁。国家和有能力的组织及个人都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上下工夫。]　

    限制住海军的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限制海洋力量的发展，只是为了避免与美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海洋力量发展起来了可以多到南海地区活动，促进南沙问题的和平解决。多极化与中国崛起是同期发生的。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多极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多极化与中国崛起这两个并行的历史进程走到美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哪怕勉强维持全球独霸的时候，就是中国海军全面进入一二岛链之间水域并冲击第二岛链的时机。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则应该是中国解决钓鱼岛、东海、台湾问题的时间。　

    东海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还是应该以钓鱼岛为风向标。只要钓鱼岛问题能够解决，那东海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至于台湾问题，笔者以为，仍然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统。很多朋友都认为非武统不可。这个看法以前笔者曾经有过。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想法略微有些变化。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武统，可是这个武统也可以解释为区域内绝对武力优势威慑下的统一。军事占领台湾或可振奋士气，却将造成两岸人民之间长期难以抚平的裂痕，于国不利。台湾民众的民意发展到今天这样，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多年互不联系造成的。台湾民众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出于利益考虑宣扬台独理念的终究只是少数流氓政客。大部分民众是由于其它因素的考虑选择倾向独立的政党。台湾经济比大陆平均水平高不少，这是事实。同时，在台湾民众眼里，还有美日作为其保护伞存在。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台湾民众认为保持现状的利益和风险比起来利益占大头。因而，大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外来干涉可能性的下降都是和平统一的必要先决条件。　

    经济水平的提高只要大陆自身不出大问题就可以达到要求。最大的问题还是让台湾民众认识到，美日的保护伞是不安全的，甚至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由于钓鱼岛问题还涉及到了台湾方面，大陆存在着一些操作困难。某些台湾政客出于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已经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因此，这一问题最终由大陆方面来解决必然会加强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　

    中国要想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就必须首先保障自身安全。由于中日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权归属矛盾不可调和，一个强大而又不友好的日本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解决这个问题就两个办法。要么把日本的实力大幅度削弱，要么让日本变得友好。这两个办法实际上又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大幅度削弱日本的实力。“中国强则日本是妾，中国弱则日本是贼”的说法的具体应用就在这方面。大幅度削弱日本的实力明显是一石二鸟。一来减弱了日本的威胁能力，二来甚至还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减弱日本威胁意图的效果。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国的海洋力量并未出现在美国希望的海域，美国几乎不可能以战争手段来挽救日本。按照笔者的想法，激发钓鱼岛问题的时机应该选择在我远程火力能够有效打掉日本实力结构的主干部分并军事占领琉球群岛的时候。没有了钓鱼岛问题的存在，中日就失去接触了，也就很难再提琉球问题了。机会一旦出现，就不能放过。　

    琉球群岛一旦掌握在我国手上，就意味着日本引以为豪的对中国及其附属国的侵略成果彻底丢失，有助于我国击碎日本畸形的民族自尊心。同时要注意倒，控制琉球还有助于我国和统台湾的政治攻势。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战争，日本败而美国旁观的结果对于台湾民众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了。台湾民众不可能个个都是地缘政治学家，他们不会把利弊分析得非常清晰。可至少大多数人应该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台湾。当日本在发展起来的中国面前都成为一颗弃子，台湾还能算个什么？琉球群岛落入我国的手中，无疑标志着第一岛链已经从地缘政治角度上不复存在了。那么台湾的地缘政治作用也会大大降低，更是成为弃子中的弃子。大陆方面掌握着琉球群岛的事实将使台湾政客失去讨价还价的又一重要砝码。相信台湾民众会根据利益与风险的比较做出一个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抉择。　

    笔者并不认为我国一定要为琉球群岛而故意拖延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如果进行那种战略构想，那就是真正的为下棋而下棋了。笔者这里提出的琉球群岛问题绑在钓鱼岛问题一起解决只是基于钓鱼岛问题暂时不适合摊牌这一前提条件下设想的利益最大化手段。同理，笔者包括台湾问题的构想也仅仅是基于同样前提下的一种利益最大化分析。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可预料的因素何其多也，并非笔者微末的智力所能概括。一旦出现有利的时机或者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解决钓鱼岛和台湾问题都是可能的。　

    日本，作为一颗棋子，却并不甘于做棋子。棋子没有棋子的觉悟，做出一些超越了棋子分内的事情，就会转换成弃子。说日本人能忍，也仅仅是战术上。真正从棋子转变成为棋手的国家，都是战略上也懂得忍的国家。美国刚刚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做过法国牵制英国在美洲势力的棋子。美国也懂得忍，在美洲大陆上一忍就是上百年。最终呢？当年法国人的那颗棋子已经成为了今天独一无二的强者。日本人却总是不甘寂寞，要玩弄自己那并不高明的战略。最后的结果也就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假设日本真的今天就把钓鱼岛还给我们，那或许日本真将成为我国崛起道路上的潜伏杀手，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有再次独霸一方的机会。可惜，现在看来，日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战略这种摸不着的秘密较量，日本一向不高明。钓鱼岛，虽尺寸之地，亦可见大势。兵进钓鱼岛，对于日本和美国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时间来做一个最好的诠释。　

    在钓鱼岛问题解决之前，如何将钓鱼岛矛盾对政府威信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同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有能力的组织和个人的配合。下大力气解决深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所带来的矛盾，建设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是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对于政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大考验。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大胆预测。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激发，钓鱼岛问题将极有可能在我国拥有3-6艘航母的这一阶段加以解决。

   待到有一天，中国政府发布公告，将有XXX船队去钓鱼岛进行勘测，对于进入钓鱼岛水域的一切外国船只将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予以击沉，那笔者做出的判断怕是就八九不离十了。手段绝了一点，但那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收复领土难道还需要选择文明却高难度的方法吗？温和不是对畸形心态的嗜血民族而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无论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那都是中央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国际环境做出的反应。从毛主席开始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中国人民完全站起来的基础。这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纪念的英雄会上溯到1840年的原因。　

   保钓英雄这次没有登岛，但已经在保卫钓鱼岛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对于这次保钓活动的背景猜测颇多。然而，无论有无背景，他们是作为中国人去保卫钓鱼岛，因此，他们是民族的英雄。恨己无力保钓，只愿英雄平安！

镜 报周刊    第780期2007年6月6日

谜面揭穿，反共魁首蒋介石的内战“标签”竟然出自大军阀

                          ——“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来源之谜

    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的石友三，其人生性狡诈，反复无常。1929年4月下旬，蒋冯战争爆发。冯系大将韩复榘因被蒋介石的大洋收买，联络把兄弟石友三、马鸿逵共同反冯投蒋。韩复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石友三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共产宣传大会”，哈尔滨警察局以“非法集会”为借口，派警察搜查苏联领事馆，查出了有关宣传“赤化”的文件，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

    7月上旬，东北当局授意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通知苏方铁路局长：今后凡以中东路铁路局局长名义发布的命令，均须由苏方局长和华方副局长共同签字，车务、机务、商务、财务、电务各处，原设苏方处长管理之业务，均交由华方副处长管理。总之，要将原属于苏方管理的路权收归华方所有。

    7月11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达“对于中东路执行紧急处置”令，停止苏方正副局长职务，派华方副局长暂代局长；并以“反抗命令”为由，遣送五十九名苏方铁路员工出境。这样，双方矛盾陡然升级。

    两日后，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发出照会，声明愿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并威胁说限三日内给予答复等。

    7月1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宣称对于中东路之处置，“纯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

    7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菘，宣布与中国绝交。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欲使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红军发生冲突，而张学良肯定受挫；然后再由政府出面解决，从而达到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军”之恶毒目的。他致电张学良，告以对中东路事件方针：“务须保我主权绝不受其胁迫，唯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怂恿张学良率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开战。7月20日，蒋介石致全国将士电：“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

    果然中苏冲突加剧，苏方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扣留中方车船，派遣飞机进入中国领空。9月7日晨，苏军三千人向绥芬河、马桥河之间的东北军进攻。同日，东北军坦克车队开往绥芬河增援。9月9日，苏军猛攻满洲里附近的东北军所部，激战竟日，被中国军队击退。

    10月5日，苏军骑兵又向满洲里发动进攻，至次日凌晨2时，被东北军守军击退。11日，苏军在同江与东北军激战；次日，苏军陆海空配合袭击三江口，占领同江，东北舰队“江平”、“江安”、“江泰”三艘军舰被击沉。

11月17日晨，苏军大举进攻满洲里及札赉诺尔，与东北军第十七旅韩光第部激战；19日，苏军攻占札赉诺尔，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相继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同日，海拉尔失守。20日，苏军攻占满洲里，守军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旅长梁忠甲等被俘。东北军的惨败震惊了全国，拒俄呼声甚高，形成一股浪潮。

    然而在内地，军阀间内战正酣。10月，蒋介石与宋哲元等部大战；11月，蒋军又与桂系和张发奎部开战。

    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石友三位置未坐热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其赶到南京。石友三面见蒋介石后，蒋命令石友三：率部南开广东，去打李宗仁、张发奎逆军。石友三不敢违令，只得率所属第二十四师到浦口候船，前往广东。

    这时，唐生智已接受汪精卫“护党救国”的主张，暗中联络反蒋。他派袁华选到浦口见石友三。袁告诉石友三：蒋介石对异己是不信任的，势必去之而后快。你此去的下场一是与李宗仁、张发奎火拼，两败俱伤；另一可能是老蒋利用你部在浦口上船之机，将你部分别缴械并遣散。

    生性多疑的石友三听了这番话果然跳起来，大骂蒋介石，随即一不做二不休，命令炮兵在江干上架起大炮，冲着南京下关一带乱轰一气。一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升腾，人心惶惶，首都震动。

    蒋介石听说石友三反了，但自己身边没有机动部队，南京城中只有一个宪兵团和中央军校几千名学生，仓皇间不知如何应对。政府各机关纷纷收拾文件细软，雇佣汽车向中山门外杭州方向而逃。

谁知石友三也很心虚，乱轰一气后连夜拔寨向北而逃。他命令将津浦路上全部车皮裹胁而去。不久，蒋介石命令从上海赶来的熊式辉第五师过江追击，又令中央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截击石友三。石友三沉不住气了，1929年12月3日，他在蚌埠发出通电，主张息争对外，并在通电中首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此后，石友三见形势于己不利，还请求时任清乡督办的西北军老长官李鸣钟和青岛市市长马福祥出面斡旋。石本人也通电表示支持中央，拥护蒋介石。1930年1月20日，蒋介石复任命石友三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归韩复榘节制，石部开往河南，反蒋之事遂告结束。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讲话，最早应为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提出：“唯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如大海怒涛。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再次提出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日军在关外的占领与红军在江西等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是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他这样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石友三虽先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但与后者的内涵不同。石说的“攘外”是指对付苏联，“安内”是指平息当时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息争罢战。而蒋介石的“攘外”系指日本对华的侵略；“安内”既是指平息军阀内战，更指剿灭中国工农红军和各地的红色政权，而后者是“安内”的重点和重心所在。

萧枫

               南京大屠杀不容否认
    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举世公认。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地矢口否认。这是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逆流恶性膨胀的结果。在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一有机会就要为军国主义招魂。他们妄图从否定南京大屠杀打开突破口，从而全盘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罪行。他们不知道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是逆历史车轮而动的。
    从1966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调查和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1967年出版《近代战史之谜》，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1972年，洞富雄的专著《南京事件》问世，详细考证和揭示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认为至少屠杀2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使这起被封锁2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再现。
    这一曝光，对拒不承认战争罪责的日本朝野右翼势力是沉重的打击。早在1966年，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杂志》发表《六师团无事实》，硬说南京大屠杀无事实根据。1972年，作家铃木明在《诸君》月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一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能够证实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不存在”，属于“捏造”。1975年11月，侵华日军山本七平也出版《我所在的日本军》(上、下)，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1984年，曾任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抛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攻击洞富雄的史料都是“伪证”编造出来的“传闻”或“谎言”，污蔑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了“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而且诿过于中国，为侵华战争开脱罪责。1986年，拓植大学教授秦郁彦出版《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认为“共杀死包括俘虏在内的中国人4万人左右”。这是一种巧妙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声称，“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并否认日本有战犯。1990年10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竟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目的在于损坏日本的形象。1995年大井满的《炮制的南京大屠杀》、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炮制出来的》，1998年亩元正已的《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松村俊夫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 2003年田中正明的《朝日的内幕·中国的谎言》、富村繁信的《南京事件的核心——数据解明事件真相》等，可说是铺天盖地，气势汹汹，根本目的就是企图用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题目就是《幻想中的南京大屠杀》。2000年1月21日，东京高等法院为政治所左右，无理判处《东史郎日记》构成所谓名誉毁损罪，右翼势力趋势渲染“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1999年底一些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日本友人，在大阪刚刚举办日军战争罪行研讨会，言犹在耳，2000年1月23日，大阪市政府竟然支持右翼团伙在大阪召开所谓“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的反动集会。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日本右翼势力不但没有深刻反省，反而愈加猖獗地兴风作浪，再次掀起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逆流。1月24日，日本导演水岛悟宣布，他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南京真相》，认为“目前这些关于中日战争历史题材的反日宣传电影很可能会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捏造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而且由此激发反日和侮日意识，不仅会让日本的盟国美国产生这种意识，全世界都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定式。”拍摄《南京真相》，目的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纠正错误历史认识”，“将南京攻击战的正确研究和真实传递给全世界”。2月，美籍华人张纯如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的日文版被停止出版。据称，“这部著作中刊登了现在完全被否定的数字和许多假照片”，“由于停止在对其错误不做任何修改情况下的出版，因而避免了导致这样的结果：很多日本人因其错误的历史记述而困惑不解。”由自民党和民主党议员组成的“探讨南京事件真实性之会”在年初举行首次会议。会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长藤冈信胜对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大肆攻击，污蔑书中11幅照片全为捏造，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事实存在的证据根本没有。
    今年2月，由执政党自民党约10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首次召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研讨会，声称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各国纷纷拍摄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日本不承认的内容可能会传播到全世界，研究会将收集和分析史料对此提出反论。“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6月19日召开记者会，宣称从今年2月开始，对南京被攻陷之后的新闻报道等进行分析，并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6月29日汇总有关调查结果，主要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当时在南京派驻特派员的日本媒体均没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记录；二是南京陷落后的193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交文件，称“南京两万人被屠杀，数干人被施以暴行”，呼吁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行为，但当时国际联盟并没有通过对日本的制裁决议；三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无罪。“议员会”据此得出结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纯粹是中国的政治宣传"。“议员会”会长、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们无法忽视试图将日本人描述为残暴民族的宣传，所以决定调查原始文件，以恢复日本民族的名誉’’。经过“数月调查”，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大概是“两万人”，“并没有高于或者低于通常战争中的死亡数字”。他甚至指控，“中国蓄意夸大死亡人数，以达到宣传目的。中山成彬声称，“如果外国游客在中国看到经过夸张和伪造的展示日本兵残虐暴行的物品，就会极大损害日本人的形象。“声称今后要通过议员外交，要求中国修改对外公布的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杀害这一数据，并拆去在南京等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展出的不明出处的反日照片。”右翼势力为“议员会”的调查叫好，6月20日的《产经新闻》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为题报道了“议员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结果。《产经新闻》客座编辑委员花冈政昭发表专题评论说，如果不对国际社会关于日本历史的单方面言论进行“坚决反击”，就会被认为“日本承认了那种说法”，那样就会使“被歪曲了的日本印象变成真正的现实”。他还说，本来，40多名议员打算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整版广告，遭到美国媒体的坚决拒绝，于是他们才把整版广告改为否认强征“慰安妇”历史的内容，总算“有所成就”。在日本国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声音也从未停歇。民主党议员松原仁此前曾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上用45分钟来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存在。他叫嚣，应该让国会议员知悉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自民党众院议员稻田朋美5月出版新书《从百人斩到南京》，为前日军遗族鸣冤叫屈。他大言不惭地声称，“明知是谎言而不去辩驳，将损害国家名誉和国家利益”，“否认不存在的事实与日中友好并不矛盾。”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问题一向态度暖昧。2007年4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针对右翼议员西村真悟的质询，做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答辩书，声称：“我们认为不能否认当时存在杀害非战斗人员及掠夺财物等行为。但具体数字尚有较多争论，政府很难做出断定。”对这次“议员会”的调查结论，日本政府还没有任何表态。
    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愤怒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恶行径。我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007年6月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少数人试图抹杀、掩盖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的做法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回答关于日本议员提出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等问题时，秦刚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酷暴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定论。日本国内极少数人试图抹杀、掩盖这段历史，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衅，也暴露了他们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秦刚强调，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希望日方能够真正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的历史问题。
    南京大屠杀究竟是“虚构”、“捏造"，还是铁的事实?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议员会”的“调查”得出的三个“结论”能不能站住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一、“议员会”声称，当时日本媒体没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是睁眼说瞎话。看看当时的记载，看看当事人的叙述，看看历史的真实，铁证如山，事实胜与雄辩。
    当时日本媒体就有报道：《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详细报道了南京下关大屠杀情况。《朝日新闻》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9辑和《支那战线写真》第23辑，刊载了随军摄影师拍摄的日军攻占南京等地的镜头。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一幅题为《超纪录的百人斩》的照片，左侧有注：“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同月的《日本公告》也报道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岩少尉举行的这一杀人比赛。《朝曰新闻》从前线发回的报道说：“向井敏明少尉，杀死89人，野田岩少尉杀死78人，目前胜负难以分清，比赛还在继续。”同月的《大美晚报》报道：“12月10日中午，野田和向井各执已成缺口之刀，会聚一起。野田说，我已杀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说，我都已经杀106人了。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向井多赢了一个人，但无法确定谁先杀到100人。两个相约将比赛目标发展到150人。从昨日开始，他们已向杀150人的目标努力。”两个杀人狂被美化成“英雄”，在日本国内鼓噪一时。
    二、“议员会"声称，193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交文件，称“南京两万人被屠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由于受资料和时空的限制，以及统计数字的难度，由于事发时不可能有严肃的、完整的统计，战争结束后双方又各执一词，成为悬案，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字实非易事。上述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致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报中，提到日军暴行时说，“不少于30万的中国贫民遭杀戮”，这是中外有关记载中最早提到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原始档案文件，这情况出自以后被绞死的当时的日本外相之口，可信度极高，不容置疑。1948年远东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早已作出判定：“在日军占领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有史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5天，日军就销毁尸体15．5万具，南京慈善机关和团体当时掩埋尸体195249具。1946年2月，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日军零星屠杀858案15万人，总计在南京屠杀34万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接受《时代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他们整理出来的南京遇难者记录统计，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三者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早在1997年12月，台湾学者陈在俊就指出，南京大屠杀给一般人的印象是只发生在南京城内外的小范围，事实上这次暴行的范围远超过南京一隅，而应称为“长江三角洲大屠杀”。《江海学刊》第5期刊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的文章《论南京市大屠杀的准备、实施和延伸》首次披露，日军除在南京屠杀30万人之外，还在南京城以外地区屠杀10万平民百姓，使日军屠杀南京地区中国军民达40万人。日军攻占南京之前，相继攻破常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金坛、镇江，已屠杀我平民及卸甲军人4．45万人；南京屠城期间，日军还在南京周围江宁、句容、漂水、六合等县残杀4．08万民众；在扩大占领阶段，又在杭州湾、皖南、津浦线沿线、苏北等地屠杀1．65万人。多年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不断有新证据、新资料被发现，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谎言。
    三、“议员会"声称，攻陷南京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无罪。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亲自起草《攻克南京城纲要》，这一作战命令声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12月上旬，朝香宫鸠彦王发出一连串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是杀掉全部俘虏。在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7周的血腥屠杀。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绞刑，1948年12月23日被绞死。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执行枪决。“议员会”声称，松井石根“被定为无罪”，是明目张胆地为战犯翻案。在日本国，受审的战犯不承认有罪，东条英机在口供书中声称，“我始终主张这场战争是自卫战争，不是违反现时人们承认的国际法的战争。我从未想到如今我国因曾经进行了这场战争而被胜利者起诉为国际战犯，战败国的合法官吏被指控为国际法上的犯罪个人和违反条约者。”松井石根当年的秘书田中正明发表文章《日本无罪论》，声称战犯“根本无罪”，攻击东京审判不过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读者新闻》发表社论公开呼吁要为所有判刑的日本战犯平反；认为南京大屠杀进行百人斩竞赛的两名日本B、C级战犯被判死是误判事件。
    日本多位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一些政要摇唇鼓舌，声嘶力竭地为战犯鸣冤叫屈，妄图否定东京审判。1957年5月，岸信介首相访问印度时表示，从内心感谢印度政府及国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法官帕尔是在11国法官中唯一宣布日本无罪的这一事实。”此后，“佐藤荣作内阁还授予帕尔二等勋章。这是政府或政治家谈及东京审判时必须考虑的史实。”2007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演讲时，对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主张25名甲级战犯无罪的印度籍法官帕尔表示称赞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表现超强气概和勇气的帕尔法官，至今仍受很多日本人的尊敬。”他在会见帕尔的遗属时表示：“目前还有很多日本人尊敬帕尔法官。他为日印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岸信介和安倍晋三的发言，要害是否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法律责任。这一表示，是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总根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人公然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翻案，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翻案。否定还是肯定南京大屠杀，这是是否正视、尊重70年前的这段历史以及是否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这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较量。从表面看，是在争论南京大屠杀屠杀多少人；透过现象看，却是日本右翼集团妄图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推卸日本侵华罪责。这不是一般的史实争论，而是关系到日本政府是否真正愿意承担发动战争罪责、破坏和平罪责和反人道罪责，是否真正愿意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以及是否真正愿意承担侵华战争民间受害赔偿问题。这些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70年过去了，历史的烟云已经飘散，但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历史的罪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严惩，那些双手沾满中国死难同胞鲜血的元凶，最终被押上了历史公正的审判台。那些蓄意否定历史真相的人，迟早也会被历史所否定。

南京大屠杀不容糟蹋
    不容忽视的是，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不少青少年甚至中年人，满脑子的幸福、欢乐、享受、潇洒，不了解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似乎那场屠杀与自己无关；而有些老人曾经闻过了血腥味，在这太平盛世里对国难逐渐淡忘，也需要刷新记忆。然而更为遗憾的是，还有其它的一部份人甚至有意无意地糟蹋南京大屠杀，完全不懂得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耻辱，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悲哀。
   《我识认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曾到一些大学演讲，有一次当场就有学生向他提问：日本华侵华战争，“我们天天都叫嚷着要日本向中国谢罪，但是，日本向我们谢罪又怎么样？不谢罪又怎么样？就算谢了罪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言外之意，谢不谢罪都没有关系。作为国人，这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使人痛心。他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民族的尊严，这是我们永远所不能丧失的。
    曾经有一名以前被日军强行拉去做慰安妇的老人要去日本索赔，当然竟有人对她说：“你自己做了丑事，还好意思到国外去张扬，想丢中国人的脸吗？”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还有没有良心。如果是他觉得做过慰安妇就不能勇敢的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揭露日本的罪行，那他就是极度的茫然无知。
    198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旁，有人搓麻将，打扑克，恋人耳鬓厮磨。展厅里游客把屠杀中国人的机枪、军刀当作玩具调侃，“这枪蛮好”、“这刀漂亮，要自杀这里有刀”、“机枪小了一点吧”并拟音“哒哒哒哒”。
   面对《南京大屠杀》影片中日军野蛮轮奸中国妇女的镜头时，我正在为禽兽的暴行所愤怒，旁边竟有人呵呵的笑个不停。我不知道面对影片中那人间地狱，尸横遍野、血流没踝令我浑身发抖的情节，何以能让他笑出声来？
    美国人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自费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梦魇》，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罪行，在视频网站You Tube上线不到两个月，下载已达数百万，引起全球强烈反响。不但被日本右翼威胁、围攻，而且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网友指责、批评：一是认为资料引用不专业、不准确；二是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对于前者，如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就可取。而后者显然有些过于偏激。约瑟夫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完美无瑕。在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日本右翼的威胁与中国某些偏激者的叱骂，让约瑟夫一度心灰意冷，差点让影片下线。很多华人在得知约瑟夫的困难后，主动为他捐款，这让他十分感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不讲政治，不讲国格，不顾民族尊严，只知向钱看，抢热点，赶时髦，爆冷门，拿国耻满足低级趣味，作为赚钱的招牌，以军国主义时尚为荣，盲目招揽顾客，追逐利润，滋生了可耻的媚日现象，严重玷污了国人神圣的感情。这方面见诸媒体的报道不少。南京市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在日军占领时期曾做过“慰安所"。遗憾的是，现已改成一家茶水社，特意打出“曾经慰安所”的招牌，茶水因此涨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被人拆移，这是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3周年两天前发生在南京令人震惊的新闻。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将该寺僧人慧兆等17人集体枪杀，同时还在中华门将尼姑真行等人杀害。1987年1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设立纪念碑，以“悼念死者，永戒后人，铭记历史，振兴中华”。这座纪念碑属省级文物，是记载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12月11日，附近居民发现纪念碑不见了，取代正觉寺的南京新华玻璃厂厂房，装修成豪华的盛岛大酒店。纪念碑正好在酒店大门西侧一点，有人觉得碍事，影响生意，将它悄悄拆除搬走。南京市一家专营鞋业生意的店铺，店员都穿着背后印有类似“太阳旗”的图案、两侧印有“祈愿武运长久”字样的红色圆领衫。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工作人员才全部脱下圆领衫，并在媒体刊登悔过声明。有一些餐馆同样让服务员穿上当年日本侵略军的军服；在武大樱花开放之时，个别人为了赚取几个小钱，竟将日寇军服和军刀出租给游客拍照留言，甚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作为国耻纪念馆也做干出了同样的事情；2002年初，长春、沈阳、大连、南京等地相继发现《南京大屠杀》游戏光碟，屏幕上不断出现手无寸铁的中国市民被日军紧紧追杀，最后一一死在枪弹之下的惨景。游戏规则规定，在游戏中只要有5名南京市民逃生就算胜利，如果你想免于一死，只要你向日军进贡、卑躬屈膝便可换得“和平”。读者纷纷抗议、谴责，有关部门已清查、处理。我们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最大受害国，为什么就不能肩负起自己道义上的责任呢？往往为了眼前一点点的利益，便没有了道德底线，出卖了自己良知。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在发表的三篇文章：《不要再妖魔化日本了》、《日本侵华中国也有责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二战》。他认为，“我们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多是反日的，电视里每年暑假都要放抗日电影，这些电影很厉害，几乎让所有中小学生都把日本想象成魔鬼之邦，以为日本人真是那样嗜血成性，他们对日本允满了仇恨。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为妖魔化日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二战中，日本人酿下的恶果，不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中国也有责任。”“中国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宣扬战争，宣扬杀戮。这种宣仇式的纪念和宣传，只会让参观者内心充满仇恨。”“日本人民也是二战的牺牲品，而中国的宣仇式教育，是直接的反日宣传、仇日宣传。”“应尽早停止这种宣传。”“我们缺乏人类视野更缺乏超人类的博爱视野，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我们有多少人懂得这句话呢?”近期日本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葛红兵却说：“我愿意正面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是出于中日两国友好未来。”
    邓小平同志曾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是不了解历史的，我们就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就连我接触到的日本学者都在说中日对两国青年一代近代历史的真实教育远远不够时，葛红兵却冒出的是这样的言语，有失国格、人格，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感情。还有台湾艺人杨丞琳，曾感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太少。杨丞琳同葛红兵一样，最后引起的是广大网友的极大愤怒和严正的声讨。
   我们教育正确面对历史真相真的就错了吗？真的就够了吗？正是我们宣传和教育的不够，才看到那么多人不明历史真相，不懂得那场刻骨铭心的灾难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大历史教育，充分利用历史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只有让国人都具有了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心系祖国安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才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南京大屠杀不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