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再多活8天，彼得.德鲁克就能迎来他的96岁生日了。但以他的睿智，似乎早已无意玩这种和时间“较劲”的游戏了。值得他真正骄傲的不是他活了多久，而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拥有一个年轻的心灵和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

 作为广为人知的“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彼得.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但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

“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再在过八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别的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经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在1946年出版《公司的概念》之前，他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和观察了两年。

 在写作之前，德鲁克通常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在咨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观察和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什么“管理模型”和“数据分析”，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直指人心的观点和故事，成文风格简单、清晰而有力。

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术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学术界中也就得不到学术主流的认可。

一位留学欧洲的博士告诉记者，他当时为了写博士论文，看过几百篇学术论文，没有一篇引用德鲁克的话语。他唯一一次听到德鲁克的名字是在一次午餐会上，几位管理学博士在讨论德鲁克和一个助教谁的贡献大，那位年轻的助教做了一个合资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查研究。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他不是西方管理学界的主流。对此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自己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足够久，在声誉到达顶峰的同时，也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管理是一种实践”

1971年秋天，彼得.德鲁克离开了曾经任教20多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到洛杉矶的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这所大学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便是现在的美国商学院排行榜中，它的排名也在五十名之外。

这个选择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日益不满。他相信管理应该是一门综合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些细分学科的组合。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也遵从了他的管理哲学，在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和管理，而且要学习历史、社会学、法律和自然科学。

这种学术训练方式沿袭了欧洲的大学传统，也反映了管理的本质要求。那就是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技能的训练，而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和企业的整体认识。管理不应该只是一些理论和学术研究，而是应该用来整整解决社会和企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作品却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高度评价。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杰克.韦尔奇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第一第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

幸好有象安迪.格鲁夫、比尔.盖茨这样伟大的企业家和杰克.韦尔奇、张瑞敏这样伟大的经理人积极实践他的理论，从而不容辩驳证明了他的理论的价值。而这些成就也符合德鲁克的一贯看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虽然是德鲁克创建了现代管理学，但恐怕连他自己当初也没想到如今的管理学已经走入了这种高度分工的学术研究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学副教授告诉记者，当前的大多数管理学术论文虽然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其价值却不为企业界所认同，没有什么实践的价值。

但德鲁克早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管理的实践价值了。在1954年的《管理实践》中，德鲁克开宗明义地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正是这本书使他获得了“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称号。颇具意味的是，一直到去世，德鲁克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管理学的学院派”来看待。

追随德鲁克的其他管理大师在管理学术界也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其中包括《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追求卓越》的作者汤姆.彼得斯和《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以彼得.圣吉为例，虽然他的作品在企业界非常有影响力，并被称为继德鲁克以来最伟大的管理学大师，但他现在也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资深讲师”！

“想想我如何贡献”
 
1994年冬天，吉姆.柯林斯完成了他在管理学上的重要著作《基业长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到加州的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时年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属于“无名小辈”，和85岁的德鲁克在一起的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

那一天德鲁克给柯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德鲁克与其他管理大师的不同之处时，柯林斯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 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 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

 “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临行之前，德鲁克告诉柯林斯。柯林斯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德鲁克却告诉他：“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

 德鲁克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柯林斯说：“在我们做研究时就遇到了很多深受德鲁克作品影响的公司，惠普、GE、宝洁、默克、摩托罗拉和福特只是其中几家而已。”

德鲁克早年在德国留学，晚上经常去歌剧院听歌剧。有一次他被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的美感深深地震撼了，更让他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是威尔第80岁时谱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威尔第在谈到创作《福斯塔》时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极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

 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他当时立下誓言：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就要写到80岁。德鲁克以实际行动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一生写了39本书，仅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就出版了10本著作。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将于明年1月份正式出版。

 正是这种超常的勤奋，使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头脑。他兴趣广泛，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都造诣颇深，并每隔三四年就会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在2002年的《福布斯》封面文章中，称彼得.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

 在他九十岁的生日时，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说：“很简单！每五年重读一遍莎士比亚！”

江泽民的“经济作品”是上海浦东；胡锦涛的“经济作品”则是渤海湾的曹妃甸。

本月15日至17日，中国政府要举办“曹妃甸论坛”。

但你要在中国境外网站上搜索英文“曹妃甸（CAOFEIDIAN）”，发现条目很少，再搜索“胡锦涛，曹妃甸（ HUJINTAO, CAOFEIDIAN）”，几乎没有。令人吃惊。

难道国际金融界和投资界真的不知道这个“曹妃甸”与中国领袖存在密切的关系吗？

中国的“领袖经济”

孙中山曾经豪情万丈地规划过中国的经济蓝图，其中，他格外青睐把中国北方渤海湾的唐山港（如今曹妃甸所在地）和南方北部湾的钦州港，建设成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但，那只是当时领袖的梦想。

自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三代中国领导人都有其主要的经济关注点，我称之为“领袖的经济作品”。比如，邓小平的“经济作品”是珠江三角洲，以深圳的伟大崛起为标志，连带“珠三角”现代化城市群的集体崛起。这是自中国有国家领袖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大作品。尽管这个作品是从中国南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渔村开始的。因而，邓小平在90岁高龄之时，欣然命笔：“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江泽民的“经济作品”是上海浦东新区。浦东本是上海洋场的弃地，虽然与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隔江相望。几年时间，领袖的推动，便使得浦东大放异彩，并且令大上海彻底洗心革面，迈向全球化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那么，胡锦涛时代的“经济作品”是哪里呢？

迄今为止，胡主席似乎没有为任何经济活动提过词，但有一幅书法作品，也许体现了他承上启下的非凡胸襟：“高瞻远瞩”。

我们很想知道胡锦涛的视野中，哪里会是他的“经济作品”。

显然，是渤海湾的曹妃甸。

2006年盛夏，胡锦涛亲往北京东面200多公里、位于渤海湾畔的曹妃甸考察。毫无疑问，他选中了自己的“经济作品”。在那里，他明确要求，要把曹妃甸建设成“科学发展的示范区”。仔细查阅，这竟是他治国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的唯一被其指定的“示范区”。在这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将曹妃甸列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为什么是曹妃甸？

在那里，渤海湾赋予它远比天津滨海新区更优良的港口条件，赋予它超过10亿吨储量的超级油气田，赋予它丰富的矿产资源，更赋予它毗邻北京、天津、东北以及被中国重工业需求市场包围的独特的优势。

中国领袖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的重要：“要围绕着运进来和输出去，做好临港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曹妃甸具有深水港的优势，有这么好的天然资源，的确是一块黄金宝地”。

 “曹妃甸是白纸一张，在白纸上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就新在科学发展，美就美在科学发展。要把它建成示范区、样板区。你们讲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还要把它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也就是说，要着眼长远发展，争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在这几乎是中国沿海硕果仅存的“白纸一张”，让它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黄金宝地”，不仅是胡锦涛的意志和远见，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

之后，中国总理把曹妃甸称作“环渤海发展的耀眼明珠”，要求将其建成世界级大港；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则于今年夏天夜访曹妃甸，更是将这里视为环渤海开发开放的“新起点”。

 领袖经济也许是中国独有的。它首先必然是国家信息和资源的集中整合，是中央政府的最高经济决策。于是，它能够引发的，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国有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纷至沓来，它能够调动的，是中国最具进取精神的政府官员和创业家的纷至沓来，它几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带动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完成领袖的愿望。而且，国家的力量，必须保证它取得成功。

中国的“领袖经济作品”，通常还具有管理体制上的巨大优势。30年来，所有被领袖认定和钟情的经济区，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我们所看到的曹妃甸，每天由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高达3,000万美元，中国最大的60余家国有企业的首脑纷纷前往考察，盘算究竟投资多少，做多大的文章，才能为领袖圈定的这张“白纸”，画上漂亮的一笔。

“不可错过曹妃甸”

但是，中国自己对曹妃甸的热情，似乎没有感染国际金融界和投资界。不难发现，胡锦涛考察曹妃甸之后，迄今鲜有国际著名的投资商和金融机构前往需求发展机会。世界500强派去考察的几乎都是在中国雇用的低级别官员。今年夏天的一次国际洽谈会，外资在那里签署的投资协议还不到两亿美元。所以，世界最大的气体生产经营公司“林德气体”的一个中国籍经理不禁感慨：“错过了珠三角，就不要错过长三角；如果你错过了长三角，那么你千万不可错过曹妃甸”。

既然是领袖的“经济作品”，必然应是世界级的，而如此重大的经济计划，如果没有世界强国的参与，没有国际最具实力的开发财团介入，仅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或许还要摸索很长时间。雄心和财力，在中国都是不缺乏的，但是，开发理念、管理能力和技术实力，乃至更加强大的金融运营能力，却是国际开发财团的明显优势。

比如，正在曹妃甸酝酿筹备的“中日产业合作园区”和“中德产业合作园区”，将分别引进日本和德国的大型财团，投资计划虽然都超过百亿美元，但创建园区的重心，却是引进日德两国的开发理念、管理技术和人才。

国际投资界和金融界对曹妃甸的麻木，也许是对中国领袖的高瞻远瞩并不知情。对比广东深圳和上海浦东，决定推动曹妃甸的崛起，是中央政府经过更加周密更加科学的论证之后，所做出的重大经济决策。它已经完全不是改革开放早期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冒险试验场了。

古老东方有个神秘的规律：国家领袖看重的一定是块“黄金宝地”，数千年来，概莫能外。

前不久，一位不知名的参观者留下了他对曹妃甸的预言：“我想，用不了几年，就再也不会有人为解释曹妃甸这三个字而费力了。因为，到那时候，它作为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部雄浑的史诗，早已被国人熟知，并享誉全球了。”

（补记：胡锦涛的另外一篇“经济作品”，应该是南方的北部湾，多年前，他就把那里称作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极”。或许北部湾距离京城太过遥远，不像曹妃甸那样，已经有40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100余位省部级官员趋之若鹜。今天，北部湾还是有些冷清。但我深信，那里必然也会是一部“雄浑的史诗”。）

在创投领域，概念独特、模式新颖的产业，往往能赢得更多的青睐。然而，一家以洗衣外包为核心业务的传统企业——深圳现代后勤却打破了这一魔咒。2008年，达晨创投等3家机构共同出资5000万元，入股现代后勤。

而这家企业的发迹，竟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上世纪末，全球“代工之王”富士康在中国分别开辟了深圳龙华和江苏昆山两大工业园。1999年，深圳龙华工业园的产业工人就达到1.3万人。大量工人洗衣、晾衣造成地面长期积水，宿舍异味扑鼻。这不仅影响了企业形象，富士康每年还须为此承担大量水费、污水排放和处理费；尤其在冬天，员工普遍用热水洗衣，增加了富士康的燃料费成本。产业工人的洗衣难题让富士康头痛不已。

为此，富士康急征洗衣外包服务商。但因为规模太大，无一家洗衣厂敢接单。时任富士康集团中央总务课长的陈德勋接到“命令”：务必解决公司住宿员工的洗衣问题！1999年底，陈德勋找亲朋好友借钱成立深圳市恒立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即现在的深圳现代后勤集团)，专门为富士康厂区住宿员工集中洗衣，洗衣价格为36元/人/月。

但问题是，如何洗涤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衣服，又如何保证卫生？他们又摸索出洗衣过程的4道消毒程序及“对条取衣”的发放办法。“洗衣外包”模式在富士康龙华工业区试验成功后，又于2003年8在昆山厂区开始推行。

现代后勤集团算了一笔帐，现代后勤服务的富士康员工人数达25万人之多，通过洗衣外包，仅现代后勤每年就能为富士康节约1亿多元。而富士康只是现代后勤的其中一个客户，目前现代后勤已将洗衣外包延伸到了全国9个城市，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后勤服务企业。

商业的创造力，往往让人瞠目结舌。与其说是富士康造就了现代后勤，还不如说是第三经济的魔力。可以说，一个商业越发达的社会，专业化程度就会越高；一个产业越完备的社会，第三方经济也会越成熟。

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逼着企业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而当生产规模与成本控制进入临界点后，一些自主的非核心业务往往会丧失成本优势。此时，大型企业便会孵化出第三方机构，其服务对象不再限于母体企业，而逐渐转变为所在行业提供第三方服务。

很多新的产业模式，开始从传统产业中分离出来。当生产型企业将原本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便出现了更为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当然，还有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渠道、第三方评估、第三方理财……转眼间，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个专业主义盛行的第三方经济繁荣的时代。

专业分工的细致程度，便是商业社会发达的刻度，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已经成为商业成熟的主要指标。

第三方经济的真谛在于专业的纯粹。即使是最不起眼、最不具备技术含量的产业，你能心无旁骛地做到最优，同样可以创造核心竞争力。纯粹的第三方经济，总能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与之匹配的产业链地位，这便是第三方经济特立独行的“市场人格”。

就如战略策划大师王志纲的“第三种生存”，他的工作室以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为理想，以知识分子特立而不独行、同流而不合污、超然而不乖张的声音，恪守“第三方观点”，在战略咨询行业独树一帜，走出了财智双赢的知识分子市场化生存之道。

可以预见，第三方经济的崛起，不仅会成为一股新的商业力量，还将以普世的商业伦理精神，重建中国商业生态。

隔湖相望便是有几分巍峨的藏珑社区，波光摇曳的湖面，除了游船上一对暧昧的情侣，这个被称为娱乐至死的城市，早已酣然睡去。此刻，我们对于商业世界的思考，才刚刚随夜色深沉开始泛滥。

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我们不知道有过多少回了。但从未象这样的夜晚，滋生如此急迫的行动愿望。我们三人突发奇想，决定发起成立一家民间商业智库，决意要去探索一种理想。

70后一代，注定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几乎是在15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持久和平岁月，见证了转型期中国现代商业的发育和成长。

世界舆论的普遍评价：过去的30年，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基本上是商业力量的推动。企业家群体自然也就成为这个社会备受推崇的时代英雄，甚至，国家的竞争被粗暴地解读为企业的竞争。在一个经历过多年物质匮乏的国度，他们是被增魅的特殊群体，媒体对于他们事无巨细的报道，也竭力为他们的行为寻代更深刻的理论依据。他们也如娱乐明星一样，频繁出席各种场合，煞有介事地大谈全球化、社会慈善、气候变暖等看似具有普世价值的话题。

然而，你细心留意便会发现，除了财富的积累，他们自己本身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社会事物进行发言，如果你试着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言语乏味，见识平常。财富的积累只是让他们获得了话语权，但他们却无话可说。

在权力寻租、政商博弈的转型年代，如果运气得当，或是胆量够大，他们都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一直都没有摆脱“企业家原罪”的道德追问。固然，在“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的特殊年代，这是一个时代的原罪，他们只是不经意地充当了改革的动力。

然而，当他们洗脚上岸，大多数人都没能建立起对于规则的敬畏，没有形成对于市场力量的笃信。他们曾经在一次次带有投机性的赌局中胜出，又一次次在灰色地带生成自己的行事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他们眼里，规则只是一个用来偷换的借口，市场永远是能够以小博大的魔方，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缺少最起码的人格诚信。

尽管中国在财富上形成了一个阶层，但并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中国企业还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缺乏普世的商业伦理。更遗憾的是，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他们却听不到清晰有力的声音。

他们没有传统商业伦理可以承接，也没有承担起商业伦理建设的历史重任。他们的财富影响力，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浮躁的暴富心态，并未转化成职业精神和商业文化的力量。

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宁静的月湖之上，我们三个人陷入沉思。尽管我们的社会职务各有不同，但却怀揣同一个理想：本土商业世界的观察者、思考者、建设者。

我们的理想，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在中国商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永远保持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意见，通过发表公共观点、接受课题委托的形式，帮助所有本土商业组织形成健康的财富观念、商业伦理和管理文化，并试图让更多人的人思考商业的未来，从而启发中国商业伦理的觉醒和重建。

取“经世致用，纵横捭阖”之寓意，我们的商业智库命名为“经世纵横”。

独立性，是商业智库生存的根本。首先，我们都已经解决个人生存问题，在经济上拥有独立性，是能够从容去生活、思考、行动的人。其次，我们均不以此为职业，可以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和商业组织之外，绝不会因为利益收买，而放弃客观性原则。

我们不屑于为某一商业组织提供一招一式的所谓战术。我们立足于价值观、系统观的商业思维，致力于为商业组织形成正确的商业理念、科学的发展战略、有效的市场战术。

我们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商业领域，重建知识分子传统。尽管我们声弱力单，但必须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必须有人为商业世界仰望星空……

以理想为旗，2009年9月15日，“经世纵横”生于长沙月湖之畔，正式启程。

　　朱大可：明星制度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而主旋律电影是威权主义的产物，这是两种彼此对抗的东西，但在转型时代，它们却建立了新的坚固的联盟。所以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威权主义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来扩展它的宣传功效，而明星制度也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加大他们的光芒。这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但要是最终弄成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明星团体操，也是满可笑的。

　　羊城晚报：据网上流传，《建国大业》的明星阵容中有二十多位是外籍明星，相关发言人解释，“这是国际化之间的合作”；但也有人质疑，《建国大业》作为一部爱国电影，却要邀请多位加入外籍的原中国籍的人参与，这是否有一种反讽意味？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大可：每个人有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在《建国大业》面前，做出自由选择的演员，的确面临着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处境：一方面要宣传爱国主义，而一方面又背弃了这个原则。但是，在一个精神、价值和人格多重分裂的时代，这种尴尬又算得了什么？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够那些关于官员把家眷都送到国外的报道吗？既然官员已经为民众做出了“榜样”，我们就很难去苛求演员。

　　羊城晚报：部分外籍演员不收取任何报酬参演这部电影，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的爱中国，还是另有目的？

    朱大可：我跟那些艺人没有接触，无从判断他们的动机。但我觉得任何优秀的演员，首先应当具备独立精神，而不应该热衷于充当工具。但过去中国电影的一大弊端，就是把所有艺人都训练成乖巧的工具。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充当这种旧式工具。

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媒介素养主要指公众面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其中包括媒体信息选择、理解、评价、使用、制作的能力。

其实，中国媒体面临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殊为不易，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媒体也实在不多。对媒体行为的一切评判均基于商业利益逻辑，在我看来，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但在另一方面，“宣传”年代以来，媒体被赋予了太多“主持公道”的光环，导致受众不能警醒地认识到媒体身上的商业属性，同样有失平衡。于是，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媒体本身的确具备利益个体的特征，并且构成了一个拥有相当大能量的利益集团（需要注明的是，“利益集团”在本文中是一个中性词）。

面对需要刊播的信息，每一个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描述方式，总体来说都会反映其决策者的意愿，并进一步代表出资方（例如所在地政府）乃至广告主的利益——当然，并不会时时刻刻都表现得那么直接。例如，在2008年夏天乳品行业三聚氰胺事件中，内蒙古媒体集体失声，置若罔闻。我们当然可以斥之为“掩耳盗铃”，但对当地媒体来说，这的确也是一个显示对本地当权者乃至广告主“忠诚友善”的方式。

甚至，在某些特殊议题中，原本拥有不同商业利益取向的媒体也会结盟，形成一个属于中国媒体业的利益集团。比如在类似“记者被打”这样的事件中，所有媒体都会表现“同仇敌忾”，齐力声援。再比如，在新近的“网瘾”事件中，中国四家门户网站在刊载反对意见时均表现积极，形成强大的言论压力。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舆情汹汹是“民意”体现，但在民意和舆论引导者的意愿之间，很难说后者没有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有意识的推波助澜。

在商业利益之外，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更加强烈地控制着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不过，这些报道或者评论行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宣传官员的指挥部署，与具体的媒体个体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奉旨发稿”或者“奉旨删帖”而已。所以，在面对那些敏感问题报道（例如群体性事件、外交事件）时，受众不妨预设“官方色彩”的前提。

当然，凡事皆从媒体报道动机来分析，也显得过于“阴谋论”，不可取。但与媒体报道保持一定距离，不动辄喜怒，会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一般来说，媒体的工作规律总是倾向于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标签化，并且需要以一种容易刺激神经的耸动方式表达，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也正是人类沟通的困境。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当面前出现“洒狗血”式的描述时，更需保持一份警惕。这种“洒狗血”式的报道内容，不仅包括“人间真情”、“光荣正确”，同样也包括对“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描述。我们需要谨记，真实世界远比媒体上所呈现的多样、复杂，也未必那么“精彩”。

姑且不谈媒体描述中的“别有用心”（来自政治或商业压力），即使是报道者本身极力追求置身事外的公正平衡，但基于各种客观因素，理论上的“真实”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而在一个对信息流动速度要求极高的时代，由于报道时效限制，日报、广电媒体和互联网的报道就更加容易表现为“片面真实”。因此，在面对媒体报道时，我们时常需要多一份耐心和平常心，如果确有了解的兴趣，不妨观察一段时日，并尝试了解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以实现“更加全面”的认识。单一媒体在一个时间点上一定不会“公平正义”，不是白纸黑字就能“天然正确”。但自由竞争的多个媒体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总是更逼近真实，也是勿庸置疑的。

通过值得信赖的媒体获取信息是节约时间的一个好办法。中国互联网媒体昌盛，但我还是不喜欢“新浪的新闻”这样的说法。众所周知，除了少数财经、娱乐类报道外，中国门户网站刊载的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是转载于其它信源，网站只是一个“显示器”。所以，在通过网站浏览新闻时，我总是习惯于查看其原始信源。这些报道出处可以传递给我评估报道全面性、真实性的依据。

或许吧，用“媒介素养”去看媒体报道，有时会觉得灰暗无趣。不过，真实的世界也正是这样，太阳底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事。

我们总是习惯于睥睨天下的恣态，更习惯于作如数家珍式的历史盘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唯我独尊，“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 的骄矜虚傲，以及当年杨度的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都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资本。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不惜以此当作新湘商能够崛起的精神缘由。

湖湘文化特别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取向是政治本位。有学者早就指出，“湖湘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记载中，根本没有湘商的名号。过去的100多年，湖南也未出现过具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外界一直认为“湖南人长于沙场，短于市场”，甚至有人尖锐地指出：湖湘文化是一种重政轻商的文化。显然，湘商要崛起，亟待一次文化自省和洗心革面的价值重构。

一是要在挑战规则的文化中重建契约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革命文化的因子，它以改造社会、推翻现有制度为目的。尽管这种文化极富改革精神，但却与现代商业伦理格格不入，它缺少对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商业道德的敬畏。不少企业败局已经证明，在商业规则逐渐清晰的今天，投机的风险会越来越大，这种偏执的价值观往往会将企业拖入险境。因此，新湘商必须着眼未来，对文化传统进行批驳和扬弃，将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烙入商业人格。

二是要在政商博弈的文化中重建职业精神。湖湘社会历来就是一个无商业规则的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政商关系网络是民间商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商业的“领航标”是政治而不是市场，湖湘文化的基因里没有符合现代商业规则的市场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民间商业势力要发展，便不可避免地依附于权贵，政商关系的运作历来就有其商业传统。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渗透，新湘商必须重建职业精神，彻底抛弃向权力寻租的习惯，勇敢地在市场洪流中做大做强。改革开放三十年，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方向就是放松政府管制，扩大市场力量。就是说所有资源和要素的分配要靠市场来解决，这意味着政府越管越少，市场越管越多。以运作政商关系见长的企业家，必须从寻租地带走向阳光地带，完成从社会化向职业化的人格蜕变，才能真正成为更有效率的经营者，普适价值的实践者和商业伦理的建设者。

三是要在英雄主义的文化中重建团队精神。政治本位的湖湘文化传统，祟尚权力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以“斗”为乐，凡事都要争出个鸡头凤尾。然而，市场经济中的英雄人物，可不是单枪匹马闹革命的孤胆英雄，而是彼此不可或缺、水乳交融的集合体。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个人的力量就越微乎其微。这里面既有商界精英，也有专家学者，还有技术人才，甚至包括成千上万的企业员工。有人说，湖南人在家是虫，出了湖南是龙。这里指的，就是湖南人之间不善合作。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文化境界，恰恰是团队精神，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总之，湖湘文化必须从文化自负走向文化自省，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新境界。本土学者朱有志曾经提出过湖湘文化的六大转换，即：由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换、由封闭文化向开放文化转换、由计划文化向市场文化转换、由重农文化向重工文化转换、由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

天变道亦变。市场经济的潮流浩浩荡荡，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给湖湘文化注入“崇尚平等、恪守诚信，善于合作，遵守规则”的现代理念，才能锻造出现代文化精神的新骨架，使古老的湖湘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最近的一件事让我们对“社群”这个概念特别关注。 

在5月初，美国《时代》周刊选出了“2009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在网络投票中，排名第一的既不是奥巴马等政坛风云人物，也不是安吉丽娜•茱莉等演艺明星，而是一个21岁的大男孩普尔。他以1,680万票高居第一。普尔是美国虚拟世界里最有号召力的“网络名人”。他创建的社区网站www.4chan.org，运行6年，平均每天页面浏览量1,300万，月访问量则有560万人之多。4chan实际上就是图片公告栏，网友可以在上面贴照片、图片以及修改或丑化的图案，目前有43个不同的版块，都是网友们自发形成的。普尔在15岁时用妈妈的信用卡购买服务器空间创办了这个网站，初衷是为了和朋友们有个能聊漫画和动漫游戏的地方。后来，这个网站吸引越来越多的同好，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网络公告栏。

更令人称奇的是4chan的员工数量。除了普尔之外，4chan只有一个员工，就是他的网络程序员。花如此少的成本竟能聚集如此多的人群，这大概是每个营销人梦寐以求的事吧。在与IBM公司的市场专家李杰交流营销趋势时，他说，根据IBM对消费者行为模式的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将越来越受到社群如网友、“驴友”的影响，而不是广告，而且未来这一趋势会越来越快。因为在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社交圈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他们有问题或想法，首先会通过电话或MSN等与朋友圈交流，而不是父母和老师。

如此说来，建设品牌社群就成了营销部门一项重要而紧急的任务了。别急，在动手做这件事之前，我们建议你阅读本期的一篇文章《品牌社群的七大迷思》。

这篇文章的两个作者在哈雷车友会有长达14年的工作经历。1983年，哈雷戴维森机车公司（Harley-Davidson）濒临倒闭。25年之后，哈雷戴维森却重振声威，以高达78亿美元的身价冲入全球前五十大品牌之列。哈雷公司之所以能扭转颓势并取得后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它的“品牌社群”。这是一群热爱哈雷的消费者，他们因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为对哈雷品牌精神的崇尚而组织在了一起

在《品牌社群的七大迷思》中，作者提出的第一个迷思就是很多公司总是把品牌社群建设纳入市场营销的职能，并将其与其他部门隔离开来。而要使品牌社群发挥最大功效，必须在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指导下，将它提高到战略层面。作者还列举了其他传统营销者容易犯的错误，比如试图管理和控制品牌社群，而其实成功的品牌社群是民有、民治，拒绝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很多迷思的根源就在于营销者还没有改变原有的思路，传统的营销是以公司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公司运用广告等手段去强行占据人们的心智资源，而社群的成员则出于自愿才聚在一起，是多对多的交流，是去中心化的，公司很难强行控制。当然，对于公司来说，不控制并不意味着放弃责任。高效的品牌管理者会以共建人的身份参与到社群建设中来。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培育和推动社群蓬勃发展。

其实，国内企业有很多做法是具备品牌社群的雏形的，比如零售、酒店、民航、餐饮、美容等行业的“会员制”营销。但是，显然这些会员目前所能得到的只是折扣和优惠，而不是同道中人在群体沟通与交往中获得的品牌体验。而这正是《品牌社群的七大迷思》一文中提到的第三个迷思。因此，假如你不想失去整个世界的话，那么就赶快改变传统营销思维，从企业社群着手，去拥抱你的消费者吧。

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无人能回避得了。我相信，那些从小就敢于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长大之后对人生往往能持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

我常常观察到，很小的孩子就会表露出对死亡的困惑、恐惧和关注。不管大人们怎样小心避讳，都不可能向孩子长久瞒住这件事，孩子总能从日益增多的信息中，从日常语言中，乃至从大人们的避讳态度中，终于明白这件事的可怕性质。他也许不说出来，但心灵的地震仍在地表之下悄悄发生。面对这类问题，大人们的通常做法一是置之不理，二是堵回去，叫孩子不要瞎想，三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必定是一个谎言。在我看来，这三种做法都是最坏的。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不妨与他讨论，提出一些可能的答案，但一定不要做结论。让孩子从小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保持勇于面对的和开放的心态，这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有助于在他们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

死有什么可思考的?什么时候该死就死，不就是一死?——可是，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会不会也是一种矫情呢?

“我没有死的紧迫感，因为我还年轻。”这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后的死仍然是死。我十几岁考虑死的问题所受的震颤并不亚于今天。

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想防老养老的事情。

 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

人人都知道死是必然的，它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通报要来访的客人，现正日夜兼程，一步步靠近我们。可是，当它敲响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突然，怪它是最唐突的不速之客。

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正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经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心里。

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

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唯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

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这句话形容《中国周刊》的朱氏搭档更合适。《中国周刊》的创刊号，在五四青年节的第二天全面出街，多了一份“仰望星空”的意味。不过，出自朱德付手笔的的发刊词《相信中国》，没有太多让人心跳的字眼，不免失望，内页的文字，也大都手笔粗糙。倒是一句办刊理念，让人心头一颤——“因中国崛起而创新，为民族复兴而命笔”。 

《中国周刊》是两位传媒老兵倾心打造的新作品，目标读者定位于30岁以上的高端人群，那些比较从容生活、思考、行动的人，关注中国国家命运的人。

传媒的成功，不应是商业的成功，而是传播价值的成功，不甘沦陷于商业主义的媒体精英，仍在进行着理想主义的最后实验。或许三年五年之后，《中国周刊》能够媲美美国的《时代周刊》，这是总编辑朱德付的理想。

在传媒向权利和商业投诚、理想主义全面退潮的时刻，两位老兵不惜耗费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去做一次理想主义的远行，让人起敬！

罗斯福新政，包括美国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美国的问题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和诸位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去年秋天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危机，我们要应对这个危机，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是事情会不会是这么简单？我想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在一起来探讨。

首先我想把我自己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概括成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又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这点是没错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沿海地区，这点应当说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同时又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这场经济危机又和美国金融危机不同，去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渐明显之后我个人写过几篇文章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就是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问题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的问题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那么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那些最重要的现象，最核心的要素可以说在中国不存在，比如说大面积房贷代购，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被国有化这些现象是美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不存在。

中国存在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来说的话，可以说我们把它概括成中国正在经历的和美国正在经历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美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由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这样的一场危机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新型和现代的一场危机，以至于专门搞金融研究的人在危机发生之初也有点说不清楚这场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中国现在发生的是这样一场危机，中国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在教科书当中就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次一种非常古典传统的，说起来有点古色古香的危机，就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应当把这两场危机分开。

中国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由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场危机会发生，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引发，这场危机实际上也会发生。

中国现在正在出现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的孕育和积累起来的，那么孕育和积累这样一种危机的基本背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转向耐用品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生活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当时如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块钱，两个人加在一起百十块钱，那时候凭本不凭本、凭票不凭票，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我们就是生活再一个典型的柴米油盐的时代或者是生活必需品的时代。

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变化，先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市民的家庭，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房贷，住房成为消费内容，进入21世纪之后，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开始逐步由柴米油盐的时代走向房子汽车的时代，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开始走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人们忽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社会要真正能够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应当说从生产上进入的话比较容易，把大量的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生产出来，但是一个社会要大量的消费耐用消费品，大量消费房子、汽车、家用电器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尴尬境地什么呢？这种境地可以说就是比较门里和比较门外，生产已经进来，但是消费者始终进不来，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前一脚已经迈进去，后一脚还一直拖在后面的时候，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已经开始不断积累，孕育和积累。

中国的几次生产过剩危机

这种孕育和积累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开始突出？1997年、1998年。

97年、98年那时候出现了一个说法，叫内需不足，市场疲软，这个词。然后朱镕基同志当总理刺激内需也是在这个时候，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我觉得我们不妨说97、98年就中国第一次非常轻微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由于那场危机程度比较轻，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住房体制改革，住房消费的拉动，这场危机就过来了，非常轻微的危机就过来了，这样99年、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01、02、03、04这一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非常快。

但是到了2005年，2005年实际上生产过剩的苗头又出现了，我们翻看2005年前后的报纸就可以看到扩大内需的提法又多了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2005年实际上再回过头去看就是中国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的苗头。但这只是个苗头晃了一下就过去了，为什么？就是2005年前后中国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整个全球化过程加快，中国也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加入WTO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这边生产过剩问题开始复苏，中国加入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于是就在市场上碰到了谁呢？就碰到了美国。

我开玩笑的说，这时候中国和美国在市场当中相遇，就好象孤男碰上寡女，可以说两边干柴烈火，一拍即和，中国是大量的产品消费不出去，美国是要大量消费，但是生产的产品不多，美国和中国遇上之后就由于各自解决了对方的问题，活得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中国这边内需一直没有扩大，但是整个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05、06、07、08上半年，经济两位数增长，这时候人们还会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之初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不会影响出口，但是实践当中可以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还是一直旺盛，所以中国这边的日子过得很好。

美国那边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消费大量增加。根据有人估计，美国的低收入阶层就是由于得到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美国的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大约提高5%-10%，当一个社会消费很旺盛的时候物价就容易上升，通货膨胀率就容易上来，但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消费，物价不高，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所以这几年的时间，06、07、08，一直到08上半年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不错，所以有人说2005年其实这场危机应该在05年发生，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拖到了今天。

现在的问题就是孤男寡女当中的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的日子也活不下去了，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遭遇的问题，当然这样来说的话，他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想还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人家出了问题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说明是你自己有问题。 

雪上加霜，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雪，哪个是霜

今年"两会"期间有几个政协委员讨论这场金融危机，他们用了一个说法叫"雪上加霜"，这个说法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雪上加霜"让我们明白一定要分清楚哪个是"雪"哪个是"霜"，不能看白茫茫一片就认为是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方面又下了一场霜。所以我想这是对这场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那么如果这样来看中国这个危机，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其实要看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这场危机和今天引起我们这种危机的引发这种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反倒不太像，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比较像，就是那时候美国在国际门槛过不去，中国今天也是在国际这个槛过不去，这两个坎儿是同一个坎。

关于三十年代大萧条，三十年代大萧条是1929年，今天是2009年，正好八十年的时间，八十年时间关于大萧条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方面成果非常多，但是我决三十年代大萧条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完全说清楚，尤其是这场危机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说清楚。

为什么没有完全说清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在这里不谦虚点说这个问题还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去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说三十年代大萧条是生产过剩，我们不是说三十年代大萧条东西卖不出去，但是在八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去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究竟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说过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不用管什么东西卖不出去，但是我要说什么东西卖不出去更为重要。

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一提起大萧条我们脑子里会想东西卖不出去，是生产过剩，我们脑子里很容易跳出一个形象的东西是什么呢？卖不出去的牛奶倒到河里、倒到海里，我们脑子里就很容易跳出这个东西。所以八十年代的卖不出去的牛奶就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符号，但是我想这个符号和象征是错的，它产生了有害的误导，这个有害的误导是什么？就是阻止了我们进一步去问究竟是什么东西过剩，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

真正卖不出去的是耐用消费品

那么可以说牛奶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当中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真正卖不出去的是什么？是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电话机、收音机，这些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卖不出去，这些东西是什么？耐用消费品，所以当时的过剩实际上主要表现为耐用消费品过剩，实质性的问题是耐用消费品过剩，我们强调这点是要看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发生的背景，经济背景究竟是什么。

我讲讲数据，我们可以更有一个直观的认识。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汽车的年产量五百万辆，2007年中国汽车的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市场销售八百万辆。但是我们比美国的大，所以说从汽车的生产能力来说，现在的中国和大萧条的时候的美国差不多。再看房地产，在大萧条发生之前，1925年前后，美国每年新找的房子大约是100万套，但是到1929年每年能够销售五十万套不套，所以可以看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时代，他也正在进入这个门槛。

我还可以再讲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更形象看到它的特征五。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美国总统是胡佛，胡佛曾经向美国选民做过许诺，你投票给我，我做了美国总统，他说保证让每个公民过上什么日子，就是每个家里锅里都煮了两只鸡，院子里停着两辆车。两只鸡是什么？柴米油盐；两辆车是什么？耐用消费品，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是也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后面那只脚过不来，为什么后面这只脚这么重要？因为一个社会其实要从生产上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把大量房子、汽车、消费品、家用电器生产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能够形成广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使得耐用消费品消费进入大众消费阶段非常不容易。

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至少需要五大条件

进入这个阶段至少得需要五个条件。

第一，城市化得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这个时代的时候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口得住到城市中来，如果一个社会大量生产房子、汽车，但是这个社会还是大多数人住在农村，在农村男耕女织，这个很难消费大量耐用消费品。

第二个条件要有起码的设施，很多耐用消费品使用要有基础设施作为条件，比如说汽车不能在田里跑，在马路上跑，汽车下乡也好，农用车也好，我们就看到农村的道路特别是农田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条件得有一个金融制度，得有一个金融条件，什么？就是消费信用制度，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柴米油盐有一个特点，数量多，价钱低，而且没有弹性，都是必须得吃的，饭不吃饿、肉不吃馋。房子汽车动辄百八十万，成都也好，北京也好，可能动辄一两百万，这种时候耐用消费品数量很少，代价很高，一辈子消费那么一两件就不错了，这时候就看到耐用消费品价格与收入就有矛盾，什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消费信用制度，可以提供按揭，可以提供分期付款，这样使得你有条件用一生的收入来购买这几件耐用消费品，所以这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就是光有这个还不行，还得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能够未来有一个预期。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社会能够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五个条件，就是一个社会到了这个时候贫富差距还不能太大，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会怎么样？贫富差距太大，除了富人就是穷人，除了穷人就是富人。当社会已经开始大量生产房子汽车，但是只有少数富人能够消费的时候，一个广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是没有办法形成的。所以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就需要这五个条件都不好，美国当时城市化一半，基础设施很差，社会保障当时几乎没有，贫富差距非常悬殊，所以过不了这个坎，后边这只脚是始终进不来，于是形成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我们正和80年前的美国过同一个坎

我们中国今天的情况也类似，我们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五个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不好，有的还不如美国的城市化，他当时已经是50%，我们八十年代30%不到，现在估计不到35%。所以看到我们现在所过的实际上是一个和三十年代大萧条，八十年前的时候美国正过的是一个坎，我们今天正在遭遇的问题正在经历的危机和它当时非常相似。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必须要调整社会变革，然后通过社会变革的道路拓展这个市场，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三十年代大萧条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他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面，但是实际上对美国发展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第二阶段实行社会变革，通过社会救济以及调整劳资关系，真正实现社会当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或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福是一个新的社会支撑一个经济时代。

大萧条之前美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就是《巴尔扎克》等作品中看到的社会，就是人吃人，血汗工厂的社会，三十年代大萧条表明什么？表明这样一个社会转不下去，转不下去那样的一个制度和社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把大量的房子、汽车转出来，可以把这个房子、汽车、家用电器转得越来越好，性能转得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什么呢？这些东西生产出来以后没有人买，没有是，所以是一点办法没有。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比生产不出来还难受，为什么呢？你生产不出来其实比较好办，你招商引资就出来了，但是你大量生产出来了人家不买你有什么办法，你拿枪毙了他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解决市场的问题比解决生产的问题还要难。罗斯福通过社会的变革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场变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想和我们今天的会的主题同样有关系，就是社会学当中讲的市场的地理扩张和社会扩张。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一种社会的变革

市场的地理扩张，更多的是指它向外一个扩张的过程，比如说开拓海外市场，大量的出口，这都是这个市场的地理扩张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容易被人们所了解，人们也更多的是把眼光集中到这个上面。

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有一个社会扩张的问题，这个社会扩张它主要是通过优化社会当中的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结构来实现的，它通过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种合理的利益结构，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增强产品的消费能力，这是社会扩张。

所以罗斯福新政，包括美国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更具体的说它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然后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后形成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什么？就是耐用消费品市场，然后它不但收入提高了一大截，再一个社会保障，这样才使得这个社会一个广泛的耐用消费品是开始形成，是通过这个方式解决了耐用消费品社会扩张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经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不能把今天遭遇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偶然性的事件，甚至不能简单看成几年就可以过去插曲，这次危机对我们提出一个根本的挑战，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遇到了问题，什么地方遇到了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创造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种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条件，我觉得是我们应对这场危机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几项的财政的或者是经济的增长，它需要一种社会的变革。

观众阅读能力与审美情趣的提高，这是电视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连普通白领都能用周期理论来讨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却停留在“坚定信心保增长”的口号里。如果我们仅靠输出政治正确，只会加快“观众”向“网民”的受众身份转变。

还有一个更为严酷的趋势，是网络媒体对于电视媒体的倒逼效应。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近两年，几乎所有的热词和热点都肇始于互联网，而且，网络媒体正在以一种民粹化语态生成一种清新的叙事风格，并从以前提供海量信息转向提供多样观点的话题引导。话题中心的旁落已经让传统媒体如坐针毡。海量的信息，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纷扰，受众的习惯已经开始从浏览信息转变为阅读观点，传统媒体如果只能输出政治正确，无疑是对观众智商的蔑视。当然，媒体必须坚持政治正确，但不能仅此而已，毕竟，这个喉舌不仅是党的，还是人民的。所以，电视新闻应该创新一种更适合观众审美取向的混合语态，如果我们一味地端着拿着，一味陶醉于联播体和新华体的自说自话，只会将话题中心拱手让给网络媒体，央视新闻频道显然已经看到了这种威胁，晚间长达三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带，正在一种新的姿态争夺话语失地，宣传片里也出现了“从草根到高端，打造晚间深度话语的魅力”等云云，白岩松也以一种全新的语态出现国内首档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新闻1+1》。

追溯华尔街日报的流脉，早年记者深陷于传统消息写作模式，以5W的采编原则阐释财经概念，既使普通读者感到深晦难懂，也让财经人士感到平淡无奇。直到1931年，精明的巴尼．基尔格尔担任主编后，他有一句名言：“不把银行的故事说给银行家听，而是说给银行的客户听”，从而放大了巴伦时代“讲故事”的比例，更加大胆地喊出口号：“给我一个动人的故事吧！”从此改用趣味情节报道财经新闻，把文字变得散文般动感优美，这就是“华尔街日报故事笔法”。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这种故事笔法形成了叙述式、叙论式的写作模式。其中前者以叙述事件来分析该新闻的本质；后者以夹叙夹议来推导该事件的哲理。

叙述式的导语，往往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或者趣味新闻，做成一段像“鱼钩”般具有诱惑力的文字，挑动读者的好奇心作为开头，切入财经事件报道。

叙论式则可能用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个幽默的哲理来作为导语，同样强烈吸引读者，引入报道主体。“华体”研究专家廖卫民对此评价说，“这类似于大餐前的开胃酒或精美的甜点，它能使读者在准备咀嚼诸如债券、期货等信息之前，先接触到甜美之味。”

此时，新闻导语不再追求教科书的“5W”，而是施展趣味、悬念等手法，引导读者思维演进到新闻主体。如2008年美国面临股市海啸，《投资者另辟蹊径》的报道导语：

现年49岁、亚特兰大的家庭主夫安迪．皮克最近避开股市，转向“流动资产”，在香槟酒上投资12万美元。他买了400瓶香槟，大多是1996年产的陈年佳酿，他说计划把这些酒搁上10年或者15年，然后卖掉赚上一笔。

他还说，收益肯定比看着美林的月度报告要高；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我自己把这些酒喝光了。

《巴菲特高盛入股记》开头描绘：

在过去6个月信贷危机袭来的日子里，亿万富翁巴菲特打发走了一个个低眉顺眼的华尔街公司。他说，昨天我正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腿翘在桌上、喝着樱桃可乐、吃着坚果，突然接到高盛一位投资银行家的电话。他以罕见的直率上来就追问我：请告诉我，你会考虑以哪种方式投资高盛？

“华体”故事笔法的主体：从导语过渡至新闻主战场，此时记者笔下的文字用量剧增，使命是按照逻辑顺序推导出新闻主题。

由于叙述式的人物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容易引导读者进入期待状态；而叙论式的主体部分，导语讲述的人物可能不再是新闻主角，代之是其他更有趣的故事和人物，而且重点放在分析热点财经现象上。

结尾：叙述式会再度让导语人物或故事亮相，让结尾与导语相互呼应；而叙论式则可能在结尾揭示一个哲理，升华主题，如《冰岛又要捕鱼为生？》的导语讲的是银行高级职员戴维森的命运，但在结尾却是冰岛首相的呼吁：捕鱼吧！

《中餐为何难上档次》的结构是：

1.导语（小故事）：吃中国菜很远，但是我喜欢。

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从美式餐厅云集的纽约市中心前往长岛，奔波14英里，来到地铁线最末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就为了去一个名叫“Golden Szechuan”(金四川)的中餐馆吃饭，这简直太疯狂了。然而，当我把筷子伸进一盘“麻婆豆腐”，品尝这道中国名菜留在舌尖的麻辣滋味时，立刻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主体（分析推理）：中国菜遍布全球，但在世界美食高端市场却几乎遭到全线溃败。为什么？

分析一：虽然从秘鲁首都利马市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利马市，你都可以找到中国餐馆，但高档中式餐厅就餐者是非华人，连那些中国大厨也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美式中国菜。

分析二：中国菜西化是环境所致，一是做中国菜对外国大厨来说像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二是中餐店用餐环境和服务方式也都西化了。

分析三：中国菜“中西合璧”是趋势，一些欧洲餐厅也创造出不少融合欧洲风格的中式菜肴，这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3.结尾（回放导语情景）：

我还是会长途跋涉去法拉盛的中国城，在川菜馆点上一碗担担面。或者去年轻人爱去的“金四川”餐馆点一个热辣辣的火锅大快朵颐。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体”叙述式故事笔法。

“华体”故事笔法突出悬念

所谓悬念，是逻辑推理过程最关键之点出现断裂，类似思维线路出现悬崖，引发受众对即将发生的未知情境产生猜测和期待。“华体”故事笔法不仅导语以幽默趣味、巧妙角度制造悬念，激活读者的好奇心，而且新闻主体也以悬念引发读者的获知欲望，以兴趣、疑问等期待结果，引导其进入阅读状态，从而推导出一个逻辑哲理。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似乎使华尔街消失在一个有巨大吸力的黑洞之中，但危机中的企业都像星星般列队等待巴菲特摘取。《巴菲特高盛入股记》描绘巴菲特接了一通电话后，迅速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在几个小时内，高盛就宣布：巴菲特将向其投资50亿美元。此举被许多投资者看作是投向美国金融系统的一个信任票。受此推动，当日高盛股价上涨了7.95美元，至133美元，不过仍远低于该股逾250美元的52周高点。但此举的悬念是：

“如果国会通过救助计划，他将能大赚一笔；如果国会不能通过救助计划，所有的赌注都将血本无归，他在高盛以及所有其他投资将被扼杀。”接下来的悬念更是让巴菲特惊心动魄：

高盛似乎错误估算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公布了自1999年上市以来最差的一次季度业绩，巴菲特惊呆了，“我应该继续吗？”

“这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脱了一半的衣服后问‘我可以继续吗？’即便你是个90岁的无能老头，你也会让她继续的。”至纽约证交所闭市时，特洛特在与巴菲特的最后一通电话中敲定了这桩投资交易。

巴菲特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之后看看报纸，吃了点儿奇多和洋甘草彩色糖果。他说，特洛特又给我打了一两个电话，告诉我股票发售的进展情况。晚上10点30分前巴菲特就进入梦乡了。

对于这笔50亿美元的投资，巴菲特收到了不可转换的永久性优先股，股息率为10%。这笔股息大约相当于每日130万美元。理论上讲会获得6亿多美元的利润。

报道结尾，等待巴菲特的新悬念：

已投资约240亿美元的巴菲特还会在华尔街上有作为吗？

巴菲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对AIG依然有兴趣。“我还剩一点钱。”“华体”故事笔法偏爱冲突。悬念暴露冲突，趣味装饰冲突，新闻故事才能得到圆满的收尾。当然，故事笔法的细节亮点贯穿在冲突过程。从《新泽西买房记》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冲突记述：

人物：“我”和妻子克拉丽莎。

背景：“我”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最近从达拉斯调往纽约工作，因此发生了买房的故事。

经过：先是遇到别人也看中了同一套房子的冲突；再是“我”与妻子克拉丽莎对第二套房子看法不同的冲突，上演了一场婚姻危机；“我”看好第三套房子却遇到价格从66万美元提高到68万美元的突变。其中房屋经纪人有从中捣鬼的嫌疑。这都是美国人买房会遇到的难题。

结局：最后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看过的58.5万美元房子，因另一位买主没有搞定贷款，“我”可以买下，终于谈成了！

这个报道，看似一个美国家庭的买房故事，却对许多美国人有借鉴，也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

“华体”故事笔法在中国的植入

中国人最会讲故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等小说，情节绘声绘色，人物活灵活现。中国记者的写作手法也早就有过类似“华体”的应用。仅从改革开放以来，《关广梅现象》、《基金黑幕》、《死亡名单》、《一块煤的利益之旅》、《车陷紫禁城》等众多深度报道，都以深刻揭示新闻事件的真相和内幕，深深让人心灵震撼。如今，“华体”故事笔法在中国记者的笔下，不仅植入财经深度报道上，还延伸在消息、现场新闻、灾难新闻、风貌通讯、综合报道、会议报道、体育新闻、娱乐新闻、摄影报道、网络新闻等等体裁上。

2008年1月17日，南方周末刊发《低保户为何不能“享受”空调》，实际上与“华体”故事笔法如出一辙：

导语：“低保户”安绍华不能给儿子买电脑。

对于哈尔滨市的“低保户”安绍华来说，6000元奖金如同烫手的山芋。

这钱是安绍华用命换来的——2002年5月，他揣着5万多元公款去银行，路遇4名劫匪。安绍华拼死保住了公款，为此付出了重度颅脑伤、双侧股骨头坏死的代价。家，成了哈尔滨的低保户。

2007年7月，安绍华获得了省政府6000元奖金。他本打算为读大学的儿子买台电脑。但哈尔滨市规定：一年内新购置彩电、冰箱、音响等价值1000元以上的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的，不得享受低保待遇。

主体：中国现行城市低保制度的状况。

1998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184万人，2001年底一下子达到1170万人。“应保尽保”的方案让一些人绞尽脑汁钻空子。“我常看到有人开着汽车、牵着宠物狗去领低保。”安绍华说。一些骗保、人情保、关系保行为相继在媒体上曝光——2006年，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湖北省通山县两名副局长也享受着这份“特殊待遇”。

负面新闻，使得民政部门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各城市陆续制定出限制低保户消费行为的“排除性条款”。因此，就有了不准养宠物、不准使用高档电器、不准开汽车摩托车等等规定。

条款细化后，居委会一些优亲厚友的违规行为，得到了很好的监督。因为使用空调、养宠物、小孩是否择校，这些行为是无法瞒过街坊邻居的。哈尔滨市阿城区低保局局长矫晓玲说，“新办法出台后，共清退了1600多名不合格者。”

细化的排除性条款也遭到强烈质疑。中国人民大学社保中心副教授韩克庆认为：那些剥夺他们的子女“就读高额收费的高等院校”权利的条款，尤其不公平。

结尾：授权基层民政部门拟定排除性条款。

为避免陷入困境，重庆市法制办最终决定：“授权各区、县民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形，来拟定排除性条款。”但是如何保证公正执行政策？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熊竹沅说，“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目的不统一，所以在执行同一政策时，结果往往千奇百怪。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到某种程度时才能解决。”

“给我一个动人的故事吧！”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响亮口号，并不是记者容易做到的。

因为记者讲的故事，并不是直接来自“新闻口”的叙述，也不是简单来自“新闻手”的记述，而是源于背后中枢“新闻脑”的构思。华尔街日报故事笔法的最终动力，来自新闻脑。这个理念也许会让你拿到立足媒体而“苦中作乐”的钥匙。

你能写出一篇动人的故事吗？

首先，记者要当一个瘾头十足的钓翁，千方百计拿到新闻猛料；

然后，记者要当一位手艺神奇的大厨，煎炒烹炸做出色香味形俱全的新闻佳肴；

第三，记者要当出众的小品演员，以幽默、悬念等搞笑手法，增添稿件亮点；

最后，还要当一回精明的新闻律师，懂得报道游戏规则，不踏入“雷区”，先保护自己，再揭露阴暗。

如此这般，当记者也许能找到快乐。

人总是陶醉于表达自我，而不屑于倾听异见。通常的情况是，人们在与对方的交谈中，总是不经意冒出一句：“我也是。”继而把话茬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蔑视，更是一种追求感官想法的自私。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的修练，就是和人性弱点作斗争，成功者往往需要某种超乎常人的特质。

倾听，其实无关礼貌，它是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是一种推进组织变革与创新的途径。企业领导者需要倾听，因为他们渴望获得真实的信息，决策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于信息的获得。伏尔泰说:“耳朵是通向心灵的道路。”企业领导者心中往往有太多自己的成见，这成为他们倾听别人的最大障碍。

只受过4年小学教育，创业7年之后便成为日本首富的松下幸之助，当被问及他的经营哲学时，他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

倾听，看似简单，但事实上，身处高位的企业领导者因为某种优越感，往往容易滋生自命不凡的心态，以致于陷入自说自话的病态语境，最终让他们错失有用的信息，甚至贻误组织变革的良机。

上世纪90年代末，朗讯前CEO理查德·麦克吉恩和他的团队成为华尔街的超级明星，市场的追捧让麦克吉恩变得相当傲慢，任何中肯的建议都难以改变他的一意孤行。

朗讯的科学家一再请求公司开发新的光通讯技术OC-192，却总不被采纳，最后竞争对手加拿大北方电信依靠OC-192设备功成名就。公司的销售人员告诉麦克吉恩，设定的增长目标变得越来越不能实现，为了实现预期目标，销售员便通过不合理的折扣价预支后面季度的销售。
    过于重视股票价格的麦克吉恩，忽视了内部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当股票缩水80%之后，他的CEO一职被他人取代。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认为，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比老板清楚得多。“倾力解决”计划是杰克·韦尔奇为推动企业文化变革而采取的一项大胆的、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通过“倾力解决”计划，韦尔奇力求重新定义管理的传统概念，使倾听雇员的声音成为经理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来自企业外部的声音，也应受到重视。因为企业领导者往往置身棋局，外部的声音却往往能够提供相对客观的第三方观点。倾听这种声音，能够改善领导者的观察角度和思考维度，修复企业认知的主观性，从而提升领导者的判断力和创造力。

不善于倾听的企业领导者，往往会将自己的组织拖入险境。多数走下坡的组织都有看不见自我缺陷的盲点，这些组织不是苦于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苦于根本看不到问题。

当然，领导者要做到耳聪目明、先知先觉，也几无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学会倾听，能主动在别人的言谈中搜寻多样观点。

美国女企业家玛丽·凯所说：“不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是管理者最大的疏忽。”未来的领导者要培养自己冷静的气质与开放的心胸，能够倾听各种声音、接纳各种批评，懂得培育组织内的多种观点甚至是“反方观点”，并自觉地将这些观点应用到多项技能上，以建立组织的新方向、新可能与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倾听，才能够进一步衡量众多的选项与可能性。

著名华人企业家李嘉诚也有一条忠告：“要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单要努力，更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忍耐力，提出自己意见前，更要考虑别人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创出新颖的意念。”

 季老的话意味深长，一句朴实的人生诤言，却象极了中国媒体的现实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