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一天下午，大概在1979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托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据说，两个人交往的深度，在说者的感觉中，等于袒露内心的程度，听者只要用心倾听就可以了。我和吴方的这次谈话，尽管他没说什么，但我袒露的恰好是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我对他总有知己之感。

                                      二、

    中国古诗反复咏叹生命在无限时空中流逝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吴方是诗意很浓厚的人。

    似乎在快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里组织活动，最后有互赠送纪念品一项。吴方给我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上边抄着李商隐的两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诗意很接近吴方的格调。虽然在意料之中，我仍然感觉强烈。当时我24岁，他也不过30出头，笔下却如此暮色苍茫。

    很久以后，我看到二战后一个德国战俘的自述，他从战俘营获得释放，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尽管年方十九。恐怕许多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当年投入得越彻底，历尽沧桑的感觉越浓重，人生刚到立春，心灵已进入深秋。在时空差异极大的相似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与生活的浓度有关，与失败和挫折的强度有关，与国籍地域或年龄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还存在着个人差别。吴方的气质似乎与秋天特别合拍。他去世前半个月，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探望。只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用当时已经传入的西学术语来说，这个文本贯穿了根本性焦虑，体现了终极关怀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原来，吴方的读写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上进行的。

                                      三、

    我的书架上有吴方的两本书，一本《世纪风铃》，1993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买的，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一本《斜阳系缆》，吴方1995年去世后出的，为他儿子上大学集资的同学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据说，《斜阳系缆》这个书名，是吴方去世前一两个小时打电话给责任编辑确定下来的，一派告别人生的意境，让熟人不忍遽入。

    一转眼吴方去世十年了。翻看故人的两本书，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当年无解的问题也复活了。细读吴方，跟随他去理解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我在类比之中领会了1979年那次追问的实质及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验中走到尽头，改弦更张式的大变革悄然启动，但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工农业政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螺丝松动了，架子还撑着。

    当时的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仍局限在毛泽东思想的视野之内。用这种眼光看，我上大学就属于临阵脱逃：从学大寨运动的最前线败下阵来，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路上碰了几个钉子就半途而废，变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心里有点愧疚，又扭扭捏捏地不肯认账，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路走不通不是我的错。这种“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逐步转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指导理论的怀疑。

    至于热爱人民问题，就是对毛式理想的置疑，就是对“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根基的置疑。锋芒所指，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一种创造新人的历史性努力的软肋。在这类置疑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始转型，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但大轮廓已经可以辨认了。我的个人追问，其实是极左阵营内部在实践中发生的对毛式道路的置疑。

    个人主义是如何大规模取代集体主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吴方站在前沿的方阵里。他研究晚清和民国人物的思想，搜寻上一轮历史选择所丢弃的瑰宝，重现被扼杀的历史可能，帮助我们接续一度中断的探索和建设。

    1991年7月，吴方在《百年话胡适》中写道：“在胡适早期思想中，有分量的一节就是他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吴方引用胡适的原话解释这种人生观：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吴方进一步解释说：“胡适在这里所强调的‘个人’不应误解为‘利己’、‘自私’，实际上是为‘安身立命’，为文化设定寻求一个有别于传统意识的价值根基。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历史曲折和炼狱之后，不觉得缺少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大历史遗憾，而且值得深长思之吗？

    “‘个人自由’也未尝不是一种责任，只不过它与牺牲个性去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不在一个理路上。而我们往往用后者排斥掉前者，因为现实的优先考虑总是‘社会根本性的改造。’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革命，似乎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并满足某种‘一抓就灵’的幻想。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历史把希望放在了一场场‘外科手术’上，而其后遗症同时留给了自身。”

    1992年12月，吴方在《吴宓与学衡》中写道：“吴宓确信‘自治’的选择是最好的，由此方可推及于国家、社会。他相信贵在做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能坚守‘内心生活之真理’是人生的进境。尽管在孤绝的价值与世欲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人文主义者仍不肯认同‘干涉’的合理性。自然，这同大规模社会改造理论是极不合拍的。”

    读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听出了吴方对我在1979年那次逼问的回答。他拉出来另一种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而且以他平实体谅的风格，娓娓讲述着前人的经验和故事，使抽象的主义有了血肉之躯。这套理论并不反对给同学擦桌子，甚至可以容纳舍己救人的英勇，但基础却是对追求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和他人的尊重，而不是我们曾经习惯的轻蔑和反对。这是自尊和同情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忘我或斗私的结果。

    遥想当年，我能驳倒这种理论吗？我听得懂、听得进吗？我有能力在他讲述的前人那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迷途之处，从而恍然大悟吗？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回顾来路，我们竟然走出这么远了。眼光的改变，视野的融合和扩展，观念的变迁，需要时间和各方面的配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吴方的书就是应和时节的几洒细雨。

    在《白发书生寂寞心》中，吴方追寻王国维的心灵轨迹，说他“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关注历史思潮的时候，吴方也念念不忘人生根本问题，满怀有限人生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情理交织着写出一篇篇充满感性体验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浸染了苍凉秋色。

    吴方在谈论王国维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悲怀可能使人生困顿于迷惘，却可能造就某种诗人气质以及对人生的诗的透彻理解，因而使悲怀幻化为永恒的人类经验。”吴方的悲怀和他对人生的理解已经成文，已经出版并且即将编辑再版，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的文章能够流传多久，但在永恒的人类经验中，在我们亲历的观念变迁中，已经融入了吴方的一片心血。

                                                 2005年7月30日

    1976年，我在山村插队，生产队建猪场，我给石匠们打下手，背石头。一位30多岁的石匠问我：“你父亲挣多少钱？”我说：“一个月八十七块五。”当时我们队的壮劳力每天挣三毛五分钱，八条壮汉加起来也没一个普通的行政18级干部挣钱多。

    石匠瞪大了眼睛问道：“干什么一个月挣那些钱？”我说：“不干什么，开会，看报纸，学文件。”

    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能挣八十多块钱！下井挖煤能挣五六十块钱吧？他妈的，要是一个月挣五六十，天天吃肉，痛快几个月，哪怕大煤块子砸死我！

    我一直感觉这位石匠自私。听了这番感慨，心下大恶。听他的意思，为了吃好喝好，他宁愿冒死拼命，用流血代替流汗。我认为他有杀人抢劫的倾向。

    血汗替换的心思其实不难理解。每天单调辛苦的劳作，还吃不饱，一天到晚脑袋里的念头都围绕着吃打转。在这种情况下，痛痛快快大吃大喝的欲望、求生畏死欲望、逃避辛劳的欲望，等等，彼此冲突，上下翻滚，催生出各种冲动和幻想。消磨这些冲动和幻想需要长久的岁月。山村生活不过一年半载，我在自己的内心活动中，也发现了血汗替换的变形：我越来越频繁地幻想中苏战争爆发，成为战争英雄，成为游击战士，或在什么突发事件中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摆脱艰辛乏味的劳作。

    那么，在生存资源、辛劳程度和死亡风险三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模模糊糊地存在了30年。完成《血酬定律》[1]和《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2]之后，混沌状态逐渐澄清，我终于有能力把模糊的感觉变成简明的问题：生命与生存资源如何交换？作为生命付出的血与汗，彼此如何替换？

                         二、血汗替换率的计算公式

    为了获得等量的生存资源，卖力还是卖命？流一时血还是流多年汗？这个问题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也是人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重大选择。所有的财产犯罪，撇开道德考量之后，最终都要经过这道计算。

    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生存资源往往有卖力和卖命这两个选项，并以不同的比例混在一起供人们挑选。例如死亡风险较高的井下挖煤作业和风险较低的土木建筑工程，辛劳程度差不多，死亡风险和工资收入却有明显差别。仅仅这两个行业之间的选择，就涉及到上千万中国劳动者的人生计算。

    那么，他们是如何计算的？辛劳程度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替代关系？

    在现实世界中，上千万中国的农民工可以用两种方式挣到1.67万元人民币。

    1、卖力，做苦工1.83年。2003年，中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房屋和土建行业的人均年报酬为9125元，挣1.67万元需要1.83年，即一年零十个月。

    2、卖命，更准确地说，就是折寿1年。

    2002年至2003年，中国挖煤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比建筑工人高出3.89‰，年收入也高出2578元。这意味着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的补偿，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补偿，100%即全部预期寿命获得66.27万元的补偿。对于现年30岁，还有将近39.63年预期寿命的中国男人来说，每一年的预期寿命价值1.67万元。[3]

    由于卖命与卖力的这种替换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我们可以确立一个等式：16700元（年命价）=1.83 x 9125元（年工价），年命价与年工价之比为1.83。我把1.83这个数值称为血汗替换率。

    抽象地表达：血汗替换率=年命价/年工价。以H表示血汗替换率，以M表示生命年的价格，以G表示做苦工的年收入，字母表达式为：H=M/G。

    我们用这个公式计算一下美国工人的血汗替换率。

    美国人对生命年的估值，医疗保险专家戴维·德兰诺夫给出的最低价是10万美元。时间在2002年左右[4]。该年度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56606美元，套用血汗替换率=年命价/年工价（H=M/G）的公式，他们的血汗替换率为1.77。

    采用中国煤矿工人血汗替换率的计算口径，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1980年左右，维斯卡西[Viscusi]算出美国从事极端危险职业工人的命价不到100万美元[5]，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14194美元。假定从事“极端危险职业”的美国人平均年龄和中国煤矿工人同样为30岁，预期寿命同样还剩39.63年，命价为100万美元，那么，他们每个生命年的定价为25233美元，血汗替换率是1.78。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大约只有美国同行的1/50，二者血汗替换率的差距却不足3%。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公式有哪些人生和社会涵义？

                      三、贪生怕死与好逸恶劳的强度对比

    为了获得一定量的生存资源，付出辛劳或生命的代价，这其实是对人生的各种需求或内心欲望的计算与比较。血汗替换率所涉及的仅是其中两种，即所谓贪生怕死和好逸恶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两种欲望是对长寿和安逸的追求；从消极方面看，则是对死亡和辛劳的规避。

    这两种倾向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且有不同的强度，其强度也是可以量化比较的。

    血汗替换率1.83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一样时，人们对1年寿命的渴望，相当于对1.83年安逸的渴望。人们对折寿1年的畏惧，相当于对辛劳1.83年的畏惧。如果都以生命的最后一年为单位，那么，人们第一怕死，第二怕苦，怕死强度是怕苦强度的1.83倍。

    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民工来说，每个工作日往往超过11个小时，很少有节假日。假如辛劳强度体现为劳动时间的长度，那么，11个小时的1.83倍约为20个小时。如此苦熬，几无人生之乐，即便没有“过劳死”，“是活还是死”也会成为值得郑重考虑的问题。

    作为人类的天性，“好逸恶劳”的强度大概是递增的，每日劳动强度越高，厌恶程度也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感觉生不如死。但好逸恶劳又是有底线的。国外研究表明，每周通过锻炼消耗2000卡的热量，人类就可以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这意味着每周消耗2000卡的体力活动是“好逸恶劳”的底线。这个活动量大约相当于每周6小时散步或3小时慢跑。运动量一旦低于这个水平，人类天性就应该把体力活动当作收益和享受，而不是成本和辛苦。这是造化对我们这个物种的规定。

    我不清楚1.83这个数值是否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度。这需要大量的统计和比较。美国高危工种工人的血汗替换率大概是1.78，他们似乎不如中国工人怕死，但比中国工人怕苦。不过，这个两个数值的差别太小，计算未必精确，外部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很难从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无论如何，血汗替换率1.83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上千万中国煤矿和建筑工人对谋生策略的选择。这个数值代表了一种血汗均衡，卖命与卖力的均衡。一旦均衡被打破，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

    从理论上说，应该存在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边际血汗替换率。它是由在边际上的人的血汗替换率决定的。其他人的血汗替换率分布两边。它是一个均衡点，由“卖力”和“卖命”的行业对人力的需求决定。人为地改变这一比率，可能会导致某一行业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或短缺。[6]

    假设煤矿工人的死亡风险补偿从每个百分点6627元提高10倍，也就是说，过去下井挖一年煤，比在建筑行业打工多挣2578元，现在，死亡风险照旧比建筑工人高3.89‰，却可以多挣25780元。仅此一项，就是建筑工人年收入9125元的2.8倍。可以想象，在这笔重金的刺激之下，进入煤炭采掘行业的人数必将大幅度增加。

    反过来说，如果年工价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年命价不变，在建筑工地上辛苦一年才挣912元，只有井下挖煤的风险补偿2578元的35%，那么，卖力的人们将大批涌入卖命色彩较浓的群体之中。

    暴力抢劫之类的犯罪也是卖命。如果不考虑道德良心的因素，或者赋予道德良心一定的估值，便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随着卖力收入下降，或者卖命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暴力抢劫之类的犯罪将随之增加。相对原有秩序，血汗均衡向有利于流血拼命的方向倾斜了，整个社会的暴力浓度必将随之提高。

                         四、个人偏好和价值观的影响

    这里算出的血汗替换率的具体数值，仅仅反映出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的生活环境和选择偏好。

    人们的个性和偏好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血汗替换率也应该不同。很多军人都知道，一些士兵在战场上很勇敢，平时却怕苦怕累。读读著名将领的传记，看看刑事犯罪的案例，不难发现一种厌恶劳动却勇于冒险的人格类型。如果能找到统计数字，我估计这类人的怕死强度就不到怕苦强度的1.83倍，或许能低至1.5甚至1.3倍。他们对吃苦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差不多。

    有这种玩命性格的人，往往在乱世最先出头，大显身手，甚至成为贵族。同样，高风险行业本身也像一面筛子，进入采煤行业的工人，可能比进入建筑行业者更胆大，更不怕死。他们能接受的血汗替换率应该小于或等于1.83。建筑行业的工人之所以不冒险多挣那2578元，除了职业选择的成本和机会之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乐于接受的血汗替换率大于1.83。他们比较惜命，或者更不怕苦。

    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暴力集团，无论是土匪、海盗还是贵族，特别崇尚掠夺，颂扬流血，却蔑视生产劳动。这种价值观也能降低血汗替换率，有助于培养玩命性格。

                         五、生存资源与生命付出

    本文一直假定以血汗换取的生存资源的数量不变，并在此前提下讨论了血汗替换关系。现在引入一个新变量，即生存资源的丰裕程度，或曰收入水平。引入新的变量之后，就出现了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问题，血汗替换不过是生命付出的不同形式之间的替换。

    我在《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一文中讨论过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问题，并根据生命与生存资源的关系，按照丰裕-稀缺的排列顺序，划分出三种境界[7]。

    在生存资源非常丰裕的情况下，人类继续挣取生存资源的动机越来越弱，他们将从“身为物役”的状态中逐步解放出来，进入相对自由的境界。这时候，人们既不肯为钱拼命，也不肯为钱辛劳，生命与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最为缓和。他们可能为了某种精神追求吃苦冒险，也可能为了金钱所代表的荣誉而吃苦冒险，却不肯为了金钱所代表的生存资源而吃苦冒险。他们不缺这个。这是神仙般的境界，在此不展开讨论。

    在生存资源非常稀缺，温饱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生存资源继续减少，意味着生存本身受到威胁。为了不多的生存资源，人类可以吃大苦，冒大险，生命与生存资源的冲突最为激烈。这是紧急求生的境界。这时候，通过正常劳作往往难以获得生存资源，因此流血拼命的行为更为常见。流血拼命的计算是：拼死的风险与饿死的风险孰大孰小，如何争取生存机会最大化。我用血酬定律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生存资源不丰不歉的温饱-小康境界，人们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生命支付与生存资源收入呈正比关系。经济学中的劳动供应曲线描述了这种关系。不过，劳动供应曲线关注的是劳动付出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涉及生命的付出。恕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经济学或其他学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现实生活里，即使在温饱-小康境界中，在血酬定律讨论的紧急求生境界之上，卖命现象也是很常见的。

    为了方便讨论，先讲一个矿工老徐的故事。2006年6月3日《京华时报》上有一条消息：“暴利驱使村民冒险盗采北京门头沟煤矿”，消息写道：

　　昨天凌晨4时30分左右，记者在山脚下见到了坐在路边石头上抽烟的矿工徐广（化名）。老徐说，他在此已经干了10多年，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今年上大二，另两个孩子正在上高中。“地里刨出的那点钱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学，只好出来挖煤。”

　　老徐听说了有两个人刚刚因采矿而死亡的事情，他说：“挖煤就是用命在赌博，以前我总是冲在挖掘的最前头，现在我也不那么拼了，太危险。等孩子们上完学，我准备回老家种地去，收入虽低，但不担风险。”

    由此看来，老徐可以选择两种生活。一种是高付出-高收入，另一种的低付出-低收入。他愿意选择低付出-低收入，回家种地过安生日子。但三个孩子上学开销太大，只有高收入才能支撑，于是他被迫选择高付出-高收入的生活。高付出之中又有卖力和卖命的选择，卖力所得不敷使用，冒险赌命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种情况是选择主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不同需求造成的。一个独自支撑较大家庭的家长，在家庭义务解脱之前，个人的高付出是必须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假定某人没有孩子，却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他的嗜欲迫使他进入高收入-高付出状态。如果劳动收入不足以支持这种生活，或者当事人好逸恶劳，好勇斗狠，冒险犯罪就成为最有可能的选择。

    在温饱-小康境界中，到底是高付出-高收入好呢，还是低付出-低收入好？这本是无所谓好坏的个人偏好，但这种偏好容易受到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影响。

    世俗社会往往赞扬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其中的原因之一，大概是高均衡的选择者对其他社会成员比较有利，他们的亲友可以沾光。低均衡者的亲友却难以沾光。试想一下，陶渊明的亲友是愿意他当隐士呢，还是愿意他当县令呢？

    陶渊明所代表的低出低入的低均衡，在世俗价值体系中一直不是主流，但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古诗云：“将军铁马夜渡关，朝臣侍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这首诗可以体现此派的偏好。当然，这首诗的算法有问题。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对比低入低出的低均衡，应该是各有长短，这首诗却故意以长比短。一般说来，在既定的付出-回报格局中，要享受八分丰裕的物质生活，就要付出八分的辛劳。只付出三分辛劳，只好享受三分物质生活。在温饱-小康线境界里，这两种选择大体是等价的，即8/8=3/3。诗人用文武官员的辛苦对比僧人的悠闲，却不提官员的富贵和僧人的清苦，明显有个人偏向。

    总之，生命付出的总量与生存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关。生命付出中的血汗比例，则取决于对生存资源需求的数量和迫切性，以及可供选择的获取手段。对生存资源的需求，除了受生理因素影响之外，也受到生命不同阶段的任务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六、全生模型

    以上计算，将人生简化为付出和收入的关系，又将付出分作卖命和卖力两类，并算出了特定条件下的两者关系。实际上，人生要广阔复杂得多，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可量化的分析模型。

    《吕氏春秋·贵生》篇引用子华子的话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这是一种包含了正负数的人生计量框架。

    “贵生”篇解释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作者认为人生由六种欲望组成，根据这些欲望的满足程度，人生可以算作“全生”和不同程度的“亏生”。“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作者把死亡看作回归出生前的无知状态，这相当于数轴上的零点。“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故曰迫生不若死。”作者把六欲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戕害的状态定义为“迫生”，例如服劳役和受侮辱，认为迫生还不如死掉。这相当于数轴上的负数。负数的存在，可以解释自杀现象和人们在酷刑下的选择，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血酬定律。

    那么，人类的六欲究竟包括什么呢？“贵生”篇没有一一列举，但在解释“迫生”时提到了“服是也，辱是也”。服是从事劳作的意思，有受强制和被驱使的涵义，于是成为肉体和精神双重劳苦的付出。辱则是纯精神的东西，即自尊和荣誉遭到践踏。

    给《吕氏春秋》作注的东汉高诱，把六欲解释为“生、死、耳、目、口、鼻”，竟然不提“贵生”篇作者提到的“服”和“辱”，还把生与死并列为人类的欲望，在训诂和逻辑方面未免欠妥当。

    孔子关于人类欲望的著名说法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8]”再综合《吕氏春秋》“贵生”篇和“适音”篇提到的欲望种类，六欲可以包括：一、饮食之欲，对食物的需求，维持生存之必须，要求更高一些则是“口之欲滋味”。二、男女之欲，即性欲，繁衍后代的要求。三、长寿欲。“适音”篇所谓“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四、安逸欲。“适音”篇所谓“欲逸而恶劳”。五、眼、耳、鼻等感官愉悦的欲望。六、尊荣欲，“适音”篇所谓“欲荣而恶辱”，进一步还可以扩展为精神领域的追求。马斯洛所谓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属此类。按照马斯洛的说法，这类需求的重要性将随着生理和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逐步提高。

    佛家有著名的“六根”说，即“眼、耳、鼻、舌、身、意”，“身”应该可以再分为性欲、安逸欲、长寿欲和对适宜温度的欲求。佛家的分类与上述中国各家颇为一致。

    六欲的分类太粗，分上十类八类应该更确切。不过，如何分类，分作几类，大可不必拘泥。各种欲望，都指向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也分别满足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同需要。只要给出一个无逻辑矛盾的分类体系，全生-亏生模型就不难建立。在此模型之中，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全生值的最大化。这是贯穿自由境界、温饱小康境界和求生境界，贯穿包含正负数的整个数轴的追求。

    本文对血汗替换的计算，涉及到长寿欲和安逸欲之间的关系，即所谓“欲寿而恶夭”和“欲逸而恶劳”的强度比较。卖命和卖力所换取的生存资源，又可以分解为食和色，即对食物的欲求，以及与异性建立家庭并抚养后代的欲求，或许还可以加上眼耳鼻等感官获得愉悦的欲求。生存资源正是满足这些欲求的东西。于是，血汗替换和命-财关系都可以视为六欲之间的关系，可以一并纳入全生-亏生的计量模型。除了“尊荣”一项仅在英雄梦和价值观等文字中掠过身影，六欲中的五项已在模型中现身，并且呈现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这是典型的亏生之境。享受名利就要吃苦冒险，享受闲暇又难免单身茹素。六欲只能“分得其宜”，不能“皆得其宜”。这种境况，正是温饱小康境界的特征。

    在生存资源非常丰裕的条件下，在人们从“身为物役”中得到解放的自由境界中，全生是可以实现的。人们以合乎造化设定的强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衣食无忧，各种需要都得到不过分也不亏欠的满足，这样的生活并不罕见。那些有足够积蓄的人，那些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并得到丰厚报酬的人，只要不陷入纵欲之类的偏执，都有享受“全生”的条件。

    在全生模型之中，不同种类的亏生年，例如饥寒的一年，劳苦的一年，目盲的一年，高位截瘫的一年，都可以换算为不同成色的全生年。西方医疗保险领域的专家已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测算。不过，“全生年”的概念，在那里是医疗健康领域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完全健康的一年为1分，疲劳失眠的一年为0.82分，目盲的一年为0.5分。[9]“全生年”则从生理健康领域扩展至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其描述和解释范围也因此大幅扩张。“质量调整生命年”可以视为全生年中的健康部分。

    血汗替换率1.83,即1年折寿等于1.83年劳苦，可以按比例缩小，改写为0.55年折寿等于1年劳苦。这个等式的意思是：中国煤矿工人给他们劳苦的1年打了折扣，认为他们的劳苦年是亏生年，亏掉了55%。如此劳苦的一年仍然值得活，但所值只有无劳苦年的45%，即0.45年，不到五个半月。无劳苦年，尽管不等于全生年，不等于“六欲皆得其宜”，但有吃有穿有闲，不考虑需求层次提升造成的新变化，也很接近全生年的意思了。

    据此标准衡量本文开头提到的石匠，所谓“天天吃肉，痛快几个月，哪怕大煤块子砸死我，”确实显得很过分。假如预期寿命还有30年，即使光吃不干活，也应该“痛快十来年”，而不是“几个月”。从全生总值的角度看，痛快地活十三四年，与辛劳困苦地活30年，在算术的意义上是等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体现了不同的性格偏好。石匠的偏好如此极端，大概只是随口说说，并未当真。当时刚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口腹之欲恐怕大受亏待，于是大肆喧闹，容易让人给出超过本分的估价。

    倘若把六欲比作人性国度中的几个省份，这个国度及其下属各省市县都有自己的领域疆界，有自己大体确定的“分”。不同的欲望既有常度，又随着亏欠或满足程度的变化而收缩或扩张。先贤用“性分” [10]一词描述人性国度中的这些领域，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分析测量不同欲望范畴之间的平面和立体关系，进而分析人性的整体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血汗替换率的计算，作为这种全面测量和计算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初步的尝试。

                                               2006年11月11日

                                                 吴思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1958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毛泽东开始纠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赵紫阳就在四川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顺便交代几句：我没有计算工分差别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在我们村并不存在。名义上说是按劳分配，实际是按年龄和性别分配。男壮劳力一概评10分，女壮劳力一概评8分，老人孩子根据年龄体力评4至8分，地主富农比正常标准低一档。真实规则偏离名义规则，是因为这样做阻力小，就好像现在评职称，论资排辈，评委会只卡硬条件，否则就难免纷争大起，既得罪人又摆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浅，试图打破这套不分好歹的规矩，把一位敬业的老饲养员从八分半提高到十分，结果孤军奋战，在队委会上几次争吵，只给老饲养员争到9分。老饲养员感到社会压力，私下找我，求我别替他争了。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 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 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去公社交高考报名表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的惊人相似。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就是夺取皇家贵族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社会主义，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均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他们控制和驱使。这种官家说了算的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官家主义因主张和信条不同，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官家主义的角度看，左派右派的分类，被超越历史阶段地过分强调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才符合我们的时代特征——官民之分更能揭示当代的主要矛盾。所谓官，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所谓民，就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组成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才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划分，才从二级政治分类上升为一级分类。如此看来，在官家极权的时代，我恰好在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问题在于，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就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官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全盛的顶点，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民间和官家势力的新均衡即将重建。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在官家集团真正成为公仆之后，我希望出现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全民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代替官家主义的真是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兼论人本位的计算逻辑

                                  一、引子

    2006年5月2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5名矿工遇难。6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因死亡赔偿标准引起的冲突。

    报道说：“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做了相应处理。然而，给死难者的赔偿却引起了争议：所有遇难矿工家属拿到了一人5000元再加500斤粮食！而根据贵州省政府2005年第309号文件和毕节地区［2005］70号文件规定，煤矿井下矿难死亡事故一次性经济赔偿每人应该不低于20万元。”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黄家培的解释是：“发生这起特大事故的是非法采煤窝点，对于这种原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采煤窝点，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他表示，考虑到受难家属的实际困难，会严究矿主的刑事责任连带民事责任，政府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对矿难家属进行补偿。然而，（矿主）蔡国燕的可查账户上的存款却是零。”

    黄专员并未置疑20万元的赔偿标准，但提出了这20万元由谁赔、赔不起又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个真切的问题。奈何一位当地领导在记者追问下多了一句嘴，他说：毕节经济比较落后，威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20万元，不但当地财政难以运转，而且，如果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担心矿工为了这20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的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进一步逼问。‘我在这里拍40万，有谁愿意死！’张成富拍案而起。”

    这个场景在各种媒体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各种评论。评论难免涉及到矿工的命价。在这段报道里，我们已经看到三个价：5000元+500斤粮食、20万元、还有张部长赌气拍出的40万。

    2004年之前，全国各地流行的赔偿额在2—5万元左右。中央政府认为这个数额低了，2004年年初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要求加大赔偿力度。当年年底，山西省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许多省份随后跟进。2005年4月25日，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李毅中局长，20万元会不会成为以后统一的赔偿标准？李毅中表示，许多省份已经制订了赔偿标准，按照当地的平均工资，定为11年至15年，大体不低于20万元，他赞成这种做法。[注1]

    我们不妨把上述几种价格看作死者亲属与老板或政府互动的结果。老板希望赔得越少越好，死者亲属希望越多越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最在乎自己生命的死者已经不能发言，更无所谓选择自由，死者亲属的谈判地位很弱，于是政府出面帮了弱者一把。撇开各种老板价和官价不谈，真正的交易者，那些采煤工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如何估价？假如他们活着，拥有进退选择的权利，20万或40万足以让他们送死吗？

                            二、命价及其计算方式

    同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估价。例如一个亿万富翁，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其生命至少值他那亿万家产。在他的妻子儿女看来，不值亿万也应该值千万。而在绑匪看来，其价值不过就是实施绑票的那些成本。

    不同人的生命，在历史上呈现出巨大的价格差异，从上百万两白银，到仅值几钱银子的一百个鸡蛋，都是确实出现过的价格。

    那么，命价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命价是由当事人及相关者对生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的。人们的支付能力差距极大，命价的差距便同样大。命价这个概念，描述了人的生命与稀缺的生存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以生存资源（用货币代表）为计算本位，记载了对生命的评价和实际发生的支付。[2]

    问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测量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3]中写道：

    “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

    这就是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界采用的主要方法。套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比较煤矿工人和建筑工人的职业死亡率，再追究较高死亡率所获得的补偿，由此估算出中国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

    将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对比，是因为这两个行业的可比性强，劳动强度和技能要求差不多，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大，入行的门槛低。煤矿井下工人和第一线建筑工人主要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他们的选择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

                      三、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的职业死亡率

    从采煤工人的角度看待职业生涯中的死亡风险，最贴切的数据应该是每年的千人死亡率。2003年，国家安监局的有关部门提出改革统计指标体系的设想，在煤矿伤亡事故统计中增加千人死亡率的项目，但我目前还找不到2003年前后的正式数据[4]。

     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并不难找。2002年，全国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为6976人，2003年为6683人[5]，本世纪以来呈逐年下降之势。

    问题在于，全国煤矿井下矿工到底有多少？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16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的记者询问了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业内的一些专家，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

    记者张旭东、李柯勇写道：“国家安全监管局只能提供2002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井下的矿工数字：80万！他们一再强调，这个数字不包括乡镇的小煤矿，因为那无法统计。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处的一位同志说，我国现有小煤矿2万多个，加上国有重点矿，称我国井下矿工超过100万人，这肯定没错。”

    “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太虚了，实在无法用。我们不妨根据已知的原煤产量推算一下。

    按照常规，中国的煤矿分为国有重点煤矿、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2002年，全国原煤产量为139335万吨[6]，其中，国有重点煤矿生产了71162万吨，国有地方煤矿26345万吨，乡镇煤矿41827万吨。按照上述说法，2002年，国有重点煤矿有井下矿工80万，人均产煤应为890吨。国有地方煤矿，尤其是乡镇煤矿，技术装备不如重点煤矿，但劳动时间更长，几乎没有节假日，以人均日采煤2.5吨、每年344个工作日、年产原煤860吨计算，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要完成68172万吨的原煤产量，至少需要井下矿工79.27万人。再加上国营重点煤炭企业的80万井下矿工，全国井下采煤工人的总数约为159.27万。用此数作分母，2002年井下矿工死亡6976人作分子，死亡率为4.38‰。

    2003年，全国煤炭产量为160810万吨，其中，国家重点煤矿80816万吨，国有地方煤矿28281万吨，乡镇煤矿51713万吨。假设劳动生产率不变，国有重点煤矿的井下矿工约有90.8万人。国营地方和乡镇煤矿共计生产79994万吨，至少需要井下矿工93万人。全国煤矿井下采煤工合计183.8万人。2003年有6683位煤矿工人死于井下事故，千人死亡率为3.636。

    2003年，煤矿工人对死亡风险的评估，受2002和2003这两年死亡率的影响较大。我们将2002和2003年的数字做平均处理：两年井下矿工的总数，每年平均是1715349人；死亡人数，平均每年6829.5人。年均死亡率3.98‰，即平均每年的千人死亡率为3.98。

    以上推算至少存在四点缺陷。

    第一，关于日平均采煤数的假设，尽管我有一些来自小煤矿的个案根据，但各地各类煤矿的资源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同，差别很大，这个假定未必准确。

    第二，关于每年344个工作日的假定，同样未必准确。各地各类煤矿在不同年度的销售情况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劳动时间也不一样。

    第三，各地各类煤矿的死亡人数差别很大，例如，2003年全国原煤生产百万吨的平均死亡人数为4.17，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为1.08，国有地方煤矿为3.13，乡镇煤矿为9.62，国有重点和乡镇煤矿几乎相差九倍，而这两类煤矿井下工人每年的人均产煤量，往多了说，差距也不到50%。用上述平均死亡率估算大量涌入乡镇煤矿的农民工的死亡风险，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差距。

    第四，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原煤产量，都未必真实，假报漏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如何，有了3.98‰的数字，毕竟聊胜于无。

    再说建筑行业的千人死亡率。

    为了和煤炭行业的数据保持一致，我们应该采用2003年建筑行业的数据。2003年和2004年建筑行业的工伤死亡人数相差不大，但2004年的就业人数经过经济普查的调整，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们根据2004年的数据计算建筑行业的千人死亡率。

    2005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第二号公报显示，2004年末，全国建筑业就业人口为3253万。另据2005年8月25日李铁映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4年，全国建筑业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2789人[7]。根据以上两个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0857‰，即千人死亡率0.0857。

    这个数字低得有点可疑，但我找不到更准确的数据[8]。

    总之，煤矿井下工人的职业死亡率，比建筑行业的职业死亡率高3.89‰。那么，煤矿工人的工资又比建筑工人高多少呢？

                       四、煤矿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资差距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看，2003年，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就业人数为331.5万，全年平均劳动报酬为11894元。全国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为728.93万，平均劳动报酬为10901元，煤炭行业的年收入比建筑行业的年收入高993元[9]。

    这个数字并不好用。我们的目的是：在不同行业的风险及工资差距中，发现矿工对死亡风险的货币补偿要求，而全国性数据却包含了地区、身份或社会关系等与死亡风险无关的因素造成的工资差距。例如，同样在房屋土建行业，上海的年平均工资为22843元，而附近的安徽只有8286元。同样是挖煤，北京的年平均工资为20109元，附近的内蒙古只有9737元。如果不考虑各种身份、地区和所有制的壁垒，如此大的差距很难用市场解释。如果这些壁垒过高，数字之差所反映的主要就是这些因素，而不是死亡风险。

    为了排除非市场因素的干扰，我选择了20个样本地区，首先扣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扣除超大城市和最高分，意在排除地域和身份壁垒的影响。其次，扣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排除距离和高原气候对工资的影响。再次，扣除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劳动力大量引进省份，以减少农民工远离家乡过单身生活所要求的路费和生活补偿的影响。我选择的20个样本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样本省份的煤炭工人占全国总数的93.8%，建筑工人占全国总数的68%。

    2003年，这20个样本省份的人均年报酬如下[10]：

    1、房屋和土建行业人均年报酬：9125元。总人数：4959198。

    2、煤炭采掘和洗选业人均年报酬：11703元。总人数：3109285。

    总之，2003年，中国20个省的煤矿工人比这些省的建筑工人全年多挣2578元。

    这个数据的缺陷是：煤炭行业中没有剔除在地面工作的洗选业，那里的死亡风险远低于井下作业。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煤矿工人与建筑工人的收入差距可能还会加大。

                      五、中国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

    假如劳动的时间、强度和技能等条件相似，假如劳动力市场的进出和定价不受身份及地域等因素的干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煤矿工人用3.89‰的死亡率，换来了2578元的补偿。

    据此推算，在中国煤矿工人的日常交换中，1‰的死亡率，价值662.7元；1%的死亡率，价值6627元；10%的死亡率，价值66270元；100%的死亡率，价值662700元人民币。换句话说，66.27万，这就是2003年中国20个省的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11]。

    倘若把命价拆开计算，每一年价值多少？

    据《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数据，2000年，中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3岁。我不清楚当代煤矿井下工人的平均年龄，据施裕寿、刘心铨在1931年对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工人情况的调查，1023位井下工人（外工）的平均年龄为30岁[12]。倘若以这个数字代替当代煤矿工人的平均年龄，那么，死于矿难的当代矿工的平均年龄为30岁，平均折寿39.63年。以当事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66.27万元除以39.63年，每个生命年价值16722元。

    从概率计算的角度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煤矿工人一般在井下工作25年，每年比建筑工人多损失3.89‰的寿命。39.63年预期寿命的3.89‰为56.27天。即每年平均折寿56.27天。25年折寿1407天，约等于3.85年。在25年的井下采煤生涯中，工人为此得到64450元的补偿。每折寿一年，换取1.67万元。

    顺便说一句：这些数据仅仅反映了工人对可感知的风险的评估。有些风险他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其损失自然难以得到补偿。例如，贵州省习水县马临乡柑甜村有四家私营煤矿，年产煤将近一百万吨，拥有近千名煤矿工人。在当地矿工的印象里，平均每年约有三四个人死于井下事故。无论是按人头算，还是从百万吨死亡率的角度算，这个风险与全国情况大体一致，也在当事人的利害权衡之内。近几年，一个非政府组织——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为当地煤矿工人免费体检，查出尘肺疑似患者51人，确诊16人，占948个参加体检矿工的16.9‰[13]。尘肺病的死亡率很高，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的人数，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三倍多[14]。这是当地矿工认知范围之外的风险。倘若有关知识普及了，工人要求补偿了，他们的命价必将进一步提高。

    总之，2003年，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估价为66.27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老板的开价不过5万。一年之后，各地政府规定了20万元的官价，数字大体居中——按比例算，偏向工人；按绝对值算，偏向老板。

    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一般说来，20万元不足以让煤矿工人主动送死，但很多人可能愿意为这笔钱折去12年的寿命。毕节地区的领导未免担心过度，张部长拍出的40万元，一般来说也不足以致命。

                            六、美国人的命价

    美国人给自己的生命定什么价？我在三处见过差别很大的数字。

    第一处。

    前边引用过曼昆对命价计算方式的讨论，他随后写道：“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15]

    曼昆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过程，也没有明确说这个人是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和哪个阶级的人。他的书出版于1998年，我们不妨认为这个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很可能还属于高收入阶层。

    第二处。

    托马斯·C·谢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生命的价值”词条[16]中写道：

    “一位学者分析了在不同职业或产业中工资差异和与风险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其中，风险差异是根据意外死亡和与工作相关的致命疾病来衡量的（维斯卡西[Viscusi]，1983年）。经济计量学分析对隐含的自身寿命FLEs（Full life equivalents）——工人为了在更安全职业中工作而放弃的收入——做了具体估算。按照1980年的价格，隐含的FLEs（命价[17]）大致在100-500万美元之间，其中在极端危险职业中工作的工人明显的隐含FLEs在100万美元以下。不同的估计结果部分地导源于学者们所使用的不同数据和方法，但也可能反映了个人在货币-死亡风险方面的偏好，以及对职业风险程度划分不同所引起的后果。”

    第三处。

    美国医疗保险经济学家戴维·德兰诺夫在《你的生命价值多少》[18]中有一段研究综述：

    “（经济学家）收集了千百万个工人的工资与工作风险情况，用来研究工人在二者之间的权衡情况。当然，除工作风险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工资，因此进行相关研究的人员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这些影响因素。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于1976年公布了第一项此类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约为100万美元（以2002年美元计）。自1975年以来已有许多类似的研究，W·基普·维斯库西（W. Kip Viscusi）用十分详尽的数据分析了工资情况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