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方政府，许多人认为政策执行能力一般。但是，在发展经济、增加政府

收入上他们却很有办法。比如黑龙江省东宁县，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算是不错，也

要求更上一层楼。当地县政府要求三年内拆除所有的平房，而且县长还告诫其服务

的人民：“不要以卵击石。”（《东方早报》12月17日）

县政府在拆迁中超凡的执行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是组织保障上。县政府

有四大强势部门全力支持强拆。这种架势比落实农民优惠政策来得气势磅礴、志在

必得。二是舆论共识上，党委和政府动员所有的领导成员进行表态，形成强力拆迁

的共识。三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支持。东宁县由当地纪委出面发文，要求公职人员

服从拆迁大局，如果有违反者要实行株连制度。由强势部门出面制定文件，鲜有官

员敢去违反。道理很简单，只有廉洁的干部才有胆子对上述文件置之不理，否则后

续的纪律调查和处理会对官员的职业生涯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县长可

以很自信地说，你们的对抗是“以卵击石”。

无独有偶，南京一栋2000年落成的住宅楼，现在却因地块要建成“欧洲风情街”

而面临拆除。住户大多数是当地的法官或退休法官。法官们走了各种法律程序但是

收效甚微。（《东方早报》12月17日）一栋楼龄不到10年的住宅被列入拆迁，事件

的背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的规划审批非常不规范。不然不可能几年就调整

一次规划，也就不至于要求那栋建筑进行拆迁。二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一部

分是以浪费社会资源为代价的。得益者除了地产商外，就是当地政府。之所以法官

也受委屈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要求与政府的宏大目标有很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

下，个人利益的放弃就是一个常态。

对于拆迁，目前有关的争议焦点还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决定的程序、补

偿标准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完全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律细节的

制定始终应建立在各方主体的地位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在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虽然

有行政诉讼等力量的制约，总体来说，政府的力量是无穷的。公共利益界定即使是

一项项地列举出来，最终司法机关不给立案怎么办？征收决定的程序可以做得很细

致，政府如果打擦边球怎么办？补偿的标准更是难以处理，负责评估的中介机构的

年审本来就是要通过政府来审批，怎么能期待他们有能力去制约政府？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的观点一针见血：房地产业的过度兴旺与地方

政府的利益有关。而黑龙江省东宁县政府之所以推出一个庞大的拆迁计划，就在于

拆迁之后可以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资金支持着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公务员报酬等等。因此，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土地出让金制度上，

中央和地方各有所得，短期之内似乎难见实质改变。拆迁的乱象也不容易解决。

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就是要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同意贺铿

观点。他认为应该将土地出让金也收归中央，然后中央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系统来平

衡各方需要。但是，正像李金华曾提到的，“中央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

很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

”最需要用钱的环节反而没有资金投入。中央管理太多资金在许多国家证明都有很

大的不足之处。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有权力，还要有责任。
 
 
 

    近日，房地产市场成为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两件事引发。

    一是一香港豪宅单位居然卖出全球最高的纪录：大约一平方米超过70万港币。不过，实际不是一个孤立个案，而是之前有多个楼盘卖价相当离谱。人们的说法是内地富豪的资金涌入所致。之后更有人说，香港正在伦敦化！道理就是前苏联解体前后，有大量的俄国富豪进入伦敦市场。因此，不仅把当地的楼价抬高，而且还改变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这种说法强调外部力量的影响。其实，香港房地产热更重要的动因来自内部。一直以来，香港就是盛产房地产商富豪的地方。从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来看，前十名富豪之中，有七位是地产商。

    第二个事件是，港岛西半山一个46层的住宅编号是88层，业主们买后大呼上当。公司的负责人出面解释说，香港人比较喜欢吉祥数字，因此40层、50层的几十个号码一概省略。于是有香港人说，如果上述房产商的理由能够成立，台北101大楼就可以改成202大楼。

    楼价被推高，房地产商不够诚实——笔者估计这在其它地区或国家都可能存在。但是，一个积极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怎么应对呢？房价高、民众抱怨大，政府得有所作为；但政府的作为，又容易陷入干预之实。回归后的香港政府曾公布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房屋计划，可最后却被认为是给民众帮了倒忙。因为，这个公共房屋计划对低收入阶层是个好消息，但对已置业的民众来说，直线下降的房价让他们很快就进入负资产状态。因此，香港政府的“干预”办法就是软招。

    第一个软招就是向市场释放信息。如果房价继续再往上涨，政府会出手干预。虽然政府没有明说，此举却直接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压力。在天价房事件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约见香港主要的房地产商，向他们表达政府对楼市的关注。曾的大意是，香港政府极不愿意去干预房地产市场，但是如果房地产价格变得很不健康、而且不公平，甚至影响到市民的生计时，政府到时会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会见之后，香港的楼市果然冷淡许多，业内人士预测，香港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半年内恐怕都很难再度活跃。

    第二招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要求收紧豪宅的按揭。表面上看，这个措施是针对特定住宅市场，其实不然。银行放贷都要看整体的消息面，这其中也包括了政府的态度。对豪宅市场的监管很容易传导到普通市场。金管局要求对房价超过2000万元的按揭，由70％降至60％。虽然从金钱上来说，富豪们少出200多万元影响并不大，但其收效相当显著。当地的地产专业人士认为，很多靠银行贷款进行短期炒作的买家，恐怕损失很大。

    如果仅仅是政府出面施加压力，而媒体却受制于房地产商，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幸运的是，香港传媒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上面所说的46层住宅变成88层的故事，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会强化市民对房地产商的负面印象，督促其自律。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认为香港的经济整体被房地产商所绑架，而内地也逐步有这个趁势。目前来看，政府收入过多依赖房地产市场，就会推高房价，最终影响民众的生计。

中国青年报

广州市财政局日前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在网上公布。114个部门预算可以免费下载。此举在财政透明化方面是有积极贡献的，但其正面效应不宜高估。

事件缘自于深圳市民依申请公开。这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分别向多个地方财政部门提出预算公开的申请。获得回复的只有上海市财政局、深圳福田区财政局、广州财政局，而前两者的回答分别“不予公开”和“恕不能公开”。而广州财政局的说法就是原来也有公开的设想，现在顺水推舟而已。广州市财政局局长的观点：“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广州财政局这种作法当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财政局局长表达了了自己是为民众服务，基于此，公开是理所当然。这其实是正本清源。财政信息公开化是执政透明的一部分。早于广州市，湖北省多年前已将财政与编制信息公布在网上。在这个网上，不仅可以查到各个部门的编制和实编情况，还可以查到各部门人工成本及其他方面的信息。湖北甚至将上级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情况也公之于众。

广州财政局网上晒帐单也有可改进之处。这主要是预算资金规模仍然较大，比如中山大学林江教授所提到的，许多部门的预算外资金都很多。教育局的预算外资金居然占到总资金的43%。预算外资金本来就有很多灰色成份，因此，晒预算内支出而不晒预算外支出只是前进了一小步。

不过，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公布各种财政支出的具体走向，比如会议费用去多少，工资用去多少等。对于公费出国、公款招待、公车消费“三公”预算问题，有关人士的解释是这是财务制度问题。事实上，这个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国政府自2007年来实施新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表。按这个科目表，我国的政府支出分为两类，一是功能分类；另一是经济分类。功能分类主要是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也就是教育所有的支出都可以在功能分类中教育项目下找到。而2007年前的旧科目是将教育项目的投资（如建学校）放到其他科目，而所谓的旧教育科目内大多为人工成本。而现在的做法是有关教育支出的全部并在一起。这相当于把政府功能分开，各个功能逐一计算支出。但是，如果人们需要了解所有功能部门中培训费的支出和出国费用的支出，这时候就需要另一张表。经济分类就是这样一张表，可以解决以上问题。经济分类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也就是公开资金放到哪种用途上了，比如发工资还是买设备。经济支出的大类分为十二类。主要有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等。

而民众所关心的三公支出其实主要体现在经济分类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这一类别包含了许多细项。也就是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招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等。

出国、招待等就可以从出国费、招待费、差旅费等看出。其实，只要政府把经济分类支出的明细公布出来，“三公”支出就可以浮出水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三公”支出也有可能是从预算外资金中提取。因此问题会显得更加复杂。从我国中央政府层面推行的正式制度来看，三公费用的公开是没有太大问题。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六个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对所有行业的中央企业发出高级管理人员“限薪令”。根据这个文件规定，国企高管的工资收入分为三部分：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中长期激励收益。国企高管的绩效报酬将与企业实际的投入与产出挂钩。此外，对于争议较大的中长期激励，文件仅仅提到了“可审慎探索”。

     中国国有企业的薪水问题在历史上是一波三折。在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报酬常常处于两难境地。政府如果设定一条过死的杠杠，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机制就无法形成。因此，国企的经营业绩一直不好。如果员工报酬没有封顶，国有企业又可能高报成本、低报利润，把员工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放在第一位。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报酬也一直不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国企的职工的报酬普遍高于国家行政干部。比如局级的收入，行政干部是年收入3284元，而国企同级别的管理人员收入是3802元。副处长行政干部是2478元，而国企同级别管理人员是3460元。科员的差距更是大，国企的收入是2902元，而行政干部只有1923元。因此，两者的年收入相差接近一千元。

      有意思的是，国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在21世纪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国企滥发福利的现象也逐步抬头。2002年的中央规定是国企高管收入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12倍。但是，这个条款在现实中已经落空。国企管理层年薪过百万，甚至过千万的，大有人在。其实，这个现象在全世界上都是不正常的。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在美国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段内，企业高管的报酬只是普通员工报酬的20到30倍。而在今天，这个标准仍然适用。而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管报酬更低一些，英国是22倍，加拿大20倍，日本11倍。

     国企之所以在发福利方面一点也不含糊。大的原因就在于支出没有约束。国企与其他企业不同，在经营业绩较好时有大量的国有银行可以提供资金来扩张市场；而在经营业绩不好的时候又有政府的背书。因此，国企，特别是大国企、重要国企，是不需要担心自己被掏空的。即使发生了被掏空的事情，国企的负责人还有可能获得政府其他的委任。此外，更微观一点来说，三十年来，国家把企业的决策权不断下放给管理层，但是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却没有发育。因此，央企当前的环境是，做好了受表扬，做坏了也有人买单。笔者的预计是，即使再多央企限薪令，也抵挡不了“做好”的央企改善福利的冲动。

     在有关的学术研究中，私有部门的报酬是与企业利润增加值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国企和集体企业却没有。也就是国企的报酬并不随着利润下降而下调。因此，绩效下滑年薪是否下降只能看管理者自身的品质和抱负了。

     纵观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国企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推出的措施已以万计，但是国企本质上仍为自我服务，而不是为全社会服务。就如美国而言，为了金融危机而加大国有化力度，但是现在已在讨论退出议题。如果中国只是停留在发布限薪令上，改革的力度实在令人生疑。

　　根据国务院决定，明年起事业单位全部实施绩效工资。分三步走：从2009年1月1日起，义务教育学校将实施绩效工资；2009年10月1日起，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

、精神卫生等公共卫生机构将实行绩效工资制；2010年1月1日起，其他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开始实施。

　　如文件所示，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的首要目标清理津补贴。公务员津补贴的清理工作始自2005年。之后，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正式明确了津补贴的工作要求。其目的是消除

我国地区间、部门间的工资差。

　　比如原来在同样一个省份，偏远地区的市长赚得还不如沿海地区的科长。这种工资差的负面作用众所周知，因此，中央财力增强后决策者自然就会考虑公共部门员工（公务员

加事业单位职员）执行较为统一的工资制度。

　　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第二个目标是提高内部分配的效率，也就是用绩效工资来促进雇员更加努力。

　　但是，对于绩效工资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就广东而言，从去年9月开始就布置了教师的绩效工资，但是，据媒体报道，目前还只是取得阶段性成绩。据称有部分地市重视不

够，措施不力等。因此，广东省财政厅将在近期下发奖补资金6.7亿元；另外还将安排每年5000万元共1亿元的资金，对一些地区进行额外奖励。

　　不过，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地方不执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方利益所致。事实上，可能是绩效工作产生的问题所致。

　　从目前的一些调研报告来看，绩效工资有三大问题：一是教师绩效评估的行政化。也就是行政人员来评估专业人员，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冲突，比如，亲近远疏可能影响评

估结果，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在评估方面认识不一致的冲突等。

　　二是评估的标准可能有争议。升学率这个指标在现行教学体制下无疑非常重要。但是要教师来承担学生升学率不高的后果，压力最终只会传递给学生，与当前提倡素质教育有

悖。另外，教师的绩效评估倾向于考核在校的工作量。其实好教师的大量时间花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上。因此，在绩效的指引下，可能就会有教师因此更加重视考核分数较高的部分

，而忽视了与考核无关但对学生的成长极为重要的其他活动。

　　三是绩效工资能否实现还有赖于当地的财政能力。现在事业单位大部分工资是由县级政府支付。县级政府的支付能力千差万别。可能有些县级政府愿意提高投入，拉大差距；

但是有些政府可能支付极低的绩效工资。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一旦存在，特别在相邻的地区，工资差的负面效果又会出来。因此，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全部埋单，绩效工资最终的成效

还是成疑。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对于公共部门能否采用绩效工资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大部分美国私营企业都有绩效工资，但是美国的政府和公共行政学者是持怀疑态度。

　　一些学者说，在政府引进绩效工资前，要看人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就是私营企业中运用得很好的绩效评估并不一定能适用于公共部门。

　　私营企业最重要是看利润，因此重效率。而公共部门的首要目标是看能否给公民提供均等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雇员最重要的品质是耐心、公平地履行法律赋予的

义务，无偏袒地提供服务。

　　因此，发达国家重要的经验就是，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大体是基于服务年限，而不是绩效考核。

新快报

    2009年7月29日，广州日报报道称，广州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日前通过评审。方案建议在一些繁忙路段征收道路拥挤费。广州可能通过红外线感应等技术，对进入收费区域的车辆自动计费。方案还认为，这主要是学习新加坡的做法。

    对于广州的上述建议，笔者认为有值得赞赏之处。但是，拥挤收费并不完全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手段。它的实施不仅需要建立在各种配套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还要有民意基础及收费后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的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新加坡最早对道路进行拥挤收费。但是理论的形成大多是英国。在上世纪中叶，就有多位经济学家提倡用收费来控制交通拥挤。一位名为Ruben Smeed 的教授，更是以此出名。在1962年，这位教授被要求去组织人马调研拥挤收费的利弊及其可行性。两年后，Smeed 报告正式出台。有意思的是，政府最终并没有采纳它的建议。不过，因为新加坡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道路拥挤收费被新加坡政府强力推行。

    1975年，新加坡开始试行一种比较粗放的拥挤收费。也就在一定的区域内实行区域通行证制度。进入这个区域需要购买通行证的日票或月票，每天的花费是3新加坡元。最早是在上午的高峰时段开始收费，也就是7时半至9时半实施。到了1989年，政府开始增加晚上高峰时段的收费制度。这个区域通行证制度实施的效果相当不错，一开始实施，高峰时间的交通量就下降了近五成。选择公共交通的人数也从三成增加至七成左右。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1998年，新加坡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电子收费系统。汽车进入指定区域，车载设备会与政府设置的检查设备进行信号交换确定收费金额。费用会实时显示在车载设备的屏幕上。收费是按次进行的，更加体现了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因此1998年系统更受称赞。从经济学上来说，电子收费也更有效率。当然，如果汽车没有装载相关接收设备就进入指定区域，有可能被罚40美元左右，第一天就有237人被罚。不过，好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在一条原来堵塞得很严重的道路上，汽车通过量从第一天就从平均1万6千多降至1万3千多。总的来说，实施电子收费之后，高峰时间进入指定区域的车辆又进一步减少了15%左右。

     从政府来说，财政收益也是巨大。从1998年的九月至十二月，平均每月的收费就高达338万美元。这些资金转用于发展公共交通，因此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加完善和发达。此外，政府通过改变收费的比率来有效地提高交通的顺畅度。除此之外，新加坡对私人轿车的牌照实施收费制度。因此，多项措施合作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出行依靠公交系统，公交系统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进一步改善服务。而电子收费后道路也越来越畅通，有经济承受能力或者有需要的自驾车市民一方面要交高昂的收费，另一方面享受着更好的路况。因此，新加坡道路拥挤收费是“一箭多雕”。

    但是，一定要注意，新加坡拥挤收费的成功是有条件的。许多学者提出，这项制度的成功至少有四个条件。一是政府的立场必须明确，政府不能用拥挤收费来逃避自己改善公共交通、做好城市规划的职责；二是公众对其接受；三是财政收支要透明；四是没有其他办法更能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对于我国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城市交通规划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比如路网布局不合理，停车场设置不足等等问题。如果仅仅是把一些道路拥挤的地段划出来进行收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有可能助长问题的恶化。道理就在于，拥挤收费后政府一方面可以增加财力，另一方面这些收入并一定用于改善交通。因此，不能排除有些政府可能滥用道路拥挤收费制度。此外，拥挤收费后虽然有一些路段的交通压力是减轻了，但是这些区域周边的交通压力却同步增加了。新加坡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指定区域周边的交通压力增大。

     此外，在公共交通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即使是有一定的收费，可能许多人还是愿意选择自驾汽车出行。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制约拥挤收费的效果。一是许多商业场所位于拥挤区，人们不会因为收费而减少商业活动。二是，现今市区大量的车辆仍为公家所有，这也会削弱拥挤收费的实施效果。政府通过增加一些公用经费开支，还是可以照常使用指定区域的道路。

    新加坡也是个道路相对封闭的国家，实施拥挤收费相对容易。而广州作为一个南方商业发达城市，路面的汽车有大量来自外地。那么拥挤收费如何操作？其实，上海也有一些专家呼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选择交通比较拥堵的区域实行“拥挤收费”。他们乐观的估计是，拥挤收费实施后交通量将降低一至两成。但是，最终这个建议也是无果而终。 我国的台湾也考虑引入相关的制度，但是有近五成的民众反对。其实，地理条件与新加坡相似的地区也大多没有采用道路拥挤收费制度。在没有实施道路拥挤收费制度下，香港就实现了人们较为满意的交通环境。这方面其实有两条重要的经验，一是城市的交通规划要做好；二是政府要舍得投入经费改善公交系统。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做得到，拥挤收费是下一步考虑的事。

   文/吴木銮

吴木銮

“阿爷”(指称内地官员和富豪)们是澳门经济的最重要贡献者。远的如慕绥新、马向东案，近的如财政部处长邢晓明案，均与澳门赌博有关。

这里有着亚洲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博彩业总收入超过美国拉斯韦加斯金光大道。此外，澳门还有亚洲密度最高的教堂。在当地，要找一家欧洲风味的饭馆比香港容易得多。澳门的失业率也远比香港低。一个20岁出头，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澳门人，月收入近2万元澳币。

但是，另一面的澳门却是令人沮丧。辍学率奇高无比，房价一路飙升，黑恶势力渗透极广。官僚队伍的发达水平也与香港呈天壤之别。

从中国内地官方立场来看，对公务员赴澳赌博一直是严令禁止。政府不仅收紧官员申请赴澳通行签注的条件，而且还在近期彻底改变赴澳管制政策——赴澳一定要单独的澳门签注。而以前只要持有入港签注就可以转道进入澳门。

内地游客的贡献

“澳门博彩的高速发展原因有二，一是赌权开放；二是内地自由行政策。”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谭志强说。

2003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实施CEPA框架下的“自由行”政策。在“个人游”政策的推动下,内地赴港澳游客快速增长。2003年，“自由行”旅客赴澳的数量是60万人次，2004年为351.8万多人次，2005年是533.1万多人次。到2006年，内地通过旅游团和自由行的旅客更是同步飙升，共有赴澳旅客达1525万人次。2007年的数字略为下降，是1487万人次。根据时为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王赞雄所做的研究，在回归之前，香港游客一直是旅澳游客中的大头。1991年是81.4%，1996年是63.6%。但现在的统计数据显示，内地的游客已是旅澳游客中的大头。更为重要的是，内地游客的人均消费金额是3641澳门元，是欧洲及日本游客的4倍多。因此，在澳门人的印象中，现在内地人成了“阔绰客”。“阿爷”很深欢迎。

不过，“阿爷”之所以青睐澳门，一方面是澳门离内地近，另一方面，澳门博彩业的看家本领——“贵宾厅”也为内地官员的赌博提供了安全场所。“贵宾厅”经营中，高级赌客是不用跟普通赌客见面的。因此，有隐蔽性的特点。而且贵宾厅还提供各种延伸服务，深受内地官员和富豪的喜爱。不过，“贵宾厅”的形态也使腐败案件的查处变得困难。

澳门理工学院教授王五一认为，贵宾厅服务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1970年代，大多数来澳门的旅客都是坐轮渡过来。轮渡座位的供给远远低于需求。因此，轮渡周边出现一些“黄牛党”。如何消除倒票行为呢？何鸿遷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这些人请进赌厅。因此，这些人就成为赌场的中介人。既然有稳定的中介队伍，此后就有了稳定的高端客户。

港澳问题知名专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副教授卢兆兴认为，贵宾厅虽然为澳门赌业带来稳定的利润，但贵宾厅服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值得关注，比如腐败分子还利用贵宾厅洗黑钱等等。

赌权开放

澳门的近现代命运与博彩业紧密相连。1847年，澳门的博彩业合法化。一开始，澳门博彩业没有专营制度。为了提高财政收入，1930年，当时的澳葡当局将第一个博彩专营权牌照发给了豪兴公司。这个公司经营平淡。1962年后，澳葡政府将所有形式博彩的专营权牌照发给何鸿遷所入股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之后，众所周知，何本人成为赌王，澳门也成为世界知名的赌城。不过，澳门真正的腾飞发生在回归之后。

“虽然世人称澳门为‘东方蒙地卡罗’，但是澳门政府还是深知澳门与国际赌场的区别。一方面博彩业过度依赖高端客户，黑社会伴生；另一方面澳门博彩业发展路径单一，没有其他产业的配合，澳门可持续发展大打折扣。因此，自1990年代初，澳门要求开放赌权的呼声就已经有了。”卢兆兴说。

因此，1999年12月20日，当葡萄牙人结束对澳门的统治后，一场重大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2000年7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博彩委员会。该委员会完成了《订定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规定澳门政府可发不多于三张赌牌。该制度还规定了招投标的细节和竞拍成功者经营的义务等。2001年11月2日，澳门政府正式将三张博彩牌照进行招标。18家公司提交了详细的计划给澳门政府。2002年2月，澳门的3个博彩经营牌照正式批给了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和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各张牌照下又发展出众多的赌场。

2002年，澳门的赌场数量是11家；到了2007年，澳门的赌场增至28家。赌桌的数量也从2002年的339桌增至2007年的4000多桌，博彩业总收入也从235亿澳币增至2007年的830亿港币。

发展可持续吗？

博彩经济学中，有一个独特的理论。那就是“供应驱动理论”。通常来说，一个市场是有一定容量的，需求最终是有个上限的。但是供应驱动理论则认为，越多的赌场、更新的花样，总会引来更多的赌资投入。

这个理论倡导者找到实证的证据，50年前，美国彩票和博彩业并不发达,但现在已是遍地开花。而早年，许多人会关心，亚特兰大市的彩票业是否会危及到拉斯韦加斯的发展？但是，现在已经没人这么问了。美国的经验似乎表明，博彩场所开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因此生意越来越旺。

于是，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开办了赌场。一向以儒教卫道者自居的新加坡在2005年宣布，将投资50亿新加坡元，投建2个设世界级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高级官员公共管理硕士班的作业也改成了分析新加坡政府开赌场的决策。

一个国际资深博彩业记者写道：“人口为3亿的美国人每年花费500亿美元在博彩上。而距澳门五小时飞行路线圈内活着超过30亿的人口，因此，澳门的潜力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谭志强的观点恰恰相反。“澳门的经济景气从来都只有10年左右。”谭志强说，“澳门最早有四项主要产业，分别是出口加工业、地产建筑业、旅游博彩业、金融服务业，现在事实上只有旅游博彩业一个。如果内地的经济不景气，特别是入境政策已有变更，澳门赌场的生意就会下滑。这样，澳门会陷入经济上的全面倒退中。”

受金融海啸等影响，去年下半年澳门博彩业开始走向衰退。今年首季，澳门入境旅客总数只有54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达96%。但是，也有数据表明，澳门博彩业收入正在逐步回升，下跌幅度有收缩的迹象。

2008年和2009年，澳门政府两次给市民派发现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移民澳门。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就如“中国电信”一般，电讯盈科的名字在香港差不多是无人不知。该公司与汇丰控股等并列为香港市场最稳健的公司之一，因此很多港人把退休金投向其中。但是，最近这家公司的退市行为（本地称为私有化）却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电盈主席李泽楷说，退市是给小股东一个绝好的套现机会，而小股东却骂公司管理层不负责任。5月11日，香港上诉庭发布判词，直接否定私有化。虽然此案与内地人无关，但是，中小股东维权却是共通的事实。

       李泽楷被公认为资本市场高手。时年25岁，他就其父亲转给他的卫视以原投资额七倍的价钱卖给国际传媒公司，一举成名。此后，1999年，他借壳将旗下的一个高新技术项目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之后受到市场的追捧，市值从原来的3亿跃至600亿元。 次年，他靠出售上述公司股票的资金获得一百多亿的贷款，控制了香港最重要公司之一——香港电讯。 这家公司因为年代久远，业绩平稳，被人戏称为香港股市的“文化遗产”。但是，在李接手七年间，市值损失大约九成。不仅是许多电盈员工因此失业，而且股民的收入也一直不好。与此同时，李却获益颇丰，股民与管理层的结怨从此而生。2008年11月，电盈的退市被摆上台面讨论。公司管理层为了让退市成功，每股作价从2008年11月4日的4.2元提到了12月30日4.5元，但是，许多小股民仍然不情愿。道理其实很简单，股民多年将前退休金等投入电盈，而现在退市后他们的损失就成定局。许多分析师认为，该公司退市后，投资方可能会提现大部分收益，而让公司进一步空壳化。表面上看，小股民以一时之痛换取长久之痛，而大股东可以获得更大收益。而损失的仅是，香港人可能再也没有这样一支蓝筹股。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2009年1月，香港的一位股评人员报料，电盈退市的投票有黑幕。也就是，公司可能透过送股份等方式，让许多新股民参与投票。这在香港叫“种票”。之后，香港证监会介入调查“种票”行为。上月，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电盈私有化过程合法，之后证监会上诉，4月底，上诉庭裁定证监会上诉成功，此后电盈方面也宣布私有化失败。

       法官认为疑点有二。一是，电盈所定的回购股票的价格过低。上述的4.2元是以金融海啸之后电盈股价跌至历史低位时来定的。因此，显然定价过低。法官指出这个作价低于停牌前90 天的平均收市价7.6%，也低于180天平均收市价9.4%。而之前，李的父亲私有化和记公司时，作价比90 天均价高于45.3%，而比180 天平均价高出43.2%。再则其他几例香港市场的私有化大多也是让利于中小股民，唯独电盈的做法比较特殊。二是，电盈的“种票”疑点不能排除。非常直观地看，私有化投票过程中，投反对票有859人，当中有829名为老股东。但是，投赞成票1404 人当中，有高达940 人是第一次私有化司法会议后成为股东的；更出奇的是，1288 人是在私有化建议公布后才变成股东的，因此，操纵的可能性较高。判决书称，投票权操纵是一种不诚实行为，这是法院不认同的（Vote manipulation is nothing less than a form of dishonesty. The Court cannot sanction dishonesty）。有意思是，之前涉嫌种票的一家金融公司的解释是，给员工派发电盈的股票是公司内部发奖金的一种形式。不过，这种说法比较牵强。这家公司有1000多名员工，但是，只有335名业务员、9名秘书或接待员获得电盈的股票。此外，股票还送给公司外其他不相关的人群。因此，发奖金的说法不可靠。更有意思的是，这家金融公司的负责人与电盈负责私有化的副主席原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此君购入五百手电盈股票的当天，他与前上司有多次通电话。遗憾的是，两个人对通话内容的作供也不相同。一个说仅仅是相约去运动，另一个则说还有其他内容。不过，香港目前对通话的隐私保护较足，具体的说话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太多的“巧合”促成了法官今日的判断。

       本案的审判除了鲜明地维护小股东利益，法官的庭上行为更有意思。一般来说，法官在审案时不能轻易表态，但是香港法官的坦率和直白更让人相信法官的行为是高度独立。试想如果后面还有更高的领导对案件起重要作用，法官哪敢当庭表态？比如法官说，“电盈的做法就好象收旧楼（就是拆迁，在大多数业主同意下，开发商就强收收楼。而小房东的利益没人管。因此，小股东值得（pathetic）”，“小股东对未来电盈有憧憬，但是现在财务顾问只是看当时的市场价”。另外法官还用“离谱”（outrageous），“剥夺（expropriation）小股民”等词来指责私有化。

       公务人员的薪水涉及公款，因此，常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虽然金融海啸影响香港，但是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总裁的薪水却出奇地高，引起当地舆论的关注。事实上，就政府的独立部门而言，中国内地 也在尝试引进一些先进制度，但是弊端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最新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年报披露，该局总裁去年的工资是778.3万元，奖金则是317.6万元，再加上其他福利97.4万元，因此，这位总裁去年的收入达1193.3万元。严格意义来说，金管局受财政司所管辖，但是，财政司司长的薪水每年是345万元，因此，司长所赚工资不足下级的三分之一强。而香港另外两个重要官员的收入也比金管局总裁差远了。香港行政长官大约每年收入402万元，而政务司长收入大约357万元。因此，三者相加都不足金管局总裁的薪水。当地的媒体评论认为，“在特区体制内，最高层的3人的年薪加起来，竟然还少于金管局总裁的全年总薪酬，这种情况肯定不能说正常。”而将金管局高层的薪水跟其他国家央行行长比，结果居然是香港金管局助理局长的薪水都比美联储主席高！香港媒体用港币作为计价单位，分别算出欧洲央行行长的年薪是349万港元，日本央行行长是289港元，而美联储主席是149万港元。因此，荒唐的情形就出现了，从工作的责任和影响力来看，香港金管局总裁当然无法跟欧州央行行长和美联储主席相提并论，但是，香港金管局的总裁却是他们的三倍至八倍。难怪香港媒体会如此评论，“总裁薪水冠全球”。

         香港金融管理局是在港英政府期间成立的。在1993年4月1日，香港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其主要职责，一是，管理香港的外汇基金；二是，保持香港的汇率稳定；三是，推进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根据相关的法例，金管局的薪酬问题主要由一个叫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进行处理。薪酬和财务委员会是这个委员会的三大下辖委员会。金管局的薪酬结构和标准名义上由财政司司长决定，但是薪酬和财务委员会有重要的话语权。不过，暂且不论这个薪酬的决定机制是否合理，简单地从情理来分析，千万年薪也会受人批评。一方面，香港受金融海啸影响很大，私营部门收入锐减，而公共部门仍然获得高薪，比较之后当然会令人不快。另一方面，外汇基金去年有749亿元的亏损（平均每个港人亏1万元），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金管局领导和员工仍获高薪，有点超出常理。

       不过，之所以金管局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待遇，一是证明他们的工作在香港很重要；另一就在于金管局是政府的独立部门。后者更重要。这个所谓的独立部门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内地的事业单位。虽然不是政府部门，但他们行使着公共管理职能。因此，金管局的人员一方面享受着准公务员的任期保障（不能随意解职），另一方面薪酬体系又可以更加灵活，不会受到当地议会的广泛监督。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独立部门的思路应该是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也就是在以往政治家与职业公务员分离的基础上，部分政府职能部门进入非公务员管理序列。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避免这些部门的专业活动受到政府的不当干预。政府独立部门最常见的就是证券监管部门。在美国，政府部门职能剥离走得更远，比如在金融海啸中广受批评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独立部门（以企业形态而已）。他们被称为政府赞助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其实原来美国有政府部门在行使上述两企业的职能。只不过，后来认为职能剥离效率更高，就把这些公共职能转移到企业身上。不过，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企业并不可靠。他们不仅有可能为自己谋私利，还可能在巨额亏损的情形下要求政府买单。

         从内地的情况来看，类似的独立机构不断地产生。从目前来说，这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还在可控范围内运行。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机制加以监督和制约，很难避免这些政府独立部门或企业不为自己谋私利，甚至闯大祸。（发表于新快报）
吴木銮

　　2月25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其任内第二份财政预算案。虽然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政府不再给市民直接“派糖”(指发钱、派钱)。但如何在有限财力里“派糖”，而且着重照顾弱势阶层，还是很有办法，值得借鉴。

　　预算案的一大亮点是政府支持大学生的就业。这个“大学毕业生见习计划”是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各高校以及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联合推出的。见习计划所需1.4亿港元的资金主要由特区政府来承担。今年香港本地及在外地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有权享用这个计划。如果他们留在香港工作，政府会给他们每月2000港元的资助，而如果到内地工作，政府会提供每月3000港元的资助。计划实施后，雇主每月给大学生支付一笔工资，包括政府资助数额和企业支付部分。然后，企业向政府提交花名册领取相应的资助。

　　许多人担心政府资助后，企业就会少出。因此，香港的政府部门也在采取措施。一方面力图避免企业主因政府资助而可以少出工资；另一方面也不允许企业雇了大学生就裁掉现有的员工。据目前估计，这笔资金可分配给4000多名大学生。

　　当然，除了针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还陆续推出各种公共工程项目，目前可增加的就业岗位有12万人。此外，政府还给14万人提供几乎免费的培训机会。

　　除了给大学生创造就业机会外，政府还冻结了自己的所有收费增加(主要包括水费等)。也就是在一段时期内，政府不会批准相关部门的加价申请。事实上，对于许多富裕市民来说，水费等开支占生活支出比重不大。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家庭的一些日常开支的上升也会给他们增加压力。比如香港去年给所有市民派发每月300港元左右的电费，许多家庭因此就停用燃气，改用电力做饭。今年政府无法再就水费和燃气费给市民直接“派糖”，因此，他们能做的就是承诺不再增加收费。

　　很有意思的是，政府收费不上涨的情况下，烟草的税收将大幅上调。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的精明之处。有关数据表明，香港虽然禁烟的力度很大，但仍有60万左右烟民，大约占到总人口的一成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女性烟民数量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香港的医疗费用。香港一个研究机构的报告指出，政府每增加10%的烟草税，烟民的数量就可能下降6.6%。基于这样的判断，也为了增加财源，香港即时将烟草税增加了50%。也就是烟民购买的每包香烟中，税款将由原来的16.08港元上调至24.1港元。这项加税将直接给政府增加每年8亿港元的收入。给大学生1.4亿港元资助，增收8亿港元烟税，一加一减之间，可见特区政府的理财功力。

　　不过，对香港这份财政预算，批评的声音也不少。有人认为为刺激经济拨出的款项远远不够，有人认为这次的预算案还是太保守了些。

　　林林总总，批评归批评，从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份财政预算报告可以看出，政府在努力保民生、保就业。而有些做法也值得内地省份学习借鉴。

文/吴木銮  

12月5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文件称，我国将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与国际市场有控制地间接接轨。而原先的政府限定浮动区域改为最高零售价机制。以往成品油的售价是根据政府公布的指导价进行正负浮动而产生的价格。而今后将实行的机制是，政府只公布一个零售的最高价格，企业自主决定实际的零售价格。从政府的指导价到最高限价，虽然字眼的差别很小，但背后的指导思路是不同的。前者强调政府的定价功能；后者肯定的市场的定价功能，而政府的作用就是限制不合理的定价的产生。但是，中国成品油市场改革的多年经验表明，表面上的好制度最终却顶不住坏执行。
 

从国际形势来看，成品油价格机制的调整恰逢其时。与布什不同，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反对油品投机的，因此国际油价在若干年内可能会保持低位。首先，从产业政策来说，奥巴马鼓励发展替代能源，减少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当选前后，奥巴马一直在倡议一项替代能源十年规划。这一计划将投资1500亿美元。结果就是，美国十年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大为下降。因此，有外媒认为，奥巴马的当选给石油业的经营投下阴影，而替代能源产业有可能获得更快的发展。　其次，从再分配的政策来看，奥巴马主张开征石油暴利税。也就是原油价格每桶超过80美元即征收暴利税。而这些税款将定向分配给中低收入阶层。这一项建议麦凯恩持强烈反对态度，但是选民们很高兴。最后，从政府的规制来看，奥巴马将可能放弃共和党执政“小政府”的概念，强化干预。震惊全球的美国安然石油天然气公司丑闻一事，就是美国通过一项政府不监管石油电子交易的法案所造成的。奥巴马强调上台后会加强监管力度，要求石油电子交易商披露关键数据等。很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国际油价的高峰期，奥巴马曾要求动用美国的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但是布什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
 

一般来说，竞选时的口号与最终的行动会有差距。但是，西方社会对国际石油业前景的看淡却是有十足的根据，因此，油价在近期也是迅速回落。有种猜测认为，油价甚至会跌回20美元左右。道理其实很简单。新任总统奥巴马再怎么违背诺言也不会如布什所为，因为布什的家族在石油业中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根据外媒的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布什家族就开始加入一家叫汉贝尔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今日世界企业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而老布什还曾在石油公司工作过。至今这个家族仍与国际石油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美国开战伊拉克，国际油价就开始飙升。而在布什任期快结束的数月内，油价一度冲上150元历史高点，原因之一就是市场传闻布什还会打伊朗。不过，事实证明油价并不需要站得那么高。
 

而就中国而言，奥巴马的当选从某种程度上将有利于中国中下阶层的生活。可以相当肯定的是，油价在一两年之内很难再次大幅上调。因此，在这个阶段来讨论燃油税开征和成品油定价改革是良机。但是，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改革有可能是换汤不换药。

从传统来说，价格监管有两套思路。一是政府认为自己的智慧更高，因此主动定出一个价格，企业的定价就在上下一个空间浮动。另一种是政府认为市场的智慧更高，市场“充分竞争”后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一些商品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会设定一个最高限价。但是，如此所述，第二套思路运作的前提是市场的充分竞争。这一点在中国成品油市场中不存在。从1998年到2006年，成品油的零售和批发，国有的份额分别增长了30%和50%。再加上炼油大体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因此，国有企业在成品油业在拥有终极的话语权。这种情况下，最高限价的效果就会与政府指导价的作用相同。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发改委也在探索成品油定价的渐进调整，但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国际油价上涨指导价就涨，国际油价下跌成品油定价维持不同或者滞后若干月调整。因此，国有石油巨头成为全球顶级高利润公司，而中国的油价也逐步位居世界之前列。

因此，笔者认为，正因成品油市场垄断的程度比较高，不管燃油税开征和成品油定价的改革字面上表述的多好，都有可能成为垄断集团增进利益的渠道。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最近两年间，国家调整油价与否，更重要的指标是两大集团的财务报表，相比之下，国际油价仅仅只是一个影响调整油价的参考指标。” 因此，如果还是循此思路，在国际油价长远向下时，政府相关部门只要在油价下跌时放慢调整最高零售价的速度，油企还是可以赚得大量的利润。而在油价处于上升周期时，相关部门加快最高零售价调整速度，油企又是可以获得利益。因此，虽然国际形势好转，但国内的成品油市场却不容乐观。

　　自10月20日香港中信泰富披露在投资交易中巨亏以来，泰富事件已成为香港继雷曼迷你债券之后最重要的财经新闻。对整个中国来说，泰富事件背后暗示着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冲击近在眼前。而中资机构屡次犯规无疑将为今后更大灾害埋下伏笔。

　　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警告，称为了减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集团与汇丰及法国巴黎银行签订多份“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此后因澳大利亚元大跌而亏损逾150亿港元。笔者估计，预期的亏损将接近公司资产净值的一半，令人惊诧。泰富负面消息公布后股价就急跌至1991年水平。而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范鸿龄现已被暂停一切公职，财务部负责人也受到处分。比较恶劣的影响是，泰富事件已令在港上市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股价受影响。而恒生国企指数急挫，引发许多股民的不满。

　　根据香港当地媒体披露的情况，现仍有多个疑点未被解开。第一，披露是否及时的问题，这涉及程序是否合法。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公司在9月7日已经发觉外汇合约有巨大损失，但是到10月20日泰富才公布消息。而该公司的高管事实上兼任香港证监机构的公职，不可能不知道港交所的规矩。第二，消息披露不全，涉及到实体方面。其实在9月中旬泰富曾就收购一汽丰田做了公告，但是坚称公司经营“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第三，如此巨大的外汇合约，不可能仅是财务负责人所为。泰富所涉交易说起来很复杂，事实上比较简单，就是赌澳元会升值。但是，在泰富做出这个交易时，澳元是处于历史的高点，此后就一直下跌。香港市场的传闻是，在泰富购买该产品前，已有企业为之亏损。向泰富推销这个产品的是澳洲麦格里银行，而麦格里与中信泰富关系密切，两家机构在香港的办公地点同处一楼。因此，一个看似简单的交易背后还有一些玄机。

　　耐人寻味的是，泰富的盈利警告特别强调：“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29%股份的北京国有企业)已同意为本公司协调安排十五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以加强本公司的流动性能力。”无疑，“北京国有企业”用词值得注意。一方面，北京与中央政府所在地同义；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则意味着有政府背景。这个信号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今天发出，让人不知如何评说。正如财经评论员叶檀所言，准国企有着巨大的隐性担保，因此，可使风险控制成为一纸空文。

　　早在1998年，泰富就曾陷入危机，当时就是中信集团出资稳定股价，令其顺利渡过难关。不出意外，如今故事重演。但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雄厚的资金难道就要一直用在这种补亏上吗？

    而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学错了对象。目前在研究香港和新加坡比较竞争力的时候，许多人都注意到香港房地产畸形发展的问题。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土地面积相差并不大，但是人们的居住空间和环境，新加坡都胜一筹。这背后就是香港过度扩张了房屋的金融属性，而讲究和谐的新加坡却注重房屋的居住属性。好的是，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也在努力学习新加坡的住房模式，而不是香港的模式。当房屋不再只是房屋时，房地产商才可能兴风作浪，因此，对于任志强本人来说，中国内地和香港是他事业发展的黄金地方。而许多国家，诸如新加坡、德国、瑞典等，任总不妨给他们的政府首脑洗洗脑：把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

附任志强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bds9.html
谁的损失最大？ (2008-09-15 09:39:18)
  
 
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恶化，大多数人都在认为受损失的不过是发展商而已，因此将救市之说认为是在救房地产商，以至于政府出台任何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都会误被认为是在救房地产开发商。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出手“救市”？尤其是救“两房”，因为美国政府最清楚所有的措施救得都不是开发商，而是就美国的整体经济，救那些已购房已贷款，但可能因还贷出问题而丧失了住房权的百姓。

为什么英国政府会出手“救市”，同样是为拉动经济的增长和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尤其是英美都是以二手房交易为主的市场行为。

为什么日本、韩国政府会出手“救市”，名义上对房地产政策的支持都重点集中于房地产关系着整体经济运行，最直接影响的不仅是房地产商，而是更多的住房购买者和住房拥有者或者说是影响着整个国家的财富与经济。

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当住房的价格大幅下降时，影响着所有持有住房财产的家庭的财富效应下降，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支出，尤其会引发尚未还清贷款的家庭有可能失去住房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本国的经济。

以中国为例，全国的城镇已经建成的住宅约140亿平方米，每年新建竣工的住房约6—7亿平方米。表面看，这6—7亿平方米的商品房价格下降影响的只是开发商的利润或经济损失，实际造成的是140亿平方米的存量资产财富效应的下降。如每年二手房交易量虽略低于一手房，但仍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当房价下降时，这部分存量交易的价格会同样下跌，影响到这部分居民的住房改善与消费支出。全国约30亿平方米的商品房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尚未付清房款，房价的下降同样严重的影响着他们的预期与消费。这些存量资产的损失远远大于房地产商手中的存贷损失（开发商未必都会损失），并且不亚于中国股市几万亿元的资产缩水。

有些人盲目的认为只要是自住的住房价格下跌就不会有损失的说法，这就如同认为长期持有股票时，股票价格下跌就不会有损失是同样的道理一样愚蠢。

请看万科的房价下跌时出现的退房要求与闹事的人们，他们只想自住，那么房价下跌为什么要退房呢？不是自住的就没有损失吗？看来这个说法是解释不通的。

住房有多种属性与功能，一是，居住功能，不管是国家保障的，还是自行购买的，或是租用的，都可以解决居住的功能问题。二是，投资的功能，自购住房作为一种资产，具有资产增值的功能，自住也不减弱这种功能，人们可以在更换自住住房条件时实现这种资产增值的功能，这也是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部分。三是，金融的属性，人们在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的转换中回避了通胀和负利率的风险，和黄金的储备功能类似，因此价格的被动会分别影响这三种功能属性，自然也会让存量的资产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受到影响最大。

中国拥有自有住房产权的比例高达85%（尚不计算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说房价的波动首先影响的是中国城镇的绝大多数家庭的财产价格，而不是仅影响开发商。

其次影响的是国家或城市拥有的国有土地价格，土地的出让价格标志着地区政府或人民拥有的土地财富。当价格上升时，政府的收益增加且当地居民因此获得的公共支出增加，变相增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财富。而土地的价格下跌和流拍时，自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付能力，转而从减少这些公共开支上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支出。

为什么大量的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救市”政策。他们首先是在救自己，因为没有了开发商这个群体将土地转化为房屋产品、转入为消费的流通，那么政府就无法实现土地的收益，无法实现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城市建设与改造的公共支出。

许多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土地收益占到了40—60%的比重，因此也影响到城市的其他经济发展。当地居民一定会希望房价越低越好，但大约没有一个居民会认为政府的土地收益越低越好，没有人愿意政府城市改造的投入能力越低越好。但房价的下跌一定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也一定会减少政府利用土地出让金对社会保障住房的投入，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

其三，影响的是劳动就业。虽然我国从来不把农民工计算在失业指标中，但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已是非农之外的家庭主要现金来源，直接影响着收入的水平和消费的能力，而建筑就业中最大量的就是农民工就业。

建筑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最大，占到了13%，也是单一行业中对GDP贡献率最高的，这一行业产值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到中国GDP的增长。

也许没有人算过房地产对就业的影响，但一算就会吓一跳。每一百万平方米的建筑大约要影响到30万人的就业，约用20万吨钢材，300万平方米的钢模板，8万套门窗，2万套卫生洁具，几百万平方米的装饰材料，以及各种管材、水泥等其他建筑材料，会有人做设计、物业管理、打扫卫生、销售与管理……

同样也会产生大量的各种生产与交易环节中的税收。

其四，影响的是银行等金融系统。银行会给各种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贷款，如果因房地产的下跌而影响到这些相关行业，就会产生还贷的风险。如钢材的价格会下跌，焦炭的价格会下跌，这些行业的亏损自然会造成还贷的困难。

银行会给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与基础建设贷款，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影响到这份政府的还贷能力，大量用房屋等固定资产抵押的贷款也同样。

银行会给个人消费贷款，房价的下跌中就有可能出现还贷的压力与困难，还不上房贷，更还不了车贷等其他贷款了。

银行会给开发商贷款，自然这些还贷能力要依赖于市场的发展了，尤其是银行的抵押品也许不是建完的房子，而是烂尾楼。

其五，大约才是开发商损失。在房价下跌中那些低土地成本的房价也许仍有丰厚的利润，但天价土地的成本就难以控制了，有盈有亏之中会有人活得很好，有人活得很艰难，但总会比失去住房的危险要小些。

当危险更大时，烂尾楼就成了开发商逃避风险的港湾。

合并起来影响的则是中国的经济。如果经济坐上了滑梯，那么人民的收入减少了，财政的收入减少了，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又会让那些试图从房价下跌中获取到好处的人占到什么便宜呢。

房地产业并不需要威胁政府，美国如此、英国如此、日本韩国如此，但政府都会勇敢的站出来保护房地产市场，保护民众的财富，保护国家的利益。

恰恰只有那些不顾已有存量住房的绝大多数百姓的感受的少数人，在期待着从房价下跌中获取便宜和个人利益的人才会高呼房价下跌万岁。

房价不合理高涨本应用供求关系与竞争让价格趋于合理，有升有降是必然的，但如果试图用行政的干预和非市场化的手段让房价不合理下跌，并不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任何益处！

 

   http://www.zaobao.com/yl/tx080827_501.shtml
吴木銮（香港）
自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发表之后，中国关于瑞典模式的讨论持续至今。最新一期的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以剑桥大学博士曹天予的文章《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简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转型》为压轴之作。此前，他以整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笔者的观点是，从宏观上讲，他们的判断是对的。但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所谓的瑞典模式可能是被中国误读的对象，瑞典不是中国的未来。

　　谢韬文章发表后引发一连串左右阵营的辩论。2007年6月8日，胡锦涛出人意料地访问了瑞典。因此，关于瑞典的讨论在执政者默许下逐步脱离两阵营的成见，进入更有建设性的讨论。笔者搜索了一下，除了曹天予等，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一些，比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吴江所写的《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文章的观点是，以往中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对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成见。而且苏联没有客观地向中国介绍过社会主义运动的实情。吴江在文章中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如何看待瑞典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并非是学者眼中的社会主义

　　到了谢韬行文，禁忌似乎减少，含蓄已经不在。他的论断是，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也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因此，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除了这些重要的老干部发表的文章外，长期驻外的高锋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更值得注意。因为曾长期在瑞典工作，他的分析更加深入。比如他在2007年发表的《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述评》详细介绍1932 年秋瑞典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一是启用如凯恩斯般的经济干预模式。政府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方式获得巨资修建如铁路、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劳资谈判，使劳资双方和平地协商报酬议题；三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基金、养老金法案等等；四是成功实现货币改革，让瑞典货币与英镑挂钩。

　　当然，瑞典是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它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本地居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就是2万7010美元，居世界第三位。生活质量等综合指标一直在世界前8名之内。就如中国《南方周末》曾经报道，“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不过，数据虽然常常很有说服力，但也常常迷惑人。第一，瑞典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2007年5月号的香港《争鸣》杂志就认为：“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百分之九十的企业，仍然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Wallenberg）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按经典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来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显然瑞典这个社会主义头衔是中国学者给按上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黄范章也曾对瑞典是否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

被故意“粉饰”的低失业率

　　第二，瑞典也不是始终能够坚持高福利。高福利是否可持续，一直是当今各国政治的重要议题。以现在的经济数据来看，瑞典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已不再。1970年，瑞典在经合组织（OECD）中富裕程度排名第四。但是，到1998年，瑞典在经合组织中的排名已经下降到第16位，现在的名次还在下降中。更严重的事情还在于瑞典的失业问题。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曾说过，瑞典自从1950年起，就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私人企业工作岗位了。30％的瑞典人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小生意因劳工规则而受到不少的限制。因此，失业率的高企将给社会带来众多的麻烦。
　而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之前所做的调查显示，瑞典的真正失业率不是官方所说的6％，而是16％。英国《经济学家》文章更是说，瑞典在“粉饰”其失业率方面的水平可谓世界冠军级。因此，社民党在2006年大选败北。当时美国的《商业周刊》以“瑞典向右转”为题来报道瑞典大选的结果。新执政党的首要策略就是向雇主减税。不过，以政党的轮替来判断社会的转向是有些肤浅和为时过早，但以一个社民党的存在与执政来推断瑞典是社会主义，并且要求中国学习，也是非常肤浅的。
　　设想一下，如果把瑞典的模式移植到中国，下一步应该做什么？高福利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加税。在经合组织的排行中，瑞典国民的税收负担果然长期位居首位。高累进税收下，有人曾经算过，瑞典年薪最高的前10位企业家平均税后年薪只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14倍左右。表面上看，这是个好主意。但用到中国后，看看是个什么后果。首先，中小阶层的税负将越来越高；其次，高税收收集来的资金不见得就会用到百姓身上，也就是高福利不一定是个结果。

仍无条件移植“高福利”

　　《福布斯》曾经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笔者比较认同这个观点。虽然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不高，但是中小阶层的白领人士贡献大。高收入阶层有资源和能力去避税和逃税。只要付出很小成本去行贿收税官员，获得的收益都比交税高，而中下阶层却很难有这样的资源。相对来说，有效收上来的税收大多数建立在中低收入阶层的贡献上，因此，税负高的论断当然可信。

　　其次，高福利涉及到二次分配问题。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仍没有适当的改变，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仍然不完善，官员与商人的勾结仍然存在，二次分配的结果只能是让官员和商人越来越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前的一些赈灾行为。国务院曾为渭河大洪灾给灾民每个补助建房费1万7000元，最终灾民每人实得50元。剩下的归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家”。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吴敬琏曾说，国有经济耗掉了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本，但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三分之一。

　　中国的现状是，以政治、经济权力作为基点，不同主体对资源的汲取能力是相当悬殊的。同为灾民，官员和平民获得的扶助是不同，同为需要资金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获取信贷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汲取能力的不同，高税收收集来的资金的分配也可能是不公的。在这种格局中，能够真正得到“高福利”主要取决于个体的汲取能力。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当务之急是改变游戏规则，让草根阶层真正有还价能力。笔者的主张也是推进基层民主，将基层选举扩大到县一级。正如Klitgaard（克里特加尔德）被广泛引用的腐败公式（腐败＝垄断＋酌处权－问责机制）所示，提高问责机制会增加官员劫取的风险。只有游戏规则改变后，全民的均衡分配才有微观上的基础。

　　通胀挤压百姓生活

　　罗女士在新界大围的一个楼盘当物业主管，月薪是8000多港元。说起家里的财政状况她一直摇头。“一天在外面14个小时，生活质量却是越来越差。”罗女士说的14个小时分成两部分，一是在公司的12个小时，二是路上的2个小时。

　　她丈夫吴先生的处境比她更差。他的工作是替班。也就是物业公司发现哪个楼盘有保安请假了，就让他去顶替一下。工作时间不比他太太短，但是月薪只有6000多港元。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吴先生放弃了坐公交车，而改骑自行车。

　　而年近六十的江太太的生活比罗女士一家似乎要好一些，但是她现在也在考虑放弃喝下午茶的习惯。“这是我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呀，”江太太说，“要一杯奶茶和一些点心，和朋友们在茶楼闲聊，但是这些现在已成为财政上的负担了。”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5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率是5.7%。这个水平是1997年10月的水平。虽然食品价格正在回稳，但是租金及其他商品服务价格却在上涨，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关焯照认为，香港市民的工资上涨已经赶不上通胀，现在很多人等到超市或街市的临关门时间，购买减价食品。

　　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也表明，香港人的经济信心已创2003年以来新低。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一年前的115.7跌至现在78.4，而消费者情绪指数和就业信心指数也在大幅下降。比较明显的下滑发生在2007年12月之后。

　　主持调研的研究人员更是认为，消费者信心指数会进一步压抑市场需求，经济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因此，预期明年开始香港将出现经济滞胀，届时通货膨胀与经济负增长有可能同时出现。

　　挑战积极不干预政策

　　就像罗女士所说，政府能做什么呢？这也道出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困境。尽管香港特区政府按常规给市民“派糖”，比如免电费等。但是，面对如何理解和如何调整积极不干预政策，官员和学者们都不敢轻易发言。

　　2006年10月6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香港错了”的文章。文章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这是香港的“悲哀”。之后，香港特区政府还专门发表声明表明他们没有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

　　这个金科玉律——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在1980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用来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总的原则就是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概念。

　　“不干预”比较容易理解，但什么是“积极不干预”就有些含糊。因此，夏鼎基对此也作了阐述。事实上，当政府获得要求干预的建议时，不会因为不干预的惯性而简单否定建议。而是认真考虑支持和反对干预的理由，然后作出积极的决定。但事实上，更多的人强调不干预和小政府的立场。

　　在对香港繁荣的解释上，积极不干预政策被许多人认为是香港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而另一些人则说，这种不干预导致了香港成为资本家为王的社会，劳工的权益被忽视。

　　当然，最有争议的是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的入市干预，当时就是由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操刀的。1998年8月14日，香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主动入市干预，动用了1200亿港元的储备，击退国际炒家。

　　因此，对于目前的通胀状况，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确定是干预还是不干预，或者说是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而通胀的发展也正在考验这条金科玉律。

　　不干预只是一个神话

　　不过，近期两个值得关注的争议点是最低工资立法和公平竞争法。这也是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干预的典型。

　　半个月前，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首次表态，政府将争取在明年3至4月前，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最低工资条例草案。如果草案最终变成香港的法例，雇主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可能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同时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香港工会联合会是最低工资立法的主要倡议者，他们提出的建议有两项内容，一是建议月薪不低于6900元港币，或者时薪不低于33元港币；二是先在清洁及保安两个行业实施。之所以建议6900元港币的月薪，这是综合了一些香港人生活成本的数据测算而来，而先在清洁和保安两个行业实施是因为清洁和保安是香港薪水最低，但工作量很大的行业。

　　但是，反对工资立法的人不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最低工资立法将导致一些雇主减少雇员。一位在内地设厂的雇主甚至认为，到时候他将完全关闭香港的办公室。而更滑稽的是，有些雇主还将保洁员改为清洁事务专员，以为变换名称今后就可以不受法例约束。

　　而公平竞争法的呼声因油价高涨而起。香港一直以保持资本家利益为重，因此，许多行业处于高度垄断。对于油价问题，普遍的观点是高度垄断导致香港的油价畸高。

　　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曾委托一家公司研究香港车用燃油零售的状况。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香港的油价之高在全球中的排名都很靠前，在选择的13个城市中排第二。当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众所周知的高地价，这也是香港社会无法改变的现状；二是油税偏高；三是油公司赚得过多。虽然报告没有发现油公司进行合谋定价，但是，高度垄断的结果就是每家油公司的利润都是超高，香港汽油的毛利在全球国际城市中都是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制定公平竞争法的呼声也很高。

　　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张炳良先生的观点是：“事实上，过去所谓的不干预政策只是一个神话。”
 

吴木銮         

　　7月3日，三年一会的世界石油大会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闭幕，此次会议的核心是“世界在变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能源”。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国际油价再次突破每桶140美元的整数关口，因此这次石油大会也备受关注。但是，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争吵。在供求变化说和投机说之间，不同阵营的观点分歧很大。大会形成对高油价的实质性共识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油价为何如此飙涨，市场上大体有三种判断。第一种是美元贬值论。国际原油价格重要的参考系之一就是纽约期油价格。而这个价格是以美元计算的。因此，美元贬值会直接推动油价上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元贬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也推动中国通货膨胀。

　　第二种是新兴市场因素论。这种观点在四五年前已经出现，就是认为像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过去贫穷的国家，目前工业正在迅猛发展，而且拥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因此，全世界的能源需求将因之上升。索罗斯就认为，国际油价高涨仍然有供求基本面变化的“强有力因素”。最近又有观点认为，中国仍然实行对重要商品进行价格管制的政策，因此，低价油品刺激了中国人和中国工业的过度用油。然而事实上，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但同时也是能源生产大国。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左右，中国能源消费水平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4%，而人均石油消费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因此，中国因素论缺乏依据，更多只是炒作的借口。

　　第三种观点更可在市场上得到检验，那就是国际炒家对油价的哄抬。在地缘政治（美国可能对伊朗动武）、美元汇率变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已经有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投机资金涌入石油期货市场。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于6月23日发表的报告显示，2001年1月，纽约商交所原油期货交易合约中的37%为“投机交易者”所持有，但到今年4月这一比例已大幅攀升至71%。

　　当然，英美等当局也试图抑制这种投机行为，他们要求原油期货交易所遏止炒风。交易所也是照办。但是，事实上并不容易遏止。例如高盛，它本身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股东，同时又是炒家，因此出台一些不利于炒家的规矩无形中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作为股东总是有办法施加影响的。由此看来，油价的回落看来还有待时日。

　　对于中国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发展也进入石油消耗的高峰期。高油价不仅对民众很有伤害，对经济体本身也伤害巨大。进一步可以问，多高的油价中国能够承受？中国的能源安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对于国际炒家来说，如果中国不放松价格管制，他们据称有勇气把油价炒到200美元一桶。事实上，以目前中国的财力和能源自给率而言，油价问题可能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暂时并不大。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能源安全与放开竞争。众所周知，中国只有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油企，但没有以技术创新闻名世界的石油公司。到目前为止，中国也没有成为国际油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一提到能源安全就用国有资本来绝对控制，变相加强垄断，这事实上是曲解了能源安全的意义。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外，也就是中国要拥有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和发言权，对内创造再多的利润也无益。二是能源安全与放开价格。现在放开价格当然有可能给农业等带来不利影响，维持此态势是有利于稳定，但是不放开又有国际炒家的炒作。更重要的是，今后油价下跌后，在没有价格管制时，垄断油企完全可以操控油价。结局就是，油价高涨时，全民分担；而油价下跌时，油企享受。因此，当务之急要考虑三件事，一是加强石油储备；二是适度放开竞争，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发言权；三适度放开油价。在适度放开油价的同时，国家需要加大对农业、公交运输业等受损行业的补贴，保护国民经济的基本面。

吴木銮

在正在日本举行的中印日韩美五国能源部长会议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表示，当前正值国际石油价格出现飙升的时期，如果快速推进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必将对农业等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要远远大于油价上涨。因此暂缓成品油价格改革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

今年以来，要求放开油气价格的呼声和相关传闻不断，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就曾澄清，不会在近期放开油气价格。现在张国宝副主任的这一表态，又向市场清晰地表明了国家对于油气价格改革的基本态度。

毫无疑问，维护现行油品定价机制是合适之举。高油价之下，影响面大，陡然放开成品油定价，不仅相关市场主体不能承受，连中国整体经济都会受到重大影响。

石油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基础原料，因此，油价放开会对国内很多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每一个人。作为能源，油价上涨直接影响着运输业，陆地和空中的运费近期显然都已在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运输、耕地的成本也会因此上升。

作为工业基础原料，油价放开的影响面更大。例如，油价放开不仅会直接影响相关化工产品的价格，并且会传导至农产品(比如通过化肥等)，导致农产品成本被动上涨。一旦农业的成本上升，占CPI大头的食品价格将再度回升，今年的CPI就有可能上到两位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事实上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今年中国经济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形势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快速放开成品油的价格管制，只能是火上浇油。如因成品油价格调整而使中国的农业等产业出现问题，那么影响更是要远远大于现在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问题。

当然，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暂时不放开，并不代表不进行相应改革。我们注意到，张国宝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从计划到市场逐步过渡的石油及成品油价格政策，目前原油价格已与国际完全接轨，成品油价格也计划与国际接轨。

我们认为，国际油价不会无限制地一直冲高，油价回落时，政府应当果断放松价格管制。全球油价屡冲新高，炒家借题发挥是为主要原因。美国总统布什在走访以色列时表示，要在任内“根本上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这个“根本”二字让国际炒家闻到了腥味，这也是目前炒家们的赌注。但是，布什的任期毕竟很快就要结束。到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重大的炒作概念，油价不是还得回落吗？因此，油价不会无限期地高涨，放松价格管制也不会无限期拖延。

事实上，成品油如何定价并不是中国油品市场的关键。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合适的补贴策略，定价机制的改革都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补贴而言，对企业直接补贴的效率较低，国家应该考虑逐渐建立弱势阶层的用油补贴。政府把大笔资金补给石油企业，石油企业以低价出售油品给国民，最终的收益归国民。这种补贴表面上看似乎合理，但事实上，代理人谋私问题还是难以解决。石油企业拿了巨额补贴之后不见得会将所得全部返还用油终端，他们还可能把这些资金用来发放员工福利，投入资本市场获得高收益等等。

近日，中石油已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暂停柴油出口。这些出口的柴油也享受了油价补贴的，也就是说，在柴油出口的过程中，石油企业不仅一边可以拿着油价补贴，另一边还可以将补贴后价格明显较低的油品以正常价格出口，赚取出口的利润。这事实上也是代理人问题的一种表现。最近频现于华东、华南地区的油荒现象，已部分显示出国内的石油三巨头在自身利益与全社会利益不一致时，会变着法子施加压力，谋求成品油涨价。但是现在国家决心已定，在这种情况下，这几家石油巨头不能再人为制造油荒，而应尽快稳定供应。不能逼油价“为改革而改革”，让全社会付出代价。

为应对高油价，韩国已经提出退税和向弱势阶层发油价补贴的方案。如果中国有了系统、合理的油价补贴机制，那么在油价不高时进行定价机制改革，难度事实上并不会如预期那么大。

灾情报道是否可以改变自上而下的模式

 吴木銮
　　从海外媒体的反应来看，中国地震灾情处理和传媒报道都是相当成功。但是，媒体报道中，一种自上而下的风格仍然很明显。笔者认为有改进的空间。

　　　救灾报道中“上”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包括救灾的领导、部署、动员。通常来说，“上”的内容是少不了领导人的活动。从鼓舞人心的角度来看，领导人的活动及讲话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布什多次视察灾区，媒体也是浓墨重彩。这次国内媒体对温家宝总理在灾区活动的报道也值得赞赏。

　　“下”的内容主要有：灾情的现状，包括震情和人员伤亡情况；赈灾活动，这有助于激发民间互助精神；勇敢面对灾害的民间故事；还有就是民间的反思。当然，上下有可能有交叉，比如捐款可以是基层、民间的层面，但最终发放有可能又是部署的层面。笔者用了5月15日三个内地媒体及香港全媒体库进行对比，发现不论是党报还是走市场的媒体，在“下”这个层次方面报道不够多。很有意思的是，从网民的点击量来看，恰恰却是“下”的内容最受关注。

党报报道侧重救灾领导和部署

　　第一份样本是某中央党报的5月15日头四版。笔者做了不完全统计，头版有四条关于灾情新闻(评论、图片除外)。其中，三条是关于救灾领导和部署的，另一条是关于捐款。二版有五条新闻，三条是关于救灾领导，一条是救援纪实，一条是关于公安特警、消防特勤以及医疗救援人员入川的。三版也有一条灾情新闻，关于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慰问的消息。第四版共有六条灾情新闻，两条仍然是救灾领导和部署，两条关于赈灾，一条是境外媒体记者深入灾区采访的消息，还有一条是俄罗斯首批救援物资入川的消息。16条新闻中，共有9条是关于救灾领导和部署的。而赈灾活动的新闻只有3条，事实上这些赈灾活动主要谈及非民间组织的行为。关于灾情的现状事实上一条都没有。而该报网站上发布的本报每日排行榜中，第一条恰是发表在五版的救灾动态，提到伤亡情况，道路抢修进展，旅客安置等明显是“下”的内容。这个内容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北京报章让灾民故事列为次要
　第二份样本是北京地区的都市类媒体。头版有三条新闻，一条是伤员从汶川救出，一条是救灾领导和部署，最后一条是赈灾，后者仍然是强调领导人员的捐款行为。二版有三条，两条是关于温家宝在四川察看灾情，另一条则与党报第四版的新闻雷同，主要强调部署。第三版的新闻出现了灾情动态新闻，比如四川死亡人数升至1万4463人，另外，三版还有银监会要求银行捐款不收手续费和环保监测显示成都饮水源水质没有异常的新闻。第四版是通讯，说是寻亲百姓和救援的故事。而鼓舞人心、吸引眼球的基层新闻却大多在前四版之外。比如教师张开双臂舍身护住4个学生，在父母身下与死神抗争多小时40多个小时，六头小猪成为重建家园的希望。事实上，不管是中国或是境外的媒体，家庭的爱都是值得宣扬，因此，在父母身下存活孩子的事故可以进行全面的报道。可惜，这样的新闻却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显得矮化。

　　第三份样本则是新浪网新闻频道，取样时间是5月15日上午12时。最前面的报道区是分成最新灾情、救灾部署、深度报道、募捐。最醒目的是有关部门向灾区增派90架直升机，这事实上只涉及到部署的议题。有意思的是，捐款企业的名单如广告般被一一列出。而第二个片区涉及灾情现状和一些基层的新闻。比如男孩手刨4小时救人、老太被埋60小时获救等。一周排行提供的信息比较稳定，笔者查看了一周新闻排行前五条：汶川地震震中地区约有6万人仍杳无音信，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9219人死亡，目击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现场，四川发生地震，四川北川老县城被山体全部掩埋。事实上，网民的点击量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偏好问题。基层的、“下”的层面新闻还是最受关注的。
　　

香港媒体采“香港角度”
　　

　　最后一份样本来自香港媒体。笔者用香港的慧科新闻作为搜索工作，用“四川”作为关键词，检出788条新闻。非常惊讶地发现，香港的报道除了温总理现场视察外，几乎清一色的基层新闻。赈灾新闻最多，比如香港民间善款直逼二亿，鬼门关口救人捐款要多要快，香港足坛捐款赈灾。其次是灾情现状，比如四川地震死亡增至近一万五人。三是关于港人与灾区有联系的新闻。比如，李泽钜长女灾区安然返港，死里逃生港人经历。四是与经济有关的新闻，地震带来短期通胀，地震或减GDP增幅0.2%。经济新闻表面上看是宏观议题，但是，事实与百姓的“钱袋子”紧密相关。五是民间的反思，比如“学童埋下去”的思考。

　　事实上，人类的认知总是渐进的。不仅仅是新闻报道被自上而下的思路主导，甚至今天人们想来不可思议的政策执行也曾经被自上而下的思路所控制。就是30年前左右的美国，学者才开始发现并反思，政策说与做的一套可能不是一回事，“上面”的政策制定者与“下面”基层执行者的行为并不一致。过于关注“上”的层面往往并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做的与说并不一定是一回事。而受众最关注的还是实际发生的，而不是假设的。幸亏，这个年代有了互联网，即时的受众偏向可以在网络上及时地出现。点击率还是很明确地说明，报道似乎可以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层面。

source: http://www.zaobao.com/yl/tx080530_502_1.shtml

吴木銮

中国内地港资企业倒闭潮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印证。深圳官方曾否认企业外迁和倒闭的事情。但是，分析港企的成本变动和面临的压力，笔者认为，港企倒闭是个幅度和范围的问题，而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原因有四，前两项是宏观上的背景，牵涉到所有在内地的企业。而后两项中小港企和台企受影响更大一些。

第一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型企业的经营。这是整个内地面临的共同问题，港企也不例外。第二是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品品质的质疑也不利于标有「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大量港企从事玩具等方面的制造工作，更是「中国品质风波」中的焦点。第三是出口退税新政策的不利影响。按去年八月实施的加工贸易新政策的要求，企业要先支付保证金，待加工产品出口后再退还部分款项。这无疑会导致企业占款。事实上，为了降低贸易摩擦，中国自二零零四年就不断调整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总的来说就是限制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品。因此，这种负担今后还有加重的趋势。第四个因素就是新法给企业造成压力，有港商认为新法将增加超过三成成本，因此，对珠三角投资的台湾、香港企业冲击很大。

《劳动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被内地媒体称为「推进立法民主化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必将载入中国的立法史，同时也有媒体指出，劳动合同法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媒体大多忽略了新《劳动合同法》与一九九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法》的承接性。按中国的立法原则，《劳动合同法》是特别法，也就是就劳动法中的某个事项做出专门规定。法律效力上来说，如果是由同一个机构制定，司法裁判中以后制定者为准。但是，《劳动合同法》总的立法精神不能与有「母法」性质的《劳动法》相冲突。因此，新《劳动合同法》中的大量所谓新规定，事实上在《劳动法》中早已有之。比如：

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劳动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除了增加一个排除条件外，没有区别。排除条件就是劳动者自己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对如退休、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障资金的缴交，《劳动法》也做了与《劳动合同法》一样的规定。一些港商所提到的加班费问题，《劳动法》也有规定，而且规定得更明确。

《劳动法》实施十余年，《劳动合同法》执行不到三个月，从效果上看，同样的法律条文，为何产生不一样的后果？这就涉及到内地常说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在中国很有传统，以前的皇帝也制定各种法令，有些法令则被「束之高阁」。执法者需要时就把法律拿出来使用，不需要时让法典与灰尘为伴。「执法不严」与「有法不依」有关，即使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但执行时加入人为因素，与执法者亲近者「放其一马」。这种传统在中国施行了数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而观察《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背景，许多人不难看出，今日执法之严格也是有来由的。一九九四年《劳动法》颁布之时，中国正面临著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是亚洲金融危机，再之后是加入世贸组织，因此，社会的环境是亲商，渴望商人来内地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而当前的环境已有不同，众多低附加值产业危及到中国的环境，民众抱怨增多，劳资矛盾也非常激烈，这些因素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目前执政党最关注的议题。在这种议题下，《劳动合同法》被高调宣传并高调执行是在常理之中。

但是否「风头」一过，执法又开始「不严」，这视乎中国国内的形势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一位官员就解释，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铁饭碗」，《劳动合同法》还规定了许多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条款。这也许可视为今后为《劳动合同法》的宽松执法留个伏笔。

如果中国的法治一直很好，有法必依，《劳动法》得到严格执行，那么企业早已认识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加班费和社会保障费用的存在，《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冲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惊人。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也认为，由于大型企业及国有企业社保缴纳操作一直规范，新法对其劳动力成本基本没有影响；而对于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为主的中小型港资企业来说，原来社保缴纳及有关劳工福利不到位，新法显然会增加其劳动力成本。因此，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港商倒闭潮反映了中国的执法环节的问题，但是港商自己是否也该反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