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权力”在哪里？

两件与南京有关的事触动了我。

昨天，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我的老乡程平源来看我，他说，他是来参加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个农民工座谈会的。说着，递给我一本刊物，《中国工人》，2010年第1期，打头的文章，就是他和清华沈原教授、香港理工大潘毅教授合写的调查报告：《谁的责任？——张家界籍建筑风钻工深圳集体罹患尘肺病调查》。

“本来的标题是‘谁的国家’，”平源笑咪咪地对我说，“发表时被改成‘谁的责任’了。”

这老弟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股静气，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义愤填膺了。

这是一件。另一件是，我刚刚上了袁剑的博客，他最新的博文是去年12月18日的，标题像一具被痛殴过的躯体，卷曲在那儿，疼痛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做点什么，那就忘记这些吧（二则新闻）”。

他所说的第二则新闻我知道，上海海事大学特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第一则是南京当地新闻，“气温骤降，外来民工冻死地铁桥洞”，冻死的原因，是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手中的钱只够吃饭，不够找地方睡觉。这是公元2009年12月17日凌晨发生的事，地点，南京安德门地铁站。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末写道：“希望南京市相关部门妥善处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谁的责任》那篇文章可就没有这么客气，在叙述完耒阳尘肺病工人到深圳政府部门求助有门，但对质无果后，写道：“工人的愤怒时是明显的。这种形式化的对质只能说明相关部门不愿积极地为工人们收集证据，暴露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及偏袒资本的立场。”

两文都不约而同地措了两个一样的辞：“相关部门”。不用解释，这个相关部门，就是对口管理相关事务的政府部门，也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权力”部门。什么叫“公权力”？“公权力”是公共权力的简称。德国法哲学家们，特别是康德，继承罗马法传统，从公法和私法的分类中，引申出“私人权利（私法）”，和“公共权利（公法）”两个不同的领域。公共权利由国家来行使时，就变成“公共权力”，或称“公权力”，它包含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康德：《法的形而上学》）。“相关部门”，属于“执行权”，或“行政权”范畴。

在康德的体系里，财产和家庭属于私人权利领域，由它们组合起来的社会属于公权力领域。但是，他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团体”。比如超出家庭，但没有达到社会层面的“爆破公司”、“罹患尘肺病的张家界籍建筑风钻工群体”、栖居在地铁桥洞里的民工，等等，这些群体，既不在康德的私权领域，也不在他的公权领域。

黑格尔洞悉了这一点，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他加入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里活动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维护它们利益的，既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公权力”，也不是家庭里的私权利，而是“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在公共权力监督之下享有下列各种权利：照顾它内部的本身利益；接纳会员，但以他们的技能和正直等客观特质为根据，其人数则按社会的普遍结构来决定；关心所属成员，以防止特殊偶然性（比如罹患尘肺病等等——本文作者注），并负责给予教育培养，使获得必要的能力。”（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2节）。

这种“同业公会”是什么权力？它既不像公权力那样普遍、冷漠和刚硬，也不像私权利那样个别、自恋和脆弱，我们干脆叫它“母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也是公权力的来源之一，更因为它比公权力更关心更体贴更能温暖它的成员。“相关部门”不可能全力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成员服务，它的屁股不能坐在针尖上。能为它服务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就是“同业公会”，比如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非官方的）、按摩女协会、职业尘肺病人互助会、无家可归者救助会，等等。

指望“相关部门”，不如催生“母权力”。我这个观点，“父权力”能认同吗？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

艺术的核心生产力是精神自由

——有感于对电影《阿凡达》的有感

看今天的《新京报》，和看今天的《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的感觉两样。

看了后面两家报纸，感觉刚刚的：“中国虎年经济引世界热猜”，“外媒高调审视‘世界新主人’中国”，似乎就要三宫六院了。再看《新京报》：“我们技术落后100年”，“中国电影人的完败”，“我都被震傻了”……得，这还没有来得及雄起呢，就泄了。

《参考》《环球》说的是经济，《新京报》说的是艺术，而且是电影艺术，更具体地说，是卡梅隆执导的3D科幻巨片《阿凡达》的艺术。我们哪儿落后？中国电影同行阿甘说是技术落后，陆川说是情操落后（“我们电影的情怀和简单的美好距离有多远；我们和清澈的纯真距离有多远；我们和炙热的梦想距离有多远……”），在影评人韩浩月看来，落后的应该是“想象力”，他认为，“《阿凡达》想象力是核心价值”。

说得都对，没有说的是功夫。这部电影起源于卡梅隆的童年梦想，而且酝酿了14年，拍摄花了4年。我们中国电影人为一部影片，谁会花这么大功夫？如果脱一下裤子就会成功，哗啦一片，大家恐怕都在拉裤子上的拉链。不过，我想问的是，我们为什么缺艺术技术，为什么缺情操，为什么缺想象力，为什么缺功夫？答案只有一个：缺精神自由。

试想一下，如果卡梅隆手里拿一把剪刀，心里想他拍的不是电影，而是唐僧，要到电影院放映，就等于到西天取经，要过九九八十一道关卡，不知道哪个镜头，哪句对白，哪个情节，不合哪个领导的口味，要像皇宫里的话儿那样被剪去，他还有想象力吗，他还会下功夫吗，谁会在可能被剪去的东西上下功夫？观众们像公主们一样，忐忑不安地想要那让她们砰然心动的东西，等到展示出来时，已经被剪掉了，那失望，岂可言表？

缺乏精神自由，就缺乏想象力，这好理解。缺乏精神自由，就不愿下功夫，这需要个解释，因为拐了个弯。缺乏自由的地方，就缺乏真正的竞争。即使是个狗屁，如果合上主旋律，也可荣获桂冠，你就是雕琢出绝代美玉，你就是十年磨一剑，那又怎样？卞和的故事，并不只是故事。假如马屁成了颂歌，马嘶就成了噪音；假如拍马可以成名，相马就会失业。

我们的经济为什么能持续30年增长？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经济自由。想要中国的《阿凡达》吗？请松开我们头上的紧箍咒。

               2010年1月5日星期二

渺小的十年

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稍稍盘点，在我的词库里，只能找到一个词来描绘，那就是“渺小”。似乎有些热闹，似乎有些响动，似乎有些色彩，但都像澎湃而缤纷的烟花一样，一经散去，就杳然无痕，归于虚渺。

为什么说渺小？这10年，全球范围看，英雄主义没落，犬儒主义盛行。英雄不是已经死去，就是被人遗弃，剩下的顶多是些愤世嫉俗，或者就是反向英雄主义——恐怖主义。所谓恐怖主义，从最神圣的意义上看，也都是用毁灭无辜者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英雄主义是拯救，不是毁灭。恐怖主义，从本质看，是一种怯懦和自卑，因此，很渺小。

英雄未必要像岳飞那样壮怀激烈，也未必要像蝙蝠侠那样孤身犯难。在非暴力情景里，英雄行为不是暴发，而是坚持，即使是带着屈辱坚持。英雄是为了信念和精神存在敢于苟活的人。司马迁是英雄，汉武帝夺去的，只是他下流的通道，他的一切能量，用现在的网语来说，只能“被上流”。

国大未必人大。大国也有小丑。物质的膨胀，不表示精神的升华。在一个未自由的国度，只有一个目标能让它的领袖伟大，那就是运用自己的自由，让所有人自由，当然是有责任的自由。

英雄可以创造时势，时势也可以创造英雄，但时势的俘虏，绝不可能是英雄。英雄的现实感，要来自他的历史感。英雄的历史感，不可以十年百年计，要纵横万里，上下千载，虑往事，思来者，为当下。

就世界范围而言，对政治英雄的需求，非可同日。越是民主的国家，越不需要英雄，英雄毁掉民主的可能性，大于他维护民主的可能性。民主国家通常只有公众人物，民意营销高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英雄，就是让自己没有继承人的人。他的历史作用，就是把一个渴望英雄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社会。

这十年如此渺小，未必坏事，这表明，这个世界的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需要英雄。而那些需要英雄的国家民众，如同看了一半大片的观众，还怀有对高潮期待的幸福。

因此也可以说，渺小的十年，并不渺小。

                 2010年1月1日星期五

英国巨人变成了“英国病人”

英国巨人震撼世界的历史已经结束，如今震撼世界的是两位“英国病人”。一位在银幕上，电影里的“英国病人”奥马希（Erma Xi），在意大利找死，因为爱情；另一位是据称的“英国病人”阿克毛（Akmal Shaikh），刚刚在中国新疆被处死，因为毒品。看来，英国人的真正病因，不是别的，是爱情和毒品。

处死阿克毛有什么不对吗？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所能提出的任何理由，都会自相矛盾。

反对死刑？是的，欧盟委员会议员雷娜特.沃尔温德确实在呼吁“所有拥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国家坚决废除死刑”，那她是否在说，欧洲国家直到废除死刑前，都不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国家？美国有些州仍然有死刑，那美国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国家吗？既然美国和中国都有死刑，为何偏偏谴责中国？

反对对毒贩实行死刑？中国对自己公民中的严重贩毒者都实行死刑，对其他国家，比如对菲律宾在中国贩毒的公民也都执行过死刑（2007年以来，已有48名菲律宾人因非法携带毒品进入中国而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没有听到你们的反对？同样的事，难道要中国政府对你们不做，对本国公民或其他国家公民做吗？这不仅是在要求中国做你们一直反对的事情：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而且是在替自己的公民在中国要求超国民待遇。这种事以前确实发生过，现在和将来都不应该再发生。

反对对患精神病的人执行死刑？有事先的家族病史和医学证据吗？如果没有，谁都知道，那是嫌疑犯辩护方惯用的逃避死刑的司法策略。英国外交部说，“对一名患精神病的英国人执行死刑”，这显然是把未证明的状况当做已证明的结论来使用。让主权国家给一名毒贩当颠倒因果的辩护律师，作为一个人，我对英国政府肃然起敬；但作为一个非常崇敬英国经验主义科学和哲学传统的中国人，我担心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衰落，正在伤害这个国家的伟大精神。人道是好东西，霸道就不好。

                   2009年12月31日星期四

神奇的统计

一个有趣的美国经济学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的可糊弄性。大意是咖啡馆里坐着一些人在喝咖啡，客人的平均年收入3.5万美元。又来了一个客人，名叫比尔.盖茨，咖啡馆里的人均年收入一下提高了上百倍，但在场的任何人口袋里并没有增加一分钱。这种咖啡馆里的人均收入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咖啡馆里。

权力不仅具有话语权，也具有数字权。在权力手里，数字就是一团橡皮泥，你想要什么就捏什么。以前的干部服上装为什么有四个口袋？每个口袋装一份统计数据，需要什么掏什么。中山装变成西装了，风气却变成了中风，成了顽症。

60周年大庆的时候，为了证明所谓中国“两大”国情，即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及国有资产部分退出，但是从1978～2008年，国有资产仍然实现了约38倍的增长；改革开放30年，中国鼓励并支持发展非国有资本，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从1978～1998年之间的国有经济比重一度下降较大，但是，到2008年底，国有经济的综合比重仍在68%以上。”（http://gov.finance.sina.com.cn/chanquan/2009-11-02/81784.html）

最近有些舆论，说“国进民退”了。民本政府当然倾听民众呼声，既然对“国进民退”有点负面评价，国家统计局就要充当一回泥瓦匠，用瓦刀蘸点统计数据的泥巴抹一抹。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还说，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什么数据呢？两个数据，一是2004—2008年，国有企业减了3.6万个，私营企业增加了161万个；二是2004年—2008年，企业实收资本构成，国家资本占33.4%，个人资本占22.9%，法人资本占25.5%。

我觉得这两个数据有点怪。首先，说“国进民退”了，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从2004年开始统计干什么？我说我昨天拉肚子了，你非要说我前年还便秘。其次，企业数量增减能说明什么呢？国有企业集团化，数量会减少；还有，新增10000家美发厅，赶得上中石油新增一条石油管道的资金量么？关于第二个数据，也是颇费心机，“实收资本”，一个国有企业并掉一家民营企业，并不一定反映在实收资本上。银行贷款流向对于谁退谁进更有解释价值。

2003年10月27日，《文汇报》报道，参与起草十六届三中全会重要文件的中国着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近日指出，国企改革仍是今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后，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估计将从目前1/3左右降到1/5左右，但这个比重仍比一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高很多。6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看官自己会得出结论。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谁想劫持谁？

既然西方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美国和中国主导了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甚至言过其实地说，气候峰会是世界新秩序预演：美国和中国指挥合唱，一群新老大国演唱关键部分，世界其余国家参与合唱，那么，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为什么要让美国做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不让它上祭坛，单单要让中国做那只耶和华以勒树丛中的可怜的羊？中国“劫持”了气候峰会？呵呵，英国人或许以为，自己做不了世界帝国，还可以做上帝，可以任意选择谁做替罪羊。

183个国家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美国不签，最后被废掉，也没有听见哪个英国政客出来主持公道。曾经以“雾都孤儿”在世界上为自己注册品牌的大英帝国不可能不知道，工业化与碳排放是一条裤子的两只裤管，截短了其中的一只裤管，除非截短另一只，否则裤子就不能穿。以英国当年的世界帝国实力，也没有让伦敦的“雾”在一个早上散尽，怎么可能要求还在工业化初期，而且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立即向西方看齐？

强迫中国马上这么做，只有两个结果，第一，大量能源型的石油重化工工业停产；第二，大量引进欧洲低碳减排技术和设备。简单地说，中国工厂关门，欧洲工厂开张。结果呢，自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受阻，欧洲经济强劲复苏。同时削减美国的能源消耗，也可以缓解欧洲的能源压力。这大概就是欧盟如此热衷于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真正用意。目的没有达到，已经有点恼羞成怒；自己搭的舞台，还被美国和中国抢走了聚光灯，便宜占了，乖也卖了，更加郁闷。本想用气候峰会劫持中国，现在倒打一耙，说中国劫持的了气候峰会。

有气当然要出，但美国是自己的“儿子”以撒啊，就是有罪，也舍不得燔祭，中国有“原罪”，屁股上有意识形态异己的胎记，正好可以替罪。原罪是原罪，这我不想辩护；但原罪不可以用来替别人赎罪，也不能用来顶自己没有犯的罪。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赛车手的烦恼：不仅要拐弯，还要加速。经济不仅要加快增长，还要加快转型，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这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甚至变成了国家道德问题，以及人类生存问题。这只有指责是不够的，还要有谅解；只有决心也不够，还要有耐心。

                 2009年12月23日星期三

重庆打黑，来势很猛，鸡飞狗跳的，很有点“五一六”的硫磺味道。但一年过去了，全国没有什么地方跟风，这表明，太阳并没有从重庆升起，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没有人再有力量再让他们跪下去。中国毕竟有根了，刮风不像以前那么容易。

这并不是说打黑不好，也不是说除了重庆，全国其他地方都红得像猴子的屁股，一撮黑毛都没有。而是像周筱赟说得那样，打黑可以，但不能黑打（参见他的博客：http://www.blogchina.com/20091216862364.html）。什么叫“黑打”？我体会，“黑打”就是用黑社会的手法打黑社会。黑社会手法的本质就是逆我者亡。我在打黑，你们来为他们脱罪，这不是在摸我的逆鳞？北京律师李庄以造假罪被捕，同时被捕的有20多人，罪证是什么呢？“他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眨一次眼睛，被捕20人，试问今夕何夕，斯人谁人？

《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召公谏厉王止谤”，说周厉王暴虐，国人怨声载道。王大怒，下令把骂他的人通通抓起来，杀掉。结果，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路上碰上了，只能用眼睛说话（“道路以目”）， 幸亏周厉王没有治眨眼罪，否则，以当时的人口，华夏民族要绝种也未必。结果，天下鸦雀无声，王大喜，对大臣召公自我吹嘘说，这下丫挺的都不骂了吧？厉公说，老百姓的嘴和河流一样，堵是堵不住的，如果泛滥，咱们都会漂起来。王不听，三年，周厉王被流放。20年前，我穷极无聊，读《古文观止》，到此篇，有感焉，写小诗一首：

嘴的河流

一张嘴是一条河流

一条发源于高高心巅上的河流

不承认这个事实的那个周厉王

像一块木筏

刚刚三年就被一条条嘴的河流放走

他曾经迷信鲧的治水之道

筑起一道道死亡的大坝

拦住一张张嘴的河口

每个人心里的水位猛然上升

眼睛浩瀚起来

前额上嵌着两片汪洋的湖泊

当人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眼中的涛声

三年不溃一溃千里

这时他该明白自己垒起的死亡虽高

高不过民众心里的水位

阻塞河道的王宫一个跟着一个被淹没

嘴的河流却越来越壮阔

顺流而下者一日千里

违背嘴的流向者，还是要

大兴堵嘴的水利工程

帝王们都有些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古怪癖好

喜欢土葬的挖洞喜欢水葬的堵嘴

以便有朝一日嘴的河流泛滥起来

以灭顶之势灌溉他们的宝座

让他们的作威作福之地成为一片泽国

按：本文原载上海《新民周刊》2009年第48期“新民说”。

吕志毅本来可以软绵绵的，像只蛹，舒舒服服地躺在广州市政府的茧里，享受权力给他带来的甜蜜和安逸。但刮来了一阵风，今年10月开始刮的，很猛烈，像台风，风眼在番禹的大石镇会江村，被卷进来的，有好几个居民小区，丽江、广碧，还有海龙湾。台风所到之处，飞沙走石，上网发帖子，上街举牌子，万人签名，车贴抗议。干什么？反对在居民聚居区修建垃圾焚烧厂。

这事本来不新鲜，同样的事，厦门人早干过了，公共散步，抗议PX，并获得成功。有点新鲜的是，一场浩大的公众风暴，却变成了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剥下去，露出馅来的，却是吕志毅：这个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前局长，现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11月22日，在广州市政府举行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情况新闻通报会上，突然硬了起来，斩钉截铁地宣布，广州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除广州中心城区外，不仅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从化、增城、花都等地区也要建，广州市对此也已有规划。

如果是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你对局部利益硬一下，也不新鲜，更新鲜的是，让他硬起来的，是更小的东西，他的弟弟吕志平，和儿子吕延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吕志平是垃圾焚烧特许经营方广日集团部门负责人，大学刚毕业的吕延斌，是作为垃圾焚烧投资商的广州环投公司部门经理。垃圾焚烧，到了吕志毅那里，变成了一条鱼，弄权如同烹调，一鱼可以两吃：剁椒特许经营的“鱼头”给弟弟，红烧设备供应的“鱼尾”给儿子。

对此，平面媒体和网络舆论议论纷纷。

《南方都市报》的议论，有点佶屈，可能是怕把话说得太明白：“如果政策只为了输送利益,决策就被异化，只想朝着利益狂奔。抗议实行一刀切的垃圾焚烧，广州公民继质问之后，给出了更优的政策建议。本应接纳民意的决策程序不予理会，坚持奉行不变的策略。这样看来，利益集团不是公众臆想出来的。假若真是为了大众，何尝需要隐瞒决策？不是政策输送利益，就是利益输出政策，这是最坏的局面。”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更直截了当：“吕志毅作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在这样一个公共事件中的态度已不仅仅是代表他本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像网友所说与垃圾焚烧企业存在利益关系，已不仅仅关乎其个人声誉，也关系到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吕志毅于公于私都应该有个表态。如果真的没有，也可以作个澄清，让公众知道事实的真相。”

针对其弟其子卷入垃圾焚烧门的一波接一波的质疑，吕志毅终于坐不住了，他于2009年12月1日晚对媒体辟谣称：“这是胡说八道”。由于其强硬肯定垃圾焚烧项目在先，蛮横否认公众质疑在后，吕志毅一夜成名，被网友戏称为“吕硬硬”。吕有两“口”，一口咬定在先，一口否定在后，两口都硬，被称为“吕硬硬”，也算名至实归，不是浪得虚名。

评价任何公共政策，都有两个维度：是非和利害。是非是个科学问题，不讲是非，就没有科学发展；利害有个公平问题，没有公平，就建不成和谐社会。就番禹垃圾焚烧案来说，垃圾要不要焚烧，既是个科学问题（是否分类处理不如焚烧处理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收益更大），也是个利害问题（谁能从中直接获益，谁会因此直接受害）。

当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他证”，而来源于“自证”时，公权力就会“软”下去，使用它的人就会“硬”起来。为什么？因为所有自证正当的公共权力，其统治的基础，都不是合法性（他证，用选票统计），而是合理性（自证，以真理自封）。前一种公共权力，可以称之为“明晰化公权”，其明晰度可以用得票率和支持率进行测度；后一种公共权力，则可以称为“科学化公权”，其科学性虽然可以用“实践”来检验，但何时可以检验，谁来检验，检验什么，还是由公权力占有者来决定，因此，它的科学性可以自我宣布。因为我掌握真理，所以我拥有权力，这是拥有权力的原因；因为我拥有权力，所以我掌握真理，这是拥有权力的结果。掌权和正确，就成了一回事。

正是这种潜在的公权逻辑，给吕志毅们公权私用留下了空间。用公权的合理性，包装私利的正当性。为了证明自己合理，可以运用公共权力，打压不同意见，操弄公共事务，引导公共议题，用谎言冒充真理。还可以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反对他，不是反对他的私利，而是反对他背后的公权，和公权背后的真理。

改革前，这种逻辑也通行于经济领域，公有制企业也进入了公共权力空间，后果众所周知。股份制改造明晰化了产权，市场经济才得以运行。无论产权、公权，只有明晰化，才能硬起来，才能防止被私用。如果吕志毅的作为，能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个，也算他没有白硬一回。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金融危机，失败的是国家还是市场

从问责金融危机开始，就启动了全球范围内寻找替罪羊活动。

抓到的第一只小羊，当然是“次贷”；第二只稍大点的羊，是华尔街；再大点的是美国，最大的羊，身上长满金羊毛，曾经被人描述为生活在梦想的地方，不过，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笔下，则是潘多拉的盒子，或撒旦的诗篇，那就是“市场”。进行这次追捕活动的，如果不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生产商，就是它的订货者，其基本共识，就是市场失败。

这边很忙，那边也没有闲着。英美媒体的侦探们，开始抓获的替罪羊，是中国、和日本，最新线索，是德国和中国。英国《卫报》12月5日发表题为“造成这场混乱的不仅是开支大户，储蓄大户也难逃罪责”。文章并非完全为华尔街和伦敦脱罪，也承认“鬣狗在做鬣狗该做的事情”，但笔锋所向，是提供猎物的“储蓄过剩”，罪魁祸首是中国和德国两个贸易顺差大国。逼得逆差国持续向顺差国大量出售资产，对于中国是美国国债，对于德国是西班牙的欧元债券、英国钞票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

表面上看，这是“过度消费”和“过度储蓄”之争，其实是掩藏在背后的市场和国家谁更有效之争，以及国家模式之争。其实，造成这场危机，市场难辞其咎，但无论过度消费，还是过度储蓄，幕后真正推手，不是市场，而是国家。

《卫报》有一点说得是对的，造成中国过度储蓄的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老爷地位。该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写道，“过去10年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激增，基本与普通家庭无缘。相反，从1997年到2007年，公司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提高了一倍，达到23%。主要受益方是国有企业。这些政治上很有来头的企业享有特权地位——可以获得政府指令性优惠贷款、资源采购受到补贴、低下的工资、工人享受不到保护，因此实际上将收入从工人的手中转到了国有企业手里。”这意思很清楚，不是中国人不爱花钱，而是政府手里的美国长期债券，没有转变成老百姓手里的钱。

美国呢，也好不到哪里去。次贷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缺陷造成的，不如说是美国政府长期的经济扩张政策造成的。格林斯潘的美联储长期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把投资需求的泡沫越吹越大；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政府担保草地上的两只肥羊，实际上成了美国的准国有企业。王秀对此有清晰的说明：房利美与房地美被称为“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简称GSE，可译成“政府授权企业”，其实就是“政府负责企业”，或“政府主办企业”。两家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某些政府机构职能，国企的大锅饭弊端在这里都能找到，两房并以这种“准国有”身份享受着特权，包括可以免交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各类税收，分别享受来自美国财政22.5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这意思是，美国人手里本来没有那么多钱花，是政府为他们创造了不是他们挣来的钱。

写到这里，结论我不说，你也很清楚，不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某个具体国家，而要归咎于抽象的国家职能。在所有市场失灵的地方，首先是国家职能的失常造成的。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国有企业“肿瘤化”趋势

一个人得了癌症，你能指望他身体里的营养，能在所有细胞之间进行平等分配吗？绝不可能。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一定会两级分化。癌细胞不仅侵占最大量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还会吞噬健康细胞。

一个国家的肌体也是这样。根据周瑞金的文章，《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我们得知，1999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多，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得比重，不升反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这导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民营企业就业，或自己创业，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或钻入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前社会，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占有资源和产品的动力增加了。按照奥尔森的诊断，这是“分利集团”在作祟。这个“分利集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就是权力-资本-资源三位一体的权贵企业，或利益特殊化的国有企业。还说明，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是恶性肿瘤的存在。

借助金融危机，这些肿瘤得到疯长。首先，4万亿救市资金，把它们喂养得满面红光；其次，在市场和资本主义失灵的旗号下，向民营企业痛下杀手，下手的方式有多种，一种是“日照模式”，吞并式，国有山东钢铁集团，吞并民营日照钢铁公司；第二种是“山西模式”，没收式，国有大型煤矿没收民营中小型煤矿；第三种，是“辽宁-重庆模式”，是缴赃式，从杨斌，到仰融，再到黎强，你成了罪犯，企业就成了赃物，收归国有。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他的弟弟邓垦谈话，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可能没有预计到，问题以现在这个方式出来：本来用来克服分配不公的国有企业，成了分配不公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是权力社会晚期，资本社会早期。权力社会晚期容易腐朽，资本社会早期通常残酷。权力社会要抓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权力资本，也就是美其名曰的国有企业。从对社会的危害看，权力资本是社会的恶性肿瘤；从个体生活方式看，它是生存能力很强的“寄居蟹”，蟹是权力，壳是资本。

看来，要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改革的路还很长。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往事如雨（2）：三岁

题记：往事，是一场早晚要下的雨。

3岁以前的我，对于我是一个传说。

我现在可说的那些破事，哪些是我当时的印象，哪些是后来听家人刮（家乡话，意思同四川话的“摆”）的，未必说得清。说让我睡觉是一件难事，这应该是姐姐后来的抱怨。无论以怎样的速率晃动摇篮，我就是不睡。为了让我睡，姐姐三不知（时不时的意思）地躲到摇篮下，感觉摇篮不动了，我并不哭，会爬起上身，四处寻找，有时甚至趴在摇篮边上，看着躲在底下的偷懒鬼，咯咯地笑。好像逮着了偷东西的贼。

一觉醒来，摸到床上有软软热热的东西，以为是好吃的，弄到嘴里，苦不苦，咸不咸，有点腥，有点那个，这事儿，不应该是别人告诉我的，别人哪知道那味道？我生下来时，母亲没有奶，也没有别的奶，连三鹿奶粉都没有，米汤成了我的主食。米汤没有味道，最早记住的味道，就是那东西。我长大成年后，老思念旧主，不想见到什么就摇尾巴，可能与我那么早就尝过那味道有关。这件事，让我有点感悟，人生如果连那东西都吃过了，就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了。

三岁那年，在我身上发生了点大事，我一直以为是个偶然。12年前，我在上海，中建四公司有个李总，对我好奇，要人给我算命。算命的好生了得，复旦大学天体物理系的，排完我的生辰八字，一脸严肃：

“你祖上从事与水有关的产业，在船上，不是打渔，就是水运……”

我当时头就有点晕。

“你呀，3岁时有一场大难，差点送命，10岁以前，都不怎么样，”他皱了皱眉头，抱歉地苦笑了一下，好像，我儿时的不幸是他造成的。

那件事我听说过。195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个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和一个生产队长从池塘边走过，寒风潮湿，且有渗透性，并未结冰，但根根骨头，彷佛浸在冰水里。队员一抬头，忽然发现池塘里漂着个东西，定睛一看，大吃一惊：

“快救，是个小孩！”

生产队长朝池塘瞟了一眼，他一只眼浮肿，另一只眼眼皮耷拉，影响视线：“那只是件小棉袄嘛。”

这时，天不绝我，不知道是胳膊，还是腿，动了一下，连队长都看见了。他对工作队员说：“你等一下，我去找根篙子，把他掏到岸边来……”

他刚转身，就听见噗通一声水响，工作队员连衣服都没脱，扑到池塘里。池塘是养鱼苗的，并不深，水刚淹到腰部。池塘在我家的西边，离家并不远，听说有孩子落水，母亲从家里奔出来，发现是我，差点晕倒。一阵忙乱，我母亲丧失了对周围环境的认知：

“点火姆妈（家乡对妈妈的称呼），赶快点灯……”

并没有什么点火姆妈，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前来帮忙的乡亲了。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母亲一生最大遗憾之一，就是没有记下那个恩人的名字。等我有了呼吸，他们回头找他时，已经不见踪影。他们那样的小民，哪敢找到工作队队部去？明明去找恩人，还以为你去告密，或告状。

也就在这一年，我平生第一次被骂成“反革命”。当时，大跃进热火朝天，队里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砸锅摔瓢，往土制的火炉里扔。做燃料的，是我们家乡产的一种无烟煤，粉末状，用水搅成糊状，做成饼，放在铺了煤灰的地上，防止与泥土黏连。等晒干了，不用的，摞在阴凉处。用时，根据煤炉的大小，把煤饼掰成相应大小的块，能放得进去，还得留有缝隙，让空气上下通畅，燃烧才能充分。生炉子时，最底下放易燃的柴草，点着，再放木片和木块，等木块烧着了，就可以放煤块了。

大跃进那年，村子里，想必满地都是煤饼，大人们在做着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事：把好东西砸坏，放在火里烧成块。这个热闹想必吸引了我，歪歪倒倒地跑去看，不小心踩坏了几块还没有干透的煤饼，于是有人喝道：

“这个小反革命，破坏炼钢铁呀！”

其实，踩坏煤饼，只是对破坏的破坏，当然是无意识的。把有用的东西，变成无用，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先炼铁，后烧书。这虽然对成年人是个悲剧，但对3岁的我，却是个好玩的童话。这个童话，还很有诗意：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是李白的诗，《秋浦歌》之十四，写的就是我家乡那地方， 秋月下，一边歌唱，一边干活的炼铜工人，距离公元1958年大炼钢铁1200年。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如果用色彩来描画中国各省，广东应该是深蓝。胡锦涛主席几次到山东，要求建设“蓝色经济”，也就是海洋经济。广东不用要求，一直就很蓝。因为地缘关系，广东省近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鸭子，总是得风气之先，只要看见广东的鸭子们下水，就知道，春江欲暖，桃花要开，河豚将上，蒌蒿已发，芦芽还短了。

经济改革，广东至少有3只鸭子试水，深圳，珠海和汕头。深圳的鸭子最猛，因为香江的水最先暖。这次“大部制”改革，广东出现的，不是3只鸭子，而是4只“穿山甲”：广州，深圳，珠海，顺德。穿山甲的主要能耐，就是“动土”。它们至少动了两堆土：

第一堆，太岁头上的土。

太岁是谁？当前中国，当然是党。珠海大部制改革，党政联动，涉及调整，撤并，或职能整合的党委机构8个，调整比例达到50%。而且，政府部门内，不设专职党委书记。本来，政府就在党领导下，政府里面还有党，党成了两块板，政府成了两块板之间的耗子。如此叠床架屋，以前居然见怪不怪。真怪。

顺德的改革，不仅动了土，还动了“宝”，毛泽东说，党有“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执政之后，少了一宝，武装斗争之宝。他似乎有点惋惜，就像戒了烟的人，有时叼烟斗过瘾一样，他晚年喜欢叼阶级斗争，那是如宝。另一宝，是“统一战线”，持宝人是“统战部”，各级都有。这回，顺德撤销了统战部，哦，不，准确地说，不是“撤销”，而是融合：党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还有准政府部门，区工会、共青团区委、区妇联，以及工商联、残联7个部门，合并成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这不仅是党政合署办公，而是党政社并署办公。党不再是鱼，老想跳龙门，而是血，流进了政权和社会机体中。

第二堆，“水利工程”的土。

如果说，民主化是开闸放水的话，放水之前，必须修建水利工程，未水绸缪，否则，可能洪水滔天。事后找大禹，不如事先有个李冰。

国家体制，和行政体制，就是分流并疏导民主之水的水利工程。有水利工程，民主是水利；没有水利工程，民主可能是水患。就国家体制而言，像中国这样规模超大，民族超多的国家，联邦制，是它必修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权制下开始的民主化改革，容易导致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并发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反复强调，国体改革，优先于政体改革；联邦化，优先于民主化。联邦化包含两方面含义：向下分权，和向下放权。分权属于主权范畴，放权属于行政权范畴。立法权下移，是分权；行政权下放，是放权。广东4只穿山甲所动的土，是行政权的土，具有国家体制水利工程的基础设施意义。

如果有了政治上的都江堰，下点雨，我们心里也有底。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

往事如雨（1）：致命的烟蒂

 题记：往事，是一场早晚要下的雨。

每次给母亲上坟，我恨不得在母亲的坟头上，点上世界上所有的好烟，但我知道，这不可能，也无必要。母亲，她早已不需要它们了。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倾向于把第一次睁眼看见的东西，当做妈妈。我很幸运，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妈妈，而不是被当做妈妈的别的东西。但也很不幸，在所有与我发生关联的事物里，关联程度最高的母亲，反而在我脑海里，没有刻下一点影像痕迹。母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画像。她的容颜，只有父亲对她终身不渝的爱可以勾画。母亲就像飞过我天空的鸿雁，留下了翅痕，但我不知道到哪里找寻。每每让我想起她来的，就是被人抛弃在地上的烟蒂。

母亲的父亲是当地士绅。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姐姐从小抱给别人抚养，她自然成了家里的大小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母亲想必是她那个时代的时髦少女，而抽烟，可能就是当时最领风骚的韵事。我不能确切知道，母亲从何时，与那指间之物结为知己，但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正是这个她不能舍弃的“知己”，最后要了她的命。

母亲当年的“粉丝”并不少，但她最后把绣球抛给了父亲。父亲弟兄4人，他排行最小，人称“小开”。所谓“小开”，就是小公子哥，或小老板，或小衙内，或小纨绔子弟的意思。其实，叫父亲“小开”，意在调侃。他们弟兄4人，不过是在大通镇街上，开了爿小杂货店，门面不过两丈，纵深也就五、六丈，小楼两层，楼下铺面，楼上铺床。父亲鼻直口方，唇薄眉长，读书不多，也就私塾两年，但颇有书卷气，母亲心许于他，想来自然。

父母1946年结婚，应该就住在那爿小店的楼上。虽非好景，但也不长。1951年左右，公私合营，杂货店，连同楼上的卧房，统统收归“合作社”。在上街头某个店面上面，分得一小间卧房，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住了。父亲兄弟4人，从此星散。大伯父仍住街上，二伯父全家迁至铜官山特区，三伯父和我父亲，流落到大通镇对面的河南咀，成了渔民。

对于母亲，这是第一次“失乐园”。

含辛茹苦4年，母亲打草捞菱，节衣缩食，腹中怀着胎儿（我），手里操持家务，终于在村子的最南头，建起三间瓦房，一明两暗，坐北朝南，黑瓦白墙，徽派风格，甚至还有翘檐的防火墙。屋前插柳种杨，屋东小河长流。我就是出生在这里。那一年，想必母亲感到幸福，她的两件作品同时问世：她的幼子和她的房子。

1958年刮“共产风”，我们家的房子被刮中，被征用为村里的妇产院。我们全家5口（父母，哥哥，姐姐和我），被迁入一处茅屋里的一间房里。房主是队里的会计，因贪污，被判有罪，在普济圩劳改农场服刑。我们住前房，后房住着会计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那女孩患先天性精神病，只笑不哭。但那笑声，听起来更像哭泣。

这是母亲第二次“失乐园”。茅屋阴暗潮湿，唯一的小窗户，只有两本书那么大。而且屋门朝西，远离青铜河，夜间躺在陌生的床上，听不见河流潺潺之声，母亲恐难入眠。她再也找不回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生活。唯一能把她，和逝去的少女时代，以及失去的两个“乐园”维系起来的，大概只有两指之间冉冉袅起的那缕青烟。但那个时代，饿殍满地，食不果腹，哪有钱买烟？于是，到政府办公场所捡烟蒂，就成了哥哥每天的第一道家庭作业。哥哥当时在大通镇读小学，当他回到家里，从小裤兜里掏出几颗灰头土脸的烟蒂时，那可能是母子俩最快乐的时光。

母亲什么时候染上肺结核病，我不知道。但那种烟蒂吸下去，得肺结核病是迟早的事。搬出村头瓦房1年多后，母亲病重，因为无法遏制的咳嗽，母亲夜夜不能成眠。她尝试过以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用来上吊的带子不能承受，她坠落到地上的巨大声响，惊醒了我们。父亲外出打鱼，我们三个孩子抱住母亲的双腿，释放最大分贝的嚎叫。母亲的双腿，一定在瑟瑟发抖，但我已毫无记忆。

不知道是哥哥姐姐的事后叙述，留下的印象，还是我真的对当时的场景，有点朦胧的记忆。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母亲感觉尚可，带着我和姐姐，偷偷回了一趟我们以前的家，当时的妇产院。当母亲看到墙上悬挂的产妇招贴画后，回到床上，就再也没有起来。父亲记得，她临离开我们，被抬去县医院时，很坚定地对父亲说，“房子笃定会还的，我是看不见了……”

1960年某日，母亲病逝于铜陵县医院，享年30岁。1年以后，我们回到了她梦牵魂绕的那3间瓦房。

                      2009年11月28—29日星期日

哪种暴力害了菲律宾？

一种报纸有一种政治价值倾向，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一个国家，只有一种价值倾向的报纸可以生存，其他倾向的报纸，或媒体，要么不能怀胎，要么流产，要么夭折，被饿，或者被掐。

发行量颇大的《环球时报》，就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报纸，它的功力，主要表现在，从任何国际政治事件，或现象中，解读出民主恐惧。这不，菲律宾发生政治谋杀，该报得出的结论是，“选举暴力困扰菲律宾”，“美式民主水土不服”。政治的“果”，不是苹果，可以找出确定的“因”。记者不是研究人员，怎么可以如此轻率，用一根稻草，支撑千钧重的结论？

这篇“深度报道”一开头，引用英国《泰晤士报》的话说，“1964年，它（菲律宾——本文作者注）的GDP比日本还高（可能指人均GDP——本文作者注），如今却只有日本的一个零头，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为什么失败？文章的结论自然是，搞了“美式民主”。美式民主，在菲律宾成了暴力政治，和“政治毒药”。

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

194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给予菲律宾独立，通过民主选举，罗哈斯当选总统。从1946年到1954年，菲律宾经济开始恢复。1955年，菲律宾在经济上，开始去殖民化努力。进口替代工业政策取得成就，到1964年，菲律宾经济达到经济增长曲线的顶点。

为什么《泰晤士报》要说1964年？没有人不知道的是，1965年，是F.E.马科斯20年独裁统治纪元元年，且去美国化，民族主义浪潮开始高涨。1962年更改国庆日，从7月4日（美国国庆日），改为6月12日（1898年菲律宾独立宣言发表日），并就“军事基地协定”，“同等权利法案”等，与美国交涉。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67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血腥的马科斯独裁政权，是菲律宾的癌症，越到晚期，越要菲律宾的命。到阿吉诺被暗杀时，菲律宾人开始了大逃亡，带着资产逃离这个国家，助长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总体崩溃。要说暴力，祸害菲律宾最深的，到底是选举暴力，还是独裁暴力？

独裁政治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悖论是，独裁的消极后果，只有独裁才可以消除。自由的最大悖论是，必须允许反自由的主张来反对自己。菲律宾就是这两个悖论的牺牲品。

我没有结论，只有描述。如果说，菲律宾经济，从1964年开始滑落，伴随这个过程的，是独裁代替民主，以及后独裁动乱。别的，我就不说了，读者自说。

最后我想请教《环球时报》记者的是，如果所谓美式民主对菲律宾不好，那么，什么才好？万望不吝赐教。

                    2009年11月27日星期五

北大学派：产权改革的经济理论创新

——参加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届）颁奖典礼有感

曹凤岐

按：本文转载自我老师辈的曹凤岐教授的博客，原文标题为《回眸当初自为荣》。曹老师此文提到一个有趣的见解：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北大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从世界经济学高度看，这个学派的理论可能幼稚，但其锐气与北大传统一脉相承。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0c53cd0100g3gr.html

    2009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届）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以下称厉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厉老师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1980年）的学者，并身体力行进行研究与实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被称为“厉股份”，他获得“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创新奖是实至名归！作为厉老师的学生和助手，我向厉老师表示热烈祝贺！

    得知评选结果后，厉老师在接受视频采访时表示，有许多经济学家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作出了贡献，获得这个奖项的应该是一个集体，他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他说董辅礽先生1979年就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他列举了1980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他提出采取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后，与会的很多经济学家如蒋一苇、王珏、童大林、肖灼基、冯兰瑞、鲍恩荣、赵履宽、胡志仁等都同意他的观点。厉老师还特别提到了我，他说“曹凤岐做了很大贡献，他不仅宣传了股份制，而且在证券法起草中占了重要地位”。这是对我进行股份制研究的很高评价与褒奖。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厉老师对我研究的肯定！

    以厉老师为主要贡献者代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我感到非常欣慰。首先，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一项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项就是企业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胜利，是坚持改革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胜利！其次，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北大学者（在创新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主要贡献者候选人中列了三人：厉以宁、吴稼祥等，曹凤岐，我和厉老师是北大学者，而吴是我们的学生）首先提出在中国应当推行股份制，并身体力行，这是北大学者对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所作的重大贡献。第三，在这项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制度改革中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感到这是值得自己一生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我是在厉老师的带领和和指导下在国内比较早的进行股份制学者之一。厉老师1980年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后，在北大我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者和践行者。1989年在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序里，厉老师写道，“曹凤岐同志对股份制和企业集团的研究已经七八年之久了。1981年的夏天，他同我一起去参加烟台参加中国金融学会举办的中央银行研讨会时，他就同我讨论了如何用股票形式来集中社会闲置资金和转化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等问题。我记得很清楚，自从我在1980年5月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采用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后，曹凤岐是最早同我一起为股份制而奔走呼吁的北京大学教师之一。”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1982年到1983年我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我最早公开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观点是在1984年,当时我为《金融经济师手册》（杨培新、易宏仁主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企业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息和红利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价证券发行、交易和管理"等条目，大约有10000字左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这篇文章由厉老师推荐到《北大学报》）,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国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开放股票市场等问题。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被收录到《论财产股份制》(韩志国、曹勇戎、王勇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列在全书的第一篇。1989年1月,我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一文,全面阐述了用现代公司制度改造国有企业的问题。"七五"期间,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曹凤岐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于1989年4月出版。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这本书关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股份制改革又掀起了新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我对《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进行了修订,并于1993年1月出版。修订版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股份制理论，而且有更强的操作性。“八五”期间我又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作为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曹凤岐著,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1997年针对股份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在《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4日）上发表了《股份制改革路在何方》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二十多年来,我发表了多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文章,2001年出版的《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我的30篇研究文章。其中,从1985年到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十论”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在一个学术杂志上用二十年的时间连续就一个问题发表10篇系列文章可能在国内外尚属首例。早期我还直接参与过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计与改造工作。

    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我的科研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对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贡献，在我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的“十论股份制”的文章中得以反映与体现，这10篇文章的题目和发表时间是：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与对策——四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改进与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并购——六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七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论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八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早在1989年我就曾经说过：“中国推行股份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推行股份制的路是艰巨的、曲折的和漫长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前言第5页)在改革初期有不少人对股份制改革不理解,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的企业就是私有化。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被认识的。实际上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后人们对股份制改革的认识才趋于一致。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提出是付出了成本和代价的。众所周知,厉以宁教授因为提倡股份制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我本人研究股份制也遭到一些误解。记得1989年10月的一天,有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要我去作一个发言,说专门听听我的股份制观点。我到会场一看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私有化",我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改革,认为国有企业推行的承包责任制是经营机制的改革,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企业的产权关系。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我发言以后有的同志就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批判,引了书中一些话,认为我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我的观点上纲上线,甚至把我的这本书和当时批判的《河殇》联系起来,认为我鼓吹所谓的"黄色文明"。1990年我申请破格提升教授,就因为我提倡股份制,主编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我的申请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才获得了教授职称。

    我认为，理论的创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更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理论的革命,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从旧的、传统的理论、思想、观点和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摆脱出来,才能在改革实践上有所突破。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对中国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跳出原来的传统的模式和框框,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提出来的国有企业从战略上进行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中国股份制改革还要不断发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关于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企业家阶层问题,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与并购问题,中国公司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探索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我深知股份制改革之路仍然是不平坦的,有些人可能还会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攻击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本身是一种所有权和所有制改革,有的人还可能挥舞所谓"私有化"大棒封杀股份制改革和对股份制改革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如果能为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承担风险也是值得的。我如果能够作一块改革路上的铺路石子,我将终生不悔。我很欣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罢!"今后我还要为中国股份制的发展与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一篇文章激起的人生波澜

一周前，我的朋友，林光耀，路透社北京分社的头儿，给我电话：“新华社的报道里有你的名字呢。”

“是嘛，报道什么？”

“厉以宁获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报道，报道说，在得知评选结果后，厉以宁教授表示，有许多经济学家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作出了贡献，提到董辅礽、蒋一苇、童大林、萧灼基、冯兰瑞、王珏等，还有你。”（报道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1/13/content_12450683.htm）

哦，我知道了，厉老师之所以提到我，是因为我和金立佐1985年初写的那篇文章，《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发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杂志，《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1期，以及《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头版上。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我前半生悲喜剧的一个脚本。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虽然不能说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一篇文章轰动天下，从而改变人生轨迹的事是有的。那玩意儿见报后，像一粒石子入水，激起的涟漪波及经济学界以外。

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研究处供职，局长是卢之超。他大概是读了那篇东西。一次局务会议上，卢局长笑眯眯地对我说：

“小吴啊，你是想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呵。”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回答说：“之超同志，你高估我了，党章都说，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我哪有那本事，做党章都说做不成的事情呢？”

“至少你是在为赵紫阳摇旗呐喊，”他稍稍收敛起笑容说。

“局长您太抬举我了，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常委，我倒是很想为他摇旗呐喊，可惜不够格啊，”我说的是真心话。

几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调到他们那儿。我说，我在中宣部已经被提为副处长，报到部务会议，等待批准，如果我过来，能提为副处长，我就来。他们不能拍胸脯。我没有去。

那时，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正好缺人，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的林京耀，把我推荐给当时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进玉，面试了几分钟后，决定借调我。我没有再提副处的事。

从此，我的人生，脱离一轨，进入另一轨。我常说，我的人生，就是一系列的误入歧途。我年少喜欢写诗，想上大学中文系，结果上了经济系。经济学的橄榄，刚刚在口中砸吧出点滋味，又去当书童，接着，服从安排，搞政治体制改革调研。此后，误入歧途的就不是我了，但承担后果的人里有我。

1995年，世界刚刚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这之前，世界对于我，是拼凑不到一起的梦的碎片），一个朋友转告我，吴敬琏老师说，他的新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因为引用我的《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某部主持评选的图书奖落选了。但吴老师又说，叫吴稼祥别有心理负担，他的书后来得了更大的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我后来找来这本书，吴老师提携后进之心，让我感动，他说，那篇文章的作者在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思路”，说文章“对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怎样进行改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吴老师所说，我不敢当。但一篇小文，前有吴敬琏老师抬爱，后有厉以宁老师惦念，这不仅体现中国源远流长的师道孕物，也体现中国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宽仁风范。只是小的不才，有负师恩，未能成器。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奥巴马是个说故事的高手。

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个“灰姑娘”。不过，与辛德瑞拉不同，他是男性，黑皮肤，成为美国王子的舞伴之前，“挣扎”在东南亚的某个村子里。这是他自己说的故事：

“我年少时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我妹妹马娅(Maya)出生在雅加达，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籍华人。我的母亲在东南亚地区的村子里工作了近十年，教当地妇女使用缝纫机和使她们接受教育，这成为了她们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立足之地的基础。因此，太平洋圈帮助我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

他说这个故事干什么？与太平洋套近乎。这番话，更像是掉在地上的蝙蝠说的。伊索寓言说，蝙蝠被黄鼠狼叼去，请求饶命。黄鼠狼说绝不会放过他，自己生来痛恨鸟类。蝙蝠说他是老鼠，不是鸟，便被放了。

美国呢，被金融危机叼去，也请求饶命。金融危机说，没门，我专吃大西洋的耗子。奥巴马的美国说，大爷明鉴，我是太平洋的鸟（他的原话是：“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不是大西洋的耗子，有没有被放掉，还不知道。

谁都知道，早就有个大西洋耗子联盟（北约），美国是它的头儿。真有人会相信，太平洋孵化的鸟，做了大西洋耗子的头儿，它就从耗子变成了鸟？笑话。顶多从大西洋的耗子，变成地球上最大的蝙蝠：面对大西洋时，说自己是耗子；面对太平洋时，说自己是鸟。

对于这样做的好处，伊索寓言这样说：“这个故事带出的启示就是：我们遇事要随机应变，方能避免危险。”

这话美国和奥巴马都不爱听。俺们可不是一般的蝙蝠，是蝙蝠侠。俺们成为蝙蝠，不是要逃避危险，而是要拯救世界。用军事联盟，为大西洋的耗子们打洞；用新能源，给太平洋的鸟们找食。

果真如此？未必。 其实，这既不是逃避，也不是拯救，而是战略，蝙蝠战略。美国争做太平洋的鸟儿，是自己要找食。不仅要太平洋国家多买它的国债，还要多买它的商品。在经济上与太平洋国家共生，可以打压大西洋耗子自己的经济联盟——欧盟。这个联盟刚刚有了自己的总统。太平洋的鸟儿壮了，也不要紧，大西洋的耗子在军事上，会更依赖自己。

经济上与太平洋共生，制衡欧洲；军事上与大西洋同盟，威慑俄国和东亚。这就是奥巴马要做的蝙蝠侠。

                 2009-11-22

自由并非天堂

——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20年前，一堵墙倒了。墙东边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西边淹没过去，带着欢呼，跳跃，和从身体上被扯烂的布片，像旗帜一样飘曳，奔向西边，奔向自由。

20年后，德国《明镜》周刊调查发现，57%的东部人认为民主德国“好的方面要多于坏的方面”，人心背朝西边，回望东边，逃避自由。

刚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也曾经害怕过自由，《圣经》旧约的作者写道，当他们被法老的追兵咬到尾巴时，对摩西抱怨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甚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14：11）

获救后的欢呼刚刚停歇，怨言伴着饥饿又向摩西袭来：“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16：3）

一切灾难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开始败坏。背弃拯救他们的神和摩西，崇拜金牛，纵情淫乐。神发怒要灭绝他们。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这些以色列人中间搞一次民意测验，说埃及“好的方面要多于坏的方面”的人数肯定不少于57%。

这就是人性！与逝去的噩梦相比，不如人意的现实总是更让人失望。人总是愿意拿现实中最绝望的东西与过去最让人怀念的东西比较。

中国人也不例外。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出埃及”，开始拆除经济上的“柏林墙”，告别了大锅饭，铁饭碗，以及束缚手脚的牢笼，当然也告别了无就业压力、无贫富差别和舒缓的生活节奏。如果以“毛泽东时代好，还是现在好”为题做个问卷调查，说前者好的人的比例恐怕也不低吧。

这就是人性？

也不全是。这里还有对“自由”的误读。自由并非天堂，它有时也是地狱，如果你不配享有自由。自由不意味着奶和蜜自动流淌，也不意味着像伊甸园的苹果一样享受不完的权利，自由的最终含义是责任，对自己对别人的责任。自由意味着直立行走，不受奴役，意味着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无害于他人。如果你什么事也不想做，自由对你就是第6根指头，甚至是甲状腺肿瘤，是个赘疣。

所有不愿或不能为自由承担责任的人，必定逃避自由。一切奴役制度败坏的正是这种责任意识，因为奴隶没有权利，因此也没有责任。所以，被解放的奴隶很少在一开始不逃避自由的。

自由意味着你可以随时离开你所在的地方。不论现在德国东部的人怎么认为过去的民主德国好，如果真要重建，他们比谁逃得都快。所有你不能离开的地方都是牢笼，即便是天堂，假如你不能离开，那就是名叫“天堂”的牢笼。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自由，使每一个你已经离开和即将到达的地方有可能成为你的天堂。

自由并非天堂，自由只是使天堂成为可能。

                  2009-11-15 

朝韩海战：为奥巴马东亚之行添点乱

就在奥巴马即将到达日本开始其为期一周的东亚三国之行前3天，朝鲜海军警备艇在西海越过韩国坚持，朝鲜不买账的所谓“北方限制线”，不听警告，引诱韩国舰艇开火，并给予象征性的回击后退回限制线北方一侧。首尔一阵手忙脚乱，平壤则有点幸灾乐祸地要求韩国道歉。

听到这个消息，我忽然想到凤凰台正在热播的韩剧《正祖大王——李算》，剧中李算的祖父英祖王殿下晚年得了一种痴呆症，经常到晚上就推翻自己白天的决定，白天看到企图谋害他孙子的中殿娘娘严词呵斥，晚上却跑到她的寝宫里倾吐依恋之情。莫非朝鲜的金正日殿下也患了此怪病？行为怪癖狂背，上面和你拥抱，下面就踢你一脚；刚说明天就要进行战争，后天又和美国人拥抱；上午满面春风，送大礼，要做乖乖兔，下午就脸若冰霜，放导弹，要做跳跳虎；面对电视说要有新意，背过身就骂，勒令停播所有广告，说那都是垃圾；刚接受了韩国人的粮食，谢谢也没有说一声，就跑回去擦枪……

不过，谁要真认为金老爷子神经错乱，那就要上大当。在他所有貌似狂乱的行为背后，有一个始终一贯的逻辑：苟延金氏王朝的残喘。既要有饭吃，还不能放开老百姓手脚，怎么办？把他们绑起来向国际社会要饭，就成了最好的选择。绑起老百姓，还得有人理，因此，必须捣乱。乱捣得越大越好。捣乱也有学问，一次找一个对象捣，对象多了，容易吃亏，因此不要六方会谈，要和美国单挑。你不理我？没关系，我理你，我绑你的姑娘。

美国好不容易答应和自己一对一了，但奥巴马先访问的却是中日韩三国：两个嘴上的敌人，一个心中的敌人，这显然是在让自己难堪。你们不是想为奥巴马鸣礼炮吗？在你们的礼炮鸣响之前，先鸣丧炮吧。结果就是韩朝舰艇互射了250多发舰炮，1死3伤。其意义，就像你家办喜事，我给你送口棺材来，虽然棺材里装的是自己人。

挣不到饭吃的坏孩子，不找人打架干什么呢？不过，不会是真打，无非是抓破自己的脸，流点血，讹你一餐饭吃。

                    2009年11月10日星期二

想到全球大国，不能不想到海权；想到海权，不能不想到出海口；想到出海口，不能不想到延边，珲春和防川；想到这三个地方，你的心口不可能不堵，堵在心口的，不仅仅是那把中国国境线与日本海人为切割开来的15公里，更有一个国人不愿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越是被国人认为与中国越亲的国家或政府越想勒中国的脖子，而且勒得越紧？

图1：图们江口地图

中国地图形似雄鸡，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在雄鸡的咽喉部位，喉结是个叫“防川”的港口，从防川沿图们江到日本海出海口有15公里的“气管”和“食道”，卡在这条气管和食道上的是块硬骨头，叫“俄朝铁路桥”，该桥有8个桥墩，俄方一侧高的5个桥墩是俄罗斯修建的，朝方一侧矮的3个桥墩是朝鲜修建的。高的也通不了远洋航船，矮的只可通舢板。

沙皇帝国政府要比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政府凶恶吧？1858年和1860年，沙皇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侵占了中国从黑龙江口到图们江口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但1886年经过中国官员吴大澄的拼死力争，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规定插有中国国旗的船只，可以经图们江驶入日本海，俄国“不可阻拦”。从那时，从图们江到日本海的航路一直是畅通的，直到苏联治下的1938年，爆发日苏张鼓峰战役，日本战败，苏联封锁了图们江口，这一封就是70年。沙皇保留的，苏联拿回去了。

军国主义的日本要比苏联老大哥可恶吧？但1895年中国战败，日本占据朝鲜和中国的辽东半岛，也没有利用对朝鲜的殖民特权封锁从防川港到日本海的出海口。最猖狂时期的日本帝国没有对中国做的事情，苏联帝国做了。

“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了战斗友谊”的朝鲜与我们的关系要远远亲过苏联或者俄国吧？但17万中国志愿军烈士的鲜血换不来图们江水向日本海的流淌。虽然1964年朝鲜政府就答应中国船只可以通行图们江下游，但结果呢，上文提到，俄朝大桥的桥墩，朝鲜的比俄罗斯的更矮，“我让你通！”朝鲜同志心里可能这样说。

从1990年到1992年，中国与解体前的苏联和解体后的俄国政府多次交涉，并且签署了《中苏东段边界协议》，协议回到了清政府和沙皇政府《中俄珲春东界约》的立场：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只可以在图们江下游自由航行。但是，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惹怒了朝鲜，图们江下游扼住中国咽喉的朝鲜手指，力气用得更猛。

我不明白的是，志愿军的鲜血，朝鲜原油的90%，消费物质的80%，都从中国流过了鸭绿江，为什么中国的船只就不能流过图们江下游朝鲜一侧的桥墩。

出海权从有到无，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衰落和历届政府的无能；出海权从失到得，才可以验证出一个国家的复兴，政府的远见和效能，以及相关国家的真实面目。

记得俄罗斯大诗人费特写过一首不错的情诗，有这样的句子，“语言是无力的，亲爱的，销魂的是一阵暴雨似地热吻……”

国与国之间还是少谈什么劳什子“友谊”，即使不能热吻，也别缝我们的嘴唇啊，图们江的嘴唇。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