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杜威所说的这句名言：“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准确。他们认为，民主不过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可以不适用。有的人甚至认为，专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自己愿意，谁也不应该阻挠这种“专制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些反民主的人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偏执和狂妄，恰恰说明了，他们往往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主张“绝对自由”并且因此失去理性的人们。跟这些人讲道理，真的很难！也许，要说服他们，还得从他们自身出发。我们这些信奉民主的人，应该帮助他们“寻根”——生物学上的“根”。他们只有搞清楚了自己的身世，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家人”，他们才会认同普世价值，并且也会主张：民主应该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着自身独特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人也有着自身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世俗习惯，并且，由此产生了中国人独特的体格、体质和气质、性格，包括那些中国人容易染上的生理疾病。同样，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端，以及中国人身上几乎无法根除的“劣根性”，也是在长期的进化发展中慢慢形成的。

这些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生活的现象背后，似乎不可能有某种相互关联的东西。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在这些不同的病理学现象的背后，有无共同的基础和背景？我认为，肯定是有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基因图谱。中国社会的众多难题，中国人身上的诸种“劣根性”，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逐步实施，都会一一展露出来，并且，通过中国人的基因图谱，而找出历史渊源。

基因图谱，和互联网一样，是人类社会20世纪至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实际上，此二者是以往人类历史所有科学、技术在理论上的汇总和结晶，也是进一步解开人类社会奥秘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实践活动。也正是通过它们，人类正在出现空前的和平、繁荣与团结。这是因为基因图谱和互联网一样，都是“网路”，它们将人类社会的“亲在”性、普遍联系性、平等性、网络性、共时性，变成无可否认、不该回避的事实。

透过基因图谱，我们将能发现并解释中国的一系列长期得不到解答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西方社会形态为什么不同于中国，中国人为什么会有祖宗崇拜，中国为什么会有几千年奉行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中国为什么“民主”、“科学”无法兴起，中国人为什么迷信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为什么无法表现出来，中国人为什么成就了这样的一个“面子社会”、“熟人社会”，中国人为什么会有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的活力为什么始终被特权阶层所掣肘，中国的公权力为什么始终无法阳光作业。

要解答这一系列难题，单靠这篇小文，当然是不可能完全讲清楚的。不过，我相信，一两个基因图谱的实例，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根本所在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被称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子家族。孔子的族人传承2550年至今，已繁衍有82代，全世界海内外包括各种国籍，目前的孔氏后人大概有300多万。这个数据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孔子家族长期修谱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永远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孔子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宗，不管你现在是否姓孔。原因很简单：除了我们和孔子一样，共同拥有“炎黄子孙”的身份之外，基因图谱还能够证实，孔子不过是无数“炎黄子孙”之一，他和我们必然会有普遍的生物学基因上的联系，只是疏密程度略有差异而已。所以，我也断言“八旗子弟是中国人的祖宗”。这没有什么值得回避的。

（山西昔阳最早发现失传千年的孔子后裔支谱手抄本）

接着，让我们看看当今世界真正的“天下第一家”奥巴马家族。前不久，有关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投资大亨巴菲特有血缘关系，但辈分相差三代：巴菲特是奥巴马的太爷爷。家谱网站Ancestry.com 的研究人员15日宣布，是一名17世纪移民美国的法国人马里恩·杜瓦尔，把奥巴马和巴菲特联系到了一起。研究称，杜瓦尔在17世纪50年代从法国移民到美国马里兰州，奥巴马是其第9代玄孙，而巴菲特是其第6代玄孙。不必说“人类走出非洲”的故事，通过这个事例，我们看到，白种人和黑种人也可以是同一个家族的。

以上两个事例，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强调自己的祖宗是谁，西方人对此却并不热衷？难道西方人就不孝道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祖宗是谁，因为无知！中国是一个“面子社会”、“熟人社会”。而西方人尽管处于一个“法理社会”、“陌生人社会”之中，然而，他们具有普遍关怀的真情实感，整个社会也显得更有温情。实际上，与西方社会追求普遍正义不一样的是，中国人所谓“六亲不认”的大义凛然，不过是狭隘的“家族伦理”下的昏话，其背后是特权导致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在个人利益面前，中国人经常性地“杀熟”，并且违背所谓的“家族伦理”。自然，中国人更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世情怀。

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始终笼罩着一层层厚厚的面纱。这正是特权的遮羞布，也是它赖以生存的温床，尽管在它下面不无龌龊。而要扯下这块遮羞布，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一瞬间即可完成，并且直达特权的核心。不过，这得依靠基因图谱的准确描绘。因此，我认为，假如互联网是一种外来的技术革命的话，那么，基因图谱的描绘将是中国的内在的技术革命。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共同启动中国社会的民主程序。

我们知道，本文以上列举的一系列中国问题，必须寻找到一个突破口。百年之前，中国即已出现了一次思想革命，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它仅仅是一场思想的、观念的革命，而并没有变成社会实践。而民主从“道德理想”变成“道德事实”，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环节。值得庆幸的是，近十年以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民主正在通过网络而露出真容。不过，网络上的民主毕竟不是社会现实中的，它具有虚拟性。

所以，中国的民主，必须从虚拟走向实践。我认为，这个实践是值得期待的，而其突破口，就是扯下特权的遮羞布，从而揭开公权力之上那层被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始终笼罩着的的面纱。中国的民主、宪政实践，要避免流血，就必须首先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避免“六亲不认”的激进变革，从而结合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实现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要知道，人类历史以往的流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悲剧性结果。

（有待进一步考证的菲律宾孔子后裔英文支谱）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一种中西（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差异。即，中国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身世往往讳莫如深，而西方人则基本上是毫无顾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中国人的身份背景，往往非常困难。所以，中国人围绕着特权而谋私利的方式方法，往往是阳奉阴违的，机会主义的，不道德的。否则，一旦公开，这个所谓的“特权”就会被无数人瓜分掉。因为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家都是亲戚，自然也是“皇亲国戚”。

有这么一则消息，仍在四处传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则消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5000人的核心体系”足以扩展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人。当然，现在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但是，未来基因图谱的绘制，必将为我们揭示出这一点。尽管基因图谱目前来看会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公开，但是，基因图谱的绘制必将改变人类面临着的各种各样的困惑，例如，生命的延长，健康的需要，都将依赖于它。人类基因的迁徙地图已经为我们揭示了很多奥秘，我相信，基因图谱的绘制将最终解决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难题。不过，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走向民主，还需三五十年的期待。

不过，以上所说，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只要你是中国人，不管你姓甚名谁，特权是没有生物学上的依据的。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特权是反“家族伦理”的，是真正的“六亲不认”。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身份认同“中国人”，而且它还有生物学上的依据。所以，民主必将成为所有人的选择。惟有民主，才能将“四海之内皆兄弟”从道德的口头禅，特权的遮羞布，变成一种道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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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 

八旗子弟是中国人的祖宗

从奥巴马的家庭看一个国家的悲剧

英国女王踏上回家旅途

最近，一则新闻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的眼球：圣诞节将至，英国女王也要赶回老家去过节。12月17日这天，为节省开支，83岁的女王没有动用自己的王室列车，而是和民众一样乘坐普通火车远行。

看了这则新闻，相信很多人并不会感到惊奇。西方人嘛，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见怪不怪”了。与西方人形成天壤之别的另外一种景观是：中国的大小官员出行，都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的。他们踩过的路线，简直就是由厚厚的人民币铺成的。

一个芝麻大的官，出门就是飞机，而且，登飞机的时候，非要走什么“贵宾通道”，坐着专车送上飞机；下飞机的时候，也是早已一帮子人等着伺候。（实际上，这样做，已经涉嫌触犯刑律，危及公共安全）。就官架子摆谱来说，中国的村长在风头上完全盖过英国女王。

中国人嘛，本来就是这种德性！这也是一种“见怪不怪”了。

女王在车窗内向外张望

不过，在这两种“见怪不怪”中，老百姓也清楚了这么一个道理：西方人，至少西方的官员，是理性的。他们的政府不敢乱来。而中国人，至少中国的官员，是反理性的。我们的政府敢于乱来。长此以往，自然是民怨沸腾。

昨天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难得社科院做了一件好事，他们认为：“2009年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然而，为什么“民怨太深”呢？很显然，是政府官员在滥用公权力，而且已经到了非常无耻的地步。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官员敢于滥用公权力？说白了，源自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政府掌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我们的政府不是“有限政府”，而是什么都想管但却什么都管不好的“无限政府”。“无限政府”看起来是“无限责任”的政府，实际上，所谓“无限责任”的政府，必然是要求无限权力的政府。

英国女王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理性的、讲道德的人。她之所以理性而且讲道德，是因为她所在的社会及其制度，要求她必须那样做。同理，中国的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是一个腐败的、不讲道德的人。他们之所以腐败而且不讲道德，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及其制度，要求他们必须那样做。

很悲哀的事实！但也很显然，中国社会要好起来，就必须实行民主体制，然后才能破除毒害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官本位的社会思想，从而产生并制约公权力，建设一个“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宪政体制下的政府官员才是理性的、讲道德的。

——被“小康”而无“礼义”的社会是不可能幸福的

昨天，中国好事连连。这里就说两件事。

一是，昨天公布的《2008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进步》报告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监测显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由2007年的72.7%上升至2008年的74.6%。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是，在昨天召开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在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2006年就超过了2000美元，到了2008年，我们超过了3000美元，到明年年底，我们将会接近人均GDP4000美元。这比我们原来说的到2020年才达到人均GDP3000多美元，时间大大的提前了。

这两件事说明，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世界银行将各国收入水平划分为四类标准，其中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属于中上等国家水平），中国已是“发达国家”，自然，我们也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然而，谁都能感觉（不要小看这个“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幸福，相反，我们的“痛苦指数”还在上升。这意味着，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小康社会”的指标，很可能是错误的。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十个方面，这里列举其中三项：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二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三是城镇化率达到50%。（其它指标见【附注】。）

1、中国的人均GDP到2008年，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然而，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困的国家，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即使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的3倍。如此收入水平，何来“小康社会”？

2、联合国粮农组织依据恩格尔系数有一个划分贫富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x100%＝恩格尔系数）在60% 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60% 为勉强度日，40%-50% 为小康水平，30%-40% 为富裕，30% 以下为最富裕。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我国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构成为：食品46% ，居住9%，衣着12% ，交通通信6%，医疗保健4%，教育文化娱乐服务1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8%，其它4%（见1998年3 月9 日《人民日报》）。这表明，我们城镇居民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

实际上，我们的统计也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人买不起住房，所以，食物支出的数额较大。如果将住房消费算进来，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必然低于30%。呵呵，这是“最富裕”的标准了。

3、有关统计表明，在人均GDP达3000美元的阶段，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55%，而中国目前刚过1/3。

可见，数字不过是拼凑出来，糊弄人的东西。中国之所以被世界银行“发达”，中国人之所以被本国政府“小康”，都是因为这些数字指标。而这些数字指标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乃因为社会生活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应该被枯燥的数字切割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普世性的“感觉”（即价值观），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的国家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实际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标准，是按照我们祖先的“大同社会”的理想进行安排的。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一开始就错了。我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其实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没有“大同社会”的理想，“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此话怎讲？还是看看中国人的祖先是如何论述“小康”的吧。

中国的儒家把比“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大同”指“天下为公”，而“小康”指“天下为家”。《礼记·礼运》上这样描述“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上接着这样描述“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见，“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差别是，前者“大道之行”，后者“大道既隐”。我们现在的政策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即使退了一步，我们仍然抛弃了“小康社会”的核心：“礼义”。所谓“礼义”，可一分为二，“礼”指“法治”，“义”指“德治”（这里不是政府所宣扬的“德治”，而是指“讲道德”）。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经济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然而，由于缺少“法治”和“德治”（即“讲道德”），中国的“小康社会”必然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扬弃“小康社会”的说法，保留它的合理成分，即古人所谓“小康社会”的核心：“礼义”；而放弃“家天下”的自私自利。

更准确地说，中国应该一开始就宣誓建设一个“大同社会”。这个“大同”不是“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同义语，而是一个已经获得国际普遍认可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个“大同社会”的核心也就是“公民社会”正在努力做到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只有在起点上平等了，才能让那些骗人的数字指标，不再危害社会及其政府和人民。

【附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了这样十个方面：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八是大学入学率20%。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中国工人”应该集体退出“领导”地位

——美国《时代》周刊似在提醒中国应该修宪

美国《时代》杂志16日宣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选为该杂志2009年年度首席人物，而“中国工人”作为群体获评《时代》2009年度次席人物。《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这的确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国大陆，谁稀罕“中国工人”这一羞人的身份标签啊？中国社会一直在跟着美国、台湾等等鹦鹉学舌，鼓吹着建立什么“核心价值”，那么，我们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很显然，它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追求：升官发财！也许，还可以加那么一条民间戏言：死老婆。好一幅暴发户的嘴脸！

不过，如此“核心价值”，不是“中国工人”们树立起来的。它是中国的食利阶层（或者叫做“特殊利益集团”）长期以来的价值追求，以致上行下效，搞坏社会风气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民主法治不兴，文化失败，道德滑坡的必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其实早已衰落。

我国《宪法》在“序言”部分即已明确“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都知道，“中国工人”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被剥削的对象。他们流离失所，夫妻分居，孩子辍学，在城市里打工，超时超负荷地劳动，然而，所获寥寥，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更不要说，每年死伤无数了。仅在煤矿行业，每年就要5000左右的“中国工人”献出生命。

我国《宪法》“序言”还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需赘言，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确已经被“团结”了。恭喜他们，终于跨进了中国食利阶层的行列之中。中国的工人、农民也很想被“团结”进去。然而，很遗憾，这个国家总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吧！中国社会由此被一个巨大的鸿沟分开：一边是食利阶层，一边是为食利阶层流血流汗地服务的阶层。

然而，滑稽的是，我国《宪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当然是罔顾事实的睁眼说瞎话。“中国工人”们都被关在工厂内挥汗如雨，哪里有闲工夫来“领导”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再说，他们连选票是什么东东都不知道呢！

这十几年，中国搞了好几次修宪。“邓小平理论”入宪，“三个代表”也入宪。这已经很实事求是了。中国人民的确需要一部诚实的宪法！为了国民的诚实和法律的权威，首先，“中国工人”们应该集体退出“领导”地位，而由中央政府接替——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中国工人”们应该向食利阶层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宪。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名正言顺地安享“主人翁”的地位。

最后，借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它可以视为美国联邦宪法的“序言”——与所有的“中国工人”们共勉。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y are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them,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th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昨天晚上，看了《十月围城》。这是一部不可不看的好电影。好得无以复加！所有的大陆导演，都应该向香港同胞致敬！他们的敬业精神，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表现。

只有香港导演才有那样的气概、才华、胆识、敏锐、细腻和饱满，让大陆那些蔫不拉几的演员为之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有血有肉的“角儿”。也让大陆的电影审查部门不敢挑刺，尽管电影一开始就在宣扬“民主”。

整部影片精雕细琢，所有情节一气呵成，且扣人心弦，犹如身临其境。《十月围城》几乎没有雷人台词，这是因为它在细节上的铺垫足以抵消那些可能成为笑料的语言。而这样的慢工细活是大陆导演所普遍缺乏的。

例如，电影里有一句对白是王柏杰饰演的年轻少爷对谢霆锋饰演的车夫说，“你闭上眼想到的是阿四（姑娘），我闭上眼，想到的是中国的未来。”《十月围城》的编剧之一郭俊立说，这句台词令他起鸡皮疙瘩、较比雷人，但陈可辛一定要保留它。从电影院观众的反应看，保留下来是对的，因为没有人笑，相反，很受感染。

不过，《十月围城》之所以如此吸引观众，除了表现手法的到位外，更重要的是影片所反映的内容本身，尤其是这个问题在考验着我们的思考和人生选择：假如你不是演员，而是历史当中的真实人物，而且，在那个年代，你不知道什么是“民主”，甚至连孙中山是谁都不清楚，你会不会为了保护这位被清廷通缉的逃亡政治家而冒险，并且为之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十月围城》里没有这样的深入思考。1906年的香港大概也是一个传统的江湖社会，那里的普通居民活着为的也仅仅是吃饭，然而，在传统文化价值观“情”和“义”的感召之下，社会底层人士被发动起来了。而且，这些人明明知道，执行保护孙中山的任务，等于是去送死。不过，在“革命”的旗帜下，这些社会底层人士最终还是“受骗上当”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的死都是不值得的。但是，历史不需要假设。尽管我们替王柏杰饰演的年轻少爷的惨死而痛惜，然而，当事人却并不这么想，他在死之前，还在傻乎乎地露出“胜利的微笑”。所以，《十月围城》从“革命”的角度上看，的确是“主旋律”的：革命需要牺牲，需要意识形态。

不过，影片制作人陈可辛并不这么看。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这样表态：有人说《十月围城》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主旋律也是“民营的主旋律”，而非“国营的主旋律”。看来，陈可辛并非想讴歌“中国革命”这类宏大叙事，而是力图展现“革命”给社会底层制造的悲欢离合。

那么，“革命”是什么？影片中的孙中山告诉我们：“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所以，对于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来说，“革命”其实就是送命。因此，我想，在和平年代，是没有人想“革命”的。和平年代的生活哲学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样宝贵的。这样的生活哲学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和平年代，政治的最大命题就是“不残酷”，从而反对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暴力。

而要做到“不残酷”，唯一的选择就是社会实行民主体制。然而，问题是，究竟如何实现民主？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奈特曾考察民主权利的两种扩展方式，其一是借助于少数精英分子对上层社会的说服，其二是直接来自下层社会的暴力运动。前者称为“改良”，后者称“革命”。实际上，中国都尝试过了，但却都无法实现。先改良，无果，后革命，亦无果。

《十月围城》之所以不是“主旋律”，乃因它突出的不是“革命”。中国人（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动不动就谈论“革命”，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随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观念的深入，已经没有多少人试图“革命”了。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民主，可能还是要走回头路，即“改良”之路。

不过，当前的“改良”之路并非社会精英对于普通百姓的“启蒙”那样的自上而下的途径，而是社会大众的普遍觉悟基础上的“反动”的自下而上的途径。实际上，这样的“改良”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是世界民主事业中真正的“中国特色”。而为这场“革命”准备素材和教材的，是整个世界，而其工具是互联网。

杜威曾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说：“教育是社会改良的唯一手段。”假如教育包括“自学”在内，杜威显然是对的。《十月围城》对于中国民主的细节叙事，无疑是一次虚拟的学习和演练。它警示我们：“革命”是残酷的。随着世界历史的整体跃迁，法国大革命那样“革命”出来的民主，大概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十月围城》的成功放映，预示着中国电影关于民主问题的题材将越来越多。如果说电影《建国大业》是中国民主的“国营主旋律”，《十月围城》是中国民主的“民营主旋律”，那么，我希望“国退民进”将能够成为中国电影民主叙事的“主旋律”。惟其如此，民主才能成为中国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草根仍在奋战，庶民远未胜利。好在《十月围城》歌唱的不是“十月革命”，而是生活本身。只有民主真正到来了，草根和庶民才不至于献身“革命”，而安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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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影评：

张艺谋《三枪》洞穿畸形豪强社会

2012：中国能否造好“诺亚方舟”？

实际上，这两件事就是一回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中国的房价虚高，都是政府GDP中心主义政策推动的后果。而且，其背后，都是政府的利益。普通老百姓只能被“代表”。我国的拉动内需政策，在老百姓很少动静，而在政府这里，需求却越来越旺。不过，很遗憾，政府的需求只是一种消耗，它不能刺激生产，创造财富。

且不说其它的事情，政府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这几项的花费每年少说大概也有上万亿人民币。而这上万亿，最终都变成公务员队伍的臭屁，二氧化碳以及那些有毒气体，排放到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从而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构成危害。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碳排放量问题，与政府控制资源且资源利用低效有关；而房价虚高也是政府推波助澜的结果。

我国的政府是地球上最大的消费动物！！！它不仅掌控着全国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且，它的胃口还在不断且迅猛的膨胀着，看来也遏制不住了。然而，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政府是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研究表明，在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平均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近年来这个点数肯定仍在扩大之中。

有某些傻子可能要质疑我了：不是政府改革开放，你能否吃饱饭吗？笑话！我们吃饱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相反。所谓节能减排，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着。一个掌控着所有社会资源的政府，是不可能有理性的，它只可能给我们一种“吃饱饭”的近乎糟糕的生活。

事实已经证明，只有自己才会管住自己，才最关心自己的生命财产权利，才不至于暴饮暴食、自寻死路。而当我们被政府“代表”的时候，生活的幸福指数只能被政府掌控。政府的非理性，就是所有人的坏榜样和灾难。如何遏制政府的非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碳排放量和房价虚高问题，已经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方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那就是公务员减薪。当前，公务员的薪水过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因为公务员的薪水过高，无形中成为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杠杆，它引导了更多的资源进一步地向政府集中。为了维持高薪，养活这些公务员，政府必然会想方设法地进一步的扩大权力。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是灾难性的事情。它将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行政成本，进一步的抵消经济增长的百分点，且进一步的扩大政府官员贪腐的幅度和深度。

所以，公务员减薪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有限政府。进一步地说，建设一个有限政府，是为了中国能够走向一个共治型社会。因为假如没有共治的社会机制，抑制房价、节能减排等等诸多社会难题，都不可能由大权独揽的政府单方面来完成。

对杨元元之死，已经有了很多解说。有人认为她死于公共冷漠，有人认为她死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有人认为她的死给了虚伪的儒家们一巴掌。我认为，杨元元之死，是中国的一个政治问题事件。它折射出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公共生活（即政治）的饥渴和需要。

自杀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事情。自杀，往往源自信仰的崩溃，或者，自杀者本来就是信仰虚无的。只有彻底的绝望，才能让人彻底的走向自闭，才能让人一步步地鼓起自杀的“勇气”，然后，在某个时刻猛然爆发出自杀的疯狂。

杨元元之死，简单地说，源自她根本不会“讲政治”。她死前感叹：“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杨元元之所以书白读了，是因为她根本不懂得这么一条最简单也最基本的知识：生活就是政治。

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分成不同的且不可通约的两个空间：一部分是公共生活空间，一部分是私人生活空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体两面。

因此，一个人的功成名就或者声名狼藉，对于自己个人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它真正的意义在于生活中的“他者”。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他者”而活。例如，我们认为很多人如同行尸走肉，那么，这些人可能的确就是真的“行尸走肉”。

所以，自杀往往是一种极度自私的个人行为。自杀，是知识的迷狂状态。它虚幻地否定生活的意义，并且狂妄地否定别人的生存。杨元元的自私，并非源自生活的贫困。很多中国人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却没有自杀。杨元元的自私，源自政治幼稚病。

所谓“政治幼稚病”，就是对于公共生活毫无认知。因此，政治幼稚病往往表现为，对别人的要求很高，而自己的内心则极其自卑和脆弱；同时，在另一方面，过于强求自己，以致极端的自负和虚妄。所以患上政治幼稚病的人往往在现实生活中不被常人所理解。

杨元元，也包括她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和她们相处过的人认为，她们“不通人情世故”。“政治幼稚病”患者对于外部的世界充满排斥甚至敌对情绪，而不论别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因此，“政治幼稚病”患者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生活情绪的“泛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往外面推。畸形的东西，往往是各种极端扭曲在一起的结果。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泛政治化”的“政治幼稚病”患者。一方面，到处都是“讲政治”；但另一方面，到处都不允许你“讲政治”。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去选择自杀？我的解释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掌握了一个生存之道：不讲道德，做一个道德上的投机分子；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往往是苟且着的，并且，是偷笑而生的。

日常生活条件贫乏的杨元元，之所以成为上述“中国特色”的典型受害者，源自她的糊涂与不甘糊涂的剧烈冲撞。她的糊涂显而易见。这么一个家庭背景，食不果腹，不去养活自己，赡养老母亲，却疯狂地崇拜“成功”——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却最终放弃了，理由居然是：一，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

她的不甘糊涂，实际上是糊涂之上再加糊涂。她笃信海明威的“人不可以被打败”，然而，她并不知道，成败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她信奉中国人的谎言，“知识改变命运”，然而，她并不知道，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德性”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空中楼阁。实际上，“德性”大于知识。

杨元元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并且，为了自己而去死。这是她最大的错误。可以说，由于得了“政治幼稚病”，她没有“德性”。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就像风中的枯草，失去了生命的根基，迟早会被风雨吹散。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必然四处碰壁，头破血流。

杨元元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几乎每天都在碰壁。她的每次选择，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矛盾。在大学里，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之后，连续四年考研，为的居然是实现大城市梦。她选择专业，非法律（这门所谓的“显学”）不学。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病，她都沾上了。说得难听一些，她是自寻死路。

呜呼哀哉！一个学习了无数书本知识的人，却跟现实政治是绝缘的关系！“知识改变命运”的谎言，之所以最终将“求知者”送上绝境，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投身社会实践所需要的德性和政治才是最重要的知识。所以，一切人为的睹住这个大门的做法，都是可耻的、不道德的致人死地的行为。

我们要避免患上“政治幼稚病”，避免自寻死路，从而最终走出行尸走肉的困境，惟一的选择是：走向社会，走向德性，走向政治。我们没有公共生活，然而，我们可以去创造，可以去争取，可以去实践。我们应该看到，希望足以代替知识，心理足以成为伦理。

奥巴马与巴菲特是亲属能够说明什么？

——谈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与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的对立

据新快报12月17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投资大亨巴菲特有血缘关系，但辈分相差三代：巴菲特是奥巴马的太爷爷。家谱网站Ancestry.com 的研究人员15日宣布，是一名17世纪移民美国的法国人马里恩·杜瓦尔，把奥巴马和巴菲特联系到了一起。研究称，杜瓦尔在17世纪50年代从法国移民到美国马里兰州，奥巴马是其第9代玄孙，而巴菲特是其第6代玄孙。

这个发现纯属意外，因为研究过奥巴马家谱的人员正好在研究巴菲特的族谱。家谱显示，奥巴马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翰与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都出自杜瓦尔家族。2007年，Ancestry.com还发现奥巴马和好莱坞明星布拉德·皮特也有亲戚关系。通过其家谱可以看到，奥巴马和皮特是第九代远房亲戚。

这则报道足以让那些迷信血统论，挖空心思拉关系的中国人想入非非。然而，在美国，类似于奥巴马与巴菲特的亲属关系，什么都说明不了，除了证实美国联邦宪法中早已明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人人平等。并且，这种“人人平等”丝毫不为血缘、辈分、资历等等社会关系而动摇。

例如，比巴菲特和皮特关系更近的，是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弟弟马克。此人仍在中国打工，他并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念头，最近由于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马克推掉了在姜文的《让子弹飞》担任演员的邀请。正是根据这一点，我在前不久的博文《从奥巴马的家庭看一个国家的悲剧》中写道：只有“公私分家”，“家”、“国”边界清晰之后，中国才有可能成就一个健康正常的公民社会。

实际上，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家族伦理的危害的认识程度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难以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就是最大障碍。而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即权力的贪腐现象，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公私不分”的道德观的结果，即传统家族伦理遭遇现代化之后的异化现象。而且，中国的诸多社会矛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于这样的家族伦理造成的。

“中国人为什么普遍低俗？”因为传统家族伦理让人目光短浅。我们的生活哲学的惟一目的就是自己吃饱饭。“中国人为什么绝大多数脑残？”因为传统家族伦理不允许你“犯上作乱”，我们只能对着祖宗遗训照本宣科。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后得出的结论为：“孝道以及对家庭的重视也许是儒家伦理学最薄弱的地方。它是儒家哲学体系惟一的严重违背常识的地方。”“中国人为什么普遍碌碌无为？” 因为传统家族伦理不鼓励任何个人创造，所以，中国人穷得只剩下“家”了。总之，传统家族伦理决定了中国社会无法出现公共的社会生活。从这一点上看，它是最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共产主义”精神的。

费正清在其名作《美国与中国》中这样论述中国社会的本质：“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他说：“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中国式的家族伦理与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我们知道，在学界早有“两个五四”的说法，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旗帜下的文化自由的五四，一个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的五四。五四运动之所以开不出“民主”和“科学”，最关键的原因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条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路线。

中国的社会制度同样是由于自己的传统及其文明形态决定着的。国家的结构、权力的结构，往往与人民的道德观息息相关。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容易形成“家天下”的权力格局。反过来说，“家天下”的权力格局也容易形成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是由于传统中国长期以来独尊儒术的结果。即使孔子的儒学再怎么博大精深，但是，当儒学具有独霸地位的时候，它就顶多是一条害人虫。因此，我认为孔子开创的儒教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死结。不超越孔子所代表的国学，中国人就不可能有道德，也不可能出现科学，于是，“国学”是一门可耻的伪学问。

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有无合理的方面？历史地看，应该是有的。但它肯定不是“忠”和“孝”，而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用现代语言来说，它就是个人自治。以“忠”和“孝”为核心的狭隘的家族伦理，必然是荒谬的，而且必然是不负责任的。它一方面容易导致彻底破坏传统文化的恶果，另一方面，它容易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归罪于自己的祖宗。所以，我认为，狭隘的中国式的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是根本对立的。

只有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对古人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前几天，我说“八旗子弟是中国人的祖宗”，结果很多人痛骂。其实，八旗子弟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祖宗，他们在“人格”上并无二致，是平等的。拿死去的孔子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而讳疾忌医地将那些看起来“不争气”的穷亲戚掩藏起来的做派，说到底，仍然是一种毫无出息的、讲求身份依附的血统论。

为了进一步认识狭隘的中国式的传统家族伦理的危害，看到当下中国对于普世价值的漠视，还是让我们看看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别，他打了个比方，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这个比喻，正是通过这个比喻以及它所代表的“差序格局”概念，费先生揭示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1，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2，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

3，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4，人治社会。所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

5，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

可见，惟有普世价值，才能保留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的合理内核，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Song From A Secret Garden

各位网友：

近期，所有新浪圈子都“被私密”了，包括我们的“第一哲学圈”。结果，导致很多网友无法进来阅读博文，同时，本圈的浏览量直线下降。为此，本人决定开放本圈。凡是点击“第一哲学圈”者，均可以成为本圈成员。

作为一个高素质的圈子，本圈历来以传播知识、发表意见为宗旨，并坚持言论自由、利国利民的原则。所以，圈子是毫无政治倾向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到这里“观光”浏览。开放之后，圈子成员会一下子增长至2000多人。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圈友数量会很快扩大。所以，为了减轻管理员们的压力，建议圈友们每天发文最好不要超过三篇（特殊情况除外，如文章质量不错等），否则，很可能被“踢出”圈子。

谢谢。

请进→第一哲学圈

【正文】

莫之许先生日前撰文，认为通胀式增长加剧国富民穷。文章说，通货膨胀有利于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同时也就损害了债权人也是存款人的利益，在中国投资渠道相对狭窄，这种利益损害就更难规避。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刚在前脚增进了国民财富，伴随的通货膨胀后脚又削减了国民财富。可见，中国内需不振和投资过旺，其实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都来源于国有经济的强势与低效的并存。

通胀增长不仅加剧国富民穷，而且是在全方位地进行“劫贫济富”。

很不幸，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恰恰就是一部隐蔽的通货膨胀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10%，而货币存量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31.5%，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相当于30年来货币贬值速度每年20%以上。1952年中国货币存量101.3亿元，到今年已达57万亿，增长5700倍。而60年来，全国政府光财政收入部分增长1千倍，北京职工收入增长仅80倍，计算职工工资时还刨去了私企员工、农民工、农民等中低收入群体。

为什么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普通老百姓却感觉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国进民退愈演愈烈？为什么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提振内需说了多少年，反而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为什么房价飙升却仍然坚挺？一切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在一个通胀式增长的经济环境中，弱肉强食、劫贫济富几乎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能够在通胀中获益的就是最有能力从银行借钱的人，首先自然是国有企业，其次是有钱人。另外，就是那些富人可以通过货币资本化如购买土地、房屋、高档奢侈品、艺术品等跑赢通胀，但那些没有能力借贷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就不断地被时代所抛弃甚至被时代的车轮碾在脚下，而他们可怜的一点点存款则摆脱不了不断被蚕食和贬值的命运。

中国应该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眼睛不能只盯住GDP增长了多少，因为通胀式增长可能也是一种不断挤压私营经济、不断挤压穷人的“悲惨式增长”。我们的眼睛应该重新盯住就业和职工的福利，以及劳动条件的全面改善。也就是说，一切增长必须回到人本身，一切为了人。人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评论】我认为，童大焕“通胀式增长劫贫济富”的说法，有些避重就轻。更直接、更准确的说法是：政治上的劫贫济富，必然导致经济上的通胀式增长！

《三枪》刚刚放映就引来一片骂声。有人说，它是张艺谋，也是中国本年度最烂的片子。有人评论：把小品拍成大品，把电视拍成电视电影（按：此说好像来自韩寒）。这是一部透着腐烂的死亡气息的让人看了无比绝望的“电影”。

我的大学老师徐国栋，现在的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大名鼎鼎的民法学家，一个颇有世俗关怀、诗情画意的人，也在他的罗马法教研室上恶狠狠地骂道：“看完《三枪拍案惊奇》，参加了张艺谋导演的脑死亡葬礼，估计他也活不过来了”。

我是比较相信韩寒的，所以不准备去支持张艺谋的票房。但是，随着骂声四起并且似乎势不可挡了，我反倒来了很大的兴趣，加上我没有看过《三枪》的母本《血迷宫》，无先入之见，所以，在昨晚我还是毅然踏进了电影院。

呵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片头格外响亮的三声枪响，让人心头一凛，似乎已经预示，这是一部不俗的影片。果然，在一气呵成看完之后，我得出的结论与上面的看法刚好完全相反。我首先摆出自己的观点：《三枪》是中国本年度最优秀的影片，也是老谋子的回归之作。《三枪》表明，张艺谋不仅没有脑死亡，而且，他还彻底地活过来了！他回到了“人民群众”当中。真是可喜可贺！！！

一个曾经被誉为“御用导演”的才子，一旦摆脱“御用”的角色，发挥出个人创造的潜质，是完全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的。我想，有能力这样做的人，不仅仅是张艺谋——只要他回到社会，回到生活，而不是将脑袋埋在“体制内”。将脑袋埋在“体制内”的人，才会脑死亡。

不过，张艺谋的确也有脑死亡的时候。从《英雄》开始，中间经过《十面埋伏》，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脑残程度不断升级。他在自己所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中，真正实现了脑死亡，因为他的真正角色是“被导演”。奥运会开幕式震惊世界，获得了普遍赞誉，然而，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成功是国家的，而不是个人的。好在张艺谋颇有自知之明，他说过：“奥运会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我根本不能戴着这个光环，我只是那海报上的宣传口号。”

按照民主社会的理念，文学艺术不应该是歌功颂德的，而应该揭示或讽刺社会的真实、不幸和残酷，只有这样，社会上的假大空才不至于作恶，从而增进生命个体的自由、幸福和创造。曾经的张艺谋就是这样做的。他那些值得肯定的艺术成就，是在2000年之前取得的。那个时候的老谋子，心中装着的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土”。土得掉渣，并且，在“土”之中，才能看到中国人的艰难挣扎，这才是中国最真实的社会图景。

从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开始，他所导演的一系列影片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表现的都是乡土中国那些土得掉渣的人们，是如何追求幸福生活的。包括这次的《三枪》在内，我认为，张艺谋对于“土”的表现力都是一流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获得国际影坛认可的一个根本因素。

张艺谋通过这些艺术创作，全景式地为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最老土也是最质朴的一方面。而他最拿手的主题也是一以贯之的：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乡土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它面临着一个野蛮而畸形的豪强社会。而且，通过这些影片，我们也能看到，张艺谋作为导演的价值观上的追求：弱势人群的挣扎，以及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豪强们在弱势人群迫不得已的抗争之中，而走上荒唐的绝境。

弱者逃出生天，豪强不得好死。张艺谋正是通过这样的“希望”，而鼓励这种源自人性的最原始的挣扎，以及，对于普遍的“善”的最根本的诉求。艺术大于“真理”，而“希望”足以代替知识。张艺谋的“土”本色，背后却是普遍的人文关怀。这正是艺术创造的奇特之处。

抛开《血迷宫》，你就能够发现，《三枪》是一部地道的中国电影。它和张艺谋的其他“土”色作品一样，没有“时代”特色，没有时代背景，因此也就没有了时间感；你不知道那是哪个“朝代”的事情，于是，“政治”也跟着消失了。然而，张艺谋的作品中有空间，有色彩。空间是孤立于文明的乡土社会，而色彩才是“土”上的一切生命的异彩纷呈。一些人无法理解张艺谋颇有诗意的跳跃性的时空观，所以责怪《三枪》“硬伤”很多。实际上，按照批评者的那个标准，任何“影片”都是一身“硬伤”，除了CCTV的新闻联播之外。而那些理解了张艺谋的时空观的评论者，认为《三枪》是中国第一部荒诞影片，则于心戚戚焉。

正是时间的荒疏和淡漠，空间的重叠和丰富，使得张艺谋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原始意味。于是，让“弱”去反抗“强”，就是自然而然的“善”了。在《三枪》中，两个豪强，一官一商，官商一方面相互勾结，另一方面彼此利用直到彼此残害，最终都被“三枪”打死。最软弱的“小沈阳”因为爱情而壮烈牺牲，而另外的弱者，两个女人，一个逃生，一个反抗，都活了下来。还有一个“小资情调”的投机分子，由于贪婪而死于非命。影片中的弱者无不战战兢兢，而豪强则胆大包天，无恶不作。所以，《三枪》在搞笑的同时，观众的神经也是一直剑拔弩张着的。

此外，《三枪》的“无厘头”是服务于影片本身的。《三枪》的“元素”太多，我就不再一一评论了。总之，这是张艺谋炫丽的转身之作。而在我看来，“三枪”分别是：一、老谋子终于向自己开了一枪，将自己激活，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了。二、老谋子向中国电影开了一枪：电影应该彻底走向市场，老百姓——哪怕是面向韩寒所说的“三线县城”——喜闻乐见，才是票房的保障。值得称道的是，《三枪》创作班子花200万美元购得《血迷宫》版权的做法，是很好的市场化的国际化路线。三、老谋子向中国电影观众开了一枪：你懂不懂得什么是“电影”，什么是“艺术”？

最后，我要把赞美送给《三枪》的每一位演员，大家都是好样的。特别是“小沈阳”，应该是张艺谋今后的黄金搭档。我曾经痛骂过他的不差钱，认为《不差钱》是中国人的丑陋大全，不过，那是站在另外一个层面看问题的结果。

《三枪》是一个好兆头。我认为，向自己开枪，是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也需要弃恶从良的决心的。我希望，所有的成年人观众看完《三枪》之后，朝自己心中开一枪，看看我们的良心是否仍然在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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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其它影评：

《先知》启示人类大毁灭 

《建国大业》：一堂90后的政治课

《海角七号》是一张抹去历史的面孔

《疯狂的赛车》是一枚中国元素炸弹

《贫民富翁》为什么能够捧走奥斯卡？

——清朝并没有真正灭亡！

这两天，各大博客网站纷纷在显要位置推荐了信力建的一篇文章，《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信力建认为，是八旗制度的大锅饭使得八旗子弟腐化堕落了，故清朝亦随之灭亡。文章末尾借古喻今的总结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也沿着供给制、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一路走来，最后走到“经济到了崩溃边沿”。不得已，这才实行改革开放，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这才走上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则认为，信力建的这篇文章既歪曲了历史，也粉饰了现实。

第一，八旗子弟们尽管在肉体上消失成为古人了，然而，八旗子弟的后代们依然健在。满族统治中国的结果，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了满族的子子孙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文化基因甚至生物学的基因上，都有满族的血脉。无需赘言，每个中国人同样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秦皇汉武、唐宋元明历朝历代的古人们的后裔。实际上，哪怕是强奸犯播的种，强奸犯也是实质上的“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是“杂种”。

第二，“清朝灭亡了”这种说法本身，体现了中国人身上的某种身份潜意识——总想当皇帝，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或者替皇帝卖命，以致“皇帝不急太监急”。清朝只是当权者下台了，但它所代表的国家还在。而且，就像清朝并没有灭亡明朝，只是取代了明朝一样，中国的帝制并未消亡。1911——1949，帝制依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49之后的某些时期，天朝的倒影也仍在我们眼前晃荡。

第三，朝代只会更迭，而不会“灭亡”。这就像，你只能说某某家长死了，而不能说，他所代表的整个家族都灭了。例如，英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十个王朝，但是，你听谁说过“英国的某某王朝灭亡了”？1649年，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年，1660—1714年“复辟”）的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从此实行君主立宪制，直到今天的温莎王朝（1910年——）。中间也经历了几个很不相同的历史时期，但君主立宪制的王朝仍在延续，而且英国也没有因为王朝更迭而灭亡。所以，我要顺便告诉大家，国家是不可能灭亡的，只要国民还在。

第四，不要把当代人的罪过，往死去的古人头上扣屎盆子。清朝哪有什么“大锅饭”这样的东西？“大锅饭”是后来的历史造就的。你可以说，八旗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大锅饭，但你不应该说八旗制度“就是”大锅饭。同理，我们之所以反对孔子的儒学，而不是打倒孔子本人，乃因为当今的儒学也是一个往古人头上扣屎盆子的东东。顺便说一句，电影大片《孔子》即将上映，据说“孔子的后代”们很不高兴。他们急个屁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娘希匹，我们都是“孔子的后代”——不管你是否姓“孔”！就像我们都是“党的儿女”一样，这是没办法抹掉的历史痕迹。

第五，清朝之所以被后来的政权所取代，一个根本原因是，清朝的君主立宪搞不下去。否则，满族人就是当今中国的“皇族”。又顺便说一句，如果中国是封闭于世界的，沿着帝制一直往前走，我们就仍然是“奴才”。“奴才”这个称号，是1910年（宣统二年）才被朝廷废止的。然而，尽管废止了100年，中国人仍然自视为政权的“奴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我们认为，历史上的清朝依然活在我们心中。除非“民主”取代“君主”，“宪政”取代“暴政”，否则，清朝就是我们的“辉煌”时代。

第六，包括慈禧太后在内，中国的古人都是值得同情或者尊重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一直认为，埋怨祖宗是没有出息的“血统论”。无论我们的祖先曾经如何“落后”，如何野蛮，如何残暴，他们都不可能危害我们这些大活人了。带给我们实质性危害的东西，只可能是当下的、现实的。不过，这个“当下”和“现实”会在瞬息之间变成“过去”。所以，真正的“抓住现在”实际上是“面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大活人最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的晚一辈或者下一代。清朝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执政者不顾作为子孙后代的中国人的未来。它抱残守缺，漠视生命，没有顺应历史潮流，不能迈向民主宪政。

过去的历史之所以在今天还活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活的”。遗憾的是，当今中国人的脑袋，并不比清末的人们好多少。在清末，到处都是民主宪政的声音，哪怕是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也在积极地派人出国考察，并且着手立法准备通过君主立宪。然而，苦于王朝帝制的顽固本性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紧逼，君主立宪毁于一旦，于是，军阀、党争兴起。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民主”、“科学”旗号，也被战乱吞没。

对“活在当下”的最好阐释，就是老子所说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那么，“今之道”是什么？很简单，它就是今天的历史潮流，即民主、自由，以及保证民主、自由得以实现的宪政。问题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大活人能否顺应这个历史潮流。能够顺应的话，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奋进史，活着的历史；不能顺应的话，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史，灭亡的历史。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2周年。然而，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和解释仍然相当贫乏！

在世界和平成为主流的今天，“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有无可能重演？我认为，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当和平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战争”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延续着。以往的“战争”是政治的、主权的、屠杀的，而今天的“战争”则是以经济博弈或者文明冲突的形式出现的。

战争的形式尽管不一样了，然而，它们都是“专制”、“特权”与“民主”、“自由”的对抗。只要“民主”、“自由”尚未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胜利，那么，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人类战争，仍然会残酷地存在下去。因此，时刻警惕权力的异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

当特权以“国家主权”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就会抬头甚至死灰复燃。当特权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的时候，经济掠夺、金融危机、贫富分化就会成为家常便饭。人类对于和平的追求，就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或者“国家利益”扬弃的基础上的。正是对于世界和平的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才会成为普世价值。

而将“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从“道德理想”变成“道德事实”的途径，就是宪政。中国人之所以曾经被日本人大屠杀，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宪政在100多年前没有搞起来。所以，中国人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尽管数量庞大，然而，就像一个废物那样。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向善的民主必然战胜从恶的极权。

2007年12月13日晚，南京大屠杀烛光祭。

对比今天的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领域，中国正在出现“国进民退”的危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可能真正安稳地过日子。“刺激内需”并不成效。实际上，真正的“内需”是民主。唯有民主，才能激发出亿万中国人的创造性。唯有民主，才能抵制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不正当利益。唯有民主，才能出现更加广泛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团结。唯有民主，中国人才能放心消费自己创造的财富。民主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一生产力！

追求民主，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事情。民主是变化的，不断演进的。在宪政得不到坚强保障的时候，民主甚至可能大踏步地倒退。布什政府下的美国应验了托克维尔的担忧：民主随时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在全球化时代，非民主社会不仅危及自己的国民，祸害还有可能蔓延到整个世界。

所以，追求民主，就像反对强权一样，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

12月5日—6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中律原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一个“中国宪法前景”论坛。在论坛上，我国老一辈法学家郭道晖指出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面对政府，公民需要一种抵抗权。郭道晖先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公民政治抵抗权”。他认为，“公民政治抵抗权”是公民宪政权利的基础。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概念！因为概念往往是社会思想运动的根本概括。准确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革命”。例如历史上的“日心说”就是“哥白尼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牛顿的“绝对论”的革命。中国的思想革命，几千年来，实际上只有一次，那就是五四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遗憾的是，它夭折了！

由于民主无法出现，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公民”；而现实中的中国人头顶上的所谓的“中国公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我认为，郭道晖先生提出的“公民政治抵抗权”的概念，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问题和症结所在。

而且，他的阐释非常精准，即“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不言而喻，先生在提醒我们：为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称号，我们首要的、至关重要的手段是参与政治。而且，参与政治的目的，是反对特权，从而使得“公民权利”从抽象走向具体。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成为大众常识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如何将郭道晖先生的“公民政治抵抗权”落到实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前者是，破除两个“新凡是论”；后者是，“预算审计”。实际上，此二者也是两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

蔡定剑教授在论坛上阐释了自己的核心观点。他的“认识论”是：中国要民主化，必须破除两个新凡是论，“国民素质论”，和“国情论”。他的“方法论”是：建设有限责任政府，要从预算审计切入。对此，本人高度认同。实际上，对“两个新凡是论”，我们耳熟能详，它和“伟光正”是一回事。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主与国民素质是正相关的。民主了，国民素质必然提升；国民素质好了，民主也就更好。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认为：“民主”等同于“国民素质”。没有“民主”，国民自然就没有素质。“民主”是“国民素质”的先决条件，这也表现在，没有公共生活秩序，也就没有个人自由。公共生活秩序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是“自由”从抽象走向具体的必然要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自由，自然就不可能民主。

根据杜威的观点，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文化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实践。民主从“道德理想”走向“道德事实”，是不断变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因此，没有一种抽象的民主，更没有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民主可言看成是自由的不断实现的过程。而根据杜威的继承人罗蒂的观点，我们知道，“民主先于哲学”，且“民主先于科学”，没有民主，社会就不可能走向文明。

实际上，哈耶克曾经也批判过反对民主的类似的所谓“国民素质论”，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麦考利说出了一个古老传统中更伟大的智慧。他写道：“如今许多政治家有一种习惯，以为在人们没有学会使用自由之前，就不该让他们自由，此乃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这种教条堪与古老的故事中那个蠢人相比：他决定在没有学会游泳之前绝不下水。如果让人们一直等到他们全都变得聪明善良时才获得自由，他们也就只好永远等下去了。”

所以，用“国民素质论”反对民主是不成立的。中国的国民不是傻逼！我们的素质足以适应民主。而且，我们需要用民主来提升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质。同样，我们需要新的“国情论”。当前的真实的“国情”是，无数人需要民主。

这条民主之路，今天日益凸显。中国的民主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其途径就是“公民政治抵抗权”。即使中国真的民主了，我们仍然需要记住：反特权，就像追求民主一样，是永无止境的。

话题是我主动说起的。我说：“北京这些年变化真大！几十里长街，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而且外观非常现代化。”司机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沉着冷静、不事张扬的那种人，他说：“那是政府搞起来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我说：“北京集中了全国的财力，难怪奥巴马看了都要惊叹。”司机说：“前几年，北京和上海争中国‘经济中心’，但还是败下来了。”我说：“有必要成为那么多的‘中心’，让全国各地的人都往这里跑吗？我看现在的北京就已经相当拥挤了。”他说：“我们也不喜欢北京变成这个样子。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多少实惠。”

我接着问：“北京的房子很贵吗？”司机答：“一般都是两三万。” 我问：“北京人买得起吧？”他答：“我周围的人都买不起。很多房子都被外地人买走了。”我说：“好像全国都是一样的。富人到处买房子，为的是炒楼，而不是住。”他说：“很多楼房是空着的。”我问：“您住的也是楼房吗？”他答：“我是北京人，住的是院子。”我说：“哦，那是最好的。您的房子如果卖掉，一定很值钱。”他说：“那是祖辈的产业。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我现在想怎样就怎样。在里面挖个洞或建点什么都没人管。”接着，司机开始讲北京的房地产如何如何，普通百姓如何如何买不起住房，政府官员如何如何贪污腐败，等等。

我说：“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恶果。所以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司机感慨道：“老百姓没有办法啊！”我说：“办法其实很简单。政府不能够控制那么多钱。比如，政府每年只有一个亿的开支，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政府了。”实际上，我讲出了民主宪政的根本：首先要有一个有限政府，其次，有限政府来自财政的硬约束。

司机看到目的地快到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他还是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还是毛泽东的时候好。当官的不敢随便来。”我迅速作出反应，马上反驳了他：“那您就错了。假如是毛泽东那样的话，您现在住的院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没收。”他笑了笑。我也没有接着解释什么。实际上，我很想向他说明以下的道理：要想约束政府，建设一个“有限政府”，前提只能是产权制度应该首先建立起来。有权依照法律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精神性的“无形资产”）的利益，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下车之后是黄昏。在寒风和尘埃之中，现代化的高楼栉比鳞次的北京，面目变得支离破碎，甚至相当可恶。在我看来，它无比灰暗亦无比陈旧。熙熙攘攘的人们蓦然像惊弓之鸟一样四处逃散着准备躲藏起来。这是天朝特有的风景。谈论什么民主宪政啊？还是翻翻老黄历吧。 

第一哲学老师：

您好！不知怎样称呼您更妥当些，见谅。学生是2010年毕业硕士生，最近最有些困惑，请您不吝赐教、指点。

关注第一哲学很长时间了，您思维的深刻与犀利深深的吸引了我。一直对身边的朋友说， 2008年最大的收获是开始关注第一哲学，教会了我思辨，深深的感受到，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也更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

从小学到硕士，一路学业上很优秀，也积极的参加学生社团，并从事过市场、专业内的实践，能力不能算差。

大学到硕士，读了环境工程专业，如今的环境专业就业行情并不好。环境专业大多学生被就业；三年环境工程硕士工资极低3000左右、就业环境差、发展空间小；而本校计算机、电力大多年薪有10万，且升值空间极大；如今这些专业毕业生几乎都拿到了offer，环境专业拿到的却很少。

我一直告诉自己，在就业路上要坚持、积极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也相信会有一天自己也能做得很好。但在找工作时，浏览很长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招聘信息，海投之后没有回应，面试之后公司条件很差（不如一个本科生）。

心里总会感叹，社会不公正，就业市场失灵，学校不负责任，不根据就业情况，盲目扩招。

人生总会经历这样的困难，但面对这些应该怎么做呢？希望您能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解一个即将踏入社会学生的困惑，给迷途的学生些指点。

感谢您的阅读与回复！

祝您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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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敬礼

Michael

2009-12-08

【回信】

Michael，你好：

兄弟，叫我“老吴”最合适。首先要说的是，我对就业问题，没有多大的发言权。这里谈点感想，仅供参考。

实际上，你的专业并不坏，能够适应很多方向，各行各业都有你发展的可能性。坏的是，我国的社会分工很不合理。于是，大学生就业——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

也就是说，别人的起点并不一定比你高，不管他的专业是什么，现在找工作都是比较难的。所以，你应该放弃靠专业吃饭的念头。在你的心中，最好没有“专业”这个字眼的限制。这样，也许你能够更加轻松一些面对自己眼前的困难——实际上对你而言，这个困难现在还没有真实地到来，所以，它只是你的一个不必要的思想包袱。

第二，你不应该一开始就追求高工资。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平常人，肯定比做一个胃口特高的所谓“强人”幸福。所以我觉得，参加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养活自己——哪怕你开始工作只能拿到1000元的月薪。其次，才是在做贡献的基础上，再谋发展。记住这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尽管世道并不如意，然而，起码的公平——即“多劳多得”——还是能够争取到一些的。

第三，果敢地走出校门，从那一刻开始，一定要自力更生！不要再依靠父母，一定要自食其力！责怪社会不公正、学校不负责，在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今后的生活还得靠你自己争取。你要向上，个人努力与创造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建立良好的合作性的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要。自力更生不等于孤立自己。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应该乐观起来，寻找好的上司，发现一些志同道合的盟友。千万不要被批判性的文字搞坏了日常生活的心情。在网络时代，市场经济需要弥补的缝隙，有很多方面等待着你去发现。这是谋生所必需的建设性思维。我相信，经营一个创造性的人生，远比无所作为的批判性地观望着的人生更有意义。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因为我的博客而中毒。我的博客里没有正常的生活。但我希望你能够体验到网络时代为我们的生活早已准备好了的挑战、刺激和快乐。

最后，我希望你不要眼巴巴地等待，而要现在就开始行动。对未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预期。相信自己已经懂得很多，只是没有机会去实践，所以，创造性的生活应该是眼前的行动。谨慎的说：为了生存，不要高看自己；然而，为了未来，也不要低看自己。人生定位的时期并不长，可能就那么三五年。而所谓“等待时机”的“等靠要”的思维，可能会贻误终生的。试想，我们在行动吗？我们付出了吗？我们懂得创造了吗？所以，吃苦精神也是创业之初所必需的。那些在取得成绩的人，不都如此吗？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大概就是生活值得一过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之所以批判社会现实的一个原因。不过，批判性地对待自己，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谢谢你和你的同学们对我的博客的关注。社会更是一本大书，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审美、创造和相关的体验以及实践。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地生活着。那就走出来吧。

相信自己，开始行动！Believe in yourself，just do it！（不知道英文是不是这样翻译的，呵呵。）

Best wishes！

第一哲学

2009-12-10

——是官场“天花板”还是制度“天花板”？

如果我说“中国的公务员都是废物”，有人可能认为我偏激。那我们还是以数字说话。

经济学家樊纲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平均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参见《行政成本上升拖累经济增长》）虽然2005年之后的数字没有人统计，但是，一个“钓鱼执法”事件就足以表明，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势力最强，并且越来越野蛮地劫掠民间财富的利益部门。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早已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惯坏了。这支队伍在20年前就喊着要“高薪养廉”，然而，20年工资福利的持续递增，培养出的却是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更集团化的贪腐现象。更加荒谬绝伦的是，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居然“身在福中不知福”，胃口反而越来越大，对升官发财的追逐简直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据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介绍，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关注了中国官场晋升的“天花板”现象。调查显示，“天花板官员”在45--55岁年龄段上扎堆，县处级天花板干部最多。在党政机关中，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县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层干部群体，他们中只有大概10%--15%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花板官员”群体。《人民论坛》的调查说，一些仕途升迁无望的官员，会出现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甚至抓紧机会贪污腐败等心态，对官场造成危害。

《人民论坛》的调查文章，在数据上是可信的。然而，该文作者的观点却是成问题的。文章结尾，如同放屁——

滋生出“晋升无望就自甘堕落”的负面心态的最重要因素恐怕还是这些为官者没有端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理念。没有正确的职业认同感，再科学的用人制度，恐怕也难以彻底解决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古代社会里一些官员流芳百世，而与那些佳话所对应着的官阶，不也仅仅是个“九品芝麻官”吗？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历史佳话，是否能够鼓励那些晋升无望的当今官员。

我在雅虎看到了对此文的一则网友评论，甚为精辟，格外犀利。尽管大爆粗口，然而，他骂得相当准确——

上行受阻的社会状态和正在板结的阶层构造，无疑成为普通百姓阶层翻身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社会资源基本被先行者或者少数精英集团所占有，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作用，后来者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创业与生活安居的成本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在个体发展的空间里，处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确实如此，但是你妈个狗逼作者，你他妈就是一条既得利益阶层的狗！操你妈逼的，站着说话腰不疼。

四五十万县处级“天花板官员”！肯定是一个祸害社会的群体。在地方，中国的县处级官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需要干活、只需要懂得溜须拍马欺上压下本领的官僚阶层。只要不犯大错，这个官阶是最舒适的温床。45--55岁的年龄，本来是一身力气的时候，然而，在中国的官场上，这帮人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折腾老百姓。不过，话说回来，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公务员都是废物”！不是不想贪污腐败，而是更低级别的官员机会不怎么多而已。因此，所谓“天花板官员”，并不限于县处级。我敢说，中国的所有公务员都有如下顺序的“天花板心态”：盼望升迁→没有止境→升迁无望→得过且过→抓紧机会→贪污腐败。

因为，制度的“天花板”，造就了官场的“天花板”。我们的制度，让每个中国官员都有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因为，他们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或对社会负责，而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中国官场的“空降”式的任免制度，必然形成“天花板官员”扎堆的现象。那么，在“天花板”之上的，是什么东西？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阶，它逐级上升，直达最高权力。所以，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根源，就是家天下的帝王体制。因此，被“天花板”笼罩着的不仅仅是官场，还有整个社会。就像上面的那位网友所言的那样：在个体发展的空间里，处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每个中国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块来自最高权力压迫着的“天花板”！这是中国人持续了几千年的悲剧！这块“天花板”，也是中国社会及其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不打破这块“天花板”的压迫，中国的社会就不可能走向开放，官场就不可能不贪腐，公务员就不可能不拼命往上爬，老百姓就不可能不受苦受累。

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史华慈，早已为中国人指出了我们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他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

对史华慈的观点，有关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参见《读书》2009年第七期，赵瑞广，《“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

史华慈这里所说的“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国思想史上，正如史氏所言，从没有人敢于给它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从而避免这个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关于最高权力的探讨……）在中国的漫长发展史上，它实际上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在文章结尾，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民主自由体制中，是没有所谓的“最高权力”的。哪怕你贵为一国之总统，你的权力也受制于法律、政府机构与社会民众。对“最高权力”的盲目追求，就是扼杀中国人生命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的总根源。唯有消解了“最高权力”，才能搬走每个中国人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

呜呼！猴年马月？

5天只看了一个景点，12月6日，乘坐地铁直达之后，我花15元人民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历代国家领导人站立的位置，我没有挥一挥手，只是装模作样地俯视了一下天安门广场。城楼底下车辆如梭，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广场上的人群形同蚂蚁，旁边那些巨大的建筑看起来也毫无生机。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国家用来举行最重要的政治仪式的场所，原来毫无神圣化的感觉。城楼顶层屋内，由五六个屏风隔出数间会议厅，面对观众的都是巨幅国画（然而没有一副对联），下面摆放着很多张“太师椅”；屋内两侧，居然是兜售纪念品的摊档。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之中，不免让人大脑一片空白。

天空灰灰的，在惨淡的阳光下，在阴冷的寒风中，这个地方多少显得有些索然寡味。在广场边上，设计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如今却静卧着。这个本来应该是谋划国是，吵吵嚷嚷的场所，原来不过是一个仅供国人观赏的沉默着的政治景观。它简直可以用“大而无当”来形容。很不和谐地挤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的是著名的国家大剧院，一幢圆形的玻璃建筑，看上去灰头灰脸的，也毫无欢乐色彩。

在天安门城楼的正南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紧接着是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的历史好像在那里凝固了。更远的背景模糊一片。政治，在这里好像距离我们如此贴近。然而，这个国家好像在用一种特有的沉默和冷漠，告诉我们，政治其实与“你”无关。它是如此遥远。在你认为似乎即将触手可及的地方，却有无数道无形的紧闭着的沉重大门阻挡着你。

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眼前的世俗社会，你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不在广场之上，其奥秘在于它是隐藏着的，如同龙潜深渊，深不可测。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如此虚弱，如此简陋，如此原始，如此野蛮，就像天安门城楼前后矗立着的两对华表上蹲坐着的怪兽，这个叫做“犼”的动物，其特性就是“只进不出”。它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在闷声大发财，而将老百姓的民间话语当做“耳边风”？

据说这个怪兽还有另外一个俗名叫做“望天吼”，好像吼出了中国人的无可奈何。“只进不出”的“犼”与呼唤圣贤的“望天吼”，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仍然维护着神权政治的色彩——龙潜深渊，深不可测；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却又不得不服膺或诉求于这样的政治形态，尽管它从来就不理会世俗社会的艰难挣扎——权力并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走下天安门城楼，前面是广场，后面是故宫，我都没有必要再次浏览了。15年前，那些地方我已经去过。我相信，广场里没有政治，而故宫里更是死气沉沉。所以，我从侧门溜走了。花30元人民币坐上“黑车”，沿着护城河，走出紫禁城，兜了一大圈。司机顺次介绍四合院内的重量级人物，这里是曹刚川的，这里是朱镕基的，这里是宋祖英的；这里是中南海，某某领导住在这里；这里是景山，崇祯帝上吊的地方。到了王府井的路口，司机不再前行。

就这样，一个小时左右，你就领略完了中国政治的概貌。它不需要任何细节的铺垫。它没有真正的秘密。它将自己包裹起来，没有历史，没有血肉，甚至没有言语。它依靠子虚乌有的神话支撑着。它在逃避世俗中制造着神话。它的深不可测来自异常浅陋的脆弱神经。它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一种恐惧的阴影中无所作为地生活着。它在黑暗的洞穴之中发出微弱的哆嗦。

“初九，潜龙勿用。”这是《易经》64卦中的第一卦“乾”对于神权政治特征的概括。“乾：元，亨，利，贞。”好一幅大吉大利的政治风景！这也是一种中国版本的“哲人王”政治——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龙也。”——这个“哲人王”的最大本事就是引而不发，以静制动。

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潜龙勿用”是“降龙十八掌”的其中一掌，这一掌其实是阴招！我心中惊悸，只能静悄悄地溜走。在经过景山的时候，司机对我说道：“游客一般在这里止步。因为上山会带来一辈子的晦气。”如此，看热闹也是不必的了。

此后，两次去北京，单位派遣，匆忙而过。

这次去北京，也是个人的事情。不去也罢，但还是去看看吧。

挺无聊，也不想找熟人。只是去看看。

马上出发。7号返回。

——百姓“摄毒”与官员“涉渎”：中国人的制度之累

一个以“吃文化”闻名于世的国家，却是一个在“吃”方面最糟糕也最遭罪的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盛行“吃喝风”，这是官府带的头。我国公款吃喝的费用每年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为什么都是痛苦而死？因为“病从口入”，而中国的社会面貌和自然环境正在每况愈下，它在源头上决定了，中国人既不可能有好身体，更不可能有好心情。我们每天都在大量“摄毒”。

你到餐馆吃饭，可要千万小心。首先，潲水油到处都是，几乎所有的小餐馆都那么干。其次，大部分餐馆都藏有一两桶医用液体防腐剂，那些需要“保鲜”的鱼肉只需要在桶内浸泡一两分钟，就看起来非常新鲜而且很久不会腐烂了。

哪怕是一条黄瓜，你也很难吃到真正“绿色环保”的。不信，你可以掰断你在市场上买来的黄瓜，放在冰箱内一两天，你将发现，那条断黄瓜仍然翠绿“新鲜”，而且居然增长了两三公分。为什么？因为黄瓜里面的催长素仍在发生化学作用。

对这些，政府有关部门会查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大规模地予以查处和公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导致一些行业雪崩一般的反应，或者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即使公开了，有关部门也会忽悠老百姓说，它们符合“国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曾经检测过广州市场上的蔬菜，按照欧盟的标准，它们都不合格，然而，官方不敢公布真相，只是告诉大家，它们符合“国标”。再如，中国的葡萄酒尤其是所谓“红酒”，也大多数不合格，除了原酒的质次外，这些饮料中几乎没有葡萄汁的含量，取而代之的都是色素。政府同样不敢公开，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比三聚氰胺奶粉更大的产业链。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我国的奶源质量照旧没有得到改善。最近，相关部门正在悄然行动。

而所有这些祸害，几乎都是政府“管”出来的！管制型立法让中国人苦不堪言！管制型立法不仅害了社会百姓，也让政府职能部门全面“涉渎”。因为你总是包揽天下一切事务，然而，你什么都没有做好。政府要的权力越大，它就越可能渎职。而越是渎职，政府就越揽权。如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近的“砒霜门”事件就是一个折射。

11月24日，海口市工商局发布消费警示：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的９种食品总砷或二氧化硫超标，不能食用。随后，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对海口市工商局的抽检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提出强烈质疑。11月27日，海口市工商局将涉嫌总砷含量超标的3种抽检产品备份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复检结果显示抽检产品全部合格。12月1日，复检结果出来后，海口市工商局连夜向相关企业进行通报，同时向所属工商分局及工商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停止下架行为。至此，一波惊心动魄的“砒霜门”事件似乎已告终结。

不过，我认为，今后类似的“摆乌龙”事件将会大量出现。为什么？因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本就不可能依照国务院的“三定”方案那样“负责食品流通领域的质量监管”。这个部门除了像城管一样干点不利社会的体力活，其余的什么都不会。它们哪里懂得什么“食品安全”？它们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只能求助于什么“动植检”、“技监局”之类的政府部门，来鉴别食品质量，当二道贩子。它所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只会制造垃圾！我很早就说过，“九龙治水”的《食品安全法》是一部恶法。除了忽悠老百姓，增加几个公务员编制之外，这部“法律”只能给社会帮倒忙。事实证明，这部“法律”实施之后，我们的食品反而更加的不安全了。（中国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这样的，例如，《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政府审批反而更多了！）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官员的介绍，中国的食品安全采取的是所谓“分段监管，各司其职，无缝衔接”的监管办法。这与“预防为主”的先进监管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它意味着：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实行的仍然是“人海战役”，“管”字当头，“管”而不“理”是常态；与此同时，除了默默忍受是不是爆发的血与泪的悲剧，社会公众的参与几乎不可能；至于“社会自律”及其组织，对于中国来说，一直就没有过这种东西。因为“信息透明”在我国暂时很难突破，一切都以官方的说法为准。这样，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就失去了一个对应政府监管机制的最有力的反馈途径，以及弥补政府监管不力的社会监督机制。简单地说，如果社会监督途径是畅通的，“政府失灵”就可以得到克服。否则，政府唱独角戏，仍然是旧体制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砒霜门”事件不应该仓促下架。应该下架的是相关的制度，以及政府的诸多不必要的职能，还有那些不必要的政府部门，例如城管，例如工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