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王秋杭，男，汉族，无党派，山东乳山县人士，定居杭州，有幸同步共和国至今（还大12天，不好意思）。现年60，正好退休。特此昭告天下摄影界同人：

吾此生没干什么大事，一是将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完整地交给了杭州市文联，从此不再是宣传新闻或是群众文化的附庸，走出一条属于文联自己的、精品力作之路。吾自2003年就任协会法人至今，协会连续6年被评先进；07年3枚金像奖落户杭州；08年荷赛再夺一、二等奖，为全国摄影界瞩目！实在是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吾一己之功，也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接班人吴宗其接任吾职，已共事一年有余，现完全能够独立掌印，自 12月1日起协会法人移交完毕。今后协会一切事务均由吴秘书长亲自主持，主席团各位均系兼职，应以协会为重，多多以实际行动支持秘书长工作！吾不再兼任协会任何职务、不再过问协会任何事务，相信这更有利于协会今后的发展。此乃裸退是也！

二是吾在著作权及老照片主题收藏上创出两条很鲜明的路子。俗话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放眼今年秋拍影像专场，当代摄影家的上拍作品再也没有不经著作权人书面授权而冒然上拍的事发生了。而且使用银盐相纸制作放大的作品，也均向国际影像收藏标准看齐，均按“收藏级”要求制作，并且特别文字注明“收藏级”。收藏级老照片开始在收藏家心目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比较2006年秋拍影像首场，进步极为快捷，可喜可贺。许多3年前还在网上争论不休的事，如今尘埃落定，大家早就心照不宣，究竟是谁?敢在图片走向市场的金融浊流中对很不专业、很不规犯、很不守法的人横刀立马？有朋友说吾档了他的财路，而吾早在10年前就对他说过那不是一条财路，而是一条不归路，幸好吾成功地档住了他！他会有感谢吾的那一天，吾想。更可喜的是对郎静山的评价也有了转变，尽管还很不到位，但也是不容易的事了，背后因有高人点拨。

此外，吾的《收藏女性》几经有关部门审稿，其中8幅也被刘香成先生力荐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的肖像》展览及《上海》大型画册选用，且均注明“选自王秋杭《收藏女性》”。我国影像收藏界的首个主题收藏，在历经5年的历程，终于被世界级的展览和画册认可，初露端倪，相信会给我国及世界影像收藏界有所启迪。

功德并未圆满，吾辈还需努力。所谓裸退，就是想还吾平头会员身份，吾也早已向文联领导、协会主席团、协会理事会上表明清楚，无非就是想留点时间给自己而已，主要将精力花在我国影像艺术的全球化传播上，再就是做些摄影史研究及老照片收藏方面的事。此外，中国摄影历经60年的关闭自守和近亲繁殖，已经越来越弱智了，除了整天你争我斗，就是自慰自淫。吾很敬佩北京798及上海田子坊的影像艺术家们，无论他们是赚钱是赔钱，都有鲜明的独立个性，他们从不就时政问题高谈阔论，就某人某人品头论足，对曾经很辉煌过的社团、群体毫不留恋。就像当年我们的前辈，背叛从小养育他的封建家庭、毅然投身一个新的目标：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同志、新的天地！

吾已经从这座早已人满为患、而且还将不断为患的山头上走下来，走到最底谷，再去孤独地攀登另一座尚无人烟、但却风光无限的山峰，只要到达山顶，就可以和全世界的山峰连接，放眼望去，遥远的前方有郁达夫、刘天华、梅兰芳、郎静山等大师的背影......

但吾不会退出摄影界，更不会告别在学术上真正有造诣的影友，酒照样哈、文照样写、嗓照样吼、有官司照样打，呵呵……..

                                          切切此布

                                        公元贰仟零玖年壹拾贰月柒日

                                        王秋杭深夜于上海浦东机场灯下

    收到尚陆发给我的电邮，荣获2009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基金大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的系列摄影作品《中国污染》，更名为《山水安魂曲》，于200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在上海泰康路210弄5号519比极影像展厅开展。我把消息当晚贴到我的博客上。我觉得我作为卢广多年的哥们儿，无论如何得去捧这个场。

For this exceptional occasion we are grateful that Lu Guang gives us thi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show his award winning seminal work on pollution in China.

时间：2009.11.21.-----2010.1.22.

地点：上海泰康路210弄5号楼519比极影像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　汉族，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原名轸，派名仁牧，字岳生，号谨吾，又号杞园，别署庆午、竟武、近午、廑午。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改名兴，号克强。曾化名李有庆、李寿芝、张守正、张愚诚、张愚臣、李经田，“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时又化名冈本义一、今村长藏，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领袖。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署名竞武、庆午。革命时期曾用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黄兴与孙中山常被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于上海去世。1917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1902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并参与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杂志，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903年4月，为反对沙俄拒不从东北撤兵，同留日学生二百多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随后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名义归国。回长沙后，任教于明德、修业等学堂，暗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11月4日(九月十六)，借他三十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章行严等二十余人筹商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后被选为会长。他提出在湖南首先发难，争取各省响应的方略，并决定从联络军、学两界和会党入手，准备在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时，乘机起义。事泄，黄兴等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他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全国革命团体同盟会。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1907～1908年间，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之役。
　　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召集“庇能会议”，议决倾全党人力物力，在广州再举。1911年初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发动黄花岗起义，他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两广总督衙门，许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黄兴右手受伤，断去两指。起义失败后，他在香港养伤，支持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后，转赴上海。南京光复后，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先举他为大元帅，后改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他均未赴任。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临时政府北迁，3月3l日，袁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主持整编南方各军。因军饷无着，军队哗变，于是大量裁遣。6月14日，南京留守撤销，退居上海。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为理事。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汉川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兴师讨袁，黄兴表示赞同。二次革命爆发，黄兴在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对黄兴有所责难。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并为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10月31日在上海因病逝世。著有《黄兴集》等。

宋教仁，1899年入读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中秀才 1902年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 1903年8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 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1904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 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 12月13日抵达日本 1905年 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 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 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 1910年返回中国。 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昌组织外交工作。 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 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领导国民党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3月20日，宋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指使刺杀的主谋。

徐锡麟(1873-1907)，汉族。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夏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
　　因内部同志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其余文武官员慌忙逃走。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闻语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地。于是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并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锡麟终年34岁。 在安徽省安庆市（当时的安徽省会）最为繁华的人民路旁，现存徐锡麟纪念雕像，传为徐某当年就义之处。

王昌（1886－1918）国民党志士。广东香山（今中山市沙溪镇）人。早年随父侨居加拿大维多利亚城，以开理发馆为生。1916年加入国民党海外支部。1918年9月，因痛恨北洋政府屡借外债，准备内战，遂将北洋政府借款谈判代表汤化龙在维多利亚城击毙，自己亦饮弹身亡。其遗骨后被安葬于广州黄花岗。是国民党以党礼安葬的第一人。终年仅33岁，未婚。

陈敬岳，字接祥，在马来亚加入同盟会。幼年求学，不事章句，尤鄙科举业。1903年赴海外遍历南洋各岛，设帐授徒，向学生灌输“汉贼不除，满清不覆；满清不覆，中国不强。”嗣后加入“中和堂”，继又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香港，加入支那暗杀团，几次欲相机行事，未成。后返回广州，与林冠慈合力谋刺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扫除草命障碍。8月13日，得知李准由水师公所进城，林冠慈与陈敬岳两人伺水师提督李准从广州南门外的水师公所（在今北京南路）入城途中，投以炸弹，伤李准腰部，林冠慈当场中弹牺牲，陈敬岳行至育贤坊时，被巡警逮捕。被捕入狱，同年11月7日初广州光复前夕，被清吏李世贤杀害英勇就义。

                                                                                        完

    即将于2009年9月19日隆重开幕的“2009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人们将会见到一种CD作为收藏品出售。“聪明人”一定会认为出售者脑子肯定进水了！可是且慢！因为是独家出售，别无分号，再加上是久闻大名的《收藏女性》系列老照片100幅图文首次露面，肯定会有人掏钱，但用不了多久便会大伙儿“廉价共享”。呵呵！我作为出品人王秋杭老师的学生和参与设计者，刚开始还以为在光盘上搞创意肯定是肉包子打狗，可是现在我不但佩服他，还和其他几位朋友抢先一步购买了这张CD收藏。
    CD有收藏价值吗？稍有数码常识的人都知道目前光盘数据的保存最多只有3-5年，因此，重要图像数据的保存需要双光盘加上双硬盘的双+双备份，并且还必须定期护理和复制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相信专业的图片、档案部门和广告公司、图片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数据文件只具备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或商业价值，而不可能像原版老照片那样除了上述价值以外还具备重要的文物价值。更何况在中国这个盗版的天堂里，收藏者并不拥有著作权的原版老照片，它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或商业价值稍有不慎就会被共产得一文不值（如今网上老照片已经泛滥成灾）。
    在杭州，凡接触过王秋杭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观念相当前卫，就连中国美院毕业的搞创意、策划的高材生都愿意拜他为师、陪他喝酒、听他吹牛。他说他这个《收藏女性》CD创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人只注重内容，很少会有人去注重包装，而外国人却很注重包装。他说有两件事触动了他，并促使他把几乎所有的创意和本钱都压在了《收藏女性》的CD封套上。一件是一只很普通的白信封因为有了姚明的亲笔签名而在嘉德在线上标价500元拍卖；另一件是他不久前在EBAY上以77美元拍下一套12张4X5座机拍摄，并1：1印晒的民国北平的风光照片，尤其是这套照片的封套保存得几乎和新的一样。但因为这位美国收藏家因为没有开通PAYPAI国际信用网上银行，王秋杭无法将钱通过网络银行汇给他，而通过信汇邮资可能要超过货款。因此王秋杭和他商量是否取消这笔交易？没想到这位美国人很爽快地通过网络回信说他也正想来信商量取消这笔交易，原因是他认为这套照片的价值不止这个价格。如果没有这个封套，这套12张的照片也就30到40美金可以拿下，足见一只薄薄的封套的价值要超过里面的12张原版老照片，原因是它很容易受到损坏。更还有欧洲的很多创意大师专门设计并限量制造一些小玩意儿，如酒瓶起子之类的，并有大师的亲笔签名就卖得很贵。而中国人往往会关注这只酒瓶起子是金质的？还是银质的？还是铜质的？王秋杭说，经研究他发现老外购买这些创意收藏品（包括现代派绘画和观念摄影作品等），其实是对人类创造智慧的认可和投资，不像中国人那样只关心收藏品究竟值不值这个价？会不会增值？说到底，老外关心并由他们发现并树立的非物质的无形资产价值要比有形的、物质的资产价值重要的多。王秋杭说，他这次赴平遥主要是面向老外，和国际接轨，让他们知道中国也有搞创意收藏的人。而且是中国人将最不起眼的CD封套送进收藏品市场，在中国他肯定是第一个敢吃CD收藏这只螃蟹的人，在世界上大概也是闻所未闻吧？王秋杭说，目前在中国热爱老照片的人越来越多，仅仅是老照片主题网站就不下10多个，而且像新浪、搜狐等著名网站都设有老照片专栏。在这些老照片网或专栏上活动的人分主要三类：一是老照片收藏家，只对原版老照片感兴趣，买进卖出，只研究差价和增值空间。二是老照片研究者，只对网上老照片的数码文件感兴趣，免费共享，只要能写书留名就行。三是业余发烧友，怀怀旧、觅觅知音或同乡而已。当然还有不少各地政府档案部门的潜水者，时不时地冒个泡，高价收藏某一张或征集某一内容的老照片......但像王秋杭这样只对自己收藏的原版老照片进行研究、并已经写出文字具有一定影响的，他说全国找不出5个人。而又坚持拍摄传统黑白胶片、坚持使用银盐相纸放大照片，又收藏原版老照片的，他说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牛吧？他还说，只收藏原版老照片，不亲自拍摄、冲洗、放大、水洗、晾干、装裱传统黑白胶片和银盐相纸照片，就很难和国外同行对话。因此，在他的《收藏女性》CD中，还添加了王秋杭自己拍摄的自1969年至2009年的《我拍美女40年》“猛料”，让当今的人看看中国女性近半个世纪的各方面的演变。搭顺风顺水船传播他自己的摄影作品（还有他那美女老婆），你说他牛不牛？也难怪，正好他今年和共和国同岁、都属牛、都60岁。
    王秋杭老师的《收藏女性》老照片系列，最早于2006年7月在马王爷创办的大旗精英博客上连载，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后来他跟着马王爷离开精英开办了博联社，继续连载了几期，影响更大。2007年9月他的《收藏女性》老照片系列展在平遥展出，引起美国老照片收藏家顾丹尼先生、法国伽玛图片社总编伏罗理斯先生的重视，山西卫视“影像世界”还专门采访了他，并分上、下集播出。2008年10月，美国盖蒂博物馆范德珍馆员专程从美国来到杭州王秋杭家中考察，亲自观看了他收藏的老照片，尤其对《收藏女性》系列很感兴趣，说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主题收藏，她说要写进她的这次考察报告中。今年7月，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策展人、前美联社记者、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先生从北京专程来到杭州王秋杭家中，从他的《收藏女性》系列中挑选了36幅，准备用在由他策展的明年上海世博会的《人民相册》大型图片展中......刘香成先生说:你的<收藏女性>很快会扬名世界。这也是王秋杭老师出品收藏型CD的动力之一。
    摄影术来自欧洲，而王秋杭老师早年在浙江博物馆跟书法界泰斗沙孟海先生学习字画鉴定时，就对金石篆刻颇感兴趣，因此在《收藏女性》中我们会见到好几枚相当高水平的篆刻作品：铁线朱文闲章“收藏女性”和汉官印急就章“激活斋藏”均出自如今西泠印社当红女篆刻家沈颖利之手，一字万金难求。王秋杭名章则是他早年亲自捉刀之作。中西文化的精髓集光盘封套于一身，相信会引起中外藏家的兴趣。尽管这也档不住今天高科技高仿的手脚，但王秋杭相信，另一枚很隐蔽的、普通邮票大小的中英文钢印及现场亲笔签名，会令收藏者鼓舞（尤其是老外），而令盗版者头疼。
    为了确保收藏者利益，首先，这些光盘全由王秋杭独家出售（10月8日后将在网上出售，届时请关注王秋杭实名博客），别无分号及代理商。其次是限印2000张。其中编号限量珍藏版自000001--000500号，以钢印、闲章、名章和王秋杭亲笔签名为凭。其中000001--000200号共贰百张此次在平遥低价每张200元出售；售罄后，从000201--000400号共贰百张每张500元出售；售罄后，最后000401--000500号壹百张每张1000元出售。消息一出，杭州几位王秋杭的朋友或学生（当然也包括我）争先抢购000001--000200号中的吉祥号。如今，000001--000010号及000088、68、168号等均已被认购。我系第一时间定购，抢到了118号。王秋杭老师笑称：这封套在你手里值不了钱，也许等到你儿子当爷爷了，如果依然完好如新的话，拿出来能值几个钱。而我觉得花钱看美女、学摄影知识，还能给儿子留份遗产，不是太值了吗？
    另外1500张无编号、无钢印、无闲章和名章，不签名，只盖有蓝色1500号码印的封套CD，此次平遥限售200张，每张售价20元，售完为止。
    我想，我收藏的不是一张普通的印刷品，而是今后前景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另据可靠消息：王秋杭老师已经收到“2009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组委会”的邀请函，将在大展上放映幻灯。下榻平遥博联社大本营：平遥西街熙仁泰民族宾馆，并在那里出售CD光盘。

                                                               裘晓伟

                                                                             完

    为庆祝建国60周年，我国著名女摄影家晓庄应杭州市摄影家协会邀请来到杭州举办“晓庄《激情岁月》幻灯摄影座谈会”。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女摄影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晓庄用摄影作品“图说”历史，对红色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最全面的记录：从部队的战备活动到抗美援朝，从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画面，其中既有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也有人民生活的细枝末节。这些定格的画面让亲历者反思，令后来人震惊。
    今年76岁的晓庄老师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3月在部队学习摄影，152年9月转业到江苏省《新华日报》任摄影记者、1957年参加中国摄影学会,曾创办了《光与影》摄影艺术杂志并任主编。开创了省级办全国性摄影刊物的先例。她是我国老一辈摄影家中保存自己拍摄底片最完整的一个、并较早接触学习使用电脑技术、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历经数年将底片整理、撰写文字材料，独立完成自1950年至今拍摄的、记录共和国建国以来60年的摄影作品数万幅。编辑出版《瞬间回忆---晓庄摄影作品集》、《文革岁月》摄影画册，并两次在北京798、一次在上海当代艺术世界博览会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引起全国乃至世界摄影界关注。法国原驻上海文化领事鱼得乐、前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百年印象画廊陈光俊等都将晓庄的摄影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介绍到世界各地。其摄影作品由北京百年印像画廊和菊香书屋文化艺术机构代理并出售，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影像专场也有晓庄摄影作品拍出。
    她的摄影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朴实和敏锐的洞察力，克服了种种作为一名女性摄影记者所难以想象的困难，拍摄下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史料。在杭州的幻灯座谈会上，晓庄放映了她精心挑选的作品400多幅，并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人们通过一幅幅黑白老照片，清晰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艰辛历程。尽管晓庄一再强调当时的照片都是经过摆布拍摄的,但人们从照片上的茅屋、土路、百姓衣服上的补钉、毫不修饰的发辩，看到了新中国诞生初期人民生活的原始和落后。
晓庄老师为人一向很低调，除非是很要好的影友相约，一般很少接受邀请和采访。此次来杭是应她的学生、即将退休的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秋杭的盛邀，为庆祝建国60周年才来杭州，并事先再三嘱咐，不要说讲座，座谈会形式最好，可以和影友交流。在交流中，在座的摄影家们了解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般的人不可能拥有照相机，如有相机就有敌特之嫌，只有党报摄影记者才能拍新闻照片，可拍新闻照片并不是一件拿起相机就能拍照片的事，被摄对象要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审查和安排，必须是讲成份的，如贫、雇农、党员、劳模等先进人物，只能摆布、导演拍照，不能随便抓拍，万一在抓拍中让地、富、反、坏、右等上了镜头，那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不仅要作深刻检查，情节严重的甚至要受到处分而为此丢掉“饭碗”。
    晓庄老师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农村拍摄，虽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但心情舒畅，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感到自由和轻松，尤其是老乡们的憨厚、真诚，令她十分留恋。不像在报社政治气份太浓，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少人因为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就会变成了反革命。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运动来了她只好在报社老老实实接受阶段斗争教育和改造，运动过后她就主动下乡，五、六十年代在农村采访曾闹过不少笑话：1962年秋天晓庄在苏南农村采访，由于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不少老百姓连照相机都没有见过，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拍过照片，少数人只在照相馆拍过照，他们一见到照相机都会很好奇和紧张。正逢秋收季节女社员们正在稻场轧稻，有说有笑很高兴，当她举起相机准备拍照片时，她们都把脸背过去拒绝拍照， 把她弄得不知所措，问县里陪同人员才了解到当地人盛传照相会吸人血，因为进城里的照相馆拍照后，取回来底片的人脸上都涂有红色，被误认为人血。后来经过大队干部做工作说明真相后，才肯把脸转过来，好不容易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1957年她去太仓农村采访，太仓离上海近，借住在《解放日报》招待所，就在摄影组冲洗底片。当她拍好社员瞿锦明利用家前屋后，巧种“十边田”喜获丰收照片后，要返回上海时，瞿锦民在她军用布包里硬塞进几个玉米棒让她带回上海给朋友尝鲜，她没有推辞，经常麻烦摄影组的人，带点玉米慰劳他们也好。晓庄回到报社冲胶卷，就把包里的玉米棒拿出来请他们去食堂煮熟后分吃了，本以为小事一件，没想到她人尚未回到南京，一封人民来信就寄到报社，检举揭发她多吃多占随便拿群众东西，领导找她谈话，说她严重违反纪律。为此，晓庄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说自己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才勉强过关。
    作为当年专业摄影记者的基本功，晓庄老师是十分看重并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因为那个年代的莱卡、罗莱照相机都只配有一支标准镜头，因此遇到大场面，拍摄接片是每位摄影记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然而，我们常见的接片都是左、右横接的长片，而晓庄老师放映的一幅摄于1964年南京新街口几十万人抗美援越大集会的大场面照片却是由上、中、下、左、中、右6张6X6底片拍摄的接片，相当于6X4英寸底片的清晰度。这可是我国摄影界极为罕见的双维接片，几乎在场的所有摄影家都是第一次“大开眼界”，因此全场暴发热烈的掌声。当有的影友向晓庄老师提出：“您认为什么样的摄影作品才是最好的摄影作品？”时，晓庄老师说：“首先是拍你自己熟悉和喜欢的题材，多关心身边的人和事，现在拍照很自由，真可说是百花齐放。至于别人怎么看，那是另一回事，不要受一窝蜂的影响，跟着别人到处跑。”她说，她拍摄的这些新闻照片并不是她最喜欢的作品，那是工作任务，必须按领导的要求完成的任务，虽然有不少照片在新华社发稿、中央报刊见报，但她并不喜欢。最关键是因为经过人为摆布、离开了生活的真实。她说她喜欢的是那些抓拍的鸡、鸭、鹅动物摄影小品，她的成名作是一幅摄于1962年的题名为《踏碎银波》，曾在第六届全国影展入选，湖边一群大白鹅展翅高歌的作品，可在文革中被人指责为喜欢拍封、资、修作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她才敢去拍《生机勃勃》。可她一直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珍藏。她说现在条件好了，数码相机非常普及，而且政治环境非常宽松，大家都可以拍摄自己喜欢的作品，应该多拍，千万不要为别人喜不喜欢而拍摄。
    座谈会后，影友纷纷和晓庄老师合影留念。

                                        晓庄简历

    晓庄（1933—    ）  女。浙江奉化人。1949年3月参加浙东四明山区游击纵队，在政治部文工队当队员。1950年3月在部队学习摄影，在人民解放军第22军麓水报社、文化科任摄影员， 1952年9月转业到《新华日报》任摄影记者。1970年1月下放至南通, 先后在南通日报和南通市文化局从事摄影工作，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女摄影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晓庄用用摄影作品“图说”历史，对红色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最全面的记录：从部队的战备活动到抗美援朝，从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画面，其中既有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也有人民生活的细枝末节。这些定格的画面让亲历者反思，令后来人震惊。
    1980年3月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摄影组组长、筹办了《光与影》摄影艺术杂志并任主编。开创了省级办全国性摄影刊物的先例， 1992年《光与影》摄影艺术杂志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江苏省出版总社共同编辑出版《中国三峡》大型摄影画册，集策划、编辑、摄影于一身，为了保证画册质量，花甲之年三上三峡组稿和摄影，1995年《中国三峡》大型摄影画册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1957年参加中国摄影学会, 曾任第四届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并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3月离休。1996年12月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杯。
作品集有《瞬间的回忆》200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革岁月》2004年由中国书局出版。2004年10月北京百年影像画廊举办《文革岁月》摄影作品展览。2008年9月由菊香书屋文化艺术机构在北京举办了《激情岁月---晓庄摄影作品展》。

1、晓庄《激情岁月》杭州幻灯座谈会之一。

2、晓庄《激情岁月》杭州幻灯座谈会之二。

3、晓庄《激情岁月》杭州幻灯座谈会之三。

4、杭州影友和晓庄老师合影留念。

5、1957年沙溪瞿锦明巧种十边田。

6、1962年冉直张巷队脱粒。

7、1964年援越抗美集会（6底接片）。

8、《踏碎银波》1962年全国影展入选。

9、《生机勃勃》1977年全国影展入选。

                                                                                                                                                                             晓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中台合资的大亚国际广告公司做兼职首席摄影师时,一次时装模特拍摄收工后我和摄影师、助理们宵夜喝酒，一位台湾摄影师问我：知道全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吗？-------美女！
    上个月中旬，江苏著名摄影家晓庄老师给我发来邮件，说北京的刘香成先生已经被上海世博会聘为策展人，最近要来上海，请晓庄老师推荐一批资深摄影家到上海来聚会，为展览提供一些上海题材的摄影作品。晓庄老师很认真地推荐了一批，其中就包括我。她还把刘先生的邮箱转给了我。我给刘先生的邮件很简单，就是把我在博客上的那几篇《收藏女性》专题老照片的博文和他做了链接。刘先生看后立马回信，约我去上海见面。我说带光盘来行吗？他说“不！我要看原作。”
    6月18日，我冒着酷暑，提着沉重的皮箱只身来到上海兴国宾馆，刘香成先生和他英国籍的妻子百忙中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带去的100多幅清末民初女性原版老照片中极认真地挑选了50张，并要带走扫描。我说应当签定合作协议。他的英国妻子是个中国通，普通话讲得很好，她说她对这些原版老照片很感兴趣。但因时间仓促，他们约好下次专程来杭州到我家拜访。刘先生说可以按国际贯例签定协议，包括使用权、署名权、获得报酬权......等等，并要我起草合作协议书。我想还应该有物权、肖像权......等等。我仿佛跨入了剑桥大学博士后考场？
    刘香成先生系美籍华人，全球著名的摄影家。1951年生于香港，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等职。刘香成现为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刘香成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7月3日中午，刘香成先生也是冒着酷暑专程从北京赶来杭州，也是只身到我家。进屋后我说我家是斗室，没法和你北京的四合院比，他说哪里，你家很干净。他说这次上海世博会他主要是负责上海馆的策展，还要到海外展出，如美国百老汇等，还要出画册。“上海这15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全世界都没话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他还告诉我，这次上海馆的重头戏就是这个反映上海开埠以来清代、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图片展览。他说他去年出了一本《中国-----一个国家的表情》摄影画册，收集了中国88位摄影家的作品，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2008年世界最佳画册”。他说一本画册、一个图片展，要做到中国官方和西方都认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早在2年前就删去我博客上所有摄影组织的头衔、职务和单位，我还注意到已经有人开始效仿我，呵呵）。我说我是摄影家协会的驻会干部。他突然很感兴趣地问我：你们摄影家协会究竟是干什么事的？我说本来是组织骨干会员搞创作，繁荣艺术的，但现在在为政府彰显政绩做事。我说你这次来上海策展不也是要彰显上海市政府的政绩吗？他说不会，我肯定会实事求是，因为我是有品牌的，我一定会对自己的名誉负责。
    真是一回生、二回熟，我和刘先生这一往一来，就好像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他提出请我出去吃午饭，我说我早吃过了，你来都12点半了，我做米粉干给你吃吧，我知道你是美食家，就是怕不合你胃口。他说你家搞得那么干净，做的米粉干一定很好吃。看来卫生是饮食的第一要素一点没错！最近我又悟出一个道理：其实休闲就是简单，过去叫懒惰，（那是没文化）！越简单思想就越活跃，就越可能产生灵感；反之，越复杂越繁锁，思想就越紧张，越不可能产生灵感；久而久之人就迟钝了、愚昧了、僵化了！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时间珍贵！这么难得的两人世界怎能被复杂而繁锁的吃给搅忽了呢？他一边看我的藏品老照片，我一边做米粉干。我家米粉干是嵊州特产,老婆公司分的,年年有,大概她们公司老板嵊州有亲戚。佐料是现成的,新鲜的鞭笋、毛豆、景阳观的雪菜加上肉丝炒一大碗，冷了盖上盖放冰箱里，等米粉煮开了挖一大勺下去，三分钟就好，那个味道绝对鲜美。我煮了一大碗端上说：我可不象黄永玉那么有钱请你吃大闸蟹哦！你将就着吃吧。他端起碗先尝了一口“嗯！好吃！”就呼呼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对我说：你知道当年我采访阿富汗战争时是怎么发稿的吗？没有电，我就千方百计找来一台柴油发电机，可柴油没有怎么办？我就向苏军坦克兵购买。天线是爬到炸掉一半的七楼上架上的，就我一个人，没助手的。我暗暗敬佩他的敬业精神，心想如果我们的记者遇到这样的困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组织，向组织求援。至于向苏军坦克兵购买柴油那是连想都不会想到的。
    看完了我的老照片，他又对吕厚民送我的、刚出版的《毛泽东》画册感兴趣起来，他一边翻阅一边说，有不少从未发表过的毛的照片很珍贵，可惜整本画册没编好。他说他很想向吕老要其中很生活化的几张，我说没问题啊，我是吕老的挚友，他现在在上海美术馆办展，等他回北京后我打电话给他，但不能白给哦！刘香成说：那当然。
    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谈得很投缘，几乎都是关于摄影的。最后他告诉我：你收藏的美女老照片很快会世界扬名。3点40的飞机他要赶回北京，够辛苦的。当我送他到楼下是他突然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山东。
当我叫来出租送他上车时，你猜猜他说什么？呵呵！
   “谢谢你的米粉干，到北京来我家！”

                                                                                                                                                                      （完）
                                                                                                                                                               2009年7月4日夜于西子湖畔

1、6月18日，刘香成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兴国宾馆挑选我带去的《收藏女性》老照片。我身边站着的是晓庄老师。

2、7月3日，刘香成在我家翻阅吕厚民送我的画册《毛泽东》。

3、有谁会相信本博主比刘香成大3岁？

4、被刘香成初选入围的民国美女之一

5、之二。

6、之三。不能再发了，还是明年去上海看吧！

7、这是上海刚认识的藏友冯忠宝听说我收藏的民国美女照要上世博会展览，就主动赠送了我这幅上海王开照相馆拍的美女照。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我的文革自拍像》---1976年知青返回城后好几年找不到工作。

                                                                 王秋杭摄

（续前）

四月影会：目击道存
                     王志勇
是今天：昨天的一切都已经
落进光的指头和梦的眼睛
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到
谁也阻止不了曙光的河流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一

30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逝，30年世界变化物是人非，30年也让一代人的记忆散落为历史的吉光片羽。当我们开始追忆，一定是因为一些场景已经无法重现：“1979年春寒料峭的二、三月。每星期二的晚上，一张张熟面孔、生面孔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东四三条三十五号的这间西耳房。屋里经常是满满腾腾地挤塞着二三十个或更多的人，大家穿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各自捉对嘁嘁喳喳地谈论着与影展有关或无关的各类话题。照片摊在床上，我（注：即王志平）则坐在床边埋头看照片，节奏很快地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谈有关展览展件的正事。每当感觉到有人敲门，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地方站！”
  当年那群血气方刚、在“四五摄影”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像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正在酝酿着摄影界的一场风暴——四月影会。

                       二

四月影人，是历史的觉醒者。
正如五四运动，是以知识分子的觉醒为先导一样，中国经历“文革”浩劫，从闭关锁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也同样仰赖思想解放的推动力。
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当年竟是由“四月影人”顶着巨大的压力争取而来：
“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
 内容不等于形式。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
 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王志平语）
这样的认知起点，在那个艺术如荒原一样的时代里，不仅难能可贵，也恰如一阵骀荡的春风，裹挟着复苏的力量，吹拂如死水一样凝滞的摄影界。在影展中，涌现出众多打破艺术教条、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作品：李晓斌的《残局》、《……好吗？》，罗小韵的《力挽狂澜》、王志平的《渴》、《塔》、《家庭》、王立平的《旋律》、王苗的《笼里笼外》、《约会》、《芍药冢》、《卖鱼妇人》、龚田夫的《爱与死》、洪客的《上进》、陈凡的《青年雕塑家王克平》、吕小中的《河神的套鞋》、凌飞的《只有思想在流动》、任曙林的《彼此》、《裤腰带和鞋子》、李英杰的《稻子和稗子》、金伯宏的《圆肚鼎》、《孙子们》、李江树的《画家石鲁》、《往事》、胡现军的《生活的旗帜》、李健文的《生活需要这样的脊梁》……
 变革的时代呼唤变革的艺术。艺术家首先是敏感的社会人，在大变动的关口，他未必是思想最深刻的，但一定是感情最炽烈的。他的艺术直觉，敏感如蜗牛的触角，探寻外部，回应内心。他是发现者、预言者，是通知黑暗结束、黎明到来的人。四月影会完成了一次审视，打开了一个广角的视野，让从封闭、狭隘、蒙蔽中刚刚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摘掉了蒙在眼上的红布，它是勇敢的觉醒者对人自身的一次凝视，如同在“四五”运动中，将手中的摄影工具变成了反抗专制与奴化、表达愤怒心声的武器。在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图片中，一双双饥渴的眼睛，在熟悉的陌生化中，完成了一次审视，看看吧，我们是谁?我们所处于怎样一个时代?!
金风未动蝉先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急于表达的人，最容易造成口吃，文字是苍白的。卡夫卡说：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四月影会的作者们，以其先知、先行、先锋的态势，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肖像。作为中国思想、艺术界的一次破冰之旅，四月影会，是开风气之先的一声惊雷，是冬蛰之后悄然钻出腐草的萌芽，是对满目禁区的一次勇敢的拓荒，是对诸多观念领域、审美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四月影会，完成了一次领跑，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摄影的光荣。

三

没有人生来能做到不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它已属于历史；当一件作品完成，它已属于观众。
我辩护，与当事人无关。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本《中国摄影史略》，据说这是唯一一本官方认可的、通行于国内数所名牌高校摄影专业的教科书。有人在杂志上撰文，称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摄影学术著作，弥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云云。
教科书上的语言是陈腐的，庸常的，僵死的。从头到尾地阅读一遍，发觉书中笼筐式的评价，可以指认那个时期出现的任何一种涌动的思潮，但惟独没有完成对“四月影会”的解读。在涉及“四月影会”有限的篇幅里，“四月影会”是作为“纪实摄影的揭幕序演”来进行介绍的：
  “在这一片喧腾声中，1979年4月由‘四月影会’推出的《自然·社会·人》影展在北京隆重登场，盛况空前，成为充满希望和激情的艺术交响乐章中一个欢快的音符。”
且不说这段话语的开头，就带有明显的嘲讽之意，即使是作为叙述行文，著者也缺乏起码的客观和准确。第一回“四月影会”为物色举办地点费尽周折，最后办展，不得不迁就于中山公园的兰室，一处不大的、三开间的砖质平房。此前，欲在《北京日报》登广告，惨遭拒绝，理由是影展中有抽象摄影作品。仅举的两例，知之者众，何谈“隆重登场”？至于说影展中观者如潮，摩肩接踵，那也完全是观众看罢奔走相告所致。即便如此，在首都这样动辄举办国际、国家级会议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用“盛况空前”一词，不是有些大而无当吗？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剥去陈腐语言的包裹，很难见到鲜活思想。
“四月影会”横空出世，20天内接待了7万人，当时就博得了满堂彩，好评如潮的程度，倒真可用得上“盛况空前”。在《中国摄影史略》一书中，著者一方面不惜笔墨地援引早已时过境迁的当初负面评价（唯一写过“负面争鸣”文章的钟巨治先生日后承认，当年扮演“反面角色”写的《必须坚持摄影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文，纯系“上面”要求“哭也要哭出来”的奉命之作），一方面又本末倒置，极其吝啬地评价：“与此同时，并不乏赞美之词，影展留言薄上就有一些更为感性的评价，认为影展‘打开了人们心灵的窗户’，感慨‘参观半点钟，胜读十年书’，还有些观众称照片的作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的使者’等等。”
稍稍对“四月影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年还未完全从专制和“极左路线”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们，面对“代言心声”的照片，是怎样一种震撼和感激。赞美之词，不是著者不咸不淡的“不乏”、“还有些”，恰恰相反，是铺天盖地，是掷花如雨，是不胫而走的口口相传，是赞不绝口的满城争说，一时震动朝野，引发观众一连串思索……观众纷纷饱含感情地（而非“更为感性” ）地写到：“从这个绝妙的影展上，我闻到了新的气息。你们给中国摄影艺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我第一次感到了摄影艺术离我这么近，这么亲切！”
 “教科书”也提到了《上访者》和《画家石鲁》：
“以《上访者》和《画家石鲁》为代表的‘伤痕’摄影虽也表现个体形象，实质上却并不以具体的个人为关怀对象，它主要是通过典型形象表现对某种身份人群的关注。《上访者》显示的是对含冤百姓的同情，《画家石鲁》则表明对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关切，作品背后的批判锋芒无疑都指向‘文革’。摄影将时间抽离出来，于是，摄影在某种程度成为一种放大的艺术。这类‘伤痕’作品将人类的苦难不自觉地夸大，使之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于是，富于真实感的摄影画面更易引起与照片中人物有过共同命运者的共鸣。”
这到底是赞，还是贬呢？我左右看不明白，越看越糊涂，也深为高等学府中啃这类文字的学子们叫苦不迭。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一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文革”，“浩劫”二字，是官方给定的结论，它首先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噩梦和血泪，其次才能“放大”为“人类的苦难”，两幅摄影作品夸大了吗？含混得让人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希望“集体记忆”呢，还是“集体失忆”？
那么，“四月影会”在“教科书”中受到肯定有哪些呢？
《中国摄影史略》中说：“‘四月影会’的摄影理想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对于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发展至少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一是作品所具有的启蒙色彩，二是整个组织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力量”。
这两句貌似强调“色彩”的话，一是言不及义，二是说了等于白说。据我所知，“四月影会”的参与者们从来不曾以纪实摄影的启蒙者自诩（且不论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开始搞的就是艺术摄影），追溯中国纪实摄影的源头，应该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一个常识，无需赘述。
《中国摄影史略》中给出的结论性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决定了拥有相机的人群的经济地位或者身份背景，所以‘四月影会’的镜头中也隐隐闪现着某种贵族意识和权威心态。”
在这种典型、十足的“机械论”论调中，我读出了“隐隐闪现着”的诋毁。除非必要，关注、打探和揣测握持相机者的家庭背景和出身，不仅没有丝毫学术意义，反透出一种庸俗。一位名叫遇罗克的年轻人，已经在那个风雨如磐的黑夜里为反驳“血统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家庭出身和日后的个人生活抉择并不产生必然联系。“四月影会”的意义早已逸出摄影之外：他们的镜头中闪现的，恰恰是以平民视角，表达人民心声——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庄子曰：吾岂善辩哉？吾诚不得已。我没有批判的兴趣和嗜好。引发我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模棱两可的文字会被恩准为教科书？为什么历史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混淆？谁在霸占着仲裁艺术的话语权？对“四月影会”如此矮化、窄化、淡化、泛政治化，究竟是心怀成见，还是另有隐衷？
隐晦不应该是学术的标记。由一位名满天下的教授领导一群研究生学生，历时数年，足迹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整出来的“研究成果”，
不应该是轻描淡写、歪曲事实、避重就轻、诱人误读，圈里圈外的人希望看到一点“结晶”式的结论，总不会责之为苛求吧？
摄影走过它的实用功能，衍生出一种有自己独立语言系统的艺术之后，它有可能在一定时期被政治强奸，但不会永远沦为政治的奴婢，它不是任何题材的附庸，也不是任何概念的图解。“四月影会”的核心成员王志平说得好：“我们不吃政治这碗饭！”
独立之思想，勇敢之探索，自由之表达，才是“四月影人”不羁的永恒追求。
  我们都清楚，中国这30年发生了什么。社会变革的转折处，“四月影会”在时光的暗房里显影，经过岁月的淘洗，它所凸显的价值和意义，开始闪现出熠熠生辉的光彩。所以，“四月影会”有待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写当代摄影史，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四

《画家石鲁》堪称是“四月影会”众多佳构中的扛鼎之作。和《画家石鲁》这张摄影作品同样有名的，是当年出现在第一次“四月影会”影展上的配诗：“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终于活过来了，可怜的‘黑画家’。”多少年来，一直没人知道配诗的作者是谁，李江树本人也一直在寻找。直到2007年，28年之后，李江树在友人张承志家中遇见当年的清华附中才女赵介轩（圈里人都叫她赵小芹），谈及“四月影会”的往事，才知道当年那首著名的配诗，原来竟是出自她手（此前，李江树并不认识赵介轩）。
李江树第一次见到石鲁是在1970年，那一年冬天赴延安路过西安，专门去看望石鲁。李江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陕西美协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见到当时受到严格隔离审查的石鲁。当时这位“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画家，因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及“野、乱、怪、黑”的画风，被江青整得死去活来。受难中的石鲁，瘦骨嶙峋，头戴一顶哥萨克式的毡帽，站在桌后，一束黄昏的夕光，从屋子里仅有的一眼拳头大小的窗口，斜射进来，正好打在他脸上。石鲁的双颊内陷，两眼如鹰，给年轻的李江树留下极深的印象。“文革”结束，冤未申，雪未昭的石鲁，形销骨立，强撑病体，恶劣的环境加之长年被关押、批斗，让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并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经过多次申请才被批准住进通县北京结核病院。
1977年5月26日，李江树随一位老同志到通县的结核病院看望石鲁。石鲁年轻时，英俊潇洒，是画家中有名的“美男子”。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老友相见，恍若隔世，当时仅58岁的石鲁已是十分虚弱，牙几乎掉光了，但不屈的头发还支愣着，眼光依旧犀利如初。早已爱上摄影、亲身经历“四五”运动的李江树，当时就隐隐地觉得自己是在面对一个重要的时刻——用摄影记录历史。
正式拍照，是当天下午四时。画家石鲁和老友共叙劫后余生的感慨，完全忽略了一旁李江树。拿着海鸥４A双镜头反光相机的李江树，身体紧紧地抵靠着墙角，用F4的光圈，1\30秒的速度曝光，在石鲁的手每次经过胸前时，都会按一次快门——“画家、外科医生、钢琴家等人的手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手体现了职业和性格特征。”（李江树语）就这样他在墙角足足站了40分钟，直到把两个珍藏已久的120伊尔福HP400黑白胶卷都拍完。伊尔福胶卷是当时的《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潘德润送给他的，他一年多都没舍得用。
李江树当夜就把胶卷冲了出来。其中一些是虚的。几天后他拿了其中的两张照片去给石鲁看，老画家阅后非常兴奋，随即将其中的一张翻过来，用钢笔在照片的背面写下“天怒像疯狂，其实老头儿没牙了”两句，以示自嘲。这张留有画家手迹的照片，李江树一直珍藏至今。
在李江树心中，女摄影家王苗对他有知遇之恩。引领李江树走入“四月影会”的，是她；当年拿着李江树在“四五运动”中拍摄的照片，推荐给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编辑小组并得以入选其中的，也是她。石鲁拍出来后，李江树拿给王苗看，几番斟酌，她选定其中的一张，交王志平审定。
石鲁或许不曾想到，李江树为他拍摄的这张照片，成了记录一个时代的杰作——《画家石鲁》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据说，如今的著名摄影评论家、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丁遵新曾对陕西省摄影家协会现任主席胡武功说：“你们陕西的石鲁怎么让北京的李江树拍走了？”没有偶然的成功，也正是从这时起，李江树认识到：图像是人类与历史之间的一种最深刻的联系方式，是时光的驿站。在图像中，空间与时间被积淀，历史被一帧帧图像所串联。历史的穿透力与历史的风俗画在图像中跃动。图像截留了人类的生存气息与生存痕迹，图像记录了一个个参与历史的当代事件，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借图像而薪火相传。

                      五

摄影不同于诗歌和绘画，直击即完成，是摄影的本质。摄影用无声的、客观的画面，通过人最重要的感官功能——视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这貌似妙手偶得之的背后，必须具备思想与内涵的支撑。
摄影的优势，在于它有一种闪电的力量，瞬间的力量照彻天宇，它的高贵如同闪电的高贵，闪电是不容修改的。现在回顾那些在第一次“四月影会”中出现的风光唯美小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许略显单薄，甚至幼稚加甜俗。但怎么能忽略不计呢？
一切景语皆情语。难道当初不正是这些风光作品，以归来者的歌声，告诉在高压与血腥体制下苟且度日、生活麻木了的人们一个久违的真理？除了丑恶而龌龊的政治，自然风光之美，一直与我们同在。是谁剥夺了我们欣赏美的心境和权利？是谁一度让壮丽江河大地暗淡无光？
摄影与文学从来就是艺术大家族中的近亲。值得中国思想界、艺术界永远铭记的是，四月影会，让摄影家与诗人（主要是诗人叶文福、赵介轩、王志平）无意中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合谋，成功尝试了一次跨艺术门类的漂亮联手。当年许多摄影作品的配诗，成为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绝唱，堪称图像与文字的珠联璧合。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一书中写道：“照片经常被用来当作理解和宽容的协助工具。在人道主义行话中，摄影最高的使命是向人解释人。但照片不解释，而是表示知道。”
“自然、社会、人”这种台阶式的标题，标出的不也是一种永恒的课题吗？握持相机的摄影者，是自然之子，在社会洪流的砥砺中，肩负起艺术的最高使命——对人的认识。德裔英国摄影师赫尔穆特﹒格恩舍伊姆说：“摄影是世界各地都明白的唯一的“语言”，沟通所有民族和文化，连接人类大家庭。它不受政治影响——在人民自由的地方——它真实地反映生活和事件，它使我们可以分享别人的希望和分担别人的绝望，它说明政治和社会情况。我们成为人类的人性和非人性的目击者……”
中国的纪实摄影，肇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被人为断裂的当代摄影中，那些在“四五运动”中冒着生命的巨大威胁、发觉到摄影巨大价值的摄影者，延续了一种纪实的传统，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回归之旅。“四五摄影”的精髓是在场、参与、记录，那是在魑魅魍魉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刮起的一场狂飙突进的风暴。解冻的河床淤积着哗哗作响的冰凌。“四月影会”，是痛定思痛后的一种反思，是在一个民族百孔千疮、去意徊惶之际的呐喊、希冀和启蒙，它奏响了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春之声，一旦提闸泄洪，它震人魂魄的轰鸣巨响，一直传至今天，乃至久远。

                       六

与“四月影会”交相辉映的，是《今天》和“星星画会”
“四月影会”、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和黄锐、马德升等人发起的“星星画会”，是同一代人的思想产物。他们从一个荒诞的时代走出来，激愤和向往同时搅荡着年轻的胸膛，我——不——相——信，是一代人迷惘过后对统治者做出的回答。他们隔行不隔山（王志平学美术出身，赵介轩是文学编辑），诗歌，画笔，相机，只是他们手中表达工具和反抗武器的不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压迫和考验，艺术的使命，不在于对任何特定意识形态的直接宣教，而在于向所有形式的集权话语体系发出挑战。
同样的，艺术的死亡就是交出自由。
永远的不妥协，是艺术家的灵魂。
北岛在香港举办的《今天》创刊30周年纪念会上宣布：“《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那么，至今依然活跃着的“四月影人”呢？
“四月影会”是独具魅力的。它在很短的一段时期，风云际会，群星璀璨，它当年形成的人才高地，非但不可逾越，几乎盛况难再。有人称之为引领摄影界新潮的“黄埔一期”，绝非孟浪、夸饰之词。
他们是顶尖的，才华横溢，至少是优良的千淘万漉的选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此，亦是凭此，走上专业摄影师的道路，实现了最初的夙愿，并以各自的风格和影响力，对中国当代摄坛开始了新老交替的覆盖。这谈不上“被招安”。摄影是个烧钱的行当，生计的出路远比艺术的出路更火烧眉毛，否则艺术也难以为继。如果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奖赏或补偿，这些人早已用专业上的卓越向世人证明：他们受之无愧。
一切怀念都有悼亡的含义。三十年，有些东西已经死去，有些东西企盼复活。四月影人，当初就是来自五行八作,众鸟高飞尽，飞鸟各投林，分化是早晚的事情。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是永生也抹不去的记忆。各寻出路，“这本是发展的必然，可我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这种分化而黯然神伤。”（李江树语）如果说，“四五摄影”有一种精神，“四月影会”有一种灵魂，那么当“四月影会”在举办三期之后戛然而止，一种追问就不可避免：摄影成为一种常态的表达了吗？
苏珊·桑塔格曾在《忧伤的物件》一文中对摄影家发出过警告：“摄影拥有一项并不吸引人的声誉，也即它是模仿性的艺术中最现实因而是最表面的。事实上，它是唯一能够把超现实主义宣称要接管现代感受力的威胁兑现的艺术，而大多数优良选手则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注定要用它寻找光明”。黑白时代残存的黑白分明，已被众声喧哗的时代淹没无影得无踪，彩色胶片时期的涂脂抹粉，又升级为数码世纪的快速传输。一切都是急功近利。可持续发展，助长的是虚脱的审美、阳痿的冲动、纵欲的激情。那些当年用眉骨抵紧取景框、如猎人一样炯炯发光的眸子，如今又在关注着什么？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对“大师”的称谓，早已安之若素。向权势抛媚眼，向名利送秋波，眼睛里荡漾着新世纪的春情。由最早的批判者，摇身一变为“大众情人”，昔日敲门砖，今成荣华富贵的晋身之阶。不用招安，早已浑身酥软地投怀送抱，更辉煌的成功，是沦为各种庆典的大执宾。
分歧是思想的宝藏。也许，今天的我们仍不能对“四月影会”作出最终极的评价，相信，接下来的历史将不断发现它新的内涵。这不是我们的无能，恰恰是我们的明智。如果我们将时间比作检验艺术的上帝，那么，就应该笃信：对上帝的敬畏是一切智慧之始。
“四月影会”为历史的进程提供了一次真实而珍贵的坐标与参照，它定格了一个时代的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历史将铭记一切，当年的参与者和后世的观看者有福了，时光会道出那些照片后面的隐语：
……
你知道，我要求许多。
也许我要求一切：
每一次无尽沉坠的黑暗
和每一次攀登的闪烁
……
    ——里尔克《祈祷书》

                          2009.4.30于心远斋

作者注：谨以此拙文，向参加“四月影会”30周年座谈会的诗人叶文福先生、散文家徐晓女士致敬。
作者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建华西道——25号）
          邮编：063000

                                                                      （未完待续）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红星大队的故事》之一“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1972年4月王秋杭摄于浙江省余杭县云会公社红星大队

马建（旅英华人作家、“四月影会”成员）：
“四月影会”已经结束了，它作为历史，可能已经死了。但是“四月影会”的人还都活着，我当然更希望这些历史的人，他们继续活着。因为我不相信身体的衰亡和死亡合在一起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仅仅是荣幸有几个人的存在。比如说黄锐等等，紧接着出现了798等等，这些民间的力量一点一点跟专制对抗。我们不得不承认，它非常强大，它给自己创造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在座的都希望这个空间能够越来越大。另外我还是以往一个观点，就是“自然·社会·人”，按照作家来讲，可能多一个宗教的东西。这四个东西，始终是我们面对的大题目。但是在现在的这些摄影作品里，这些老前辈的作品里，我更希望能够看到非常尖锐的东西。如果我们萎缩了自己的反叛精神，萎缩了摄影技巧，你们跟时代就要被淘汰了，或者说时代被你们淘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我们更加面对的就是政治恐惧。摄影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们如何真实反映真实的自己。你们不仅反映大自然，你们还有你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我真的希望看到你们的思想，而不是看到一个伪装的中国人的狡猾。在这种大的环境里，能够在这里召开，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衰老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创造出一些更加令人激动的东西。每个人的激情是靠你自己从里面长出来的，外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借鉴。不要把自己放在历史里，历史是死的。我们必须从历史里走出来。

王志勇（诗人）：
我们在这里评价“四月影会”，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教科书上是怎么评价“四月影会”的？这是我无意中看到一本被现在国内官方认可的唯一一部被当作教科书的《中国摄影史略》，用了不短的篇幅这样评价“四月影会”。它说“四月影会”是伤痕的抚慰、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诉求。我觉得对一个稍稍对文字敏感的人来讲，这个评价是对“四月影会”的一种反讽。因为“四月影会”当初反对的恰恰是一种专制和死板，争取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自由。那么这种评价，是一种大而无当的评价。它仍然是把摄影这门独立的艺术，作为政治的一种印证和附庸。而且，特别不能让我容忍的是它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词句，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决定了拥有相机人群的经济或者身份背景，所以‘四月影会’的镜头中，隐约闪现了某种贵族意识和权威心态”。如果它是评价“四月影会”所反映出来的作品，这简直是一种诬蔑。因为 “四月影会”像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照亮我们所处的时代，它恰恰反映的是一种平民的意识。我对“四月影会”的评价是：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完成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肖像。所以，我非常欣赏罗小韵老师讲的，就是不招安。我觉得艺术生命的死亡，就是招安，就是主动地交出自由。“四月影会”是纯民间的，是纯自发的、是纯团体的。它不是由一份权威性杂志，受官方筛选、挑选、甚至是钦点的。我觉得它的可贵意义，就在于它的这种自发性的民间价值。“四月影会”如果让我来描述的话，我觉得“四月影会”是中国人摘掉蒙在眼上的红布，第一次用图像完成的呐喊。它是觉醒者、勇敢者对自身的明示，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胆揭示。当然，这种大胆里面，也有一种试探的成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都已经讲到了，很多稿件是由王志平来把关的。但是比起那些在《诗刊》或者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公开在社会上产生作品的，它更有原创性。因为所有的变成铅字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三审制的。就像前苏联作家描述的那样：发表出来的作品不如没发表出来的好，没发表出来的作品不如没写出来的好。
“四月影会”非常让人称道的一个亮点，就是摄影家和诗人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联手。摄影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当它需要用文字来解释的话，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一定是图像感到特别无力、茫然的时候。因为文字往往对图像有一种误导或者窄化的作用。但是在“四月影会”，以叶文福老师为主要的诗人和我们的摄影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联手，成为一个传诵的佳话，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思想者的骄傲，这是中国艺术当代史上的一次美谈。

王瑞（旅美摄影评论家）：
在这个史料的收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些人在“四月影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没有狄源沧先生的话，“四月影会”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说“四月影会”是以北京的摄影青年为主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实际上对全国没有形成组织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了北京“四月影会”的影响，同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觉得“四月影会”它的影响是涉及到全国的，这个全国就是后面催生了很多民间团体的产生。像“北河盟”和广州的“人人影会”，而且“四月影会”的展览到了广州展出。
另外刚才很多人谈到对“四月影会”精神的继承问题。我觉得刚才马建发言非常好，我很认同。实际上这个精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继承呢？刚才有人提到“星星美展”跟“四月影会”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四月影会”当年反叛的精神，最后被“星星画会”继承了，“星星画会”的成功就在于它的政治性。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四月影会”使中国摄影打破了当时的宣传模式，而开始走入一种可能的多元化。但是很不理想，由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潭浑水。

凌飞（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对于“四月影会”，我觉得刚才说“四月影会”的精神，一个是自由。我觉得还有反叛，还有一个叶先生说的不满。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怀疑。始终保持自己对现实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持一种怀疑的精神，提出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四月影会”和“四月影会”在结束之后，所能带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对于这种反叛的、或者一种创新的、或对一些事物表达自己意向的这么一种激情。我觉得因为社会在进步，“四月影会”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很多人分散在各个媒体，实际上它在很多逆境当中，或者在不是很顺的境遇当中，在很微小的部分，推动了中国摄影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在新闻摄影、艺术摄影、纪实摄影一大批的摄影人才。
现在进入到商业性，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关于现在的商业摄影是不是一潭浑水。那个时候我们都盼着，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摄影机的话，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境况。现在过了30年以后，所有人都有摄影机，所有人都有纪录和表现自己的手段，这是一个进步。商业摄影肯定会有，问题是在商业摄影之外，还应该有一些人在他们手拿摄影机的时候，他们考虑的问题和从事商业摄影的人，和其他业余摄影的人，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有了现在的商业环境，才更应该能够考验是不是作为我们无论摄影家、艺术家，更可以考验他们的眼光。在这种纷杂的环境中，是不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是不是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时代和人性的这种气息，用自己所找到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蔡萌（摄影评论家）：
在我看来，大家好像有点混淆了一个“四五运动”摄影跟“四月影会”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我认为“四五运动”的精神是存在的，但是到了“四月影会”是发生了分裂。“四五运动”，我觉得他们当时代表了影像的正义。他们是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用他们的照相机、他们的影像，他们最后代表了影像的正义，道德和伦理层面没得说。但是到了“四月影会”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变得有一个内部的审查概念。在我看来，每到“四月影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后来变得有一点点世俗化，拍了一些带有风花雪月的作品。大家今天好像把“四月影会”和“四五运动”混为一谈，我觉得这二者应该有区别。这就是我理解的分裂。最后正好恰恰预示了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摄影领域出现的两种倾向。一个就是以社会记录的，回到一个摄影本位来看的话，它跟社会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它跟艺术本身的联系。“四月影会”这种分裂，作为一种预示来讲，它恰好勾勒出了这样一个趋势出来。而且我觉得“四月影会”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种跟上一代摄影家的联系。就像刚才那位女士提到，它是一个承先的方式。王苗在《永远的四月》这本书谈到，她看到的摄影资料，大部分还是黄翔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是跟上一代的摄影家有一个内在的关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上下文关系。

王秋杭（摄影家、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人2003—2006年连续搞了三年“休闲在杭州”摄影大赛，因此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为市政府提供了大量摄影比赛的作品。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摄影界，以靠摄影大奖赛来推动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它搞坏了我们一代人。政府满意，但是摄影家全部给搞坏了。今天上午卢广就跟我说，浙江省的评奖者向评委送礼的现象。我说从2006年第三年杭州摄影大赛完了以后，我就没搞过。我为了我们这一代摄影家，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值。我当时对“四月影会”非常崇拜，看到“四月影会”这些作品，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摄影的希望，这些作品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但是，今天我又有一个感觉，现在整个中国摄影界不是浑水，我认为它是一个商业性的。无论是政府，无论是什么摄影比赛，它背后就是商业性的，但是它打着繁荣摄影事业的漂亮旗号。最终导致很多年轻的摄影家，就是以获奖为目的。获奖了就认为是“家”的诞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条道路。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开这么一个会，重新找回摄影家的良知非常有意义。

任世民（艺术家、“四月影会”成员）：
今天讨论中我听了四个问题，觉得不太舒服。第一个四句话，都说了一个词，就是招安。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招安过。比如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来的，我们正好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后，给我们一个新的机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这是不是招安？我当时考研究生，那时候王志平让我搞那个广告，正好我四月份考研究生，我说我第一个招安？能这么说吗？没道理。所以，这个研究方法，不是说他怎么了，就不革命了。不要用极左的方法、幼稚的方法去分析和看待历史问题。我觉得不存在这个。而且我从天安门走来，一直看到我们“四月影会”成立，包括到“无名画会”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今天》、民主墙，都是这么看过来的，一直到“星星画会”。大家都是兄弟，没有谁和谁比较的，只不过是谁先迈出一步而已。就像今天一样，面临四月还要穿棉袄，我们那时候小苗刚从冬天过来，很脆弱，不是说你们现在想象的。为什么说四月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刚从寒冬走过来，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讲究生存的方法。通过今天，我也看到了中国在学术界上有希望。

徐勇：我觉得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一是对“四月影会”从非常学术的态度进行了历史还原和梳理评价。其次，今天我们也争论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来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点是关于“四月影会”的方向问题。因为与会的大多数发言者，希望“四月影会”扮演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角色，扮演一种责任的先锋，例如继承“四五”摄影的这样一种精神。实际上“四五”摄影的精神，虽然他们当年去自觉不自觉地记录了，把它作为人民心声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上，最后也成为政府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工具，当然这工具是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所以我觉得从“四月影会”他们自己举办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来看，他们就要避免被工具化的立场。这一点，在王志平的策展前言当中已经很明确地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倒是可以给我们留下思考。就是说摄影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担当，还是应该成为一种个人表达的工具？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讨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关于“四月影会”的这些成员后来被招安了，因此“四月影会”的性质可能就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立场，今天不便于说，也可以留待以后，我们进行一些继续的讨论。

                                                        （未完待续）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许涿作品

本博主收到新浪博客老照片主持刘鹏先生的留言，他将其藏品提供给大家欣赏，这是旅法摄影家王志平设计的门票。刘鹏先生留言如下：

“王秋杭:您好!
      我是新浪博客文化栏目老照片主持,欢迎您投稿。关于“四月影会”的文章我很感兴趣。我有幸收藏到“四月影会”到“十年一瞬间”所有展票及“十年一瞬间”照片征集照片小样，非常珍贵。有兴趣互相交流。”刘鹏

看来刘先生还有这方面的藏品，希望贴上来共同参与怀念！

（续上集）

11、舒阳（策展人、艺术家）：
我们初步提供的这个议题，现在是四个方面。一个是“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如果我们说到摄影自身的历史，比如说如何断代当代摄影，我们的观点是以对摄影本身的自觉意识作为前提。就是说，包含了对摄影本身的一种思考和摄影的独特方式的呈现。所以我们想，“四月影会”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摄影开端的标志。大家可以看到王志平写的前言里很清楚，是很自觉的对摄影的认识。
    第二个议题，就是摄影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我们考虑“四月影会”，是希望把它纳入当代文化史的这么一种书写中间来看待。当代艺术在近30年，在理论上面进行了很多梳理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没有把摄影纳入到这种书写的范畴之内，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圈子。可能过去我们对摄影的重视还是有限，在当代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书写上还是有限的。对于当代艺术史的梳理，甚至更早一点，像上海的“十二人人画展”，或者跟“四月影会”同年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
    第三个，就是“四月影会”的展览策展理念和学术方向。我们的依据除了王志平先生的前言，还有我们在采访中间，从“四月影会”当年的这些成员谈创作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清楚的。大家在当年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在摄影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学术性的探索。这个摄影方面的探索，就是关注摄影艺术本身，或者关注摄影方式本身。
第四个就是“四月影会”对摄影本体价值的争论。比如说李晓斌先生的社会记录式的摄影，和一些当时艺术摄影之间的争论。其实到现在，可能在摄影领域，或者说在艺术领域，有时候还把这个作为争论的话题。我们觉得这就说明，这种争论到今天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想，如果比较清晰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摄影方式，比如说不同的功能，甚至我们区分不同的摄影类别的层面上进行讨论。这样，一个就是没有它们之间互相比较的优劣。再一个，这样可能更加强调摄影作为一个工具、作为这种方式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性，可能能够更加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叶文福先生的发言，提到了“四月的精神”，这是我们议题里没有提到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除了理论或者书写方式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它的价值对今天实践的意义。是不是也可以在下午，大家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讨论。

12、徐晓（作家、《今天》杂志编辑）：
就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今天》杂志是一个启后的东西，“星星美展”是一个启后的东西，我觉得“四月影会”应该算是一个承前的东西。它是在“天安门事件”中生长出来的，然后它以展览的形式把那段历史做了一个总结，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因为继《今天》之后，掀起了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一个所谓朦胧诗、现代诗的运动。继“星星美展”之后，等于也兴起了一个现代美术的运动。但是摄影，在“四月影会”之后没有形成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更像是对“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兴起的一个总结式的东西。
    另外一点感受，就是刚才叶先生的发言，我也很感动。我们《今天》其实也老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写了文章，就是说到底所谓“四月精神”和这个所谓“今天精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一个社会转型如此大的现实中，这种精神怎么能够还有所坚持？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我觉得市场化，也是我们当年目标之一。那个目标没有那么具体。就是说总之要维护个人的权利等等这种自由的，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还是个人生活的这种自由，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诉求之一。那么这种市场化，我觉得应该跟我们追求的批判精神，不应该是矛盾的。就我们的现实来看，我们每个人都被体制所束缚。但是即使是，我觉得他和体制不体制没有一个根本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是民间的，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它成为了另一种体制，是一种江湖体制。如果说我们不能把握体制，我们只能把握的是我们个人的东西。通过我们的作品，通过我们的行为，就是怎么坚持我们当年追求的那些所谓的精神。有多少人还在坚持着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坚持着？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历30年之后，如果说我们能留下点什么的话，要能留下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艺术上否定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否定，我们就进步不了。但是我觉得在思想上，在我们坚持的那种东西上，我觉得不应该否定。在这个场合，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些话。我们怎么用我们手中的笔、或者用我们的相机、用我们的镜头，来坚持我们当年的反抗和批判。

13、马可鲁（艺术家、“无名画会”成员）：
“四月影会”我的记忆里是挺不得了的。因为我去过好几次，应该说是“四月影会”的粉丝。我特别喜欢刚才叶文福老师的发言。诗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是这股劲，我真佩服。摄影，像王志平提出的，“新闻图片不能代表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无名画会”也有相似的这么一个提法。同时我也了解到当初“四月影会”内部产生的分歧，由李晓斌和其他的成员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新闻图片这些。那么我觉得一直存在和争议的问题，就是艺术和政治，到底度在哪？什么情况下，政治可以成为艺术的一部分。什么情况下，政治就是艺术。像叶文福老师说的，中国人长期老爱被政治所左右，好像离开政治就不能活了，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就是说如果你不跪下，没有人比你高一头，这就是自由意志。我们一说纪念30年，到1979年。1979年又发生那么多事，“四月影会”、“无名画会”、“星星美展”，实际上还要追溯到之前的10年，甚至超过10年，整个文化沙漠、精神的荒芜，整个国家一种极为不正常的疯狂，甚至法西斯。所以这些，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摄影，你是新闻纪实的也好，还有花花草草，都是应该存在的。同时，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它建立了一个平台，梳理整个1970年代的这道人文景观，把所有形成的起因、发展、不同的呈现的面貌，做了一个梳理，剩下的事就应该是那些史学家、评论家，他们来进行历史的记载评述了。

14、贺延光（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我想今天谈“四月影会”，如果脱离现实没有意义。“四月影会”当时之所以影响那么大，是因为摄影界一潭死水，再加上政治上的很多禁锢，它是一潭死水。所以，今天谈“四月影会”，当时如果说对我们有影响，它是对社会进步而言的。如果不提社会进步，谈“四月影会”有什么意思？我们就是现在谈起“四月影会”，当时争论最大的一张照片《为了孩子》，之所以在摄影界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反响，是因为这个照片直接干预了社会生活，看我们的孩子都在厕所里抽烟。当然今天再回过头来看照片，可能创作方法上我也不赞成了，因为它不是真事，但是它确实是第一次干预社会生活。我说这个作者仍然是了不得的。所以，我希望如果说让“四月影会”还发展、还有影响、还能影响年轻人的话，我们谈“四月影会”是不能离现实太远。
现在中央开“两会”，我的镜头里主席团，八、九个人可以有四个人拿着照相机互相照相。照相成了非常时髦的东西了，人民代表、主席团都照。头两年，还有一位省的高官在美术馆办展览，请摄影界都去了，好几百人，我也去了。做了巨幅照片，我非常羡慕，我从来没办过那么大的影展。请了那么多人吃饭，现任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花的钱呢？后面有老板，出的大画册，每人一本。我们这些领导，走到哪拍到哪，办展览、出画册、请客吃饭，都是用谁的钱？都不如江青。江青拍了很多照片，最后找毛泽东哭着闹着要钱。毛泽东一生气批了三万块钱稿费，就是说她让新华社放照片是自己花钱的。现在我们摄影界非常不幸，这个门槛最低的行当，成了摄影家协会招摇撞骗的一个场所。而且我真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
我们摄影界这些年，很多年轻记者很棒。拿去年来讲，中国这么多大事，地震。但是地震完了之后，我们都干什么？我们都在互相表扬，我们去了多少人，我们有多少照片授奖，对不对？对。但是还有另一面呢？我们摄影界如何沽名钓誉，在地震中有很多表现。我们看电视可以看到，现场多少个小时把人救出来，就听见画外音在喊：招招手，谁喊的？搞摄影的人喊的。他让伤员招手，生死不顾，他要出画面。我们还看到摄影记者在现场不顾一切，被俄罗斯救援队的人轰出去。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一位摄影家在废墟面前拍照片，指挥一对受灾的夫妇，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我们摄影界的耻辱。肯尼迪有一句名言：只要一个人没有自由，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那么我们摄影界除了地震中表现得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是我们反思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今天纪念“四月影会”，我们要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搞摄影的人都有责任。你不要讲你是体制外、体制内的，体制内的怎么了？我们搞“四月影会”的这些人，当年你们哪位不是体制内的？怎么都能干出体制外的事了？你一个人什么态度，你说什么话，和体制无关。所以，我觉得要让年轻的、那么多的摄影人除了玩之外，把摄影干出正事的一些人，要影响他们的话，叶文福先生讲了“四月影会”的精神，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可能组织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如果这个大家都明确的话，组织没有了，精神还在，前途还有。

15、黄锐（艺术家、“星星画会”和《今天》杂志发起人）：
其实本身我们今天这个会，也让我想到在面临一个历史回顾问题的时候，怎么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到我们回顾的这种立场上，我觉得舞台就缩小了。因为我们当时要做的事情和后来一直要做的事情，还是现实问题。在广义的今天没有解决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明天仍旧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仍旧在干扰着我们，实际上是我们要做事情的一种动力，也是我们要继续自己的人生、继续自己创作的时候所思考的一种命题。
    “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会，当时是一系列的展览。因为它属于一个自由式的展览会，就是艺术家可能在一个空间里尝试一种新的实验，发表自己的作品。“四月影会”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在做“星星美展”，所以我就多次去那儿观摩、取经，王志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去参与了王志平怎么去改造、怎么去设计、怎么去调整那些作品的工作。所以对“自然·社会·人”，我们还是有一点分析的。自然，是那个时候的时髦。比如说1978年法国农村自然风景绘画展等等，这些都是文化部的开放倾向，在那个时候是政治流程。但是提到“人”这一点把我打动了，而且王志平的字也是一种“人”的个性的流露。就是他的LOGO全部是“人”的痕迹，我们有了一种共鸣。我今天想，就是在这个展览会上所产生的一种个人状态，一种突出摄影师的个性，并且把这个展览作为一个个案的表现和个案的处理方式，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条件下，它有很多创造性和突破性。但是我仍旧觉得在“人”的表现上，在这个展览里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而且刚才我们在回顾里都说，什么是出圈的、什么是不出圈的。那么首先就把我们艺术家放在一个圈套里，放在一个小舞台上。回顾问题，也是我们现代艺术要表现的广大责任和广大的可视范围。所以我觉得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特别多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可是没有人说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艺术表达是无限自由的，这个艺术是另外存在的。我们从“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会里面，主要是看到了一种组织方法、一种展示方式，我们也看到了个人的呼声在那个时代刚刚展示了一种自然的可能性。这本身是你自己的，就是“人”在你摄影师的手里，照相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最终表达的，是你对这个社会的确认。我们说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这里面仍旧是非常丰富。可是对于个人的一些情况，摄影师的镜头的转达，我觉得你站在这个角度，你用这个相机，你就是无限扩大、无限扩张，没有人要干涉你。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今天的发言里特别想强调的一点。

16、薄云（艺术家、“星星画会”成员）：
和今天的艺术相比，“四月影会”第一个是非功利性。所有拍照片的人他们拍的时候，拿出来展的时候，整个活动没有功利性。在“四月影会”的前后，出现了“星星美展”、还有“无名画会”这些，其实都是在民主墙前后。而且以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思潮，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只不过1978、1979年的时候浮出水面，走到台前。摄影其实也是这样，我想这伙人早就对官方的、为政治服务的摄影已经不满了，想要有个人的表达。只不过在“四月影会”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成为一种势力。而且他们做这个的时候没有功利性，不知道他们的作品会不会被赏识。更别提卖钱的事，绝无可能。
“四月影会”是非策划的行动。它不像一般的艺术活动，搞几个艺术家策划一个展览，连研讨会的发言大纲都已经写好了，接着就要进入美术史了，“四月影会”不是这样。这可能要作为一个衡量艺术的标准，你到底是艺术还是商业行为，就看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另外还有一点，王志平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家，他做这个活动是一种非对抗性的。比如说有关政治的，都尽量不做那种特别敏感的东西。虽然是“自然·社会·人”，他把那些当作一个社会现象，没有激烈的政治批评，这也是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做得很好。其实“星星”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没有任何政治的目的，只是想把属于个人感受的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但是，竟然受到了压制，然后宪法上据说是允许我们保卫自己的权利，然后我们就保卫自己的权利，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又是一种非对抗性的。今天在这里纪念“四月影会”，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回顾当时那个年代摄影家和画家们所遵循的创作原则，这是挺珍贵的。

17、顾铮（摄影评论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视觉系教授）：
“四月影会”的出现，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的话，其实就包含在《红旗照相馆》所提到的整体环境：摄影这个东西是必须纳入到国家的权利和掌握之中，掌握的同时也意味着观看的剥夺。也就是说哪一部分人是可以看的，同时人民自主的观看是被剥夺的。我们只有从这样一个背景中来看“四月影会”的出现，我们才能够发现，这是一个自主的观看、被剥夺了的观看的可能性。我不是说这是被剥夺了的观看的自由，因为这离自由差得很远。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四月影会”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身上，他们通过自己的自主观看来争取这么一种可能性。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还是要和追求自由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看的。今天大家都说当时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我觉得这个提法其实非常有问题。思想解放运动和争取追求表现自由这么一种自发的倾向、这么一种努力，其实是抵触的。为什么？思想解放运动，是某一个方面去主动地提出，我解放你们了，你们是被解放者。然后到了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听到某些主政者在某些地方，还在提出说，思想更解放一点。我觉得这个话，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悲哀。为什么我们考虑所有的问题，不是从主体的、个体的立场出发去看、去表现、去表达，而是有人来向我们呼吁，或者说恩赐，说我现在允许你可以解放思想了。解放思想据说还是有禁区的，有些地方是不能解放的，有些地方是不能自由思考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哪里有个体的自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自主的观看在一种没有号召的、没有命令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发生了，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珍惜。所以不要把“四月影会”简单限定在摄影中，就是在文化中的可能性，敏锐地自己发现了，然后去进行争取，进行自主的实践。
同时，我就发现“四月影会”是一个矛盾体。最要紧的一个矛盾，虽然发现它是一个争取自主观看的这么一种实践，但是同时又巧妙地，或者说自身已经埋藏了一种自主审查的技巧，自主审查的这么一种策略。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关注的是，比如说转向的问题。当初的强烈现实主义的取向和比如说对语言形式上的一种追求，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平衡，或者说彼此的消涨，在“四月影会”的三届展览中，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力学关系？同时，比如说种种矛盾，包括非对抗性的，自称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在这样一种整体的环境之下，你自然的就成为了一种对抗性的存在。“四月影会”从它的出现到今天，始终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我们和现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去用现实的这么一种观看的手段，去面对现实。同时，始终出现我们回避不了的阻挠我们、妨碍我们、反对、干涉我们了解和关注现实的这么一种存在。所以说，我觉得“四月影会”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它的转向，包括它的许许多多的矛盾的一个结合体。

18、岛子（艺术评论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的主要一个视角，是从中国摄影史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四月影会”。首先我觉得，“四月影会”在摄影的审美本体上是一种自觉。这一种自觉在王志平先生“四月影会”策划理念——当然这种活动不能称为策划——就是他这种觉醒，有一种美学上的觉醒。这个觉醒就是说他提出了摄影的本体，不能用新闻来替代。也就是说，从这种政党意识形态的工具化这样一个枷锁中，首次逃逸出来，走向一个公共空间。尽管当时社会的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非常狭小，但是还是第一次使它走向一种观看。我觉得这种审美形式上的自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整个现代性文化中的一个主体、一个本体这种力量。而我们知道在现代美术史上，到80年代中期，吴冠中先生才在《美术》杂志上提出来，就是反对内容决定形式。在时间上来看，“四月影会”关于本体讨论，就是艺术审美形式的这样一种觉醒，应该说是非常早的。
我认为还有一个，就是说人，人在历史中的一个尺度，人性的尺度，人性的光辉。所以他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人是一个主体、是一个中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两大主题其实是现代艺术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看西方艺术史，从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以后，一直是这样一个紧张，一个现代性的紧张，人和社会的紧张，人和自然的紧张。那么这种紧张，在摄影家的镜头里表现出一种人的关怀。所以，王苗女士花花草草的摄影，包括李晓斌的摄影，也是代表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的、抒情的风格，还有就是李晓斌他们这样一种深度的关怀，对于底层社会的关照。其实在1979—1989年这段时间出现的摄影，大致还是沿着这两种性质。就是一种社会的现代性，这个社会的现代性就是一种批判的、关怀的。另一种就是审美的。可以看到，从1989年之后到现在这段时间，摄影的确走向了多元化。作为艺术的、或者说审美现代性的摄影，从1989年以后，走向了一种观念摄影。这种观念摄影，不再假定于照相机的真实、镜头的真实，而是可以进行多种手法的，包括编导式的、包括虚拟的。我们说现代性和当代性，它还有一个分野在里面，我就不展开谈。可能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说从风格来说，当代性更多样化一些。比如说艺术家把它作为媒介，来使用它进行艺术创作，这反而丰富了摄影史。我们看80年代的，包括西方的摄影史，他们的写作也是基本上把这种观念性的摄影放在美术史里。但是现在，自观念摄影出现以后，美术史和摄影史同时都把这块纳入他们的书写对象里去。我想这可能就是贺延光先生说的，我们在探讨“四月影会”的一种精神。我觉得这个精神，它还是启蒙的。当然启蒙也是一个宏大叙事，但是我认定的是个体的觉醒而带来的审美表现、形式的创造。

19、邹跃进（艺术理论家、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
“四月影会”这样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它到底怎么样在当时的历史中来定位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定位“四月影会”在当代或者我们讲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它的一个位置。我是把它放在“星星美展”、“无名画会”包括当时的油画研究会这样一些和美术相关的团体，来考虑它的问题。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从“四五”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走出来。那么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反叛性。因为当时的“四人帮”还在位，应该说还具有强大的力量。由此，“四五”也被打成一个反革命的事件。而这些作者，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面前，表现了他们的一种个人的胆量，或者说一种精神。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反叛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实际上恰恰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星星美展”被延续的一种精神，但是它面对的对象不同。如果说参与“四月影会”的这些摄影家在“四五”时期，面对的是“四人帮”所统治下、在当时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星星美展”面对的是改革开放已经启动之后，换句话说，就是“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个新的政治导向出现之后的一种现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墙，包括“星星美展”的这样一些作品被封查，以及到上街游行、申诉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那么这种反差的后面，“星星画会”的成功是政治和艺术的空间发生了冲突。这样的话，“星星画会”的艺术和价值在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恰恰在这个时候，“四月影会”非常遗憾地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我说的相反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四五”精神应该在“四月影会”被发扬光大，但是我的感觉，或者说我从前言以及所参与的作品来看，我觉得是一个更加策略的回避，而且这一点恰恰被“星星画会”接过去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一个悖论，或者说一种矛盾。换句话说，从社会批判或者说直面现实的姿态，退回到关注艺术本体的这样一个立场。它相对于“星星画会”来说，它具有一种策略性的退却。这就是我对“四月影会”在当时位置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形式上的革命。这样的话，也导致它在文化或者视觉文化意义上的冲击力，不及当时的美术。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艺术之所以从写实走向抽象和表现，它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自于摄影的压力。是摄影迫使美术从写实的这样一个阵地退却下来，走向抽象和表现。所以，摄影对现代主义的诞生是有功劳的。或者说它的功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积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讲，当代艺术受惠事件是非常大。摄影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它可以和事件同时诞生。也就是说，只有摄影作品才能和一件事情一起生长出来。而过去的视觉艺术，或者我们讲的美术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或者世界的当代艺术，吸收了摄影的这种对事件的反映特点，强化了当代艺术。我想我们可以互动来探讨，不从摄影，也不从美术，而是从视觉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更深入的问题。

20、朱青生（艺术家、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了“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实际题目上已经把美术与摄影融为一体，因此我来这里开会感觉非常荣幸。在北京大学现在有一座小楼专门放档案，现在多了一个部分，就是摄影部分。摄影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摄影对美术的冲击，应该准确地说是摄影对绘画的冲击。摄影对绘画的冲击，导致了艺术的革命，导致了现代艺术的诞生。现代艺术最后就利用摄影开创了今天的艺术，和过去的艺术不一样。
我刚才之所以同意邹跃进发言的内容，就是他说到了摄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甚至用这个特点排斥了美术的主要地盘，就是它可以接近现实、直接面对真实、直接面对人民、直接面对我们社会上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今天的摄影，当时的摄影，或者说4月5日那天的摄影，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才使我们感觉到它的力量，感觉到美术从此失去了力量。而它后来是否能够继续地推进这个力量，其实到今天，还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当我们今天在批评中国的艺术界的软弱、过多地市场化、自我欣赏、自我崇拜、或者是小圈子化种种弊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背后有一个对知识分子、对艺术家的道德期望，就是希望他们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民。而这个工作，我们考虑到绘画、雕塑或者装饰艺术等等，它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就借助、我们就希望摄影和由摄影衍生出来的录像、摄像、电影等艺术，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互相配合，才能使艺术具有深刻的力量。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结果，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未完待续）

                                                              ---富啦鸡米耳.姨丽妻.裂凝

《我的文革自拍像》---1971年夏摄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

                                                                    王秋杭

“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发言摘录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

      
     
1、徐勇（摄影家，“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发起人）：我们现在开会。我想应该感谢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谈论学术，谈论“四月影会”。时间又是春天，30年前的这个时候，“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大家都在忙活着筹备“四月影会”的展览。这是文革以后，第一个独立的民间自发的公开艺术展——“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用研讨会的方式回顾它，不只是为了梳理和评价它，也是为了历史的纪念。因为当年“四月影会”显示的社会精神价值，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四月影会”艺术摄影第一回展，在时间上选择1979年清明前后，与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百姓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事件有关。对“四五事件”的拍摄纪录，充分显示了他们社会担当的勇气。1978年底，由王志平提议，在李晓斌、王立平、王苗、罗晓韵、池小宁、李英杰、吴鹏等很多摄影人的配合帮助下，成立了“四月影会”，并于1979年清明前后在中山公园成功地举办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四月影会”又于1980年和1981年举办了两次展览会，以后停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四月影会”大部分成员，王志平专程从法国赶回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我们还找到并请来了30年来在“四月影会”这个议题当中一直没有暴露、几乎被忽略了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为“四月影会”展览照片配诗的诗人叶文福先生。我们还请到了在当年体制内支持“四月影会”的龙熹祖、袁毅平、尚进、朱羽君、翁乃强等老一辈的摄影界的朋友。我们还请来了当年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和《今天》诗刊的主要参与者，还有摄影评论界、学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大家可以用交叉的眼光看待讨论“四月影会”。在这个研讨会开始前，我想向已经在前几年去世的“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池小宁先生以及重要支持者狄源苍先生表示怀念。开始请“四月影会”的发起者王志平先生介绍一下当年“四月影会”的情况。

2、王志平（摄影家、“四月影会”发起人）：
“四月影会”当年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潮流、一个事物，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组织。就是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一个新的思潮正在酝酿，我们那时候肩上承担一个任务，我们就感觉有责任，我们就跳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对当时的“四人帮”的政局、甚至也包括对摄影界现状的不满。当时我们觉得，摄影应该是负责新闻纪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大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伸张这个东西，来提出摄影的艺术功能。当时缺乏的是人民个人生活周围的个人思想上最深处东西的抒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展览。等于是提倡一个民族、个人思潮的一个产物，它跟以后传承下来的现代摄影沙龙和当代摄影学会，是有一定的分工和变化的。那个时候，它（现代摄影沙龙和当代摄影学会）更多地发挥了纪实摄影的作用。我当时觉得“四月影会”有一股精神，我谈到过这种精神。我自己说它是不拜神佛、不惊荣辱、不谋私利，我觉得这是当时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就应该让“四月影会”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从客观上来讲，30年前的“四月影会”，我认为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摄影艺术。 “四月影会”在当年来说，不光是一个好孩子，更多是刺头。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展览如果办得顺利，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办得有一些不顺的东西，才会成为咱们一个有特点的东西。我和一些朋友更矫枉过正地把一些纪实的东西阻碍在第一回展的外面。“四月影会”一开始，这些同仁们都是从“天安门事件”这些册子中聚集在一起的，这在当年是一股斗争抗争的精神。但是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整个作品，大家很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勇气和精神，宣扬我们自己，我们能做这个也能做那个，我们将来还会做什么。并不是第一回展，以后就不会做别的了。

3、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我想，“四月影会”有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天安门事件”的这些参与者，最后转过来再“好汉不提当年勇”，完全在艺术的领域又进行这些？这些青年，他们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文化的担当。尽管在当时，我们并不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后来叫“四月影会”？这是我当时提出来的。我说这些人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大家相会在天安门、相会在四月，我们相知在四月，也相交在四月。四月恰恰是春天，春风扑面。既然寒风在背，我们这代人就是面临这种历史的关头，概括了这个时代，也概括了他们的心境。我想正是这样，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四月影会”当时没有一个大家，没有一幅巨著。今天我们拿起来看，也觉得无论是制作的水平、拍摄的水平，似乎非常浅显，还有一些很粗糙。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觉得带有一种生命力。如果说我们搞“四月影会”想干什么的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想说，中国摄影可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在中国摄影界的一潭死水中，抓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说起今天我们的“四月影会”有一条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一条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就是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且大家不求什么。当时很多来帮忙的，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哪个单位的，到这儿来就是干活。真是感觉到人同此心、心同此事，一起办这个事。如果说“四月影会”的这种追求，应该说不仅仅是摄影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社会的变革中，如果说人们是从政府的宣言、党的政策知道了改革开放，人们从柴米油盐中感受了改革开放，人们更是从文化、音乐、舞蹈、小说、摄影中感知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四月影会”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所以我很希望、很高兴大家记得它。

4、李晓斌（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说“四月影会”，还是应该从“四五运动”说起。因为当时我们编《人民的悼念》完了以后，随着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编《人民的悼念》的这几个人，像吴鹏、王志平等7个人，在那个情况下，所谓的叫做“四五英雄”，接受采访和展览，一下子弄得很热闹。这时候王志平最早跟我提出来——当时我们还在编《人民的悼念》后期——他就提出来咱们不玩政治了，我们搞艺术吧！咱们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展览。他这个想法，应该说也是顺应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恢复的、要求变、改革的这么一个想法。要不是王志平，也许可能就没有“四月影会”。第一年“四月影会”的选片子，大家都在王志平家里评选。每次评选完了以后，王志平又在那儿重新挑一遍。第一年在中山公园的展览，之所以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反响，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恢复。就是说摄影原来是什么。那么，这个选片子也很重要。最后选出来展览的片子，很多带有王志平的个人审美取向，他决定了这个展览的效果。
第一年除了恢复形式主义要求和审美以外，实际上第一年很多是现实主义的很有分量的东西。因为它除了一些风花雪月、一些形式主义以外，实际上“四月影会”第一年，不同类型的东西，包括对后来的摄影的导向，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年的很多作品，就是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并没有太受到重视。当时也许社会、或者人民太需要对形式主义这种恢复的美，所以恰恰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第一年展览从效果来说，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就是叶文福、包括王志平他们配的诗，给这个展览增色不少。当时很多人除了看照片，还抄这个诗。我觉得这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从今天来看，什么是“四月影会”的精神？我觉得“四月影会”的精神，它要求的是自由，当然我们做的是从艺术上的追求。还有是一种反抗的，属于对文革、或者文革前，对当时艺术的形式的一种反抗。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和批判的这种精神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现象，就是我们同期的展览，是一种历史的合唱。这种奏鸣曲，是顺应时代、顺应改革的、开放的一些需要。当时这几个民间组织，也共同奏响了春天声音的这种合力。

5、王苗（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在30年前，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展览“自然·社会·人”，我的一张作品，是叶文福老师为我这张作品写了诗，并且题了名字，叫《笼里笼外》。正是这张照片，也许是因为叶文福老师的这首诗，使这张作品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受到了批判。尤其我记得是在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内参上面批判这个。同时还批判另外几张作品。一张叫《约会》，是我在海南岛的小湖边上拍的两个船，两个船头碰在一起。当时王志平给这张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约会》，后来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靠在一起。当然，引起争议最多的还是这张《笼里笼外》，是我1974年跟黄翔坤先生进到北京动物园拍的。他是《人民中国》杂志摄影组的组长，他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我至今非常感谢他。我在1972年的时候，进了故宫武英殿拍摄文物，是他告诉我：“你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要摆拍，要抓拍”。他说：“我教导我的学生，从来不许他们摆”。我当时跟着他钻进了动物园猴子的笼子里，看到这些猴子真的是很自在。到今天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感受，没有因此感觉到当时“四人帮”对社会的压迫。我只是感觉到这个影像的可爱，猴子非常的自然，在笼子的外面，而我在笼子里面，等于是人和猴子换了一个角度，所以我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在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影展上，我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个篮子，是我拍的一个集市上的老太太卖鱼的照片，1974年在海南岛自由市场上拍的。拍完了以后，当地的民兵跟着我，说为什么你要去拍这种社会阴暗面。当时整个形势特别紧张。那么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影展上，本来这张照片也被选上了，而且也已经挂到墙上了，但是经过审查的时候（拿掉了）。

6、罗小韵（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我觉得确实是，“四月影会”它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机构，它是精神在延续着。虽然这个机构不在了，但是当年的“四月影会”对艺术的追求，大部分人对名利的淡薄，我觉得这个精神在物质社会中，是更值得继续下去的。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本来“四月影会”就没有什么围墙的。谁是发起人，谁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这都不是重要的。正是因为它有这种风气，才在当时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是第一个在艺术界的展览，而且是摄影形式的，之后才有了其他的展览。
另外一个话题，“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第一，“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四五”摄影者，实际上是对“四五”精神的延续。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文化大革命被禁锢了的，用不同的主题来反映一种现象。“四五”摄影和“四月影会”这些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当时中央所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我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当时有王立平大哥把关，打打擦边球，这个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合适。再一个，我觉得确实晓斌在这本书里，写到所有当时支持我们的领导。把我们摄影展全部照片，送给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的家中，请他看。应该得到了很多当时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当然也是“四月影会”很多成员的父辈都是直接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跟“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的原因也是有关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四五”对文革的批判精神，跟当时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立足不败之地的基础。我希望这个会，能是一个开始。

7、王文澜（摄影家、“四月影会”成员）：
今天到798，我一进来的感觉，好像是那年到中山公园，我穿着军装，好像去朝圣。因为当时在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还有一点人味的一块。当时我是在部队，在保定38军。那会儿“四五”运动的时候，去拍了片子。因为“四五”的动静非常大，后来要给吴鹏他们送“四五”的照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运动完了以后，在1979年又冒出来这么大动静。并不是针对着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是把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这些生活、这些细节，通过他们简陋的照相机、简陋的暗房，但是充满智慧的头脑和他们独特的眼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这些照片，给了我非常强烈的震撼。后来在北海，那时候我觉得要往里挤了。我觉得革命不分先后，所以第二届加入也不错。在王志平的家里组稿，都是叠罗汉式的组稿，看到他上面压三、四层。在那样一个普通的胡同里，一个普通的民房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觉得非常光荣。到第三届，就到了中国美术馆了。这一届一届的，我觉得使我们的摄影逐步更加开阔，包括到后来的现代摄影沙龙。所以一直到现在，像798这样的地方，我想徐勇作为他的这个位置，他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也非常了解这个来龙去脉，而且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四月影会”那会儿所面对的这些水泥、沙漠、墙，30年后谁能想到它能够是一个艺术园区。所以30年的这种变化，在艺术上来讲、在摄影上来讲，都是非常的巨大。对我来讲，就是人家问我：你摄影受谁的影响最大？你受哪个摄影大师影响最大？我说我受“四月大师”的影响最大。

8、龙熹祖（摄影批评家、“四月影会”支持者）：
第一点，就是对“四月影会”的评价。如果说，“星星画会”在艺术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那么“四月影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还非常猖獗、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向艺术界、文化界和社会发出了第一声春雷。第二点，“四月影会”刚才王志平说，意思是逃避政治。我说，刚才的发言已经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可逃避，逃不掉。连两只小船约会也能上纲，更别说你的塔，“只要它不倒，就有人朝拜”，这些逃不掉。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极左的东西，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仍然十分可怕。我觉得中国摄影的生命，它的命脉是两个：“四月影会”是其中的一只，“四五”运动摄影，这两个才构成了我们中国摄影的命脉。“四月影会”的骨干、主要成员都是“四五”运动过来的，都是“四月影会”、“四五”运动摄影的英雄好汉。我就纳闷，当年风华正茂的这些小青年，在当时情况下不管你们家庭背景如何，是工农大众还是高干子女，你们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我一直琢磨这个事，一直到今天，我都琢磨不透。王实味怎么丢的命、张志新怎么丢的命？你不怕？所以鄙人对当时这些小青年，充满了敬意，至今依然。答案在哪里？我试图去找。我给“四五”运动的摄影战士写过一篇小评，标题是《无私方敢言，有胆自能察》。他敢为天下所不为，所以这是一群政治上非常勇敢的战士。有胆量，所以他能够眼睛很明亮。哪些是代表人民心声的，哪些是代表未来发展前景的，他能看得清楚，他才有这样的胆量。正是在他们的启示下，我当时做了一些支持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不值得提了。

9、袁毅平（摄影家、“四月影会”支持者）：
当时在我来讲，“四五运动”摄影展览和“四月影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展览，这怎么回事？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这两个展览，应该说是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摄影展览不说了，“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它实际上也是对“四人帮”时期文化政治主义的一个反叛。而且这些作者，都是原来“四五运动”摄影的作者。所以，从这方面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个自己的看法。所以有的同志讲，我是“四月影会”的支持者，我想如果从一方面讲也可以。但是应该讲，我一开始没有像我们协会有些同志那样，像龙熹祖、尚进同志他们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四月影会”。我一个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有毕竟我是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因为我们领导成员当中，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旗帜很鲜明的，所以我当时有这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讲，我还是支持的。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协会召开了一个在京的党员常务理事会。因为中宣部当时好像有一个文件，对群众组织要分清几种形式。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自发的，还有一种是非法的。后来我回来以后，听说在这次会上有个别同志提出来“四月影会”是非法的。我看了记录以后，我就说这不可能。我说一个非法组织，你首先要看他们的领导集团这些人，是反动还是革命的还是什么的。我说他们这些人，有的都是我们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些人不可能是反动的，怎么叫做非法组织？我说如果按中宣部讲的话，当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情况就是这样的。后来的这个“四月影会”的一些活动、一些情况，我还是支持的。我谈的这些情况，在这本《永远的四月》里，当时摄影报来采访我的时候，情况都已经谈过了。我记得在1979年第二期的《新闻战线》上，我写了一篇评论“四五运动”摄影的文章。题目叫做《革命摄影史上灿烂的一章》。今天也可以讲，现在“四月影会”在中国摄影史上，应该也是闪光的一页。我祝愿“四月影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10、叶文福（诗人、“四月影会”第一回展配诗作者）：
我特别喜欢“自然·社会·人”这个标题，我特别留恋。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第三只眼睛，我感谢你们。刚才大家说“四人帮”，好多人包括有很多朋友，言论很左的人，也说“四人帮”这个坏那个坏。你问一句自己没有？“四人帮”是谁？日本鬼子？国民党？不，他是我们自己思想里的敌人。由于我们学会了当奴隶，才使他们得逞。打擦边球，你跟谁打？跟自己的敌人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不应该这样地活着，这么猥亵地活着。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眼色、看别人怎么说，我们每看一个事物，都要看别人看。别人看了的，我们才敢看，别人不敢看的，我们也不敢看，我们第三只眼睛就失明了。我们就是应该看别人不敢看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起来熟视无睹、而我们看出思想性来的，这才是第三只眼睛。我们要重新代表整个民族来学会看我们自己，颂歌自己的智慧、颂歌自己的光芒，而不是每天唱那种别人怎么伟大，我是怎么渺小的无耻颂歌，乞讨来一杯残羹。我们活了几十年，政治就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我们跟着在里面混，人家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回事。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避开政治污染，英勇地活着。你不下跪，别人就不会比你高。你之所以是矮子，就是因为你跪着。
感谢“自然·社会·人”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创造了一种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四月的精神。我们以后要把这种精神叫做“四月精神”，那就是不满。其实人类就是在一天一天的不满当中前进着，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严肃地、科学地说：“我们就是不满”。不满昨天，就有了今天，不满今天才会有明天，为什么不说不满？四月的精神，就是不满。不满“四人帮”，我们是从花圈里钻出来的，我们是在民族灭亡的时候活过来的、诞生的。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四月影会”的年轻的朋友们，不满、反叛、创造。反叛不是个坏东西，它很合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商标。“四月精神”就是不满、背叛、创造，这就是“四月精神”的核心。你没有创造，造反就是捣乱。你的创造不如你反叛的，那就是倒退，所以创造是不满的后劲。
伟大是纪念出来的，我一路上都在背这句话：所有的伟大都是纪念出来的。虽然有些不允许我们说纪念二字，因为今年值得纪念的东西太多了。这不科学。有的让纪念，有的不让纪念，这科学吗？这合乎科学发展观吗？不符合。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来阻止那些无知的人们，成天喊口号的无知者。当年我在黑屋子里，我被朋友介绍说有几位年轻朋友搞摄影，你来帮忙。上午去的，下午回来，中间吃了顿饭。在王志平的黑屋子里，写了大概二十来首诗。有的起了个题目，如此而已。我又没觉得是个划时代的行为，我非参加不可。但是今天回忆起来，它就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纹样。30年过去了，它一诞生就是我们生命的光芒，我们今天在颂歌它。文明是人民创造的，无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专制创造的。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包括腰鼓、包括剪窗花等等，都是人民创造的，更不要说摄影这些艺术。我们以后要年年、要代代纪念我们民族的由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发起的、萌生的我们民族的思想萌芽。我们要年年纪念、要代代纪念，我们民族的、真正的、健康的精神。
那天在我家的时候和今天，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说关于“四月影会”，办了几次之后就自动解散了。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志向，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和风格不同。我听了特别伤心。我觉得我们就像这本书一样，《永远的四月》，它是我们民族的健康精神，要代表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没有了，就是解散了，解散就是没有了。我刚才临时总结了一个体会。所谓散了，就是方向不明，就是档次不够，没有文化修养，只是一时冲动。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以后不能随便解散，要代代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就像这30年，没有你做这样的工作，这个30年纪念会就没有人开一样。

                                                                       （未完待续）

   1979年4月，“四月影会”及其展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影会成立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际均举办了纪念研讨活动。最近十年来，许多当代文化工作者和年轻摄影人缺乏对“四月影会”活动的了解。同时，随着中国当代摄影观念和技术的迅速扩展，需要在此形势下重新审视“四月影会”的历史遗产，希望能够引起对“四月影会”史实的进一步挖掘、清理和学术价值的再次关注、探讨，并对“四月影会”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中的地位予以恰当的定位和评价。此次研讨会的现场发言、图片，也将成为在编的“四月影会”三十周年纪念性文献的内容。

    本次“当代摄影研讨会：四月影会”活动组织者徐勇、舒阳提出以下四项研讨会议题，为与会者提供参考：

1）“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

   “四月影会”，是中国摄影人在文革后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民间摄影团体，“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文革后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摄影展，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摄影开始的标志。

2）“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事件之一

  “四月影会”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举办的“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展览，是文革后民间独立自发组织的首个公开举办的当代艺术展览。这个展览由于早发，为其后的艺术活动所借鉴，与同年稍早的上海“十二人画展”和稍晚的北京“无名画会”展览、“星星美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

3）“四月影会”及其展览的策展理念和学术方向

    在“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的前言中，展览的主要负责人王志平写道：“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为展览确立了清晰的策展理念。参加这次展览的作品，最终由王志平负责筛选，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策展的当代艺术展。

   此次展览的前言，强调了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方式，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提示了明确的学术方向。这次展览的参展作品，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摄影人对艺术摄影的探索。可以将这次展览，视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开端的标志。

4）“四月影会”对摄影本体价值的争论

    在对摄影本体的认识方面，“四月影会”内部曾经爆发了摄影的“艺术”与“记录”功能的价值之争，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摄影理论的探讨中普遍存在。本次研讨会组织者认为，摄影的文献记录方式和艺术方式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之争，都是摄影的功能所在。建议将这种摄影本体价值之争转换为在“记录摄影”和“艺术摄影”的不同摄影功能类别框架内予以讨论。

1、前言一。

2、前言二。

3、海报。

4、金宏伯作品。

5、李江树作品。

6、李晓斌作品。

7、李英杰作品。

8、吕小中作品。

9、罗晓韵作品

10、王苗作品。

11、王志平作品。

12、许涿作品。

13、李京红作品。

14、陈凡作品。

15、池小宁作品。

16、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评选现场一。

17、评选现场二。

18、第一届观众留言一。

19、第一届观众留言二。

20、第一届观众留言三。

21、1980年4月，第二届《自然、社会、人》展览部分作者合影。

22、张艺谋给王志平的信。

四月年年有，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四月令我们如此怀念？
四月是春天，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此美丽、璀灿？
四月是影展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影展来自无组织的纯民间？
四月是艺术
可为什么30年前的那个艺术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难道仅仅因为，
十年灾难我们刚刚砸碎了“四人帮”的锁链？
难道仅仅因为，
“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刚得以平反？
难道仅仅因为，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因而没有思想上的束缚？
难道仅仅因为，
那个刚刚获得新生的政权急需思想上的解放？

每年四月，
我们都会想起她而久久不能忘怀！
每当10周年、20周年的四月,
我们都会自发走到一起相互勉励相互祝愿！
今年四月，
我们再次相聚北京，无论从上海、广州、杭州、香港、法国、英国、美国......
今年四月,
我们不仅来自摄影,更有来自美术、文学、媒体......欢聚北京798“时态空间”。

                                                                                    王秋杭

                                                                                 2009.4.24于西子湖畔

    三十年前的今天，1979年4月1日，由五十一位“四月影会”摄影人自发组织的“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开幕，展出二百余件摄影作品，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四月影会”于1980年、1981年的4月，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和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两次展览。为纪念“四月影会”成立30周年，2009年在3月2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举办了纪念“四月影会”的当代摄影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时态空间”主办，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协办，由《中国摄影》、《映像》、《中国摄影家》、《像素》、《人民摄影报》、《世界艺术》、《今日美术》、《时代艺术》、《艺术地图》、《Hi艺术》、《艺术收藏》等杂志支持，邀请“雅昌摄影网”、“艺术国际”、“嘿！社会”、“世纪在线”和“博联社”等网络媒体参与。

    “当代摄影研讨会：四月影会”活动现场，由本次活动发起者、摄影家徐勇主持。上午时段由当年“四月影会”成员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王苗、金伯宏、罗小韵、李英杰、王文澜和当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内支持“四月影会”活动的龙熹祖、袁毅平、以及为“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1回”作品配诗的诗人叶文福，介绍当年“四月影会”的活动情况并答疑。下午时段由独立艺术策展人舒阳介绍研讨会的前期工作，以及本次研讨会的学术议题。并由特邀嘉宾就“四月影会”在当年的影响和今天的意义进行评述，发言者包括当年《今天》杂志编辑徐晓、“无名画会”成员马可鲁、“星星画会”成员黄锐、薄云、摄影家贺延光、翁乃强、摄影理论家朱羽君、顾峥、岛子、艺术理论家朱青生、美术理论家邹跃进、 “四月影会”成员凌飞、吕小中、任世民、旅英作家马建、诗人王志勇、摄影批评家王瑞、蔡萌、摄影家王征、王秋杭、卢广，“雅昌摄影网”编辑王江等。在下午的讨论中，与会者就当年“四月影会”的操作策略和模式问题以及史料的收集问题进行了辩论。                                                                                        （未完待续）

   去年底，本博主应邀赴京，为一位浙江籍房地产老版、艺术品收藏家“掌眼”鉴定一件宝贝。“军供”三巡之后，拿出一看，竟是一本旧的、很厚的照相册。11英寸银盐照片清晰细腻，系原版真迹无疑。更难得的是无光绒面银盐相纸，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中一张镇江遂道口右上角铭刻1908字样，应系清光绪末年。一列火车顺利驶出遂道口，几名身穿普通百姓服装而非铁路制服的人站立车头，举旗成欢呼状。应是铁路刚修好后，先由铁路工人和火车司机试行车，还未正式交付铁路营运部门时的留影。据本博主所知，该本照相册上海图书馆、上海铁道博物馆馆藏原版老照片中还没有该类藏品。因为该类照相册因制作成本高昂，当时的发行量不会超过100本，一部分留在中国，一部分留在国外。而留在中国的从未露过面。该本应系海外回流，能够完整保留至今已是凤毛麟角。

鸦片战争后的1898年，英国取得了苏杭甬铁路的承包权（后改为沪杭甬铁路）。开始分段修建。   

   1903年7月9日，中、英《沪宁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签定，英国获得了沪宁铁路的投资建造权和管理经营权。沪宁铁路于1905年4月正式动工，1908年建成通车。沪杭铁路于1906年动工，1909年建成通车。该本照相册应系1909年沪宁杭铁路全线通贯通时的图像记录册。

当时正值我国洋务运动时期，摄影术进入我国不久，作为外国人来中国探险、旅游、考察、研究、记录封闭数千年之中国的重要手段，他们的经济来源则主要依靠在中国城市开设照相馆、回国出版游记或考察书籍、画册，成套销售立体照片等，也有个别欧洲著名摄影师被欧洲派谴到中国的军队或公司所雇佣，拍摄或记录相关的图像资料。

    该本照相册照片净尺寸为11X9.5英寸，数量49幅，均系重型11X9英寸照相座机、11X9英寸玻璃底版拍摄，使用早期银盐绒面照相纸1：1比例印晒而成。该种类型照相纸乳剂配方特殊、涂布厚重、层次细腻、抑制反光、反差适中，是专业摄影师酷爱使用的艺术类照相纸。但该类照相纸售价比一般光面照相纸贵一倍以上，且显影、停显、定影，尤其是水洗时间较光面照相纸长，因此价格甚高。在金融危机笼罩下的2008年11月克里斯蒂拍卖会上，一张摄于1910年11月、尺寸为9X6.7英寸、被描述为十分罕见的绒面蛋白照片，竟以22500美金的高价成交。

    该本照相册不仅实录了清末沪宁杭铁路上海北站、南京下关、杭州城站等火车站原始站貌，更还有昆山（太倉.常熟）、无锡、横林、常州（武进）、丹阳、镇江、去江边、松江、枫泾、嘉善、嘉兴、硖石、艮山门、拱宸桥、临平火车站等原始站貌，以及车站水运码头、车站货运仓库、车站机修车间、沿途铁路桥粱、道路、叉道等等原始景象，而且每幅照片都贴有英文说明。照相册保存基本完好（仅缺封底），照片高度清晰，具有极高的中国铁路影像文献价值，加之早期绒面银盐相纸的稀有，实为难得之我国交通影像文献资料珍品。它应该和上海外白渡桥一样，成为我国清代洋务运动的标本文献资料。

近悉，该本照相册将于2009年5月27-28日在北京中国书店春拍予展上亮相，5月29日开拍，起拍价20万。

现发上几张供广大博友分享。

1、上海站站貌。

2、上海站机房。

3、上海站机务段。

4、镇江遂道（洞口右上角清晰铭刻1908字样）。

5、去江边站站貌。

6、硖石站站貌。

7、南京站水运码头（岸上百姓还有留辨子的）。

8、杭州站站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首家全套从日本引进的磁记录设备生产线落户杭州，叫杭州磁带厂，主要生产家用盒式录像带，品牌是“NATURE（大自然）”，没有多少年便迅速打开市场，几乎进入了每家每户。回首当年，厂部登报向全国公开征集广告招贴画，入选名额是两幅，尺幅对开，摄影、绘画均可，创意要求是：“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体现高科技”。稿酬每幅6000元人民币。并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10多位权威教授组成评委班子（名单全部公布）

6000元在当时可是巨款啊，大半个万元户啊！我看到报纸后马上热血沸腾，这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儿，是能够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啊！我原先在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工作，因为喜欢摄影，不断有作品获奖，而且还经常在中国摄影杂志、中国摄影报上发表理论、评论文章，因此一心想搞专业摄影，曾写信给中国摄影家协会请求帮助，时任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的盛其润和老专家胡志川推荐我调到杭州市摄影家协会任驻会专职秘书长。那时我年轻气盛，想在摄影上有所作为，正好机会来了，于是仗着有几分才气，决心一拼，并且志在必夺。我先想好了两个创意构思，画了好几个草图，通过熟人到浙江越剧团服装组，拿着设计样稿要求制作服装，她们说杭州没有这么薄的面料，要到上海采购，我立马掏出钱。摄影棚是当时杭州唯一的一间专业摄影棚，是浙江展览馆的，摄影师郭阿根答应免费提供。我再请来好朋友、摄影师黎江做我的助手。但当时杭州没有职业模特，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这个，介绍那个，消息传出，一些大胆的女孩子还主动找上门来，我是过足了艳瘾。最后锁定国际大厦健身房的一位陪练，是个混血儿，不仅长的相当漂亮、一头金发，而且双腿特长。讲好出场费后先试镜头。当时是冬天，又是晚上（白天大家都要上班），服装几乎是三点式的，我用波拉片拍了几十张感觉不错，再用玛米雅RB67加负片拍了一卷。等照片放大一看傻眼了，原来这位女模特的皮肤（包括脸色）全都布满血丝，红红的。第二天晚上立刻再约她出来在摄影棚里再穿上设计的服装，仔细一看还是布满血丝，化妆师说用爽身粉盖掉，我说不行，太假。于是不得不另换模特。我给了她一笔钱做为辛苦费，她走人了。这时黎江向我推荐了一名，叫周影，当时开了一家美容店。我一看还行，试了几张又发现整个片子偏冷，色调偏蓝。找了半天找不出愿因，又浪费了一个晚上，不得不重拍。我想一定是玛米雅镜头增透膜偏蓝所至，于是决定换哈苏相机加琥珀色增透膜的人像镜头第三次重拍，终于成功。

作品是送到浙江美院公开展出的，有二十多位参赛者，除我以外全是清一色的美院老师或学生，而且手工绘画作品占了百分之八十，摄影作品只有十幅左右，我一看心里就有了底。果然评选结果公布出来我名列前矛。那个高兴劲儿啊！拿到稿费后我、黎江、周影三个人找了一家酒店，分了钱，好好哈了一通！呵呵！最后实际付印就我这一幅，10000张，分送全国所有NATURE经销商，取名《天女散花》。另外一幅手绘入选作品没有付印。

那时候干活很爽滴！说了你都不会信，那道彩虹是我用手工画上去的，拍摄的时候用了软焦点。

1、印数10000份的《天女散花》招贴广告。NATURE英语拼音是我手工剪贴上去的哦.

2、这幅落选。那时候没电脑的哦。

              我的美女缘

我是1966年初中三年级时，花5元钱在旧货店买了一台“幸福”牌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的。那时候不要说全班，就是在全校我也是唯一拥有个人照相机的中学生，自然就成了一种时髦和新潮，为同学拍照片便成为我课余时间的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当然，当时最主要的被摄者都是女同学。在我保存的文革日记中，清晰记载着1969年2月11日，那个城里腾帽铁棍横飞的年代，我却和三位女同学在西湖自划船上拉着手风琴荡漾的段落，我的底片凝固了这一浪漫的镜头。后来我的名气大了，于是除了同班的女同学、同校的女同学，开始发展到姐姐的女同学、妹妹的女同学、女同学的女同学…….

在黑龙江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到杭州市余杭县云会公社红星大队。我拍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如今编成《红星大队的故事》贴在网上大受欢迎。其中大队妇女主任阿凤的特写镜头最多，成为故事中的女明星。

由于“家庭成份”不够格，我当兵不成，很想回杭州当一名摄影记者，也拜访并结识了当时浙江日报、浙江摄影展览办公室的著名摄影记者和负责人，他们对我的摄影技术非常欣赏，还经常叫我去帮忙，他们很需要人。但我生父的“问题”依然是拦路虎，我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报社不能要我、展览馆不敢要我，当年拍摄、冲洗、印晒、放大、修底等等照相术几乎样样精通的我，竟然找不到摄影这份工作，我十分苦恼。但是，请我照相的女同胞却越来越多，我也就把我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地奉献给女同胞，为女同胞拍照成为对我的安慰。社会不认可我，女同胞认可我，这就是那个时代赐给我和美女的缘份。

那时候和美女相处不能象现在那么随便，早期都是集体行动，一大堆美女，在公园的草坪或景点上拍，你这么装扮拍一张，我看着好，也照着样拍一张；大家轮番戴一顶草帽，轮番戴一副蛤蚂镜、轮番围一条纱巾什么的。收工后大家在草坪上塑料布一摊，把早就准备好的卤味、啤酒、饮料、点心、水果摊开，坐下来大家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非常开心。还专门有几个人算帐的，什么胶卷、扩印、吃的、喝的一公布，钱大家均摊，经常连一分钱都要算得很清楚。唯一我是免费的。这种感觉绝对比现在拿多少稿酬还要爽，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了众美女的认可。

后来就出现放“单吊”，就是被一位美女单独约出去承包拍摄，一整天就为她一个人服务。一般都是电话联系，约好时间、地点。不敢结伴而行，都是个自到目的地会合，主要是怕碰到熟人产生误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在杭州工人文化宫的杭宫影楼兼职当摄影师时，情况大不一样了。记得一位年轻、漂亮的MM慕名而来，说她有三套房子，每套房子都要挂好几幅她的巨幅照片。结果几十套从国外带来的时装、上百种姿势拍了好几天，最后一位老板用支票为她结了这笔豪华的帐单。还有两位香港来的女大学生幕名找来问我：你拍眮体吗？………

这是一部历史，一部我镜头下的美女的历史。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挑选出其中的一部分展示给大家。

01、这是我经朋友介绍，第一次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少女拍照。她当时想考艺术专科学校，我就约她来到西子湖畔。以天然的景色做背景，换了好几个地方，拍了好多张，这是最满意的一张。

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所有女性用的旗袍、香水、首饰、项链、高跟鞋、长丝袜、紧身衣裤等等都在文革中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奢侈品统统收缴、销毁。为了表现她的身材，只好穿一身运动服。

使用“海鸥”4B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拍摄，“南方”正品胶卷。摄于1975年7月。

02、她名叫赵晓云，是我家保姆的女儿，出生在我家，她母亲让我给她取名字，我就取了晓云。她读书很刻苦，从不用任何化妆品，读初中时还常穿有补丁的衣服。但功课出类拔萃，高中毕业时英语居然全校考第一名。我的母亲经常用她的例子来教育我们兄弟几个，但收效甚微。

她后来出国到日本工作，在一所国立大学教授日语，嫁给了一个中国的电气工程师。前两年回国，依然素面朝天。

摄于1976年3月。

03、那时候的姑娘没有地方去烫发，因为烫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爱打扮的年轻女性总是千方百计地表现得与众不同。这位少女额头上的卷发叫刘海，但杭州人叫“坎发儿”，是用火钳在煤饼炉上烧热了卷烫的，很辛苦，弄不好会烫伤头皮的。尽管如此，依然抵挡不住她们的爱美之心。

这位姑娘是我哥哥任教的浙江省艺术学校的学生，我因此会有很多机会为艺校的女生们拍美女照。

 摄于1981年8月。

04、她的名字叫干静，是杭州第一位个体户，职业是西湖边的流动摄影师。因为是个体户，所以受到了西湖风景点国营照相摊点的排挤、打击、谩骂、侮辱。我从报纸上见到报道后找到了她，发现她竟是如此美丽，于是主动做了她一年多的“护花使者”，保护并跟踪拍摄她，这是其中的一张。

      然而，当年国营企业的力量是巨大的，她终于被定点在中山公园的深处为游客拍照，生意清淡了许多。最终她还是离开了这个她曾热爱的职业、曾热爱的西湖……

摄于1982年10月。

05、 那时候有不少女性都已经有拍摄自己体型的愿望，可是城里根本没地方拍摄，游泳池里人又太多，只好到远离市区的农村，找个小溪边拍摄，没想到还是引来成堆成堆的农民的围观，她只好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匆匆拍完走人。

摄于1984年8月

06、那个年代没有婚纱影楼，年轻人结婚都是上国营照相馆拍一张黑白的双人照，没有婚纱、没有礼服、更没有发型设计和化妆，因此我的同学、朋友结婚都请我去他们新房里拍照，一切都由我来创意和导演。

这就是其中的一张，我的创意是“勤劳的家庭主妇”。用的是我国第一代“乐凯”彩色胶卷。      

摄于1985年3月。

07、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的逐渐开放，我认识的女性多了起来。我开始注意她们身上的线条，这是一张我比较满意的创作作品，取题《黑色波浪》，是她那长长的黑发吸引了我。

摄于1986年7月。

08我年轻的时候拍美女照是很出名的，因此经常被美女单独约出去拍照。她们会带上托人从广州或香港买来的时髦的时装、墨镜、挎包和化妆品，到植物园或花圃等僻静的地方偷偷穿戴上，这时候她们的感觉非常好。

09、1988年我搬进了新居，终于有了给老婆拍摄“裸照”的机会。一面白墙成了背景。   

摄于1988年7月。

10、这是杭州某服装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时装模特。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马上赶到杭州市工人文化宫，想抓拍几张模特美女照片。可结果是令我失望的，这是其中的一张。

不久我就知道模特是要从小培养、训练的。

摄于1989年2月。

11、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交谊舞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民的健身运动。在每天清晨的广场、空地、公共场所，成百上千的中老年人在这儿踏着自带的劣等音响的节拍翩翩起舞。这是在杭州最大的武林广场抓拍到的场景，人数多达数千人，真可谓波澜壮阔，中国一绝。可现在早已人去场空了。

     摄于1991年5月。

12、1992年，杭城影楼兴起，我们协会开办了一家杭宫影楼，我在摄影棚里“大展宏图”，拍摄了更多的美女。这张《削土豆的少女》在《人像摄影》、《摄影与摄像》等全国很有名的专业摄影杂志都用它做过封底。

     摄于1992年6月。

13、这是在温州海边沙滩上摆拍的美女照《渔家女》。

     摄于1993年7月。

14、每年秋季，我都要带领部分协会会员自费赴安徽歙县一带创作，那里的美女仍是我追逐的目标。这位少女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生活在盛产山菊花的山区里，我就把这张作品取名《山菊花》。我当时曾对她说：你长得真美，可以到城里来当演员，还给了她一张名片。没过多久她真的来杭州找我了，当时我正在主持一个会议没有及时去接她，就再也没有了她的音讯。直到今天我都很内疚。

摄于1995年10月。

15、过去我总以为美女都集中在城市，可是在塘栖镇一家乡镇企业的丝织厂的成衣车间里我发现了这位美女，我不慌不忙地架起三脚架，装上望远镜头，抓拍了这个镜头。

摄于1996年4月。

16、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地县都要举办当地风俗节日的摄影节，设立高额的奖金来吸引全国的摄影家前去碰运气。每到这个地方，当地的姑娘就会穿上很时髦的服装任我们拍照。这是在浦江县元宵摄影节上拍到的照片，还获了奖。

摄于1998年10月。

17、上海是领导全国时装潮流的城市，这一年有一家很大的时装商店开张，特意请了不少摄影师去拍照，并且还请了不少全国一流的职业时装模特表演。这是我抓拍的其中一张。

摄于2001年6月。

18、当今美女决不是年轻姑娘的专利，也并非被穿戴时髦、打扮亮丽所垄断。

这位大美女是我多年来崇拜的偶像，她曾任杭州画院副院长，是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天寿的儿媳妇。她的工笔仕女图令人神魂颠倒，被世界银行董事长收藏。她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端庄美。

摄于2003年7月。

19、每年农历正月里，浙江农村都有社戏演出，都是村里大家凑钱请县里的剧团来村里演，一演就是好几天。这是年轻小伙子和年轻姑娘最兴奋的日子。

     这是杭州淳安县朱家村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祭祖活动。

摄于2005年2月。

20、如今，当你漫步在大都市的街头，美貌女郎几乎无处不在，她们穿着名牌时装，用着高档化妆品，甚至连发式、挎包、手饰、手机、甚至饮料都是名牌商标。

      不要问她们从哪里来，不要问她们到哪里去！无论怎么说，她们都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化大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摄于2008年4月北京王府井大街。

                                         （ 完）

                   史蓝芽的芽芽照

    杭州的宝石新村是最早的省级机关干部宿舍，也是干部子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我们家是1958年搬进去住的，那时候我父亲王子辉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史家是文革初期从北京调过来入住的，史行曾任总政歌舞团副团长，不知道得罪了谁，下来也当了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那时候还没有蓝芽，史家三兄弟践凡、近都、染朱，老二史近都外号毛牛，便成了我的死党。好在那时候我们都迷上了摄影，反正父母都进了牛棚，两个家尽有我们折腾。毛牛家的小房间被我蒙上一条军用毛毯便成了“永久性”暗房。我和毛牛从大量抄家来的、早已停刊了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上如醉如痴地吸取营养，照相机不愁，我老爸、他老爸都有，都是苏制的“桌尔基”。文革初期毛牛还从学校抄家物资中挑了一台德国“康泰克斯”相机王，被我长期霸占使用。没有钱？有办法，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借辆三轮车上街上撕大字报。那大字报厚的象棉被一样，一撕下来一大片，一下子就装满一车了。拉到废品收购站能卖1、2块钱呢！那时候简装的“代代红”135黑白胶卷才6毛4分钱一卷。放大纸论斤称着卖，2元一斤好大一包，足可以用半年的了。

    那时候我还特用心，从一本前苏联的摄影书上学到不少显影配方，经过反复试验对比，有一种“契贝索夫”配方被我固定下来专用。因为这个配方稳定性好、颗粒较细，冲胶卷、洗照片可以通用，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暖色调十分迷人。难怪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的毛牛大哥史践凡，对我的作品倍加赞赏，常虚心向我请教照片的影调控制和颗粒等技术问题。那时候他们北京电影学院全下放到内蒙五、七干校劳动，那里的牧民和苏联那边都有边贸活动。牧民们拿这边的羊毛换那边的工业产品，再卖给城里人。因此牧民手里最多的就是苏制照相机，北京这帮学生个个都是识货的主，又会忽悠，因此不久几乎每位学生都忽悠到一台称心的苏制照相机，才几百元钱一台，史践凡这台单镜头反光、F：2/58MM标头的“斯达尔特”才600多元。有了照相还不行啊，于是他们就自制放大机、自制冲卷机、自制暗房袋等，反正一切都是自制。我再进行复制，于是，一台象电唱机大小木盒的可拆卸式放大机淘汰了我那台用了好几年、用尿罐扣过来装的土制放大机。

    史蓝芽就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出生在杭州宝石新村的，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了史家的掌上明珠！因为史家四个和尚大半辈子，就盼着这个千金了。史践凡没少给她拍过照，还专门给她做了本影集，但我看总是对着镜头傻笑的多，我拍的就不一般了。这是1972年拍的，那时小蓝芽刚满周岁吧？记得当时拍完了10多张，就挑了一张满意的放大给史践凡送去，不知道被他珍藏到哪里去了。幸好我底片全都在，如今索兴全部帖上来，算是史蓝芽从未见过面的芽芽照首次大揭底！也好再现蓝芽的童贞，和我当年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

    亏了有当年的这么“专研”，如今靠这手艺才有了一碗饭吃，毛牛如今成为影视界名气不小的摄影师，主拍过许多著名大片。我则成为了杭州市摄影家协会的掌门。蓝芽成了影星。呵呵！

抱着蓝芽的是她妈奚佩蓝。

　      毛泽东曾和自由女神在一起

    我总喜欢在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里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并且以史料印证。这是早几年收藏的、十分珍贵的成套烟卡，我们南方叫“洋片儿”，小孩子玩的。但这组烟卡竟然是开国大典的场面，共60张，5连张，看的出是当时民间自画、自印的。当时摄影术在中很不发达，据说开国大典的电影纪录片是请苏联老大哥拍的，拍完拿回苏联冲洗就没了下文。所以开国大典留下来的影像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一套烟卡提供给我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它不仅祥细地记录的开国大典游行队伍的完整内容和素材，更提供了当时北京老百姓心目中的真心实愿。在这60张一套的烟卡中，有毛像的共有6张，可见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毛的地位是最重的。朱德的像出现了3张，比毛少了3张。但检阅军队只是朱老总一个人，没有毛。但奇怪的是自由女神像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并且也有3张之多。可见当时老百姓对自由女神的爱戴和对自由的向往是多么真切！因为这都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证明当时美国的自由女神和中国的毛泽东都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我记得抗日歌曲《太行山上》就有“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激励着多少先烈奔赴前线啊！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自由女神离我们而去了......她好像不属于中国了？他们说，被毛用过后，抛弃了也！

   1973年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我虽然是最早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杭州知青，但是属于当兵彻底无望、直接返回杭城又没有路子，只好通过继父一位亲戚的亲戚的亲戚，把户口落在杭州附近的余杭县云会公社红星大队，谎称是他的亲戚、为了生计投靠他、作为“投亲靠友”安排的回乡知青，代价是一吨日本产的平价尿素和两吨锣纹钢。大队支书对我说：今后你也不用干农活了，就算是采购员吧，每年能搞个一、两吨平价化肥或钢筋之类的紧俏物资，按照全劳力给你记工分。于是我待在杭州的日子要比在农村多。好在也近，从杭州坐公交车1角3分钱，但下车后还要走10华里田埂小路。

   游手好闲的日子实在是很难熬的，这还不仅仅是1米8差4公分高的男子汉经常囊中羞涩，更要命的是自己还不是城里人，户口在农村。那时候的年轻人要分好几等：上上等的是当兵，退伍后自然会有工作安排；上等的是有了一份固定工作，叫正式工的；中上等的是户口已经迁回城里，正等待街道分配的；中等的是户口已经从农村迁出，但还没有在城里落下，叫“袋儿户口”的；中下等的就像我这种回不了城，只好在就近有亲人（熟人）照顾的农村落户的回乡知青（后来又称“三级跳远”）；下等的是还在农村或边疆按兵不动的；下下等的是和当地农民结了婚，一辈子回不了城，注定要当一辈子农民的（但现在看来，他们才是最幸运的）。

   回不了城就意味着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找不到对像，而找不到对像就意味着.......

   那是1973年10月1日的早晨，因为是国庆，我特意在我心爱的海欧4B照相机里装上了“南方”正品胶卷，约了几位朋友，骑着自行车来到西山公园。没想到草坪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穿军装的人。后来演出开始，一条横幅、一个手风琴、十几个演员。但是有两个记者给了我很深的印像，他们来得很迟，还叫人扛来梯子.......我就想：我要是摄影记者多好？于是我就把镜头对准了以下两个画面。冲出来一看，还可以嘛！这一下可不得了，我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当摄影记者了！！！我知道我八辈子也实现不了这个梦想，于是做秀就开始了！心里暗想，最好让哪位“首长”看到对我说：“小鬼会照像啊？上我们司令部吧！”

   可这位“首长”就是８出现！

现在想想，那位首长还是８出现滴好啊！

　　　　　　　　　　　　　　　　　　　　　　　　　　　　王秋杭摄并文

              阿凤----红星大队的故事（之9）

    来到红星大队不久我才知道，当地的贫下中农根本看不起我，因为我不会种田（插秧）、不会挑担、不会捻河泥、不会摇橹、不会割稻，不会踩地力…….堂堂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带岭武装连的排长，在这里竟然一文不值。好胜的我，曾好几次跟他们比割稻，结果割破手指，还是比不过他们。越是比不过越是被他们嘲笑，因为在他们眼里，干农活的好手才是受人尊敬的。可有一位女性却很尊敬我，她叫阿凤，是大队的妇女主任，丈夫也是村里的，但当兵去了。在那个自悲的年代能受到一位大队干部的尊敬是很荣耀的事。我住在大队部的楼上，大队干部开会就在我脚下，听的一清二楚。因为阿凤是大队干部中唯一的女性，因此，男干部开会时经常争先恐后地用下流话挑逗她，这些下流话要比田里的下流话露骨多了，有时候干脆就动手动脚摸阿凤的乳房。我才知道女性即便当上了队干部也是受气的，也是男人们的消谴和玩物。有一次晚上我在大队部门口的拐角，看到一位男干部和阿凤从大队部里出来，那男干部见四处没人就抓住阿凤要摸乳房，被我大声呵斥。从此，我和阿凤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她经常到大队部楼上我的房间来和我聊天，甚至还要为我洗棉被或床单什么的。后来她要我组织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一听就来劲了，她又找来大队团支书阿相，一商量就真组织起红星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了。阿相从团费里拨出三十元钱和我一起到杭州来买乐器。年轻人争先恐后来报名参加。从此，红星大队的夜晚再也不是死气沉沉的了，二胡声、快板声、锣鼓声、笛子声、男高音、女高音此起彼伏。我是白天睡觉晚上排练，又编又写又教。在公社的汇演上一举囊括一、二、三等奖。

    从次我再也看不到嘲笑我的目光了，更多的人开时象阿凤那样对我尊敬起来。

    我决定春节回红星大队寻找阿凤、崇明、阿相、文田和照片上的所有人！

1、阿凤的衣服是自己织的粗布做的。

2、每次拍照我总叫上阿凤，妇女能顶半边天嘛，呵呵！

3、阿凤还分管着队里妇女养蚕。

4、孟林的眼睛老盯着阿凤，可阿凤理也不理。

5、我把阿凤叫到荷花池边拍照，可另一位女赤脚医生非要凑上来一块儿照。

6、飒爽英姿五尺枪，阿凤排在第三个。

   我在红星大队照的相里，阿凤的身影最多。

   她不是小芳.......

                                                       王秋杭摄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