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和谷歌的史诗般对诀迎来了关键的破局者：陆奇

　　文 《环球企业家》张亮

　　自从2008年12月正式加盟微软，陆奇并未匆忙赶回中国——和所有好奇的外部人士一样，微软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仅止于“华人在微软最高职位者”、“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离去让杨致远挥泪”这些传闻。

　　迟到的“第一次接触”发生于2009年9月底。当陆奇终于回到中国，他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及亚洲搜索技术中心预约了一天的会议。主题很明确：有哪些正在中国研发的技术可以被应用到微软全球的搜索引擎必应(bing.com)上去？

　　据与会者说，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陆氏气场”。这个坐在他们中间的个头不高、精瘦的家伙，仿佛一个排沙捡金的发问机器，会就任何技术细节追究到底：产品的架构是怎么实现的？会有一些什么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层出不穷的探究，原定一天的会议被延续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直到陆奇不得不前往机场。

　　如果说陆奇得到了他寻求的技术，那这些和他“持久战”的公司中高层们则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信心。

　　一名微软员工告诉《环球企业家》，至少在2008年，即使公司总部也已不乏有人认为，微软与谷歌的战争难以取胜。对于失败的默许心态所影响的绝不止于让出搜索引擎市场，更重要的是，它悄然撼动着微软帝国的地基：过去三十年里，微软以其惊人的耐力和毫不畏惧的心态与对手展开正面交锋著称，在谷歌之前，微软从不相信有任何对手是无法撼动的—这霸气是它称雄科技业如此多年的基础。

　　即使成败仍难预料，至少看起来，陆奇正是微软所需要的那个人。就像所有与他开过会的人都能感知的，陆奇是那种无论做何职位都不脱工程师本色的死硬的技术派，而几乎所有占据科技史一席之地的产品背后都有这样一个人。更妙的是，过去十年，陆奇在雅虎从基层做起，直至负责雅虎的全部搜索业务，其个人成长史正约等于搜索引擎的历史，这恰好是微软内部无人具备的。此外，他身上隐而不发的竞争意识与极度勤勉的打拼精神，与这家由盖茨和鲍尔默奠定基因的软件巨兽再契合不过。最后却也格外重要的一点：他和微软所有员工一样，体验过被谷歌轻盈超越的挫败感。

　　人们也的确看到了日渐乐观的现实。过去九个月里，微软在搜索领域的步伐比它之前几年的更紧凑有力：五月底发布全新搜索品牌必应，从那之后，其市场份额每个月都有所提升；七月，微软与雅虎达成为期十年的搜索合作协议，这被业界视为变相收购了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十月，抢在所有对手之前，它又将Facebook和Twitter的实时更新纳入到自己的搜索结果中⋯⋯虽然今天必应和雅虎的市场份额相加仍不足谷歌的一半，但业界已经感受到了血脉贲张的微软带来的压迫感。“必应提醒我们，搜索仍是个竞争性市场”，2009年10月22日，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评价说。而前谷歌高层、现美国在线CEO蒂姆·阿姆斯特朗则更干脆地说：“我觉得他们做的不错⋯⋯对此我有点惊讶。”

　　如果把目光放的更长一点，陆奇身上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更多了。1987年在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并未直接出国，而是选择留校任教。直到某天他被室友拉去听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爱德蒙·克拉克的演讲，在会场上以自己的问题征服了对方—克拉克邀请他前往卡内基·梅隆读书。即使如此，当陆奇终于在1996年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似乎仍比大多数同一代人慢了很多拍：杨致远已经成为一时之风云人物，张朝阳和田溯宁们已经开始了归国创业，而陆奇还只能在IBM给自己发来的两个工作机会中做出选择。

　　但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和两次跳槽，陆奇还是达到了一个其他华人难以想象的高点：作为微软在线业务部门总裁，他成为了这家市值达2500亿美元的庞大公司的四大业务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谷歌在美国市场最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对手。

　　“我把自己想成一个软件，今天的版本必须比昨天那个版本好。它必须有新的数据、新的方法。”罕见媒体的陆奇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如此解释自己。如果毫不知情，你很可能将眼前这个四十七岁的上海人看成一个学生：他穿着随意拣出的一件红色大T恤、凉鞋里则是厚厚的白袜子。

　　微软的硬需求

　　公允地说，陆奇能得到这个华人在微软前所未有的高位，有小半原因是，他是个被严重低估的谈判者。从他在雅虎的职业生涯末期开始，太多公司——除了微软和谷歌，甚至还有百度——对他发出过橄榄枝，即使陆在2008年6月离开雅虎，他仍没有急于进入新轨道。不难想象，对于陆奇这样一个每天只睡四小时就展开高强度工作的人，如此等待意味着什么。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微软实在太需要有合适的人来重整其在线业务。

　　时至今日，微软的主要收入仍来自于盖茨时代的金矿：Windows和Office。在2009财年，这两条产品线分别为微软带来150亿和190亿美元的收入，并享受着大约60%的运营利润。但现实也再清楚不过：收入仅30亿美元且仍在亏损中的在线业务无疑是整个微软长期战略的一个核心。

　　五年来，微软对谷歌的情感可谓复杂而连绵。就像在世界尚未意识到软件的价值时，盖茨占据了电脑产业的中心地带，并打造出一家数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谷歌则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搜索引擎时悄然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宰力量，并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千亿美元收入规模的媒体公司。从以科技改变人类社会的冲击力角度看，谷歌是另一家微软。早在2003年秋天，微软曾考虑收购谷歌，但谷歌无意归顺，微软也难以说服自己收购一个基于Linux系统开发的搜索引擎。

　　但对于极富竞争精神的微软，谷歌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它不仅动摇了微软在科技业的统治地位，还分流着微软的人才池。过去五年里，人们在许多报道中看到了微软高层对谷歌流露出复杂的感受：两家公司为争夺人才而对簿公堂，而鲍尔默甚至不许自己的子女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

　　但无论如何，鲍尔默不能忽视它。即使微软高层也曾公开承认：全球的广告市场是软件市场两到三倍的规模。

　　如鲠在喉的是，搜索业务是微软与谷歌赛跑中的“下驷”，它给了谷歌以足够的空间腾出手来做一些搅乱游戏的部署：比如以Android切入移动操作系统，迫使Windows Mobile的收费策略失效；或将浏览器Chrome打造为一条鲶鱼，不求直接从微软手中抢走多少浏览器市场份额，却迫使所有浏览器公司跟随谷歌对互联网的标准设定，形成自然而然的竞争压力。

　　换句话说，只有微软在搜索领域给谷歌带来一些实质性的麻烦，它才能在双方的缠斗中走出被动局面。

　　唯一的问题是，从软件时代崛起、长于销售的微软面对免费供用户使用的谷歌，并未找到有力的突破口。这些年里，微软亦几度调整自己的网络业务。从2003年由克里斯·潘恩(Chris Payne)提出打造“谷歌杀手”，到将自己的搜索项目命名为“战败者”(underdog)，到将其搜索业务从MSN Search更名为Live Search，再到试图收购雅虎⋯⋯微软在这个领域的决心不容置疑，但也的确路途波折。

　　为什么？

　　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少被谈及的是，微软过去太成功了。它或许是商业史上最善于后来居上的公司。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穷七年光阴在图形操作系统领域超越苹果，到1990年代中期以秋风之势扫荡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再到2000年之后硬生生挤入索尼和任天堂称雄的家用游戏机市场，更不用说在无数细分市场上攻城拔寨⋯⋯微软在后发制人方面积累了太多的经验及自信。

　　因果相依，长期以铁骑雄兵席卷对手的过程中，微软却也形成了一种模式依赖：它太善于在既有市场上与一家明确的对手肉搏，却日渐不擅于自己预见一个巨大需求，直奔应属之地。

　　陆奇的目标

　　作为空降兵，陆奇的基因与此不同。与其说他每天在为微软训练一只团队与谷歌针锋相对，不如说他在做一个巨大的产品试验：他更多谈论的是一个理想中的搜索引擎的形态——“通过技术的开发，最终可以自动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无论它与谷歌的目标相同或不同，重点在于微软在开发一款自己规划未来路径的产品，而非与竞争对手纠结于一城一池的得失。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微软能否充分理解每一名用户在每一刻的需求。

　　你在今天的必应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个雏形：比如，当你搜索一个地区，除了所有搜索引擎都会呈现的地图及主要网站，必应的左栏还标出了一些相对细分的搜索结果，比如当地的房产和人才市场的链接，或者天气、机票方面的提示。它们并不一定真的猜到了你的目的，甚至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准确猜到你的想法，但这就像一个不停向你提出是非题的人，或许在前一千次问题中，你给出的肯定答案非常少，但随着问题的累积，这个判断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陆奇之后从雅虎加盟微软，现任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总经理的王永东，倾向于将搜索引擎领域的进化定义为“初期的后半程”：与谷歌超越Overture、AltaVista等公司时不同，今天的搜索引擎已经不仅仅是你的产品质量比对手更好就可以实现跨越了——品牌和使用习惯已经形成。

　　但之所以没有认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是因为陆奇和王永东们倾向于相信，还有很多变量将改变这个行业的走向。

　　首先，搜索引擎所能涵盖的信息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中：Facebook的用户们每月上传20亿张图片，YouTube上的视频以每周5.7万段的速度增长，而2006年才成立的信息流服务商Twitter上已经累积了50亿条信息。图片、视频、声音、信息流⋯⋯有足够多的信息被进一步整合到搜索引擎中，它们需要被更有效的索引。

　　“搜索刚起来的时候就是信息检索，然后谷歌的创新就是通过网页的相关性来给网页排序。但是用户体验其实一直在改，比如好多搜索已经不用网页来回答，而是用图片或用视频甚至地图。”陆奇说，“搜索引擎就像做菜，原料越丰富，做的菜就可能越好吃。”

　　其次，移动设备将可能成为搜索引擎的下一个战场，而它和传统的电脑是迥异的。最大的差异是，手机比电脑更了解其所有者当下的状况：它知道其主人的身份、当前的时间和地点，甚至可能因为用户在手机上编辑了自己的日程表，手机可以知道现在其拥有者究竟在做什么。当这些信息被预知，搜索时猜测对方需求的难度就下降了许多。

　　而一个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用户不输入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在恰当的时间给出恰当的信息。

　　如果说这两种变化足以让陆奇坚信搜索这场战争仍有的可打，还有一件事让陆奇可能帮微软找到一个长征的明确目标。

　　“我对搜索引擎的理解是，它应该可以让你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do more)，知道以前不能知道的(know more)，而这两年我更是强烈的感觉到，它还可以让你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生活(be more)。”

　　这个关于do more、know more、be more的说法乍听起来有些玄虚，但它就像20多年前盖茨希望微软促使“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拥有一台电脑”，一个高举高打的理想恰是多年深陷缠斗和追随跑的微软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足够宏大，人们真正需要，甚至可能改变世界的愿景。

　　他能改变微软吗？

　　让陆奇拥有如此科技观的，或许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一个彻底的其它人难以想象的生活路径。

　　他生于上海，但文革期间他被送到了江苏的祖父家。在那个不通水电的小村庄里，他经受了人生最早的磨练：因为个子太矮，他无法进入当地的造船厂，因为近视，他无法报考自己热爱的物理系。当他申读计算机系时，他所能想到的不过是未来可以在收音机厂找个工作。

　　即使成功读取硕士、并留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的人生似乎仍是晦暗不明的。他曾计算过学校分配出国的排序方法，自己可能要等四五十年才会被轮到。而且，一些神秘的力量似乎让他必须相信命运：读硕士期间，他的导师亡故了，多年之后当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时，第一任导师又中途去世。他甚至主动告诉自己的第二任导师，自己的“命硬”。

　　但所有悲观的力量没有压倒这个坚硬的年轻人。他在复旦时的研究早早绽露了才华，以至于卡内基·梅隆的教授与他做过有限交流就邀请到美国读书。而在美国，陆奇同样显示出不凡的一面，当他毕业时，IBM在美国东、西海岸的研究院各给他发出了一份工作邀请，而陆的师兄李开复告诉他说：“你这么有创新精神的人，当然要去硅谷。”

　　也是在那一期间，另一次演讲影响着陆奇的人生。那次演讲的主题是：你做的研究有价值吗？这种价值并非学术上的，而是是否能够影响这社会上的许许多多普通人？从那时起，陆奇开始思考：写论文的冲击力似乎并不足够。

　　而在加盟微软时，陆奇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微软能给他提供什么，那最不可替代的是其对全世界科技用户的影响力。

　　当然，所有人都清楚，这并非一个极度浪漫的工作。无论对于微软还是陆奇，双方都有太多需要彼此磨合、变化之处。而历史经验看，那些试图在微软内部掀起变革的人，通常难以成功。

　　有人将从微软传统的操作系统开发比喻为“造飞机”，通过周密的计划、长期的打磨最终拼装出一架庞然大物。但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业更像在飞机航行时更换机翼及涡轮机。这种立竿见影的开发模式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让微软舒服。

　　听上去，这是个难度过大而无解的问题。但对陆奇这一级别的专家，问题并非如此纠结：他太清楚切入口应该在哪里。

　　现在，他将全部精力放在两个层面上：人才和基础设施。他相信，一流的人才会自动适应互联网的节奏，当他们被赋予更好的开发工具和开发流程，他们就能进入一个好的创新循环。

　　无需怀疑，时至今日，微软仍有着全世界顶级的工程师储备，而陆奇亦动用他的人脉，挖来补充微软最需要的拥有丰富know how的搜索专家(劝说的理由？毫无疑问：微软的搜索引擎可能创造最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陆奇与所有人一步步建立着一套符合搜索引擎运行的硬件体系、软件算法及评测机制。

　　而陆奇本人的权威也在此过程中形成。迄今，搜索仍是一门非常新的技术，它需要用数以百计的客观变量满足一个用户非常主观的需求。如果说在陆奇之前，逐步涉足搜索引擎的微软是从重新发明车轮做起的，现在他们则堪称完成了一次大跃进：陆深知什么是需要检测的，什么是需要格外重视的，什么是需要优先解决的，而哪些问题是不能急于下结论的⋯⋯这不仅是个优先选择的问题，还可能少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比如，不同的搜索功能——校对拼写错误，或提供搜索建议——有着不同的测试周期，有的领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做出评估、改进，有的则每周每天都有不同的结果，有的更是需要以月为单位慢慢跟踪。正因为陆奇对细节的精深了解，他可以迅速让自己的团队在一系列的小成就和小进步中形成自信，而不是在不停的兜圈子里缓慢地形成学习曲线。

　　除此之外，陆奇也试图以身体力行给这个团队灌注一些互联网基因。这个并不张扬的人从来不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也经常把会议时间定在晚上九点。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在持续地向其员工暗示：我们必须按互联网的节奏工作。

　　而在如此高强度工作中不至于降低吸收质量的方法，是高度自律：每周末，陆奇会把自己一周以来开会时做下的笔记整理一遍，择要记录在电脑上。听起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每天高强度工作20小时的人，愿意在休息时间将自己的工作梳理、复盘，显然知易行难。

　　无论接下来的市场份额怎样变化，陆奇已经赢得了一些尊敬。在2009年的全球员工大会上，当陆出场时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起立鼓掌——显然，对于享受了太多年成功的微软人，陆仿佛一次重感冒中的强心针。类似的情况出现在2009年9月他来到中国时，当他走上台说“我很骄傲我是个中国人”时，一片掌声之中，有员工高喊：“我很骄傲有这样的领导者。”

　　当你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和九个月的时间在一家科技史上最自矜的公司里形成如此冲击，还有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呢？

张嵚

很多年前，李连杰在电影里说：我是军人，我可以死，但绝不可以错误的死。

那么，死在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大唐收复石堡城一仗的战场上，是不是一种错误？

青海省湟源县，荒凉的青藏高原，风卷云舒之间，背靠华石山，面临药水河，红色的悬崖峭壁顶端，一座沉默的石堡城，盛唐灿烂的画卷里，长久以来与他有关的东西实在太多：文人们在讨论着杜甫，李白，历史学家们在考证着王忠嗣是怎么因他而死。一笔带过的，是一万多条军人的生命，因他而死的错误的生命。

石堡城很重要吗？重要！相当重要，它的东面，就是“天下富庶出陇右”的陇西郡，是丝绸之路上灯红酒绿的喧嚣，是歌舞升平的繁华。盛唐灿烂的画卷里，它是支撑起西北大地的支架。

当唐朝西南方向的吐蕃，自松赞干布以后，如滚雪球一样崛起的时候。石堡城，就自然而然的称为了唐蕃双方争夺的焦点，从唐朝高宗开始，至唐朝开元时代，唐蕃之间围绕着吐蕃发生的大规模争夺战就有六次，每一次都是尸山血河，不计代价。

当然要不计代价了，吐蕃若得石堡城，就可以做为东进的跳板，继而挥师陇西，将富庶的河陇平原尽收囊中。唐朝若得石堡城，就可据险而守，遏制吐蕃人对陇西平原的渗透和入侵。既是兵家必争，纵是血沃沙场，仿佛也不能说是错误。

所以，当年轻时代的唐玄宗李隆基，在结束了中宗睿宗两朝纷乱的局面，开始励精图治的开元盛世时，他的眼睛同样盯向了正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拿下他！就可以打出大唐的和平。

于是就有了朔方节度使李祎导演的那一场远征突袭战，唐军集中精锐骑兵，星夜兼程杀至石堡城，一场突然的袭击，令这座沦陷数十年的边陲重镇重归大唐怀抱。消息一出，吐蕃举国震撼，慌忙遣使通好，而开元盛世的文治武功，也自此达到了顶点。

唐玄宗高兴了，石堡，真是一个给大唐长面子的地方。

然后就是从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数十年的承平局面，国富民强，四夷拜服，一个荣光万丈的大唐赫赫屹立在地球的东端，然而在辉煌的阴影下，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石堡城又丢了！

原来吐蕃人也来了一次故伎重演，用一个漂亮的奇袭，再次夺回了石堡城。这已经是开元二十九年的事了，距离唐朝上一次收复石堡城，整整过去了十三年。

丢了怎么办？打回来就是了。像上次一样再搞奇袭吗？不可能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也不过用了一次，这样的花招，人家早就学乖了看透了，那怎么办？难道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强攻？那将是前仆后继，尸山血河。更重要的是，我们夺回来，吐蕃人还要再过来打，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难道就只能在这弹丸之地上反反复复的拉锯吗？

唐玄宗的态度很明确：拉下去，看谁拉的过谁！

为了拉好这个锯，唐玄宗大手一挥：换将。换来了一个在当时大唐军最狠的人。

谁知道这个最狠的人，纵马在陇西防线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在地图前掌灯研究了几个晚上，终于抬起头来，很冷静的说：拉锯，没必要。

这个人，就是身兼大唐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彼时盛唐将星里的头号人物：王忠嗣。

以一个老将军戎马半生的阅历，以一个军人超越官位和杀伐的责任心，王忠嗣终于看到了那隐藏在石堡城背后的真相：要巩固西部边防，未必非要得到石堡城。多少年来，无数边陲猛将都没看明白这个局，王忠嗣看出来了，看的精。

他看到石堡城固然地势险要，万夫莫开，但是遏制吐蕃攻势的最关键事情：是要在整个战场对峙的局面下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控制最能够遏制敌人的区域。多少年来，唐朝和吐蕃都在钻石堡城这个牛角尖，现在，该跳出来了。

于是王忠嗣跳出来了，出击，唐军经过周密部署，发动了旨在打击吐蕃西线精锐的积石山之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唐军重创了吐蕃有生力量。控制了积石山区域。然后是固防，沿积石山一线，唐军修筑了大大小小的防御工事，西北的防御被连成了一线。至此，石堡城的战略位置，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

用最小的代价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守卫边陲的目的。这就是王忠嗣的觉悟，超越了用鲜血染红了顶戴花翎的觉悟。

大功告成，有觉悟的王忠嗣喜滋滋的写工作报告，喜滋滋的回到京城找唐玄宗汇报，谁知却看到了唐玄宗一张冷若冰霜的脸：石堡城怎么还不打？

还打？王忠嗣呆了，费尽口水解释了半天：现在整个西北防线已经成形，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已经不重要了，更何况打这个地方会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没有意义。

王忠嗣认为自己解释的很清楚，从战略价值，经济价值，军事价值都解释的很清楚：这是一个赔本的仗，也是一个送死的仗，不能打！

谁知煞费苦心解释半天，却换来了唐玄宗怒气冲冲的回答：必须打，马上打。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打，我换人。

王忠嗣傻了。

他确实傻，他忘记了自己不是生活在乱世而是生活在盛世的，生活在盛世就要给盛世增砖添瓦的，盛唐的赫赫伟业不但需要亮闪闪的GDP成就来拉大旗，更是需要血淋淋的边功来扯虎皮的。所以万把条炮灰，巨大的战争物资消耗，你王忠嗣看的金贵，在皇上眼里眼皮都不眨一下。

石堡，于军人眼里是战略要地，在皇上眼里，不过是个盛世宣传的噱头，说不好听了叫面子工程。可这面子工程不是堆沙子造房子这么简单，是要拿人命换的。

这道理王忠嗣不懂，但有很多人懂，于是就有懂这个道理的好心人提点王忠嗣：皇上要面子就给面子吧，要做虎皮就给他做吧，你是主帅，送死也不用你亲自去，小小的石堡城，拼上炮灰也就拿下来了。到时候加官进爵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有。你要是不打，皇上可就要打你了！

百般提点，王忠嗣懂了，但懂归懂，觉悟归觉悟，面对爱将李光弼等人的担心，王忠嗣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

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

皇帝眼里的炮灰，是王忠嗣心中的生命，生死与共的袍泽弟兄，拿他们的血换我们的官位，换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我，做不到！石堡城！我不打！

不幸由那些好心人所预料，你不打，皇上要打你了。

因为在石堡城问题上的死顶，王忠嗣触怒了唐玄宗，而政敌李林甫又从中作祟，诬陷王忠嗣卷入了最敏感的“立储风波”里，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押送京城解除兵权，唐玄宗本想把他一刀砍了，却耐不住哥舒翰等军官们的流泪哀求，终于免去死罪，贬为汉东郡（湖北随阳）太守，次年病逝。一代沙场名将，落得如此郁郁而终，说是奸臣陷害皇帝昏庸，却都是石堡城这个面子工程惹得祸。

可这个面子工程惹得祸还没有完，天宝八年，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唐玄宗以哥舒翰为将，率领六万精兵，正式发动了石堡城会战，如以往争夺战的剧本一样，这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数万唐军强渡药水河，然后前仆后继爬悬崖，接着就迎来吐蕃人的箭雨和滚石檑木，战斗持续数日，唐军的尸首摞成了山，心急火燎的哥舒翰杀了攻城副官高凤岩，并立下限期破城的死命令。终于以一万多条人命的代价夺取了石堡城，连俘虏带消灭的敌人数量，竟然不到六百人。一切的一切，都如王忠嗣之前给唐玄宗的奏报里说的那样：赔本的买卖，送死的仗。

但赔本就赔本吧，送死也不是我去，但是面子总算有了，于是唐玄宗高兴了，哥舒翰加官进爵了，王忠嗣在湖北长眠了。

于是就有了李白嘲讽的咏叹：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

但是唐玄宗没有想到，这个面子工程，对唐王朝的祸害，并没有完。

因为王忠嗣因此出局了，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藩镇的重要力量，以至于七年后安禄山扯旗造反，唐王朝初期竟然无将可挡，大败亏输。同时，长眠在石堡城的数万大唐军人，多是唐朝的边地老兵，老兵命金贵，关键时刻一个顶十个，这个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更为讽刺的是，不惜代价夺取石堡城的唐王朝，并没有因此守住河西走廊。随着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调西北军回中原平叛，吐蕃乘虚而入，兵不血刃的占有了河西地带，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让无数人扼腕叹息的“河湟之耻”。

在我看，这一切都是报应。

一万多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荒草凄凄间，人们会忆起什么？忆起王忠嗣悲惨的命运，忆起李白辛辣的嘲讽，忆起哥舒翰那张心急火燎的脸。但是有谁忆起了那个悲剧，让一万多军人，用错误的方式去死去的悲剧。

电视里的战争片播的欢，有句介绍词说：“他们是注定要拿去被牺牲掉的炮灰团……”

可我只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豪言，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历史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寂寞的，在药水河边，与这荒凉的石堡城为伴。

不过王忠嗣将军是英雄不寂寞的，因为一千多年后的朝鲜，三八线边，一个叫彭德怀的老帅，面对苏联顾问气急败坏的质问，做出了类似的回答。

百姓养大个娃不容易，送给我当兵，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相信，战争面前，只有对生命负责的人，才能得到战争永远的尊重。

三十出头的海归博士涂序新，于回国三个月之余，在浙江大学十一层高楼上纵身一跳，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自杀行为，近日内惊动了海内外无数网民。他在遗书留下的几个字，成了大家惋惜叹息的焦点：“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我读到这则新闻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位海归博士太脆弱，他太把功利当回事儿。虽然我的这种感觉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不能否认，过份在意名利的人，活得太累，死无其所。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很不值得。

人活在世上，要肩负着很多社会和家庭责任。追求名利，并不是我们活在世上的唯一理由。对涂博士来说，暂时做不上教授，他还可以是妻子的好丈夫，或者是女儿的好爸爸，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最差的，他还是父母的掌中宝儿。他这么一跳，自己虽然解脱了，却给亲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涂博士命丧浙江大学，很容易让人对这所名校的内部管理指指点点。其实，仔细想想，涂博士之死，和浙江大学并无显著性关联。设想一下，假如涂博士不海归，而是在美国遭遇挫折，这种心理素质的他，谁能保证，他不会是卢刚第二？

涂博士的一念之举，令海内外华人痛惜，也让浙江大学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儿。咱来说句公道话，即使是浙江大学有管理不善之嫌，这种问题应该是全国学术界的通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不该指责某个特定的学校，而要从根本上找原因。

我是学医出身的，对这种悲剧，我喜欢先拿医学说事。涂博士自杀前，已经了出现严重的失眠症状。失眠，那可是忧郁症的一个重要指证啊。但有明星个例除外。赵本山常年失眠，是为了让全国人民不失眠。崔永元失眠，是被实话实说折磨得死去活来。咱普通人失眠，一定要引起全家上下的高度重视。失眠是忧郁症引起的？还是一时情绪波动造成的？这事一定要整明白。

人在睡眠不足时，对事物的判断力是迟钝的，也容易钻牛角尖。如果涂博士的失眠，能引起亲人的及时注意并加与医疗干预，也许今天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假如涂博士是因为忧郁症而放弃生命，那又当别论。

美国的十月，是“认识忧郁症，预防自杀”月。就连我们这里的高中，都在做着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不知道，这种对忧郁症的公众意识，在中国，是否也在积极进行中？

涂博士毕业于中美名校，并具备令人敬佩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的中国教育中，优秀人才的软肋，一直被人们忽视。太优秀的人，容易自傲，过分自尊，对自己的期待值过高，同时又缺少必要的抗压能力。一旦大难临头，就会溃不成军，甚至是放弃生命。这种现象，并不是海归的专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份儿。

时常听说，国内没考进名校的高中生服毒了，没挤进大企业的毕业生郁闷了，没被晋升的教授跳楼了。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轻生者或者太把功名当回事儿，或者在承担着光宗耀祖的重任，或者兼而有之。

这次回国，我有幸遇到一位事业有成的大官儿。在一次晚宴的间隙，他用怜悯的口气问我，你们在美国为什么不琢磨着追求社会地位呢？天天给美国人打工，有什么意思啊。在中国，咱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名和利啊。

如果今日中国真如这位官爷所言，可以想象，在美国净化洗脑多年的涂博士，身处国内这样的大环境中，难免被名利的搅缠而无所适从。

对于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游子来说，回国做海归，是一个连根拔起的重要抉择。面对海归的诱惑，有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的人深知，没有那个金钢钻儿，咱就不揽那个瓷器活。从涂博士的遗书来看，他海归前并没有弄清楚，国内到底是阴险的虎山，还是个轻松做瓷器的作坊。

一位早期回国的海归创业者曾经调侃说，海归创业成功率有多低？低到分子为1，分母却几乎有长城那么长。这话说的虽然有些夸张，却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海归在中国成功创业不易，大多数人只是在垒分母中的长城，能成为分子中的那个1者，绝对是少数。悲观地说，在美国你做过农民，并不意味着你在中国就能开拖拉机。

既然如此，海归在中国折腾，就应该摆正心态，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拿自己调侃一下，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咱不就是为了面包才回中国打工的嘛，要是做不了大腿，咱就做个脚趾头吧。

涂博士在遗书中说，“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这种无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太有可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估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被彻底消除。问题是，咱这辈子能赶上共产主义吗？

海归回国，属于翻江倒海的时尚行为。除了兴致勃勃的憧憬，海归们肯定会出现初抵美国时的类似文化休克症状。人在哪儿不是活啊，实在无法融入中国的主流，涂博士你完全可以掉头回美国来呀，不一定非在一颗树上吊死。

笔者认识一位回流返美的海归。N年前，他在美国卖房子卖地卖家具，把一家老小义无反顾地带回了中国，大有一股壮士一去不回返的劲头。没过一年，也就是N-1年前，这个海归家庭却突然集体回流，重新在美国置地安家，落地扎根。究其理由，这位海归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国内太黑，太残酷、太无信、太无情。这位海归说的，几乎就是涂博士遗书的翻版。但他却没有选择一死，而是重返美国，安于国外的平淡生活。他们一家在美国，现在过得好好的。

涂博士自杀一事，不禁让我想起了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提醒他儿子的几句话：一、学会宽容，二、不争第一，三、爱上音乐。白岩松认为，人生不是竞技，不必把撞线当成最大的光荣。在我们的身边，什么都会背叛，可音乐不会。我猜想着，假如涂博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有幸读过这样几句话，那他还会做出轻生这样的举动吗？尤其是第二条，不争第一，就能留住青山再起的实力。不管不顾地争第一，不知让多少人气喘吁吁，甚至是把生命遗弃。

不久前，一位海归在我的新浪博客留言。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似乎听到了一阵轻轻的叹息声。除了这位读者朋友，国内还有无数个海归人士在奋斗。他们当中是否还潜伏着涂博士似的人物？遗憾的是，在可能的悲剧发生之前，我们是无法得知的。

他人已逝，无法起死回生。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幸存者，应该从涂博士的悲伤结局中，有所感悟，有所提升才对。我的观点依然是，什么名利，什么职称，它们哪有你的生命重要！

人在俗世，难免压力重重。学会及时给自己减压，是件利人利己的大事。我琢磨着，赵本山虽长期失眠，但人家咋就那么乐观呢？心情不爽者，看看本山大哥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要跟生命共存，要跟生命互动！我们要疯狂！我们要灿烂！我们要真诚地把我们的一切献给所有人……” 。

一位网友特逗，他给自己减压的秘诀绝对与众不同。他说，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念藏经：“噢嘛呢哞嘛哄”。这几个字儿翻译成英文就是:All money go my home!  

咱觉得，管它是藏经还是白岩松推崇的伟大音乐，只要能给咱提神，咱统统拿来，为我所用。俺的指导思想是，如果美国沦陷了，咱就奔中国。要是中国失守了，咱就再杀回美国。实在没地方去了，咱就努力当月球人。咱要像南来北往的燕子们学习，在折腾中成长壮大，在海归大潮中找到自己。

不管是哥们姐们，还是草根名人们，尤其是海龟土鳖们，都站直了，咱都别趴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动轻生的念头！

刚写完上面这几个字，今天网上又有了另外一个报道：“湖南在线10月23日消息称，近日，湖南大学一海归博士跳湘江自杀。死者南某，男，1970年生。今年5月1日刚结婚。据了解，南系以引进人才的方式进入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工程学院的，月薪1万元，工作仅一年。北京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南某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工作，并在海外攻读了博士后学位”。

哪位来说说看，海归自杀，到底该怪谁呀？是浙江大学的错？还是湖南大学的罪？还是要声讨万恶的旧社会？谁是旧社会？这还用问，美国呗。

最恐怖的是，我刚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全文如下：悲剧！国庆节前后，归国博士最近纷纷自杀......

看来，为了保住咱的小命，这辈子死活都不能海归了。

10/23/09  12：15AM

　　□本报评论员

　　从今天开始，创业板将正式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多年，资本市场发展近20年，在这个时点上,历经10年筹备的创业板终于上路。

　　新中国一半的历史烙上了改革开放的印记，改革开放2/3的历史烙上了资本市场的印记，资本市场一半的历史中又留下创业板的印记。这样的“时间安排”，既包涵了不短的蓄势过程，也显示出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创到壮大，市场形态由主干到枝桠不断加速生发的趋势。如今经过努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模型铸就。

　　在这段历史中，资本市场在服从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需要中诞生发展，并在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壮大。

　　血脉相连，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荣辱与共，辅车相依。因此，当我们携新中国华诞之喜，尝试着为创业板的新任务破题时，必然要回归本源所在。特别是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深刻改变全球政经形势和运行肌理的今天，一个新板块的推出，就更增加了荣耀和希望。

　　相信创业板能够平稳运行——10年来的理论探讨深入人心，经济基础和资源储备比较理想；7个月乃至一年多来规则体系搭建日趋完备，创业板发审机构和相关中介能够尽责履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能够发挥相应作用；经历大规模风险提示和市场的洗礼后，投资者能够日趋理性和成熟。

　　我们希望创业板能够平稳推出和运行，寄望她成为新兴企业的摇篮，自主创新的平台，结构调整的推手，国民经济的引擎；寄望她成为分享成长的田园，引导创投的指针，促进就业的支柱，分散风险的渠堑；寄望她能够充分发挥优胜劣汰机制，活跃而规范有序地交易，深化投资者适当性实践；寄望她为资本市场大树吸取光热，输送养分，进而固养国民经济的水土。

　　创业板的推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程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的要义在于，60年前开始,我们演绎的是国与民以克服物质匮乏为目标的历史;30多年前开始,我们开辟的是以实现经济繁荣为目标的历史;近20年前开始，特别是从创业板推出之前的10年开始，我们已经在筹谋如何增加和分享物质丰裕，如何通过结构的演进、资源的分享和配置，去进一步挖掘物质繁荣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

　　中国创业板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和责任，走上荣耀和希望之路。

　　安启雷 李妍

　　当年的德隆系已作为一个失败的准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尘埃落定，然而“德隆事件”所折射出不少在金融监管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能够更及时地预警并采取管制措施，德隆风险不会积累到危机地步。笔者当年曾全程参与了德隆风险的化解与处置，认为有必要认真、客观地回顾分析这一事件，提出制度建议，以未雨绸缪，使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合法合规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一、德隆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

　　德隆集团是唐氏兄弟及其密切关联人分别或共同控制的众多企业的统称。该集团组织结构极为复杂，德隆集团企业既包括生产型企业，也有金融企业，大概由如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上市公司资产。主要包括德隆国际绝对控股的新疆德隆；由新疆德隆出面，控制屯河集团、湘火炬和合金投资3家公司，再由屯河集团控制新疆屯河，由新疆屯河控制的天山股份(14.93,-0.15,-0.99%)，6家企业呈现金字塔状谱系，组成德隆主要上市资产，这些上市公司再去控制庞大的下属公司体系。第二部分，德隆系金融机构，德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证券公司有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3家，关联证券公司有健桥证券、金信证券、宏源证券(21.84,0.82,3.90%)、三江源证券4家；控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有金新信托、伊斯兰国际信托、新疆金融租赁、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南京大江信托)等5家；关联密切的城市商业银行有昆明城市商业银行、南昌城市商业银行、株洲城市商业银行3家。据统计，德隆仅仅通过直接或委托持股方式，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共拥有营业网点345个，从业人员约5300多人。德隆总股本达71.96亿元，持股总计44.96亿元，占总股本的62.48%。其中德隆系企业持有股权17.04亿元，德隆委托他人持有股权27.92亿元，但多数委托持股因缺乏必要的法律文件而难以认定。第三部分，德隆系参股控股法人公司众多，共约有250多家。这些公司都是独立法人，独立承担其法人责任。这些公司有的是由唐氏兄弟及其密切关系人直接出面设立的非上市公司，游离在德隆国际体系之外，也叫“影子公司”或“壳公司”，有的由德隆国际直接出资设立，有的由上市公司参股，多数也是由德隆核心层享有经营控制权。

　　2004年4月间，风云一时的德隆系集团陷入整体失控，原因是德隆系股票崩盘、德隆控制的众多金融机构大量委托理财等很快以百亿元计的规模化为乌有，进而造成德隆系整体信用彻底坍塌。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地债权人纷纷保全资产，拖累德隆控制的实业资产也陷入困境。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相关部门，深入研究了德隆系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问题，并初步拟订了德隆集团风险处置的总体方案。针对德隆系金融企业，本着“区别对待，分类处置，加速退出，化解风险”的基本思路，将德隆系13家金融机构处置方式归纳为重组、撤销及关闭、转让股权三种类型，分别制订了各金融机构的处置工作方案。针对德隆系实体企业，按照“突出重点、分类处置、分步实施”的原则，加快资产处置，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重组处置。先后完成了天山水泥、中燕股份、屯河股份、合金投资4家上市公司的重组转让，化解了主要的金融风险，而且促进了证券市场的稳定，维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德隆类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违规资本运作。德隆的“资本运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及配股从证券市场一级市场上获得资金；二是坐庄操纵上市公司股价，将股价拉高，从证券市场二级市场中获取资金；三是将股价拉高之后，以股票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四是控制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发行个人柜台债和信托计划等取得资金；五是以下属企业名义从商业银行大量贷款，用作收购金融机构股权和股市操作；六是从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融资，转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七是挪用股民保证金；八是利用上交所国债回购大量融资。

　　(二)关联交易泛滥。内部关联交易，指的是公司成员之间发生的资产和负债，这些资产和负债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或有的。这些关联交易会妨碍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使监管当局难以了解其风险。由于关联交易的存在，使集团内部资金调拨十分容易。

　　(三)信息不透明，故意隐瞒重要信息。德隆注重资产和业务跨行业组合，甚至故意通过组合隐瞒真实状况，这种组合使得公司真实状况非常隐蔽。在风险处置过程中人们发现，德隆真实净资本模糊不清，“只有唐万新心里有一本账”。

　　从德隆系金融企业违规操作与资金链断裂互为因果最终导致德隆迅速瓦解的过程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工作还十分薄弱，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如何构建与金融综合经营相适应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监管的体制，在关联企业之间如何有效地构筑“防火墙”是摆在金融监管当局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德隆类金融控股公司引发的监管风险

　　关于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存在的相关问题具体如下：

　　(一)监管依然存在盲区。由于我国采取多元式监管，金融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监管。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仍然没有明确的监管框架。除了银行控股模式中作为母公司的商业银行明确接受银监会监管外，其他金融集团式和产业控股式的母公司均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二)监管部门权责不一。由于目前的监管体制，使得金融监管体系的职责比较模糊，权责不一。金融控股公司，不利于提高风险监管、处置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例如，为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动用了大量的资金，为停业整顿、关闭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然而，中央银行却并不对金融控股公司或各类金融机构拥有全面的监管权，法律上没有明确人民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知情权，这使得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状况监控处于被动的位置，难以完全掌握机构风险状况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并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控制，再贷款处置手段也难以更有效地发挥淘汰不良金融机构、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

　　(三)监管力度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监管部门没有全面核实金融控股公司资本。由于资本重复计算，控股公司可以使每个子公司都能达到所在行业的监管标准，但整个集团的资本却可能远远达不到要求。在现行监管体制下，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工商管理等部门都无法对其资本状况进行全面核实。其二，监管部门对控股公司内部交易行为缺乏有效监控。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交易甚至虚假交易，通过资产转移掩盖真实状况，放大经营风险。由于监管主体未明确以及技术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各监管机构都没有针对集团内部交易或衍生交易制订系统完整的监管方案，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导致金融风险迅速累积和扩大。

　　(四)监管机构缺乏系统合作。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涉及多个行业，不同行业的监管标准、监管方法、监管重点各不相同，各监管机构当局难以相互理解，彼此之间又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很难掌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因此形成了横向来往，纵向监管，监管措施与监管行为无法系统对应，导致了外部约束缺失，因此近年各类金融案件中，尤其是证券行业，各种非法、违规行为此起彼伏。

　　四、对监管部门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相互沟通，协调配合，信息共享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强调，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探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制度，既要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又要减少重复监管。笔者亦认为，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措施以亡羊补牢，提高政府监管的权威。

　　(二)明确对控股集团设立和准入的监管条件。德隆作为一个资金实力与人才储备均不雄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膨胀为跨数十个产业和几乎涉猎国内所有金融业务的庞然大物，说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把关不严。所以，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市场准入资格、控股范围、模式、比例等方面的要求，对于新设和通过收购演变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机构可联合进行准入审查，并加强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以限制实业企业对金融企业的控制能力。

　　(三)引入风险预警机制，发挥提前监管，未雨绸缪。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事后的监管，缺乏超前性和预警性，问题一旦发生就会给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总结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监管机构应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防范，从整体上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程度进行总体监控和系统性评估，评估内容要涉及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大额内部交易、不良关联交易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等多各方面。

　　(四)加强监管合作。对于监管结果或发现的问题，监管者之间要建立规范的沟通渠道；人民银行可以统筹协调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必要时，组织对金融集团实施同步监管检查；其他监管机构根据金融业务的分类，按业务性质实施功能性监管，共享监管结果，人民银行进行综合分析，并向其他监管机构通报，以便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五)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因而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六)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首先要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监管，必须在微观层面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建立起一个由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和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其次，应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防止金融控股公司与附属机构利用关联交易转嫁证券交易风险。

　　(七)加强信息披露。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因此，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不可或缺。金融控股公司应定期、充分披露有关集团运作、各子公司尤其是银行、保险、证券子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还须向监管机构报告有关控股公司对风险集中进行确认、监控和管理的制度和政策。

　　维护金融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德隆事件”的意义在于应对其发生的事件成因、外部环境、监管现状以及更深层原因作出探究、分析，以加以改进、预防、处理，用以完善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健全监管机制和法制环境，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稳步进行。

郑子冲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评价《财经》杂志时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这个奇迹正在坍塌。

5年前，《财经》记者前往广州报道“南都案”。5年后，南都记者跑到北京报道“《财经》震荡”。中国传媒业的进化史竟然如此吊诡，程益中被迫入狱，胡舒立拟将辞职——两人可谓不世出的新闻业标杆人物。

体制之困

4月下旬，我在泛利大厦19层接受主题为杂志转型网络化的培训时，胡舒立以惯有的犀利如锋的语言说，“我不用考虑经营，他们天生就应该赚钱；我不需要说服投资者，挣钱再多也不能花”。

与投资方联办的关系此时已现芥蒂。

屡屡报道体制弊病的《财经》，先天就受体制之困。

《财经》杂志创办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作为灵魂人物的胡舒立在最初几年只是打工仔，和股权沾不上边。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财经》对自己的利润分配插不上话。

众所周知，《财经》记者工资在业内并不高，与其崇高名声实不相称。

这次《财经》震荡并非表面上的人事纷争，并非简单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战略之争、道路之争和理念之争。

1998年受邀创办杂志时，胡舒立提出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

在胡舒立的力主与坚持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设立了一道鲜明的“防火墙”,信奉编辑独立是对商业利益的最好保障。

就我所知的两则案例，一为黄光裕出事前夕，国美一高层提着几十万要赞助《财经》会议活动，被拒；一为某大银行看到即将付梓的一条新闻，提着30万去找胡舒立“控负”，也被拒。

独立性原则的回报堪丰。《财经》11年来先后发表了“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SARS调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上海社保案“、“谁的鲁能”等一批重大财经新闻报道，成就其国内首屈一指的财经媒体地位。

战略分歧

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编辑部与出版商关于未来战略出现分歧。

《纽约客》数月前报道说，财讯传媒董事局主席王波明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半开玩笑地说：“我怕她！”

经济不景气也在考验王波明。财讯传媒上半年财报亏损4110万港元，《财经》带来的收入约为5410万港元，仅比去年下降了16.9%，《证券市场周刊》的收入降幅高达66.1%。

更大的压力可能在于媒体环境的收紧，联办以及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对于采编权的干涉越来越多，短短几个月，从央视到石首到新疆到通钢，《财经》已经撤销或者推迟了多篇重量级稿件——正是这些调查性报道，支撑起胡舒立为业界称道的“新闻专业主义”梦想。

出版商希望内容局限于金融数据，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少做政治、法制、揭黑报道。这显然为胡舒立所不乐意，她希望继续提供更广泛的新闻报道，尽管有时可能会挑战媒体环境的极限。

杂志主业之外的项目也受到牵制。

早在3月初，《财经》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但这个“财项目”最后未能获得出版商支持。

“财经网是《财经》生存下去的必须”，这两年，胡舒立全力推出财经网，去年2月改版以来的人员已达180人，但很显然，包括进一步的软硬件设施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投资。

由此，雄心勃勃的胡舒立及其高管希望控制杂志的融资，从而扩张业务，发展包括新闻服务在内新的媒介产品，也希望引进新的投资，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但显然已遭到反对。

何谈理想

“厂主总是对的，工人总是错的。”这是狄更斯笔下的《艰难时世》。

现在正是胡舒立的艰难时刻。胡舒立出走拷问各方，不仅仅是体制，不仅仅是联办，不仅仅是《财经》，也包括胡舒立自己。

最新消息说，胡舒立所辖的采编队伍出于职业道德考虑，还要继续坚守两期，可能等到11月9日的杂志出版后，才正式离开。

没有了“灵魂人物”胡舒立的《财经》还叫《财经》吗？

不可想象，失去胡舒立的《财经》将会如何？不可想象，失去《财经》的中国财经纸媒将会如何？失去胡舒立及其主创的《财经》杂志，中国深度新闻纸媒的未来，更是不可想象。

因为，除了胡舒立之外，还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完全独立”的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

10月7日，心情复杂的胡舒立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无法确定的愿景》。

她写道：“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稍早前，程益中在一个非公开场合对我说，媒体不过就是大众利益的“看门狗”，社会分工就是舆论监督，这个社会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

胡舒立说：《财经》就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现在，这棵树暂时拒绝了啄木鸟，树，还是更喜欢喜鹊一些。

(作者系知名财经媒体人)

◇相关新闻

《财经》杂志称确有人事变动

消息人士称《财经》副总编杨大明可能留守

针对目前媒体报道的《财经》在人事上的变动，财经网周三发表公告称，人事上确有变动，但《财经》运行正常。

《财经》杂志近日的高层变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目前《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去留仍然是个未知数。

有消息人士周三透露，胡舒立去意已决，而《财经》副总编辑兼编辑总监杨大明将选择留守。《财经》杂志公关负责人并未确认此事。

此前的始于《财经》杂志经营团队的人事地震，除了吴传晖之外，还有两名副总经理和8名核心业务总监辞职，加上其他员工共约70人。

不过在港上市的财讯传媒至今未披露执行董事辞职一事，股票亦未停牌。9月底财讯传媒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在今年上半年的1.15亿港元收入中，《财经》带来的收入约为5410万港元，占了半壁江山。财讯传媒股票连日亦波动剧烈。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导致这次人事地震的导火索是：《财经》团队与其唯一的股东联办在《财经》未来发展出现理念冲突。为此，胡舒立与吴传晖以及团队建议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改善股东结构，保持原有的发展道路，也为传统媒体转型寻找可行路径。但从经营部辞职事件可以看出，谈判进展并不顺利。经营团队的辞职使得胡舒立变成孤军奋战。

据新浪财经

第一财经董事长高韵斐转投文新集团

据消息人士透露，上海媒体高层也有人事变动。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韵斐近日正式调离文广集团，到文新集团任副总。

第一财经是上海文广集团旗下的机构,　是集广播、电视、报纸于一体的财经资讯供应商。

高韵斐的下一个东家——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也是上海的媒体巨头，旗下有：《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

据搜狐IT

《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辞职拟办新刊

竞争剧烈的中国期刊市场年内又将多出一支新生力量，由《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仲伟志领军，一本全新跨界商业类杂志呼之欲出。

据悉，《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仲伟志已于国庆前宣布去职，该报社论委员会召集人、首席评论员、《观察家》主编孟雷也一并离去。仲伟志的创始团队中，还有著名投融资专家卞华舵博士、《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陈海。陈海也与仲、孟二人同一天从所在机构离职。据悉，创始团队中的其他高管也多为媒体运营资深人士，一些在国内有影响力的知名记者和编辑也将陆续加盟。

据了解，仲伟志与其新创立的北京远见文化传播公司已经拿到2000万元的天使投资，进军传媒领域也是这位神秘投资人多年的夙愿。

仲伟志透露，他们要做一个中国领先的商业文化传媒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远见传播”。

本报综合

国内领先财经媒体《财经》杂志国庆节前传出人事震荡，总经理吴传晖于9月25日辞职，包括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几乎全部中层管理团队也于9月29日递交辞呈，一同辞职的还有经营部门的60多人。实际上在此之前，《财经》杂志就多次传出总编辑胡舒立等人要离职的消息，只是此次事件正面印证了之前的传言。《财经》杂志的工作人员日前表示，采编队伍的高层已经向主管单位“联办”摊牌，最多一个月之内《财经》的采编队伍变动就会见分晓。

“你最好还是去看看网上的那些八卦吧，我这里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财经》一位女记者笑着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上面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而另外一位资深记者则表示：“现在采编队伍都很稳定，大家都在安心工作，该干嘛的都在干嘛。”

集体出走的经营团队

发表于和讯网2009年10月14日凌晨2：11的《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财经杂志胡舒立采编团队或步经营团队后尘集体辞职》，已经于14日上午消失于各大网站，仅仅在百度的快照里还能看到内容。

这个报道透露：胡舒立将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建立一家新的媒体，部分资金将来源于中金创始人之一方风雷旗下的基金，“小超人”李泽楷也可能参股进入。浙报业集团提供的更多的可能是刊号等体制资源，而主要的资金方则来自外围，管理团队由胡舒立掌控。

这个报道引发了传媒界的无限联想，时代周报记者于14日上午致电《财经》公关部，就此传言向其询问时，公关部一位女士表示：胡舒立仍在正常工作，采编队伍没什么变化。

早在9月份，业内便传出爆炸性消息，由于《财经》杂志与主办单位出现矛盾，主编胡舒立及高层集体出走。但9月28日，《财经》方面发布公告澄清，称出走消息为谣言，并表示“此事毫无事实根据”。然而不到半个月后的10月12日，传出证实性消息：吴传晖等经营高层及经营部门共60多人，9月25日递交辞呈。据悉，《财经》经营团队有90余人，此番离职人数比例约为70%。

吴传晖曾被《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称为“我最重要的搭档”，也是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执行董事，其辞职已获集团批准。吴传晖早年曾在香港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投身投资银行业，加盟《财经》杂志后，随着《财经》在国内传媒业界地位的提升，吴传晖也日渐成为国内传媒经营界的明星人物。分析人士称，她的离去意味着《财经》的半壁江山已失。

《新文化报》透露：新媒体平台将纳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利用其刊号，主攻两块阵地：一块是周刊，可能会命名为“财经新闻周刊”；一块是拥有国家一类新闻资质网站牌照的财经网站。《财经》内部一位采编骨干证实了上述消息，“我们离开后，时间不会太长，新周刊就会试发行。”

《财经》对胡舒立“庙太小了”

《财经》一位记者向时代周报透露，《财经》采编团队也将在可能会在一个月左右集体离职。

“经营团队选在9月末离职，主因是第四季度要进行广告发行征订等工作，《财经》管理高层去意已决，决定由经营团队率先离职，着手筹备事宜。”消息人士说，“至于采编队伍，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不会立刻抽身走人，还要继续坚守两期，可能会在本月20日左右递交辞呈，11月9日的杂志出版后，正式离开。”

凤凰网一位高层人士则对此表示因为不了解详情，不便置喙：“具体是利益之争、道路之争、理念之争、权力之争，还是有更深的背景？不好说。”

新周刊一位记者对《财经》的变动有些扼腕：“(《财经》)一直是胡舒立的理想啊，但一本杂志的容纳力显然有限。不是冲突，是溢出。财经对胡舒立而言有天花板，那么多牛人窝在一个杂志，缩手缩脚的，庙太小了。”

《东方早报》一位部门负责人对此则觉得很吃惊：“10年，没想到这么突然。以前以为胡舒立可以顶住一切。不过，现在我相信胡舒立下一站也生猛。”

中华传媒网主编何伟佳则对走掉的那60人很关心：“他们是去做新的杂志吗？我觉得走掉的那个团队的动向，倒是值得关注一下。”

理念冲突还是利益冲突？

对《财经》震荡的原因，有评论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财政权，二是独立采编权的丧失。

在中国，媒体必须寻找一个公有制挂靠单位，获得刊号才能出版。此前，《财经》挂靠的单位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但是，这种挂靠的体制也决定了《财经》对于自己的利润分配插不上话。目前财经年广告收入以亿为单位计算，然而这些钱最终到底属于《财经》，还是属于联办？至少从记者的收入就可看出端倪。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财经》记者的工资在业内不算高，与《财经》杂志及记者的业绩声望很不相称。

在没有财政权的情况下，胡舒立之所以一直决定继续挂靠联办，是因为联办给了她自由采编权。

从以往可以看到，联办对于《财经》采编是很少干涉的，这保证了《财经》成为全国最有魄力的媒体之一。除了少数报道，一般的稿件都能够保持其犀利的风格。

据媒体报道，胡舒立仍未放弃最后希望，她在等待《财经》主办单位“联办”大老板王波明从国外归来，期望再次谈判，解决问题。这一消息被知情人士否认，他称，“今天(13日)一早我在单位电梯里还看到了王波明，不存在再谈判可能。如果双方能谈拢，也不会拖到今日这个境地。”

有分析认为，《财经》经营部门的先期离职，可能是去搭建一个新的平台，这样，新的架构实际上一建好，资金一到位，当(采编)人员辞职后，马上就可以为新的平台工作，中间不会出现太大的间断。传言中的《财经》离职团队在引入外部投资时，其记者资源也可能会作为一部分资产入股，这意味着，至少有一批资深的采编人员有可能获得股权的激励。如果走出这一步，将是采编资源市场化的一次尝试，并能带来长期的激励机制。

而《财经》杂志的一位资深记者则表示：“采编团队与主管方早已摊牌，顶多一月内就能见分晓。这个消息或许是利好吧。”但是他没有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利好”在哪里。

北京一位杂志的社长助理则对大家传言的利益之争的说法不予赞同，她认为：“不是大家理解的利益这么简单，如果是战略方向产生严重分歧，会比看重利益更严峻。媒体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是管理团队的心血，就像自己的孩子。资方和管理团队立场是不一样的。商人和媒体人也是不一样的。”

著名传媒人范以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财经》杂志最近的变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他认为：“这么优秀的一个杂志，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出现如此震荡，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应该是跟它的管理层的理念、管理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是我们传媒人追求的理想、理念跟资方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胡舒立)他们感到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施展，所以就要求离开。不过，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对于整个传媒界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可以预料的是，管理者对传媒的这种管理方式方法，理念的追求，平台的施展方面，如果没有令传媒人感到满意的话，随时就可能发生冲突。他们集团的那种变动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去年前，下属的几个画报啊、网站啊，已经有一批人离开了。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财经类杂志又发生了震荡，应该说，在这个集团不是个别现象，这几家媒体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离职事件，管理层在这方面应该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其他的管理者应该有警示的作用。因为我觉得《财经》做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不论是它的内容，还是经营。出现这种集体辞职，可能是管理层的理念，管理的方式、方法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要调整，不调整，很可能以后会出现第二批、第三批的辞职。”

10月7日，胡舒立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无法确定的愿景》。

她在文章中写道：

“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国内领先财经媒体《财经》杂志国庆节前传出人事震荡，总经理吴传晖于9月25日辞职，包括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几乎全部中层管理团队也于9月29日递交辞呈，一同辞职的还有经营部门的60多人。实际上在此之前，《财经》杂志就多次传出总编辑胡舒立等人要离职的消息，只是此次事件正面印证了之前的传言。《财经》杂志的工作人员日前表示，采编队伍的高层已经向主管单位“联办”摊牌，最多一个月之内《财经》的采编队伍变动就会见分晓。

“你最好还是去看看网上的那些八卦吧，我这里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财经》一位女记者笑着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上面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而另外一位资深记者则表示：“现在采编队伍都很稳定，大家都在安心工作，该干嘛的都在干嘛。”

集体出走的经营团队

发表于和讯网2009年10月14日凌晨2：11的《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财经杂志胡舒立采编团队或步经营团队后尘集体辞职》，已经于14日上午消失于各大网站，仅仅在百度的快照里还能看到内容。

这个报道透露：胡舒立将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建立一家新的媒体，部分资金将来源于中金创始人之一方风雷旗下的基金，“小超人”李泽楷也可能参股进入。浙报业集团提供的更多的可能是刊号等体制资源，而主要的资金方则来自外围，管理团队由胡舒立掌控。

这个报道引发了传媒界的无限联想，时代周报记者于14日上午致电《财经》公关部，就此传言向其询问时，公关部一位女士表示：胡舒立仍在正常工作，采编队伍没什么变化。

早在9月份，业内便传出爆炸性消息，由于《财经》杂志与主办单位出现矛盾，主编胡舒立及高层集体出走。但9月28日，《财经》方面发布公告澄清，称出走消息为谣言，并表示“此事毫无事实根据”。然而不到半个月后的10月12日，传出证实性消息：吴传晖等经营高层及经营部门共60多人，9月25日递交辞呈。据悉，《财经》经营团队有90余人，此番离职人数比例约为70%。

吴传晖曾被《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称为“我最重要的搭档”，也是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执行董事，其辞职已获集团批准。吴传晖早年曾在香港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投身投资银行业，加盟《财经》杂志后，随着《财经》在国内传媒业界地位的提升，吴传晖也日渐成为国内传媒经营界的明星人物。分析人士称，她的离去意味着《财经》的半壁江山已失。

《新文化报》透露：新媒体平台将纳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利用其刊号，主攻两块阵地：一块是周刊，可能会命名为“财经新闻周刊”；一块是拥有国家一类新闻资质网站牌照的财经网站。《财经》内部一位采编骨干证实了上述消息，“我们离开后，时间不会太长，新周刊就会试发行。”

《财经》对胡舒立“庙太小了”

《财经》一位记者向时代周报透露，《财经》采编团队也将在可能会在一个月左右集体离职。

“经营团队选在9月末离职，主因是第四季度要进行广告发行征订等工作，《财经》管理高层去意已决，决定由经营团队率先离职，着手筹备事宜。”消息人士说，“至于采编队伍，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不会立刻抽身走人，还要继续坚守两期，可能会在本月20日左右递交辞呈，11月9日的杂志出版后，正式离开。”

凤凰网一位高层人士则对此表示因为不了解详情，不便置喙：“具体是利益之争、道路之争、理念之争、权力之争，还是有更深的背景？不好说。”

新周刊一位记者对《财经》的变动有些扼腕：“(《财经》)一直是胡舒立的理想啊，但一本杂志的容纳力显然有限。不是冲突，是溢出。财经对胡舒立而言有天花板，那么多牛人窝在一个杂志，缩手缩脚的，庙太小了。”

《东方早报》一位部门负责人对此则觉得很吃惊：“10年，没想到这么突然。以前以为胡舒立可以顶住一切。不过，现在我相信胡舒立下一站也生猛。”

中华传媒网主编何伟佳则对走掉的那60人很关心：“他们是去做新的杂志吗？我觉得走掉的那个团队的动向，倒是值得关注一下。”

理念冲突还是利益冲突？

对《财经》震荡的原因，有评论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财政权，二是独立采编权的丧失。

在中国，媒体必须寻找一个公有制挂靠单位，获得刊号才能出版。此前，《财经》挂靠的单位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但是，这种挂靠的体制也决定了《财经》对于自己的利润分配插不上话。目前财经年广告收入以亿为单位计算，然而这些钱最终到底属于《财经》，还是属于联办？至少从记者的收入就可看出端倪。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财经》记者的工资在业内不算高，与《财经》杂志及记者的业绩声望很不相称。

在没有财政权的情况下，胡舒立之所以一直决定继续挂靠联办，是因为联办给了她自由采编权。

从以往可以看到，联办对于《财经》采编是很少干涉的，这保证了《财经》成为全国最有魄力的媒体之一。除了少数报道，一般的稿件都能够保持其犀利的风格。

据媒体报道，胡舒立仍未放弃最后希望，她在等待《财经》主办单位“联办”大老板王波明从国外归来，期望再次谈判，解决问题。这一消息被知情人士否认，他称，“今天(13日)一早我在单位电梯里还看到了王波明，不存在再谈判可能。如果双方能谈拢，也不会拖到今日这个境地。”

有分析认为，《财经》经营部门的先期离职，可能是去搭建一个新的平台，这样，新的架构实际上一建好，资金一到位，当(采编)人员辞职后，马上就可以为新的平台工作，中间不会出现太大的间断。传言中的《财经》离职团队在引入外部投资时，其记者资源也可能会作为一部分资产入股，这意味着，至少有一批资深的采编人员有可能获得股权的激励。如果走出这一步，将是采编资源市场化的一次尝试，并能带来长期的激励机制。

而《财经》杂志的一位资深记者则表示：“采编团队与主管方早已摊牌，顶多一月内就能见分晓。这个消息或许是利好吧。”但是他没有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利好”在哪里。

北京一位杂志的社长助理则对大家传言的利益之争的说法不予赞同，她认为：“不是大家理解的利益这么简单，如果是战略方向产生严重分歧，会比看重利益更严峻。媒体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是管理团队的心血，就像自己的孩子。资方和管理团队立场是不一样的。商人和媒体人也是不一样的。”

著名传媒人范以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财经》杂志最近的变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他认为：“这么优秀的一个杂志，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出现如此震荡，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应该是跟它的管理层的理念、管理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是我们传媒人追求的理想、理念跟资方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情况下，(胡舒立)他们感到这个平台没有办法施展，所以就要求离开。不过，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对于整个传媒界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可以预料的是，管理者对传媒的这种管理方式方法，理念的追求，平台的施展方面，如果没有令传媒人感到满意的话，随时就可能发生冲突。他们集团的那种变动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去年前，下属的几个画报啊、网站啊，已经有一批人离开了。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财经类杂志又发生了震荡，应该说，在这个集团不是个别现象，这几家媒体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离职事件，管理层在这方面应该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其他的管理者应该有警示的作用。因为我觉得《财经》做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不论是它的内容，还是经营。出现这种集体辞职，可能是管理层的理念，管理的方式、方法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要调整，不调整，很可能以后会出现第二批、第三批的辞职。”

10月7日，胡舒立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无法确定的愿景》。

她在文章中写道：

“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财经传媒界近来变局不断，从彭博社收购商业周刊到《财经》的人事变动无不引发人们的重点关注。这些变局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未来财经媒体的生存发展之道在哪里？《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环球企业家》杂志董事总经理陈婷10月19日做客新浪财经，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雪婷。财经传媒界近来变局不断，从彭博社收购商业周刊到《财经》的人事变动，从央视频道改版到新浪MBO无不引发人们的重点关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新浪聊天室的嘉宾，《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您好。

　　何力 ：您好。

　　主持人：第二位嘉宾是《环球企业家》杂志董事总经理陈婷，您好。

　　陈婷：您好。

    财经与商业金融信息服务大变革的时代已到来

　　主持人：这些所有变局的背后，到底隐藏哪些深层的原因，今天两位老师将跟大家一起讨论，首先我想问两位老师的是最近财经的人事变动引发了大家非常大的关注，吴传晖带领他的经营团队60多个人离开了在业界声誉非常好的杂志，不知道二位老师听到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何力 ：这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决定的。应该说既意外也不意外，《财经》从一个报道者成为一个新闻事件的中心、焦点，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既是意外的也不是意外的，甚至刚才所举的关于中国乃至中国其他地方财经媒体身上的变化，可能是产品、服务、人事、资本、技术，所有的这些变化，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以及所谓背后的原因的话，总得来讲一句话就是外部的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中国的金融市场，2020年中国上海会有一个中国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在香港的人民币业务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人民币跟周边国家，包括货币互换还有外贸的作为结算方式或者结算货币的试点都在不断地扩大，金融市场不用说，原来新浪的港股直播行情好像还是收钱的，现在也是免费的，新浪还关注美股。所有的这些表明，投资者的数量在增长，金融从业人口在增长，创业板很快要开出，给你一个基本数字，如果算算中国GDP每年增长8%，到2020年中国GDP规模大概达到100万亿人民币的水平。

　　主持人：正如您说的中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成长，所以作为报道经济的财经媒体必然获得了更大的报道和成长的空间，对吗？

　　何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现在变得很大了，毛要跟得上皮的发展，说来说去，过去所简单理解的财经媒体市场应把它称之为金融与商业市场的信息服务者或者提供者。这是我们市场的定位，或者对市场的看法。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已经不仅仅有财经媒体的参与，还看到很多其他的做金融数据的企业参与。你知道最近所有的外资的金融数据服务企业都已经获得了在中国提供这项服务的牌照，主要的这几家，彭博、道琼斯、路透都已经获得这个牌照，比如第一财经也有计划做这样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市场在不断地成长，在不断地扩大。如果说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行业大发展的到来。彭博不是上市公司，彭博一年的收入多少，我不知道。你可以算一算彭博一个终端大概多少钱，恐怕上万美元的服务费，全世界总得有几万个终端，从他自己公布的数据来看，你看是多大的量，30亿美金一家金融服务信息市场的规模，我们现在谁达到这个规模？

　　主持人：所以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的财经媒体大繁荣大变革的时代。

　　何力 ：应该叫财经与商业金融信息服务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

　　主持人：就像刚才谈到的无论财经的人事变化也好，还是彭博的收购也好，都是顺应这种潮流下的应势而动的举措。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视角回归到微观视角，陈婷老师，您觉得《财经》目前的人事的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您如何评价这个事情？

　　陈婷：这个事情具体评价很难做，内部的变化有深层的不为外部所知的原因所造成的，我自己的感受首先很惊讶，因为《财经》，我们都是做平面媒体，《财经》一直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份媒体，而且每个月可能看的最仔细的也是《财经》，包括胡舒立也是我很多年以前就是我的偶像。出现这个问题以后，首先我很惊讶，而且以这么大规模的人事变化，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可能何老师了解的信息更多。他可能认识的态度跟我有点不太一样。其次的我回顾一下我们业界发生的变化，我认为可以理解的，倒推回去，这次《财经》因为规模太大，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去年这个时候到今年这个行业发生很多事情，串联一下，从财经的这次变局，到今年年初的《IT经理世界》出版人好几个骨干一起创业，做了一本叫《商业价值杂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牛文文主编去年自己创业做《创业家》杂志，包括何老师所在的机构一财的变化包括我所在的机构在年初也有一些大的变化，可能规模没有《财经》那么大，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可能从今年开始，应该说媒体跟资本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过去有相当长的时间里，媒体人大部分都是为理想而工作，它不会太多想市场，太多想资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媒体行业里，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突出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形势不一样了，因为国家也在推动整个新闻产业的改革，媒体产业的改革。微观到媒体人，也有一批优秀的媒体人从单一的媒体人成长成为媒体企业家，比方说何老师，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陈婷：这种成长他需要漫长的过程，过去想我需要有一个理想平台实现传媒理想就OK，让我发出我想发出的声音就可以，未来随着大家对资本市场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才会发现其实媒体人成长为媒体企业家不是没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在这中间会有一批的先驱先跳下水去，当然会成为先烈还是先驱，靠时间来验证，事实来验证。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媒体的形态融合也是大势所趋了。过去讲一纸风行天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再讲到一个媒体的时候，不能简单把它看成杂志，或者就是电台的一个节目，我们杂志定位我是锁定目标受众，目标人群，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一个机构，跟何老师讲的一样，你是信息提供商，你提供的东西会通过平面的形态，电视形态或者互联网的形态到达你的受众，最后你经营的是你的受众，你经营的这个人群。这种变化真得是大势所趋，可能挡不挡不住，具体到《财经》内部，我们作为同行，不方便做太多的个人评价。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过去30年来，我们媒体环境一直受限比较严重，随着媒体环境的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好，传媒人也好，投入到创业之中，何老师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先驱，来说说您的情况。

　　陈婷：对，传媒企业家成长的大气候、小气候都已经具备了，肯定有优秀的传媒人成长为传媒企业家，何老师就是我们身边很典型的代表。

　　何力 ：我真的不是代表，而且我也不是传媒企业家。

　　陈婷：谦虚。

　　何力 ：我只是新闻工作者，至少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局，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是你不行。你这个行业，你这个行业的技术，人才、包括资本的规模、企业的规模，发展水平、管理水平、提供产品的质量等，不能满足这个市场的需要。我认真学习温家宝总理去北京35中学以后的谈话，他说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我认为这句话我要是从事教育行业的，我听起来会脸红的，我认为这个市场发展这么快，行业发展这么快，比如就是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个发展的速度，你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你跟不上行业的需求和发展，羞愧。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中很多人是希望能够去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一有一个网友我看到，人家总结得很精辟，人家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也有人总结为体制问题，可能现在生产关系不能适应财经资讯或者商业金融资讯提供者的生产力的发展的需要了。

　　主持人：您觉得那时候您的自主性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满足，最大的制约是什么？

何力 ：对我最大的制约是我自己不行，我自己的能力水平不行，但对这个市场和对这个行业最大的制约一定是体制问题。刚才陈婷讲得非常好，讲到商业模式、技术和资本市场，这个展开讲能讲很多。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行业如果能够有一个健康快速的发展，怎么能离开新的技术，怎么离开商业模式的创新，怎么能离开资本的介入，没有这些，当然竞争谈不上很充分，所有这些都不具备，所谓体制问题，这些外部要素或者这些核心要素是有利于市场发展，还是经常受到限制。我现在想引资，想立刻办个工资，薪酬，好人能开200万，不知道，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约束，束手束脚，没竞争。也不能说从事财经媒体的人天生都是笨人。坦率来讲，跟其他行业发展比，媒体行业，整个文化产业，包括财经、金融信息服务业确实跟不上市场发展的需要，也跟不上用户的需要。

　　陈婷：跟不上需要，还有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传媒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跟物质资本的对接上，可能确实需要比较漫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刚才何老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体制过去确实给中国的媒体带来很多的约束，我这边有一个选择题给二位老师，作为财经媒体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一是新闻价值和新闻理想，第二是说市场的需求，第三是老板的需求。二位会把哪个排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或者如何在这几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何力 ：我个人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需求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从来不人为割裂事物，人为的把一二三对立起来。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需求之间是有很大的重叠和共性，我们这么认识问题。

　　主持人：求同存异。

　　何力 ：就是这样，这样才能推进事向前做。

　　陈婷：我支持一下主持人，我还是做一个排序。我还是把市场排在第一。因为传媒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在市场跟读者之间的争论已经很多年了，包括在国际上也在争论，我是比较尊重市场的人，所以我是把市场放在第一位，新闻价值如果得不到市场的认可跟检验的话，其实新闻价值很多时候成为自娱自乐，至于老板的需求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两者都得到了满足，老板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真正有理想，投资传媒行业的老板们，他们是能够耐得住这种等待甚至寂寞的，他知道前两者满足了之后，他的需求也就满足了。

　　主持人：比如说有一些财经媒体受到业界的广泛推崇，是源于他们更多会涉及到大家平时不太敢碰触的领域，比较敢说话。作为出资方来说，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以让这个媒体看起来更安全、走得长远一点，如果出于这样的原因干涉到媒体的采编，二位可以接收吗？

　　陈婷：至少在我工作的机构，我的投资人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一直觉得我们挺幸福的。没有提过从新闻价值角度来看无理的价值。如果过度敏感的话题，你不顾一切的去碰，你的身份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这里需要传媒人需要他的平衡智慧，这里做得比较好的是何力老师，因为他从《经管》到《一财》，在市场跟新闻价值有时候是走纲丝的感觉，他一直把握得特别好，何老师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何力 ：刚才我讲过了，你说人与人之间是共性多还是差异多，其实这是伪问题，你可以争论没完没了，有人说还是共性多，两眼一个鼻子，染色体都差不多，只是男女之间有差异。也有人说差异多。我确实认为抽象意义去讨论这些问题，价值不是很大，我们不如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上或者具体的实践上，去进行探讨和摸索，我相信陈婷也好，主持人也是从事新闻工作，你在具体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决策和判断，因为你所面临的也没有那么简单，好像只有A和B这样两个选项，你有没有接受过媒体伦理学的教育，媒体伦理学也不是A和B两个答案。比如简单举个例子，你的广告主他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他同时又是你的广告主，请问你要不要报道，这是我们在美国进行媒体伦理培训的时候，老师出的其中一道题。

　　主持人：那到底要不要报道呢？

　　何力 ：有很多答案，老师说要看这个广告主是你唯一的广告主吗？还是说有很多个广告主，而且还要看这个广告主出的是什么产品质量问题，是人命关天还是仅仅印错了一个说明书，他其实是讲伦理也好，道德也好，尺度也好，是我们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它不是法律，法律有法律的界限，但是道德这个界限更多是自律。你做人做事都是这样，每个人的偏好，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不一样，当然有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证据和明显的错误的区别。

    互联网带来了传媒商业模式的变化

　　主持人：所以选择的方式也有很多。最近彭博社选择收购商业周刊，商业周刊已经存在80多年了，但是还是没有挡住金融危机这次冲击，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次收购？

　　何力 ：美国的商业周刊我去过一次，他是卖劳希尔公司下面的产品，下面有很多产品，包括财经图书的出版，包括指数产品，标准普尔也是他的。他作为一个孤立的业务，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美国这样的市场上，它的印刷媒体面临互联网的冲击可能比较直接，这个跟中国情况不完全一样。彭博买从产业链角度来讲，挺名正言顺的或者挺顺其自然的，因为彭博跟道琼斯不一样，从金融信息服务起家的企业，后来又办了月刊，还办了电视节目，当然有彭博通信社，这是他最基础的金融信息服务，他买商业周刊比较关注商业创新和商业模式革命的这样一本杂志，对他整个业务架构来讲是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过去比较偏重金融市场，金融信息，这个商业周刊又比较偏重于商业、企业的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和新的商业思想，这两个搞到一起，蛮好的。

　　主持人：所以产业链上是一个挺好的补充，陈老师怎么看？

　　陈婷：这里大家议论比较多是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的问题，实际上是传统媒体受到巨大的挑战，才会出现接二连三的事件，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分裂的讨论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在未来的融合肯定是大的趋势，我前面讲过，何力是做第一财经的，未来我们再讲起第一财经，不会觉得就是一本杂志。

　　何力：第一财经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一本杂志。

　　陈婷：我们看到第一财经周刊是一本杂志，但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们想到一本杂志的时候，会想到他不是过去一本传统意义上物理状态上的杂志，而是内容信息提供商或者内容信息服务商，只是它生产出来的内容通过不同的渠道传递出去。另外新媒体跟传统媒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媒体如果没有传统媒体采编，大量积累多年采编人员的支持，新媒体就是空的，这里的融合还是非常大的趋势。

　　主持人：从彭博这件事上来看，这是一个产业链完善的过程。互联网也是这样，从前网络媒体是信息的集纳商，把第一财经周刊的报道也好，把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报道也好都拿过来通过网络传播。现在已经发展到互联网也有自己的原创队伍，最终往媒体本身的属性进行回归，这也是种产业链的完善对吗？

　　陈婷：我们讲传统的编辑部更多是生产研发部门，而不是把内容集纳出来，一定为某个杂志或者某个栏目服务的，可能生产出很多东西，由市场部门把它分散到各个渠道去发表。这个趋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无论是第一财经还是21世纪的报系，还是和讯传媒，大家的整合程度、幅度都不太一样，但是这是大势所趋。今天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英雄媒体，英雄人物，单枪匹马的骑士越来越会归纳到某个集团里作为重要的产业链来生存。

　　何力 ：我认为，观察一个行业是不是到了一个大发展或者是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做管理咨询的人，他讲那就是看目前是不是大企业发挥作用的时候，大企业的机会变得多了，其实财经媒体市场明显是这样，单一的产品的市场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对于现在的单一产品来讲，他们更多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要更细分，更专业化才能生存下来。未来的市场佼佼者应该是全方位的，全媒体的，既有基础资讯产品，又有增值服务的大的机构。一定要搞清楚，基础信息服务和增值服务，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看待，很多人说过没做过互联网的人老分不清什么是基础服务，什么是增值服务，其实未来也是这样，也许基础服务是交叉补贴或者通过第三方付费的方式去实现，但是增值服务更多是产品直接卖给用户或者通过B2B、B2C的形式去实现。技术的创新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更不用讲了，包括现在看到的从一个大型计算机的时代，到知识民主化PC时代，到未来的云计算所带来的信息效率以及信息给你进行匹配程度的提高，那是大量提高的。你过去说看一个电视，我现在是想买汽车，可是这个电视给我发的广告都是卖房的广告，对我来讲是浪费，但是我现在就想买汽车，给我放的都是卖汽车的广告，这都是高效的行为，你今天在google上搜一个东西，就看信息匹配得好不好，那就不是广告。未来内容和商业的界限都在发生变化，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主持人：刚才提到传媒会越来越注重市场的需求，把用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就互联网来说，它是和用户能进行很好互动的媒介，如果开发一个新产品，可以搞测试版，看看点击量高不高就知道市场的需求。但对目前的纸质媒体而言，怎么更快了解市场需求什么，通过什么媒介呢？

　　何力 ：你说我是不是市场的一员？

　　主持人：您是说看自己的需求来推断别人的？

　　何力 ：非常重要，特别对于传统的印刷媒体来讲，传统的印刷媒体未来它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文化符号的属性更强，比如说它对用户和传统者之间的关系要求更高，我们叫强关系媒体，必须进入到情感和价值观这种层面的互动，一个印刷媒体的成本高，纸是越来越珍贵的东西，印在上面的东西必须有价值，有文化属性，得能出现在更多的场所，所以它的属性就决定了它和用户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获得的，包括你说的测试也好，它需要编者对这个市场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就跟我们写文章，如果你写一篇文章，自己不喜欢，我相信一般情况下来讲，别人看了也不会怎么说好，你写的时候就很喜欢，写完了以后，这至少是别人认为好的一个基础的，你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怎么给别人看。

　　主持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别人喜欢？

　　何力 ：那不一定，这需要市场检验。

　　陈婷：传统媒体有很多门类。方法很多，比如报纸跟杂志不一样，我是做杂志的，简单说一下杂志，杂志更多的是在营造一个社区，这个社区不是互联网上的社区，是大家看不着的，摸不着的社区，而是真正看得着，摸得着，听得见的高价值、情感非常密集的社区。杂志人在更多的时候是在维系跟打造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的概念里，你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互动的方式跟互联网不太一样，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积累积淀，做杂志是特别需要坚持的。所以每次当我做这么半天，没有互联网、报纸那么快的时候，我想杂志在营造一个社区，我在经营一个社区，我必须坚持，杂志的属性决定你必须坚持。

　　主持人：对，社区也是非常注重互动性的。我们的时间快到了，请二位嘉宾每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

　　何力 ：我们这个市场参与者，我们叫金融与商业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去满足这个市场，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这是最关键的。

　　陈婷：面对行业的变化，尤其是人事变化，我建议大家不要过多关注人事变化本身，而是要去推动有企业家精神的媒体职业经理人能够健康快速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需要。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鉴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只能在这里结束，两位老师是新浪的常客，如果各位网友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我们交流和沟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陈婷：谢谢！

　　何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