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

孔府

孔林

孔林—孔尚任墓

岱庙

泰山一天门

泰山中天门

泰山南天门

济南趵突泉

    苏州人的慢性子是有名的，晚清时节，俞平伯之父俞陛云由成都返苏州，虽归心似箭，一路上也颇作有选择的停留，迷恋山川文章的趣味和法则，自然与心灵休戚相关，在他笔下，大自然的奇迹不啻生命意志的转型再现。今之旅游者，呼啸而来，倏忽而去，除了交通工具的便捷造成的加速而外，经济与时间的困扰，心境的浮动不宁也有绝大关涉。较之古人，今人看得多而快，而所得甚少。
    对于苏州人来说，无论做什么都慢条斯理，悠闲生活几乎可以从上午持续到晚上。外地朋友来苏州会发现，苏州面馆很兴盛，什么朱鸿兴、同得兴之类。苏州人早餐最喜食面，白汤红汤、紧汤全汤、素浇双浇，吃面都那么多讲究。接下来便是去喝茶。苏州茶馆的名字很好听，“吴苑深处”、“三万昌”之类。到茶馆喝茶，江南人称做孵茶馆，一个“孵”字，极为传神。于是笃悠悠地喝，似睡似醒般地喝，一壶茶喝半天。茶越喝越淡，老茶客们的苦恼和忧愁也一同被泡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青年喝到壮年，从壮年喝到老年，老茶客们把浓浓的生命稀释成一壶清水。
    茶馆往往亦是书场，这个书是指说书，即是苏州评弹。听一档长篇往往是每天两小时，持续半月到一月。苏州弹词《珍珠塔》里陈翠娥小姐下堂楼走十八层楼梯，说书先生要足足说十八天。有这样本事的说书先生，就有这样耐心听说书的苏州人。除了听书，大家还喜欢去听被誉为“水磨调”的昆曲，或者三五知己好友相约去拍曲子（清唱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的这种艺术，在康雍乾时期，流行繁盛到了顶峰，几乎是“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所谓“收拾起”和“不提防”，分别指李玉《千钟录·惨睹》中的“倾杯玉芙蓉”和洪昇《长生殿·弹词》的“一支花”中的两句唱词，火爆的场面绝不逊于如今的流行歌曲。昆曲节奏很慢，往往是一唱三叹，同样唱四分之一拍的，昆曲就要唱到四分之四拍或者四分之八拍。这样的节奏能使听众彻底放松，从而降低血压。很多苏州人把昆曲当作自己一生修养的追求，一辈子以此为乐。
    你看，生活在号称“鱼米之乡”的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坐在园林里感受周围的宁静，融入画卷般的美丽环境，看碧绿的湖水，听小溪流水般的昆曲，不时手里打几下拍子，不时又向池塘里丢几个鱼食。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不啻是“慢生活”的最好写照。这样概念的生活，使自己有时间去思考生存的意义。
而当快节奏生活成为生存所必须适应的规定模式的今天，在浮躁喧嚣社会风气的推动下，人们正在忽略和失去这些看似无关轻重却有价值的细节。效率很容易导致功利，而速度往往使人来不及体味情感的含蓄和细腻。“时间就是金钱”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至理名言。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人役物而非为物所役，并在忙乱的世界中保持平和心态，把握自我天性，那么他就会拥有健康和幸福。
    其实，“慢生活”是什么并不特别重要，我们无需像学术研究一样定义它。约翰·列侬的话有点刻薄：“人，如果没有时间来慢生活，那么，他会有充分的时间来生病！”

    端午节回家了，妈妈在台资企业工作，平时很难得一休，但适逢传统节日就会放假。家里刚好拆迁，全是爸爸一个人在操劳，那天陪着妈妈去看拆迁分配的房子，走过马路我牵着妈妈的手，立即想到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的小手走路的情景，那时候妈妈那样的年轻漂亮，现在却已两鬓花白，皱纹布满眼角。世上没有比时间更加残酷的东西了。

    父母或许过得很开心，或许为我担忧而又有很多不快。   

一年的时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想用肉体的劳累冲抵精神的伤痛。

    火车晚上9点半左右到达拉萨火车站，而太阳刚刚落山。我们庞大的队伍分乘两辆车前往酒店，所住宾馆在拉萨市区的民族北路上，名字叫香溢宾馆。一路上导游关照着初来西藏第一晚的注意事项，如第一晚不能洗澡、假如不能入睡可服安眠药、房间内要注意保湿、不要运动和大声说话等等，由于来西藏前已做足了功课，又因所学专业的关系兼任此次旅游团的医疗顾问，几乎没有心思听，只想着给家里报平安。

    我和自己部门的一个同事一标间，同事业已中年，年轻时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人极其和气，平时我们都以老某（姓）来称呼他。来之前，他说这次他一定来，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了,人到这个年龄，心态往往影响生活。

    可能由于缺氧的缘故，大脑不肯发布睡觉的指令，一直处于浅睡眠的状态，所幸第二天感觉并无大碍。上午安排游布达拉宫，下午游大昭寺。藏文化集大成所在是寺庙，藏人全民信教，青藏公路上五体投地的朝圣者，看了叫人嘘唏不已，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种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

    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西藏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喇嘛是西藏语，是“上人”的意思，也就是高僧。

    十三世纪时，喇嘛教主八思巴，被元朝加封为国师。在八思巴领导下，僧侣们都穿红色袈裟，并娶妻生子，因之称为红教。政治权力加上糜烂生活，使红教日趋腐败。十四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改革家在青海西宁城附近一个藏民部落中降生，名宗客巴，十四岁时就当红教僧侣，二十岁时就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他改穿黄色袈裟，禁止娶妻，以便全心全意宣扬佛法，因之被称为黄教。红教终于衰落，黄教在宗客巴和弟子们的弘法下一统天下。宗客巴（1409年他建了甘丹寺）的两位弟子根敦珠巴（扎什伦布创始人）和克珠杰.格勒贝桑分别就是大名顶顶的一世达赖（追认）和一世班禅（追认）。“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也是借用藏语“嘉措”（大海）一词而译成蒙古语的。达赖喇嘛正式的转世制度始于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而二世达赖根顿嘉措（追认）是经过了近三十几年的各方利益的争夺，方才被西藏僧俗一直正式认可为一世达赖根敦珠巴（追认）的转世。现世达赖喇嘛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1950年开始亲政，与中央签订《十七条协定》，接受和平解放；但其后受唆使，煽动叛乱，并最终流亡海外至今。

     布达拉宫位于拉萨市西北的玛布日山（红山）。“布达拉”梵语意为佛教圣地“普陀”的音译，原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之岛。布达拉宫始建于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与唐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在此首建宫室，当时称“红山宫”，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没落而逐渐毁弃。公元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红山宫的旧址上重新修建了宏伟的宫殿，称“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之前的几任达赖均为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布达拉宫就成为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布达拉宫分为两大部分：红宫和白宫。居中央是红宫，主要用于宗教事务；两翼刷白粉的是白宫，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政治活动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