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之情感篇：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

　　推掉饭局，回家陪着妈妈。妈妈睡了，我独自感慨着2009白驹过隙。

　　好几次跟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年初就分手了，快一年了，已经快一年我都没碰过女人了，你信吗？

　　几乎没人会信，“你不是那么多粉丝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黑色幽默，“是啊，怎么连个女友都没捞到？”

　　工作投入太多，是原因之一。以至于我又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忙啊，以前是没时间泡妞，现在是没时间被妞泡。”

　　这话很扯淡。其实是在掩饰什么。一年前摔倒了，爬起来，潇洒地走。却依然，还是有一种惊惶与痛楚，在内心深处。

　　这一年，也曾动过感觉；更多时候，则是被人动了感觉。结局却都不例外：感觉，被内心巨大的阴影击退。尚未开始，便已终结。

　　志摩的绝句，无数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QQ上的签名：“一个正义的记者，笑傲江湖；一个善良的男人，渴望幸福。”

　　有人说：“你发情啊？”

　　很不屑。这样的人，只知发情，怎知情为何物？

　　谁能知我？谁明我心？

　　爱情，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冲动，不是钻戒光芒闪过眼帘的激动，更不是被撩拨的寂寞的骚动。

　　所以，女孩，如果只是寂寞，如果只是需要一些温度，请远离我，请别爱我。

　　所以，女孩，如果真的懂我，如果真的需要心灵的温暖与呵护，请你靠近我，请你爱我。

2009年12月31日深夜

年终总结之事业篇：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

　　多年来，多少次，都有进管理层或转型搞经营、做老板的机会。

　　都拒绝了，习惯于天马行空，习惯于在新闻的第一先线奔突、冲杀。 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暴光一些丑恶黑暗，“手刃”一些恶霸贪官，尽管少得可怜，也有极大的成就感。

　　年初参与“躲猫猫”调查，经中央最高层批示后，促进并推动了真相的揭示。全国范围内打击“牢头狱霸”的大行动由此肇始。

　　接受凤凰卫视等诸多媒体专访。

　　“4·25”特大车祸、“小学生卖淫”、“发烧死”、“卫生巾施虐”及“被自缢”等重大舆论事件中，在个人博客及一些论坛上发文批判官方作为，多篇评论上腾讯、新浪网首页。我的腾讯博客人气飙升近900万，是为“云南第一博”。

　　被各级多位领导找去谈话，苦口的规劝，或软软的警告。因此失去不少本唾手可得的利益。

　　只有一次谈话是善意的。于是，终于接受任命，从坚持了11年的新闻一线，转到二线。

　　这个决定，将让我无法再天马行空，丧失相当一部分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且收入下降一截。但眼光应放长远些，我能得到的是：1、学习和积累一些管理经验；2、尽量再为报社做点其他方面的贡献——培养新人，带带团队。

　　我是蛮有豪气的一个人，虽然能力特别有限。小学时就自己削过一把木剑，很喜欢在月下舞，因为特别害羞，总是躲着，独自，乱舞。

　　该拥有一把真正的宝剑了。剑在手，我想，我或许真会有点“问天下谁是英雄”的气概。

2010年1月1日凌晨

　　“本博自2010年1月1日零时起将自愿自动自杀式关闭。‘微博云南’将继续坚守阵地，请大伙带好自己的包袱和砖头，遵章守纪，依次转移，不要拥挤，以免再次发生踩踏事故。”

　　2009年12月28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突然在微博里发布“公告”，声称最后“得瑟几天”。

　　与之相对，在年末各种媒体人物盘点中，伍皓分别进入《新周刊》2009大盘点“十大猛人”之首、《南风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等;更早一点的10月份，伍皓还被《时尚先生》新中国60周年新锐榜评选为“政界新希望”。

　　自2009年11月21日伍皓的新浪微博成立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已有近60000名粉丝。

　　一年前，新华社记者出身的伍皓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甫一上任，便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仍是记者的脑子，有人说他爱出风头，有人说他政治不成熟，争议之中，伍皓似乎渐渐学会了“为官之道”。

　　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陆良事件、螺蛳湾事件等一连串的热点事件成就了伍皓，善于思考和抓住机遇同样成就了伍皓，但游走在官场与“民间”之间的伍皓能走多远，尚未可知。

　　从学生到记者

　　在伍皓的记忆里，有几个日子记忆深刻。

　　伍皓1988年9月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0年3月23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大学生代表。江总书记给大学生代表谈了他怎么从一个技术员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历程。“当时我在学生代表中是主发言人。”伍皓回忆称，前总书记提出青年成才道路之一是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次谈话对他触动很大。

　　伍皓时常跟人提起自己1992年进入新华社的戏剧性。当年新华社在北大中文系考察了5个学生，伍皓在其中属于比较突出的一位。考察者回去就跟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汇报。说在北大看好了一个人，其他方面都特别满意，唯一一点个子不高(只有1米60左右)。郭超人个子很高，当时党组成员个个都是1.8米以上，讨论的时候，郭半天没说话。时任国内部主任的陈海进开了个玩笑，小伍这个子，当“领导”可以，当记者??郭超人扑哧一笑，说新华社也不能以貌取人嘛。就这样，22岁的伍皓进了新华社。

　　“进了以后，总书记的那次讲话始终挥之不去，我就给郭超人写了封信，提出我要到西藏去。”伍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彼时，在北大中文系，除了学长胡春华毕业后主动要求去西藏以外，10年中再没人报名。“继胡春华后，我是第一个，”伍皓说。

　　1992年5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北京高校优秀毕业生代表。伍皓再次发言。“座谈时，我当着江总书记的面表态，我要到地球之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伍皓说，“总书记当时刚从西藏考察回来，听了很高兴，还给我起了个藏名叫扎西，总书记当时说，扎西在藏语是吉祥的意思，起这个名字还有个意思是扎根西藏。”

　　伍皓的这段经历，在新华社内部有一个不同的版本。一位曾在伍皓手下工作的媒体界人士说，“伍皓当年给新华社社长写信，想去新华社，但是因身高的原因，怕进不了，因此以到西藏的方式申请‘特批’，去了西藏。”

　　在新华社西藏分社期间，作为记者的伍皓多次下乡，包括最偏远的阿里、那曲。“曾经遇到过很多生命险境，但每次都从死亡线上回来”。伍皓有些得意自己“命大”。比如，1993年，伍皓和同事从喜马拉雅山北麓去山南地区，在山上遇到大雨，车前进后退不得，最后车内的三个人身上全结了冰，在接近冻僵的时候，被附近的驻守部队发现并救了出来。

　　另一次，伍皓和同事去中印边境采访。穿过一座山谷时遇到山崩，“司机可能听到有点不对，加大油门冲了过去，刚停下，身后一座山就塌了下来。”

　　“西藏120万平方公里，我基本上跑了一圈，新华社最高荣誉‘通令嘉奖’拿过两次，西藏的‘最佳新闻工作者，也拿过”。伍皓说。

　　身材不高，脸色黧黑，是伍皓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伍皓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至今仍经常感念那些帮助过他的高原藏民。

　　很多人以为伍皓事业人生很顺，但是其实，“我经历的都是大波大折”。伍皓说。多次死亡线上的历险，不仅磨炼了伍皓的意志，也给了他日后从政的资本。1999年，伍皓开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研究室挂职任副主任，不久，便从新华社西藏分社调到了云南分社。

　　从西藏到云南

　　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之后，伍皓先是担任云南分社政文采访部主任，2002年6月主持创办《云南内参》，任新华社云南分社内刊编辑室主任、《云南内参》主编;2003年通过竞岗，成为云南分社副总编。

　　上任之后，身为副总编的伍皓开始着手一系列改革，包括从云南地方媒体挖了好多人进云南分社，陈鹏就是其中之一。

　　现任新华云南分社政文采访部主任的陈鹏回忆，2003年起，伍皓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稿件任务量考核及行踪管理等。此前，老记者一年发稿300条左右。伍皓来了以后，记者一个季度的发稿量就超过了这个数。

　　除了力主改革，在云南分社，这个说话很慢、其貌不扬的伍皓被人看作是有城府的人。

　　“他不仅是个改革派，而且善于抓住任何机会。”一位曾与伍皓共事过的媒体人称，进入云南分社后，基本上每一次竞岗伍皓都会争取，从采编中心副总编到办公室副主任，甚至营销平台的副总监，他都一一报名。

　　这些岗位有的是他的强项，有的根本不靠边。上述媒体人说，甚至有一次参加竞选的得票数为零。同事之中，有人评价他敢于竞争，也有人批他“官瘾不小”。

　　“随时可以去他的办公室，可以拿他的小个子开玩笑，”身为伍皓的手下，陈鹏甚至常说伍皓“开车就是一个无人驾驶(个子太矮)”。陈鹏对那段时间伍皓的印象是，烟抽得很凶，酒很少喝，办公桌总是乱七八糟，喜欢斗地主，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云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龚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刚到云南时，伍皓很拘谨，无论是集体采访，还是采访之后的业余生活，他都一直很严肃。“那时，他的夫人来探亲，他和他夫人都不怎么讲话。但写出的稿子文风犀利甚至有些泼辣。”

　　“在分社期间我就一共推出30多项业务改革，”接受采访时，伍皓喜欢用手比划，不时推一推滑下来的金丝框眼镜。

　　与外界的看法不同，伍皓更喜欢外界将自己看作一个改革者，而非单纯的个性官员或者网瘾厅官。

　　“以前是管好媒体，现在是管好信息，我觉得这种转变应该是历史性的转变。”伍皓这样评价自己一年来的努力。

　　伍皓在微博里这样总结：有改革冲动的官员很多，但改革有三种前途。一曰不能被复制，完全个性化施政，轰轰烈烈但无明确价值取向，往往人去政息;二曰可能被复辟，方向都是方向，但超越现实国情，人一走一切恢复原样。三曰推窗效应。瞅准方向，轻轻推开一扇窗，让清风习习，渐成风尚，再不可递转。春风化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初尝新闻“官”

　　伍皓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08年7月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中。当时还是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的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参与报道此事。

　　此时瓮安事件刚过去不久，为了避免因信息不公开，导致严重打砸事件，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点名伍皓去报道孟连事件。

　　“孟连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和对抗。”伍皓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由于采用公开、透明的报道办法，孟连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三个月后，伍皓接到一纸调令，上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接近伍皓的一位云南媒体界人士认为，伍皓之所以能任此职，一来归功于他早年的西藏经历，二来归功于他在《云南内参》工作期间与云南高层官员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伍皓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提议就让宣传部的同事感到紧张。他提出，次年云南省“两会”的新闻宣传，可以考虑对国外媒体开放。对外媒开放地方“两会”，这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

　　伍皓的提议获得了云南领导的同意。2009年2月7日，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马苏德成为云南“两会”唯一一位外媒记者。

　　令龚飞和同事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新人伍皓推动的舆论监督和新闻改革接二连三。

　　上任刚两个月，伍皓开始在“躲猫猫”事件中大出头风。2009年2月13日，一个青年在云南某看守所死亡，官方说死因是在该青年自己玩“躲猫猫”时不慎撞墙受伤而亡。舆论哗然。2月19日，新到任不久的伍皓在自己的QQ群里发出公开招募调查员的消息，邀请网民组团调查躲猫猫的真相。

　　伍皓的朋友、现任《生活新报》评论员的温星在此次网民调查中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伍皓，“此前也有过交流，但仅限于网上”，温星说。伍皓上任之初，便开了一个名叫“伍皓的网络意见箱”的QQ群，邀请温星当群管理员，“伍皓是一个铁杆网民，每天两三点钟还挂在QQ上。”这是温星对伍皓的最初印象。

　　2月20日，在伍皓的鼓动下，温星和“边民”“风之末端”等人作为调查团的网民代表开始了首次“网民问政”。

　　“当天龚飞安排两个车送我们去，伍皓本人并没有出面。”温星说，调查结束后，调查团成员连夜写报告的间隙，他去了伍皓办公室做了一个专访。“丝毫没提报告的内容，伍也没问，结束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看报告的内容，伍说，没必要，只要你们签字确认，没必要看，文责自负。”

　　据温星回忆，第二天伍皓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调查的过程和调查团成员的努力表示肯定，但是对结果并不满意。“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在群里争吵了起来。”

　　与伍皓发生“冲突”的人不仅有温星，甚至有《人民日报》。上任之初，伍皓要求宣传部扩大新闻报道面，甚至有的中央媒体也有“上稿”任务。龚飞说，“有一次，宣传部写通知说请各个媒体遵照执行，其中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人看到后，就很不高兴，感觉是我们在给他们布置任务。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通知的用词的确有些不合适。”

　　伍皓主管云南新闻的一年中，先后制定了一二十个制度，都是通过透明的规范化方法去管理媒体。龚飞说，这给宣传部吹进了股清新的风。

　　显然，相较于此前的分社副总编，伍皓更看重宣传部这个舞台，“跟前几年比，我至少改变了一个省。”伍皓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肉搏”到推手

　　2009年7月份的“昆明少女卖淫案”，让伍皓再次卷入舆论的风暴中心。

　　7月份，小学生卖淫案经媒体报道之后，网民在一家社区论坛展开激烈讨论，很快伍皓也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公开在这家论坛上一口气连发了4个帖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伍皓的加入，让这一网战迅速升温，随着争论的升级，网上对云南省和伍皓本人谩骂、侮辱的帖子也铺天盖地。有愤怒的网民甚至在网上称“昆明市”为“昆暗市”。

　　有人认为，正是伍皓挑起了民意的沸腾，处理案件的相关部门也对伍皓与网民论战的做法不满，“不讲政治”和“政治上不成熟”的批评随之而来。伍皓也被一些相关部门指责为“越权、越位”，并被相关领导找去“谈话提醒”。

　　“伍皓最大的问题，是触动了一些官场规则尤其是潜规则，并影响、改变了一些官方话语方式，这就势必得罪或侵犯那些保守落后官员群体的利益。”一位接近伍皓的官员说。

　　温星认为，此时的伍皓刚从记者转身官员，官场规则还没“整懂”，网民的一套打法更不懂，与网民肉搏是自讨苦吃，“司法案件的真相，更应该由警方的发言人来回答。”

　　在各方压力之下，伍皓选择了“暂时沉默”，并且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保持了与新闻的距离。之后的伍皓开始转变。变通之举，就是备受关注的新浪微博。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有上万名商户游行，造成交通拥堵和打砸抢事件。伍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天是星期六，他正在家上网，看到网上铺天盖地地说“昆明出事了”，拿起手机就给昆明市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必须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

　　伍皓也随即在新浪网上注册了一个微博，取名“微博云南”，并把账号交给了云南省外宣办。次日凌晨00：01分，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在“微博云南”发布了共111个字的新闻——“昆明市螺蛳湾市场及云纺商业区100余名不愿搬迁的商户聚集散发传单，抵制关闭市场??警方先后将24人带离审查，事态得以平息”。

　　与“微博云南”同时开通的，还有伍皓自己的私人微博。显然，这个以伍皓为名的个人微博更受关注，至12月29日下午，其微博的粉丝已达到59578个。

　　在个人微博上，伍皓越来越多地记录家庭生活、人生感悟。多谈风月，不谈国是。甚至将与女儿的合影及夫妻婚纱照设置为自己的微博头像。

　　熟悉伍皓的温星将这种改变，看作压力之下的“变通”，但变通后的伍皓，其特立独行的作风能走多远，外界对此仍存有疑惑。

　　温星说，伍皓上任一周年时，他曾给伍皓发了一个短信，并附上一首打油诗：履职一周年，烧了几把火。有人很焦灼，阴违诅咒多;我辈颇鼓舞，监督死水活。变革有奇志，新锐亦如昨。

　　与外界认为的“变通”不同，伍皓把自己一年中推出的媒体新政将之称为“推窗效应”：在信息公开方面，只要推开一扇窗户，“清新的空气新会进入”。只要窗户不再关上，信息公开自会渐成风尚，再不可逆转。

　　在伍皓看来，云南首倡的第三方调查机制、网络发言人制度等，毋须任何行政命令，却能被全国各地争相效仿，正是证明了“推窗效应”，而他就是那个推开窗户的人。

　　伍皓把温星的打油诗转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当晚，他在微博里写下了内心的忐忑：“今天是我‘试用期’一年满，组织部来考察。不知道组织的考察能不能‘过关’，倒是学习会后，媒体的朋友赠诗。能得到所管媒体这样的评价，足矣。”

　　伍皓的同事透露，因为有“尖锐的意见”，云南省的部分领导对于是否让伍皓通过试用期也曾持争议态度。“有争议，但最终还是通过了。”

　　“期望来年能有更大舞台发挥，对于新闻改革还有很多很多想法，”12月21日深夜，伍皓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起未来，感慨颇多，他坐在沙发里的身体近乎“陷”进去一样，神情格外疲惫。

　　今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38亿，新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以笃定的语气说：“2009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当此时，我们似乎正迎来一个“新权力时代”。

　　但我们醒悟得或许依旧迟了些。因为早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就曾这样宣示这个时代的网民现象：“这是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得权力，互相无偿地帮助，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当然，或许这仍是不可遽然而得的权力感，但我们的确偶尔有权力在握的感觉。

　　一个网帖让“天价烟局长”周久耕锒铛入狱，一个网帖让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中的造假公职人员被查处，一个网帖捅破了河北邯郸“特权车” 这个久治不愈的脓包，一个网帖踢开了内蒙古阿荣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的“豪车门”……2009年，由网民发起，媒体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介入，一桩桩“ 帖案”办成了铁案。新华社近日的一份报道指出，2009年，从草根行动到官方参与，从自发行为到政策背书，网络反腐在网民、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中经历了一次嬗变。人们从中看到了政府权威的树立、媒体责任的彰显、公民意识的萌发。

　　三亿多网民的每一点唾沫星，都可以是澎湃巨浪；每一声轻叹，都可以是慷慨悲歌。如果一一列举所有发生在2009年的网络公共事件，那会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要用这些事件来印证一个时代的开明与嬗变，还是印证一种悲情与沉重？如果说，是那些事件最终促使了“政府权威的树立”，那又如何解释它在云南邢鲲之死事件中被消解与被轻慢的惨淡事实？如果那些事件是“媒体责任的彰显”，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在审案件将追责 ”的规定？如果说那些事件是“公民意识的萌发”，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所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或“别有用心者”？

　　作为一个事实，是当舆论开始对“网络反腐”大放赞声之时，腐败问题早已成为一种顽强的存在。《人民论坛》杂志近日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 6688位、占总人数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并占据未来十年十大严峻挑战之首。对此，《人民论坛》指出，虽然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网络在努力地介入到一些现场，并尽可能地改变一些东西，但它如何才能够改变“腐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现状？一方面，网民仍只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且网络人群啸聚的特点也注定了，它总是乐于关注一些看来更具新闻性的个体事例，这种关注甚至是喜新厌旧与盲从的。这意味着第一个“天价烟局长”可能引起网民的兴趣，但到了第N个呢？怕是最后一个看客也只能洗洗睡了。另一方面，当网络开始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的同时，人们从网络中获得的权力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此一点，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固然可以欣慰，幸好还有网络民意可以表达，但尤需清醒的是，我们也应警惕一种神话“网络反腐”的倾向。网络从来都不是公民权利的神话，更不是反腐最后的倚杖，“腐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问题的最终落点，依旧是基于建设民主政治背景之下的法治诉求。在《人民论坛》上，反腐问题专家王明高慨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制度设计不科学；二是制度执行没有刚性；三是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纲领性法律。”这种纲领性法律，譬如一部以家庭财产申报制为代表的《反腐败法》。

　　没有强大制度支撑与保障的“网络反腐”，最终只能走向一种空中楼阁式的虚拟。尽管我们可以说，三亿之众的网民已不容轻慢，但那个数倍于网民数量的国家公民群体又岂可轻慢？网络固然带领我们走进了一种“新权力时代”，但所有属于公民的权利又岂可依旧模糊？更何况，一种纲领性反腐制度之外，我们也远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正视或利用网络来反腐的机制。因网络而起的“跨省追捕”、“诽谤案”或“网络黑社会”不绝如缕地出现，本身未必不是腐败之一种。对此，不可不醒悟。

　　愈神话的“网络反腐”愈虚拟。“网络反腐”无法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背书，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点缀。因此最终，“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需要找到一种深度的互动，网民言论与公民权利、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需要找到一种高度的交集。

于坚雷平阳等名家发起云南首个民间文学节

高黎贡文学节：向纯文学致敬

  12月25日至27日，由于坚等人策划的首届高黎贡文学节在昆明举行。据了解，这是云南史上首个民间文学节。文学节年度最佳作家由我省青年作家姚霏获得，来自南京的著名诗人、作家韩东领取了文学节主席奖。

　　高黎贡文学节由于坚（文学节主席）、朱霄华、钱映紫、韩旭、雷平阳等人担任评委，目前计划举办10次，每次评选出年度最佳作家和一名主席奖作家，由于坚在云南本土写作作家和世界范围内用汉语文本写作的作家中指定。

于坚：文化在民间

　　于坚已经是云南文学界很多人公认的领袖。近几年，于坚的语言越来越飘然、大气，犹如大匠运斤，没有雕琢之痕。

　　“文学节开幕恰好是圣诞节，有什么联系吗？”于坚在开幕词中说，“上帝是一位产生在西方的神，我们中国自古也有许多神，比如孔子、老子、庄子，比如佛佗，比如回族的真主安拉、白族的本主……文学是信神的，但文学与宗教不一样，文学是泛神的，文学是一座语言的奥林匹斯山，是众神的狂欢。”

　　针对文学的边缘化，于坚说：“在我看来，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人文环境的问题。一方面，文学日益遭遇社会的冷淡；另一方面，当代文学那些最寂寞的写作一直在持续，而且越写越好。”他称韩东是这种写作的典范，“文学不是为获取权势，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不是谋生手段，不是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文章为天地立心，文学通过语言为世界守成，文学是创造语言王国的手艺，是为民族守魂的事业。”

　　他说，这个时代的人们在背叛文学、背叛哲学、背叛艺术、背叛生活、背叛诗意，文化降至史上最低水平。因此，在今日继续寂寞地写作着的，那就是真正的作者。所以，“我们举办这个文学节，就是要表达我们对沉默在时代喧嚣中的当代文学的信任和敬意。”
　　从早年的坚持民间立场、口语化写作到现在，于坚一贯坚持文学、文化的民间性。他认为，真正有活力的文化在民间，官方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是另一侧面的文化，小书店、小咖啡馆、小型文学节与日常生活更是息息相关。目前，中国以及昆明的情况是，大的、雄伟的东西越来越多，小的、细节的东西却被忽略，城市越来越不好玩，所以，高黎贡文学节的目的也要让城市重新变得好玩起来，至少，让文化人的生活变得好玩起来。

　　于坚还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的中心在北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的文化中心已经成了一个平面，时代在寻找新的文化中心，昆明非常有潜力成为中心——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文化细胞被摧毁了，越是发展迅猛的地方摧毁越严重，而在云南这样边缘化的地方，还有文学气氛，很多人还在坚持文学创作。文学节的目的也是为了奖励这些人，鼓励他们的创作热情。

韩东：写作很理性

　　主席奖作家韩东，1961年生，南京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之一。职业作家，江苏省作协理事。于坚说，把主席奖颁给韩东的原因是：“写作对韩东来说，不是一种谋取生存处境获得改变的权宜之计，韩东的写作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典范。”

　　韩东的写作内蕴、克制、深沉。韩东说，也许是天性使然，他从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理性、平静中而又蕴含幽默的东西，而不太习惯复杂、喧嚣、张扬。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东与李亚伟等人带动一股“先锋派”诗歌浪潮，主张诗歌与“生命”的联系，认为“诗到语言为止”，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的诗歌倾向。后转向小说创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我们的身体》，散文集《韩东散文》，小说、诗歌合集《交叉跑动》等。

　　韩东说，西方人读书，文学、艺术作品是第一位的，《美国纽约书评》评选2009年10大书籍，小说就占了5本。而中国人读书注重的是炒股、健康、管理、就业、心灵鸡汤，实用主义占了上风，是典型的暴发户心理。但他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韩东认为，此次文学节很民间。他在国内参加过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请一堆官员和老板，不介绍艺术家，倒是介绍到场的官员、老板、有钱人。高黎贡文学节没有一个领导上台讲话。他说，他在西方参加的文学活动，都是这样的，所以，此次文学节也是非常国际化的。他说，一次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立竿见影，但如果搞多了，全国都来搞，提高了文学的认知度，文学气氛也就浓起来了。

　　对于此次获奖，韩东表现得很感动。他表示，文学是一种有乐趣的创造活动，他已经从这种乐趣中得到了回报。当然获此奖项他感到很高兴。

姚霏：回归文学正宗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姚霏就以其独树一帜的小说文本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先锋小说作家之一，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小说《城疫》、《红宙二题》、《学院六人图》等，都是开创一代写作风气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摇身一变为沧浪客，写出数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成为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进入2000年，这位文坛上的传奇人物似乎消失了。2009年，我们再次看见了他依然充满创造性与活力的作品。”这是授奖词中对年度最佳作家姚霏的评价。

　　1995年，从北京领取了“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云南文学界涌起“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写武侠的沧浪客了”的言论，之后他离开云南。回到纯文学的道路上来，用姚霏的话说就是“回到文学正宗”。但是，他又说，从事武侠小说写作以及在各种文化行业工作的经历，对他回归纯文学写作的作用非常大。

　　姚霏说，当初选择写武侠小说是一种惯性，也是生活所迫。现在，重新回到文学正宗也是一种惯性，也因为经济稍微独立了。

　　由先锋作家姚霏，变为武侠小说作家沧浪客，如今又变回纯文学作家，姚霏的经历成为很多写作者的写照。他说：“坚守在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文学作坊里，固执地呵护人类精神星空的洁净！而我，也因此倍感温暖。”

12月27日《生活新报》尚正灿/文 温星/图

　　（说明：图片依次为于坚、韩东、雷平阳及韩旭。文学节是12月25、26两天，我出席了第一天的活动，第二天本来也是一定要去的，结果没能分身前往，故人物图片拍得不全，只有这几张。）

文/温星 

　　布置今晚采访任务的时候，我依然要求值班的兄弟们专门做一个关于爱情的主题：一对热恋情人的平安之夜。说“依然”，是因为11月21日的那场雪中，就已经安排过做一篇“雪中的恋人们”的报道。遗憾的是，那场雪只下十几分钟就停了，我的思路尚未行动便已落空。

　　本想回家陪妈妈吃饭，接到作家沧浪客（姚霏）电话，说我们的“高黎贡文学节”明天就开幕了，还有些细节要一起商量。好久没见老姚了，此前又已经接到文学节主席于坚的邀请，我没法推辞。

　　诗人雷平阳、评论家朱宵华等老朋友和本只是闻名的作家钱映紫大姐都先到了，吃会泽的黑山羊火锅，喝酒。做东的老姚却怎么都不敢沾酒了，因为他才刚刚大醉了一个星期。老雷带了几本最新出版的诗集《云南记》来，签名送各位老友，还嘱我捎一本给我的老大贾明。

　　饭后找了家茶室，《大家》执行主编韩旭也来了。我们喝酒时，他正在云南省广播电台做一个直播的节目，说特别紧张。众人皆笑。我想，紧张起来的老韩，肯定比平时更加可爱。

　　细说明天文学节开幕式上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在重申着于坚的叮嘱：这几天都少喝酒，莫整醉啦，上台说胡话。

　　提了一下，说本该回家陪陪妈妈的。大家似乎都没留意，我也觉得不好先独自离开。

　　除了文学节，又聊各种很人生很江湖也貌似很文学的话题。气氛特别好，但丝毫感受不到平安夜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提及。这个洋节，似乎与我们这群传统的中国文人毫不相干。

　　发了几条节日短信，也收了一大堆。

　　凌晨12点多了，月明星稀，寒风如割。刚和朋友们分手，便立即被一种失落的情绪所击中。

　　回到家，妈妈早睡了，冰箱里有炖的乌鸡甲鱼汤，还有许多其他的菜。书桌上放着一束塑料花，一页稿纸上，写着“圣诞寄语”：“真诚祝儿子早日找到知心的爱人，早日有个温暖的家……妈妈。”

　　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

　　我关上灯，坐在书桌前，更不敢去洗澡，生怕吵醒了妈妈。更怕，她看到我此刻满脸的泪花。

　　对不起，我亲爱的妈妈，儿子应该回家陪你吃饭的，儿子也没有理由不明白你的心思。对不起，妈妈……

　　　　　　　　　　　　　　　　　　　　　　　　　　　　　　　　　　　12月25日凌晨

《潇湘晨报·晨报周刊》特约专栏             文/温星

昆明警方“被自缢”案迷雾深陷

　　根据昆明官方给出的说法，除了最终没能逃出生天，邢鲲俨然就是一个昆明版的超级特工007——12月12日清晨，被羁押在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候问室的他，先用一张纸币折叠弄开了手铐，紧接着，又用两根长达 1.72米、直径0.4厘米的鞋带自缢，成功自杀。

　　当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对外发布出如此“案情真相”时，说实话，我很惊讶。当时我就想，这种打开手铐的方式也太强了吧，恐怕史上最伟大的特工007都会自惭形秽自叹不如，因为007弄开手铐也得找根钢丝最起码牙签什么的，用纸币嘛哪怕选用坚挺的美钞恐怕也很难做到。

　　作为一名记者，我同样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冷静和惯常的经验去思索，依然非常强烈地感到：比今年初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案更复杂的又一起案件，在昆明上演了。这座严冬季节依然阳光灿烂的城市，注定又将成为新一轮全国关注的舆论核心，而“被自缢”这个提法，注定也将成为岁末中国的又一个网络热词。

　　在新闻报道里，我没法直接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现在我不得不说：“纸币开铐鞋带上吊”的所谓“真相”，实在有点蒙太奇有点好莱坞。

　　邢鲲丧生的那间候问室我去看过，不过六七个平方米，随便瞄一眼都可以一揽无余，昆明官方却称这巴掌大的地方有监控死角，而邢鲲就是躲在死角里自缢的。因此，才没能及时发现，并及时制止和救治。我的疑问是：这里是位于昆明市繁华市中心的一家派出所，即便再偏僻再落后，监控设备也不可能那么糟糕吧？如果几平方米的面积都存在死角，那还何谈对羁押人员实施监控？

　　随着采访和暴光的不断深入，邢鲲人性上的两面性开始凸显：在本案中，他死得很蹊跷，很令人同情，是以一个“被害人”的姿态被动地出现在舆论话语中的；但其实，他自身有着许多污点，是一个曾经多次被判刑的惯犯，这次又被“抓进去”，也是因为涉嫌一桩盗窃案。而因为后种情况的存在，也有个别声音认为，不值得为这样一个人浪费太多的司法和舆论资源，因此，再去苦苦追问其死因多此一举。

　　我绝不敢苟同这种看法，最基本的法理告诉我们：即便邢鲲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最终决定他死刑的权力也只可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实施，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和任何法律程序，都无法也无权做出终结他生命的决定。

　　当然，自杀的情况除外。那么，邢鲲究竟是不是自杀的呢？这正是“被自缢”案的核心所在：邢鲲涉嫌的盗窃罪标的不过几万，显非重罪，对于“进局子”和“蹲班房”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来说，有多大可能这次刚被抓进来就彻底放弃而畏罪自杀？也就是说，他自杀的动机何在？

　　最能直接说明邢鲲死亡经过、并让当事派出所自证清白的无疑是候问室里的监控录象。但没法不让人更加生疑的是，昆明官方只公布了6个片断的监控资料，而且模糊不清，只有背影，显系“节选”。这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未经剪辑过的原始的录象资料？拿这些零碎的所谓“铁证”出来，难道就能证明邢鲲真是自缢身亡的吗？
  　 和年初的“躲猫猫”一样，这回坊间又响起了“不要低估和侮辱群众的智商”的呐喊。官方被这样质疑乃至谩骂，一点都不冤。

　　但我们恐怕更不能低估官方的智商——官方抛出这样一个“纸币开铐鞋带上吊”的“真相”来，难道就没想到过会激起激烈的民意？如果真要隐瞒真相，好歹也编个稍微合情合理一点的“自缢”经过吧，怎么可能弄得这么不靠谱这么离奇，难道是成心自取其辱自己找抽吗？

　　如此逆向思维一番，反倒让我觉得，这起发生在派出所内的“被自缢”案更加扑朔迷离更加迷雾深陷了。

　　不过，我还是宁愿很善意地去期待，昆明官方呐喊着的“阳光行政”、“阳光司法”绝不仅仅只是一句空口号；我也愿意很善意地去相信，昆明官方近期还会不断召开关于此案的通报会，这些通报将一次比一次更加务实，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于最终的真相。       　　　　（作于12月17日，见刊于12月21日）

昆明警方模拟试验：

惯犯用纸币开铐并不难

　　据昆明警方通报，12月12日，盗窃犯罪嫌疑人邢鲲在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小南门派出所候问室内自缢身亡。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家对邢鲲的死亡动机、方式和使用工具，候问室出现监控死角，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警方公布的视频真伪等提出了质疑。19日下午，记者就邢鲲死亡疑点专访了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公安分局、检察机关，并观看了模拟实验。

纸币怎么捅开手铐？

　　关于纸币打开手铐的问题。警方在看守所里找了一名盗窃嫌疑人，让他用一张1元的纸币打开手铐。记者在视频上看到，这名嫌疑人只用了几十秒钟便将手铐打开。在其双手被铐住的情况下，从拿到纸币到打开手铐只用了不到2分钟时间。一名技术民警告诉记者，手铐主要是用来约束，它有一定的原理和技巧，对惯犯而言要打开它不是很难的事情。

鞋带自缢承重多少？

　　关于鞋带的问题。16日，昆明市检察院技术处副处长梁泓说，邢鲲穿的是一双黑色的高帮旅游鞋，单根鞋带长172厘米，粗0.4厘米，呈圆柱状，邢鲲将两根鞋带接在一起，绑在候问室通风窗口内侧的钢筋上自缢。经法医鉴定，邢鲲的体重为65公斤左右。

　　记者看到这种“5·11”牌的旅游鞋，根据用尺子测量的结果，单根鞋带确有170厘米左右。警方将鞋带按当日邢鲲自缢时的方法打结，并系在一根钢筋上，一名体重有70公斤、身背5公斤器材包的摄影记者用手拉住鞋带，整个身体悬空，但鞋带看上去还比较结实，没有出现断裂、破损。在警方此前做的侦查实验中，鞋带上悬挂了70公斤的杠铃片，看上去仍有负重余地。

他为什么选择自杀？

　　至于邢鲲自杀的动因，有关人员说，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分析研究他的家庭背景、生活和工作环境，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这次自缢的心理变化等，目前联合调查组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记者了解到，19日17时下午，昆明市相关部门已将尸检报告结果告知邢鲲家属。然而其父邢才芳和舅舅尤增强表示，邢鲲性格开朗乐观，没有自杀的理由，对于自缢的尸检报告，他们表示怀疑，同时认为昆明检察院此次的尸检过程程序违法，该鉴定结论应该无效。因为按照法医鉴定的工作程序，尸检报告应该是针对委托家属的，应该在第一时间告知和送达家属。

怎么会有一个死角？
　　

　　关于监控设备的问题。记者一行来到小南门派出所，对候问室的位置、内部结构和红外防水摄像机CIR－BB84K进行了解。记者在二楼的监控室看到，这个监测探头确实有盲区，只要靠近门边就无法看到人，只能看到地面的影子；派出所多个探头共用一个屏幕监视，民警需不停地切换画面才能及时捕捉情况。

后背伤痕怎样造成？

　　针对邢鲲家属提出的邢鲲尸体右侧肩胛部“缺少一块肉”的说法，警方展示了三张照片，分别是发现邢鲲死亡后在候问室里对邢鲲尸体的检查照片、后期的尸表检查照片以及死者家属拍摄的照片。前两张照片显示，邢鲲右肩胛部未出现明显的伤痕，而在邢鲲家属拍摄的照片上，邢鲲右肩胛部出现一伤痕。警方称，检察机关技术人员于12日第一时间到达邢鲲死亡现场，立即进行相关检验工作，肩背部未发现损伤。15日，技术人员对邢鲲尸体再次进行检验时，发现右肩胛部有一处3×4厘米表皮擦挫伤。该皮肤损伤仅限表皮层，程度轻微，范围局限，该范围无组织缺损，对应部位肋间软组织无损伤、出血，肋骨无骨折，胸腔未见积血。法医称，在法医学检验中，轻微的、局限性的表皮擦挫伤早期未能表现出来，随着时间推移，表皮损伤发生皮革样化，该表皮擦挫伤颜色逐渐变深，就会显示出来，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衣服颜色为何变了？

　　关于衣服颜色不一致问题，警方表示视频录像中之所以出现衣服颜色的差别，是由监控摄像头自身成像特性造成的。“候问室安装的是一个红外线监控探头，不同颜色、质地的衣物在监控屏幕上会有不同的变化。邢鲲黑色的上衣在监控所拍出后显示是白色的，是设备特性造成的，并不是前后不一致。”

　　19日晚，记者随五华分局的民警来到了小南门派出所，并通过监控系统现场实验了深色衣服和浅色衣服在红外探头下的实际成像效果。当一名身着黑色衣服裤子的记者进入到小南门派出所候问室后，在监控屏幕上显示出的是浅色外衣图像。五华分局的民警表示，16号的情况通报现场只公布了部分可公布的录像内容，邢鲲从茭菱派出所到小南门派出所所有的视频录像在时间关系上是连贯的，可以充分证实视频录像中的就是邢鲲本人。而由于全部的视频记录太长，也不便于在16号的情况通报现场全部播放。

五华分局将整改派出所监控设备

　　“从进派出所开始到各个候问室的监控设备，我们将进行全面整改，目前正在进行前期的各项准备。”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负责人表示，五华分局目前已经在着手改造分局下各个派出所的摄像监控系统，力争按照看守所全覆盖全视控的标准对候问室内的监控设备进行改造。

转自2009-12-21新华网

昆明警方能证实“纸币开铐”又如何

    随着舆论对小南派出所“被自缢”案的追问不断激烈，昆明市公安局必将以一场“实验”的形式，来证实“纸币开铐”确实是可能的——这是我的一种猜测。

    “被自缢”案最大的关注热点，并不在于邢鲲这样一个“盗窃惯犯”死了，而在于他死的地点非常特殊（派出所的侯问室），以及死的方式非常蹊跷（即官方公布的“纸币开铐 鞋带上吊”）。连日来，针对后者的质疑尤其强烈，本人就此案写的第一篇评论中，也对这一点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详见拙作《“被自缢”案“纸币开铐 鞋带上吊”的9大疑云》）。

    此间，不断有被指为昆明官方“网评员”的马甲，在各大论坛上发布貌似权威的言论，指责民众的“无知”，坚称用纸币打开手铐和用鞋带上吊自杀确实是可行的，而且，公安机关办案中早就遇到过这样的先例。

    我自信不会“被引导”。但通过查询大量资料和咨询相关专家，我渐渐倾向于认可这种观点——请注意，我说的仅仅只是认可理论上存在用纸币打开手铐和用鞋带上吊自杀的可能。我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就必然地证明邢鲲之死属于这种情况。

    若要证明，那必须满足这样一个先决要求：邢鲲恰好正是一个懂得并且能够非常熟练使用纸币打开手铐的“万中无一”的高手。请注意官方给出的开铐的经过是，手铐戴在手腕上的邢鲲，摸出藏在身上的一张纸币加以折叠，仅用25秒钟，就成功打开了手铐。照这样看来，邢鲲必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江湖上搞点小偷小摸实在暴殄天物，建议直接特招进国家 --安全-部门，并打造成中国的007，再考虑以其为原形，拍摄中国版007系列大片~~

    扯远了~~说正经的：即便纸币能开铐、鞋带能上吊，又如何？

    12月16日下午的案情通报会上，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昆明市两级检察院相关人员语气斩钉截铁，无非是要为检察院、公安两家所公布出来的“真相”担保背书。我不敢说“事发后就立即赶到了现场”的检察院是否严格履行了自己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义务，但这让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我在晋宁县看守所调查“躲猫猫”时的情形，当时，晋宁县检察院也是如此信誓旦旦的样子，保证看守所民警不存在任何渎职或违法行为。分别发生在昆明岁首和岁末的这两起涉警的恶性案件，何其相似乃尔。

    对公权力的所有的监督和质疑，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别说媒体，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力。更何况，在小南派出所“被自缢”案中，至少目前没法自圆其说的疑云实在太多。

    在如今民意激烈反弹的僵局中，昆明官方不可能不有所作为，不可能不尝试着去解释或消解蒙在公众眼前的疑云。所以我猜测，很快，就会有一场在市公安局主导、市检察院监督之下的一场“实验”出来，而“实验”的结果肯定是，纸币真的可以打开手铐，用鞋带也真的存在把自己弄死的可能——当然，后者的“死亡游戏”就没必要实验了，它不可思议的系数显然没有“纸币开铐”高，能证明前者就足够了。

    足够了——这当只是官方的认为。我想提醒的则是：能够证明到这一步又如何呢？真相，依然深锁在迷雾之中。

    但这好歹也算是真相探索道路上有益的一步吧。且待昆明官方作为。

“被自缢”案“纸币开铐鞋带上吊”的9大疑云

   纸币能开手铐？！鞋带可以上吊？！ 

　　昨天下午关于小南派出所“自缢案”的情况通报会上，昆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试图让公众相信，这两种情况确实存在，刚刚死在小南派出所的邢鲲就是这样一个“奇才”——他因为盗窃被抓到派出所并被投入候问室后，从衣服口袋里面掏出一张隐藏的纸币，用纸币对折后打开了手铐。然后，掏出事先隐藏在身上的两根鞋带（每根鞋带长1.4米），通过候问室通风窗最后一根钢筋自缢，第一次失败后，他跌落进视频的监控范围，后再次走出视频监控范围，在盲区以同样的方式自缢身亡（相关报道见生活新报网shxb.net）。

   　这样一份通报材料看得我眼睛都绿了，呆了好久总算冒出一句：自缢身亡的结论我早有所预料，只是，“纸币开铐鞋带上吊”的自缢方式太过蒙太奇太过好莱乌坞，不如让邢鲲用自己的头发丝上吊算了，那样的可信度也比这更高。    注定了，“被自缢”将成为2009年最后一个中国年度网络热词——不，谁知道是不是最后呢？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自卑于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苍白。

　　 结合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案情，不难在昆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发布的案情通报里发现诸多疑点：

　　1、邢鲲曾经多次被判过刑，“进局子”或“蹲班房”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为何要自杀？

　　2、他涉嫌的金额几万的盗窃罪名显非重罪，他有多大的可能性畏罪自杀？

　　3、候问室里安装有监控设备，为何民警没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他在里面的可能自杀的倾向和举动？

　　4、候问室不过6.3平方米，应该是四四方方的规则形状，总不至于“山势险要”、“地形复杂”吧，既然装了监控设备，怎么可能有监控不到的“死角”？

　　5、刚被押进来的邢鲲如何知道哪里才是死角，并躲在这个死角里实施自缢？

　　6、如果真存在死角，这也是警方的过错——拜托，你们也太不专业了，监控设备真是高科技，你们以前没玩过吧？

　　7、邢鲲自缢的方式估计足够让史上最伟大的特工007自惭形秽退出江湖，因为007弄开手铐也得找根钢丝最起码牙签什么的，用纸币嘛哪怕选用坚挺的美钞恐怕也难。

　　8、据说邢鲲用于自缢的两根鞋带，每根长达1.72米，直径0.4厘米，这么长这么粗的鞋带，只可能是专业登山运动员的专业登山鞋上用的，邢鲲和他当时穿的鞋符合这个条件吗？如果符合，那么，他被投入侯问室时，为何没有被当作与绳索一样的具有危险性的物品被搜走暂扣？

　　9、官方公布出来的监控录象是6个片断，而且模糊不清，只有背影，显系“节选”，那么，这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原始的、未经剪辑过的录象资料？
  　　  …………
 　　越分析疑云就会越多。我相信，呐喊着“阳光行政”的昆明官方，肯定还会召开多次关于此案的通报会，因为，这些疑云必须廓清，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有必要善意提醒昆明官方的是：千万别再出现“小学生卖淫案”那样的局面，官方说话越多，案情却越来越扑朔迷离。

　　昆明交警执法中，与一名黄姓女驾驶员发生冲突，双方均有明显的肢体动作，互有攻守。交警脸上被吐了口水，女驾驶员则右手留下一处粉碎性骨折（相关新闻详见12月16日《生活新报》）。

　　比起晋宁看守所“躲猫猫”、官渡看守所“发烧死”及最近刚发生的昆明市公安局小南派出所“自缢身亡”等曾激起激烈民意的大案，这起“小纠纷”实在不值一提。但稍加留意就能发现，这些案件中，均存在一点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能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监控录象全部缺位。

　　黄女士“被执法”的地方，是昆明城区内人流量相当大的一个重要路段，录象是肯定有的——这个可以有，这个必须有。因此，按常理推测，其究竟是如何骨折的，这个过程肯定逃不过监控。一切都可以很阳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警方为自证清白，也很阳光地提供了一段事发路段的监控录象。画面中，交警被吐了口水在脸上，依然背着双手，不急不恼地在文明执法。

　　但录象内容只有下半场，阳光没有照到黄女士身上，她自称被交警象对付刑事犯罪嫌疑人那样“按翻在地”的上半场，也就是能证明交警是否打人的内容，没有。警方解释得很诚恳：监控设备并不是全方位的，黄与交警的冲突发生后，警方接到报警才将镜头切过去的，所以很无奈，画面当然不全。

　　这样的现象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呀，每到需要监控录象来查明真相的时候，昆明警方的监控设备就会出问题？

　　本人是“躲猫猫”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从调查“躲猫猫”至今，一直在留意这个现象，倒是总结出了规律：只要有利于警方自说自话，通常都“没有监控”，这样，案情和事发经过是怎样的，就可以都由警方说了算。比如“躲猫猫”中，警方先说被害人是“躲猫猫”躲死的，稍后又说是“瞎子摸鱼”给摸死的，最后查明的真相却是被牢头狱霸给打死的。瞧这自说自话，把真相当作橡皮泥般的捏成了啥样。

　　就以上提到的几起个案来看，“没有监控”的情况往往就存在猫腻，没有能够证明事实经过的监控画面，往往就说明这个经过见不得光。

　　从这个逆向思维来考虑，本人认为：在存在重大分歧并引发了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中，只要相关办案机关和人员拿不出监控录象来自证清白，就应该推定这其中存在着严重违法的情节。否则，办案机关和人员为追求破案率或其他非法目的，直接让监控设备“出故障”或者有监控录象也打死不拿出来的可能性永远都没法避免。

强拆防盗笼合情、合理、合法？！
转自边民博客

　　在某电视台演播厅，一场关于昆明拆除防盗笼的对垒激辨硝烟弥漫，激烈和精彩程度，竟引发现场工作人员忍无可忍的掌声。虽是电视辩论，但你无缘收看，因为不会播出。
　　甲方：  马军　（著名律师、云南省政府及昆明市政府法律顾问）
　　　　　 刘 衍  （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处长）
　　乙方：  边民  （云南首席“拍砖院士”、知名网友、网络作家）
　　      左丘失明  （云南网民）
　　双方辩论情形，从场面直观判断网民一方稍占上风。律师马军与网民边民均口才了得旗鼓相当，刘处长与左丘先生亦唇枪舌剑不遑相让。虽然双方分歧巨大言语冲突剧烈，但也不是任何问题上都无法共识。今择网民方发言精要供官民攻防双方参考。

一、宣传话语失范

　　本来是一个“规范、改造临街外挑式防盗笼等占用公共空间的建筑附属构筑物”的事情，但在官方话语中成了“拆除、整治防盗笼等侵占公共空间违章建筑”运动。防盗笼不好看，影响市容市貌，这是毫无疑问的。谁吃饱了撑的平白无故安装那么个丑陋牢笼？还不就是因为治安不好小偷猖獗才被逼无奈设笼么？另外就是老房子老小区政府规划和设计没有前瞻性，住房不能满足厨房功能和阳台凉晒衣物功能，业主不得不“外挑”出附属构筑物。现在的新房子哪还有防盗笼这种怪物？因为住房功能设计和建设满足了业主需要，物业管理治安有保障，防盗不靠“笼”了。

　　明明是以前政府种马铃薯长出洋芋，居然还厉声责问：谁批准你们变成土豆的？强词夺理倒打一耙。什么叫违章（规范说法应该是违法）建筑？先得有“章”吧，不尊章才叫违章，请问当初关于防盗笼的法律法规在哪里？无章可循，叫人们如何尊章？“法无禁止就可以想可以干”，仇和书记对昆明市民明确说过。拿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追究以前的“违章”，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叫做不能溯及既往。现行《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2007年才施行的，2007年以后的防盗笼才能纳入这个地方性法规（江湖俗称“土政策”）管辖、调节范围。所以，2007年之前的防盗笼根本不存在“违章”问题，硬要派个违章帽子，先发给政府规划局、城建局、城管局戴上。什么叫“侵占公共空间”？侵占即是违法，全昆明几十万人同时违法侵占，这二三十年政府执法部门都干吗去了，怎么一直不制止违法行为，今天才睡醒？如果是违法建筑，谈什么“补偿”？应该罚款处罚才对。如果不是违法建筑，谈什么“侵占”？防盗笼背后的实质问题是：公安局的治安没搞好，逼得市民破费钱财安装防盗笼，在责问有防盗笼的市民之前，昆明政府应该先问责市公安局。规划、城建等政府部门工作没搞好，逼得市民“外挑”建筑附设构筑物凉晒衣物、做灶台，他们剥夺了这些市民本该配置有的空间。事实上，历史客观原因形成了目前的防盗笼现象，它既合理也合法，是人家实实在在的物权。谁犯错误谁买单，如果这是一个错误，错不在民而在官；纠正错误不能往市民头上扣屎盆给官家找推脱的借口。
　　建议：请昆明政府禁用“违章建筑“侵占公共空间”“强制拆除”等不文明不合法伤害市民尊严和情感的宣传话语。

2、适用法律失范

　　规范、改造临街外挑建筑附属构筑物要分门别类不同情况不同处理。2007年以后的，适用现行昆明地方性法规可以按“违法建筑附属构筑物”处置，2007年以前的，依法只能“协商拆除”，条件谈不拢才能诉至法院申请强拆，没有法院裁判强拆你就侵犯了人家的物权，这叫违法滥用行政权。我不认为这种官司昆明政府在法理上有什么赢面，倒是行政强拆引发大量市民诉讼政府的可能性比较高。目前政府公文公告不分青红皂白，主要针对2007年以前防盗笼，于法无据，就不要在公文上表述“依法”（条文都列举不出来，何可依焉？）了，免得被人耻笑。

　　最糟糕的是政府公文号称“依据《公务员法》《警察法》《教师法》…….”等等若干个法，责令公职人员限期拆除，否则饭碗不保帽子不保上级不保，这是赤裸裸的胁迫和株连，蛮横霸道无理取闹。防盗笼又不是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纯属公民私人行为、私权利，怎么能拿管辖职务工作范畴的法律来适用非公领域的私权行为呢？风马牛不相及，乱套法律，逮着什么法就算什么法，显得我依法行政法律浩荡？这未免太搞笑了，法盲常见，但这么盲的还真少见，昆明政府聘请一大批“马军”看来也不够用。难怪江湖传言仇和书记有语录：防盗笼这个事，必要的时候走立法途径。各位长官，不知你们是如何领会仇和指示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政府公权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还是仇和高明，“立法”二字点中了程序正义要穴。估计仇和并不看好某些部门不靠立法也能把防盗笼搞定，先手后手都想到了。

　　建议：城管局不要抬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律作虎皮威胁人了，欺负穷人和弱势群体算什么本事？总拿穷人弱者下刀子晚上会不会做噩梦？处长以上官员和富裕阶层还有几个是住在有防盗笼的房子里？防盗笼背后不是无权无钱的公职人员就是低收入普通市民。如果不能通过宣传动员、平等协商、合理补偿、加强物业管理和治安管理等综合办法搞定防盗笼，那就听仇书记的，在立法上赶快动作，起码程序正义上别落人口实。赶快去发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防盗笼提案，当然，信口雌黄要“消灭电动车”的吴委员那种人就别提案了，昆明丢不起这种脸，连我这个乡下老表都会被传染“害羞症”。

3、公平失范

　　政府公文公告中除了要求公职人员表率限期拆除否则严惩不贷外，特别安排了歧视性条款：拆除公职人员防盗笼不予补偿。也许在一些痛恨官家的愚民看来很是幸灾乐祸，但我只有拍案惊奇。先前说了，公职人员的防盗笼是非职务产物和私有物权，也就是说跟任何公民一样，主体是公民、防盗笼物权是私权。今天你为公职人员的公民权益被侵害而喝彩，明天你的公民权益被侵害也别指望公职人员维护你，道理就这么简单。

　　建议：昆明政府收回对公职人员“株连”“严惩”“不补偿”等歧视性政策，避免人为制造族群分裂、官民对立等社会矛盾。“小公职人员”也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政府不应雪上加霜落井下石。

4、昆系媒体引导失范

　　昆系电视报纸网站排着整齐的喇叭吹鼓队列，一会排成S型，一会排成B型,肉麻歌颂拆除防盗笼利昆利民依法行政全市人民积极配合喜笑颜开，把发生概率约等于站在东风广场突然被雷劈或中500万大奖的所谓“防盗笼三宗罪”渲染得天若有情天亦老，讽刺打击那些质疑和反对拆除防盗笼的人是“外地洋芋老表”。作为嫡系昆媒，它们不是真实表达本城社情民意，不是向市委市政府负责任地建言献策或通过舆论导向疏导市民情绪，而是一味把马屁拍得山响，把有争议的防盗笼拆除运动美化成政府丰功伟绩。连非昆系的《生活新报》也跟风凭空冒出个“特约评论员”文章吹捧这是“阳台革命”。媒体之堕落无良，大汗我。就在政府发布拆除公告的当天，窃贼闻讯欢欣鼓舞，鱼贯而入某小区连续作案五户，均为未安装防盗笼之家，昆媒集体失语装A。

　　建议：舆论引导要建立在真实客观基础上，起码要在新闻报道平衡基础上。明明低级公职人员们迫于饭碗敢怒不敢言，也不至于要扭曲报道成“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拆除”吧。明明住在老房子老小区安装了防盗笼的人群属于弱势群体根本谈不上什么话语权，媒体也不该昧着良心“代表”哑巴们欢呼“阳台革命”吧。让市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拆防盗笼是大势所趋，其实谁都不喜欢防盗笼，关键在于怎么拆，拆了之后怎么防盗怎么规范怎么补偿，以什么正当程序合法手段既拆除又不侵害民权伤及民生。创卫也罢，市容市貌美化也罢，本是民心所向，我不相信昆明人贱到专门喜欢住在丑陋防盗笼后。城市究竟是以市民为本还是以建筑为本以市容市貌为本，先搞搞清爽这个问题再好好跟市民商量，哪有过不去的坎？。

　　担责声明：边民在昆明属于“暂住证一族”“打工一族”，对任何一个防盗笼不享有物权。昆明朋友说了，你个洋芋没资格对昆明的事说三道四，你一开口就是孔雀站在干草上唧唧歪歪。边民本已表态对防盗笼行使个人“沉默权”，因为这事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发声则得罪昆明人。现被某电视台蛊惑而食言谈论防盗笼，全系个人意志不坚定所致。特此声明，本帖言论均为边民个人真实意思表达，与马军律师刘衍处长左丘失明网友和某电视台无关。因边民无自拆防盗笼之虞，请勿指责“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可以这样设问边民：如果你有防盗笼，你该怎么办?边民答曰：没协商好公平合理条件，我就不拆。政府再厉害，我也要螳臂挡车负隅顽抗一番。给我上老虎凳，我当做按摩；给我灌辣椒水，我当做吃四川火锅；给我来美人计，我当然将计就计。

央视《寻宝》栏目到曲靖会泽制作节目，海选“民间国宝”。

我去凑热闹，拍了一些“宝贝”照片。废话少说，上图，一边上图一边说~

前面这几张，是清中期制作的“镏金铜笔筒”，上面镌刻着男女老少下棋、

读书、饮酒、嬉戏的社会生活场景，雕工精细，诩诩如生。

藏家称，几年前以六七千元购得。现专家保守估价：人民币50—80万。

是为此次寻宝活动认定的价值第二高的宝贝。我个人最偏爱的，也正是这件宝贝。

这是此次认定的“民间国宝”——清早期制作的唐代鉴真大师铜坐像，

专家保守估价80—120万。在佛教题材的各种雕塑中，常见的是各种佛、

菩萨及金刚的塑像，而历史中真实佛学大师的塑像很少见。

我们都知道，鉴真是我国佛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代大师，

非但如此，他还堪称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

这件藏品之所以能成为国宝，与其精湛的做工和人物的历史地位与内涵等密不可分。

这是现代美术大师李可染的一幅书法作品。

这是大约是我国制作送给美国“飞虎队”的首批“英文瓷器”。以下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看。

最后这张当然不是参评的国宝哈。

图说会泽之：精灵黑颈鹤
文/温星（图均由会泽县委宣传部提供并授权发布）

　　央视《寻宝》栏目到云南会泽县，制作专题节目，据说要从数千件民间收藏的珠宝、文物中遴选出一件会泽的“民间国宝”。
　　会泽是个好地方，“会集百川、泽润千载；明清古城、钱王之乡”。正在申请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此行终于不太匆忙，可以稍微用点时间来感受一下会泽。这下可是很吃了一惊，会泽的美景和历史文化，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不过，没必要堆大量的资料上来，那样没人爱看。还是用图来说吧。会泽的牯牛寨、大海草山、大地缝，听上去没啥气势，可景色真还不错。还有就是黑颈鹤，据说是和大熊猫、金丝猴并例的我国的三大珍稀保护动物。

　　这次我拍的图很糟糕，实在没脸拿出来现眼。就从会泽县委宣传部要了一组，他们说，其中大部，都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我一看，确实很棒很美，就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发一组黑颈鹤。

这是会场之外的，曲靖师宗县的凤凰谷，

号称“大陆首家生命文化主题公园”。凤凰谷是性博会上唯一参展的景区，

也是唯一连续三届都参加了性博会展览的单位。

凤凰谷内核心景点“凤凰洞”远眺。

地质专家论证称这里是“世界第一高洞”。其下部有一钟乳动，

可穿行，内有大量天然形成的人的生殖图腾。 从这外面看上去，

似乎就已经预告了洞内的别有天地：象个巨大的女性的外阴。故又称“生命之门”。

这是性博会进门位置的第一个展区，即师宗凤凰谷展区。

号称是几千年前的“生殖图腾”。当然，真品在凤凰谷凤凰洞中，

绝无可能搬得出来，这是仿造的展品。红光满面的这个伙子，

是凤凰谷谷主（景区管委会主任）赵家祥，

一个隐迹在官场中的性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我们有多久不曾拥抱妈妈

文/温星

　　一位老大哥52岁生日宴，带着妈妈参加，饭后又去唱歌。妈妈唱《爱的奉献》、《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朋友们都簇拥在周围，仿佛她才是今天的寿星。

　　站在妈妈身后，我双手轻轻搂着她的肩，轻轻抱着她，随着她的歌声，踩着同一种旋律，用了同一种频率，轻轻摇动着身体。突然有种特别温馨的感觉，突然就热了眼眶。

　　有多久了，有多久不曾这样和妈妈贴身地接触？

　　我丝毫也无法想起，以前，某一年，某个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情景，和妈妈紧紧地靠在一起，紧到能感受彼此的体温。

　　这几年来，退休的妈妈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坚持几个小时的散步，适当的理疗和保健品也从没缺过，身体和精神状况都相当健朗。她的一大爱好是唱歌，嗓音相当好，中气也足，在四川自贡老家8元钱一客的音乐茶座，即便没有观众，她也可以很投入很陶醉地从早唱到黑。

　　那年春节回家，全家人去自娱自乐。不巧的是，妈妈唱的第一首有些跑调，我就毫不掩饰地在旁边笑。这个细节，让妈妈相当受挫，甚至，到晚上都没胃口，吃不下饭。

　　今天早上的另一件事情，则让我更加自责。

　　妈妈的房间在最里间，必须穿过客厅才能出来，昨晚回家很晚，我很小心地带上了客厅的门，生怕洗漱的响动吵醒妈妈。一觉睡到10点多。起床才发现，客厅的门锁坏了，妈妈被锁在里面，出不来。

　　妈妈的习惯是每天6点多就起床，早餐后出去散步约一小时，回家再专门给我做另一份早餐。也就是说，今天早上，妈妈已经在里面困了、也饿了好几个小时。

　　由于工具箱在客厅里，我只能找到一把螺丝刀，弄了半天，也没能把锁撬开。隔着门，我说妈妈别急，慢慢想办法。又撬了一会，还是不行。妈妈反倒在里面安慰我：“不急不急，可是……我有点憋不住了。”

　　我一听，心就疼了。不能再这样耗着！干脆叫妈妈闪到旁边，飞起一脚，猛踹在门上。响动很大，但门纹丝未动。里面又叫别急别急，可我怎忍继续困着妈妈！便再次气沉丹田，凝神聚力，飞起第二腿，“轰……”，就象电影里的情节一样，门还真被我给踢飞了，连锁舌都断裂出来，掉在了一边。妈妈终于得以脱困，直接进了卫生间。

　　今晚，当我站在妈妈身后，轻轻搂着她的双肩，轻轻抱着她，随着她的歌声，和她踩着同一种旋律，用了同一种频率，一起轻轻摇动着身体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早上的这件事情。突然有种特别内疚的感觉，突然就湿了眼眶。

　　有多久了，有多久不曾这样和妈妈贴身地接触？

　　作为子女，我们每一个年轻人，请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久，有多久都不曾这样和最最亲爱的妈妈贴身地接触和拥抱了？

　　南方周末　记者何忠洲 发自昆明

　　仇和与伍皓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地处边陲的云南正在经历一场政治与媒体相互作用的风暴,而两个制造风暴的当地官员,一个是早就闻名全国的个性官员仇和,另一个则是正在闻名新闻界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力推舆论监督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现在获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过的《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干扰、阻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而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任上转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在因“躲猫猫案”发生后不顾副部长的身份,组织网友调查而遭遇上级“诫勉谈话”之后,如今也顺利通过试用期一年的考验,并被进一步“压担子”: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仇和到昆明后一如既往的严谨。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访。
　　而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QQ差不多24小时都挂在网上,他和人聊天仰靠时不自觉的就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而且有记者前来他即接受见面。
　　显然,这是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而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掀起一场媒体风暴,虽然一个是主动为之,一个是分内职责所在。
　　这是一种不期而遇,而他们背后的云南,一场新闻与政治的不期而遇,也正在蓬勃登台,并影响当地传媒与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闻

　　“明星”官员仇和的表现并没有多少悬念。这个秉持“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前宿迁市委书记,在2007年底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一如既往的“强势”———当时的舆论认为,仇的“强势”是要力图改变当时经济增长率已列全国省会城市倒数第一的昆明。

　　一场官场整肃如宿迁般展开,只是这一次,对官员的监督,仇和找到了一个和宿迁比更为有效的方式:媒体。

　　这位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让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他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2008年2月16日,经过连夜扩版,《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情况和电话号码,随后遭遇“疯抢”。昆明日报社赶紧再版这份“官员专刊”,再次销售一空。当年,昆明上班时间不接听电话的168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被通报批评,5名官员被问责。

　　但仇和显然不满足于此。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以单位作为昆明市新闻舆论监督员。

　　在聘请了“外人”之后,昆明市的新闻媒体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报舆论监督情况。而且,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监督事项,相关单位应在10日内反馈办理情况,否则面临的又将是问责。

　　单10月份,昆明市西山区就有16名干部因“创卫不力”被问责。起因便是10月15日到25日之间昆明媒体的曝光。

　　一位做社会新闻的当地记者告诉南方周末,他们曾一度担负起在市里到处寻找垃圾并拍下来的使命。

　　与严厉而强势的仇和个性相比,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的出场则显示的是一个记者加新闻管理者的个性。

　　这个和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案子紧密相连的宣传官员,在“躲猫猫”案中组织“网民寻求真相调查团”；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上网发帖“想网络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这个自称不对所辖媒体进行审稿、不追求一致声音的官员,首先遭遇到的是针对自己的质疑,11月15日对伍皓推行媒体监督员的质问就直接发在伍皓所管的《云南日报》上:“媒体义务监督员”到底该监督什么?

　　新闻影响下的政治生态

　　两个风格迥异官员的不约而同,最终作用在云南的媒体与政治生态上。

　　仇和借重于媒体等舆论监督整顿吏治,产生了相当威慑作用。在严厉的问责制度下,很多官员“手机备两块电池保证24小时开通”。

　　昆明当地的好几个时政记者都向本报记者坦言:以前给官员电话,所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得闲”“你不要烦我”。而现在,“哪怕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客气多了。有的还主动提供别的可采访对象的电话。”变客气了的官员,对媒体也有了更大的宽容。

　　10月28日,当地《云南信息报》率先报道昆明美女副市长李茜的消息,这引起了质疑,因为第二天市人大才会通过。不过,闻知此事的官员哈哈一笑:只要整体没有问题,不用过多的追究细节。

　　曾有媒体报道本市儿童血铅超标的问题,但是经过调查发现结果并不是报道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对相关媒体也未有任何指责。

　　对媒体而言,舆论监督并不意味着曝光。“所谓负面的东西,往往通过舆情报告上去,本意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一个媒体的部门主任说。

　　不过借监督之名,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权力的“隐形利用”,也使得一些官员极为恼怒。一位官员在回答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记者是不应该在这个行业做的。另有官员对本报记者说:虽然从财政上政府并不能控制媒体,但是总编社长还是组织任命的,管住人就管住了一切。

　　而在省委宣传部的伍皓因为职权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问责”而是“推动”。

　　曾有中央媒体报道万棵大树进城背后的“绿色泡沫”,省委宣传部马上给林业厅发红头文件,立项督查。在有报道称昆明东川区出现儿童血铅事件后,宣传部向环保局立项督查。

　　他也向本报记者坦承,面对一些“不合理现象”,省委宣传部曾主动做媒体的“线人”。有进城卖豌豆的农民,结果沿途所征税费还要超过豌豆本身,听到消息的省委宣传部为此“透露”给了当地媒体。

　　但与仇和相比,伍皓的举动显然要面临更多的压力。“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后,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建议对伍皓“谈话提醒”,因为他“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伍皓一度“暂时选择沉默”。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的消息说,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有的常委对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议,后来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是一次尝试后,伍得以过关。

　　伍皓的种种努力,最终有了正面的评价。

　　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列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位列第二。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官员们以往“维护云南形象”的想法。伍皓的对本报记者说:最大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我的那些做法现在基本上都得到云南官员们的认同了。

　　寻找平衡

　　媒体与政治的互动,使得昆明及至整个云南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局面,在被称为“媒体新政”的背后,媒体与官员之间,也正在寻求某种平衡。

　　这种微妙,也体现在仇和身上。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在接受本报记者如何看待所谓的负面报道时,当地一位官员的回复是:我认为昆明市政府的各项创新就已经足够我们媒体报了,老百姓也会关心。

　　媒体本身的自律亦成为主管官员们要考虑的问题。6月23日,就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普通高考最低控制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一条内容为“云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数控制线”的新闻在国内各大网站间流传。“山寨高考分数线”一度影响了许多考生志愿的填写。

　　在此之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云南将建立假新闻追踪制度,要建设“负责任媒体”。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向社会征召除了能看到报纸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媒体义务监督员”。

　　消息发出后,二百多人报名,里面有不少是地方州市官员和记者。伍皓赶紧建议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给剔除。但问题仍然在,一个媒体义务监督员,以前到新闻单位上访过很多次,但并没被报道。当上媒体义务监督员之后他拿着证就去媒体闹了,认为对他的事“失语”也在监督之列,必须要报道他的事。

　　为此,新闻工作者协会赶紧制定了《媒体义务监督员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媒体义务监督员不能直接到新闻单位,只能通过记协,也不能纠缠涉及自己的私事,否则收回监督员证并向社会公示。

　　伍皓因为这个举动受到许多批评,“他们误解我是要通过媒体义务监督员来控制打压媒体。”伍皓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而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专职常务副秘书长汪林正则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有媒体义务监督员,有重大事件媒体噤声的时候,媒体义务监督员可以提议,媒体则可以借着民意行使监督权。

　　在伍皓看来,新闻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的最佳链接点。“新闻执政的理念,美国早就树立了”,伍皓说。他热情地向记者介绍《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那本书的点睛之笔是前白宫传播顾问大卫·杰根的话:“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不过,相较于昆明“一把手”的仇和,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所要做的努力显然更多。“关键是能走多远”,在伍皓被“压担子”后,仍有不止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建国60年特刊之：大陆武侠热

武侠热潮涌入大陆，沧浪客“一剑平江湖”

沧浪客挥舞三尺龙泉，在空中划了一个圈，然后，摒息凝神，还剑归鞘。曾经在武侠文学界叱咤风云的他，矮小精瘦，回忆起当年一鼓作气创作40多册武侠小说的辉煌，他那双酒后泛着雾意的小眼睛突然精光暴射，俨然是一位修炼深厚的内家高手。
    作为曾被誉为“大陆武侠第一人”的武侠文学大师，沧浪客脱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名动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姚霏。那个年代，由金庸的系列作品及电影《少林寺》发轫，开创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武侠热潮，几乎全民为之狂热。
  “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武侠？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这个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人们在现实中的焦虑和受挫。”姚霏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真正的武侠热高潮，从上世纪八十起，至九十年代中叶，不过十几年，“高潮过后，必然寂寞”。但不管怎样，武侠作为‘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金庸小说掀武侠狂潮

1983年某个仲夏之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一场电影刚刚散场，学生们便如潮涌般地出现在了夜空之下。他们显得特别兴奋，其中好几个小伙儿都在人群中自顾自地比划着拳脚，嘴里叨念着：“我是觉远，嚯嚯！”

    这是一群为电影《少林寺》而变得更加躁动的年轻人，身材矮小的姚霏被裹挟其间，觉得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原来武打可以这么精彩！好看呀，李连杰演的主角就是打不死，太过瘾了！”

18岁的云南楚雄人姚霏，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到三年级了。武侠，就这么来势汹汹地闯入了他的视野和生活，闯入了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视野和生活。

那之前的1980年初，广州《武林》杂志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这是港台新派武侠作品首次正式进入大陆，一股后来席卷了整个华人世界的“武侠热”由此肇始。之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多部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正是在大陆第一波武侠高热的背景之下，才有了1983年的电影《少林寺》、1985年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等里程碑式的武侠影视作品。

当年，民众对这两部影视剧的狂热追捧，姚霏记忆犹心。“看了电影，好多年轻人都想去少林寺学武，象李连杰（饰觉远）那样学一身厉害的功夫。看了‘射雕’，就想去闯荡江湖，并幻想着遇上一个自己的‘蓉儿’。”
 

如果以一组数字来观察，当年《少林寺》的火爆和成功，足以傲视后来我国所拍摄的所有电影——当年的票价仅仅只是三四毛，但它的票房竟达上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民众极度压抑的心灵亟待找寻一种释放。而武侠作品，作为一种可以任由想象驰骋、并逃避现实无奈的文艺形式，恰好承担起了释放心灵的历史性使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金庸的14小说武侠小说就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陆大大小小的各种书店，还有地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许多年轻人都能随口说出这14部小说名字头一个字所串成的对联。

当初对姚霏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剑恩仇录》。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姚霏拿到了一本登载着这部小说的某杂志的增刊，就一头栽了进去，惊喜莫名，“金庸的小说就像一座山，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都能包容其中，可谓博大精深，而故事里设计的悬念更为传奇，没法不引人入胜，没法不目眩神迷。”

先锋作家痴迷“俗文学”

在姚霏看来，武侠，既像是梦，又像是童话。其实，早在1979年8月，梁羽生在英国与数学家华罗庚相遇时，华罗赓就曾充满激情地告诉梁，自己很喜欢读武侠，并说“武侠乃成人的童话”。这个经典比喻，其实已经概括出了武侠作品的本质所在。

从小，姚霏就是一个爱做梦爱活在童话里的人。他太瘦小，捉迷藏总是第一个现形，玩老鹰捉小鸡也是最先被“老鹰”抓到。但他成熟早、识字也早，六七岁开始断断续续地读《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玩游戏玩不过小朋友，打架更不是对手，他就老幻想自己就是书里的大侠展昭，不但可以飞檐走壁，除暴安良，更可以给自己出出气。于是，先前从事先锋小说创作的姚霏，开始对武侠着迷起来。

大学期间，他把能找到的金庸的所有作品反复读了至少三遍。由于宿舍限制用电，他专门买了只钢笔式的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当时的书很有限，必须在同学们之间借来轮流着看，一本书在一个人手里停留的时间很短，第二天就会被同学强行要走。姚霏的无数个通“太过瘾了”。

“原来小说竟可以这样写？太有阅读快感了！”主攻先锋小说的姚霏非常惊讶。大二那年，16岁的他就已经开始在《萌芽》、《人民文学》等核心文学刊物上发表先锋小说，锋芒初露，“但仔细想想，那些作品其实相当晦涩，人物都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哪像武侠里那些快意恩仇的大侠？”

姚霏的惊讶，也代表着当年千千万万“武侠迷”、“金庸迷”。正是他们的阅读饥渴，催生着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大量武侠小说的不断上市和不断再版。但姚霏却坚持不买一本武侠小说，传统文学观似乎在提醒着他：武侠好看，但毕竟“俗”，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收藏。

1985年7月，姚霏从华东师大毕业回到云南。一次，他跑去云南省文联的《云南文艺评论》投稿，遇上了于坚。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诗人之一的于坚回忆：“我正在写诗，抬头看见一个虫虫般的翩翩小个子青年，风华正茂，细裤脚，长头发，油头滑脑，像是那些去办签证要逃跑的家伙。”看了看姚霏带来的手写稿，于坚“一阵紧张”，“又来个抢饭碗的。这种人太罕见了，就像一大堆鹅卵石里面埋着的翡翠。”

同年，姚霏进入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学语文》和《大学写作》等课程。教书之外，他写作的主攻方向依然是先锋小说。当年仅19岁的姚霏，可能是云南各大学里最年轻的老师。在随后的几年，他甚至一度与苏童、格非、余华等人齐名，并称为中国“十大先锋作家”之一。虽然一直在坚持着“正统的先锋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却已经渐渐渗入了他文学世界的深处。

横空出世的《一剑平江湖》

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的几年，姚霏总觉得太过压抑。假期，他喜欢独自呆在大理或丽江。“大理的风花雪月和丽江的古城雪山，常常令我沉浸其中，古佛国菩提智慧的清凉与纳西古乐的深邃绵长，又常常让我开始反思我偷空写出来的那些所谓‘先锋文字’有何意义。你相信吗？我感到很绝望。”

天马行空的姚霏决定辞去教职。1989年冬日的一个午后，他觉得那天的阳光很自由很温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他便从师大宿舍搬出，到大观路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住了下来。砸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没了工资，他写先锋小说那点稿费，已经远远不足以支撑他的基本生活。

于是，姚霏找到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张维。当时，全国的武侠作品在出版物市场越来越火爆，该社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从中分一杯羹呢。张维立即说：“你写武侠试试吧。”

姚霏对自己很有信心。借了点生活费，他便回招待所开始琢磨。想到金庸的《连城诀》里有一套“唐诗剑法”，觉得自己也可以编一套剑法出来，再设计一个庞大的故事体系，肯定不难。独孤樵、童超、胡醉，以及一号反派东方圣，各主要人物的性格、江湖人脉谱系，还有各自的绝招，他每想出一点就写在小纸片上，贴在墙上。到四壁全是纸片的时候，他就正式动笔了。

他习惯晚上写作，喝点酒，将房间打扫干净，然后将指甲剪干净，坐在桌前，只开一盏台灯。一写就思如泉涌，一刻也停不下来。那时全靠手写，很累，夜间，他不时会喝些啤酒提神。就这样，直到次日早上天亮停笔，右手总是麻得好久才能恢复知觉。平均每晚写一万多字，两晚上就会用完一只圆珠笔，“你知道一支圆珠笔芯能写多少字吗？我准确地告诉你，28000字左右。”

熬了整整一个月，近40万字的《一剑平江湖》一气呵成，300字一页的稿纸，在招待所里的小书桌上，堆起了大约20厘米。

    那天早晨，姚霏抱着稿纸来到出版社。“你真写了？一个月你写了这么多？” 张维简直不敢相信。她兴奋地找来了一个外号叫“老白”的书商，此人大喜过望，立即收下书稿，并预支了1000多元稿费。“当时在大学当老师，一个月才120块呀！”姚霏感觉很神气，写了一个月，就能拿到接近于教书一年的收入，所以，就跑到上海玩了一趟，顺便回母校显摆了一回。

在上海一住就是一年。一年后，张维打来电话，“你的书出了，回来拿稿费，一万三千块哟！”这回可真把姚霏给惊呆了，“啊，我怎么一下成‘万元户’了？”

原来，《一剑平江湖》已经正式出版，首印30万套，而且备受追捧，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那是1990年初，港台作家的武侠作品已经铺天盖地，但由大陆作家创作的武侠，这却是真正的第一部。因此，评论家认为，虽然作者“沧浪客”模仿金庸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其“大陆武侠第一人”的地位无可争辩。

以此为标志，中国武侠热被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内地原创的武侠小说。北京的周郎、湖南的独孤残红、东北的巍奇等大陆作家纷纷抛出了自己的武侠作品，虽然各方面都没法跟金庸、梁羽生相比，但也有其特定的读者群体。多部金庸作品被改编搬上荧幕或屏幕的大获成功，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武侠热的进一步升温。

武侠狂热中被改变的生活

谁是沧浪客？沧浪客是谁？

在《一剑平江湖》走红脱销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在追问——除了该书的几个“幕后推手”，没有任何人把这个看上去有点古怪的名字，跟姚霏联系在一起。

自己竟然写上了武侠小说，这事儿，姚霏决定谁也不告诉，“打死俺也不认”。骨子里，他依然觉得武侠是下里巴人，是会被传统文坛和作家耻笑的俗文学。他决定一个人偷着乐。

天才都是敢花钱的主。拿到《一剑平江湖》13000元的稿费，一沓沓全是10元面值的，姚霏分别垫了两叠在鞋子里当鞋垫，其余全用一个文件袋装着，抱在怀里，从当时在书林街的出版社一直徒步回到在小菜园的家。一路上边走边蹦哒，没人知道他究竟在乐啥，结果把鞋里的钞票踩通了两张，“以前老被钱欺负，现在终于可以欺负它了。”

当晚，姚霏约了一大堆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一起到当时昆明最好的酒楼春城酒楼胡吃海喝，唯独没叫一个作家圈里的人。“当时很开心，让服务员把酒楼里所有的菜全部都做了溜一遍，摆了两桌。”大家吃饱了，喝足了，都还蒙着，不知道这究竟是台什么宴。最后姚霏只好模糊地说，是自己从上海衣锦还乡了，赚了点钱，请大家热闹一下。

有了钱的姚霏决定定居昆明。他在小菜园找了一户人家，租下了一整层楼，还买红地毯铺上——那个年代的大酒店里，都很难见到这种奢侈品。这时，接到云师大要求迁出户口的通知，他便和房东商量，自己一次付清一年3600元的房租，房东则帮他解决迁移户口的问题。于是，他便成了房东的“表弟”，把户口迁到了房东家。至今，户口依然在这里没变。

“沧浪客”第一把火了，第二把接着烧。很快，40多万字的《剪断江湖怨》又出版了。这次的稿费是14000元，姚霏依然是美滋滋的。但一个懂行的朋友帮着算了笔帐，说书商至少赚了一百万。姚霏一听就觉得自己太亏。到完成第三部《寒魂江湖泪》（上中下）时，他的稿费就猛飙到了7万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

姚霏感觉自己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从丹田源源不断地涌向指尖。这回出手，书商要求他给《笑傲江湖》写续集。他发现，该书中没有交代具体的时代、背景等，反复阅读后，推算出背景可能是在明朝中期。于是，他专门花1000多元钱，买回全套《二十五史》，将其中的《明史》挑出来，仔仔细细研究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约两个月后，他又捧出了上中下三册的《红泪萧琴》。这部《笑傲江湖》的续集同样卖得很火爆，据说，还曾得到过金庸本人的首肯。

大约五年间，署名“沧浪客”的武侠小说，出版了达15部46册之多，盗名出书者更是不计其数。但沧浪客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读者中和武侠小说界依然是一个谜。直到《一剑平江湖》出版三年后，这个秘密才被昆明作家崔亚楠在《女声》杂志（即现在的《女性大世界》）上捅破。已然借武侠成为作家中少有的“富翁”的姚霏，还是和朋友红了脸，甚至差点绝交。

“那时的想法很扯淡，觉得突然从先锋作家堕落成了‘写武打小说的’，很丢人。我可从不像现在那些‘玄幻武侠写手’那样，把自然规律、天地之道、甚至人伦逻辑都跟甩鼻涕似地甩掉，一剑就可以扫掉一座山。其实，靠文字吃饭，又何必遮遮掩掩？”

与沧浪客同一同期的其他大陆武侠作家，比较知名的还有：青莲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龙邪凤记》及其续集《青猿白虎功》两部；火梨，上海知识分子，1995年写成一部《舞叶惊花》；张宝瑞，新华社记者，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长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张三爷》、《形意游侠录》等；熊沐，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侠盗》；周郎，代表作《鸳鸯血》……可见当时的“江湖”，其实绝不可能让沧浪客一剑就给“平”掉。

“华山论剑”后武侠热渐渐衰颓

从姚霏当年不愿承认自己“堕落”成了一名武侠作家的复杂心态，可折射出整个武侠文学和影视作品以及武侠热或褒或贬、或冷或淡的尴尬境地。

在官方和正统文坛的语境中，武侠始终被贴着“低俗”的标签，甚至被斥为“精神鸦片”和“坑害广大青少年的东西”的“文字垃圾”。但正如几乎同一时期萌发的“琼瑶热”一样，“金庸热”、“武侠热”和时代的喧嚣一样已经不可逆转。

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先河，举行系列金庸武侠小说讲座，结果场场爆满。媒体为这一“创举”，赋予了诸多文化和时代的意义。当年8月，由北京各大学几位青年教授联合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推出，金庸被列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成为现代中国“第四文学大师”。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90年代中期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直到“有华人就有武侠”的近些年，王朔还把金庸看作是“中国四大俗”之一，而何满子的批判，则直指华罗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给出的“武侠乃成人的童话”的定义。“既是成人，何必童话？你们还小吗？”一副完全不屑和鄙夷的口气。

上世纪90年代初，冯其庸、宁中一、陈墨等著名学者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1995年，该会组织评选“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当时，嗜酒如命的古龙已经早逝，组委会特设金剑奖两名，是专为表彰金庸和梁羽生而设立的终身成就奖，获银剑奖获的有温瑞安、于东楼和周郎，而姚霏，是三名铜剑奖中的第一名。

八位武侠世界的“绝顶高手”，八把代表武侠文学最高荣誉的龙泉宝剑。1995年9月的颁奖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从不穿西服的姚霏，被勒令穿上了一身很不合身的西装，还有他平生最讨厌的皮鞋。他的感觉是，“别扭死了，就像参加了一次庄重的追悼会”。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颁奖时对他表示祝贺，问：“你怎么去干了通俗文学呢！”姚霏感觉脸上烫了一下，这话他理解为是在说：“你这不是自己糟塌自己吗？”

他匆匆和颁奖嘉宾柳残阳、卧龙生合了影，就抱着自己那把“铜剑”出了人民大会堂。居然有人冲上来堵着，想收购他的宝剑。他说，“你要能把金庸先生那把买到，我这把就送你了。”

次日姚霏就买机票回昆，但在首都机场安检时，因宝剑疑似凶器，他不被允许登机，只有郁闷地折回中国作协，开了张介绍信，结果，搞得“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写武侠的沧浪客了”这个消息进一步扩散。返回机场，人家不认介绍信，最后，是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亲自给机场打电话才解决了问题。姚霏的郁闷就像癌细胞一样，在浑身蔓延扩散。终于回到昆明，他发现，自视甚高的云南文坛已经彻底认定了，他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坯子——自甘堕落地去搞“俗不可耐”的武侠小说。咱们云南文坛出了个沧浪客，丢人啊。于是他选择离开，去了深圳，一别十年。

被视为“华山论剑”的“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再也没评选过第二届。当首届的风云渐渐散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波的中国武侠文学热，已然从降温步入衰颓——虽然，武侠热说白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俗文学热”。

而中国的“俗文学热”，从《山海经》，《搜神记》的神怪、志怪，到唐传奇，到宋话本，到明清说话，再到民国的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白羽等等，一直到上世纪的金、梁、古，中国的俗文学，一直没有彻底断绝过他的道通源流，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这是民众必须的精神需求。但它是有周期的，一个时代突然提倡法治时，不管这种法治的实质如何，俗文学都会走向衰落，因此武侠小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开始，衰亡是必然的。

或如姚霏所说，“谁也不敢低估传统的力量，就算五十年一个周期吧，我相信武侠小说还会出现高潮，这种高潮或许会以别样的表达方式出现，但肯定不是现在。就当下而言，无论从自然法则、文化惯性，还是从人伦逻辑上看，咱们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武侠。”

 11月23日生活新报  记者吴念/文 张永强/图

爱情就是一起去沐浴雪风踏雪寻梅

文/温星

　　持续两天的酷寒之后，2009年11月21日，周六，大约上午10点半，昆明市区，下雪了。

　　当时我在“电脑医院”，修笔记本。雪来了，外面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欢呼了起来。

　　有个小伙子，在路边，对身旁的女孩儿说：“宝贝，再下大一点，我们就去打雪仗、堆雪人，好吗？”

　　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得安排今年第一场雪的采访。

　　“电脑医院”的办公室里有的是电脑，立即登陆QQ，在报社工作群里发话：“今天哪些人值班？请举手！请立即出发，去金碧广场、东风广场、翠湖，等等地方，去采访市民在雪中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下雪影响，交通是否影响，翠湖的游人和红嘴鸥是否受到影响，等等。另外，再专门做个小主题——‘雪中的恋人们’。”

　　连雪中的恋人们我都考虑到了。我想，在雪中，这些陶醉在爱情中的年轻人一定比平时更加温馨、浪漫，更加陶醉、幸福。作为媒体和记者，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笔和镜头，去表现这些能温暖人心、温暖城市的情节和故事。

　　可是，我却没想到，自己，本也百分之两百地应该成为这其中的一员，成为陶醉在爱情中幸福在爱情中的温馨、浪漫的一员——不，不是一员，是一对！

　　我是多么多么地渴望。

　　“我真是个工作狂吗？”——这样反问自己的时候，突然有种悲哀的感觉。

　　不论怎样，我今天注定了要被老天小小地嘲讽一下——刚给值班的同事们安排完采访思路，雪，竟然就渐渐停了。一切，都落空了，“雪中的恋人们”，这样一个我自以为很好很妙很温暖的采访主题，更加无从谈起了。

　　或许，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多少恋爱中的人们，愿意在雪地里寒风中去享受所谓的温馨浪漫了。他们甚至会嘲笑这些。他们只看重别墅里的豪华与舒适，高档轿车里的蓝调与暖气，以及西服和裘皮大衣包裹之下的香水与暧昧。

　　突然明白了一点：我在痴痴等待的感觉，苦苦寻觅的爱情，或许，就是可以在某个下雪的日子里，和那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去沐浴雪风，一起去踏雪寻梅。再寒再冷，也不抱怨，更不退缩；再寒再冷，两个人手里有手，心里有心；再寒再冷，也是温馨，也是浪漫，也是陶醉，也是幸福。

 （说明：图系百度配图，与本文无关）

2009年11月22日凌晨

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视线》之
温星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记者视线》是一档比较高端的人物访谈节目，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专门请采访重大新闻事件的或有影响的记者做嘉宾，讲述新闻背后的或记者自己的故事。
　　大约9月底，该栏目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录制了这期节目。我讲述的是，我刚刚采访过的两位云南知青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折射当年那段激情燃烧如火如荼的知青岁月。

　　接受连线采访是在办公室，人很多。中途，主持人在电话那头说太吵了，我被迫两次停下来，请同事们“小声点”。也没认真准备，有点仓促，随口聊聊，显得略有些凌乱。

《大观周刊》第453期之“城市面孔”　文/欧阳小抒 熊瑛

　　
　　温星剃了胡须，看起来异常年轻。因为母亲说，这样才易找到与之偕老的另一半。但他依然坚持十余年来始终扎着一个艺术感十足的辫子，如同他始终抱持的新闻信仰。生活新报社偌大的格子间里，他投给我们暖暖的笑，然后从电脑里调出几张酷酷的照片，流露出内心的坦诚和不羁。

  　于是，我才放下忐忑的心，开始聆听这位曾被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专访过的、在传媒界干得热火朝天的“名记”的故事。尽管是一问一答地讲述着从业十余年来的风雨历程，却依然足以让人为之动容。我听见心底发出的鼓掌和呐喊，这是由最纯粹的“新闻梦”所引发的共鸣。 

　　来昆明之前，温星供职于成都的《天府早报》，来昆明之后，一直扎在《生活新报》。可以说，他是带着经验和理想来到边疆，参与和见证了昆明都市类报纸发展的十年历程。

　　对于新闻事业，温星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老领导胡荣华曾赋诗赠之：“一笔动情蘸热血，几度拍案曝奸贪。风云激荡志未改，会当遨游九重天。”时至今日，温星所做的一切，足以让人看到记者这个职业应当具备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过，他更习惯说正气义气侠气书卷气。说别人不敢说，报别人不敢报，走在风口浪尖，以良心为烛，点亮的是公道，温暖的是人心。

一战成名

　　2000年7月，永善县某局长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杏花村”喝酒，醉死。家人“停尸闹事”，逼死老板娘。杏花村老板找到温星，跪地求助，痛哭流涕。刚入滇不久的温星拍案而起，约了另两个同行，奔赴永善。在当地官方百般抵制、阻挠采访的情况下，他们明查暗访，抽丝剥茧，一步步还原事实。

　　《局长醉死“杏花村”》的报道遂横空出世，轰动全国。央视《焦点访谈》之后制作了两期专题节目。十余相关官员纷纷落马。多年过去，此事仍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

　　也是此次永善之行，温星和同伴获批进县法院旁听一起案件审理，却遭到质疑，进而被法院非法拘禁数小时。“获释”后，深感监督之难的温星等人对此做了客观报道。在记者权益遭受侵害还很罕见的当年，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被上千媒体转载。有媒体还刊登了温星胸口处被法院法警抓伤的特写照片，于是，不少读者打进热线，为“正义的记者”捐款。

　　凭着一股热血和侠气，温星很快就在异乡闯了一片天地。只不过“侠以武犯禁”，温星却是“以文犯禁”。许多敏感话题，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抓住线索，顺藤摸瓜，深入调查后冷静地娓娓道来。他说自己远远够不上优秀，但一个优秀的记者，绝对不同于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而应该是时代的“了望者”和“侦察兵”，甚至是“时代的手术刀”，“切开时代的肌体，挖出深埋的癌细胞”。

　　温星的才华，不仅仅只在他的文章，更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内心，他的情怀。或许正是因此，他才更懂得悲天悯人，对于苦难，才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理解。因此，他总是在奔波、在诉求、在呼吁、在反思。他用行动证明了一种大义：“为民请命凌云志，几度折戬问苍天。”（摘自温星诗词之《十年感怀》）

　　血癌患者李雪松的离去，让他奔走呼告，泪如雨下；曲靖的一个县，曾连续发生过八起“校园强奸案”，他在深入调查后怒斥教育局长……一桩桩，一件件，温星都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与情感。也有朋友对他说，记者应该独立于新闻之外，不能介入太深，才能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温星反问：“当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向你发出求援的呼号，当对方把你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想要紧紧抓住，你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吗？”

 
“草根英雄”

　　出生于平凡家庭的温星，没有名校的显赫的教育背景，但经历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他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草根英雄”。

 　　“我这个记者，是从文学青年转型而来的。所以，可能更敏感，更细腻，也更犀利。”“文青”出身的温星颇有些早慧，16岁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诗作。转行做记者，他一开始想得很简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心声和情感，揭露社会上的一些黑暗。

　　刚出道在成都学做记者那一年多，温星白天蹬着自行车拼命跑新闻，晚上蹲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出租房里写诗歌和散文。那里经常停电，许多诗文就这样在明明灭灭的烛火下完成。此段生活，温星写成一篇《“贫民窟”岁月》，“一稿多投”，发表了很多报刊，也感动了很多年轻人。

　　“这篇小文，妈妈几乎倒背如流，经常拿它来激励我。”提及母亲，词锋激烈的温星明显温柔了起来。

　　来昆明头一年，求贤若渴的老总让温星和自己一起住进黄土坡的一栋大别墅。条件如此优越了，温星却依然难忘最初那段艰辛的岁月，又写《怀念“贫民窟”》一文，提醒自己不可忘本，不可懈怠。尽管现在已经很少做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但曾经的那些梦想、激情，还是让温星念念不忘。

　　比起跻身报社中层，温星更乐意做个一线记者。他要说想说的话，他要贴近生活的本源。他坚信“新闻在路上”的理念，要做绝对的行动派、实践派。尽管现在已经是《生活新报》机动新闻部主任，不需要再到一线去冲杀，他依然向老总提出：每个月至少允许他出差一次，去做点“轰轰烈烈的新闻”。

　　西谚说，上帝不会让一件事物十全十美。温星在“传媒江湖”指点江山叱咤风云，颇有些大侠之风。事业上，可以说已经活出了他特有的精彩。但工作之外，他显得太过平常，除了看书，写东西，听音乐，偶尔旅游，他没有太多可以称之为“娱乐”或“玩”的爱好。

　　已过而立的温星依然单身，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这点，几乎没人相信，“怎么可能呢？你的粉丝那么多？”

　　他QQ的签名档写着：“一个正义的记者，笑傲江湖；一个善良的男人，渴望幸福。”

    他的腾讯博客人气近八百万，大约算得上是“云南第一博”。前几天，他刚刚在“心情”栏里换上了徐志摩的名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但关于爱情，温星不愿多说。只是看上去有些忧郁。

QA达人 【大观周刊×温星】

　　Q：你怎样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A：这是我深深热爱的职业，承载着我的梦想。其实，这个行业除了外人所想象的那些光环，更多的是艰辛和付出。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你需要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去完善自己。这个行业能够为你带来成就感，赢得社会的尊重，相应的，也需要你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同情心。这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职业，也是一个能够创造出很多可能性的职业。但是，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之下，我们也会有很多无奈和沮丧。

　　Q：你怎样理解新闻人的使命感、责任感？

　　A：说到使命感和责任感，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像是大话、套话，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我的名片上就始终印着“责任高于一切”这句话，不是自我标榜，是真心话。要尽可能客观地记录现实的生活和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反应老百姓的生存现状和心声。否则，就不配当记者。

　　Q：你会去写迎合别人的文章吗？

　　A：我的个性中有非常倔强的一面。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是绝对要本着事实和凭着良心说话的。我做记者的目标很明晰，原则也很清楚，为了利益而做违心的事情，这是我所抗拒和鄙视的。许多朋友因此说我太不圆滑，太笨了，有时唾手可得的一些利益，就这样没了。比如，“慕名”来找我写广告文字的企业曾有过不少，稿费很优厚，一篇就能抵一两月工资。我都微笑着答复人家说：抱歉，这种露骨又恶俗的鼓吹，我写不来。

　　Q：你怎样看待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异同？

　　A：从新闻报道和传播的角度来看，各具优势。但是，网络媒体更为自由，表达言论也更为轻松。因此，我有些在报纸上被“毙”掉的文章，还是会在网络上发表出来。而且网络的覆盖面很广，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网络传媒时代”，网络化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必将越来越重要。

　　Q：文学与新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面对一个感人至深的新闻事件的时候，你如何在两者之间权衡？

　　A：客观而言，搞文学的来做新闻，转型不一定都能成功，一旦转过来了，就比其他记者具有更多的优势。两者共通的地方，我认为就是人性，文学和新闻都是服务于人的，都是关注人性。“文青”或者说作家的身份定位，可以肆意地去感动，去抒情，去充分表达你的爱憎。但若作为一个记者，面对一件感人的事情时，职业特性就要求我不能介入太深，而只能客观地去描述或报道这个事情。要冷静，不能陷入，因为记者职业的核心就是客观记录，忠实反映。当然，这虽然是记者职业所要求的“铁律”，但我认为，一个真正好的记者，绝不可能一个冷漠的人，而必须能同情，能关怀，能悲悯。从本质上讲，一个优秀的记者，首先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面孔档案

　　温星，生于1976年，媒体川军，混在云南。早年写很苍白的诗文，如今做有温度的新闻。现供职于《生活新报》，任机动新闻部主任、时事评论员。新闻之外，发表各类题材文学作品两百余章，系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