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充分调动多种传统文化元素，较完美地展示了中国文化，使书法、绘画、瓷器等中国传统艺术珍品走向世界。一首《青花瓷》，一曲《兰亭序》，随着周杰伦的歌声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引发了青花瓷和书法的收藏热。收藏、书法和音乐的完美结合，使冰冷的文物有了生命。

    中国韶山网（http://www.china-shaoshan.com）历来以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为已任，曾于2004年和2005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毛主席华诞的活动中现场布展毛体书法，并向毛主席亲人李敏、李讷和毛新宇敬献毛体作品。2007年4月2日毛主席次子毛岸青追悼会送和2008年7月2日邵华将军追悼会送其家人的祭礼均为网友联合创作的毛体书法长卷作品。网站首开毛体书法室外大型现场临书先河，并不断推出毛体四人组合，毛体十佳，三十佳、百佳等群体驻站创作队伍。

    为了喜迎奥运会、缅怀毛主席，中国韶山网策划首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活动于纪念毛泽东主席诞生115周年之际在北京降下帷幕，毛主席孙子毛新宇博士和夫人刘滨女士及数位毛家亲人，左权将军女儿左太北女士等参加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毛体书法排行榜颁奖大会并给十佳作者颁奖，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湖南经视、中新社、中国韶山网等21家媒体与会报道。
    现为了深切缅怀毛主席，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推广毛体书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提升文化内涵，中国韶山网通过网络展示中国元素，实现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对接，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传人和其作品，让高雅的艺术深入人心。秉承文涛策划不落俗套，锐意创新的宗旨，推陈出新、乘胜前进，在首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的基础上，中国韶山网和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组委会联合推出“六国寿庆”暨第二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

一、活动名称：“六国寿庆”暨第二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

二、活动阐述：

    中国韶山网立足网站文化特色，从中国元素入眼，网络展示较能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收藏、中国器乐、中国武术、中国国礼等代表性作品（产品）和人物，向祖国献礼!此国书、国画、国藏、国乐、国术和国礼等中国元素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简称六国寿庆。

三、活动口号： “六国寿庆”祖国六十华诞，中韶网展演绎中国元素                     

四、活动时间：2009年6月25日――2010年12月31日

五、宣传平台：中国韶山网（Http://www.china-shaoshan.com）

六、活动形式：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参照首届模式，以中国韶山网为宣传平台，强调规范活动形式和内容，通过网络海选到大众评审和专家评审相结合，依次产生全国百佳，三十佳和十佳毛体书法家。

    书画评选参照毛体书法模式，简化相关程序，由网友推荐和书画家自我提名申报，书画家自愿投稿进行网络展示，中国韶山网提供宣传平台。2009年推选出100名书法家和100名画家侯选名单，然后在此基础上晋级三十佳和十佳书画家。

    国藏、国乐、国术和国礼等由中国韶山网提供宣传平台，宣传和推介相关人物和企业。

七、活动意义：

    在首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的基础上，继续举行第二届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可纵向推动毛体书法的长线发展。

    在增加国书、国画、国藏、国乐、国术和国礼等中国元素的同时，丰富了活动形式和内容，通过网络展示这些中国元素可以让更多的知识层面的人物介入活动，并产生横向影响。

    以中国艺术文化的形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进行文化嫁接，提升企业文化品位，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实现网络互动，可形成良性循环和资源互补。

八、关于书画作品征集和人物网络评选：2009年6月25日至2010年12月26日；

    2009年10月31日毛体书法海选结束，评选百佳作者，其他书画作品2009年12月10日海选截稿。11月1日至2009年12月底，入围百佳毛体书法作者根据指定内容、格式的书法作品进行创作，中国韶山网上展示参评作品，进行现场创作后，由大众评委和专家评委一一亮分，评选出全国三十佳。

    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0月1日。毛体书法作者采用末位淘汰的方法，每月通过短信投票或其他方式淘汰投票排名最末一位作者。10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佳毛体书法作者根据指定内容、格式的书法作品进行创作，中国韶山网上展示参评作品，进行现场创作，并经过理论考核后，由大众评委和专家评委一一亮分，评选出全国十佳。

    其他书画作品参照毛体书法模式，具体时间和安排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九、关于中国元素的集中展示：

    2009年12月26日前后根据网上展示的国书、国画、国藏、国乐、国术和国礼等作品或产品，进行初选，确定参加纪念毛泽东主席116华诞的对象，邀请其作者或企业成为活动嘉宾代表参加纪念活动。活动期间评定出行业代表60人拟参加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争取让以毛体书法为亮点的中国元素在上海世博这个国际大舞台亮相，让世人欣赏到美伦美奂的中国文化艺术。2010年年初在北京圣天阁艺术馆书法普及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中特设毛体书法展厅，2010年底毛主席117岁华诞时再次重现中国元素系列精品佳作。

 十、诚招合作：
    本次活动属于中国韶山网策划特别纪念活动，借建国六十年的东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中国元素――国书、国画、国藏、国乐、国术和国礼。

    诚招志同道合者加盟、合作，凡为活动提供支持赞助者，将礼聘为活动嘉宾，中国韶山网进行网上宣传和推广，线下活动时嘉宾按协议细则邀请亲临指导。

全国毛体书法家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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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有了光，然后有了影。电影是一种能够将光影关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现代发明。 

                                                                              ---题记

1.《开国大典》

入选理由:60年前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在世界东方。该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的瞬间，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蒋介石、宋庆龄等100多位历史人物的风貌。该片获得1991年广电部1989、1990优秀影片奖；1990年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剪辑奖；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值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再一次地重温这部红色经典电影。

入选指数:★★★★

2.《小花》

入选理由: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为标志的创新浪潮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

入选指数:★★

3.《庐山恋》

入选理由: 该片是“文革”后国内第一部表现爱情的电影作品，《庐山恋》放映后，其中的两位主角张瑜和郭凯敏成为当时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吻戏更是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中国大银幕第一吻。

入选指数:★★★

4.《少林寺》

入选理由:影片《少林寺》是1982年香港中原电影公司摄制的彩色宽银幕功夫片，轰动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掀起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热潮，使李连杰一举成为国际级影星，并在中国掀起了武术热。影片拍摄的时候就已被各国片商抢购版权。因此该片在许多国家同时公映。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泰国的曼谷，澳大利亚的悉尼，菲律入选指数:宾的马尼拉等地在春节映出期间，均打破华语片的卖座纪录。影片还行销到日本、新加坡等国。

入选指数:★★★★

5.《喜盈门》

入选理由: 该片是中国最早的家庭伦理片，这部电影很好地反映出了当时改革开放时我国农村家庭生活的现状。影片上映之时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影狂潮。

入选指数:★★

6.《火烧圆明园》

入选理由:该片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所遭受的一段屈辱的历史，揭示了清政府昏庸腐朽的本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影片场面宏大、人物鲜明突出、景观设计精致逼真，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几部由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共同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作品之一。
入选指数:★★★

7.《英雄儿女》

入选理由:这是一部新中国诞生后为政治服务，鼓舞人民斗志，凝聚力量的经典艺术作品。该片主题紧扣时代，弘扬和激发了新中国一代青年奋发和爱国激情。该片上映后，其主人公的形象迅速成为时代的学习楷模，并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主旋律。从此，新中国形成了以激进和英雄为主导的文化势力，为当时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起到强有力的精神和政治作用。
入选指数:★★★

8.《红高粱》

入选理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是根据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它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生动而浓烈的视觉形象，这一切电影艺术的表现令业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红高粱》在国际影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开始。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

入选指数:★★

9.《青春》
入选理由:《青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谢晋开始回归独立个人化导演创作的第一部影片。这部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是尤为重要的.该片的片名“青春”本身就是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电影整体创作重焕新生的一次激情诠释，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文革期间几代中国人青春无情流逝消散的最好纪念.

入选指数:★

10.《建国大业》

入选理由: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牵头拍摄的《建国大业》作为献礼影片的扛鼎之作，集合了172位海峡两岸及香港的电影明星，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盛大的主创阵容。影片以宏大的史诗框架，再现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一段风云岁月，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建国的道路上，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荣辱与共，最终推翻蒋家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历史进程。

入选指数:★★★★★

电影观看：

开国大典  小花  庐山恋  少林寺  喜盈门  火烧圆明园  英雄儿女  红高粱  青春 

    60年的光荣历程造就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光辉与荣耀，中国电影沐浴着国家发展进步的光辉，感受着风起云涌的时代激情。在共和国60华诞到来之际，纵观这些影片，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中国的伟大历程以及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改革发展的光辉成就。

(编辑/丑乙)

 倪方六（作者授权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1fade0100eg39.html

一般人可能只在第四、第五套人民币上看到有毛泽东的头像，面值最大的不过百元。可你见过面值500元钞票上的毛泽东头像吗？这几天，我在做有关钱币的采访，发现了不少以前没有看到的“红色钞票”，特别是鲜为人知的以毛泽东头像为图案的大额纸钞。

这里贴上来，与博友一起看看。

毛泽东头像出现在人民币上，这是毛去世多年后才出现的现象。在生前，毛反对将自己的头像印到钞票上。据有关史料记载，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愿自己头像在红色钞票上出现，至少有两过。

图：第四套人民币上，破天荒地使用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第一代中国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作为正面图案。

图：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最有代表性。此像由美术家刘文西绘，原图见下：

第一次，毛泽东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早在1930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准备发行货币时，就曾打算使用毛泽东的头像，作为票面人物。毛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他在审看票样时，否决了这个图案设计，称，“我没有这个资格。”毛推荐使用当时共产国际一号人物——列宁的头像。外国人印到本国钞票，这一世界上也十分罕见现象，这这么发生了。

第二次，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妥”。到了1947年，毛泽东再一次拒绝自己的头像印到钞票上，当年10月，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中央认为，建立全国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币，条件尚不成熟，但是，中央也同意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并指示，银行名称可以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开始着手筹备建立全国解放区的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币等事宜，并开始设计样票，第一套人民币由此诞生。

这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董必武题写。据说，董题字前还特地洗了把澡，即所谓“沐浴更衣”，以显庄重和严肃。钞面使用什么样的人物图案？经过研究，筹备处决定使用毛泽东的头像。毛知道后即致电董，要求更换图案。毛认为，钞票是政府发行的，他是党主席，不是政府主席，要印也要等将来他当了政府主席后再说。后来换成了“人民群众”，以体现“人民币”的特征，奠定了此后多套人民币的图案风格。

事实上，虽然毛泽东曾拒绝在钞票上使用自己的头像，但在1949年解放前，毛的头像还是不只一次出现在“边币”、“抗币”、“解放币”，这些红色钞票上。其中，面值最小的是五元钞，最大的是五百元钞。分别是——

图：中国民国三十三年（1944）“江淮银行”发行的五元面钞（“抗币”，华中地区新四军根据地使用），此钞上的毛很年轻，形象与后来大家所见差别很大。

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淮北地方银号”发行的五元钞票（红版“抗币”，华中地区新四军根据地使用）。此钞是毛比“江淮银行”发行的五元面钞要成熟、稳重多了，虽然接近了后来毛标准像，却没有一点老态。

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淮北地方银号”五元钞（黑版“抗币”，华中地区新四军根据地使用）。

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东北银行发行的“五百元流通卷”（红版“解放币”，东北解放区使用）。此钞上毛像与后来的标准像比较接近了，也有了王者之气。

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东北银行发行的“五百元流通卷”（黑版“解放币”，东北解放区使用）。

图：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长城银行发行的“五百元流通卷”（“解放币”，东北解放区使用），此钞仅流通数月即告作废，所以现在很少见。

这些有毛泽东头像的钞票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行、特定区域流通的。由于使用时间短，范围有限，加上当年流通环境恶劣，目前存世的非常稀少，尚存的在纸币市场上颇受欢迎，交易价格不菲。如果当年知道这些印制粗糙的纸钞，有如此大的升值空间，恐怕不少人也会如收藏黄金、白银一样小心了。可惜啊，当年没有几个人把这当回事。

　　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风云岁月相伴而生的是无数红色文艺经典，美术作品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具有千年文化传统的国画，还是引进不到百年的西画，都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了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那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那也是一个能创造名作的年代--一张画传遍了神州、一张画代表了时代，一张画名满天下。

　　　■《开国大典》 油画 1953年董希文　董希文以他民族化的油画语言，结合当时正在流行的新年画的构图和色彩，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成为现代美术史上最著名的作品。

　　　■《刘胡兰》 油画 1957年冯法祀　刘胡兰的英勇不屈感动了一代人，她的事迹吸引了无数美术家的目光，这幅油画和王朝闻的雕塑是这一题材的代表。

　　　■《天安门前》 油画 1964年孙滋溪　作者吸收了新年画的表现方法和审美特点，以喜庆热烈的笔调表现了天安门前常见的一个场景。这幅画在当时极有影响。

　　　■《毛主席去安源》 油画 1967年刘春华　刘春华为画这幅画曾亲自到安源搜集素材，并仔细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诗词。这幅画在1967年10月展出后，非常轰动，许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仰望着这幅画久久不愿离去。它迅速被制作成各种印刷品发行，印量达9亿多张，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江山如此多娇》 国画 1960年 傅抱石关山月　这幅空前的巨画高5米半、宽9米，陈列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为它亲笔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两位作者将中国传统山水画避世的清高转变为紧密结合现实的歌咏，成为山水画改造的典范。

　　　■《八女投江》 国画 1957年王盛烈　突破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创造传统国画的新生是上世纪50年代国画界的主题。这幅画在选材、技法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减租斗争》 版画 1943年古元　延安时代，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木刻版画成为延安美术最主要的形式。古元是杰出的代表，被诗人艾青称?quot;边区生活的歌手"。他的《减租斗争》是延安木刻代表作之一。 "

　　　■《蒲公英》 版画 1959年吴凡　这是大时代中的一朵小花，曾获"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版画比赛金质奖章。

　　　■《人民英雄纪念碑》 雕塑 1958年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萧传玖、曾竹韶等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中雕塑的开篇大作。浮雕的内容是中国革命史中的典型场景和典型形象。

　　　■《收租院》雕塑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集体创作　这组群像创作历时四个月，人物众多，形象复杂，是革命雕塑的样板。

胡桃

    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这些作品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小说描写了1946年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翔实细致地表现了社会各阶级在时代风暴面前错综复杂的关系，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主要人物表
    老　董　区工会主任              章　品　县宣传部长
    文　采　土改工作组组长          杨　亮　土改工作组组员
    胡立功　土改工作组组员          张裕民　暖水屯支部书记
    赵得禄　暖水屯副村长            程　仁　农会主任
    张正国　民兵队长              张正典　村治安员，地主钱文贵女婿
    李　昌　村民政，支部宣传        赵全功　村干部，支部组织
    任天华　村合作社主任            钱文虎　村工会主任
    张步高　农会组织               董桂花　妇联会主任
    周月英　妇联会副主任，羊倌老婆   刘教员　小学校教员
    任国忠　小学校教员              钱文贵　地主
    李子俊　地主                   侯殿魁　地主
江世荣　地主              顾　涌　被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     顾　顺　顾涌之子，青联会副主任
钱文富　贫农，钱文贵之兄    黑　妮　钱文贵的侄女            顾长生娘　中农
侯忠全　侯殿魁佃户         侯清槐　忠全之子                郭柏仁　李子俊佃户    
郭富贵　江世荣佃户，柏仁之子，积极分子                     王新田　江世荣佃户，积极分子
李宝堂　李子俊的看果园的    刘　满　积极分子               李之祥　董桂花丈夫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这部小说自1961年出版以来，印数已超过352万册。江姐、许云峰等英烈坚贞不屈的事迹代代流传。

　　罗广斌（1924--1967年）四川成都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并利用其家庭关系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狱中坚持斗争，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解放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市文联作协会员等职，积极从事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工作，是《红岩》小说主创人之一。1967年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

　　杨益言（1925-），四川武胜县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
　　《红日》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的74师及其师长张灵甫，吴强的小说《红日》写的就是这段“战史”，是一部纪实与虚构兼备的不可多得的战争小说。

    吴强，本名汪大同，1910年2月生于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并于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入伍，历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文艺科科员、科长，华东野战军六纵队(二十四军)宣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担任中国文联全委，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分会代理党组书记、副主席，并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篇小说《他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养马的人》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等。1957年4月创作完成的《红日》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同年7月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出版，曾被译成英、俄、日等多国文字。
　　《红旗谱》梁斌以大革命失败的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这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雄谱。贫农朱老忠和他的死对头地主冯老兰令人印象深刻。

    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他是以《红旗谱》等长篇巨著而闻名中外的小说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等职。1953年开始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1958年出版第一部，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为话剧、电影（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凌子风导演）、28集电视剧（2003年9月开机，导演：胡春桐，吴京安主演）；1963年出版第二部《播火记》，1983年出版第三部《烽烟图》。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

     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创业史》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创业史》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充分昭示了柳青雄浑而劲健的艺术风格。它的语言质朴而凝重；恰到好处的抒情段落，好似警句格言一般留在读的记忆中，为现代文学中的精品。
　　《山乡巨变》周立波描绘了湖南清溪乡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巨变，时代特色鲜明，南国的民俗风情赋予了小说特殊的韵味。

    周立波，1908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清溪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名绍仪，又叫奉梧、凤翔，家乡的人也亲切地叫他立波胡子，立波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音译，是他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时用的一个笔名，后来一直沿用。建国前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闻名于全国。《山乡巨变》正篇于1957年12月完成，写成后经过了六次大的修改，周立波在益阳改了三次，回北京又改了三次，他亲自誊写的字数就有六七十万字。②正篇于1958年1月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分六期载完，小说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同年7月《山乡巨变》正篇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①1959年9月经作者校订，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发行。续篇于1959年11月作完，1960年《收获》杂志第1期全文发表了续篇，同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发行。1963年6月经作者修订，正续两册合并出版发行。
　　《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代表着一个“小资”的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靠近的过程中从软弱到坚定的必然经历，杨沫用革命、爱情、理想谱写了这首飞扬的青春赞歌，曾是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必读书。

   杨沫（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保卫延安》杜鹏程多写重大题材，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以周大勇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杜鹏程（１９２１－－１９９１）；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陕西省韩城市人。

　　他在长,中,短篇创作中都获得显著的成就.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同志感人的形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杜鹏程联系自己的战争经历，进一步思考党和人民是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行这一场新的建设和斗争的。随后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历史的脚步声》，短篇小说《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小说集《年轻的朋友》、《平凡的女人》、《杜鹏程小说选》，《杜鹏程散文选》、《杜鹏程散文特写选》，评论集《我与文学》等作品。这些作品刻划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可贵的品格，塑造了一批优秀的领导、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形象，同时揭示了生活中刚显露的一些问题。小说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与讨论。
　　《林海雪原》谁会忘记深入匪巢的孤胆英雄杨子荣？1955年2月至1956年8月，曲波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四十年代的东北剿匪斗争，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曲波（1923-2002），山东蓬莱人。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3年进入胶东抗大学习，毕业后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1945年，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歼灭了这些顽匪。这是作家后来创作《林海雪原》的重要生活基础，1950年曲波因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1952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写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6年8月完成了40万字的书稿。继《林海雪原》之后，曲波又创作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山呼海啸》和《桥隆飙》。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这部庞大的四部曲小说，写的是建国初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构思执笔到完稿经历了27个春秋，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显示了那一代作家驾驭大历史的雄心。
    周而复（1914～2004）现、当代作家。原名周祖式，笔名吴疑、荀寰等。原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合编《文学丛报》和《小说家》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1946年任新华社特派员赴华北、东北等地采访。同年去香港，主编《北方文丛》、编辑《小说》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的创作成就是在小说方面，反映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以充沛的激情刻画了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形象，生动感人。代表作《上海的早晨》（4部）以改造民族工商业者为题材，塑造了各具个性的资本家形象，规模宏大，构思严谨，在国内外部有较大影响。他还著有小说集《春荒》、《高原短曲》、《山谷里的春天》，中篇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长篇小说《燕宿崖》，以抗日为题村的6部系列长篇《长城万里图》，散文报告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晋察冀行》，诗集《夜行集》，散文集《歼灭》、《北望楼杂文》、《怀念集》，评论集《新的起点》、《文学的探索》等。
    《市场报》 (2004年09月24日 第二十二版)

　　【历史镜头】

　　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人， 原名廖陈云。1919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椐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7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军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948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兼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10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2年再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对恢复当时遭到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中除保留中共中央委员的名义外，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3月—1979年7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7月－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三中全会后提出对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应有市场调节部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培养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中央的当务之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常委。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常委。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

　　1995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陈云在上海打的经济仗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同不法资本家打了一场经济仗。陈云是这场经济仗的总司令。那么陈云为什么去上海？他又是怎样指挥打这场经济仗的呢？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同不法资本家打了一场经济仗。陈云是这场经济仗的总司令。那么陈云为什么去上海？他又是怎样指挥打这场经济仗的呢？

　　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陈云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当时，全国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峻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资产阶级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工作的困难。但他们却想看共产党的笑话。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们想趁共产党不懂得经济之机，搞乱经济，趁乱捞一把，在经济方面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进而把共产党挤出城市。因此，解放军一进城，资产阶级就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

　　首先也是主要向中国共产党挑战的是上海的资本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在上海。上海资本家的势力很大，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物资、货币、国内外贸易，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上海的政权在共产党手里，但经济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操纵货币市场，不让新政权发行的货币进入上海；他们操纵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盘剥百姓；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从人民身上压榨血汗，从而挑起了一场经济仗。

　　在这一猖狂进攻面前，共产党必须在资本家集中地上海接受挑战，在经济上打胜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进一步稳定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选谁去当统帅？已经内定担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此考虑了很长时间。经过慎重考虑，他选定了陈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周恩来就认识了陈云。当时陈云在上海开办一些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很有经济头脑。他经营的商业企业赚了很多钱，都交给了中央，为此，陈云还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陈云在延安时期虽然任中央组织部长，但对于边区经济工作也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陈云在东北解放后接管大城市很有创见，在他的领导下，东北各大城市很快就恢复并发展了经济，他还在苏联帮助下，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周恩来对陈云的善于理财十分钦佩，在做出许多重大经济方面的决策之前，都去电报征求远在东北的陈云的意见。

　　因此，在考虑指挥同上海的不法资本家打经济仗主帅的人选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而毛泽东也对陈云特别赏识。陈云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合，在长征中表现突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延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颇有创造性和原则性。毛泽东对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备加赞赏，专门把陈云写的一篇《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批发给全党学习。1949年2月，毛泽东还特地把陈云请到西柏坡，与他彻夜长谈。他的心里已经把陈云作为新中国主管经济的人选了。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陈云时，两人不谋而合。这样，中央去上海领导共产党同不法资本家打经济仗的人选就确定了下来。

　　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的金融形势，进一步认识到，金圆券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人民币的对手了，上海现在主要流通的货币是银元。而不法资本家操纵银元和我们打经济仗，主要大本营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他们就是以这里为中心，搞非法的金银和外币投机贩卖活动，其触角伸向上海市各个角落。陈云决定，用强力手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

　　担任中财委主帅

　　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要先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组建起来，一方面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在上海同不法资本家打经济仗。在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先要组建一个指挥部，中财委就是这样一个指挥部。中国期刊网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这个大纲确定，中财委是党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同时确定了中财委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宣布：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中财委。陈云在会上就组建中财委的目的、中财委的任务、组织机构等问题作了说明。在组建中财委的过程中，陈云考虑，中国急需要这样一个经济领导机构，容不得慢慢腾腾。他果断决定，把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财委。这样，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7月12日，中财委就正式成立了。同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财委，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九爷府。

　　银元之战

　　中财委一成立，陈云马上把精力投放在上海方面。7月19日，陈云启程赴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原来，上海一解放，陈云就决定，多发行一些人民币，通过购买上海方面的物资，使人民币进入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与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圆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同时，陈云领导组建了中国银行(3.94,-0.01,-0.25%)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比例是1∶10万。陈云原来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但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不甘心已有的经济特权受到损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先不动声色，冷眼旁观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圆券后，再用黄金、白银、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也走金圆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当人民币基本兑换掉金圆券后，不法资本家先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他们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一转手，即可获得人民币160多元，使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造成人民币贬值。然后他们又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不法资本家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只收银元。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其信用大大降低。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来多少。资本家就是想用这两个办法，挤垮人民币。

　　陈云清楚不法资本家的用心，也知道打胜银元之战的重要性，他一开始想用抛售银元的办法，稳住市场。他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吃了进去，不但没有稳住市场，反而亏了10万银元。这时，不法资本家暗暗高兴，认为陈云来上海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他还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情况，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再行动。接到陈云的电报后，华东局命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执行。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情况，上海市军管会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出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们表明态度，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经济犯罪行为。但不法资本家是不会自动退出阵地的，同时，他们也以为人民政权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照样搞他们的银元投机活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亲自带领200多名干警，控制了证券大楼的通道和主要场所，登记了所有在大楼内的2100人的名单，将他们集中到底层大厅由政府代表训话。然后，把预先已经确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审讯，其他人员经教育后陆续放出。

　　陈云与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1971年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措施，解放、起用了一大批“文革”前期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发挥作用，各项工作都开始出现转机。在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推行新的外交战略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国外成套先进设备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972年4月底，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长达二年半之久的陈云返回北京。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希望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对陈云来信作出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人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此后的1973年和1974年，受周恩来委托，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对外经济贸易的指导和研究工作。

　　两年多里，陈云以他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特有的领导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在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高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闪烁着光辉的许多理论观点，对“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陈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活动和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一 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虽然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占有一定的经济优势，但也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衰退危机。随着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经济协作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则试图凭借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和获利更高的投资场所。表现在国际金融领域，便是长这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解体。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在国内开始批判和纠正“文革”初期“左”的错误的中国也具有了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经济交往对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陈云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有利的经济形势变化。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就国际经济贸易作了重要谈话。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时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针对“文革”前期林彪、江青集团煽动砸烂对外经济研究机构、废弃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陈云鲜明而又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研究的措施。首先，要恢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他指出：“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机构恢复以后，要认真研究西方国家领导人如尼克松、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等的国情咨文、讲话材料，提出对策。

　　在谈话中，他还亲自拟定和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分析的有关国际金融货币的10个重要问题。10个问题中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所必须把握的黄金、货币、投资、赤字等基本数据方面的静态材料，又有分析判断西方各国之间经济矛盾及解决办法的动态问题；既有对过去若干年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活动的规律性总结要求，又有对西方各国现行政策的捕捉，还有世界经济、金融情况的近期、远期估计。这些问题不仅对经过“文革”前期动乱之后的金融贸易恢复工作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把握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活动脉搏的重要视角。

　　由于林彪、江青集团在前几年中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尚未得到清理，有人担心利用外资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路线，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而且将触动“文革”以来对外经济领域被设立的枷锁式规矩。

　　对此，陈云在谈话中遵循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尖锐地指出：“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针对那些“左”的清规戒律，陈云针锋相对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陈云的这次重要谈话对外贸经济工作的恢复、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见和周恩来多次关于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国际货币、金融变化趋势，西方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及缓和办法，美国的经济状况及国际收支状况，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的外汇资金达10亿多美元，支持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 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积极开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手段的对外经济工作

　　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的报告，获得批准。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也是打破“文革”中对外引进停滞局面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

　　在中共十大上攫取更多权力、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对这次大规模引进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说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诬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

　　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李先念领导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进一步要求引进国外设备的同时，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进口，并提出了许多积极而稳妥的意见和措施。1973年10月12日，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坚决表示；“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中，陈云十分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有益经验，做好引进前的考察工作。他在国家计委关于一米七轧机和旧轧机订购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加批语指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化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周恩来对陈云的意见十分重视，批示“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其后，由国家计委组织多个考察团到国外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核验，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在引进“硬件”的同时，陈云还注意利用和借鉴“软件”，即现代金融管理经验和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1973年10月10日，他在为外贸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在今后两年旱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

　　过去，我国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货物往往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而没有掌握好价格涨落的时间差，因此，外商常常乘机抬价，给我们造成多花钱的损失。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外贸部所属中国粮油公司接到购入原糖47万吨任务后，不急于购入现货，而是于当年4月购入期货26万吨，然后再购入现货41万吨。待到5月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卖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仅完成了购买砂糖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

　　今天，中国金融、外贸体系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在国内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22年前陈云的这些意见和部署，不能不为他当时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所折服。

　　2.提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照顾中间商的利益。经过“文革”前期的混乱，当时外贸部门存在一种极左谬论，认为出口商品提价会导致外商再度提价，是把负担转嫁到国外劳动人民身上；照顾中间商利益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对此，陈云明确地指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因此，他要求在价格竞争中，对代理的中间商予以照顾：“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证明，这样做主要利润仍是为国家所得。如前述的砂糖期货交易中，为我国代理的中间商费用和利润虽有60万英镑，但我国外贸部门利润却达240万英镑。

　　三 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扩大对外贸易

　　6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干扰和棉花歉收，国内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因此，如果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困难，而且棉布出口还可获得一定利润。但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经过调查和分析之后，陈云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国内棉花产量不够，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他还具体分析了棉布加工出口的有利条件：美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过去很发达，但每工时工资高，棉布成本也高，因此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都生产棉布，但他们的纺织工业水平不如我们。所以，“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由此及彼，陈云考虑到在外贸方针的整体安排上，必须注意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他指出：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当年，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了85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

　　手工艺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但在“文革”中，被扣上“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鼓吹封、资、修”的帽子，工艺品的生产和出口都极度萎缩。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了工艺品出口的重要性。他说：“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点：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可以扩大销售市场；二是这些商品相当多是农民和街道居民生产的，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积少成多地创汇。他要求外贸部门除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场外，要千方百计地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的市场。”(12)

　　根据他的意见，遵照周恩来要扩大工艺美术品出口的指示，我国的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取得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还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四 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颇具远见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防止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战略问题

　　正如进出口贸易是一种双向性行为一样，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利用外资问题上，除了利用之外也存在着被利用的可能性。陈云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两年多里，他多次指出：外国资本家和我们做生意是为牟取利润，“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13)。”因此，引进外资、借外债时要考虑到偿还能力，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他指出，交易所有投机的一面，“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14)。”这样做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因此，购买期货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总结经验。在购买原料之前要进行风险分析，比如“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

　　关于引进国外成套设备，陈云特别强调注意同时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以免被别人事后卡脖子。比如进口旧轧机，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

　　关于对港澳的出口贸易，陈云指出，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不利条件是：香港、澳门是自由港，竞争激烈，国外资本家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杀价倾销，企图挤垮国货，“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

　　除了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可能制造的不利于我的后果外，陈云还提醒在政治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在和外国中间商打交道时，我们的干部“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如果请外商吃饭“只需要一百元的话，决不要多花一元。”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一方面，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1973年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

　　对外经济工作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和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的大胆开拓和悉心指导密不可分的，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和工作作风。正如邓力群予以总结的，陈云用“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深刻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陈云在70年代指导对外经济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两句话的生动反映。

　　(一)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新课题，表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开拓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面对外界的封锁，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文革”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一度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对外经济工作也有了较大改观，但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江青集团仍掌握着一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改变主要反映在具体政策的实施(如引进设备)，总体方针尚未得到突破。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依然存在的压力，陈云审时度势，提出把研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作为主要任务，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结合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利用商品交易所等)进行分析，他所说的“研究”已包括了利用外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符合科学的管理经验等内容。回溯“文革”前的17年历史，联系“文革”后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陈云的这一思想是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新起点，是其后改革开放思想的先声之一。

　　(二)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充分考虑不利因素，表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精神。

　　所谓“交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陈云在提出研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科学先进成果课题的同时，始终对被资本主义利用的可能性持有警惕，制订了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借债时要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考虑偿还能力，防止人家逼债时被动；如对港澳贸易时要考虑到资本家利用低价倾销的不利条件等等。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如在制订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方针时，他既调查了“左右”各国美、英、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的条件，又分析了我国过去棉花生产不足，今后仍有一个时期不能解决的“前后”状况，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如在引进一米七轧机设备之时，陈云既坚决支持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又强调要反复调查研究，派人出国实地实物考察，考虑配件、损坏等因素，慎重从事。

　　应当看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态尚未结束，陈云还没有直接回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岗位，他的一些卓有见地的构想和措施也难以全部得到贯彻实行，甚至再度遭到批判。1976年6月张春桥、姚文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诬蔑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这恰好从反面印证了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的重要性。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22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中的引进利用外资新热潮，我们回顾当年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政策，更加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冷”时，可以使我们激发热情；“热”时，可以使我们保持冷静。对此，无疑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陈东林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经典语录】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无农不稳，无粮必乱。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

　　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历史镜头】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也有一说是1889年11月18日)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1952年，再次应李四光之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李四光，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

　　■他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送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的政协委员职务，否则予以扣留……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背景

　　■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长、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抗战期间他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没有一个管老百姓的死活。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长、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这也是他在国外那么热切地怀念祖国、那么坚定地返回新中国的一个根由。

　　故事

　　■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他回国后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问：“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李四光根据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周总理紧急找到李四光……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周总理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经典语录】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斗转星移，岁月流金，一路放映而来的红色经典电影，或黑白、或彩色，深深感染着千百万电影观众，它们描绘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再现了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形象。

 

《上甘岭》（1956）

    剧情：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美国侵略者竟在板门店谈判休会期间，调动六万多兵力，在三八线附近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取上甘岭阵地，进而攻占五圣山，用武力获得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坚守上甘岭阵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与敌人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二十多次的疯狂进攻。此后，他们又根据上级指示，退入坑道坚守阵地，拖住敌人，使之无法前进一步。在坑道里，他们遇到了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不仅与外界的联系被敌人切断，而且缺水缺粮，生存艰难。但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坚守了二十四天，从而赢得了时间，使中朝军队取得了大进攻的胜利，并使整个朝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侵略者被迫重新坐下来谈判，无可奈何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朝鲜人民得到了和平。

《青春之歌》（1959）

    剧情：1931年，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的女中学生林道静，为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逃往北戴河，但社会的冷酷使她彻底绝望。在她投海自杀时，北大学生余永泽碰巧遇到并将她救下。不久，二人组成家庭。但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的林道静并不满足于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后来，她认识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和江华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中，林道静逐渐认识到必须将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她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但是，冷酷自私、蝇营狗苟的余永泽却极力阻挠林道静，这使她彻底看清了余的本来面目，毅然与他分手。在白色恐怖中，林道静遇到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但她不改初衷，并在出狱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5年华北形势危急，已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林道静，踊跃地投身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洪流中。

《小花》（1979）

    剧情：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个夜晚，刚刚出生不久的赵小花，因家境贫穷无力抚养被卖了出去。与此同时，因革命暴动失败，革命者董向坤和妻子周医生被迫转移，伐木工人何向东将他失散的女儿董红果送到赵小花家中寄养。为使她免遭敌人毒手，董红果从此成了赵永生的妹妹赵小花。

    几年后，小花的养父母惨遭保安司令丁波恒杀害，小花与哥哥赵永生相依为命。后来，赵永生为躲避抓壮丁，被迫逃跑并参加了革命。1947年，解放军来到了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在寻找哥哥时遇到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十分同情、疼爱赵小花，收她做了干女儿。赵永生的亲妹妹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取名何翠姑，在艰苦的环境和斗争中，她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游击队女英雄。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翠姑负责护送身受重伤的赵永生。然而，她并不知道担架上抬的正是自己的亲哥哥。攻打县城的战斗中，赵小花意外地遇到了哥哥。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养母），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她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当翠姑向养父何向东谈及此事时，何向东悲喜交集，向她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永生、小花、翠姑三兄妹经过战火的洗礼之后团聚。董向坤和周医生也终于与失散了17年的女儿团圆。

《开国大典》（1989）

    剧情：1948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除夕夜，解放了的西柏坡，乡亲们在欢庆胜利。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来到乡亲们中间。此时的蒋介石官邸也举行圣诞夜宴会，国民党要员们木然地听着张群宣读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我军在“三大战役”中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作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之：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进展甚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制定了《入城守则》。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蒋母墓，一家老小登上“太康”号，悄然离开了大陆。进入北平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9月30日，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0月1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欢声雷动，整个广场沸腾了。

《大决战》（1991-1992）

    第一部：《辽沈战役》（1991）。剧情：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整个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自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点评：影片从史实出发，深入挖掘历史人物深刻的内心活动，表现出了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军事才能和解放军的历史功绩，相较于以往革命战争电影，在场面设计和人物造型上都属于上乘之作，问世时便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引起强烈反响，加之影片对于人物的细腻刻画，使该片在观赏性和艺术性方面均取得不错的效果。

    第二部：《淮海战役》（1991）。剧情：在辽沈战役打响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策划淮海战役。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及时切断正向徐州收缩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并将其包围在徐东碾庄圩地区。同时，中原野战军攻战了军事重地宿县，切断了徐州刘峙集团的陆上退路。蒋介石调杜聿明回徐州作战，敌人几路兵团云集逼近徐州，淮海战役形势异常严峻。国共双方统帅斗智斗勇，频频调兵遣将，经过十几天的激烈战斗，黄百韬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困，黄维兵团全歼。蒋介石虽多方设计救援杜聿明集团，但终因军无斗志，终致全军覆灭，具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大获全胜。

    点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战争的残酷，详细描绘了解放军指挥官的高明和战士的英勇善战。许多战争的场景都有可看可取之处，历史地艺术地把十分复杂的战争场景,通过电影的手法进行了诠释，让人们感受到了战争影片的独特魅力。

    第三部：《平津战役》（1992）。剧情：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频频告捷，让处于华北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惶惶不可终日。针对傅集团的特殊性，中央军委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对策。一方面我东野提前隐蔽入关，迅速插入平津线各战略要点之间，实施“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之巧妙部署；一方面促进其走政治解决的道路。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王牌三十五军遭我军重创，张家口守军闻风突围亦被逼歼。

    1949年1月14日，东野攻打天津，使北平守敌欲战不能，欲逃无路，傅作义迫于压力终于同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这是童年时代美丽的回忆。当时光流逝到无法回首时，这些曾经的记忆会变得愈来愈深刻。《王二小》、《鸡毛信》、《小兵张噶》...这些儿时的小偶像，你还记得吗？

　　《闪闪的红星》(1974年)
    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度成为过流行语。
　　一首：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风靡过大江南北。

    急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惶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靖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冬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潘冬子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小兵张嘎》(1964年)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军事题材影片。它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主人公一身“嘎气”，倔头犟脑却又聪慧勇敢。编导紧紧把握住分寸，不让他超出时代及儿童的特点，使之令人信服。具有含蓄和抒情意味的白洋淀风光，烘托出小主人公成长的环境与氛围。张嘎及片中其他几个纯朴儿童的形象，整整影响了一代小观众。 

《智取威虎山》

《红色娘子军》

    戏曲片并非出自共和国电影首创，但确实是影史进入到“共和国电影”之后，才迎来它的摄制高峰的。“文革”十年中出现的样板戏，恰是这一类型片里的一个复杂现象。它们有着浓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作为当时举全国之人力、物力等多方资源拍摄的影片，它们集中了当时的一流专业人士。不少电影都是一拍再拍，有好几个不同版本。有的甚至是边放映边修改，不同城市的观众，在同一时期看到的影片，局部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创下世界影史怪谈。而大部分影片在银幕版之前，还都由各地电视台拍摄过电视版本。比如《白毛女》，最先的电视版导演就是后来拍摄电影版的桑弧。

    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导演是谢铁骊。杨子荣和少剑波由童祥苓和沈金波出演。童、沈均出自梨园世家，童最初是马派老生，沈则是高派老生，早年还在天津挑过班，后来又都拜在大师周信芳的门下。《智取威虎山》使两人成了观众眼中的超级明星，但境遇却并不如意。尤其是童祥苓，因为姐姐童芷苓成名早，知道江青早年在演艺界的一些事，童家成为较早被迫害的那批京剧界人士。童祥苓又年轻气盛，为姐姐顶撞过张春桥，出演杨子荣只属于“戴罪立功”，每天除了拍戏，还要接受劳动改造。剧组里不明内情的人，有的却误以为他是江青嫡系，拍摄中还经常整他。

    1971年问世的《沙家浜》则是另外的情形。它的导演是导过《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的武兆堤，编剧中有二十年后成为短篇小说泰斗的汪曾祺。这部戏起初与“文革”无关，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连最后的剧名都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和其他时代的电影一样，样板戏主演们在观众中的口碑和境遇，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同为《红色娘子军》，舞剧中洪常青的主演刘庆棠因该戏的走红，升格成为文艺界的实权人物。而京剧中洪常青的扮演者、马连良的高足冯志孝，却因为扮相受到一部分观众的质疑。其实就几部京剧样板戏主演的演唱功底而言，冯是最有专业水准的人之一。

    1972年拍摄的《奇袭白虎团》则是当时比较受观众认可的戏曲片。主演宋玉庆、方荣翔都是随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艺人。宋玉庆扮演的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比浩亮《红灯记》里扮演的李玉和更具备李少春的神韵，剧中方荣翔扮演的团长唱段也是脍炙人口。不过疯狂追捧该戏的观众们并不知道，该剧的导演尚之四和编剧之一孙秋潮，那时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

    在此之后，还有《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造就了李炳淑、杨春霞、李光、李崇善等“文革”后的重要京剧名角。

    样板戏电影是在反常的历史条件下，被强行设定为内地观众“唯一”的银幕娱乐的(尤其是1970年—1973年这四年间)。这样做，导致了日后观众的两极反馈。单纯怀旧者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展了京剧的美；而那些对当年惨痛历史记忆犹新的当事者，则会因那熟悉的、打了鸡血般亢奋的旋律和唱段，重温旧日的不堪回首。对此，王元化先生曾在一篇访谈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正常的年代查禁样板戏不是聪明的办法；一味强调“样板戏是别人创造而被‘四人帮’窃取，所以不是反动的”也有失理性，毕竟样板戏所贯穿的“三突出理论”和斗争哲学，背后耸立的依然是十年“文革”的魅影。聪明的办法是今人在播映时“应对样板戏做点剖析，使听众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它是什么时代的产物。”我个人同意元化先生的观点，并为今天影视和舞台一直没有实施这一做法感到遗憾和不安。

雏形

    新中国电影初期故事片的产量不多，主要其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叙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为背景的“过去”故事，如《南征北战》（1952）、《智取华山》（1953）、《鸡毛信》（1954）、《渡江侦察记》（1954）等；二是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人”、“新生活”的故事。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出现则表明中国新文化与古代民间文化的继承关系。人民性成为一种共享的标志。

    《中华女儿》是新中国最早表现革命战争的影片。影片通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故事，以纪实的手法和散文风格，塑造了女英雄群像。其中胡秀芝的塑造比较突出。胡秀芝的丈夫被日本军人烧死，她自愿参加抗日联军，从一个封建的媳妇变成一位抗联女战士。在最后的战斗中，她和其他的女战士一起，牵制住上千的敌人，保卫了大部队。当敌人逼近时，她们簇拥着指导员的尸体，向着滚滚的大江奔去，直指被江水吞没。这一从苦难的劳动妇女长成为人民英雄的叙事模式，也是后来新中国电影共同的叙事方法。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初步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简单、朴素、热情、充满时代气息。艺术家们以一种真诚饱满的热情，发现和表现工农兵的精神生活，表达自己对于理想的信任。所以，这时起的电影，充满了一种来自时代的“真情实感”。这种朴实的对待新生活的情感是以后任何时期的影片都无法比拟的。当后来人们借助更加成熟的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来重拍《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后来的《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的时候，都远远不能达到当时那些黑白影片的魅力。这种魅力是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的。

    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故事片《桥》，这是新中国第一步故事片。影片于1949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公映，引起了各界观众的强烈反响，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影片讲述的是1947年冬，东北某铁路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开始，总工程师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对完成任务持怀疑态度。有的工人群众也存在雇佣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厂长主动深人工区，深入群众，启发动员大家为修复大桥出谋献策，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为制造修复铁桥需要的桥座和铆钉，他们先修复了炼钢炉；第一次炼钢失败受挫，工人梁日升又想出了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的办法，并获成功。此后，工人们也克服一系列困难，造出了桥座和铆钉。为按时完成修复铁桥的任务，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群策群力，响应上级号召，投身修桥工作，终于在松花江解冻之前，将大桥修复。

《桥》海报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片的首创意义在于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剧中人物梁日升和老侯头大公无私、勇于创造，具有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特点。该片艺术上追求在平易中见真实、于朴素中显亲切的创作风格。刻画人物、表现生活多用白描式的手法。

    这种朴素的具有纪录风格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新中国电影质朴自然、接近生活的创作新风。对于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系列金融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办报纸搞统战，“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杨培新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12岁时他由叔叔资助才得以上学。

少年杨培新曾受教于陶行知、邹韬奋，16岁在武昌的中华大学经济专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他进入周恩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抗敌宣传队书记，从此开始新闻生涯。

后来的10年间，杨培新先后在重庆、恩施、上海和香港的媒体为党工作。

1949年下旬，华北大势已定，杨培新自香港抵京，打算转去上海。

他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南汉宸邀他见面，并要他到人民银行工作。“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杨培新就正式成为南汉宸的秘书，参与制订金融政策。

杨培新曾在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下夺取了重庆《商务日报》的控制权。到抗战末期，这张报纸已经成为孤立四大家族、向工商界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

南汉宸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时，曾听周恩来提到《商务日报》，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八路军的一个旅”。后来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财委主任，领导人民银行，董必武再次向南汉宸推荐了杨培新。

杨培新还在重庆结识了乔冠华。

乔冠华曾留学英国，做过军阀陈济棠的经济幕僚。他亲自把杨培新的文章小集送给胡绳出版，这就是杨培新的第一本书《中国经济动向》。

后来，两人同到上海。乔冠华住在马斯南路170号，主编中共的第一份外文期刊《新华周刊》。杨培新住南市，筹备上海版《商务日报》。杨培新经常准备好酒肉，邀乔冠华来南市。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经济。

这样，在乔冠华的指导下，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等几本著作。其中《新货币学》在解放区大量印刷，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

南汉宸曾告诉杨培新，除了董必武的推荐，他正是通过《新货币学》了解了他。

“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

南汉宸原名南汝，出身于山西洪洞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时，还在师范读书的南汉宸，回家乡招募2000人至娘子关对抗清军。

后来，他对实业救国产生了兴趣，并集资5000元在赵城办了一家煤炭公司，两年后因亏损停办。此后南汉宸参加了历次国内战争，1926年入党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历尽凶险。杨培新说，南汉宸是他敬佩的革命家，能在他身边工作很高兴。

南汉宸曾向杨培新讲述他最惊险的一次经历：1934年11月，南汉宸与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将领任应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旅馆以打麻将为名开会，谋划在中原地区发动10万人暴动。在南汉宸出去查看可疑人物的时候，军统天津站特务向房间发动了袭击。

代替南汉宸打牌的胡汉民的联络人当场身亡，吉鸿昌负伤。吉鸿昌后来没有听从南汉宸的劝阻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法租界逮捕并移交国民党，后来在北平遇难。

因为南汉宸的丰富经历和广泛交游，他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毛泽东于是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对毛泽东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回答：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汉宸欣然受命。

他上任后先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算起辈分，这些龙头大哥得称南汉宸为前辈。”杨培新说，于是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特产送到西安卖出，再买药品等物资运进边区。

这样，从没学过经济学知识的财政厅长，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南汉宸的妻子王友兰，同时也是南汉宸的交通员，她执行任务时，国民党的军长、师长夫人沿途迎送，“就因为她是南汉宸的夫人。”

直到1949年，犹豫中的傅作义还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中共派南汉宸到北京谈判。

金融政策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具体而言，就是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混乱后，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

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

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要和卡斯特罗一起上山打游击

在杨培新的记忆中，南汉宸虽出身行伍，却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到北京后，他聘请章乃器、沈志远等民主人士为顾问，还任用原国民政府人员。

第一组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就是南汉宸请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研究员马文蔚书写的。马文蔚曾供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这时到人民银行工作还不足一年。

1961年4月，南汉宸率团访问古巴，正赶上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南汉宸对卡斯特罗说：“你去指挥战斗，大不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这一轮风波后，卡斯特罗说：“中国才是古巴真正的朋友！”

南汉宸也有着威严的一面，“镇反时，他作报告，许多人立即交代历史，不需要审讯‘熬鹰’。”杨培新说。

南汉宸从事秘密工作时曾了解到陈伯达在天津被捕自首的情况，并坚持作了汇报。后来康生在边区搞“抢救失足者”，要抓捕边区财政厅里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干部，结果遭到南汉宸的拒绝。更为重要的是，南汉宸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杨培新认为，这些延安时期的旧事，导致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南汉宸的攻击。

1966年起，72岁的南汉宸持续受到造反派围攻。次年1月27日夜晚，一生豪爽的南汉宸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不堪忍受“叛徒”的说法，并请求党的谅解，然后服安眠药自尽。

傅作义后来告诉王友兰，周恩来在听到南汉宸死讯后，愤怒地说：“今后靠谁来工作！”

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杨培新创建了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他在四川考察时，对承包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并最终为中央所认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突进，如今承包制已很少被人提起。不过杨培新一直坚持，无论使用什么办法，经济政策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