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特邀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再新在中国美院学术报告厅讲座。

时间：2009年12月28日下午。

                       文/闻 松

      按：本来我不必趟这个“浑水”——招安也好，投机也罢，与我何干？我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小人物，完全可以不显山露水地混混日子，自得其乐，再说利益八竿子也打不到我身上。况且我与朱其、邱志杰两位虽不很熟悉，都还相识。邱与我还有一些师承渊源，还是我所在学校的副教授、院展示中心副主任，也算是学院里炙手可热的人物，按理是得罪不起的。写此文前把题目发给友人看，友人说你自顾尚不暇，干么非得关心高层们才该关注的“国家体制与文化政策”这么宏大的问题？况且认为我“只谈主义，不谈生意” ，已从根本上影响了我近几年作为一个读书人做学问的良好状态，甚至认为我就此事而出现的“不平静心态”已经影响到我行文时文章的“理性美”。于是我羞赧难当，退下，犹豫再三。回来看炎武先生的一些文章，不觉汗淋，吾今生所遭之苦，竟能超过炎武先生哉？于是，以亭林先生的“行己有耻”弄成此文，已遂心安。同时我也认为，如果真正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式的艺术家、批评家就此失语，不能作出我们应有的判断和及时的批评，那么，当下的艺术史就净是一些充满个人欲望和对权势献媚的市侩、掮客、帮闲文人和艺术官僚，以及在体制、市场上游刃有余八面玲珑不知廉耻的艺术混混。我们何以面对那些孩子们？更会愧对后人，愧对我们当下的历史。

    最近由当代艺术院引起的“招安风波”已经有深入诠释之势，既得利益者、艺术院“特邀艺术家”邱志杰的几篇高调回应激起了批评家朱其平静探讨招安问题的怒火，变成了白热化的对掐。很多闲人伸长脖子等着看当代艺术圈两位知名人物的对掐活剧，以此摩挲他们心头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结。

    由此，我想到了顾炎武老人。炎武先生当年有感于明朝灭亡，就批评明代文人没有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担当起匹夫之责。空谈心性，不修实学，把学问当做个人进身之本而不是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最后竟而亡于学术。他还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文人道德沦丧，缺乏基本的礼仪廉耻，“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2]最后导致国家灭亡，朝代更迭，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顾炎武的论点对如今学术界有极为现实的警示作用。顾炎武的担忧其实和20世纪的萨义德一样，是对知识分子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缺失的批判。这种不作为的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所描述的“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备知识分子的作用。”[3]。正是认为明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担当起历史重任，所以顾炎武先生才说“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强调做人讲廉耻，行己有耻，才能真正有所担当，并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作用。　　

    从对当代艺术院的一些评论文章中，最典型的是当代艺术彻底被招安之说。此说把当代艺术院成立的作用过于夸大了，同时也忽视了当代艺术的内在独立性。我觉得是过于在意体制对于当代艺术价值的影响力了。当代艺术（是指具有先锋和前卫姿态的艺术）和其他艺术形态不一样，所承担的功能和文化价值均不同。它实际上具备天生的“反骨”。它的某段成果被大众文化吸纳的那一天起，那么这段成果所代表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就已经宣告完成。然后它又会寻找新的针对性和作用点，以此循环往复，艺术才能得到新的诠释和突破。这既是文化赋予当代艺术的使命，同时又是其属性和宿命所在。我在《当代艺术院，犹如体制狎妓？》一文中就指出“当代艺术作为艺术形态中最有希望最具艺术原创力，应该承担起视觉艺术上‘前卫’和‘旗手’的开拓重任。当代艺术的根本属性就是创新性和前卫性，无论这种创新是来自艺术内涵的突破还是艺术外延的扩展。当代艺术的使命决定了当代艺术家必须具备原创的能力、反叛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4]。因此，即使是体制招安，那也是象征性的部分招安，即便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不存在太大的负面影响。况且，倘若国家体制真的想招安当代艺术，不是以体制所具有的价值观进行改造，而是把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成果及时纳入国家文化政策和文化战略范畴，于国于民实为功德无量的事。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和最终成果其实不是归属于某个集团或某一类人，而是要反馈于国家整体的文明甚至人类的文明，最后融入历史潮流中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说西方现代主义的成果，包括对视觉艺术形式感的深入研究与创造，对艺术观念性的深入探究，从而对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援等，现在已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村村民所共享。除了体制以外，其实“金钱招安”和“道德归顺”对当代艺术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同时又是最难以设防或言说的。本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适当的艺术市场和艺术赞助对艺术的生成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多艺术家能够完成艺术创作的物质保证。但是，任何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是需要警惕的。对金钱和名利无限制的追逐，会毁掉优秀艺术存在的基石。面对当今艺术市场的涌涌热捧，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不至于最后被市场所毁。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自古英雄豪杰即便能共苦，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下互相支持，携手共进，尤其在创业阶段，却未必能同甘——对名利的无尽追逐会毁掉最初理想。而由于名利因素形成的市侩气质更是万万要不得。所谓道德归顺，则是由于在当代艺术的内核上就有趋媚和奴性化倾向，缺失应有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批判性使然。这种艺术精神的奴性化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某种程度上，它比直接投身体制和金钱的那些庸俗艺术更具有欺骗性。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臣服，它要的不是呈献上物质贡品，而是内在精神上使当代艺术奴性化的献媚，使当代艺术套上精神的笼头，从而使它丧失应有的价值回应和文化批判。

    招安风波中，当代艺术院特邀艺术家邱志杰的几篇高调回应，尤其是《业主参加业主委员会不是招安》、《要空洞的批判性，还是要具体的可能性》1、2、《投机分子的混乱逻辑》[5]等文章透露出的某些思维倾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尚可商榷。但是里面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市侩情结，则尤其是需要警惕的。在关于当代艺术院成立的这场争论中，包括邱志杰在内的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抱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取笑心态，嘲笑那些反思和抨击当代艺术院成立的人，是因为没能够得到利益而心理失衡，以及是出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甚至邱志杰把对此事的正常批评一律棒杀为“空洞的批判性”，这就把对一件公共艺术事件的必要反思和正常批评等同于“寂寞的愤青表演”（邱志杰语），把出于理性的艺术批评等同于分赃不均的江湖闹剧。这里面凸显了一种维护既得利益和保卫分赃果实的江湖大佬作风和霸道本色。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在博客中或网络中进行不参杂个人功利目的的公共批评，但是，我们最起码在里面可以分辨出真正知识分子式的理性语言和思考，哪怕有一些批评者采用了激愤、调侃、比拟或反讽等叙述手法，然而只要他们“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时的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6]，因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7]，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言说实际上就具备了记录历史并批判当下的话语价值。

    这种可贵的批判对于当代艺术的良性发展，对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艺术家思想的独特性和艺术内在的学术拓展，从而冷静地思索艺术的发展方向，不为名利所把控，是极为重要的。这会真正让艺术之外的东西，体制也好，金钱也罢，成为当代艺术创新的有力润滑剂和添加剂，而不是缺失主体思考，反过来被体制招安或为金钱全盘购买。这才是真正艺术独立性的体现。没有这个特定时代艺术思维和社会意识独立性的价值显现，哪怕再繁华似锦的盛世美景，也只能是缺失内在精神支撑的美仑美奂的空中楼阁。我们可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晚明时期，并非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生产力已经逐渐衰弱，恰恰相反，我国历史上的资产主义萌芽就发生在那个时代。那时候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谓不强大，文化艺术不可谓不繁华，但是文化人精神状态的过于琐碎和萎靡，在外在因素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王朝最终还是轰然塌陷，一段在文化艺术上极度繁盛的文明最后还是被文明程度远不及己的游牧民族所替代。堙没于大清帝国铁蹄之下的，其实不是闲适的文人，逸笔草草的字画，精美的木版插图，甚至是明末文人把玩的收藏，而是文化人整体性的精神空乏和批判性的严重缺失，这难道不足以令人警醒吗？

    市侩情结和功利主义紧密相连，互为因果。这种照单全收的观点如果丧失了基本的为学立场，就会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小人得志或小人得利。在强权政治和专制话语的情境下，对抗体制，迂回和有策略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无谓的牺牲只能导致言说的消失。含蓄的表达和低调的工作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智性的自我保护和软对抗的方式。如今，市场下艺术作品的学术价值有很大水分，我们如果以在市场中卖价多少来界定当代艺术的实际品质就很有可能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如果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艺术价值的真正体现也会沦为一句空话，当代艺术的学术拓展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意淫。总之，在任何情境下，丧失知识分子式的真正有价值的思考，不仅会导致文化艺术境界的低俗，还会直接导致对权势的献媚，对金钱的膜拜，对腐败的歌颂，对专制的臣服，对利益的青睐，对弱者的忽视，对社会正义的漠然。虽然如今的国家体制已经在很多方面开明许多，当代艺术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艺术家表达的自由度亦在慢慢扩展，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至少也在表达一种与时俱进的官方信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心里应该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这种明晰的价值判断会使我们在如今物欲横流的商业大潮中，不至于变成缺失独立人格和唯利是图的市侩艺人。

    当代艺术中的市侩情结，本质上是一种功利至上、唯利是图的本性显露。客观上说，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乃至于在现实中的趋利避害，都是一种人性的本能体现，似乎无可挑剔、无可指责。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道德、良心和人格却在这种功利的外在追逐中得以思考、净化和提升。人类的文明也因很多文化人境界的提升，而获得一种高度确认。艺术亦是如此。人的精神追求在于与自身本性的“小我”作斗争，这种斗争也包含对“小我”的精神解剖，从而获得在历史层面上 “大我”的价值体现和人格映衬。从艺术家角度来看，最终体现在艺术作品高度上的不仅仅是笔精墨妙和形式的创造，其实更是一种精神思考的高度。这一点，我们从古代文人画中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印证。对缺乏基本的人格和学术良心，人云亦云，一切以金钱和权力为上，或以“泛金钱”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历史最终会给他一个还原本质的机会。如果对当代艺术院等国家艺术机构的诞生解读得不错的话，它实质上也是国家体制面目出现的市侩情结在作祟——表明与时俱进的真正举措在于吸纳当代艺术的真正成果用于文化机制的更新和文化方略的思考，而不是有“狎妓”之嫌的艺术院。当然，我们要假以时日，静观其变，看清当代艺术院究竟是何种性质和具体走向，也期待它能给当代中国一个文化的惊喜，从而造福于民。

    把邱志杰这一类人作为当代艺术中市侩情结的代表人物来阐述，是因为他有一定的代表性。邱是中国当下所谓两边讨好、左右逢源，什么也没落下的艺术人的缩影——对官方体制而言，他是草根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活动家的代表（无须讳言，他对于当代艺术的十几年的持续尝试，即使充满挪用、借鉴和置换西方艺术、哲学的概念和形式，对各种媒介的艺术在当下的呈现亦有其一定的实验意义）；对在野艺术家而言，他又是掌握一定话语权（美术学院教师和当代艺术院特邀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体制的代表。虽说即便在美术学院也未必说明他就缺乏独立的思考，实际上如今的美术学院乃至于官方体制对于艺术的限制亦是如此之小（基本上只要不涉及黄赌毒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无大碍），艺术表现的范围还是相当广阔的。我所说的官方体制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钳制。文化的反思和艺术的创造无所不在，有一些人为禁区还是多少限制了艺术的域度。虽然，过于苛求现实也是不智慧的，人们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无限的快乐。但是，邱志杰的这种左右逢源的状态和献媚言语极容易混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对当代艺术产生误读。在邱志杰的言说中，与其说他的言行是有意识反思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市侩情结的自然流露。特别是邱志杰的“爹妈说”、“开除说”、“业主说”等，很多话语混淆概念，转移视线，乃至于前后不一，对陈丹青前倨后恭等等，貌似狡狯，实迹近无耻。每个人在一种艺术语境中都有自我生存的智慧体现，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对待一些原则问题，或事关学术操守的问题，立场不一或随风倒，就会被怀疑是具备基本的学术良心和操守，特别是一些在艺术圈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艺术家更不是市侩小贩，可以随行就市见风使舵，甚至会哄抬物价。毕竟，艺术是项接近“缪斯”的行业，它需要有基本的为人立场和信仰。奉行着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在当代艺术圈内混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的邱志杰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实际方位和有限的学术高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如此，“救救孩子”——就显得特别迫切。

     班达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它们构成人类的良心[8]。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也需要真正知识分子式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构成当代艺术中的骨干和精英。我期望他们不单单在艺术生产（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中呈现出智性的创造力，同时也具备一种构成人类良心的品质，而不仅仅是一群具有市侩情结的功利弄潮儿。

                                         2009年12月16日于杭州西子湖畔

注释：

吴为山《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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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抗洪

闻 松

中国古代，有一个职业是一直为高官豪富或文人雅士所需要，心照不宣的；既满足审美情趣上的喜欢，又可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的，那就是有情调的高级妓女。有一本《中国娼妓史》就专门描述了各种各样类型的妓女。这种经过一定训练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妓女，俗称“文妓”。这种训练包括读书识字、女红、仪态、歌舞、音乐等很多方面，给需求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生理需求，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慰籍以及审美上的期待。经过训练的“文妓”往往显示出多方面的才华，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出则仪态万方、婀娜多姿，入则可以伺候雇主调情弄姿、宽衣解带，这种交际形式实际上弥补了古代文人和有才情女子文化艺术交流的空白。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座“诗妓”苏小小墓，文学作品中则有《桃花扇》和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就是这一类的代表。古往今来，狎妓不传于正史，却是文人雅士所好之一，历代很多文人都好这一口，以至于像写《陶庵梦忆》的小品文大家张岱在文章多次提及。但是，即使是古代文人狎妓的类型也是指有一定文化含量和艺术趣味的。张岱在“扬州瘦马”一文中详细提到怎么养瘦马、老鸨怎么带瘦马、雇主怎么挑选瘦马等细节，虽然说瘦马主要优先提供给富户作小妾的，余下的才是做妓女或童养媳丫环什么的。这也说明至少在明代有专门的行当训练年轻女孩，提供做妾、做妓的来源。也说明古代做妓女不像今天红灯区里那些坐台小姐，除了陪客人唱歌、掷色子、裸舞外，就剩下生猛的原始功能——上床云雨了。如今很多艺术形态要不就是满脸疲态、步履蹒跚的“传统老太婆”，如全国很多画院的作品；要不就是缺失文化积淀，像“川帮大芬村”一般生猛做作、粗制滥造的打“当代艺术”牌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比拟，现在的很多艺术家甚至没有古代有技艺的妓女有过硬的技术能力和文化含金量。

当代文化机制下设立的当代艺术院，就犹如体制狎妓。从冠冕堂皇的角度讲，国家意识形态越来越开放，文化胸襟越来越广阔，官方体制的包容力越来越大。官方主管部门也许想通过当代艺术的原创性影响提升文化创新的水平。从一系列报道中也能看出它的宗旨，基本是一贯的官方言语，“弘扬…建构…秉承…构建…提升…”这一类的词语具备了十足的主旋律色彩，野心勃勃貌似真的要通过当代艺术走上文化强国道路一般。但如果从潜台词寻思，那就是国家也富强了，“饱暖思淫欲”。这种关怀其实就犹如古代文人雅士吃饱了喝足了，找一些有点文化品位又有姿色的妓女来点缀他们生活的富足，给他们的业余生活锦上添花，满足他们精神和生理上的需要，并非真得期待当代艺术纳入体制的序列。甚至是通过设立这样一个当代艺术院当作“艺术功勋院”或“艺术元老院”。文化也需要关怀，也需要当代“文妓”的慰籍，那么多的国家、省市画院基本就是扮演这种角色，说是御用文人也好，体制画匠也行，帮闲画家也罢，总之是相互需要、互为营生。但是，我们在美术史上也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如很多艰难卖画为生的画家或为官的文人画家，他们也要依赖那些富商等的艺术赞助才能成全他们的艺术创作，创造出留名青史的艺术。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如“扬州八怪”这样主要由退任官员或落魄文人组成的画家群，没有其他收入，要生存就得出卖字画，成为职业画家。即使如此，他们的绘画还能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艺术个性，也还没到看购画人的脸色行事，或充当官方和富商的“意识传声器”的地步，也才能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形态的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史的学术贡献始终是判断他们是否能够担纲历史重任，进入艺术史的依据。而不是处于什么样的江湖地位或成为什么样的功勋艺术家。

有人说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是出于国家对于当代文化的一种重视和有意吸纳，我是表示质疑的。艺术界的反应，更大的可能是国内的艺术圈不了解官方背景的厚黑，对官方文化部门尚有一份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了对当代艺术院的盲目期待、过度诠释或者美好想象。不要说官方文化部门对文化政策长期的言行不一的贯彻，导致我国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缓慢地推进，远未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即使是如今的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已经使得官方有关部门不能忽视，不得不引起重视，那也只是蜻蜓点水一般地体现和谐社会的一种安民措施。当代艺术院最多就是表示一种“即时”态度，即表明官方体制也在与时俱进，不至于在思路和决策上落后。虽说如此也已经是一种不易的突破，但是，如果不能从实质上进行有效反思我们的文化缺失，以及充分吸收当代艺术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成分，进而重新审视国家文化战略的话，艺术院的成立充其量就是一块“当代艺术遮羞布”，用来显现当局如何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对当代文化的一种伪饰关怀和空幻命题。况且，当代艺术院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二级分院，充其量是一个研究所性质，能不能代表国家文化部门的观点和官方文化政策的调整甚至政策倾斜，是非常可疑的。虽说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出席开幕式，也并不表明国家意志的确切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国内的实际地位（无论是官方象征地位，还是实际学术地位），远没有到能左右或决定国家文化政策和艺术方向的层面。依我看，也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一批人想扩大艺术研究院的影响，以彰显国家艺术研究机构对当代艺术的重视，做秀成分大于实质措施。甚至连这个层面都未达到，或许就是一帮人想利用这块招牌，扩大他们的资源和底盘，借此名正言顺圈钱的一个手段。

当代艺术院的成立为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和骂声一片？我想既不是这个举措不好，也不是大家不希望看到政府重视当代艺术而盼着其永远处于“潜水”状态。我认为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也许更有助于厘清我们的思路。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政府用国家财政设立了艺术研究院、国家画院，各省市还有省市级画院、雕塑院，全国那么多画院，除了供养一批表现主旋律及无关痛痒的山水树木、花鸟虫鱼的画家外，对中国整体文化有多大的影响，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除了积极参加国家的一些官方展览外，这些国家供养的画家们想的就是怎样卖画接活、发家致富。现在谁不知道全国各级画院就是最大的高级行画批发中心？那么多画院艺术家，有几个是站在中国艺术的最前沿，对当代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也许我过于苛求，但是国家供养艺术家的初始目的肯定不仅仅是培养一批艺术吹鼓手，为粉饰国家太平设立的吧？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名义上国家最高级别的艺术研究机构，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不是研究学术，而是扩招研究生规模，冲的是每年上千万的滚滚收费。如果政府是认识到当代艺术在目前经济文化发展形势下的重要性及紧迫感，而设立了当代艺术院的话，也许还真能期待会对当代艺术有一个良性的推动作用。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要说设立当代艺术院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画院模式的翻版，即便有学术使命在里面，按照国家历年来对官办机构投入与产出的情况分析，最后也许只能养出一批碌碌无为的懒汉艺术家和研究员。

我不知道那些“院士”是不是每月或每年有一笔薪水，如果没有，他们有什么义务或有多大可能会为当代艺术院无偿奉献他们的才智？如果仅仅处于荣誉考虑，他们已经在行业内有了大名，锦上添花意义不大，那有没有这个艺术院就没多大区别。也就是说这个艺术院根本就没必要成立。如果有薪水，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意味着多了那么多吃饭的编制，政府要承担他们的工资、奖金、福利，每年还要另外拨款投入到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中。中国的体制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扩越大，这就意味着吃财政饭即“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那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考核和淘汰机制？当代艺术是一门探索性和专业性极强的艺术种类，那是不是要设立相应学术标准？又如何操作？如果要构建当代艺术的学术方向，以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定位和龙头地位，那国家拨款或成立艺术基金会，面向全社会资助当代艺术创作与研究就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举措。毕竟国家财政拨款资助当代艺术，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把资源仅限于艺术院这些“院士”。而这些“院士”的资格遴选也是一个大问题，这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后面还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社会效应和学术定位。所有这些都是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如今，我们倒要警惕的是，当代艺术院是否会成为以合法方式圈钱或烧钱的机构？成立这些机构，意味着国家财政要为此买单，正常形态下的社会，纳税人有必要知道国家款项的去处。更有甚者，会不会成为催生“艺术大佬”的权钱交易的场所？

其二，关于当代艺术院成立而引起纷争的深层原因，还是由当代艺术与生俱来的属性和使命决定的。因为当代艺术作为艺术形态中最有希望最具艺术原创力，本应该承担起视觉艺术上“前卫”和“旗手”的开拓重任。当代艺术的根本属性就是创新性和前卫性，无论这种创新是来自艺术内涵的突破还是艺术外延的扩展。没有语言和观念上身体力行的艺术变革，当代艺术就会象陷入其他艺术形态的庸俗文化圈里一样，不再具备批判性精神和视觉艺术的原创性。这种批判性是对艺术本身的一种内在批判和外在推进，而这种原创性在于艺术创新上的突破，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观念上的突破，艺术的“前卫性”和“当代性”才有合理的价值和存在理由。当代艺术的使命决定了当代艺术家必须具备原创的能力、反叛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其实早已有内在的学科规定性，有一个潜在的门槛和范围，而不是一个巫师的筐子，什么样的艺术形态装进去都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那样就模糊了作为当代文化原动力的核心价值和创新点。

当代艺术其实已经被赋予了当代文化发动机的重任。无论在文化研究者和真正的艺术家心目中，当代艺术充当了艺术探索者、急先锋和前行者的角色。这是它必须承担的使命所确定和约束的，所以我们才赋予当代艺术更多的期望和关注。很多当代艺术家特别是走在探索道路前面的，可能生前一文不名，有可能像梵高那样在他有生之年难以享受其自身的艺术成就带来的惠泽，而在死后获得艺术界的认可（当然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当今社会媒体的发达和艺术家早已养成了自我推销的秉性，早已使艺术家学会及时成名。）；也有可能像一颗艺术流星一般，在艺术史上一闪而过，并无持续的艺术创新力和艺术史的地位，如荣膺当代艺术院“院士”称号的罗中立和韦尔申。罗中立和韦尔申这一类人严格讲很难归到当代艺术的范畴内，原因在于他们不过适逢其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处于萌芽状态时以获得全国美术展览大奖的机缘跻身著名艺术家行列。但是，除了罗中立后来的一批表现主义油画尚能说明他的部分艺术创作状态外，如今也沦为继续炒冷饭的状态，韦尔申自七届全国美展《吉祥蒙古》后作品连炒冷饭的资格也不具备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映衬出当代艺术的残酷性，即对艺术家的才能和意志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它强调的是艺术家的持续创造性、坚强的个人意志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不仅仅是在艺术史上的昙花一现。也正因为当代艺术中的创新性特征，它才能不断优胜劣汰，保持新鲜的艺术之泉水不断吐故纳新，进行创新思维的自我更新或者艺术作品的升级换代。所以，当代艺术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体制或者商业所真正收买，即使冠以当代艺术院的名，那最终也只能落得徒有其名的下场。当代艺术院由于具有非常明显的官方背景，以及其背后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观的分歧，它的成立必然触动当代艺术的那根敏感的神经，引起人们对当代艺术被招安的猜想，引起争议和哗然是可以料想到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代艺术如果真的有被体制收买或招安的那一天，它的艺术形态也会相应改变，内在精神的支撑和对社会宏观文化的贡献就会大会减弱，乃至于到最后荡然无存。到那时候，就必然沦为体制下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和庸俗艺术，一如现在众多的国家、省市画院画师们笔下只剩下低俗情趣而缺失思想的花花草草，及正面歌颂国家体制的“主旋律”作品。欠缺了原创力的当代艺术届时就像被吸干了精华，没有“精、气、神”的空皮囊。因为被圈养的画师们的艺术意志其实已经被驯化了，他们无力也不愿意冒着失去看得到的利益和钱财的危险，去做一个精神自由而个性独立的真正艺术家，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艺术创造如何，而在于他们口袋里的钱财多少。

其三，当一个由国家体制改编的“当代艺术院”的出世时，特别是一个目的不明和方向不清的研究院设立，即使仅仅作为纳税人，我们也有理由质疑它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当代艺术院的性质和定位，是荣誉性质的容纳成名当代艺术家的“元老院”？还是给一些当代艺术家提供创作条件、类似官办画院一样的机构？或者是宏观研究当代艺术发展战略的机构？是以艺术创作为主，还是以理论研究为主？这种艺术创作形态还必须具备当代艺术的元素，即既非沦为国家意识形态下行同梦呓的主旋律作品，也非打插边球的、连挠痒痒也算不上的花鸟虫鱼等闲适艺术。即使是理论研究，也应该是围绕着当代艺术的范畴来进行。

但是，我们从构成人员即所谓的“院士”构成来看，显然难以尽释疑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帮体制内的艺术官员，如罗中立、许江、徐冰、韦尔申等人；一批在艺术市场上赚得金钱满钵的“四大金刚”——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人；在艺术家和策展人角色中左右逢源、上下通吃的邱志杰；还有一些艺术明星如蔡国强、叶永青、曾梵志等。里面确实有一些多年从事当代艺术探索，并获得卓越成绩和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如徐冰、蔡国强，也有一些从事当代艺术媒介探索的汪建伟等人。我不相信这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官员除了利用他们手头的权力有可能给当代艺术创作一个良好的艺术生态外，在个人艺术成就上还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更不相信那些在商业市场上获得暴利的“四大金刚”之流——他们的作品根本不具备艺术上的突破，理论上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和回报的，我一直诧异于他们的所谓“成就”及市场神话。除了在拍卖市场上受到那些缺乏专业眼光的艺术投资者的盲目追捧，而可能有良好的短暂业绩外，根本不可能在艺术探索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如果当代艺术院仅仅以招揽这些人来撑这块门面，我看最终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即使以艺术创作定位为主，是以锦上添花招募成名艺术家为目的还是以发掘年轻艺术家为方向？更不应该以一帮油画家为主体，而这帮油画家除了自身地位及市场红火之外，其实际艺术成就还值得怀疑。而且他们的成名大多不在前瞻性的当代艺术领域，如罗中立、韦尔申、许江、陈丹青等人，而在政府体制内的全国美展及其他官方展览，在这种展览机制下艺术原创性和艺术家个人成就的实际高度就不可能不大大缩水。他们除了能代表其隶属的学院及其掌握的艺术话语权之外，还能代表中国当代油画吗？还能代表当代艺术的前卫形态吗？显然不能。在风起云涌的艺术浪潮中，他们也许只能作为艺术官员和院校领导，起到一种左右制衡的作用。他们进入当代艺术院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很难对当代艺术的创作起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客观上讲，作为中国特色的人事安排，美术机构官员进入当代艺术机构，也许也会对创造当代艺术的研究氛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当代艺术从表现形式到表现范围都具备不可预测性。首先在艺术的多媒介表现上就与传统表现手法，如国画、油画等大相径庭。在艺术观念上，更是凸现后生可畏的后续生命力。那些依靠在全国美展中脱颖而出的主旋律艺术家，成名的利器在于他们的目标针对群锁定在全国美展的评委身上，艺术的思路也大多有很强的功利性；而那些依靠拍卖、销售在市场中屡有斩获的艺术宠儿，他们的目标显然也“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于艺术的学术拓展，而在于作品的售价和获益的多少。而且在中国主管领导的意志和水平一般能够决定一个机构的前进方向，以罗中立这样一个深受体制恩泽的架上艺术家的背景，能否在当代艺术上有足够的胸襟和包容度，这些都是值得疑问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艺术本身也需要反思。最近关于当代艺术被“招安”的讨论，撇开当代艺术的社会价值判断和非理性的声音，其实也是当代艺术自身的疲软和欠缺足够的自主性造成的，这也说明当代艺术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和艺术语言有着先天不足的弱点（这个问题以后会另文阐述）。鱼龙混杂的当代艺术，李逵和李鬼们充斥其中，模糊了人们的纯净之眼和对当代艺术的满腔期待。当代艺术缺乏足够的自我反省力和文化批判性，也多为圈内人所诟病。很多年轻艺术家浮躁的艺术心态和粗劣的艺术作品，甚至不冷静的艺术行为，亦使得当代艺术的外在形象大打折扣。这些尤其令人痛心不已。在野或招安，都远不足确切地描述当代艺术的实际状况。可以肯定的是，能够被招安的一定是那些以当代艺术为敲门砖的功利艺术家们，而当代艺术的内核则始终会被有学识有创新力的艺术家和有眼光的批评家所关注。国内有良知的一些批评家，如刘骁纯、彭德等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知识阅历上，善意地企望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是一个积极的举措，可以带动国家对于当代艺术的重视和深切关怀，指引社会对当代艺术这个本具有强大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艺术形态的关注和认识，这个想法应该是具有远见，充满普世情结和人文关怀的。但是，可以料想的是，这种想法最大可能是一场空欢喜。原因在于，国家文化政策不会因为一个性质不明定位不清的当代艺术院而改变，以及由一些远离话语权、决策权的民间议谈，和有见地的批评家的判断而调整。如果当代艺术真的被国家重视，那么国家文化部门就不仅仅成立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当代艺术院，更不会以“院士”的荣誉称呼研究人员，无论他们是从事创作的艺术家还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院士”称呼只能是有卓著贡献的学者和杰出的艺术大家才能与之匹配，而不是那些体制内的艺术官员，以及缺乏真才实学，靠游走江湖博得名气的混混，或者“口头上全是主义，心底里全是生意”的市场宠儿。因为，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名下的当代艺术院理应由从事宏观当代艺术战略研究的学者，和极个别在当代艺术学术拓展上真正有建树的艺术家构成。所从事的也绝不是当作供养和牌坊膜拜的“元老院”，而是国家着眼于当代艺术文化和思想纵深研究的宏观战略发展体系；更不是一个建立裙带联系和哥们关系，捣浆糊般的“挂羊头卖狗肉”般的艺术空壳，以及只有一帮功利主义者充斥其中的当代艺术院。

                                  2009年11月28日于杭州西子湖畔 

又记：此篇文章虽说以体制为引子，但重点却不是体制如何招安。如果国家体制真的想招安当代艺术，把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成果纳入文化政策和文化战略范畴，倒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了。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和最终成果其实不是归属于某个个人，而是要反馈于国家整体的文明甚至人类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说西方现代主义的成果现在已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村村民所共享。本文的目的在于提醒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及研究的人员，须注意当代艺术本身的使命和责任，不要被金钱或体制所忽悠和操纵，而忘了自身的价值体现和立身之本。

             藏龙岛的春日2009（布上油画，45*60cm）

    2009年3月中下旬，那日天气阳光明媚，桃花已经盛开。武汉藏龙岛上一片片桃林“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闪现出迷人的粉白色。难得的阳光撑开了多日阴郁的天空，能见度相当好。当时我还住在藏龙岛上，周末就出来选景。看了几个点，觉得2008年画过的一个景点，正对着湖北美术学院新校区的一个村旁小景，依旧吸引我，于是就在原来的位置沙稍偏的地方支起了画架。

    这一幅油画画得很顺手，大约三个小时完成。画完以后才觉得饥肠辘辘。远处的破屋近看已显得摇摇欲坠，但是还是有人住。在附近村子里，还保留着好几十年前的泥砖墙，依旧有人住着，也显示了岛上居民生活的艰辛。村子里还有麦场、干草堆、池塘，村后有一座几十米高的山，基本保持了原生状态。我好几次骑那辆越野摩托还开上山去了，很刺激。美景流连忘返，油画小侠杨钊还在山顶支起画架连续画了好几天的大场面。不过，估计过不了多久，这个有些破落的山村就得被铲平。

    写生的感觉很舒畅，但是问题由此而来。如果有足够时间，我是愿意坐在大画室中细心思考自己画面的。作为一种手段，纯粹的写生训练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幅虚实感和画面层次画得比2008年那一幅要好得多了。有一点欣喜的是，自己这一年来虽然画作不多，手头上还是进步了。照片拍得依旧不咋的，原画感觉稍好。

     无奈的时间呵！总有一种被饿狼追赶着的感觉。

和小丁、忠华、采君等湖北艺术馆看全国美展

小丁还有他的同事李兄从郑州来、忠华从杭州来

那日天气真好，大伙气色也很棒

    小丁和他同事老李以及几个同学从郑州来武汉看油画展，正好硕士同学李明老弟的GF采君也在武汉，展厅中又遇中国美院油画硕士忠华，大家在艺术馆外合影留念。

    油画展索然无味，有意思的画太少。很失望，我初步总结一下：老面孔+旧手法+主旋律。呆滞的正面人像+解放军+新疆维族人。70%是写实性的。中国官方展览展览机制如选送作品、评委等诸方面都存在问题，展览没有能够反映出国内近年来油画的基本发展现状。我相信其他画种也是如此，那些评委说基本反映了现状，根本是睁眼说瞎话，瞎胡扯。不是无知就无耻。

    晚上请他们去武汉有名的宝通寺素菜馆吃素菜，素净雅致。

    小丁在郑州混得不错，各方面都很好。难得的是一直念念不忘思考艺术问题，坚持画油画，想在油画上做出名堂，敬佩。

    能大老远赶来武汉看油画展，实属不易。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很多朋友都来过了。 

杭州西湖博览会闭幕式文艺晚会，由杭州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曾经留学德国。

音乐会演出阵容强大，特地请了中国音乐学院二胡新秀谭蔚，演出赵季平作曲的

《乔家大院》。谭蔚人长得俊，难得二胡拉得出神入化！

音乐选的大都是中外影视音乐，此为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任教于中国音乐

学院的吴碧霞演唱《牧羊曲》。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演唱《怀念战友》。

总政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在演唱。

演出结束乐队成员站起谢幕。

    补： 今天很有意思，本来是临时看了报纸，准备去看加拿大杰拉多四重奏音乐会的。加拿大这个四重奏乐队据说风靡全世界，最近在国内巡演，今晚在大剧院演出。我特地上网查了一下，明晚在北京国图音乐厅演出，票价不菲。到了钱江新城大剧院，看到戒备森严，一问才知道是西湖博览会闭幕式也是在这举行。正好没有买到二楼四重奏的票，也是吉人自有天相，旁边两个人手里拿着好几张票，于是上前询问。听说我们是美院的，也是艺术同仁，竟然无偿送了我们票。就误打误撞看了一楼闭幕式音乐会。

     夜色优美，风景旖旎，徜徉其中，不禁如痴如醉。漫步出来，没有出租车，又遇好心人把我们搭到城里。又一乐！

           “藏龙岛三月”局部1

          “藏龙岛春日”局部

            “藏龙岛三月” 局部2

发几幅春天在武汉藏龙岛所画的油画局部。

回到西子湖畔，恍然如梦......

学术展览多、讲座众、思考广。

学习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

心里急......

              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
　　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
　　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
　　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
　　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
　　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以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
　　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
　　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心有家

     走过千山越过冬夏此生寻找她

     心有家

     穿过忧伤穿过黑暗灵魂呼唤她

     心有家

     繁华落尽归去来兮生命拥抱她

     心有家

     相隔天涯望穿秋水灵魂念着她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愿你这次能度尽劫波、逢凶化吉。。。。。。

南屏的街道（60*45cm）

这是九月在皖南的第一幅油画写生，画得不厚，也有些写的味道。

我的油画局部1

我的油画局部2

我发觉很多油画局部有美感，笔触和肌理上都有一些让人回味的东西。

抽去了具象形，只剩下一些抽象的单纯形，很有推敲的可能性。

研究细部和画面局部，也是很多人进步的方式，比如说我，除了整体效果，我就特别在意别人画面的局部，特别是油画。

局部1

局部2

国庆，南京看全国美展版画展，逛南京古玩城。

                 南屏的巷子（60*45cm）                  2009、9

色彩很灰，快离开南屏时画的。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心态得彻底放松，才能画好画。

坐小马扎把小腰弄得腰肌劳损。

           沱川的街廊（45*60cm）  油画

                   沱川街廊-局部

     这一幅油画写生感觉比较满意，但是拍的照片质量太差，有点反光。好在有一幅照片的一半拍得还可以，色彩比较沉着，还令我欣慰。先发出来给诸位看看，只能回去等干后重拍了再行替换。

    打动我的是强烈的深色神秘的古老街廊和残垣断壁，裸露出的稍亮红砖色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旁边垫了根脚的房基提示我，再不把这个鲜活的场景写生出来，下次再来时再也见不到如此美景了。一栋崭新的白色砖混建筑将遮挡这个难得的景子，最多仅仅显示我下图局部的模样。

    野逸的风景几乎在周边几个村子里处处均可见。只是因为婺源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旅游景点，我担心，过不了几年，理坑的美景将离我们渐行渐远。如今写生旺季，每天大约有两千美术学生在本该宁静的村庄里喧嚣。中国美术类考生扩招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这恐怕是那些主管教育的猪脑肥肠的官员们始料未及的吧。 以后的美景恐怕只能在我们心中存在了。基于此，我目前的写生意义就显示出了另一种意味。

            篁村满路田前的风景（45*60cm）

            局部

    刚开始出来写生由于忙论文集的事情，绘画时心思投入不是很专一。所以画得都不是特别满意，虽说都还凑乎。

    到了江西婺源，由于时间不太长，还由于在宏村景区写生时长时间坐小马扎，身体有些不适，所以画得不多。但是昨天和今天的两幅油画写生还是令我比较满意的。昨天画的“沱川老街”感觉不错，用色和整体处理上基本达到我最初预想，因未及拍照，改天发。

    今天一大早，就赶往离沱川两公里外的篁村，那里有南宋年间的木廊桥和宋元期间的罗汉松。我对篁村村口风景、村内明清祠堂及一两个老建筑情有独钟，有印象。篁村很偏僻，沿着小路走过去，沿途风景优美。在村口不远的满路田前坐下，感觉自己就在画中了。今天这幅画画得很悠闲，所以一直到下午三点才完工。写实性的风景写生令我沉迷，几乎未作很大主观改动。画后还较满意，就是电脑中色差与原作还是有些差距，我个人还是觉得原作好得多。先发上来供大家品评。    

菊豆药铺(56*56*56cm)

局部

皖南写生，纯客观色彩。

写生过程中脑子很乱，各种思维接踵而至，并互相打架。

最后只能是毫无创意的写实训练，虽然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想画像其实也不容易，想画不像就更难。

落笔易也不易。

                                   ——以西安曲江艺术节为例

    号称西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最全面的当代艺术活动盛会——“中国意象·都市旗帜”西安曲江国际当代艺术季2009年8月在西安以超一流“西安速度”闪亮登场。据说从开始策划到开展只用了25天时间！这种“帝王速度”（彭德语）以最短时间策展创造了西安大型艺术展的相关纪录，估计在国内大型艺术活动历史上也极其罕见。     

    从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博客中看到一些关于西安当代国际艺术节的报道，深有感慨。首先说明，我对该艺术节策展包括策展人和系列展览本身没有意见，而是借此为例来阐述近年国内当代艺术如何被官方和商业买办收容或招安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对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中国当代艺术造成较大影响。

    西安曲江当代国际艺术节是近年来西安很重要的当代艺术活动。也是在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当代艺术第一次以官方支持乃至主办的形态浮现在世人面前。很多艺术家为此欢欣鼓舞，以为西安乃至于全国的当代艺术将会被官方更广泛地接纳，他们期待着当代艺术的春天又一次来临。栗宪庭、彭德等老一辈批评家和策展人此次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对此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西安本地媒体也不余遗力，以较大规模报道了此次曲江艺术节的盛况。客居西安的批评家彭德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更是以极其乐观的口吻展望此次艺术展带来的后续影响。舒阳等西安籍现当代艺术的年轻艺术家也欣欣然充当策展人角色，很多号称搞“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被邀请出现在艺术节的艺术家名单中。据报道，这是一起“成功的”促进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艺术盛宴。  

    应该说，对于艺术家，特别是对于从事当代艺术来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艺术繁荣”造成的幸福景象总是令人欣然和向往的。大家都有事情可干了，积压的艺术作品也有一些可能的销路，发热的情感带来的工作成就感总会催生更多的艺术家投入到艺术行当里面来。似乎这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双赢的好事。难道不是么？我们看看艺术节期间西安的媒体高度的专业热情和当地文化部门的积极参与，就可以不难想象出艺术盛况。陕西省文化厅厅长、西安市副市长、省文联主席参加开幕式，这样的大型活动给与当代艺术的礼遇，在陕西省现代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很多以前堪称边缘的艺术形式被纳入到艺术节范畴内。据报道，这次艺术节活动“囊括了行为与现场艺术、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数字新媒体、纪录片、当代舞、实验剧场和实验音乐等多种当代艺术门类，有百余位国内外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参与”，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也是极其罕见，甚至可谓是绝无仅有的。此次活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划时代事件”的宏伟目标即便难以达到，成为西安曲江文化创意产业总是不折不扣能够实现。 

    但是，我看后总觉得不是滋味。我的第一直觉是当代艺术又一次作了当地政府的“三陪”。不是仅仅针对西安这次艺术节和此次活动的策展人，而是全国很多类似于此的艺术节、艺术展或艺术活动均有这种倾向。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马灯般举办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其背后的目的和潜在的影响值得深思和追问。  

    这次西安曲江当代国际艺术节不久的将来就会被证明是一出令人无可奈何的荒诞闹剧。一群人举办了一次很政府很官方的大型party，参与者有策展人、政府官员、投资商人、艺术家以及众多看客。在短时间之内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认为具有探索性和前瞻态势的当代艺术就此被主流话语接纳，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次艺术节解决了什么实质性的艺术问题没有？可能这样说过于苛求。但是，偶然的一次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政府文化尝试，除了给当地政府官员以政绩和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商贸投资外，很多艺术家来西安参加了一次又可以为自己增加新的履历的艺术活动，展示了艺术创作，总算也提示了当代艺术的真正存在，似乎也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然而，全国很多艺术活动，包括朱其主持的北京798艺术节在内，除了规模宏大外，说能够产生出令人期待的艺术作品，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并不排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界定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可是，政府文化部门对当代艺术的一两次展示和有限接纳并不代表当代艺术就此走到了前台。我们不要忘了曾几何时，政府文化部门对有探索倾向的中国当代艺术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如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因众多行为艺术的出现而导致中途关闭美术馆，直接导致国内首次现代艺术大展的夭折。因此产生的文化自由思潮受到影响，众多独立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思想受到不应有的钳制，就如宋代官府清剿梁山好汉，以及现代一些国家政府军如何围剿游击队。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具有探索倾向的当代艺术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异端。受政府部门和国家文化政策挤压和钳制的艺术形态不是正常的文化阐述，而同样，受其主宰或左右的当代艺术，也决不是正常的艺术生态。

    这是当代艺术的外部因素，我们权且暂不考虑。可是反思当代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就一定是具备前瞻性、探索性和前卫精神了吗？ 

    我们知道，当代艺术具备了发展的当下活力，如果保持自身独立的文化立场和特有的创造力，不是没有可能作出应有贡献，从而对当下文化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不消说如今丧失了精神力量和文化立场的当代艺术，不是一方面倒向主流意识形态，即充当泛政治化文化的吹鼓手，就是深情款款地投入了艺术市场的怀抱。有的还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已经部分丧失独特文化判断和精神思考的维度，根本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干扰，就已经得了文化软骨病。毫不客气地说，国内绝大部分的当代艺术，除了那些直接以献媚的姿态讨好我们浅薄的视觉之外，那些以反传统、反主流或伪前卫的姿态出现，有哪些作品令我们内心为之震动并投去敬佩的目光呢？事实上，很多号称具有前瞻性的当代艺术骨子里早已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立场和批判精神，像《水浒》中的宋江一般，手头上在造反，心里却时刻渴望着被早日招安，赚得金钱满钵或锦袍加身。 

    《水浒》中宋江及其梁山的好汉们在各自领域内因各种遭遇生活得很压抑，于是就占山为王、扎寨造反。而在梁山占山为王的好汉们虽然有率性的武松和性情的鲁智深，但大部分好汉的总体意志是被山寨头领宋江所控制的。而宋江的行为表明占山为王绝不是以他为代表的好汉们最初的选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被逼上梁山，成为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世界的对立面。宋江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大坨分金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他们的行为已不再满足于梁山的逐步强大，更不满足于自身被朝廷视为“贼寇”和反政府武装者。他们要沿着宿命，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和好归宿。这种归宿追求除了求得一个好的出身，还带有很强烈的名利双收的目的，以便心安理得享受那些与之匹配的利益。而为了有一个体面的身份，一个好的归宿，就必须被朝廷招安，从而被主流世界所接纳，被主流话语所认可，从而直接掌握话语权。

    宋江们的命运，就是众多当代艺术利益攸关者的现状。在野，受不到应有重视，还会经常受到打压；只有被招安，才会过上衣食无忧、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的体面生活。而没有经过艰苦的与象征着主流世界的朝廷的一次次艰苦战斗，让朝廷从剿灭的方针一步步接受不得不招安的现状，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招安者——无论是政府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抑或是代表实际利益的艺术市场，对于宋江们的被招安者是有着强大诱惑力和杀伤力的。很多当代艺术家与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毫无区别。现在站在艺术前台的很多人是为了真正做前卫艺术还是为了各自心知肚明的利益？这几乎是毫无悬念地会选择后者。换句话说，做当代艺术在不少艺术家那里只是手段，目的却是指向被招安——名利双收。

    曾经立场独立的在野批评家栗宪庭和彭德等人，星星美展中的“老愤青”黄锐也应邀来艺术节捧场，很多的艺术家和那些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艺术策展人，内心深处均有宋江情结。我在想，以栗、彭、黄等人在一些场合里的表现，要不是变成了心怀幻想的老天真，就是竭力想成为另一个版本的宋江。或者，众人鼓噪的目的不是为了明显的经济利益和所谓的名声，而真的是为了当代艺术的春天在中国灿烂？对此，我宁愿坚信栗宪庭、彭德、黄锐会注重自身品格，仅仅是不至于让那些主办者难堪，或出于善良的愿望，而不至于晚节不保。但是，对于全国此起彼伏的众多艺术活动中那些年轻的热衷者、策展人来说，不要说很多人尚缺乏一些策展必要的理论积淀和能够自圆其说的艺术理念，很多的热情背后难免不掺杂一些现实利益和功利目的——我们看到那些洋洋于前台的那些所谓新锐策展人们（无论是代表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院派策展人，还是在野的策展人和艺术活动家），借助于一张张当代艺术的牌，抛撒出连他们自己也没理解清楚的混乱理论，已经赚得名利双收、金钱满钵了。那些炮制出的艺术理论和错误的学术判断至今还在混淆视听，在当代艺术世界里漫天飘飞，而根本人没想到为此负责，抑或就根本不需要承担所谓的学术责任。去年据说还评出了中国十大年轻艺术策划人，这个怎么着都有点商业操作意味的口号让一些人早早折腰。很多年轻的策展人相当欠缺真正有深度的理论积淀，频繁赶场子，每年策划数个展览，有的还做很多艺术创作。急功近利的频繁活动，会杀鸡取卵，使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适得其反，拔苗助长。除了给当代艺术增加新的喧嚣之外，还能带来什么？思想的产生是艰难的过程，需要知识的积累和基于知识积累的灵感乍现。久而久之，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会像如今的生存环境一般，遭受到严重破坏。文化生态难建易毁，毁坏了想重建良好的生态何其难哉？ 

    问题还在于这些艺术弄潮儿并不具备应有的天赋和应有的学术深度，除了重复、拷贝、挪用、照搬甚至抄袭外，这种密集度的策展、创作能有什么思想含量和独特创意？他们的目的显然不在艺术创作和思想生产本身，也根本不需要为当代艺术有任何担待，其明显的功利目的彰显出内心的贪婪和自己的小算盘。很多展览和活动其实是在透支当代艺术应有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素有人格魅力的栗、彭等批评家和策展人，也可能乐于做宋江，被政府收编，几乎快成为当代艺术的政府发言人。这不能不令人叹惜。

    再说了，如今政府的国家文化政策难道真的让当代艺术走上前台？各地纷纷举办的这一种“政府搭台，艺术唱戏”，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是为了艺术的健康发展。政府官员不是傻子，他们眼睛盯着的是自己的政绩、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地区知名度，对艺术一知半解的他们又哪里能真正理解眼花缭乱的纷杂的当代艺术呢？关键在于，官方是否介入倒没什么，但介入背后付出的代价则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把官方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活动加在当代艺术发展的轨道上。一句话，官方要他们做的是“艺术三陪”而无关当代艺术本身。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拿未来当代艺术的应有前景和发展空间作代价的。 

    对目前的当代艺术发展，我不是很乐观。前几年虚热的艺术市场泡沫差点毁了中国当代艺术，我是说当代艺术本应具有的正常生态。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好给了当代艺术驻足反思的契机。但是，艰难前行的当代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依然存在难以厘清的纠结。目下，频频由政府出面组织的艺术活动，就绝不仅仅是来“救市”——拯救当代艺术，而是为摆脱政府自身的困难而策划出的政府行为。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才对。

    渴望被招安的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多的“宋江”充塞其中，这种情形着实令人担忧。

                            2009年9月11日于皖南山村写生间隙

                                             9月13日晚修改

    张平 (1955—2009)，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原系主任。专业不错，因与院长杨晓阳意见不合，就被专权的杨大院长拿掉了系主任职位。我去西美读研究生时，张平先生刚下课，心情估计不好，据说因好酒常常喝醉而迷糊。我见过张平先生，留着个性小胡子，言语不多,像极电影导演何平。但是据说他下课后也没出多少作品。人走茶凉，因为张平在西美下课“潦倒”，他的两届研究生都没过关，均是创作没过，学位都受到影响。而且2004届两个张平的研究生毕业创作均被拉下，以至于延迟一年授学位。至于是否与张平受冷落有关，不明，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作为2005届毕业的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因此胆战心惊，拼命搞创作、看书写毕业论文，唯恐不过关。张平油画我见得不多，据说很经典，但是我认为其创作意识总体上仍旧是西美油画保守的风格，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没想到一周前看到西安油画家惠珺兄给严渊的留言中说到张平先生走了，还是非常震惊的，也才54岁啊。也许是觉得不得意而经常喝酒的缘故，张平先生最后离世也与过度喝酒有关，以心脏病（冀文说是脑溢血）离世。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年俊杰多以高血压、脑溢血、心脏病突然而殁，就疑惑是否由于平时未加在意保重，令人痛心。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我的老乡。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文史专家。以86岁高龄离世，虽早年辛苦但却享以高寿而终。知道卞孝萱老，是先看到他的一些著作，后得知金丹兄与卞老忘年交，经常探讨学术。也是在金丹兄的博客中得知，孝萱先生9月5日驾鹤仙去了。我本来还想以后如有机会去南京，还想就一些问题请教卞老这位乡贤的，可惜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悼念卞孝萱先生网站http://chin.nju.edu.cn/zwx/zwxw/bianxiansheng/bianxiansheng.htm)

    卞老以高寿享以天年，著作等身，对他的离去虽很惋惜但可接受。可是，郑奇、张平二先生以英年辞世，学术成就原本可以再大一些的，尤觉得遗憾！三位中除了张平先生我见过一两次面外，郑、卞二先生竟未有机会谋面。

     世事无常。三位教授一路走好！

宋代青白瓷双系罐1（大约15公分高）

唐代白瓷小水盂1（约6公分高）

唐代白瓷小水盂2

    宋代青白瓷双系罐和唐代白瓷水盂（此水盂大致年代上限是唐代，下限是北宋）是我在扬州古玩市场淘的，其中唐代水盂是去年下半年淘的。都是不大的小件，很精致，特别是白瓷水盂，有朋友说是邢窑的，但我存疑的，产地不明。两件釉水都还可以，我没想到扬州市场居然常有这些古玩，这是很难得的。

    最近带学生在外地写生，带了不少油画框，准备多画一些。就是手头上在忙一些编辑的事情，不得闲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