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期我就注意到了她的与众不同。在“pitch”课上，她特别紧张，脸憋得红红的，一句话里要有两个“basically”，每一个“basically”都伴随着一个强烈的手势。所以，“basically”，我就记住了她那种一定要说出点儿什么的努力，至于她到底pitch了些什么，我全没听清。

    还有就是在“写作风格”课上，老师让大家写诗，然后再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全班听。轮到梅兰妮，她严肃地说：“你让我当众读自己的诗，我感觉很不好。”老师说：“理解。”

    这个学期，我们开始真刀真枪地写剧本了。每两个星期写30页，然后workshop，也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今天我们讨论梅兰妮的《订婚》。这个剧本写的是一对高中生，被双方家长误认为是一对儿恋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同性恋，各自有自己的同性爱人。他们为了该不该向家人讲出实情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无论是从对话上来说，还是从矛盾冲突、戏剧张力上来说，梅兰妮都写得很不错。

    但是对她讲的故事，我有不同意见。

    今天讨论课上，在提意见之前，我先自我检讨了一番。我说我从中国来，不了解加拿大国情，加上我又属于上一辈人，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说错了你别见怪。然后我说：“这两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性取向持如此严肃的态度，我感觉很不寻常。在我印象中，年轻人还处于探索阶段，即使对同性有好感，自己对此也应该是半信半疑，也就是说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怀疑自己究竟是喜欢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你剧本中这两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竟然已经与各自的同性朋友维持了四年性关系，这个是可能的吗？”

    我说完了，就等着大家拍砖了。

    没想到其余同学竟然纷纷对我表示支持。大意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学生的关系——无论同性异性——能持续六个月就已经是出类拔萃，天长地久了。”

    梅兰妮这时显出了令人惊讶的从善如流。她说：“没问题，我改成六个月。”

    但是接下来，梅兰妮又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固执，原因是我们话里话外老说：“这对小镇上的年轻人”，对此梅兰妮有不同意见。她说：“这不是发生在小镇上的，这是发生在大城市里的。”

    我们同声惊呼：“啊？”

    “明明就是小镇嘛！”大家纷纷说。

    梅兰妮问：“你们从哪句话看出来的？”

    我们也困惑：“说不清楚啊，就是那种感觉。他们说话的那种方式，他们关心的事情。”

    这时老师插进来问：“你是在哪儿长大的？”

    梅兰妮说：“那乃磨。”

    其他同学（不包括我）齐声说：“那就对了。”

    梅兰妮急了：“那乃磨绝对不是小镇。”

    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说：“你写的这个地方跟我家乡一模一样。我的家乡就是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

    老师说：“小镇有什么不好，接受它吧！”

    梅兰妮简直出离愤怒了：“不管那乃磨是什么，我写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大城市。”

    关键时候又是我提了一个问题：“他们才18岁，难道他们不能离开家乡，去温哥华（我避免说“去大城市”）上学或者工作吗？为什么对家长说不说实话会成为那么大的一个折磨？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的是时间隐瞒真相啊。”

    我顺便给他们讲了咱中国导演李安的《推手》，我说《推手》里面的主人公的问题是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必须得娶妻生子了。如果他要坚持做自己，他就得对家长有个交待。这个恐怕在西方也一样吧？他们才18岁，用得着那么着急向家长交待吗？

    我的想法又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对，让他们到温哥华去！让他们坐渡轮到温哥华去！温哥华有同性恋酒吧，在那里他们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瞧瞧，你写的是不是小镇，根本用不着自己辩解。你写的这个地方有同性恋酒吧吗？

    老师问：“你去过戴维街上的同性恋酒吧吗？

    梅兰妮摇摇头。

    老师说：“那就赶紧去吧，这就是你这个星期的作业。”

    自己写不出来，就看别人的东西，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么？我这些天就忙着读剧本，看光盘。这倒是一个好营生。从前要是拿出宝贵的时间看光盘，我还老有负罪感，现在不必了，看光盘就是做功课，是履行敝人的本份。

    看过的光盘一大堆，结论是：天下电影分两类，一类是我所不屑的，一类是我怎么也够不着的。就是没有水平跟我一边齐，让我一伸出右手或左手就能划拉过来的。

    今天忽然一激棱：还会写中文么？赶紧登录到博客来，划拉两笔，跟大家问个好！

    第一个学期我非常兴奋，觉得每天都学到了新知识。每天听老师口吐莲花地讲课，将一些经典作品大卸八块，颠来倒去地分解组合，好不痛快。

    教“人物”课的老师说：电影里的人物可以分成八种类型：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正面人物的导师、正面人物的同盟……

    把以前看过的电影在脑子过一遍，可不是嘛，老师说得对呀。

    教“故事”的老师说：一部电影就是一次旅行，一次旅行共分十二个阶段：寻常世界、召唤、拒绝召唤……

    把以前看过的电影在脑子里再过一遍，可不是嘛，再对不过了。

    教“格式”的老师说：写电影剧本，字体要用Courier，字号要用12号。只有这样，一页纸的剧本才能相当于一分钟的拍摄时间。制片人看一眼剧本的页数，就能大概估计出要多少钱。

    原来是这样！

    教“喜剧”的老师说：……教“对话”的老师说：……

    总之，电影的秘密全在这里了，老师们已经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了。写电影其实就这么简单。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第二个学期的重点课是“基本工具”，其主要内容是教我们写treatment。所谓treatment，其实就是电影剧本的极其细致的大纲。要细致到每个场景，每个场景的人物、动作。treatment比起真正的剧本来，缺的只是对话。也就是说，有经验的制片人一看到treatment，就能估算出这个电影要花多少钱。如果一个剧本有100页，那么向加拿大电影局申请资金的treatment需要25页，向好莱坞制片公司申请资金的treatment，15页就够了。（说明加拿大制片人还是不如美国制片人有经验。）

    在写treatment之前要先写outline（5页）；在写outline之前要先经过pitch。pitch就是把想法讲给制片人听。如果制片人感兴趣，就可以写outline，如果outline过了关，就可以写treatment，如果treatment再过了关呢？哈哈哈，那不就可以……啊？

    先别高兴得太早。

    Outline还没写完呢，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彻底地打回了原形。所有学到的东西，原来都是幻觉。一到创作阶段，该不会写的还是不会写。

    那天我们上讨论课，讨论各人的outline。

    讨论到我的时候，同学甲说：“你的主要人物缺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我能问一下：她的目标是什么吗？”

    我说：“嗯，这可真是个好问题。”

    同学乙说：“你的主要人物缺少同盟，她好像总是在单打独斗。你能不能给她写一个同盟出来，这样剧情也能丰富点儿？”

    我说：“嗯，这可真是个好建议。”

    这个剧本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大半年。关于主人公人生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关于主人公缺少同盟的问题，这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但是始终没有突破。

   再看我们同学，其实也和我一样。原来缺什么现在还缺什么。以致我闭着眼睛都能给他们挑出毛病在那儿：

    考迪一向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次他的剧本写一群坏小子在城市街道上胡涂乱抹。不用说，坏小子的力量肯定特别强，警察肯定不堪一击。可是最后还得让警察取得胜利，那这胜利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安娜莉喜欢写中年妇女怀疑人生，这次她写一个中年职业女性进行从西到东穿越加拿大的旅行。不用说，女主人公的一切问题都将靠自己的顿悟来完成，所谓旅行的十二个阶段，对她的主人公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那与其这样何苦又去旅行呢？为什么不能在家里打坐呢？（实话说，她这个毛病倒是跟我差不多，所以我看她更是一针见血）；

    西恩喜欢写坏男人勾引好女人。他的问题是他的主人公对于勾引太过专注，以致常把勾引和奉献混为一谈。比如这次，他的故事是写一个住在纽约的黑社会人士要把一个良家妇女勾引成妓女。良家妇女有一个重病的孩子，需要做手术，黑社会人士替她的孩子付了手术费，然后翻脸逼她还债。还不起？对不起，只好上街去卖啦！

    我说：“这个情节恐怕不太合理吧？在美国做手术得花多少钱啊？上街卖才能挣多少钱啊？黑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大家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劝西恩把故事背景改在加拿大。但这还是行不通，加拿大有全民健保，做手术根本不花钱，所以这故事还必须得发生在万恶的美国。怎么办？你让他放弃勾引情节？恐怕很难，这就跟让他放弃自我差不多啊！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深深地失望。当然是对自己失望。花了这么多钱，学到了什么？就学了一嘴术语，用来给别人挑毛病。

    以为自己脱胎换骨了，其实还在原地踏步。

    我着急呀，急得好几天都睡不好觉，终于有一天，似乎是有点儿发烧了。为什么发烧还要似乎呢？因为家里的温度计没电池了。然而发烧并非坏事，因为就在半梦半醒之中，我的脑子忽然开窍了，一个情节突然就从那窍里蹦出来了，然后牵一发而动全身，什么反面人物，什么导师，什么同伙儿，全都一嘟噜一嘟噜地跳将出来了。

    当然，离成功还远着呢，但毕竟是个突破。

    并且，在疑似发烧的状态下，我有了一个认识上的重大提高：我把我们学校的教学模式看透了：

    先说说我们班同学的族裔问题。我们班的班号是“写作31”，全班一共23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班，所以我们班实际上分成两组上课。A组11人，B组12人。我在B组。A组全部是来自美、加及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学生；B组则更国际化一些，有德国的，有奥地利的，有菲律宾的，有墨西哥的，还有我，中国的。实际上B组有两个中国人，但是除我以外的那个中国人属第二代移民，从小在加拿大长大，说一口流利英语，我基本上把他算作本地人。

    再说说我们班的年龄问题。我们班同学年龄跨度比较大。我42岁，帕翠莎43岁，另一个女生安奈丽年龄不详，但看样子也应该是属于我们高龄段的。年龄最小的刚刚高中毕业，不满19岁。有一天下课后，几个同学嚷嚷着要去酒吧坐一坐。我说我不能去，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那个年龄最小的就说：他也不能去，他还不到19呢。（加拿大法律规定不满19岁不能抽烟喝酒。）他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起报到那天，有一个中年妇女跟在他身边。当时我还纳闷呢，现在明白了：那是他妈妈来送他上学。

    接下来再谈谈我的不足。和这些同学比起来，我有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是语言不够好，第二是看的电影不够多。

    先说语言。语言方面，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听老师讲课没问题，但是听同学聊天特别有问题。一般人会以为：同学之间聊天用的都是简单易懂的语言，应该比较好懂；老师讲课经常涉及专业术语，应该比较难懂。但是对我来说，恰恰相反。老师讲课时我频频点头，听得入耳入心；下课后一旦混到群众中间，我就两眼发直，不明所以。

    有一天，学生服务处的老师问我听课有没有困难，我就告诉她：听课没困难，听同学聊天有困难。她睁大双眼：“哦，这可是非常不寻常的！”真地这么不寻常吗？也许是吧。我们班有个从奥地利来的女生朱丽亚，她的母语是德语，但是她的英语特别流畅，因为她在美国上过一年中学。不过有一天，她却跟我说：她经常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这倒是印证了学生服务处老师的观点：朱丽亚的情况是寻常的，安娜的情况是不寻常的。

    上星期的某天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附近的餐厅吃午饭。吃饭期间，朱丽亚说她要写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只不过她笔下的灰姑娘要比王子大15岁，来自素里的男生西恩就坏了巴几地说：“哦，一个喵夫！”朱丽亚就狂笑不止。啥是“喵夫”啊？我赶紧向他们请教，得知“喵夫”的拼法是：“milf”。至于这个词儿的意思，你在字典上绝对查不到，至少今年还没进入字典。

    另外一次，我们练习即兴演讲，演讲的题目则由坐在每人右边的学生提供。那天坐在我右边的是凯文，也就是那个第二代中国移民。凯文给我出的题是：“what if someone spike your tea?”我当然听不懂了，只能向老师求救，老师解释说：“spike your tea”就是有人往你的饮料里下东西。

    你想这能是好东西吗？

    说到这儿，大概大家也明白了，我们这班同学的日常词汇无非是烟、酒、毒、性之类的，我当然听不懂了，我没他们那种生活呀。

    主管赶紧把我叫到会议室，关紧门窗，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可不能现在辞职啊！”一剎那间我想起了京剧《智取威虎山》：“老九，你不能走！”

    主管的理由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多伦多分公司已经裁了十几个人了。你如果现在辞职，上头肯定不让我再招人，那我怎么办？咱们部门现在四个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要是再少一个，我的日子该多么难过。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走，我求求你了。最起码，先让咱们组的人轮流休假，大家休完了你再走。

    到公司一年半，我还从来没体验到被人求的滋味呢。我的虚荣心一下子就膨胀了，说：“没问题，暂不辞职，等到八月底再说。”

    其实我对辞职还是心有疑虑的，最大的疑虑就是害怕自己一下子倒退回过去无所事事的状态。所以当时在我自己看来也并非最好的辞职时刻，最好的时刻应该是先给自己找好了事情做，比如：找好学校去上学。

    过了两个星期，突然听到一个坏消息：旧金山分公司整个关门了。不是部分裁员，不是大规模裁员，是全公司关门歇业。听说旧金山的同事星期五下班的时候还蒙在鼓里呢，星期天晚上就接到电话：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这么一想，心里又升起了希望。我不是盼着被裁员吗？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接到这个电话来！要是被裁员，既能拿几个月失业补助，又能名正言顺不上班，省去了自己选择的痛苦，一举数得。

    但是，真要被裁员，那滋味也未必好受。听说这边的公司一接到裁员通知，那被裁员的人立刻就必须在保安陪伴下沿直线走到公司大门口，生怕你临走偷点儿东西，搞点儿破坏，甚至持枪杀人什么的。就为了领那点儿失业金，值得受这么大羞辱吗？咱又不差钱，干嘛不堂堂正正地找到老板说：偶不干了。

    可是，已经答应主管干到八月份了，又不好意思再反悔了。再说我们部门的人也都安排好休假计划了。一旦我走了，上头势必不会准许我们部门招人，在职人员的休假又要往后推。不知猴年马月经济好转之后才能休假。我也不能太对不起我的同事不是？

    4月初，在厕所里碰见了主管。主管见周围没人，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改变了主意？你还打算上学吗？”我说：“上啊，没变。”她问：“你想上哪个学校？”我说：“温哥华电影学校。”她说：“你学什么？”我说：“我学编剧。”她问：“你能用英语写剧本？”我说：“不能，所以去学。”她又问：“你申请了吗？”我说：“还没呢。”她说：“九月份上学，你现在还不申请？”

    其实我心里有底，因为4月8日温哥华电影学校有一个招生说明会，我已经报名了。我想将一切相关事宜留到那个会上去打听。这是一个私立职业技术类学校，要交很多学费，所以申请应该不难，不像UBC那种学历教育学校那么牛烘烘的。

    哪知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这个学校也很抢手的。9月份开学秋季班已经报满了。5月份开学的夏季班倒还有4个名额，要么就得等到明年1月份了。

    我当时就有点儿发蒙。我的如意算盘原本是：7月底辞职，8月份和LX带雨点儿上洛衫矶玩儿一趟，然后9月上学。多么从容！多么开心！全都照顾到了。

    可事情就是这么不凑巧，偏偏9月份就上不成。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等待名单中？那还有谱儿？等到明年1月？太远了，等不及了。难道只能5月份上？可是我还完全没准备好呢。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明明我的一切计划都是照着9月份做的，明明5月份对我来说非常勉强，可是我的脑子往那个方向一想，突然就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自由的喜悦。就好象我已经被关在笼子里很久了，如今再多关一天也不行了，必须在5月4日飞出来放风。

    其实，要5月4日上学，我还面临很多困难呢。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因为学校在温哥华市中心，根本不能开车去，只能坐公车。从列治文到温哥华的地铁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通车。你说我要是能等到9月份该多好！

    闲话少说。我从招生会回来后，第二天就向学校提出了申请，然后利用复活节长周末写了一篇电影剧本大纲和一篇个人陈述。我还请了我的两个朋友做推荐人，这两个人都是在北美大学当教授的。一个给我写了书面推荐信，另一个给我打了推荐电话。打电话的那个告诉我：“我把你夸成了一朵花。”我说：“别价呀，别把我说得太好了，万一我一到学校人家觉得货不对板怎么办？”她说：“我全都不是瞎说的，我全都有事实作支持的。”瞧，在美国当教授，水平就是高。将来万一学校发现录取错了，那也是对事实的解释不同。

    我这边很积极，人家学校那边动作也蛮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前天我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最困难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必须得向主管谈辞职了。按照公司规定，我必须提前两周，也就是在昨天提出辞职。可是我的主管昨天请假了，我往她的信箱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她不可能看到。

    这同事亲切地望着我。我也亲切地回望她，以为她要跟我说什么。但是，直到我离她只有一步远了，她也始终没开腔，就那么亲切地望着我。

    “这可真是怪事，她干嘛要站在那儿望着我？”我在疑惑中从她身边走过。

    我俩刚一擦肩而过，她就吱溜一下拐进左手的小办公室了。

    “她为什么偏要等我走过才拐进小办公室？”我更疑惑了。

    等我走到楼梯口，忽然就明白了：她是在避让“直行车”！

    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今年纪大了，不能搞熬夜突击那一套了，但那是在工作量不明的前提下。现在明摆着就剩这么点儿活儿了，努一把力，彻底把它干完，哪怕明天睡一整天呢，也是值得的！这就叫“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一直干到凌晨四点。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好多由于时差关系总也在MSN上见不到面的朋友浮出水面。我心里那个高兴啊，但我忍着，不理他们。

    凌晨四点，我还精神抖擞呢，电脑累了。

    无奈只得关机。

    今天上午又干了四个小时，终于完工了。这回是真地完工了，已经给编辑发过去了。再见，睡午觉去了。

    我以为正文都完了，就剩下零七八碎的注释呀、索引呀之类的，应该突击一个周末就可以了。谁知远远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有剩下的工作，整个周末才完成了不到十分之一。照这个进度，离大功告成至少还得两个星期。

    别提多沮丧了。在MSN上和欣MM聊天，欣MM语重心长地说：“别小瞧注释呀、索引呀之类的工作。这种工作才正是需要一天一小时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地做呢。”

    得，透着您老人家写过学术著作。偶不过偶尔写写小说，根本不知道这些注释呀、索引呀之类的厉害。

    又现眼了不是？

    原以为自己脱胎换骨了呢，却原来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没改，曰：革命乐观主义。

    我这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谓乐观主义，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老笑哈哈的，而是说：凡遇到事情可好可坏的场合，我一律往好处想。

    想当年，高考的时候，考完试要对照标准答案估分。别人大多都是悲观主义，也就是说，可对可错的情况下，先按错的算。我则恰恰相反，凡是可对可错的地方一律算自己对，把分加上去。

    分数估完以后要上报学校，我大嘴一张：“570！”

    老师大喜。一般来说，估分总比实际得分低20-30分。我估了570，老师就以为我有希望上600。要是上了600，那在我们全市都得是数一数二的。

    还有好几个也估了570上下的同学来找我打听：“王芫你报什么志愿呀？我们不想跟你冲突。”我大模大样地说：“北大生物系，不瞒你们说。”

    过了十天半个月，分数发下来了，我实际得分550，位居全校估分与实际分之负差第一。

也不知那些几个实际得分590的同学现在都流落何方了？大好青春是不是都被我忽悠走了？

    如果你至少从两年前就开始看我博客，那你也许还记得：2006年底，我和松籽姑娘勾结起来，接下了一本英语书《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艺术》的翻译。我于2007年8月把分给我的前五章翻完了。不巧的是，松籽姑娘兴趣转移了，她毅然决然下了“贼船”，将我一个人搁浅在那儿了－没有后四章，前五章也不能单独出版呀。

    时光飞逝如电，一晃就到了2008年底。忽一日，松籽姑娘说：“要不还是你独自一人把剩下的活儿全都干了吧。”我一想：这倒是一个解套的办法。

    就这样，我和出版社重签了合同，然后开始赶活儿。翻前五章我用了九个月，但是后四章我只有四个月。更何况翻前五章的时候我正在待业，如今我还有份全职工作需要对付呢。

    对于翻译的进度究竟应该怎么安排？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一定要事先做好计划。我的做法是：在原稿每一页上标出进度，然后严格按照进度工作。我的进度是每天一页。做完这一页，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突击上。绝对不能设想自己能在交稿前连续不停地干上一个星期。因为这项工作是非常枯燥的，每天能坚持干四个小时，已是非常了不起。再说我现在也上了年纪，临阵磨枪的事儿也实在是干不动了。

    从我上小学起，一直到今天以前，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从未按时完成过任何计划。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散漫悠长的暑假，以及开学前夕赶写作业的不眠之夜。我还记得大学时有一次考试。一个学期没摸过书的我，不得不在考试前夜通宵复习，以致困得在考场上睡了一觉—因为我坐在最后一排，故我是趁着试卷从第一排往后传的时候小睡了两分钟。

    然而，这一次，我严格按照自己的计划工作。尽管这中间不断有圣诞节、春节、甜心锦标赛等等来进行干扰，我依然按部就班，雷打不动，每星期六天，每天一页地慢慢向前走。

    按照我的计划，明天（3月13日，星期五）应该是全书正文完工的日子，但是我想：13日加上星期五，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日子，还是提前把活儿干完吧。

    于是，今天我一努力，就把正文全部做完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提前完成工作计划。这说明我真地老了，真地老成持重了。

    祝贺我吧！

    比赛日程大约半年前就订了下来，围绕着前去赴赛举办了多次筹款活动，召开了多次家长会议，家长与教练之间、家长与家长之间互发了无数封伊妹儿。因为比赛是在2月12日至2月15日之间举行，正好将情人节囊括了进去，所以从打筹备活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次比赛叫做“情人节那个周末的事儿”。也不知是不是人同此心，人家科隆那主办方给这次比赛订的正式名称还真就是“2009甜心锦标赛”（2009 Sweetheart Tournament）。

    经历了大半年的筹备比赛以及为期三天的一朝参赛，我感慨甚多。从哪里讲起呢？还是先从筹款讲起吧。

    千里之行，始于筹款

    要钱做什么用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用途：一，参赛费；二，交通费；三，食宿费；四，其它。

    依我之见，孩子参加体育运动，家长花钱天经地义。筹款干什么？把这四项费用加起来，按人头一除，每家该交多少交多少，不就行了吗？

    不，他们非要筹款。

    第一次筹款活动，是在某酒吧举行的。筹款的第一个内容是卖门票，每张15元，每张门票包括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啤酒。活动是在星期六晚上举行。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冰球比赛，对于本来就要去酒吧消磨时光的冰球迷们来说，花15元钱买张门票，进去后有吃有喝，应该说并不亏。可我周围没有这样的朋友，再说就是有，我也不好意思张口向朋友推销啊。我觉得咱中国人不兴这一套。所以，当球队教练发票的时候（每人定额5张），我起初表示我不要。一听我不要，当即就有一个家长冲我直瞪眼，牛气哄哄地说：“不要给我，我全都能买掉。”我一看这架势，不要还真不行，赶紧改口说：“还是给我留两张吧。”

    我当然不会拿去卖了。我自己掏钱买了，然后我一张，花儿一张。

    活动当天，我和花儿来到酒吧。每人一杯啤酒一个汉堡包，就当我们姐俩儿的一次休闲活动吧。岂知这还不算完，接下来还有若干轮筹款活动。用什么方法筹款呢？一个词儿：赌博。

    当然不是赌场那种正规的赌博，但种种花样背后其实都是赌博的性质。比如现场摆上几个大花篮，每个花篮里装上不同的奖品，有化妆品，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有的做手工艺品的各种用具。你看中哪个，就买一张（或以上）的奖券，每券两元。活动结束前抽奖。

    再比如一种叫“50/50”的，就是用现金买奖券，当晚卖券收入的一半用于返还，所以叫“50/50”。

    还有一种，与美国那边的“超级碗”（Super Bowl）有关。这个规则还挺复杂，我至今没整明白。只明白了一点：得等美国的“超级碗”出了结果，我们这边才能确定谁中奖。

    也就是说，整个活动，除了喝酒、吃汉堡（除了票面包含的吃喝内容之外，各位还可以自费购买其它酒肉）、看电视、聊天之外，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购买各种各样的奖券。

    我怎么把花儿带到这儿来了？这不是向花儿圈钱吗？我有点儿觉得过意不去，嘱咐花儿说：“你什么都别买。要买也是我来买。”当然我买得也不多，整个一晚上大约也就花了十块钱。

    我和花儿坐在吧台上聊天，聊到大约十点钟，聊到我们俩几乎谁也听不见谁说话了，我们就撤了。为什么谁也听不见谁说话呢？因为酒吧已经到了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地步了。

    离开酒吧，我先去接雨点儿（为了家长们能参加活动，孩子们全都集中在一人家里玩耍，请了两个baby-sitter来照看，费用大家均摊），然后送花儿回家。开车走在寂静的夜里，花儿的手机突然响了。花儿挺纳闷：“这么晚了，谁给我打电话？”按了接听键，连我都能听得清清楚：这不是球队助理教练劳拉的声音吗？

    不禁拍案叫绝。
    这个译法好在哪儿呢？

    一，符合英语习惯。

    老外们对交通标志一般都很敏感，英语交通标志中有一个“No U turn”的说法，所谓U turn，就是掉头。“Z turn”的说法虽然没有，但是不难想象：先朝左开，再朝右开，然后再朝左开，这是干什么呢？折腾呗！
    二，能让中国人会心一笑

    Z Turn，发音就很像“折腾”，若是用安徽方言读“折腾”，是不是听起来更像“ Z Turn”呢？

    文学城真是藏龙卧虎啊！

   晚上看电视，今天的新闻全是奥巴马相关内容。每个人接受采访时都热泪盈眶，好像美国人个个全苦大仇恨。有一个MM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要走回种族隔离的老路上去了！”

    我真想告诉她：“对喽！No Z turn!”

    前几天，已经到不耐烦的边缘了，辞职的话已经到嘴边上了。忽然人事部给我送来一封信，内含一张保险公司寄来的支票。

    上上月，雨点儿玩高低杠磕掉了半颗牙，去医生那里补，花了不少银子。好在有医疗保险，这不，支票寄来了。

    想我家雨点儿活泼好动，今后指不定还会磕哪儿呢。有工作，有医疗保险，心里毕竟踏实些。

    有网友说：可惜我从来不看央视。

   一点儿也不可惜，因为CTV不是CCTV的缩写，就算你喜欢看央视也看不到这个段子。

   还是看WTV吧。

   刚上传了两段视频在“我的播客”，拍摄效果很一般，大家凑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