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巴马首次访华中美关系的若干分析和建议

　　中新社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在十五日至十八日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政府希望奥巴马在哥本哈根谈判前的此次访问能在能源和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为此，“气候变化将是奥巴马总统十一月份访华的首要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于七月敦促中国政府继续使用财政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让人民币升值（即便这样做会导致短期内失业率上升）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于近日援引美联储(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不久前有关亚洲的讲话，指斥中国“可恶的货币政策”损害了全球的经济复苏。

　　从美国方面看，奥巴马访华无非是要推进美国两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是维持美国综合性一体化战略结构的相互平衡，即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军事实力和政治支撑为后盾的经济竞争，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经济或经济威胁来进行对敌手的政治意志和军事力量的牵制。对美国来说，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取得突破性的结果，防止美元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出现动摇，就需要通过在货币、黄金、石油三条中心战略战线上取得政治或经济的突破。把任何威胁到美元货币体系的国家从经济大国名单上驱逐出去，是美国在这场历史性的经济危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决条件，因此，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帝国角色的国家所固有的感召力（在国内外的力量和影响），影响中国的内部事务、迫使人民币升值，在美国政府看来是他们的权利。

　　二是在全球化进程里，运用美国的力量排除一切强大的外部势力，并使全球范围的其他国家屈服于美国意志。与过去的前苏联军事扩张不同，为了使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失去作用，美国必须保持这样一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错的综合遏制能力，即它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在扩充军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经济能力、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再会成为一个可能的有威胁的敌手。而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为了保住美国经济的阵地，美国工业发展必须保持对其他国家技术革新的优势，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而同中国在能源排放问题上进行一场持久的政治性斗争。

　　我们都知道，由于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让美元汇率正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不断贬值，使得全球市场被迫蒙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汇储备上的巨额损失，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杠杆敲动了黄金和石油的价格，以便进一步绑架全世界的财富。为了保持这种常规战略力量在全球经济上的灵活性，美国必须利用并保护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上的主要财富：货币主导权。正是这种货币优势抵消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强迫全球市场和国内人民为美国的利益做出“有价值”的牺牲。当今美国已经享有货币政策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以及这种优势所包含的一切影响深远的政治成果，美国已经显然不会撤出第一条战略中心，美元的货币优势来自于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散性和高度一致的协同性。也就是说，美国的优势是不可能以某种高度集中的方式来制定正式的长期战略计划的，因为任何一条战略防线的失陷都不利于“美国式”的冒险，而冒险恰恰是美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的必然属性，为此，美国不得不为了取得成功的“冒险”而为自己夺得更多一些和更安全的保障。

　　举例来说，美国的金融体系倾向于铁索连船式的联动捆绑，对其现有的银行信贷、利率、股指、期货（包括黄金价格和原油、燃油价格）、股票、汇率、债券等实现利益价值最大化的安全防御链，并且把这种战略防御方式运用到战略打击力量上，这种金融衍生的多样性及其对技术手段的改进和运用，使得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了来自日本经济的威胁，而日本则在一次有预谋的金融狙击中失去了“黄金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整个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对日本提出的所谓“结构障碍倡议”（SII），不但将美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和贸易谈判放在与美苏军备会谈同等的战略重要位置，并且在国际舆论上通过美国的影响力极力鼓吹“自由贸易”和“公平交易”，以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对美国本国市场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要求日本以分担国际责任的方式，进一步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大幅增加对外援助（例如像承担美国海湾战争的部分费用那样），以削减日本在经济上的实力。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和国际舆论等方面体现出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计划中，例如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在政治上奠定了“新的”世界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一九九〇年的经济大衰退（储贷机构陷入危机、国债庞大、财政赤字急剧膨胀、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并为此换取了美国长达八年的股票市场牛市和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石油的优势。这一战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种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打击力量，而是在于它可使美国得到新的能力以控制货币和石油，并且在必要时确立美国在中东地缘的优势。美国“一体化”战略已经成为在他们看来任何时候都是能够用之有效的，并且俨然成为在关键的战略领域里推动创新的一种新的催化剂，诸如美国会在全球气候变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间网络和计算机等多个领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其他战略用途，使之在性质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在全球化方面，美国这一进程的推动已经在起着使“美国力量”成倍扩大的作用，这一计划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竞争和一体化战略占优势的情况下具有巨大的意义。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的领土互不相连且毗连大西洋和太平洋，这就意味着美国难以像过去的莫斯科那样，以领土的方式向周缘国家进行辐射性扩张，而是必须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渗透别国并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纳入美国的支配体系中。为了加强美国在其全球体系中的政治联系，美国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和意识上的“外向性”扩张模式，例如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使得欧洲盟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同美国的利益以及非正式的经济联系组成的混合体，从而在决策中受到美国支配地位对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削弱。另一方面，通过美国“经济富足”和“民主自由”的特点，促使全球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自愿涌入美国，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增多（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使得这些国家数百万已成为美国人的移民者对其本国居民产生影响，增强了美国意识和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对美国力量的政治认同感，并最终可能在这些国家内部引起危险的内向性颠覆，或是在削弱国内力量中起关键作用。所有这一切，在美国全球化的进程计划中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尤其是美国的这一力量横跨两大洋的特点，其战略意义与美国向海外军事力量的扩张同等重要。比如美国布什政府对前苏联采取“走出遏制”政策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在美苏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支持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的改革、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以加深两国经贸关系以及互换留学生等等，其目的在于要求陷于国民经济困难的前苏联实行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并最终在不费兵卒的情况下夺取了同苏联对抗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实现了四十年来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重要战略目的。

　　由于资本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对市场的争夺，促使美国最终将更积极地追求全球化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将采取二个方面的行动。第一，对于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经济发展遏制的谈判目标，对于美国一体化战略中的贸易和汇率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对于美国常规能源战略高地的争夺和常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布，乃至新的战略核武器遏制和讹诈各国军事力量这一极为重要的目标。在美国看来，全球化的经济不仅意味着第三世界更廉价的制造成本和对“被”全球化的市场占有，同时也意味着能够“合法地”对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掠夺。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新的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饱和的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出于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和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考虑，掠夺殖民地和更多新的市场被帝国主义政府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如果取得了这些目标，其政治影响也将会是深远的。例如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伴随而来的是机器对手工制造的替代（致使手工业的大量破产）以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出现。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劳资矛盾和严重的剥削和掠夺，刺激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争夺方面的欲望。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三世界，尤其是南非、印度和东南亚，而意大利则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阿比西尼亚、利比亚等，建立了意大利的殖民地帝国。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使得工人阶级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发展了起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第二，为了保持美国及其同盟国的相互关系稳定化，让美国成为同盟国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共同策略应当与军事上的协同防御协议具有同样严格的约束力，并且有别于陆上部署的进攻性和防御性，而是在需要之时在空间上（包括金融、贸易、外交、能源、军事、国际舆论、力量影响，等等）具有更高度的灵活性，更好地避免发起一场大规模陆上进攻或防御的直接冲突。很明显，在实质上的支配地位的争夺同海上战争相似，它主要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战利品，而是为了获得决定性的战略影响，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在全世界的间接控制（空间性的战略进攻和防御）。

　　从美国的战略目标看，美国的力量是多个方面的综合实力，并且这种力量包含了全球范围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这也就导致了在美国看来自己的安全防线是全球范围的，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模糊不清。事实上，美国更愿意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这种模糊的界限关系，以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休戚相关”的理由直接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在涉及到中国问题上，一个安全而并不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虽然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但中国本身（无论是地缘关系抑或经济发展）也是美国在实现远东地区战略目的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从政治上看，美国更愿意把受自己支配的战略防御划线将中国包括在内。所以，当中国意图以有力行动的姿态增强在国际地位的话语权时，奥巴马政府既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无所作为。

　　为抵消美国对中政策在贸易、汇率、经济、军事、能源和国际舆论等问题的战略围困，促使已经膨胀起来的美帝国往回收缩，稳定的中美关系最终是要求美帝国霸权的范围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的。我看来，这种变化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是很有好处的，为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和平发生，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削弱美国利用其力量或同盟国的共同影响扩大其政治控制的范围。由于美国正面临着自己社会和经济结构引起的内部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种内在的不稳定将导致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逐渐缺乏吸引力。从长远看，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伊拉克军事上的失败和阿富汗政治上的失利，可能会激发更多潜在的反美情绪，进而与其他更广泛的危机合为一体。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掠夺和强权，较小的国家都对他们曾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怀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美国最终是要被两个“第三世界”所共同反对的。为什么要说是两个“第三世界”呢？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除了日本的整个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人口比较多，有的已经站起来了，有的还没有得到机会站起来，但最终是要站起来的。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一些紧跟着美国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欧洲、日本等，这里面包括一些过去是老牌帝国主义的国家，还有一些第二世界的国家，没有第一世界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这些国家有的过去看我们（第三世界）不起，所以也压迫过我们，但现在受了美国的压迫，日子就不好过了，就成了第二个“第三世界”，是不是这样呢？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那些紧紧跟在美国屁股后头的国家往往需要为美国的利益买单，例如英国，就把自己的利益马车牢牢地拴在了美国的车轮上，很是被动。不但丢了自己过去日不落帝国的支配地位，而且受美国华尔街狙击的英镑也不得不退出金本位体系，将世界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让位于美元。如今，伦敦金融城再次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创下自一九三〇年以来最糟糕的增长纪录（英财政大臣于四月发表的预算报告表示，预估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为负三点五％），全国二百四十七万的失业大军（失业率为7.9％）仍在日益剧增，而随之出现的是新一轮的“罢工潮”。而日本则被迫签订了现代的“马关条约”（日本的广场协议就是其一），日元被迫升值，并最终在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失去了“黄金的十年”。这样看来，相信了美国所谓的“共同战略”的人难免就会犯错误，虽然这里面有的国家已经得到了教训，但有没有吸取教训不再犯错误呢？我看还难免要再犯几次、遭受一些大损失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

　　（二）必须具备一支即使在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一体化战略进攻以后，仍然能够迅速对美国一体化战略造成巨大的破坏，使美国的空间性战略进攻努力归于无效的防御性打击力量，这一战略要点在于针对美国各防线间的一体化特质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决定性转变。比如中国古代的赤壁之战，说的是三国时期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和曹操的军队相遇。黄盖说：如今曹操于我军是敌众我寡，长此持久是不利的，现在曹操的军队为了抵御风浪将船舰首尾相接，不如火攻。于是就准备了战舰，载上干草枯柴灌油其中，外面裹上帷幕，然后写信给曹操，意谋诈降。战舰来到江心，曹军以为黄盖投降，却不料此时东南风急，战舰引火急驶向曹军船舰，火烧连船而终使曹军败走北还。因此，尽管美国的一体化战略优势是明显的，但不可逃避的事实是，这种一体化联动同样会使美国的综合力量存在固有危险，更重要的是，这种危险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行为具有同等严重的影响和威胁。例如美国的次债危机使得美国的房地产业、金融和债券市场以及银行信贷等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并且由于美国一体化战略的互为捆绑和联动效应，从而使危机蔓延至汇率、贸易、黄金和石油价格以及整个的美国经济，不但美国的失业大军持续增长、美元货币的支配地位受到质疑，而且一旦美国政府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失去刺激经济复苏的推动力，那么美国又将遭遇一九九〇年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糟糕境况，从而不得不在军事上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美国的一体化战略是极其脆弱的，而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控制范围是不稳定的，结果是从长远看美国如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话，从根本上说是无力持续有效的全球控制。因此，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很有主动权的，美国的经济危机也并没有美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已经得到了恢复”或是“没有想象中严重”，恰恰相反，美国正迫切地为自己的新出路寻求“买单国”。

　　（三）我们要对美国在政治上的威胁和所遇到的其他方面的施压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全球变暖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单纯是一些能源排放的数字和环境破坏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双方政治力量斗争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发展上，美国显然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因此，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在能源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的”联合国条约下，必将“被”奉行单方面的政策自由。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化竞争里，资本主义国家就已认识到新的能源对于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固有推动力，正如石油对煤炭的替代，十九世纪末石油的发现和对旧能源的替代为英帝国提供了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不但海上军事战舰不再因冒着黑烟而暴露目标，且无论是用于贸易还是军事，其航行半径是煤动力的四倍，正因如此，在廿世纪初，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帝国占领着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因此，全球变暖问题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美国意图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经济，以此能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地剥夺其对美国经济地位上的威胁。因此，全球变暖问题不仅代表中美两国的战略力量的比较态势，同时也表明美国不仅在政策上取向了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而且其扩张的势头还伸到了整个的第三世界国家。

　　（四）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主要矛盾的美俄斗争和次要矛盾的中美竞争，并从而寻求战略上的平衡政策。美国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总是复杂、敏感且感到难以处置的，事实上这种态度上的犹疑正是来自美国同俄罗斯的矛盾关系。自二战以来，美国和苏联在地缘政治上都有着各自的控制范围，苏联对于东欧的领域范围是天然形成的地缘屏障，而西欧则在美国的势力影响下形成了安全防御线进行对抗。尽管苏联体制的崩溃和苏联影响的瓦解，使得美国获得了欧洲政治地图的主导权，但冷战时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东欧这一狭窄而重要的竞争地域，例如美国的北约东扩计划、东欧反导弹计划以及制造新的战略性核武器等，而俄罗斯也在审慎自身国力构成的诸方面力量——特别是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同时，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为此，这种区域性的竞争将助长美俄两国在其他空间性战略领域的冲突。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在一些问题上批评美国，或是在另一些问题上反对苏联，又或是在两国之间寻求某些确实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从政治上说，中国重大利益的保障和战略防御应当是包括中美和中俄三角关系平衡在内的。因此，从辩证的战略角度看，中国本身在美俄斗争中也是一个关键的重要因素，这个事实比中国对美国或俄罗斯采取某些具体的行动都更为紧要，即使美俄关系不再那么充满斗争，一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强大而友好的中国，对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保障也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当美国企图威胁中国人民币汇率按照美国的意志升值时，中国不妨同俄罗斯就“重构货币体系”和“美元货币替代”交换意见。（王懿麟／文）

　　懿麟珍宝收藏展将于11月8日－11月14日在上海市延安西路949弄31号郭家花园内免费展出，展览包括数百余件从公元前二世纪（汉）至现代的翡翠、玉器、琥珀、砗磲、玛瑙、宝石、瓷器、印章、牙雕、红木等收藏珍品。这些珍宝作为知名书画家、古玩鉴赏家王懿麟博士多年来的个人珍藏，被展出在同为藏品之一的懿麟珍宝收藏馆中，该收藏馆所在的郭家花园原是澳大利亚华侨领袖、民国中央造币厂厂长、旧上海滩商界大亨郭标的老宅，建于1920年，由德国著名设计师设计建造的欧式建筑，现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此次选出展览的部分展品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蕴含：汉龟钮子母金印（黄铜），隋唐绿釉罐，宋斗笠碗，元梅子青釉暗花瓷碗，明缠枝花纹小碗，清和田羊脂白玉弥勒佛，清象牙“兰亭序”山水微雕印章，清“日照菏尖”端砚连红木盒，清虎爪甲（中药），田黄印章连红木盒，蒋蓉制紫砂水牛，以及来自昆仑山海拔6000多米，常年被积雪冰川覆盖的珍贵白玉和在中医中也极为罕见的千年野生巨灵芝一对（分别重达22公斤和11.5公斤），等等。这些作品代表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延续和一种内在思想意蕴的显现，直至现在，这种与众不同的创意和风格以及难得一见的珍贵材质被很好地保存下来。

懿麟珍宝收藏馆展厅

明 纏枝花纹小碗

　　展品092009号。此器纹饰淡雅清新，风格独特，青花发色温和沉静，典雅悦目，釉面莹润如玉。碗内壁为豆青釉暗花缠枝纹，外壁绘缠枝花纹，叶若卷草，流畅细腻。圈足底部露胎，底带“阳山”字款。传世品中，同类碗寥寥无几。

紫翡手镯

　　展品091168号。此器为凸面型切割的手镯式样，呈现浑厚的亚透明熏衣草色，颜色明亮，结构致密细腻，无伴生白雾。在现代国内外珠宝收藏和国际顶级翡翠拍品中，同类手镯也是极为少见的。

千年野生巨灵芝（一对）

　　展品099010号。此物颜色呈深褐，形似天然芝屏，芝朵布满年轮密集的节斑，分别重达22公斤和11.5公斤。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数株遗存至今的天然灵芝，均是无价之宝，私人没有机会收藏，且灵芝为名贵中药至宝，也属吉祥圣品。

——关于中国就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外交政策的若干分析和建议

　　新华网消息，伊朗核问题七国会谈于十月一日在日内瓦结束，会谈中伊朗方面承诺在第二座铀浓缩工厂问题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原则同意由俄罗斯帮助提炼所需浓缩铀，同时与六国在十月底之前再次就核问题举行会谈。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十月六日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表示“愿意重返旨在以国际援助换取朝鲜核裁军的六方会谈，但这要取决于朝鲜想先期与美国进行的双边谈判的结果。”关于核问题会谈，美欧政府和亚非拉朋友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因此各国政府提出同我们交换建议，我们也是愿意的。中国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的意见和态度长期以来都是不变的，这一点我相信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政府已经说得很全面清楚了，召开核问题会谈，是为了实现全世界人民要求禁止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从而彻底消灭核武器。也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就已郑重声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在声明中提出“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由于现在的国际形势同过去有了发展，这是各国政府在发布各自白皮书的时候都肯定了的，因此我们在谈到核问题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几个问题，总的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各国主要阵营之间的根本矛盾实际上是在加深的，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第一个特点。奥巴马上台之后，虽然想解救美国的经济危机，但基于对金融寡头和财阀集团的保护（即便他们一手炮制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工厂和企业不被政府救助，大企业申请破产案例数量截至今年三月底的一年时间里达到一百廿万件。现在美国国内共一千五百十万的失业大军仍在继续增加，人民的购买力随着市场的萧条仍在继续降低，并且鉴之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市场将越来越窄，也就越加无法逃脱经济恐慌。因此美国政府发展军火生产（仅二〇〇八年出口武器占全球销售量的六十八点四％），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找出路是极有可能的，尽管目前美国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还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战争的威胁还是有的，美国是要搞有限战争的，中东的战略要地，美国非占不可，对东欧也在争，这是因为美国把这些中间地带看作是自己的一个重要战略防线。从奥巴马的阿富汗增兵政策和“弃东又向东”的东欧导弹防御计划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所谓的备战，不仅仅是备有限战争的战，还要备世界大战的战。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同亚非拉国家的矛盾是在一天天发展的，美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天一天的发展，还有美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同本国人民的矛盾，这些都是它所不能解决的。

　　第二，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得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这是当前形势的第二个特点。美国要和俄罗斯达成核裁军进程的协议，奥巴马更是在今年四月的欧洲行上高调倡导无核世界，但美俄的裁军协议是否真裁军？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加，而美国众议院今年六月廿五日通过的二〇一〇财年国防开支授权法案更是高达六千八百〇四亿美元（包括五千五百〇四亿美元的常规国防预算和一千三百亿美元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费用），他们自己也承认该国防预算是自二战以来最高的。尽管美俄于今年七月六日就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共识，在两国新条约生效的七年后将双方的核弹头战略运载工具的数量降为五百至一千件，核弹头数量降至一千五百枚至一千六百七十五枚，但这些所谓的削减无非是削减那些已接近老化、需要更新的核武器。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之高、常规武器之多，不论核弹头是否削减，美国的国防力量都会增加，如此看来，美俄核裁军会谈取得的某些进展，也都是枝节问题了。

　　另一方面，就过去的美日密约默许核武器进入日本，到以色列“被”美国定义为核大国、美印之间签署的长达四十年的全方位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承诺向印度提供核技术、核装置和核燃料，并帮助印度建立战略核能储备，同时允许印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使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再处理），以及美国宣布就核问题要对伊朗和朝鲜进行制裁来看，美国所谓的无核世界无非是要走美国及其同盟国要有核，而其他国家却不能有核的单边霸权主义道路，这对“无核世界”来说不是最大的讽刺吗？这里，我们就要有个分析，即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首先在于打破少数核大国的核垄断，如果原子弹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弹的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不但打不起来，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增长，核问题说透彻了也不过如此。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赞同核扩散呢？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且片面的。我们要禁止核武器，就要使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但不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而且彼此之间也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打破由核垄断造成的少数核大国的核讹诈，这就好象垄断资本家没有了被垄断剥削的对象，也就不存在垄断资本了，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

　　第三，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是要站起来的，这也是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里面我们就要谈一个战争问题。说到战争，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对哪些国家是有好处的，对哪些国家是有害的，可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了，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是被战争削弱了，还有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掠夺和剥削的市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民主独立和解放运动一天天的发展壮大而越来越狭窄了，并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相互竞争和掠夺资源的。二是一些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起来了，这里面有的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有的是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国家，这是由于前一种国家的削弱，使得后一种国家得到了机会才起来的。比如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政府的削弱，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香港地区也能够回归中国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很难取得的。三是一些国家在战争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比如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但采取名义上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还给日本源源不断地提供其所需要的煤、石油和铁，帮助日本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其目的是要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扩大战争，好坐收渔翁之利，甚至有杜勒斯之流，搞了个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打了。

　　美国现在也总有这么一批投机分子，想要在战争中找出路，主张打有限的局部战争，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间接的局部战争，在中间地带打（主要是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鼓吹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又能够增加美国的军火输出，扩大军事条约，这一点美国过去在越南、古巴都试过了，确实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在我看来，美国要搞局部战争，其结果总是要壮大人民力量的，因为局部战争总是在中间地带打，中间地带就要受局部战争的破坏，那里的人民就要站起来反抗，而局部战争最终是要削弱侵略者力量的，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

　　关于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我们是要有一些哲学思想的，不应将其简单地看作是两个国家的核不扩散问题，而是要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趋势中加以具体的分析，不仅仅是核问题方面，而且要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所思考，总结下来有以下五点具体的建议。

　　（一）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主张所有外国驻军都能够撤回到自己国家的领土，这一点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是赞成的，许多政府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只要还有军队留在别国的领土上，就有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那就会毒化国际上各国与各国间的关系，增加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和怀疑。现在美国政府说要核裁军，想要搞无核世界，却要把核武器和导弹基地强加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在全球大半个世界建立了军事基地，派驻了军队，且不断地向国外增派军队，还要在东欧搞军备竞赛，最近美国参众两院批准了重建战术核武器，以便该武器能在本世纪进入武器库。在美国的压力下，搞得亚非和东欧区域很是睡不着觉，如果美国撤退在外国的驻军，放弃准备军事行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核裁军，我们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那么美国政府是不是会撤回国外驻军呢？我看是不会的，因为他们的胆子有些小，怕这怕那的，无非是怕自己撤回去了就丢了对那个地方的控制。美国这么多的外国驻军，看起来张牙舞爪的好像怕人得很，但其实也不过是“十个手指按跳蚤，一个也捉不到”，不但捉不到，而且还被这么多的绞索拴着脖颈。这条绞索不是我们给他们套上的，而是他们自己要套上，不但套上了，还越套越紧，因为如此长时间地占着别人的领土不撤回是不行的，人民始终都是要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就算搞个傀儡新政府也是行不通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归根到底权力还是要归还给人民的，就像过去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李承晚之流，最终还是要拱手把权力交还给人民一样。现在美国的外国驻军越是多，反对美国的人民就越多，还有那些受美国压迫和剥削的非洲国家，始终是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只不过美国摆的架子比较大，所以是要被这些国家和人民“请”出去的，世界上万万没有哪个国家和人民是不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过去美国很不相信我们说的这套子东西，把中国看作是帮助朝鲜、伊朗等“邪恶”国家的“轴心国”，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相信的，只不过美国也是很矛盾的，撤回军队这个口子在他们看来是万万开不得的，不然面子上就不好看了。我们的看法是早撤回对他们比较有利，等人民都站起来了，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二）防止核战争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因此中国政府希望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纳入以“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安全架构体系中，并发表公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以把这些个倡议在核大国会谈上一揽子地提出，会谈的基本思想是要和平，这点是大家都赞成的。我们也可以先同亚非拉等国家根据这些提议交换意见，并在亚非拉国家推动这件事，但在整个西方，我们希望能够由英法这些核大国去动员世界舆论，我们主张不彼此干涉，如果我们在西方说太多了的话，那么英国和法国就会说我们损害了他们的地位。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国外没有驻军，同时也很早就发表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所以在国际上发出这样的声音，对禁止核武器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都是很有帮助的，我相信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是会赞成并首先积极响应我们的主张的，我们真诚希望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三）重新制定中国对朝鲜、伊朗等第三世界新兴崛起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大部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崛起的力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一方面，一些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人民免受美国核讹诈，被迫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的防御手段，并且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压迫，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外交上意欲寻求更重要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同美国从原来的相互反对发展为逐渐接触对话，打开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局面，比如在朝鲜同美国的核对话和逐步实施的开放政策上，我们就要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些矛盾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所变化的，即紧张中包含着缓和，缓和中又有紧张的时局变化的互为转换。因此中国方面作为先站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在朝鲜和伊朗核武器等问题上，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四）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因此就要避免过去苏联的那套口头上是“兄弟党”，实际行动上是“老子党”、“父子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支持朝鲜，但是不干涉朝鲜内政，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要很谦虚谨慎的。在两国关系上，中朝是团结一致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两个国家的地壤相连，更是由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历来是团结和巩固的，所以我们对朝鲜采取内部交谈的办法交换意见是合适的和妥慎的。前不久我们庆祝了中朝建交六十周年，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事实上早在此之前的反法西斯抗日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就已经紧紧团结在一起并肩奋战了。现在，朝鲜人民长期受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经济制裁，因此我们对朝鲜人民不仅仅要援助，还可以在工业、经济建设和装备等技术方面帮助朝鲜人民，搞相互合作，朝鲜所需设备也可由中方作价提供。今年十月四日，新鸭绿江大桥的建设在平壤达成协议，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一点五亿美元的完全出资由中国方面负担，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这对中朝贸易合作的加深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也是责无旁贷的。

　　（五）新兴第三世界国家逐步开放走向国际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亚洲推进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同时，也要准备和朝鲜、伊朗等一些条件成熟的第三世界国家谈一下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的方案（要对贸易的范围和数量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以此削弱美元资本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并以此扩大人民币区域化历史进程。（王懿麟/文）

——纪念中朝建交六十周年

　　六十年来，中朝两国人民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曾经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伟大斗争的最前线，为自己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持久的英勇斗争，更是由于我们两个国家之间久已存在、牢不可破的友好互助关系。因此，存在于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理解是深切的，并且我们都坚信，中朝两国之间日益坚定的这种亲如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保障远东及争取国际的持久和平有着极大助益的，是克服一切困难和夺取一切胜利的政治基础。

　　过去我们在抗战的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不少朝鲜人民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的金日成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我们的人民一起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二年，你们的金日成主席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东北延边安图县组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中朝人民的正义事业而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下的这支由中国老兵和朝鲜人民混编的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开始了朝鲜人民为谋求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至一九四八年，这支钢铁意志一般的部队俨然已发展成为了一支英勇的革命武装力量——朝鲜人民军。诚如你们所说，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经受过各种风波和考验的牢固的传统友谊，朝方珍视朝中传统友谊并要把它一代接一代地巩固和发展下去，感谢中国长期以来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而同样，这种世代相传的兄弟般的友谊关系也是我们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所珍视和重视的，朝鲜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事业上同心同德、英勇奋战，在中国人民最终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上是享有特殊光荣地位的，因此，也请将我们的谢意转达给每一位朝鲜人民。

　　在中朝两国建交后的三年里，我们又取得了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那就是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同那些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的美帝国主义进行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使得我们的军队能够在装备极其落后和国内外环境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战胜世界上最先进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联合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并铜墙铁壁般地扼守住了三八线。我们的战士是英勇的、不怕牺牲的，这里面有着千千万万个黄继光用生命开辟了我们前进的胜利道路，他们既是我们的人民英雄，也是你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中朝两国的人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凝炼中生死与共、唇齿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团结奋斗。

　　毫无疑问，中朝两国外交关系六十年来的发展和巩固，不但使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越加地紧密和团结，也使得远东的和平以及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此，谨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并祝贵国主席身体健康！

　　中朝两国人民世代相传的伟大友谊万岁！（王懿麟／文）

美国人民们：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超过了卅年。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和为贵”，因为中美两国的友谊是经过重重困难才逐渐建立起来的，这点我们双方都应当珍惜。

　　过去你们的国家将煤、石油和铁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日本，然后日本就是在你们的帮助下侵略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我们的人民经过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还帮助蒋介石政府欺负我们，说是要反共、要向社会主义进攻，使得我们又多打了三年的内战才把蒋介石赶跑，但你们说这不算，你们还要保护蒋介石政府，还要替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护航。自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刚成立，你们不但不承认我们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还联合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军事团体，很是耀武扬威地跑到我们的边界，炮轰我们的领土。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和平和保家卫国，不得不同强大的你们进行轰轰烈烈的朝鲜战争。后来你们又军援印度侵略我们的藏南疆域，还在国际舆论上炮制雪片一样的谎言，其目的不过是要帮助那些个西藏叛乱分子阴谋分裂中国，使我们的藏民重新回到最为残酷和黑暗的封建奴隶制社会。当然，这是我们数万万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因此这就使我们的人民又一次地紧密团结在了一起，进行了同印度的自卫反击战……还有此前我们在帮助越南人民同你们侵略的斗争，等等。现在看来，你们对我们的压迫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的，好处的第一条就是破除了我们怕美帝国主义的迷信。过去我们对你们是有点怕的，因为你们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坦克、重炮，手里还拿着原子弹，但跟你们打一打、斗争了一下，这条迷信就反而破除了，数万万的中国人民不但团结起来了，而且还站起来了。

　　在这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改变了，不但你们的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大国地位、和我们签订联合公报，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我们两国的人民也开始相互帮助、和平友好地互通有无了。现在美国朋友到中国来的很多，就好像从你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一样，我们也有很多人跑到你们那里去看看，这样双方多来往还是很有好处的，是不是？这一点我们双方都应该相互感谢这种友谊关系。但现在你们的政府又要破坏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友谊，不但军援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在中国藏南的增兵、暗中资助达赖集团阴谋分裂我国领土，而且还侵犯我们的南海海域，以及通过美日军事同盟条约支持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侵占，等等。我想，这些举措都不是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表示友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在不久之前，你们的政府又对我们的出口轮胎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同时威胁要对我们的钢管征收九十％的惩罚性关税。

　　在我看来，你们政府的这些举措对我们也不是纯害无利的，甚至反过来说对我们的好处还要多一些。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你们要搞军援，无非是不许我们两岸搞和平、搞团结和搞统一，好借台湾问题来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一点我们是看得非常明白的。但另一方面，台湾也是一条你们套在自己颈上的绞索，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绞索来看你们的反应，这样我们就很有主动权了，想什么时候踢一下就什么时候踢一下，想什么时候顶一下就什么时候顶一下。这就变成了不是我们怕你们，而是你们倒有点怕我们了，如此看来，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反而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矛盾的了。还有在西藏问题上，你们在舆论上虽然制造了很多的谎言，但谎言说一千遍也有要被戳穿的一天。你们西方不是就有个《伊索寓言》故事，叫“说谎的放羊娃”，你们看，现在全世界不但知道了你们的阴谋和谎言，而且你们越说，别人就越知道你们无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你们在日本有强大的军事基地，数万人的驻军，但你们今天就不怕日本了吗？过去你们扶植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结果反倒造成了珍珠港事件，这样看来，也是对你们美国来说很严重的历史教训。还有你们把上世纪九十年代拿来对日本的那套贸易保护主义用来对付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行得通呢？我看是不行的，不但是很行不通，而且你们反倒是要吃大亏的。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不同贸易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不同的省，这样我们省和省之间不是也可以搞内部贸易嘛。对外贸易我们要争取，抵制你们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内我们也可以搞区域经济发展，拉动国内经济，等你们贸易保护个几年回过头来看，后悔失去了这么大一个市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发展的，所谓的贸易保护说穿了不过如此，无非是你们保护自己的市场，逼得我们要自己搞生产、搞好自己的市场、提高科学技术，老实说我们还要倒过来谢谢你们哩！而且，不同于过去我们获取外汇储备的困难，对于现在持有超过二点一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而言，已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外汇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不得不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出口退税来换取少得可怜的美元外汇储备。再比如我们所持有的八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究竟是我们怕你们多一点，还是你们怕我们多一点呢？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这就好比中国古代“书生和鬼”的故事一样。书生赶路遇上了鬼，书生怕鬼吃人，鬼怕人身上的阳气，于是书生就拌鬼脸吓鬼，最终把鬼给吓跑了。现在美国到处宣扬他的军事力量，用美元货币贬值恐吓我们，较之于我们手中的金融原子弹（巨额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也不外乎是如此。

　　那么，你们的政府做这一切事情对美国人民究竟是有没有好处呢？我看是没有的，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是有很大坏处的哩。比如你们的货架上将从此摆上昂贵的物品，因为每一样廉价的中国商品或许都将会被你们的政府贴上贸易保护的标志，从而被驱逐出美国市场，当然鉴于我们双方的贸易程度，或许会造成你们一定程度上的通货膨胀。鉴之于你们的总统要保护你们的那些个汽车寡头，所以你们从市场上买来的汽车将会是昂贵的，理由是它们的轮胎涨了，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什么原材料等等。又鉴之于你们的总统对金融寡头和财阀集团的保护（即便他们一手炮制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你们的工厂和企业将不被政府救助，二百六十万的失业大军将继续增加。你们的政府可能有人会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走出低谷，但你瞧，任何一位从事经济的人都知道，工厂和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将直接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和市场经济的萧条，这一点是常识，你们的政府应当懂得。你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可能会被你们的政府派到阿富汗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打仗，然后像你们国防部网站上的其他黑字名单一样自这个世界消失。阿富汗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看起来好似帮助了你们掌管石油，你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看的，但事实上你们并没有因此享受到廉价的石油，相反全世界（包括你们自己）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中。还有你们无限制的货币定向宽松政策，使得每一个美国人民都将在自己每一次的收入和消费中，为这份额外的负债交纳更高昂的税，当然，你们的政府和那些个寡头集团或许正很是愉悦地将其称为新一轮的“剪羊毛”。

　　中国对美国是友好的，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能改善一下他们的态度呢？我看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现在的局势还是能够做一些转化工作的，我们也欢迎同我们友好的美国人民做一下你们政府和总统的工作，你们对我们的态度改善一下，彼此的关系就会改善，世界上没有单方面强迫另一方面改善关系的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想有些话我们不能直接说，说了是干涉你们美国的内政，所以我们没有说。但你们人民是可以说的，因为你们美国人民是爱自己的国家的，你们说的话是善意的、是能够被自己的政府和总统所接受的，因为你们称呼你们的总统为“我的总统”。

　　亲爱的美国人民，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的地位是相同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需要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共同维护和巩固的，这不仅仅需要我们中国人民去维护，而且也需要你们每一个美国人民去巩固。（王懿麟／文）

第五件　论大学生村官兼论农村工作须紧密联系群众

　　现在的农村工作，不是过去几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农村工作，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既然是新的农村建设，就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干部和新的活力输入到老的农村工作里面，这就要求全党对二〇〇五年七月和二〇〇六年二月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的中央指示有很好的认识和执行。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村官，还保存着一种不求甚解、甚至全然不了解情况的作风，却在农村担负指导工作，这是不行的。须知，对于农村各方面问题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是决然解决不了农民最基础的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年轻的村官，看看这些大多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从大学毕业出来了，算是有知识了，但他们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同社会活动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里去，所以这样的知识是不完全的知识。马克思主义者说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把理论的东西运用到丰富的实践中去，还要把实践中的问题加以思考，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给予理论的说明，使之上升为理论。比如一个理论家仅仅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或是只能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但是完全不懂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深刻地、科学地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书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知识也是如此，真正的知识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提取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东西，但这些知识里面有的是前人实践总结的经验，还没有经过自己亲身证明，有的是片面的知识，有的知识适用于过去的某一个阶段，但放到现在的发展阶段又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对待农村问题的态度还是谦虚一点的好，包括我自己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去农村里学习、到群众中学习，是很有益处的。比如目前正当准备小麦秋播的时节，希望一切大学生村官能够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和具体耕种情况，进一步地、普遍地去解决农民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普及科学生产方式的地区。

　　关于大学生村官的问题，我讲这么两点情况：

　　第一点，有些同志说，“大学生当村官，给他们压得担子未免太重了。”我看来，这点担子是压不坏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代表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朝气蓬勃的，有些要花大钱花大力气做好的事情，到了他们那里，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换个法子做，一下子就能搞好。如果说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刚刚走出学校，就不敢给他们压担子，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他们同普通的大学生区别开来，因为他们首先是一名村干部，是要直接面对农民、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的，如果不严肃地认识到这一点，片面简单地看待年轻村干部问题，是行不通的，并且他们是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锻炼工作的，过去我们的党员也都是从这种环境中锻炼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

　　比如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廿六岁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次年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陈毅元帅，廿六岁担任武汉中央军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后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还有我们的粟裕大将，廿岁参加南昌起义，又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开始了戎马生涯且屡立战功，卅四岁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二点，有的同志考虑到了大学生村官虽然带来了知识结构的回流，但也立即带来了许多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具体是：一说是有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没有“根基”，在遇到农民纠纷问题上没有威信，跟其他村委领导干部说话不理睬，时间久了就反过来被农村的很多“老观念”和“旧习气”改造了。二说是有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根基”太深，尤其是那些个宗派势力在实际工作中都冒出头来了，使其他村委领导干部的农村工作变得被动，宗派主义的矛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增强它们了。

　　对于这两方面的说法，我们过去就有过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抗日期间的根据地，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但许多地方工作是直到外地干部走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光靠本地干部就不要外地干部了呢？我看那也是不行的，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比如外地干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时间较早，对建立根据地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和办法，而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方面比外地干部来讲总要好些，所以我们采用取长补短的方法是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只有这些干部抛开狭隘的观点，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和团结一致，大批的本地干部才能够生长起来和提拔起来，根据地才会真正地巩固，否则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我们的大学生村干部的农村工作也是如此，这条干部之间避免宗派主义倾向，保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利我们团结一致地进行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规律，放到任何地方都是行得通的。

第六件　关于应当重视老革命军人的讨论

　　革命军人复员问题的提出带有根本的性质，我们要涉及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问题，复员问题，经济问题。思想问题我们应该抓住，而且有必要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像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革命军人的思想动向，都是很值得重视的问题。有的思想是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老传统，比如像老革命军人那样，处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时代，同那些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做斗争时，所保存下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等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并且，由于过去我们国家建国后的财政很是困难，为了减轻人民的一部分粮税负担，这批战士复员后立即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些人民军人不但是一支英勇的国防军，而且还是一支光荣的生产队，除了完成抗日救国、保卫国防和巩固治安这些伟大的任务以外，还为各地建设也做得极多，带动一切工农阶级及各地各界人士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投入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光荣而巨大的事业上来。这些都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歌颂这种崇高的行为，甚至应该打出“你们是全国人民的模范榜样”的口号来歌颂，用你们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军队的旗帜来歌颂。这一些思想是需要能在党内和现在的革命军人中得到很大的发展的，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刮起了这么一股风，鼓一点气，解决一些问题。

　　我在农村同一些革命老军人交谈过，他们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宝贵的、活着的红色遗产，比如在谈到参加的渡江战役中，他们把浸湿的棉被铺在船底，以免在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和炮弹攻击时船底被炸穿，等他们登上岸后国民党军队立马投了降；又或者是子弹飞来的时候，听到“嗖——嗖——嗖——”的时候不要怕，要大胆往前冲，这是新兵打出来的子弹，是往天上打的。如果听到“卟卟卟卟”的声音，就要赶紧卧倒，是敌军的老兵打的，子弹就打在面前；还有争夺高地、包敌人饺子、挖猫耳洞等一些要注意的情况，等等。有时他们也爽朗地谈到了在部队的时候，经常组织战士们学习思想和时局形势，说要有大局观才能配合部队整体行动。讲到头上、身上被弹片炸到的伤口，到现在都看得到疤痕，但还是感到很是自豪的。还有那些部队里的指导员，教他们识字，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就背拼音，“bo、po、mo、fo，de、te、ne、le……到现在还记得呢。”

　　革命军人的复员情况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重新提了出来。据了解，现在的幼兵服役期间的补贴约在每年九千至一万元，服役期间由部队发放零用每月二百元左右（各地方发放标准不同），服役期为两年，复员后由地方安排工作或一次性补贴两万元。但原先的复员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复员后回到各城镇或乡村，帮助各地方的工业或农业的生产建设，有的当了生产大队长，但后来因为没有文化就“军减”了，又或者原先打仗动员的时候政治上很是重视，后来革命胜利回来了，中央在政治上虽然重视，但地方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又或者复员军人收入没有增加，过了几年后甚至比没有革命的同志少，于是议论就来了。革命军人的复员待遇好不好？这种议论也反映到部队和群众的一些人中间。有些人说，干革命不如不革命，搞革命没有什么优越性。有的干部到乡下去看了一下，但还没坐廿分钟就走了，当中还不断地接拨手机，影响很是不好。也有的人讲，过去逢年过节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现在一到市场经济那里也都没有了，上面问起来情况也要“转一下”，专讲好话，不讲坏话，问得多了，有的意见想提也自己泄了气，横直不当官说话是不行了。他们的这些个说法，多少反映了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和在一些阶层和部分群众脑子里的思想。

　　这一些风和这么些雨，一是不能把它们化开来，变成大的风和大的雨刮在党内，二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一两年内把过去的复员问题完全解决好，也是很难把这一切怪风打下去的，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这就需要我们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老革命军人复员问题有这么一点历史原因，当时我们国家的财政困难，解决几百万军人复员问题的经验又很少，但是大部分的党员和老革命军人对我们的方法是理解的，甚至有的对于国家在复员上的补助是不要的，说“自己能够解决个人的生活困难，不要给国家添负担”。有的即使不完全理解，但还是认为国家每月补贴个六百元左右（备注：在乡复员军人民政补贴情况为，参加建国后战争每人每月五百八十五元，参加解放战争每人每月六百廿七元，参加抗日战争每人每月七百十元，孤老情况和城镇复员补贴更多一些，有的村经济情况好的也有对这部分人进行另外的补贴）也是不错的，“就算是子女，也不会每个月都给你这些钱”。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说是替这些老革命军人叫苦，实际上是要比级别、比地位、比待遇，这些人的意见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公务员或干部的工资太高，群众看不惯，但在思想方面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动摇的。他们说革命军人收入不高，这就要有个分析，不能光看收入。比如工人的收入要比农民多，城镇收入一般就比乡村多，这是因为城市生产的价值和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村大。同样的，乡村复员军人的收入不能够跟城镇复员军人的收入比，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那么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的老革命军人，而是代表少数的功利主义。

但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些老革命军人就不要讲经济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仔细考虑的，过去我们国家财政困难，生产建设上基本是靠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工业发展，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资本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财政情况同过去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多照顾一下，尤其是边远地区那些确实存在困难的老革命军人，使我们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领导下的政权更能够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七件　关于农村工作方法的若干问题

　　关于农村工作的方法问题要有全盘考虑的必要，对于具体问题应当要有所区分，采取不同的策略。

　　一是，必须充分利用过去老党员、老干部的工作经验和在农村的基础，来解决党同群众、群众和群众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联系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应当注意由这些党员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具有一定威信的农民和党员，可以吸收进来参加农村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二是，在农村地区，经过土地政策和地方改革措施的变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有的地方土地问题已经得到初步的解决，有的地方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有的地方普遍地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这就造成了农民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纠纷的情况各有不同，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情况也有所区别，因此就需要我们应当做好深入调查和确实掌握情况的准备，一次情况摸不清楚的分两次，还可以复查一、二次情况。对农民生活中的急事、难事要尽快尽好地解决，对于现在无法解决或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个别问题，则可以缓一缓，太急了，也办不好。

　　三是，有的地方，企业富商的势力还很大，镇村干部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又尚无基础，就很是容易造成少数人对政府政权的绑架，对此我们也要有个预计，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工作。

　　总上七件大事，都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切实碰到的问题，就其发展意义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事哪些好哪些不好，我想还是要看当时所处的发展环境的。比如有的方法在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放在过去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看又是适合的和必要的，因此，缺少了这个阶段发展的背景，我们就容易犯主观性的错误，而唯有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使阻碍发展的力量变成促进发展的力量，使农业生产的基本改造和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得以真正地实现。（王懿麟／文）

　　Ps.由于学校刚开学工作忙，但终于赶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完稿了。

七件大事

　　我们经常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拥有八点七万万农民的东方国家，要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使这个国家实现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事很多，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要讲求对付问题的方法，创造解决困难的必要条件，将困难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地克服下去。我们共产党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以不怕困难来夺取胜利的，我们有对付困难几十年的经验，这里面我们就有一条很好的经验，就是我们要在战略方面、要在总的方面看问题，要想一想我们的困难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前进的困难，还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给我们制造的倒退的困难？是束缚我们取得胜利的困难，还是促进我们夺取胜利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总是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要在困难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的革命斗争工作是如此，我们如今的建设发展工作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因为一切困难，不管它们的形式和数量，总是会被我们克服的。

　　现在，我们要搞新农村建设和改造农业生产，就要把农村发展的动向和出现的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来，这里面有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出的，也有的是别人对我们的指摘。我们对此要有个分类，比如有的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的是发展新生的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大致总计起来，有如下所记七件大事。

第一件　关于正确处理土地流转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土地流转矛盾的问题，实际上重点是要讨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只有弄清楚了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我们的工农联盟，团结一致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的人说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已经胜利了，为什么还要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我看这是很必要的，因为人民的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矛盾的产生，就没有广大群众的觉醒，也就没有新一次的团结和巩固。我们只有弄清楚矛盾存在的各个方面，把矛盾的共同点或不那么矛盾的部分统一起来，就能够达到我们团结的目的，比如水和砂石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我们用水泥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混凝土那样坚固的东西。我们过去干革命，也是把不同阶级、不同见解、不同脾气的人团结起来的，所以矛盾和统一并不是相互妨碍的，而是互为发展、互为转换的。

　　为了正确地处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就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矛盾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们的农村情况来讲，在包产到户时期，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公有制的范畴，生产力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公”和“私”的矛盾；在大包干时期，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除属于“公”的部分外，还有“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主要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在“私”的问题上；在现阶段，在新农村建设时期，我们既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又要兼顾到农民的个人利益，这就更要求我们要很好地解决“公”和“私”的问题，为了私人要解决公家的问题，为了公家也要使私人得利。但是不是说我们为了解决“私”的问题，就不要“公”的发展了呢？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的，只有公家很好地发展了，才有私人更好地得利。有的问题虽然从眼前看也许是“私”的利益暂时受到了损害，但从长远看，它又是发展的。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对于那些光顾着眼前利益的同志，我们要很有耐心地做工作，使他们对“公”的发展从不接受到接受，最后转变为十分地欢迎。过去我们的农会也是如此，许多人说“糟得很”，但是不是真的那么“糟得很”呢？现在看来还是“好得很”的。

　　这几年我们土地流转的项目很多，有些已经流转，有些还在流转。新农村有的镇乡要发展、有的道路要建设、有的耕田要集约、有的鱼塘要改造，就都要流转土地，因此不可能不涉及到“私”的问题，同样的，也不能因为要涉及到“私”的问题就不流转了。现在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的土地流转矛盾，主要是通过基层的干部和依靠群众中较有威信的党员，经过解释或者调解使矛盾得到解决。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比如从前我们主要是发展工业，农田耕地抛荒的就比较多（尤其是二〇〇三年种粮直补以前），农民们一个说“不要种地”，一个说“要种地”，土地就这么“流转”了，这里面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村委动员农民复耕的。当时这类的土地流转是完全没有手续的，工业和建设征地也基本靠镇乡自主的，直到二〇〇四年的完善征地补偿政策，土地才“值钱”起来。现在土地要流转了，“私”的问题就上来了，原来抛荒的那些个农民持着九八年发的土地证，说“我要地”，不给解决就是“犯了法”，是要“犯众怒”的（此类情况在农村较多）。复耕的那些个农民说，“我要种”，他们的理由也实在：原来种粮交税的时候你们抛了荒，现在我们花了大力气把地复耕了，粮食种得好好的，你们倒要讨回去了，一句话“不能还！”结果一个骂对方“你抢了地”，另一个回道“你莫造孽”，自此以后什么过去的宗祠、支祠、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都冒出来了，在村里造成的影响很是不好，我去农村考察时也曾看到过这种情况。

　　此外的土地流转矛盾还很多，如原来村里把抛荒土地和用于公共事业建设取土形成的低洼田拿来开挖改造成鱼塘，过了十几年，那些个“私”字飞到这些个农民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嘴上，说“公家抢了他们的土地，要补偿费。”又如有的农民在解放前向地主买的房，在土改后归了公，现在房子要拆迁了，那农民便摆着不同意，愤然说“政府侵害自己的权利”，不但要把房子产权讨回来，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这些个矛盾在农村是极为普遍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问题。

　　还有一种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它不同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我们过去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本性问题在于要弄清楚敌我问题，就政治方面来说，就是哪些是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哪些是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也许有的同志觉得，我们革命胜利了就不存在敌我矛盾了，或者是即便存在敌我矛盾，也是不具备对抗性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内仍然有一小部分的反动势力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兴风作浪，企图混淆人民内部的思想和是非的辨别，企图实现他们颠覆活动和可能侵略的阴谋。比如三一四和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国内外的有些人就感到很是高兴，他们希望中国不断出现这样的事件，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反对我们的人民政府。这些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反动分子，不但在西方媒体报刊上大肆污蔑煽动，使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人受到蒙蔽，而且还说我们的政府是专政的政府，不给他们发表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看来，他们说我们“专政”，我们反而要高兴，并且凡是那些反动势力反对的，我们就都要赞成。这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因为这些反动势力所希望的正是同我们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背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人民的民主专政，就不能分裂和动摇我国之根基，须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专政是为了保卫全国人民的利益，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一切反动势力和那些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作斗争而施行的专政。这个专政是能够对外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的，尤其是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阶段内肃清这些反动势力颠覆活动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以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由于敌我矛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阶段是明显，比如大革命时期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但在大部分时期和阶段中又是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就全国来说，为了正确地估计国内存在的敌我矛盾的情况，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敌我矛盾，正确处理反动势力和其他犯罪势力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有那么一种情况，即在个别地方有部分的群众受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欺骗和煽动，几十上百的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去反对政府，并且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而包括BBC、CNN、VOA、自由亚洲电台(RFA)等所谓“言论自由”的西方境外媒体则再一次地进行他们欺骗的宣传，雪片一样地制造了其所谓“千名村民联名抗议非法征地”、“数百警察驱散维权农民”、“共产党贪污腐败，对人民要求不听不见”、“失地农民维权被抓”、“暴力镇压源于土地争议”乃至“中国当局开枪血腥镇压村民”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制造国内外舆论，以达成其煽动策反和制造骚乱之目的。例如有的地方要施工建设新农村安置小区，原来的农村违建房要进行拆除，有一小部分人受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境外非法组织的煽动，多次破坏施工机械、阻扰施工建设，企图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随后又有组织有预谋地对当地执法和工作人员进行暴力围攻和投掷爆竹，并且暗中勾结西方境外媒体对此进行炒作，只要你政府派出所接警后警力到场，那就是“数百警察驱散维权农民”，只要你派出所把为首的故意闹事人员依法拘留，就一律是“失地农民维权被抓”，他们认为这个可以说话的方法是“飞灵的”，是可以使政府害怕的东西。但我们若真是被这种东西吓翻了，不敢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那才真是“对人民要求不听不见”！

　　又如一些西方境外媒体和境外非法组织，煽动国内一部分人进行地方与地方、村与村之间的暗中串联活动，对行动策划、上访事宜、材料准备等进行有组织地学习和经验交流，同时在规定时间内每人提交不少于五十人的联合签名材料和通讯方式，由专人对材料、视频等内容进行统一制作、修改和定稿，用于境外媒体和网络发表，造成我们农村工作的复杂化和尖锐化。由于这一切，使得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难以分清敌我的界限，容易轻率地作出结论，例如在我们青年人中间出现了一批愤青。尽管这些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煽动，但这里面我们也要有个分析，就是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个人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存在领导上的官僚作风？这些要求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还是不适当的或一时还不能解决的。应当承认，我们的人民群众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有些群众往往只注意到眼下的、个人的、局部的利益，而看不到或不了解长远的、国家的和全局的利益。不少同志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或片面地理解我们的体制政策，也不能够或不容易理解我们中国是如何从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重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因此抽象地认识和鼓吹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这些同志还不能很好地认识到，在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和具体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民主，比如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但这种议会制度只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是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和民主，而没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自由和民主，这种自由和民主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为限度的。

　　当然，我们在解决敌我矛盾上就要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有所区别，简单地说来，就是我们对反动势力行使“专政”的是人民，为了保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巩固和平发展，进行肃清工作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是民主的，因为人民是不能对人民自己专政的，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尤其是在劳动人民中间，因此主要采取的是民主的讨论、说服、批评、教育的方法。具体的民主是一种手段，是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有人民生活稳定了，才有逐步改善的可能。

第二件　关于失地农民的一场辩论和新农村的建设

　　关于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问题是一场很大的党内辩论，是从新农村建设的土地流转问题引起的，我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其牵涉到国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还牵涉到国内外敌我矛盾的解决，总之牵涉到我党政和人民各个方面的工作。现在我就目前的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目前在工业发展较成熟的农村，土地流转开展得较早，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群众的觉悟与组织程度也已达应有水平，因此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农村的建设；也有的农村准备工作仍不充分，群众的觉悟与组织程度不够，土地流转工作待二〇一〇年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后再实行为妥。新疆及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要考虑维稳因素，在二〇一〇年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前均不实行新农村建设的改造，在二〇一〇年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后，是否实行新农村建设的改造，另行决定。

　　（二）在实行土地流转补偿分配上，各地人民政府在根据土地补偿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原则，基本依靠村委根据村内实际情况制定分配方法，例如一次性补偿、逐年补偿、一次性补偿和逐年补偿相结合等。早期征地基本上是采取一次性补偿的方式，但没有考虑到原来耕种的农民失去耕地后，保障其生活所得，这是一种缺点，这使得我们实行的农民政策在实际的某种程度上变为无意义的举动，同时也影响到政府的新农村建设过渡时期的任务在某些地区难以开展或完全没有开展。对于这一种缺点，有的地方已经加以纠正和补救，这里面有的经验是很好的，唯有如此进行切实地纠正和补救，才能增进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仰，以利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过渡时期任务之完成。其办法有如下所列各项（原补偿标准情况）。

　　（1）征地补偿方面，即负担被征地农民生活来源，一般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逐年补偿每年每亩六百至一千六百六十元不等，各村实际情况多有不同。比如官林村、义庄村、笠渎村、滆湖村、滨湖村、凌霞村的征地补偿为每年每亩八百元；大儒村一九九五年以前的征地补偿为每年每亩六百元；丰义村（原丰西村）二〇〇五年以前的征地补偿为每年每亩一千三百元（补偿八百元，劳力安置费五百元）；丰义村（原丰南村）二〇〇五年以前的征地补偿为每年每亩一千〇廿七元（补偿六百六十七元，劳力安置费三百六十元）；丰义村二〇〇六年以后的征地补偿为每年每亩一千六百六十元（补偿一千三百元，劳力安置费三百六十元），等等。

　　（2）在实行分配上以一次性补偿（一万至一万五千元不等）和逐年补偿（三百至五百元不等）相结合的方式，比如凌霞村、戈庄村征地时一次性补偿一万元，另逐年补偿每年每亩三百元；韶巷村征地时一次性补偿每亩一万五千元，另逐年补偿每年每亩五百元；东尧村征地时一次性补偿一万元，另逐年补偿每年每亩四百元，等等。

　　（3）每人半亩折口粮田每人六百斤，每斤一元计六百元，比如凌霞村（原中里村）。

　　（4）未办理土地出让，村级收取土地年租金后统一返还被征地农民征地补偿，对用地方而言，也可避免一次性的巨额补偿影响现金流的正常运作。比如南庄村二〇〇二年以前的土地征用，村级收取土地年租金后返还被征地农民，逐年补偿每年每亩四百元；丰义村见内容（1）。

　　（5）自然村合并为行政村前后的征地补偿分配情况不同，各行政村根据原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加以必要的、适当的修正，并做好对被征地农民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调整的解释工作。

　　（三）一九九八年之前的被征地农民发生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各地应考虑根据原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按物价比例加以必要的、适当的修正。

　　（四）各地人民政府应根据征地各项规定详细办法，派人实地检查，某些地方的屯地现象还未肃清，应迅速肃清；对于以前征地补偿或安置不足或未到位户，应视具体情况妥慎处之。

　　（五）由于过去工业发展任务很重，农村征地补偿办法有缺点，就出现生产力解放畸轻畸重现象，所以在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上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征地一次性补偿，农民拿了钱一下子就花了，后面的生活保障就没有了长期的来源；有的农民搬入新农村安置社区，不但没钱装修，还要交钱补贴居住面积，这就造成有些地方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怨言颇多，或根本不愿意征地。从政府的投资建设看又是花了大钱搞利民建设的，投资了几十个亿搞建设基本靠政府买单，但农民说我花几万元就能造个砖瓦房，不但面积大，三上三下的，还离自己的一亩三分耕地近，宅基地又不用计算征地成本。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加以重视和研究，否则就要紊乱我们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步骤，在实际上难以完成政府利民的举措。也有的农民对祖祖辈辈农地耕种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在征地工作和新农村建设上应予重视，做好思想工作。

　　（六）为了在二〇一〇年以后或在二〇一五年以后，在各省能够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各地方人民政府应抓紧目前的时间，结合土地流转工作，迅速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具体是：根据中央土地管理的法令规定及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指导意见，派有经验、有能力的基层干部进行试点，大量地训练农村干部，迅速地把村委会和全体党员组织起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

　　（七）在完成土地征用以后，各地人民政府应禁止一切破坏行为，例如破坏机械、阻碍施工、故意闹事等。对于确有这些破坏行为的分子以及幕后组织、煽动者，依法严惩。如有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及反动势力，省县人民政府应主动地适时地加以逮捕，送交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并处以应得之罪刑。对于这些反动势力，应允许人民举报和控告，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乱打压、乱逮捕、乱处罚等行为。如省县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地、适时地去逮捕、审判和处分这些犯罪分子和反动势力，则在群众中煽动、组织、串联起来以后，就很难避免打、砸、烧等混乱现象的发生。

第三件　关于防止农村经济收入单靠土地流转的问题

　　关于各省土地流转情况，有必要召开会议研究，在农村经济收入单靠土地流转的问题上采何方针，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各地滥征地、多屯地等现象须有个预计。据调查，大部分农村经济收入依靠工业和农产副业土地流转的租金，也有个别的村通过对当地企业放贷保证资金的增值，或对早年建造的办公楼进行部分出租，如此虽然实际所得会不多，但多少能够照顾到一点村里面的建设，因此我们在农村经济上的负担还是重一些的。但如果自己不建设，单靠从征地补偿那里抓一把钱来“吃饭”，或是不按计划地滥征地、多屯地等做“投机资本家”，这种情况就要加以重视。

　　目前各地方的土地情形，经过土地政策之震动，土地流转之变动，及重工轻农问题长期抑制农业发展，已不像以前那样集中，特别是老城区及其周围的各自然村更加分散。我们要逐渐使土地趋于集中以利于进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其中，土地流转中的用地年租金或一次性征地补偿的卅%用于村集体的基础建设和设备维修，这样的土地流转是有必要。过去村里的修路都是镇村出资一部分，农民集体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建造的，但存在个别的农民不愿意交钱，说“我这土埂路走得好好的，修它干啥？不交！”或是说造路铺桥是好的、欢迎的，但说到交钱，那是万万不行的，这就给我们的农村工作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又比如我去村子里就碰到这种情况，有的村书记好心，为了避免这一矛盾，就把一九九七年化肥厂向村农户筹资（标准为每年每亩十元，共筹资一万三千四百卅二元）、到了二〇〇四年底需要退还给农民的钱，用来进行当地的自来水改造。当时每户需承担二百元的改造费，全村二百四十二户农户共需承担改造费四万八千四百元，村支部和村委经过商议，决定只收取农户每户一百元的改造费，其余资金由退还的筹资款和村委出资补足，合计缴纳资金四万八千四百元（农户出资二万四千二百元，集资退款缴纳一万三千四百卅二元，村委补足缴纳一万〇七百六十八元）。等过了十几年，有的村民又想到了这么桩筹资退款的事儿，控告说那个共产党书记贪了自己的钱，没有把筹款退还给他们，实在是“十恶不赦”。虽然当时自来水改造费的使用情况（包括退款和交纳费用的具体明细）都有记录，我们调查下来也是如此，但造成村干部在农民之间的影响很是不好，因此，对于土地流转和建设等事宜要注意做好对农民的解释工作。

　　在土地流转审批过程中，要考虑到目前城市的失业人口尚无法全部安置，并且被征地的农民流入城市反把雇工挤出来，容易增加社会的混乱和不安。如有可能，将这批人组织起来吸收在农村，帮助农村的基本建设，这样做不但节约了建设的成本（节省了外来建筑工人的吃住问题），而且因为是帮自己村里搞建设，也不容易出现偷工减料的质量问题。对于那些村里修路造桥不愿意交钱或交不起钱的，可以采取以工抵资的方法，有的中农或富农不愿意做工，就会跑到村委积极地交钱去了。另一方面，各省地方建设规划也应注意把被征地农民户数考虑进去，酌量征地。农村不乱是好的，应估计到有些地方不能解决农民对征地的要求，其结果会使被征地农民积极性减低，甚至产生抵触，也有因这点小利结下死冤仇人的。这些情况都容易被反对势力煽动起来，不仅在政治上不利，而且在将来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上也有极大不利。

第四件　要把共产党员组织起来

　　目前我们在组织和巩固群众基础的最重要形式，就是依靠村的基层组织，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而与之相反的，就是脱离群众意识，不依靠群众和不组织群众，这是另一种方针。我们要争取前一种方针，而避免后一种方针，因为后一种方针是错误的方针。过去国民党蒋介石走的就是后一种方针，只注意组织军队、官僚资本主义等一小部分人，而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方针经过历史的检验，在觉醒了的中国人民面前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共产党，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要能够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截至二〇〇八年底，我们共产党员从农村、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中等发展出来的有七千五百九十三点一万名，如果我们的党员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不出去，是没有办法组织好群众工作的，更没有办法帮助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为此，我们的党员首先要被组织起来，使其在思想上和觉悟上区别于普通的群众。

　　比如笠渎村二〇〇八年六月，从党员中选举出各阶层的民意代表，成立了村党员民意代表议事会，根据村民的利益对村里的大事小事进行讨论，如年度工作规划完成情况、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款发放、拟定低保对象和情况核查、沉船打捞、河道管理、绿化养护等，经过了一年多的工作，各方面还是有成绩和有进步的，农村发展的面目为之一新。这种通过党员联系群众的办法是正确的，主要点就是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要长期的深入群众和改善群众关系。这些党员大部分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因此要使我们的党员清楚不是为别人讲话，而是为自己为群众讲话。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政治教育工作，提高这部分党员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工作中不出怨言，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再比如这些党员民意代表的成分：一部分是干部和农民、一部分是商人。干部大部分是过去经过政治教育，也担任过一定的党内职务，都有了政治觉悟和解决矛盾问题等常识，因此对指导农民工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等，都能够有比较大的作用的。普通党员农民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最是一致，容易在群众中开展联系工作，尤其是一个合并的行政村中，各自然村距离较远，往往要走上个卅、四十里路，因此在各个自然村中发展党员数量，尽数在村中做工作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我们过去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党的组织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但红军之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真正能够做到连有支部、班有小组，平均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当然，除了党员的作用外，就要靠实行村内的民主，干部群众待遇平等，都有开会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这个办法群众是很满意的。商人在联系工业企业上有一套经验，要发挥他们在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加紧政治训练。

　　但我们青年人的工作在农村发展情况是极其萎缩的，地方团校已经出现被合并和被取消的现象，这对党员后备力量的输送和培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农村生产力结构还在逐渐分化，镇乡缺乏高等学府吸住青年人，目前的大学生和青年劳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但这些地方对共青团的青年工作又是态度忽视的，这对我们在政治上紧抓青年人的思想是制造困难的。二是由于我们共青团在农村的工作缺乏充足的力量，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工作开展上存在困难。这种现象和情况都必须是要注意和要克服的，只有最基础的党团工作做得好，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农村发展当然也是这样。（未完·待下）

——官林镇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九月十三日）

农业和工业的关系

　　我此次到宜兴市官林镇，实地考察了滆湖、白茫、笠渎、凌霞、钮家、前城、滨湖、丰义八村的情况，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廿日共计卅五天，在村乡开展调研工作，仔细听了有经验的村民和党员同志的报告，所得资料不少。许多农民的道理和在镇里从干部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问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将城镇与乡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只有很好地解决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才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建设发展工作，这也是稳定农村矛盾问题的前提。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也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我们国家过去的工业底子很薄弱，蒋介石政府在溃败时对工厂设备、仓库物资、铁路运输、技术资料等破坏，使得我们的工业基础在解放后几乎是没有，所以全国要恢复生产的负担基本上是压在农村身上，加上被我们俘虏和改编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增加的最高峰达到了五百五十万（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在绥远解放后又碰到他们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要把他们包下来不可），还有全国公教人员也从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这样加起来就是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要靠农村负担。但是不是说因为农村的负担重，我们的全国财经计划重心就要放到农村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重心仍然是在城市，城市领导乡村，由工业领导农业，这是首要的城乡关系，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光要工业不要或者削弱农业了呢？这样的说法也是万万不对的。我们重视工业，但并不是把工业当成发展的唯一，中国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十一％左右，而农业人口则要占全国人口的六十五％以上，因此工业的生产要顾到农业的发展需要，不能因为发展工业而忽视农业和乡村。我们的方针虽然是工业领导农业，但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的保障，工业的前进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所以谁要是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目前的农村经济形势

　　讲总的经济形势，包括政治、经济、方针、政策等等，应该说目前国内的经济是趋于稳定的，但我们的困难还在，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和预计到。把困难估计足了总比把困难估计不足要好，困难看得多一点，准备得充分一点，是没有多大害处的。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困难，尤其是农村经济形势的困难，我讲下面五点。

　　（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当前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农业和工业发展情况的不协调现象影响最大，现在有的农村经济基本是靠工业发展起来的，完全没有工业或工业比较少的农村，收入基本靠鱼塘养殖等副业维持，纯农业种植政府收入不但没有，而且还要靠国家财政和城镇里面补贴，因此这些村在基本建设上是极为困难的，实际的情况就是，小路要改善、大路要修建、生产工具不配套，或是生产工具配套了，维修力量又不够，经济上许多地方是有缺口的。有一位负责同志说，农田要灌溉，设备和配件都是好的，只是农民没有把沟渠夯实，村里也缺乏资金请人维护，统一灌溉后沟渠泥土松垮造成有的田灌得水多，有的田则干旱，但分批、多次灌溉在经济上又难以维继。这种情况，各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村都有一些，在村民和干部之间造成了一些小矛盾，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现状。

　　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不够，不能不影响到国民经济形势发展的稳定，特别是农民问题。一九七八年以后卅年，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大家感到高兴的事。但是应该指出，工业同农业的发展情况是很不平衡的，因此有必要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有一个发展的认识，即在进行国民经济发展调整的过程中，为了发展农业经济，为了更适当地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协调工业同农业发展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农业发展的重任放到首要的战略位置上，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这样做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一是如果继续采取过去那样高的速度发展工业，势必妨害农业的发展，妨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工业本身也难以继续高速发展，这是由工业现阶段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二是工业和农业关系的平衡，要花很大的力量，只有把那些过分突出的矛盾缓和下来，才能加强国民经济整体稳定的建设。三是某些工业产品的放缓是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和增加它的技术含量。质量提高了，技术含量增加了，即使数量较少，也会有用得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扩大了。比如工业电缆的超高压、高耐寒、防冰雪、抗风、抗压、抗高温等技术，就是这样。四是如果农业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愿种粮，粮食不够，会影响到粮食价格市场、消费价格指数等等，不利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比如印度、菲律宾等过去东南亚粮食主产国，将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薄弱农业基础上的快速工业模式，使得这些国家由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大国，致使其国内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宏观经济直接受国际粮食价格影响和制约，这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所应该采取措施的重要性。

　　（二）必须承认，农业生产力遭到了部分的破坏。这个问题，也一向存在很大的争论，一是我们的生产力结构起了变化，现有生产力基本是依靠所谓的“三八六〇”生产大队，即妇女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有了这个变化，所以我们就要首先了解这个问题，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青年和老年两方面的人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和做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历史上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以来，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被完全分开，划成两个堡垒，工业是一套现代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收入水平较高，而农业与之相比就更加的落后与低效。如此一分割，就使得农业同工业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工业经济收入使得很多从农业耕种到城市念书或工厂工作的青年，不愿意回乡村去了，有很多人宁愿在各个城市流动打工，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因为他们过不惯乡村的生活，不愿意过种地的生活了，这就造成了农业的生产力结构严重不平衡，甚至遭到了部分的破坏。

　　二是农业生产的进化需要有集中的管理和生产，尤其是现代化农机的使用致使农业生产方式面临转型，不可能将土地耕种像过去一样，一块直播、一块散播、一块种、一块载，如果那样，土地耕种和灌溉就不能大面积现代化，劳动力和生产力也就大大的增加了负担。我们当然也不能退回到原始的人畜耕种，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应该保持，但是从各种情况看，农业要完全集约式现代化管理，可能五年还不行。我们要争取快，也要准备慢，所以就要对最坏的可能性作最充分的准备。目前我们要维系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花很大的力量来解决农民问题，而且要使工业和农业发展不过分矛盾。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应该注意原始生产模式和现代生产模式两个方面，要随时顾虑到集约化和现代化生产对农民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十八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乡村人口大举移入城市，社会都市化现象出现，另一方面机器对人的替代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工厂和工人劳资对立，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工人运动的产生，使得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三）货币实际上贬值，农民物质生活菲薄。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进行的一切建设和发展，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因此，在保证国家发展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尽管国家增加了预算的开支、负担农民的生活问题，并且认真地执行国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的计划，比如对农民的补贴政策，现在就比过去的状况好得多。但应该指出，这种国家收入对农民补贴比例关系的调整，同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贬值是不平衡的，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将农民补贴同物价上涨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同时继续从各个方面来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注意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其次，商品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不仅担负着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的任务，而且也担负着促进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任务。货币政策对商品市场起着一定的作用，经济规律在物价方面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正确地运行经济规律，正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是一件极其重要和复杂的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情况复杂的国家里，对货币政策和物价的调整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各个农产品之间的生产比例，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的物价调整，以及任何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价或者降价，等等。我们在价格市场上尽管大部分采取的市场经济，但在控制物价上涨等问题上一定要采取稳定的政策，虽然解决市场的问题不是短期能够办到的，但在今后也要对物价问题的政策调控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整。

　　（四）国家财政、老百姓的经济底子还是薄的，财政赤字达九千五百亿元，农村收支的平衡也有很大问题。我国有广大的农业，但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大部分又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农业的限制，尤其是纯农业经济型农村的发展没有超过农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当农业生产提高以后，我国农村的发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但应当注意决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为了改善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的、实事求是的开展工作。一方面，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和边远地区乡村的开发和建设，都要求我们大大地增加农村运输和通讯的能力，即以铁路和公路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各省市镇村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同时加强各自然村之间的基础建设，这是今后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这就向我们的财政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尤其是在资金来源、对已有道路或设备改建、改造和进行新路线建设、以及进行新道路建设的征地等方面，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要注意按计划、按规定地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事业，克勤克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使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我国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且地域分布广，这就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个部门应该首先做好计划工作。计划的好坏对节约或者浪费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计划的制定应当加强管理工作，对于只追求多和快、而不重视好和省的经济建设，使工程和设施质量产生了不少问题，有些要返工重修、甚至变为废品的不良现象，要坚决制止；同时也要坚决克服非生产性的建设过多、生产性的建设成本过高、工程和产品质量不好、物资损耗过大、以及机构铺张浪费和人浮于事等等现象。

　　（五）水利的问题讨论了很久，中国老早就说要抗旱防涝，现在利用天灾之后大家正在紧张的时候，更易于开展工作。水灾是非治不可，对此我们要加紧进行水利建设，秋汛一过就要动工，应当要预想到明年还可能的受灾情况。我们有九一年、九八年、〇七年和最近莫拉克台风的防汛抗洪的经验，也有八七年、九五年和〇〇年抗旱保灌的教训，所以治理旱涝的工程虽然浩大，但我们还是有信心、有能力和有把握的。对于抗旱防汛工作，我们要相信基层干部，走群众路线，办法和智慧都是从基层和群众中出来的，要善于集中人民大众的智慧，然后依靠发动和组织群众，到群众中去实践，才能不断进步。

　　我们总的战略是要把水利建设好，把旱涝结合起来解决，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水利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的环节，是要予以加强的。比方我们的水利工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土圩堤，尤其是村基段和部分的内塘、外河地段基本靠土圩，经不住冲刷，水土流失很是严重，每年都要用土加固，如遇到外河漂过来的大船冲撞土圩，就容易造成险情，我们在抗莫拉克台风防汛救灾的时候也有碰到过。另外，我们全国的防洪驳岸（堤坝）基本是靠土圩堤外面砌水泥，完全钢筋混凝土的圩堤也仅三峡工程，一旦碰到水泥开裂等情况就很是容易造成决堤，我们在一九九八年的长江决口就碰到过这种情况。过去因为我们物质匮乏和治水的紧迫性，基本上都靠土圩堤建设水利工程是对的，因为这是救急的办法，从解决水利问题的基础建设到长远的计划性工程建设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能以近年来未遇大涝，现有的土圩、防洪驳岸能够应付普通涝灾，而妨害了我国对抗旱防汛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视。需要注意的是，水利工程的改建和新建仍然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村，资金来源极是困难），人力和部分器材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调整到位的，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思考，分期完成。重点的水利建设和防汛工作要做在前面，这就像打仗一样，不能等洪水来了才花大钱、大人力去抢险救灾，对于受灾严重的地方要加紧水利建设，受灾影响不那么厉害地方则可以缓一缓或先做一部分。

　　还有水库、河道的清淤工作，我们也要想一想，要同水利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是土圩堤的改建工程，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比如一九六〇年我们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时的大坝高程为三百三十五米，库容为九十六亿立米，只经过了五年就已经淤了五十亿吨泥沙，如果再经过一个五年，库容就即将要淤满了，到时候遇上个两场大水，回水问题就很是严峻了。如果不改建，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淹了上游，难保不会在下来的时候并流其他洪水决口下游，即使没有决口也是很危险的。河道问题也是如此，平常年度的泥沙淤积不断垫高河床水位，对堤坝防洪的影响很是重大，因此清淤工作还是要做，而且不能不到位，投资可能多一些，但也不能不花这个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有一个全局的观点，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情况，要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如果我们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泄流排沙道，而土圩堤的水土仍不断流失，那么光靠捞淤船和河道清淤仍然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把水土保住，砍了头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还可能会遇到困难，还可能发生很多预料不到的新问题。

新农村建设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我们现在从旧农村建设过渡到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新阶段的过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已经认定农村的发展是要过渡到一个新阶段的，这就如同我们很是确认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样。过去我们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写农村发展的前途，但不是说我们的农村就不要发展，不要前途了，而是我们在经过了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基础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个问题，是要把它更明确起来，使其具体化。目前，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靠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基本上实现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都还只是基本上的改造，而不是完全的实现，只有基本改造完成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这里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是多少年，不可能说的那么准，过渡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我们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现在我们来谈过渡时期的几个问题：

　　一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有整体的观念，就是要在总的路线政策下认识到自己在发展方向中的位置，这样才能有重点、有计划地完成过渡时期的建设任务，才能避免各部门在各自的范围内闹独立性。比如我们过去说的，要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让工人得利，但同时我们也要照顾到工厂生产的利润，如果工厂垮台了，工人就失业了，对工人也是不利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要发展农业和搞好农村建设，并不是说我们对工业不管，如果那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偏在一方面，对做事情是不好的。过去我们虽然先发展了工业，但是还是要回到农村生产和发展农业的，这是一个发展先后次序的问题，现在工业发展好了，才有力量领导和发展农村，我们的任务才能实现，这也是解决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的关键。所以，要发展农业，我们就要解决工业方面的问题，就一定要依靠工业发展来改造农村，因为它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基础，它能够创造出新的力量来，能够使全国农业生产都走向新阶段。为了工业，我们又要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以广大的农村作为工业发展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使工业的生产做得好，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的，我们为了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要照顾到局部的发展，而局部的发展也要考虑到全局的改造，这种辩证的关系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进行中都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二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过渡时期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工业发展速度放缓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工业生产还在迅速发展，我们的经济结构就会向商品化发展，工农业剪刀差将拉得更大。现在我们的农民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工业发展放缓了，农业和农村的情况也已经出现了变化，所以我们就要赶紧提出新的任务。从这方面说，强调工业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还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和国内情况的各种条件。

　　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世界沿袭了工业革命后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叫嚣着扩军备战，但仍困难重重，形式上是对北极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争夺，但问题的焦点是在世界经济的内部，这里面有货币和能源的斗争，有局部战争与反战争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天一天地在增加，同时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增长。与此同时，由于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对于新能源对旧能源的替代（尤其是生物能源对石油的替代）要有所准备，比如印度如果不能继续增加稻米产量的话，可能将在二〇二〇年成为稻米净进口国。因此，生物能源一旦成为主要能源替代石油，那么势必会制约这些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提高国际粮食价格，还是通过全球变暖等排放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对矿物燃油能源的使用，都会对这些国家造成极其危险的重大影响，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增长，那么，以中国现有的十八点二六亿亩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力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估计到这一趋势的发展，就要把各种经济情况和生产建设纳入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计划中，并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且我们还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使各种情况的变化逐步纳入发展的计划轨道，但总体的方向和总路线是不变的。

　　从国内方面看，我们的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也应当看到有利的条件。我们建国快六十周年了，国防力量愈益增加，各种基本建设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近十年来，财政经济状况较之过去已有很大的好转，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占四十八点六一％，而农业生产方面的重心也在逐步加强。这些情况，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过渡时期的任务也是适时的。但还必须承认困难，我们的农业发展大部分还是落后的，同工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种落后和不平衡状况会使我们的整体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生产，就要在这种新形势下进行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改造。农村的问题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里面的困难性，就会产生盲目冒进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有利条件，对于农村改造和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就会产生怀疑，同样不利于我们工作的进行。也有人说，工业反哺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改造，只要工业企业每年捐点钱，对于农村、道路、水利等等进行改造，还是比较容易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一般一年讨个两三千元用于修整农机设备等，但长此以往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进行农村建设，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建设的经济来源困难。这里所谓的发展农业，不是和过去的生产水平相比较，而是要从逐步提高农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有的报告统计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一万元以上，我看是不排除个别的一小部分，但大部分的农民是没有的。我们按照一年两季（上半年水稻和下半年小麦）计算，小麦纯收益在每亩一百廿一点四元左右，水稻在每亩三百六十九元，如果加上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一年加起来差不多也就每亩五百多至六百元，而一般农户的播种面积在一点五至两亩左右，因此，将乡村人均收益同农民人均收益混同计算是不妥的。

　　我们要改善农民的生活，就要使农业发展的速度与工业发展相适应，因为我们的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复耕不但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每亩的成本在一千元左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的农机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普及，这是可贵的条件，将来对农机的使用还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如山地、泥脚等特殊情况，这就又需要工业生产技术的支持。虽然我们现在还不需要顾虑使用农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以后会遇到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照顾到农业多方面需求的发展，比如国内人口需要粮食，能源替代技术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此外还要备荒、备战等储备，可能在未来十年至十五年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或生物能源用于东南亚。这就需要我们的农业发展必须是稳步前进的，对于农业生产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同时相应地扩大商业。这种改造，在当前还只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还不是最后的改造，但是我们要有领导、有计划地把五年、十年后的情况纳入到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中，唯有这样的改造工作，才能在逐步进行的过程中达到“水到渠成”的目的。

关于农村合作社

　　对于一件事情，有相反的两种看法，就得出来相反的两种结论，但我们还要知道，农业生产的发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辩证发展的，因此我们要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过去我们提出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因为这是农业发展的主要过渡形式，我们现在重新提出农村合作社，是为了必须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计划不能落后于发展的形势，原来发展计划不完全的地方就要再加调整，对于不同的发展情况要有所区别，比如我们要注意到南方的农民和北方的农民生产情况的不同，富农、中农和贫农所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有所不同的。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全局趋势的发展方向，比如集体生产、机械生产是有益于农业发展的，还是妨害农业发展的？是推动农业生产有所进步的，还是有所退步的？不弄清楚这些促进或抑制农业生产关系而单单讲农村合作社是不行的，因此农村合作社的好坏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第一，过去我们讲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办合作社的，没有苏联、匈牙利等工业化国家的那些条件，也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所以可以想象我们要真正使生产合作社增产是很费劲的，基本上还是要靠老天爷的保护。现在我们虽然大部分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但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农业增产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有了，就好像筑一条路的工具已经摆在你面前了，只要你筑，就可以积累经验、可以增产，因此我们跟过去比可以把这条路看得不那么难，甚至把合作社看作是有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路。目前我们的农村合作社主要通过农民互助自发组织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以及统购统销的合作等，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同时保留了农民对除土地以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是不同于过去以改变农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为农民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

　　第二，过去我们主要是依靠贫农和土改后上升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办合作社的，同时巩固和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发展互助合作。贫农从经济利益出发，对加入合作社的愿望比较迫切，中农则比较消极，同时具有很强的摇摆性。现在我们的农村合作社是建立在除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这就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是要看事实的，所以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帮助农民改善生活，给农民以实际利益，而只有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才能巩固我们的工农联盟，巩固我们国家的基础。目前我们组织发展了一批合作社，发挥了农民合作互助的优势作用，比如农机的使用基本上采取私有公用（公用给合理的报酬，比如“洋马”农机收割队等）或共有共用（几个农民合买一台农机，一般农购农机的价款由国家分摊一部分或大部分）的办法，减少了单干农民的生产资料成本，这种生产合作方式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包括过去的一部分思想上比较保守、不“添车买马”、也不扩大再生产的老中农。这是一个好的基础，农民对合作互助有需求，往后再稳步前进就可事半功倍得多，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贫农问题。由于这部分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存在困难，基本上是完全依靠原始的手工耕种方式，因此这部分人要完全依靠各村委去组织发动起来，也可以通过一部分的中农去互助带动贫农，使之由贫农变中农，又中农变富农。

　　第三，今后我们要把相互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情，就要对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和发展速度有一个全面的规划，要同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及其牵涉到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经济、金融、水利、科学、卫生等情况结合起来，使农村合作社各方面的工作能够同新农村建设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相适应。我们发展合作社，要带动农业生产大发展，就要做到我们的农业生产成本低、质量高、增产大，包括要注意多产粮食，如不能多产粮，就是在政治上蚀了本，于国于民都不利。现在大部分的农民不会种地，国家的耕地资源越搞越少了，这不好，应加以重视。过去因为工业经济发展得快，就多发展一些的这个观念要打破，农业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质土壤等环境有优势，还是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就要在这方面典型试办，各种经验都要吸收，不能用一个老规格去到处套。（未完·待中）

　　我们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劳动人民最敬爱的朋友毛泽东主席逝世卅三周年，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无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思想已被证明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大的福音之一，也比任何的著作更能使人类懂得“伟大”这个称号，他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怀念将永世长存。

　　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同您逾半个世纪的指导，是完全分不开的。当中国的命运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折磨，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企图从深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但封建和奴役的枷锁依旧如故，还有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势力的疯狂暴行。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的党，无产阶级的党像一座巨大的山石屹立起来了，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戳穿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一切落到我们头上的恶毒攻击和谣言诬蔑。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的党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在艰辛万苦的残酷战斗中锻炼了起来，靠着统一和团结凝固成一股砸碎一切锁链和推翻一切大山的力量，走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夺取胜利的道路。

　　纪念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您在思想方面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现在的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您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要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还要把您的思想贯彻到底。在我们这个疆域广袤的国家，您的名字成为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最爱戴的名字，您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事实上向全世界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劳动人民表明了：奴役的枷锁、封建的枷锁、资产阶级的枷锁、帝国主义的枷锁等一切压负于人民身上的东西，都是能够并且也必将砸碎的；工农阶级是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创建自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劳动人民的希望，更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的愿望，伟大的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的。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四周年

　　日本以粉饰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路线为目的而进行的对东方的霸占，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其侵略的国家之多、地域之广、耗时之持久，为历史所罕有，不但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摧残，大片领土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朝鲜半岛、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他国家也同样遭受日本侵略者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侵害。还有欧洲的战场，投入战斗的力量是纳粹德国最精锐的部分，整个世界形成了以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和反法西斯阵营为另一方的战场，先后有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战场，战火遍及欧、亚、美、非和大洋五大洲。如果我们单单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及其进行的侵略战争，看到整个法西斯势力的猛烈进攻，就要被这些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就看不到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日益团结，看不到世界人民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看不到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已经组织起来了，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和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

　　自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地开始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共计进行了长达八年、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八年来，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坚持抗战，英勇奋斗，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但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我们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反法西斯阵营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与之相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法西斯主义的失道寡助，因此必将会走向自身道路的灭亡。

　　过去我们中有的人对自己夺取胜利的可能存有疑虑，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投降主义的“战则亡，不战则存”，但是不是说投降就能解决问题了呢？旧中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投降了，结果遭到了更进一步的侵略，清政府最终走向覆灭；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走的不抵抗主义投降路线，使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并开始全面地进攻中国；而英法的绥靖政策不但最终遭到了失败，还致使德国迅速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了新的世界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这些投降主义的结论是完全欺骗和动摇中国抗日阵线、乃至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用自己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而这个用全民族的鲜血和努力所结成的胜利，是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和任何人破坏和分裂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全面胜利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庆祝自己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全世界人民共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任何法西斯主义的阴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面前，都必将会遭到破裂。（王懿麟/文）

　　从莫拉克台风登陆台湾以来的五天时间，在中国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和台湾地区，为了抗莫防汛和抗洪救灾而英勇奋斗、辛勤工作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向他们全体敬礼，同时，我们也对那些罹难的同胞手足起立默哀。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总结过去抗台防汛和抗洪救灾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夺取抗莫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在抗莫救灾以来的五天中，我们在一个受灾地广、灾情复杂的大国内，将伤亡降至最低。在救灾实践中，证明了我们高度重视强降雨后水库、山塘、堤坝的安全问题和严防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对危险地区民众进行灾前撤离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更加地团结了，我们的党更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莫救灾斗争的核心力量。就现在的国内抗莫情况来说，我们获得了部分的胜利，还有极为繁重的灾后重建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虽然我们的党员很多，但在全国人口数来讲仍然只占一小部分，尤其是在我们的各个受灾情况严重的地方，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民群众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各个党派和党外人员合作，那就很难把工作做好。因此，在我们继续加强团结全党力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团结和巩固我们同各民族、各党派、各地方、各人民团体的一切力量，必须认真地做好抗莫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上的任何一个环节。

　　与此同时，鉴于台湾同胞在莫拉克台风期间所承受的巨大灾害，我们也有必要、有责任把我们在救灾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过去成功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这对于我们同台湾同胞在各方面的互帮互助、紧密团结，都是很有益的。台湾同胞们，我们深切同情你们所遭受的台风灾害，我们两岸人民的血脉是紧紧相连的，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因为任何因素而阻断这种血肉的联系，我们的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将尽一切可能支持你们的抗莫救灾斗争。你们在世界上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你们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是我们一道战斗的亲密战友，在我们遭受汶川地震灾害的时候，你们又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而蕴藏在我们血液中的天然联系又使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团结、巩固和发展。台湾同胞们，我们和你们大家都应当相信，在这一场伟大而艰巨的斗争面前，包括你们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应当永远纪念那些为了抗莫救灾斗争而付出自己生命的英雄。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三日

——宜兴市官林镇“抗莫拉克台风”前线快讯

　　八月十日晚九点，我随宜兴市官林镇副镇长师晔和党政办副主任薛敏去村里巡查抗洪防汛工作和堤坝水位的具体情况，这是这些党委干部在“莫拉克台风”抗洪防汛期间每天都进行的日常工作，同时廿四小时在单位进行防汛值班，以能够在有情况出现的第一时间赶赴到最前线。由于防汛抗台风形势的紧急性和严重性，在“防御莫拉克台风”紧急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抗台风工作部署就开始紧张而严密地进行着，这里的渔船早早地就从滆湖撤至内河，对被水冲击的堤坝较薄弱的部分进行了加固，防洪闸门也进行了操作测试，同时对于五保户住房、危房、临时房的居民进行了撤离。尽管如此，昨晚仍发生了一幕“莫拉克台风”抗洪防汛险事。

　　八月九日晚九点左右，廿多名渔民不忍舍下渔船（鱼塘养殖的渔民一般住在自己的渔船上，渔船可说是他们全部的家当）被困湖中。在此之前，该村其他渔民早已撤离至内河，直至当日清晨，村党委仍反复劝阻让其撤离无果。至夜间风速突然加大，湖面浪起数米高，湖面风力达到八级，渔船船身已难以控制，船上渔民急需救助。滨湖村党委迅速通报镇党委，如果派快艇去救助，快艇救援的安全保障要求为最高风力五级，现在已达八级，如救人不成反而搭进救援人员的性命，出了事情谁负责？但另一方面，渔民被困渔船，命在旦夕，同样情形紧张。

　　危急时刻，负责鱼塘养殖的共产党员吴达品同志挺身而出，他的话语很朴实，“我今年五十三岁了，过了半百也算是知天命了，去了也就去了，不能让年轻人下水。”在事后谈起这决定生死一瞬的那一刻时，他笑而畅言道：“我把遗言都留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同去救援的还有四十一岁的共产党员、村委会干部芮勤龙同志和联防队员钱福林同志。此时已是夜黑，水浪越过堤坝两米多高，吴达品刚站上堤坝就被一个浪头打下水，仗着水性好他又爬上了堤坝，迅速跃上快艇向渔船赶去。渔船此时已是风雨摇摆，而载乘着三人的快艇则被巨浪翻腾得到处颠簸、难以控制，浪头一个连一个地冲过挡风板打在他们身上……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后，终于抵达渔船，渔民感谢万千不住叨念，老吴喊着，“啥都别说，快上来！不是我们救了你们，是共产党人救了你们！”

　　正是有这些在生死关头勇于挺身而出、在历经了艰险困苦后仍谈笑风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和困苦前面紧密团结、众志成城，夺取新的“抗莫”救灾的全面胜利！

　　（本文为作者在宜兴市官林镇农村考察时所见）

附：笔者在中华论坛的回复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二周年

　　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至今已经过去了八十二年，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八十二年，在这八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始终站在保卫人民利益和取得人民自由解放的最前线。这在数万万的中国人民中间起到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使得过去一个处在民族蒙受屈辱、人民遭受压迫的国家，走上了一条轰轰烈烈的夺取中国革命斗争全面胜利的光荣道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也从这些困难中克服锻炼的更加坚强。更具有国际意义的是，这些胜利不但给了全世界遭受压迫人民的革命力量以欢欣鼓舞，更对现在世界力量的局势以深刻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势力的压迫，进行了长达百年不屈不挠、顽强反抗的英勇斗争，让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野心遭到了破产。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力进攻中国，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但这却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为着保卫国家独立、实现国内和平和维护人民民主权利而奋斗的决心。我们是不会惧怕任何困难的，条件越是艰苦，我们就越是有信心、有力量去克服，历史已经完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抗战过程中，我们的部队不但人人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而且在遭受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势力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也能够学会自己搞生产，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壮大自己。随后又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军抵抗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于两年半的时间里歼灭了蒋介石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至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内革命历史时期的伟大任务。

　　然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时局的情况又要求我们的国防战略重心随之变化，一方面要克服物质极端严重困难的旧情况，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以庞大的力量向我们压来，向世界各国的革命发展压来，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即这是一个革命发展的阶段性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国内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才有可能去争取后一个国际革命斗争的全面胜利。因此，如何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我们在国内革命斗争上所取得的胜利，团结和加强我们同国际和平阵营的联系，成为了我们在那一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为国际和平阵营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也替中国外交（尤其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打开新局面创造了前提。但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使中国不能依靠任何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一九六九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已经表明了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是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这也是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现在，严峻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是完全有必要的，怎样从过去的基础上根据变化发展的趋势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摆放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对于整个国际时局发展变化的过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处于被动，让变化把我们束缚起来；如能将这种可能的趋势变化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以制造出一些有利于我们战略所必需的因素，从而引导国际时局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将可能的趋势变为事实，那么争取战略的主导权是完全可以的。就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和美国霸权扩张势力的衰弱，二是第三世界和平阵线的逐步团结和美国及其势力的内部分化趋于激烈。前一个特点是发展的、容易被世界人民看见的，后一个特点虽然现在还比较的不明显，但随着前一个特点的不断发展，已经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逐渐地显露出来，这就迫使我们更要加紧做好在军事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当前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重点是在国防的建设上，同时这也是在今后较长或很长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由于美国在世界上要扩张，资本主义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要保护，在这既存的情况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平又是战争的继续，也就是说和平就是政治，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全中国人民须记：中国之强盛和民族之崛起实寄于全民之心，寄于军民强固之本，争取和平虽然是困难的，但胜利的前途是存在的，中华民族也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王懿麟／文）

——关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的若干建议

　　七月十六日新华快讯悉，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七月廿七日至廿八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王岐山、戴秉国分别负责经济和战略对话，美方面由希拉里和盖特纳分别负责，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国际关系上，中美两国从过去的相互反对发展到今天的共同合作，是由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说明了我们两国看重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共同发展的一面。过去你们不承认我们在联合国的地位，现在也已经承认了，这就是你们进步的一面，我们也没有理由指责你们的进步是不是？但你们当局也总有这么一小部分人，设想我们会威胁你们、挑战你们的利益、破坏国际秩序，甚至开军队到你美国去占据地方，可是据我了解，你们的船舰前不久还在我们海域占据地方，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你们在台湾问题上还没有进步的认识，在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抗日斗争的胜利也没有全面的认识，并且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倒退的立场，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是两国关系友好的表示。我们在合作方面的一条经验是，“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平等互利等五项原则，这在国际上也早就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此我们同你们之间不应该相互警戒，尤其是在中美相互友好的两个国家之间，相互紧张着就不好过日子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去年你们美国发生了次债危机，造成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萧条，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关于你们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有两种议论。在你们看来，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继续美元贬值是好的，有利于缓解你们国内经济矛盾的紧张。你们的看法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些，是因为你们还想要霸住你们在全世界的巨大利益，还没有扔掉那一套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旧思想。所以我说，我们彼此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对货币经济问题，不应该你们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既是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个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问题。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这里，关于中国就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方面可能涉及的一些问题，我有几点意见想谈一下：

　　（一）以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削弱美元货币的力量。目前国际货币的重心仍是美元，我互换协议如能于十二月签署完成亚洲大部分国家，并迅速扩展东盟，布置国际主权货币人民币区域化工作，方有利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因此，不论美国是否提高利率，我务必于今年完成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否则一万八千〇八十八亿美元外汇储备和八千〇十五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困境是指美国公信力受质疑（其中美国财政赤字达到一点〇八六万亿美元，美元汇率进一步贬值），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受到削弱。

　　（二）分两个步骤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国际主权货币（人民币）区域化，照此妥慎进行对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有利的。在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工作的同时，提出建立多边（协约国）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由该基金组织对各协约国储蓄货币进行联合管理，以解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主导货币美元不稳定所引发的危机。根据这一迂回方案，估计美元在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削弱，美元外汇储备的战略作用同样得到了转换。现在假定美国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国内经济的严重通膨，加上美国财政部要短期内吸收这些流动性亦大规模发行国债，加上美联储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利率，美国经济仍将陷入严重衰退。因此，多边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的作用在于通过启用基金组织的货币储备，购买美国债吸收流动性或抛售一部分平抑通货紧缩，进而对美元货币和美国国债进行调控，来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当前美国的货币金融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是应当要受约束和承担义务的，有了约束才能够把事情办好，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这就好比人与人之间有法律约束，政党和政党之间有国家约束，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国联合组织和条约约束，就是这整个的太阳系也是要按照宇宙的规律来运行的，如果不愿意受约束，人类也就没有了，整个太阳系说不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要看到大的局势而不能只顾及小的局部，要看到长远的进步而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稳定和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那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很好的。估计我们以协约国所持美国国债和外汇储备金额进行投票权划分，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国日本是极愿意加入进来的，因此美国的矛头会主要转向遏制日本在这一话语权问题的争夺上，而外汇储备第三大国俄罗斯则同样需要牵制美国在货币体系上的话语权。我们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采取各个歼灭的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有必要在时间上尽快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相关的部署工作，以利于我们同美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三）再讲一讲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主要还是扯皮的多，不要设想跟美国能够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立场和习惯都跟我们不同，所以矛盾和意见不一致是经常有的，这就难免会碰到扯皮的事情。目前美国是唯一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国，并且就协定书提出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表示不准备予以承诺，因为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美国要按照自己建立的谈判机制来解决问题，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给发展中国家制定减排目标，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好在政治上抬杠子。这样好，他们越抬杠子，全世界各国就越知道他们无理。对此，我们不但要有办法，而且法宝不能一次用干净，手里还要留一把，所以在我们自己方面还是要谦虚谨慎，不要夸大，对美国减排的科技还是要学习的，但要有选择地学，要学先进的东西，不要学落后的东西。

　　我们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六十年前我们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这点你们美国比我们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是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了。但我们的民族是向前发展的，虽然我们过去有许多的缺点，但我们正在努力把落后的状态加以改变，并且已经由落后转变为进步，这就说明这种落后的缺点不是不可改变的，这种变化的主动权在于我们自身的争取。现在我们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为工业国了，由落后的封建思想转为进步的马列主义思想，这个方面我想你们可以到中国来看一看。所以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提高科技减排的问题上，美国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就绿色经济和新能源等问题同我们的专家交流，对此我们中国人民是表示欢迎的，或者我们也可以派专家到你们那里学习，只要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有利的东西，我们都要学。矛盾总会有的，但目前只要大体上过得去还是能够求同存异合作的嘛，那些不同的可以将来再讲。

　　（四）倡导在国际上建立战略性核武器国互相监督的机制。美俄于七月六日签署同意削减战略性核武器的协议，双方同意将核弹头削减至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七十五枚，他们所谓的削减无非是削减那些已接近老化、需要更新的核武器。据新华网消息，截至今年年初，俄罗斯部署了二千七百九十枚战略核弹头、二千〇五十枚非战略核弹头，八千一百五十枚核弹头处于储备或等待拆解，总量约为一万三千枚；美国则部署了二千二百枚战略核弹头、五百枚非战略核弹头、二千五百枚核弹头处于储备状态、四千二百枚等待拆解，总量为九千四百枚。基于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情况看，核裁军俨然成为了削减美国财政赤字所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重要战略之一。对于核裁军问题我们过去就讲过，现在还是这样看，即“全面禁止和坚决销毁核武器”，我们的政府也早就已经作过这样的声明，最好是全部、彻底地销毁核武器，让全世界都避免核威胁。我们认为只有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而原子弹不但销毁物资还消灭人，所以凡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不愿意接受核威胁，因此在国际舆论上，美国越是到处部署战略性核武器，世界各国人民就越反对，美国就越被孤立。

　　总的来说，美俄削减战略性核武器的协议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个是世界各国防止核扩散和争取和平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成绩不是美俄两个国家的成绩。在核问题上，各个国家都表现了团结和努力，并且为全世界共同避免核威胁这一目标奋斗，我们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如此，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是这样，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发言人，为表达这一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意愿提出：倡导在国际上建立战略性核武器国互相监督的机制，如此，这样的影响才能很好地扩大和发展下去。

　　（五）中美应就钓鱼岛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联合公报声明：美国拒绝支持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的侵犯。最近日本对我们有些过分的担忧，一是因为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怕我们会威胁日本，所以要跟美国举行个核保护伞的谈判。二是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仍想要霸占着，还是不肯丢掉他们以前的那一套军国主义旧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只要日本把他们的那一套军国主义的思想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后日本军队的武器一起放下了，我们中日两国的人民就不应该受这种影响，让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着悠久的和平共处历史和友谊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是要做好两手准备的，即争取和平谈判和同任何侵略行径作斗争。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如果日本和美国还想搞侵略条约，中国人民是不存在妥协的可能的，并且中国不会坐视其邻国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

　　（六）关于西方国家警告说制裁伊朗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当是要同这些国家有区别的，中国是不同意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希望美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从地缘上看，伊朗作为连接中东与中国的重要战略通道，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同时也是摆在西方面前、把守着中东石油的一道真正的防线。一旦把伊朗从我们的阵营里拱手让给美国，美国将打通中东这块生产数不尽能源财富的疆土，或将对中国的中东战略进行能源遏制（就全球气候变暖和减排问题上做文章），同时策应阿富汗战局，对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直接构成军事上的威胁。比如过去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提供的，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占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王懿麟／文）

　　（《加拿大商业新闻网》二〇〇九年七月廿三日载

　　《国务院参事室》二〇〇九年七月廿四日载

　　《新华月报》二〇〇九年七月廿四日载

　　《中国评论新闻》二〇〇九年七月廿四日载

　　备注：
　　* 关于（五）（六）我在“警惕！美国欲将钓鱼岛制造为第二个台湾”、“石油的出路：在于美国剑指何方！？”等文章中都有详细展开，这里就不多论述了。

　　* 答网友疑问：
　　美国需要外面的货币吸收他的流动性，所以多边货币互换基金组织虽然长远看对美元货币是削弱，但是短期看对他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跟美国谈，这个他们不会不同意，因为国际组织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这样来理解吧~~比如你跟他谈人民币结算，他会觉得你跟他在抢市场，但是如果是国际组织的话，它就是跟中国在合作划分话语权，对当前的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从长远上~这个体系是借其他国家的合力对抗美元~~我这里说给美元一个约束，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基金组织和多边货币互换形成的体系，对美元形成宏观调控，这里不是以一国之力，而是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在美国看来，这个国际组织对它是有利的，为什么呢？一是他在这个组织里面也有话语权，二是可以通过这个国际组织购买美国国债，缓解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对美国来说，国际组织持有美国国债总比一个国家购买巨额美国国债要好，单单一个国家持有巨额国债对他的压力很大。因此只要美国在这个国际组织能够争到足够的话语权，就不怕你对他施压（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是有信心的）。
　　但是对我们而言，从长远的战略考虑，通过该组织就是削弱美元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是能够短时间内解决美国困难的，而长期看对美元的削弱，在他们看来可以通过跟中国的话语权划分解决问题。可能楼上的那位没有仔细看，我这里说的是“在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工作的同时，提出建立多边（协约国）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由该基金组织对各协约国储蓄货币进行联合管理，以解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主导货币美元不稳定所引发的危机。”这是一个迂回的方案，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主权货币直接替代美元，但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美国有一定的话语权，逐步替代美元的影响力，就比如英镑过渡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一样，也通过这个组织对美元和国债的调控给美元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