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法，主要想借金大中谈一下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里追求民主价值的正当性。

但没想到，这样的帖子，也是犯忌的，被管理员设为“私密博文”了。既然这篇文章被删了，再写一篇，谈点别的吧。

想到金大中，我很容易想到瓦文萨。

两人都曾是威权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都在历经磨难后都当选各自国家的总统，而且都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两人最大的不同是，金大中既能在威权时代做一个坚定不屈的反对者，也能在民主时代做一个智慧的国家管理者。他1997年当选总统，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大家都对他和夫人带头捐出家中金首饰印象深刻，但事实上，面对那样一场危机，毁家并不足以纾国难。金大中带领国家能够成功走出金融危机，得益于他正确的经济政策。金大中在威权时代，并不只是只有匹夫之勇的人，他极其好学，做议员时，就以懂经济而著称。1992年总统大选失败之后，他利用退出政坛的机会，他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学院通过了政治学博士论文答辩，以68岁高龄获得博士学位。

而瓦文萨则不同。在反威权的斗争中，他无疑是英雄的。但到民主制度确立，他当选总统之后的表现，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是治世之饭桶。他当选后，被称为一个“带着斧头的总统”———坚决、强悍、简单，不兜圈子。但这些品质，更适合革命，而不适合建设。他终其一生，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电工。他在反抗威权的运动中，只顾上冲锋陷阵，尽管他在民主制度确立后得到了机会，但终究缺少治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下台——并且输得很难看，他后来竞选时，得票居然仅有1%。

需要记住的是，我们不能屈服于威权统治，但也不能在反威权的过程中报废了自己。

一直关注萧瀚的文章，但第一次见他。他文章厉害，谈锋也健，很风趣，属能用家常话讲出大道理的人。由于是一个小范围沙龙，讲的内容这里不多写了。

自由发言讨论期间，有人提到，公民精神的培育，这样的话题，何时能走出小圈子。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脱敏，许多大众传播媒介都在致力于公民精神的普及。只是这个启蒙需要时间，因为公民精神与乡土中国对接实在是太困难了。记得去年大家追思西安最美女孩熊宁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关于“熊宁精神的座谈会”，席间许多人竟认为熊宁身上体现出的是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真是让人晕死。

由此还想到，许多在小圈子里的讨论，是不是一定就没有意义呢？我记得米奇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中说：“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

那一代东欧知识分子，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担当，都垂范后世。和他们比，我们想得太浅了，做得太少了。

他没读过大学，从做报社送稿生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

这点上，上个月去逝的克朗凯特和他相当。与当今那些毕业于常青藤盟校，学历显赫的编辑记者主播不同，休伊特和克朗凯特都是美国媒体中的草莽一代。

那个时代报纸已被精英统治，初创时期的电视盛行英雄不问出身。于是，有休伊特和克朗凯特脱颖而出。

休伊特是天生的新闻记者，他行事剽悍，为新闻不顾一切，蔑视一切。为了获取独家新闻，他在采访时敢用自己的大船撞沉NBC记者的小船；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他有采访现场偷偷把NBC的电视采访车开走，扔到一片玉米地里。然后穿着警服，装扮成警察，若无其事的在附近转悠，看着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采访车的NBC是如何狼狈……

他的这些采访故事，是美国新闻界活的教科书，那些想装扮绅士的年轻记者可能嘴里会批评这种采访作风几句，但他们心里也把休伊特视为英雄。

但是，休伊特的剽悍决不仅止于此。

休伊特做制片后，有一年，“60分钟”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油箱不符合安全标准。“60分钟”就此做了一期节目。福特公司是当时“60分钟”节目的主要赞助商。节目播出后，福特公司立即撤掉了在“60分钟”节目上的广告。然而，一个星期之后，福特的广告又回到了“60分钟”节目。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60分钟”做的关于奥迪汽车加速器的节目。同样，奥迪公司撤掉了自己的广告，而一星期之后，又把广告拿回到了“60分钟”节目上。

面对广告大户的威胁所动，这种剽悍作风，能有几人？我们今天那些唯广告商马首是瞻的总编们想想，你们是不是太贱了？

砖雕很精美.

虽残犹是佛

南海有遗墨

 人去桌犹在

旧柜有语录

到手才发现这是辽宁教育出版社万有文库丛书中的一本，这套文库，收的都是好书，但可能为着把订价做下来，字小行密，我很不喜欢，所以这套文库，我几乎没有买过。

书字小行密还罢了，但作者写作没有分段地习惯，当然也可能是出版社编辑为省几个页码又把原本分开的段落连接起来，一页没有段落，读来真是压迫。

杨步伟到底也不是文人，这本小书，文字并不利落。我想，如果是这些事情换杨绛写来，那可能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但书中讲的事情还很好玩。没想到二三年年代中国在欧洲的那些留学生生活那般颓唐困苦，但若干年后，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成了学界中流砥柱，有几位比如陈寅恪，堪称20世纪中国的文化昆仑。书中说，当时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和傅斯年就是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陈寅恪和俞大维兄弟俩要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但没钱买四个人的票，于是只买了两张，把赵元任两口子送到剧院门口，陈寅恪和俞大维俩人转身离开。

我们以前只知道陈寅恪学问了得，没想到陈寅恪还是这么细心和感人的一面。

金岳霖先生爱慕林徽因，但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金先生在清华时，还曾和一位美国小姐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心急火燎地找赵元任太太，让她赶到城里来。杨步伟是学医的。她听金先生这么着急，以为是和美国小姐有了麻烦，想找杨帮忙。可等杨步伟和赵元任赶回去，却发现是金先生为他养的一只母鸡生不蛋来着急。——金先生在昆明时养了一只鹅，这人人都知道，没想到他在北京时养的却是鸡。

当然，大陆普通读者有些人知道许倬云的名字，应该比王小波名满天下还早一些。那多半是看李敖的作品知道。但许先生与李敖交恶已久，李敖笔下提到许倬云，经常总要写一个定语就是“国民党残障学人”。这点上是李敖为文的刻毒处。如果说学者入国民党，李敖讥讽几句，还有情可原的话，以别人生理缺陷为攻讦对象，那实在不太厚道。

我不是正经读书人，所以许先生的书，我只陆续买到过几本小册子，《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谈了许多我很感兴趣的话题，许先生文字极为典雅流畅，但我印象中总是宏大叙事多了些。最近还看了他的《许倬云问学记》，有几篇怀念故旧的文字，谈到了沈刚伯，也谈到了钱穆。但这些文字，许多是有溢美之词。如写到钱穆，说钱穆如何淡泊名利，如何不拍人马屁等，但我看到过钱穆晚年为蒋介石写的一篇祝寿文章，说蒋“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诚然，现在不能妖魔化蒋介石，但大家想想，蒋算不算中国历史上最具贞德之一人？

何兆武先生的著作，我只读过他翻译的《社会契约论》，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但到现在为止，也不敢说看懂了多少。读了《上学记》才知道先生居然还曾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时间大约是侯外庐先生在西北大学做校长的时候吧。

先生讲到他经历过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统治，他比较两者的不同，说北洋军阀只知道抢地盘，但不知道控制思想，也没有意识形态。所以北洋时期社会言论空间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很多。这是很有创见的观点。我记得李敖在一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也说过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很客气，比国民党高明很多。当然，客观上，那个时期军阀分裂，统治力量客观上也被削弱了吧。

何先生书中藏否人物，基本都是指名道姓，这点上，在汉语文化圈中算很有特点。何先生快人快语，对茅盾、巴金的作品殊少好评，对吴晗、冯友兰等学人人品也有微词。据说，冯友兰女儿宗璞看到《上学记》中对冯先生的批评，很有意见，曾打电话给何先生。这是可信的，宗璞晚年是一点都容不得对冯友兰先生的批评，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还在世时，宗璞曾屡次打电话到钱家，向钱钟书讨要说法，起因是坊间一度流传钱钟书当年访美时曾对讲过一些对冯很不敬的狠话，宗璞认定这些话肯定出自钱钟书之口，所以不依不挠，但杨绛坚持自己的丈夫没有讲过这些话。此事后来怎么收场，我就不知道了。

从新华社的报道看，这完全是一次常规的视察。温总理到了田间地头，到了科研院所。

但是，我关心的是，温总理这次有没有去吉林最大钢铁公司通钢集团？温总理到吉林的前一天，这里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详情大家看今天的新京报。

　　今天，记者特意走访调查了几家报亭摊主，询问该期《人民日报》的销售情况，一致反应全部脱销。一位李姓摊主告诉记者，他每天的《人民日报》任务是两份，几乎都靠搭售才能卖出去，但今天从一清早开始，陆陆续续点名要卖《人民日报》的有十几人。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还不是要想看上面批评鸟巢赚钱霸道的文章。看来，《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确实是大快人心。

　　事后，记者连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鸟巢负责人，问他是否知道《人民日报》上对他们的批评报道，该负责人说他已经读过该报道，也承认报道的事实属实。当记者问鸟巢管理层对此事会不会作出整改时，他反击说“《人民日报》赚钱比我们更霸道”，他甚至连声反问记者：“这么多年来一直靠强行摊派发行的《人民日报》，有什么脸面批评我们？”“鸟巢是明码标价，不喜欢可以不来，《人民日报》不喜欢可以不订吗？”

　　在记者对他解释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时，该负责人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试拨，一直是忙音。（责任编辑：胡小雪）         

这个夏天事情很多，这个夏天很残酷。

但这个夏天有时也很娱乐。特别是许多大师上了娱乐版，要多好玩就有多好玩。

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强调韬光养晦，加之金融危机以来，外资大量撤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处理外资企业会格外谨慎，这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中国官方是断然不敢在力拓案中随便抓人的。

如果我们的在力拓案中的每一步都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掌握的证据和材料随时公开，面对一翻两瞪眼的证据，西方政客和媒体信口雌黄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但可惜的是，我们有关部门信奉只做不说，结果是把有理的事情变成无理，程序的瑕疵把案件最核心的事实化于无形。

发生像拉萨3·14、新疆7·5这样的事件，政府给受难者一定的赔偿，这应该是国际惯例吧。阮先生在节目中说他刚从以色列回来，阮先生应该对以色列的情况不陌生吧，以色列对凡在以色列本土上遭遇恐怖袭击的本国人和外国人都给予补偿，前些年我们一个劳工在以色列遇难，这个劳工严格来说还是一个非法入境者，但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这位劳工的家里，同样给予赔偿。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给死难者也有赔偿。

去年年底希腊发生骚乱，政府给予受损企业也给予补偿，我国CCTV还做过报道。

其实，从道理上讲，发生骚乱事件、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对无辜受难者给予补偿，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的职责是保境安民。在一个政府的辖区发生骚乱，无辜百姓受难，当然有权要求政府赔偿。

阮先生是知名时事评论员，见多识广，具有国际视野，经常和国际政要风云对话，这样的人，要说对有关骚乱事件后国际通行善后策略一无所知，这恐怕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阮先生在曲学阿世！

张颇受蒋介石尊重，据称是可以不经通报可直接见蒋的少数几个人。张见蒋时，常能听来一些内幕消息，张是报人,但去见蒋往往是以国师身份,而不是记者身份.谈话间听来的消息，觉得不便直接以新闻形式发布，这可以理解，因为新闻来源不便披露。所以张采用变通的作法，就是在社论中把这些听来的消息披露出去，或是作为言论的一个由头，或是作为文章的一个论据。

但现在把一些很重要的消息不以新闻形式发布，而是裹在言论中，也是屡见不鲜，但是，这又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乌鲁木齐7·5事件后，曾在短期内出现民族对立，街头维汉两族人手持木棍，相互对峙，剑拔弩张。这番情势，在6日下午新疆最高首长王乐泉的讲话中得到证实。但是，当天CCTV和新疆卫视都没有对这一情势的新闻报道。倒是凤凰资讯台当日下午四点多有一条消息，画面上可看到街上到处是手持木棍的市民，一位妇女哭诉说，她家在新乌鲁木齐已经住了六代人了，想不到这个城市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人们竟拿着棍上了街……

7·5事件，不经意间为这家电视台赚了很多眼球。

王乐泉的电视讲话全文，我就是通过新疆卫视看的。新疆卫视开始一遍又一遍播放时，CCTV对这个电视讲话还没有反应。遗憾的是，王书记和新疆台匆忙中都显得经验不足。假如王那天穿戴庄重一些，站立在国旗前面，语速更沉稳一些，讲话开头突出强调一下骚乱造成的人员伤亡，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别过多强调境外三股势力等等话语，讲话效果会更好。

另外，王那天不是脱稿即席讲话，而是有文字稿的，但文字有点粗了。

7·5事件中，政府比去年拉萨3·14有进步。据BBC的消息，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地在街头采访。今天早上看新疆卫视的报道，国外许多媒体记者在接受CCTV采访时，都很肯定政府的开放行为。新疆自治区新闻办的负责人是位干练的女人，她强调在网络和手机通信受影响的情况下，他们特别在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们拉了网络专线，保证他们及时发稿。

当然，在我看来，网络管制也有点多余，保障网络畅通，天不会踏下来。

最近两天给家在新疆的几个朋友都打了电话，所幸家中都平安。昨天早上S还打来电话，说那里上不了网，有时甚至发不出短信去。我平时懒于出行，到现在还没去过新疆。但是，因为有这些朋友的缘故，对那里的关心牵挂很具体。

今天还和F发短信，交换了一下看法。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上帝的眼中，魔鬼都需要有人为之辩护，何况黄苗子不是魔鬼。

    我特别要说的是，王容芬像杨小凯一样，青春岁月是煎熬在共和国的监狱里，当时被判无期，1979年才获平反出狱。1966年时，19岁的王容芬是北京外国院学院德语专业的学生，她致信毛泽东，抗议文革，并服毒自尽，试图以死来与暴政抗争，但最终没有死成，反而进了监狱。

   我很奇怪她不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有名，后来只有戴晴以口述实录体方式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女政治犯》，很生动地记述她入狱前后及狱中的生活。她出狱主要从事韦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现在似乎在德国。

   她19岁入狱，33岁获释，狱中备受摧残，她出狱后一天在科学院图书馆遇到一位大学同学，激动地上前招呼，那同学失声惊叫：“鬼！鬼！”等她回过味儿来，怕鬼的同学已不见踪影。

   万幸的是，她和小凯一样，凭坚强的毅力活了下来，没有成为那个政权的殉葬品，也没有为抗议暴政而报废自己的才华，历尽劫难，还能为文化的传承添加薪火。

    高尔泰《守望家园》中一大半都与坐牢有关，但他在现在举世闻名的夹边沟拼命劳作的地方，那时叫农场，不叫监狱，高尔泰们没有被判刑——他们在做没有刑期的犯人。

   《守望家园》中本来有一篇《铁窗百日》，这是高尔泰20年前真正一场牢狱之灾后的笔记，长两万余言，可惜《守望家园》大陆出版时这篇文章没被收进去。这一百天，和杨小凯和左家塘不同，也和他当年在夹边沟不同，高尔泰说：

    “当了那麽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

    这一次，是纯粹和一批社会渣滓关在一起，没有懂英语的，没有懂数学的，没有美国回来的双料博士，大学教授和流氓关在一起。但我们这位大学教授真够另类，他居然在流氓向他动拳头时没有吃亏：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叮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

    大学教授能在监狱中把流氓打爬下，这样的教授，能有几人，就凭这一点，高尔泰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最近一段时间老听说牢头狱霸如何为恶,天下黑牢,那是可以想见的,我也不相信短期内有改善的可能.那有担当，有信念的知识分子如果准备为信念坐牢而又想着有着一日能够出来，唯一办法，看来只有学高尔泰，把自己练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