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博好几年了，还从来没有准时的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对往年做总结，总是要等到新年开始一段后才开始还债式的写写。今年，手头的事情很多，几乎不知道该做哪一件，却偷了空闲回顾这就要过去的一年。

    2009，该从哪里说起呢？一年值得回忆的又有什么？

看着别人列出的长长的成绩单，脑子里也呼呼的飞过很多画面，但是定格下来的却只有两件，完成了博士学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无论是泪水、屈辱、忧愁、奋起、汗水、成长……一切的一切都蕴含在其中了。毋需再言，毋需再言。

这一刻，唯一还需要再说再惦记的是2009年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师长、朋友和家人。屈指数下来，从国内到国外，是那么多那么多。Judith，Joanne，Mary，Mark……师兄，王老师，叶老师，于老师，黄老师，李老师，范老师，李馆长，朱馆长，韩主编，何老师，丽华，烨青，汉聪，……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场景，一份温暖……享受着这些，对于2009我还需要再说什么呢？

感恩你们。感恩生活。

xxxxxxxxxxxx

后记：前些日子，师兄发短信过来说，休息半年了，该让我们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回师兄说，写博让我心绪不宁，改写自己空间了。……如果写博，不是为了要宣扬什么观念、思想，不是要记录点什么、诉说点什么，不是要博人一笑，博人共鸣……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点愉悦，我有什么理由不能让自己随心所欲。呵呵！

xxxxxxxxxxxxxxx

附记：附一篇文后致谢吧，那里有更多这一年我需要感谢的人。对于他们，我更多的是在心中默默致谢！

                             《“博 文” 致 谢》

从2005 年完成硕士论文《中外弱势群体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比较研究》，一晃又四年过去了。如果从本科在南开大学求学时，在于良芝老师指导下关注城市信息贫穷和信息分化算起，对弱势群体与图书馆服务这个主题的关注也有五六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也曾走了一段弯路，由于资料缺乏，限制了研究视野，研究无法深入，一度产生放弃的念头。2007 年命运再次把我推向这一主题。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和系里老师的支持，我如愿去了向往已久的英国拉夫堡大学信息科学系访学一年，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习了国外相关主题的历史文献和最新文献，这些研究资料的获得无疑为我打开了新的一扇窗户，使我重新燃起了将这一主题进行下去的信心。

    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这是个既边缘又中心，看似容易，实际很难深入的课题。说它边缘是因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以及图书馆服务之中的边缘性，说它中心是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免费、平等、正义、包容等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精神或人文精神始终贯穿于百余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中，气贯长虹。如果说2005 年的硕士论文还只是对现象的粗浅描述，只是对国内外服务活动经验的简单总结，博士论文的写作使我能够将这一主题放在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历史长河和不同时代背景下，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深刻思考这一命题对于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学和公共图书馆事业面貌改进的意义。

选择这一主题作为我的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本科和硕士阶段是得益于于良芝、王锦贵两位恩师的启蒙和王波师兄等的鼓励，博士阶段则更多地是一种自觉行动，一种责任和依恋。我曾经用了“不舍得放弃”来回答我的开题报告小组的老师们。这种不舍得一方面是自己性格中潜藏的那份固执、倔强和坚守，另一方面是出身贫寒的农家，渗透到骨子里的那份对社会贫弱阶层的悲悯之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希望能替他们发出哪怕微弱的呐喊之声。或许正是有这些作为支撑，自己才能在外界的喧嚣、别人争相追逐热点问题的环境之中数年默默坚守这份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已经非写作，而成了了却很久以来的愿望。但是，由于精力和学识所限，这份在有限时日内交出的问卷还有很多令己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对此只能企盼未来得以继续完善。
  

做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除了在研究上的锻炼和知识上的收获外，通过做这项研究，我还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总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生存，即使是在象牙塔中做学问，也不再是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事情。在我即将完成这份研究回头去总结的时候，发现曾经给予我研究帮助和支持的人是那么多那么多，在这里我只能对他们聊表谢意。

首先感谢我在北大和南开的两位导师——王锦贵教授和于良芝教授。他们对我可谓恩重如山。从日常研究、到出国留学、到毕业找工作，点点滴滴无不凝聚他们的心血。今生遇到此良师，真的是我最大的幸运！

其次，感谢在英国拉夫堡大学信息科学系访学期间诸多老师和朋友给予的帮助。我的导师Mark Hepworth博士，系主任Charles Oppenheim教授，Ann O’Brien博士，Ron Summer 教授等给予了我学习和研究上的便利和指导。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我日常所在部门LISU的老师给予我的支持。拉夫堡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统计所（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s Unit，简称LISU）是英国乃至世界图书情报领域著名的统计研究机构，那里积聚了大量的资料可供我研习。部门负责人Clair Creaser，研究员Helen Greenwood，Mark Summer 等，行政管理员Mary Ashworth和Sharon Fletcher，以及在聚会中有幸认识的Jack Meadow教授等从日常生活到研究都给予了我关心和帮助。此外，我的朋友Joanne Sherwood及其家人，Judith Clive夫妇等等为我在英国孤寂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使我能够更快适应和更深入地了解英国社会及其风土人情。

最应该感谢的则是在我研究调研阶段，为我提供最直接支持的诸多国内图书馆的同仁们。

广东地区，东莞图书馆李东来馆长等，在我博士攻读期间就为我提供了深入图书馆实践考察的机会和经费支持，在调研阶段又给予我慷慨帮助，提供当地图书馆服务资料。东莞图书馆常平分馆、莞城图书馆的馆长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广州省中山图书馆的李昭醇馆长，至今素未谋面，但是对于后学的关怀让我终生难忘，在工作十分繁忙之余，填写并审阅我的问卷，还主动为我寄来了很多馆里相关服务活动资料（如监狱图书馆、残疾人服务），其他如黄群庆老师也为我提供了热心帮助。

我所钦佩的深圳南山图书馆前馆长程亚男女士尽管已经退休，依然为我引荐了相关负责人，南山图书馆副馆长谌缨老师给予我热心支持。此外，广州市图书馆的谭绣文老师，广州市番禺区图书馆的萧先生，深圳图书馆的吴晞馆长、马婕、何江涛主任等都给予我调研帮助。
   

北京地区实地走访中，很多图书馆的一线员工（例如海淀区图书馆、朝阳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丰台区图书馆等），都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接受了我的打扰，对我的询问和访谈给予认真回答，限于论文中采访资料的匿名性，我不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

上海地区，浦东新区馆的陈克杰馆长爽快答应协助调研，信息咨询部的负责老师给予帮助，上海图书馆的郑晓乐和她的同事也为我提供了帮助。苏州图书馆邱冠华馆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电话访谈，谈话内容使我受益匪浅。
  

 甘肃地区的调研则得到了北大信息管理系张广钦副教授和《图书与情报》编辑部王景发老师的热情帮助，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通谓县图书馆、白银市图书馆、甘南州图书馆、酒泉市肃州区图书馆的曹雪梅、陈莺、范红梅、王红艳、杨俊华等老师都为我提供了热心帮助。
   

河南地区的调研得益于师兄王波和张怀涛老师联系。王波师兄数年中对我的关照更是一言难尽，无论是在论文选题，大纲审定，还是在《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学习和实践的两年半中，都给予了我很多的指导和照顾。河南省三门峡市图书馆王流芳馆长、漯河市图书馆屈华馆长等在百忙之中为我提供信息，王馆长还几次与我通电话，关心调研进展情况。

辽宁省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部的孟志丹主任带病接受了我长达2 个多小时的详细访谈。西安地区的调研得到了同窗谷秀洁及其曾经的同事西安市图书馆馆长助理王军，以及陕西省图书馆盲人阅览室的李娜老师等的热情帮助。
   

可以说，没有这些图书馆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帮助就没有现在面世的这份研究。而没有我在北京大学7 年之中信息管理系诸位老师的教诲，就没有我的学术成长之路。我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各位老师，王子舟教授、王余光教授、吴慰慈教授、刘兹恒教授、周庆山教授、李国新教授等等，从综合考试、论文开题、到论文预答辩全程监督，为我提出十分尖锐且中肯的意见，使我能够及时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失误之处。李国新老师更是从硕到博对我的日常学习和研究给予了很多提携和关照。其他如赖茂生教授等诸多教育过我的老师，都为我竖立了做学问和做人的榜样。

此外，还要感谢系里众多默默无闻奉献自己的教务老师——赵丽莘老师、薛美华、赵林立、石晓华、王春芳、罗桂芝、王林兰等老师。从硕到博，一晃七年，很多老师已经退休离开系里，看到教务办公室里新换的一幅幅面孔，真的让我感叹时光流逝之快。但是，这些老师给予我的帮助，却是留存于我生命里的一段永恒记忆。

感谢室友谷秀洁博士给予我的支持，不仅帮我联系西安地区的图书馆，还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多帮助，容忍我数月甚至几年内常常熬夜至凌晨的作息习惯。她的勤奋也敦促我在学业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来北大求学的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杨继贤副馆长无论是在留学指导、帮我联系调研图书馆、为我润色英文，还是其他诸多小事上，都为我提供了无私帮助。

感谢图林圈子中的诸多老师和同学，范并思、王宗义、叶鹰、蒋永福等诸多老师数年来一直默默关注我的成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顾烨青同学在我留英期间，为我发去了很多资料和信息，他的执着和博学让我从更年轻的学子身上看到图书馆事业的后续力量和希望。

最后还要提及我的家人。在我即将踏入大学之门时父亲已经仙逝，早已看不到自己最小也寄予了最大希望的女儿为他带来的荣耀，这成为我心中永久的伤痛，也成为激励我在学业上不断奋进的最原始动力。感谢我的母亲，这位质朴的农人给予孩子默默的关爱。感谢我的两位兄长和姐姐无私地承担起了赡养母亲的责任，使我在千里之外能够安心学习。

十年寒窗，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内中甘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但是我仍然感恩这些年的生活锤炼，那怕是挑战和打击，这也将促使自己在日后以泉涌之水相报。在博士论文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刻，似乎也预示着我的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回头望去，在卫津河旁、在燕园求学的十余个年头如白马过隙，凝固了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但在研究的道路上，我或许还只是个在沙滩上玩耍、拾贝的孩子。研究走的越深入越是发现人文、社会研究之难，也才发现自己之前所谓研究的幼稚。对于即将开启的新的未来，我既期盼又迷茫，学术无涯苦做舟，漫漫长路我自努力攀登吧！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爱我的人，献给我热爱的、见证我成长的燕园！

                                                                              XXX                                                                                    北京大学畅春新园宿舍
                                                                           己丑年丙辰月

近日，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接受本报专访谈知识分子、启蒙、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普及等问题。

　　写给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人看

　　1　关于本书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新京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你讲述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与苦难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提及一些美好的事对您精神世界的影响，为什么？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这个命题就是谈应该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把苦难过分强化。

　　新京报：对你来说，精神资源如何变成一种共识，并在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钱理群：从思想、学术的发展角度来说，思想中断了。我们后人的思考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但是，前人的思考已经被抹杀了，我们一切得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思想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继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更有责任记下来总结。

　　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要找材料都找不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后人，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如实的说出来，希望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我估计这个书的读者不会太多，但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2 介入现实要以学理为基础

　　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2 关于自己

　　新京报：在你所说的“精神界战士”和学者之间，应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理群：就我自己来说，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但是，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贵州待过18年。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我的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注学术问题背后的思想问题，我的学术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来做学理的探讨。而“精神界战士”更强调行动和实践，两者之间是相通的。“精神界战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精神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的学问正好为你的精神提供学理的支持。同样是对社会问题发言，你的批判有学理基础和没有学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发言，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以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专业基础的，只有有了学理的基础，发言才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发言是以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越深，他的发言就越有力量。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文化界有多次论争，但是你一直没有参与，为什么？

　　钱理群：除了与几个同学如黄子平有过少数合作之外，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我常常处在场外观察的状态，很少参与各种讨论。但是，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我自己讨论的问题，与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直接针对那些问题的。

　　比如，我没有参加人文精神讨论，但是，我更关注这场讨论背后的问题。我这本书前面讲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都是8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像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我没有参与。但是，我把他们的争辩的问题化解成了具体的思想问题，做自己的讨论。我逃避论争的原因在于，问题的论争最后常常变成人事关系，人事纠缠，产生意气用事。我对此有一个概括：在边缘的位置上讨论中心的问题。 

3 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做人底线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哪些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逻辑不一样。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新京报：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情况很复杂。他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之后，到9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物质社会的诱惑之下；另一方面，很多坚固的东西都被瓦解了，像你这样自省和反思已经很困难了，你认为呢？

　　钱理群：是很困难。因为困难，所以总需要有人来坚持。

　　新京报：你以自身经历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是一种常态，你是否过于理想化了？

　　钱理群：道德有不同的层面，但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比如说你没有力量反抗，你不反抗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伤害别人或为虎作伥。即使你做奴隶，你也不能当奴才。不能要求所有人当圣人，但也不能认为大家都如此，就必须如此。我要坚守什么，我自己对自己会有要求。但是，我不会去要求别人。但有一条，做人的底线不能过。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鲁迅、王瑶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认为那是幕僚、师爷们的事。在思想家和实践家之间，你似乎对后者不太重视，为什么？

　　钱理群：我是讲，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选择。总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有一种血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第一种层面，他是理论家，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第二种层面，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批判，他是批判者，比如鲁迅。这两个层面的，我们都称为思想家，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批判者。他们不是做实践指导者的。第三个层面的是实践家，他们将思想、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第四个层面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里的学者，所谓“关起门来做学问”的人。他的任务是积淀，传播、传递知识。这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哪些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逻辑不一样。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在哪里，局限在哪里。   

　4 明知力量有限，但是必须做

　　关于启蒙

　　传播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或知识，不是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你的目的是启发学生内在的创造性，启发他们做思想和知识的主人，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

　　新京报：就你自己来说，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层面？

　　钱理群：我通常扮演两个角色。有时我是从思想者的角度，那我的思想很彻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激进，因为我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不考虑实践的。但是，有时我也参与实践，这是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但必然有很多妥协。

　　新京报：你一方面质疑启蒙主义，一方面又坚持启蒙主义。前几天，易中天在上海表示，很不喜欢“启蒙”这两个字，因为这代表一个是“启”，一个是“蒙”，有太强的精英意识。你对此怎么看？

　　钱理群：我强调启蒙的原因在于，我认为，现在中国有很多问题，但是，最大的还是国民精神的问题。说简单点，是人心出了问题。现在强调教育，教育本身就有启蒙性质。我所质疑的启蒙主义是，你是救世主，你是教训别人的，这是我要质疑的。

　　比如作为一个教师，他和学生是一种互为启蒙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你传播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或知识，不是把你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你的目的是启发学生内在的创造性，启发他们做思想和知识的主人，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坚持而又质疑其实是我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认为，价值本身存在一种陷阱，你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比如说，坚持启蒙主义对我来说就是坚持做教育工作。这种启蒙可能有两个陷阱：一个是你可能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到启蒙的有限性，防止夸大。所以我所强调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低调的、理性的。明知道我们做的事儿很有限，但是必须做。

　　新京报：这也涉及知识分子摆正自己位置的问题。一方面要防止自己有过强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民粹主义。

　　钱理群：知识分子是民众中的一个，我觉得，不能否认精英的存在，但是，精英意识不应该和平民之间对立起来，两者应该是朋友关系。

　　5 被批评“走在鲁迅的阴影下”

　　关于鲁迅精神

　　我的精神资源比较单一，主要是鲁迅，这是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这个弱点，同时也有优势。所以有人说我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这就包含着批评在里面。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新京报：鲁迅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其他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最广泛吸收精神资源，仅有鲁迅是明显不够，我们很明显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还有同时代人包括胡适的精神资源，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资源。我这些年用我的概念强调鲁迅的精神资源，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个人认为，20世纪中国自身的经验在思想文化上，最高的是鲁迅。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是胡适。我觉得，鲁迅的资源可能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这是我强调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京报：但是，在你的精神资源里面，主要是鲁迅，其他的比较少。

　　钱理群：就我个人来说，就是我的精神资源比较单一，主要是鲁迅，这是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弱点。但是，我这个弱点，同时也有优势。首先，它没有使我陷入完全传统化或者完全西化的毛病。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或者西方的大家，最理想的状态是进得去，出得来。而我的问题就是进去了，但是我没有完全出来。所以有人说我钱理群走在鲁迅的阴影下，这就包含着批评在里面。我自己也知道，没有完全跳出去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始终对鲁迅资源的挖掘还不够，现在只是开始。而很多人认为太多了。鲁迅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之外，常常有超越性的思考，而我们对这些估计不够。所以，我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就从鲁迅那里找到资源。

　　另外，就是你跳不跳得出来，不是你主观愿望能决定的。我何曾不想跳出来（笑），谁愿意永远走在别人的阴影下？我认为，成为最好的研究者就是不仅精通他，深知他，还能超越他。你能成为他的对手，倒过来批判他。那是研究的最高境界。研究孔子，研究鲁迅都应该这样。但是，学者很难做到。我就没有看到一个研究者能超过孔子，到更高的地方来成为孔子的对手。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具有比他更强大的思想力量，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做到的问题。坦白说，我无法做到比鲁迅更强大。但是，有些问题我是接着他往下讲，这就有我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样做也有学者批评，说你这样讲的不是鲁迅，是对鲁迅的过分阐释（哈哈大笑），真是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没有超过鲁迅，你就是被他捆住了；另一方面，你又有所发挥，过度阐释。其实，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自己的局限的，我对这一点认识很清醒。

　　新京报：你刚才说对鲁迅的认识刚刚开始，使我想起了陈丹青在谈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时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钱理群：陈丹青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对鲁迅的认识受到一些局限；另一层意思是还有些东西没想到。我觉得陈丹青是深知鲁迅的，对鲁迅进入比较深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对鲁迅的认识还没完，甚至刚开始。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民族要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很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更难。我觉得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一点是我们有鲁迅，我与很多海外学者接触，他们都很佩服，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鲁迅。

6 中学生可以读懂鲁迅

　　关于中学语文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

　　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接近鲁迅，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新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新京报：你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既是实践鲁迅的思想，也是对现实问题的介入。这套书的市场反应怎样？

　　钱理群：我介入中学语文，基本上是坚持一种民间的活动。我编的书，是课外读物，不是教材。这套书销售一直很好，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万了。

　　新京报：你编的这套课外读物，选了多少鲁迅的文章，有具体的统计没有？

　　钱理群：课外读物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有主编自己的个人意图，所以我选鲁迅的作品比较多。我们过去选鲁迅作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迅的哪些作品适合中学生读；所以我选了很多现在教材里面没有，但我认为是中学生可以接受的文章。还有就是怎么读的问题。

　　新京报：你也在中学做过尝试，就你了解的情况看，现在的中学生能否像你一样走近鲁迅？

　　钱理群：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一直尝试到中学讲鲁迅。我给他们上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从拒绝鲁迅到接纳鲁迅。我到过的学校有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还有北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自己亲自讲，听课的学生很能接受。听到底的学生不多，但是，听的人收获很大。我编了一个教材，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审定通过了，作为高中学生的选修课程。

　　我有一个观点，只要具备两个条件的青年，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上走近鲁迅。一条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读不懂鲁迅。第二条是思考问题或者说对现实不满，对自己思想不满，希望有所突破。因此，对鲁迅的态度，其实和每个人的选择有关系。如果这样的估计没错，确实有相当多的青年在拒绝鲁迅。但是，也有一批青年在走近鲁迅，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证明：鲁迅的著作特别畅销，甚至包括我们讲鲁迅的著作也始终畅销。当然，读鲁迅的读者比例不大，但是绝对量不小。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接受他。我经常开玩笑说，孔子非常热，鲁迅比较冷。从表面上看，鲁迅比以前冷多了，以前大家都读鲁迅，学鲁迅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鲁迅，有人欢喜，有人怕，有人骂，其实是正常的。（哈哈大笑）

　　新京报：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况，选一部分鲁迅作品作为大学的通识教材是不是更好？

　　钱理群：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接近鲁迅。我有一部分资料没有整理出来，根据很多学生的反映来看，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认识。我一向认为，鲁迅是常读常新的。读鲁迅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阅历太浅，可能读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收入《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的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西部农村教育“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总是在夸耀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且不说这是一个虚数，水数，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地区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如一位作者所说，“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形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张玉林《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这些沉重的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而我们的思考和追问还要深入一步：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底线”的突破，“活着的理由”又成了问题

　　最近，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同舟共济》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如 孙立平先生所分析，所谓“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而成的，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依然如故。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在始终以农业社会为主体和基础的中国，乡村文化，它所内含的民间伦理、价值观念、生活逻辑、基本规则、规范，所建立的基础秩序，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载体。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乡村文化的衰落，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严重性，它意味着孙立平先生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频频失守”，“社会生存的基础正在面临威胁”（《这个社会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如何看待“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及其相互关系

                                我们要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梦中情人

——献给六一儿童节   

昨夜

沉沉的睡去

梦中再见我的“情人”

那个穿着绿白相间格子的男孩

白净、秀气的男孩

在大大的操场上

他就在我的前面

我们戴着红领巾

一字排开

站在空旷的操场上

广播里

回响着广播体操欢快的声音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他就那么蓦然回首

甜甜地

坏坏地

温柔地

望我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

左顾右盼

看自己

是否跟同学站齐了队

心在那时“怦怦”地跳……

回忆从J开始。按现在推算，J和我应该是从幼儿园小班和大班相遇的。其实，在80年代我们所在的农村，根本就没有幼儿园，也就没有小班、大班，我们只有一个学前班。在一间破破烂烂的教室里。教室内除了刷在墙上的黑板和前边的一个石头和砖垒起来的讲台，剩下的就是我们破破烂烂的矮矮的石头或破烂木头撑起来的课桌。座位是我们从各自家里搬过来的小板凳或小马扎。我们的学前班老师，是村里一位干部家的女儿，招了夫婿入门。胖胖的脸，臃肿的身子。小学毕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教学前班。

或许就是在那个教室我认识了J——村长的儿子，一个聪明、可爱、帅气、白净的男孩。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都在一个班。因为我们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同一个班主任。因为她从一年级把我们带到五年级。她是村里后街干部的妻子。上过几年学。据说，她丈夫是某乡的主要领导。

J和我在班上都是“重要人物”。成绩都总是名列前茅的。他数学很好，再加上是村里有权势家庭的儿子，身边总有一群小跟班的，因而班主任任命他为班长。我语文很好，尤其作文。家里哥哥姐姐留下来的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本、小画书、课外读物相对来说比其他不让子女上更多学的人家多，因而我模仿和间或抄来的文字，常常被作为范文在高年级和低年级传看。记得有一次，我从作文书上模仿了一篇写妈妈的文章，那篇文章里写了一个儿媳照顾自己瘫痪在床的婆婆的故事，我为了突出形象，添油加醋，把妈妈写成了恶儿媳，把有点中风的爷爷作为照顾对象。假戏真做，由于实在写的声情并茂，后来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很同情的跟我说，你爷爷真可怜，你妈妈真是有些坏……除此之外，那时的语文作业，无论是每天布置的，还是假期的，我都完成的相当迅速、漂亮，尤其对于类似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题目，很在行，通常与标准答案差不到那里去。因而我的作业本也就成了范本，被大家传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的身边也有一群小喽喽——女“护花使者”。再加上语文老师是班主任，对我厚爱有加，于是我也就成了学习班长——与J平起平坐。

尽管如此，最初我们并没有什么交往。在课堂里我们坐的远远的，走在路上多数也互相之间不说话。但是在小学里，老师都爱开各种大会小会，帮老师改作业、批卷子等等。我们的班主任尤其喜好召集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到她办公室里来。与其他老师共享办公室不同，班主任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里边有垒起的煤台，似乎家人也住在那里做饭。这样，我和J倒也有较多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现在想起来，J对我，应该有小孩子那种自然的喜欢吧。就象我对他那样。有一次，乡里要举行作文竞赛，但名额很少，只有一个。班主任召集了些学习比较好作文水平差不多的学生，民主推选谁去参加。J最先高高的举手，说“小琴吧！他作文很好”（小琴是我在上小学时用的乳名）。我则害羞的低头，不看任何人。

有时候，放学后，我们就在校园里的“乒乓球园地”里一起做作业、玩耍。“乒乓球园地”是我现在为它们所起的美好的名字。其实，就是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用砖头垒来的几个石头台，有四五个吧，我们就用它来打乒乓球。这是我们那时不多的娱乐设施了。天气好的时候，放学后，这些台子自然就成了我们做作业的好去处。露天，空气很好。边做作业可以边在那上边栽跟头。或者从地上把两脚栽到石台上，锻炼腰身。再或者磨些石头子来玩掷“mianban”的游戏（家乡话带儿话音，实在不知道这游戏学名叫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学名，只是我们家乡才有）。

在记忆里，小学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我不仅快乐、调皮，还是校内的“风云人物”吧。尽管大学时与同寝室同学讨论起童年来，我这个乡下孩子所经历的那些活动显得那么的黯然。但是，在只有那些活动的校园里，回忆起来仍然光鲜鲜的……

三年级时，乡里几个学校举行“朗诵比赛”，我过五关斩六将得了第一名。当时的场景记忆忧新。我朗诵的文章是“十里长街送总理”，清楚的记得，读到最后，下台时我的眼角挂着泪滴。那次，我得到了“一元钱”的奖励。我回家跟妈妈好好的夸耀着，“……今天班主任老师奖励我崭新的一元钱！”，此外，不忘加上的是，“邻居家的小青得了二等，老师给了她一个很破的，快裂开了的五角钱……”。一元钱对于那时的孩子，也是个不小的书目。要知道，那时我们身上多没有什么零花钱。仅有的一些似乎是从爸妈的口袋里翻出来的皱巴巴的一角，两角，或者一分二分，或者是被妈妈吆喝去打酱油剩下的几分钱。用一分钱就可以买好几颗糖豆豆，一毛钱可以买两根铅笔，两毛钱的雪糕是非常好吃的那种，属于奢侈品。想起来，至今我再没吃过那么香甜好吃的雪糕。

让我最得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被选上作为校广播员，在早上升旗后或者课间做操时，向大家广播。那时全国都在流行学习雷锋和赖宁。我就为大家大声的朗诵雷锋和赖宁的故事和事迹。记忆里，透过那间小小的办公室，看到全校所有的学生整整齐齐，安静、庄严地站在那里，专注地聆听我做的广播。心里既紧张，又感到无比的自豪。不仅为自己，更为雷锋叔叔和赖宁哥哥……那时候广播里配备的音乐常常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啊……”“……学习雷锋，好榜样……”

不过，有时候，为免得单调，J和小青也有时被选来做朗诵。提起小青，让我想起来，小学里，她一直是我的潜在的竞争伙伴。小青是我们班里长得最秀气的女生。白白的瓜子脸，长长乌黑的头发，优美的身姿。她住在我家房子后边那条街里。和J家离的不远。由于离的近，他们放学后总能一块走。我常常想，她应该和J在一起，王子和公主，多好的搭配呀。小青在学习上也常与我争高低。她语文也很好，人也开朗活泼，再加上漂亮。因而有一群“男喽喽”可交流，常被人捧着。

不过说起来，小学里，男女学生更多时候其实是“授受不亲”的。男女课桌之间的那条“三八线”用白色粉笔画的非常的鲜明。各自不能越界，否则就会有场战争了。我记得，我就跟同桌——那个“浪荡公子”大战过一回。班主任虽然偏爱我，但是她更偏爱她的侄子C。C是个流害的孩子，有种痞子气息。上课做小动作，下课捣蛋。门门功课红灯。班主任将他安排到前排跟我做同桌，希望我可以帮助他监督他学习。但其实，我们互相看不顺眼，常常小战大战。有时惹的我哭鼻子。最大的那次战争爆发在一个午后。自习课，他一会跑到后排，与他的“哥们”交谈，朝其他学生掷纸飞机、扔石头，一会扭头，跟我后排的小青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或者扭头过来，将胳膊故意伸过“三八界”妨碍我学习。我气愤不已，站起来，把他的课本、文具摔了一地。之后，他摔了我的书，我又撕毁了他的书，还相互对打了一阵。那天没什么老师在。不知道怎么收场，我最后搬起凳子，吓唬他说，“我不上学了，回家去……”头也不回，搬着凳子走出教室，但走到学校砖头路的一半，想起，这样回家怎么跟妈妈说呀，估计要被唠叨、数落半天，而我最怕妈妈的唠叨，于是昂头挺胸又折回去，跟他说，“要回去的是你……我为什么要走……”，当时全班哗然……我不知道J当时是怎么看我的，但是他没有站起来为我帮忙，让我对他极度失望，作为班长他应该维持班级秩序的……这样我很久故意不理他。

J在这之后还来找过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到我家来找我。那是在暑假，我称它为麦假。应该在现在的暑假前两个月，正是乡下收麦子的时候。那时，乡下学校的假期基本上都是根据农村节气设置的，因为很多小学的老师都是同村的农民，身兼农民和老师两职，很少有专职的老师。因而我们类似的暑假，不是避暑，而是回家帮大人收麦子，做农活。有时，学校还规定，开学后要统计你在假期里拾了多少斤麦穗。

那天下午，爸妈都下地了，我正在家院子里搭起的厨房中烧灶火做饭。大热天，汗流浃背的，脸上汗珠不断,被烧灶火的手一抹，简直就是一个大花脸的“灰姑娘”。听到我家的小狗“灰灰”汪汪的叫声，我走出“厨房”。是J带着几个男孩子，过来问我假期老师都布置了什么作文，什么作业，以及跟我商量之后组织晨读的事情。我低着头，跟他说话，手足无措，不时扔下块刚蒸下的白面馒头喂“灰灰”。要知道，刚土地承包不久，农税繁重，孩子又多，那时家里并不常有白面馒头的。J走后，我赶忙去打水洗脸，看着脸盆中的“大花猫”，发愣好一会儿，心想，离小青家那么近，怎么不去找小青问呢？那天饭被我烧糊了。后来被妈妈责骂的很惨。

不过，其实，我常常去J家。因为大家都去。小学里，正是“西游记”热播的时候。我是个“电视迷”。那时村里唯一一家有电视的是J家。因为他爸是村长。电视放在三间瓦房进门的那间。晚上，上完晚自习，大家都跑去他家看电视。场面非常热闹。每当西游记篇头那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当片尾曲奏响的时候，则遗憾的要命，真希望能有一天连看多集……

后来我们组织了周末和假期的晨读。我和小青组织女生，他组织男生。我们约定每天6－7点到村东头的空地、池塘和小树林边朗读。村东头那时还是很大的片空地。是村里分给有两个或多个男孩的家庭做宅基地的。但那时我们还都是孩子，家里都没怎么建房子。于是这些宅基地都用作我们打场的基地，夏天堆满了麦垛或者麦子打完后的麦秸跺，秋天就堆满了豆秸。我的习惯是早晨睡懒觉。有时就错过了时间。但是那是自尊心很强，有时候我睡眼惺忪的过去，已经晚了很多，不好意思见他们，就独自一个人躲在某个麦垛后豆秸堆后。J和其他人很块就发现我，可能他们独自读太没意思了，我那时还算是大家的开心果，总能制造些插曲……有时候，我们读着读着就被那里的蟋蟀、蝈蝈吸引过去了，晨读变成了蟋蟀大战，或者捉蝈蝈比赛，一个小时后，我们带着这些战利品，高高兴兴地回家，让哥哥编个笼子，挂在院子里的歪脖枣树上，每天在它们清亮的叫声中醒来……

……

后来，小学就接近尾声了。J家有钱，他也聪明，去了镇上的重点中学上学。我就留在村里那所学校继续上初中，两年后，国家取消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之分，我也跑到邻村去上中学……离的很远，已经不怎么见面。

之后听说他读了幼师，那时候农村学习最好的学生都考师范，那怕中考分数进高中绰绰有余，或者复习很多年，也要这么做。因为，即使这样也比上高中上大学节省时间和成本，很快可以毕业，做教师，脱离做农民的命运，周济家里。J也就选择了这条路。我那时还没有培养起对教师职业的热情，也因为哥哥姐姐都上的高中，爸爸开明，坚持要让我们读高中，考大学。因而我就如愿读了高中，进而做起了上大学的梦。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那年学校为奖励考上那几所重点大学的学生，会敲锣打鼓的去其曾读书的初中宣传，并到家里为我们放映露天电影。那晚邻村的老老少少都来家门口看电影。由于没钱，也没怎么准备，哥哥办了稀薄的筵席招待老师和村里的干部。我这个还不知事的小丫头，对这种场合不知所措，抱着小侄女也去看电影。放映机那里遇到了J。和J进行了长大后唯一的正式交谈。

  “……”

“为什么不考大学？……”

“……以你的聪明应该可以比我上更好的大学……”

 他聂诺着，“……家里让考幼师……好早点找工作……有铁饭碗……”

“……”

 我默然，心里为他惋惜。

 ……

之后他毕业就到邻村小学做了教师，90年代，农村小学里不多的正式教师，男教师。我大学每年回家，有几次在路上碰到他，已经陌生到无话可说了。礼貌的点点头。各自走各自的路。后来再回家，听母亲说，“……村长的儿子结婚了，那天下很大很大的雪……人们以为不吉利……”我说，“是吗？”……怅然若失……为J，也为我们无法左右的命运…… 

J早已不再是我心中原来的J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学直到现在，许多年了，每年都会梦到他，朦朦胧胧中看到那个“纯纯的男孩，微笑着，温柔的看我……默不作声……穿着绿白相间的格子衣服……红领巾在胸前飘荡……”

PS：网上曾经有一首关于70年代人小学故事的老歌或叙述文字，非常真实、生活和感人。怀旧的人不妨去找一下。因为，那里记载了我们纯纯的少年时代，那个年代里纯纯的学习和生活故事……

在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盲人的读物进行邮递时要给与免费。但其实在版权的纠缠内，关于盲人读物邮递的免费内容中还是有许多细节可言的。“盲人的读物”到底是什么样的读物啊，盲文，专门为盲人录制的有声磁带？还是可以为盲人用的一般的磁带？模糊语言，对我们好还是坏？不过，终于看到这一政策出台了，还是不错，呵呵！！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介绍残疾人保障法(组图)

中新网4月24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李援介绍,修订后的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人乘坐市内交通工具时,要给予免费,盲人的读物进行邮递时,要给予免费。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中国残联有关负责人就修订后的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李援介绍,社会保障这一章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为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要求。对无劳动能力、没有抚养人,或者抚养人不具有抚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按照规定,国家要给予供养。对残疾人无障碍服务方面,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给予便利和优惠。特别是盲人乘坐市内交通工具时,要给予免费。盲人的读物进行邮递时,要给予免费。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电信、广播、电视等对盲人、聋哑人、语言有残疾的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所以社会保障这一章对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为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要求。

在社会救助方面,对困难的残疾人家庭要给予基本的、最低的生活保障。按照国家规定,如果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生活仍有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在我的印象中，自己似乎一直这样认为，英国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慈善、捐赠，而美国的图书馆更多的是依靠国家配给的比较充足的经费。并且英国人更愿意出钱资助其公共图书馆。那位苏格兰的男人，安德鲁·卡内基的慷慨，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愿意这么认为的偏执。

在做相关问题的时候，看了一些国外私人图书馆，图书馆慈善，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 Library）的资料，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曾经有多少的误解和误读。由于1850年爱德华法案是在英国确立的法案，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基本上是依赖于政府的经费资助的，英国人通常不愿意再为图书馆提供捐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通过税收支持了这一服务，再次捐赠是一种双重的付费。而图书馆之友尽管在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新西兰，英国都有发展，但是在美国是发展最好的。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当地的成分。而美国的图书馆慈善的发展无论是在大学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上都是发达国家中比较好的事例。

想想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美国，乃至世界拔尖的大学的图书馆的起家史，就不难看出私人捐赠对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贡献。而目前的美国的大学，如杜克大学等等，其图书馆甚至都成立有专门的发展或者规划职位，并定下每年筹集资金（gifts and grants）的目标，来额外的为图书馆筹集资金。公共图书馆更不必说。私人捐赠，基金会的捐捐赠曾经为图书馆带来了甚至超越政府配给的经费。而图书馆形象的宣传，政治游说等等方面也离不开图书馆之友的密切支持。

私人捐赠的历史在西方国家源远流长。1850年之前的岁月里曾经是处于领导性的地位。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由公共税收支持的图书馆（public and tax-supported library）建立，国家投入成为图书馆经费的最主要的来源后，私人慈善尽管退居其次的地位，但是仍旧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就起了重要的作用。更不用说卡内基·财团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资助，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许多的公共图书馆，重铸了公共图书馆的辉煌。但是，即使这样，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方也不是很充足。很多曾经的贡献者的资料和档案都保存的不完整。

因而，在中国这个从20世纪初才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才进入历史画卷的国家，这一领域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历史短暂不等于就没有相关的历史。当今，在社会力量建馆，在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农民，知识分子，个人……参与援建图书馆，赠书等轰轰列列兴起的时代里，无疑我们也应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做些什么。

老槐在其博客文章“常熟会结束后的思考”后有一小段关于“社会力量建馆”的精彩得理性的思考文字，可以说分析的一针见血，给人带来无限的后续思考和研究空间。

“社会力量办馆是“国际惯例”，也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我国绝大数“社会力量”各自为阵，谁都可以来办办馆，不但使基层难于应付，而且几乎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宣传效果除外）。这是因为图书馆事业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的事业，一旦中断投入，前面的投入就前功尽弃。各种“社会力量”很希望帮助农民，但他们却不了解图书馆学与农民阅读需求。那些办了就死，死了再办的图书馆，在图书馆人看来是一块心病。而图书馆界想介入社会力量办馆又太难，对方不信任图书馆人，也没有力量支持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很希望有哪个县级图书馆能深度介入社会力量办馆，做出个模式来，让各种“社会力量”看到依靠图书馆的好处。” 

但是，独那寥寥几个字“社会力量办馆是国际惯例”（这句话也被博物馆界在反复重复着），让人不满意。到底是个怎样的惯例？没有人来回答。我想，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地了解国外到底是在怎样的用着这个“惯例”，我们只能用这么模糊的认识，模糊的字眼来作为自己论说和“研究”中的证据。

顺便再提点题外话，就是我们对国外情况，国外文献的“误读”和断章取义这个问题（误读的问题，在于良芝图书馆导论中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中曾经几次提到）。在文学作品中，“误读”，不但无可厚非（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误读出精彩和创新，但是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中，误读就不可以原谅（我这么认为）。我们要做真正地比较图书馆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将他们还原到人家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中去，只有真正的透彻地了解了世界，我们也才能有我们真正的“本土化”。

话说在MSN上偶遇在UIUC做访学的Professor Zhang。谈起今年将去UIUC的几个学生，于是就顺带谈起他费了很大劲协商，使系里与UIUC签了这份交换项目。对此有点兴趣，于是就上UIUC的网站上转了转。接着就发现Professor Leigh Estbrook，也即UIUC已经退休了的前院长，这位很博学的教授，领衔做的这份与政府信息服务以及公共图书馆有关的研究（User Satisfaction with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At Public Libraries And Public Access Computing Centers ——A proposal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Leigh Estabrook and Lee Rainie, principle investigators）。

尽管从研究题目来看，似乎是做用户满意度调研的，但是从其研究计划来看，其认为（似乎以前研究也这样认为）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通常是以比较高的满意度收尾的，无论用户真正得到的是否是错误的或糟糕的信息，因而其研究侧重在公共图书馆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其他方面。国内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而觉得值得介绍过来。

Leigh Estbrook教授等主持的这个项目预计是在今年3月份完成。因而还没看到其正式的报告。但是其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以及其他的一些背景性的调查等已经完成的部分，其实已经为国内做这个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从其写的研究计划来看，其主要是回答如下几个研究问题：

1. 用户对与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服务和信息传递方式的偏好：a）只利用在线的；b）只通过传统的获取方式（如上访（walk-in），邮件，电话）；或者c）在线和传统方式都利用。

2. 具有有限地在线资源获取机会的人群到哪里去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

3. 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机中心都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培训，课程，辅导（tutorials）以及参考服务（个人辅导one-on-one，传统的，虚拟的virtual，或者其他交互式的帮助机制），来帮助用户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以及通过传统的获取方式？对于提供这些培训的图书馆员、教育者(educator)，以及培训人员(trainers)来说，他们可以获得的培训包括那些类型？

4. 通过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获取中心所提供的培训、课程、辅导以及参考服务，在增长公共的信息和政府媒介素质方面的效率如何？

5. 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中心通过下述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那部分具有有限地在线资源获取机会的人群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通过提供获取工具（providing access itself）；提高一般的互联网媒介素养；以及通过传统方式帮助获取（assisting with access via traditional means）。

其实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来问问自己。这也是我们研究中以及实践中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首先，关键是对政府信息进行界定，在我国目前，公众需要的政府信息都是什么？如何界定这个政府信息？其次，什么人在用政府信息，什么人需要政府信息，确实是需求者。再次，都利用什么途径获得政府信息，互联网，公共图书馆，电话，写信，直接到政府部门上访？公共图书馆在其中的位置如何?最后，利用公共图书馆查找政府信息的有多少？是利用公共图书馆提供的计算机，还是接受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素质教育，还是利用公共图书馆内提供的资料，公共图书馆提供了什么资料？公共图书馆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公共图书馆认为自己能做什么？通过与其他做的好的国家的对比，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提供互联网检索；提供政府信息；如何提供。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而，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即先要做一份实实在在的研究。研究问题差不多，研究涉及就差不多。因而，模仿这份报告，国内首先需要实实在在地对全国公共图书馆提供政府信息的情况做个摸底，参考别的国家good practice或best practice，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为政府提供一份建议。

如果想群策群力，或者要开辟这样一个“政府信息与图书馆”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刊物也可以专门开辟这样的版面请大家来进一步深入讨论一番。也不妨引起外界政要，以及其他相关利益学科的声音，扩大我们的视野。看看外界需要什么，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闲话少说了，还是附上这个研究项目中部分已见文字的翻译吧。几个文件在下述网站（http://cirss.lis.uiuc.edu/Surveys/imls.html）的具体链接中都可寻见。想更多更真实了解的还是上那个网站上转转。如果要引用的，还请注明出处。

部分内容翻译如下：

研究计划题目：

用户对于获取政府信息、公共图书馆相关服务以及公共计算中心的满意度研究：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研究中心，Pew研究中心，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合作研究计划//Leigh Estabrook， Lee Rainie，principle investigators

研究计划摘要：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简称IMLS，The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已经认识到可靠、精确以及最新的政府信息对于美国人民的重要性，这些政府信息很大部分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IMLS还认识到，对于那些只有有限地获取互联网机会的个人来说，在他们寻求各种各样的政府信息和服务时，得到何种帮助，以及他们对于自己从公共图书馆以及公共计算机中心得到的帮助是否满意，还知之甚少。下边的这个研究计划为讨论这一知识缺口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特别是，该研究计划提议，1）对于低收入以及只有有限地获取互联网机会的个人，及他们利用以及获取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和服务进行全国性的调查；2）对图书馆以及社区技术中心有关他们提供的帮助以及培训使用政府信息和服务进行全国性调查。3）对于示范性的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进行案例研究，评估他们为用户提供的教育培训和支持，并特别强调对这些用户的后续跟踪调研，以评估这些培训和支持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效率。

这些研究战略，再加上大量的背景研究，用户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的不同方法趋向的发展，以及与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一道工作，将使我们不仅能够报告用户对为用户提供的获取各种层次的政府信息的帮助的满意度，而且还能够报告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机中心为那些认为政府信息对其有帮助的用户提供的教育和服务的各种有效的方式。

研究充分利用了三个机构合作的优势……（具体论述略）

研究计划的具体内容：

引言

IMLS 应邀做一个研究项目，关于具有有限地获取互联网资源机会的人怎样选择在家，工作或学校之外的地方获取政府服务和信息；是否这些用户对于所能够获取的信息和服务满意。还希望考察下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机中心为用户获取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信息和服务所提供了何种形式的帮助。

我们认为该项目的总体目标即，1）明确公共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CTCs）在使政府信息可获得及对公众可利用方面的作用；2）评估这些服务的有效性——用户的满意度如何；3）对这些结果进行广泛宣传。

我们的研究最终主要是关注公共图书馆以及社区技术中心（CTCs）提供的服务的有效性，而非偏重于用户的满意度研究。从历史上看，有关用户满意度的研究通常都将显示很高的满意度，即使用户得到的是错误的或者糟糕的信息。因而这项研究如果聚焦于用户满意度的研究，估计也将产生高的满意度水平，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这项研究中所设计的，以及我们希望知道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包括了一个全国性样本的电话调查，辅助以Pew曾经做的一项有关已知道的具有低获取机会个体的调查。这将提供有关全国范围内的个体及其政府信息利用状况。其还将明确个体认为那些来源对其有帮助。图书馆研究中心和Prairienet一起，将进行有关公共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的调查，之后还将对示范机构（exemplar organizations）——即事实证明该机构提供了有效的培训和服务，进行后续的案例研究。我们后续还将进行一个少量的教育机构参加的调研，希望在评估基础上确定出可以作为成果的一些教育项目。但是，在这些努力之前，我们还必须进行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在回顾IMLS的请求时我们认识到其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定义或理解“政府服务和信息”使其具有可操作或可实施的，也即对于问卷调研设计来说，使其为图书馆员，社区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一般大众都能够理解，简单易懂的。政府信息包括了数据，税务表格（tax forms），健康信息，水质（water quality），食物代金券（food stamp），农业和娱乐等。政府可能在利用政府信息时并不清楚其是来自于那级（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因而我们建议将研究分为两步：

A  首先，“文献”调研（广泛意义上的），考察目前有关政府信息和服务利用及培训状况。还将调查与延伸对政府信息获取和利用相关的网站、blog以及组织。我们的目标是总结众所周知的有关政府信息的提供、服务以及培训，以及明确下一步研究。

B．最初的“文献”调研还能够使我们发展一个综合的术语体系（taxonomy），一套可用于调查以及图书馆员和一般大众的焦点小组的有关政府信息和服务的分类体系。我们将开展并提前对此进行检验，通过咨询IMLS、图书馆员、社区技术中心工作人员、vendor、其他政府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一般大众用户。这些预先的准备工作，大约在该研究的最初2-3个月内进行，将为该项目后续的工作更提供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使我们的调研对于所有的回应者都是易于理解的。4个焦点小组，两个是针对图书馆员，两个来自其他constituencies的代表，将为评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提供机会。我们还希望这些分类，从长期来看，对于从事有关政府信息利用的类似研究是有帮助的。

研究方法

IMLS确定了需要回答的5个问题，我们打算通过一下三方面的研究来给与回答：1）全国性的用户利用调研；2）全国性的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的调研，主要是其为利用政府信息提供的帮助和培训；3）案例研究。对示范性的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进行。评估他们的提供的教育和支持，并特别强调对用户跟踪调研，运用产出测量方法（output measures）评估这些教育或培训以及支持的效率。

1.用户对与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服务和信息传递方式的偏好：a）只利用在线的；b）只通过传统的获取方式（如上访（walk-in），邮件，电话）；或者c）在线和传统方式都利用。

2.具有有限地在线资源获取机会的人群到哪里去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

C．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建议对于先前确认的具有有限地计算机获取的个人（运用一些screening questions来保证他们仍旧还满足这一衡量标准）进行全国性电话调研，并补充以一份区爱国型的随机抽样调研。大约20%的美国公众可以被认为是获取机会有限的人群。……总之是数量有限，对于详细地分析不利

我们建议扩展这种分析能力……我们希望能够访谈500个具有有限地获取机会的用户。……

用户将可能被问道各种类型的需求或活动以及他们去哪里寻找信息。在询问了这些不同的需求种类后，我们将让他们描述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在这些领域内需求的信息，以及他们怎么获取这些信息。我们还将问到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的利用。最后，我们将询问他们可能得到的有关获取政府服务和信息的培训，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那些提到图书馆或CTC的人还将被要求会议利用的地点，如果他们能会议起来的话。我们意识到有关利用政府信息的之类的问题可能是很敏感的。这些可利用的信息，如健康护理（healthcare），监狱认证号码（prison identification numbers），福利（welfare benefits）等，可能是他们不愿意讲的。此外，当被问到与政府的关系时，他们可能本能地就会警觉起来，即使这些问题“仅仅（simply）”只是关于信息或服务的问题。

其他两个合作机构所做的工作将为这一研究计划提供支持（gives strength to this proposal）。我们的目标包括，1）得到足够的回应率，以对全国情况进行推论；2）从整体上确定人们利用政府信息时的不同方式；3）明确具有有限地在线资源获取的用户对于政府信息的一般需求以及利用。

3. 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机中心都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培训、课程、辅导（以及参考服务（个人一对一辅导，传统的，虚拟的，或者其他交互式的帮助机制），来帮助用户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以及通过窜同的获取方式？对于提供这些培训的图书馆员、教育者，以及培训人员来说，他们可以获得的培训包括那些类型？

D。为回答这些问题，伊利诺伊图书馆研究中心将进行一项基于网络调研（邮寄问卷作为后备支持），针对包括1500个图书馆和大学社区技术中心在内的分层随机样本进行，希望各类的回收率在60%。我们打算对调查问卷进行预先进行检验（pre-text），以确保我们没有忽略掉在通常的种类之外的培训形式或服务形式，同时也确保图书馆员和CTC员工理解我们在调研中询问的有关政府信息的范围。

针对问题四为了准备我们的研究，我们还将询问被调查者有关他们所利用的测量工具来评估他们所提供的培训和服务。我们特别想关注的是基于这些评估的结果。我们尤其对于基于这些测量确定出结果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补充我们的研究将是有价值的，如果他们愿意共享这部分数据的话。作为对样本的补充，我们激昂直接与这些在全国性的电话调研中确定的图书馆以及/或CTC’S联系。

E．对于为培训者以及图书馆中的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培训信息，LRC将调查所有的州立图书馆和认可的LIS教育项目，相关的职业协会。对于CTC培训信息，我们将从CTCNet和地区性的CTC中心开始，以明确其培训活动。通过对专业文献中有关此类培训的广告和通知的手工检索（human search），以及对网络中和数据库中有关政府信息和其利用的教育、培训和服务的搜索调研来进一步补充这一调研。

 对于CTC staff的问卷调研激昂包括一个或更多的问题以决定CTC staff从哪里获取培训，根据他们的回答，将进行一个类似与对图书馆服务提供者的跟踪调研，包括是否有任何的结果评价（outcome measures）用来评估他们项目的效率之类的问题。

根据对这些调研的回答，图书馆研究中心将确定出30个示范的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对下述机构进行跟踪调研很感兴趣：1）提供有正式的培训以及/或在利用政府信息上提供有结构性指导的2）理想情况下，具有基于效率事实的结果（outcome based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以及（3）有意愿与研究小组共享其信息的。

在研究计划中，我们在D和E部分的目标如下：1）获得足够的回应率以从我们的样本中对整个图书馆群体进行合理的推论；2）制作一个有关图书馆和CTC中所提供的培训机会和服务的全面详细目录；3）开始确定现有的有关培训项目和服务对于培训和服务的接受者影响效果的基于结果的测量（outcome-based measurement ）；以及4）确定范例图书馆和社区技术中心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4. 通过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获取中心所提供的培训、课程、辅导以及参考服务，在增长公共的信息和政府媒介素质方面的效率如何？

F．图书馆研究中心将对示范馆和CTC的员工成员，有关其战略对于增强公共信息和政府媒介素养方面，进行深度电话访谈。我们将对项目设计，员工招聘方式（recruitment methods），支持这些图书馆和CTC活动的日常（day-to-day）服务以及员工培训感兴趣。我们将请求其提供培训资料、参考服务提供记录(reference transactions)的样本以及评估资料的复本。

G．基于从这些访谈中获得的信息，图书馆研究中心将与sub-group的5-7个图书馆和CTC一道工作，以进行深度的案例研究，调查他们怎样为用户工作以使政府信息和服务可利用。这一阶段特别重要的是，确定出这些图书馆和中心希望达到的清晰的可测量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建立基于测量的结果（construct outcome based measures），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我们对这些机构的评估工作。这些研究将涉及在用户培训时进行现场的参观（site visits at the time user training is being conducted）；在那个时间与培训者和会谈，并请求对用户进行后续的跟踪访谈，在培训结束近一周以及此后一个月后。图书馆研究中心将为参与这一后续研究(follow-up)的用户给与现金激励（cash incentive）。

我们在F和G步骤的目标是要识别可能有效的战略，基于公众的反应和自我报告（public responses and self-reports），以及通过现场观察和对员工，培训者以及用户的访谈来证明这些最初的发现。

5. 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计算中心通过下述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那部分具有有限地在线资源获取机会的人群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通过提供获取工具（providing access itself）；提高一般的互联网媒介素养；以及通过传统方式帮助获取（assisting with access via traditional means）。

这些问题将在全国性电话访谈以及对图书馆和CTC的调研中强调。在上述各部分中所达到的目标将使我们可以豁达这一问题。

评估 (略)

调查结果传播计划   公众和专业人士（略）

计划的时间表（proposed timetable）

1.文献回顾，网站资源，采访关键的个人（1-3月）

2.发展术语体系（taxonomy），有关政府信息的问题的设计和提前检验（pretest），提前检验问卷，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以形成统一的意见（focus groups to build consensus）（4-6月）

3.设计全国公众调研（3-4月）；执行调研（7-8月）

4.设计图书馆员和CTC员工的调研（3-4月）；执行基于网络的和印刷本的调研（7-10月）

5.对培训者和培训机会的调研（8-12月）

6.确定示范馆（11-12月）；执行电话访谈（12-14月）

7.对于范例馆下包含的子样本（sub-sample）进行案例调研，以及跟踪用户调研（14-20月）

8.总结和评估（review and evaluation）发现，准备报告，向公众和专业群体传播结果（21-24月）

9.发表结果和数据（presentation）（整个项目之间）

项目管理计划（略）

项目人员（略）

经费预算合理性（略）

得闲看博客，看到老槐老师和河边老师等博客中关于08新年峰会和政府信息公开等的一些文字。对其中具体论及的内容没有什么想发言的。到是对范老师自己表达的“说的有些重的话”以及河边老师的“专业技能”有点感可以发发，或者再加把火。

近来看一本80年代初的书——Patricia M. Coleman的《谁的问题：公共图书馆与弱势群体》，书中论及了作者那时对图书馆员的一些尖锐的批评，但很中肯，尽管近30年过去，现在读来仍是那么深刻和切中图书馆学的“时弊”。下边是我从那本书中翻译过来的文字（关于这本书以后另撰文介绍），这是作者在论述图书馆员对公共图书馆使命认识模糊时谈到的几点：

1）图书馆员趋向于缺乏想象力的，不能够独立的思考或者批判思考。“盲从综合症”（bandwagon syndrome），无论该职业将什么看做是最新的发展，凭借这种盲从都会成为主流的话题，例如，近年来的，团队图书馆学（team librarianship），电子计算机化工作（computerisation），社区信息，都被图书馆员引进过来希望改善其服务声誉，而无论他们在某一时间某种情况下是否能够应用或何时能应用。

2） 图书馆员大都是浅尝辄止（librarians dabble）。他们非常擅长于回应一次性的需求和寻求帮助的请求，但是通常不会再进一步的思考所发生的事情以发展一个将适合整体的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更长期的回应。例如，展览的请求，收集图书以及一些信息一旦满足则不会进一步挖掘其价值。

3） 图书馆员很快在本专业内部就能创建起新的专业领域（specialisms），例如“延伸服务（outreach）”，“社区图书馆事业”（community librarianship），“读者指导”(reader advice)这些都是术语某个工作领域，却要求而有的图书馆员都参加到其中。

4）图书馆员总爱纠缠于问题和自我批评之中。大会和研讨会很丰富，其中围绕问题领域而进行讨论，但是却很少制定行动计划。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通常会议上会制定详细的计划，紧接着即开展新的服务。这方面，可以参见如社区信息的文献。

5）图书馆员认为自己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他们总是担心自己会跨越界限。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弱势群体服务领域，为不为弱势群体开展服务而寻找借口：如图书馆不是社会工作者；在教育领域——图书馆员与正式教育无关/不能参与正式教育（take no part in form education）；在社区信息领域——图书馆员没有资格提供指导（are not qualified to give advice），即使信息本身通常是不足够的，并且告诉某人他们具有这样的权利，并不能保证他们将能得到这些权利。

 （以上文字参见whose problems？the Public Library and the disadvantaged，1981,59页，粗粗翻译的，可能有些不准确）

你是否发现自己发现的情况或自己身边存在的现象与书中这些论述确实存在很大的吻合性？

第二个问题，关于专业技能（professional skill或expertise），确实是的，我们似乎很少强调这点。而国外的书中似乎比较注重这一点（因为我发现这个词在一些书中出现的比例很高，也不知道我感觉的对不对），这也可能跟英美把图书馆学定为一门专业学科（profession），或者说作为一种专业教育，与法律，医生这样的需要专业技能的学科和教育类似，有关。国内似乎很少强调这点，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也可以说多少年的实践（包括教育和事业），或者更确切地说负面的实践（如事业发展中安排非专业人士进入这个职业，老弱病残收容所，而教育中似乎也不怎么强调这点，这似乎跟国外教育的那种分类不太一样）一手造成这种状况。

于老师那时（《图书馆学导论》出版一一晃也有三个念头了吧）提起了职业精神（或者说专业精神（profession），当时对这个词的提法，一些专家有不同意见，曾写信问过范老师，答曰，可能翻译为专业跟合适，因为职业总让人与汉语内职业教育联系，降低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层次）也足见，国内这种意识是很薄弱的。但是，也可能有人认为这不符合我国国情，就一笔把这一问题给否定掉了。

而这种意识的薄弱，可能就造成了种种问题的存在，在遇到问题时很少人进一步从图书馆人的专业技能角度思考。图书馆职业之所以成为一种职业，需要具有的是与社会上其他职业相区别的技能，而我们的多少工作体现了这种属于我们的独特技能。在一些社会问题出现后，政府安排资源时，会有声音说“图书馆职业被边缘化”了，那么如何能让社会看到图书馆所具有的独特之处，能做出的贡献。有时候图书馆人自己就把自己否定掉了。？我们的职业人自己就把自己定义为“只能是借借还还”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吗？还成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吗？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是“职业资格认证”（这一段好像不再听人提了，火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与“职业资格制度建设”的问题谁在先谁在后，也就是说谁是因谁是果，是因为没有这种意识所以导致了“职业资格制度”没有能在国内建立，还是因为“职业资格制度”从一开始没在国内建立，而导致了这种“专业”意识的薄弱。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一下，也就明确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在实践中确立这样一种制度是这样的艰难。

紧接着相关的，就是教育问题了。有时候，我就感觉国内国外在论述同一个问题时常常牛头不对马嘴或者说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很可能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不对称造成的。国内国外那时在讨论Gorman的“图书馆教育危机”以及iSchool的时候（这里不谈他们这种认识是不是存在偏见），就存在这种情况。那时曾经亲耳听界内很牛的人说，“我不认为我们存在什么危机，相反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我们培养的人可以在那么多的行业就业，这是其他学科能做到的吗？”的确是，我们可以培养“万金油”式的学生，却常常面临着自己对自己这样的质问“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的核心技能是什么？”当然，我无意反对这种意见和认识，因为我们各自以各自心中认识的世界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坚持说谁就是对谁就是错。因为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和情况确实不一样。

今年同来拉大的还有华中理工大学的一位清秀的男生。专业似乎是造机器人的专业。很凑巧，他居然住在我家马路对过错对门的房子中。第一次见他，是来这里差不多两周之后了。是我喜欢的那种理科学生类型。很踏实。不张扬。

那天和他一块去参加一个教堂的活动。明月皎洁。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谈起了家人。他说他爸爸很爱种养花草。侍弄花草也是我的喜好，虽然总把它们种到枯枝败叶的地步。因而随口说，这爱好挺好。老人了，退休后总得有点事情做，要不怎么打发大把的时光，如果不能找到使身心充裕的事情，很容易患上心理或身体疾病。他附和，但转折了下，说，就是有点烦身边人，因为总让我和妈妈帮他把那些花盆什么的搬来搬去，这点不太好……

我没有再言语。确实，人老了对周边的人总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带来些烦扰。但是，在我的意识中，这似乎是子女和身边人应尽的义务。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话，永远不要嫌弃你的父母学不会电脑，你要知道，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是如何不厌其烦的教你蹒跚学步，如何不厌其烦的教你一笔一划地写字，一字一句地读书……

对于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对那个亲爱的人尽这份孝心了。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家庭美满的同学朋友。我一直的愿望就是，如果有来世，有重新选择的可能，我想要一个圆满的家庭，拥有一张全家福。无论是缺少父爱还是母爱，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种严重的缺失，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会爱的人，没有爱人的能力，也没有让人爱自己的能力，甚至都没有自己爱自己的能力。大学以来邂逅了几次所谓的恋爱，都因为自己对爱的逃避而无疾而终了。我认为的一句名言说的是，爱情不顺利的人，要么忧郁要么暴躁。确实，我在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着这句话。

我有位友人，尽管家庭健全，但是却和我一样忧郁，尽管优雅貌美，却和我一样不怎么自信。最初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性格，因为她的家庭环境她所拥有的资本可以说比我优越很多倍。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才知道同样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缺乏爱而造成的。父母的繁忙，不擅长与子女交流，压抑的家庭氛围，造成了我们成长中的障碍。使得我们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体会到的总是苦涩大于快乐。尽管我们身边不缺乏爱，但是，我们始终不能让爱融汇到我们的骨子中。

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父母，虽然他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或许有过失职；父母也一定不要忽略你的孩子，因为，他的内心能否体会到爱，是否具有爱的能力，都在于你在他年幼时为他营造的那份氛围。

刚到英国不久就碰上了这里的圣诞和新年放假，自然要考虑到处走走。由于来英后就互相失去了联系，我怀着侥幸心理给月英发了封信，竟然联系上了，于是去伦敦呆了数天。与她相处，感觉到的是一贯的干练和爽朗，但是增加的感觉还有她的时尚，以及其他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是一个喜欢探究别人心理的人，当然不是为了八卦。于是就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单月英的名字。发现大量的报道是关于她刚刚所打的一场著作权纠纷的官司。似乎是人大副教授马利清刚出版的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剽窃其硕士论文内容2万余字。月英将其告上了法院。看了网上的各种介绍和月英写给学术批评网的文字，我的心里对她增加了份敬意，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著作权意识或者更多的说最先的发表权意识对于我们这些还是小人物的硕士研究生来说，依然是一种很模糊的意识。对于我自己更是如此。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真的没有做出过对这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增量有所贡献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也真的不曾有这样的意识。记得曾经跟师兄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师兄当时说，你应该尽快将你硕士论文中的内容发表出来，先圈地，占领这篇领域，这证明你比较早的涉及这个领域，并且你的研究是比较优先的。这就类似于科学发明和发现中申请专利权，最先发现和最先发明是很必要的。而确定这些的关键之一是你必须优先发表出你的成果。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些忠告不以为然，甚至有时候嗤之以鼻。

这是我一贯追求完美和不自信的性格特征使然。当一项研究，或者说所谓的研究做完后，我总觉得欠缺很多，需要完善后才能发表。有时候则是完成就完成了，然后就束之高阁，不再想理她。但是，说真的，自己到也是从来都没有这种著作权或者抢占优先发表权的意识的。深究起来，却也是自己这种根深蒂固的无为的或者与世无争的个性所致。在我的认识里，在学术研究上，或许谁先发表都是无所谓的，只要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研究就好。而且我总会想，不好好地去做研究，争抢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尽管有时候看到别人大量的借鉴了自己论文中的材料和思路，却连在参考文献中提都不提一字还是很恼火，但是也就随他去了。今天看月英打这场官司，无论这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还是仅仅是学术失范。除了多了这份敬意外，也再次提醒了自己学术研究上的这种权利意识。

月英写给学术批评网里有这么两段文字，一是关于学术道德操守的，一是有关社会科学领域这么多年来的积贫积弱与不作为的，读来让人感叹：

　
　　“……笔者不才，在北大学习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著名教授的教导，在读硕士的三年用尽所有精力才写出了3.6万字的一篇小文，里面还免不了有失误。而马自称在郑州大学三年的博士学习期间除了在核心期刊发表十篇学术论文外（马博士学位论文《原匈奴》后有详细列举，马书《原匈奴》后记有专门提到），还写出了数十万字的令人击节叫好的匈奴巨著（见马书《原匈奴》后记）。对比马的高产，笔者实在感到惭愧！但笔者唯一自豪的是自己从未想过也未做过抄袭他人成果的事情，从不曾给教导我的老师们丢脸，从未曾让教育我多年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蒙羞。我是考古界的小人物，我甘心也认真地做一个有道德操守的小人物。
　　
　　在结束此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今年六月在我们院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中，北大一位著名教授对人文社科领域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历程作的那个极精彩的比喻。其大意是这样的：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早年的大师是造自行车的，现在的学者能造自行车的寥寥无几，更多地是修自行车，更可气的是居然还有人嫌修自行车麻烦，直接去偷自行车。我们在惊羡教授才华的同时是否应该认真作些反思呢？！考古出身的著名作家张承志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曾在为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著作《考古学是什么》写的序言中写到：这是一个印刷文化垃圾的现代，是一个产生文化侏儒的现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现代……。的确，学风需要建设和纠正，学术尊严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学术界甘于寂寞、认真做研究的真正学者还是绝大多数，我想那些靠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学术骗子终究是会被遗弃的！希望这不是我的梦想。 ”

我也希望月英的希望不是梦想。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些学术研究中的小人物也有一些自信和优先发表权的意识。更希望我们不要再做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培养起学术规范的习惯和意识。

Online Information 2007，4-6 December，Olympia Grand Hall，London，UK

网址：http://www.onlineinformation.co.uk/online07/conference_2007.shtml

具体会议日程3天，具体安排如下：

Day one：Tuesday 4 December

09:45 - 11:00

OPENING KEYNOTE ADDRESS: Web 2.0 in action: Free culture and community on the move

Keynote speaker:Jimmy Wales, Founder, Wikipedia and Wikia, USA

Moderator:Adrian Dale, Managing Partner, Creatifica Associates, UK

11:00 - 11:30 break

11:30 - 13:00 三个分会场报告

Track one：The Challenges of 2.0

The challenges of 2.0 - Innovation or anarchy?

Moderator:Adrian Dale, Managing Partner, Creatifica Associates, UK

Keynote speaker:Euan Semple, Independent Advisor, Euansemple.com, UK

Web 2.0 - The challenge for the organisation

Speaker:Phil Bradley, Internet Consultant, Independent, UK

Real Web 2.0 benefits

Speaker:Richard Wallis, Senior Manager, Talis, UK

Track two： Information search and discovery

Search: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vs. profitability

Moderator:Chris Sherman, President, Searchwise, USA

Track keynote: Search - getting serious

Keynote speaker:Greg R. Notess,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 SearchEngineShowdown.com, USA

Search Engines: Universal Knowledge Agents, or Big Brother?

Speaker:Chris Sherman, President, Searchwise, USA

Google - beyond search: an update on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Speaker:Stephen Arnold, President, Arnol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SA

TRACK THREE：Library & publishing

Library 2.0 - fact or fiction?

Moderator:Brian Kelly, UK Web Focus, UKOLN, University of Bath, UK

Track keynote: A Tech Forecast: Library 2.0 in the Real World

Keynote speaker: Stephen Abram, Vice President of Innovation, SirsiDynix, USA

Mina bibliotek.se - a library web site of the future

Speaker:

       Lars Eriksson, Project Manager & Technical Advisor, Minabibiliotek.se, Sweden

       Robert Rosth, Editor, minabibliotek.se

Web 2.0 and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a learning and teaching perspective

Speaker: Philippa Levy, Academic Director, CILAS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13:00 - 14:00  Lunch

13:15 - 13:45  ROUNDTABLES

Roundtable 1: New collaborative search strategies

Hosted by:Judith Koren, Information Specialist, ResearchTrail, Israel

Roundtable 2: Libary 2.0

Hosted by:Philippa Levy, Academic Director, CILAS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14:00 - 15:30

TRACK ONE：The challenges of 2.0

Tools, technologies & costs of Web 2.0

Moderator:Ewan McIntosh, Research Practitioner, Learning & Teaching Scotland, UK

De-mystifying the technologies and understanding costs

Speaker: Karen Blakeman, Director, RBA Information Services, UK

Phil Bradley, Internet Consultant, Independent, UK

RSS: The Glue of Enterprise 2.0

Speaker: Andre Bonvanie, Owner & GM, NewsGator Technologies, Netherland

TRACK TWO：Information search and discovery

What's new in search engines?

Moderator: Christiane Wolff, Head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 Publications, 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 Germany

Tips and advantages of alternative search engines within a web 2.0 context

Speaker: Amelia Kassel, President, MarketingBase, USA

20 Search Tips in 25 Minutes

Speaker:  Mary Ellen Bates, Owner, B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 USA

Latest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search engines

Speaker: Lars Våge, Librarian, Mid-Sweden University Library, Sweden

TRACK ONE：Library & publishing

Copyright 2.0 - Addressing rights management for complex information delivery

Speaker:

·                  Cindy Hill, Principal, Hill Information Consulting Group

·                  Hugh Look, Senior Consultant, Rightscom, UK

·                  Sarah Winmill, Head of Information Systems,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UK

Moderator: Bill Burger, Vice President/Marketing, Copyright Clearence Center, USA

14:00 - 14:05

The UKeiG Jason Farradane Award sponsored by Sage Publications will be presented by the UKeiG in track one at 14.00. This Award recognises an individual or group of people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outstanding work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c

15:30 - 16:00 BREAK

16:00 - 17:30

TRACK ONE:The challenges of 2.0

Web 2.0 in action

Moderator: Mike Davis, Senior Analyst, Ovum, UK

Calling all social media doubters:wiki@Vodafone keeps employees on the same page

Speaker: Christian Schatzinger, Gobal Technology/Global Opertions, Vodafone Group Services

It's more than technology: how ERM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embraced Web 2.0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issues

Moderator: Bonnie Cheuk, Head of Knowledge & Information, Global Knowledge Sharing Program, ERM, UK

We've Got The Technology, Now How Do We Find The Time?

Speaker: Anne Welsh, Information Officer, DrugScope, UK

IW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Award Presentation

TRACK TWO:Information search and discovery

Solve your search dilemmas - ask the experts!

Speaker:

Mary Ellen Bates, Owner, B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 USA

Amelia Kassel, President, MarketingBase, USA 

Greg R. Notess,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 SearchEngineShowdown.com, USA

Marydee Ojala, Editor, ONLINE Magazine, USA

Chris Sherman, President, Searchwise, USA

Moderator: Stephen Arnold, President, Arnol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SA

TRACK THREE:Library & publishing

New business models: show me the money

Moderator:Jan Palmen, Senior Vice President, Publishing Practice, Innodata Isogen, USA

From community site to subscription model: a success story

Speaker:Emma Shercliff, Managing Director, Macmillan English Campus, UK

Business Model Development for Digital Libraries

Speaker: Daniel Fischer, Research Assistan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Ilmenau  Bernd Markscheffel, Academic Counsellor & Chair, Information & Knowledge Management, 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Ilmenau, Germany

British Library developments: Library 2.0

Speaker:Ruth Jones, Head of Development, The British Library

17:30 - 18:30

Networking drinks and Knowledge Café

说明：这是新任ALA主席对图书馆教育危机发表的一点看法，将原文翻译了过来，见下文。如果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

Leslie Burger. Changing Library Education：Instructional program transformation is key to the profession. American Library，2007（4）：5-5

在当今世界里图书馆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变化的图书馆教育：教学项目的转变对于职业发展是最为关键的

我不想卷入当今这场关于图书馆教育的争论。在我之前ALA数任主席，特别是Michael Gorman已经作了很多工作，让我们关注当前的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具有良好价值观念的未来的图书馆员。但是当我最近几个月忙于做交接计划transformation agenda中，我希望达到的目标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强大的、具有竞争性的图书馆教育项目，这些项目要既关注图书馆的发展历史、职业基础，同时也关注在当今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未来图书馆的各种发展可能性。

在当今的世界中图书馆教育将是什么样子的？与图书馆和信息领域其他事物一样，他们的改变发生在眨眼之间，图书馆教育同样如此。你之前可能已经听说了在信息学院（information school）和图书馆学院（library school）之间的紧张状态，例如图书馆学院处于关闭的风险中，或者图书馆项目不得不寻找新的院系，他们提供着类似的项目，新的学院强调远程教育，以及教学与实践需要的脱节。

ＡＬＡ不可能仅靠自身的力量改变图书馆教育，这需要依靠当地所有机构的力量。但是ALA的认证要考虑图书馆教育的“gold standard”。很显然，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图书馆项目认证标准，将能够影响到并能改变图书馆教育的本质。

除了采用更强、更具解释力的（prescriptive）的认证标准，我们还需要在其他舞台上改变图书馆教育，如与图书馆情报学会，其他国家性、地区性、州立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实践领域以及与图书馆学校学生合作，征求他们的建议，以确保图书馆学校教育能培养21世纪的图书馆员，他们具有图书馆价值观和并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们可以在下列方面影响将发生的变化：

1．创建新的认证标准，定义图书馆教育的核心要素，以及社会所期待的图书馆院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

2 现实地思考21世纪图书馆所需人才的教育水平以及继续教育类型，确保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具有最新的和熟练的技能

3 通过图书馆教育灌输给学生职业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生理解图书馆服务的基础，给与学生必要的工具和知识，以推动下一代图书馆的发展转变。

我已经发起创建了“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Library Education”来帮助制定新的图书馆教育标准。由ALA过去的主席Carla Hayden任主席，the task force将在ALA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大会上碰头，并将在2008年ALA在Anheim加利福尼亚召开的年度会议上报告其推荐的标准。当然，这些标准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one-size-fits-all fix），但是是时候讨论阻止这场危机并使教育进行转变了。去年我去了7个图书馆学院参观，Buffalo，Pratt，Rutgers，北卡罗来那，UCLA，学生和教师的责任心使我备受鼓舞，感谢那些学生———未来职业的引领者促使我们来处理与图书馆教育相关的棘手的事情。

我们必须坚持来做这件事，承诺将其扭转到正常状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害怕问我们自己这些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当这关系到教育的时候，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4期由陈传夫院长组了一批关于iSchool的文章，可以说在叶继元老师发表于2006年图书馆杂志2006年上那篇文章基础上，将iSchool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比如，叶老师的文章否定了之前在博客中出现的“去图书馆化”的观点（似乎我博客中有），认为恰恰相反，是试图融合传统的图书馆学、LIS及传统的信息学……。

确实，我在查找资料时也发现，在iSchool的年度会议中确实强调了与图书馆传统的关系，提出要提高图书馆员的待遇，并且很多iSchool保留着LIS项目，授予LIS学位，并且很多学院的LIS项目还很繁荣（如匹兹堡大学iSchool院长访谈录中就提到这点），iSchool中很多在LIS上排名很靠前，如UIUC，北卡罗莱那等都是数一数二的。从此来说，确实名称中的去L化，并不能证明iSchool是‘去图书馆化’的，是否保留有LIS项目是衡量LIS教育的实质内容。但是，即使如此，iSchool的发展依然代表了一种信息范式的转向，在这种范式下，图书馆教育在学院的program中还能否占据中心的位置？是否将被边缘化？似乎这一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吧。而这在国内表现得更为突出，概念体系的人为转换，课程的改造等等。

另外，叶老师在新的材料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学科整合的观点。但是，不知道这种趋势是“试图在整合这几个学科”，还是information science地位的提升、自身教育的凸显和整合？

王梅玲教授对台湾借鉴iSchool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持谨慎态度，提出应该学习这种理念，但是指出台湾整合困难重重，目前走向iSchool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去分析下国内两个或几个学科的发展，无论融合还是信息化的转型都是在十分仓促下做出的，并且国内十分重视上位学科和学科群建设，可以说其研究取向和路径与国外还是比较有差异的，走的道路更是一种速成式的。情报学本科不是依据信息整合了么，结果是什么？

iSchool运动兴起仅有几个年头，相关资料并不充分，我们能依据的资料很少，真的是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我们在这有限的资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能真正套用到或指导国内的学科建设和教育上的有多少？国内的学科发展和教育与国外走的道路真的相同或相似吗？

由于最近在做篇与iSchool有点点联系的文章，同时也将国外iSchool的相关资料重新查了一下。鉴于这些文章里都体现或杂糅了几篇国外文章的观点。这里把查找的这些相关资料粘贴过来，因为各人看这些资料后的体会都有一些偏差，不如自己去看这些资料认识来得更清楚些。

1.     Catherine Lazorko, SILS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Deans discuss "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  

http://sils.unc.edu/news/releases/archive/RELEASE_deansPanel.html

几位院长关于iSchool运动的观点。

2. Cronin, B. (2005). An I-dentity crisis? The 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5, 363–365. （见我博客中iSchool运动英文文章）

4. Debons, A. & Harmon, G. (2006). The I-Conference in Retrospect.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pril/May.  

 http://www.asis.org/Bulletin/Apr-06/debonsharmon.html  这篇有意思。

对比了70年代时和目前information science取得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识别时的讨论和当前iSchool的讨论。认为，information science项目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但当时主要是由现存的学科领域吸收和附加的，不得不包容进这些不同的传统领域存活下来，这样带来的影响即学术界趋向于通过这些传统学科来看待information science，并争论information science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性工程领域或仅仅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延伸，而不依据是其创新性和独特性。但是，iSchool的兴起，已使其成为为其他不同学科团体提供基础的家，已经从1960－1970年代将information science安置到哪个学术领域转变到今天iSchool决定应包括哪些学科？哪些与Ischool的框架相吻合，旧的学科在新的不断变化的学科之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其定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从来源概念看待。

5. Larsen, R. (2005). An Interview with Ron Larsen about i-schools. (The 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 CNI;  27 minute recording).

http://connect.educause.edu/Ron_Larsen_Interview_CNI_2005?time=1171201467

 这是一个采访匹兹堡大学iSchool的Larsen院长对于iSchool的一个访谈录录音资料

6. The I-Schools Project   http://www.ischools.org/oc/

“The iSchools Charter”, available at: www.ischools.org/oc/charter.htm

7. I-school (Information school) 的一个粗略定义。 在网上Birger Hj鴕land整理了LIS学科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其中有对iSchool的一个定义和解释。并附了相关材料。

It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to prefer the name "information school" instead of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在21世纪出现了I-school取代图书馆情报学的趋势。

"While broad-based information program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late 1970s, it is in the past five to 10 years that the field has really taken off.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are employed as information architects,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 Web developers, information scientists, librarians, network administrators, systems analysts and computer user support specialists." 尽管更广义的信息项目出现于1970年代后期，在过去的5-10年内真正开始起飞，信息职业者在信息构建、信息系统管理、网络开发、信息科学家、图书馆员、网络管理者、系统分析和计算机用户支持专家就业。（是材料1中的一段话）

8. Michael Seadle, The new mission of a new i-school Library Hi Tech Volume 25 Number 1 2007 pp. 5-9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ContentServlet?Filename=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Articles/2380250101.html

9. 一个blog资源 http://sentra.ischool.utexas.edu/~adillon/blog/?cat=2&paged=2

有一些连续的博文报道和看法

10. Raymond F. Von Dran. Putting the “I” in IT Education. Educ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4：8-9  pdf文件（非原文翻译，大意摘录了几段）

无论如何称呼这些学院i-school，information studies school，information science school，其中“信息”都是最重要的，I-School中“I”是信息而不是技术，通过这一视角，将‘I’放入IR教育中，增加服务的价值，通过信息扩展人们的能力，iSchool的倾向是人、技术、服务、管理，通过技术、政策、管理和人们的工作来整合information science这一领域。

iSchool包含相对大的一些领域如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电信和图书馆学，但是在iSchool联盟中具有计算机传统的学院其发展趋势也是日益转向信息和人，比如Georgia Tech的计算学院强调计算机为人所用，开设大量的人机交互、可视化等课程和研究。除了课程，在整体方法导向上不仅仅是技术，同时考虑风险评估、安全系统和安全政策中人的因素。

iSchool学院开设课程、授予的学位以及研究人员的背景及研究方向上也可以反映出上述整合。以授予的学位为例，雪城大学提供信息管理和技术的学士学位以及信息管理、电信和网络管理、LIS的硕士学位，也提供研究型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分别授予informatics学士学位和information science硕士学位，更强调技术。

11. Unit Strategic Plan F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arch 31, 2006. Access on 2007-4-28.   UIUC的一个LIS教学战略规划，其中涉及到点iSchool论述

伯克利、Georgia Tech和UC-Irvine以及Penn State外其他I-school学院都授予LIS硕士学位。其中伊利诺斯大学LIS学院总体上排名第一，北卡罗来那教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紧跟其后，在数字图书馆、儿童和青少年服务，法律图书馆学，信息系统，以及健康信息图书馆学上也都排名十分靠前。

 一点说明：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上学时受有老夫子思想倾向的老师影响更深些，我一向从骨子里排斥热点的东西，但是这里还是帖了些不成熟的想法，错误和不当之处各位看官海涵吧。

 2007-5-29日晚记

过些天就要综合考试，我偏偏就是紧张不起来，坐在阅览室闲翻杂志。翻到了《东方企业家》上对张五常的采访录，翻到了叶至善老先生的“我的母亲”……

张五常是个桀骜不逊、有智慧的人，看那一头个性突出的白发和那双深邃的眼睛就可看出来。采访文章记者给起名为“制度乐观与文化悲观”.

——中国的制度

“中国这28年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如果连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中国制度是怎么回事，就说要改了，要把西方的制度引进来，这就有问题了”。

“留学外国的人回到亚洲国家时，就喜欢把西方的制度引进，这是很大问题，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如果我们不明白它到底对在什么地方，就要引进最低工资啊，美国的货币制度啊，反托拉斯法啊，什么福利经济啊，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很多经济学上的东西都是错的。所谓的宏观经济，从头错到尾。从凯恩斯到现在的宏观经济，全盘都是错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许多人摸不准应该走什么方向，好的东西他们捡到后都不知道。（朱熔基时代县与县的竞争制度，货币制度）这两个制度是非常特别的，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中国的学术与教育

在学术竞赛上一塌糊涂。我很佩服当年的英国，这么小的国家，没有什么钱资助教育，可是回头看，经济学有斯密、李嘉图，物理学有牛顿，生物学有达尔文，文学有莎士比亚，画家有特纳，很多人才，人家形成了学术气氛。

和谐的社会可取，但是思想上学子要有冲击力……在教育的基本结构上出错，会出大的问题……找一些真正懂得教育的人去从事教育吧。

——你内心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什么？

我坚持对真实世界的调查，我知道自己能够找到真理。

——你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有好老师，很多好老师。碰到好老师是幸运，但选到适合的要有我自己的本领。……我学老师和其他大师的思考方法，占为己有，然后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想法终于自成一家。

……

“我的母亲”是叶至善老先生的遗稿，写了自己的父亲叶圣陶与母亲胡墨林女士的相濡与沫，感情真挚，写了身边的家人，朋友，生活，写了中学课文中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叶圣陶先生的文章是如何得来的……故事娓娓叙来，淡中见奇，让你似乎回到或就在那个虽不久远也已久远的年月里，体验那些故事，人生谈笑间灰飞烟灭的惆怅滋味顿上心头……哪天闲了，要去买来〈父亲长长的一生〉再看……

2007-4-18  晚

一点贱言

看游园大哥在自己自留地里推荐“图书情报工作动态”杂志，不仅有点想法上眉头。其实关于“图林中文译站”和“图书情报工作动态”我都早已窥探好久了。

我想，“图林中文译站”是不是可以做成wiki版的，以发动大家之力，各人把自己翻译的东西不断添加进来（其实我自己在看或写东西的时候总会翻译些东西的，也积累不少，我想他人大概也应如此，只是可能不想把自己积累的材料给予他人罢了，哎开放存取意识和公德心都不强呀，自我反省之），这样以来或许可保长久之发展，也省驿站大哥和小弟们一些力气。

同时，图林中文译站完全可以和《图书情报工作动态》联手打造一个图林更大的译介刊物，把国外最新的思想以最快的速度介绍进来。其实我们图林还缺少一个这样的象样的刊物（尽管可以推测‘动态’试图做成这样）。确实，一个学科的研究需要本土化的研究，但是综观各社会科学学科，大都走过了一个先‘拿来’再自立的阶段，而日本和台湾基本也都走过或正在走这个阶段（至于他们在走这个阶段时留下的后遗症这里略去不谈）。目前，图林各个杂志中都常见有编译之作和介绍之作，但散见各地，阅读不便，不如集中起来。此外，或许这样做也能杜绝或减少一些从国外文章中翻译些东西糅合到自己文章中的陋习（虽然这个毛病我通常犯，这里先自我批评了，免得被人揪小辫子），甚至更大的抄袭之风。

当然其中之不可行之障碍会有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呵呵，权当一点贱言，想说就说了（又不犯法）。

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这让人感觉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奈。一个人行走在浩瀚的知识汪洋中时，就像一滴水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你会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渺小，甚至自己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踪影。绵绵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曾经有多少人列队走过？而你又在哪里？

但人类的悲哀或许还不在这里，而在知识的延续。在知识的延续中，总会有知识的丢失。一代伟人，一代学者走了，我们无法将其知识完全承继下来。后人从诞生之后就在学习，可是还不是需要从头再来一遍？但是事过境迁，很多前辈人曾经累积下的知识在今人重新成长时，或许就那么被忽略了。因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中总是会看到年长者这样的感叹，“今天人在做的事情，我们那时不是早已做过了吗，而且似乎做的更好。”

没有什么能够避免这种知识延续和传承的悲哀，即使有图书，有图书馆，有博物馆，有更先进的数字技术……这都无法将上代人的知识原封不动的还原、延续，从而下代人不断在上代人基础上前进。也或许这就是人类的宿命。不然的话，或许我们早已发展到一个异常发达的文明。但是，或许到那时候我们也已经离灭亡不远了呢？

任何事物似乎发展到极端都要再来一遍。打破它，让它从头再来。于是我似乎看到上帝在远方就那么对着人类不怀好意地微笑着，看着你长成一个智者，看着你再度毁灭，看着你再新生，再毁灭……就这么循环着、循环着……

明白了这些，我似乎也就明白了克里希那穆提那句话，“自知之明是智慧的开端，在其中含藏着整个宇宙，也包含了人性所有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