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巴黎的历史沉淀，国内现在一批小资作家动不动就亮出巴黎的左岸来。其实，巴黎20个区，区区都有历史，照我看，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历史盒子。在左岸，若只会沿着塞纳河边晃荡，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浪漫的咖啡馆可以坐。车水马龙，少数一些沿河旧书摊，画廊生意也凋零得很；必须往小街小巷中钻，那里才有古董店、画廊，小酒馆、咖啡馆、卖新鲜蔬果的小店、花店、面包店、肉铺、药房，那才是历史的巴黎。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比较早期开发的住宅区“丽江花园”里，虽然这个丽江与云南那个丽江一点关系都没有。流经我的这个“丽江”的珠江也挟带着上游排放的城市污水，绝对算不上美“丽”的“江”，但是我心里还是接受了这个“丽江”，因为比起广州市其他的楼盘，或者它比较安静一些，或者小区成熟一些，或者没有那么艳俗张扬一些。可是最近在江边一块条件还不错的地块上建造了一片 “丽江”的新住宅区，叫“左岸”，一下就刺痛了我，左岸哪是这样的东西啊！要调侃也找个还有点相似的东西来调吧？

网上有个作家，大约与我有共同的刺痛感，说出这样的话来“全国上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四下里崛起高耸的‘左岸楼盘’，只是因为大街小巷两岸三地，纷纷传唱的‘左岸咖啡与奶茶’。先是‘统一’公司精推的‘左岸咖啡馆，与芙朵奶茶等众经典作品’出台，接着是国内各地雨后春笋般，纷纷上马的地产项目。深业的‘风临左岸’，长沙的‘左岸春天’，杭州的‘左岸花园’，这些公司们群起揭竿，都打出了‘法式尊邸,人文世家，浪漫风情’的美丽招帘。而中关村的‘左岸公社’写字楼与上海四川北路商业街的‘左岸改造计划’更将这一左岸风潮推至顶峰。”于是这个作者明确告诉我们：“但是此咖啡不是彼咖啡，此左岸也不是那左岸”。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东西南北作为方位，来形容地方，除了重庆这样少数几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的城市之外，我们传统总是城南城北、东城西城的，美国佬则喜欢上中下的分划，上城、中城、下城的叫，直到“下城”（ downtown）都成了英语中“市中心”的代名词了。只有法国人在巴黎，才站在塞纳河中那个“城市岛”上，背对上游，面向下游，把城市分成右岸和左岸。

左岸有大学，有法兰西学院，有法兰西美术学院，早期住宅不贵，豪宅少于右岸，王公贵族都不住，才挤着住了好些文化人，不就有点像纽约的索霍吗？画家也有少数住这里，但是还是嫌太贵，因此才集中在右岸北边好远的蒙玛特高地。

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就在左岸

文化人多了，路边的小咖啡馆就忙了，文化人是自由职业者，不上班，充其量在附近的大学教书，家里没有人气，因此没事的都挤在便宜的咖啡馆里，聊天、辩论、调情、讲“段子”。海明威浪迹巴黎，手头的钱也不多，挤在这里倒出了灵感。萨特在大学教书，天天在这里“双叟”咖啡馆找个位置坐下，一天写自己的哲学手稿。此人面目难看，两个眼珠子朝两个不同方向看，他的存在主义却使好多女大学生为之疯狂。萨特说“文学先于上帝而存在”，那文学家就是上帝的祖宗了，“存在先于本质”，你要得出世才有自我啊！“人是自我的一种创造”，自然很合我们的心意，针对大社会造就精英的思想，精英不要社会帮忙，我自己造就自己，你想60年代那个狂的不得了的时代，这种哲学会有多少拥趸啊！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人习惯很时尚的翻译为西蒙波娃）与萨特的爱缠绵扭曲，还加进美国人奥尔格伦插一脚，无论八卦新闻还是严肃文学，这都是极好的题材。

我第一次去巴黎，住在左岸，那间Lenox旅馆完全一派左岸到不能再左的气氛，后门出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双叟”（Duex Magot）咖啡馆，也就是路边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咖啡馆，不远就是另外一间同样出名的“花神”咖啡馆，都人头涌涌，我通常都去得早，因为一是晚上喝咖啡会睡不着觉，二是这些时尚得不得了的咖啡馆下午开始就有点水泄不通的感觉，很坏情绪，因此选择早上喝咖啡。

“花神”咖啡店

“双叟”咖啡店

“双叟”离得最近，我就常去。酒保指给我看一张桌子，说就是当年萨特每天来埋首写作的地方。因为萨特，这里经常集聚很多激进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慷慨激昂，萨特在这里读自己的剧本给大家听，路人也有驻足倾听的，有好几次，萨特和卡缪在这里为存在主义是否就是人文主义的问题公开激辩。

我坐在那里，不过是个匆匆过客，看秋天的阳光慢慢爬上咖啡馆的遮阳棚，看人来人往，朦朦胧胧的好像回到那个摇曳而激动人心的60年代去了。看见萨特和西蒙波娃在争辩什么，看见海明威在写什么，会不会也有人在这里讨论红卫兵运动呢？

若是没有任何计划，坐在那里，一杯咖啡，读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或者佛朗索瓦.萨冈《战时之恋》，是如何开心的时刻啊！

我总是对朋友说：最便宜而感觉最高级的享受就是在左岸那些咖啡馆坐了，一杯咖啡加两个牛角包也就几块钱，一本小说，足够你打发一天。你在那里的营营人声中，不经意的听着20年代从奥尔良传到巴黎的蓝调摇曳，读你自己喜欢的书，随手写下你的感觉（注意，是用笔写，不是用笔记本电脑，才有情调），抑或画上两笔打动了你的景物速写。那种气氛，你到哪里可以找到啊？

在那种气氛之中，思想可以是现代的，但是周边的氛围却是历史的，浓郁得好像稠稠的沥青一样，无法脱开。

这里有好多书店，小书店，旧书店，站在路上看的书店，书摆在人行道上，我喜欢在那里转转，有时也能挑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都是那些使左岸出名的人在左岸这些咖啡馆写的书。那些书已经被人翻阅得旧旧的了，我却喜欢这种书的感觉，因为有岁月的痕迹，拿在手里就像捧着一段历史似的。波伏娃曾在被她称作“我们存在主义者的咖啡馆”那间“花神”咖啡馆的二楼，望着圣日尔曼大街的林荫，花去一个下午的时间，给她的情人奥尔格伦写下一封缱绻的情信。波伏娃的这本诗集，就在花神旁边一家旧书店有卖的，再上二楼，在那里揣测她当时的骚动，很有点偷窥的喜悦。

其实，现在国内的左岸风，是针对我们一批刚刚离开小资进入中产的职业群，明明知道右岸是贵胄的地方，跻身不入，左岸有文化，又有另类历史，还有浪漫，求其次，心里如果真是认识巴黎左右区别，哪有安心左岸的那份修养啊！

左岸现在是给一批连住左岸都还没有基础的小资炒热的，好像只要跻身“左岸”就可以捧一杯咖啡写出一首千古绝唱的诗歌来，好像坐在左岸咖啡馆里就能够坐成个萨特来，或者好像住在左岸就能够住出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来，并且是那种夺人妻、偷人夫的不伦之爱，才叫浪漫。我在左岸住过，也去所有那些咖啡馆坐过，没有诗歌，也没有哲学，更没有出现惊艳的婚外情故事，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而这种形态，经过国际商业炒作，已经逐渐变成知识分子所越来越难得享受的了。

2009年11月18日，于洛杉矶

蒙玛特高地上的“蹦蹦兔”酒吧

在歌剧院附近，有毕加索博物馆，喜欢毕加索的人，值得去走走。

毕加索在巴黎住了好多年，最早是住在蒙玛特高地，住在一个叫“洗衣房”的廉价公寓里，在 “蹦蹦兔”酒吧和一群年轻的前卫艺术家厮混，后来出名了，画卖得好，钱多了，就搬到比较高级一点的区里去了。

位于蒙玛特高地上的 “蹦蹦兔”酒吧，毕加索早年和一群年轻的前卫艺术家厮混在此。

在巴黎看毕加索的画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巴士底歌剧院附近的毕加索博物馆，是法国政府1985年成立的，收藏他的作品，速写特别多。经常有毕加索专题展览；第二个是蓬皮杜文化中心顶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有相当数量，另外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楼里面有他的壁画。

毕加索博物馆跟毕加索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他的故居，其实压根不是的。这里是17世纪由国家监仓包税人皮耶奥百德冯特内（Pierre Aubert de Fontenay）所建造的豪宅府邸，也曾是巴黎专业艺术学院。法国政府在1985年辟建成立著名的毕加索博物馆（Musee Picasso），在这里收藏了许多他的画作及雕刻作品，总计是203幅油画、158件雕刻作品、陶瓷器88件、素描1500件、版画1600幅。

除此之外，还有毕加索的亲笔原稿，编有他的插图的书籍，还一部份毕加索生平所收藏的立体主义大师乔治.布拉克（Braque）、幼稚派画家卢梭（Rousseau）和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胡安.米罗（Miro），还有雷诺瓦（Renoir）等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博物馆的视听室内播放关于毕加索一生事迹的影片，可以了解画家的人生，博物馆的小书店里可以买到毕加索名画的复制品、画册、书及相关物品。

蒙玛特高地上怒放的迎春花

我2002年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记得是举办毕加索和色情画的展览。那时候，收藏毕加索作品最多的三个博物馆——巴黎毕加索国家博物馆、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联合举办这个展览，甚为轰动。此公好女色，并且从来不隐讳，在众多现代艺术家中，这点是非常突出的。博物馆收藏的他的色情画数量也相当惊人。 说到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就要说起毕加索一生中的女人。他有过两个妻子，这是明煤正娶在教堂里宣过誓的，还有四名众所周知的同居情妇，还有其他的就难以数清了。他在一九七三年逝世以后，从分散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毕加索最隐秘的一 面。那就是毕加索爱女人，爱女人的身体，爱女人身体上的特点。他的一双炯炯有光的黑眼睛，愣愣地盯着女人的特点，在他的画笔下表现得纤毫毕露。

1950年8月6日，毕加索的雕塑作品L’Homme au Mouton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门前举行揭幕仪式，双手交叉者是毕加索。
那个展览出版的《毕加索色情画展览会纪念刊》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说，毕加索的全部作品都带色情的”。我看此话不假。他的创作始终伴有性的冲动或者兴趣，他八岁时画的素描，就早熟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兴趣，直到临死前几天的作品，还对女性的身体表现了零碎悲哀的看法。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有一部分画——主要是素描与速写，在他生 前一直秘不示人，直到2001年才公之于众，令世人大吃一惊。三个博物馆相继举办他的色情画展，本来是计划办成内部性质的，结果群众是趋之若骛，欲罢不休，结果成立2001到2002年国家画坛的盛事一件，看他的那些作品，就觉得痛快，淋漓尽致，一点虚伪的卫道士的影子都没有了。

艺术评论家让·菜玛里在《正常与偏常》（1988年）一书中说：“二十年前，有人要我做—次关于艺术与性的讲座。我去看毕加索， 问他该怎么讲。他回答，还不是老一套。”毕加索一生都受性的诱惑，他在作品与生活中都全身心地享受性的乐趣。据让·克莱尔说，“毕加索每次换个女人，也是每次换个标准，换个视觉，因为他要全部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时他自己也换了个人。”“标准”、“改变视觉”、“性的对话”、“性与心的转换”、“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是毕加索的艺术中的性心理学的一条粉红色线。如果狄德罗知道了，会说这是极佳的心理临床学。因为他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说：“一切生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禽兽都多少是人，任何矿物都多少是植物，任何植物都多少是禽兽……人是什么？人是某类倾向的总和。”

毕加索1944年的作品《蓝衣妇人》

毕加索1942年作品《L’aubade》

我看中文媒体上报导这个展览和研究毕加索性画的最好文章是马振骋写的《一生专注于女人的身体 —— 毕加索的色情画》，原刊2OO2年6月《万象》杂志。修改后收入《镜子中的洛可可》（上海社科版，2004年5月）。过去谈色情绘画，老是追着奥地利那个神童艾贡.席勒不放，其实他20多岁就早夭了，毕加索可是活到老，色到老啊！

2009年11月14日，于洛杉矶

这座巨大的凯旋门是欧洲100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到巴黎不看大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好像没有来一样,起码你对朋友没有办法解释。凯旋门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地标型的纪念碑，因此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会去看看的。

“凯旋门”是罗马人喜欢的纪念碑形式，罗马皇帝征战胜利，建造一座欢迎军团凯旋归来，军人从门洞里走过，门上雕刻军功史迹，目的在于流芳千古。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有不少这类凯旋门散布在欧洲和中亚、北非，默默的诉说着当年的功勋。

巴黎有三座著名的凯旋门，分别是罗浮宫门前对着花园的那个“卡鲁塞尔凯旋门”（亦称小凯旋门），大凯旋门（亦称大凯旋门），还有称为“大门塔”的拉德芳斯，亦称新凯旋门。第三座其实是个办公楼，不过做成巨大凯旋门形式，是密特朗总统的九大国家项目中最重头的一个。

大凯旋门座落在巴黎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中央，这个广场通常称为“星形广场”，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奥俄联军的功绩，1806年2月下令兴建的。1836年7月29日这座巨大的凯旋门才建成。它是欧洲100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凯旋门下，以十二条放射状的街道构成了巨大的“明星广场”

大凯旋门高约50米，宽约45米，厚约22米。四面各有一门，中心拱门宽14.6米，门上有许多精美的雕刻。内壁刻的是曾经跟随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数百名将军的名字和宣扬拿破仑赫赫战功的上百个胜利战役的浮雕。拱门上方四壁的浮雕,是庆贺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情景,而拱门下方是一座无名英雄战士的坟墓,也是代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 150多万名法国士兵。另外,墓前有一束不灭之火，象征法国世代蓬勃。外墙上刻有取材于1792－1815年间法国战史的巨幅雕像，同门楣上的花饰浮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俨然是一件精美动人的艺术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刻在右侧（面向田园大街）石柱上的“1792年志愿军出发远征”，即著名的 《马赛曲》的浮雕，它是世界美术史上重要的杰作之一。

1920年11月，在凯旋门的下方建造了一座无名烈士墓。墓是平的，里面埋葬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一位无名战士，他代表着在大战中死难的150万法国官兵。墓前有长明火日夜燃烧，非常肃穆和庄严。

每逢重大节日时，就有一面10多米长的法国国旗从拱门顶端垂下来，在无名烈士墓上空迎空飘扬。有一名身着拿破仑时代戎装的战士，手持劈刀，守卫在《马赛曲》雕像前。每年的7月14日，法国举国欢度国庆时，法国总统都要从凯旋门通过；每位总统在其卸职的最后一天也要来此，向无名烈士墓献上一束鲜花。我在巴黎听朋友说：每当拿破仑周年忌日的黄昏，从香榭里舍大道向西望去，一轮落日恰好映在凯旋门的拱形圈里，非常神奇。

大凯旋门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圆拱门，原来罗马的凯旋门都就是真的门，而大凯旋门其实是个建筑物，里面可以通到顶部的，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式建筑物。

凯旋门内设有电梯，可直达50米高的拱顶。人们亦可沿着273级螺旋形石梯拾级而上。上去后可以看到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着许多有关凯旋门建 筑史的图片和历史文件，以及介绍法国历史上伟大人物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和558位随拿破仑征战的将军的名字。另外设有两间配有英法两种语言解说的电影放 映室，专门放映一些反映巴黎历史变迁的资料片。在博物馆的顶部是一个平台，游人们从这里可以远眺巴黎，鸟瞰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的卢克索方尖碑、雄伟的埃 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等巴黎名胜。俯视凯旋门下由环形大街向四面八方伸展出的十二条放射状的林荫大道。这些大道就象一颗明星放射出的灿烂光芒，因而，凯旋门又称“星门”。十二条大道中，最著名的为香榭里舍大道、格兰德大道、阿尔美大道、福熙大道等。

我这个人不喜欢拥挤，又怕排队，因此从来也没有上过大凯旋门的顶部.有些人说我太亏了，去巴黎那么多次，没有上过艾菲尔铁塔，没有上过凯旋门顶部，你都来巴黎做什么啦？我觉得很坦然，站在星形广场的中间，看12条大道放射般的向四面八方伸沿出去，看看凯旋门的气势，特别有一年在法国国庆节前夕去巴黎，看见那个庄严的戎装卫士手持利剑保护着长明火，那种体验，已经很满足了！

2009年11月10日，于洛杉矶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上过艾菲尔铁塔，原因是怕和游客挤着排队。虽然这个铁塔是巴黎的地标，我却最多走到旁边看看就算了。

艾菲尔铁塔举世闻名，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是人们留影最多的建筑。自1889年以来，已有1.85亿人登上过艾菲尔铁塔，游客最多时达一天1.7万人。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座举世无双的铁塔是在一片抨击、谩骂和反对声中建起来的。这个从被漫骂到被视为最经典的巴黎建筑的经历过程，是现在好多建筑师拿来为自己不成功建筑背书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你要说这个建筑不好，有问题，他们就会说：跟艾菲尔铁塔一样，过100年你就知道我的建筑有多么好了。根据我自己看到的资料记载，从铁塔开始设计建造的时候起，因为它独特的用材——全部采用钢铁结构，还有奇异的造型，遭到了许多法国人的强烈反对。当年批判艾菲尔铁塔的意见无非两大类：一类是说形式古怪，和巴黎的新古典主义城市面貌不符合。意见不错，不过艾菲尔铁塔周边没有什么建筑，完全是一片开阔的空地，树林、草坪，因此，这个造型独特的建筑没有一个和城市近距离冲突的问题，这和蒙特巴纳斯高楼的情况是不同的。另外一类意见则更多从功能考虑，认为不应该花这么多钱做一个没有什么功能的铁塔。但支持的意见说：巴黎需要一个地标，一个制高点，在铁塔以前，最高的地方是蒙玛特高地，那里是贫民区，除了那些去圣心教堂祈祷的人以外，没有人会去那里看巴黎。因此，铁塔作为了巴黎的地标，作成观赏巴黎的制高点，具有其他任何巴黎建筑都没有的功能，于是也就被逐渐接受了。

回想起来，当时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派是一批比较守旧的文学家、艺术家；另外一派是材料建筑行家。自 1886年铁塔设计图纸公布之日起，攻击、反对的呼声就接连不断，他们掀起了一场“反对300米（高）的运动”。特别是1887年2月14日，工程正式开工后的第19天，巴黎《时代报》发表了由一批艺术大师和建筑师联合签名的抗议书《反对修建艾菲尔铁塔》。 此宣言说：

“我们——深爱巴黎之美，珍惜巴黎形象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们，以法国特色被蔑视、以法国历史受威胁的名义，满腔义愤地抗议在我们首都的心脏位置修建一座毫无意义的怪物——艾菲尔铁塔……人们去设想吧，巴黎美丽的建筑怎么能与一个使人目眩的、可笑的、黑色怪异的大烟囱相融合呢？黑铁塔以它野蛮的格调破坏了整个巴黎建筑的氛围，使巴黎传统建筑变得丑陋了，著名建筑随之掉价了，美丽的巴黎将在一场恶梦中消失。在今后的20年中，我们都将看到世纪怪物——那个用螺栓固定的铁皮柱子在城中央颤抖着晃来晃去，如同一滴墨水洒在一张白纸上一样，给巴黎脸上涂上了可憎的污点。”

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不是鼎鼎有名的文化人和建筑师，包括作曲家古诺德，作家莫泊桑，作家小仲马，诗人科佩，诗人勒孔特，诗人、工程师、科学院士波吕多莫，画家、雕塑家布格鲁，画家、雕塑家麦索尼，悲剧作家萨乐杜，建筑大师克尔尼，作家布洛伊，作家魏尔兰，作家胡斯曼。

除了抗议书的公开谴责之外，这些名人还单独发表言论和文章抨击艾菲尔铁塔。胡斯曼骂铁塔是一个“空壳蜡烛台”；布洛伊咒铁塔是一个“可悲的高脚灯台柱”；科佩称铁塔是“变了形、未完工的铁桅杆”；魏尔兰发誓“宁愿绕道走，也不愿看它一眼”；莫泊桑也扬言“铁塔建成之日，是我出走巴黎之时，我要远离法国”。

面对反对和抗议，铁塔的设计者，建筑家、工程师艾菲尔做了正面的答复。《时代报》在同一天登载了艾菲尔先生的答记者问，他阐述了自己的建筑艺术理论：

“我认为，对我来讲，铁塔将有它自身独特的魅力。这是因为，我们是工程师，难道我们搞建筑的工程师就不注重建筑物的美感吗？难道我们只关注牢固性和永久性而不尽心尽力去追求它的美感吗？难道力的因素与美的因素真的不能和谐与统一吗……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所设计的、经过精确测算过的弦形基座与平台连接的曲线造型将既牢固又美观，达到力与美的和谐与统一，打消人们对铁塔安全感的种种忧虑，从而显现出整体设计的大胆及魄力。”

攻击、责难和反对都未能动摇铁塔建造者的信心和决心， 1889年3月31日下午1时30分，当时世界第一高度的艾菲尔铁塔正式落成剪彩。艾菲尔先生手举法国国旗走了1710个台阶登上塔顶，在21响礼炮声中，把国旗插到了铁塔顶上。 他说：“法兰西国旗是世界上唯一一面有300米高旗杆的国旗”，为此，他感到自豪。

各种非议随着铁塔的建成而慢慢消失了。巨大A形钢筋铁骨不但不觉笨重，反而显得优美轻盈，它高大耸峙、势压全城，逐渐与巴黎建筑景致相适应，最终成为了巴黎的象征。它的现代美征服了各界人士，在1889年国际博览会期间，就有200万人参观了铁塔。发明家爱迪生在参观了铁塔之后，把自己制作的演示型双镜双声筒留声机献给了艾菲尔，并亲笔题词：“献给建造如此巨大、如此现代化建筑典范的勇敢建设者——艾菲尔”。

“9.11”事件以后，对艾菲尔铁塔的管理严格多了。因此我有些同事说我早在好多年前就应该上去的，现在排队要等好久好久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在飞机上看巴黎，也好多次了，其实真正精彩的巴黎，还是得走在里面才领略得到的。

一百多年来，在艾菲尔铁塔上发生了许多趣事和奇事。1912年2月4日8点半，巴黎的一位裁缝弗郎·赫什特穿上自己制作的“衣服伞”从一层平台上 跳下来，试图成为飞人，但他未能成功，摔死在塔下。1923年6月2日，《小巴黎人报》记者皮埃尔·拉比克骑着自行车从塔顶骑到塔底。1963年9月23 日，世界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登上了铁塔。1984年4月18日11时，一对英国恋人阿芒达·杜卡和米克·麦克卡迪从三层平台跳伞而下，用时45秒钟，成功降落在塔下的战神广场上。1984年3月31日11时30分，美国27岁的飞行员罗伯尔·姆基亚迪驾滑翔机从铁塔搭形底座下穿过。

去年我去巴黎的时候，巴黎正在和伦敦争夺奥运会举办权，铁塔上面有巨大的2012的字样，很是显眼。后来在电视上看见巴黎落选，好多人望着铁塔流泪，真是为他们难过。

2009年11月4日,于洛杉矶

巴黎协和广场

站在罗浮宫前面的那个小巧的花园——“图丽埃”花园里（ Tuileries ）往西看，就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那里可以看到凯旋门，那是巴黎东西走向的中轴线。巴黎大部分的街道设计都是采用中心广场放射形的方式的，认路不易，有了这条中轴线，加上塞纳河作为导引坐标，方位就清楚多了。花园临河一边的那条路叫做图丽埃路（ Quai des Tuileries），这条沿河马路的名字过一段就变一变，所以人们对它的本名倒无所谓了，就是一条沿河大道吧，叫什么都可以。而花园的另外一面，就是巴黎曾经号称最豪华的券廊大道里沃利大街（ Rue de Rivoli），一直延伸到协和广场，大街上全是老牌名品店，新品牌多集中在“大道区”那边。

如果说香榭丽大道是巴黎的东西中轴线的话，协和广场、协和大桥、皇家大道那一线可以视为巴黎的南北轴线，不过却没有东西轴线这样刻意建造，因此有点断断续续的感觉。站在协和广场，面对车水马龙的协和大桥，左边是图丽埃花园的入口，右边是走向大凯旋门的香榭丽大道的开始、总统办公的爱丽舍宫、大皇宫和小皇宫美术博物馆、美国大使馆都在左右，真是气象万千。

我顺着里沃利大道走，主要是看书店，那条街上有巴黎最好的几家英文书店。里沃利大道是我们广东人称为“骑楼”的这种人行道上有楼的结构，因此在这里逛街风雨无阻。虽然有种陈旧的感觉，却是在历史里面走，特别是书店，我每次都会去那里淘书。

里沃利大道上的券廊

那里最好的英文书店有两家，一家叫做“加利纳里”（Galignani），很老式的书店，连网址都没有，负责人叫玛丽.帕卡德夫人（Mme Marie Paccard），地址是在里沃利大道224号（224, rue de Rivoli, 75001 PARIS），e-mail地址是：galignani@wanadoo.fr。星期一到星期六开门，星期天休息，电话是0142607607；另外一家叫W.H.史密斯书店（W.H.Smith），以艺术、建筑、设计和英美文学为主，就更加对我的口味。门上有个说明，自称是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英文书店，我看也像。在巴黎，这是唯一的一家由英国人开的英文书店，因此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少讲究的、知识分子型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氛围很伦敦。这家书店平时每天开门，星期天则只开下午，地址在里沃利大道248号（248, rue de Rivoli, 75001 PARIS），电话是0144778899，很特别的号码，容易记住。E-mail地址是：whsmith.France@wanadoo.fr。这两个书店邻近，因此坐地下铁一线在图丽埃站（Tuileries ，line 1）下，或者搭第一线、第八线、第十二线在“协和广场”站（Concorde ，lines 1, 8, 12）下都可以马上走到的。

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史密斯书店，这家书店的英文书多而不滥，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书。在美国，除了少数比较专门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书店之外，大部分的书店是庞然大物，但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有。浩如烟海的书，感觉有点像我们现在国内的书城、购书中心那样，走到门口就没有勇气进去了。英国人办书店的确是世界一流的，分类细，目标市场清晰得很，我在伦敦的诺丁山区看书店，那些小小的书店，居然可以很准确的吸引住我这种对书的要求相当刁钻的人，史密斯书店就是这类型的。这个书店的二楼是英语艺术、建筑、设计、文化、文学类的教材，更加弥足可贵，因为这种类型的书，其他国家大多仅在大学内部的书店才找得到，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这么多，确实节约了好多时间和精力。

我自己不是那种“书虫”类的入迷者，不是藏书家，我对收藏什么都没有太大的瘾，因为值得收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时间却太少了。但我一向讲究实用，如前所说，我是相当“功能至上”的，只找自己需要用的书。所以，凡是实用的书店我都会很喜欢。史密斯书店就是这样一种。自己法文不好，有自知之明，与其拿着字典去慢慢啃，不如就找本英文的，省时省事。

走出书店，面对的就是协和广场，那么大的一个广场，雕塑、皇宫建筑、皇家花园环列左右，叹为观止。

协和广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营建的，建造的时候就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的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它又被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处决皇室成员的行刑场。据说当时牛群走到这里就停下而再也不肯向前，原因是广场上的血腥气太重了，牛闻到之后都害怕。在1792到1794年间的革命党人恐怖统治时期，共和军曾在此处决了当时的全部皇室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皇后玛丽 安托瓦耐特（Marie-Antoinette）等大约1100名皇室成员及保皇派。断头机每天都要砍掉好多人的脑袋。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宣判路易十六死刑的大名鼎鼎的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此公是个法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的人物。他曾因反对极刑而辞去法官职务，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又是他强烈主张以极刑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世。处死路易十六后，他不再满足于对王党分子的审判，一切不能与之保持绝对一致的人都成为了他清除的对象。当时新共和国政府首脑丹敦（Danton）就成了这场清洗运动中给罗伯斯庇尔清除的对象。在罗伯斯庇尔的主张下，丹敦于1794年 4月5日在协和广场上被砍头的。

塞纳河边的协和广场

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一年多之后，也就是在1794年8月，罗伯斯庇尔自己最终也被推上了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历史在这里开了个残酷的玩笑，罗伯斯庇尔在宣布路易十六死刑时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竟与路易十六皇帝“殊途同归”。

1763 年，这个广场举行落成典礼时它的冠名是“路易十五广场”，后来的革命恐怖时期被更名为“革命广场”，1795年再易其名，成为“协和广场”，取意“全 国各族和谐、融洽、具有凝聚力”。1814年再次被改回“路易十五广场”。1826年更名为“路易十六广场”，1830年路易 • 菲利普（Louis Philippe）时代它又重新恢复为现在的名字：协和广场。

现在站在广场上，看见的是成群结队兴高采烈的游客，在东张西望，在拍照留影，完全想不到当年这里血流成河的恐怖景象。标榜“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法国人这么浪漫，怎么居然曾经也会如此激进、狂热、极端？是不是应正了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呢？

无论如何，协和广场在规划设计上却是成功的。这个广场始建于1755年， 由当时任职于路易十五宫廷的皇家建筑师雅克•昂日•卡布里耶（Jacques－Ange Gabriel）设计建造，工程历经二十年，于1775年完工。卡布里耶首先为协和广场设计了一个长360米，宽210米，总面积84000平方米的八角形广场的雏形。为了得到一个远景透视效果，他选择了与当初建巴黎的那些皇家广场不同的方案。他将协和广场设计成一个开放式的广场：人们在此可远眺杜乐丽花园的千叶起舞，可俯视塞纳河的波光荡漾。广场两端由卡布里耶的另两项杰作：法国海军总部和克里昂大饭店（l'Hotel Crillon）为协和广场划出了终点线。1778年，在现在成为高级酒店的巴黎克里昂饭店里，法国曾经与美国缔结法美同盟条约及通商友好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协和广场正中是一座华美的喷泉水池

广场中心树立着由雕塑家布夏荷东（Bouchardon）雕造的路易十五端坐马背的雕像，原雕像曾在1792年毁于法国大革命中，在那里放了处决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在路易 • 菲利普时代(1835-1838)， 建筑设计师希托夫（Hittorf）受命完成广场的规划建设，为了尊重广场的设计师雅克•昂日•卡布里耶最初的原意，希托夫为广场四周加上了栏杆及以下几个作品：

第一个是很宏伟的雕塑，叫“马利的骏马”（Les chevaux de Marly），这个雕塑矗立于香榭丽舍田园大道入口，是由雕塑家库斯图（Coustou）最初为太阳王路易十四位于马利乐华的离宫花园所雕造的。路易十四时代这位自称“太阳王”的皇帝决定在位于巴黎西边十五公里的马利乐华小城为自己兴建一座比凡尔塞宫更为隐秘的离宫，在广阔的离宫花园里设计师建造了众多华美的喷泉水池与雕塑。1794年这座雕像被从马利乐华的宫庭花园里运送到巴黎城，而后被安放在协和广场上。今天矗立在广场上的这座雕像只是一个复制品，真品则保藏在卢浮宫中。

第二个作品就是两个大喷泉，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建造的，在那个时段，协和广场上又增加了了两个宏大的喷泉和一些装饰华丽的纪念碑。两个喷泉体现当时法国高超的航海及江河航运技术。实际上这两个喷泉只是罗马的圣彼得广场（la Place Saint-Pierre）喷泉的仿制品，广场的北边是河神喷泉（La Fontaine des fleuves），广场的那边是海神喷泉（la fontaine des mers）。

第三件作品是一套8座雕塑，分布在广场的四面八方，代表19世纪法国最大的八个城市的雕像，分别代表了马赛（Marseille）、里昂（ Lyon）、波尔多（Bordeaux）、南特（Nantes）、鲁昂（Rouen）、布雷斯特（Brest）、里尔（Lille）和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第四件作品是埃及方尖碑（L'obelisque de Louxor），直译是“卢克索方尖碑”，矗立在广场正中心，高23米，这是从埃及直接运过来的，已经有3400多年历史了，这是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赠送给法国的礼物，碑身的古文字记载着古埃及拉美西斯法老的事迹。当初运输这块23米高，230吨重，由一块完整的巨形玫瑰色花岗岩雕琢而成的方尖碑可谓是大费周折。从埃及卢克索（Louxor）到法国巴黎一路的千难万险千波万折，有人说运送过程如此艰难和戏剧化，完全可以写成一个电影剧本的。这座方尖碑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海上航行之后，于1836年10月到运抵法国。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把这座方尖碑当作他在保皇派和共和党之间政治中立的象征标志立在了协和广场之上。这座方尖碑雕琢完成在3000多年前，其实当时是两个，完全一模一样，当年是一左一右的守护在埃及卢克索（Louxor）的底比斯（Thebes）神庙的大门两侧。 碑身纵向刻有三行古埃及象形文字，记述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及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法老的故事。法国人在安置方尖碑时还开发出了它的另一个功用：它成为了一个巨形日晷的晷针，而协和广场则成了“晷面”。每天随着地转日移，方尖碑的在协和广场上的阴影就是一个时钟的指针了。

1831年由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赠送给法国的礼物“卢克索方尖碑”。

在广场一侧的树荫里，现在又安放了一组新的雕塑“手”，以各种各样的手——大人的、孩子的、婴儿的，以不同的搭配——单只的、两只相握的、多只相携的，表达出“四海皆兄弟，人间盼大同”的良好愿望。看着孩子们欢笑着在树影下雕塑间跳跃奔跑，不由得心头涌起一阵热浪。

协和广场正对着跨越塞纳河到左岸的协和大桥，协和大桥旁边、西面的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送给法国那座器宇非凡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两桥并列，实在是气势恢弘。

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是塞纳河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道彩绘。

我走到协和宫门前，突然看见和里沃利大街交接的巷子里停着辆很滑稽的军用吉普车，法国是这样一个浪漫的都会，完全没有料想到军车这类东西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的，没加思索，习惯性地拿起照相机就拍，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全身戎装的法国军人来，说“这里不许拍照”，我只好关了相机。再往前走一点，在克里昂大饭店门边，又看见众多的法国军警戒严，也是古怪的感觉，正因问问原因，突然想起这里是美国大使馆，几年前我还来这里办过一些什么手续的。再后面就是总统宫的爱丽舍宫了。想起来有点搞笑：美国佬也太牛了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把大使馆开在爱丽舍宫旁边，现在法国总统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地点，反而有点象美国大使馆的后门了。法国人看见，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2009年10月29日

塞纳河上游，巴黎老城的东南角上，矗立着四个巨大的玻璃盒子，那就是“密特朗国家图书馆”

法国人有一样和中国人特别相似，就是喜欢以庞然大物的建筑来表现国家的形象，哪怕这些建筑完全违背功能也在所不惜，讲俗了，就是要“牛”。因此，保罗.安德鲁在故宫对面建造的那个丑陋的、莫名其妙的“国家大剧院”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就完全合乎逻辑了。不过法国人和中国人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些庞然大物，都建在郊外，对于历史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非常小心翼翼。我们就不同了，要不怎么人家开玩笑说我们国家的英文名字起坏了呢？“China”就是“拆啦”！

巴黎分区是从核心的、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城市岛”（the Ile de la Cite）开始，顺时针从内往外旋开，分成20个区。法文管“区”叫arrondissement，一般导游书就叫你一个一个看，我自己是不按这个顺时针方法看的，因为感觉文脉不是这样走的，而是顺塞纳河走的。

从流经巴黎的塞纳河上游开始走，在上游开始，也就是巴黎的东南角，有一片庞大的政府建筑群，位置在12和13区，那里主要建筑包括国家图书馆、财政部大楼和一批政府办公楼，全部都是象征性大于功能性，因此不聚人气。走在那里，一方面觉得自己渺小无比，另外就是根本看不见什么人。

巴黎把现代建筑群都建造在旧城的郊外，是一个成功，因为完整的保护了老城，不像我们北京，拆得差不多了。比如在西南角也有这样一堆现代建筑，地点在15区和这个区更南的地方。那是国防部的建筑群，你买张最详细的巴黎地图，巨细无遗的标明了任何一个重要建筑，横街窄巷。但是这群建筑就只有几个号码，地图上看庞大得很，这是常人去不了的地方，我看过那群建筑，实在刻板冷漠，让法国军人自己去受那个罪吧！

在另外一个郊区，也就是最西角，就是大名鼎鼎的“拉德芳斯”区了，地点在16区和外延位置。也是如此，巴黎人根本不去，在那个新凯旋门前面巨大的台阶上，所见的都是穷苦的外国移民坐在那里聊天。

其实东北角也有这样一个区，相对北京位置，类似在东四环那个位置上。那里是现代建筑群中比较好的一个，中心建筑群包括科学博物馆、音乐中心，设计上稍微有些特点，也有趣味。住宅建筑比例小一点，因此有点人情味，是新区中比较宜人的一个。

先去国家图书馆吧。坐地下铁道向巴黎的东南角坐到头，再走一段路，就看见四座巨大的玻璃方盒子大楼，围着中间一个下陷的长方形院落，院落里面种了好多高大的树木，形成一个人工森林，一个极为人工的建筑群中间围合了一个长方形的自然区，这就是建成不久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从塞纳河对岸望去，一眼可以看到四个巨大的玻璃盒子，像四本打开的书。

这个庞然大物的全名叫“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座落在巴黎塞纳河畔，也就是巴黎的最上游。它构成了塞纳河右岸的非常特殊一处风光，被密特朗称为法兰西最高的建筑艺术珍品。由于体积庞大无比，因此颇为壮观。从巴黎市中心远远地向东南方向望去，便会看到形状如同四本打开的书似的四座玻璃大厦，那就是这个图书馆的上半身。它的下半身则埋在地下，不过当你身临其境，反倒是看不到这下半身的，据说这一部分才是它的灵魂。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外型具有很强的标志性。设计师说这四个巨大的玻璃塔楼象征四本打开的书，这四本打开的书目的是老远的和人们对话。人还没有到图书馆，老远就先看见这四个塔楼，就是设计师说的“四本书”了，名副其实的鲜明的地标。

我去的时候，是从图书馆后面进去的，然后再走到塞纳河边的。如果从正面进去，就是先到塞纳河边，徒步登上那52 阶木质台阶，来到被四个塔楼围合而成的广场。广场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用木板铺地，尺度上相当震撼。但这个惊人的尺度有多大的功能意义，就叫人感到很迷茫了。这个高台上超级大的广场的四角，就是那四栋高大的玻璃大厦。

我去过几次，都是空荡荡的，完全不聚人气。因为所有的建筑物和空间，一旦尺度超大，就不聚人气。法国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站在这里感到自己很渺小，因为所有的建筑体量和空间都超大。从木地板广场中央向下看，是一片长方形下陷院落中的绿色的森林，围绕这片绿色森林是二层阅览室，那里便是图书馆的下半身。需要乘露天电梯向下走才能抵达这片阅览区，这是阅览区的入口。

我去看这个图书馆，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刻板的惊人，冷漠得不近人情，毫无可爱可言，就是巨大无比。真正精彩的地方就是那个面对内庭森林的阅览厅，从高台广场乘电梯下到阅览区，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整个长方形院落中内浓密的森林，那里栽有从诺曼底森林移来的成年松树、白桦、橡树等。这个阅读环境真是有点超现实感觉：在森林里面看书。森林是用玻璃隔开的，因此有点可望不可及的蜃景味道。阅览厅内很安静，你听不到树叶摇曳的声音。有点神奇的怪异感。

木地板广场中央是一片长方形下陷院落中的绿色森林，围绕这片绿色森林，便是木面广场下的二层阅览室。

塔楼象征四本打开的书，具有强烈的标志性，深入木地板广场下边的下半身的绿色森林则是在追求感觉上抽象和空灵，为了这个感觉，要压抑其他所有空间的趣味感和人情味，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这座图书馆由深得密特朗总统赏识的青年设计师多米尼克·佩劳（Dominique Perrault）负责设计。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家具的配置均由同家公司承包，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内外和谐。该馆的建筑设计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从外到内基本看不见水泥、瓷砖、石灰、塑料、壁纸、油漆、涂料等人造材料。走遍整个图书馆，能看到的是四种材料：玻璃、金属、木板、红地毯。所有的墙壁或是铝合金或是玻璃，地面从室外到室内全是木质的，家具大都是木质的，玻璃及金属材料给人以强烈现代意识，木地板和森林联系。四座大厦外表是玻璃的，为了保护图书，避免阳光辐射，玻璃墙内又加了一层活动木板墙。因此，当阳光照射时，大厦就变成了本木色，背阳光时则亮丽透明。大厦的木质活动墙所用木材全部从加蓬进口，广场和室内木地板所用木材全部从巴西进口。玻璃幕墙建筑内还得加多一个木头的套子，你想这个建筑的造价有多高。自然，对法国人来说，共和国的荣耀高于一切，造价就在所不惜了。

馆内的家具和装饰都非常考究，做工精良，设计独特。好像各阅览室的落地灯灯柱的包皮是用价格昂贵的空中加油飞机使用的金属软管做成，与众不同，但是价格就甭问了。

玻璃墙后的木质活动门

图书馆的四栋玻璃大厦都是藏书库，大厦之间有玻璃回廊从底部相连，回廊内侧是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无论坐在哪间阅览室，都可以从玻璃回廊看到那片绿色森林，图书馆通过几十条累计8公里长的铁轨，在电脑的指令下，10分钟内就能将书库的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这座庞大的建筑没有设计主要入口大门，也没有围墙，但内部却纵横交错，复杂非常。据说图书馆共有5600个门，有 17000把钥匙，有四名专职人员管理这些钥匙，创下了世界图书馆门和钥匙数量的最高记录。这样的复杂设计，平添了众多的管理上的麻烦，设置的维修、馆内的联络、各部门的协调、读者流通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不是一般常规图书馆能够有的，法国人不怕麻烦，只要面子，从此可窥一斑。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是不外借的，只供阅读或复制。进入图书馆阅读要付费。门票分为2日卡(30法郎)、2周卡(200法郎)、一年卡(300法郎)，但大学生、失业人员、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员等享受半价；本馆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外馆的馆员、法国文献学院及法国国立图书情报学院的学生免费。当然，法文书占多数，我这样法文不好的人，在里面就只能看看建筑而已了。

几年前，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那座图书馆，说喜欢看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书，新华社的报导说图书馆内居然没有他的书。这个报导，如果给法国人看，就好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找不到胡适之的书那样奇怪，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年轻翻译可能不知道儒勒.凡尔纳的法文原名，因此人家听不出说的是谁，为了证实我的感觉，我在去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查了一下他的书，结果是应有尽有，多种版本，不是翻译错误，难道是法国人不想让朱总理看？

2009年10月26日

你若问人到巴黎看了什么，绝大部分人的回答中少不了罗浮宫、凯旋门、艾菲尔铁塔，这个宫殿博物馆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巴黎的标志形象。难怪拉斯维加斯的巴黎大酒店（Paris Hotel）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这三者作为酒店的标志

我是从事艺术史和设计史研究、教学的，因此去巴黎看罗浮宫几乎是做功课，每次必去，不着急，每次进去就有目的地看一个部分，这样看得从容，也看得仔细。那种跟旅游团狂走的看法，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卢浮宫始建于12世纪末，由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下令修建，最初是用作防御的城堡，边长约90米，四周有城壕，其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卢浮宫最东端院落的四分之一。当时的卢浮宫堡并不是法国国王的居所，而是被用来存放王室财宝和武器。

14世纪，法王查理五世觉得卢浮宫堡比位于赛纳河当中的城市岛的王宫更适合居住，于是搬迁至此。在他之后的法国国王再度搬出卢浮宫，直至1546年，弗朗索瓦一世才成为居住在卢浮宫的第二位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命令建筑师皮埃尔·勒柯（Pierre Lescot）按照文艺复兴风格对其加以改建，于1546年至1559年修建了今日卢浮宫建筑群最东端的卡利庭院（Cour Carrée）。扩建工程一直持续到亨利二世登基。亨利二世去世后，王太后卡特琳·德·美第奇集中力量修建杜伊勒里宫及杜伊勒里花园，对卢浮宫的扩建工作再度停止。

波旁王朝开始后，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修建了连接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的大长廊，又称“花廊”（Pavillion de Flore）。路易十四时期曾令建筑师比洛（Claude Prrrault）和勒沃（Louis le Vau）对卢浮宫的东立面按照法国文艺复兴风格（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加以改建，改建工作从1624年持续到1654年。

1682年法国宫廷移往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扩建再度终止。路易十四曾计划放弃卢浮宫，并将其拆除，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让法兰西学院、纹章院、绘画和雕塑学院、以及科学院搬入卢浮宫的空房，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被国王邀请住在卢浮宫的一层和大长廊的二楼。1750年法王路易十五正式提出了拆除卢浮宫的计划。但由于宫廷开支过大，缺乏足够的金钱来雇佣拆除卢浮宫所需的工人，该宫殿得以幸存。

1789年10月6日，巴黎的民妇集群前往凡尔赛宫，将法王路易十六挟至巴黎城内，安置于杜伊勒里宫，该时期对卢浮宫进行了简单的清理打扫工作。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浮宫被改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拿破仑即位后，开始了对卢浮宫的大规模扩建，建造了面向里沃利林荫路的北翼建筑，并在围合起来的巨大广场中修建了卡鲁索凯旋门（Arc de Triumph du Carrousel），作为杜伊勒里宫的正门。拿破仑三世时期修建了黎塞留庭院和德农庭院，完成了卢浮宫建筑群。

如此看来，一座罗浮宫基本是一本巴黎的历史。在12世纪末开始建造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相当荒凉的森林，当时法王奥古斯特在这附近的森林里猎狼。此公当时动念盖一座城堡，而在塞纳河右岸的护城堡遂成为罗浮宫的原始用途。25年后，原始的护城堡被拆除，基地建起一堆群落式的房舍，并成为王宫一部份。此后七百年间的改造，竟成为巴黎核心区的王宫建筑群。

然而罗浮宫现址在历代的用途确颇为复杂：曾当过宫殿、军事基地、学校、小学校园、艺术学院用地、也关过犯人，后来又曾是财政部大楼。

把罗浮宫作为博物馆是1780年大革命时期的事情。当时由革命份子组成的国民公会，就决议要将王室典藏品集中，因为画作居多，就将此地改为画廊并开放民众参观。把皇家的东西给民众看，是革命人当时的目的，皇宫让民众自由进出，只是出自于一股恨意的颇为情绪化的决定。人多口杂，根据资料指出，当时决议前，有人认为要烧掉皇家收藏，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宣示。有人认为，此地开放成为市场，让民众体会皇家建筑的气派，才是民主象征。

最后，有一个国民议会成员提议，不要烧掉皇家文物，因为那显示不了革命人的气度，也不要开放此地成为市场，因为屠宰市场离此太远，难以经营。这位叫雷比斯的议员说：把皇家艺术品摆在这里，当作我们打倒皇权的象征，开放给民众，让巴黎人与全法国民众都来这里，看看皇室的奢华。

我在罗浮宫里面走动，心里还真是在感谢那个革命议员，幸亏他的那个建议，我才有这样享受的时刻，否则这些珍品早就化为灰烬了。如果在文革中，也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文化宝藏也能多留下许多呢。

不过脱过了第一次灾难，却逃不过第二次。巴黎城市遭到的一大劫难是我们从来只是大唱颂歌的巴黎公社造成的。罗浮宫在那次劫难之中几乎化为了灰烬。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带病出征，在色当战败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随后成立的第三共和国面临内忧外患，1871年3月18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成立巴黎公社。

1871年5月23日，法国政府军攻入巴黎，公社当局见面临失败，下令焚毁巴黎的各主要建筑，包括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卢森堡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Palais Royal）、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他们的革命口号是：“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就是“只选全巴黎最好的烧掉”。现在看起来真是疯狂得很。在这一口号的怂恿下，12名公社社员于23日晚7时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跑到罗浮宫的建筑群中最辉煌的杜伊勒里宫内纵火。大火燃烧了两天，至5月25日方被政府军和巴黎消防队扑灭，但宫殿建筑已被全部焚毁，只剩下外壳。与杜伊勒里宫相连的卢浮宫花廊和马尔赞廊也被公社社员纵火烧毁，但存放有大量艺术珍品的卢浮宫主体建筑——卡利庭院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此后11年间，杜伊勒里宫的废墟一直伫立在原址。尽管内部被完全焚毁，但其外立面依然完好，可以复建。事实上，被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侧翼等建筑1870年代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按原样重建。但经过反复权衡，第三共和国政府决定不修复杜伊勒里宫，因为这座宫殿已经成为法国君主制和帝制的象征物。

1882年，法国国民大会决定拆除杜伊勒里宫废墟，并以33000金法郎（约合2005年的13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一家私人承包商。奥斯曼男爵和其他一些法国建筑家、艺术家强烈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称这是对法国艺术和历史的犯罪。尽管这样，杜伊勒里宫废墟还是于1883年9月30日拆除完毕。一些大理石饰件作为纪念品卖给了收藏家。

杜伊勒里宫拆除后，原来一直封闭在广场中的卢浮宫庭院第一次暴露在城市景观中，并成为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起点。这条轴线起自苏利庭院，经杜伊勒里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至凯旋门。杜伊勒里花园仍然保持了勒诺设计的原始风貌。

罗浮宫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惊人，米隆的维纳斯雕塑、达芬奇的“莫娜莉萨”肖像、古希腊的“胜利女神”雕塑、米开朗吉罗的好多作品都集中收藏在这里，几天都看不完，之所以有这么多收藏，原因是法国皇帝喜欢艺术，喜欢收藏艺术。

法国国王对艺术品的收集始于弗朗索瓦一世时期，弗朗索瓦一世曾从意大利购买了包括油画蒙娜丽莎在内的大量艺术品。至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王室已经收集了约2000幅油画、150多座雕刻、700多张素描、以及其他大量美术作品。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继续从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西班牙购入艺术作品。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3年8月10日，共和政府决定将收归国有的王室收藏集中于卢浮宫，并将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命名为“中央艺术博物馆”。11月8日，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了587件艺术品。此后共和政府又用从教堂、贵族和地方政府等处没收来的艺术品源源不断地补充博物馆收藏。

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各国的同时，将被征服国家的艺术品大量运往法国，送至卢浮宫（此时已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展出，还增加了古罗马和古埃及艺术品展厅。但随着1815年拿破仑的第二次退位和终生放逐，卢浮宫藏品中约有5000多件艺术品被归还给原来所属国。

此后的100多年里，卢浮宫的收藏范围不断扩大，加入了东方（远东）、亚述、古埃及等时代的藏品。随着藏品数量的增多，展览空间越来越小。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决定将卢浮宫建筑群的全部建筑划拨博物馆，并对卢浮宫实施了大规模的整修。由美籍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位于卢浮宫中央广场“拿破仑庭院”上的透明金字塔建筑。整修后的卢浮宫于1989年重新开放。其展览区域划分为：

黎塞留庭院（Richelieu Wing）：远东、近东、伊斯兰文物；雕塑；14世纪至17世纪的法国油画；德国、尼德兰和佛兰德斯油画；其他绘画和形象艺术

苏利庭院（Sully Wing）：古埃及文物；近东文物；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文物及雕塑

德农庭院（Denon Wing）：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雕塑；17世纪至19世纪的法国油画；意大利及西班牙油画

去那里看艺术，最好一个一个院的走，不容易漏过重要的东西。

罗浮宫入口的玻璃金字塔是贝聿铭设计的，也是历经多年的猛烈攻击，现在好像没有人吭气，认了。前年有个建筑师问我：你怎么看这个建筑，我说：第一，贝聿铭改造罗浮宫的贡献不在这个入口，而在庞大的地下工程，原来去罗浮宫看艺术收藏，要不断的从一个建筑进入另一个建筑，麻烦得很，对面黎世留厅是财政部占据的，贝聿铭把这几个分开的建筑通过地下构造联系起来，并且还联系到巴黎地下铁道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使得整个罗浮宫成了一个整体；第二，入口设计，在三面巴洛克、新古典建筑之中，你想能够用什么形式，新古典？做出来好像拉斯维加斯的酒店一样，假的；现代主义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用什么几何形式呢？正方形、长方形，占空间太大，庞然大物，遮蔽了原来的宫殿，圆形？古怪得很，剩下就只有三角形了，金字塔结构既是历史的（古埃及），又是现代的，占空间小，在我看是最佳选择。我是用这种减法来看贝聿铭选择的，那位建筑师说：有道理。

入口的玻璃金字塔现在已经几乎如同博物馆本身一样出名。我们记得，这个金字塔曾引起强烈抗议，招来保守人士嘲笑，认为破坏了文艺复兴风格中庭的威严。因为歌德曾描述罗浮宫建筑是一阙动人的乐章，而批评贝聿铭的人则说他的金字塔有如指甲划过黑板的尖锐声，建成之后，越来越多人表示欣赏，推崇贝聿铭这座70呎高的透明金字塔，是古代与现代技法的耀眼结合，在我看来，还是功能性第一，是一个入口而已。

我看贝聿铭的传记和记录片，贝聿铭在其中都谈到罗浮宫的改造设计项目。他认为，原本的皇宫已与博物馆的空间需求相抵触，过去大家来到这里，连维纳斯、蒙娜丽莎都不容易找到，每个人匆匆一瞥便精疲力竭且大失所望地回家。因此他认为只能善用在罗浮宫拿破仑内庭长达七百公尺的地下建造新的一层，新建地下大规模的游客接待空间，使表面没有改变的旧皇宫，变成能够为现代目的、功能服务的一个新博物馆。

在这以前，他曾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东厅的增建设计时建造了地下穿廊，天窗部分就是用的玻璃金字塔，美国人很喜欢。因此他在这里做一个更大的玻璃金字塔作为入口。但是当时巴黎人是非常讨厌这个设计的。法国的文化人认为，罗浮宫是巴黎的象征，掉下来一座金字塔是一种文化侵略，而且一座玻璃体在一群历史遗产之中，似乎是抹煞了文化价值的延续。但密特朗总统支持贝聿铭这个构想，于是贝聿铭发表了一份解释报告，指出从设计上看，金字塔除了是最稳定的形式，他还强调，这不是陵墓的象征，因为石头转成玻璃之后，轻盈的玻璃和钢结构已经把一切都将改观，金字塔是纯粹的古典的造型，也是最简单的基本几何形体。

贝聿铭这个罗浮宫的金字塔全部是用的玻璃构成的，四面，每面由一百六十多面大玻璃构成，并有21片小玻璃搭配，三面共构501，也几乎是一组有数学意义的数字。这个金字塔本身就相当吸引人，尤其在清洗玻璃的大日子，宛如蜘蛛人的潜水装，更是巴黎一绝，每次清洗的时间就像观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观众如堵，好像是场表演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罗浮宫宫顶上的人物雕像——能跻身此地的均不是等闲之辈，从雕像下的刻着的姓名可以看出，大多是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建筑师……，法国人对文化艺术的崇尚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达芬奇密码》轰动一时，小书更是畅销了好几年，这又促起了另外一波的罗浮宫热，好多人拿着那本小书来参观的。还出版了专门跟随小书中的主人公边走边看罗浮宫的书，热门得很，此宫的辉煌还在后头呢！

2009年10月19日，于洛杉矶

法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实在太不同了。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年，西方人见多了，法国人那种气质、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他们的国家象征物是高卢公鸡，戴顶三色帽子，不可一世的高傲，怒气冲天，艳丽夺目，大吵大闹，赶走所有的对手，但是却永远生不出个蛋来。因此高卢鸡代表法国人真是太传神了！

你注意到吗？在世界杯足球大赛时，法国队的队服上，绣了只雄纠纠气昂昂的大公鸡；你是否知道，“公鸡”居然也是罗浮宫和凡尔赛宫的象征之一。在法国人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里，桌子上摆着不是火鸡大餐，竟然是只肚子里镶有珍贵黑菌（la truffe）及上等猪绞肉，美味可口的烤阉公鸡（le chapon）。真是难以想象——那一向以唯美浪漫出名的高卢人（Les Gaulois）的后代---法国人，居然是以“公鸡”自诩，其实法国人接受这只公鸡也是经历过一番周折的：从中世纪开始，公鸡在宗教上，就经常被法国人的老祖先：高卢人，用来作为“希望”与“诚实”的象征。公鸡的图像亦曾出现在高卢钱币上。但是最初他们并未使用公鸡做为高卢民族的表征，因为他们认为，公鸡没法子表现出高卢人的智能与勇敢。后来他们的宿敌日耳曼人，也就是德国人，找到的一个嘲弄高卢人的文字游戏：在拉丁文里的“gallus”，同时表示着高卢人（gaulois）和公鸡（coq）的意思，把法国人和公鸡划上了等号。自视颇高的法国人，开始认为这简直是一种难忍的羞辱，绝对不能接受。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情况有了改变。十六世纪时法罗（Les Valois）和波旁（Les Bourbons）王朝的国王们的人物版画与钱币里，常伴随着一只被认为是代表着法国的公鸡。至此，公鸡才开始“咸鱼翻身”，渐渐地被法国人视为“法国”的标志。

然而当法国英雄拿破仑在位之际，国会建议他，将公鸡正式作为法国的象征时，拿破仑却以一句：“公鸡完全没有力量，何以能成为法兰西帝国的象征。”而用老鹰取代了公鸡的地位，使得公鸡就此又被法国人打入了冷宫。一直到了1830年，奥尔良公爵（Le duc d’Orl　ans）下令，在皇家侍卫的旗帜与服饰的钮扣上要有公鸡的图案，公鸡才重获法国人的青睐。于是这只昂首阔步的高卢公鸡，开始与法国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它除了出现在外，在1899年时所发行的20法郎钱币上，更有着耀眼的公鸡装饰。如今，当你参观法国的总统府爱丽舍宫（Palais de l’Elys e）的花园时，亦会在栏杆上瞥见高卢公鸡的踪影。从此，法国人与公鸡之间的等号，可说是越来越明显了呢！

高卢公鸡是非常出名的法国象征物，这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普鲁士老鹰相抗衡，象征着农民出身，自豪，顽强不屈，勇气与繁殖力强盛的高卢公鸡，虽然到现在，都还未正式成为法国政府明令的法国象征，却早已深植法国人心，被视为是最高荣誉的表征。此外，当法国男人企图以他自傲的外表，来吸引女人时，还会被笑称为“是只如假包换的公鸡”。看来，公鸡和法国可真有着令人难解的情愫呢！

法国人的确有许多值得他们骄傲的东西：他们悠久的历史，他们杰出的城市，他们那个美轮美奂的巴黎，他们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哲学，他们先进的高速火车，他们众多的名牌产品，他们那些漂亮得有些令人目眩的美女俊男，他们优雅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问我：你喜欢美国什么？我说最喜欢美国的是美国人把我当自己人看，在美国住久了，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基本没有人把你当个外国人，因为他们国家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人都是国家的人。在加拿大也有这种感觉，大家心态平和。而去韩国和日本，你最不舒服的是人们永远把你视为外国人，日本人比较收敛，比较客气，在公众场合尽量不太会让你绝对有这种你是“外国人”的歧视感，韩国人则比较嚣张，在很多场合里，如果你不会讲他们的话，除了你跟他们买东西，基本都会让你感觉不舒服。这些国家的种族极为单一，没有一个容纳外来人作为自己同胞的心态。其实，韩国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姓是来自中国的，除了姓金、白、朴、崔等等这些姓是本地的之外，其他好多姓都是从中国过去的，好像李、张、王、孙等等。他们本身的姓氏来源也比较狭窄，东部的安尚道、西部的忠清道，南部的庆尚道和全罗道，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所谓的故土，清清楚楚，你想融入他们的社会，基本是做梦。那些中国来的姓氏，最早大概是隋唐时期去的吧？之后从山东也过去不少，不过这些人在韩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也就算是“自己人”了。至于日本，更是纯粹得不得了。那里有400万韩国人，在日本都有50年的历史了，日本人压根没有把他们当自己人看，总是外国人，其实一多半都入了日本籍了，他们的孩子都是在日本生的，但是还是融不进去日本社会的主流。

表面上看，法国人其实也有一种骨子里的傲慢，因为他们据说都是高卢人的后代，因此比较纯粹，不像美国佬，什么人都有。在法国，我去过南部的几个小城市，和咖啡店的老板、餐馆的老板聊聊，他们自豪的告诉我：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十几代了。

作为一个在美国住的中国人，我倒没有任何惊异，因为我有中国人的超级悠久的历史和家谱，也有美国的人种混杂的经验，什么都无所谓了。如果说他们几十代人的传袭让美国佬惊奇得不得了，那我这个中国人对十几代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我告诉法国佬：我这个王姓如果从王氏因为逃避内乱外祸，从粤北的南雄珠玑巷进入广东，作为客家的一支，也就是在北宋后期了，算起来接近1000年了，你说多少代人？如果从进入南粤以前算起，说不定可以追溯到山西的王氏大院，那怕就有2000年了，讲老实话，我在甲骨文上就见到本人的姓了，那可是接近3000年，多少代啊？

和法国大部分外省的城市不同，巴黎的外国人太多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涌来大批阿拉伯人，欧洲最大的清真寺就在巴黎的左岸，还有无数的土耳其人和东欧、南欧人，中国温州人也多，反正满大街，看见外国人的几率和看见法国人差不多，有些区，大部分人在讲阿拉伯语，有些区都在讲斯拉夫语系的话，现在的巴黎，已经很难说这里是纯粹高卢人的首都了，和美国佬的满不在乎不同，巴黎人对此是相当恼火的。

有些学者挺倔的，非要挖法国人不纯的痛处。纯粹的本地人，英语中叫aborigines，大约法文也是这个叫法，就有那么一些人，追根问底的查到底法国有多大比例的人属于aborigines，结果是不多，气死法国佬了。从历史上看，法国在19世纪以前，外国人的确少，那个时候很纯粹，大家在街头咖啡馆聊天，全部是aborigines。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涌入了大批外国移民，并且慢慢都入了法国籍，这就乱套了。现在的比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移民或者外国移民的后代。

法国历史上著名得不得了的首相玛扎林（Mazarin）是意大利人，法国皇后玛丽.安塔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是奥地利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据说甚至有黑人血统，法国人叫这类人为“mulatto”。你在巴黎大街小巷走走，注意看看他们门口的邮箱，大约不到三分之一的姓是真正法国人的，其他的姓氏都是绝对外国的，随便记录几个给各位看看：Ben Jelils、Ben Hammoudas、Johnson、Lopezes，如果到温州人集中的区看看邮箱，那就基本是我们的百家姓了。其实可贵也在这里，法国能够在19到20世纪文化上突飞猛进，在现代艺术、音乐、舞蹈、文学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外国移民的贡献简直是不得了的。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其实是种族融合的伟大，美国之所以这样牛，不就是融合了全世界最优秀、最有野心的移民吗？这些外国人丰富了法国的文化、烹饪、语言，也丰富和改造了法国的精神，传统加外部的精华，自然就与众不同了。

不过，法国还是法国，就是那么多外国移民，来了之后，还是要经历法国文化精神的改造，他们对法国文化和精神的添加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那种好像美国人一样，来了20万越南难民，立马就形成洛杉矶的“小西贡”，法国精神不容许这样的突变。而法国的精神和美国的自由精神相距甚远，所以就有一种困难适应在内。

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行，会感到很不自在，我问过好多美国人，他们说这种不自在超过在中国、日本，甚至非洲的不自在。我有点奇怪，问为什么。他们说在中国、日本、非洲，你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是别人也把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待，凡是你做的事情不符合当地习俗，大家会说句“外国人吗！他们不懂。”就算了。在法国，如果你是个白种人，但是不是高卢的，而是来自外国的，特别是所谓的安格鲁－萨克逊人，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安格鲁－萨克逊人，就糟糕了。他们原来以为你是他们一族，突然发现你不是，小鞋有得你穿的。法国人最令西方其他国家人诟病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法兰西民族沙文主义的傲慢。法国人对美国人接近仇恨，对英语接近变态的恶感，他们大概都忘记了：不是美国军队1917年来帮他们打败德国佬，哪里有凡尔赛和约！不是美国佬和英国佬在1944年诺曼第登陆，哪里还有法兰西共和国？那不就是德国的一个省吗？他们从拿破仑时代就觉得法兰西是世界第一的，但是从1815年后他们这个梦就没有完成的机会，坐看没有文化、不懂时尚、不懂烹饪、行为粗野、吊儿郎当的美国佬越来越强大，心里不平衡啊！那口鸟气，不出在你们这些人头上，往哪儿搁？

摘选自《巴黎手记》

2009年10月15日，于洛杉矶

斑斓秋色中，眺望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高山湖泊

前年9月份去美国最东北角的做新英格兰地区，可惜稍微早了一点，据美国人说，到新英格兰看红叶，10月份下旬是最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满山的加拿大红枫树全部透红，其他的树叶则是金黄色的，那种感觉，真是可以称之为“层林尽染”。年轻的时候到北京郊区的香山看红叶，已经觉得简直壮观得不得了了。1980年代初来美国时，和朋友一起驾车走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诸如罗德岛州、麻塞诸赛州、康涅狄格州、新罕普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灯地，那红叶的气势，简直难以想象的壮丽。开几天的车都是满山红叶，那种红色的森林，有点无可比拟的壮阔感。知道这点，再见一点点红叶，绝对不敢乱形容“层林尽染”了。美国东北部的秋天，游客多，绝大多数是来看这红叶的。秋天的新英格兰，无论早一点或者晚一点，枫树都是红的，不同的是9月底只有枫树开始红，而10月份，有些树就开始转黄了，整个是热腾腾的暖色调，更加壮观而已。

国内好多朋友以为美国国内走动很方便。20年前我刚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这里到处是机场，坐飞机好像坐公共汽车一样方便。其实，大城市之间是如此，小地方可就没有这般方便。

缅因州在美国的地理位置，有点像中国的黑龙江省。当地人自豪地称为“美国第一道曙光升起的地方”，和洛杉矶正好处在东北和西南的对角线上，几乎是美国境内直线距离最远的地方了。缅因州在美国的东北部，此行的终点——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又在缅因州的东北部，简直成了东北的“平方”了。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决定不是直接飞到离国家公园最近的班戈市，而是飞到波特兰，然后租车开去，虽然来回路程400多英里，但时间上却要上算些，看到的东西也多些。

既然要去，就得先定机票，还真没想到如此不方便——从洛杉矶竟没有一班飞机直飞去缅因的，起码要转两趟机。因为日程有些紧，为了能多呆一天，只得利用晚上时间飞，于是就要转三趟机：从洛杉矶坐通宵航班，晚上10点从洛杉矶国际机场飞佛罗里达的奥兰多，转机等一个小时，再飞首都华盛顿，再等一个小时，再飞波特兰（这是缅因最大的城市波特兰，而不是西海岸俄勒岗州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波特兰，美国人在起名字方面看来创意还少了些，随手将欧洲母国的地名拿来就用，所以同名重姓的地名、街名不计其数）。在路上整整折腾了11个小时，算起来，都够飞回亚洲的了，其实还没有出美国。原来美国国内的交通也有这么不方便的地方，倒是有点出乎意料。路程这么周折，机票也便宜不了，比上次飞巴黎的机票贵上将近三分之一，虽然航程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到达波特兰，已经是次日的中午了，疲惫不堪，目的是要去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因此还得租车开300公里，虽然有美国东部最大的95号国道的顺畅，但是到了班戈，还是累坏了。我长期住在加利福尼亚，好像觉得那里才是美国的中心，就好像纽约人，以为纽约是美国的中心一样，到了那里，自然有种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

站在阿卡迪亚的巴尔港的海滨，望着波澜壮阔的大西洋，想想实在是走到美国最东部的尽头了。在波特兰的那座“第一灯塔”（ Head Lighthouse）突出海滨的礁石上，体会到那里是美国本土和欧洲最近的点，实在是天涯海角的感觉。不过想想，再往北，还有加拿大的魁北克，还有新施科舍的哈利法斯特，人家才是天涯海角呢，好像我们到了大连，觉得就到头了，但是外面还有韩国、还有日本，还有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那才是最东，这样想想，就不会有古人那种常常冒出来的去国离乡的怅然。苏武牧羊，在贝加尔湖地区，现在看看，不就是俄罗斯里面的一个大湖泊旁边吗？古人在海南岛的三亚写上天涯海角几个大字，其实从那里往南走，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不是尽头，下面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交通方便了，这种走到头的感觉就越来越淡漠了。

我几年前去过比缅因州更北、更东的加拿大的魁北克，时值寒冬。站在那个黑色的花岗岩山崖的酒店平台上，浩浩荡荡的圣劳伦斯河就在眼皮底下慢慢地、几乎是凝固一样地流向大西洋。天是铅灰色的、云层很低，风大得几乎站不住脚。酒店挂着的一面加拿大、一面魁北克省的旗帜在冰冷的风中猎猎作响，那种感觉真是凄凉和肃然，那不就是“连月不开； 阴风怒号， 浊浪排空； 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的感觉吗？那不就会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感伤吗？现在时代不同了，就是走到美国号称“第一缕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的阿卡迪亚，也再不会有那种感伤了。

1886年的圣诞之夜，已经有人到访过这里。阴霾中的缅因海岸，冷峻寂寥

缅因州是美国东北部面积第二大的州，86542平方公里，在美国50个州里排到39位，不算大，但是人口才120万左右，按照面积和人口均比，这里真是很空旷，与它南面的13个州相比，它加入美国比较晚。美国独立战争是1776年结束的，当年立国，定都费城，而缅因州到1820年才加入合众国。当然，与西部各州相比，则还是早得多。缅因好像没有什么出名的城市，可以说，整个州就没有一个大城市。诸如州府奥古斯塔(Augusta)、欧本（Auburn）、班戈 (Bangor)、巴尔港 (Bar Harbor)、肯尼邦克港（Kennebunkport）、路易斯顿（Lewiston）、老兰花海滩 (Old Orchard Beach)、缅因大学所在的欧洛诺 (Orono) 、波特兰 (Portland)和它南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南波特兰 (South Portland)等等，在美国基本知道的、去过的人都不多，波特兰是最大的城市了，也就区区10来万人，在中国就算一个小城镇了。不过缅因州的生活素质可是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庞大的工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完全依靠自然型的旅游、林业、渔业，还有高科技来支持，90％以上的居民都是白人，这和其他美国大城市各色人种混杂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好多名人贵人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家居。好像前些时候官司缠身的美国家政女皇玛沙.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美国鼎鼎有名的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有些翻译为“怀斯”）都在这里有自己的住宅。退隐到缅因，潜心写作或者画画，是我在缅因州走动时经常有的一种冲动，因为这里实在太像个世外桃源了。

小城市其实最适应居住，这是我这些年走了好多地方的一个心得。年轻的时候眼睛中只有大城市，做梦都希望在大城市工作、居住，后来才逐渐认识到：中等城市、小城市才最舒适，大都会绝对没有这等品质的。缅因整个州就是一堆小城市，走到那里，你都想呆下去，那种逃脱大都会的喧嚣，走进自然、融入自然的感觉非常强烈。去年在温哥华郊外看了几个森林里面的新开发区，已经有很有感觉；这次去缅因，走了几个小城市，走了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区，这感觉更加强烈了。

在美国，大凡这种自然条件非常优异，而人口又不多的州，总是出人才的。缅因州名人不少，好像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多罗西.迪克斯（Dorothea Dix）, 电影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还有在风靡全美国的恐怖、悬念小说家斯提芬.金（Stephen King），诗人朗菲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和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美国家政“女皇” 玛沙.斯图尔特，还有上面提到的大画家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都住在这里。

我对阿卡迪亚的了解，还是从谈论玛沙.斯图尔特那里开始的。

不不久前我曾经在广州附近的佛山开了一个有关古建筑保护的座谈会，举办单位请我主持，请了好多国内知名人士参加，考古、文物、古建筑专家来了好几个，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主任张永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藏学专家索文清、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傅清远等四位专家出席，还有文化界的名人洪晃、沈宏菲等，济济一堂，谈古建筑的保护，房地产开发和传统维护结合的问题，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我们下午在佛山宾馆开会，媒体来了好多，大家都很投入讨论。当时，洪晃的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她从北京刚刚飞到广州，吃了个午饭，饭后接受广东各个媒体的采访，座谈会正式开场就亮了个相、说了自己对保护古建筑的一点感想，就要走人。作为主持人，我问她干吗这么着急，她说要去上海见玛沙.斯图尔特女士。我说为什么玛沙不能够在国内呆长一点时间呢？她说玛沙拿到的中国入境签证就给她停几天而已。

这个玛沙在美国算是顶级的家政专家，号称“家政女皇”，前几年因为股票内部操作而触犯了美国法律，被判入狱和罚款。最近出来了，重整旗鼓，收拾自己过百亿美元的家政媒体帝国。因为在中国有业务，必须来上海，她去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有入狱记录，领事馆限制她入境时间，好像只给她一个礼拜来华签证。洪晃原来是约了她有很多的时间谈工作的，这一下时间就紧迫了。因此她不得不在佛山见了媒体就飞上海。

玛沙这件事情其实牵涉金额不大，但因为她是美国曝光率很高的公众人物，影响可就是世界性的了。我记得她出事是在2004年，因为股票内部交易，被纽约法院判有罪，5年监禁、罚款25万美元。对好多美国人来说，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这个仪态大方得体的女人，身价可是以亿万美元计算的，为了区区50万的股票，居然触犯刑法，虽然现在出来了，但留下磨不去的污点，真是不值得。她就住在阿卡迪亚巴尔港的豪宅里，我是从《纽约时报》的关于玛沙官司的新闻中看到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查查，居然是美国东部第一个国家公园，玛沙整天给人讲家居环境，自己住的地方，绝对不会马虎。从此对巴尔港就有了印象。

知道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的国人恐怕不多。我曾经问过好几位在美国住了多年的华人朋友，大部分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在美国本土人士中，阿卡迪亚绝对是个热门景点，夏天海风习习，是避暑消夏胜地；秋天自不必说，“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美不胜收；春天有满山满谷的野花缤纷，冬天银装素裹正是文学家、艺术家闭门创作的上佳地点。

美国国家公园一般都面积庞大，比如黄石公园，几乎占了一个省那么的面积。阿卡迪亚仅仅是一个岛屿，是美国面积最小的国家公园之一，然而到访人数却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2004年休闲娱乐旅游者人数评比，将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列为十大最受欢迎的美国国家公园之一。据说按照平方公里访问的人数来排，阿卡迪亚在美国国家公园中名列第一。不过在那里走走，倒是很少见到亚洲人，都是白人为主。现在纽约有些华人的旅行社开始注意开发这个景点，有些去新英格兰旅游的团队，也把阿卡迪亚包括进去了。阿卡迪亚位于缅因州海外的一个叫做“荒凉岛”的不大的岛屿上，周围是大西洋，岛上是茂密得难以相信的大森林，还有清澈的林中湖泊，岛中部有高山，海滨有陡峭的岩壁，也有旖旎的沙滩，海岸线斗折蛇行，形成好多峡湾。这个岛屿，集各种地貌于一身，游览一圈，从森林到沙滩，从汹涌澎湃的礁石到静谧的林中空地和湖泊，样样都经历到了，实在是少见的丰富。

缅因州波特兰市郊外的“第一灯塔”。这里是美国本土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地方

我是一清早就从班戈开车去阿卡迪亚的。那里是很安静的乡村地区，没有高速公路，但普通公路的质量也很好，并且车辆很少。浓雾之中，一栋栋精致的典型新英格兰风格的独立洋房星星点点地闪现在路旁的绿树丛中。在美国，越是到乡村，生活水平越高，全国真正的农业人口才几百万人，平均每个农户拥有400英亩的土地，不但没有城乡差别，甚至有点倒挂的情况：农村人口的收入、生活品质都比大城市高。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来到连接大陆和阿卡迪亚所在的“荒凉岛”的那个峡口，只见一条堤坝，开过去就进了阿卡迪亚了。据说原来需要渡船的，至于这堤坝是什么时候建好的，我倒忘记问问了。

开车上了阿卡迪亚这个岛屿，有两条在树林中的公路，一条通往国家公园管理区，另外一条沿着海滨，到岛上的唯一市镇巴尔港。我先到国家公园管理处，那里有个小型的展览厅和资讯中心，展出了这个公园的历史、植物种类、动物种类。还有整个岛屿－国家公园的沙盘模型。一目了然。

我先将车停在公园管理处前面的停车场，开始沿着森林里的小径走进国家公园。蜿蜒的小径两旁，森林极为茂密，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见天日。秋天的阳光透过红的、黄的叶子照射下来，灿烂得令人有点头晕目眩。这里的加拿大红枫非常漂亮，和香山看见的不同，其实香山的红叶不是枫树，是一种叫做黄栌的树种，叶子是半圆形的，而加拿大红枫则是巴掌的形状，色彩特别的红。山林里面常见到波光潋灔的小池塘，还有很大的山间湖泊。登上山间的制高点，突然看见森林外面的大海，曲折的海岸，浪花飞溅的海岬，那种壮观，难以形容。

说是一个岛，但如果靠步行，一天是走不完的。于是下了山，还是开车上路吧。

开车进岛，在路边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湖泊，碧水蓝天，水清澈见底，我查查旅游手册，居然并无特别介绍。这么漂亮的一个湖泊，那水的质量，那周边的环境，超过我们杭州西湖不知多少。不过在这里太多了，因此也没有人特别注意。

开车进入公园，顺着海滨走，几分钟就来到“佛列其曼海湾”（Freachman Bay）。从这里可以眺望辽阔的大西洋，和一个个好像浮在水面上的色彩斑斓的小岛。沿海滨开车，一边是森森的大树林，另外一边是辽阔的大西洋，那种无边无际的壮丽，印象深刻。

阿卡迪亚是个岩石岛屿，只有一个地方有沙滩，这个沙滩没有特别起的名字，就叫“沙滩”（sand beach）。这是岛上唯一的沙滩，不太大，两边被粉红色的岩石包围住，海浪由远及近，一阵阵拍岸而来，涛声震耳，气势惊人。“沙滩”旁边的近乎粉红色的岩石极为陡峭，有些岩洞在海浪拍击下，发出巨大的回声，是一种特殊的景观。其中一个叫做“雷声洞穴”的岩洞，英文就叫做“thunder hole”，位于悬崖之下。涨潮时，海水打进洞里，不断地涌动，发出巨大的共鸣声，因而得名。

我站在陡峭的礁岩顶上，听着这震耳欲聋的海浪巨响，突然想起苏东坡的《石钟山记》： “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款坎镗(革答)之声，与向噌者相应，如乐作焉。”苏东坡说的是江水冲击岩洞发出的声音，这里可是大西洋波涛冲击300多米高的岩洞发出的巨响，如果苏公有机会到这里听听，不知道该会写出怎样流传百世的佳句了。

除了壮丽而丰富的自然风光以外，阿卡迪亚真正的故事，是人的故事。是那些在阿卡迪亚尚未成为国家公园以前，努力不懈的保护这里自然环境的普通缅因人，普通美国人的故事。一百多年内，无计其数的义务人员来这里工作，修通道路，搭建桥梁，阻止滥砍滥伐林木，到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建立国家公园的时候，阿卡迪亚基本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这种公民意识太伟大了。

阿卡迪亚是非盈利的公园区，不收门票，园内设施大多是免费的，即使有些地方收费（例如停车费），也极为低廉。国家公园园区内的停车费是10美元，可以停一个星期！好多年轻人就把车停在停车场，带着帐篷进入森林露营。这些费用，由美国联邦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拨一部分资金，其余部分则是由美国人捐献的。那些出钱出力以延续阿卡迪亚传统的人是这样的坚持不懈，使得这个公园有今日的灿烂。使得阿卡迪亚的管理处长谢里登‧史帝尔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公园是公民参与的典范。”。

在公园管理处看到一些资料：每年大约有3500位不支薪的义工，总共付出4万小时服务，来这里帮忙保养、维修、管理和服务工作。此外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阿卡迪亚之友”，从全国募捐，给公园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这是国家公园慈善事业的起始点。”史帝尔说。“要不是这些慈善捐献，可能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阿卡迪亚。”

说起来，到国家公园当义工，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年轻学生相当踊跃自不必说，退休老人也是一支生力军。上次到黄石公园游览时，见到几乎所有礼品店，书店，快餐店的工作人员都挂着个小小的义工徽章，一问起来，有从华盛顿来的，有从西雅图来的，几乎全美各地的人都有。有些退休老人更是成群结队，定好计划，一年去一个国家公园当义工。公园只提供廉价住宿，不付工资。一个月放两天假，老人们邀约着一起去游公园。既为社会作了贡献，又能结伴徜徉于山水之中，也是一乐。

虽然现代交通发达、通讯发达，但是来到缅因这样的地方，还是会有天涯海角的感受的。不是荒凉、不是恐惧，而是对大自然的动撼。我虽然长期是在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但是对于这样的感受还是很向往的，总希望有些机会能够离开人烟稠密的城市，到天涯海角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动撼。

2009年10月12日，于洛杉矶

东京表参道

东京的春天是很秀丽的，日本的色彩不像欧美那样浓艳，是一种很清淡的清新和纯净。樱花色彩是很淡的，好像一抹青云，给我印象很深。回来看看鲁迅当年写的好些谈到日本春天的文字，很有感触的。

最近去日本慢慢的走了一次，对设计有很多新的印象，在这里想陆续写成文字，给大家看看，也做参考吧。

做设计的人第一次去东京，问朋友要去哪里看看最重要，好多人会建议你去原宿（Harajuku）青山（Aoyama），特别是去表参道走走。这条  “表参道”就在位于东京原宿、青山一带，离涩谷不太远。日文读作“Omotesando”，坐地下铁在JR东日本山手线，在原宿站下，位置就在明治神宫口，对面就是这条路。这是日本的设计店、设计公司、名牌总部最多的地方，到日本看设计，这里是应该去的。

东京的地下铁超级发达，刚去感觉特别复杂，因为是几个不同的公司经营，所以系统不一样，要花一点点时间了解。日文中用汉字多，如果细心看地图，也很容易明白的。坐JR 公司的（是日本铁路的英语缩写）山手线很容易去。

我们说的表参道，事实上一个是路名，但是还有一个城市改造项目，叫做表参道Hills（Omotesando Hills），中文经常译为表参道之丘。它是在“同润会青山公寓”旧址上所进行的都市再开发计划，这个项目是因为表参道而得名。由森集团进行开发，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建筑区域是道路旁边的狭窄细长的区域，并且由于是斜坡的地区，不能建造高层建筑，可说是很难处理的建筑腹地。于是设计师利用一整排榉树，和分三阶段渐次降低的建筑楼层来调和景观。

我去表参道看青山公寓，是抱着看看都市中心旧历史建筑改造的心情去的。那个建筑已经超过80年，叫做同润会青山公寓，是1927年竣工的，被拆除之后在原本的位址上建立的复合建筑设施就是表参道之丘。2006年2月11日才开幕，全长约250公尺，地上3层、地下3层的建筑。其中进驻了国内外知名的名牌服饰精品店。建筑内部为将地上和地下共六层楼挑高的构造，由于表参道是一个倾斜的腹地，因此建筑内的地面也有许多斜坡。此外，在东侧也保留了以前青山公寓建筑的一部份，用来作为店面使用。

这个设计项目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保存了原来建筑的完全面貌，融合进新建筑的原宿，但是感觉还是很历史的。这个建筑现在共有101间店，这里还有38户住宅，称作“Zelkova Terrace”，简称“桦木树住宅”。

说到安藤忠雄，我还是想多讲几句。安藤是个很神奇的人物，是个自学成才的建筑大师。他是日本建筑的名家之一。他们家三兄弟都很有名。安藤忠雄是双胞胎中的的哥哥。双胞胎中的弟弟是北山孝雄，在东京开设北山创造研究所，经营企业经营顾问、商品设计。3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是建筑师北山孝二郎（因为与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的合作而知名）。安藤忠雄并未受过正规的建筑教育，仅在建筑公司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在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一个叫做“Semi Mode”的建筑研究班（Semi Mode Seminar，Seminar是一种由大学教授创立的研究班，属于大学教育的一种），Semi Mode研究班是由长泽节所创立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教育体系，有很独特的教学体系，这个研修班出来的名人不少，饭野和好、金子功、寺门孝之、山本耀司等人，毕业生大多都是目前都是在日本设计界很重要的设计师。安藤毕业之后，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了室内设计、设计制图。在成为建筑师之前他就已经在日本关西地区做了好多茶馆、咖啡厅的室内设计。安藤1969年在大阪成立了自己的建筑研究所，之后设计了许多个人住宅和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其中在大阪的“住吉的长屋”获得很高的评价，安藤从此确立了自己以清水混凝土和几何形状为主的个人风格。 1980年代在关西周边（特别是神戸?北野町、大阪心斎桥一带）设计了许多商业设施、寺庙、教会等。1990年代之后设计的公共建筑、美术馆，以及海外的建筑项目越来越多。我看见的这个城市中心区改造项目，是他在东京地区很著名的项目。很多人都是冲这个项目来表参道山丘来的。

表参道的著名设计店之一就是设计师森泽直人在2003年推出的品牌店青山“±0”店了。深泽在无印良品做设计，名气很大，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产品设计师，是山梨县人，1956年出生，毕业自多摩美术大学工业设计系。他的设计非常朴素、并且很亲和，很容易掌握，设计界称他为“不加思索”（without thought）的设计家。他的这两个品牌：“±0”和无印良品都很著名。他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就叫做深泽直人设计工作室。我记得他的重要设计有他在2003年设计的手机Info bar，是给KDDI 设计的，一时风靡日本。他在西方名气最大的就是为无印良品设计的壁挂式CD播放机了。他的这个店不大，但是非常优雅和精致，我喜欢无印良品的那种风格，而这个风格的奠造者之一就是森泽了。因此我很建议有时间去的话，一定去那个店看看的。

在表参道看的另外一个店，是长尾智民和片山正通的 A Path APE，这个店是片山在2005年重新设计的，很亮丽的瓷片镶嵌，好像一个大浴室一样有趣，非常艳丽的方式，看得我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片山的设计总是这样的惊艳型的，他设计的店我去看过几家，比如青山的BAPE，代官山的Hacknet 书店，青山的La Porte 店，还有他在好多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都有的甜点连锁店Piere Herme Paris，简单而又豪华，很特别。他的日文名字读做Masamich Katayama，是1966年出生的人。他在1992年和做家具设计的黑川勉合作开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叫做“Wonderwall”。

看设计小品，就要去在竹下通三楼的AssistOn了。日本的特色之一就是这种貌不惊人、设计内容丰富的小产品设计。这个店小小的，但是里面居然集中了全球的精彩小玩意，从旅行用品、家用杂货、日用品、文具，简直看得我目不暇接。平时在香港看日本产品店，不会这么细心，在这里可真是学到了好多东西了。日本设计大奖叫做“Good Design”，简称为G-Mark，也就是带一个G字母的产品，这里是日本好像唯一的G-Mark 的授权店，因此在店了我看见好多是设计界的人，或者是对设计特别有兴趣的人，在这里找有纪念意义的设计产品，很有趣的一个小店。

Hhsytle.com 原宿本店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原因之一是这个连锁店（在东京已经有四家了）是销售全世界的好设计产品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宿店的建筑是日本很重要的建筑师妹岛和世的重要作品。妹岛和世是一位女建筑师，出生于日本茨城县。现任庆应义塾大学理工学部当教授。她在1981年从日本女子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进入了伊东丰雄的事务所工作，14年后，与西泽立卫成立了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2004年，两人以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设计赢得了当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金狮奖。妹岛和世的建筑风格逐渐的受到世人注目，是她和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作品，我们称她的作品具有“穿透性”风格。她大量的运用玻璃外墙等材质，让建筑感觉轻而且飘浮，因此媒体称她的作品是具有“穿透、流动”式的建筑。要了解妹岛和世的作品风格的话，到表示的话看这个店就很容易了。建筑表面是好像日本的折纸，用金属做的。据说加工难度很高，是因为表面的不锈钢的利落的转折方式加工不容易，而要考虑到金属的冷缩热涨，处理上的困难就更高了。我去看这个建筑，很干净利落，是很典型的日本手工艺的代表。

妹岛和世在这里的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作品据说Dior 东京旗舰店大楼了。这个也是SANAA建筑事务所的师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的作品，如果看看她的作品，就知道她非常擅长用玻璃设计，她设计的纽约当代艺术新馆就是典型例子。位于表参道的这家Dior大楼外观由一块平坦而明净的灰白色特规玻璃制成，非常简练而优雅。据说在设计的时候，妹岛和西泽是迪奥（Christian Dior）设计的带褶女装中获得灵感的，她在高透明层压玻璃内侧创新地装上裙褶一样的丙烯板。为了将丙烯板弯曲成希望的裙褶形状，又能够让人透过丙烯板看到店内的情况，她反复摸索，最终确定先在丙烯板上刷上条纹，再在玻璃和丙烯板之间装上光纤照明设备进行打光。

讲到建筑，到表参道就要去看看瑞士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知名时尚品牌Prada普拉达的东京旗舰店，这个事务所就是在北京设计了奥运会的“鸟巢”的那个，Prada的东京旗舰店是一座由菱形框架和数百块玻璃构成的水晶似的般的玻璃塔，基本不会忽视而过的，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大橱窗，完全可以穿透看到里面的产品。这个Prada旗舰店建造费用是8300万美元，总面积3000平面米，玻璃的外表是在整体平板上，由向建筑外侧弯曲的凸板和向内侧弯曲的凹板组合而成。每块玻璃的重量因固定框架的位置和形状而异，每块大约有300公斤左右。由于表面凹凸不平，虽说是透明材料，却给人一种充满重量的感觉。在光影折射下，外部空间产生了一种近似突变的视觉效果，筑的玻璃外表面上有雕刻效果，使得它本身的特点经常转变。凸的、凹的、平的玻璃经过各种组合，装饰在建筑物的玻璃外表面上。这些不同的几何体产生出许多小块的反射，这使得观察者能看到变化的图像，混合用Prada的商品、城市以及建筑体本身的影像合成。建筑物旁边则特意留下一块公共空间来营造广场的气氛，室内很奇幻的感觉，特别是服务员都是要求做到面无表情的，更加是给人印象深刻。

Prada 的东京旗舰店大楼

2009年10月9日，于洛杉矶

这些年来，国内地中海风格盛行，豪宅中间，称之为“西班牙风格”的居然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地中海风格的住宅比较适合夏季炎热的中国气候；第二是建筑立面有异国情调的装饰，但是又无需新古典类型的立面那么繁琐，何况造价也不算高，红瓦白墙，立面有点瓷片镶嵌装饰，一点点铁艺栏杆和路灯架，几个陶罐就可以点缀前庭后院了。投入不多，效果不错，大家趋之若鹜，一时竟然成了中国豪宅的标准风格的主流。那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加州人来看到了，都惊讶不已呢！

做归做，要做得好，设计得地道却实在不容易。比较地中海风格、加州风格这套民居建筑设计，是人家因地制宜在几百年中逐渐形成的，有纹有路，放在安达卢希亚、普洛旺斯、圣芭芭拉、圣地亚哥的山区里、滨海旁，怎么看都好看耐看。我们有时候带着数码相机出国突击拍照，回国依瓢画葫芦，做出来的那些豪宅也说不上不像，也说不上像，似似而非。其实，这类建筑是民宅，重要的不是如何精心打造，贵在随意和散漫的感觉，真正好的地中海风格是自由自在的，而不是像阿尔汉布拉宫那样精细入微的。还要一点很重要，就是材料自然大众化，你到地中海沿岸看那些村落建筑，去加州沿海看那些住宅，红瓦白墙，地上就是普通的大块的陶地砖，墙上白垩粗粗的涂抹，室内门窗、家具，多一半不是贵重木料，就是我们说的杂木做的。并且手工也粗眉大眼的，好就是一个朴素和自在。你现在去看国内红遍半边天的地中海豪宅，都缀以“XX湾”之类的，奢侈的大理石从入门玄关一口气铺到浴室厕所，镀金水龙头，那种金壁辉煌，我看了就一个想法：这是中国地中海风格，因为在地中海地区是看不到这类建筑的。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女电影明星，叫做黛安娜.基顿（Diana Keaton），曾经因为1977年的电影《安妮.霍尔》（ Annie Hall）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她就喜欢加利福尼亚西班牙风格，因为做电影的，住在洛杉矶市中心比较方便，而那个位置没有什么空地，要买楼基本是买二手的，再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建。比如比华利山，就一个小山丘，没有什么二手楼出让，而一旦有，或者又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因此要等机缘。基顿就想在比华利找栋地中海风格的住宅，早年有过一次机会的，但她自己没有把握好，犹豫再三，结果错失交臂，后悔了好久，最近在洛杉矶比华利山又遇到一栋出售，当然就买下来了。这栋房子的设计是我们称为“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Spanish Colonial Revival）的，也就是从墨西哥的大豪宅转化出来的一种地中海风格。买下来的时候，房子状况不好，建筑本身给前任业主弄得乱七八糟，该高的地方改低了，该低的地方改高了，空间分割的七零八碎的，室内也是毫无品味可言，艳俗得很不西班牙，倒像暴富的好莱坞三流影星的住宅。基顿知道这一买，自己的工作量就大了，因为非得大改不可，否则不出效果，但是她因为喜欢这地点，也喜欢这栋大宅的基本风格，也就毫不犹豫的买下了。

这栋西班牙风格大宅实在买对了，查查历史，这房子是1920年代加州的一个设计西班牙豪宅的高手拉尔夫.佛莱维林（ Ralph Fleweling）设计的。这个人当时设计的一个在威尔榭大道和圣塔莫尼卡大道交叉处的大西班牙式喷泉，现在每天都还好多人去照相呢！基顿买的这栋大宅子，除了风格很纯粹之外，就是天花板高得很、房间大的很，基顿喜欢高大的室内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才决定买下这宅子的。

基顿有个好朋友，也是曾经帮她设计过其他住宅的建筑师斯提芬.沙德利（ Stephen Shadley）。这个人知道基顿对空间的要求，帮助她把大宅的空间重新组合，天花板高挑而通透，房间宽敞而朴素，做了很多架子在墙上，因为基顿喜欢在书房放满藏书，在卧室放满自己喜欢的帽子。在餐厅放满手工制作的陶瓷餐具，深色的木家具，深色的木地板，天花板上的原木梁衍全部保持木的本色，朴素的陶砖铺地，纯粹白色的墙面，室内色彩就是深棕色和白色对照，很精炼。但是如果你去过地中海那些俯瞰蓝色大海的村落里走过，你就知道基顿这个感觉是纯正的。基顿精心挑选各种饰品，要求务必都是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作品，或者起码风格一致，椅子、大床、各种柜子、长凳、灯具、镜框、花瓶、陶瓷镶嵌，室内色彩温暖，因此具有强烈的家庭感。基顿有两个小孩，上初中和小学，她特别希望孩子回家有家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奢华张扬的宾馆感。

基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经常带她去访问加利福尼亚沿海的西班牙教堂，那些教堂叫做mission，依山面海，红瓦白墙，质朴高贵，这些教堂给她很深的印象，也陶冶了她对西班牙风格的品味。她特别喜欢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殖民风格建筑的拱券，她说西班牙风格建筑中最可爱的就是这些拱了。她在自己的这个比华利的新居立面，把很多原来仅仅是方形的窗子改成拱券形，增加了风格的浓度。院子里芳草萋萋，室内温馨可爱，这个西班牙风格，也真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之一了。

2009年9月29日，于洛杉矶

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

前几天去洛杉矶市中心办事，工作完了之后，走去美国建筑家佛兰克.盖利（Frank Owen Gehry）设计的那个迪斯尼音乐中心看看。那是一个庞大的不锈钢建筑，形式上和使他世界成名的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Basque Country）非常相似，不过古金汉的立面主要用的是钛金属，而迪斯尼中心则是用的不锈钢而已。钛金属有种很暖的色调，盖利自己说是“类似黄油一样的色泽”（ buttery tone），加上很薄，因此有风的时候钛金属表面会有些波动，看起来很生动。而不锈钢则很硬朗，也就不会“随风飘动”。迪斯尼音乐中心是在2003年完成的，开幕之后我还去那里参加过盖利的一个有关这个建筑的研讨会，晃眼就是六年的建筑物了。我走近看看，因为冷缩热涨的原因，不锈钢板之间有很大的裂缝，宽的超过两公分。那个建筑物很庞大，很新奇，但是很不亲和，加上金属板的热幅射，周边的温度显然高好几度。这个庞然大物的设计其实早于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但是西班牙人，特别是巴斯克人做事一板一眼。在1999年按时完成，成了罗伯特.休斯（ Robert Hughes，《时代》杂志艺术和建筑专栏作家）说的“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两个博物馆之一（另外一个是1959年完成的纽约古金汉博物馆，佛兰克.莱特设计）；而洛杉矶的地方政府政治复杂，捐款拖拉，加上资金不到位，1987年就开始设计，拖拖拉拉的反而在毕堡古金汉后4年才完成。盖利在讲这件事的时候都有些伤感。

盖利是解构主义建筑最著名的大师x。解构主义的其他几个人，比如彼得.艾森曼、伯纳德.楚米的名气都无法和他相比。这个人在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生活了一辈子，我看他的作品多了，从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设计的圣塔莫尼卡购物中心和停车场，到他在圣塔莫尼卡给自己设计的那个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第一建筑的家，再到他在巴黎设计的美国文化中心，西雅图的体验音乐中心，布拉格的“跳舞房子”，我都去看过。说老实话，感觉新奇，但是并不感觉好看，而特别是内部空间浪费非常大，有些建筑达到一半的内部空间都是没有用的，就是为了达到形式效果而已。我想，他的设计作品权且当作后现代主义退潮的时候的一种新的探索看，也就比较信服了。

盖利对自己的解构主义解释很多，特别说很多灵感来自游动的鱼，或者对他钟爱的冰球的冲击感的表现，我都相信。不过真正的感觉，倒是觉得核心在于颠覆了现代建筑的一个基本要点：建筑外形必需是功能的表现。从解构主义建筑的外形上，是无法了解到里面的功能空间内容的。形式和内容脱节，是建筑上的一个变异，我很谨慎在这里用“变异”这个词，而不用“发展”，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可以算做发展。看他的建筑，外形的确刺激，甚至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怪异.因为他设计作品的时候，一般就是画一堆线条，再用纸揉皱，找偶然形式结果，之后他工作室的人用三维电脑作出电脑模型来。整个过程具有强烈的偶然性，雕塑创作的成分比建筑设计的成分要大得多。三年前，他受委托在我工作的大学设计一个图书馆，我去看了他设计的过程，基本就是用纸片、透明塑料片、薄铝片在做形式研究，如果没有电脑辅助，他的建筑基本都做不出来的，因为形式和结构实在太复杂了。

解构主义建筑因为支离破碎感很强，因此的确有强烈的地标作用。现在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毕堡古金汉博物馆对城市旅游业、对城市形象的重大贡献，因此好多人想在提升城市形象的时候，找盖利设计。我自己的感觉是：毕堡情况比较特殊，这里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工业城市，原来城市形象暗淡无光，加上又是巴斯克人闹分离的地方，绝大部分西方游客听了都不想去。也就是说底子薄，基础差，因此做个如此张扬的建筑，非常容易出彩。另外，毕堡是把大师建筑作为一个工程来做的，除了盖利之外，毕堡有好多个公共建筑都是世界一流的名师设计的，英国大师诺尔曼.福斯特设计的地下铁车站，西班牙－瑞士建筑家桑迪亚哥.卡尔特拉瓦设计的祖毕祖里大桥（Zubizuri Bridge）和尤卡杜纳宫（Euskalduna Palace），西萨.佩利设计的地标塔。城市本身不大，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建筑物，一下子有这么多大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建筑，自然容易提升地位。加上盖利的作品在河边就好像一个解构主义的雕塑一样，很容易吸引眼球。毕堡的成功，不是一、两个作品的成功，是一个没有什么文脉积淀的工业城市利用世界一流的大师设计众多建筑的集体成就。因此，单单把盖利一个作品挑出来，说是一个建筑提高了城市的形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了。

佛兰克.盖利1929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长期在洛杉矶居住和工作，但依然是加拿大公民。他是建筑最高奖项－普利兹奖（Pritzker Prize）获得者，在当代建筑上以解构主义突出设计表现，赢得了很牢固的国际地位。他的建筑设计包括住宅、工作建筑，一般的看法，他的客户要的是他的品牌效益，而不仅仅是建筑作品（Gehry's services as a badge of distinction, beyond the product he delivers）。他的最著名作品是用钛合金做立面的西班牙毕堡古金汉博物馆建筑，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in Los Angeles）、西雅图的体验音乐中心（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 in Seattle）、明尼苏达的魏斯曼艺术博物馆 （Weisman Art Museum in Minneapolis,）、布拉格的“跳舞房子”（Dancing House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德国哈特佛特的MART博物馆（MARTa Museum in Herford, Germany）。他自己在洛杉矶圣塔莫尼卡的住宅，也因为用临时工业材料和构件——比如铁丝网、刨花板，而吸引了建筑界很大的注意。他曾经试验用纸建房子，显示了他非常独特的概念和前卫性。

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

盖利是在1947年来到洛杉矶的，现在洛杉矶的社区大学读书，后来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建筑系毕业。毕业后先在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积累建筑经验，也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之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从事都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和深造，之后回到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一直住在圣塔莫尼卡。

盖利的作品是典型的解构主义风格（Deconstructivism.），也有人叫做解构建筑（DeCon Architecture），本质上是属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范畴的。这是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面临困境的时候，用突破传统结构的方法，来达到形式突破性转变的一种尝试，也是突破了现代主义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打破了功能需要的这种传统的标准，建筑形态因此也无需要满足社会的普遍标准，形式无需和谐，建筑形态不反映功能的要求。这是解构主义对现代主义最大的分离，形式和功能需求没有直接关系。盖利设计的西班牙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整个建筑上面起码三分之一的空间是没有实际功能的，就是一个空间，仅仅为形式而存在。盖利自己住的圣塔莫尼卡住宅就经常被拿来作为解释解构主义的例子，单从建筑形式上看不出内部是什么样子的，这和现代主义是纯粹的功能决定形式的方式大相径庭。

盖利有时候被归纳入“洛杉矶建筑学派”（Los Angeles School），或者“圣塔莫尼卡学派”（Santa Monica School）。当然，这个归类缺乏理论依据，因为在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做设计的这些解构主义建筑师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洛杉矶的确有一批后现代时期、解构主义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比如盖利，比如艾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著名事务所“墨菲西斯”的建筑师汤姆.迈恩（Thom Mayne）等等，洛杉矶的几个建筑学院也成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摇篮，比如迈恩创建的南加州建筑学院（the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建筑学院、南加州大学（USC）的建筑学院等等。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这批人中的好多个，也和他们有很多的交流，的确觉得他们之间从来不怎么交流，在对建筑的看法上也都很独立。

如果在美国艺术界时间长，很容易知道盖利的设计和加利福尼亚19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funk”艺术运动（我找不到准确的字眼来翻译funk 这个词，暂时用英文：the California ‘funk’ art movement）是一脉相承的。Funk艺术流行了大概15年左右，这个艺术运动的创作往往用廉价、日常材料，用非传统的媒介，完全突破低俗和高雅的界限，盖利的建筑，基本就是从funk 艺术中承袭下来，加以发展的。不过从盖利自己不这么认为，他在1988年在纽约举办的回顾展，我曾经去看过，注意到他很刻意突出自己对传统经典艺术的关系，并不宣扬自己是和经典建筑分离的人。

西班牙的李斯卡葡萄园酒店

建筑评论界对盖利的建筑的批判很多，集中起来看看。往往来自一下几个方面：

他的建筑浪费材料和资源，很多形式是没有功能性的。

他的设计对本地气候完全忽视，也忽视周边的城市文脉和人文氛围；

他的设计的建筑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格格不入。因此，是无视人文环境、无视生态环境的设计；

他的建筑形式压倒建筑内部的内容，比如博物馆建筑的宏大，使得人们根本不在意博物馆里的藏品和展品；

他的建筑不亲和，特别是不方便残疾人使用。比如安大略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就是按照盖利要求撤走了大部分残废人通道，为了一个比较整体的形式感而已。

盖利的大部分建筑都一个类型，甚至一个样子，如果你拿毕堡的古金汉博物馆和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此他也被评论界称之为“伎俩单一者”（the one-trick pony）或者“自动复制者”（ auto-plagiarist，意思是说他的形式往往具有自动复制的功能）。

平心而论，盖利对建筑发展的贡献很大，因为他是在后现代主义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破重围而走出新路的重要建筑家。至于对他的建筑的喜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绝对标准的。

2009年9月26日，于洛杉矶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我父亲和我母亲从重庆回到广州，次年我出生。父亲在光孝寺内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住在连新路，因此买了辆英国自行车上班。那时候广州街上没有多少汽车，广州也不大，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方法。那辆车是英国的“三枪牌”，28寸，有变速器，变速器在龙头右把手旁边，可以变三个速度挡，全链盒，深绿色，在当时的广州是非常风光的。后来父亲调到武汉工作，也把这辆自行车带到了武汉，我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后来又叫湖北艺术学院）的操场上用这辆车学会骑自行车的。

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喜欢看汽车。因为我的家在广州连新路，对面就是市政府所在的府前路。政府出出进进的轿车时有所见，记忆中都是“别克”、“卡迪拉克”那种类型。解放之后，出入的军车多了，全部是美军那种“惠利”吉普车。广州的中山路解放前叫做惠爱路，汽车不多，当时的公共汽车好像都是战时美军的大卡车改装的，不知道记忆是不是准确了。代步的车主要还是三轮车，坐三轮车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都是主要方式，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都要坐三轮车去的。三轮车非常方便，记忆中的人力车（黄包车）就日渐少了。

我在武汉读小学和中学，我因为都是走读上学，不需要坐公共汽车，也不会奢侈到骑车上学，很长时间都没有乘车的习惯。我读小学和初中是在1953－1962年之间，我记得武昌街头简直没有什么车。但是长江大桥开始兴建，苏联的吉尔（ZIR）、吉斯（ZIS）卡车就多起来。这个“吉“是俄语“zawot”的第一字母，工厂的意思，而“尔”是列宁的第一个字母，是“列宁汽车制造厂”的意思，而“吉斯”就是“高尔基汽车工厂”的意思了。这是苏联的两个大汽车工厂，当时苏联的吉普车也逐渐取代了美军“惠利”吉普，苏联吉普车叫做“嘎斯”（GAZ）汽车基本都是深绿色，弄到我后来看见其他色彩的汽车都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似的。当时武汉有不少苏联专家来往，大部分是援华的技术专家、大学里的教授。我住在音乐学院里，也时有苏联音乐家、舞蹈家之类的名人来访问，芭蕾舞明星乌兰诺娃是1954年来访问的。这些人坐的多是苏联产的轿车，设计上像美国车，又长又宽。到1960年代，才出现了苏联产的尺度和现在轿车差不多的小轿车，就一个牌子“伏尔加”，是俄罗斯的一条最长的河流的名称。比较袖珍的“莫斯科人”我是到北京才见过的。当时中国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过少数的塔特拉（Tatra），很好看的车，与苏联车完全走不同的设计路径。

武汉尺度比广州大，因此如果去珞伽山的武汉大学、狮子山的华中农学院这么远的地方，还是要做公共汽车。早年的公共汽车全部是抗战前后美国进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改装的，里面的座位有点像现在的地下铁的方式，直排的，后来进口了苏联的公共汽车，就讲究一些了，

国产车对我是很惊异的事情，有时候父亲带我去汉口，坐轮渡过去，上岸之后走江汉路、交通路、中山大道，也都是步行。有一次去江岸区做什么，叫了三轮车，忽然后面开过去一辆大卡车，深绿色，注意一看，是国产的“解放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产汽车，很兴奋。如果对比那个1958年款的“解放牌”，和当时苏联的“吉斯”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中苏交恶，进口车也越来越少见，国产车也就是一个“解放牌”，直到终于在1960年代看到了上海出的“上海牌”为止。红旗牌是极为奢侈的，连看到都属于珍奇，遑谈摸摸！多少年来，轿车是梦想，只有电影中的外国人才有，在国内则必需是首长的坐驾。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在桥上举行盛大的通车仪式，全武汉拼凑，也就几十辆车而已，后面都用卡车充数，可想当年小轿车属于何等奢侈的产品！现在看到满城交通堵塞，真是恍如隔世呢！

我从高中开始就住校了，离开家里非常远，要走路半个小时才到武昌汉阳门的16号公共汽车站。汽车要慢悠悠的走接近一个小时，到武昌徐家棚站，再下车走十来分钟到学校，住在集体宿舍里。星期六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下午下课之后拥挤在公共汽车上回家，其实去车站来回走路很多，但是感觉不累。那是从1962年开始的，每个星期天晚上乘车去学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还是基本在学校住，直到那一年的11月份，学校完全停顿了，我才和另外一个同学步行一个月去了北京。

交通工具都是我喜欢的东西，火车就是其中一个另外特别喜欢的工具。小时候看蒸气机车，冒着白烟，轰隆隆的，好喜欢啊！最早时候父母带我坐火车去香港，因为太小了，印象不深刻，可能就是走过罗湖桥的。记得是去佛山玩，佛山离开广州不近，去的时候是坐火车去的。先坐汽车到现在白鹅潭那里的黄沙，坐船过渡，去对面的石围塘，那里有铁路，火车停在路轨上，也没有候车室，上去就上车厢，摇摇晃晃的，一个多小时到佛山。1953年去武汉，是从广州的大沙头车站上车的，卧铺车厢，上下铺，我就是盯着看外面的山山水水，真是快乐的时候。以后去北京好多次，也都是坐火车去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经偷爬货车去北京，什么铁路滋味都尝过了。

到美国之后，虽然天天开汽车，还是留恋火车的感觉。在东部的时候坐火车从费城去纽约、波士顿，也还特别从洛杉矶坐了一次去西雅图。美国火车是两层的AmTrac，上层是看风景的，大玻璃窗，椅子很舒适，下面是放行李和酒吧，但是就是慢慢吞吞的。上面坐的都是退休的老人，是观光的，赶时间就肯定不行了。在欧洲坐德国的ICE，法国的TGV，还是舒服和便捷，日本的新干线更加方便。现在国内的动车组发达了，去香港、去深圳、跑沪宁线、成渝线，火车已经和我小时候看到的完全不同了。

1968年11月份，由于城市积压的学生太多，因此中央觉得“上山下乡”的政策，遣送3000万中学、大学生去农场和农场、兵团。我所在的学校下乡地点是湖北省的洪湖县新滩口区，初中三届、高中三届，一共大概下去了上千人，这些人在农场劳动，自食其力。比较早离开的是在1972年前后，呆了4年，最长的居然呆了10年，到1978年才回到城市，基本全耽误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乘长江的轮船去的，从上海到重庆，长江就是一个公司做客运，叫做长江航运公司，简称“长航”。从上海跑到武汉的大船属于“东方红”系列，三层楼高，还有底舱。而长江中跑短途的则是和轮渡一样级别的两层小船，叫做“红旗”系列，烧媒的蒸气机，底舱三分之一就是锅炉房，噪音很大，而船的第二层是没有窗户的，完全敞开式，冬天用帆布帘子挡着，冷冽惊人。这种船慢得不得了，从武昌到新滩口，水上距离一百多里，居然跑几个小时，如果下午2点开船，晚上7、8点才到。长江上下，当时没有什么先进的船，就是这个轮渡式的小船，在我呆的新滩口，后来在洪湖县城工作中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不知道在上面消磨了多少时光啊！航运如此落后，现在想起来都很惊讶。

1978年我回到大学，之后读研究生，开始骑自行车代步了。一辆28寸的“永久牌”一直跑到我研究生毕业、去广州工作为止。从家里骑车到武汉大学，需要骑一个小时，而我曾经在汉口赵家条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读过一年的外语，骑车过长江大桥是经常的事情，那么陡的引桥，居然可以一口气骑上桥面，真是不可思议。

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住在学院里，外出也是骑自行车，要骑过海珠桥去市区办事，并不觉得辛苦。1982年，美国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Herbert Zipper）到广州训练广州乐团，住在解放北路的迎宾馆里。我被请去当翻译，每天从广州美术学院骑车到迎宾馆，再和他一起坐轿车去水荫路的广州乐团排演场，是辆老式的苏联“胜利牌”，俄文读“Babeda”，坐车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交通手段，车开过的时候，路上有人会停下来看看的。可见当时车实在是少之又少。

广州当时引入了出租汽车，也就开始叫“的士”了，自然是英语“Taxi”的广东称谓。开始的时候不多，红色的，顶上有个“Taxi”的黄色灯箱，能坐上去都很威风，因为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能够坐“的士”是极为奢侈的。随着就多起来，收入也逐年增高，到80年代中期以后，坐出租车就成了很平常的事。但是私人拥有小汽车还是很奢侈的念头。

我早年到美国，先是到费城附近的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1987年买了第一辆汽车，是辆很小的二手车，叫做Plymouth Champ， 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和日本三菱汽车合产的车。这辆车我用了三年，居然用它横跨美国大陆，从佛罗里达开到洛杉矶，后来给了一个艺术家朋友，他用了两年，卖了。再三年后，也就是到了1993年，我突然有一天还看见那辆车在洛杉矶街上跑。我用那辆车的时候，曾经在后窗帖了一个很特别的彩虹的透明胶贴，只是好玩，那天我看见的就是有这个彩虹贴的，我开车跟在后面看了半天，实在感觉太神奇了，因为我买的时候那车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了。这样想来，那车真是跑过了二十万公里！

美国是个汽车国家，特别是加利福尼亚，无车寸步难行，因此我到洛杉矶之后就跟着买车。前后买过十几辆车，有日产、别克、克莱斯勒、沃尔沃、大众、本田、丰田、宝马、奥迪，到现在，我依然一直保持拥有三辆车的水平，国内也有辆本田代步。在美国买辆车大概就是半年的工资，或者更少，因此买车倒不是大事了。

坐飞机小时候是大事，我喜欢飞机，小时候父亲在放假的时候就带我去机场旁边看飞机起降，当时见到的基本都是美国留下的C47，两个螺旋桨那种。应该都是解放的时候接管过来的旧飞机。我到洛杉矶之后，曾经去生产这款飞机的麦道飞机厂参观，他们说在二战的时候，大概十分钟可以制造出一辆飞机来。我参加工作之后，出差有时候坐飞机，从广州到北京、上海用的是苏联的伊留申－18，四个涡轮发动机，噪音极大。后来开始坐美国的波音707，感觉平稳，速度也快多了。出国的时候是从香港坐国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去西雅图，之后坐南方航空新添置的波音777，也开始坐空中巴士。这些年我每年飞行过二十万公里，去过好多国家和地方，可以说什么飞机都坐遍了。小时候很兴奋的飞机，现在感觉比做火车还容易，新奇感完全没有了，上去就寻思什么时候能到。

2009年9月23日，于洛杉矶

去故宫，一般人喜欢太和殿的那个皇家气派，我则从小很着迷午门的威严。到了太和殿，好像就完全看到了紫禁城，反而缺乏那种神秘感了。明清两代建造的紫禁城实在太精彩了，看见那个庞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有时候都有点庆幸：居然没有毁于战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珍宝。午门在我感觉中是真正的紫禁城的入口，那门楼之高大，三面城楼围绕的广场的威严，举世无双。前几年，故宫博物院把午门改装成一个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我去看过那里举办的凡尔赛宫藏品展。看过大英博物馆藏品展，去的时候看见午门建筑内部暗红色的基调，高大的立柱，衬托着皇家珠宝，真可以称之为场所世界一流、展品世界一流啊！最近，故宫午门的博物馆又举办法国奢侈品牌卡地亚（Cartier）珍品展，那种皇家配皇家感真是强烈得无以复加。

我们以前的博物馆设计，在光线照明方面，往往把光线透视到观众走位置，使光线照着观众的眼睛，使得展品看来暗淡无光，感觉很陈旧，这是一个长久没有解决的大问题。现在午门这个博物馆的照明设计就很国际化，内部光线很暗，集中透视在卡地亚珍宝上，走进去，宏大的宫殿内，只有珠宝熠熠生辉，实在是太灿烂了。

卡地亚品牌出自路易.卡地亚（Louis Cartier (1875–1942），他是个钟表匠人，对怀表和手表情有独钟，喜欢华贵的设计。虽然帕特克.菲利普（Patek Phillipe）早在1868年发明了表，但是并不普及，好长时间人们都还是用怀表而已。1904年，路易的巴西朋友、飞行家阿尔培多.桑托斯－杜芒（Alberto Santos-Dumont）请他给他设计一款飞行的时候可以看的表，路易就专门给他设计了“桑托斯手表”（the Santos wristwatch,）。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只手表，桑托斯戴这只表完成了好多次飞行。到1911年，卡地亚正式推出这款手表到市场，这次在午门展出的就是这只表。这只表因此可以说是手表的祖宗了。

卡地亚的设计产品，百年来早已经是“奢华”的代名词了，而卡地亚也很注意用博物馆级别的展出，来凸显自己的高端奢华品格。这些年来，我曾经在好几个国家的博物馆看过卡地亚的珍品展，比如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说卡地亚也在俄罗斯著名的艾米尔塔什博物馆、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的德寿宫国立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展览的名称好像都是都“卡地亚珍宝”。

2009年9月5日至11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与卡地亚合作，在故宫午门展厅举办“卡地亚珍宝艺术展”。这将是2009年奢侈品在中国举办的最大展览活动，也是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展览中展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据说卡地亚策划和筹措、设计午门的这个珍宝展览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真是费尽心机，预展的时候去看看都很惊人。故宫的房顶都很高，而午门屋顶高大得有点虚拟感，珍宝都很小，并且价值连城，为了确保这些珍宝艺术品的安全，也是增强珍宝的贵重感，卡地亚在午门博物馆内搭设了一层有机玻璃的屋顶，站在午门里面，透过这些玻璃可以看到高高在上的房梁。光线很暗，因此神秘感非常的强。参展珍品均为品牌创立伊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代表之作，有精致的珠宝、细腻的腕表、超级豪华的钟表、各种绚丽的饰物。琳琅满目，要仔细看看，好多时间呢！除了珍宝实物外，展览上还有一些珍贵的设计手稿，以及卡地亚极少对外展出的石膏模件和彩色胶片。

卡地亚收藏自己产品的历史，可能要回朔到1973年，当时巴黎卡地亚公司的总裁的罗博特•奥克（Robert Hocq）决定在日内瓦拍卖市场上买回卡地亚于1923年创制的第一座称为“魅幻”的时钟（Portique），这大概就是卡地亚收藏自己设计生产的珍品的开始。这么多年以来，卡地亚珍藏品逐年增多，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也随之丰富。 在短短25年之间，卡地亚艺术典藏系列收集了超过1360件。这次在午门展出的346件展品，都是卡地亚收藏中的精品，因为送到中国展出，从设计上多选择的是反映出中国文化对西方Art Deco风格的影响。卡地亚大部分的制品都是定制的，也就是按照客户的要求特别设计和制造，仅此一件，别无他物。这一点非常特殊，因为作为奢侈品牌，要做到独一无二并不容易。

我自己不是一个喜欢奢华设计的人，但是喜欢卡地亚的设计，原因是奢华得有纹有路。不是用贵重材料和人工堆砌而已，再加上是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以Art Deco 风格突出的品牌。Art Deco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展的一次风格非常特殊的设计运动。糅合了现代主义和东方的传统设计特点，融为一体，有现代推崇的简单几何形式，从摩天大楼和流线型汽车吸取的营养，又有东方韵味，Art Deco实际所指的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设计风格。Art Deco设计的风格范围相当广泛，从20年代的色彩鲜艳的所谓“爵士”图案（Jazz Patterns），到30年代的汽车设计流线型式样，从卡地亚奢华的珠宝到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建筑，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个风格的。它们之间虽有共性，但是个性更加强烈，其中我很喜欢的个性风格之一就是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吸收了许多借鉴的Art Deco 中国风格。

卡地亚的中国传统色彩，是设计最主要的特色之一。有时候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西方这么多国家中，惟独法国人对中国传统设计最感兴趣？卡地亚大量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材料，比如漆器、珍珠层、玉、珊瑚来设计珠宝首饰，并且经常是几种质材融为一体的使用，在中国自己的设计中也不多见。因此，卡地亚可以说是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具有强烈中国风格的一件藏品，是1888年波内曼子爵夫人（Vicomtesse de Bonnemain）是用她的一个中国古董漆器小柜改成的珠宝小柜，镶有珍珠层的微型漆画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神秘又精彩，卡地亚保持了这个神秘感，再饰以Art Deco 特有的平面纹饰，加黄金点缀，美轮美奂。这个改装设计给路易.卡地亚带来的是中国风的启发，展品中他在1927年设计“日与夜”化妆盒用蓝宝石、红宝石以及其他硬石的色彩对比，在珍珠层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璀璨。

卡地亚自1920年起就开始使用玉石材质设计，这次展出的一只1925年制作的墨玉香水瓶，以黄金打造的印章图案为主题，印章中央则采用了黑色的珐琅材质。另一件整体色泽为“柏拉图灰”的玉石时钟，用透明的水晶制成的海面上，掀起祖母绿珍珠 层的波涛。浪花间，一条玉质的鲤鱼在翻腾。鲤鱼的背上顶着一只水晶扇形时钟，表盘里镶嵌 着钻石制成的数字刻度，指针则设计成海马的形状，中央的分针采用了珍珠层和红色珐，也是少见的奢华。

卡地亚的设计大量采用中国传统图形，比如龙、麒麟、佛犬、凤凰等等。这次展出的一款“麒麟手镯”，两只麒麟头对头，以珊瑚材质为头，口里各含一只饰有棱纹的祖母绿球，设计上想象力的丰富，也相当惊人。

佛犬是中国传统图形中很特别的动物，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狗。既有京巴狗的神韵，又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影子。卡 地亚用这个图形设计了一双佛犬守护在一只八角座钟两旁：两只佛犬均采用玉石材质，很精彩的一个作品。

凤凰造型也出现在卡地亚的设计上，这次的展品中有一件1925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粉盒上，是一只凤凰张开珐琅质的宽大羽翼，在珍珠层做成的云朵间翱翔，多年以来都是设计界、收藏界很称颂的杰作。1926年设计的一款插屏式座钟。则采用中国龙的图形，装饰有金色珐琅镶边和摆动的刻度指针，玉质表盘上，一条龙气势汹涌地从盒子中跃然而出，瞬时点亮 了整件作品。这款时钟色彩很特殊：黑色的黑玛瑙、红色的珊瑚和绿色的玉，并配有两面雕玉表盘，正面的钟表指针是龙的形状。反面是一条珐琅质的龙，守卫着精美浮雕刻画的中国山水。这件作品真是令我们这些熟悉龙形象的人目瞪口呆。

这次展览的海报也是突出中国风格的。海报上是一件铂金和蓝宝石组合而的胸针，这个胸针是1907年的作品。我估计选择用这个三角胸衣胸针作为卡地亚午门展作为海报的主题的原因是设计上参考了中国商周时期的饕餮纹。饕餮庄严而威猛，结构严谨，这么漂亮的珠宝用这样神秘的图案设计，中西方文化结合接近水乳交融的水平。

Art Deco 从19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发展到颠峰，现代设计中很普遍所见的简单几何图形，在卡地亚的珠宝设计上被用豪华的珠宝延伸了。这次展览中有一件1936年客户特别订制的项链手链，通体都是铂金的，圆形旧式切割和长阶梯形切割钻石，一颗祖母绿式切割橄榄石重63.48克拉，22颗形态各异的祖母绿切割橄榄石总重134.97克拉，极为罕见。我曾经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卡地亚展中见过另外一件，风格类似，记忆中好像就是卡地亚定制这样的珠宝了。

这次展出的那枚温莎公爵夫人经常佩戴的猎豹胸针就实在很令人震撼。温沙公爵就是英皇爱德华八世(1894– 1972)，温沙公爵夫人是情人辛普逊夫人，英王爱德华八世在 1910年被立为英国王储，之后成了国王。此公性格乖僻，长期不娶，却喜欢便装出游，他居然在1931年在出游时邂逅美国已婚妇人辛普逊夫人。最后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放弃英国王位，和美人浪迹海外。他多次委托卡地亚独家设计别致胸针，赠送给辛普森夫人，这些珠宝包括著名的“火鸟”胸针、“鸭头”胸针，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这枚枚“猎豹”胸针。这是一枚用钻石和蓝宝石环绕着的一颗克什米尔磨圆切割蓝宝石的信物，在拍卖会上曾以154万法郎高价拍出，轰动一时。现在是卡地亚的收藏品，看到那颗克什米尔蓝宝石的湛蓝透明，那只猎豹的威风凛凛，想起好多辛普逊夫人的照片上，她都佩戴着这枚胸针，是历史珍品呢！

2009年9月21日,于洛杉矶

我是解放前三年在广州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抗战刚刚结束，我父母从重庆回到广州，我的伯父也带了妻子、两个女儿来到广州，和从肇庆回来的祖父会合。祖父当时担任广州的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应该是华南工学院的前身）的校长，父亲在光孝寺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母亲在教中学，伯父在银行工作。要解决居住问题，我祖父就在中央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旁边的连新路买了两块不大的地，搭建临时住宅。连新路85号是一栋四层楼高的公寓住宅，两边都是空地，估计是抗战的时候炸垮的民宅。祖父买了下来，建造了连新路81号和87号（连新路是只有单号，双号是对面的市政府和公园），我父母、祖父住81号，伯父家人多，就住87号，我就是在81号出生的。

连新路 81号是我度过童年的住宅，单门独户，两层楼，有天台，也就是平台屋顶，广州人叫做“天棚”。祖父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工程学留学生，做过国民政府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又是工专的校长，因此住宅自己设计。虽然不大——两层楼加起来估计总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米而已，却甚为舒适。楼下一房一厅，后面有天井、厨房和冲凉房、厕所；二楼两房，也有厕所和浴室，天台有一间非常小的“工人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保姆房。祖父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天井是我的乐园，出门就是中央公园和市政府，因此童年的记忆在我是十分美好的。

1953年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到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我也跟随去了武汉，开始了大院生活。刚刚去的时候是住在一栋面对操场的很大的连排公寓，估计是抗战时日本人建造的。那个院子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时候是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中心，操场南北各做了一栋住宅，两层高，斜坡屋顶上还有亭子间，木地板。当时分配是一家一房而已，我们在南楼，北楼是学生宿舍。我们和关山月、黎雄才、杨秋人、杨太阳、谢功成这些教授邻居。当时满学院只有美专的校长胡一川一家是住栋洋房别墅，他们有小湖、木桥，可精致了，胡一川的几个孩子就是在那里长大的。1958年美专迁去广州之后，这栋漂亮的小洋楼就改成医务室了。南楼艰难的是没有厨房和厕所，都是共用的，第一年可真是不方便。到1954年，用红砖建的几栋教授楼做好了，这些教授们便都有了新居。我们住在13栋，是一种设计，三门六户，每户是两房一厅，大概也就是80平方米左右大，住了六个教授家庭，楼上和楼下的一户共用一个浴室厕所，但是各有自己的厨房。我们楼下是小提琴家顾钟琳，都是洋教授，隔壁是钢琴家区晓，六家人邻居，大人孩子，乐也融融。

1957年“反右”期间，我父亲成了“右派”，因此被清洗出13栋，住进了学院校工（我们叫“工友”）住的20栋。那是一栋典型的宿舍楼，3层，每层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每层住七、八户人家，很拥挤。我们家给了三间房，加起来也大概是80平方米，但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是准备三家的空间，因此三房基本是隔开的，并不隐私。这栋楼其实是走廊生活，大家起来后都在走廊说话、聊天、吵架、八卦，一家有事，各家帮忙，是解放后最典型的邻里文化。结果那个条件虽然不好的20栋，却给了我最好的印象，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得很开心。何况邻居都是工友，大家和睦相处，比起原来和教授们在一起的那种必需保持的矜持反而更加舒适了。邻里之道，我是在这里真正体会到的。

我曾经在农场劳动过4年，当时上山下乡，政府是给每个学生一千元的补贴。钱不是给我们自己的，而是给接收我们的生产队，生产队用这笔钱建造住房、安置我们生活、添购农具和生活用品之类。我们自己组合的这个小组是11个人，11000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生产队因此给我们建造了一栋很简易的砖房。青砖青瓦，一个所谓的厅，也就是唯一的公共空间，灶台就建在那里，做饭、吃饭、说话、活动都在那里，非常小。厅的后半部分是柴房和女学生的住房，我们这一队是四个女生，开了两张竹铺，两个人睡一个铺。我房子的另外一半是男学生的住房，七个男生，四个竹铺，两个人一个铺，泥地面，屋顶仅仅铺了一层瓦（传统是要一层底瓦，再铺面瓦的），因此冬天下雪的时候，屋里也雪花飘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雪实在太大，我们都用塑料布盖着自己，早上醒来，身上一层雪，就是口鼻处的雪化成水了。我在那个陋居中住了四年，记忆忧新。

1972年我调到县城的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工作，就进了宿舍。刚刚去的时候，工厂占用了县城旧卫生所的一半，我们七、八个年轻职工住一间房，门口日夜都有病人走来走去，很怪异。后来又迁到洪湖县城新堤的旧城里，在一条铺了青石板的老巷子里，是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木板民宅，我们一群人住在工厂的二楼，条件比乡下还要差。过了两年，省轻工业局投资建造新厂房，在县城的公园附近，厂房三层，第三层是宿舍，我和一个木工杨元道住一间，没有家具，就是一个竹铺而已，放下蚊帐，也算自己第一个私人空间。那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浴，都要到院子后面用公共厕所，洗澡跑到四层平台上用冷水冲而已，我在那里住到上大学为止。

我上大学是在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校，是在英语系，地点在汉口的花桥。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武汉师范学院也改叫做“湖北大学”。那时候我又住在集体宿舍，是八个大学生一间房，上下层的床，我在上铺。四张上下床的中间是两张桌子，晚上大家都围着桌子看书，也是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现在想想，条件也是很艰苦的，但因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回到大学，虽然大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都很兴奋，那一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

之后我越级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开始攻读研究生，也就住进了武汉大学“桂园”的研究生宿舍。四个人一间，条件比大学时候好了很多。我记得住在那栋楼的好多同学现在都是有成就的人，比如讲三国出名的易中天就是那时候的同级研究生，也住在桂园宿舍里。那是我觉得最有活力、最多新思维、最多兴奋事情的宿舍，虽然依然是很拥挤，但是现在还是很向往那个宿舍的。

我是1982年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居住也经历了一个低级到高级的循环。先是住极为简陋的“招待所”，就是一栋两层楼的简易房子，那栋房子到2009年我回美院看看的时候居然还奇迹般的屹立在那里，如果走广州美院外面去地铁站，肯定可以看到那栋简陋的建筑。那时候“招待所”里住了上十个青年教工，好像现在集美组的老总林学明、陈向京都在那里住。学院对我比较优惠，给了我两间房，一间当睡房，一间做书房，但是厕所、洗澡还是要到附中楼的公共厕所。一年之后，又给我调到原来关山月住的一套住宅中，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原本是住四家人，我因为级别不够，就和崔华峰、东美红夫妇合用一套。我用两房，他们住一房，合用厨房和厕所。过了几年，我升了副教授和副系主任，就把整套给了我。终于有了单门独户的住宅感了。

这些年来，住房条件改变很快，我自己也在美国、国内都拥有不错的住房，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住房、那些邻居依然是我印象最深的。

2009年9月16日，于洛杉矶

库哈斯的新书《内容》（Content）是他在前两本著作《迷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小，中，大，超大》（S,M,L,XL）以后出版的文集。我几年前买了之后，放在书架上，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完。那本书546页，大量图片，视觉设计上很刺激和新潮，平面设计界会喜欢的，但是全书文字散漫，内容混杂，观点不清晰，要看完不容易。我是有选择的看，总的感觉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作，是本文集而已。里面包括了建筑设计项目的举例，类似CCTV大楼的设计动机，这个动机倒是十分耸人听闻。我当时觉得有点目瞪口呆的是看见书的几张把CCTV两个楼和男女生殖器放在一起比较的图片，说构思其实就是性器官和交媾；另外还有访谈内容。比如 “重新学习拉斯维加斯”（re-learning from Las Vegas，出自罗伯特.温丘里的后现代主义檄文“学习拉斯维加斯”learning from Las Vegas, 1972）这样耸人听闻设计讨论，也介绍库哈斯自己在西雅图设计的新中央图书馆大楼，库哈斯采访丹尼斯.斯格特-布朗（Denise Scott-Brown）的记录等等，但是也有不少根本不是建筑、城市规划类的文章，比如有关于美国“家政女皇”玛沙.斯图亚特（Martha Stewart）的评论，关于东方生活方式的议论，凡此种种，自然，推出这样一本书，给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做广告是主要的目的。这本书特别突出的是库哈斯自己工作的两个公司的业绩，一个是OMA（大都会建筑设计事务所），一个是AMO，前一个在纽约，后者在荷兰鹿特丹，全书贯穿了这两个事务所和库哈斯自己的项目。整本书编辑得很支离破碎，这种文体和编辑的本身和我们目前这个很荒诞、破裂的世界倒很相似，这本书有很尖锐的政治内容，文体内容则很庞杂，他在也在书里推销自己的“城市项目”，还讨论重建拉各斯（Lagos）和北京，如果说要给全书找出一个总的线索，我看就是鼓吹城市混乱（the urban chaos），那么，如果说中国城市建筑已经够乱了，那么库哈斯的这本著作和设计观点，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添乱”。

库哈斯是荷兰建筑师，最近几年在中国名声大噪，是因为他设计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楼，在中国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最近我看一篇香港星岛日报英文网页上提到的他对于CCTV大楼设计的解释，说出于《内容》那本书，我忽而记得自己有那本书，在书架上放了六年了，马上找到那本书对着文章看，重温了库哈斯在2003年提出的设计动机，看到这个早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以功能主义、现代主义推出自己和团队，打破后现代主义的垄断的建筑师，在这本书了大谈游戏性，偶然性，破碎性，混乱性的快愉，在谈到自己设计CCTV这样造型稀奇古怪的大楼的动机时，他有两段很准确的话，第一，目的是要打破无休无止的竞争做超高层的摩天大楼的目的，加速摩天大楼建筑的中止（原话是：“An explicit ambition of the building (CCTV) was to try to hasten the end of the skyscraper as a typology, to explode its increasingly vacuous nature, loss of program, and refuse the futile competition for height. Instead of the two separate towers of the WTC, there was now a single, integrated loop, where two towers merge. (Rem Koolhaas, Content, Cologne，Taschen，2004, p. 44.）。第二，他在书里直接说到，也用图片显示了自己的这个CCTV大楼设计的实际思路，不过就是一个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male and female genitalia）和交媾的形式而已。我看了吸了口冷气：如果熟悉库哈斯理论的人，就知道他其实经常说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只是这次刺激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是这么好面子的国家，一下子，有关的说法的图片都在被中国屏蔽了。成了舆论界很热的一个话题。

他的这本书是2003年出来的，出来之后在中国没有引起什么关注，CCTV建筑是这本书封面上和美国总统布什、北朝鲜领袖金正日、萨达姆.侯赛因一起拼合的显要主题，书内关于CCTV建筑设计的题目都很刺激：“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建筑”（Architecture like you've never seen it），“让你湿的模型”（Models that make you wet），在书中除了扭曲的CCTV大楼之外，还有电视文化中心配楼TVCC ，也就是在2009年被大火烧毁的那个大楼，好多性隐喻的图片，非常调侃，也实在让我有点触目惊心。这本很明确说出自己设计这个项目是浅显的目的和动机，而此书出版了好多年了，并且早在2004年就在ABBS中文网站有介绍，不过在国内这么长时间内居然无人注意，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个国内早就知道库哈斯设计CCTV大楼时色情隐喻的动机，却不知道一直在国内是给压住了，大众并不太清楚。最近引起我们注意本书里提到CCTV设计的情色暗喻的，主要是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建筑评论家萧默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肖默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对CCTV大楼设计看法的长文之后的第二篇，他的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说明自己了解到项目选择内幕和库哈斯在设计上的性暗示的，我看了萧默的文章，感觉是写得很疾首痛心，也很痛快淋漓。我在ABBS上看到之后，真是不舒服了好长时间，萧默在文章中说：

“读者可读过我在2004年写成并发表的‘从ABBS鸟瞰CCTV’，那是对ABBS针对CCTV大楼总约10万字的几篇文章包括网友跟帖的综述。虽说是综述，其实也揉进了本人的观点。实在说，那篇文章可真花了些工夫，首先得把这10万字读完，摘其要旨，还得读读别的材料，努力把事情搞清楚；再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现在重读那篇东西，却不禁为自己的书生气哑然失笑了。第一是根本没用。尽管仅我所知当时就有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的建筑学家或其他方面的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尽管网上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库哈斯的方案却总是岿然不动——由有关部门指定的14位国内外建筑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全体一致对它投了赞成票。还有一帮子粉丝在旁边拚命叫好，找出什么‘流动文脉’的伪理论，讲一些什么‘在库氏众多的建筑及城市理论中，《小，中，大，超大》之‘大’和《迷狂的纽约》中的许多观念，对CCTV方案的促成有直接的影响‘等等热昏的胡话，结果是为库氏自己当时也不肯说的真正意图抹上一层迷人兼吓人的色彩。而媒体动不动就会接到的所谓‘淡化处理’的指令，使得不同意见不能与公众见面，只能退缩到建筑专业网站或专业杂志上，无声无息地自然消失。公众不知情，评委们不屑一顾，官员们装做看不见，倒显得这些意见是故意搅局了！

“第二是除了官方公布的资料，公众和未予其谋的专家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在我写那篇文章时也曾力图搞个明白，到头来仍是枉然。当时我知道的造价是50亿，其中包括为了在一百多米的高空玩悬挑游戏多花的15个亿，已足惊人。以后确知的却是100亿，纯粹是为了悬挑游戏不要演砸了。又后，有人告诉我说，库氏的主楼和配楼竟是‘生殖崇拜’的表现，本人还将信将疑，起初仍好心地设想必不致如此，再经品味，愚钝如在下者，方品出了一些门道。今年在本博客重贴此文时，就把这一点‘心得’补充了进去，但也只点到为止。尽管已经听说过库哈斯在中国推销他的作品时对此讳莫如深，因为有中国人告诉他说，他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太色情，说出来肯定没好处，但我在前述博文中对此仍然没有提到，因为缺乏证人。

“后来我又得知，库氏的确有此一说，‘这一说法也从库哈斯的弟子之一马岩松得到证实’（《中国房地产报》2009.1.7日）。及至最近，才骇然看到了朋友发来的几张图片，方坐实了这椿公案。原来是库哈斯在CCTV大楼建成以后，意犹未尽，为了证明自己如何高明，如何骗过了13亿中国人，忍不住自己泄露了天机。在他出版的《Content》书中‘阐释’了他的设计‘理念’，登出了几幅画面，读者自己看看，用不了解释什么了。原来被本人仅认为是游戏而大大低估了的悬挑，竟然真的蕴有深刻的‘内涵’——主楼是一位双膝跪地的裸女，屁股对着观众，辅楼则作阳具状！哇！我们曾经看到的央视总部三维动画，却是一个渐近渐大扑面而来的屁股啊！我以前怎么也想不通的为什么悬出部悬得越远也越高？为什么两条直楼要呈6度的斜角向外张开，也都找到了答案，原来却是屁股与央视总部的‘异质同构’在作怪。浙江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评论家河清先生说：‘这些图片……曾首先在中国建筑界的论坛上贴出，现被删得干干净净。’但现在在网上搜索‘新CCTV的男女XX器’，还是能找到十几幅。有的比我在这里张示的更加露骨，赤裸裸的阴阳和合，不堪入目。还有的甚至把XXX的像也画进去了，虽然莫名其妙，肯定别有用心。《conten》有‘内容’和‘满足’二意，用在这里都很合适。前者是指这些个极其不雅的、在世界现代建筑史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就是CCTV大楼的艺术‘内容’；后者虽不能肯定是不是指这种‘和合’的满足，却可以断定是张示库哈斯的心满意足。不是吗！骗术成功了，大把中国纳税人的钱拿到手了，又获得了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最奇特的建筑’称号，名也有了，岂有不满足之理。至于是不是把‘好心’劝过他的人出卖了，更是不是一点不给有关决策者和13亿中国人民留下哪怕一点点面子，在这小子看来，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鉴于上次的经验，跟这些个不严肃的人很难用严肃的态度讨论严肃的问题，我也懒得再作什么‘学术分析’了，只须把张良皋老先生嘻笑怒骂的绝妙佳文转贴到这里，足矣！

“但是，‘善后’（如果有关当局还有这份自觉的话）的事怎么办呢？河清先生提出主楼配楼必须通通炸掉，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绝不能让它存在。本人基本赞同，因为实在想不出不炸掉的理由。壮士断臂，早有古训矣！愿这一声炮响，能震醒那些迷途的中国建筑师，还有那些至今仍在一个劲地鼓吹中国文化要与西方 ‘接轨’的高人。”

这段文字很痛快，但是我看了也很苦涩。我们在最近的十年中，在这样巨大的国家工程上犯了太多的错误，造成和我们自己都吞不下的苦果。被民众怒称为“大笨蛋”的国家大剧院，CCTV两个大楼，还有尾大不掉的“鸟巢”，再把全国大城市这类所谓地标性的建筑放在一起，足可以编辑一本“世界恶搞建筑”大全了。每个单体都要耗费上百亿元，就仅仅换来一个今生今世都无法说出口的痛苦，一个恶咒，这就实在太过分了。我们的公共建筑项目真是到了不得不紧急刹车，提出制约方法的时候了。

这里提到的库哈斯，全名叫做莱门特.库哈斯（Remment Lucas Koolhaas ），一般人简称为“莱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荷兰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在哈佛大学建筑研究院担任过建筑和都市设计教授，本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荷兰电影和电视学院”（the Netherlands Film and Television Academy in Amsterdam）毕业，之后在伦敦的“建筑联盟”（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London ）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in Ithaca, New York）攻读研究生，是“大都会建筑研究所”（the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OMA）负责人，这是一个以研究为主的机构，也是鹿特丹的AMO的负责人。2005年，他和马克.文利（Mark Wigley）、奥尔.波曼（Ole Bouman）三人创办了,《体量杂志》（Volume Magazine）杂志。2000年，库哈斯获得建筑业最高奖普利策奖（the Pritzker Prize）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命名他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100人中的一个。

库哈斯1944年生于鹿特丹，早年学电影剧本撰写，后来分别在伦敦建筑联盟（1968年）和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1972年）学习建筑毕业，最早引起业界注意的是他在他于1975年在伦敦创立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 ，the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的设计和理论立场，OMA 是库哈斯和他的几个合伙人——建筑师 艾丽娅.泽赫利斯（Elia Zenghelis,）、祖.泽赫利斯Zoe Zenghelis 和自己的妻子玛德隆.佛列登托普（Madelon Vriesendorp），这个事务所后来加入了库哈斯的学生扎哈.哈迪特（Zaha Hadid），哈迪特很快自己出名了，就离开“大都会”自己成了公司去了。他们的突破点是通过198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设计，凸显自己和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立场，这一届双年展的策展人是Paolo Portoghesi, ，那一届的双年展主题是“昔日展示”（Presence of the Past）每个参展的建筑师要设计一个舞台一样的类似波特金街那样的街道，叫做“前台”（frontage），当时弥漫建筑界的是后现代主义风格，OMA 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走现代主义风格的项目，因此非常突出，后现代主义当时已经开始颓败，但是很少有人公开在这样前卫的艺术展上挑战后现代主义，这个显然是OMA 能够一鸣惊人的原因。

1982年，库哈斯获得巴黎的“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 Paris）的规划项目，但是始终没有建成，1981年获得爱尔兰总统住宅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威尼斯双年展的直接结果。OMA 获得的最大项目是1992年在荷兰鹿特丹的住宅项目  Kunsthal i，这个项目中许多设计，来源库哈斯1978年的理论住宅《迷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美国做纽约建筑和都市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in New York）的访问学者，研究所的所长是美国解构主义很重要的人物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库哈斯的主要贡献是建筑理论方面的。其中奠定他在建筑界基础的是《迷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他的成就主要原因就是这本书。他的主要观点是呼吁包容建筑和都市规划两方面的原则，不要把建筑和规划对立起来。用对物理层面的诚挚，对人的尺度的充分关切，保持足够的人文理想精神，要注意建筑和都市规划的迅速全球化的情况。他提到物质化的经济、机械尺度、偶然性的意义三个要点，主张城市生活的“偶发性”（the "chance-like" nature of city life），他认为日本60、70年代的“新陈代谢派”运动（Metabolist Movement）已经实现了这个理论的原则。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具有上瘾性的的机械，无可逃避（The City is an addictive machine from which there is no escape）。库哈斯的重要理论著作有三、四本之多，除了我这里提到的《迷狂的纽约》之外，还有《小、中、大、超大》、《大跃进》，都是上千页的混杂文集，图文并茂，内容庞杂，讲城市的扩展，讲城市的问题，偶然页有讲建筑思考。

他在美国西雅图设计的中央图书馆，就充满了这种扭曲、新奇、怪异、偶发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标新立异的。理论一回事，设计则和他提出的理论并不太吻合。他的理论虚的成分多，举重落轻，落点其实主要是他说的“偶发”、“至瘾”、“混乱”上。除了早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显示了对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尊重之外，他的设计，似乎走了机会主义方向，既没有解构主义者那样的执着，又没有新现代主义者那样锲而不舍，在不同的地方用华丽的词藻修饰自己的目的，讲大落小。最后往往用游戏和调侃的方法设计，并且对于这样能够把甲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能力很得意。经历过几十年的游戏设计，库哈斯的他的OMA团队都沾染了强烈的自我中心、自我放大的习气。

OMA现在在纽约总部的负责人是日裔的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 ），主要负责这个公司在美国的项目。这个人曾经在2004年和另外一个OMA的日裔设计师白井宏昌（Hiromasa Shirai）被请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派普论坛（Piper Auditorium ）讲他们公司的项目，那是哈佛设计学院举办大型公共讲座的地方，面对的是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设计师。。那天他们两个人用英语讲OMA 和库哈斯，俨然是世界没有了OMA简直就无法做建筑的感觉，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用大量的幻灯片讲解，这些幻灯片主要是在北京争取拿到CCTV项目时候的过程记录，讲话过程中了对中国人时常有无知的嘲笑和讽刺，说因为中国人看不懂OMA的设计，他们不得不请北京的模型公司在五天内作出中国人看得懂得模型；也看了几张幻灯，是在某一次CCTV项目会议上，主席台下坐满了记笔记的中国人，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记同样的笔记，为什么女人们也在记笔记。感觉上中国人是傻瓜，这个项目是他们去拯救中国人摆脱建筑无知而做的，我听了他们的这次讲话后，很难想像在全世界任何商业项目中，作为乙方的建筑事务所敢如此狂妄的戏弄甲方，居然还可以拿了钞票走人的。这恐怕只有面对政府这样愚钝到不知道醒的甲方才有可能发生了。

据说库哈斯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成了培养这样逆向思维、颐指气使类建筑师的摇篮。哈迪特据说也是如此狂妄和难以合作的。

库哈斯从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项目的收入、国际的声誉，OMA 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设计项目是这个公司历史上拿到的最大项目，57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和电视文化中心配楼，称之为TVCC，也就是2009年大火烧毁的那个楼，总预算从50亿人民币追加到100亿，就算原来的投资预算50亿元，也是很大的的数目，OMA 在项目中肯定得到很大的直接利益，同时因此还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大楼的设计项目。但是，和中国人期望报恩完全大相径庭，连朋友也没得当的，他基本是把中国人当作给他耍了的傻瓜看的。如果细细看看《内容》这本书，他那种拿学术做遮掩，骨子里的狂妄、自以为是完全跃然纸上。咱们是给人家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钞票那类，怨死了还以为很荣耀呢
！

2009年9月14日，于洛杉矶

建筑评论家阿达.赫克斯塔布尔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其实大部分时间也就是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和周边而已。因为我的学校在帕萨迪纳，生活也就在附近，去其他地方，仅是出差而已，生活的氛围圈子并不大。比如说买书，除了特别的建筑类、设计类、艺术类的书需要到圣塔莫尼卡之外，大部分也就在这里买大路货类书的图书超市型的巴恩斯－诺博（Barnes & Noble）、波德斯（Borders）两家普通书店，加上帕萨迪纳自己的佛罗门斯（Vromans），很少去逛其他地方的书店。不过，美国图书销售分类明晰，需要专业的还是很专业，比方佛罗门斯，建筑书有五、六架，和圣塔莫尼卡那个极端专业于建筑、设计、艺术的汉尼斯－英格李2斯（Hennessey + Ingalls Art & Architecture Bookstore) 自然无法相比，但是一般要看的总是全的。

两个月前，在帕萨迪纳的Vromes买了一本建筑评论家阿达.赫克斯塔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的《论建筑》（On Architecture），是她半个世纪以来的建筑批评文章的文集。阿达是美国建筑评论界的权威，1970年获得建筑界最高的奖项——普利策批评奖（the Pulitzer Prize for Criticism）。有些人说阿达几乎在西方建筑界有一言九鼎的批评气势，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说她的批评对西方建筑发展，对美国建筑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这点我看是绝对没有错的。

阿达原来的姓是兰德曼（Landman），1941年在纽约州立大学（CUNY）汉特学院（Hunter College）毕业。一年后嫁给工业产品设计师L.加斯.赫克斯塔布尔（L. Garth Huxtable），因此改丈夫的姓。1942～50年一直在纽约大学（NYU）攻读艺术史和建筑史，研究生读了整整八年。读书期间，她从1946年开始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New York ，简称MOMA）的建筑与设计部担任策展助理（Curatorial Assistant），直到毕业为止。她在这个时期开始写建筑评论，投稿给《美国进步建筑和艺术》（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and Art in America）月刊，并且成为《纽约时报》的第一个建筑评论专栏作家。

阿达.赫克斯塔布尔在一个研讨会上

这两个工作，对于阿达的评论生涯来说太重要了，她对于建筑发展的了解，对建筑理论的了解，加上自己强烈的批评个性，犀利的视野，独特尖锐的批判文笔，在期刊上，特别在《纽约时报》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看这本文集中她在1965年写的专栏《美国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USA），短短两千来字，把欧洲现代主义建筑被推介入美国的三十年历程清楚交待，推出了1965年的现代建筑展，而明确指出了美国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江湖地位自此确立。但是，即便美国在现代建筑似乎席卷狂澜的气势中，阿达敏锐的提出欧洲现代建筑虽然没有美国现代主义建筑那么张扬，却更加具有内涵，更加细腻，不仅仅是美国式的突出形式，而忽略了目的，其中她特别提到欧洲建筑对现代建筑基本问题的关注（原话是：“European architects……， in close-up, their work may frequently be less attractive and imaginative than U.S. counterparts, but they are not evading the basic issues”，原书7页）。

这番写于1965年5月23日的话，可能当时建筑界内注意的人不多，美国建筑师可以嗤之以鼻，但是现在来看，是千真万确的时事了。看看当时美国建筑界甚嚣尘上的气焰，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现在的中国建筑中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呢？是不是有些建筑的“basic issues”——比如功能好、经济指标合理、建筑为大众服务这类现代建筑的基本要素被我们忽视、甚至是为了张扬的功能、为了什么“地标建筑”的目的而刻意躲避（evading）了呢？

阿达的洞察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极为超前，如果看看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1921年出生的阿达当时才四十出头，生在世界当时建筑洪流中心的美国纽约，在最具有媒体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担任建筑批评家，真是生正逢时。她的清新、犀利的批判文笔，给她带来了许多建筑研究的基金支持，让她潜心写作和研究，她的著名建筑批判集《他们能够最终建完布鲁克纳大道吗？》（“Will They Ever Finish Bruckner Boulevard?”）就是格莱汉基金会（the Graham Foundation）赞助的

阿达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是美国建筑的批判主力，她现在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建筑批评主笔。阿达的建筑批评专栏我几乎是每周必看的，也是大多数美国民众喜欢看的专栏文章，言之有物、掷地有声，文风凌厉，毫不留情。有人说因为她半个多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在主要新闻媒体上发表建筑批评，可以说她创造了美国的“建筑新闻学”（architectural journalism ）。我们注意看看西方媒体中建筑评论的气势，批判力量的确是自成一体的权势。

阿达.赫克斯塔布尔的新书《论建筑》

2009年的9月份，我在北京出差，住在东大桥附近，天天看着被大火烧通了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配楼的巨大驱壳，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建筑刊物基本是噤声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可以容许阿达这类人的建筑批判存在的体制，可能这个惨剧是不会发生的，库哈斯那个荒诞的建筑玩笑也做不起来！

没有独立的批评、理论的建筑，不是完整的建筑。就好像一个政体，缺乏监督、缺乏制衡一样。完整的建筑应该是建筑设计本身、建筑批评、建筑教育三方面构成的，我们看看世界上最发达的建筑国家的情况，基本如此。建筑批评有三方面的功能：监督建筑设计本身，通过媒体引起社会对建筑的关注而形成社会监督力量，提高民众的建筑观察力。这三个功能，在我们现在的建筑理论界都基本不存在。哪怕我们用掉了全球一半的混凝土、三分之一的钢材去建造了史无前例数量的建筑，缺乏建筑批评，我们的现代建筑依然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说精神上依然不是现代的。

阿达对于美国公众建筑观、建筑审美的形成的重要作用，评论家约翰.科什托尼斯（John Costonis）说她几十年来每个星期建筑专栏的排山倒海的火力攻击，迫使纽约的地产开发商、政客、政府官僚不得不躲避三舍，形成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建筑压力（原话是：the continuing barrage fired from （阿达.赫克斯塔布尔的）Sunday column... had New York developers,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ducking for years.）。卡特.魏斯曼（Carter Wiseman）说赫克斯塔布尔坚持知识分子的批评性、设计的高水平性，使得她成了美国建筑的大众良心和自觉。通过这种建筑批评、民众唤醒的方式，制衡了美国，特别是纽约建筑的发展。

1989年前后，我曾经参加过洛杉矶保罗.盖第基金会（ Paul Getty Foundation）为了进一步研究请建筑家理查德.迈耶（ Richard Meier）设计的新保罗.盖第博物馆的一些问题的研讨会，在场的建筑家不少，都是名家，比如迈耶，还有解构主义的大师佛兰克.盖利（ Frank Gehry），阿达也在场。我们大家都对迈耶很敬畏，惟独阿达，完全直抒己见，对问题毫不留情，对后来博物馆的设计起到很重要的方向性指导作用。我当时很感叹，想起国内建筑批评，还是处于附庸于建筑设计本体、功能基本补壁，甚至助纣为虐的状态。批评界在建筑界里是“不是建筑专业 ”的代名词，我们的现代建筑如何能够发展得顺利？我们是不是需要呼吁真正的独立建筑评论的建造呢？

2009年9月9日，于洛杉矶

我出差的时候时常找精品酒店住，体验设计的不同。精品酒店在英语中叫做“boutique hotel”，突出的是特征、气质，而不刻意标准化、星级化的张扬。我很喜欢找这类酒店住，希望能够体会设计师的气质。但我在上海倒是很少有住精品酒店的经历，上海的精品小酒店里，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家是位于上海新天地中心的“88新天地”。

我从1970年代开始就时常去上海，住在淮河中路后面的南昌路。工作之后有时候骑着自行车到处逛，那时候上海没有这么多汽车，道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好像华盖一样遮蔽着城市，走走就到了中共“一大旧址那片石库门居民区。那里当时还是一个接近贫民窟的居民区，除了看看“一大”旧址，在街边吃条冰棍，那里没有多少商业氛围，也很破烂。烈日炎炎，路断人稀。

2000年在上海开会，看见这里大张旗鼓的建设、动迁了。在原址上建造了一个颇大的人工湖，底下是停车场，“一大“周边的石库门都改旧如旧。到2002年建成了一个叫做“上海新天地”的商业小区，位置就在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总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海独特的石库门建筑为基础，将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里弄与充满现代感的新建筑结合起来，集历史、文化、旅游、餐饮、商业、娱乐、住宅等于一体。现在都说这里是领略上海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形态的最佳场所。这里的设计用现代技术保留了建于20世纪初期的石库门旧建筑。 2003年，新天地北里荣获了国际房地产界大奖——由Urban Land Institute（ULI）颁发的Award for Excellence大奖。

从历史发展来看，上海“新天地”是个规模不算大的旧房改造项目，总楼面面积为5万7千平方米，开设了多家高级餐厅、酒吧、品牌专卖店及时尚店铺等。开发商是香港的瑞安房地产，这个公司自己在“新天地”还自设了酒店、餐厅、俱乐部会所和礼品店等，并推出新天地品牌的酒类产品。其中比较显著的是“新天地壹号”，座落于新天地北里，是瑞安房地产的私人会所，用于接待国内外重要贵宾与举行集团会议及聚会等。“上海新天地”和法国酒庄Chateau Petrus联手生产了一系列新天地品牌的酒类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提供给新天地和西湖天地的租户，同时在礼品店有售。

这个地方现在很牛，有人说“不到新天地，等于没到过上海”，虽然言重了，但是也不无道理。

之所以开张以来好久我都不知道这里有酒店，是因为我习惯在上海住老式的锦江饭店，或者对面的花园酒店，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新天地住。三年前，有一个开发商要在广州市中心建造一个类似新天地的旧城开发项目，邀请了几个设计方面的专家来新天地体验一下，包括做建筑、餐馆、酒店的专家，也找了我去，安排住在一个名为“88新天地”的酒店式服务公寓。他们给我订了一间很漂亮的大套房，打开窗子，下面就是新天地的小街，住在里面，恍惚之间好像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旧上海。

88新天地延续了新天地中西合璧、新旧结合的风格和理念，53套单元都经过精心布局，将中国传统元素和异国情调恰到好处地融合，铺陈在帷幔织物和现代风格演绎的仿古家具之间，营造开阔的空间和富有现代感的婉约风范。

88新天地经理布特根（Jan Buttgen）那时候说：精品酒店应该是一个“给予爱与被爱“的地方。（to love and be loved），这句话很生动，无形中赋予酒店以生命内容了。在酒店入口的小小的大堂左墙，挂了几幅花草题材的国画，右墙则是一幅西方油画。也就是演绎了这个“爱”和“被爱”的对立统一意思。这里的设计几乎设法在所有地方都灌输这样的中西合璧、对立统一的精神，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欧洲古典的水晶吊灯，也有纯粹现代的灯饰，但是室内也装饰了明清的家具和屏风，设计做得很注意“攻心”。看见接待台的大理石桌布满粗糙的纹路；大堂铺的是印花木地板，每一层走廊垫1.5厘米的地毯，这个厚度，据说有一种让人还没到客房，就想拎着皮鞋光脚走路的冲动。

这种思想延续到了客房之中。譬如为客人准备的浴巾，都分别用蓝色与红色来区分性别；而织锦缎的拖鞋，也分蓝红两色，上面绣着龙和凤；德国顶级时尚品牌Aigner系列沐浴产品与中式梳妆盒相搭配，酒店在室内的装饰设计上也尤其青睐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混合和对抗。是一种视觉上感觉得到的两种文化的差异和融合，很有趣。我看到房间里用非常现代的电器，也有1930年代Art Deco风格的家具和饰品，选用4000元一副的铜质老式电灯开关，彰显不同。

虽然我从来不在酒店里做饭，但是看见套房中有安置一个“小厨房”，还是觉得这个设计给酒店增添了不少“家”味，这在精品酒店中颇为少见。“小厨房”严格来讲是一个厨柜，最上面摆着画盘，是美国艺术家的作品。“新天地”品牌的红酒摆在中层，下面则有几种不同的咖啡壶。大理石台上还安置了一个水池，当雕花镂空的木格门打开时，就成了一个小厨房。在厨柜的咖啡杯旁边，倘若看到一个漂亮的彩色盒子，打开乍一看像巧克力，其实不然，那是冲咖啡的糖，被设计成各种形状，五彩缤纷的颜色。

我在那里住了两天，晚上在酒店对面的私人俱乐部吃江淮菜，谈谈体会，白天懒洋洋的睡觉看书，这个酒店，就给你这样一种惰性，进来了就不想工作，回到旧日褪色的时光中，设计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里什么都很好，就是价钱不菲。这个酒店不便宜，基本房是一晚是2400元人民币，看得见旁边人造湖的房间是2700元，我住过豪华套房是3600元一夜。

2009年9月7日，于洛杉矶

民国时期的南京中心区规划布局

现在能够看到痕迹的南京，在早期完整的城市规划中有两方面：一个是产生于朱元璋建造首都时的规划；另外一个则是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南京之时，请美国建筑、规划家亨利·墨菲领导做的“首都”规划，两者没有矛盾、互相补充。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建造城墙：四四方方，一边规矩是三个门，这样东南西北九个城门对着，就是大道，九经九纬，左宗右社，前朝后市。不过南京这里有山有水，不可能完全这么工整地规划，因此作了些调整。去过北京和西安的人会发现，同样是明城墙，南京的城墙和那两个城市的城墙差异很大。西安和北京的城墙方位对称，距离对等，而南京城墙的走位极 不规整。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南京起伏不定的特殊地形，使得设计的时候采用了因地制宜、依山傍水的方法而建。不过，我看到明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则认为，明城墙设计思想是道家堪舆之术，其形态为天象“南斗”与“北斗”的聚合。

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认为，南京城市规划的象征主义体现了朱元璋欲借此将自己打扮成“国之中土”的、洞察秋毫的“天神”和“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虽然如此，但是看看朱元璋时建造的南京城，事实上还是用地情况的结果。朱元璋为吴王时，住在南京的王府巷；称帝后，本可以就地强拆民居建皇宫的。但考虑百姓已久经战乱，再经不起纷扰，便避开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南地带，而在城东荒地 上，建起了明皇宫。朱元璋没有去破坏原先的城市风貌建皇宫，而是为南京做了一个全新的规划，将本来荒凉的东郊和北郊包进了城区，使南京城的范围扩大了好几 倍。他的这一工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城市发展需要，还为后人留下了600年的发展空间。到民国为止，我们看到的南京城是这个朱元璋的规划。

民国期间，因为迁都于此，需要重新在原有的基础上规划。这样，便是南京第二个规划脉络的出现。南京大规模设计、兴建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建筑——但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民间流行风气，而是当时的行政背景。就好像1959年北京兴建“十大建筑”的时候所采用的民族形式和现代结构基调一样，也是行政主导。南京曾经有十多年明确的行政主导民族化现代建筑的历程。

1927年，以黄埔军校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同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虽经短暂宁汉分裂，但是国民政府遵照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遗言，将南京设为首都的方向并无改变。于是该政府宣布全国暂行的行政区规划中，将原本北京政府所设之金陵道省级城市，更名为南京市。翌年，北京成为国民政府领地后，南京与北京同时成为特别市——即南京特别市与北京特别市。

翌年，中国统一且政权确定后，在反对首都设立于南京的强烈舆论下，为了表达建都南京的决心，国民政府于1929年6月1日设立“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其中三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但担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也被推选为该会主席。除此，委员中尚有当时政要数十名，如：胡汉民、戴传贤、孙科、阎锡山等人。另外在委员名单里，确定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为当然委员，孙科为常务委员。

之后，该委员会实际负责人孙科聘请了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为建筑顾问，由清华大学留美学生吕彦直为其顾问助手，从事南京首都的整体都市计划。1929年底，首都建设委员会发布《首都规划》，该规划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都市计划。

主持民国期间规划南京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

这个亨利·墨菲对南京的规划和建设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查到了他的背景资料。墨菲是正式美国建筑学院科班出身， 1899年他从耶鲁大学建筑系毕业，1906年获美术学士学位（Bachelor of Fine Arts），这段背景可以在耶鲁大学图书馆资料中查到。1900年，他来到纽约，1908年在麦迪逊大道开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所。到1913年，墨菲和合伙人达纳 （Richard H.Dana,Jr.）在纽约州和家乡康涅狄格州初步建立起可靠的商业信誉。他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些校园规划，所运用的风格多种多样：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Rochelle）中采用的是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的卢密斯学院(Loomis Chaffee，1912年)的设计中则采用了殖民地复兴风格。1914年5月下旬，墨菲来到中国，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墨菲和他的学生吕彦直这两位早期的建筑、规划家，对南京的规划和建筑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们的设计工作包括了对南京的重新规划、为一系列政府、公共、住宅建筑的民族风格与现代风格的结合进行设计探索。

先看看南京的首都规划。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定南京为特别市，1月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着手国都规划建设，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国民政府本着“用材于外”的原则，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和工程师古力治“使主其事”，聘请吕彦直建筑师等国内专家相助。1929年12月，《首都计划》正式由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是南京在民国时期编制的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

《首都计划》的指导思想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新的规划概念与内容，以美国矩形路网为道路规划的理想模式。规划者对欧美模式采取三种态度分别对待，第一，在欧美得到实践检验、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规划模式，直接运用于《首都计划》：如道路、铁路的设计，规划形式及指标都直接借用了欧美规划的成功经验；第二，不符中国国情，不能直接用于南京发展的，进行调整后再予运用，如确定城市人口、城市分区用地方面，大都参照欧美的规划指标稍加修改；第三，摒弃欧美国家实践后出现问题的规划模式，以新的规划观念和模式代替。如城市干道布局力避“对角线式”。

城市建筑形象提倡“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及新街口、秦淮河地区都充分体现了上述规划的思想与观念。《首都计划》还在规划方法、城市设计法案、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批判地借鉴了欧美模式，在规划理论及方法上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之先河。

《首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共编制了南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都市界线、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建筑形式的选择、道路系统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的改良、公园及林荫道、交通的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的位置、自来水计划、电力厂的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的设备、电线及路灯规划、公营住宅的研究、学校规划、工业、浦口计划、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的筹集等二十八项规划内容。

规划的国都界线，南起牛首山，北至常家营，西至和尚路，东至青龙山，界线全长117.2公里，面积855平方公里。远期人口规模预测至百年后，远期南京城市人口为200万人，以六年为近期期限。规划分区为：中央政治区在中山门外紫金山麓；市行政区在鼓楼以北的傅厚岗；两个工业区在长江两岸；住宅区分三个等级，除旧城区外在城北另设高级别墅区；商业区在明故宫；文化区在鼓楼、五台山一带。

道路系统规划采用方格网，路网密度高，交通组织灵活。规划的干道有：中山路（今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陵园路、子午路（今中央路）、热河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玄武路、中华路等。此外还有专为党政军机关规划的国府路（今长江路）、黄埔路、中央党部路（今湖南路）。计划还拟将旧城墙辟为环城大道，成为"风景路"。市内交通保留从下关至建康路的"宁省铁路"（即"小火车"）。计划在新街口建立环形广场，周围成为全市交通、商业、金融中心。

工业区规划是根据孙中山"南京新建设计划"安排于沿江两岸，江南片为第一工业区，以发展不含毒、危险小的工业为主；江北片为第二工业区，作为污染性工业之基地。

商业中心拟在明故宫旧址处，这一规划安排目的在于引导全城向东发展，实现城市以同心圆式向四周均匀拓展的目的。

文教区规划基本保持现状，以鼓楼、鸡鸣寺一带为基础。公园区除在市中心设新街口公园之外，还计划以林荫大道联系全城公园，使之浑然一体。

在交通规划上，城内道路拟分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类型。环城大道拟利用明代城垣改筑为能行驶小汽车的"高架"道路，城垣内侧拟筑林荫大道相辅，供游人通行。市郊公路共设九条，以城市为中心向外放射，并以横路联络"状如蛛网"。铁路规划考虑了新线铺设的走向、总客站位置的调整以及火车渡船、过江隧道的设计构想。其中作为近期规划的客站选址，拟模仿欧美模式，总客站设于将来市中心位置——明故宫、富贵山之间，意在"促其为一优美繁盛之商业区域，与纽约中部铁路总站，具有同一效力"，以此引导城市中心区向东迁移。港口规划以美国各大内河港为样板，试将南京建为国际贸易港口。南京港分为下关、浦口两部分。飞机场规划设有红花圩、皇木场、沙洲圩及小营四处。红花圩机场紧接中央政治区之南，平时作为民用，战时可作军用机场，用来保护政治区。

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

墨菲、吕彦直的第二个重要工作，就是探索设计具有中国形式的现代建筑，特别是政府建筑、公共建筑。

自从义和团运动之后，一部分在华基督教会，主要是美国北方的美以美会、美北长老会、美国公理会以 及美国圣公会，调整传教重点，开始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及资金，尤其重视教会大学的建设。墨菲抓住这一机遇，陆续为在中国南北各省传教的基督教会规划设计了多所教会大学的校园：长沙雅礼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部分建筑。由于这些基督教会都希望减小中西文化差异给传教带来的阻力，因此倾向于在建筑方面表现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所有这些校园虽然分布在南北不同地域，却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这与同一时期中国国立大学普遍采用西式建筑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因此，墨菲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探索工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地位。不过，因为意识形态上“殖民主义”、“宗教侵略”双重原因，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贡献，现在，走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北京大学校园，看到那些抗战前建造的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建筑，一多半人不知道是他主持设计的。

除了设计教会大学以外，墨菲还进行了北京清华学堂校园的整体规划和四大建筑的设计，以及位于上海郊外江湾的私立复旦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前者规格较高，属于地道的西洋风格，后者规模较小，基本上也属于中国古典风格。1918年7月墨菲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个人事务所，作为他在上海的分公司。

墨菲真正对南京造成影响的是从1928年开始，当时蒋介石注意到他的现代建筑设计中强烈的民族形式因素，因此聘任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主持制定了1929年南京的首都规划，并在南京等地设计了一批建筑作品。紫金山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纪念塔、堂和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大楼等，都属于政府机构的官方建筑，继续采用中国传统形式。

墨菲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培养出更加精心设计民族现代建筑的中国建筑家，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时期负责设计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两大建筑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就是墨菲的助手和门生。因此，我们说墨菲在中国的成就，起码有三点：第一，探索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主要是长沙雅礼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这些高等学府的建筑，给中国日后探索民族现代建筑提供了案例和模式；第二，规划了新的南京；第三，培养了吕彦直这样的第一代民族现代建筑大师，仅就这三点，他也应该在中国建筑史上有个记录吧？

墨菲亲手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中的精英人物就是吕彦直〔1894---1929〕，吕彦直应该是对中国早期民族现代化建筑影响最大的一个建筑家了。他是山东东平县东平镇护驾村人，1894年生于天津。幼年丧父，喜爱绘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随其姐居巴黎数年。常参观罗浮宫博物馆，酷爱绘画和雕塑艺术。回国后，入北京五城学堂习国文。1911-1913年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求学。1913-1918年由北京政府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先入电机系，后转入建筑系。1918-1921年担任我们上面提到的亨利·墨菲助手。墨菲的民族形式与现代建筑结合的思维和手法给他很大的影响。在墨菲的工作室，吕彦直担负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建筑工程设计，用中国传统风格设计现代建筑，初显才华。1921—1925年9月回国后，先后与养默、黄锡林共事于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上海银行公会等大型建筑工程，后独立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期间，他的建筑设计多为小巧、舒适和花园式洋房，但已在研究中国古典式建筑，并努力融合中西建筑艺术的精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是年5月，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向海内外悬奖征集中山陵墓 设计图案，国内外的建筑师和美术家纷纷报名应征。当时吕彦直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建筑师，但他对自己的才学满怀信心，毅然报名，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与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建筑师展开竞争，终于荣获首奖。吕彦直设计中山陵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建筑的精神，庄严简朴别创新格。作为第一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优秀元素， 同时又学习了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他把二者结合，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历史性建筑。中国这一代建筑师均是如此，他们从国外学成归来以后，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建筑，也没有完全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中，而是有机结合，加以新的创造。中山陵的平面图呈一 警钟形，寓含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这个建筑群用现在的审美水平来看，依然是一个精品。

查看这个建筑的设计，过程大概如此：吕彦直是在1925年9月—1929年3月接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任陵墓建筑师。 接受南京国民政府聘请，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他反复推敲，设计出的中山陵墓方案，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风格与特色。截止到9月15日，筹委会收到中外建筑师40余人应征设计图案，经评选委员会及中外专家顾问的评选，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名列 榜首，获得奖金2500元。孙中山家属代表和筹委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并决定聘他为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师，限于两个月内完成工程详图。吕彦直受聘后，即赴南京实地考察，赶绘全部工程详图。当年12月，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中山陵墓建筑工程遂即开始动工。

在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工程进入高潮之际，吕彦直又承担了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他设计的两份建筑图案，因其构思别致，水平高，又以首奖入选。图案入选后，受“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于是，他为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建成，奔波南北。

中山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期间，吕彦直已病魔缠身。他忍着病痛，不分昼夜推理演算，以顽强的毅力设计出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详图，并主持了工程建筑事务。就在工程临近尾声时， 因患癌症于1929年3月18日在上海逝世。鉴于他对建造孙中山陵墓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曾明令全国，予以褒奖，中山陵祭堂的西南角立一纪念碑，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有于佑任题词：“吕彦直建筑师建筑陵宫积劳病故，特此纪念”。

在南京，我在中山陵拾级而上，感慨万千，这座已经完成了80多年的建筑群，依然是浩气磅礴、气势万千。这些年我们在全国做了多少庞然大物，却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吕彦直设计的这个高度、这个文化的浓度，第一代建筑家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心血建造出这样精彩的作品，难道对我们就不是一个启示吗？

广州中山纪念堂

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到了亨利·墨菲、吕彦直这两个人。其实，当时参与南京规划、“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人数不少，他们为我们中国的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使得我们迄今拥有这么多既成事实的作品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实在难能可贵。

2009年9月4日

我为《水墨三十度》一书所画的插图

传统水墨基本是历史的东西，我们去博物馆看，是欣赏，也是对历史的回顾，感受从唐代以来到近代水墨的演变，体会不同画家的演绎风格。但是对于当代水墨画依然在历代的形式、构思里兜圈子，评论界还是普遍不满的。有些人主张渐变，特别是把西洋画的技法导入传统媒介。解放后，在国画教育中推行了西方的素描、透视、解剖、色彩等课程，这恐怕就是一个改良。不过这样的改良，最后出来的作品却是用水墨材料画西画了。我自己也画过这样的画。就算是我自己，鉴赏国画其实用的也还是西画的标准。这往往令人非常困惑。但如果不用西画这套技法训练和鉴赏，那又该如何发展我们的传统呢？

相对而言，批判其实比较容易，只要你有勇气说出来。对于中国水墨画陈陈相因、缺乏生命力的问题，我看过几位评论家的文章，李小山、陈丹青都有分量很重的见解，属于批判类的，火力猛，攻击力强。但是在这样的猛烈火力之后，该如何收拾水墨的残局呢？好像也没有看到多少建设性的意见。因此，虽然读他们的批判感觉很过瘾，但是读完之后却又有些茫然，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

最近一段时间，倒是评论界高名潞的说法强烈地引起了我的注意。高名潞是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他对水墨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和前面提到的王旭、王南溟、皮道坚等人的看法都不相同。高名潞认为：中国当代水墨画界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画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迷信，一是过于相信笔墨或笔墨的表现力，二是自以为是地相信一些画面形象的意义，如混沌意象的宇宙感，方与圆的阴阳哲学，或者矫揉造作变形后得到的所谓的深刻性等等。前者是否定了做水墨探索的一批人，后面则否定了刘国松、王无邪这些人。他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在高名潞看来，中国水墨的问题不仅仅出在技法上，也出在观念上。当代中国画太缺乏观念和方法论上的突破，构思方法不对，笔墨技法不对，那当然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了。

高名潞的这个提法，倒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人试图用改革水墨来冲决清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樊篱。例如，那时广州美术学院有位青年教师叫做杨诘苍，就曾用水墨画类似西方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后来又有以谷文达为代表的，将水墨画传统积墨法与西方超现实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一批人。他们都试图开拓新路径。但是高名潞认为他们的这些探索本质上是破坏性的，而非建树性的。因为在本质上仍未脱离所谓的八大传统。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具有摧枯拉朽的破坏能力，但是没有建造出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体系来。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兴起的新文人画也是一种对传统文人画优雅意境的破坏，但本身也并未建树任何东西。我在苏州看到的这个画廊经营的作品基本是新文人画，的确是对传统文人画的调侃，甚至恶搞。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方法上并没有突破，只是在笔墨的运用和人物﹑山川的形象上作些变化而已，让人有“调侃型人物画”、“山寨版文人画”的感觉。因此，水墨画领域一直到目前好像也没有真正本质上的突破，看看最新的作品，感觉仅仅是更加形式化和精致化了。虽然尺度庞大，但内容空洞。

高名潞指出，“笔墨迷信”的根源在于，大家都认为传统水墨画的发展就是水墨表现力的进化史。高名潞认为，李小山的“穷途末路”说虽震惊了画坛，但因为李小山本人仍执迷于笔墨的迷信，从而丧失了超越前人的信心。所以，李小山风波的硝烟，“有振聋之声而无发聩之效”。所以他提出有必要对中国绘画史作新的解释，不能以我们自己今日对笔墨的理解去看古人的绘画和思想。他认为，应更多地从方法论更新的角度，而非笔墨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绘画史。

从理论上讲，早在元初的赵孟頫就很有见地的提出了水墨革命的纲领，他说革新的核心在于“写”画而非“画”画。所以，尽管书画同源，或书画同法的提法在张彦远年代就出现了，但元以前的画家仍是用毛笔去画而不是去写。到赵孟頫明确了“写”的方法论，才导致笔墨形式大变。元四家性情化的文人画也都是写出来的。高名潞认为赵孟頫的画，画的是“方法论”，而非性情，所以比元四家更有艺术史价值。他对清初四王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老是批判四王画的无个性和形式化，但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创作方法论意义。据他看，从赵孟頫以来，元、明两代文人画家都极力强调笔墨的性情表现性，即所谓的“逸气”。而董其昌又以南北宗说将其发展到极至，笔墨所生发的“气韵”(或逸气)被鼓吹得玄而又玄。到四王，忽然一下子又停止对这种虚玄个性的追逐，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极平和客观的心境去“仿”以往的大师，仿的不是性情，而是笔墨。四王去除了笔墨的性情化或它的乌托邦因素，其用意就在于告诉人们，笔墨即是笔墨，不是别的。笔墨是可以被程式化的，人人可以用此程式去作画，于是笔墨的神秘性亦即随之消失。清代学画画有教科书了，从《小山画谱》到《芥子园画谱》，再到吴有如的《点石斋画报》，传统笔墨完全随意地为都市中产阶级大众服务了。高名潞认为，“气韵”是矫饰的，程式则是理性的。这种观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因此，在高名潞看来，对“四王”的声讨并不具有革命的内容。他说“从20世纪初的‘革四王命’开始，‘无个性’与‘形式主义’即成了四王的，乃至任何艺术家的永恒罪名，它使我们不能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看待‘无个性’和‘无笔墨’的意义。中国人的一个世纪的乌托邦情结造就了当代艺术家与批评家对中国传统笔墨产生了巨大的期待。他们相信笔墨可以再现辉煌。伴随笔墨而来的则是徒有其表的鸿蒙宇宙气象，方圆抽象符号，变形人物或都市风景等等。左冲右突，其实均未脱离传统窠臼，因为没有一个的新方法论或观念作指导，只重表现什么和怎样表现，就是不问为何这样表现和为何非要这样画。所以，总是事倍功半。”

在这个前提下，高名潞得出结论：“以上仍然是今天中国水墨的状况。这是一种‘没办法’的状况。我们会很容易倡导一种题材或形式，比如都市题材或抽象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方法论的支持，它们只能流于表面的表现，不能形成可以为人们共享的方法。但这方法或语言绝不是简单的技巧问题，也不是指那种肤浅地运用‘中国符号’的把戏。……所以方法不等于题材，不等于你找到了题材，就解决了与题材相关的文化问题。同时，方法也不等同于形式技巧，因为后者只是无灵魂的物质把戏。艺术方法论是：某一种艺术哲学(或文化关注)的最有效的视觉化方式。”

高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目前当代水墨处在整体性的“没办法”的困惑状况，尚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成熟”了的水墨流派或者风格，也谈不上什么成果。水墨的现状就是一大堆不同的观点和声音的综合体，是个“大杂烩”。这些声音不是关于怎样寻找一种水墨画风格或“绘画性”本身的问题，而是把水墨看作一种可以承载观念和意义的中性媒介——一种特定的“痕迹”。艺术家自由地去探讨某种“方法论” 的可能性，或者提供一种启发性。但是不论用何种形式，必须落实到水墨“痕迹”。它是我们所说的“水墨”的界限。没有这个界限，水墨的方法论也就无从建立。

在这批“杂烩”中，有哪些人正用水墨做媒介来探索自己的路径呢？我看见有属于“试验水墨”的李华生、梁铨和张羽，他们基本上都是“反笔墨性”的，反对众人认同的元代文人画自我表现性的笔墨。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所谓的“立体水墨”，就是将水墨的二维平面转到多维空间，这里有刚才提到的王南溟和王天德。

而“文字水墨”也是 “杂烩”中的一个，徐冰和谷文达都用字作水墨。徐冰的“读风景”系列作品，人们远看他的画是风景的形，近看是字。徐冰明确地将字入画。他用“草﹑木﹑山﹑石﹑土﹑水﹑鸟”等汉字去“画”窗外的风景。用“草”字去“画”草，或写草。用“木”字去“画”树林，或写树林。徐冰是直接以概念去写山水画。徐冰将概念和视觉的本质明确对立化了，排斥笔墨的变化和激情。它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启示，使人做出了不同形式的文字水墨画。

谷文达是中国当代水墨的先锋。他在探索上已经越过了我在上面提到的阶段，走到了既无“笔墨”，又很“俗气”的阶段。直来直去，毫无悬念，这大概就是谷文达近期所追求的。这种媚俗和他早期的精英水墨的差距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语言上的启示，倒是给了我们某种文化变异方面的启示。特别是从谷文达的艺术经历和生活经历的发展方面去思考，他的作品的启示就更显得有意义。

张建军在染上墨的宣纸上覆盖了干净的宣纸，然后再用水笔在干净的纸上作画，或者临摹古画。于是，干净的宣纸上马上显出湿的传统笔墨的“痕迹”，但是，水干了以后墨迹大部分也会消失。所以，画家作画的过程，只是“幻影”的出现与消失的过程。用录像把这个幻影过程记录下来，“水墨画”的痕迹则因水干了之后完全消失。还有刘旭光的录像水墨，也都是把数码录像技术和水墨结合起来，改变了水墨的原旨了。

我于2004年在深圳看了一个有如上这些人参加的水墨展，策划者好像就是高名潞。在一个多元化、非两极化的时代，这样的水墨展带给人的，与其说是笔墨的享受，还不如说是对一个文化上缺乏既定标准、心态上缺乏趋向的时代的诠注。水墨到了这个份上，也并不水墨了——我们心中自宋明以来的那种水墨观已经走向尾声了。

200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