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有一个极为大胆的假设：宇宙形成之初就诞生了“某种不可实证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具有极高的智慧，后来这种生命“选择了地球上一种杂食性灵长动物，并潜入其中寄居，将自己的触觉演变成了经络，将自己的主体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藏象生命体。”后来这种生命体为了协调藏象生命体与人的肉体之间的关系，“它通过极少数人的大脑，向人类传授了一种高明的医学，这就是中医。”

他的解释阴阳也是别出心裁：“概括地说，‘阴’指的是人体的解剖生理系统，‘阳’指的是人体的藏象系统。”从能量方面说，解剖生理系统需要“味”，藏象系统需要“气”。病分阴病和阳病，阴病跟饮食起居有关，养病跟风雨寒暑有关。阴阳平衡就是健康，失衡就是疾病。平衡有两个境界，一个是平人平气，另一个是天人合一。平人平气则无病，天人合一则神气不散，能够长生久视。

对于中医的“精”，李卫东的解释是：“中医之‘精’就是被人体吸收的宇宙生命素，它是人体藏象系统——第二生理系统的原始能量形式。”中医所谓的“气”指的是“精”，“精”存在于空气当中。气又分“天之气”、“地之气”。中药医谁呢？它医的是人的藏象系统。因此，虽然有些药对人的解剖生理系统有毒，但对藏象系统有利，也就能够辩证施治，为的是丢卒保车。人的经络和阳气可以让人稳定工作到128岁，就是所谓“天年”。之所以一般人都活不到天年，不是因为缺少阳气，而是阳气不振，因此，中医更多的不是补阳，而是升阳、通阳、助阳。

李卫东对经络的解释同样新鲜，他把经络称之为藏象生命体的触手，作为一种藏象系统的组织结构，它无法被现代手段证实。他认为《易经》是生命之书，是人体藏象系统的符号模型，六十四卦就是人体经络的方程式，中医则是这套符号模型的理论解释和实际操作。李卫东对中医起源的猜想也非常大胆，他认为中医并非起源于地球文明：“中医起源于一场面对面的传授，《黄帝内经》就是传授时学生记录下来的笔记。”一边是人，另一边并不是。对于这样天马行空的猜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

2009年12月29日星期二

舆论感到鼓舞的是这个“办法”中的一些突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强调了权利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自行改造，可以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等等。跟过去的改造方式相比较，这当然是大大进步了。很多城市在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权利人的权利被忽略乃至被剥夺，以至于会出现权利人用自焚的极端方式表达自己诉求的行为。

但还是有问题。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施改造，其中是不是包括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实施改造呢？这涉及到谁决定城市更新的更大的一个权利。是不是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就可以决定改造——就算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过程也是民主的，是不是就应该无条件接受改造的决定呢？如果权利人不愿意实行更新，那么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本质是：城市更新的理性主义跟尊重传统的保守主义，谁更应该被我们选择。

过往的城市规划并非无懈可击。深圳城市的道路规划就有很大的问题。其中，一般人的路权受到了侵害，比如那些行人的路权、利用非机动车的人士的路权等等。交通规划的单一化、机动车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交通的选择权利被简化了。我们没有看见道路改造时征求过市民的意见。前些年很多道路都拓展了，提供行人和非机动车的空间遭遇挤压，虽然利用机动车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便利，就算是效率可能确实有所提高——事实上，效率的部分也是有疑问的，城市机动车化造成的堵塞日益严重，而别的交通工具又不能使用，效率反而变得低下——但是，其中未必就那么公平。

城中村的改造也并非没有争议。城中村是很多人进入深圳的一个方便的平台。城中村的多样化也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多样化。城中村的自然生态是城市成长的宝贵肌理。但是，一定会有人说它是不安全的、不卫生的、效率不高的、容易藏污纳垢的……等等。即使在改造的协议大大缓和了权利人抗拒态度的今天，城中村从城市逐渐消亡也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一个光鲜亮丽的城市付出的代价是：它不再具有人性的味道，生活的成本大为提高，一些当地人被边缘化，还有很多被逐出城市的中心……

基于过去的城市改造的历史，我不认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就一定会做到无懈可击。认为只要是集合了专家权威做出来的方案就是科学的，就一定是应该采纳的，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傲慢”。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主义的傲慢，改造城市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也因此，我认为，只要权利人没有不接受城市改造的权利，城市的改造就是可以质疑的。我并不反对城市改造，但我反对城市改造必须接受的前提。城市更新是要谨慎进行的。

多少年来，我们对“变化”甚至到了一种盲目崇拜的态度。但看起来，一个变化缓慢的城市、城市的地理地貌能够长期维持不变的城市、城市的市容市貌并非那么光鲜亮丽的城市，可能包含更多的合理性。在国外，有很多城市的建筑几十年、数百年不变，变的冲动受到极大的约束。而在我们，以发展之名，变动来得太容易、太随便、太频繁。

我希望城市的规划部门既是有为的，又是无为的。有为的是，对于看准了事情应该积极去推进，但是，不要急功近利，热衷进行大规模地城市更新，尤其是不能容忍老旧的社区的存在。这其中包含着更高的要求：城市规划应该一开始就是全面谋划的，是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是不需要动不动就更新的。给城市更新太大的权利，就为短视的城市规划留下了巨大的余地。

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不妨先看看榜单：新浪网推出了一个年度文化人物的候选名单，其中包括易中天、金庸、钱文忠、余秋雨、陈丹青、韩寒、袁腾飞、麦家、赵忠祥、张大春。中国网的候选名单不知道是不是开放的，完全由网民决定，其中包括刘谦、小沈阳、周迅、李冰冰、孙红雷、海清、韩寒、周立波、黄勃、陈鲁豫。

新浪网的候选名单基本还是文化人物。中国网的名单则大致上是娱乐人物。当然，在广义上讲，娱乐人物大概也算文化人物，但是，同样是文化人物，他们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说明他们在本质上不是同一类人。胡子眉毛一把抓的这种评选往往成为一种遮蔽：重要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掩盖了。

正确的做法本来是细分。在文化人物的类型上，要把知识分子、学者、作家、演员、主持人等等分开，他们很不一样。比如把韩寒跟周立波放到一起就非常不伦不类。韩寒跟余秋雨在一起感觉也很奇怪。在影响力的类型上也要细分。有些人的影响力是数量上的，有些人的影响力是质量上的。美国有些专栏作家的文章只会有几个人看，但常常影响决策，这就是质量上的影响力。当然，还有影响力的性质，有些影响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些影响力则相反。

而新浪网和中国网的名单，大致上只能算是知名度评选，看看哪些人在网民当中具有更高的知名度。这样的评选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是这样的评选，就不应该僭越，滥用什么年度文化人物之名。像是金庸、余秋雨、钱文忠、袁腾飞、赵忠祥等等，在2009年，文化上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只是闹出一些新闻罢了。

至于把娱乐人物当作年度文化人物来评选，更是匪夷所思。无论这个名单是由大众评选出来的，还是由中国网的编辑整理出来的，都足见网民以及网络编辑们的思想水平之贫弱、文化素养之低下、精确思考之欠缺。因为扮演了虚构的人物而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大概只在时下的中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

当代中国其实有非常好的文化人物，有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些对推进社会进步产生了实质作用的人士，他们可能有名，可能没那么有名。有价值的文化人物评选活动，应该把这些人物找出来，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他们，认识他们。但是网络看来不会做这样的工作。网络是崇拜点击率的世界，是一个迷信巨大数字的世界，网络热衷制造泡沫，在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最大的作用似乎就是遮蔽，这是人们应该警醒的。

2009年12月24日星期四

忽然，西南大学扫盲中心推出《新编实用扫盲教材》，把不会理财、不懂用电常识、不会看地图、不会教育孩子等等，都列为“新文盲”。这给一些人带来了戏虐的由头。有人趁机推出了新文盲的排行榜，余秋雨、于丹、郭敬明进入前三甲。余秋雨的文章向来有人挑毛病。他最近的“钟山碑文”被当作是“新文盲”的最好证据。于丹因为说了一句“豪猪是一种野猪”而入选。郭敬明的书非常畅销，但他曾经有抄袭的劣迹。当然，你大可把这些理解成为“人怕出名猪怕壮”。

研究大众文化的人应该知道，制订排行榜是一种“游戏”，或者也叫“游击战”。无数无名的芸芸众生利用制订排行榜的方式，短暂然而确实是真实有效的掌握了一会儿文化权力。他们用一种“游击战”的方式袭击一下那些大名鼎鼎的人，那些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人，是一种发泄方式，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不仅仅是制订排行榜。重新定义“文盲”的标准也是如此。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制订文盲标准的权利。诗人何三坡说不会写诗或者不懂得欣赏诗歌的人就是文盲。一些网民把不懂得“童鞋”、“杯具”等网络用语的人也视为文盲。没有同情心、只知道认识名牌、只知道“让领导先走”等等，也都是文盲。你也可以表达你所认为的文盲。

那么，这些仅仅是一种玩笑吗？事实上，在游戏、玩笑、戏虐之后，仍然许多文化价值和标准被颠覆，还有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和标准被选择了出来。没有人文情怀的人，没有悲天悯人意识的人，没有风骨的人，只知道谄媚权力和财富的人，只知道崇洋媚外的人……等等，都被当作是文盲遭到鄙视。

其中也有严肃的内容。比如，余秋雨的“陨落”大概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课题。两年前他还是文化明星，是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去今两年，批评他、批判他的人越来越多。一度，他是文化复兴的代表，但现在，他是公众心目中贬值最快、也最严重的文化人。思考余秋雨，或者可以帮我们在“新文盲”时代建立知识分子的准确坐标系。

2009年12月22日星期二

加雷斯·奥卡拉罕的《人最高的是头颅——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前世今生》（东方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是一本讲述如何“自疗”的书，他完全靠自己的摸索彻底治愈了严重的抑郁症。他是爱尔兰知名的节目主持人，主持一档“独自飞翔”的节目，据说非常受欢迎。人前的奥卡拉罕风趣、幽默、充满活力、魅力四射，人后的他完全是另一回事。

仿佛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患过抑郁症的人可能也不容易想象陷入其中的滋味。书中有大量描写，混乱、狂躁、忧虑、暴怒、争吵、噩梦、失眠、哭泣、酗酒乃至一次次想到用自杀来做一次了结。也分析了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少年时被性虐待，心里有一道浓重的阴影；工作中被上司刁难、被同事伤害，也是加剧抑郁症的原因。医学专家认为抑郁症跟大脑某种化学物质不平衡有关，但奥卡拉罕认为其实是长期的抑郁导致了那种化学物质的不平衡。他也分析了自杀的原因以及许多谬误。

奥卡拉罕尝试了很多治疗方式，用药物治疗，用阅读治疗——阅读荣格的传记，荣格也曾经是一个抑郁症严重的患者。奥卡拉罕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同情、理解、包容。但是，奥卡拉罕认为，最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直觉。奥卡拉罕这样定义直觉：“直觉是大脑感知事物正确性的一种能力，这个过程中无需要任何理由或推力分析。”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面临的问题不是生活困境，而是对生活经历所出去的反应。他开始打坐，学会放松，学会积极思考，积极的心态会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他相信这样的直觉也使药物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如果你不相信药物的作用，药物可能会是无效的。

奥卡拉罕的经验还包括：向别人倾诉传记的状况，并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康复，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制定计划，在身体上、饮食上、精神上改头换面；运动比药物更有效；为了给别人传递充满信心的信号，创新塑造自己的身体，奥卡拉罕开始在家里进行健美训练；更多的则是精神疗法，其中包括检讨自己的价值观，建立积极的希望，坚持正面思考……等等。奥卡拉罕终于彻底治愈了自己。一个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和疾病的人，大概也算得是一种成功。

2009年12月22日星期二

下联：赵本山寨

横批：二人赚

戏剧意味着冲突、转折、高潮、偶然。戏剧的世界不那么逻辑，不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说，一切真的皆有可能，那么这说的是戏剧世界的法则，而不是生活世界的法则。因此，我们对戏剧的渴望，就是对偶然性的渴望，对不可能的渴望，对浪漫的渴望，对梦想以及奇迹乃至神迹的渴望。这样的渴望是我们需要戏剧的最终理由。

到了地球村的时代，到了这个所谓娱乐至死的年代，戏剧的世界跟生活的世界，那种清晰可辨的界限似乎模糊了，生活延续了戏剧，而戏剧总是突如其来的介入生活的领域。戏剧的法则忽然贯穿到了生活当中，我们惯常信守的那些常识以及信念，忽然被颠覆，被改写，被——说到底是被戏剧化。如果说这暂时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但起码是一种我们有机会看见的生活。

比如，一个既老又丑的女人，看起来几乎是一个功利世界的弃物，但人们忽然发现在这样黯淡的身体里，却隐藏着珠宝，那不世出的珠宝，它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这就是英伦的女人苏珊·博伊尔的戏剧性。奇迹必须接踵而至，因为人们必须为几乎埋没这样的珠宝而付出代价，人们必须用格外热捧的方式来涤荡内心的歉疚。

苏珊·博伊尔开始的时候，迈克尔·杰克逊却已经结束。杰克逊的戏剧性是他的异乎寻常的强大与同样异乎寻常的脆弱。他强大到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寻常人无法获得的成就、财富、声名，他的脆弱也脆弱到他无法拥有寻常人都拥有的简单的幸福、快乐乃至健康。他的戏剧性还表现在他像一个拳击台上从来没有被击倒的拳手，但一旦击倒就再也爬不起来。

最大的戏剧性或者莫过于印度那些童星，他们电影里面成为富有的人，甚至在电影之后成为舞台上耀眼的明星，但他们的戏剧性却恰好是戏剧的法则无法洞穿生活，到了生活的世界，一切都嘎然而止，他们仍然是贫困家庭中的一个贫苦的孩子，仍然面临着被卖掉的命运。类似的还有那些女性的明星，她们在舞台上光鲜，在舞台下不堪——或许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些明星，她们的戏剧性就在于，生活其实并不戏剧。事实上也是这样：既然是偶然的化身，戏剧的法则就不可能是统一的。这也正是戏剧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根本原因。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确实，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为我们进入了“有限地球时代”——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在污染面前人人平等。环境污染把所有人都联系这一起，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有限地球的意识”和“污染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并非一直就有，它是最近40多年来才兴起的思潮，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曾经，人们认为可以先发展，后治污。但这个观念现在看来是极大的错误。世界上“成功”实现了“先发展，后治污”策略的例子是英国。但英国的成功是把污染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这样的转移除了不道德之外，还在于，在今天，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某个国家实现这样的转移。

曾经，人们认为，污染的问题既然是由科技发展带来的，那么，也可以有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所解决。但这个观念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环境污染并不是由科技带来的，也不能由科技的发展最终解决。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证，得到了公认。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环境的恶化，跟政治决策失误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政治决策对于避免社会的崩溃和环境的恶化，起着更大的作用。戴蒙德把这些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认为，既然中国可以成功地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那么，中国同样可以实施有效地环境保护策略，使国家走上一条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人可能会辜负戴蒙德的期望，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还在持续付出。

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政治决策不能不顾及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不顾及当下的民生状况。以汽车工业为例，大家都知道汽车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但国家却不能不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因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至少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工业的、商业的逻辑跟环保的逻辑不尽一致，甚至是刚好相反。工业和商业像一台疾驰的列车，奔向环境崩溃的远方，现在人们能做的，似乎仅仅是踩一下刹车而已。

2009年12月15日星期二

最终还是看了《三枪拍案惊奇》。没看之前，基于对张氏电影的多次失望，所以我对整个电影基本没有任何期待。看了之后，发现剧情上的悬疑和转折还不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后来看了一个张伟平的访谈。他说这本子是花了几百万美元买的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我就黯然了。这个脱胎换骨之好啊。乡土气息之浓啊。估计科恩兄弟这亲爹看了也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儿。

除了闫妮，其他主要演员都是二人转演员出身。许多桥段和剧情简直就是为二人转艺术量身打造的。把面当花手帕转，丫蛋和豁牙伙计的斗口，很有视听效果。小沈阳经典的语气词和丫蛋标志性的笑，走两步就摔跤，赵本山斗鸡眼，都似曾相识，像一个加长版的东北小品。我以为我提前看春晚了。借着赵本山在春晚多年的积累和“不差钱”的春风，笑点虽然不新鲜但是很奏效——估计票房也很奏效。张伟平就信心满满得说了：这个片子在国内四个亿，没有问题。

不得不说张艺谋和张伟平这“二张”组合真是黄金搭档。当观众对古装大片有了审美疲劳的时候，张艺谋剑走偏锋，启用了赵本山和小沈阳这些在大家心里有点“难登大雅之堂”的二人转演员来拍电影。这个组合很有噱头，很有吸引力。大家准备再次开骂的同时也准备了掏腰包去电影院看。其实张艺谋这个时候绝对需要的不是大家的一声赞，而是延续商业上的成功。狠赚一笔之后就又可以归隐几年，继续吊足大家的胃口。

也有人赞扬《三枪拍案惊奇》。有人赞扬张艺谋对中国电影杰出而伟大的贡献。因为原来都是国外大片抢占中国市场。中国电影只能夹缝中求生存，基本没什么人看。现在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大片”，不仅可以拿外国大奖，甚至还能去挣外国人的钱了。

中国电影和中国大片绝对不是一个东西。好电影和赚钱的电影也明显是两个概念。诸多中国大片能说得上是好电影的，寥寥无几。电影院上公映的反反复复也是那几位第五代大导演的大作。第六代导演都鲜有出现。更不要说许多致力独立电影默默无闻的导演们。他们有很好的故事，有和大家分享的欲望，有足够为大家惊艳的实力，唯独没有一个机会被大家发现。

如果你有一千万，你是愿意炒股还是炒房还是投资拍电影？的确，那些功成名就的导演，大家都是争着送钱。而那些不知名的导演，他们可以获奖，可以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但是他们的电影永远不可能在电影院公映。他们的电影或许不那么好看好玩，但是很真挚，更有内容，能给大家更多的思考和启发，他们让中国电影不会穷得只剩下票房。

如果我今天丢钱又丢手机，如果我现在发愁毕业了去干嘛，如果我怀疑我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那我一定会去看《三枪拍案惊奇》。很俗很搞很无聊也没关系，为的就是一乐。这个电影就像口香糖，嚼一嚼就可以吐了。在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的时候，大家都想放松一下，而不是给自己增添额外的沉重。但是请记住：危机和压力永远只是暂时的，噱头和笑话是暂时的。第五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历史上也是一个暂时——起码管虎的《斗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仍然在。中国电影的希望是永恒的。

亚隆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一书扉页上写道：“你不能直视骄阳，也不能直视死亡”，但这本书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不能变成可能。理由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反面的理由是：很多人都有死亡焦虑或者死亡恐惧，死亡并不因为你不直视它就销声匿迹；正面的理由是：直视死亡其实是体验觉醒的一个关键环节，跟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适相其反，感知人之最后必死，才可能活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作为一个心理治疗界公认的大师，亚隆倒是对雅典的智者伊壁鸠鲁推崇备至，认定他是最早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跟老子所谓的“人之大患在吾有身”不一样，伊壁鸠鲁发现的人之大患是人之有死。伊壁鸠鲁缓解死亡焦虑的论点有三个：一是灵魂也会死亡，跟肉体的死亡同时发生；二是死亡是完全虚无的，也就是说，当你活着的时候，无所谓死亡，当你死亡时，你已经不存在了，死亡是你所感觉不到的；三是生前与死后对称，如果你对生前不感到恐惧，同样，也就不应该对死后感到恐惧。

除了从观念上获得力量之外，亚隆还提供了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帮助人们缓解乃至消除死亡焦虑。比如通过建立关系来实现互助，告知对方自己随时随地在场，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波动影响”发现感激之道……但最终，每一个人都要唤醒自己的智慧。亚隆说：“实际上，想要过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唯一的途径是去觉知，觉知当下所经历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在另一个地方，亚隆区别了本真生活与非本真生活的不同。本真的生活不需要追问世间万物为何如此（如何），而是追求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是）和真正的自我。死亡意识帮助人们发现通向本真生活的坦途。

值得一说的是这本书的回忆录部分有一个好玩的细节。哲学家罗洛·梅曾经给亚隆进行心理治疗，后来，亚隆也给梅进行心理治疗……一个心理治疗师也可能会有心理问题，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

附记：感谢黄鑫馈赠此书。另外，孙敏逢人也在介绍《直视骄阳》，并认为亚隆是某王的目标。

2009年12月15日星期二

最为典型的“非物质”的例子，也许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单看一块“黑匣子”，你是不知道它是什么的，它的原初的、自然的物质形貌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储存的信息。换言之，它的“非物质”的方面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物质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类似“黑匣子”的物件——比如说电脑——它们的“非物质”的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物质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不妨对比一下黄金。这一切都令我们体会到，一个“非物质”的社会确实在快速到来。

所谓“非物质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在人类的生产链条上，一端是自然产品，一端是非自然产品，自然的产品大致维持不变，非自然产品还在快速发展，它们越来越不管物质的属性是什么，因为它们是一个全新的人工的制成品。这一端的产品价值不断高涨，其中创意的价值占据了绝大比例。“非物质社会”是一个数字社会、信息社会和服务社会。在这个社会，信息工人的比率大大增加；大众媒介、远程通讯和电子技术服务和其他消费者信息的普及，标志着这个社会已经从一种“硬件形式”转变为一种“软件形式”。换言之，所谓“非物质社会”，也可以说是“软件形式的社会”。正是在“非物质”的基础上，正是在“软件形式的社会”的意义上，汤因比等人也早就指出，设计将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轴心，因为，设计既提供秩序，也提供价值，还提供意义。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深圳成为“设计之都”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是非凡富于远见的事件，其中包含的重大意味，或许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受到“非物质”概念的影响和启示，我想提出“后文化”这个概念。“后现代”有之，“后文化”则还没有听说。但早晚或会说到“后文化”。这里说的“后”，不完全是指“时间在后”的下一个阶段，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后”约等于“反”，这个“反”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的“反”。“后”或者跟前面不同，甚至跟前面的相反。比如说，现代社会是要区分诸多对立的，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身，天道与人世，个人与群体，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理性，等等，到了“后现代社会”，这些对立、差别就模糊了、变化了、消失了或者被替代了。

“后文化”从属于“后现代”，而后现代是一个持续发展着的过程。边界的模糊与消失的运动还在持续发生之中。比如，我们熟悉的三个重大范畴政治、经济、文化——政治提供秩序，经济提供资料，文化提供意义——其边界也在持续变动中。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过去我们是把它当作体育活动的，起码在更大程度上是体育活动。但现在谁如果把体育的含义局限于此，就不足以充分理解其内涵，也不可能应对其后果。足球早就是产业，因此是经济的；能否接受比赛的后果，可能会影响社会秩序，因此是政治的；比赛涉及民族认同，当然又是文化的。再以设计为例，设计也提供秩序——小如平面设计，大到城市建设设计，都是如此——因此是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提升了出品的价值，提高了城市生活的效率，因此是经济。设计又是一个身份认同的实践，好的设计可以极大地增进幸福感，因此是文化。

历史地观察，我们的社会似乎存在着一个由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再向文化主导演变的趋势。政治主导、经济主导是在三大范畴边界清晰的前提下发生的。如果说确实有一个文化主导的阶段出现，那么，这个文化主导的前提不再是三大范畴边界清晰而是相反，是在边界模糊的提前下发生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革新审视陈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范式，就可能无法摆脱老生常谈。比如我们今天谈“文化立市”，其中的文化大有必要从“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文化乃是融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文化，又或者说，是“后文化”，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综合性、融合性，它要求通盘考虑，全面把握，不受既定框架的约束和限制。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后文化”，是因为很多人还是在“文化”一词的既定范围内谈论文化，殊不知文化的内涵早已经是“后文化”了。

事实上，今天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化主导的趋势，有三个最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综合的能力极为重要，因为边界已经融合，视野必须贯通。二是“非物质”的重要程度超过了物质，人们常说，软件更重要，意思与此大致相当。不过，“非物质”不仅仅指程序、规则之类，也包括许多产品，像日本的漫画产值超过钢铁，就是一个例子。三是想像力的作用空前突出，有想像力，则能在静止处预见潮流，在混沌中发现秩序，在变化中掌握先机。综合这些要义，就是我所谓的“后文化”了。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是一个电影形式的小品。更准确地说，是张艺谋风格的电影加上小沈阳的搞笑小品。张艺谋的美学趣味还是依稀可辨，但看点是小沈阳的演出。小沈阳确实是一个喜剧天才，跟他一比，电影里的孙红雷基本没戏。小沈阳的这部分讲的是一个善良的窝囊废，死得不明不白。不过在喜剧故事里，这样的死也不可能博得大家的同情。

看惯了张艺谋的电影的人，也会说这部电影是垃圾。杀人如游戏，起码是道德上不正确。只不过张艺谋本来就没打算再重复自己。三年不鸣的张艺谋，也正是到了想要蜕变一下的时候。不再是文艺片，也不是大片，而且还是喜剧——这些特征加在一起，就是张艺谋的一个起点。

张艺谋这回比以往更自觉拍的是商业片。所谓商业片，拍出来是要卖钱的。既然要卖钱，就要找准市场，投观众之所好。张艺谋带领他的团队混迹在人群中看电影，发现笑声比预期的多，就很放心。

纯艺术其实容易，反倒是商业片之类比较难。某人说过这样的话：天底下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放进传记的口袋里。纯文艺可以不在乎钱，只在乎自己的那些心思或者创意。但商业片就一定要在乎钱，别人给你钱拍，是为了赚回更多的钱。

张艺谋擅长的其实还是文艺腔的调调。喜剧不是他的长项。他把赵本山旗下的人马拉来拍喜剧，是最讨巧的做法，这些人个个都有一张喜剧的脸。所以，《三枪》虽然讲述的是杀人的故事，但还是可以杀得这么喜感十足。

略微有一点奇怪的是，张艺谋还在讲什么人与人的疏离感，在类似三岔口之类的误会……这似乎暗示着，离开了赵本山、小沈阳他们，张艺谋的喜剧之路是走不通的，这跟冯小刚不一样。

听说张艺谋下一部很想拍《山楂树之恋》，他的投资人张伟平不大以为然。张伟平是很实在的商人，但正是他的这种实在，多少限制了张艺谋。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虽然这么说，拍出来之后做好挨骂的准备，应该是必须的。怎么拍都很难讨好一大批眼睛雪亮、并且挑剔起来乐此不疲的观众。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谁来拍，都不可能是你心目中的那一个，都不成。

有人说，孔子这么伟大，应该拍，这对弘扬中华文化是有好处的，云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柏拉图的传记电影，按说他对西方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伟大之类，都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被拍的条件。一个人被拍，首先应该是，他是一个有戏的人。有戏之外，最好他的很多故事对多数人是陌生的。

孔子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他有戏还是没戏，而在于，作为一个圣人，无论被打倒还是被推崇，我们大家对他的熟悉超过了隔壁老王。我对现在的这些导演以及编剧能拍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孔子一点都不抱指望。我相信，我们将会看见的《孔子》无非是把孔子的生平事迹影像化一遍，而已。

拍传记电影一向是中国电影的弱项，印象中没有什么人拍出来过好的人物形象。为什么中国电影缺少优秀的传记电影呢？首先当然跟那些电影人有关系，他们缺少必要的想象力。跟观众的关系也不能说小。中国的电影观众，多半对历史感兴趣，对真不真、像不像格外看重，对一部传记电影的艺术性反倒兴趣不大。这样的观影旨趣，对电影人不可能没有影响。

等着吧，一定会有人说什么糟蹋经典、唐突圣贤之类。所以不如提前摆平心态：影像的孔子无非就是影像的孔子而已。拍好了，好不到哪里去。拍得不好也没有关系，无论对孔子，还是国学，都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倒是电视剧显得那么有追求，虽然赚钱是硬道理，但并不妨碍在题材上不拘一格，在表现手法上花样翻新。如果说，“段子是最能代表当代的一种艺术”是戏言，那么，电视剧呢，很可能真的是至少最近这些年的代表。电视发展得相对不错也有道理：全中国是电视机多，还是银幕多？答案不言自明。影视艺术的市场在家庭。

最近不时听到有人在议论《蜗居》，关注剧中人物的命运，也谈论这些人物跟上海的某某是不是相似。继《潜伏》之后，又一部电视机在慢慢火起来。跟《潜伏》不一样，这部电视剧是现实题材的，触及到“小三”以及“房奴”之类的话题，还有官场的黑暗。这样的题材，我们确实是暌违已久了。

似乎，仅仅说一个“现实题材”是不够的。也有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全是一些粉饰之词，没有当代人生命的温度，没有生活的艰难，没有思想和见地，跟那些商业大片一样。所以，问题不是拍什么，看你怎么拍。当然，如果你拍的是现实题材，又不回避现实题材中的问题，那么，就更好了。

《蜗居》就是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你可以看见电视剧的那些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电视剧中的那些事情，也在我们身边发生。这样的电视剧，对于将来的人来说，他们看了，会明白原来二十一初的中国人是这样活着的。也就是，多少有点纪录片的味道。有良心的艺术家多多少少应该干点儿这样的正经事情。对于当下的这些观众呢，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也是审察自身生活的一种方式。

当今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出好的文学、电影电视的社会，光怪陆离的事情之多，不需要文学艺术家发挥什么想象，照实写来就可以很好了。然而，事实又不是如此。也许需要沉淀？我们期之以来日。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网络流连的人，在一些论坛里，你会看见一些有关学生被绑架以及被撕票的“小道消息”，这表明我朋友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发生的事情并非是孤例。提心吊胆的家长们用短信彼此提醒，有些负责任的学校也短信提醒。看护自己的孩子上学放学，成了家长们必须履行的义务。社会安全到了这样的地步，家长们内心的惶恐不难想象。

终于，有媒体出来报道这件事情了。我看见有评论在抨击有关部门的失职。比如，《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已经从12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规定：辖区内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信息，包括事件基本情况、政府立场、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及提示公众应注意的事项等，应该通过新闻向社会发布。那么，为什么没有看见相关的新闻发布呢？

有些人也指出媒体的失职。是的，过去对新闻这一行有一个说法，新闻人就是站在船头瞭望的人，他们要随时发现险情。事实上，只有险情和坏消息才是最应该被优先关注的。连盖茨都说，坏消息要在第一时间传递。但是，虽然深圳的媒体亦不算少，但对学生被绑架的事件基本没有报道，起码是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难道学生被绑架不是新闻吗？难道有学生被撕票不是重大新闻吗？选择了不去调查、不予报道，当然是重大失职。

其实指出媒体和政府部门失职是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失职显而易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选择失职？导致他们宁愿选择失职的原因是什么？这才是真正值得人们思考的。在权力的运作层面上，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在制度之上运作，用打招呼的方式进行调度，使“新闻发布工作办法”沦为一张废纸，使“舆论监督”成为一句空话。也就是说，思考这些人禁止坏消息传递的理由，才是最有必要的。

他们的理由其实也不会太多。他们会认为，学生被绑架不过是偶发事件，小概率事件；公众对偶发事件的过度关注反而会干扰有关部门破案的效率；报道负面新闻会在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搞得人心惶惶；要非常爱护深圳形象，不要给这个形象抹黑；大量地报道鼓劲的新闻和消息也是深圳的一项优良传统，不要轻易改变，等等……

驳斥这些理由不是难事，指出禁止坏消息传递造成的各种恶劣后果也不是难事。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种“报喜不报忧”传统和环境，却似乎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样？这倒是值得人们继续深究下去的。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杨伯峻说，“孝，是奴隶社会时期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弟，音读和意义跟‘悌’相同，弟弟对兄长的态度。封建时代也把‘孝弟’作为维持那时候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一种道德力量。”

南怀瑾说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爱’，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爱。就是说，父母两个好比两个朋友，照顾你二十年，而今他们老了，动不得了，你回过来照顾他们，这就是孝道。孝道的精神在这里，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情感都没有，就不行。”南怀瑾又说，“‘父慈子孝’是相对的，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爱，儿子回过头来爱父亲就是孝。”

李泽厚指出，儒家把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情感的自觉培养，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家庭价值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所以，中国人讲究“合乎情理”、“合情合理”等等，确实是儒家型塑的结果。

李零发现的则是“以家治国的核心思想”：“国是以家为基础，家是以男性和男性继承人为主心骨，一是爸爸，二是大哥。当时的道理，只要把爸爸孝敬好了，把大哥侍候好了，家就和了，家和，就万事兴了。”

上面四个人，还是以哲学家李泽厚的解释最为深刻，南怀瑾和李零讲的则是人情世故。不过，上述四人都不及杜维明来得深刻和全面。杜维明在《中庸洞见》一书中，对孝道的论述，堪称精彩。杜维明指出，“儒家孝的概念同政治控制只有边缘性的关联”——这等于是反驳了李零；“《中庸》认为的孝子特征是能‘继’父之‘志’与‘述’父之‘事’。孝子并不必然是一个驯服的儿子……当孝被理解为‘继承’父亲的意志甚或‘续成’父亲的事业时，它就不仅包含对其父亲的存在处境的理解，而且也包含着对其理想中的自我形象的理解。”

杜维明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孔子的孝的示范是“述而不作”，“述”（续成）比“作”（制作）更为深刻也更为困难。“既然‘述’者从他自己的源头得到恩泽，他就会对形成自己传统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感到一种强烈的道德义务。他的使命不仅在于使自己适应于当下的环境，而且还在于力求使他所塑造的新世界能忠实于其先辈的意图。”

我忽然觉得，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的“为往圣继绝学”，正是杜维明所描述的“孝”。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看奇景电影等于是坐在电影院的沙发上旅行，而看见的景观又不是寻常旅行能够看得见的。山崩地裂，海啸火山，不仅一一呈现在你面前，而且，你的视觉体验是跟着一个移动的物体在转移的，有时是轿车，有时是飞机，有时是别的什么交通工具。世界毁坏，而移动的物体上面的那几个人总是逢凶化吉，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抓住了最后一个机会。他们让你的视觉紧张，但保证身体绝对安全。

看这样的电影或者可以暂时忘掉好莱坞灾难片的基本套路，比如：少不了会有几个英雄，少不了会有道德楷模，少不了有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或者奸诈的小人，最后总是勇气和道德战胜了空前的灾难，希望被保留到最后，尾巴一定是光明的……

情节和细节才是应该仔细留意的，比如：美国总统是一个比奥巴马老一些的黑人，地质博士也是一个黑人，发现太阳黑子运动异常的是一位印度的气象学家，诺亚方舟的制造地选择中国，西藏的喇嘛为世界末日撞钟，直播世界毁灭的那个疯子大概在影射我们时代的新闻……如此等等。通过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设计，你不难觉察好莱坞的电影人的旨趣和策略。

也有一些伦理问题，比如说，假如真的有世界末日，假如真的可以制造诺亚方舟来保留人类文明，谁可以进入诺亚方舟确实是一个问题。花钱买票是市场法则，像抽奖一样获得机会是民主法则，让总统们上船是不是特权法则？把最优秀的人送进方舟又怎么样呢？在末日来临之际，人的权利是不是可以不必平等？都值得我们遐想一阵子。

电影业把世界末日变成了一座娱乐富矿，特技制造出来的特效几乎呈现出真的世界末日的景观。不久前英美有科学家研究人类在何种情况下才会被彻底灭绝，比如：火山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行星碰撞、资源枯竭等等，结果发现，要让人类彻底灭绝几乎是不可能的。

换言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末日是一个伪命题，人类为什么不会有世界末日才是一个真命题。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南怀瑾把“思无邪”解释为“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见《论语别裁》p71）南怀瑾又用“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来补充解释“思无邪”：“‘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句话，同时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注解。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无益的。”（《论语别裁》p677）

李泽厚说，“思是语气助词，不作思想解，邪也不作邪恶解。”他赞同近代学者郑浩的解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此，李泽厚的翻译便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论语今读》p50）

李零从《鲁颂·駉篇》着手解释，认为该诗中的八个“思”字是“祝辞”，“思”表示的是愿望，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并列起来看，“它们都是表示没完没了”（《丧家狗》p70）。李零又说，“汉代喜欢用的‘未央’，也是这个意思。‘无邪’的意思，估计与之相近。”（同上页）李零还指出，孔子引用这首诗，有故意断章取义的意味，不一定是说一点邪的歪的都没有。李零把“无邪”跟“未央”相提并论，非常好。

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解释来自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他说，“这里所说的‘思无邪’，就是思索的垂直上升，根据定义把思考的方向确定之后，就必须把这种垂直的意向继续下来。”粗粗看起来，今道友信非常咬文嚼字，实则不然。今道友信认为，“孔子已经预感到诗的形象和象征性语言的升腾力量，预感到这种语言的飞翔的能力，已经感到只有使用这种语言才能使人的精神超越现象事物的限界，才能超越概念上的思考方法的平庸水准，知道了只有这种语言才能使人的精神和立足于概念的世界的彼岸相接触。”

我不免会想，如果今道友信把“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等等连缀起来考察，大概会说，思想是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的，思想是不知疲倦的，思想也是直线飞翔的。那么，孔子的真实意思，说的是要超越现实吗？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

我倒不认为央视就不可以找曾仕强来讲易经。央视的百家讲坛，本来就是一个普及型的文化课堂，跟凤凰的“世纪大讲堂”一比较就清楚。“世纪大讲堂”一般都安排在大学，座下多是年轻的学子，一期讲一个话题；百家讲坛座下多是老人，一些是“听讲专业户”，讲的也都是长篇。当然“世纪大讲堂”的定位要高端一些，百家讲坛的定位相对低端一些，倒成为它走红的一个秘诀，易中天、于丹等人都是一入龙门身价倍增，世纪大讲堂就没有捧红任何人。不过如果要论及知识和思想的价值，我以为世纪大讲堂要高出非常多。

百家讲坛既然可以请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当然可以请曾仕强来讲《易经》。至于是不是“先进文化”呢？这个话题可以多说两句。其实“文化”跟“文明”最好分开来说。“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文化”则没有。比如说，穿和服跟传西装，用筷子跟用刀叉，哪个先进哪个落后？这是一个美学趣味的问题，谈不上先进落后。但你是追求民主，还是迷信专制，这就有文明与野蛮的差异了。计算机也有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至于《易经》属于文化的范畴，有些人老是用一种看待文明的眼光来分析它，然后把它打成落后的东西加以扫荡，这其实是很不对的。文化的东西不妨兼收并蓄，你可以选择，但不可以禁绝，一禁绝，就是文化大革命了。这里顺便说一句：百家讲坛讲的多是文化现象，而世纪大讲堂讲的多是文明问题。

我之所以不反对曾仕强等人讲传统文化，跟哈耶克、波拉尼等人的思想有关系。在文化方面，何妨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传统是反不掉的，勉强要反，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这个我们都有教训了。所以，哈耶克、波拉尼把传统当作一种“支援意识”，这也是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出处。要创造性的转化传统，当然首先要留住传统、守住传统、了解传统，否则拿什么东西转化呢？

其次，规定着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那些文化，我们很多人也是“日用而不知”，这些，听某一个素有研究的人来解释一下，也可以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快感。我们在大中小学的课堂上，无论是听政治课、伦理课或者是别的什么课，往往不大容易获得类似的人情世故。这方面，我大略看了一下曾仕强，觉得他讲得还是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讲“中”为大，年轻人不要坐中间，不要走中间，除非有人请你到中间，这是人情世故，懂一点大概比不懂要好。又如他把孔子的“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解释为一个卦象。这些也属于中华文化常识的东西，经过他这么一讲，听起来不仅亲切，也富有启发性。

当然，对于曾仕强以及百家讲坛上面说的那些东西，大略知道一些就好了。了解传统文化的时间，不应该超过我们人生全部有效时间的百分之十，其余大量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多掌握文明的动向而不是文化的现象，而文明的动向，就不能够固守在中国的传统上，尤其是不应该什么东西都要回到传统的文本中去寻找答案。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返回子宫”的情结或者说乡愁，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