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写得很讨巧，采访能看出不是那么复杂的稿子，却很耐看。可以作为一类标本。

^{2月21日下午，“标新”厂房后排污口被查封，围观村民的倒影，映在漂着油污的水面上。}

　　■ 核心提示

　　有“百河之都”之称的苏北盐城，近日全城大面积断水。

　　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五次。

　　一名水务系统的负责人说，他至今不明白为何事故如此频发，政府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称事故均与水源地上游化工厂偷排污染等有关。

　　记者调查发现，盐城水源的安全问题，如一只置于毒窟中的水桶，随时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危险。

　　2月21日，当地政府终于痛下决心，拟在今年内关停水源地沿线的所有化工厂。

　　盐城能否顺利掰掉化工这根曾有“地雷”之称的产业支柱而又不伤元气，是摆在当地官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本报记者 吕宗恕 江苏盐城报道

　　“还有点味道！不能喝！”

　　2月23日晚，江苏盐城亭湖区居民申洁，倒掉了水壶里的开水，去超市买水喝。她已买了四天桶装水了。

　　2月20日早上6点多一点，她刷牙时发现自来水有异味。一个多小时后，朋友来电告诉她，水不能喝。到上午10点，小区的水全停了。

　　去单位路上，申洁接到了四个朋友的短信问：“你家里水有没有农药味？”到单位后，同事都在QQ群里说水的问题，有人干脆留言“盐城水有问题，暂时不能喝”！

　　很快，不少人冒出了一句近乎一致的话：“这奇怪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水不对，有农药味”

　　市委宣传部称，当时未敢发消息，等检验确认污染后，才通过电视台滚动字幕告知市民

　　跟往常一样，陈健到净水操作岗取水，检测。那时是20日早上6时40分。等做完这道检测，他的夜班就完成，可以交接回家了。

　　“水好像有异味？”陈健跟前来接班的同事说。等再次去细闻时，下游的越河水厂来电：“水有问题”。

　　随后，陈健所在的城西水厂检测显示，原水中酚类化合物已达了0.120mg/l，远超国际标准0.002mg/l。（人体吸入超量酚类化合物，低浓度可引起蓄积性慢性中毒，高浓度可引起急性中毒以致昏迷死亡———编者注）

　　陈健和同事立即向厂领导汇报。

　　也是这个时间，离水厂不远的居民申洁发现了“水不对，有农药味”。她让水流了很久后，闻起来还是不能喝，“有同事还打电话让我赶紧买水”。

　　原水被污染了。

　　7时20分，城西、越河两座水厂几乎同时关闭了所有出水阀，开始全力抢排已生产的管网水，冲洗被污染的管线。

　　接到水厂报告后，盐城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应急预案，启用备用水源，并开始调查污染源。当天上午，市环保局初步查明是水源地上游的一家化工厂偷排污水所致。

　　20日中午，该市盐都区、亭湖区、开发区、新区等大面积停水，仅靠城东水厂供水。

　　同一天，国家防总、水利部、环保部等部门分别派员赶往盐城调查此事。

　　盐城卫生监测部门很快发现，造成饮用水原水污染物系酚类化合物。经抽样化验，污染源自地处龙冈镇的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下简称“标新”）的生产污水。

　　事发后，该公司被勒令停产，法人代表胡文标、生产厂长兼车间主任丁月生被刑拘。

　　很多受访市民后来埋怨政府，为什么未在最快时间内通过广播、电视和手机短信等方式发布消息，等中午才发布消息，说不定都有人喝了毒水了。

　　对此，25日，盐城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苏达中称，当时发现污染后，因没有权威检测，不敢直接发布消息，到中午，在省环保厅、国家环保部人员到场并检验确认是水源污染后，通过盐城电视台，用滚动字幕形式发布了消息。

　　化工厂包围的水源地

　　龙冈镇多数化工厂生产农药，它们旁边，纵横交错的水渠，与水源地蟒蛇河联通

　　“标新”与水源地蟒蛇河的直线距离不过两公里。

　　21日，村民周伟（化名）说，“标新”偷排污水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就经常在晚间向厂后的小河里排污，很多村民发现后就向村镇或市里反映，但没有结果。

　　记者在标新厂看到，该厂门口有一块“龙冈派出所驻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保安中队”的牌子。村民们认为，就是这块牌子，让“标新”的胆子更大。

　　2008年10月一个晚上，龙冈镇村民周伟亲眼看到“标新”的工人把几大桶污水倒进五支河。次日，他去讨说法遭了白眼，去镇派出所也没人答复。

　　“标新”旁边的五支河经纵横交错的水渠与蟒蛇河联通。该镇农田和村庄间沟渠密布，水网发达，供灌溉之用。

　　在龙冈镇，以“标新”为点，向东、朝南约20分钟车程，也就是和“标新”同处蟒蛇河北岸，是龙冈生态园区，绿叶、香精等多家化工厂位于其中。

　　“绿叶”与河一路之隔，是一家从事精细化工、日用化工、农用化工的规模企业，有三唑钠、氯代醚酮等产品。其中氯代醚酮是生产三唑系列农药的原料。

　　在香精化工的厂后，也有与蟒蛇河曲折相连的小河沟。走进田间，不用靠近化工厂，便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村民周伟说，刚建“标新”时，厂老板对村民称是生产化妆品的，不会有问题。但投产后，村民很快发现天天有刺鼻气味，水渠里的水也开始发黑发臭。

　　从盐城市区沿蟒蛇河一路上行到龙冈镇，记者调查发现，沿途有多家从事农药化肥批发，废品收回以及制造混凝土、玻璃钢的企业。

　　据了解，污染事故发生前，龙冈镇有大小化工厂十余家。其中多生产农药。

　　盐城水源地，已被化工厂包围了。

　　“效益好，污染大”

　　早前几年，化工产业是该地区主导产业之一，“对落后的苏北经济曾有很大推动作用”

　　盐城有不少大小化工厂，尤其龙冈镇。

　　龙冈镇隶属盐都区。街上，有“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促进镇重点工业化发展”的宣传标语。

　　该镇办公室许洪华介绍，全镇8万多人口，人均GDP超过9000元，是一个工业化重镇，也是全市50个重点镇之一。

　　五年前，化工是龙冈镇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化工企业比现在还多近一倍。村民的说法是，“村村有厂，处处冒烟”。

　　开出租车常跑龙冈的张师傅说，头几年里，从盐城到龙冈，车开不了几分钟就能在路边看到竖着烟囱的化工厂，一到夏天，还未进镇区就能闻到“呛人的气味”。

　　偷排污水的“标新”化工在龙冈镇西头，在它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均分布有村庄。20年前，该厂还是原新沟村的村办农场，后被胡文标买下开化工厂至今。

　　2002年夏，百余村民多次派代表到镇、区、市三级政府反映“标新”污染的问题，均无结果。

　　周华来（化名）等受访村民称，在一次阻拦“标新”生产过程中，包括她在内的七八个村民被打伤，还有村民被关进看守所，缴了保证金才被释放。

　　和绿叶同处河北岸的，是一家办厂17年的精细化工厂。21日下午，一位正在组织工人修整厂外绿化等待检查的化工企业负责人说，该厂是通过村镇招商进驻龙冈生态园区的，不断扩张后到目前总资产超400万，年纳税过百万。

　　就在20日事发当天下午，龙冈镇所有化工厂接到了镇政府的停产通知。后来又听说要搬到邻县阜宁去。对此，上述负责人颇有不悦，他说他们都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进的，且有合法证照，“一出事，政府大手一挥，就让我们走人，这不合理。”

　　盐都区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认为，这些“不好看”（污染大）的企业，不是说关就关那么简单，工人安置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这是盐城哪个领导都不想看到的局面，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赶它们走。

　　另据其介绍，早前几年，化工产业亦是盐都区的主导产业之一，上交利税占全区的10%以上。“尽管污染大，但这些效益好的化工企业，对于落后的苏北经济曾有很大推动作用。”

　　这名官员认为，正因如此，水源地附近多家化工厂即使常出事故，龙冈镇也一直未能将其全部关闭或者搬迁。

　　“毒窟中的水桶”

　　“事故不断，这些化工企业为什么还能在水源地上游发展起来？”一名水务系统负责人想不明白

　　事前，在该市水源地保护区内还有至少十家化工企业。

　　记者在当地采访获知，1月10日下午，“盐城市饮用水源保护情况通报会”召开，会上处在水源保护区内的绿叶、海鑫、科利达、“标新”等10家化工企业负责人签下承诺书，“承诺履行企业环境义务，确保市区饮用水源安全”。

　　据盐城市环保局网站的介绍，1月24日，盐城市水源支队负责人还带领检查人员，对市区水源保护区的绿叶等五家化工企业进行了检查，要求企业在春节期间不得放松环保工作。

　　未过一月，2月20日，水源污染致大面积停水事故发生。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类似偷排污水或造成水源污染的事件还有不少。

　　1月18日晚，盐城市204国道串场河西侧有一艘运输船舶向河内排放化工废水，事发地段距大丰市饮用水源2公里左右。

　　一位在水务系统的负责人说，近七年来，盐城几乎每两年都发生一次水源污染事故。

　　2007年10月4日，水源地上游一化工厂排污，造成城西水厂停水2天。

　　2007年3月11日，一艘装有稀盐酸的运输船发生碰撞后沉没，事故造成部分稀盐酸泄漏。事发后，一度引起市民恐慌，抢水成风。城西水厂为此断水4天。

　　2005年1月6日，上游一化工厂大量排污，造成城西等水厂断水5天。

　　2003年1月7日，水源地上游一化工厂偷排污水，城西水厂停水3天，还投放了大量活性碳吸附污染物。

　　而这次后果最严重———全城大面积停水，还引起全国媒体关注。

　　该负责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发生水源污染事故，仍没有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即使事故不断，这些化工企业为什么还是能在水源地上游发展壮大起来？”

　　在他看来，盐城的水源，如一只置于毒窟中的水桶，危险无处不在。

　　而各方也已觉察到危机在降临。据记者了解，2004年，盐城市政协一号提案《关于盐城市区饮用水源保护问题的提案》曾引起了当地官员的广泛关注。次年，农工党盐城市委员会也就确保饮用水源不受污染提交了提案，并因此获得市政协第六届优秀提案。

　　癌症与化工厂

　　医生分析认为，当地食道癌肺癌患者增多，与水质、空气污染有很大关系

　　水源地被污染后，除了城市断水，还有致病的危险。

　　20日停水事故发生后，一位盐城居民发帖说，“苯酚比三聚氰胺厉害得多，大家要注意了。小心喝了得病。”

　　“标新”附近的村民周大贵（化名）说，自从村里有了这家化工厂后，河沟里的水就不能用来灌田种菜了。而气味难闻，夏天家里根本不敢开窗。村里还有不少人得了癌症。

　　记者从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先后了解到，近年来，盐城市得食道癌、肺癌的患者很多。“多得连床位都不够用了。”人民医院一位当班医生这样告诉记者。

　　据她分析，除与个人饮食习惯有关外，食道癌、肺癌患者增多，与水质、空气受污染也有很大关系。

　　2007年5月18日，南京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工作大会上，江苏省建设厅副厅长徐学军对全省供水水质表示了担忧：“受水源水质污染等因素影响，江苏癌症发病已经占到全国的12%。”

　　徐学军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全省有1.2万个小化工厂，污染相当严重。而南京江北地区至今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危害下游。

　　徐学军还提到，江苏全省有1367万人饮水存在担忧，其中398万人饮水受到严重污染，一些地区的水源地含有468种有害物质，甚至致癌等物质达到93种，“特别是盐城、连云港水质不好。”

　　市长当“河长”

　　一个事实是，出事的城西水厂对水质检测，主要靠检验人员“鼻闻口尝”

　　水质问题，让盐城市长一直如坐针毡。

　　盐城市地处江河尾闾，水质受上游河水影响大。据当地环保部门介绍，2008年1月至9月，盐城5个主要跨市河流界断面中，南通流入该市的通榆河古贲大桥和淮安流入盐城的入海水道排水渠两个断面，均为劣Ⅴ类水质（地表水分五类，V类最差，劣V类是最严重污染———编者注）。

　　蟒蛇河、通榆河、射阳河是盐城3条主要供水河道。据《盐城晚报》2008年12月19日报道，自2005年以来，这3条河综合污染指数上升幅度较大，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

　　据了解，盐城市有13个县级以上日供水万吨的地表水源取水口，有11个设置在上述3条河上，占84.6%。约占全市60%以上的城镇人口均饮用这3条河水。

　　“控制住这3条河就控制了全市饮用水环境稳定的大局，综合整治这3条河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之源。”盐城市长李强曾如此表示。

　　而一个事实是，盐城市水污染事件预警处理能力较为薄弱。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城西水厂技术人员告诉国家环保部应急与调查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志敏，厂里对水质的检测，靠检验人员“鼻闻口尝”。

　　据记者了解，目前该市13个已建成的日供水万吨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只有盐城市区和建湖建成了水源自动监控站，县际跨界断面水源自动监控建设，还是空白。

　　针对水源问题，去年12月中旬，盐城市政府推出“河长制”，市长李强担任总河长，3名副市长分别担任3条主要供水河道的河长，沿河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本辖区内河段分河长。河长对河道水质目标负总责。

　　而此前，在2006年，盐城市将原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稽查大队升格为监察支队，由环保局一位副局长任支队长。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是最大的民心工程，政府责无旁贷。”盐城市长说，话音落下两月后，水污染事件爆发。

　　“清水走廊”之梦

　　当地政府痛下决心，要关闭水源地沿线所有化工厂。龙冈镇一官员称会给企业补偿

　　有当地官员跟记者说，盐城水源污染，出事是必然的。

　　盐城是江苏面积最大、人口第二大城市。全市河湖水面1300多平方公里，自古有百河之都之称，又称“水城”，在城东还有叫“水街”的景点。

　　五年前的盐城相当于苏南的早期阶段。一位知情官员说，那时，粗放型而又被政府认可的企业居多，环境污染严重，百姓意见一直很大。

　　盐城市环保局有关人士称，他们“从未放松对水源地沿线化工企业的监管工作”，“该查的都查了，该罚的也罚了”，“不想还是出了事”。

　　近年盐城产业结构调整后，精细化工企业已从盐城支柱产业中退位，一批产能小、效益低、污染大的化工厂被关停或搬迁。搬迁的化工厂主要移往阜宁、射阳两县，而射阳是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发生“标新”偷排污水的盐都区，地处盐城市区60万人饮用水源蟒蛇河的上游，原有化工企业180家。盐都区曾决定，2007年起用3年时间“集中清理、整顿、淘汰违法违规及存在严重环境安全隐患的化工企业，同时引导分散的化工企业向化工集中区集中”。

　　截至目前，盐都区已关闭化工企业122家、搬迁40多家，按要求还有10家处在准保护区内的化工企业须2009年底之前搬迁完毕。而搬迁或关停“标新”的时间表，是2009年9月前。

　　就在两个月前，盐城市政府通过了《建设盐城“清水走廊”三年行动方案》，提出要用3年时间（2009-2011）确保三条水源河流断面水质达到地表二类、三类标准。

　　这次停水事故发生后，2月21日，当地政府终于痛下决心，要关闭水源地沿线所有化工厂。而那些企业早期都是政府许可并有合法证照。龙冈镇一位分管工业的官员称，实施强制关闭后，当地政府将通过资本运作和政府扶持等办法，给企业一定的补偿。

三联，号称写一万的文章要看一百万的资料。真不是浪得虚名。

　　自从2005年从辽宁民间艺术团升格为本山传媒，赵本山已然完成了从喜剧演员到文化商人的转型。今年初，他的企业被文化部授予除事业单位以外的“中国文化经济实体30强”。

　　记者◎孟静

　　本山传媒：演而优则商？

　　沈阳人议论起谁房子买得远，总会戏谑地说：“过了苏家屯没？”按照大城市的标准，苏家屯其实一点也不远，距离沈阳15公里，从市中心开车到这里只需半小时，人送外号“关东第一屯”。苏家屯梧桐大街66号，便是“小品王”赵本山的大本营，他住这里的时间比在市区家里的时间还要长。这个占地2.5万平方米的“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实习基地”，坊间对它的估价从上亿元到7亿元不等。赵本山并没有拥有这块地的完全产权，之所以挂牌为“实习基地”，也是为了享受优惠政策。“本山传媒”是白楼上小小的红字。

　　3月末沈阳的清晨依然寒冽，记者与赵本山乘坐的道奇公羊擦车而过，他此刻要去哈尔滨视察自己的剧场，这辆配有厨房和床铺的商务车是他最常使用的座驾。如果在北京和沈阳，他坐的是“帝王”；库里还放着一辆劳斯莱斯，只有在迎接重要客人时才会派上用场，赵本山不太愿意坐着它招摇过市。

　　苏家屯的时钟缓慢而有规律。食堂每日开5餐饭，演员们10点开始练功，16点30分坐上驶向城里的客车，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夜里22点回基地。未婚员工住在基地的公寓，已婚者在城里都有房子——赵本山为他们买的，他和开发商是好朋友。好像《刘老根》里的龙泉山庄，赵本山为自己和徒弟们经营了一个独立王国，不能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平均分配，但它和一般的民营企业也不一样。它曾经有过辽宁省文化厅派驻的党委书记，目前形式上有9个人的总裁班子，另外8个人，除了赵本山的妻弟——常务副总裁马瑞东以外，都是他雇用的经理人。总裁刘双平原来是中央歌舞团的团长助理，副总裁有《乡村爱情》中赵本山扮演的王大拿的助理刘流、赵本山现实中的助理阿豪、《火炬手》的编剧徐正超……身为董事长的赵本山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即使来个记者采访，也要他亲自批示方可。但说是家族企业也不准确，除了马瑞东，本山传媒的决策层基本上都是“外人”。工会吴主席说，赵本山去世的大哥、二哥和在世的大姐，都没有担任过企业的任何职务，他回乡时只管发红包，绝对不把家乡人安排在企业。只有姐夫孙辉，担任“刘老根大舞台”沈阳中街剧场的经理，他还不是一把手，上面还有党委书记。

　　从拍《刘老根2》时，赵本山就开始思考家族企业的弊端，并为朴实的刘老根安排了一个颇为悲壮的结局。而被朋友、手下形容为“中国最聪明的农民”、“旷世奇才”，做生意从没赔过钱，“在产业投资方面足可以充当商业教材”的赵本山，在见过所有该见的世面之后，是不是能够跳出小农经济的桎梏，演出一幕最成功的“演而优则商”呢？

　　事业根本：二人转

　　本山传媒的下属单位有辽宁民间艺术团、本山影视、瑞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辽宁民间艺术团创立时有28人，是本山传媒的前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6个剧场演出二人转。沈阳有3个剧场，哈尔滨、天津、长春各一个，总裁刘双平告诉记者：“演出是本山传媒的主业。”

　　位于沈阳中街的“刘老根大舞台”是最红火、演员阵容最强的二人转剧场，也是这6个剧场中所有权属于赵本山的唯一一个，他们管它叫“旗舰店”，听起来很有国际大牌的风范。中街是沈阳市的钻石地段，正对沈阳故宫，相当于王府井的位置，已有近百年历史，占地面积2993平方米，地上建筑物面积3125平方米。2006年12月，有关部门将国有的沈阳大舞台剧场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挂牌价格为2521.91万元，但最终无人问津。2007年7月，沈阳大舞台剧场再次挂牌出让，挂牌价格缩减为2269.72万元。这一次，有包括赵本山在内的3个买家参与竞买。这么好的地段，为什么第一次会流拍呢？该剧场的经理、也是赵本山的姐夫孙辉说：“钻石地段也有瑕疵，挨故宫近，不能加盖、转向、扩建。剧场过去是戏院，演出京剧、评剧，座位只有两层600多个。从2003年4月1日起，赵本山的徒弟们开始在此演出二人转。”至于第二次的另外两个买家，孙辉的回答是：“那两家不知真假。”头两年的演出并不景气，2003年剧场门口挖大沟，2004年遇上“非典”，但从2005年起，6家“刘老根大舞台”财源滚滚，去年演出总收入5800万元，上缴利税1300万元。票价不断上调，最好位置的票刚从200元涨到330元，1小时内票就售光，门口常年有“黄牛”倒票。据刘双平说，他们从不赠票，即使赵本山的朋友来，也由他自掏腰包请客。记者无意间看到本山传媒的一份《要情通报》，标题为《大舞台打击票贩子成效显著》的文章写道：“在押送票贩子至派出所途中，内保队员石忠杨表现突出：一名票贩子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数额约500元)，欲行贿石忠杨，以图逃脱，被石忠杨厉声喝止，大手一挥把脏款打飞在地……”他在这里用的是“脏款”而不是“赃款”，很有幽默感。内保人员就是保安，仅能坐600位观众的中街剧场，就配备了40名保安严防死守。

　　基本上各级领导来沈阳，都会到“刘老根大舞台”看戏，观众也是以外地人为主，沈阳本地人除非是二人转迷，一般都是陪外地亲友。沈阳旅游只有“一宫两陵”——故宫、东陵、北陵，看二人转成了游客的另一选择。

　　本山艺术学院的艺术顾问、二人转专家马力说：“吉林省从前是二人转的中心，从群众基础、领导重视程度来说。现在南移到沈阳，一是由于沈阳的地理位置更方便，第二个原因就是赵本山一直在推。在二人转界有种说法是‘辽宁遍地是黄金’，都到沈阳捡钱了。”赵的徒弟张小飞和“小沈阳”就因为二人转改变了人生。赵本山第一次公开确认了他35名徒弟的名分，确切地说，是34对。已经去世的大弟子李正春不算。二人转多是夫妻搭档，单个男演员叫单毛，女演员叫单片，赵本山的徒弟基本上都是夫妻。这个拜师宴上的磕头仪式被认为是封建残余和个人崇拜，张小飞说：“过去二人转都是这么拜师的。”赵本山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冒充他弟子表演的演员太多，他希望确立品牌，如果有人在外惹事，也可以确认是不是他的弟子。记者在采访刘双平时，他正好接到电话，《乡村爱情》女主角的“王小蒙豆腐坊”被人抢注了商标，他们必须向工商总局提出异议。刘双平说，这样的事情很多，他们也管不过来，更何况假借赵本山名义的演出呢？

　　二人转演员往往在田间地头表演，张小飞出名前，观众花1块钱就可以看他唱戏。演员们睡在后台的大通铺上，铺上睡着七八家，用帘子一隔，马力第一次见到张小飞时，他就和家人睡在板铺上。有时候观众只有十五六个，和郭德纲最惨的时候差不离。张小飞过去脸都不洗，而现在他有车有房，对外出场费叫到了四五万元。张小飞说：“前景老好了。”2001年，已经远离二人转多年的赵本山，应高秀敏之邀去吉林玩，在阎学晶(《刘老根》中赵本山“女儿”山杏的扮演者)的丈夫开的剧场里第一次看到张小飞表演，当时他“躺在凳子上乐完了”，立刻收了张小飞作为第一批弟子。陆陆续续的，他搜罗东三省二人转人才，举办了“二人转本山杯大赛”，再加上听说的、朋友推荐的。2006年听说“小沈阳”的表演有特色，找到了在哈尔滨跑场子的他，两年内“小沈阳”就火遍了东三省。

　　马力认为，赵本山对二人转最大的贡献是提倡“绿色二人转”，净化“粉磕”(脏口)。二人转的传统是“老公公和儿媳妇不能坐在一起听，坐不住”，刘双平形容传统二人转是“不做爱的性场所”。赵本山想把二人转搬上大舞台，搬上电视，他考虑到，政府招待票是“刘老根大舞台”很大的一块收入，必须让“领导们也跟着哈哈乐”。记者在“刘老根大舞台”看到的改良二人转，严格说来是小品，一共5段表演：先是男演员的单口笑话，中间穿插着模仿红歌星和一些绝活，比如倒立喝啤酒，然后女演员上台，俩人连说带逗唱一小段，这段唱不过五六分钟，两个人一共表演半小时。张小飞说：“传统二人转很长，《摔碑记》唱完全本要一个多小时。”现在的观众哪有耐性听这个，他们对过于低俗的“粉词”也不像表演者想象得那么喜爱。二人转是“猪大肠”，不洗或全洗都不行。孙辉说，赵本山从建设的第一年就提出改良二人转，这种改良在业内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二人转，是变相的小品。二人转讲究说唱歌舞绝，形式感得以保留，但传统唱段在“刘老根大舞台”几乎不表演，尽管赵本山的弟子们大多都掌握几十套老唱段，马力很担心陷入恶性循环，观众不爱听，演员因此不爱唱，越不爱唱就越没人听。二人转演员很少有正经念过书的，张小飞只上过两年小学，他们完全靠小聪明听别人唱后硬记下来，如果没人唱，自然也没有传承。创作者也不爱写二人转，赵本山开过几个笔会，请来作者写唱段，过一阵这些作者又都写电视剧去了。

　　赵本山对破坏“绿色”的徒弟毫不留情，主要手段是罚款，每个剧场都设有演出总监。记者抄录了一份处罚通知：“3月12日，刘小光在铁西工人会堂多次出现脏口，演出部总监卢东升现场监督不力，各罚100元。”

　　影视剧、文化产业与成本控制

　　“央视”为《乡村爱情2》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白岩松报告说：“这部电视剧的平均收视率为8.46%，最高收视为11.62%，超过了‘新闻联播’，破了十几年来‘央视’的收视纪录。”赵本山过去执导的《刘老根》1、2，《马大帅》1、2、3都有很漂亮的收视数字，这似乎也印证了他从未失过手的说法。以农村小人物为背景的群戏《乡村爱情》，被认为是小品的集合，剧情散漫，为的是让所有演员都有表现的机会。去年才从“中戏”毕业的吴一迪在剧中扮演女大学生陈艳南，现在上街要戴着帽子遮挡以免被观众认出，她说：“别人100元能买的衣服，摊主都要卖给我200元。”她去年6月份来到本山传媒，9月份参加演出，今年初就成为沈阳“名人”，而她的同学演了四五部戏的“女1号”，到现在一部也没有播出。“小沈阳”很坦率地告诉记者：“上这儿来不是为了挣钱。”

　　赵本山很有危机感，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认识到，只做一名小品演员会被“央视”控制，如果有了自己的影视产品，即使“央视”不播，还可以在各省台播出。他在一分钱贷款没有的情况下，办公司、拍影视剧，1998年就投资拍摄了电影《男妇女主任》。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赵本山在成本控制上非常有一套。首先，他每次选景都只在一个地方——家乡铁岭地区的开原市，政府为他一路绿灯，从不收取场租。《刘老根》中的外景“龙泉山庄”、“凤舞山庄”就是当地投资建设，现在已成为旅游景点。其次，基本上他所有的演员都是自己的徒弟和员工，过去还有宁静、范伟等外人加盟，据张小飞说，以后“师傅要全用自己人”。自己人意味着片酬几乎为零，孙辉告诉记者：“电视剧的演员全是唱二人转的，白天拍戏，晚上演出，开一份工资就得。”开原距沈阳只有1个多小时车程，演员们两头跑，白天黑夜都不耽误干活。不仅演员，每个职员也绝不能只做一份工作。像吴一迪这样既演戏又当总裁助理的不止一人，赵本山本人的助理阿豪就在《马大帅》中扮演一个也叫阿豪的混混儿。演出总监秦浩，既要监督舞台效果，又要担任钢琴伴奏、音响指导，白天他又是工会宣传。就连员工公寓的服务员，晚上还要到剧场检票，一个萝卜好几个坑。刘双平说：“人员的物尽其用是由于二人转本身的非专业化因素造成的，二人转演员在台上分饰好几个角色，同时兼任演戏、配戏、打板，甚至乐器，必须要最大化地利用人员，节约成本。”

　　赵本山在投资上极其小心，入主“辽足”被外界认为是失败的动作，他后来也非常不愿意提及这一段，说足球“太脏了”。可实际上，本山企业并未在足球上投入一分钱，赵本山觉得上当是因为他浪费了时间、精力，被人忽悠了。他的第一桶金众人皆知是煤炭、钢材、运输，但他也不想回顾这段发家史，他迅速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在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刘双平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过很长时间，他说，国家级院团每年演出100场左右，收入2000万元，他们要承载宣传任务，当然要完全自负盈亏也不合理。但相较之下，本山传媒和中央歌舞团人员相当，都是300多人，去年演出了1990场，收入5800万元，超过了任何国家级院团，每年起码拍两部影视剧，今年提上日程的有100集的情景剧《老北市场》和《乡村爱情3》。赵本山提出的口号是“打造中国文艺界最多的明星、打造中国最大的笑产业”，他和马力讲过他的“经济链”：二人转弟子们通过电视剧提高知名度，再回到舞台，名演员只要站在台上观众就会大把往外掏钱。

　　除了足球，他很少做不熟悉的投资，影视剧也绝不拍农村以外的题材。记者看到一份“本山传媒集团影视剧本和故事征集启事”，征集范围是：当代乡村情感生活的故事、农民创业类故事、乡村文化生活类故事、农民工工作生活类故事、留守妇女、儿童类故事，紧靠9亿农民。刘双平说：“《乡村爱情2》的收视没有统计农村，要是算上农村的，肯定高得吓人。”

　　徒弟出名后，有很多商演与他们接洽，赵本山对待徒弟的办法是“训完再哄”。他和马力说：“我这些弟子，一个人有8个心眼，但谁也骗不了我。”记者采访“小沈阳”时，他情绪相当低落，原来当晚要开会批判他和另外几个演员私自走穴。赵本山不在场，他写了一份处理意见，上面有4个字“我很痛心”。有一位演员被撤销了艺术团副团长的职务，取代他的另一位演员明显带着新官上任的兴奋劲，连夜写了工作计划汇报。孙辉说，没片酬弟子们也要抢着上戏，每个人都得轮到，不然还不高兴。这些徒弟私下里管赵本山叫“老爸”，张小飞和“小沈阳”都说，“头都磕了，和老爹一样一样的”。他们在与公司签合同的时候连看都不看一眼，没啥可看的，东北人觉得情感比合同重要。压轴的名演员与唱头码的新演员报酬差两倍以上，他们的年终奖并不多，一般是三五千元，“高兴了也没准，过年发一大把红包”。在去年的年终总结上，大弟子李正春的遗孀从赵本山手里接过了10万元，他家的生活今后也由赵本山负责。徒弟两口子打架闹离婚赵本山也要管，他用“感情+竞争”拴住徒弟的心。人品好、走红的徒弟他会更宠爱一些，上戏的机会也多，所以弟子们要争相表现。

　　赵本山这个人

　　上世纪70年代末，在辽宁省文联曲艺家协会工作的马力跟着“五七干校”下放到铁岭，与赵本山相识。解放前二人转分为“高粱红”和“四季青”两种唱手，前者农忙时还要种地，后者农忙时到煤矿、大车店去表演，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农民子弟摆脱扛锄头命运的唯一方式。赵本山从小被父亲遗弃，吃百家饭长大，他的童年除了饿还是饿，有一年过年吃上了一顿饺子，他撑得直不起腰。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赵本山“文革”时在莲花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二人转，记工分，1977年，他进入了铁岭县文工团，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不久后，在盖县农民会演上，赵本山表演了《摔三弦》。1987年，赵本山表演的《瞎子观灯》引起轰动，很多农民撵着剧团跑，在沈阳就演了五六百场，赵本山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城镇户口，至今他的户口还在铁岭。

　　1989年，日本富山举办了国际话剧节，辽宁民间艺术团派出3个节目：潘长江的《猪八戒拱地》、黄晓娟的《梁祝》和李静、赵本山的《马前泼水》，马力是团里的艺术指导。日本宾馆里都有冰箱，谁也不敢吃，太贵了。赵本山说：“我请客，都在我屋吃。”别人都把衣服泡澡盆里洗，只有他送到洗衣房。最后一结算，是大会报销，其他人后悔得捶胸顿足，说便宜都让赵本山占了。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敢花他认为该花的钱。

　　今年“春晚”是赵本山最累的一年，他在演出前7天7夜没有合眼，自己偷偷哭了几回，决定以后再也不上“春晚”了。年后他带着家人和高层员工，到美国玩了一圈，才缓过劲来。在迪斯尼乐园，他强迫自己11岁的儿子坐“飞流直下”，什么危险就逼他坐什么。不仅逼儿子，他还逼公司其他老总坐太空船，不坐就表示不够勇敢，甩得刘双平眼泪飞出来，工会吴主席耳鸣打点滴。赵本山开玩笑说：“没听说过迪斯尼死过人，不死人就没事。在基地也整个过山车，刘总犯错误就让他坐。”如果不坐，赵本山就会生气。

　　在用人方面，赵本山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他某次拍广告，认识了厂家的代言人吴一迪，立马就让她来自己公司上班；去云南拍《落叶归根》，他从当地带个司机回家；去满洲里谈合作，把一个舞蹈演员及其父母都带回来；在开原拍戏时抢救的一个司机，也成为他企业的员工。他看人只凭第一印象，如果第一眼不对，他就再也不会喜欢这个人。赵本山的员工基本都是他的“粉丝”，刘双平认为他非常神奇，“1万元一沓的钱，他捏一下就知道少一张还是两张，车速多少迈他不看表就知道”。马力也认为赵本山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农民”，他只学过三四天钢琴，还是在不怎么认识简谱的情况下硬背的，就敢上台表演，虽然指法全错了，但比在音乐学院学习过两年的马力弹得还流畅。

　　赵本山有很唯心的一面，除了依靠直觉和面相识人，他还不和属兔的人交往。他父亲属兔，从小不管他，尽管他为父亲养老送终，内心还是有阴影；他做生意时吃过几次属兔的人的亏，他自己又属鸡，于是深信鸡兔相克。赵本山前半个小时还在舞台上唱歌、拉二胡，后半个小时就在同一个地方开大会给员工讲经营管理，他的角色转换没有凝滞。在东北，不是所有人都对赵本山没有微词，但要具体说他的缺点，众人都保持沉默，在他们心中，赵本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东北的名片，具体曲折处，不足为外人道。

这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特稿。

Li　Lei都这么牛×了，Han　Meimei却不喜欢他

    “那T恤能送我一件吗？”满头银发的刘道义老太太问记者，她今年70岁，退休10年，退休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外语编辑室资深编辑。

　　刘道义想要的是佐丹奴新推出的Li Lei&Han Meimei(以下简称LH)T恤。这款全球限量发行2000件的T恤，面向高达过亿的潜在用户——从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的中学生。刘道义是这套教材的中方主编。

　　这套教材是中学英语教育强化日常情景对话的产物，LH是教科书中的主角，他们负责好好学习,关心他人，书里还有双胞胎Lily、Lucy，英国小子Jim……在众多教科书中，他们陪伴着80后读了6年中学。

　　T恤只是LH主题产品中的最新一种，其他产品包括：Han Meimei半卧在地、做性感状的作业本；“亢奋起来”的纸飞机；“三八线”胶带，可以贴在男女课桌之间，也可以贴在父母床中间；“我是狐狸精”、“正确对待男女关系”的贴纸……

　　LH产品基本以二人的男女关系为中心，他们不是抱着就是亲着——80后回忆、分析当年英语教材，找出了各种LH确有“一腿”的证据，最后大家焦急地成立了“Li Lei都这么牛×了，Han Meimei却不喜欢他”小组，以便考据出LH的更多男女关系。

　　“其实 Li Lei和 Han Meimei从头到尾就没说几句话，”刘道义听说LH的绯闻后，哈哈大笑，“我们当年都很古板，怕学生谈恋爱。”21年前，刘道义和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格兰特先生一起，主持了初中英语新教材的编撰工作。编撰持续了3年，1990年开始在北京崇文区、四川成都等八个县市区试用，1993年成为全国(除上海外)通行英语初中教材。

　　“Han Meimei　就是那种小干部”

　　LH及那套为国内首次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对于这位退休在家的七旬老人和绘图者王惟震而言，有着80后所不理解的意义。

　　1981年，刚调进人教社一年的刘道义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往英国朗文出版集团考察，没呆几天，她就强烈感觉到：“中国的英语教材要提高质量，必须和外国人合作。”

　　中国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考察可以，合作基本不可能。

　　6年后，1987年，英国一家出版公司提出，愿意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教材引入英国，条件是让他们给中国编英语教材。

　　人教出版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迎来了引进外国教材的第一个高潮，人教社最终选了朗文集团为合作方，融入以前的课本所没有的日常交际用语，让学生在丰富的情景对话中掌握单词和语法。

　　中方和英方各派出一个主编、两三个责任编辑。

　　教材里的故事由英国人格兰特主创，家庭模式是双方一起研究，最后设计了英国的Green家庭、加拿大的Read家庭；美国的King和Smith四个家庭，四个家庭加上中国的LH，故事就开始了。

　　课本里 Han Meimei和Jim、Li Lei和Jim等不断重复着相同的问候，“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

　　有不少人都怀疑自己患上了“and you”综合征。觉得不这样说，就“简直没办法跟外国人展开交流”。

　　刘道义告诉记者，Li Lei和Han Meimei是中方编撰组起的名字，不是某位编撰者为了“纪念那个谁”，而纯粹为了便于刚开始学英语的中学生发音：“Li Lei总比Li Ming guang要好发音吧。”

　　之所以叫Meimei，也因为觉得“中国人也是喜欢起两个字的，把名double一下，就是小名了，这样比较好听”。

　　刘说，Lily和 Lucy，还有那一不小心就念成“烂玻璃”的Polly等外国名，都是朗文的编撰者格兰特起的，也是故意用最普通、最好念的名字。

　　比起名字难得多的则是对“形象”的把握。

　　教材里以图画为主，每篇课文都有至少两三幅图画讲述新单词和新句子，形象全部由中方操刀，今年快70岁的王惟震就是当年的主画人。

　　“Li Lei形象好，是一个很自立的、很有信心、很坚定、很正派、很有责任心的小男孩”，王惟震连说了五个“很”，新版教材被要求赋予每个人物以性格，所以Li Lei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小平头的标准形象。王惟震给LinTao戴上眼镜，让Lily和Lucy扎一头漂亮的金发，让Jim脸上长点雀斑，因为歪戴棒球帽，Jim还是当年小男生的模仿对象。王惟震说，这是从国外乐队海报上获得的灵感，那个时代“直接接触国外事物的机会太少”。

　　王惟震画得很慢，慢得让编辑抓狂。“画的时候就得小心，不能给孩子传授任何不良的东西。”王惟震也有自己的道理。

　　Han Meimei是王惟震最“小心”的形象：齐耳短发，一脸严肃，校服领口最高一颗扣子从没打开过。“就是那种小干部的形象，比较乖，功课也要好，也有责任心，愿意为大家做事”。后来Han Meimei直接被网友称为“妇女干部”。

　　王惟震第一次听到时，甚至有些委屈：“1990年代很多学校的女学生还不可以留长发，也不让扎马尾。”

　　尽管如此，谨慎的王惟震还是决定至少让MissGao出点“格”。“那个时候老师给孩子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朴实”，但这位女老师，身材高挑，不但穿着裙子，还烫着卷发，颇有女人味，被当年的中学生叫作“迷死高”。

　　画好后，为保险起见，王惟震专门请示了领导，他没有想到领导只说了一个字：“行！”

　　新教材编撰从1987年启动，1990年编完初中阶段教材，在地方试用三年后，于1993年推向全国。

　　江苏无锡南长街实验小学英语老师田勤萍认为这套教材“很好很时髦”，当年的学生最喜欢Lily和Lucy，关系好的女生常常两两配对，宣称：“We are twins.”今天很多80后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很多也都是当年教科书的名字：Kate、Jim、Lily、Lucy。

　　课本用了7年，2000年人教社推出英语教材修订版，原来1000词掌握600词的要求已经过于低了，需要新版本提升难度。Li Lei和Han Meimei退出了90后的视野。“后来改成多套教材并用后，很多人还留恋原来这套。”刘道义说。

　　亢奋起来

　　“Miss Gao再高一些，头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王惟震眯起眼睛，盯着T恤有点遗憾地说。

　　T恤的设计者叫蔡凯。1981年生，2005年辞掉大学美术老师的工作，从武汉漂到北京。这款“看在1300美金份上”接下的设计，由于被要求多次修改，图案变得“不够邪恶”，他不厌其烦地在网上劝告粉丝，等他推出自己设计制作的T恤再买。

　　2006年8月的一个中午，蔡凯坐在工作室发呆，突然问起一个生于1983年的同事，你还记得LH吗？“不就是初中课本上那对男女么？”同事头也没抬，“网上已经在讨论了。”

　　上网一搜索，蔡凯被“雷”(震惊)到了。许多人正在编排LH的故事，故事中不但他俩“有一腿”，而且还有扑朔迷离的N角恋——Li Lei和英国来的Jim都喜欢Han Meimei，但Han Meimei和Lucy都喜欢Li Lei。

　　他们拿出了一些最经典的佐证：一次Han Meimei问Li Lei借尺子，身后的Jim“神情复杂”地瞪着Li Lei，目光中“夹杂着妒忌和羡慕”。身旁的Lucy则“委屈地低下了头”，眼眶里已“满是泪花”……而在户外摘苹果那一课里，Han Meimei边在树上摘果果，边和底下的Li Lei“眉来眼去”，害得Jim着急地大喊：“Becareful！”
但到了初一下学期——他们认为——Li Lei开始移情别恋，爱上了Lucy，因为课本上的对话变为以Li Lei和Twins为主角的居多。而Han Meimei也被默默注视自己一个学期之久的Jim所感动，两人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开……

　　除了LH恋情大猜想之外，当年这套教科书里的所有人物，还包括那只叫Polly的鹦鹉，统统被翻出来八卦了一遍。

　　被网络打破了班级和城市的地理界限后，当年的中学生们得以分享很多曾经以为自己独有其实却有普遍性的经验。他们兴奋地发现，原来好多人都容易把Polly发音为“玻璃”，一位有才的老兄当年念“I’m Polly”时，总念成“烂玻璃”。1990年代末期就读中学的孩子更有才，把“Come and see my family”唱成“肯德基 my family”，还把Han Meimei翻译成“韩美眉”。他们发现，烫卷发、穿裙子、胸部颇具规模的MissGao曾被他们不约而同地评为“最有女人味的老师”，人称“迷死高”。

　　“大家像是找到了组织，尽情地晒当年的回忆，与集体记忆相关的主题产品会很有市场。”蔡凯说。

　　2006年10月，在《城市画报》举办的创意市集上，蔡凯和同事将网络时代造就的课本文化引入商业领域。他不喜欢课本上的LH形象，因此改造了他们。“我以前讨厌的LiIei和Han Meimei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

　　当印有LH大头像和相拥照的作业本、贴纸往摊上铺开，立马惹来厚厚一圈围观者。这些印刷质量粗糙，标价10块钱一本、50块钱一套、总共200套的作业本，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几乎每个围上来的年轻人都会眼睛一亮，发出尖叫，“天哪！这不是Li Lei和Han Meimei吗？！”

　　2007年，已经决定辞职做独立设计师的蔡凯推出了LH第二代产品，还参加了当年的大声展。“我很兴奋，这是我破坏青春期生活方式的一个好机会。我设计了5个产品，每个产品都有我上初中时的回忆、不满和隐忍。”他说。这套包括尺子、三八线、情书、检讨书和贴纸在内的办公室用品，无论从质量还是设计上，远比一年前更时尚，进一步淡化了他们身上的80后青春期印记。

　　“网络把我们的结集单位无限放大了，一个个创意被网络聚集起来后，像通了电一样强大闪亮起来。”蔡凯说。

　　许多90后也成了LH的粉丝。一个刚上初一的小男孩，在蔡凯的淘宝铺子里买了一卷三八线，号称要贴在老爸老妈的床的中间。一位上海中学女生，一口气买下所有贴纸，准备把印有“很黄很暴力”的贴纸贴在手机背面。

　　蔡凯出现在各种时尚休闲类杂志的机会也多了起来。2008年4月，佐丹奴香港总公司开始征集一年一度的“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主题T恤设计，他们邀请蔡凯以LH为形象，设计其中的一款情侣装。带着他业已申请注册商标的LH和80后的青春期集体记忆，蔡凯在时尚经济产业开发上渐走渐宽。

　　此时，另四个80后的“TheLi Lei&Han Meimei’s”乐队正好成立一周年。2007年8月30日，当他们站在MAO——这个云集国内知名摇滚乐队的舞台上，一脸青涩地唱起“Polly之歌”时，台下见惯大场面的滚迷们发出一片尖叫，“真牛X，这支歌都能被你们翻出来！”

　　当年那套英语教科书里选刊了很多歌曲，都是朗文出版公司的格兰特创作的，其中就包括“Polly之歌”。 这个“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擅长”的英国人的音乐作品并不被刘道义等中方教材编撰者欣赏，“因为不好听”。当初用这些歌曲，只是因为用它们就没有版权问题。而如今，它重出江湖，并且大受欢迎。此外，LH乐队还计划将教科书中的所有曲子重新翻唱。

　　主唱Icier还给乐队名作了注脚：它是对中学英语的怀念、致敬及反抗。其实，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的25岁女孩和她的三个成员念初中时，在表面上中规中矩，一点也不“反抗”，他们都乖乖地穿着和Han Meimei差不多的校服，或是理着Li Lei一样的小平头；了不起学着Jim的模样，把头上的棒球帽稍微歪到一边；中学毕业后，都顺利考入国内和香港一流名校。“就是因为以前想坏，但没机会坏，坏不起来，现在就补偿一下，坏一点。”Icier说。

　　找到组织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凯在网上认识了杨柳，她就是那篇分析LH之间“有一腿”、流传最广的帖子的作者。在蔡凯看来，这名香港大学新闻系2004级本科生属于超级闷骚型——每次考试都拿第一，每次比赛都拿名次，高考后拿全奖去香港念书，今年再拿全奖，将赴美读Master。可比起其他若干年后才追忆似水年华的同龄人，这个1986年出生的女孩在初中时就开始YY(意淫)两人的关系了，在她的教科书里，Li Lei被她画成了印度人，而坐在 Han Meimei后面的Jim被涂鸦成复仇之神。她老早就“看出”，一直暗恋着Han Meimei的Jim，对总是找她借尺子的Li Lei怀恨在心。

　　到香港读大学后，杨柳发现这个有着丰富历史沉淀的繁华都市，充满凝固了光阴的记忆，比如一家叫G.O.D的连锁店，专卖怀旧产品——毛时代的痰盂、果盘，1980年代风行全国的大白兔奶糖，最近还推出了一款避孕套，上面印着过去商家最爱打的广告：“居家旅行必备”。产品很贵，买的人不少。

　　在一次社会学课上，杨柳发现集体回忆其实早已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分支。

　　集 体 记 忆(collective memory)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观念，它并非某种神秘的群体心灵，而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他们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记忆对50后来说是“红袖章”，对60后而言是“李铁梅”，对70后，是“阿童木”、“机器猫”。

　　对于阅历尚浅、成长环境逐渐多元与宽松的中国80后而言，陪伴着他们一同成长的Li Lei和Han Meimei就成了他们缅怀青春的载体。这个载体并无灾难与伦理的沉重负担，由于多少来自于一个压抑和单调的教育气氛，被这代人补偿性的“使坏”冲动颠覆与娱乐过后，才开始认真地怀念。

　　1990年代后，集体回忆在香港开始广泛应用，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认为有集体回忆的爱丁堡广场码头，甚至引发了香港人反对者的游行、抗议。以致于2007年1月，香港政府提出了将集体回忆作为“是否清拆香港历史建筑”的参考因素之一。

　　这两年，杨柳先后目睹香港因拆除皇后码头和天星码头，引发了港人集体抗议风潮。这些已丧失了使用价值的殖民时期老建筑，和90后不再认识的LH一样，对于相伴成长的一代人而言，意义非凡。“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不一样，但却共同拥有一个Li Lei和Han Meimei。”

　　今年6月1日，LH乐队参加了一场连台演出，当天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又一代人的青春将成往事，80后们开始回忆了。一个乐队演唱了一首“回到红白机时代”。那是一种流行于上世纪90年代、如今已被网游淘汰掉了的游戏机。曲子算不得动听，和Polly之歌差不多简单，甚至还有些粗糙。但全场人像是被喷了催化剂，尖叫、扭摆、泪奔，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这些带着破坏力和颠覆性的产品那么有市场？”蔡凯说，“因为我们大家正在今天这个语境中对待那段回忆，正在消费其中的落差。一些变化发生得太快太猛，而一些记忆过了十几年仍然留在那里。”

　　蔡凯正忙着推出更“邪恶”的新产品，包括T恤、单肩书包，还有情趣内裤——把Li Lei和Han Meimei的大头像分别印在私处，屁股后面印上英文字样：“打我”、“咬我”等等。至少在他这里，LH将不可挽回地长大。他将推出一系列环保主题产品，因为据网友考证，Li Lei和Han Meimei生于1978年，今年已经30岁，步入而立之年了，“该让他们严肃点，承担起社会责任了。”（南方周末）(风端、莫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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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害学员王伟的母亲悲痛欲绝

核心提示：4月10日凌晨4时许，云南省楚雄人民警察学校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故意杀人案，参加上岗培训的该校保山籍学员王建军，挥动铁锤和长刀向着同宿舍的王伟、张廷振又砸又砍，并在行凶后自杀。

 亲友参加王伟的追悼会

新华网4月21日报道 4月16日下午4时50分许，楚雄殡仪馆。悲壮低沉的哀乐响彻礼堂上空，巨大的黑幔上，几个巨大的白字“向王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格外引人注目，正中悬挂着一幅青年男子的遗像，这是个刚穿上警服仅3个多月的青年男子，那张年轻鲜活的面孔已在披着黑纱的相框中定格成了永恒，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殓床上，身上盖着红布。专程从保山赶来为他送行的亲友一个个泪流满面，他的母亲和妻子更是跪倒在他的殓床上恸哭不起……

据称，4月10日凌晨4时许，云南省楚雄人民警察学校(以下简称楚雄警校)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故意杀人案，参加上岗培训的该校保山籍学员王建军，挥动铁锤和长刀向着同宿舍的王伟、张廷振又砸又砍，并在行凶后自杀。

除张廷振侥幸逃出外，王伟和王建军都当场死亡。凶案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云南省公安厅、楚雄州市两级公安局联合展开调查，基本确定死者王建军正是凶案的制造者，但作案动机正在调查。

案发时间：4月10日凌晨4时

案发地点：云南省楚雄人民警察学校

杀人嫌犯：王建军，男，24岁，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蒲缥派出所民警

受害死者：王伟，男，26岁，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蒲缥派出所民警

受害伤者：张廷振，男，24岁，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瓦房派出所民警

午夜凶杀 两死一伤

4月10日凌晨5时左右，劳累了一天，楚雄州人民医院120中心的几名值班医生已有些倦了。这时，桌上的急救电话突然急切的响了起来，铃声一声尖过一声，在这个宁静的午夜显得格外剌耳。电话是从离医院不远的楚雄警校打来的，报警人声音急切地告诉医生，有学员受伤急需救治……

救护车闪着警灯一路飞驰，很快就来到了楚雄警校。这时，位于行政办公楼后面的2幢和3幢已乱成一团，一名高大的男生满脸是血，老师和同学在一旁陪护着他。男生显然是受到惊吓，精神非常紧张。医生在为他处理伤口哩发现，他的头部有许多刀口，只听男生断断续续地说，当时他正在睡觉，突然遭到同宿舍学员的袭击，他从睡梦中惊醒后奋力反抗，逃了出来……

另一名男生躺在培训楼2幢1楼冰冷的地上，浑向是血，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胸部有明显的刀口但导致他死亡的重创，仿佛是坠楼所致，因为就在他身体所向位置的3楼平台的外墙上，一块鲜红的血迹非常显眼。自杀?他杀?所有在场人员在感到震惊同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浮起了疑云。

最后一名男生在3幢某宿舍被发现，这是他们3人共同居住的宿舍。地面上到处是血迹，男生静静的躺在床上，被褥已被血液浸透，他的头部、颈部全是血，早就没了声息，从他向的资势来看，男生似乎是还在睡梦中就受到致命袭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就离开了人世。

这个不平静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3名住在同一间宿舍的保山籍学员为何相继遇害?谁是残害他们的凶手?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3名学员均是去年8月刚参加完公务员考试今年1月前后才被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录取的警察，3人于今年2月14日来到楚雄警校参加第24期警察上岗培训，还差一个多月就可以毕业了，命运却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而且命案竟然发生在警校这样的重要单位，造成成3名警察2死1伤。到底是谁酿造了惨案?案情很快就从市公安局、州公安局上报到云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各级领导迅速做出指示，要求尽快破案。

培训名单划去3学员名字

医生说，张廷振的伤情已基本没大碍，右小指的筋腱断裂需缝合，半个多月就可以愈合，而头部的骨折估需要3个月可恢复。凶手王建军当时就是在3幢的2楼宿舍里行凶后，跑到2幢的3楼顶台纵身跳下，当场毙命。

积极抢救：张廷振度过危险期

4月15日，记者获悉消息赶到楚雄，将警校外围的超市、网吧、饭馆、旅馆统统访了个遍，居然没人听说过警校里发生命案的事。

我们的问题才提了个头，店家们就瞪着大眼睛开始了连珠炮似的提问，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在采访谁。

寻找凶案的幸存者张廷振成了我们揭开凶案秘密的途径。距警校最近的是楚雄市人民医院，4月15日中午，我们来到楚雄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开始了漫无目的地寻找。外科?骨科?神经科?张廷振的伤情跟这几个科室似乎都沾边，一间一间地查问显然不现实，还好，住院部为了方便像我们这样的盲目找人者，在住院部各个科室的外墙上都贴出所有住院患者的基本情况，密密麻麻的患者名单看花了我们的眼睛，却始终没找到张廷振的名字。

来到楚雄州医院，一进门就遇到一名热心保安，把简单情况一问，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住院部6楼，没错!”果然，上了电梯刚来到6楼护士办公室门前，墙上的患者名单上就找到张廷振的资料：“张廷振，24岁，4月10日入院，颅脑外伤，神经外科，19床。”

19床就在护士办公室对门，透过磨砂玻璃门中间一块透明的“十”字形玻璃，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3张床，靠门和中间的病床上都躺着人。到底谁才是张廷振?我们犹豫着推开了门，中间床上一个理着平头的男子立即起身拦住了我们：“你们是谁?找谁?”我们忙回答：“张廷振住这吧?我们是他朋友。”平头男子警觉地看了一眼靠门边病床上的男子说：“没有这个人。”随即将我们挡在门外，房门很快从里面反锁起来。我们不甘心，通过“十”字形玻璃仔细观察发现，靠门床上的男子头部缠着纱布，双手也缠着纱布。他一定就是张廷振!我们坐在门边耐心等待，病房始终没开，里面隐约有男子打电话的声音。不久，3个自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匆匆来到病房门前，平头男子打开房门将3人叫了进去，随后3名男子开门出来，让记者离开。记者出示证件说明了来意，3人看后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但病房门再也没打开。

据护士介绍，张廷振所住的病房属于骨科抢救室，虽然有3个床位，但因为张廷振身份特殊，里面就只安排了他一个病人，其他人员都是警方的。

16日下午2时许，我们再次来到住院部6楼，这次是直接推开房门。不料，早有2名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从房内堵坐在门后，房门只能打开一条缝隙，但可以看见19床上没人。2名保安起身警惕地打量着我们。“我们来找张廷振了解一点情况。”我们忙说，躺在21号床上的那名理平头的男子向保安挥了挥手：“关门!快关门!”房门再次锁紧。因为19床空着，我们判断张廷振去做检查了，决定在病房门口继续等待。

5分钟后，房门缓缓拉开一道缝隙，我们悄悄走过去没惊动他们。透过玻璃隐约可以看到，刚才还空着的19床不知什么时候已躺上一个头部缠纱布的男子。保安探出头，大概是想看看我们走了没有。我们迅速上前将门推开，摄影记者上前抢拍下张廷振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但门很快被里面的人用力关上，保安甚至将玻璃门上唯一可以透视里面的部位都用报纸贴住。

张廷振的主治医生王彦亭介绍，张廷振10日入院时，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头部最多，并有骨折情况。据张廷振向接诊医生的描述，案发时他受到刀和锤的袭击。4月11日，医院对张廷振全身的主要部位胸、腹、颅脑都做了CT扫描，发现他头部的右侧顶骨、左侧额、颞、顶骨骨折，并颅内积气，幸亏大脑组织没受到伤害。此外，张廷振右手尺骨茎空骨折，右小指末节指骨基底部怀疑有裂折，小指的筋腱已经断裂。医生说，张廷振的伤情已基本没大碍，右小指的筋腱断裂需缝合，半个多月就可以愈合，而头部的骨折估计需要3个月可恢复。

“他送进来时头上有好多伤口，真是命大。听说那晚他是逃出来的，他们同宿舍的另一名男生已被杀死，杀人的那个男生也死了，好像是跳楼。没想到警校里也会出这样的人……”为张廷振接诊的医生说。

探访现场：3幢行凶 2幢顶台跳楼自杀

云南省楚雄人民警察学校，凶案现场所在地。

案发前，校内戒备森严，据说是在校培训的学员每天在大门口轮班站岗。而案发后，则全部换成由警校老师24小时全天候值班。据50余岁的苏姓老师介绍，他已在大门口连续值了两天班，年迈的身体已疲惫不堪。而对于案件，他却始终闭口不谈。

4月15日，距案发时间已过了整整5天。下午1时左右，从昆明驱车赶往楚雄的我们，进城后未作片刻停留，直奔楚雄警校，只希望能尽快抵达现场，找到凶案残留下的蛛丝马迹。

“警校?听说前几天出事死了人，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们恐怕进不去吧……”寻路过程中，一名的哥说。来到警校门口，只见一名民警连同数名保安正严阵以待。

下午2时30分许，采访车缓缓驶进校门，来到家属宿舍区楼下停了车，开始找寻案发宿舍。

“这几天放假，学员几乎都离校了，宿舍里没人，你们找谁啊?”一名热情的教工家属在被问及5天前发生的事时却马上收起先前的笑容，古怪地打量我们一番后，摆摆手转身走开。

“保山学员?好像是住在行政办公楼附近，但这两天人都走光了吧。”我们从一名留守学员的嘴里，总算获得些许线索，径直来到行政办公楼附近的2幢、3幢宿舍楼下。

这是两幢连接在一起的宿舍楼，由于楼层不等，两幢楼交接形成一个独特的“凹”字形。据了解，凶手王建军当时就是在3幢的2楼宿舍里行凶后，跑到2幢的3楼顶台纵身跳下，当场毙命。我们在现场看到，仅3幢2楼单层就有6间宿舍，而王建军行凶的又到底是哪一间呢?

就在我们试图进一步寻找时，一辆三菱越野车缓缓从我们对面驶来，车上走下2名中年男子，用极其警觉的眼神注视着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送人来参加培训的亲属，随便走走……”“这两天放假，哪里有什么人来培训，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再也不由分说，对方将我们“请”出校门。临走，我们从这2名警校教师的嘴里得到一个信息：近期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将在16日收假返校，于17日恢复上课。

学校承诺：查清案情全校通报

4月16日，学员收假，我们再访警校!

上午11时许，部分已返校的学员陆续走出警校，我们陆续拦住10余名学员打听情况。但只要一提到4月10日的凶案，学员们都显得非常警惕，许多人直接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事。

上午11时20分许，第一组记者驾车驶入学校。

约半小时后，第二组记者步行准备进入学校。在校门前的一家小卖部里购物时，我们偶然发现这里的一道后门竟可以直接通往学校，于是决定从这里进入。“你们是来参加培训的吗?怎么前几天没见过你们?”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小卖部的老板娘竟也显得尤为警觉。

“同学，等一下，你是哪个区队的?”从小卖部进入学校还没走出50米，守卫民警已从身后快步追了上来。听说我们是前来找人的，他随即将我们带到大门口要求登记证件。

我们按要求出示了身份证登记。此时，我们接到第一组同事的电话，告知他们已找到案发宿舍，并打听到王建军跳楼的地点。守卫民警通过电话向其上级作了汇报。几分钟后，一辆三菱轿车驶进校门，走下来的竟又是一天前将我们“请”出校门的2名老师。从守卫民警口中获知，2人是警校某部门的主任。“你们怎么又来了?”穿橙色T恤的主任一脸严肃。当得知我们是来找人时，他认真查询了我们报上的名字后答复：“没有此人。20日以后还会有一批前来培训的学员，你们要找的人可能是在那批里。如果没有其他事，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我们看到，凡是步行进入学校的人员，均要接受门卫的盘问或登记。因为16日当天恰逢学员收假，不少学员在进门时还要专门在名单上作销假登记，整个门卫管理制度，确实较为严格。

就在守卫民警反复翻阅第24、25期在培学员名单为进校学员登记时，我们注意到，这两期学员均是保山、曲靖、德宏、普洱4个州市各公安系统去年新招募、还未正式上岗的警员。引起我们格外关注的是，在第24期培训学员名单中，来自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的3名学员的名字已被人用黑色碳素笔重重地划去。但仔细察看后发现，被划掉的3个名字中，排在最后一个的，依稀就是王伟!

因为不被允许进入，中午12时20分许，我们第二组记者只能离开警校。但先期进入的第一组记者在校内呆到下午才驱车离开。这期间，他们采访到陆续返校的大量学员，为当晚那起凶案作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还原。

现场并不难找，来到3幢楼下，一眼就看到密密麻麻贴着白色封条的某房间。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进入宿舍楼寻找学员进行下一步采访。

一名男学员告诉记者，出事的学员是参加第24期培训的保山籍学员，和他们不是一期的，所涉及的人不是很熟悉。且案件发生在凌晨，大家都睡熟了，被惊动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但事发当天早上6点，学校就召集所有在校学员通报了此事，表明了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并承诺一旦调查结果出来，会给所有学员一个清楚的交待。

一名学员则从同学那里听说：案发当夜，受伤的张廷振从宿舍里逃出来，跑到其他学员的宿舍求救，后来在大家的带领下找到当天值班的彭老师汇报了情况，然后大家报了警，并通知了120。王建军是最后才在2幢楼下被发现的，当时他已死了。
得知王伟的噩耗后，全家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里可是警校啊!里面都是警察，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王伟的家属陆续从保山赶到楚雄，要求警校给个说法。

据称，警校一面配合专案组全力破案，一面派出多名老师陪同家属，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直到16日，双方才达成协议，由楚雄警校一次性补偿王伟家属15万元了结此事。但此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悲惨：才结婚一年就永别爱妻

16日下午3时许，我们来到楚雄殡仪馆了解情况。意外获悉，楚雄警校命案的受害者王伟定于当天下午5时火化，追悼会在下午4时左右进行。工作人员指着外面一名穿蓝衬衣的男子说：“就是他负责联络家属，情况你可以去问他。”

殡仪馆1楼大厅外，蓝衬衣男子一直在打电话：“出门了没有?怎么还在学校?记得把钱带过来……”大门左侧，沉默地坐着3名四五十岁的男子，他们不时地用保山话低声交谈着，一旁还有一两个操本地口音的人在劝慰他们。我们就坐在他们身边的长凳上，由于语言不通，听得比较费力，但还是从断断续续听懂的片段中确定了他们就是王伟的亲属及警校的老师。一名穿灰衣的男子说，听学校的老师说，(王建军)是从3楼跳下来的，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啊……一名好像是民警的男子在安慰着：“人都死了，你们也不要太想不开了。”旁边一名穿深蓝色衣服的老年男子深深叹了一口气：“人都死了，校长赔我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穿蓝衬衣的男子一直转进转出地安排着火化事宜，殡仪馆礼堂的追悼会场已布置好了，巨大的黑幔上，几个巨大的黑字“向王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格外刺眼，下方，悬挂着王伟的遗像，年轻帅气。时间眼看快到下午4时了，迟迟不见人来齐，蓝衬衣男子显得很着急，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催促着。这时，我们听见一名像警察身份的男子在跟家属说，这事其实也怪不得学校老师。那么大的学校，只有40余位老师，其中有16人还是退休干部，在职的老师不但白天要管理好学生，晚上和周末都得轮流值班，很多老师都没有正常的休息日。由于楚雄警校同时还是全国公安民警心理训练楚雄试验中心，学校里还有一名从北京来的心理方面的专家在负责学生心理方面的教育指导，出这样的事，实在防不胜防。

沉闷的对话始终离不开大家对凶手深恶痛绝的指责及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下午4时10分左右，一辆云E25780白色依维柯驶到宾馆门前，在座的家属和警校的老师立即迎上前，车上下来10余名家属，提下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都是为送王伟准备的。一名清瘦的年轻女子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神情憔悴，一身黑衣黑裤依然无法掩饰她的清秀美丽。下了车，大家都在忙着收拾行李、整理物品、打听火化事宜时，只有她一直坐在长椅上低头垂泪。误以为我们也是来为家人办丧事的，旁边的一名家属告诉我们，年轻女子是王伟的妻子，他们结婚才一年，还没生孩子。王伟今年26岁，有个弟弟。王伟前年就考警察(参加公务员考试)了，但没考取。去年又考，终于考进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被分配到蒲缥派出所。2月初，王伟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这批新参加工作的警察到楚雄警校参加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事。听楚雄警校的老师说，杀害王伟的人(王建军)也是隆阳分局蒲缥派出所新招录的警察。“好好的前程，为什么啊?!他(王建军)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啊?”家属们想不明白。

根据2天来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很快就通过保山当地熟人了解到3人的身份。据了解，去年8月，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共招录了14名民警，3人就在其中。王建军今年24岁，王伟26岁，张廷振24岁，王建军和王伟被分配到蒲缥派出所任职，是同事。而幸存的张廷振被分配到瓦房派出所。根据省公安厅的规定，所有新招录的民警必须经过上岗培训，根据隆阳分局的安排，他们和其他新招警员于2月14日来到楚雄警校，如果没出这次意外，5月14日3人就该回保山上班了。

自从3人出事后，保山市公安局各级领导就给所有民警下达了“死命令”：严格遵守纪律，禁止参与外界关于此人此事的任何传闻传播。

善后：遇害者遗体火化运回保山安葬

下午5时30分许，王伟的遗体火化完毕，家属一行捧着王伟的遗像，从楚雄殡仪馆乘车离开。

一路上，白色依维柯在前疾驰，我们一行则在后紧紧跟随。因顾忌随行家属的民警会对我们的采访进行阻挠，我们没敢把车距靠得太近，始终保持在150-200米的距离。所幸，依维柯的白色还算显眼，车牌号云E25780也早被熟记于心，几度在红灯路口其差点驶出我们的视线，硬是靠踩着红灯的“点数”疾驰，才跟了上去。

20余分钟后，依维柯缓缓停在玉波酒店门口，王伟家属在陪同民警的搀扶下走进酒店。还是不敢靠得太近，5分钟后，我们方才走进酒店大厅，根据电梯停留的层数我们判断，王伟众位家属应是住在5楼的某几个房间。随后，我们也在该酒店5楼和3楼分别开了两个房间住下，计划让王伟家属吃饭休息一段时间后，再继续之前殡仪馆内未能完成的部分采访内容。

我们在5楼的房号为509，王伟母亲及其妻子的房间506就在我们的斜对面。晚上9时25分，我们轻轻敲响了506的房门，但当王伟妻子开门的一瞬间，隔壁一直开着门的505房间也同时走出一名警校的女民警，她听到了动静!

本想与家属再做进一步深谈的我们，却因为惊动了民警，不得已而终止。几分钟后，一名号称“酒店是我开的，你们必须立刻离开”的男子大步冲进506房间，他对我们说：“现在案件在调查中，所有无关人员不得与受害者家属接触!”在我们的要求下，男子出示了他的警官证：楚雄州公安局，尹××。

随后，这名尹警官继续说：“你们未经允许进入他人房间，再不离开我就要报110了!”对其咄咄逼人的声势，我们始终采取忍让态度，并主动提出大家坐下来慢慢沟通。但尹警官拿出电话开始拨打，从其断断续续的说话中我们听到，原来他所说的110，似乎是自己部门的一个“主任”。

挂掉电话，尹警官告诉我们，110随后就会赶到，并会将我们带离。整个过程中，这名尹警官始终不肯放低其说话的嗓门，还称这是“为了让你们听得更清楚一点”。看着站在一边的王伟母亲及妻子脸上尚未褪去的悲伤，我们不忍再因为来自他人的吵嚷打扰这对婆媳，于是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

不料，尹警官这时又跟了出来，称即便我们站在走廊上也不行，必须马上离开这家酒店。“这酒店是我开的，你们必须现在就离开!”面对如此要求，我们终于向尹警官提出了质疑：“警官还可以开酒店搞副业吗?”到此，尹警官这才变了脸色，小声改口称，他说的是开房间。

随后，尹警官在电话里称呼的“主任”带着几名民警来到，称确实因为该案还在办理中不方便接受采访，请我们暂时离开。眼看当晚与王伟家属进一步深谈的计划无望，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们回到房间后又多次拨打了王伟母亲及其妻子的房间电话，但一直都无人接听，估计电话线已被人拔除。这一晚，众民警在5楼开的房间始终开着门，亮着灯，可以清晰地听见，几名操着楚雄口音的民警打牌直到很晚。

第二天一早，王伟家属被送回了保山。前天，王伟在保山入土为安。

亡羊补牢：兄弟警校在培学员外出需汇报

4月16日，我们从云南省的另一所警察学校部分在培学员口中了解到，由于楚雄警校发生的该起恶性案件，该校也开始对目前正在校内参加培训的所有学员加强了管理。

“关于这件事的传闻至少有两个版本，有说是楚雄警校的在培学员因周末外出喝酒，产生内讧后打起来就发生命案。还有说学员遭到黑恶势力的袭击。”据一名来自州市的该校在培学员介绍，目前，该校的老师们已对所有学员作出告诫：周末外出不要酗酒，如遇突发事件应迅速向相关部门求助，不要逞一时之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原来我们周末外出、外宿是没人管的，但现在管得非常严格了，即便是周末的白天需要外出，也必须向主管队长汇报具体去向和返回时间。”该校的一名在培学员说。

楚雄警校的凶案虽然在当地被要求严密封锁消息，但我们连日来在楚雄的大街小巷追访事件的真相时，许多出租车司机还是有所耳闻。一名司机告诉我们，事发第二天他的车搭载了一名很斯文的女子，像是在机关工作的。闲聊中，女子无意中说起头天夜里警校里死了2名学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还不清楚。的哥急了：“在警校里都不安全?难道警察都保护不了自己?”这事在的哥心里打了结，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郑重地交待在外地念大学的女儿，在学校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同学搞好关系。

楚雄师范学院跟警校相距不过百米远。4月16日，我们在学院附近的5路车站对正在等车的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部分学生反映，他们所在年级的系主任给大家简单通报过情况。“老师说几名警校学生酗酒打架，结果酿成了命案，让我们不要去那些乱糟糟的娱乐场所”。
保山对话疑凶母亲：供他读书欠的债一辈子都还不完

4月18日上午，我们从楚雄向保山市隆阳区进发，寻找王建军的老家。

进入隆阳区已近下午4时，一路走，一路问，本以为漫无边际地找寻却迎来不错的运气。走在街上，意外发现真有群众对8天前的“警校事件”窃窃私语。从人们小心翼翼的谈话中，我们获知一个地名，隆阳区金鸡乡——王建军家所在地。

从隆阳区找到金鸡乡，又从东方村委会问到下东方十队，一个离城区只有十余公里的小村。

王建军乳名叫“蜜桃”

“村里来了几个外人，找王家的。”所经之处，村民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提起王建军，他们就问：“是不是前几天在楚雄死掉的那个?”在一名热心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敲响了王建军家的大门，此时，已是下午5时许。

“吃饭了吗?”王建军的小姨缓缓地打开门时，坐在院里的王父王母也同时作出了这样的问候。似乎对于近期经常会突然找上门的陌生人，一家人已不再觉得意外。出于热情好客的本性，48岁的王母起身就要去厨房准备吃的，我们赶紧将其拦下

确如之前所了解到的，王建军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一幢20余平方米的土木结构瓦房1982年盖起来后就没再翻修过，在邻居家的砖房衬托下显得低矮陈旧。狭窄的院坝，摆下一张小桌后更显拥挤，连单人通行都需侧身。几头刚出生10余天的小猪在院里窜来窜去，王母说，这些猪仔都还太小，要想卖钱，至少还要等2个月左右。除了猪仔养殖，家里还养鸡，这就是他们家全部的经济来源。

待我们把来意坦诚相告，之前一直礼遇有加的王母突然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她说，一开始她把我们误认成了来自外地的警察，以为儿子的案情有了结果，我们是来传信的……稍许平静后，王母捂着脸痛苦地开了口：“在我们父母眼里，蜜桃(王建军的乳名)是优秀的，不优秀不可能考上警察……”

母亲：王建军很孝顺

1984年，王建军出生在这个贫寒的农村家庭。5岁时，父母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一家4口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两个孩子非常懂事听话，从小学习成绩都不错，王建军初中毕业就考上了武汉一所警官学院，中专和大专一并修读。这一来，父母为了帮他筹集学费和生活费，除了每天到地里干活，还额外搞起了养殖，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因为长期劳累过度，导致脊柱病变压迫到脊神经，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做重农活，否则有可能瘫痪，而高达10余万元的手术费又让这对老人望而却步，为了孩子，王建军的母亲从那以后只身担下整个家庭的重担。“那时，蜜桃每学期的学费就需要四五千元，每个月还要给他汇500元生活费。这些钱，我们只能到处去借。”据王母说，他们通过向信用社贷款，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来贴补两个孩子读书所需的开支，逐渐欠下了20余万元巨额外债。而这些苦楚，因为担心王建军在外读书受影响，父母一直瞒着他。

“他只知道家里为了供他和妹妹读书欠下很多钱，具体是多少我们没告诉他。他也很懂事，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回家询问他爸爸的病情，还交待我千万别太累，一定要注意休息。”王母回忆说，虽然家境贫寒，但王建军对父母一直很孝顺。有一次回家过完寒假后，母亲为了给他筹集去武汉读书的路费，悄悄把戴在手上多年、有着深刻意义的一枚金戒指送到当铺，准备当些钱为儿子买车票。王建军知道后立即冲到当铺，强行把戒指夺了回来。他哭着对母亲说，如果为了自己的车票就要典当这么重要的戒指，他情愿不再读书。王母吓坏了，再也不敢提典当戒指的事，只好又找亲戚借钱，为王建军买了车票。

连考4次终于考上警察

2003年，从学校毕业的王建军回到了家乡，他先在保山市公安局应聘当了保安，后来又去当地交警高管支队做了协管员。“他每个月才320元工资，交给单位100元伙食费后更是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常常得靠家里接济。”王母说，有一次王建军的同事结婚，他本来只打算送50元的礼钱，但后来听说同事们送的都是100元，囊中羞涩的王建军只能向母亲开口。母亲劝他量力而行，但他低着头沉默不语，半天才憋出一句：“就我一个人送少了，不好……”无奈之下，母亲只好从家里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中硬挤出100元钱，交到王建军手里。

除了送礼一事，生活中的王建军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以前在家时节俭的习惯不见了，他开始反对父母吃剩菜剩饭，还告诉母亲吃过夜饭菜不卫生。只要他在家吃饭，当晚剩下的饭菜都会被他拿去倒掉喂猪。

有了工作却仍然解决不了贫困，王建军思前想后，决定去报考警察，却没想到，他这一考就是4次：2004年报考禁毒警、2005年报考森林公安、2006年报考交警，王建军屡屡与成功擦肩而过。“特别是2006年，他本来已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但面试分数仅差了前面一名男生0.1分，又被淘汰了。”王母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怕儿子心理负担过重，父母从不在其面前说任何重话，什么事都由着他，怕给他施加压力。

直至2007年8月，王建军终于在报考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时榜上有名。随后，他顺利通过面试、体能测试、体检，总算如愿成为了蒲缥派出所一名初任民警。喜讯传来，全家人都乐开了花：儿子当上警察，从此收入稳定了，摆脱贫困也就有望了!

父母赶集时惊闻儿子死了

今年1月，接到上岗通知的王建军收拾行李去了蒲缥派出所，也许是工作繁忙，连今年春节他也只回了4天家。不过，他照例一周左右给家里挂一个电话问候，母亲却因为担心话费昂贵反复叮嘱：“家里有我和你爸呢，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担心，省点电话费留在工作上用!”2月14日，王建军随同事王伟等人前往楚雄警校参加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因为担心漫游费太贵，他还特意更换了一张当地的手机卡方便和家里联系。那之后似乎一切正常，父母以为总算将儿子拉扯长大，只等以后安享好日子了，却没想到，噩耗不期而至。

4月10日下午3时许，正在街上赶集的王父王母突然被一女性乡亲叫住了。“她是带着一辆警车来的，说派出所的警察找我们有事。”王母回忆说，上了警车后民警告诉他们，儿子于当天凌晨在警校里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父王母当场昏过去。“衣服也没换，警察连夜把我们送到楚雄殡仪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整个过程中也不记得到底昏过去几次，就连蜜桃的尸体我都没能见到……”王母说，亲戚们怕她看到儿子尸体后情绪激动一头撞死，做主包揽了王建军整个火化及善后事宜。

4月13日，意识不清的王母王父随亲属们回到保山家中，王建军的骨灰被其舅舅带走择日下葬，而王母从那天起就一直在家中接受输液治疗。

“你说这会不会是一场梦啊”

“4月6日(凶案发生前4天)是个星期天，现在想起来，那是出事前他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但说的都是很平常的话，也没什么异常啊!”据王母回忆，那天下午，她外出割草喂猪，因为怕干活时不慎遗失手机，于是把手机放在家里。回家后，发现有未接来电，王母按显示号码回电，原来是正在楚雄警校培训的儿子。“我问蜜桃培训怎么样，他说理论课都没问题，就是跑步时老跑不过人家，他长得胖嘛。我安慰他慢慢来不着急，他反倒告诉我5月14日他就能回来了，叫我别太想他。谁想到几天后就出了这样的事……”王母激动地比划着，说自己含辛茹苦把王建军从一尺多长的婴儿培养成警察，本来想着儿子可以回报父母了，却没想到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发生这样的变故。“为培养他，我欠下亲戚朋友一屁股债，他却这样一个人走了，我和他爸爸就算是还到老死也还不清了啊!”王母说，本指望儿子领工资后帮着偿还家里的债务，或供妹妹读大学，但现在看来，成绩优秀的女儿恐怕读不了大学了，因为他们实在不敢想象，家里哪里还有能力再供养一个大学生。

我们在王建军家里看到，因为其不常回家，本就简陋的家里几乎没留下他什么东西。原来的卧室已成了杂物间，就连春节回来那几天也是和父亲睡的。

“你说这会不会是一场梦啊!醒过来后，一切都还是好好的，我的蜜桃还会笑着叫我妈妈……”王母抬起一直低埋着的头，茫然地看着我们。

朋友眼中：王建军爱玩杀人游戏

“王建军杀人后自杀?不会吧!”在乡亲们眼里，王建军从小就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他那么诚实，那么优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村民们说，王建军在村里人缘挺好，无论多大的娃娃都爱跟他玩。事发后，村里每天都有大量村民前往家中劝慰王建军的父母，希望他们振作起来。

而据王建军的朋友介绍，在这4年漫长的“赶考”生涯中，原本开朗活泼、爱交朋友的王建军，性格上逐渐开始出现变化。“自从考上警察，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王建军的朋友说起他这些年的变化，也忍不住摇头叹息，从前的王建军非常喜欢和朋友相处，但考上了公务员、确认自己成为一名警察后，就开始变得有些“拽”了，和朋友的交往也少了许多，甚至不再常与身边人说话和交流。

与朋友的交往变少，这让本就喜欢上网的王建军，对网络游戏更是开始疯狂地着迷，他非常爱玩一种网络杀人游戏。

“他爱玩杀人游戏，但游戏里的杀人，怎么竟会变成了现实?”朋友说，对王建军的行为怎么也想不通。

张廷振和王建军关系最好

4月19日，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张廷振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

张妈妈在隆阳区林业局下属的林场工作。张廷振的爸爸10余年前从布鞋厂下岗后，一直帮兄弟在做副食品批发生意，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24岁的张廷振是家里的独子，178厘米的身高，高大帅气。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4月10日凌晨案发后，当天中午，瓦房派出所就通知了张廷振的父母，并连夜将夫妇俩送到楚雄州人民医院。“当时我们正在逛街，接到派出所的电话时人都吓蒙了，去楚雄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梦?警校里面住的都是警察，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张妈妈说，尽管公安局的领导说儿子伤得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听说头部和身体都有伤，她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一个担心伤到他的脸破了相，一个担心伤到腹部，影响他今后结婚生子。直到夜里赶到医院看到他精神还算好，医生也说伤情不重，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对于案发当夜的情况，张妈妈一直强调警方不让打听，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儿子是案发现场唯一的幸存者，也是目击者，同时也是一名警察。我们一到楚雄，州公安局局长、书记都来看望了我们，并说这是一起重大刑事案，警方正在调查，一定会给所有家属一个交代，请我们配合警方工作，不要乱打听，耐心等待调查结果。”张妈妈说，“儿子在医院被照顾得很好，楚雄警方有专人护理他的起居，我们基本上帮不了什么忙。我们在那儿对儿子来说是一个精神安慰。虽然都没跟儿子打听什么，但14日回到保山后，却发现这件事早在保山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毕竟去楚雄参加培训的学员还有不少，许多学员都看见了王建军躺在宿舍楼下死了的样子……”

“儿子从小黏家，隔三差五都要打电话回来”

对于凶案里死去的两名准警察，张妈妈只听儿子说过王建军：“儿子从小黏家，尽管去培训，隔三差五都要打个电话回来说说培训的生活。王建军、王伟他们3人住在一个宿舍，对于王伟，儿子讲得不多，但王建军和儿子关系不错。王建军长得胖，儿子叫他‘小胖墩’，平时两人挺说得来的，儿子生病感冒，‘小胖墩’会陪他去打针抓药，‘小胖墩’病了儿子也会陪他去看医生。‘小胖墩’家里经济条件好像不太好，上个月儿子打电话来说钱不够用了，我们还奇怪，因为去培训时我把储蓄卡拿给了他，里面有1000余元，儿子买了一件阿迪达斯的衣服，吃饭警校有食堂不应该花那么快。一问，儿子才说‘小胖墩’病了，输一次液都要七八十元，他借了300元给‘小胖墩’看病。”

“警校要放假5天，儿子早早就张罗着要回来。放假前两天他打电话回来说，他们几个保山学员自己凑钱包了辆车，4月11日中午12时到学校接他们，晚上就可以到家了。我还问他‘小胖墩’回不回来，儿子说不回。谁知道第二天就出事了……”张妈妈说，不管凶案是怎么发生的，跟其他死去的两人相比，毕竟儿子幸运地逃出来了，没受到太严重的伤害。只要儿子好好的，作为父母也就安心了。

“从小到大儿子脾气都很‘温’”

在母亲眼里，儿子不但优秀且孝顺：“在西安读书时，每个星期儿子都要跟家里通话，说说他的生活学习，同学朋友哪个过生日，哪个生病感冒，甚至哪个女孩子喜欢他，他都要跟家里汇报……”张廷振放假回家是妈妈最开心的事：“放假回来，就成天待在家里看书上网听音乐，要么就陪着我逛街买东西。他那么高的个子，搂着我的肩得弯着身子，但他挺开心的，说‘你也不看看，现在还有哪家的儿子会陪老妈逛街的，这说明我疼你’。儿子长得帅，穿衣服很讲究牌子。他长得帅也挺臭美，每天出门都要照镜子，喜欢他的女同学很多，可惜到现在也没挑上对眼的女朋友。”妈妈骄傲地翻出了儿子的大学毕业照，照片上，张廷振站在班级最后一排，瓜子脸，穿着大红T恤，俊秀挺拔，笑得阳光灿烂。“可惜眼睛小了点，所以老想着要找个大眼睛的姑娘……”

张廷振不但对家人好，对同学朋友也非常慷慨和善。张妈妈说，儿子从小患支气管炎，一感冒就咳个不停。有一次他的病拖重了，躺在学生宿舍里卧床不起，父母听说后急得要赶去西安照顾他，但张廷振考虑到父母没来过西安，担心万一路上出什么事，坚决不要父母来学校，说同学会照顾他。张妈妈立即给他汇去5000元钱，嘱咐儿子饮食营养一定要跟上，同时对照顾他的同学也该慷慨一些。结果，儿子不但给照顾他的同学全包伙食，自己吃什么也让同学吃什么，还给同学买东西，5000元的汇款，最后医药费不到200元钱，其他的4000余元钱都花光了……张妈妈说：“我们从不在钱上为难孩子，他生病我们去西安看他，来回路费加上食宿至少也得花那么多钱，同学愿意照顾他，说明儿子有人缘，大家对他也好，我们当然不能让儿子感到为难。”

张妈妈说，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学了驾照，有空就开车去帮爸爸送货，很宽的路，儿子把车开得不紧不慢，连微型车都可以超他的轿车，妈妈经常看不下去，要儿子把车开快一点，但儿子却笑着说：“开那么快干吗?万一出事，撞了人要医，撞了车要赔，到时候更麻烦!”“儿子不但性子慢，从来都不争什么!”张妈妈说，“从小到大儿子脾气都很‘温’，别人家养个儿子成天不是打架闯祸就是被学校老师家访，但张廷振真没给家里惹过麻烦，我和他爸爸一个是初中文化一个是高中文化，学习上根本不能给儿子帮上什么忙，但他放学回家就做作业，学习自觉性非常高。平时班里也会有同学欺负他，他从来都让着。”

佳木斯杀童案两周年回访

记者石扉客 黑龙江、河南、上海 报道 摄影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诱骗并猥亵了11名儿童，更将其中6名幼童杀死并分尸。他一再挑战人性的残忍底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流露出一丝暖意。2006年2月28日，东北佳木斯，这个叫宫润伯的男子，案发后给当地带来了爆炸性的恐慌。

如果回头去看，宫润伯案和5年前的河南平舆黄勇案，连环杀人案件背后的逻辑何其相似。一样的仇恨，一样的漠视生命，又毫无例外的都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杀戮。各种偶然因素的诱化和个人的性格缺陷，将他们带上了必然的不归路。

他们也带给了受害者家属永久性的伤害。不同的是，有的家庭已渐被时间抚平了伤口，有的却因此分崩离析。

两年前，宫润伯案云遮雾罩，家属、媒体想查访真相却无多少斩获；两年后，本刊完成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叙述”，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得以揭开。

如果还活着，这个佳木斯男人应该是35周岁。

18年前，他是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的初级车工，曾经做过一个上大学的梦；12年前，他是在佳木斯监狱服刑的奸淫幼女犯；2年前，在佳木斯向阳区的一个棚户区里，出狱不久的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将11名孩子诱骗到出租屋里进行猥亵，其中6名幼童被杀死并分尸，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和延续至今的伤痕。

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宫润伯；在骗走孩子的佳木斯西林路天麒网吧里，认识他的人都叫这个头顶微凸、喜欢上网的中年男人“老头”。他母亲袁桂香则叫他“大扣子”，给他接生的邻居赵圣芹说，取这个小名，是想“扣住这条命”，因为此前有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2006年12月31日，这个叫宫润伯的男人被执行死刑。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匪夷所思的仇恨和令人发指的残忍。没有人知道，残忍和仇恨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底层人生和急剧向下的命运轨迹。

死亡陷阱

从佳木斯火车站坐上3路公共汽车，途经佳木斯第二小学和附近西林路上的天麒网吧，只需20分钟左右就可到达终点站砂石场。

在终点站下车，往东跨过一条名叫松建街的马路，径直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步行5分钟，可以看见一片低矮棚户区中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底层东侧有一里一外两间，朝北的里间是火炕，外间是一间客厅兼厨房。

这是2年前宫润伯的租住地，也是他的作案现场。2年来这个地方再无人居住，从附近一栋高层住宅往下眺望，和外间相连的天井里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

这也是一条死亡之路。至少有11名孩童，在宫润伯的诱惑下，沿着这条路线，毫无防备地踏入他的死亡陷阱，其中6名孩童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他们中最小的才9岁，在佳木斯二小上三年级；最大的也不过是16岁，是佳木斯三中的初三学生。

和发生在2003年的河南平舆县黄勇案很相似，宫润伯营造的罪恶世界，最后也是被一个侥幸逃出的14岁孩子戳破。2006年2月26日，一个叫赵龙的孩子逃出这一人间鬼窟，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和黄勇案中杀戮了17名孩童的黄勇一样，那年的2月28日，宫润伯最后也是在网吧里被抓获。

但和黄勇案不同的是，宫润伯案发时的信息遮蔽，使能查证到的宫润伯的信息微乎其微，这让2年前云集在佳木斯的媒体记者们焦灼不已。在佳木斯呆了一周的《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半年后在记者手记里称这个杀人现场是“不可能完成的叙述”；同样在当地呆了一周以上的《三联生活周刊》一位记者，也在博客里感叹当地政府公关工作到家。即便是在一年以后，有关此案的部分细节，也仅仅是在黑龙江当地的一家通俗文学刊物上，以章回小说的方式流传出来。

通向宫润伯作案现场的胡同

事发屋内血迹斑斑

挑战人性的残忍

在邻居的印象里，宫润伯常常早出晚归，偶尔也会不言不语地坐在胡同口看书，或者看人下象棋。租住在隔壁的高玉香说，两年来宫润伯几乎没跟她说过话，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人能想到，这个言语不多，看上去有几分瘦弱的男人，背后却在挑战人性的极度残忍。

9岁的佳木斯二小三年级学生王胜利，是被宫润柏杀害的第一个孩童，也是被害孩子中唯一的女童。她被害后，尸体被肢解焚烧，挫骨扬灰。案卷显示，宫润伯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遗骸，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丢弃这个9岁女孩残骸的四个地方，分别是天麒网吧和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附近一个黄色外墙的公厕里，群众艺术馆的卫生间。

王胜利的衣服和书包也大都被烧毁，现场遗留下来的一条灰色布面、淡绿背带的棉裤，在被宫润伯剪掉一条裤腿后得以幸免，成为案发后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尸骸身份的主要依据。

这种难以置信的残忍和狠毒，被不同程度地复制在其他几个被害孩童身上。唯一不同的是，自王胜利之后的5个孩童无一例外是男孩，宫润伯也不再花费心思去外面毁尸灭迹，而是因陋就简地把出租屋变成了屠宰场和停尸间。

第二个被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在掐死并分尸后，宫润伯用水泥将尸骸封在两个塑料桶里和一个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里。

随后遇害的是姜富源、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猥亵后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扔在地上。

这个令人发指的屠杀过程，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春天结束。据宫润伯自己供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尸体腐败。

这个后来成为人间地狱的房子，是宫润伯的母亲袁桂香托邻居赵圣芹替儿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狱不久的儿子在这里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宫润伯的继父黄忠接回了家。这位58岁的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摆两个扣子总是扣不拢，她说几年前就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子，现在越长越大。她的后院邻居胡大妈则说，都是被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气病的。

“二二八”案发、宫润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刚从她那里要了100元。这是袁桂香见到大儿子的最后一面。“这不过是他知道我刚开支了退休金，”袁桂香还记得当时的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大儿子时，他身上穿的蓝色羽绒服，正是从刚被他杀害的16岁的佳木斯三中学生白金龙尸体上剥下来的。
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拖拉机配件厂在佳木斯的东风区，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佳东区”的区域，集中了佳木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厂矿。在佳木斯人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群体划分上，“佳东区”作为工人子弟聚居区和作为市区的“佳市区”有着微妙的差异。

和作家何顿在他的小说《我们像葵花》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大部分出生在厂矿的子弟一样，凭借母亲是工厂职工的便利，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度过。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在这里，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

3个女性

在那段蹬倒骑驴的时光里，下岗青工宫润伯遭遇了两段情感经历。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鸡奸。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

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5个受害家庭的后遗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宫润伯残忍杀害的6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是来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余5名孩子的家长，有4个都已经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是最早离开佳木斯的，他甚至没去参加案发半年后的庭审。“人都不在了，没有意义了”，这个神情悲伤的湖北汉子，至今没能从9岁的大儿子马千里被害的伤痛中走出来。

3年前，马建国和妻子谢红艳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马建国永远记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时，那是马千里失踪的时间，在把比他小2岁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儿园后，马千里就消失了。

马建国夫妇找孩子的经历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离奇的。从马千里失踪到案发的3个月里，他们发了疯般地寻找，从给警方提供各种可疑线索到主动追踪至附近的汤原县，甚至循迹追到河北沧州，协助警方抓获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让马建国忿忿不平的是，那些当时被怀疑为荒诞不经的种种迹象，事后被证明都是合乎逻辑的事实。

2年后的现在，马建国已经回到了湖北天门麻阳镇的乡下老家，但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案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想得脑袋疼，而且至今没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他不理解在宫润伯漫长的作案时间里，那么大的动静，楼上楼下的房东和邻居们会一点都没察觉。“又不是杀只鸡！就是杀只鸡也会有动静啊。”他更不理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会有这么长时间存在的人间地狱，而执法机关毫无察觉。

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欢上网的马建国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帖子，给湖北的司法机关写信。对2年前一些前来采访最后却未能发表出报道的记者，他毫不掩饰心里至今有想法，事实上这2年来，他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和他联系的媒体记者。

第一个被害孩子王胜利的爷爷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经回到老家黑龙江肇庆。王胜利的父亲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生下她即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带着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亲戚，在这个城市的棚户区租到了两间房子，以木工活为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距离凶杀现场最近的暂居地，会给这个本已不幸的断代家庭，带来最残酷的噩梦。

马建国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个伤心地了。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来说，进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家庭，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伤害，而他们自我修复创伤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不断的流动和迁徙，而对周遭环境安全感的丧失和绝望是选择离开的原因。

和马建国夫妇相比，屈冬梅的迁徙历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来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个城市双鸭山林业局七一林场的下岗职工。生下儿子姜富源不久，夫妻俩闹别扭，丈夫离开双鸭山到佳木斯下属的富锦县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长到9岁，在2005年9月和妈妈来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儿子成为挽回夫妻感情的纽带。屈冬梅和丈夫发誓，哪怕打工要饭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但这一幸福日子只维持了40天。

一直到法庭质证时，屈冬梅才知道姜富源在杀人现场呆了不下十天，而且留下了一封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信：“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piou(原文如此)我，姜富源写。妈妈我对不起您，妈妈你给我电话，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赶快给拿钱，我好回家和你见面。”

除了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在另外两张纸片上，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家里的地理特征和电话号码：“电厂往左第一个大胡同，另一个小胡同，不过道，一个黑门黑窗户。”“我家胡同前有个小食杂店”，“0454 8864900”。

2年前案发时，面对各种版本的被害人数传言，屈冬梅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是向记者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她希望被害人数越少越好，不愿意再有母亲听到这种噩耗。但一想起这封信，想起儿子在这十天当中遭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临死前的巨大恐惧，想到这十天中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将孩子救出来，屈冬梅就无法保持平静。她和丈夫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对方，儿子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再度破裂，庭审结束不久，屈冬梅便离开佳木斯，现在河北沧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打工。

和屈冬梅境遇类似的，是最后一个被害孩子武书田的妈妈程秀芬。

武书田被害时，他的父亲正在监狱服刑，在狱警的陪同下到殡仪馆看到儿子残缺的尸体，嚎啕大哭。当地政法界的知情人士说，案发后监狱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配合对丈夫的改造，程秀芬放弃了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也没有参加此后的上访。

但这些后续的工作没能挽救婚姻和家庭，孩子离去后不久，两人还是离婚了。现在北京打工的程秀芬，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除了程秀芬，另外四个被害孩子的家长都提起了向宫润伯索赔的附带民诉，王俊斌和卜玉娥赶到哈尔滨，请来红旗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任璞军和陈虹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认为天麒网吧和宫润伯租住屋的房东也有连带责任。

法庭判决否定了后者，肯定了前者，判决书载明宫润伯应该支付这四个家庭各165460元，但在刑事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张连一分钱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到省城和北京上访成为这四个家庭共同的经历。当地政府给每家支付了15万元左右的家庭困难救济金。搬家，婚姻变故，电话改号，从最初的悲痛到后来持续的愤怒，最后一切伤痛都慢慢让位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是这两年间大部分被害孩子家庭的历程。

白金龙的母亲陈玉芬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但更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起兴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这对后结合的半道夫妻，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无法不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已经58岁的陈玉芬，是受害人家属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孩子，这令她至今无法摆脱伤感。

最后虎口余生主动报警的赵龙，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陈虹说，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佳木斯人只是知道，西林路上曾经的天麒网吧已经变成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对面新开的一家网吧里，依旧密密麻麻地坐满了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

马千里的弟弟正上小学二年级，这个9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哥哥不在了。面对小儿子，马建国心情矛盾：他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打工，可老在家里会坐吃山空，丢下他又放心不下。内心深处，马建国既希望小儿子能早点忘掉记忆深处的忧伤，又希望他能记住这个社会的伤害，吸取哥哥生命换来的教训，“希望他长大以后，这个国家会更安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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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杀人案，不一样的家庭样本，河南平舆黄勇案再回访

五年后，有一种记忆叫忧伤

如果路宁波不死，还有三个月就该大学毕业了。

清明节前夕，上坟回来，路德全坐在门槛上掰着指头算。他妻子说，每次上坟回来，他总是喜欢这样掰着指头给人算。

路德全家在河南平舆县高杨店乡陈刘村，路宁波是他的大儿子，从村子旁边的洪河上溯约20公里，是玉皇庙乡大黄庄村，路宁波就死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叫黄勇的年轻人家中。

那天是2001年9月23日，那一年路宁波刚满16岁，在平舆二中上初三。

对儿子的死，路德全说他早有不详的预感，“孩子失踪后一个月，我在洪河边上捞到一条腿。”但这一预感直到2年后的2003年11月12日黄勇案发才被证实。在这一后来被河南平舆县警方称为11·12特大杀人案中，黄勇用持续3年的时间把自己在大黄庄村的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据官方调查，他在这里杀死了17个男孩，将尸体埋在院子里，而路宁波是最早遇害的一个。

黄勇于案发当年年底伏法后，这些个性坚毅的家长依然坚信遇害的孩子不止公布的17个，和2年后佳木斯宫润伯案中一篇帖子引发的对遇害人数的质疑不同，他们用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能力来挑战官方公布的真相。半年后的2004年清明节前夕，路德全、胥银平、王留超以及韩华等几个家长，从作案现场挖掘出了新的尸块。

获得证据后，路德全、王留超等避开截访的地方官员，绕道驻马店以南的信阳坐上火车，又提前于河北高碑店站下车，然后进京上访，找到记者，邀请法医前来见证。韩华甚至卸下平舆县公安局的门牌，扬言要挂上养猪场的牌子。

尽管新发现的尸块依旧被官方证明在原来17具名单之中，作为警示，当地政府还是撤换了当初现场勘查的负责人，警方调来挖掘机，推倒了三间房屋，把整个宅基地掘地三尺。

暮春时节的洪河边上，景色如画。黄勇案发不久，其父母和兄弟举家迁往外地，至今未归，邻居们对这个家庭的过去依然讳莫如深，当初的修罗场经过两番倒腾，4年后已经变成一片荒地，野草和乱石中间，数人高的杨树已长到碗口粗细。

和宫润伯案中受害儿童多来自外来进城务工家庭不同，黄勇一案，受害人家庭绝大部分是平舆本地人，在对抗伤害时，社会学意义上的土著无论是在寻求外来权利救济还是抚平自身创伤上，都比流动人口更具显而易见的优势。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路德全和其他家长再也没回去过现场。4年前常常一个人到这里凭吊儿子霍红雷的胥银平，已在平舆县城经营起了一家渔具店。王留超则选择了到外地打工。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还保持着互相走动的习惯。

而在生活在豫西南平原上平舆县城里的人看来，有孩子和没孩子，有一个孩子和几个孩子，有正式工作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受害人家庭之间，区别还是很大。

路宁波遇害后，路德全还有一双儿女，正在平舆二高上高三；韩华还有一个正在驻马店上高中的儿子；胥银平也有一个已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女儿，这些家庭大多迅速地恢复了创伤；而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刘华是17人名单中目前唯一还没有孩子的家庭，15岁的儿子刘黎明在5年前遇害后，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县直单位的背景使他能够获得本系统内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的援助，这是其他家庭无法比拟的，但在这个深具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小县城里，没有后代如同人生失去了泰半意义。刘华平时喜欢到胥银平的渔具店坐坐，他时常感叹：剩下的半辈子是“蒙着眼过日子”。

比之更不幸的，是名单之外的一个家庭。一个叫冯冲的孩子，在2001年年底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他的母亲王凤兰感叹，这个今年应该已经26岁的儿子，7年来始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儿子也已经遇害了的王凤兰，苦于无法找到证据。作为救济和安抚，当地政府把这位58岁的母亲纳入了城市低保的范畴，每个月可以领到140元。

5年前黄勇案发后，作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平舆全县所有网吧都关门整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中小学校管理学生的重要规定。5年后的平舆县城，在平舆二中后面，即便是深夜，已经不知道黄勇是何许人的学生们，依旧坐满了重新恢复热闹的网吧。

但家长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勇案的惨痛教训。他们满怀警惕：路德全在平舆二高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周都要和妻子一起从乡下赶往县城照顾两个上高三的孩子；不放心的韩华也索性从平舆搬到驻马店，每天和儿子在一起。

案发时的平舆县委书记如今已经调任驻马店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路德全说现任县委书记上台时曾表态，“我在一天，照顾你们这些受害者家庭一天。”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

 

    2008-03-27 16:53:58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陈江　王轶庶
 
　　长达9000公里的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是国家能源命脉之一，更将影响欧亚能源格局。在天山果子沟一号隧道，连续的降雪、恶劣的天气和雪崩的预兆，都没能让紧张的施工停顿下来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一条长约9000公里、横跨整个中国的天然气管线——将把购自中亚地区的天然气输往经济繁荣却能源匮乏的中国东部地区，满足中国14个省份的能源渴求。在中国制造业规模日益庞大的背景下，这条管线被看作支撑中国未来的不可或缺的血脉。

　　3月13日，在天山果子沟，一场不合时宜的雪崩迫使它在起点处的第一个隧道工程停了下来。雪崩造成工程现场工作人员至少4人死亡、12人失踪。遭遇灾难的人中的大多数，如杨春化、陈如生、张朴忠、王波、吴金岩……多是一些来自南方、缺少雪地作业经验的农民工。

　　事故发生前后，周围群山中断断续续地下着大雪。当日国际原油WTI期货价格突破了110美元／桶。
　　
　　雪，冒着白烟冲下来

　　这是一座几乎无法征服的雪山，即便是在夏季，雪线以上也是长年积雪，哈萨克族的牧人大都不敢走进山内太深。
　　
　　3月14日早上7点左右。“杨春化他们上不来了。”站在工地高处的云南工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20个小时之前，150万立方的积雪突然崩塌，伴随着隆隆的呼啸声从海拔2700米的高处冒着白烟冲下雪山，在仅仅七八秒钟的时间里，就有近50米厚的积雪将果子沟一号隧道作业面上的21个农民工彻底掩埋，同时将这个山谷填满抹平，随即又回复了千万年来的寂静。

　　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出事地点果子沟不过是地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天山之中的一条小山谷而已，从地图上看，如果从这里向西再翻过几道山梁，就可以进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

　　当然，这对于血肉之躯的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座几乎无法征服的雪山，即便是在夏季，雪线以上也是长年积雪，哈萨克族的牧人大都不敢走进山内太深，想要翻山越岭只能是羚羊一类动物的一厢情愿。

　　一号隧道就位于果子沟深处，按照施工方案，管线就是要从这里打通天山，实现翻山越岭的目的，并连接上哈萨克斯坦国境内的供气管道。一号隧道是整个西线工程的控制性工程和标杆，决定着整个工程的成败。

　　出事的施工营地建在深山之中海拔2500米的一个山谷高处，平时谷内积雪最厚处达4至8米，是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进入冬天之后，这里就毫无生命迹象，按照安徽籍民工吴金岩的说法——他的家乡几乎是不下雪的——他的工友们只是在入冬之前偶尔看到过刨食的野猪，此后连鸟都很少见。漫山遍野的白雪是天地间惟一的颜色，试图通过什么东西辨别方向是徒劳的。

　　所有人都知道在这里落单或是遭遇风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遑论雪崩。

　　此时此刻，作为这个工地上不多的云南人，杨万春和王立强渐渐对于失踪老乡们生还的可能产生了动摇，两个人时不时走出帐篷，双手抱头站在那里，死盯着山沟里超过百万立方的白雪，盯久了就很刺眼，眼睛酸痛。救援在进行，但进展太慢了。

　　“一共埋下去21个人，整个工地上才9个云南人，一次就埋进去了6个。”

　　二人长期在外“搞工程”，给人打工，自然知道150万土石方的意义，那相当于三十多座10层高楼一块从山上滚下来。

　　默默的，他们回到工棚，用纸写了失踪老乡的名字贴在他们各自的行李上，“别给人趁乱拿走了，真上不来就一块烧了。”云南人准备着。

　　带班工长安徽人王志伟呆坐着，旁观云南人处理后事，他一根接一根苦恼地抽着烟，脸上肌肉拧着，周围人都本能地避开这个满脸凶相的人。右手只剩下三个手指的王志伟用残存的拇指和食指夹着烟屁，狠狠吸着，这只手是他参加一个水利工程后留下的，没人比他更清楚工程事故意味着什么，更何况雪下面的9个安徽民工全都是他春节后从家乡带来的乡邻。

　　抛开雪面以上的悲伤、绝望以及一切，此时此刻，在50米厚的雪下，暂时还保有空气的隧道中，有5个人竟还活着……他们是云南人杨春化、陈如生、张朴忠，广东人刘雪平，安徽人王波。但此时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

　　“死在这我不甘心，咱们再挖吧。”陈如生喘息道。

　　20个小时，他们几乎徒手挖了一条十米长的雪道，但前方仍然是死路一条。
　　
　　“这活不能干”

　　早在2月22日，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全线正式开工的第一天，果子沟一号隧道宿营地就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雪崩。但在这个喜庆的时刻，这只能是个“小意外”。
　　
　　一个月前。

　　2月22日下午3时，在设置在北京的总指挥部的一声号令之下，早已分别在新疆鄯善、甘肃武威、宁夏吴忠、陕西定边四地做好准备的西线工程二线施工现场同时开工，这是以人民大会堂为中心的整个开工剪彩仪式的一部分。一时间各个施工现场锣鼓喧天，九州同庆，相关人士则对于这条管线最终动工的意义之重大喜不自禁。但一条信息此时却被忽略了。

　　在总指挥部的号令发出之前，倒推4个小时，上午11时左右，这条9000公里长的管线的起始处，果子沟一号隧道宿营地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雪崩。但在这个喜庆的时刻，这只能是个“小意外”。

　　当日11时15分左右，果子沟山梁子上的积雪已然不能承受自己的重量，喷涌着因摩擦而产生的白色雾气，奔腾着冲下山坡，冲进了农民工们的宿营地，4间作为宿舍的彩钢房瞬间扭曲、倒塌。王武学、束中明、刘雪平等等一众工人都被压在废墟之下，最终导致两人重伤，多人轻伤。

　　刘雪平被撞成脑震荡，而工地上少有的懂得安全防护和施工技术的“土工程师”王学武则被压成重伤，尾椎骨折，直至3月13日更大规模的雪崩来临之时，他依旧躺在山下的中医医院动弹不得，也正因此，这个不幸的人反而成为了幸运儿。

　　“小意外”就像清风拂过般，并没有让工程有丝毫停歇。这条全长3.088公里的西气东输二线一号隧道早已在指挥部公开下令开工前5个月就悄无声息地动工了，即便这样，工期也被说得非常紧张。按照工程项目部人员的说法，隧道必须在一年之内打通，而管线西线必须赶在2010年1月1号之前焊接贯通，否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能源布局及能源引进，在如此大的一个背景之下，些许的迟缓是不能被容忍的。在雪崩发生之前，一个承包掘进任务的民工队伍刚刚被施工方解除了承包关系。

　　这是一条特殊的管线，一项至关重要的工程，这条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得到了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祝福和关心。

　　截至2005年，中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2.8％。能源行业“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要使这一比例提高到5％。《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说，中石油集团天然气与管道分公司副总经理侯创业表示，“根据中石油专家预测，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建成后，可将中国天然气消费比例提高1至2个百分点。”

　　面对这些殷切的期望，工地上的一些人感到压力随之而来。

　　坐落在山下清水河镇的中石油果子沟隧道工程指挥部里面有一块白板，每天更新着掘进速度，在显要位置强调着每天报告进度时间为北京时间18点，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南口掘进461.46米，北口掘进259米，南口当日掘进6米，北口当日掘进4米，更新时间则停止在雪崩前一天的3月12日。

　　在议标得到此隧道工程的战友天缘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宣读给工人们的一份文件中显示，该公司已经开始量化工期速度，衡量方式已经严格到了厘米：多掘进10厘米奖励500元，反之罚款500元。

　　为了加快进度，这条特殊的隧道是从山的两侧同时开凿的，出事的一侧是向下开掘的隧道北口，而山阳面的南口则是向上掘进。由于施工难度不同，两侧竟差了200米的进度，这成了平时施工方经常用来催促北口进度的理由，“2班倒24小时开工，我们北口的就像驴一样被赶着，”安徽工人刘宗喜说道，“一天最多时能轮三四个班，打隧道四五年了，没见过这么难打的隧道。”

　　3月13号雪崩之后，他决定下山之后永远不再回来。“给多少钱也不能干了。”
　　
　　辞工，机不可失

　　刘雪平答应帮忙带出两个徒弟替自己，之后再走。然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不仅是刘宗喜不干了，很多幸免于难的农民工们也证明了在金钱面前自己拥有理智。包括刘宗喜在内的大部分民工3月13号雪崩后都被分批撤下山，很多人表示不想再回来。

　　他们有人记得，遇难的班组里不少工人在雪崩前都是提出过辞工的，但是，如今那些人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们不同，他们这次还能做出选择。

　　就在15天前，6个云南人，杨春化、陈如生、张朴忠、唐老付、陈增先和陈冲林，来到了这个大雪封山的工地，原因是听说这个由中石油公司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工钱可能会“开得高”。

　　杨春化当时兜里带着1300块钱，从云南曲靖来到这个中国最西端的两国交界的群山中，钱刚好花完。招工时说好了，到了就给报销路费，但是真到了工地却没人理这个茬，必须先干活。他们被编到了同一个班组。

　　六个人从遥远的中国南端远道而来，看到这里大雪封山的情景恐惧不已，第二天就直接申请回家。“这活不能干。”已经打了四五年隧道的他们本能地感觉到。

　　但没人理睬他们，包工头告诉他们，路费可能要到年底才能报销，而且工资也不是按月发放，如果需要什么东西，自会有补给车定期捎上来。

　　杨春化们目瞪口呆，没办法了。

　　从海拔2500米高的施工地到山下，共有大约14公里长的经常雪崩的盘山道，如果步行冒险下山，则还要在山中公路上穿行几十公里才能看到人烟，没有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在这里几乎就是寸步难行。

　　“果子沟是个夏牧场，连在这边放牧的哈萨克人冬天都不敢随便进来。”当地开履带式装载机的司机刘作新说。

　　杨春化和陈如生曾经找包工头，乞求给每人50块钱路费就自行下山，那1300块钱也不要了，但没有结果。包工头还告诉陈如生：“再顶5天吧。”

　　3月13日，这六个人无一例外被压在50米深的雪下。

　　刘雪平也和云南人一样尝试过辞工，这个广东人早就被第一次的雪崩吓坏了，2月22日雪崩伤到脑袋之后，他就很坚决地提出要回家，但禁不住工头的几番挽留。人们对他强调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国家利益的所在，因为工期太短，太急，如果有人撂了挑子，就意味着国家会受损。

　　作为这个工地上少有的外聘技术人员，刘雪平经常能接触到中上层管理者，也时常能感受到工期的紧迫，这更让他不好意思决绝而去。“中石油的项目部经常强调工期的紧迫，因为是从山的两侧同时挖掘，经常会拿山那边隧道的进度说事儿，催促我们赶工，我们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的。”

　　最终，刘雪平答应帮忙带出两个徒弟替自己，之后再走。

　　然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3号的凌晨，也就是雪崩前12个小时，会开挖掘车的安徽人王波被命令铲雪清道。12号晚上开始的大风雪弥漫着整个果子沟，如果不铲，工作平台上的积雪很快就会超过70厘米。“雪太大了，每片都有一分米长宽。”为了夜里连轴施工的进度，雪必须清理掉，因为工程不能停。

　　一直到天亮，王波都在处理隧道口附近的积雪，他要把这些雪码到两侧，“天亮了，加上下来的积雪，洞口两侧的雪已经有我这个挖掘机这么高了。”挖掘机的高度约为3米。

　　清晨，隧道洞口开始爆破掘进，被再次转包的爆破任务由炮班执行，为了达到最大的威力，利用力学原理，以弧形方式开凿爆破点，每次一百个左右的毫秒雷管在瞬间将一百多公斤火药引爆，当天早晨一共爆破了3次。这天清晨，又有一次小规模的雪崩发生了，几立方米的雪堵在了隧道口两侧，王波把雪清理开。又一次没人重视这个信号，因为雪量“仅比平时爆破时多掉下来不少”而已。

　　爆破的时候，呆坐在工棚里的杨春化们听到了，他们睡不了觉，因为早在凌晨3点左右漫天的大雪就压垮了他们的工棚，两顶尖顶工棚被压成了M型，他们只能蜷缩在角落里等着。这个预兆也被错过了，施工进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当他们被带进隧道干活时，他们的工棚已经毁了。

　　走入隧道的一瞬间，杨春化看了看头顶隧道上方的积雪，至少三四米厚，悬在那里，他叹了口气。

　　正如他每次进洞时都会叹气一样，他说，他早就有所预感。
　　
　　能源，还是能源

　　“你记住，能源是不可再生的。”
　　
　　事发后，西气东输工程遭遇雪崩的信息引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政府官员的瞩目，伊犁州政府官员相继来到事发地，对他们来说，这次事件已经被提升到重大灾情的高度。进入救灾阶段后，在山下蹲点的伊犁州党委书记李湘林只能啃干方便面果腹，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张云则被山上的紫外线晒成“皮肤过敏”，而霍城县副县长周平也由于高山反应突发高血压被急送下山。

　　伊犁州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急缺能源，虽然它邻近库尔勒这个大气田。由于供应量有限——大部分的库尔勒天然气通过西气东输一线支持了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运输成本高昂，伊犁州地区的能源供应并不宽裕，在果子沟外的霍城县，一罐液化气已经从2007年初的四五十元涨到了现在的六七十元，甚至在2007年下半年还出现液化气紧缺，人们争买电磁炉的现象。据美的电器公司新疆分公司分管电磁炉销售的经理刘鉴亮统计，在2006年之前，整个新疆地区的电磁炉销售虽然逐年增长，但从没有像2007年那样火爆。2007年，仅美的电磁炉一个品牌在新疆就增长了40％，尤其是在最后一个季度。“液化气罐涨价之后，有了不少的增长。”他计算过，当新疆地区液化气罐每罐稳定在60元左右时，电磁炉的能耗比就已经比买液化气罐划算，再由于液化气罐涨价，新疆地区农村电价下调等因素，更使各品牌的电磁炉变得畅销。

　　中石油新疆地区销售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星在和本报记者谈到新疆能源现状时指出，新疆作为能源大省，为全国的能源布局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西气东输二线以及其他能源工程相信可以缓解新疆本地的能源状况，现在也基本具备这个条件了。

　　事实上，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对于新疆自治区尤其是伊犁自治州来说极为重要。对于这个至今尚没有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的边境自治州来讲，能源主要依靠公路运输而来的成品油、液化气以及本地的煤炭资源，按照中石油公司新疆伊犁州销售分公司经理张建忠的统计，去年全年仅伊犁州一地即销售成品油21万吨，而且需求还在逐年增长。因此，天然气将是这个州一个现实的选择。“你记住，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伊犁州副州长、自治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成员高翠霞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样强调。
　　
　　他们上不来了

　　“现在是晚上9：15了……亲爱的老婆，如果我不能出洞希望你保重。”
　　
　　3月14日11点，当坚硬的雪将杨春化手中的铁棍崩回来时，他顺势倒下了。

　　已经24个小时了。

　　一边喘息着，他大声喊：“我不行了，没力气了，我干不了了。”

　　他穿着湿透了的棉袄，仰面倒在隧道里，大口大口试图吸进稀薄的氧气，缺氧致使他头痛，胸闷，眼花。这些症状的出现，让他“知道自己死定了”。

　　另外4人也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大家都停下，争相多呼吸几口空气，此时他们挖出的通道已经超出了隧道口，可是前面除了雪还是雪。14米的通道已经是他们竭尽全力的极限。

　　陈如生旧话重提：“咱俩就值这100块钱吗？”他还在悔恨——当初连那50块钱都不该要，应该直接下山。

　　杨春化不再说话，闭上了眼，挨个想念自己的亲人，每个人想一遍，心中默念每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除了19岁的王波没结婚以外，另外四个人都是做了父亲的人，而他们恰巧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和美满的家庭。此时，每个人都开始做思想上的准备。

　　“我不能死在这，死在这我不甘心呀。”陈如生如是说。

　　黑暗中，杨春化想到了同乡们，5个和自己一道来的老乡都在自己附近，陈如生、张朴忠就在身旁，暂时还活着。唐老付、陈增先、陈冲林应该是在隧道外面的雪里……

　　他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他突然觉得，如果有人可以活下去，也一定不是他们，他希望隧道外面的唐老付、陈增先、陈冲林能够没事，“他们三个正好可以拿我们三个的骨灰盒回去……”他胡乱且绝望地想着。

　　头天晚上，杨春化赶在手机没电之前写下了一条给妻子的短信，他希望以后被挖出来时能被妻子看到，短信上说：“今天是3月13号上午11点20分，只听到一声响，白哗哗的一团一下就把洞被口封了(原文如此)；现在是晚上9：15了，我们一起5个人被困在里面，其中有如生，朴忠老表，广东和安薇(原文如此)各一个；亲爱的老婆，如果我不能出洞希望你保重。”

　　14日中午12时左右，救援队在隧道口上方挖掘时发现了他们捅出的管子。同时，已经虚弱不堪的杨春化看到洞口方向好像闪了一下，他用手指着，大喊：“那，那是什么，是不是光？”尚存体力的王波冲了过去，一拳向有光的地方凿去……5个人得救了。

　　救援人员要5人把眼用黑帽檐蒙上，避免失明。杨春化被扶出洞口，同乡杨万春大喊他的名字，他听见了，但无法回应。借着医务人员给他插氧气的空儿，他拼命撩开挡住眼的帽檐，眯缝着眼四下寻找，他在找人，找陈增先，那是他老婆的表亲，他没找到，闭上了眼。

　　很快，5个人被送到了工棚里输液，等了许久，杨春化突然隔着帽檐大哭。“他们都上不来了。”他哭道。　　

真是什么人干什么事。这篇文章，随便挑出一段来，在我们的习惯里都是巨大的诉讼风险。但它不怕。

胡舒立不怕。

                                    文/本刊记者 杨海鹏 陈中小路

在上海地图上，方圆近2平方公里的三林镇懿德居住区，如一片落叶飘落在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之间。错落纷乱的水网和低密度的交通和聚落标识，显示这里尚是上海近郊一块未经充分城市化的地区。

虽然与市中心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但“三林塘”在老上海的心目中唤起的还是一派田园乡村景象。早在七百年前，她与黄浦江对岸的徐汇区华泾镇，曾经是上海近古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地。至今，人们还在纪念着乡贤黄道婆——因为她输入传播的棉纺织技术，使地多盐卤的松江府（现代上海的前身）始出产质地精良的“松江布”，富甲天下六百年。近二十年，上海城市化多“东向”和“西南向”发展，在浦东西南隅、上海正南方向的三林地区，相对偏于冷落。

几年前，可与迪斯尼媲美的大型商业游乐项目“环球影城”，一度选址于此。但因中央的宏观调控，古老的三林镇与再度辉煌擦肩而过。

这一次人们聚焦于此，是一起充满血腥的杀戮事件。主角是胡润“富豪榜”和“慈善榜”双榜富豪，当地首富周小弟。围绕“懿德居住区项目”上百亿计的土地利益，上海江苏浙江香港多位富豪，各引政府力量为援，在此“暗战”六年余，最后以周小弟“雇凶杀人”而告段落。

“懿德居住区项目”是上海世博会主要的动迁基地。其能否顺利启动，事关世博动迁的难易。因此，该案件也牵动上海市和浦东新区两级政府高层的神经。

诸多政商要人和巨大的土地利益归属，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敏感问题，促使刑事侦察部门严密封锁消息。此案中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及其他关系人，俱被要求守口如瓶。上海媒体被责令“不准报道”，其保密程度被上海司法界人士评价为“远远超过刑事侦察的正常需要”。

《财经》记者经过20余日艰苦采访，初步完成此案“拼图”。

世博园区附近逾2000亩土地的炒卖与连环交易，最终以血腥收场；上海大宗土地多年灰色运营模式揭开一角

凶案细节                               
多位相关人士向《财经》勾勒了的凶案情况。

今年11月6日下午2时许，由杭州西子电梯集团（以下称“杭州西子”）委派到新世纪懿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称“新世纪懿德”）的股东代表尹明华，从浦东三林懿德居住区工地驱车返回市区途中，在离开工地1公里处，突遭一辆尾随的重型卡车撞击轿车尾部。

尹氏开始误以为是车祸，遂解下安全带下车看究竟。从重卡上下来三个人，手持2尺长，约5厘米直径的铁棍，冲将上来。他们先用铁棍打断尹的手足，使其不能反抗，又在尹氏头部猛击，致头部出现一碗大创口。在目击群众报案后，凶手逃之夭夭。紧急出警的当地派出所警察，只看见被丢弃在现场的重型卡车，经查系套用假牌照。

据悉，尹氏被急救车送至黄浦江对岸的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时，气若游丝，在输入30000CC血液后，暂时脱离危险，在以后的一个月间，医院方面数度发出病危通知。接近尹氏的人士对《财经》说：现在尹氏的伤情稳定尚需要时日。

医院方面告诉受害者单位：由于尹氏头部粉碎性骨折并伤及脑部，左手，左脚各三处严重骨折，即便保住生命，亦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由于惧怕进一步报复和对方游说，尹氏疗伤所在地一度被严格保密。

相关人士说：“尹现在还需要手术，仍旧在医院几个科室间转来转去。脑部和手脚仍需要手术。”

凶案发生后，受害者所在的“杭州西子”立即派员报案，指认原“新世纪懿德”董事长周小弟和总经理徐建刚系幕后主使。但该案由浦东新区公安局重案组接办该案一周余，难有进展，引起报案人不满。因周氏平日与浦东和上海警方高层人士过从甚密，尹氏同事一度怀疑警方袒护周氏。11月14日，“杭州西子”曾有上百名职工要求集体到京上访，为集团高层劝阻。

11月15日，周小弟被上海警方传唤，次日，被刑事拘留。相关人士说，由于案情重大，而周氏是浦东名人，民进中央委员，上海政协委员，且作案方式似黑社会组织犯罪，上海高层即让“803”（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主导此案。案件侦办全封闭运作，严防消息走漏。

周小弟被传唤后，不久即承认自己是这起凶案的主使，负责买凶和现场指挥的是他的小车司机。事后，三个外地民工从小车司机手里得到3万元的酬劳。知情者说：“周被传唤后，相当狂妄，甚至威胁警方办案人员”。

因为此案件中，周氏或可能涉及“合同诈骗”“侵占挪用公司资产”“行贿”等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总队亦介入侦察。

从警方内部传出的消息是，除周小弟和他的司机，三名行凶的民工，另有数人已被刑事拘留。其中包括“下海”前曾任浦东新区公安局基建处副处长，现职为“新世纪懿德”总经理的徐建刚；原“新世纪懿德”监事，可能与六年前这幅土地转让给周小弟有涉的原上海县官员宋林森。另有一人叫“李光凯”（音）的，有关人士称，其人就是周小弟转业军人出身的司机。

周氏被刑事拘留后，其年少的妻子钱莹即四处寻找关系，开价数百万谋求周氏“取保候审”，由此，此案方为外人所知悉。“周人脉广阔，就是在‘全封闭办案’期间，家人也可以知道他已经承认由其指示的情况”。

尹明华现年54岁。上海人。90年代前在上海物资局住宅办工作。后在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此后，尹在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开发办公室”任职时，结识上海新世纪懿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懿德”）的总经理徐建刚，2002年，他运作杭州西子电梯集团与周氏联合开发“懿德项目”，尹氏遂成“杭州西子”方面在该项目中的代表。

相关人士对《财经》称：尹与周氏相斗五年，由于其代表西子电梯集团的利益一直受到侵害，其身负压力甚大。“在上海环境集团入主‘新世纪懿德’后，周小弟实际已被摈弃出局，为在这些土地上获得更大利益，周氏几次派人袭击项目公司高管人员，试图用暴力威慑压服，得到更大的‘补偿’。”

而这些逐渐升级的暴力，或因为周氏的庞大关系网络，此前未遇公权力的有力制止。

 尹明华被怀疑为针对周小弟的举报行动的“主谋”。据与周氏关系密切的人士称：周多次对外表露，尹“让我没有活路”。

                懿德陷阱

“懿德项目”最近公开的规划面积为177.78公顷, 合2666.7亩, 比以往报道所披露的2546亩为大。相关人士告诉财经，此地距离上海市中心直线距离十公里内，是上海近郊区最大的待开发地块。

 在去年10月一份规划报告，是这样描述该地块的：

“规划范围东至新桥港，西至济阳路，北至外环线500米绿化带，南至卢恒路。该项目是为了配合浦东新区和世博会动迁以及周边发展而进行的,以三鲁路为界,西侧为商品房开发地块,东侧为安居房开发地块。”

由于此地块在近年，先后有多座大桥与浦西连接，正在建设两条地铁线路，并同时被列为上海世博会项目的动迁安置基地，其商业价值数以百亿计。

相关资料显示：在1992年，三林地区行政区域管辖由上海县划归浦东新区前，上海县政府（1992年撤消，并入新成立的闵行区）突击批地，将该幅土地批租给下属的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后由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转至拥有政府背景的上海中星（集团）（前身为上海市住宅建设办公室，

曾主要承担上海城郊大型住宅项目建设任务），后又转回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2001年，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改制，为安置人员，清理债权债务，在上海一高官的说合下，将此地的开发权以7亿左右的价格转给周小弟的上海新世纪创业有限公司操作。徐建刚即在此时，从浦东新区公安局辞职，担任项目公司“新世纪懿德”的总经理。他是周小弟获得此幅土地的“掮客”之一。

即此，新世纪懿德2001年4月成立时，“新世纪创业”、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以及中星分别持有85%、10%和5%的股份。

周小弟虽然接手该地块，但无力支付有关款项，即在2001年9月，2002年5月和2002年9月，先后拉上海阳光集团公司（由旗下的煜德公司持有），西子电梯集团和上海君颐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三公司分别投入3.335亿,3.344亿和2.7亿。按照四方先后签定的协议，三家合作方“阳光”“西子”“君颐”分别获得900亩，800亩和500亩的开发分额，另有300亩为基地动迁房。分别成立项目公司，开发各自获得的土地份额。

其时，中央政府有关土地转让须经过“招挂拍”程序的文件已经下颁，但上海土地市场上依旧将此类土地“作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三家公司可以用“邀标方式”或补充土地出让金的形式，以远较公开市场为低的价格拿到土地使用权。

一曾经为相关企业做过项目文件的律师对《财经》称：那时，上海土地市场上，真正经过“招挂拍”程序的土地为数寥寥，而且多为小幅土地，大块土地基本掌握在政府背景或政府关系的地产商手里。这些地产商，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得数以十亿计的收益。外地来上海的开发商在公开市场几乎无地可拿，或因地价高昂，当时尚难以预测以后上海房产市场几年的飞涨，风险甚大。“因此，如‘西子’，‘阳光’这种大型企业，在上海很难找到如懿德这样体量的项目”。“收购项目公司原股东的股份，虽然按中央政策规定属于‘变相炒地’，但却是为地方政府默许的‘潜规则’。在一旦出现股东纠纷，难以得到法律保护。”

2001年-2002年间，房地产政策变化以及上海地方政府抗拒宏观调控的行动，使前几年步入低谷的上海房地产开始高歌猛进。而以往被忽视的“三林地区”，因上海获得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身价陡增——世博园区即在黄浦江下游，贴近三林地区的两岸，三林地区自然分享交通配套，土地增值之利。另外，上海锦江集团和“外高桥”与法国威旺迪集团投资8.7亿美元的主题公园“环球影城”项目,其时双方正在谈判,选定地址仅距离“懿德项目”两公里左右的江岸。

“当时，浦江两岸规划也已经向上游，也就是懿德项目所在的徐浦大桥延伸，附近江岸的土地，正在规划滨江旅游区。同时，为弥补徐汇区南部文化设施之不足，除规划2平方公里左右的‘环球影城’外，还有不少旅游和文化设施，由地铁和桥梁与徐汇连通。这些因素，自然会对土地价格有很大影响。”上海市规划院人士对《财经》称。

在当时上海的重点项目，如F1赛车场，旗忠网球中心建设中，也出现政府正在规划项目，事先一些国资地产商和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民营房企低价圈地，而待项目完成，其再将土地转让或自行开发，其利润之厚，以10倍计。

但在浦东拥有雄厚政商关系，周围幕僚清客如云的周小弟，无疑会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些讯息。因地价在此时已经飞涨，即后悔原交易价格太低。其即以政府要求“不能以三家公司分开开发，只能以上海新世纪懿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义开发”的名义，迫使三个合作方，将土地面积折算为股份。

其中代表“阳光”的“煜德”为36%；“杭州西子”为32%；“君颐”为20%。周领有拆迁安置的300亩，占12%。

相关人士对《财经》称：周小弟此前支付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大约7000万，后来用新股东入股的钱，支付了剩余的6亿多，自此，“新世纪懿德”与前“业主”应是结清了。按这个股权划分，周扣除其付出的款项，凭一纸文件，就可以得到近3亿元净利。

然而，这个协议也未能执行。“阳光”“西子”在此后一直催其履行，变更工商登记，到2004年1月，才给他们各转了20%，“君颐”则从新世纪懿德淡出。已改制为上海中祥（集团）有限公司的原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也在这次转让中彻底退出新世纪懿德。

以后，任凭“阳光”和“西子如何交涉，控制新世纪懿德证章的周，一直用耍赖应对。这样，周仍然控制项目公司大部分股份。

2004年2月，周小弟又瞒着几家股东，将该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下称“交易市场公司”），甚至将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都交予该公司。

“交易市场公司”的高层人士对《财经》称：他们在2003年底左右已经接触，当时“新世纪创业”尚占85%。“周小弟答应我们，很便当就会把小股东清理出去。我们在做了几个大项目后，一直想有大幅土地造一座城。而懿德项目土地方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据此案相关人士提供的材料，周收取了“交易市场公司”3.1亿。而《财经》调查得知，第一笔该公司付出2.5亿，其中另一房产公司叶文强的“四海房产”给了6000万，以“交易市场公司”名义支付。两间公司的老板都是浦东本地房地产。后来，以“交易市场公司”名义，总共付出的款项高达4.5亿元。而“交易市场”后面，还有多家房产公司为此融资。

其中，“交易市场公司”的掌控人亦为政府房地产官员出身，上海房地产界名人，也是上海房地产估价师协会和经纪人协会的副会长，主编过多部房地产业丛书和杂志。政府资源和专业判断自不用说。

“我们与新世纪懿德的合同是联合开发协议，是合规有效的。”“交易市场公司”人士说：“地到我们手里的前期综合费是每亩30万。遗留问题解决费用分摊。国家土地出让金，也由我方支付。开发后，我们与新世纪懿德利润五五分成。”

但周小弟却并未能如约“赶走”几个股东。“阳光”的张志熔，“西子”的王水福均非等闲，财力，与政界的沟通能力，也与周相当。但强龙难压地头蛇，任凭他们如何围堵，甚至哀求，要求周如约把股份落实，周要么回避，要么先答应再不落实。

数间公司，几位“富豪榜”人物酣斗，使这块土地长期处在抛荒闲置状态。一位规划界人士说，周小弟在期间请浦东规划设计院做过项目规划，“但他几乎不懂规划，横提要求竖提要求，几个规划设计方案，都成为废纸。比如公建面积的分摊，股东们都希望自己分摊少一点，但道路走向，不可能按照他们要求走。最后，我们也没有做下去。”

“西子”“阳光”等无法控制项目公司；周小弟无意开发，除非满足他饕餮无度的胃口。而掌握印信的“交易市场公司”，没有合法身份，也无开发之资格。    期间，周小弟多次通过媒体向几个合作者喊话：实在不行，他就把土地交还给政府。而政府按闲置土地收回办法，政府确有此项权利。此项工作，概由有“上海第一处”之称的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处长朱文锦负责，或是想求得朱在“驱逐小股东”方面的“政策面”支持，周行贿朱文锦两根象牙。价值50万左右。

                  民退国进                  

“阳光”是江苏富豪张志熔旗下民营公司。

相关人员介绍，在背后支持“煜德”的人，是香港商人、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但《财经》查索其工商资料，未见“新世纪懿德”股东言称“煜德”为徐氏实际控制的企业的迹象。

2004年-2005年间，徐氏数度在全国政协，公安部等单位举报周小弟侵占巨额资产，偷税，合同诈骗等，在上海立案未成，全国政协派员调查后，周小弟惟恐公安部直接立案，即与“阳光”方面单独和解。将“阳光”股本金返还，并给予赔偿。该案是在上海高级法院调解结案的，包括本金在内，“阳光”拿走5个亿有余。

“西子集团虽然没有参加举报活动，但阳光集团，对周的资料如此详细了解，因此，周有充分理由相信，帮助‘阳光’整材料的人，是浦东拥有雄厚人脉关系尹明华。”知情者说。

“交易市场公司”未入股，而新世纪懿德自身资金，由于周氏的挪用高罄，因此，引入新股东，方能请走“阳光”。

上海环境集团旗下的“上海环境置业有限公司”在期间进入该项目。环境集团原属上海环卫系统，在2006年被移交给上海城投。

而环境置业的动作，也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其是以一民企“春岚房产”收购持新世纪懿德55%股权的大股东“新世纪创业”和持20%股权的“煜德”， 但环境置业却未曾收购这家民企，而是以这家民企委派董事长、董事的方式进入新世纪懿德。环境集团和环境置业的董事长金纪昌，也是民企“春岚房产”和其控股子公司“新世纪懿德”的董事长。

《财经》采访环境集团和“环境置业”多次不得。其动用如此巨量的国有资金，进入“懿德项目”之乱局，为身陷此间的“阳光”解套；同时又以一“民企”搭桥，收购“懿德项目”75%股份，操作隐讳，用意何在，难以窥得。其合作者对《财经》称，环境置业已经先后为此支付了12.5亿。其中5亿多给了“阳光”。

近两年来，上海清理闲置土地工作陆续展开。浦东新区对这块土地觊觎已久。2005年至今，浦东新区政府间多次传出即将“收回”或者“赎回”这块土地的消息，但始终未能履行。

“环境集团”的进入，更使本是“历史遗留问题”的“懿德项目”复杂化。一位熟悉该项目的高级法官对《财经》说：“政府收地，只管你闲置多年未开发；你股东之间的矛盾纠葛，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因此政府早已有了收回土地的充分理由。”

在环境集团进入该项目时，这一风险已经存在，何况控制新世纪创业和“煜德”在“懿德项目”中75%的“春岚房产”，如果验明正身实是民企。

“环境集团”的关系人，将以“民企”搭桥，控制“懿德项目”，解释为“环境集团为省审批程序，操作便利”。“春岚房产”的原董事长黄小根对《财经》称：“我原来即与金纪昌认识，所以帮他们用我的公司名义出面 ，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 直接操作不是很方便。”

有关人士称，环境集团是衔命放弃外地几个在建项目，投入“新世纪懿德”的。其中隐秘，环境集团人士亦是欲语还休，遂以“警方正在调查期间”搪塞。

尽管周小弟确曾拿到过这片土地的有关批文，但截至目前真正履行完土地手续的地块，不过数百亩。此地是规划中的世博会动迁安置地块，里面复杂的政商关系，导致政府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世博会居民先期动迁安置，也被迫到距离市中心更远的上海卫星城浦江镇，客观上增加上对世博会地块的动迁难度。

两周前，新区政府关系人士对《财经》称：在周小弟被刑拘后，新区书记办公会议已经决定收回土地。并通知法院行政审判部门，做好相关各方提起行政诉讼的准备。法院人士也听到相应说话。

但《财经》在新区建委和三林功能区管理委员会称“没有这个说法”，他们现在“更立足于协调各方利益”。

新区政府如此盘马弯弓，引而不发，已经有多次。

是什么使政府有难言之隐？《财经》得到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困兽犹斗                   

因此，对“新世纪懿德”的新控制人，和合作者“西子集团”而言，尽快使项目开工建设，使政府无收地之口实，成为当务之急。

2006年12月起，环境置业开始根据以前的协议，理顺各个股东之间的关系。周要求各个股东帮他偿还 “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4.5亿，补偿1个亿经济损失。为“环境置业”和“西子”的代表尹明华拒绝。

而曾经为周小弟引入的“市场交易公司”，也非常识时务地慢慢地开始与“杭州西子”和“环境集团”走近。据前者的高管介绍，在与周签约后，他们主导投入了大量资金搬迁了860户农民，57家小工厂。总成本在5亿以上。现在正在建设的回迁房，即是在三方合作之下顺利启动。

新世纪懿德的新股东掌握项目开发权，而“市场交易公司”掌握印章和执照。

“交易市场公司”的人士说：另两方承认他们与周签定的“联合开发协议”是有效的。三方意见一致：先把项目启动起来，再“慢慢谈”彼此的利益分配。

一直以挑拨双方关系，用政府收地要挟，借此介入项目的周小弟逐渐失去了对项目的话语权，周旋空间日见逼仄。

在掌握公司帐目后，有关资料显示，周小弟控制“新世纪懿德”期间，有近3亿资金不知去向。而现股东怀疑，这些资金或被周氏挥霍，其中有部门根本未进公司的帐户，而被周氏侵占。

在2004年3月周小弟收购苏州工艺美术集团时，周氏个人出资12738万元，其总经理徐建刚同时个人出资2316万元，控制该集团65%股份。据有关股东的律师称，警方怀疑这些钱即是从“新世纪懿德”偷走的资金。2001年底方下海的徐氏，在受聘周氏之初，即购买上海豪宅项目“汤臣高尔夫”别墅两套，时价1200万；加上这笔个人投资，其个人资产即有3500万以上。

“当时圈子里的传闻，徐介绍土地给周，周答应给他5000万。现在看来，有的钱，就是他们直接从新世纪懿德拿的。”一律师说。

手中的牌没有了。去年上海社保案发，周小弟的很多官员朋友，或如朱文锦被处理（其受贿的两根象牙，当是周从“苏州工美”取的，在朱案审理时，此项贿赂尚未发现，或待以后追诉。朱文锦已在今年9月26日因受贿被判决15年）；或再不便于出面斡旋。周氏锲入项目。只好用他在发迹前的传统手段——“暴力”

早在去年7月6日，环境置业项目负责人汪建玎被不明人员袭击头部；今年8月27日，周小弟带几十个人冲击“懿德项目”回搬动迁房施工开工仪式。

“环境置业”项目经理彭宝生下体被踢两脚，幸及时逃脱。

尹氏的遇袭，只是此前系列暴力活动的升级。

知情者说：此前，周已经多次明确警告过尹“侬小心点”。

              政商关系

据与重案组接近的人士对《财经》称：上海警方对周小弟的经济犯罪问题的调查，现在仅是初步。周氏集团和相关企业的财务资料，司法审计亦需相当时日。

现在，因此问题，相继有“新世纪懿德”的总经理徐建刚和三位转让该幅土地给周小弟的三位前闵行区政府或国企官员被拘。此三人姓名及在此中的作用不详。其中年龄最大的宋某已70岁，退休多年。

由于警方对消息的严密封锁，让上海司法界很多人士私下对此案件将涉及哪些官员，有各种版本的揣测。

现年51岁的周氏，浦东杨思镇人，该镇现在已经并入三林镇。其出生的小村塘子泾，早已在地图上消失。有关人士介绍说：其早年曾经在浦东新建机械厂做工人，因为斗殴为厂方开除。因为当时已经无地可种，一度曾经加入80年代初的倒卖“走私烟”大军，曾经被警方劳教过。出来后，开始与同乡合伙养猪，几年后，成为上海知名的“养猪状元”。一些宣传其事迹的报道说，在80年代中后期，其养猪场一年的出栏量达5000头。在当时私营经济并不发达的上海，如此规模，亦可称“大户”。

所有报道几乎都隐蔽了周氏在90年代初一段灰暗的岁月。他因为一项投资活动失败，被上海南市区，杨浦区法院强制执行，周浪迹天涯，逃到海南避债。

数年前，已经成为上海慈善名人，在政治圈子很有场面的周小弟想加入“民盟”，提出条件是捐款300万。一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对《财经》称：“我们主委一是觉得此人气味难投；二是对其经历有怀疑，就向熟悉情况的盟友打听。”“一打听不得了：此人年轻时尚不用说，在海南，也是一知名人物：他是专门为地产商收楼的，喜欢打打杀杀。这等人物，我们如何敢收。”

但旋即周小弟加入了“民建”，担任上海市委企业委员会委员，在案发之时，他甚至是“民建”160个中央委员之一。

《财经》调查得知，周氏从海南杀回上海，正值浦东开放，其时浦东新区管委会自身经费紧张，百废待兴，财政收入有限，开销确很庞大。对一些公益项目，财政无列支，周小弟往往投合领导意思，给予捐赠。周氏的收获，就是从政府手中得到了动迁房项目的建设权。

由于与领导甚为熟悉，低层官员多周氏都一意逢迎。

“在90年代中期，他在耀华路上办有当时整个浦东最大的夜总会。小姐就有上百位。大家都知道那里是腐蚀干部的场所，但一直照开不误，公安人员明知其中的违禁交易，但只是视而不见。”一警方人士说。

这个夜总会是当年位于浦东南部尚是半乡野地区的一个“亮点”。

但开这个夜总会的几年，送往迎来，作为东道的周小弟积累了大量人头关系。数位上海著名律师向《财经》承认，他们与周氏初识，一起用餐，周都会郑重其事地电话“命令”政法方面的官员，到其餐馆作陪：“他出身寒微，急欲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威权。一般老板即便有政法机关内部关系，也不会这样摆出来。这对自己的官员朋友，是极其不利的。”

而在号称浦东第一豪宅的周家，四壁挂满的领导题词、合影也为外人惊叹。一位曾有意下海到周氏集团担任管理职位的政府人士表示，我就是去他家看过之后，最终下定决心辞职。

一位浦东机关处级干部，辞职到周氏集团任职。辞职信一交，未待批准，便自行到周氏集团任职，“奔驰车开上了，名片乱发”。但数个月后，辞职未获得新区领导批准。“他又回到机关，而且官复原职。”几位司法界人士说：“周小弟为他复职也活动过。”该官员对〈〈财经〉〉称，他离职仅3个月。而他的同事的说法，是“将近半年”。

从《财经》调取周氏企业的工商资料来看，其旗下的大部分企业利润有限，难以维持其和家属的奢靡消费和其大规模的捐赠——自胡润编制慈善榜以来，他一直位居榜单之前四十位，每年的“公益捐赠”在2000万至6000万之间。

仅在去年和今年，他就获得“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与优秀企业家高峰论坛）” “2007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富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7中国杰出企业领袖、中国经济建设卓越贡献奖（中国国际经贸发展促进会）” “2006年中国杰出企业领袖、中国经济建设卓越贡献奖（中国国际经贸发展促进会 ”“2006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10部门）” “2006年中国公益事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爱心工程委员会）” “2006年世界青年企业家特别大奖（世界青年企业家峰会组委会）”等荣誉。

也是因为这些荣誉的获得，他常把相关领导挂在嘴边上。让外人得到其官场人脉已不止于在上海和浦东的印象。

近年，在上海市政协一些高层撮合下，周小弟斥巨资与文教单位合作，办了两所现代化医院和一所占地300亩，拥有近4000师生的大学——“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因为捐赠百万巨款，仅有小学文化的他也和张荣坤一样，成为上海最著名学府“复旦大学”的校董。

因为其年少的妻子喜欢影视，周氏涉足到其并不熟悉的影视片制作，先后投资拍摄电视剧多部，盈亏不计。最近，上海热捧的主旋律电影《东方大港》亦为周氏投资拍摄。周是出品人，而周妻钱莹则是该“国产大片”的策划人。

由于这一系列荣誉，让商场官场有周氏的保护人“非同一般”的想象。其公司和俱乐部具有武警站岗。在周氏集团的高管，董事中，亦不乏出身官员，法官或银行高管一类人物。

其在银行系统，亦有数目不详的借贷。目前浦东法院已经接到数笔逾2000万的收贷告诉。其他法院情况不详。有知情者对《财经》说：由于周小弟嗜好赌博，其侵吞的大量资金很可能早已陷于澳门的赌场。“到现在，他尚欠葡京两个赌坊老板2700万元”。

周在发妻离异后，与多位女子同居，在其生育后，以数百万至一千万的代价分手。现任妻子钱莹是上海市工商局一处长之女，在两年前，为周生育一子。“孩子在美国生的，当时他在澳门赌博，闻听喜讯，说是送财童子到了，当天狂赢5000多万。马上到香港，给钱购买了3000万的房产。”一周氏的熟人说：“以前，他输得很多，基本上是每次输1500万收手”。

现在，周氏计有三女一子。

一上海市人大常委对〈〈财经〉〉说，他到周家去过几回，里面居然有一座自己的佛寺——这是原址在陆家嘴的法华学问寺，被周出资数百万迁徙此地。每到法事，号称某名僧“首席护法弟子”的周小弟俨然主人，招待来往的政商名流。“我觉得这住宅装修过于奢华，似乎主人急待他人的承认。”

让这位自以为消息灵通的人大常委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5月中旬，他们在饭桌上谈起当时风头正健的周正毅。周小弟一脸不屑地说“伊没我狠的（沪语，他没有我厉害）”，并告知他，一周以后，“上面要捉周正毅”。5月26日，消息显证，这位常委遂不敢对周小弟等闲视之。

现在，周小弟和正在上诉期间的周正毅一样，被羁押于浦东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因为他的行为，属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其所面临的，将是比周正毅更重的刑罚。

 

            《财经》杂志 2008-03-05  记者 王和岩

            　　震惊海内外的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枪杀案暂告一段落，但诸多疑团仍未消失。

            　　2月27日上午10时，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齐聚呼市殡仪馆，为呼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举行追悼会。

            　　22天前，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下午，王志平在办公室被呼市原如意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自治区地税局呼市稽查分局35岁的女干部王英。枪杀两人后，关六如当场饮弹自尽。

            　　在追悼会现场的殡仪馆一号大厅，正门两边挂着一副长长的挽联，上联是：一生光明磊落侠骨柔肠为民英勇献身满腔忠诚志谁酬；下联为：半世正气凛然铁肩义胆因公壮烈牺牲洒尽热血平乾坤。

            　　现场正面墙上，挂着王志平的遗像，上书“王志平烈士永垂不朽”。
            追悼会由呼市市长汤爱军主持，市委书记韩志然致悼词。王志平的妻子、儿子、儿媳等20多名亲属出现在追悼会上。

            　　除呼市四大班子领导，呼市纪委、军分区以及各个市局委办的领导等各界人士共约五六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举行，意味着王志平被枪杀事件暂告一段落。

            　　据悉，王志平被害案的发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案发次日，农历大年三十，公安部工作组即达呼市。日前，公安部派出的第二批工作人员也已到达呼市。

            　　案发

            　　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下午15时左右，原如意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关六如来到呼市市委办公大楼。这桩大楼黑棕两色相间，有11层高。

            　　办公大楼的录像显示，下午16时零2分，自治区地税局呼市稽查分局工作人员王英进入六楼623房间，即王志平办公室。16时零6分，关六如进入。

            　　十几分钟后，呼市房管局局长巴图如约前往王志平办公室，发现三人倒在血泊中，随即报警。监控录像表明，期间并无他人出入案发现场。

            　　《财经》记者获悉，案发时是春节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许多办公室里已人去屋空，加之临近年关，鞭炮声此起彼伏，王志平办公室的枪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案发时曾在现场附近的一位人士回忆：“当时的确听到了几声沉闷的声音，以为是外面在放鞭炮，没太在意。”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情况通报称，16时20分，自治区110接到报警，称市委大楼发生一起枪杀案。随后，干警迅速赶往现场，公安厅长赵黎平亲自上阵。

            　　案发现场共有三具尸体，靠近走廊门口的是王英，身中两弹；办公桌后面的是王志平，身中三弹；关六如坐在向南的沙发上，头中一弹。关六如右手持七七式手枪，枪内尚有一颗子弹，左手持有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夹。

            　　据《华商报》报道，关六如在现场留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手写遗书。警察出身的关六如在每一页都摁有指印。同时，警方在王志平的办公室发现了大量现金；在被害税务局女干部王英身上，也发现银行卡和现金共计人民币6万元。

            　　王志平被害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即刊发了内参。该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案发次日，农历大年三十，公安部工作组即抵达呼市。

            　　《财经》记者获悉，案发之后，“市委副书记被原公安分局局长枪杀”，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已在呼市不胫而走。

            　　2月13日，《财经》记者首先就此案做出报道。

            　　2月14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做出了一份“关于对‘205’案件的侦查通报”。据此，当晚，新华社对外播发了英文通稿，称王志平遇害案是一起有预谋的报复枪杀案。

            　　2月15日，中共呼和浩特党委机关报《呼和浩特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呼和浩特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发布的讣告，证实王志平遇害。

            　　讣告称：王志平同志于2008年2月5日16时许，在呼和浩特市不幸遇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英年54岁。“他的英勇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是呼和浩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一大损失。”

            　　同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对呼市政府提交的《关于申报王志平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做出批复，追认王志平为革命烈士，并获自治区政府同意。

            　　该消息2月16日在呼市当地几家媒体同时刊出，随即引发全国舆论热议。诸多评论认为，在案情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宣布王志平为烈士属操之过急。

            　　据悉，自治区民政厅是“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可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规定，追认王志平同志为烈士”。

            　　几天后的2月1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就《烈士褒扬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等可批准为烈士的规定未再出现。

            　　死者

            　　遇害的王志平生于1953年，吉林省镇赉县人，蒙古族。早年曾在解放军第24军212团服役，1982年从包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被分至包头市市委组织部，自始步入仕途。1984年至1998年，王志平历任包头市国家安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政府秘书长，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1998年9月，王志平离开包头，出任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00年曾在最高检察院挂职锻炼七个月，任侦查监督厅副厅长。2001年9月起，王志平历任呼市市委常委、秘书长，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6年10月，王志平任呼市市委副书记。

            　　就在遇害前三天，2008年2月2日，在呼市最豪华的酒店之一香格里拉饭店，王志平刚刚给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据一位参加者介绍，酒席办了四五十桌，宾客如云，礼金颇丰。

            　　次日，2月3日晚，王志平出席了由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呼和浩特交通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大家一起来过年----青春共建和谐家园，关爱进城务工青年”活动。王志平代表呼市市委、市政府向200多名因风雪阻挡和工作需要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外地务工人员表示了感谢，并致以新春的问候。这是王志平最后一次在媒体上的公开露面。

            　　据《财经》记者采访，王志平在呼和浩特市有四处、总计830多平方米的房屋。保守估算，目前价值至少在200多万元。

            　　上述四处房产分别为：市委大楼附近的如意小区A区一套面积18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案发前为王志平住所，呼市党政主要领导居于此。该房产系商品房，购买时价格为每平方米1000多元，现价至少每平方米3000元。

            　　另一处房产在呼市中专路交警花园二号楼，该房屋为复式住宅，一、二层面积300多平方米，地下室为80平方米。交警花园系呼市交警支队集资建房，2005年底交付使用。该房无人入住，至今还是毛坯房。据悉，集资时每平方米1000元，现在该房价值至少在100万元以上。

            　　王志平身份证所登记的地址，是呼市新城区东影北街昭君新村塞外苑2号楼三单元六号，面积150多平方米，现每平方米3000多元。

            　　王志平的第四套房，在呼市金桥技术开发区税苑小区。该小区是呼市地税局集资建房，2002年开工，2005年交付使用。小区楼盘现代漂亮，其中领导居住的九号楼，均为复式房屋，面积都在200多平方米以上。据悉，该小区至少三分之一无人居住。小区物业证实，王志平在该小区确实有一套房屋。

            　　与王志平同时遇害的自治区地税局呼市稽查分局女干部王英，也住在王志平第四套房所在的呼市金桥技术开发区税苑小区。

            　　王英，1973年8月18日出生于乌拉特前旗。履历显示，1990年初，不到17岁的王英进入巴彦淖尔盟临河税务局工作。在1992年至1994年，

            　　王英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系财税专业学习，获大专文凭；毕业当年，王英即到长春税务学院进修本科。1997年6月，刚刚获得本科文凭的王英进入内蒙古地税局呼和浩特稽查分局，直至案发。

            　　王英于2007年10月参加华中科技大学EMBA硕士学位内蒙古班学习。王英遇难后，未被评为烈士，她的EMBA班同学在网上为她开辟了纪念网站。纷纷为她鸣不平。悼念文字称，王英在EMBA硕士学位班被选为纪律班长，学习期间，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关心班集体事务，积级组织和参加班集体活动，给所有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据王英亲属的悼文，案发前她正准备自费到中央党校进修，以提高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令人唏嘘的是，王英的丈夫周胜平曾是呼市地税局稽查局副局长，2005年5月8日因车祸故去。现夫妇二人均已故去，身后留下年仅八岁的女儿。

            　　凶手

            　　生于1954年10月26日的关六如，满族，河北省承德市人。案发前，系如意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处级侦查员，一级警督警衔。

            　　据《财经》记者了解，关六如1972年参加工作。1979年，身为呼市化工厂工人的关六如，调入呼市新城区公安分局。据曾与关六如共过事的一位老公安介绍，由于形势需要，当时有一批公安干警都是以这种方式扩充进来的。新城分局当时的刑警队长是呼市公安系统有名的刑侦专家，关六如跟着他也逐渐成长起来。

            　　由于表现出色，关六如先担任新城分局刑警队指导员，后被提拔为副局长。这成为他走上仕途的起点。

            　　在新城分局，关六如干了将近20年。其后曾一度被任命为呼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但并未真正上任，便去了呼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后赛罕分局）担任政委，直到近几年才被任命为呼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成为一把手。

            　　根据2月14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通报，关六如行凶杀人的原因被归咎于因受过处分、对被免职不满以及个人生活不幸福。

            　　据该通报，2004年，关六如在办理一起伤害案件时违纪，被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时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的王志平，主持召开了给予关六如处分的会议，签发过对关六如的处分决定。

            　　2007年10月，关六如被免去局长一职。对此，关六如不服气，多次找领导上访。当年11月，关六如给市党政领导写信，表达不满，声称若得不到正确对待，将辞去公职、退党。

            　　2月3日晚11时，关六如在办公室写下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遗书，称要报复社会，报复领导。

            　　通报还称，关六如谋杀的目标就是王志平，目的就是报复。

            　　关六如家庭破裂，与妻子离婚多年，一直与某公司女职员朱某同居生活，与两个儿子也断绝来往。

            　　通报称，关六如性格偏狭，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挫折。他将处分和免职这两件事，迁怒于领导王志平。

            　　通报认为，由于关六如对工作与生活双重失望。产生变态心理，进而铤而走险，实施报复行为，报复领导、报复社会，以期产生轰动效应。

            　　通报披露，公安部工作组对该侦查结论表示认同。同时表示，要继续进行调查，把此案办成铁案，严格枪支管理，吸取教训，坚决防止队伍隐患，以防引发连锁反应。

            　　呼市政法系统一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去年9月2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关六如还因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安全保障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荣立个人二等功，并获奖金人民币2000元。

            　　关的一位前同事说：“关在钻研业务上确实有一套。否则也不会连年立功和当选先进。”但他亦承认，关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在呼市公安系统，没有人像关六如作为分局副局长，先后在呼市公安系统几个单位辗转任职，副职一干就是十几年。

            　　接近关六如的人表示，关六如为人豪爽，性格直率，但“脾气有些暴躁”，爱义气用事，常常为了朋友，不讲原则，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又抓，办过一些错案。

            　　自治区公安厅通报所称的2004年关六如违纪之事，据《财经》记者调查，当年夏天，呼市东河风景区管理人员因领导视察清场，关的一位朋友不愿离开，和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并受伤。关六如获知后，派人到景区将有关人员抓走，事后关六如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不过，据知情者向记者表示，关的两个处分早在2005年10月就被撤销了。

            　　《财经》记者调查获知，12年前，关六如与前妻离婚，两个儿子随父亲。此后，关六如一直未再婚，先后与两个女人同居。25岁的大儿子已成家，系呼市回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民警，父子关系紧张。年仅14岁、还在上初中的小儿子跟姑姑生活在一起。因受父亲之事牵连，目前大儿子已被停职在家。

            　　官方结论认为，2007年10月，关六如被免去局长一职、改任副处级侦查员后，对王志平怀恨在心，故行凶“报复杀人”。但对关六如被免职的原因并无交待。

            　　知情人士称，关六如留下遗书中回顾了自己从警28年来的历程和曾经获得的荣誉，并对自己无端被免职表达了强烈不满。遗书还附有一个列表，详细记录了十多年来曾跟他有过经济往来的人名。

            　　“205”枪杀案发生后，关六如作案的七七式手枪也成为一个焦点。按照公安干警枪支持有管理相关规定，一、二把手可以随身佩带枪支。此外单位还有值班用枪，以备民警出勤。关六如被免职后理应交回所配枪支。

            　　据悉，关六如作案的七七式手枪，并非是他在如意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位置上所佩枪支，而是2004年前在赛罕分局当政委时的枪。2006年，关的继任者----该局原政委苏和涉黑被查，包括苏和在内的十名警察被认定涉黑。2007年3月22日，苏和等人被鄂尔多斯中院一审判处20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2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关六如曾经任职的如意开发区公安分局。从这里到市委大楼，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在案发前三天，有人看见关六如曾在市委大楼前面空旷的广场上，徘徊良久。

 

作者: 司徒北辰　钱亦楠　孟登科 
　　

　　一名中国下岗女工的意外死亡轰动了整个法国，并导致数月之久的新闻热潮。但是，悲剧并非仅仅发生在巴黎。　　

　　美丽城位于巴黎市区东北部，属于10、11、19和20区的交会地，各国移民和多元文化在其间混杂交错。以美丽城地铁站为中心，方圆几百米内遍布着花花绿绿的中文牌匾。据非正式统计，这里生活着4万多名华人。两个多月前，来自中国抚顺的51岁的非法移民刘春兰，为了躲避警察，在地铁站沿拉维烈特大道向北5分钟路程内的一栋五层临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在法国，这一事件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刘春兰的悲剧被法国人普遍地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残酷”的新移民政策联系在一起。萨科奇总统要求法国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过，悲剧并非只发生在巴黎。11月17日，刘春兰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蓝色袋子蒙着的罐子里启程回国。两天后，在抚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中，骨灰回到家乡，并最终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园公墓。此时的抚顺，对于刘春兰所熟悉的下岗工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资助刘春兰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后事，他们在一份公报中解释：“刘春兰离乡背井的梦想和理由是为她25岁的独生子张宇虓提供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给他提供一间公寓以便让他能够结婚。”　　
　　
　　“饥荒全部还上了”　　

　　事情发生在9月20日下午3点多，当时房客李萍刚刚回到41号单元。这里有门禁但没有密码，推门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国人。不长的过道昏暗狭小，边上摆着几个垃圾桶。绕着蜿蜒的楼梯爬上二楼，正对面有一扇深红色的房门，透过昏黄的灯光，依稀可见门上油漆掉落后的斑驳痕迹。

　　在门后，“房东”聂文奎正在给自己剪头发。聂文奎跟刘春兰是老乡，都是辽宁省抚顺市人。在这里，“房东”的意思是最先租下这处公寓的人，然后他又把房子按铺转租给后来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这间屋子搭铺的，正在因为她的一个没有证件的朋友被警察带走而忧心忡忡。“你吃点东西吧，别上火。”同屋的刘春兰劝慰李萍，给她端来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饭。

　　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刘春兰聊天。两人于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岁的李萍从沈阳过来，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经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门。聂文奎过去开门。李萍听见来人在门口用法语隐约说道：“警察……护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门口坐在桌子旁，看见聂文奎与两个法国便衣警察在聊什么。

　　刘春兰基本不懂法语，但听出了是“玻利丝”(法语“警察”的谐音)，滋溜一下钻进了厨房。

　　事后，她的三姐刘冬兰回忆起刘春兰打电话时说过，她怕警察：“她跟我说，在这里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就要被送回国了。我当时就说，你要是被送回来就回来呗，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当旅游一次回来好了。她说，她出国欠了7万多块钱，回来的话找什么工作来还清啊？身体再不好，也得做下来。”在电话中，刘春兰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事发当时，李萍亦起身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听到了警察下楼时“咚咚”的声音，聂文奎说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厨房喊了一声，“警察走了，你出来吧。”可是没人答应。李萍走进厨房，不料厨房没人，窗户是开着的。李萍探头出去，看到许多人围在下面，她一露头，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赶紧朝聂文奎喊：“坏了，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聂文奎说：“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楼下家居用品店里的突尼斯大妈正站在店门口，看见刘春兰从二楼的窗户里先把拖鞋扔到楼下，然后赤脚踏到窗外。“当时她走在我店铺的雨搭上。晃了几下，就一脚滑了下去，头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冲上去抱着她喊：'太太，你没事吧？'她努力挣扎着半睁了一下眼睛，应了一声便不省人事了。”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楼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刘春兰吓了一跳，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刘春兰已经伤重昏迷，被紧急送到了乔治·蓬皮杜医院。事实上，刘春兰根本不需要逃跑，两位法国警察的任务并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们事后解释，当日前去该住处的目的是给“房东”聂文奎送一张法院传票。在塞纳·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聂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国非法移民，被抓到拘留中心后，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铺取他的皮箱，而后这名非法移民报告说，皮箱内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飞，怀疑是被一起搭铺的聂文奎偷盗。

　　仅仅在一周之前，远在抚顺的张宇虓还接到了来自母亲刘春兰的充满兴奋和喜悦之情的电话：“出国的饥荒(债务)已经全部还上了，从今天起，就可以挣钱给你买房子了。”另外她还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改天给你寄回去。”然而，一个星期后的9月26日，噩耗就从法国大使馆传来。

　　作为昔日的产业工人和“技术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岗女工和非法移民，刘春兰死于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里。　　

　　赖活着，还是赌一把？　　

　　出国的念头在刘春兰头脑里酝酿了多久，她的家人并不清楚。她几乎没跟人商量，就独自凑齐了出国费用并办理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7万块钱的出国费用对这个一贫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笔天文数字，刘春兰动员身边的亲戚和朋友，花了半年时间筹上这笔钱。2004年10月，刘春兰怀揣着一本旅游护照，也带着7万元钱的债务，只身一人远走法国巴黎。那天她走得有点儿悲凉，没有一个亲人替她送行。儿子要送，被她劝阻了，而她与丈夫的感情近年来又一直不睦。

　　在张宇虓看来，父母之间是“正常感情”。刘冬兰则说，妹妹和妹夫感情“一般”，要不是有儿子，估计早离了。

　　初到法国，刘春兰在美丽城街区警察局下属的救济所过夜。后经中介介绍，刘春兰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丹尼省的维勒班特市找到了一处住处。旅游签证快到期的时候，刘春兰向行政当局递交了避难申请。这个决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确：为儿子挣钱。

　　张宇虓自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直到25岁还没谈过对象。刘春兰赚钱给儿子买房的目的是让他娶媳妇。

　　2003年，刘春兰的丈夫张百良下岗了，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张百良是抚顺市木器厂一名普通职工，这家木器厂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前身是一家棺材铺。张百良的父亲、张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服务于此。张百良也曾有过骄傲：他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

　　在木器厂工作了30年的张百良，第一次独自面对社会。对他来说，失业后的再就业培训、政府的生活补贴，从来都仅仅是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

　　同样的厄运，此前8年就曾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出现过一次。1995年，刘春兰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残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装和纺织业则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经受市场经济考验的行业。刘春兰好强、有主见，也曾有过自己的荣誉：连续几年被评为这家企业的“技术革新能手”。

　　自谋出路的刘春兰第一次体会到社会竞争的残酷。四十多岁几乎是一个毫无竞争力的年纪，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下降，只能干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减，最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块。

　　张百良的失业让这个家庭彻底没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厂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体力活，下岗后只能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一天干10个小时，碰上好运气能挣十几块钱。

　　贫困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一代传替。由于家庭贫困，自从17岁初中毕业，张宇虓就进入了社会。8年间，他做过服务员、网管、宠物店职员，工资最高时也不过每月600元。刘春兰认为张宇虓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赖活着还是赌一把？三姐刘冬兰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是个闺女，她也会出国，在抚顺根本看不到解决生活困难的希望。

　　尽管刘春兰干的是巴黎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却是她的姐姐不敢想象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刘春兰还清了全部的7万多债务，每年两三万人民币的结余，让远在抚顺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许多初到法国的非法移民都会申请难民资格，初次申请往往容易获得三四个月甚至一年的认可，每个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欧元资助，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到了2005年1月份，刘春兰的难民资格申请被拒绝，从此变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里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8个人。室内摆着3张上下铺，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频去北京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他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把它们全部扔掉了。　　
　　
　　借了7万元，还了7万元　　

　　在法国《解放报》记者和汇集协会的帮助下，张宇虓和三姨刘冬兰、舅妈陈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国，处理亲人的后事。当张宇虓费尽周折来到母亲生前住过的小屋时，他哭了。

　　3年前，刘春兰穿着从二姐那儿借来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刘春兰“穿”着三姐带去法国的鞋子回到家乡。她的家人说，在这3年里，刘春兰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刘冬兰回忆说，“我只知道她刚出来那会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替别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检查出来身上有糖尿病，后来边打工，边看病，今年年初时又打电话说，她挺长时间没有找工作了，身体没力气。”李艳说，在刘春兰出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风声特别紧，刘春兰除了下楼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门。刘春兰的家人还说，刘春兰甚至在2006年一度动过回国的念头。

　　刘春兰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因为害怕被遣返而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最终，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艰难的身后事。

　　张百良说：“再怎么艰难，生活也得继续，不是吗？”刘春兰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悲伤，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张百良甚至没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着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个月前，张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600块的收入足以令他满足。为了省下40块钱的月票钱，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两个小时。抽烟的费用一个月3块钱就够了：烟丝两块，卷烟纸一块。猪肉涨价后，就没吃过。

　　刘冬兰没敢把妹妹的死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她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决定中包括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母亲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这里，“啃老”是普遍现象——老人至少还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下岗失业的中年人却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稳定收入的断绝。

　　在巴黎，董力文寻访刘春兰在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发地点贴上海报寻人，但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收获。事发当天的目击者聂文奎和李萍都已经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们更是跑得无影无踪，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艳、李晶姐妹还留下来。行踪不定再加上东北移民群体之间的疏于交流，使得刘春兰在法国的三年生活变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对刘春兰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况：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在巴黎，张宇虓回忆起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但是，他没有在她的遗物中找到这笔钱。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剥夺。身无分文的刘春兰最终还是为儿子留下了一笔钱，不是靠她的贡献和服务，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国的影响力。这笔善款来自汇集协会、普通法国人、传媒机构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与闻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参赞。

　　刘春兰留下来的箱子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手表、一部手机、毛衣、外套、牛仔裤和一双鞋。　　

　　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　
　　
　　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潮始于1998年，其背景则是中国东北1995年到1997年间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在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探访的巴黎东北非法移民中，此前从事的工作有服装厂工人、钢铁厂工人、电工、推销员等，绝大多数为离异的、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些下岗女工中的很多人，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或是为了给孩子娶亲而走上了这条非法踏足异乡的道路。

　　除了像一切“无证者”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没有保障外，即使在华人社区内，东北非法移民们也被边缘化。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法国已渐成气候的温州移民相比，这些东北移民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散”。

　　白夏说，这些东北移民大都有着城市户口，不像温州非法移民那样多数是有移民传统的农民，并且在国外已经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网络。通常一个温州人来法国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亲友，来到法国之后立刻可以寻得依靠。东北非法移民的到来则多是“降落伞”式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找个当地的“旅行社”交六七万的偷渡费，然后报个“旅行团”到法国后“自行消失”。

　　由于不会说法语，他们常常只能在那些已经在这里立住脚的华人手下打工。人单力薄、先来后到、南北之分、语言的差异，再加上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那种似乎无法消除的先天隔阂，使得这些后来者很难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区。

　　“在非法移民中有一条潜规则，北方人搭北方人的铺，南方人搭南方人的铺。”汇集协会的副会长董力文告诉记者说。

　　白夏说，这些东北非法移民在巴黎生活就和农民工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差不多。只不过，在法国的中国社区里，农民和城里人的地位正好和中国截然相反：原来拥有城市户口的东北人遭到农民出身的温州人的歧视和排斥，成了巴黎华人圈子里的“民工”。东北新移民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的苦力劳动。

　　他们中，有的在温州人开的大型批发市场装货，也有的在温州人开的服装厂做工，晚上合衣而睡；即便是在餐馆打工，他们常常也轮不到做服务员，干的多是刷盘子、清洁工的工作。东北非法移民中妇女居多，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多为高中毕业)，普通话说得又好，正好迎合了温州人对保姆的需要。带小孩、当保姆就成了大多数东北非法移民妇女的出路。一个月的收入约为六七百欧元(法国政府规定最低月工资收入为1254欧元)，每天要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

　　“给人带孩子得一天24小时工作，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做事，而且还得看他们温州人的脸色。”一位东北妇女说。

　　大多来这里的东北非法移民妇女都和国内的丈夫离了婚。在这里，她们都几乎不可能依靠自己获得合法居留，惟一出路便是通过嫁给法国人来获得身份。由于语言不通，性也就成为了她们和法国人为数不多的接触途径之一。

　　大多数的东北非法移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地址。那些做保姆的东北妇女寄居在雇主家，经常每五六个月换一次工作。这意味着她们要不停地迁徙，不能在银行开户，这使得这些东北移民在缺乏安全感的同时也缺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常常共居一室也没有什么交流。“在这里大家一有钱就通过西联汇款往家里寄。各打各的工，各赚各的钱，自己都顾不上了，谁还来管别人？”曾经和刘春兰共居一室的李晶说。她告诉记者，她们平时都是各做各的饭，油盐酱醋都是每个人各配各的。“我们还算好的，还有为了你用了我的一点东西而打架的呢。”

　　不断流动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得寻觅这些人的踪迹十分困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给出这个群体的详细数字。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并不是法国警察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萨科齐新移民政策的出台，法国警察部门每年都要完成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的指标，相对更容易被逮捕和遣送的东北非法移民就成了警察们明显的目标。在法国，非法移民若要避免被遣送回国就要聘请好的律师来打官司，每场官司的花费通常为一千到三千欧元。

　　贫穷的东北非法移民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目前被遣送回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中，东北人占了绝大部分。　　
　　

　　他们为何离开
　　
　　移民输出在辽宁省抚顺市有着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抚顺市劳动就业局的统计，2004年以来累计输出劳务10万人次。这还只是通过正规途径出国的人数。

　　进入11月，北方人习惯呆在家里休养生息，俗称“猫冬”。然而在11月26日早晨8点半，抚顺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里人头攒动，来办护照的人络绎不绝，在这里丝毫看不出这是零下十度的北方城市的早晨。

　　这些都是和刘春兰当年出国怀着相同心境的抚顺市民，尽管他们出国的方式各种各样，但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寻找生活的希望。在抚顺，他们的希望被掏空了，一如这里被掏空的煤矿。

　　人群中，谭国华是属于少数有“海外”经验的。4年前，她通过正规的劳务输出去了塞浦路斯一家纺织厂工作，每个月400美元的工资，是她从纺织厂下岗后梦寐以求的高薪。谭国华发现，同样的工作，她的工资只有非法移民者的一半，甚至1／3，她工资中的大部分被劳务中介部门扣去了，这笔费用据说是为了给她本人提供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严格保护。

　　4年的合同期满回国后，42岁的谭国华决定再度出国，这次，她的目的地是美国，身份是“商务考察”，也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这次，她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去塞浦路斯走的是正规的劳务输出，收取的费用较低，但去美国“商务考察”的费用至少高达15万人民币。

　　这又是一次近乎疯狂的赌博，支付高昂的出国费用后，一旦被发现了非法身份就将被遣送回国，所有的努力都将是竹篮打水。

　　然而，被遣送回国的担心，谭国华几乎没有过。“那么多人都出去了，遣送回来得极少。”谭国华认识的许多姐妹都通过这个途径出国，两三年后都拿到了绿卡。

　　如今，抚顺人的身影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海外，“抚顺”已然是一个响当当的标签，任何一个抚顺人都可以讲出几个他所熟知的移民故事。

　　无论是在当地还是海外，前赴后继的海外淘金者都被称为新移民，以区别于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第一批移民者。非法身份是新旧移民的共性，不同在于新移民大多来自贫困的北方，在海外，他们更多从事底层工作，想法也很单纯，打黑工、挣钱、回家，海外创业是从未有过的念头。

　　即便如此，在抚顺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眼里，这么多的海外打工者，为抚顺的稳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位副局级官员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出国打工都是为了家庭，钱最后还是会带回抚顺，带动了抚顺的消费和投资。

　　这位官员说不出海外打工者对抚顺经济建设作出的具体贡献，总之“很大”，他甚至希望，抚顺的海外打工者能够开辟出一个新的路径，就像今天的温州。

　　然而，还有另一种声音。仅在2001年抚顺就取缔了19家出入境中介机构，对27家中介机构限期整改，出国劳务的负面消息，当地媒体时有报道：

　　2001年，抚顺市44名下岗职工，每人交近5万元人民币，被非法劳动合同单位骗到蒙古打工，血本无归；

　　2002年，12名抚顺妇女被高薪工作骗到阿联酋，被迫从事色情服务；2004年，71名怀着韩国淘金梦的抚顺市民被一家中介公司骗取了146万元的中介费；

　　2006年，6名抚顺市民出国打工被骗，在阿联酋沿街乞讨；

　　……

　　如今，抚顺出国咨询服务行业依旧火爆。日本7.8万、韩国7万，手续也很简单，只要交上身份证、户口本、护照，两个月后，就可以商务旅游的名义踏出国门。抚顺某出国咨询服务中心工作的刘小姐说：“其他的假材料，公司会帮你做。”

　　出国打工给夫妻关系带来极大的考验。谭国华的身边，出国打工的家庭就没有多少是幸福的，她正在办理协议离婚手续。

　　在天宝宾馆做服务员的23岁姑娘李爽也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四个月前，她的丈夫去了韩国一家汽车厂非法打工，一个月1万块人民币的收入对这个年轻的家庭有着极大的诱惑，但长期的两地分居也让她放心不下。“为了生活，也只能赌了。”李爽说。
 
 

 

大学生何以杀害同学? 高校安全监管存四大隐患

新华网沈阳电（记者于力 王莹）沈阳工业大学近日发生一起一大四男生将同寝室两名同学杀害的恶性案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事件带有偶发性，但其背后却暴露出目前高校在学生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关专家建议，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各种安全保障工作，切实保障学生安全。

    －－高校安全监管存在四大隐患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９日，沈阳工业大学２００４级学生黄晓明在寝室内将同班同学陆洋、王宇航杀害。随后，黄晓明向警方投案自首。

    沈阳工业大学表示至今未能查出黄晓明的杀人动机。学生处处长张泉说，据调查黄晓明是申请助学贷款的贫困生，今年２１岁，平时性格内向，但没有什么异常行为。黄晓明所在年级的辅导员倪天予说，三人平时都没有异常表现。事发前一天，黄晓明还到辅导办来询问实习情况，填写了相关表格。

    但记者从曾与黄晓明有过短暂接触的被害人家长处了解到，杀人仅是因为开学后全体学生需搬到新校区，由于寝室内无人愿意跟他同寝，他被分配到外班的寝室。

    结合事件分析，目前高校在学生安全监管方面普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宿舍安全缺乏专人管理，职责不清。据了解，沈阳工业大学学生公寓实行社会化管理后，每晚都有１４个辅导员居住在不同宿舍楼，管理学生。但案发当天，居住在该宿舍楼的辅导员于６点已经起床离开，没有及时发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辽宁有一些高校实行了"辅导员进公寓"，却没有相应的后续制度保证，实际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再加上每个辅导员分管的区域较大，也不可能做到早晚查寝。还有部分高校，学生公寓只有１个值班员，甚至是一些年老体弱的退休、下岗人员，素质相对较低，根本无法承担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宿舍和确保宿舍安全的责任。

    二是对宿舍的日常管理不严，缺乏技防手段。案发前一晚黄晓明在外通宵上网，２９日凌晨４时才返回，仍得以顺利进入寝室。采访中一名大三学生告诉记者，学校对宿舍管理并不紧，晚上几点回来都可以，自己和朋友聚会有时凌晨一二点回来，也没人管，有时要求登记，但此后也没人找自己谈话。

    案发寝室学生李龙和赵建接受调查时说，事发时自己正在睡觉，只听见当当响，黄晓明坐在凳子上，手里拿刀，不让打电话，并把手机交上来，因而无法及时报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外高校大多在学生公寓安装门禁系统、监控管理、自动报警系统等，单纯依靠人来防范的地方已不多见。但由于投入不足等原因，国内高校学生宿舍普遍缺乏监控管理和自动报警系统，一些学校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出什么大事，在涉及用钱、用人方面能省则省。

    三是对学生持有危险物品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沈阳工业大学公安处处长曲戈表示，公安处实则为"保卫处"，由于没有执法权，根本不可能对学生的背包、宿舍等进行定期检查。就算发现学生出现一些不良行为，也要与学校其他处室进行反复沟通后联合处理。否则不仅保安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学校也将承受更多潜在的法律责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防范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很多学校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尽管校门和办公楼等都设有门卫，但大部分门卫对外来人员基本不闻不问，如民工、促销人员等都能进入校园。

    四是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掌握不全面，学生的诉求渠道有限。倪天予说，自己从２００４年８月起担任黄晓明所在年级２０１名学生的辅导员，但由于精力有限，实在不能完全顾及所有学生。采访中，各级学生工作相关人员都表示对黄晓明"根本没有印象"，对其兴趣爱好、特长一无所知。

    据了解，分宿舍结果早在去年１２月１２日就进行了公示，但直至事发，这期间黄晓明没有找过任何人表示不满。采访中一些学生说，目前高校校与学生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有问题不知找谁寻求帮助。高校正规诉求渠道的缺乏，极易导致如学生罢餐、自杀事件的发生。

    －－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确保学生安全

    近年来，由于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淡薄，高校内各种刑事案件呈现增多的趋势，社会黑恶势力敲诈勒索、公寓内贵重物品被盗、校园强奸案和凶杀案等都有发生。相关高校工作者建议，面对高校扩招、学生数大量增加的新形势，应认真分析各种客观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实施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安全管理模式，建立新型高校安全系统，切实保障学生的安全。

    曲戈建议，应建立学校和所在地派出所之间密切联系的制度，进一步加强警校共建。最好能够在高校正式设立警务室，根据学生人数派驻警察进校园，进一步提高校园安全防范水平，有力打击各种犯罪行为。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佟刚建议，学校应建立健全各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如在学生公寓，建立安全工作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报送制度，确保重要信息及时、准确上报；建立值班制度和门卫制度，开通二十四小时固定值班电话，切实做到值班门卫到位、巡逻执勤到位、检查整改到位、制度落实到位。同时应建立公寓安全责任追究制、安全工作分工负责制、安全部门联系制等，层层确定责任人员，做到责、权、利相统一。还应做好安全管理制度上墙，随时提醒学生加强安全意识，定期检查和抽查公寓安全、人员作息，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等工作。

    应加大对学生公寓管理人员的考核、培训，组织学习基本安全知识，懂得报告、疏散，了解逃生和自救常识，能熟练使用安全设备、设施。在对待学生方面，公寓管理人员应多和学生接触，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善于发现个别同学的异常举动，尽早发现事故苗头，及时和学生管理部门联系，做到防患于未然。

    曾做过多年专职辅导员工作的辽宁中医药大学宣传部部长王斌说，现在社会多元化发展，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诱惑和压力，为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切实贴近大学生心理的思想工作方式、做法。做大学生思想工作不能流于表面，应从宏观、微观、个体三个角度分析，主动出击，真正把学生思想摸清、摸透。此外，学生思想工作绝不是辅导员一个人的事，学校应联合学生家庭、整个社会营造适合学生的成长氛围，切实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原小娟
 
 

　　鼠尾草，迎风摇曳于地中海的一种香草。它被一位来自陕西蒲城的中国女子作为网名，以博客的形式记录时尚中人眼里的世界。如今，鼠尾草的博客还在，但它的主人———一位时尚杂志的资深编辑、一位年轻的母亲，却因罹患癌症而辞世。

    德国之声这样评述：鼠尾草，代表着中国社会透支生命的一代，在急速发展的社会里，耗尽生命的火焰，在疾病的打击下，粉碎了浮华的幻象。

　　阳光明亮。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她还在微笑。粉色的毛茸茸的披肩，衬着她清秀的、略带疲惫的容颜。

    原小强用抹布轻轻地擦拭着姐姐墓碑上的浮尘。这是5月14日，10天前，姐姐的骨灰从北京运回西安，安葬在城东南的墓地。那一天，姐夫和8岁的小外甥，在墓前放下350朵扎成心型的粉色玫瑰，久久不忍离去。录音机里反复吟唱的，是她生前博客的背景音乐———《莲花处处开》。

    原小娟，网名鼠尾草，陕西蒲城人。1972年生，2007年4月18日因癌症离世。她的死，在中国博客世界引起震动，数万网友登录她的博客寄哀思，至今不绝。

    “中国的网络世界中，从此少了一株迎风摇曳的鼠尾草。”德国之声电台如此报道这位曾获全球“最佳中文博客奖”的女子的死讯。参考消息全文做了转载。文中说道：“这绝不止是一位时尚才女的仙逝故事，鼠尾草，代表着中国社会追星逐月、透支生命的一代，在急速发展的上行社会里，耗尽生命的火焰，并在一场疾病的打击下，粉碎了浮华的幻象。”

　　                          看遍人间繁华

　　                    烟花般绚丽，无休止的忙碌

    “我在时间的尽头做了一个快乐的盗贼，但是没有偷走普罗旺斯的一米阳光，却把我的心留在了普罗旺斯明亮、空旷、晴朗、开阔的天空。”———摘自原小娟《普罗旺斯写真集》

    这些诗意的句子，如今被刻在原小娟的墓碑上。“短暂人生，灿若烟花”是丈夫为她撰写的墓志铭题目。墓碑上，还刻着她的博客地址。“姐姐可能是唯一把博客地址留在墓碑上的人了。”原小强说。

    对喜爱她的网友来说，曾经，鼠尾草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富足的灵性与精彩的生活。身为时尚集团《美食与美酒》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生前的娟子，游走于葡萄酒与美食的世界，看遍人间繁华。在托斯卡那的艳阳下品尝红酒，在西西里岛上体验美味传说……2006年上半年，她就去了两趟意大利、一趟东京，工作与爱好奇妙地组合成她摇曳多姿的生活。

    《普罗旺斯写真集———鼠尾草的法国味道》，是她生前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

    这本装帧精致的书，封面是大片紫色的薰衣草，这正是普罗旺斯这个法国小镇的名片。2005年夏，原小娟受邀去普罗旺斯采访，途中，她与《永远的普罗旺斯》的作者彼得梅尔共进午餐，带领读者一起去葡萄庄园中体验原汁原味的法国美食，品鉴顶级的法国大餐……此行她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照片与文字，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也正因为这些文字，使得她获选新浪博客的最佳私人日志一等奖，并获得德国之声的全球“最佳中文博客奖”。

    生活中的娟子善良、温情，她有一个8岁的调皮可爱的儿子，丈夫项立刚是她大学时的学长，曾是《通信世界》杂志总编，事业有成，对她很是呵护。

    但绚丽的事业背后，是无休止的忙碌，家庭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正如她后来在《病床日记》中写到的一样，除了高强度的出国访问，在国内出差更是像坐出租车一样，总是今天去明天回来。2006年的上半年，有两次，她和丈夫同时出差，把孩子留给保姆长达一周。有时，两个人同时在天上交叉而过。“从意大利回来，在机场，只能让家人接我的行李回家，我却要赶下一班飞机去上海……”

　　                              病床日记

　　                    “我的花花世界变得轻飘起来”

    当我的病床前开满鲜花，上帝告诉我，他少一个花艺师。我问上帝：“您喝葡萄酒吗？”上帝说：“你的文字吸引了我，让我想想……”———摘自原小娟博客《病床日记》

    2005年，原小娟调任时尚集团新创刊的《美食与美酒》杂志任编辑部主任。这本新刊的面世，让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讲究完美的她，许多文章都要亲自写，工作量比以往陡然增加，超负荷的工作运转，严重地损耗了她的身体。“那段时间，我的工作量，是一个普通编辑的三倍以上。”她在日记中这样回顾。

    2007年3月，原小娟的《普罗旺斯写真集》出版，她的生命却已到了最后一程。

    她被确诊为胃癌三期，是在2006年的7月。医生告诉她，因为发现太晚，治愈率最高只有30％。一直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娟子，希望自己成为上天眷顾的那30％。在最初的震惊与悲伤过去之后，为了众多关注和喜爱她的网友，她把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开始在博客上用“一指禅”写《病床日记》，反思自己的生活。“面对可能相遇的死神，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人羡慕的生活有太多虚妄的假象，让我不能去面对自己心灵的真实……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康复之旅上重新完全自我地自由生活。这样的思考如果不是这样的疾病，可能我一辈子都无法想通。”

    她很善良，不愿给别人带来伤感。从第一篇《我要去和上帝握手，请上帝给我时间》开始，在博客的每一页上，她都会贴上一幅精彩的照片。大多数时候，照片上是美丽的花朵，包括她在医院窗台上做的花艺。

    病床日记有40多篇。繁华散去，她用文字记录死神对生命的威胁，以及对生活的反思。她开始发现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美与细节。“清晨的脚步终于可以不用匆忙，人变得自由而轻灵，在水边呼吸清凉的空气，阳光洒落在草坪上，让生命中的一切忧伤都离我而去吧！”

    在日记的首页，娟子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病床日记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写完它，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反省我那被人羡慕的生活，那就让我的反省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2007年3月5日，娟子写下了她生命中的绝笔《肿瘤呼叫转移》：

    “我的命运还在风雨中飘摇，上天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痛才肯给我一线生机，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变得轻得要飘起来，我宁可这些东西都不曾属于过我。路边的残雪还未化尽，这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的寒风吹得我有些木然，看着楼下草地上儿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

　　                              生命换浮华

　　                     “承担的压力已超出我的极限”

    在禁区之内养病的日子里，才发现生活应该是这样，我们太多地去追求那些违背自然规则的事情，以为自己生存的空间没有禁区，其实正在慢慢积累疾病的因素。———摘自鼠尾草《病床日记》

    2007年3月6日，因为化疗后癌细胞转移，原小娟第二次住院。两天后，她的母亲心脏病突发去世。此前，她一直不知道女儿患了胃癌住院的消息。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原小强赴北京照顾姐姐。母亲去世的消息，同样也没有告诉娟子。40天后，娟子也走了。

    “一个多月内，这个家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没有了。”原小强说。他追忆着过去的温暖岁月：“姐姐回家的时间不多，每当她回来，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如今，妈妈和姐姐都走了，这个家，已经没有了……”

    在病床日记《自己种下的病因》中，娟子把自己的病因归结为三点：“睡眠严重不足；没有善待自己的胃；工作的紧张与压力。”

    除了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之外，因为从事的工作常常要品尝美酒美食，同时因为惧怕发胖，她往往是饥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胃部成了身体最脆弱的环节。

　　                             丈夫讨说法

　　                      “为中国劳动者打一场官司”

    “作为舒展经济腾飞羽翼、追星逐月的中国新锐一代，原小娟在其短暂的人生中经历了从贫乏到丰盛，从迷茫到自信的上行震荡期，透支自己的生命激情燃放了一场绚丽的烟火。”———摘自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白领用生命换浮华》

    事实上，原小娟的奋斗历程与生活状况，正是中国新锐一代的代表。

    生于陕西，长于青海的原小娟，父母有三个孩子，她排行老二。上个世纪90年代，她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当老师，丈夫则在出版社工作。学校的工作是清闲的，但生活总缺点什么，2000年，她与朋友一起创办《婚礼》杂志，从此，开始进入了精彩而压力巨大的媒体圈。

    2003年，她到了著名的时尚集团，先后任《时尚先生》编辑部主任、《美食与美酒》杂志编辑部主任。作为别人眼中优雅的白领丽人、时尚才女，她在追星逐月中，终于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能承担的压力极限。

    “如果能够重新回到过去，如果能预知今日的结果，我们宁愿选择不要出来，让她继续在学校。至少我们不会付出这生命的代价。”项立刚说。

    在妻子去世之前，项立刚就已辞职在家照顾妻子。如今，他每天还在续写着妻子的博客，他不想让妻子生前精心耕耘的园地荒芜。

    项立刚同时还在准备一场官司，他要将妻子生前的东家———时尚集团告上法庭。“我要为中国的劳动者打这场官司。”他说。

    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床上的原小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她的身体原因，时尚不再与她续签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是11月份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只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

    “她一直渴望着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项立刚说。在《我要和时尚打的这场官司》一文中，他表明自己的目的：“希望通过起诉，使鼠尾草的事件能警醒大家珍爱生命，爱惜自己，并推动法律的完善，保护更多劳动者在面对病患时得到基本的保障。”

    针对网友的质疑，时尚集团则发表声明称：对原小娟因病去世，“深为悲痛”，但“集团的做法是符合劳动法的，也完全可以经受司法审查”，称原小娟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杂志社还依据劳动法顺延了她的合同期及医疗期，并支付了医疗补助金。

    同时，时尚集团表示“将开始重新审视员工的工作方式”，因为“光鲜炫目的时尚圈以及业内通行的弹性工作时间，助长了很多人不够健康的作息时间，以及面对浮华与名利，对自己过多的工作加码”。

    项立刚则认为，时尚显然缺乏反思自身企业文化的诚意。“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已经到了为劳动者建立一个保障体系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劳动者付出应该得到合理回报的时候了……时尚需要为它的文化和管理理念付出代价。”项立刚说。

　　                           没人能放下

　　                     七成以上白领成“过劳模”

    这是一个急速运行的社会，人人都要争取“上流”。努力并富有效率地工作，为资本创造价值，也为自己积累生活的财富。但又有谁会关心那些辛勤工作的白领所承担的压力与焦虑呢？

    “没有人能放下。如果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必须不断地透支自己。”33岁的孟飞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销售主管。

    “劳模”曾经是时代的褒义词，褒扬那些为了工作兢兢业业、加班加点的劳动者。然而，今天，劳模一词已不能涵盖众多中国劳动者的生存状况，2007年，“过劳模”一词应运而生。

    “过劳模”是指那些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的工作者。在今天的许多行业，“过劳模”大量存在。据北京师范大学对上海等四个大城市的调查，有七成以上的白领成为“过劳模”。这个调查表明，“中国劳动者普遍承担着过劳危害”。

    34岁的何群是原小娟曾经的同事、相交多年的好朋友。她们曾一起做过中学老师，先后离开学校，进入媒体界。2002年，在原小娟即将进入时尚时，何群辞职离开了时尚。“在这样的杂志里，机会与压力是共存的，它的平台当然不错，能提供给人很多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并发挥自己的潜力，但压力太大了”。

    在何群的印象中，原小娟非常敬业。“她如果把自己当作普通编辑，会轻松很多。但她不会，因为她太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太热爱美食与美酒了。强烈的责任心总使她超出自己应有的工作量。她想实现自己‘办一份中国最好的美食杂志’的梦想”。

    何群还认为，大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疏远，人们很难在工作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都相对独立。有时人际关系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在不舒心的时候，会选择离开，而小娟不会，她会忍受。她的性格比较开朗豁达，总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考虑”。

    “其实，如果不是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会觉得她的做法非常正确，她那么努力敬业，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一直非常敬佩她这一点。但现在，我会想，其实有时真的没必要太执着。毕竟，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自己都能克服。”何群说。

    然而，要真正“放下”谈何容易？生存的压力、对机遇的追求，不断刺激着人们去追逐梦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一套房子，一生的奋斗都不够啊。”孟飞感叹。

    2006年，《新周刊》和某门户网站做了一个“中国人压力测试报告”，报告中说，中国白领工作强度堪称世界第一，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并指出，那些社会积极分子似乎普遍染上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成功焦虑症。“拼命加班”正成为职场“潜规则”，“朝九晚五”变成“朝九晚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损毁了中国先锋阶层的身心健康。

　　                         因病返贫     　　

                    穷人富人间差距不过是一场病

　　“一位朋友跟我说过：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就是一场病的距离，似乎很有道理，在疾病面前的确穷人和富人要忍受一样的痛苦。虽然我也不是穷人，也算不上富人，但是在这个重大的疾病找到我的头上时，第一个会考虑的问题就是医疗费用的问题。”———摘自原小娟《病床日记》

　　世界还在一如既往地运转，当一个又一个生命非正常地离去，正折射出一个绚丽世界的阴影———近年来，癌症患者人群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年轻。年轻的新锐一代，比之他们的父辈，正在过早地受到癌症的威胁。年轻人承受着过重的工作压力，忽视了自身的身体状况，长期休息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被认为是肿瘤低龄化的原因之一。

　　而新锐一代，面临疾病的威胁时，要承担比他们的父辈更大的金钱压力。

　　原小娟曾庆幸于自己所在的时尚集团有完善的医保，但因为医保有限制的范围，而她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所以不能报销。在最终选择的新方案中，一次48小时的化疗费用是12000元，而这样的化疗要进行四到六次。幸亏她在6年前第一次辞职时，曾买过一份保险，大约能得到九万元的赔付。

　　但就是这样，为了给她治病。他们还是卖掉了一套在原单位拥有的房子。

　　事实上，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保障制度，这意味着一旦劳动者遇到重大疾病，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而对生活尚不富足的中国人来说，保险意识更是缺少。

　　“对一个拼命工作的白领人士来说，一年的收入可能在十多万，但如果疾病到来，很可能就会使他一无所有。多年来，因病返贫的，不光是那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即使对收入相对很高的白领来说，这样的风险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学研究者李青这样说。

　　如何让劳动者有能力应对这样的风险？这不是个人问题。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全和完善劳动者的保障体制，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要面临掠夺式的开发，将是未来中国人力资源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报记者　江雪　文/图

 

消防队员的战斗服冻得可以站立起来

公安消防总队通报德汇国际广场火灾情况
火灾第一报警人是路人

    晨报讯：“德汇国际广场火灾第一报警人并不是德汇国际广场工作人员，而是一名范姓路人。”昨日，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叶有林向媒体通报火灾情况时说。
    他说：“当第一批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现场询问时，德汇国际广场工作人员称，他们发现着火后，曾自行扑救，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据他介绍，此次大火的过火面积达6.5万平方米，消防战士共从火场救出6名被困群众。
    据介绍，此次火灾的特点是：过火面积大，扑救时间长，受起火建筑构造、可燃物性质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大。
    首先，起火建筑跨度大、高度大，整体较长，面积大，分3期建设，每期之间都用连廊相连，主体贯通，中间缺少消防设施是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的一个原因，给扑救带来了困难。
    同时，起火建筑后方是个在建工地，占用了消防通道，致使消防车不能进入起火建筑后方。楼后的简易摊位又是利用可燃物搭建，一直连通到国贸大厦，密集的连接容易造成 “火烧连营”。火灾发生后，消防人员调来6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对其进行了破拆。
    其次，广场主营文具、玩具、服装和化妆品，其成分塑料、纤维渗水能力差，燃烧起来火猛、毒气大，这些给在低温下实施扑救带来很大难度。

36小时扑灭广场大火

 晨报讯：昨日8时左右，经过消防官兵们的艰苦扑救，德汇国际广场大火在烧了36个小时后被扑灭。
    乌鲁木齐市常务副市长张鸿表示，待火灾事故处理完毕后，将依法对发生火灾事故的德汇国际广场大楼予以拆除。
    昨日20时，截至记者发稿时，监守现场的消防官兵仍在火灾现场进行监控，并在清理余火。

德汇两员工仍无下落

 晨报讯：“已经两天了，在火灾中失踪的两名员工仍无下落，目前估计生还希望不大。”昨天中午，德汇实业集团工作人员忧伤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在火灾中失踪的两名员工为一男一女，前者30多岁，陕西人；后者20多岁，乌市人。火灾当天，两名员工曾与另一名获救的员工在4楼与赶到的消防人员奋力抢救被困的人员。

周边商厦仍继续闭市

晨报讯：“接市政府通知，今日继续闭市。”这是昨日记者在新奇广场门前看到的公告。
    至此，受火灾影响，新疆国际商贸城、新疆小商品批发市场、国贸大厦、新奇广场都已停业两天了。
    新奇广场的商户倪小姐说，她一天的营业额在500元左右，两天下来，估计损失1000多元。据商户们估计，受火灾影响停业的商户至少有5000户。
    当日，记者又从灭火指挥部获悉，这些商厦今日是否能开业，要视灭火情况而定。

交通管制昨还未解除

晨报讯：昨日19时，截至记者发稿时，乌市沙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说，今日能否取消交通管制，还要等待灭火指挥部的通知。
    2008年1月2日20时40分起，首府交管部门对德汇国际广场附近的钱塘江路、乌鲁木齐火车站上下盘道、仓房沟路、阿里路、外环路实行了交通管制，并出动100余人次警力对周边道路交通进行疏导。
    昨天中午，据记者现场目击情况估计，每天往返于火车站与长江路之间的人流量有数万人次。

公安部追认三名消防战士为革命烈士

    晨报讯：昨日下午，在“1·2”火灾中牺牲的乌市公安消防特勤一中队副中队长朱晓雷、见习排长张宇、高峰被公安部追认为革命烈士。此前一天，3位战士还分别被自治区团委授予了 “五四青年奖章”。
    当日，乌市消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戴依强说，经证实，3名消防战士是吸入过量毒气牺牲。“在救援被困市民时，由于空气呼吸器里的空气用尽，楼内毒气弥漫才导致他们倒下了。”乌市消防特勤大队大队长舒海疆说。
    舒海疆说，当晚抵达火场后，他带领部分消防人员进入酒店内，搜救被困人员；政委兰灿则带领部分官兵阻止火势蔓延。舒海疆带领着消防战士冲进楼内时，现场一片漆黑，行进速度严重受限，两组人员只得交替上楼搜救。当他们行至四楼时，呼吸器开始报警，他只好带领官兵返回。
    这时，朱晓雷通过对讲机报告说，大楼六、七层之间有消防战士被困。报告结束后，朱晓雷继续带领张宇和高峰前行搜救，5分钟后失去联系。
    三期士官王利说，高峰本来是在楼外阻止火势蔓延的，但由于搜救组人手太少，考虑到高峰业务能力比较强，便将高峰调到搜救组。当三人与他们失去联系后，王利感觉情况不对，立即冲进楼内。“里面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王利哭着说，他摸着水带向楼上行进，行至7楼楼道时，他听到空气呼吸器的报警声，顺着声音，他摸到了躺在地上的战友，这个人就是朱晓雷。
    王利立即向舒海疆报告，并将朱晓雷拽到楼梯口后继续搜救，又在十几米远处发现了呼吸器报警持续响着的张宇。这时，战友们摸索着上来，将两名躺在地上的战友抬向楼下。此时，火势越来越大，搜救人员再想返回搜救高峰已不太可能，被迫放弃。
    特勤大队政委兰灿抽泣着说，当天上午，他让已经值了20多天班的朱晓雷回家休息几天，“他出办公室门时，我还说，回家赶紧找个对象成个家。”朱晓雷当时半开玩笑地回答：“成，今年一定把对象领来让你看看。”
    当晚火灾发生后，朱晓雷立即从家里赶了过来，“我一见他，问你咋跑来了？”兰灿说，“朱晓雷只是笑着说 ‘政委，分配任务吧’。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个任务……”

  上万市民昨日自发吊唁三烈士

    晨报讯：昨天，上万名市民来到乌市南湖路消防特勤二中队，为3位消防官兵举行吊唁会。当天，“1·2”火灾革命烈士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说，定于1月7日11时在乌市燕儿窝殡仪馆举行追悼会。
    在吊唁会现场，3位消防官兵的遗像挂在正中间，哀乐低回。德汇国际广场的商户来了，放下花圈和鲜花，近百人一起跪在烈士遗像前，哭声此起彼伏，5分钟过去了，没人起身……
    正跑车的的哥、下夜班的工人、正在休假的士兵来了。刚下夜班的修理工小陈一脸倦容，他手里攥着一个沾着油渍的信封，里面装着600元钱，是同上夜班的13名同事为烈士们募捐的。
    拄着拐杖的老人、带着孩子的夫妻……人们陆续汇聚到灵堂，有人一路走一路哭，花圈已摆满走廊和灵堂。
    三位烈士遗像右边写着黑色“奠”字的募捐箱前，前来表示心意的市民，代表单位来到现场送募捐款的工作人员，100、500、1000、3万……募捐款在增加，爱心不断汇聚。
    吊唁会从昨日开始持续3天，第一天前来吊唁的市民超过一万人，捐款数目还在统计中。
    又讯：昨日下午，新疆通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乌鲁木齐慈善总会向3位殉职的武警官兵家属分别捐赠10万元，向乌市消防支队捐赠20万元，共计50万元。
 
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吊唁会上，一个身穿灰色羽绒服的男士低头站在3位战士的遗像前久久不愿离去。两天前的一幕一遍遍浮现在他眼前：火灾发生时，他正好在德汇国际广场提货，疏散人员时，一位消防战士将他送到楼门口。
    “真的是他，怎么真的是他，我连一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啊。”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满脸泪水。
    他叫李建，在库尔勒做生意，从火场疏散出来后，他一直在距离火场很近的地方，当晚牺牲的中队长朱晓雷被抬上救护车时，他认出那就是救自己的消防员。当时他一直祈祷：千万别出事。
    “他还这么年轻，每看一次他的照片，就像往我心上割了一刀……”李建再也说不出话。

七旬老人拄拐来吊唁

　灵堂前，一位拄着拐杖、满头银发的七旬老人颤巍巍地走来。
    老人姓余，家住南湖附近，他是曾在中印边境上服役的老兵。知道今天要为3位烈士举行吊唁会后，老人就说要去送送3位烈士，儿女们当天要上班，都说周末再陪他来看看3位英雄。
    老人在家听着广播上说许多市民都来到灵堂送英雄，实在坐不住了，就瞒着儿女们单独过来。上不了公交车，他只好搭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和他攀谈中得知他专程来为英雄送行，怎么也不肯收他的车钱。
    为英雄点上一炷香，老人转身离开。记者注意到，老人左边的袖子和裤腿上沾满了白色墙灰——从一楼到三楼几十个台阶，老人是一手拄着拐杖一边靠着墙才走上来的。

打车到灵堂的哥不收费

　昨天的吊唁会场，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出租车司机们的身影，他们有的是同一个车队的，有的是同一个车载电台频率上的朋友，从七八辆车结伴而来，到四五十辆车集体出动。
    走廊里，司机师傅潘峻岭一边接电话一边在纸上计算捐款总数，“你快来，就差你一个，我在三楼楼道口等你。”潘师傅话音刚落，只见的哥崔学涛从楼梯上冲过来，把50块钱塞进潘师傅手里。自此，他们20位的哥总共募捐了1050元钱。
    “我们频上的司机已经说好了，只要乘客说到吊唁现场的，我们都不收钱。”潘师傅说。
    此外，旅游出租汽车、明珠车队等车队的师傅都在悄无声息中免费送乘客到吊唁会场。

是他们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1个月前，一些电台的听友和消防战士共同举行联欢，大二学生宋萍曾接触过消防一中队的官兵。在吊唁会场上，宋萍一边用手机拍摄吊唁会现场，一边含泪给远在东北的母亲发出一条彩信：“妈妈，因为他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冬天一点也不冷。”
    和宋萍一样，当时参加演出的听友们自发组织来到吊唁现场。听友石静橙来到会场后忽然跪倒，“咚咚咚”磕了3个头。
    “八一”建军节那天，石静橙和听友们为消防官兵表演节目，官兵们为他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一起吃饭一起欢笑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根本无法接受他们已经走了这个现实，我想念他们，虽然我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想再看他们一眼。”石静橙说。

    晨报讯：昨天，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李世雄少将慰问了3名烈士的家属。
    早晨11时30分，李世雄在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和乌市公安消防支队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消防大厦，3位烈士的家属被安排在这里，并且都有医护人员专门照料。
    李世雄先来到朱晓雷父母朱文生和梁灵的床前，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请他们节哀。两位老人泣不成声，忆起儿子的生前事。
    随后，李世雄又先后慰问了高峰的父母高福才和冯文英，张宇的父母张勤成和周国清，并且送上了慰问金。
    在慰问过程中，李世雄对烈士的家属说：“你们养育了伟大的儿子，他们体现了部队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了老百姓，是整个部队的榜样。”
    之后，李世雄又来到乌市公安消防特勤二中队，3位烈士的灵堂设置在这里。
    进入灵堂后，李世雄脱下帽子，对着3名烈士的遗像三鞠躬。

□追忆
那是最后一面

    朱晓雷的父母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得知儿子殉职的消息后，两位老人情绪一直很激动。母亲梁灵说：“他从来不让我去单位看他，总对我说好些战士和家人都远隔千里见不了面，咱们离得这么近你还过来，不好。”
    危急时刻，朱晓雷都是冲锋在前。梁灵说：“我们叮嘱他注意安全，他说：‘战士们都是80年代生的人，基本上都是独子，我当然得冲在最前面’。”
    朱文生从来没有表扬过儿子，儿子做了好事也就是说句“做得对”。朱文生说：“儿子刚提干时，问我做人做事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我给他写了一大篇文章讲这方面的事情，他把这篇文章放在贴身口袋里装了半年，时刻提醒自己。”
    朱晓雷最后一次与父母相见是接到火警前半个小时。此前，从去年10月份起他一直都没回过家。
    那天，母亲给朱晓雷做了他最爱吃的炸酱面。临走时，父亲朱文生看他穿的是单皮鞋就叮嘱他穿厚点，朱晓雷大大咧咧说了声“没事”就要走，父亲叫住他，给他紧了紧领子，扣上了最上面一颗纽扣，没想到，这就是父子俩的最后一面。

儿子从小就很乖

    张宇的父母张勤成和周国清哭红了双眼，只要有人提到儿子，两位老人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张宇是家中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在浙江的部队服役。父母说，张宇从小就很乖，帮家里做事，还处处照顾弟弟。
    张勤成说：“我们不敢相信儿子真的去了。”这次，张宇的弟弟也随父母来了。他们是1月3日到达乌市的。虽然心里万分难受，但张勤成说：“我为儿子骄傲，希望小儿子也能加入消防队，走完他哥哥未完成的路。”

永远留在特勤部队

    高峰的父亲高福才与母亲冯文英是从山西老家赶到乌市的。他们说，路上的时间就像几年一样难熬。一路上，母亲冯文英哭得非常厉害，有时情绪稍稍平复，又突然想到一件与儿子有关的事，眼泪就又流了下来。
    高福才告诉记者：“高峰从小就喜欢部队。每次从部队回到家里，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在部队的生活、战友。如果我们知道了哪场大火被扑灭，他就非常自豪。”
    在上士官学校之前，高峰在哈密公安消防支队，见习来到特勤一中队。乌市公安消防特勤大队政委兰灿说：“他跟我说过想留在这里，因为特勤是消防的拳头部队，在这里能完成他的许多梦想。由于这样的调动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就安慰他‘再说吧’，这次，他永远地留在了特勤部队。”
    高峰是山西闻喜县人，25岁，2001年12月入伍，中共党员，系乌鲁木齐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见习士官学员（公安消防部队南京消防士官学校一中队学员），曾荣立三等功一次。

战友眼中的三人

    蒋少杰曾经跟朱晓雷同住一间宿舍，他说：“朱晓雷非常好强，从来不把坏情绪带到工作中来。他有个姐姐智力有些低下，经常会走失，他从来不告诉我们，照样出警，然后再自己解决。”
    王利说：“朱晓雷什么时候都冲在最前面。有一次南湖路附近着大火，被烧得滚烫的液化气罐他拎起来就提了出去，我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大家对张宇的评价就是面对大火他是坚强的男子汉，生活中他挺文雅的。蒋少杰说：“他每次出警都雷厉风行的。闲的时候他喜欢写写画画，而且画得棒，写的字很漂亮。”
    高峰在特勤一中队任见习士官学员，王利说：“他是三班的班长，业务水平没话说，还常帮助战士们学业务。”

德汇声明：广场酒店均通过消防验收

    晨报讯：在德汇国际广场发生火灾的第二天，1月3日晚间，德汇实业集团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1·2”火灾事故的情况说明》，这份声明介绍了火灾发生时的具体细节，并表示广场消防设施均合格，火灾发生时正常启动。同时，对3位消防官兵的英勇牺牲深感痛惜和自责，目前他们正在积极开展善后工作。
    《说明》中介绍说，事发时，德汇国际广场夜班保安在市场外围巡查时最先发现了火情，并立即使用灭火器救火，同时通知当班保安，疏散市场商户及工作人员并报警，工程部迅速关闭电闸、柴油阀门。消防人员赶到后，保安部立即提供了酒店整体平面图纸，积极配合营救客人。
    当值保安也积极配合消防官兵到客人入住楼层进行拉网式敲门，检查客人撤离情况及安全。
    其中，保安李岩保及3名消防战士两次在浓烟滚滚的紧急时刻冲到楼顶营救客人，成功营救出1508、1512、1513号房间被困客人。
    另外，由于火势蔓延过快，3名广场员工被困在楼内，经消防官兵奋力抢救，一人脱险，另两人失踪。
    《说明》中还说，德汇国际广场一、二、三期先后竣工时，已通过自治区消防总队的验收，为确保消防安全，集团还投资1000万余元，安装了完备的消防监控系统等设施。
    《说明》中强调，德汇国际广场与德汇大酒店都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单位，德汇实业集团负责对其经营进行监督管理。其中德汇国际广场的法人代表为倪庆博，侯蕾任德汇大酒店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管理。
    昨日，记者还从乌市公安局沙区分局得到证实，事发后，德汇实业集团、德汇国际广场高层及相关工作人员正被分批请到乌市公安局沙区分局接受警方调查。

炼油不慎“郁香”后堂失火

    晨报讯：昨日11时30分许，位于乌市新民路的郁香拌面馆后堂突然起火，20分钟后大火被消防官兵及时扑灭，所幸拌面馆无人吃饭，拌面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安全撤离。
    当日11时45分许，记者在拌面馆外看到，拌面馆排烟管道冒出滚滚浓烟，拌面馆里也被浓烟笼罩，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拌面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拌面馆正在炼油，可能是炼油时起火引燃了排烟管道。
    11时50分许，大火被及时赶到的消防官兵扑灭，消防官兵还从拌面馆里抢出7个液化气罐，其中几个已被烧得漆黑。

电线发火“碧海云天”急疏散

    晨报讯：昨日12时，就在郁香拌面馆火灾刚刚被扑灭不久，位于乌市东风路的碧海云天海鲜城也突起火光。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时，海鲜城的6楼已浓烟滚滚，消防官兵搭起了云梯，准备从7楼进入海鲜城。
    据海鲜城的一位李姓负责人介绍，因为2楼的电线突然着火，引燃了餐厅后堂，同时着火引起的浓烟又从2楼的烟道涌入了6楼，所幸工作人员都已安全撤离。经过20多分钟的扑救，大火被彻底扑灭。
    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叶有林提醒广大市民，现已进入数九天气，火灾隐患也随之增多，所以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防火，不要麻痹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