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起源于前清的“洋务运动”，而在近代，它一直有着“香港第一红筹”之称；

之于135周年的历史，在最近的10年中，它是怎样度过席卷亚太的金融危机，又是怎样完成“静悄悄的革命”的？“再造一个招商局”之后，“新的再造工程”又将往何处去？

内容简介：

招商局是一个典型。同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招商局的轨迹就是中国经济的轨迹。

招商局又不是一个典型。同石油、电信等行业的中央企业不一样，招商局不具备先天的垄断优势，它起源于前清的“洋务运动”而不是新中国的中央部委，集团总部身处香港而不是北京，香港人称它是红筹，而内地人却一度不得不将其列为外资。

矛盾的对立统一，使得招商局在当今的央企序列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国有企业，却显然不再依赖国家的倾斜政策生存；它身处竞争性领域，却实践着国家对于战略性产业的意图；它也有过脱胎换骨的改革，却显然没有表现出其他改革者那样的激烈矛盾。

而对正在深层次地推进改革的众多国企、产业来说，招商局恰恰可以提供一个借鉴的案例：从一出生就已经国际化、市场化，经历“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三度繁荣，遭遇危机却能以内部机制的自觉革命而重获生机，跻身竞争并随时代创新确立竞争优势。

基于此，作者将目光聚焦于1997年～2007年之间，近距离记录招商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它是怎样度过席卷亚太的金融危机的？它是怎样完成了之后的“静悄悄的革命”？“再造一个招商局”之后，“新的再造工程”又将往何处去？

这一切对于其他中国国有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本书的6位作者王玉德、杨磊、鲍辉春、左志坚、朱宗文、李银，目前均供职于中国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职务依次为产经新闻总监、新媒体项目总监、资深编辑、特稿部主任、记者、“产业·公司”版块副主任。

6位作者均长期从事商业、财经及公司新闻的报道，曾分别领衔报道“杨斌案“、“商业房地产泡沫”、“环保风暴”、“达能·娃哈哈之争”、“健力宝大案”、“中航油期货案”等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界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事件，其报道质量在中国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本书的写作对象——招商局集团，6位作者在各自的职业历程中均有较长时间的关注和报道，其时间跨度最长者为8年，最短者为3年。

在出版本书之前，本书作者王玉德曾出版《杨斌调查——中国黑马富豪浮沉录》，左志坚曾出版《出轨——达能与娃哈哈的中国式离婚》（合著）等著作。

推荐语：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唯一遗存至今的血脉，招商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从1872年李鸿章一手创立至今，它已经走过130多年的历史。它见证过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也经历过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而在最近的十年时间里，通过对庞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管理体系的创新，随着“静悄悄的革命”的结束，“再造招商局”的工程已顺利完成，一个拥有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新的招商局得以完成艰难蜕变。

如今，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已由资源优势过渡至市场优势，而中国与全球日益深化的互动关系，加紧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在此前提下，能否产生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符合国家战略的新型的国有企业？将成为众多决策者、管理者、经营者思考的共同命题。而堪称新国企标杆的招商局所提出的“新的再造工程”，无疑又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百家标杆企业”学术委员会

自2001年起，招商局确立了“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核心产业的培育”和“经常性利润的提高”并列为招商局的“两条战线”，通过重组调整从横向上解决了产业结构分散的问题，通过管理创新从纵向上解决了管理体系扭曲的问题。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秦晓

  （2008年6月25日，香港《大公报》）

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业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自身发展相当好，几乎见证了改革开放每一个特定时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招商局最擅长的领域有潜力成为行业乃至世界的排头兵。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金碚

(2007年11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秦晓曾经说过，不要奢谈某个人对一个企业有多大的影响，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力都应该是被制度赋予的……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法律事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集团行政工作制度，等等。招商局成功的管理模式带来了显著效益，他们倡导了一种更加均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发展模式。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2006年12月10日，第五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招商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原来的无限的多元化，或者说是无关产品的多元化、横向的多元化，逐步走向集中，逐步集中在核心产业的领域。

——迈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  张曦柯

（2003年3月9日，CCTV《经济半小时》）

《再造招商局》

作者：王玉德  杨磊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范围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记得几年前，媒体一提到海外利益这个词，几乎所有人就会想到美国今天的所作所为，或者100多年前英国的全球扩张。但今天为了经济和资源利益，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使中国从历来的跨国公司受授者换个角度变成了跨国公司经营者。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如何在海外拓展？海外利益究竟如何保护？中国的国际定位又应该是什么？

经济利益：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

我们需要从中国的对外政策说起。

无可否认，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些年来慢慢变得更加务实，这是对国计民生非常好的事情，但还是过于以意识形态为主线。在今天，经济利益应成为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进一步转变为以对外经贸为主线，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服务。

我们不妨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公司，从大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贸易交往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就像是中国这个“大公司”的“客户”，因此外交部的工作首先是做好“客户服务”，保证各国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对中国产品开放、为中国产品找到最广泛的世界市场，同时也为保证中国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服务。从这个角度理解外交政策的定位，其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谁。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在出口方面，美国以432.3亿美元成为中国头号出口市场，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分别列第二位到第四位，由于香港主要是做转口贸易，因此内地出口到香港的商品最终还是流向美国、日本和欧盟；从出口额的比重来看，四大出口市场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70%；在进口方面，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为中国内地进口来源地的前四位，美国排第六位，这5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内地进口额的60%以上。总体来看，美国、日本、欧盟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它们对华直接、间接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从通常意义或我们刚才说的“客户服务”角度讲，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最大“客户”，都应当是中国最应该搞好关系的对象。

但是，这些国家又似乎被定位为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更以美日两国为甚。目前公众有很强的反日、反美情绪，这一情绪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外交策略以及发展战略的导向。这些情绪助长了中国与日美对抗而不是与其合作，这就像公司员工总要想方设法去与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对抗一样。当然，如果真的把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打倒了，那么员工与管理层的工作和收入也就没有了。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总要与我们在经济上最依赖的国家对抗呢?为什么总是受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左右，进而产生过分的反西方情绪？我们的收入增长以及工作就业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关联。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事事要听美国或日本的，而是指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那样做对我们并没有经济上的好处。

“客户服务”与国家外交

商学院教给MBA学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强调“做好客户服务”。企业在扩大市场的时候，首要任务是想方设法留住现有客户,要尽可能满足现有客户的要求，至少要尽可能得到它们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去赢得更多客户。现有客户是中心，潜在的新客户是外围。倘若我们把教授给MBA的管理理念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层面上，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有的某些社会心态是过于情绪化、毫无建设性的，中国应该尽可能与主要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增加更多的“客户”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忘掉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但是主旋律是合作与谈判，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利益所在。

显然，与美日欧盟保持良好关系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

中国目前正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首先必须考虑产品的销路问题。如果没有大的出口市场，那生产那些东西干什么？如果各国的政体与价值观又太不一样的话，那么跨国市场会很小，跨国贸易的成本会高得使其无法发展。而如果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呢？那照样会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越来越小，因为不同秩序里或处于不同极的国家之间是难以做贸易的。因此单极世界秩序会最有利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单一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下进行贸易往来，这会非常有利于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市场拓展，也就直接有利于中国国内8 000万制造业从业者的工作稳定，并间接有利于中国2.2亿非农就业人口，也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对外政策的导向首先要考虑到中国未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目前是4.7%，实际可能比这个高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农民。即使按4.7%的失业率计算，这也是四五千万人没有工作，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4个欧洲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全部就业人口都多，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假如未来中国有上亿人因为不明智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工作，那么政府承诺的更高级小康生活目标就很可能难以实现，社会治安、政治稳定等方面都会因为社会就业问题而受到威胁。既然中国将解决就业和实现更高级小康生活作为政府未来施政的目标，那么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外交选择方向也应该为此目标服务。实现更多的就业以及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应该是评判政府相关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

再有，作为世界工厂，需要足够的原材料和充足的能源供给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全世界铁矿石交易量的40%。因此中国为了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就必须直面资源供应、能源供给所带来的挑战。让石油公司、资源公司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还有就是建设“中哈”石油管线、“安大”管线以及讨论之中的泰国南部管线，这些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当然重要，但所有这些“安全”措施是否真的“安全”，又取决于世界秩序是否“可靠”。这听起来像悖论，之所以要这些“安全”措施是因为现今世界秩序不可靠。但是，如果世界真又像过去那么多极，那么这些“安全”措施也就无法“安全”了。

所以，政府未来的对外政策选择首先要立足于稳定就业，然后尽可能通过拓展海外销售市场扩大就业，再有就是保证中国的资源供应，保证资源供应的最安全方式是以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状态参与维护和改善现今世界秩序。

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认识：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就业也就8 000万左右，约为总就业的10%。因此，有无庞大的出口市场对中国并不十分重要。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知道，整个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比表面看上去高得多。我们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萧条或因为某种冲突使中国产品向美国这个市场的出口中断，首先直接受影响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群，但几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群都会间接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减少。比如，我们可能觉得律师行业不是制造业，因此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它们的法律服务业务会很快减少。看到这种收入减少的前景，律师们可能会减少方方面面的消费，比如，本来一周在高级餐馆吃10次，现在可能只吃5次或者少点一些菜，因此餐饮业受影响；本来可能已有20件衬衣，如果收入前景好，可能再买5件、10件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前景不好，可能一件也不多买了，因此服装业也受到负面影响。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连教育研究经费都会受影响，失业率自然会上升。所以，对美日的关系说到底是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业与饭碗的问题。

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改变以意识形态定位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古巴、朝鲜能维持很好的关系，但它们既不是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对象，又不是石油或其他资源的供应地，仅仅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相似而维持了关系的继续。我并不是说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重要，这也重要，但在明确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之后，政府就必须对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首先应尽可能地维持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是核心，绝对不要凭一时情绪冲动，主动地恶化同贸易伙伴的关系，否则这将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冲击。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导向已经有所调整，这非常好，但是还不够。

由于日本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因此很多国人在看待中日关系时不免掺杂了民族情感。其实，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经验值得中日两国借鉴，甚至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值得考虑。如果中日两国在处理历史、能源分享等问题上能更理性、更着眼未来，那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双方都不要头脑过热。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现在很多年轻人鲁莽地提出抵制日货，他们应该仔细想想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外贸有多大关系。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直接影响就业机会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能在政策选择上过分冲动。

与200年前的英国类似

倘若回顾全球化不同时期领袖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前和未来面对的经济挑战和200年前英国面临的挑战十分类似。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在美洲占领了相当的市场，那些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提供了香料和各类农产品，而且也是英国手工业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各个行业生产能量及效率大增。到18世纪末，英国的人口还不到2 000万，因此因工业机械化而增加的产能使英国本国能消费的与其工业产出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这就迫使英国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同时，这些工业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英国当时的另一个挑战是要争取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这两方面—出口市场和资源供给—也正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挑战。

由于英国纺织业当时需要大量的棉花，这促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南部、西班牙在墨西哥等拉美殖民地开辟了大片的土地种植棉花。因为种植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英国、西班牙及法国的贸易公司就从非洲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的种植园。随着人手的增加，英国在北美及中美国家的棉花种植产量大大增加。这为英国纺织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料来源。为了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及更大范围的扩展，英国不惜与西班牙、法国就争夺殖民地展开了多次战争。

18世纪中，英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主要是返销到殖民地，尤其是北美。但是1776年美国独立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当时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后，北美市场对于英国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以纺织品为例，美国独立之前以及独立初期，英国公司极少出口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到殖民地，以求遏止当地的纺织业发展。但1800年以后，美国自身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随后是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兰等其他州，出现美国人自己生产的纺织机和纺织企业。到1830年左右，美国就有了和英国一样完善的纺织业，这对于英国是个极大的威胁，海外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制约。这就逼着英国公司考虑在全球其他地方更大规模地拓展海外市场，但当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已经和英国旗鼓相当，这就逼着英国重点在远东地区拓展。于是英国人首先占领印度，接着就在1840年和1856年两次对中国开战以求最大限度地打开远东市场。通过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英国将大量本国生产的纺织品输送到中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本土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应该说当时英国在远东拓展市场的行动是比较有成效的。在进口方面，1710年英国从亚洲的进口只占其总进口额的6.9%，1774年升高到11.4%，1820年是24.6%，到1913年则达到近40%。由此对比同时期英国从美洲的进口额比重变化，1710年是30%，1774年超过40%，1820年接近50%，1913年下降到22.6%。在出口方面，1710年英国对亚洲出口仅占其出口额的2.1%，1774年仅增长到3.9%，到1820年增长到7.1%，1913年更是占据了22.7%的份额。与此同时，北美市场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1774年英国对北美出口占其出口额21.5%，1820年下降到11.7%，1913年也只是维持在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对英国工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北美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作用。

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其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根据我们过去200多年的遭遇，这些当然能理解英国海外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者带来的危害。但是，今天中国也面临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海外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更有建设性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1907年以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原因在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以及此后的200年左右，国家之间，特别是跨洲之间交往很少，国际上也就不存在公认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的起源时期。到了18世纪、19世纪情况有改善，但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架构。一旦国与国之间出现外贸利益或产权纠纷，必然诉诸武力解决。英国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常常不得不面对陌生甚至野蛮的世界，每到一国又遇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西欧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可靠的法治秩序，当地人及当地文化往往会对英国人带来的产品和文化产生极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扩展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扩展市场又必须进行，所以在当时那种没有国际法律规范的环境下，只能凭借武力迫使当地社会对英国开放并接受英国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展海外贸易的最方便的方式，这就等于将陌生“野蛮”之地变成了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制度及法律体系的永久贸易开放地，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场大大扩大。可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做却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再有，英国当时要尽可能地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顺利。我们设想200年前，从英国起航的货轮肯定需要在沿途补给燃料和淡水，并为船员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如果航线沿岸都是未知的陌生之地或者不友好的国家，连一个安全可靠的休息场所都没有，那么海运的后勤供给很难保证，贸易安全就很难维护，那会使贸易无法发展。因此，历史上很多英国公司都在海外修建港口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英国政府也在贸易航道沿岸设立很多海军基地或殖民地，以此保证海上贸易的顺利。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到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就可以理解英国正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远洋贸易保驾护航的，在全球各地每隔一段距离就必有一个海军基地或者殖民地，这正是英国在那个时期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建立可以全球作战的海军布局，了解过去的历史更能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架构，也看到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的差别。中国目前得益于WTO及联合国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这使中国为海外贸易而必须建立庞大海军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其实，中国也得益于美国海军在全球所维护的海上贸易网，美国海军现在的作用类似于200年前英国海军的作用，差别在于美国不靠侵犯国家主权的殖民体系，推举的是一套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WTO这些国际组织为核心的秩序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在承担一定的中国海外贸易成本。在没有“世界政府”、“世界军队”的今天，世界可能必须要有某个或某些国家军队来维护秩序，否则就又回到“丛林规则”时代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今天以互联网、电视等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军队可以强大，硬实力可以登峰造极，但它们也不能够总是为所欲为，因为即使像美国，其经济也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也必须依靠其软实力（soft 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在海外的贸易和服务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在当年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时代里，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不用太在乎它们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前，使任何霸权都得有所收敛。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前几年中国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 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被没收，中国怎么办呢？还有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如何保障，这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第一是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是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是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是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

很幸运的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在主流国家能发生效果的防线。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之外，其他时期中国都以拒绝参与的姿态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那些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中国并没有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做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具体可以做什么呢？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派出适量的武装力量维护特定地区的稳定。我们许多人都非常反对美国和英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也反对，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的盟国那样在战争之后向伊拉克派遣小数目的军队，以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联合国要出台相关的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出兵伊拉克，并接管当地的部分政府功能。为什么中国也要出兵呢？因为中国不能再单纯地享受现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而不为它的维护与改善付出努力。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极少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这与中国享受到的利益及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近几年虽然有改进，比如派兵到刚果、派军事观察员到科索沃以及派民事警察到东帝汶，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必须在维和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这种参与的意义倒不一定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而是在于其象征着中国也是世界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不再游离于世界外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抛弃旧的思维方式，深刻理解美日欧盟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长远意义，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过程，在参与的过程中增进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及信任，缩小分歧和思维差距。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向贸易伙伴表态，未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活动。如果任何不良集团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也会加入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行列中。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在国际秩序中少几个像萨达姆那样的暴君，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展以及资源的稳定供应而言应该是件好事。

伊拉克多国人质被杀事件层出不穷，因此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出现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劫持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总指望别的国家为我们冲锋陷阵。中国是个大国，就应该承担与其身份相符的责任，总寄希望于像原来一样免费地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而不愿做出牺牲，已经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事情了。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免费的午餐，未来如果中国不为维护国际秩序进行相应付出的话，我们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搭便车”，但不应该总希望这样。

海外利益、和平崛起与软实力

很多人也许会问，除了派军队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呢？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基础上的。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得来，价值观及文化偏好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工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巨大，相互之间总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过交往，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友善、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应该是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我们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义。

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及其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烦就会越少。这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异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忌，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同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就软实力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参考现代公司的公关战略的一些做法。现在很多公司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都非常在意公关活动，有些广告也是纯粹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其效果良好，对其产品的销售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并使社会对企业的形象有好的评价。那么，政府也可从企业的广告战略中学一些推进软实力的技巧。

具体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应该在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并不是说中国要做更多的军事扩张，也不是要通过建立殖民地的老路来扩大海外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因为有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我们就要限制军队的发展。如果围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来谈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现在中国军队的定位以及内部结构也应有所调整。中国军队一直以陆军为主，而陆军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地面防卫，这样的军队结构只适合于闭关自守时期的中国。但现在中国的国家定位有了改变，我们渴望更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秩序中去，可是军队结构却没有因时调整，从长远讲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假设现在亚非拉某个遥远国家里，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被无端关押，财产被无理地剥夺，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那个国家又没有可靠、可依赖的司法诉求机制，那么单单靠现有状态下的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去保护呢？

透过美国国防部2004年度预算的分配情况，我们发现55%的预算投入海军建设，45%投入空军和陆军，要不是对伊拉克作战，美国陆军所占预算比例还会更低，这与美国军队的结构也相辅相成。但是有人担心，我们如果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很有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分恐慌，周边国家甚至会要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到远东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又涉及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问题。假设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确确实实地相信中国的价值趋向、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式在总体上与它们不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它们会相信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利益。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中国威胁论者”最怕的是中国还像以前那么意识形态化或者让民族主义走过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地与它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这是公关问题、是软实力的提升问题。

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沟通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应该让外国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个理性、透明的过程。政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出现随意性的极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样即使中国或其他国家有了强大军队，别国也不一定会怕。这里，过程透明最重要，因为一旦过程透明了，一方面决策者会更慎重、会想到如何向社会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和专业人士都可参与到讨论中，毕竟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冷静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认为，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是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态，掌控集权的人或独裁者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类似萨达姆下令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政府决策机制上已有很大改进，透明度增加了很多，这些本身都为政府在海外的进一步公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双方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

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该在一些方面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中国外交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外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外交人员的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就不会容易。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美国如何对待内幕交易？(2)

美国证监会正式以“内幕交易”起诉

1999年5月26日，美国证监会正式对上述嫌疑人向纽约南区法院起诉，理由是“内幕交易”。纽约南区法院由于管辖着世界上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最密集的曼哈顿，一直是与资本市场相关案件最集中的法庭，本案的被告也都住在纽约周围。提出起诉的当天，卡双乐夫妇、格林和斯皮罗就与美国证监会达成和解。其中卡双乐夫妇同意退回他们赚的7 500美元，并支付罚金1.5万美元。在这类案件中，美国证监会的一般处理方式是要求没收被告非法获利及应缴纳的利息（根据非法获利金额和法庭得出结论或和解的时间计算）并对被告处以罚金（一般是非法所得的一倍以上）。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别人的被告，罚金不但包括自己的获利，还包括他人的非法所得。劳伦·卡双乐和罗伯特·卡双乐是内部信息的源头，本应当缴纳罚金31万美元，但是法庭考虑到他们的财务状况，最终予以豁免。事发后，劳伦·卡双乐被IBM开除。

其他21名被告决定在法庭上与美国证监会争辩，他们坚信控方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作为控方的美国证监会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因为除了劳伦·卡双乐以外，其他人都不是IBM或莲花的雇员，不直接掌握任何“内幕信息”。在辩方看来，他们对IBM和莲花公司的股东不应负有诚信责任。因此，当他们从朋友或其他人处得到小道消息时，有权自由买卖股票。

美国打击“内幕交易”的法律实践中惯用的理论大体有两种。一种理论认为，内幕信息本身是无形产权的一种。一家公司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决策行为，都会产生各种信息，如果此类信息对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应当属于公司本身，这种信息应当以最能促进公司股东福利的方式进行使用。内幕人接触到这些信息，就是接触到了公司财产，但是否有权使用这些“财产”为自己牟利，则由与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雇佣合同、专业服务购买合同等）决定。美国法院把根据公司非公开重大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定义为内幕交易。非法的内幕交易等同于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美国立法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对内幕交易的惩罚要格外严格。具体地说，内幕交易的范围不但包括公司的决策人和雇员，也包括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和处理信息的有关人员（出版机构、印刷机构等）。在实践中这个范围实际上也被延伸到包括所有从这些直接负有诚信责任的内部人听到内幕信息的人。

另一种理论认为，允许内幕交易有违市场经济中“公平”的原则。这种观点非常有理，因为企业内部人员比一般股民拥有更大的信息优势，因此应完全禁止内部人交易，把市场游戏规则拉平。但是，这个理论在美国的法律实践中通常不被法庭接受，原因是“公平”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因为信息不平等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信息流向市场的过程决定了总会有一定的滞留时间，而非一下子出现在市场上。难以想象，公司会把经营决策的任何信息都不加保留地随时宣布，因为这会被同行业的非上市公司轻易利用，这显然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这种滞留的、非公开的信息不但为公司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甚至员工所掌握，而且证券从业人员，即投资银行、证券分析员等也比一般股民拥有更多的内幕信息。股民在投资股票前，就应把这种“不公平”事实考虑在内。所以，在审理案件中，如果可以把“不公平”作为股东讨还损失的根据，那么其可操作性就会很差，原因是不好区分一种“不公平”跟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的差别。当然，有的现象可能比别的现象更“不公平”，但司法上不能以这种模糊的概念作为定罪的标准，它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美国证监会多次以维护市场“公平”作为论点提出诉讼，但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接受这种观点。结果，内幕交易案通常以产权理论作为诉讼依据。

1999年6月10日，第5名被告提出和解，同意支付13万美元（退还交易利润加罚金）。

双方在法庭上的争辩

法庭受理此案后，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在辩方。3个月后，辩方律师请示纽约南区法院将此案驳回，理由是控方证据不充分。为此负责此案的法官刘易斯·卡普兰于1999年8月25日举行听证会，由双方进行辩论。最终，法官还是否定了辩方的请求，诉讼案继续进行。卡普兰法官在意见书中作了以下陈述：

本案指控辩方违反了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第14–(e)节以及该节中的14(e)–3法规①。辩方认为，《证券交易法》中第14–(e)节中针对的是证券欺诈行为，而控方不能指出具体的欺诈行为；控方也无法证明被告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得到的小道消息来自于IBM有关工作人员；控方不能提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被告违反《证券法》，所以指控不能够成立，证监会的指控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必须撤销。

证监会提出的指控中承认他们自己也对被告是否知道消息来自IBM并不确定。但是正如双方都承认的，根据《证券交易法》第9(b)节，证监会只需要指出被告应有理由知道他们的内幕消息的最初来源，而不需证明被告实际上知道消息来自IBM。这一点并没有更多可以争论的。那么，剩下的焦点问题是：本案中证监会已找到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被告应有理由知道消息是来自IBM雇员呢？

控方并没有指控被告被明确地告知消息是从IBM泄露出来的。但是，控方提出的事实指出被告应当有理由知道这是内部人泄露的信息。这种大规模收购行为的信息一般是受到严密封锁的。第一，收购方一定不希望提醒被收购方，让后者采取防卫性措施。第二，收购方也不希望消息泄露到市场上，因为职业套利者会提前购买被收购的股票，从而将被收购方的股价提高。这对任何有金融财务意识的人，甚至是新手都是非常明显的。被告一定知道传给他们的消息会带来超常的利润机会，这从他们平时对金融财务知识掌握不多却急着开设证券账户并购买股票期权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明显知道获利是可以保证的，说明他们知道消息是从IBM公司泄露出来的。当时市场上并没有关于IBM意向和行为的这类信息或谣言，这也说明被告知道是从IBM内部得到的信息。在证监会的调查中，被告们还为购买证券的原因说谎，并谎称他们不知道其他人也在购买同样的股票和期权，这属于明知故犯。种种事实表明，控方陈述的证据足以推断每一个被告都知道消息来自IBM内部。

请求被否定后，1999年9月13日，第6名被告提出和解，同意支付7.1万美元（退还内幕交易利润加罚金）。接下来，2000年2月16日和6月20日，分别又有2名和3名被告提出和解，一共同意支付48.7万美元（退还交易利润加罚金）。到此，只剩下14名被告继续辩护。

驳回诉讼的请求失败后，辩方律师又于2000年10月11日要求法庭对本案做出“即决裁判”，这在美国司法程序中通常是被告在正式开庭审判之前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成功即可终止案件，回避开庭。但卡普兰法官又一次驳回辩方的请求，命令开庭审判按原计划进行。在为这一决定写的意见书中，卡普兰法官写到：

本案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辩方不仅仅依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且是在他们知道这是内幕消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仅靠证监会提供的“谁告诉谁”的连锁传递网，或许这些证据带有偶然性，还不足给我们以充分的结论。但是，控方有许多其他的证据也说明存在内幕交易，并说明不少被告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法行为。比如，不少被告以前从来没有交易过股票，也不知道期权是什么。恰好在IBM收购莲花公司之前的交易日，他们正好选中了莲花股票及其期权，这也过于巧合了。

日百力是被告之一，他曾经撒谎说，他的股票经纪人在IBM公布收购莲花的前一个多月就给他推荐过莲花的股票。可是他的经纪人否认其事。更有甚之，在证监会对此案展开调查之后，日百力回到他的经纪人办公室，请他们帮助写一份对莲花公司的分析报告，并要求将日期改为远在IBM公司收购行为之前，以此来编造自圆其说的故事。这种行为固然构成“伪证罪”，而且说明嫌疑人对“有罪”的后果非常清楚和恐惧。

其他被告也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正好在IBM收购莲花公司之前买下莲花的股票或期权。控方收集的被告间的电话记录也说明他们的内幕消息是来自劳伦·卡双乐。多名被告在接受调查和本案审理期间也都有过值得怀疑的行为。比如，杰里·美赞的堂兄彼得·美赞供认过他确实知道自己当时掌握并传递给其他朋友的信息是内幕信息，他已经为此认罪。但是，在调查此案的过程中，当他被问及有关与其他被告的电话谈话内容时，他却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提供的保护为由，拒绝回答有关提问①。其他不少被告也借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许多与他们的证券交易有关的问题。按照美国以往的民事诉讼程序惯例，当被告或证人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关键性提问时，法庭可就此做出某种推论。有些被告在证监会进行调查时，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但在本法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又不再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是有问必答。这一点也说明被告们是有意先拒绝回答一些重要提问，等到把故事虚构好了再回答。辩方显然无法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清白。

值得指出的是，本法庭知道控方提供的证据许多是偶然性的，因此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以推测来取代真理。但是，本法庭也不能因此对本案做出即决裁判。这种涉及法律实质的案件，我们应当遵循应有的司法程序。

开庭审判及其结果

2000年10月11日请求“即决裁判”失败后，双方为11月底正式由陪审团参加的开庭审判做准备。但在此期间，余下的14名被告感到胜诉的希望越来越小，又有7名被告提出和解，包括阿尔巴、德奇科、斯内力、彼得·美赞、杰力·美赞、克夫兰和美威尔。作为和解的条件，这7名被告分别退回内幕交易所获的利润加上1.5倍的罚金。全部没收收入加罚金高达83.9万美元。其中斯内力和美威尔由于罚金太高导致了个人破产，因此只能支付各自罚金的一部分。

最后只剩下7名被告没有达成和解。2000年11月底至12月6日期间，纽约南区法院进行了6天半由陪审团参加的公开审判。原告和被告各自申辩后，12月7日陪审团对剩下的7名被告做出裁决。结果判其中4名被告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第14(e)–3节，其余3名被告被判无罪。

2000年12月20日，卡普兰法官宣布了对被判有罪的4名被告以及美赞和克夫兰的处罚。这6名被告一共被处罚58万美元（应退还的内幕交易利润加罚金），其中美赞被罚13万美元，克夫兰6.8万美元，日百力14万美元，克劳提·斯内力9万美元，瑟伯和维尔斯各7.5万美元。此外，法官还特别下令禁止美赞和克夫兰今后从事任何可能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0(b)节相关的交易活动①。

被告要求赔偿法律费用

在3名被陪审团判定无罪的被告中，有两人先后对美国证监会提出起诉，要求作为控方的美国证监会赔偿他们在整个案件审理中的律师费。此案也由纽约南区法院受理。

立案后，证监会的律师请求卡普兰法官将此案驳回，理由是两名被告的索赔要求不成立。为此，卡普兰法官于2001年8月27日举行听证会。随后，他宣布同意证监会的请求，将索赔案驳回。在对此进行的解释中，卡普兰法官的陈述如下：

在两位被告经陪审团判定无罪后，他们要求证监会赔偿其律师费。这种要求不能满足。按照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判断是否应赔偿律师费的关键标准在于当初证监会对被告起诉的理由是否充分。如果当时起诉的理由充分，那么即使是陪审团判定被告无罪，原告也无须赔偿律师费和其他诉讼费用。在本法庭以前对此案的多次听证会中，证监会已经显示了充分的诉讼证据。尽管证监会提供的多为“偶然性”内幕交易证据，但我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仅足够充分，而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此，对于陪审团判定这3位被告无罪，这些被告应该感到非常幸运才对。

小结

莲花股票内幕交易案是美国证监会自1934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内幕交易诉讼案，涉及了25名被告。被起诉的被告多数并不是IBM或莲花的雇员，而是通过一层一层的传讯、最远达到6层之外的知情交易者。处罚也不轻，导致了至少2名个人破产。

本案中唯一直接的内幕消息泄露人是IBM的最底层的女秘书，而不是大权在握的高层经理。这种最低层雇员和社会中普通民众也会因为内幕交易遭到起诉，确实给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发展带来很好的启示。比如，中国证监会应被授予更多的稽查、执法权，它应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警察。另一方面，本案审理中对举证的要求和法官的侧重点，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启示。（完）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治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施正荣，而且还有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美国如何对待内幕交易？(1)

1999年5月深锦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锦兴）发布公告，称亿安集团在成为深锦兴的最大股东之前，罗成执掌的亿安集团已经与深锦兴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商贸投资控股公司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随着谈判的深入，深锦兴的股价小步紧跟，从上一年9月的5.7元涨至20元有余，成交量也不断放大。不久，深锦兴改名为亿安科技，接下来的消息与发展更加连续不断，内幕交易也进一步升温。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对此间唱主角的4个庄家以“联手操纵”为由罚款8.98亿元。但实际上，亿安科技案中不仅有违规操纵，而且有严重的内幕交易。比如，这4个庄家中三家的法人代表都姓罗：董事长罗成及其妹妹和司机。公布的处罚中并未涉及这些个人，也不是针对内幕交易。

如果这种案件发生在美国，那会怎样呢？他们会怎样举证、以何种方式立案？由于该案触犯的《证券法》与《公司法》条款特别多，也因为其行为与性质特别离谱，近些年在美国还真不容易找到这么赤裸裸的内外联手的证券案。美国股市的规范，其功劳还得归属于美国证监会。

1933年以前，美国股市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既没有严格的证券法律，又没有相关的监管机构。1929年10月的股灾给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那次大危机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从根本上提出了规范股市的必要。于是，1933年国会通过《证券法》，1934年通过《证券交易法》，并于同年成立美国证监会。历经多年的摸索，美国证监会被授予多种稽查、执法权，包括可以给予证券交易有关的法人和自然人传票，这意味着任何忽视其传票的人均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罪”，任何在被传票作证时说谎的人均犯有“伪证罪”。它也可从银行和证券公司抽调任何嫌疑者的账户记录。因此美国证监会是证券交易的“警察”，并可直接立案提出民事起诉。当然，从本文的案例中我们也会看到，美国证监会并不是为所欲为，它也必须举证，很多案件都得由法庭判决，而且在任何人对它的决定不服时都可以到法庭对证监会起诉。因此，举证责任很重。

本文集中分析的案例发生在IBM收购莲花（Lotus）软件公司的过程中：

原告：美国证监会

被告：劳伦·卡双乐，她的丈夫及其他23名个人投资者和证券从业人员。

诉讼原由：IBM公司于1995年6月5日宣布收购莲花公司。IBM 公司的女秘书劳伦·卡双乐在此前将内幕告诉丈夫，然后其丈夫又告诉朋友，朋友又告诉朋友，一直往下传了6层。获得此内幕的朋友们事先购买了莲花股票和股票期权，共获利130万美元。

在2001年8月27日纽约南区法官为此案的最后一个诉讼做出判决后，该案经过5年的努力总算结束。这项诉讼案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因为其规模是自1934年证监会成立以来最大的，也因为内幕消息都源于一个非常普通、贫困的女秘书，其他24名被告均不是IBM和莲花公司的雇员，都为普通老百姓，多数在此前从没碰过股票。更有意思的是，除劳伦·卡双乐的丈夫以外，这些被告的内幕消息都不是直接来自劳伦，而是通过“朋友告诉朋友”的方式一层一层往下传，最远的被告离劳伦相隔6层之远，有些甚至当初连劳伦是谁都不知道。但是在证监会提供的证据面前，陪审团还是判6层之外的被告犯有“内幕交易罪”。在该案审理中，众多被告无法充分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除三名被告无罪外，其他人要么提前妥协和解，要么被判有罪，也导致三名被告个人破产。

在美国，内幕交易罪的判定跟被告是否为公司的雇员无关。当然，如果是公司雇员（尤其是经理），举证就更容易，情况也更严重。在下面介绍的辩论中，我们会看到，法官关注两点：第一，在决定买卖该股票时，被告是否知道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内幕消息。第二，如果他知道这是内幕消息，那么他是否知道这消息是来自于IBM 或莲花公司的雇员，或对这两公司之一负有诚信责任的人士呢？这两点中后者更重要，因为内幕交易之所以属非法，关键在于内幕信息是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那么因为公司所有雇员都对其股东负有诚信责任，在他们掌握内幕信息时就无权利用这信息去牟私利。由此类推，当局外人从对公司负有诚信责任的内幕人手中得到内幕信息时，这种诚信责任就自然延伸到此局外人身上。

由于该类诉讼在中国还是新鲜事，下面我们对此案的全过程进行介绍。从中我们可看到像亿安科技等这样的中国内幕交易案应该如何处理。

案件背景

IBM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简称。它建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从1924年开始，IBM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每个里程碑阶段都处于领先地位。1950年以前，它垄断了数据处理行业，主要是打卡机、读卡机和卡片等的生产。1950年以后，公司在传奇领导人汤姆·沃森的领导下，迅速进入计算机行业。到1991年为止，公司年收入已达648亿美元，在全球雇佣了超过34万名员工。当时的主业包括大型主机系统、小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但是，IBM在信息产业全面进入个人电脑时代时，连续犯了几个战略上的失误。IBM利用开放性的系统结构打败了过去的对手苹果电脑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和王安公司等。但是由于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分别控制了硬件和软件的行业标准和关键部件，IBM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一方面与微软公司合作开发的操作系统OS/2遭到微软的拖延和竞争，未能成为业内主流。另一方面，在硬件市场个人电脑日益成为大众商品、大型机市场迅速萎缩的情况下，电脑销售的利润越来越薄。1992年和1993年，公司遭受空前的利润损失。公司董事会迅速做出反应，聘请了外来的管理名人路易·郭士纳担任首席执行官。郭士纳针对IBM的历史包袱和现状果断进行改革和重组。公司放弃以往僵硬的人才管理制度和保守的公司文化，迅速转向以个人电脑为中心的网络时代。郭士纳还着重加强了公司在软件和服务方面的投入。他认识到，尽管IBM在当时的软件销售高于微软公司，但这些软件的未来增长十分有限，并且没有像微软“Windows”那样的拳头产品。于是，郭士纳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购兼并活动以增强公司在软件上的长远竞争力。从1995年3月开始，IBM向莲花公司提出友好兼并的建议。

图4–16?IBM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http://finance.yahoo.com

莲花公司是美国最优秀的软件公司之一，长久以来一直是微软公司学习的榜样和竞争对手。莲花软件也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莲花最著名的产品包括Amipro文字处理和1–2–3表格软件。莲花也是推出组合办公软件的先驱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莲花遭到微软公司的强有力竞争，微软最终夺取了办公软件几乎全部的市场。但在办公群件市场上，莲花的拳头产品Lotus Notes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都用莲花的产品来进行内部信息的交流和管理。

IBM看中了莲花的这些技术优势，而莲花也需要IBM这样巨大的财务实力和销售支持才能与微软进行激烈竞争并得以生存。但是整个合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资本市场一直无法对形势做出判断。这可以从莲花的股价走势中看出。在合并消息宣布之前，莲花软件的股价一直徘徊在30~35美元之间。

IBM很早就开始在探讨与莲花软件的友好合并。但是，莲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姆·曼兹坚信莲花当时的困境只是暂时的，王牌产品Lotus Notes会继续保持在协作软件领域的优势地位，因此不必出售莲花公司。资本市场认为，IBM会设法说服曼兹，或者等待微软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压力。华尔街也认为，由于曼兹在任期间，莲花软件的股价一直低迷不振，他与几个关键技术开发人员关系僵化，如果IBM接管公司，曼兹很可能被迫离职，所以曼兹一定会进行防御性动作，例如，“毒丸计划”和“白马骑士”等。这种矛盾给合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没有人敢对这两只股票轻易下注。

但事情的进展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郭士纳上台后，通过大幅度的重组和削减成本使IBM积累了近1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郭士纳认为Lotus Notes可以作为IBM在网络时代竞争的核心产品。郭士纳放弃了传统的IBM工作方式（逐渐增加出价，等待莲花公司自己回心转意等），果断地采取了行动。1995年年初，郭士纳在得知自己友好合并提议被曼兹拒绝和莲花软件开始实施“毒丸计划”后，亲自打电话给曼兹，指出IBM将采取果断行动。

由于郭士纳和曼兹都曾在世界著名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工作，曼兹显然对郭士纳的处事风格有所了解。感觉到事态严重和IBM的强硬态度，1995年5月29日曼兹飞抵纽约，与董事会做出最后协商。5月30日中午，曼兹打电话给郭士纳说“希望了解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打算”。两人商定在纽约著名的圣派特立克教堂前秘密碰面，并一起前往IBM在纽约曼哈顿拥有的一间公寓中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郭士纳肯定了IBM对莲花的意向，并对曼兹个人做出了一定保证。

5月31日星期三，在IBM的财务顾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协助下，双方进行正式会谈。虽然郭士纳没有参加，但IBM派出了好几位高级主管。但据当时参与此项目的投资银行家事后透露，曼兹长篇大论地谈论Lotus Notes是如何珍贵和IBM应当如何保存莲花的独特企业文化等等，使整个会议像是个企业管理哲学探讨会。谈判进展不大。

6月1日IBM谈判小组对进展感到乐观。双方就员工待遇、收购价格和法律问题等做了细致的谈判。IBM同意让莲花保存原来的总部和销售队伍，独立于IBM现有系统之外。甚至莲花公司对同性恋伴侣的家属待遇都得以保留（这在传统的IBM文化中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双方在股价上的分歧很大。到了那天下午，绝望的IBM队伍离开了纽约城回到公司总部阿蒙克汇报。

可是，到了晚上曼兹却打电话到阿蒙克说，他认为应当继续举行会议。IBM和银行家们又回到纽约，发现莲花甩出了每股68.5美元的收购价。相对当时30~35美元的市场价，这太高了。

6月2日星期五，郭士纳亲自出马。双方终于在原则上达成一致。莲花董事会和IBM董事会分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收购建议。

6月5日星期一，IBM宣布正式收购莲花公司。收购价高达每股60美元。由于此收购仍然属于敌意兼并，又经过两星期的马拉松谈判，6月11日IBM最终以每股64美元收购了莲花公司超过97%的股票，总计金额35.2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的软件公司收购案之一。分析家指出，IBM急于达成协议，是为了对付微软公司即将发布的竞争产品Outlook。由于这次收购，IBM终于可以在一个主要企业软件领域领先于微软公司。

案件的发生

早在1995年4月底，一位叫劳伦·卡双乐的IBM公司女秘书，在为上司复印材料时得知IBM正在考虑收购莲花。但是，她也知道谈判结果还不明，并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此间，她也一直让她的丈夫罗伯特·卡双乐知悉这一切。6月1日晚上，IBM公司与莲花公司达成原则上协议后，劳伦·卡双乐知道事情已告成功，并将于6月5日左右正式对外宣布。她也把此信息告诉丈夫罗伯特。罗伯特是一个寻呼机推销员，夫妇俩的收入仅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并不富裕。他们从来没有买卖过股票，也没有证券户头。由于不懂得如何从这个消息中牟利，罗伯特与好友麦克·格林商议，格林于是购买了一些莲花公司股票，另外也买了一些莲花的股票期权。6月5日，IBM正式公布收购消息，格林卖掉了这些股票和期权，共获利1.7万美元。格林付给了罗伯特·卡双乐3 500美元以报答他的内幕消息。

同时，罗伯特·卡双乐也打电话给另一好友杰力·美赞，请他代购一些莲花股票期权并分享利润。美赞的律师后来宣称，卡双乐两次打电话给美赞，他都没有答应。只是第三次接到电话时美赞才决定买下850股莲花股票。6月5日再卖出时，美赞净赚了2.75万美元。他付给卡双乐4 000美元作为回报。

得到内幕并买下股票后，美赞于6月2日告诉朋友约瑟·皮确诺，并声明这是从IBM雇员中得到的内幕以保证其可靠性。皮确诺于是也购买了不少莲花的股票期权，等到6月5日之后卖掉时净赚了4.82万美元。他付给美赞1.78万美元以感谢他的内幕消息。此外，美赞还在当日告诉了他的堂兄彼得·美赞，后者买下更多的莲花软件股票期权，净赚了8.42万美元，并付4 000美元给杰力·美赞作为谢金。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图4–17只给出了整个消息扩散网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况大致如下：

1. 美赞6月2日告知了约翰·美威尔。美威尔当天下午购下了许多期权，到6月5日净赚11.5万美元。

2. 美赞又打电话给里查德·克夫兰，克夫兰因为自己没有股票账户，继而将此消息告诉了他堂妹的丈夫多明哥·阿尔巴。当天，阿尔巴帮助克夫兰开了一个账户，克夫兰买入的莲花股票净赚了2.46万美元。

3. 阿尔巴自己购买的莲花股票期权净赚了4.94万美元。

4. 阿尔巴又进一步告诉他的生意伙伴多明哥·斯内力和朋友约瑟芬·德奇科，这两人各获利4.94万美元。

5. 克夫兰还告诉其他三个生意上的熟人詹姆斯·日百力、杰拉德·维尔斯和拉尔夫·瑟伯。

6. 彼得·美赞是当地一家熟食店的老板，他也告诉了生意上的熟人。

图4–17中可以看出，美赞告诉的人最多。就这样人传人，朋友告诉朋友共有6层之多。

美国证监会最终发现，共有25人根据劳伦·卡双乐的内幕消息在6月2日购买了莲花的股票和期权。6月5日，IBM正式对外宣布收购莲花公司，被告们总共获利达130万美元。大部分被告是生平第一次购买证券，更没碰过股票期权。他们的职业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推销员、比萨饼店老板、打印机修理师和小学教师。可以推断，内部消息是他们进行交易的唯一根据—这是后来证监会调查的重要出发点。正因为他们不是老手，内幕消息一经传出就不可收拾。所有涉案人均是纽约市或新泽西州居民，许多属于同一个社区。

美国证监会的调查

IBM公布收购莲花公司后，人们再回头一看发现，6月1日和6月2日这两天的莲花股票交易量比5月份任何一天的都高。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两天也是上述内幕交易者活动的高峰点。这些异常交易立刻引起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期权交易所的注意。这些机构都有交易活动的跟踪和监察软件系统，一有异常举动，立刻会给监察人员打出提示信号。

发现这些异常交易后，美国证监会通知其在波士顿的办事处人员立即立案调查（莲花公司的总部在波士顿）。通过调出6月5日之前数天内莲花公司股票、股票期权的交易记录，他们首先对所有这些在此期间买进过该股票及其期权的股民账户进行分析，以此初步判定谁可能有嫌疑。尤其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新开的账户，而且这些账户没有买进任何其他证券，只交易过莲花的股票和期权。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些新开的户头只买卖过莲花公司的证券，入市的时机把握得如此之准，实在是太巧合了。这一道理实际很重要，它也是美国证监会一贯使用的调查内幕交易的手法，因为这些新手只买单只股票的交易记录一旦在法庭显示出，被告就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相反，如果被告是一个多年的股民，而且他的户头记录上有多个不同公司的股票，那么他完全可以说“我是碰巧买到莲花股票的”，这就会使证监会在法庭上难以站得住脚。

根据以上逻辑，调查人员首先找到阿尔巴和斯内力的交易记录。按照美国《证券交易法》给予美国证监会的特殊稽查权，调查员有权对嫌疑人发出传票、进行询问，也可向金融机构抽调任何账户。阿尔巴和斯内力在接受询问时，必须宣誓作证。两人均否认说除他们自己外还知道任何别人在同时期买过莲花的股票和期权。可是后来克夫兰和德奇科却供认说，他们曾经从阿尔巴和斯内力那里得知内幕消息，也彼此知道大家都在购买莲花的股票或期权。因此，阿尔巴和斯内力在宣誓作证时说谎，在美国司法程序中，这种撒谎构成“伪证罪”，本身足以导致坐牢。

实际上，美国证监会在1995年6月到1999年5月的4年调查中，对30多人做过多次传票和质询。这些涉案嫌疑人中，共有11人在宣誓作证时撒谎，进而犯下“伪证罪”，结果这些人先后坐牢3~6个月不等。其中，美赞因“伪证罪”在1999年坐牢6个月。

通过交易记录首先查出阿尔巴和斯内力，进而查出克夫兰和德奇科之后，调查人员根据他们的电话记录，沿着图4–17中的传递网往上和往下追踪。对于美国证监会来说，为下一步以“内幕交易罪”起诉这些交易者，他们必须找出最初的消息来源，并且此消息源必须是IBM或莲花公司可能知情的雇员，或者是参与谈判的律师、会计师等。否则还不能构成“内幕交易罪”。换句话说，如果张三随便听人说“IBM要收购莲花公司”，不去查证说的人是否对任何一方有诚信责任，进而买下莲花的股票，那么张三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经过近4年的传票调查和各种记录分析，到1999年初美国证监会终于把整个“谁告诉谁”的内幕传播网查清，也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和证词来证明最初的消息源是IBM的女秘书劳伦·卡双乐。（未完，待续）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年的财务状况，2005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元，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元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 000多港元。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他银行和金融公司还不包括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 000多港元的利润的原因，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大陆作一个比较。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47 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账的比率也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程度远远比中国高，所以它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产生呆坏账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 000个非银行的金融与融资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是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我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从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为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减少，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年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据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100%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基金会也都是如此。这几年，印度股市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几甚至更多。很多基金会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人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它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有点迟钝，但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它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治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难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国内各家电视台的节目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进去一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资金，在国家垄断银行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制度变革这两个根本性的杠杆发挥作用，仅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二是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一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泡沫破灭引发经济衰退

——重温1929年美国股灾

20世纪以来，美国历经数次由泡沫引发的股灾，其中以1929年的股灾为最大。为了更好地认识这次以及任何股市泡沫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重温1929年股灾后的大萧条。

1929年席卷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危机危害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久、影响范围之广、政治干预之多，在当代史中绝无仅有。寻求对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原因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是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辩论的焦点。甚至围绕大萧条成因的解释，形成了今天流派众多的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包括政府不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技术冲击、投机盛行、社会分配不公、道德沦丧等等，但有一点却是各家都认可的观点，即投资者非理性乐观的情绪是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之一。人们不禁要问，难道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没有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吗？

飞扬的二十年代

20世纪20年代同样被当时人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一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发表了他对新时代的看法。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处在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机会和富裕成为20世纪20年代醒目的标志。美国股市在历经10年的大牛市后，20世纪前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在1929年10月22日的《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可是，没过几天股市泡沫就开始破裂。

股市泡沫的培植、经济超速增长常常是技术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氛围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图2–22是美国1920年到1939年制造业指数的图示。从1920年开始，美国制造业飞速发展了10年。1921年的指数水平为67点，而1929年的该指数已经到了119点，制造业保持了超过6％的增长速度。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后，到1932年该指数仅有63点，比起1929年高峰时跌了47％。

就工业技术而言，一战中以及之后，传统的石油和钢铁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而新兴技术引发的汽车、电气和飞机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战争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民用经济的推动效果很明显。如果用投资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资本数量来衡量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推广速度，我们发现1915年用于新设备和新工厂的投资约为6亿美元，而到了1918年，这一数字已达到2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00％！新工厂的建设和新设备的投入使用，为制造业的加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亨利·福特的话形象地表达了当时工业界对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的自信，“美国人现在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意款式、任意色彩的福特汽车”。

图2–22?美国制造业指数（1920~1939年）

数据来源：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除了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的泰勒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1914年到1927年间美国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8%）、政府与大企业的密切关系、信用消费形成等因素都促进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腾飞，同时也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加非理性、使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使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上升，消费能力增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供应商采用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采用更新的技术以及更大范围地运用科学管理模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促进更高的消费。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机制。

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当时人们追求的消费包括收音机、电影、新型电器（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等）、汽车等等。对新汽车的追求永无止境，当福特在1928年宣布他将推出新的A型车时，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对这种尚未谋面的汽车下了订单。“新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结构。

20世纪20年代对经济前景的自信更集中地体现在股票市场上。在股市最狂热的1929年夏，美国封闭式基金的价格远远超过其资产净值，比二战后封闭式基金平均升水水平高出60％，这意味着资产的价格远远高于资产的价值。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即使存在作空机制，也不能完全抑制当时股票价格的上涨。在投机最盛行的1929年1月，当股票作空方借入股票时（这是作空交易运作的一部分），需为借入的股票支付18％的月利率，这意味着很难借到股票去作空，以致使作空机制无法抑制股市泡沫继续膨胀。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估算：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75点到1929年顶峰时的370点，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3%。假设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变，如果370点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话，那么包括在道琼斯指数中的公司利润的增长速度应该约为每年33%，而且是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还极少出现！倒是半个世纪后1988年的日本，其GDP增长率如果按升值后的汇率计算的话高达36.5%，但那显然只是昙花一现。

像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一样，1929年的危机前同样是一片欣欣向荣。社会中涌动的暗流，像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信用受到破坏、上市公司行为扭曲，都被节节攀升的股市和对幸福未来的预期冲得无影无踪。

苦难岁月

1929年股市崩溃引发了全世界长达10余年的经济衰退。图2–23是道琼斯指数从1921~1939年的水平。长达10年的大牛市把道琼斯指数从70多点推到了360多点。在股市最高峰来临前曾经有个短暂的调整期。1929年3月的指数略低于2月指数水平。但是没有人相信股市会下跌。从图2–23可以看到，在股市最低谷的1932年，指数水平只有崩溃前的12％左右。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该指数还在153点，只有崩溃前顶点的42%。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股灾中，摩根银行试图托市，政界、工业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出面表示对经济的信心，但这都稳定不了投资者恐慌的情绪。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过去10年的股市扩张中受到严重伤害，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20世纪20年代的美梦对美国人而言已经是明日黄花。

图2–2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我们可以从反映实质经济的四个指标：真实GNP增长率、失业率、国际贸易数量和软饮料的产量来看股市崩溃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灾害性后果。图2–24显示了大萧条前后真实GN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真实GNP增长率是客观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我们发现在1930年第四季度GNP增长率降幅最深，为10.05%。

图2–24? 美国GNP增长率（1921~1934年）

从1929年第四季度到1933年第一季度，连续出现了14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累计负增长为-68.56%。GNP指数在1933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仅为53.2点，相当于1928年基准水平的50％，比20世纪20年代经济起飞时1921年的59点还低。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至少倒退了10多年。

图2–25显示了大萧条前后失业率的变动情况。股市崩溃的1929年，失业率为2.5%，之后失业率迅速上升，到1933年达到创纪录的25％，这意味每4个人中就有1人失业。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到二战爆发的1939年，失业率仍然处于17％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战后，在美国历史上失业率最高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是12％（1981~1982年），这已经让很多美国人心有余悸了。

图2–25 ?大萧条前后美国失业率水平

1929年经济危机另一显著特色是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化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纷纷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图2–26显示了大萧条后世界总贸易数量的变化趋势。我们清楚地看到1929年后世界贸易水平急遽下降，低谷时的1933年只有1929年世界贸易水平的1/3。

图2–26?大萧条前后世界贸易水平

数据来源：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Peperession 1929~1939”

经济危机对大萧条前新兴发展的行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个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新兴行业—软饮料行业作为分析对象，结果见图2–27。大萧条前，软饮料人均产量稳步增长，从1921年的人均41升上升到1929年的人均53.1升，上升了29.5％。经济危机对软饮料的生产和消费影响巨大。到1932年，人均产量只有27.1升，仅有1929年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该行业在1932年市场规模的急剧缩小，厂商、工人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失去工作不仅对个人造成了经济和精神痛苦，而且失业者的家庭也因此变得不稳定。大萧条中结婚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15％，而离婚率也降低了25％。历史学家发现离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双方不愿意承担分居后的住房费用。大萧条期间出生的新生儿长期缺乏营养和医疗护理，约有200万~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大量无家可归者栖身于铁道边简易的纸棚，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恶化。火药味最浓的事件是1932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两万多名老兵由于没有拿到抚恤金，在华盛顿搭建起他们的“临时城市”，发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惊恐的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率领军队驱散老兵，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次非常不光彩的用武力对付和平请愿的事件。

图2–27 ?美国软饮料人均产量（1923~1939年）

数据来源：M. Bernstein 1987

小结

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和随后十年的经济萧条是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10年，由于股市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实质经济能支持的速度，社会又没有及时的纠错机制来制止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进一步分离，泡沫的继续膨胀也就不可避免了。从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让美国经济逐步摆脱衰退，而美国股市回到崩盘前的水平时已经是1958年，也就是说，美国股市用了近30年时间“推倒重来”。大萧条的历史经验给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启发和警示作用是非常深远的。不能人为地培植股市泡沫。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首先让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也是只允许国企。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 159项，第一批将被取消的有800余项，但还会剩下3?300余项。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茅于轼语）。”

那么，在中国创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的创业生态环境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不妨以公司注册、开业手续为例，来证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家们和公司首先不应该受到比“国际标准”更多的束缚。如果中国企业被行政管制捆得紧紧的，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制，它们怎么能有更好的竞争力呢？

公司注册与审批程序

创业的第一步是注册一个公司以及走过所需要的行业准入和审批程序，得到各种执照和审批后才可正式开业。在不同国家，开业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别也非常大。在法治好的国家，除非政府行政部门能证明你有违规行为，否则无权在到期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在法治差的国家，即使你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也会始终面临被不清不白地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在那里，行政审批和被随意的管制是一场“持久战”。

由于不易收集各国对已经开业经营后的公司的行政管制数据，我们还是主要以公司注册、审批程序的过程为比较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注册审批程序很长、费用很高，那么它对一个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对85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图2–13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个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当然，对于一个申办中的公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此外，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在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图2–13?从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经过的审批步骤数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2–14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序可能更长。

图2–14?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图2–15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图2–15?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Mafia”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维系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壁垒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 0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日本大约为82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万元，其他欧盟国家约为20万元，见图2–16。

图2–16?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像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众所周知，戴尔电脑公司是戴尔上中学时在自己家车库做起来的公司，微软是盖茨上大学时创办起来的公司，两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岁左右，但已多年保持世界前五名首富地位。试想一下，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股份制公司，那么这1 000万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美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与美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远是平民、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会创业致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金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亿，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亿资金也可在一夜间蒸发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 000万注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壁垒使个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Pigou）于1938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等。因此，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 000万元注册资金，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通过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至图2–16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股市泡沫的危害

——解读美国股市危机

2001年至2002年，美国一连串的上市公司假账事件使人瞠目结舌。安然、凯马特（Kmart）、Qwest、环球通信、安达信，然后又是世界通信。当然，这些公司在美国都是家喻户晓的超大公司。这些大公司背后肯定还有规模小但数量众多的小公司，对它们的假账行为媒体还没顾得上报道。今天，人们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之低，以致高盛公司总裁鲍尔森最近感叹道，“你每天拿起报纸，看到一起接一起的公司丑闻，你真想哭！”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大规模假账行为是由于美国股市监管不力，还是因为其他系统性的因素？一种最轻易、也是最流行的答案是：美国股市监管力度不足，应大大加强管制。可是，除了在会计规则、有冲突的证券业务间增加独立性、管理层报酬机制及董事会等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外，今天还找不出比美国更好的市场监管模式。如果进一步增加政府对上市公司运作细节的管制，那么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了新的政府干预而必须在企业自主经营权方面付出多少代价？

换句话说，即使美国政府的管制一直是无孔不入，今天看到的众多美国公司作假并随即破产的事情难道就不会发生？监管力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更多的行政监管只能是利少弊多，那样或许对减少假账行为有帮助，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20世纪90年代炒成的股市泡沫必须得“硬着陆”的事实。所以，美国股市今天的危机不是监管不力的问题，那只是“标”，更深层的原因是：任何人为炒成的泡沫最后只能破灭。股市泡沫可以是社会大众自发地、不约而同地炒成的，也可以是政府政策炒成的。虽然泡沫形成方式不同，破灭方式也可以不同，但破灭的事实一样。

股市泡沫的生命周期

从1720年英国“南海”（South Sea）泡沫，到1929年的美国股市泡沫，再到1990年日本经济和股市泡沫，每次泡沫从形成到破灭之过程是一致的。首先，要有一种流行的创业理念（比如新技术），使人们对未来充满无比的信心，对任何“概念股”都可随意地慷慨解囊，感受到“新时代”的到来。其次，要有“这次与以前不同”的理由，需要名人和媒体在“概念”上炒作，把股价越抬越高。再次，要有某种经济或金融事件使实体经济突然或显著恶化。这种恶化使众多公司的收入和赢利能力突然大大下降，与反映在高股价中的非理性赢利预期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股市只能崩溃。

当然，在股价被炒到顶峰、所隐含的利润增长预期高得无法成为现实时，如果实体经济又同时急剧下滑，那么如前文所讲，像安然、世界通信这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只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实话实说。不过，如果管理层告诉股市“你们的利润预期太离谱”，其股价必然会大跌。这种前景对许多公司管理层和股东来说都是极可怕的，需要充分的勇气才能说实话。第二，像安然、Qwest和环球通信那样利用关联交易和金融工程手段来“制造”利润，这些手段在会计上并不违背现有规则，但可以满足股市的预期。第三，像世界通信那样在赤裸裸地违反会计准则的情况下乱记账，把经常性开支算成是可分摊到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性开支，于是当年的利润就制造出来了。

当然，一旦管理层觉得上述“实话实说”的选择不是“最优”后，另外两种选择的后果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安然和世界通信那样。但在选择第二或第三种“制造”利润之办法时，许多管理层会抱有“目前的经济困境只是暂时的”这种良好愿望。在2000年4月纳斯达克指数开始大跌后，美国的“新经济”开始振荡，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美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那些善良的经济师们预测“美国的经济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复苏”。在这种带有良好愿望的侥幸心理下，那些安然和世界通信的经理们可能想通过“制造”利润暂时渡过难关，等几个月内经济复苏后再回头去补那些“制造”的利润。可是，尽管经济师们一直在预测美国经济几个月内就会复苏，直到今天美国经济不仅没复苏，反倒每况愈下。在实体经济迟迟不能复苏的情况下，那些可混过一时但不能维持长久的利润“制造”行为终究要曝光。因此，如果美国证监会监管得“更严”些，或许他们能更早发现那些安然和世界通信们，但他们的监管再严也无法铲除这些公司作假的根本动因。

那么，20世纪90年代炒成的股市泡沫和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硬着陆”是否真能给美国上市公司带来如此高的造假动因，以致众多公司系统性地造假呢？美国对证券欺诈的行政、民事和刑事处罚是众所周知地严厉。面对这些威慑，如此多的公司还是愿意铤而走险，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和产生这些动因的股价泡沫必须是“史无前例”地大。

为看清这次世纪最大泡沫破裂的故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沸沸扬扬的“新经济”时代。这里，我们将不断引用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一书。该书的英文版出版日期也正好是这次泡沫开始破裂的2000年4月，许多人把这本书看成是泡沫破裂的导火线。我认为，这次美国股市信心危机的根本解释不在美国监管模式本身，而是在希勒的这本经典著作中。

世纪大泡沫

这次泡沫破灭带来的实体经济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这次泡沫本身也是近两百年以来最大的。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希勒将美国S&P500指数自1881年以来的市盈率列在一起。为帮助我们的讨论，图2–14列示出自1881年至2001年底该指数的市盈率，此期间平均市盈率为15.8。在1901年6月该指数达到第一次高峰时市盈率为25.2，但接下来到1920年10月该指数的真实价值与1901年6月相比下跌了67%。

图2–14?S&P 500指数历年的市盈率

资料来源：希勒《非理性繁荣》

第二次高峰是1929年9月，市盈率为32.6，已是整段时期平均市盈率的两倍。可是，正如我们所知，随即股市崩溃了，并使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举国上下日子艰苦。到1932年6月，S&P500指数累计跌了80.6%，直到29年后的1958年12月该指数才恢复到1929年的真实水平。

第三次高峰是1966年1月，市盈率也只不过是24.1，那次对股市的信心主要来自人们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的才华和能力的崇敬，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到了1974年12月该指数的真实水平却比1966年1月跌了56%。到1982年，美国股市达到新低。可是，指数从那年反弹后，整个牛市基本不回头。尽管在1987年10月出现过“黑色星期一”的狂跌，但股市的“牛”气很快得到恢复，并继续重回牛市。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升温，加上二战结束后的美国生育高潮期出生的一代逐步进入壮年并为下一代和养老而存钱投资，这导致大规模的养老金全部进入股市，使整个股市甚感“新时代”的到来。正如大家还清楚记得的那样，一时间人们亢奋地感觉到一切都会因互联网技术而改变，包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事业方式和商业模式。在一场非理性的对未来充满亢奋的环境下，S&P500指数市盈率于1999年12月达到新纪录：44.2。

今天因造假出名的这些公司都是当年的大红股。例如，世界通信股价于1999年6月达到64美元顶峰，Qwest于2000年3月达62美元最高（见图2–15），环球通信于1999年3月和2000年3月达到最高价（见图2–16），2002年1月申请破产。还有安然、朗讯、施乐等公司股票，这些公司充分利用“概念”和资本运作，一时间成为股民最热衷的明星股。

图2–15?Qwest通信公司过去的股价

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热度也可以从原始股（IPO）发行数和股票增发次数（SEO）来看出。图2–17给出1970年到1999年间每10年的IPO和SEO数量。一般而言，股市越热时，想通过股市以IPO和增发股票融资的公司就越多，因此IPO和SEO的总数就越高。就像市盈率一样，IPO和SEO的数量也是反映股市整体热度的指标。图2–17中看到70年代10年中美国公司IPO总数为1 640家，SEO总数为1 082家。但到90年代，IPO数猛升至5 103家，SEO数则为4?867家。可见这些年热度的膨胀。

图2–16?环球通信公司过去的股价

图2–17?美国历年IPO和增股（SEO）情况

泡沫的支持者们

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中列举了这次泡沫的主要经济和社会要素，其中一个要素是整个社会的炒股热情和股民们的盲目自信。自1989年开始，希勒每月对美国投资者作抽样调查。比如，1999年有一个调查提问是，“你同意以下观点吗？—对于长期持股者来讲，股市是最好的投资场所，可以在股市涨跌中买进并持有股票。”结果，76%的人回答说“非常同意”，26%说“有些同意”。因此，高达96%赞成这种观点，可见有多自信。

另一个有意思的提问是，“如果明天道琼斯指数下跌3%，你猜后天该指数会跌还是涨？”1989年时，只有35%的股民说“会涨”而34%的人说“会跌”。到1996年有46%的说“会涨”。到了1999年有56%的人说“会涨”，说“会跌”的人只有19%。20世纪90年代的炒股潮使人们的信心大增。

图2–18给出自1989年到2001年初希勒教授制定的“投资者信心指数”（One-Year Confidence Index，该指数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具体运作），这指数反映“有多少比例的投资者认为股市在随后一年中会涨”。图中虚线反映的是个人投资者，实线反映的是机构投资者的情况。我们看到，个人股民的信心从1989年的65%直线上升，到2001年9月以后一直维持在90%左右，也就是，有90%的股民认为股市在一年内会涨。而机构投资者的预测则变化较大，在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他们对股市未来的信心达到低点，说明他们比一般大众要理智些。

图2–18?希勒教授的“投资者信心指数”

图2–19?美国历年消费者债务情况

当然，仅仅对股市前景充满信心还不够，把信心转换成高股价还必须有资金支持。绝大多数股民收入不高，但申请信用卡和以房屋作抵押贷款在美国极容易。就像我的许多朋友，在1996~2000年间辞掉多年的工作并最大限度地借款，专职炒股。正因为这样，美国老百姓的债务一直呈直线上升，如图2–19所示。1970年的个人债务总额为134兆美元，到2001年则升到1 674兆美元。当然，这些个人贷款并不都投入了股市，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牛”市的确从这些贷款中受益。因此，有了容易的银行信贷，股市泡沫更能得益于非理性亢奋的催化效应。

还在继续的泡沫破裂

2000年中期股市泡沫开始破裂，随即使实体经济发生“硬着陆”。先是迫使众多年轻的互联网公司破产倒闭，尤其在2001年公司大量裁员。比如，图

2–20列出了从1997年至2001年全美公司执行大规模裁员的次数，1999年和2000年分别裁员5 600多次，可是到2001年则猛增到8 358次。

图2–20?美国公司各年大规模裁员的次数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

持续两年多的股市崩溃，使S&P 500指数从最高时的1 554点跌到2002年中期的800余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则从5 132点跌到2002年中期的不到1 300点，跌幅约75%。这让那些靠贷款炒股的股民深受重挫。大量的公司裁员也必然使更多个人破产。图2–21列出了自1980年以来每年申请破产的个人总数。1980年美国有28.7万人破产，可是到2001年，则有145万多人破产，创了新纪录。从图中看到，即使在1997年和1998年股市兴旺时，破产人数也不少（1998年夏天俄罗斯债务危机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对冲基金破产，给整个股市带来持续数月的冲击）。部分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股价异常波动，在动荡中难免有投资者损失过头。个人破产数还在不断上升，2002年头两个季度的破产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约5%。

既然公司大量裁员，失业率上升，个人破产数有增无减，那么各个行业的公司收入无法满足当年的非理性预期也成为一种必然。正如前面所说，一方面股市的预期极高，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不帮忙，上市公司管理层就被压在中间。对于像安然、世界通信等这些当年红火的上市公司，这种压力尤其突出，迫使它们做出可能并非情愿的选择。

图2–21?美国每年申请个人破产的人数

数据来源：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e

给中国的启示

这里，我们对新世纪之初美国股市危机的解释无疑是粗浅的，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无法作更细的举证和解释。美国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为国内关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监管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多素材，特别是通过比较，让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在事后纠错机制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让我们无不感到佩服的是，出现问题后，美国的公司、市场、媒体、证监会、司法和国会立即全面进入自己独立的角色，进行补救和反思。这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90年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至今还没从那场恶果中发展起来。关键是日本没有类似有效的纠错机制。为建立一个完善的股市，一个国家必须无选择地面对问题、鼓励并保护媒体去揭露上市公司的问题、欢迎广泛地讨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

美国的股市危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人为炒成的泡沫必然会给实体经济和社会带来伤痛。中国的股市在整个经济中还不是举足轻重，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股市即使培育了泡沫也不会有恶果。一个或几个“蓝田神话”也许拖不垮整个国民经济，但如果把上市公司也朝着“神话”或者“超概念化”的方向拉，这些上市公司或许能像安然、世界通信那样瞒过一段时间，但泡沫终究会破灭的。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 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

财富观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

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制度资本

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从来没有禁止民间投资进入加油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 1998年，由社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关闭，让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

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

金融创新、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

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 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 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 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

图2–1?全国住房货款余额

当然，我们会认为，只要银行愿意随意多贷款，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让一些人成为首富。但实际上，个人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果，其内涵远非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银行的这些个人贷款风险非常低、收益好（至少比给国有企业贷款更可靠），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上讲这种按揭贷款的对象—居民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动力所在。如果能按照由住房贷款所启动的金融创新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社会福利会快速提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才能使中国经济更多地靠内需而增长。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图2–2?北京市城镇居民储蓄率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

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 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 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 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 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 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美国2002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3），跟北京2002年17.5%的储蓄率相比（见图2–2），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实际上，美国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例，自从有银行以来，住房质押贷款一直都是美国银行的正常业务。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住房贷款的期限都很短，不超过5年，因此能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有限。另外，那时的按揭贷款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在住房贷款到期之前，借款方每月只需支付利息，等贷款到期时再把所借的本金一次性还清。这种支付安排一方面使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银行不愿意作太多住房贷款），另一方面给借款方带来太多的支付压力：一次要还清48万本钱，从哪里找这么多现金？因此，一般大众享受不到住房贷款的好处。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股市泡沫越涨越大，使很多人买下大房子，房地产价格也越涨越高。1929年10月到1931年期间，股市泡沫持续破裂，使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达到空前高度（最高时为25%，即每4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样一来使许多人无法在其住房贷款到期时归还那笔一次性的本金，这些居民只好选择个人破产、搬出住房，让贷款方银行接过被质押的房屋。毕竟，这些房产的价格也随股市泡沫的破裂而大跌，迫使大批中小银行和信贷机构倒闭。因此，当时的住房贷款在证券结构上的弊端加重了那次经济危机、银行危机的深度。

反过来看，也恰恰是那次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933~193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经济立法，包括重造股市的《证券法》（1933年）和《证券交易法》（1934年）、重组银行业的《银行法案》（1933年，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安全法》（1935年），以及重整居民房地产业的《全国住房法》（1934年）。其中，《全国住房法》的立意在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简称“联邦房管局”或者FHA），由联邦房管局专门为低、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贷款保险，这种担保产生了两个主要效果：第一，贷款期限从原来的5年增加到30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在成家时就能买下住房。一般而言，住房贷款期限越长，居民的短期支付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图2–3?美国人均储蓄率

根据《全国住房法》的授权，联邦房管局于1938年成立“联邦全国住房贷款协会”，也简称为Fannie Mae，其作用是从银行手中买走住房贷款，搞活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这样一来，在银行为居民作按揭贷款后不用担心手中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流动性问题，这反过来又促使银行更愿意向居民作房贷。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二战结束，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开始成家立业。为照顾这些军人成家，国会于1944年通过法案授权退伍军人服务部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住房贷款担保，而且要求即使借款的退伍军人无法支付任何首期款也应为他们担保。1970年，由Fannie Mae分离出来的“政府住房贷款协会”（Ginnie Mae） 开始推出住房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其运作方式是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该贷款包分成数份、以质押证券的形式向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发行。这一金融创新成为首例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它大大扩张了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不仅让更多居民得到利息更低的住房贷款，而且也为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提供了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流动性。

从图2–4看到，1950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 090亿美元，1970年为2 890亿美元，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 037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长了1.86倍，20世纪60年代则仅增加了0.38倍。但是，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房贷余额新增2.47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图2–4?全美国住房货款余额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当贷款期限为30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年贷下2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如果那时30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到1981年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银行要亏损10%。

正是由于上述利率风险，当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利率高涨时，众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因早些年放出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而出现重大亏损，迫使一系列银行与信贷公司破产倒闭，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那次危机又为下一轮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1981年初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居民可选择逐年浮动、每3年浮动一次、每5年浮动一次，等等。这一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使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信贷机构在内的公司更愿意为各种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

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

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

图2–5?在美国多少家庭拥有自家住房

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

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 679亿美元（见图2–6）。

图2–6?全美汽车货款余额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养老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中我们也看到，1998~2000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元，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没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筹钱相助；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无能力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很小。

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 和 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 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了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由政府来承担、支付。其实，除了由全国社保基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最基本的退休养老金之外，也应当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进入这些行业。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已开始推出兼顾“保险与投资”的证券项目—投资连接险，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即使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业务，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介入，这不仅能在增量上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显然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性。

金融创新的启示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 Ranis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做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体系，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组是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组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挣100元要花掉100.5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不同，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高低的影响不同。

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前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消费，甚至到手后还有46%留到以后消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前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一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即提前消费。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来花钱。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居民存款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居民存款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的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2005年人均可消费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收入信心的增加，2005年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美国人2005年还是存下了不少财富。

当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美国人花钱时会把收入和财富增值放在一起来算，而中国人可能只考虑实际收入的多少，不敢提前消费未来的收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土地价值、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值不是也升值了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更有信心地消费呢？答案在于三方面：所有制、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达程度。

财产是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了人们的财富感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流动性财富或说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土地升值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城市的房产终于变成私有了，中国人的财富感得到了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

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却不然，许多企业还是国有的，中石油、中国电信、宝钢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元还是1 000亿元，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有影响。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型国有企业靠垄断增收，它们的赢利越多，意味着老百姓为垄断支付的就越多，对老百姓的开支预算是负效果，不是正效果。

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比重越大，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在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但是，仅有土地私有、资产私有化还不够，土地和其他各类资产还必须商品化、市场化，必须可以自由买卖流通，否则这些财富只能是死财富，还是不能完全地进入个人消费预算里。没有流通性的资产是不能轻易变现的，如果是这样，资产价值的涨跌只是名义上的，不能被立即消费。因此，活跃的土地市场、房产市场、资产市场是关键。在美国，不仅什么资产都可以自由买卖，而且都有很活跃的交易市场，许多种资产的流通性都接近现金。在中国，虽然农民和其他人现在可以转让、购买某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其交易范围严格受限，交易程序和手续非常漫长。乡镇与农村的房产基本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其交易市场基本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被用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因此，这些资产都缺乏变现途径，是死财富，这就大大抑制了乡镇与农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虽然商品房市场越来越火热，但时下要求进一步限制房产交易的呼声很强，要求加强管制，增加交易税和房产税，为交易设置各种障碍。如果真的这样，那必然把中国目前最具流通性的资产又变成死资产，割断消费跟这部分财富的联系，压低城市的消费水平。

发展金融业减少储蓄压力

当然，即使实现土地等资产的私有，并且也放开实物资产交易，可能还是无法完全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他们消费预算的一部分。毕竟，除了土地、房产这些实物资产外，其他诸如人力资本这样的资产或说财富都是无形的，不便于直接交易。比如，如果张三刚读完博士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的主要财富可能不是土地或房产，而是他未来年复一年的工作收入流，这些收入流今天的总折现值即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为例，在美国留学8年的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海上坐船5个多月，于1855年初回到老家澳门，见到作别10年的老母亲。按照容闳的自述，回家后他与母亲见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见面都流着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我告诉她我刚刚结束了5个月的可厌可烦的航行。我读的大学是耶鲁—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4年完成，这就是我在美国待了这么久而未能及早回国的缘故。我还告诉她，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被理解为一流人才；而这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容易些；并且它能赋予这个人在众多男人们中间更大的影响和势力，凭着所受的大学教育，他更有可能成为那些男人们的领袖，当然，尤其是，他不仅有才干，而且又具有永久性的高尚品质。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不过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①

这段故事不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意义重大，而且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即是他的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值多少钱呢？今天我们知道，它的价值等于容闳未来收入流的总折现值。由于未来的收入连容闳自己都无法肯定，这种收入流的价值评估当然不容易，但那是另一个话题。问题是，就像容闳母亲所问的，“这学位能换多少钱？”也就是说，这人力资本确实值很多钱，但如果不能把这笔财富变现、至少部分变现，如果今天不能享受这笔财富（哪怕是一部分），在他母亲看来，这又值什么钱呢？

关键在于金融发达还是不发达。金融发展的作用之一是让那些容闳们、张三们有办法把未来的收入流提前变现，使人力资本从死财富变活。当然，由于人本身不能作抵押，必须通过其他实物资产作抵押，其直接效果是让人们变相把未来的劳动收入证券化。比如，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是用你买的房产和汽车抵押，但真正依靠的是你未来的收入流，指望着你未来的收入能支付完这些贷款。这种提前消费的好处是让你把人力资本变活了，让你不至于在年轻最能花钱、最想花钱的时候偏偏没钱花，而等你老了不能花钱、也不想花钱的时候偏偏钱最多。

1998年之后，中国先在50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在此前后又推出汽车贷款，这些当然缓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储蓄压力，让他们的消费预算大大拓宽，能够将一部分人力资本提前变现，并能很快买到房子、汽车，也能有更多的现金让小孩上更好的学校等等。但到目前，这些金融品种对广大小城市、乡镇和农村是不开放的，他们没办法提前享受到人力资本的好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储蓄率远低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

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市场非常发达，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美国人都可用土地、房产、汽车作抵押将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稳定收入流也可用来作为质押贷款。美国有１亿多人拥有信用卡，而且不用先交钱就能使用。此外，企业股票上市也很容易，没有行政审批限制，美国工业产值80%以上是由上市公司生产的。所有这些发达的金融证券市场使美国的各种资产具有充分的流通性，使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能很快地变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在决定要花多少钱的时候，没有理由只根据当年的收入多少来计划，他们当然应该把其资产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

让各种资产通过证券金融品种流通起来，其效果还不仅仅是改善了资产的变现能力，而且也提高了资产的价值，金融交易本身也是在创造财富。比如，如果一个未上市企业的利润增加100万元，该公司股权的价值会增加多少呢？这往往说不清。可是，如果一个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加100万元，假设其股票的市盈率为20倍，那么该公司的市值就会涨2 000万元。换句话说，没有流通起来的死资产的价值有限，远低于活资产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收入的增加不仅影响到今天的收入，而且还会提高对整个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产生更高的财富效应，使人们更愿消费。

资产运营市场化与证券化促进消费

我们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还花得不情愿，花得心惊胆战，总想着省钱。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不仅把今天挣的钱花掉，还把未来的收入预支过来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消费者金融品种等都还很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敢不多存钱。而在美国则是另一幅图景，其金融、保险都很发达。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土地是国有，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在众多管制下，许多资产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这些制度安排使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人们的财富感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成分，这些资产的升值自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在美国，几乎所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商品一样自由交易。特别是通过资产票据化、证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实物交易，美国的证券与金融市场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这不仅使美国家庭的财富很“活”，各种财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们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费。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内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瞬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当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还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中国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本文的主题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探讨的角度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些制度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个是“如何”构建这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所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做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但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勉强发展的市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①

对中国经历的一种解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则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剧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声称要用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 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付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方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 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 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内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剧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里人们在单位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很低，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很高，迫使劳动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能得到营业执照、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4位教授在2001年对85个国家完成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做了估算① ，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们、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①。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图2–7中把107个国家按其1990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份组②。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图2–7?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图2–7给出在2002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平均比重①。一般讲，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第三产业越发达。由图2–7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图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图2–8中。图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2–8?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图2–9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图2–9?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比例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INBN：978-7-5086-1314-7

《酒鬼记》

作者：郑作时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酒的故事、一个中国白酒与艺术大师黄永玉的故事、一个中国白酒企业50年的故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的故事：一种出自乡野但奇香无比的美酒，一个无师自通、闻名海内外的大画家，几个不甘平凡、有志于做点事业的普通中国人，一个落后但却非常美丽的多山之州和一种国门初开时万物复苏的环境，把这些要素加起来，就出现了一个辉煌一时、却又很快沉寂的中国公司的故事。

酒鬼酒，出自于风光美丽的湘西边城之地，成长于国家领导人和艺术大家的怜爱之中，历经50年风雨的种种坎坷，从一个地方不知名的小厂，最终汇入新国企的航母编队之中。在改革开放中沉沉浮浮，几起几落，命运飘浮不定。曾有过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一度走出国门的风光，也有退身于湖南、甚至湘西一地的落魄。其中的传奇，经数十位亲历者诉说，最终构成一个中国企业的孤证式标本。

作为一个珍稀的标本，酒鬼酒公司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初，鼎盛于民族工业最旺的20世纪90年代，而衰落于21世纪中国市场全面竞争开始之时，经历了老国企、民企改造型国企和股份制的新国企三个阶段。它在每一个阶段的沉浮，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证。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向何处去？酒鬼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

他们说：

我终于见到酒鬼酒的出生地了！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之一李瑞环到酒鬼酒厂视察时发出如此感慨

酒鬼酒解“湘”（乡）愁。

              ——马英九如是说

湖南三宝：王烟、鬼酒、君山茶。

——湖南民谚，其中王烟是芙蓉王牌香烟，鬼酒即指酒鬼酒

作者简介：

郑作时：

197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浙江大学材料系。

毕业后进入金融行业，从普通英语翻译，历经升迁，任高级经理人。

后进入媒体行业，在《南风窗》杂志从普通记者升至高级记者，并主管过杂志上海站全面工作。

2002年开始涉足财经书籍写作，为“中国本土最佳商业作者奖”获奖作者之一。

著有：

中国最优秀企业家刘永行传记：《希望永行——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

中国最优秀互联网公司发展史：《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中国最杰出民营造车企业主独立评传：《汽车“疯子”李书福》；

其中，《希望永行》已发行中文繁体字版；《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已发行日文、韩文字版。

陈志武

对于一个封闭多年、人口众多的计划经济国家，当它重新走市场化道路、加入全球化秩序时，积压多年的后发潜力在初始时期必然会快速发挥，经济会迅猛增长。这种太快、相对轻松的增长，往往带来非理性亢奋，让人得出错误结论。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来得很快，似乎也来得容易。试想，打开国门、放开私人创业的手脚，还给老百姓投资、生产、定价、运输和销售的权利，就可以带来这么快的增长，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得到这么快、这么大的提升，这让人自然要问：为什么这种政策不早几年、早几十年推出，非得等到经历1958年后的大饥荒、“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才做呢？——这么简单的政策举措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效果，似乎来得有点太容易了。其实，这种成功的背后有某种根本性的原因，有某种已经存在、等待了些许年日的“列车”，让中国只要决定乘上这一列车，就能迅猛发展。这个列车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全球化，就是两百多年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成果和有利于跨国贸易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正因为成就来得太快，也相对轻松，容易带来非理性亢奋，得出错误结论，这不仅使我们容易把成功的功劳全归结于自己，而且也让我们得出诸如“发展跟法治无关”、“经济增长跟产权保护无关”、“民主宪政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等短视性结论。不可否认，经过晚清洋务运动、民国改革开放以及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代一代维新人士、有识之士120余年的努力，到1978年时，中国才具备数量巨大的工人和科技人才群体，也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所以，一旦中国自己选择市场化方向并对外开放，很快地，仅仅通过模仿现代工业、依赖西方世界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国的经济就能腾飞。现代技术和全球化秩序带来的潜力实在太大，给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后发国家仅仅通过模仿也能一夜暴富。

客观地讲，一个封闭多年、人口众多的计划经济国家，当它重新走市场化道路、加入全球化秩序时，积压多年的后发潜力在初始时期必然会快速发挥，经济会迅猛增长，就像摘果子，沉甸甸的果子位置最低，理所当然地一下子就能摘到手。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那些位置最低的沉甸甸的果子，但不能因为摘到了这些位置最低、最容易摘的果子，我们从此就认定摘果子不需要高梯子了。实际情况是：越往高位，果子就越难摘，越需要高梯子。

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历不能说明“发展跟法治无关”、“经济增长跟产权保护无关”呢？为了集中讨论，我们就以致富方式为例。

从“无商不富”到“无股权不大富”

这些年谈论最多、也最令人兴奋的话题，是盖茨、戴尔、李彦宏、江南春等这些亿万富翁是多么富。盖茨的个人财产有600多亿美元！而且盖茨、戴尔是在二十几岁，李彦宏、江南春是在三十几岁就成了亿万富翁！相比于传统社会，这些数字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2008年，中国一般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 000元左右。那么，李彦宏14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就相当于65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盖茨的财富等于2 760万城镇居民的年收入。不管对传统社会，还是对今天的人来说，这些也都是天文数字！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创业者会这么富？他们的财富机器跟传统商人的有什么差别？如果把这些富翁的“财富机器”都称为“现代财富机器”的话，那么，宪政法治、产权保护体系在中间又起什么作用？或者说，在现代法治社会出现之前，是否有可能培植出这种规模的现代财富机器？

我知道，有两种说法历来流行，其一是剥削论，可能会说资本家是靠剥削获得这种超额财富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具建设性的解释，就好比看到任何事情时只说一句“事出有因”，然后不再细究原因，不管了；见到财富就以一句“剥削”定论，到最后，我们什么也没学到，没让自己或者他人增加见识。如果说微软、戴尔、百度、阿里巴巴的员工待遇不如其他公司，那可以去具体调查这些公司的待遇，去调查比较，去基于事实下结论。否则，更具建设性、对社会更有益的做法就是去回答：为什么同样是普通家庭出身的盖茨、戴尔、李彦宏、马云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而其他人却没有？他们的成功对广大社会的正面启示是什么？决策者应该做什么才能让更多普通人也有机会“步其后尘”？

其二是“他们拿绝对大头，我们拿小头的小头”，这种说法还是只停留在事实陈述，把数据重说了一遍，就像剥削论那样没有建设性。为什么我们只能拿小头？如果他们没有政府权力当头，如果他们公司跟客户的买卖是自愿交易而不是强制性的，那么，就不存在剥削。更有建设性的是去回答：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定价权而我们不一定有？怎样做让我们也能拥有这种“赚大头”的地位？抱怨很重要，但不一定有建设性。

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得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现在是“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制造产品、卖产品、卖服务来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积累，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要考虑生病、节假日等因素。

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比如股票市场之后，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贴现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让公司享有独立于创始人、大股东的“法人”人格，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就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的总贴现值，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未来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是无限的。

这就是盖茨、李彦宏、施正荣等能在二十几、三十几岁就成为亿万富翁的核心原因，在历史上没有过。

法治和产权保护是普及“股权致富”的基础

我们会说，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股权致富”呢？这就涉及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是决定能赚“大钱”还是只能有“小钱”的问题。

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决定了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理寿命，并“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私人利益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这个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靠股权致富而不是靠今天卖产品致富的第一要素是，公司具有独立于自然人的无限“法人”生命，这是股权价值等于未来无限多年利润流的贴现总值的前提，否则股权不值钱！只有企业有长久生命力，“股权致富”才有基础。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先生所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都走向衰败，说，“文兴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其两个儿子已分家，均在家闲着。因无人手经营及洋纱缺货，洋纱号已停业。…… 冯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死后家里兄弟七人分成七份，每家分得四十亩田，洋纱一包（值三万多元，1942年时价），铺面二间三层。洋纱号停业。”

张先生总结道，“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的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费孝通、张之毅两先生调查到的情况不是特例，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到今天仍然是“富不过三代”！在近代中国虽然有过北京的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缎店，江西药材店等“百年老店”，但这些只是千千万万家族企业中的极少数的少数，不是普遍现象。

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招募职业经理人？从这个意义上，由于儒家所主张的社会秩序（包括信誉秩序）几乎是排他性地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所以，儒家社会的“人际交易”范围和信赖范围基本不超出血缘网络，职业经理人不仅缺乏其生长所需的契约法律土壤，而且即使有了，也不一定有企业要，因为除非这些职业经理人是亲戚，否则企业东家怎么相信你呢？也正由于宋朝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得到根本性强化，使血缘外的信任体系更难有机会发展，非人格化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机会出现和发展。这样一来，中国传统家族企业难以走上非人格化的职业经理人道路。没有非人格化、跨区域的法治，企业的管理就超不出血缘，进而使中国企业走不出只有一代、两代，最多三代的宿命！因此，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难以靠“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所以，公司的非人格化、非血缘化管理是将其寿命无限延伸的前提保证，而实现公司职业化管理又以契约法律、法治秩序为前提。否则，没有几家企业会看重长远，短期是企业的注重点，进而，“股权致富”不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普遍致富模式。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亦即利润流可以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又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或者产权的界定根本就不明晰，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产权保护，自然没有人去相信公司无限生命的价值！

与此相关的是实物资产的产权化。在云南玉村，如果产权跟实物本身可以独立地存在、交易的话，那么，即使冯祥死了，他的兄弟七人也用不着将洋纱厂拆分成七份，让企业关门，而是可以将其分成七股产权，并同时让企业本身继续运作。不过，这又涉及围绕产权的法律支持问题。

最后，除了公司能长久生存、产权无限期受到保护外，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也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这就再次涉及法治、监管、宪政权力制衡的问题。

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当然，正因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硬苦力”，只要中国人愿意没日没夜地勤劳工作，即使只能靠传统的短期商业利润致富，尽管不是“大富”，那也行。只不过，这不是中国社会的长久愿望，因为中国人也有权利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至少，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阶段性经济成就并没有证明法治、产权保护对经济发展不重要，只是说明产权保护对低利润的经济增长不一定重要。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中国的宪政法治、产权保护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像李彦宏、沈南鹏、马云、施正荣也能享受到“股权致富”的威力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让公司在境外改制并到境外上市。也就是说，由于金融和公司法律的全球化，中国境内的企业可以选择变为另一个法律体的公司，受那个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约束，这种公司注册和相关法律的选择权，从实际效果上给中国境内企业提供了一个“股权致富”的通道。这种选择的存在反过来也迫使中国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得到发展，到最后，只有中国本身的法治进程达到一定水平时，“股权致富”才能成为本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模式。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07年中期之前，这些文章虽然不能针对任何问题都入木三分，但都尝试从不同角度讨论金融、法治、新闻媒体对致富的基础性作用。其中一些文章从表面看与“财富创造”不相关，但细看它们都很相关，这也是现代财富观的特征。我们的目的不在于以“剥削”去贴标签，而在于理解现代财富机器背后的机理。各篇文章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读，也基本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列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谅解。

《非理性亢奋》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

INBN：978-7-5086-1281-2

                                         文/陈志武

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湖南老家，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省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这个财富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地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两千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的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机遇，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一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 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先生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们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千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数倍。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数倍！

第三，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连全国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正是本书所想回答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一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的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做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做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量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能力、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的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一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范围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在人类社会里充分发达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让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和今天收入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的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维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维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860、1870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技术（“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期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杨国强的尴尬与精明

2007年，全世界似乎都在寻找一位26岁名叫杨惠妍的女士。4月，家族企业碧桂园在港上市，10月登上“胡润百富榜”首位，使得“杨惠妍”成为一个高频词汇。

这一切的缔造者是顺德地产大佬杨国强——杨惠妍之父。他把所持碧桂园股份悉数转让给了女儿，自己挥挥手，不留下一片云彩。但他近乎刻意的低调——据说他曾郑重地告诫他的团队和下属，如果有人把他及女儿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公布出去，“后果自负”——结果反而刺激了传媒和大众的偷窥欲，杨惠妍婚礼的视频截图登上各大报刊，成为杨氏父女2007年最尴尬也最窝火的事件之一。

公安局的传真

杨国强第一次进入“胡润百富榜”是2002年。在榜单发布前，我们将调研来的关于杨国强的信息发给对方确认，他的律师很快回复了我们，一边小心谨慎地核实我们的身份，一边介绍了碧桂园几大股东的持股情形。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杨国强以10亿元的个人财富排在第58名。

第二年我们便遇到一些麻烦。跟往常一样，在榜单发布前我们发信息给对方，结果收到一份传真，落款是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加盖了公章。传真写道：“兹证明杨国强与杨贰珠、杨志成、杨永潮、杨文杰非兄弟关系、非父子关系。”

杨国强的律师也很快找上门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主要意思是杨国强的财富没有我们调研的那么多。

这一年，杨国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主要原因便是碧桂园其他股东的身份难辨。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得到的信息是，杨贰珠是代杨国强持股的，但碧桂园方面一定要我们将其“划清界限”。

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碧桂园富豪可谓“批量制造”——首富杨惠妍财富1300亿元；杨贰珠、苏汝波、张耀垣、区学铭等与杨国强一起创业的同乡均位居百富榜前60名，4人财富合计570亿元。

杨惠妍一举成为中国首富后，一些传媒跑到杨国强农村老家，意欲寻找富豪批量制造的源头。一些村民说，“Boss杨”成为首富很正常，“他有胆有识，善于抓住一切好的机会”。

“Boss杨”是杨国强同乡对他的称呼，其友则称他为“强哥”。杨国强是农家出身，幼时放过牛，后来种过田、做过建筑工匠和包工头，再后来进入地产界。1992年碧桂园项目开建，1997年集团成立，10年后，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人和一个词很关键。这个人是杨国强已逝的哥哥——当年顺德二建的负责人杨国华；这个词是后来才被命名的“MBO”——杨国强等人于1993年开始反向收购，几年后碧桂园即成为一家纯粹的私人企业。

哥哥杨国华为其搭桥走上房地产开发之路。然而杨国强出师不利。1993年，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投资过亿的碧桂园项目岌岌可危。这时候，另一位人物——比杨国强小一岁、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的王志纲出现了，杨国强想请他为其项目包装、鼓吹一番，结果遭到王志纲的抢白，然而杨国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决定聘请他为总策划。

王志纲后来为杨国强开的“药方”是建一所贵族国际学校，吸引有钱人的子女就读，并以此带动学生家长到穷乡僻壤买楼定居；向每名学生收取30万元教育储备金，规定学生在毕业后才能收回，将这笔钱投到房地产项目中；进行品牌运作与“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营销推广等。

王志纲工作室后来把这一案例收入《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中，并在书中称：“王志纲的大手笔文案，以及对媒介出色的调动能力，使碧桂园学校短期之内，获得了与‘可怕的顺德人’这个生猛概念关联密切的符号价值。”

在我们制作的“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榜单中，杨国强、王志纲分别位居第14位和第23位。王志纲是榜单上唯一的策划人，其余皆为房地产公司掌门人。王志纲回忆当初做杨国强“军师”的情节时称：“当时我隐约觉得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就问他想不想当李嘉诚，他说想。”

碧桂园上市后制造出系列财富神话，王志纲评价道：“这不是被高估的结果，投资者投资的不是蛋(碧桂园的某个项目)，也不是鸡(碧桂园的品牌运营)，而是母鸡的生育能力(十几年来碧桂园已被证明的生育能力和鸡舍里满当当的饲料——土地储备)。”

杨国强曾这样定义碧桂园的成功，“大规模、快速生产、价廉物美的房屋工厂”，“低成本土地、规模化生产、快速销售”。

超强媒体公关能力

杨氏父女和媒体的关系颇值得玩味。2007年，有两家媒体的报道可看出杨国强执掌的“碧桂园帝国”的公关能力。

一是2007年5月的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一个名为《一个保守十年的慈善秘密》的封面专题，主人公是杨国强，文章称赞他做善事不留名。事情的由头是，1997年初，广州某报社社长接到一位企业家的电话称，他将每年拿出100万元，设一个大学生助学金，委托报社负责管理发放这笔助学金。不过他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他捐助的；第二，要与被资助者签下“道义契约”。

《瞭望东方周刊》在文章中称，“10年来不断有政府领导及身边好友劝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但都没有奏效”，于是称杨国强为“最聪明的道义引路人”：“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富——尽管他已将财产转移给女儿，但他连同他钟爱的女儿一起，他们既是金钱的富翁，更是道义的富翁。”随后几日，全国不少媒体，特别是广州媒体都报道或转载了这一“十年后才有答案”的感人故事。

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们对杨国强的慈善表示敬意——在2006～2008年连续三届的“胡润慈善榜”上，杨国强分别居第95名、第63名、第8名，捐款总额为数亿元。但是请注意他“自曝保守了十年的秘密”的时机——正是碧桂园上市后不久，传媒竭尽所能挖掘碧桂园背后故事的时候，低调的杨国强最后还是没能沉得住气。

二是2007年11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做了一则题为《两份秘密协议引发悬疑碧桂园被指零地价拿地》的头条新闻，引起业界巨大反响。几日后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有人白拿了一块地并不可怕，查处了就是，怕就怕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媒体记者的能量毕竟有限。希望有关部门和地方尽快介入调查，并顺次追查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以解民疑，以慰民心。”

这则报道令杨国强始料不及，非常被动。碧桂园之前不久计划发行的15亿美元的债券被无限期搁置。而“零地价风波”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过此次，碧桂园反应迅速，很快出来公关并“辟谣”，对相关报道矢口否认。

这两件事将杨国强的两面性折射无疑。他一方面不愿直面传媒，一方面又想利用传媒。事实上，碧桂园有专门的媒体监测部门，杨国强对关于他的负面新闻非常关注。一旦有“突发情况”，则会动用自己的实力和资源进行公关。

2008年盛夏，杨国强意欲收购TVB的消息被轮番炒作。财经作家张小平在一篇题为《“最土”首富杨国强的危机感》中说，这是围魏救赵之举：“在杨国强眼里，TVB是他围攻强取的‘魏’，而处于舆论和政策调控双重压力之下的碧桂园却是他亟待解救的‘赵’。此招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转移媒体的视线，又可利用多元化扩张减少自己企业的经营风险。”这一年的6月26日，杨国强以个人名义斥资20亿元投资云南一个煤制油项目，其多元化步伐明显加快。

碧桂园如王老吉

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杨惠妍以12亿元排在第281位。一年之后，她以1300亿元的身家直接登上首富宝座。毫无疑问，杨惠妍是2007年财富增长最快的富豪。

从表9-1这一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14位富豪当中，只有3位没有涉足房地产。显而易见，2006～2007年中国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火暴，使得房地产商们赚了个乐翻天。

在2007年百富榜上榜富豪从事的行业中，前三位分别为房地产、制造业和IT。房地产业以24%的比例排在首位。

然而，自2007年国庆开始的新一轮地产紧缩，给不少地产商敲响了警钟。证券市场的不景气也令杨国强们很受伤，2007年碧桂园最高冲过14港元，到了2008年7月，跌到了只有四五港元，跌了近2/3！8月12日，杨国强在香港召开的业绩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008年7月，碧桂园仅完成全年销售计划320亿元目标的31%。

杨国强的多元化动作反映出他内心的忧虑。2008年忧虑的地产商不在少数。杨氏父女的“碧桂园帝国”能否在明天的融资、并购和品牌竞争大潮中仍然勇立潮头，唯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杨国强一直以来的营销思路非常精明，“50万元就可以住别墅”等口号创造的销售神话让人惊叹，“像卖白菜一样卖房子”的景象难以复制。传媒人何志毛2007年在《南都周刊》上的一段话甚为精辟——

15年来，他一直躲在“碧桂园”品牌背后。有人说他玩神秘，他倒说过，商人本来就不该靠耍嘴皮。碧桂园极尽能量地轰炸，他却极尽能量地隐身。对“中国首富”的头衔，他谢绝加冕，却把它卸给年仅25岁的女儿。他能忍，但更好胜。打了翻身仗后，他破天荒地跑到对手的地盘，给对方老板好一番难堪。从农民到“将军”，从蝌蚪到青蛙，一旦他抓住机会学习，并悟出了规律，他就想使自己成为本土中国企业家中优秀的那一分子。有人比喻，如果万科是星巴克，碧桂园就是王老吉。

杨国强有一次跟朋友聊天说：“假如有一天我死去，在我的墓志铭里就写：这里躺着一个很努力、为这个社会的繁荣进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人。”

“2007胡润百富榜”公布后，《新周刊》在一组名为《今年首富特别多》的封面专题中说：“首富提供了一种价值实现的标杆尺度，提供了一个商业社会的追求样本。有的经济学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就解决了就业、税收等问题，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英】胡润  【中】东方愚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isbn：978-7-5086-1302-4

张茵：纸里包不住富

“张茵是谁？我不知道这个人。”

张茵拔得2006年“胡润百富榜”头筹，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后不久，我们在东莞走访企业时，多家企业主做出上述反应。

我们并不诧异东莞人（包括在东莞打拼的人）对张茵状况的“一问三不知”。东莞是一个从不间断也最不缺乏奇迹的地方。拿我们熟悉的商业界为例，2006年上半年，“废纸女王”张茵执掌的玖龙纸业在香港上市，受到市场热捧；步步高“影子掌门人”段永平花62万美元获得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成为全球焦点人物……然而这些人在东莞当地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

夫妻上阵拒绝上榜

张茵是1957年生人，生于黑龙江。制作百富榜的十年中，北京、武汉、福建、东北、东莞五地的富豪，是调研难度最大的几个群体，而张茵是东北人在东莞！

与张茵第一次打交道，她努力藏富，拒绝曝光，但是“纸里包不住富”，她的信息还是被发布出去了。

那是2003年10月初，我们制作好这一年的百富榜之后，分别给榜上的富豪发传真。10月3日，我们给张茵发了传真，同时给她的丈夫兼副手刘名中，以及她的助手菲利普发了邮件，请他们核实张茵及玖龙纸业的相关信息。

没想到第二天刘名中就回了邮件（中文），他的邮件写得非常有趣:“贵公司关于中国大陆百富榜的传真收悉，非常感谢。经研究，有关贵公司要求敝公司给予答复的内容，我公司不考虑出版。谢谢！”刘名中的邮件写得很含蓄。

10月6日深夜，张茵的助手菲利普又回了邮件（英文），写道：“再次提醒，我们不同意贵公司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否则后果自负。”

16分钟后，刘名中又发来一封邮件（英文）称：“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请尊重我们的隐私。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

可是，我们“辜负”了张茵和刘名中，10月20日，我们发布了2003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排在第17位，财富为25亿元。

榜单出来后，张茵并没有采取她所谓的行动。不过从与她几个回合的接触当中，她的低调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两年，每次发榜单前我们仍把调研出来的有关张茵的数据传真给对方，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没再严辞拒绝上榜，反而是对我们提供的一些数字作了轻微的修正。

2006年，发榜前，我们给张茵打电话说，今年你的排名可能非常靠前，她笑了笑。我们说希望能在榜单发布前对她做一次专访，她爽快地答应了。

2006年10月11日，张茵登上“胡润百富榜”首富宝座，成为国内外传媒关注的对象。丈夫刘名中精通葡文，他甚至在巴西媒体上看到了葡文版的“女首富”报道。

这一天张茵正好完成公司在欧洲的半年报路演，回到洛杉矶，“一进公司，各种各样带照片的报纸铺天盖地都落到我的桌子上，CNN、BBC都在播，我没想到反应会这么大。”张茵说。

“废纸女王”的前世今生

张茵的创业史始自1985年。那一年她28岁，怀揣3万元跑到香港，靠回收废纸挖得第一桶金。3年后，她在广东东莞建立自己的工厂（东莞中南纸业），主要生产生活用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生意越来越红火，张茵发现香港的废纸质量满足不了内地纸品工厂的需要，于是在1990年前往美国，创建美国中南公司，东莞的中南公司则由丈夫刘名中执掌。张茵在美国收购大量废纸，然后送到她在东莞的工厂加工，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牛卡纸再来出售。

有必要提及张茵废纸事业中可圈可点的一些做法。一是她无意间建立起来的品牌观——摊子慢慢大起来后，敢于去改变游戏规则。当初她从香港收废纸卖到内地，而香港废纸的水分比较高，一般在20%左右，张茵想着改变废纸的品质，宁缺勿滥，于是决定只收没水分的，有水分就退货，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多年之后张茵回想起这一疯狂举措时还感到一丝后怕：“可能因为年纪小吧，不知道什么是‘死’字。”

二是她超前的“产业转移”意识，见香港采购空间狭窄，于是在1990年挥师美国。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旺盛的地区，废纸制造能力不言而喻，关键是其中纤维含量较高，可再生利用价值高，这无异于节约了成本。可以说，正是美国废纸行业的这种粗放生态，使得张茵早早地完成了旗下公司的业务对接。

三是张茵在美国时为了保持货源稳定，自始至终与供货商共进退，价格波动时，一起应对，而非相互挤兑。

1996年是张茵创业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张茵旗下的中南公司名列第四；次年美国一项“妇女企业500强”评选中，张茵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性名列第95位。

也是在1996年，中国内地的高档包装纸供不应求，高级牛卡纸更是稀缺，张茵顺势而为，在东莞建立玖龙纸业公司，生产高档牛卡纸，她的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2008年，产量已近700万吨，居亚洲地区前列。

一份涉及张茵的统计报告值得提一下。美国港口海运研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张茵掌舵的美国中南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奥驰亚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当年美国中南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

张茵在此过程中却一如既往地低调，平淡地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运气好”。这显然是谦逊之辞。

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张茵成为中国首富后，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少制造业企业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然而，一些企业在谈到张茵的成功时，只是大发感慨道：“哪儿能跟她比，她当时运气多好啊！”至于张茵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的品牌塑造、产业转移与升级、与上下游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等做法，他们倒是没兴趣去借鉴，甚至认为过时了。

这是多大的反差啊。

张茵成为“中国首富”最大的推力是，玖龙纸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577倍的超额认购，于2006年3月在香港成功上市。香港企业界一些红人，如李兆基、郑裕彤等都来捧场，成为投资者。我们当时推测，张茵定会在这一年的百富榜上名列前茅。

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玖龙纸业上市后股价一路飞涨，10月份“胡润百富榜”发布前夕，玫龙股价是发行价的近3倍！以张茵所持玖龙股价计，彼时个人财富为260亿港元，这还不包括她在美国的一些产业。最后我们榜单上的数字为270亿元。

张茵上榜引发坊间对她的身世和生活的好奇。答案可能令不少人“失望”——她的父亲并非传说中的“高官”，曾是一个连长，在张茵小时候就已转业，然后到广东韶关一矿上当矿长，张家不穷，但也不算富裕；张茵成为首富后，坐骑仍是之前的一辆四十余万元的商务面包车。

2007年，玖龙业绩继续上升，股市持续走牛，9月份股价竟然最高到了2675元，10月初我们公布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张茵财富为770亿元，排在第2位。她拱手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同在广东的年轻女富豪杨惠妍。

有趣的是张茵与丈夫刘名中的角色——张茵主外，刘名中主内，一个经常“打飞的”，穿梭于美国、东莞和香港之间，一个坐镇东莞。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妇唱夫随”，他俩并不介意，特别是刘名中从小在西方长大，并没有感到“没面子”，而张茵的回答是“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道德压力

2008年，张茵的烦恼来了。

3月初，“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张茵在提案中讲了三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张茵成为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张茵觉得很委屈，她说她不是为富人代言，而是“为国家利益讲真话”。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这一现象映射的是，在中国内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形下，“仇富”气氛依然浓重。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中国“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报告称，玖龙存在的拒绝与工人建立固定劳动关系、逃避雇主责任等问题值得关注。

舆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广东省总工会其后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结论发布后，外界一片嘲讽。

2008年4月底玫龙纸业成功融资3亿美元，据称是“中国民企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投资级债券”，5月初，玫龙拉开挺进越南市场序幕，按理，这本来都是令张茵非常高兴的事，没想到“血汗门”事件把她的心情全搅乱了。

《环球企业家》杂志在报道中称：“这意味着张茵用23年时间打造起来的玖龙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是公司正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最大的包装纸生产商的目标跃进，但另一方面，由于玖龙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压力，这很有可能成为玖龙国际化道路上最重要的障碍。”

张茵最后还是登场了，称“玖龙纸业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有７％的员工福利待遇存在不足，公司正在进行改进；我们永远欢迎善良的批评和监督”。

这一表态令事态慢慢平息下来。纵观整个事件，最大意义其实在于，张茵在多次遭到社会质疑后，心态在慢慢转变，就像她由当年无论如何都不想被写进百富榜到后来欣然接受一样。

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张茵的玖龙实业符合这一特征。但柯林斯也同时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英】胡润  【中】东方愚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isbn：978-7-5086-1302-4

严介和的单口相声

谈到2005年的百富榜，严介和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2004～2006年是严介和大起大落的3年。2004年，严母去世，介和大恸，不过这一年他事业发展迅猛，江苏政府视其为香饽饽；2005年，严介和在“胡润百富榜”上一跃成为第2名，个人财富从上一年的15亿飙升至125亿，“黑马富豪”震惊国内外；2006年，“欠债门”接连爆发，银行气势汹汹“逼宫”，严介和措手不及。

严介和

在特殊政经背景下，严介和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企样本。利用政治资源从来都是一步险棋，奈何严介和天性张扬。百富榜也成了严介和走下“神坛”的推力之一，这一点令他始料未及——上榜前他听说自己能名列前茅还很开心，而当上榜后麻烦找上门来时，他又对百富榜有所抱怨。严介和从来都是矛盾的结合体。

欲擒故纵

十年百富史，我们发现许多富豪都是26岁开始创业的。严介和也是其中一员。1986年，26岁的严介和做了几年中学老师后突然觉得乏味，遂跑到当地一家国企去做临时工，干劲十足。第二年，天生豪赌的本性使得他承包下一家乡办的水泥预制品厂；所谓预制品，就是将水泥和其他材料如钢材等做成建筑水泥产品。

 “严厂长”上任后扭转了工厂先前的颓势，不久便成为3家企业的领头羊——水泥预制品厂、建材公司和贸易公司。

他的转折年是1992年，这一年他成立淮安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得知南京绕城公路有几个过桥涵洞无人承包，于是决定接手，但测算后发现可能会亏损5万元，其副手劝他不作考虑，而严本人不但接手了，而且还故意多亏了3万元。如此一来，他深得当地政府信任，从而拿获2700多万元的绕城公路工程，赚下第一桶金800万元。

可以说，严介和从创业一开始起，在处理政商关系上就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智慧和敏锐性。

多年之后，严介和仍对他当年这一欲擒故纵的阳谋津津乐道。然而，与政府同行，不到最后，焉知是福是祸。

1995年严介和成立太平洋建设工程公司，后成立集团公司，任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这一年，严介和开始了自己的BT（Build-transfer）模式，即先从政府拿单，以政府信誉向银行作担保，然后利用银行短期贷款启动项目。6年后，太平洋已是江苏一家以公路、市政和水利基础设施与建设为核心产业的大型民企集团。

他的第一张BT订单来自江苏宿迁市，当时的宿迁市长找到严介和，希望他在宿迁建一条市府大道，项目完成后，宿迁政府甚喜，而严介和更是备受鼓舞，进一步加大马力复制BT模式。由于他做的项目大都是政府工程，为继续博得好感，他遂将并购濒危国企与BT模式捆绑起来，此即后来其饱受争议的“零资产并购”风波。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由于使太平洋整个链条持续运转的基础是订单充足，严介和彼时大量聘请各地的前政府官员任职太平洋。

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仅2002年一年，严介和在江苏省内通过承接近18亿元的企业负债，一举收购27家国企的股权，还顺利获得60亿元的基建大单。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严介和说：“太平洋是一家‘私有共用、私营共有，权力公众化、资产社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企’。”

2005年，严介和的“太平洋系”发展到巅峰，这一年年初他手里握有的项目定单超过2500亿元。他信誓旦旦对我们称，“到2008年还会翻一番”。10月份我们发布的“2005胡润百富榜”上，严介和以125亿元位居第2，成为一年来财富增长最快的富豪。

差点成为首富

2005年的百富榜调研和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太平洋系”的报表没有合并，但具体进入了哪些行业、做了哪些项目、完成了哪些并购，相关信息和数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得到。

当时我们通过系列调研测算出太平洋历年来的营收额约为600亿元，严介和在回复中给我们提供的行业利润率为8%～30%，我们取中间值20%，如此计算出严介和的财富为120亿元。

如果用市盈率法测算，2005年太平洋的营业额约300亿元，乘以8%的最低利润率，再乘以国际同行业最低为6倍的市盈率，测算出来的财富数字即为140多亿元。

我们把两种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最后定为125亿元，这一结果略显保守。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首富黄光裕的财富为140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按市盈率法测算严介和的财富，首富的宝座其实属于严介和。

在榜单制好后，我们把计算出的严介和的财富数字和相关信息发给他确认，并且告诉他排名可能非常靠前，或许是首富。严介和听后又喜又惊。喜的是，2005年是太平洋的“尖峰时刻”，名列前茅是对他的认可；惊的是，他觉得“首富”的担子似乎好重，中国或许还有更多的隐形大富豪。他希望把他排到第5名以下、第10名以上。当然这只是他的单方面意愿，我们还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客观，将他排在了第2名。黄光裕连任首富。

有意思的是，严介和后来对媒体说：“（百富榜）结果公布出来把我放在第二，胡润他们还是给了我们面子，当时可以不搭理我们的。”言外之意是，他其实也做过成为首富的心理准备的。严介和实在是个可爱的人。

喧嚣到孤独半步之遥

2005年严介和成为百富榜“榜眼”后，找他的人纷至沓来。瑞士银行的人来找他，希望他到那里存款，他婉拒了。不过，对于媒体记者，他几乎是来者不拒，家里经常是刚走一拨，又来一拨，而严介和却乐此不疲。

严介和彼时在对媒体谈自己创业近20年来的心得时，说得最多的便是政商关系：“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

银行的人也纷纷登门，先是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找到严介和，催讨一笔3600万元的到期贷款，严介和迟迟没有偿还。江苏其他银行接踵而至。严介和展开紧急公关，才稍稍平息了一下事态。

然而令华夏银行大跌眼镜的是，给太平洋偿贷延期后，身家125亿元的超级富豪严介和，竟然连每季度100多万元的利息都无法按时支付。

众银行大惊，重新“围攻”严介和。严介和左右为难——如果承认还不起，等于承认资金链已断裂；但又确实缓不过气来，如此又给人以“有钱不还”的感觉。

2006年下半年，两难中的严介和，一边抵押房产表态，请求银行高抬贵手，以友好协商而非诉诸法庭的方式解决，一边向政府求援。

严介和在向江苏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关于请求协调解决太平洋建设集团临时困难的紧急报告》中，列举的几条“临时困难”是：媒体轰炸式的负面报道引发了银行的恐慌；银行群起逼债；“胡润百富榜”中关于他的排名和媒体报道，给法院造成他故意拖欠的印象。

《财经》杂志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称：

与近年来相继垮掉的唐万新、顾雏军们类似，严介和也习惯于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外因，比如媒体、银行、法院的互动“制裁”，或民营企业不受重视的制度环境。在号称退出商界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严介和说，民营企业太没有地位，“如果我做的是国有企业，就继续做了”。

严介和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很有现实意义。一是媒体的跟风炒作，可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二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从事垄断行业的拘谨。可以说，严介和只是利用了城市化进程和地方政府急于推进国企改制的需求，即使没有严介和，也可能会诞生张介和、李介和，只不过因为是民营企业，在风平浪静时看似左右逢源，但到风口浪尖时，或许只能左右为难了。

促使严介和更快走到不尴不尬的境地的，是彼时他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浮出水面。

为了应对 “欠贷门”事件，思维敏捷的严介和想出两招，一是将太平洋重组，即成立苏商、沪商、京商等六大集团，太平洋则蜕化为一家控股公司；二是将苏商集团总部设在上海而非南京，作为太平洋的旗舰业务公司。

两招之中，第一招延续了“严氏精明”。设立六大区域集团公司，彼此之间没有股权和债务关联，无疑是出于防范风险连带的目的，任何一家出了事，都不会牵连另一家。这也可以看作“舍卒保车”——在严介和眼中，风雨飘摇的太平洋集团是“卒”而非“车”。

他的第二招则授人以柄了。将旗舰业务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当地政府和银行看来，首先是严介和有逐步撤离江苏的意思，其次，严介和想把优质资产带走，留下一堆债务和担保给近乎“壳公司”的太平洋，这种腾挪术会被当地银行和政府视为“胳膊肘儿往外拐”，于是银行再度大力逼债，当地政府则由以前的同情和支持，慢慢变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视而不见。

最后的结局是，严介和不得不把苏商集团迁回南京，且只做江苏省内的业务，“以充分表明太平洋建设对江苏的激情”。

曾辉煌无比、前呼后拥的严介和终于发现，他离孤独从来只有半步之遥。尽管这种孤独感的诞生与其疯狂扩张的脾性有关，但从另一个层面，也等于宣告严介和以前津津乐道“与政府结盟”之模式的不堪一击。

万通集团掌门人冯仑曾撰文称，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应“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他选择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人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严介和对此体会颇深，他感慨道：“我以前的个性太过张扬，张扬得太过激情，这不是我名字中的中庸本意。悲壮跳下汨罗江的屈原，痴迷到疯疯癫癫的李白，都不是我严介和效仿的榜样。要知道，明明白白的妥协是高尚，坦坦荡荡的妥协是英雄。”

后来，“太平洋系”有惊无险，渡过了难关，而严介和更是完成了一种自我超越和蜕变，如此说来，他还是“赚”了。2007年7月，严介和淡出太平洋，其妻张芸芹接任掌门人，形式上虽是在玩对倒游戏，但对严介和来说，他懂得了低调和妥协的价值。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妇唱夫随，张芸芹、严介和以100亿的财富居第65位。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严介和在淡出太平洋后对自己作为一个苏商狂人创业二十多年、与政商关系博弈二十多年来的调侃式评语：“清明节祭祖时我在坟上说：列祖列宗们，你们放心吧，我又回来了。我终于走出了异常，超越了超常，回归了正常，不再做过去你们看不起的商人。”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英】胡润  【中】东方愚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isbn：978-7-5086-1302-4

潮汕大腕黄光裕

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黄光裕以105亿元的财富成为中国首富。家电零售与平常百姓生活有关，黄光裕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黄光裕

黄光裕第一次登上百富榜是在2001年。那一年，黄光裕一边开始在资本市场寻找壳资源，一边加大马力跑马圈地、扩张门店，2001年年底国美共32家门店，黄光裕坐上中国首富宝座的2004年年底，门店数量已达144家。

非常有意思的是，2001～2003年，黄光裕连续3年在“胡润百富榜”上的名次都是第27名。这种巧合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在2003年，百富榜草样出炉后，我们发现由于疏忽把陈天桥遗漏了，陈天桥2003年财富为40亿，排在第10位，如此一来，草样上第10位之后的名次都要退后一名，黄光裕于是由第26位临时成为第27位，与前两年的名次完全一样！

无形中的强势

2004年对黄光裕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6月，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令人惊讶——他让一家市值仅两亿元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掏出88亿元收购其全资拥有的国美电器65%的股份。这是奠定他坐上百富榜头把交椅的关键一步棋。

也是在2004年，黄光裕对众家电生产巨头的软硬兼施，令他们既爱又恨。这一年年底，国美实验室对外公布，首批供检的20余家高清电视品牌中仅6家合格。这一消息引起业界强烈反应，平息之后，不少家电老板再去找黄光裕喝茶时，总感觉是赴鸿门宴。

同年，黄光裕的疆域从家电零售业向房地产业扩张，年底推出“国美第一城”（国美家园），口号是“像卖电器一样卖房子”，一箭双雕的营销阳谋，气势汹汹。

黄光裕1969年出生于广东潮汕，2004年拔得“胡润百富榜”头筹时，他只有35岁。然而他非常低调，不愿在传媒上抛头露面，有人问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回答是：“除了接受采访，其他都是我的主要工作。”

2004年国美成功借壳上市后，黄光裕的财富猛增。我们在评估后，确定他将会位居这一年百富榜前三位。就在榜单出炉前不久，我们见到了黄光裕，并告诉他，他在百富榜上的排名可能比较靠前，需要核对一些数据和资料。黄光裕听后，比我们想象得要轻松许多，丝毫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显得很平静。

之后便是众所周知的黄光裕一跃成为首富，并成为百富榜历史上第一位资产破百亿元（105亿）的富豪，媒体聚光灯“咔嚓咔嚓”一下子投过来，使得他也有些不自然了，说：“我肯定不是最有钱的，胡润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十年百富榜，批评我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富豪，一个是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一个就是黄光裕。如果说徐文荣执掌的“横店王国”股权结构确实比较特殊，令我们对“国情”有更深的了解的话，黄光裕的话则更是一种粤式或说是潮式低调。

2005年，黄光裕以140亿元蝉联中国首富，他再度被聚焦和热炒。此时的黄光裕正好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可爱。民间的一些声音很有趣，比如有人说：“首富黄光裕光了头，是要说明他的每一分钱都赚得亮堂吗？”

2006年10月11日，新一届“胡润百富榜”上，首富是270亿身家的张茵，黄光裕屈居第2（200亿）。榜单发布前我们打电话给他，说今年你可能排不到首位了，他在电话里习惯性冷笑了几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电话打得可能不合时宜，彼时他似乎正在周旋什么事情。

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10月3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黄俊钦、黄光裕受查》的报道，报道开篇写道：“39岁的黄俊钦正面临一项针对其早年贷款的官方调查；这项调查，也涉及比他名气更大、财富更丰的弟弟，37岁的黄光裕。”

黄光裕于是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不过，后来的媒体报道，只是拿他的“首富”说事，因为在11月1日，大多数媒体收到一份上级指令，不得转载《黄俊钦、黄光裕受查》一文或作相关报道。

这件事让我们感受到黄光裕力量的强大。他说话不多，但眼神流露出一种强势。他在实业界是位大佬，在资本市场是位腾挪高手，在处理政商关系和传媒关系上，也是位不折不扣的能人。

速度与安全的辩证

黄光裕属于“江湖派”。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自幼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1986年，17岁的他与哥哥黄俊钦一起，用之前攒下的钱加上贷款与借款在北京前门一条街道盘下一家门店，先卖服装后卖进口电器。

“我心太粗，布料、季节性等问题让我头疼，我干不了。而电器，大家都要用，风险也不大，作为当时的几大件，电器比较昂贵，也不会很快被淘汰，比较定型，我做起来比较合适。”这是黄光裕在回忆他与家电零售结缘时的描述。

1991年，国营商店对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卖不动才需打广告”的层面，而黄光裕开始在北京的媒体上打起中缝广告来，同时坚持薄利多销的原则，使得国美的生意日益兴隆。黄光裕于是乘胜追击，陆续开了“国豪”、“亚华”等门店。两年后，门店达到七八家。就是在1993年，黄氏两兄弟分家，黄光裕分得了“国美”这一牌子和一些现金。同时，他意识到建立自己品牌的必要性，于是把所有门店统一叫作“国美”。

之后的国美在服务上创新不断，如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率先提出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门安装等。黄光裕总能在道路分岔时找到合适的出口。比如，1996年，以海尔和长虹为首的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崭露头角，黄兴裕及时将自己的产品结构从单纯经营进口商品转向兼营国内品牌。

1999年，国美开始走出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布局。黄光裕常嫌国美扩张速度不够快，规模不够大，甚至到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时，他仍然很谦逊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公司还很小，尤其是和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他显示出远超他年龄的城府：“如果通过自己的工作能获得社会尊重，我会感到很自豪。”

彼时，在黄光裕北京的办公桌上，一头鹰（模型）俯视着前方，墙上挂着一幅有24枚中国古代玉玺的画作。

其实在国美上市过程中，黄光裕秉承的同样是“速度为王”的策略。在香港上市受阻后，马上转道借壳，这使得国美上市时间比既定计划提前了十多个月，这一做法与当年香港“小超人”李泽楷将旗下的盈科公司借壳上市非常相似。黄光裕说：“再耗下去会拖累公司的发展。”

国美在并购道路上走得可谓慓悍。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2007年又吃掉大中，使自身的规模进一步迅速壮大，门店数量于2007年年底达到1074家。

并购永乐与大中的过程中，外界对国美的整合能力进行了质疑，黄光裕并没有马上作出回应，直到2008年5月底，国美发布这一年的一季报时，公告中短短写了一句：“在经历投资期后，公司开始收获过去两年门店迅速扩张而形成的网络和规模优势。”

在快速构建他的“国美帝国”过程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他不在乎外界给他的各种称谓，比如“价格屠夫”、“午夜杀手”等。

“午夜杀手”的典故挺有意思。国美在各地开业时，习惯选择午夜，据说常出现当地万人空巷的景象。有媒体报道称，在每次扩张计划实施前，国美团队都要开会商讨，会议可能会连续开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开上几天几夜，黄光裕手下一个个快要倒下了，而他依然很有精神”。这种描述显然有些演义的成分了，不过黄光裕对我们说：“我确实是个夜猫子。”

二是黄光裕在完成对永乐和大中的并购后，慢慢从“速度为王”转向“安全第一”。他一开始对国美是绝对控股，但从2006年年末开始不断减持，后来持股量仅略高于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控制人股份的最低临界点（35%）。在“2007胡润套现榜”上，他高居榜首，历年套现金额达93亿元，可谓疯狂套现。

与此同时，2007年，黄光裕旗下的国美置业、鹏润投资，先后与新加坡太平星集团和美国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成立两只投资基金，将分别投向内地房地产界和零售业。这与之前联想产融结合的路径类似，联想当初也是在主业扎稳脚根后，先后向风险投资、并购投资和房地产三大领域扩张。《中国企业家》杂志对黄光裕转型的解读是——

作为黄光裕帝国的旗舰，面目一度模糊甚至混乱的鹏润，在一系列看似冒险的手法重构之后正变得逐渐清晰，从零售到地产再到私募基金，从实业到金融，这位一度被质疑隐藏各种风险的企业家不仅满足了自己日益膨胀的产业雄心，而且正试图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安全。

上阵兄弟兵

有趣的是，黄光裕、黄俊钦兄弟两个，与张近东、张桂平兄弟二人，创业伊始走的路线非常相似。都是弟弟（黄光裕和张近东）做家电零售，哥哥（黄俊钦和张桂平）做房地产，两对兄弟一开始都是先一起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分开来。

唯一不同的是，黄氏兄弟分家后不共用“国美”品牌，张氏兄弟分开后，共用“苏宁”这一招牌。更有趣的是，两兄弟中的哥哥，都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借壳，实现后来者居上——张桂平借壳*ST吉纸，后易名苏宁环球，股价从315元，最高曾暴涨至5111元！黄俊钦的新恒基地产借壳*ST金泰，曾创造过连拉42个涨停的“中国奇迹”！

家电零售与房地产，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个行业，前一个行业充裕的现金流可为后一个行业输血，而后一个行业的暴利又能助推前一个行业迅速扩张。两对兄弟殊途同归，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四人都是上榜富豪，黄光裕、黄俊钦分别居第4位、第25位，财富分别为450亿元和200亿元，张近东、张桂平分别居第9位、第21位，财富分别为380亿元和230亿元。如果要把两对兄弟的财富分别合到一起，黄氏兄弟财富650亿元，张氏兄弟财富610亿元，可谓不相上下。

不过，张近东专注于零售，在2007年“胡润零售富豪榜”上，他首次超过曾连续三年蝉联零售榜冠军的黄光裕，以380亿元的零售财富位居榜首，黄光裕以280亿元的零售财富位居第2。

相比较而言，黄氏兄弟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上的手法要凌厉、诡异一些。这也与他们的出生地广东潮汕（潮州）的商业文化有关。

潮汕人商业意识非常强，俗语“饿死不打工”就是专门说潮汕人的。许多潮汕人十多岁就开始帮家里看店、做生意，或是几个同乡或兄弟一起到外面打拼，他们重义气、家庭观念较强，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要溯源的话，汕头于1861年正式开埠，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商贸文化历来比较发达。共产主义理论家恩格斯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让人惊叹的是，黄光裕兄弟是潮汕人，香港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泰国首富苏旭明也是潮汕人，“胡润百富榜”上潮汕人随处可见，如合生创展的朱孟依、侨鑫集团的周泽荣、腾讯的马化腾等。“潮商”这一群体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英】胡润  【中】东方愚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isbn：978-7-5086-1302-4

功夫之王段永平

“我希望以后股市别涨那么快，这样我就可以从百富榜中逃离了。”

2003年9月3日，段永平在给我们的一封邮件中用憋脚的英文幽默地写道。一个多月后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上，段永平以10亿元财富位居第83名。

段永平是百富榜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头衔虽是广东步步高电子掌门人，但却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他近乎“漫不经心”的处世观和投资理念，却博得名利双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只是为了“好玩”

1990年，即段永平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第二年，南下广东中山，任怡华集团旗下日华电子厂厂长（小霸王前身），当时这家工厂年亏损达200万元。段永平掌舵5年后，小霸王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不过，段永平的角色一直是个“职业经理人”。后来他提出改制，遭到怡华集团高层的断然回绝。段永平一怒之下选择离开，广东企业界一片哗然。

出走之后，段永平在东莞自立门户——成立步步高，实行股份制，这时离明确“国退民进”方针的十五大召开还有两年时间。

由于段永平离开小霸王时与前老板有个“口头契约”，即不与小霸王在同行业竞争，于是他开始做学生电脑、电话机、无线电话、VCD等产品。

1998年，段永平以159亿元人民币在央视广告竞投中夺冠，成为新一届标王；1999年6月，段永平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金融业20位千禧年领袖”之一。

2001年是段永平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移民美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兑现与太太结婚时的承诺”。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他开始购买网易、新浪、搜狐等中国IT概念股。当时中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哀鸿遍野，他强力“抄底”。

段永平跟丁磊关系很铁。他俩交情的发端正是2001年年底，当时网易经营亏损严重，美国投资人提起诉讼，摘牌岌岌可危，丁磊找到比他大10岁的段永平问计。段永平一边为其出谋划策，一边听丁磊讲网易下一步的战略。他听丁磊说网易要集中兵力搞研发和网游，又从财报上看到当时网易每股现金高达2美元，而当时的股价却不到1美元时，不禁怦然心动。

两人碰面后不久，段永平用自有资金和筹集来的资金果断吃进200多万股网易股票。

之后的情形众所周知，网易股价一飞冲天，2003年10月，股价已升至70美元。段永平从网易一只股票中净赚逾1亿美元。

2003年9月，段永平在邮件中告诉我们，他在此之前已售出100多万股网易股票，均价为35美元，“没想到后来还会疯狂上涨”，段永平说。写这封邮件的前一天，网易股价收盘价为57美元。

段永平是个喜欢冷幽默的人，可谓是“投资界的刘震云”。他的心态非常开放，一方面对我们说，不喜欢进入百富榜，一方面说，制榜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段永平非常坦诚，不少媒体报道称他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学位，他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他只是在人民大学读研，但没有取得硕士学位，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EMBA，并非获得MBA学位。

他第一次登上“胡润百富榜”时，其实已定居美国近一年。2002年对段永平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步步高”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9月，步步高电话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年底，段永平定居美国。

段永平说自己定居美国并非“离开”，“以后还会常回步步高，特别是参加董事会”，但之后他回国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他在美国一边做证券投资,一边与妻子刘昕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2005年），并将自己所持有股票的1/3捐给了基金会，用于教育和环保。

对于这一切，段永平习惯用“Just for fun”（只是为了好玩）来形容。

据说，在段永平的一次演讲上，曾有人问他对在座者有何忠告，他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享受生活’，那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场下一片欷歔声，不过熟悉段永平的人明白，这绝非造作之辞。

“Fast is slow”哲学

股神沃伦·巴菲特数十年来进行投资有一个原则，即除了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平时不接受任何人、任何传媒采访。不过，从2000年起，他开始“破例”了——每年6月底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拍卖与自己共进午餐的权利，中标者最多能带7位亲友和巴菲特共进午餐，而拍卖所得将悉数捐给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

段永平是2006年的中标者，在eBay网上竞拍时，我们对竞拍过程进行了密切关注。当一个ID为“Fastisslow”的中国人以6201万美元最后胜出时，全世界都在找这位神秘人士，不过我们已知道中标者即为段永平——2003年段永平与我们交换名片时，他的电子信箱名称前缀正是“Fastisslow”。

“Fast is slow”的意思是“欲速则不达”，这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俗语，但段永平却将之演绎得绘声绘色。比如，他在2001年去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证券投资，但他后来者居上，所投资的大多数股票收益率都是十倍甚至几十倍。人们把他称作“中国巴菲特”，他则谦逊地说自己远达不到巴菲特的那种高度。

可能有人会认为，段永平一般都与所投资的公司高管熟识，能拿到“内幕消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半句说的没错，但后半句有瑕疵——他向公司高管问得最多的，往往是一些细节，比如段永平找到万科掌门人王石时，问的也是一些员工福利等看似琐碎的细节。

无独有偶，2008年6月底以211万美元价格中标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资格、被称为中国“私募教父”的基金经理赵丹阳，同样是从细枝末节探寻投资价值——当年银广厦被热炒的时候，他没有去银广厦公司调研，而是先到电力局去查看银广厦每个月的用电额度，当发现偌大的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时，他马上掉转车头。

回顾段永平的创业史，他每每都是一个“后来者”，最终却总能“居上”。比如，1995年他出走小霸王、新创步步高后开始做VCD，当时市场竞争已趋向白热化，不少朋友劝他说，千万不要进入夕阳产业，结果他不但进入了，而且后来请李连杰做步步高代言人，销售额一飞冲天。

彼时段永平请的是李连杰，胡志标（爱多VCD掌门人）请的是成龙。当2008年电影《功夫之王》上映前打出“两位功夫巨星首度联袂”的宣传语时，我们开玩笑说，十几年前这两位功夫巨星就曾巅峰对决啊。不过爱多1999年就破产了，风光一度压过段永平的胡志标也于2003年进了大狱（20年有期徒刑）。

再比如，到了2005年，段永平要做MP3，当时市场上简直可以用品牌过剩来形容。但段永平还是决定要做，最后推出了OPPO。一个国际化味道十足的品牌，做工精致，广告导演和演员都来自韩国，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典雅、魅力、个性；加上在央视黄金时段持续投放广告，OPPO首先在高端市场获得成功，然后再蔓延到中低端，同样大获全胜。

从某种意义上讲，段永平是个“慢人”，但对他来讲，Slow is fast。

技术性反潮流

有人说段永平是个“怪人”，如果他成立一个私募基金，送钱者一定趋之若鹜，赚得更多更快。但他又以“Just for fun”婉拒了，不但如此，他还不停做慈善捐赠，难道不“怪”吗？

这一疑问，只能从段永平的心态去找答案。他是一个没有贪欲却又极具商业眼光的人，是一个颇有激情却又敢于激流勇退的人，是一个站在仰视者的头顶却又始终坚守纯朴和平常心的人。

2006年9月，即段永平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后不久，时值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他以浙江大学旅美校友的身份，与丁磊一起，分别以个人名义捐赠3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这一数字是彼时国内高校接受到的最大一笔捐资。

在慈善榜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段永平的义举。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段永平排在第9位，捐赠额达到253亿元。

段永平在做慈善方面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2006年夏天他在eBay上拍下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后，虽然“消息传回中国后，直接冲撞着中国社会、商界、慈善界的某些观念”（《中国企业家》语），然而段永平最受触动的元素，还是来自美国，他后来回忆道——

2006年夏天我在eBay上拍下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后，无意中发现我的eBay账号收到了好多来自美国陌生人的邮件，意思大抵相同，即因为我出的这笔钱会捐给旧金山格莱德慈善机构，特向我表示敬意和感谢。这让我非常感动。回想起来在国内捐款的经历，有时会被人看成怪物，时常会受到质疑，从头到尾听不到一句“谢谢”，而且要么是钱捐出去后，到底怎么花的没人告诉你，要么是他请你吃鲍鱼海参住总统套房，显得比捐钱的人还大方，让我很压抑，感觉在国内做慈善太费脑筋了。

从宏观来看，段永平其实一直是在以经营品牌的模式做投资和慈善。从小霸王到步步高，从零碎的捐赠到运作一支慈善基金，段永平从不是在做阶段性的交易与生意。

他又是一个“技术感”很强的人，尽管有点“慢”，但很严谨，自我要求每一个决策都要做到点子上，每一次行动都能与众不同。

这种人最明显的脾性是特立独行。比如，尽管段永平做慈善的落脚点将来会重点放在中国，但他一定要把基金会设在美国，不管受到什么质疑，毕竟美国的配套机制相对成熟，比如，借助期权交易便可使慈善基金不用出售旗下股权，亦能获取现金从而完成捐赠。

特立独行的另一种解读是标新立异。再以OPPO的品牌运作为例，段永平在广告投放上的策略其实与10年前基本无异，但他将之与眼下消费者的情感倾向和市场最稀缺的品牌资源揉捏到一起，就算是旧瓶装新水，也同样装出大气魄。

有意思的是，蒙牛集团掌门人牛根生，也先后运作过两个品牌——伊利和蒙牛，也是后来者居上。更有趣的是，他也是在2005年，宣布捐出在蒙牛所持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

如果我们对从20世纪90年代由小作坊式开始的民企发展历程进行粗浅盘点，大抵有四种类型。爱多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猛然崛起，疯狂死去；健力宝是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一夜暴富，一飞冲天，一蹶不振；三株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盛极而衰，元气尚存，东山再起；步步高是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时遇劲敌，总能胜出。

后两种类型特别是第四种类型最值得关注，“段永平现象”，特别是其“敢为天下后”的反潮流理念，需要企业界进行微观解构与学习。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作者：【英】胡润  【中】东方愚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isbn：978-7-5086-1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