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军（高级记者、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

    北京大学五位学者称《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涉嫌违宪，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笔者在此加上一条：《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修改并施行）第五十八条也涉嫌违宪，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并修改。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五项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包括：（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四）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五）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并规定：依照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将第（二）项与第（一）项并列，表明“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即强制性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可以在非公共利益的“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的活动中发生。这明显违背《宪法》（2004年3月14日修正）第十条和第十三条将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及公民私有财产的行为，限定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规定。

    建议将《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的第（二）项删去；该条第（三）项，也应根据《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施行）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的规定进行修改。（完）

    文/王军

    早在2005年即由北京市政协呼吁的“应抓紧制定《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对名人故居依法实行保护”，日前终获政府部门积极回应——在北京市文物局日前拟定的《“人文北京”之文博行动计划（2010至2014年）征求意见稿》中，《名人故居保护管理办法》的立法调研工作赫然在列。虽然这个回应迟到整整四年，仍是大快人心之事。

    说它大快人心，是因为它曾经如此艰难。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市文物部门对中央有关文件表示“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存有顾虑，以致上世纪80年代之后，北京市基本未再批准过名人故居类的文物保护单位，其间，又正是北京市危改加速进行之时，大量珍贵的名人故居惨遭拆除，不被视作文化遗产。

    今年7月，国家文物局就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问题明确表态：开辟名人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与保护名人故居是两个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中央关于名人故居的有关规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同时，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名人故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范畴，是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意。把名人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非必须“专门腾出作纪念馆”，完全可以不影响故居的“正常使用”——这才使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有了改观。

    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拥有大量名人故居，它们的价值，正如北京市政协建议案所言——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四合院住宅街区的精华所在，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是一项无法再生的宝贵遗产和资源。可是，北京的名人故居保护滞后于国内其他省市。究其原因，还包括相关部门对名人故居保护的意义认识不清，存在着“居民要改善居住条件不能保”、“难度太大不好保”、“反面人物住处不必保”等片面认识，甚至一些人唯建筑物的价值论存废，只见物不见人，看不到普普通通的一块一瓦包含着的文化价值。过去，北京的四合院民居，时有房屋的翻修，但多不会伤害院落的格局，房屋的翻修也多是偷梁换柱，本是基因的传递。可有些人认为，房子一旦翻修，就不是“原物”，就没有保护价值了——蒜市口的曹雪芹故居，2000年就因此而被拆除，尽管它仍然保持着清廷档案记载着的十七间半院落格局。

    严峻的形势告诉我们，必须针对北京传统民居的特点，将院落格局（包括树木等）而不仅仅是房子也视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来充实名人故居保护的立法及专业工作。须知，中国人是活在院儿里的，这是与西方居住方式最大的不同。打一个比方：国家博物馆正在改建，它仍保留着原有的三个立面，而且没有改变天安门广场原有的格局，你能说天安门广场因这项改建工程而价值全无了吗？因此，立法保护名人故居，须建立新思维，结合中国实际，鼓励多学科介入，公众参与，最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完）

    文/王军

    在北京前门西河沿街，京剧大师裘盛戎的故居虽然挂着“保护院落”的牌子，还是被划入了道路扩建的范围，又引起一场拆与保的争论（《新京报》，11月13日）。针对这一事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徐苹芳再次强调，必须认真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旧城不能无限制地被拆迁”。这样的观点，在今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保护问题上，被社会各界人士一再提起。北京旧城区仅占规划市区面积的5.76%，实属弹丸之地，目前仅残存约1/4。对这最后的部分，尽管总体规划已明令“停止大拆大建”，各城区的拆除活动却依然故我，实在是值得深究的现象。

    上次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发生矛盾的，是开发商的楼盘；这次跟裘盛戎故居发生冲突的，是道路扩建工程。前者是不折不扣的商业利益，后者或曰“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公共利益孰重孰轻？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保护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已作出基于常识的回答。那么，这一次呢？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一次冲突跟上一次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道路扩建“为的是公共利益”。但是，如此无止境地扩建道路，能真正保障这个城市的公共利益吗？北京扩马路已扩了半个多世纪，金代的双塔寺、明代的地安门、天安门前的东长安门和西长安门，还有巍峨壮丽的明清城墙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之所以被拆除，据称都是因为它们碍了大马路的事儿，可是，北京的交通因此得到根本的改善吗？

    北京的城市建设史告诉我们，宽马路不但改善不了交通，往往还会恶化交通，因为它引来了更大的交通流量——长安街120米宽，也经常被堵得严严实实。北京的几条环路，包括外围的五环路，也经常是这般惨状。为什么？有人给出“答案”：道路增长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速度。可在这个世界，哪个城市的道路增长速度赶得上机动车增长速度呢？还真找不出一个。人家又是怎么做的呢？以曼哈顿为例，它的路网跟北京旧城惊人相似，都是高密度的棋盘式，也都是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规划的。可曼哈顿没有像北京这样大规模地拆，它就是不扩建马路，就是让小汽车开起来不痛快，同时大力发展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鼓励步行，结合自身的路网特点施行单向交通，事半而功倍。

    反观北京，随着大马路的蚕噬，步行者的空间被日益缩减。大马路是为小汽车服务的，它扩建到哪里，哪里的人气和商气，还有街道上的乐趣就消失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交通，能够以小汽车为主导而成功，北京欲挑战这个法则，教训是明摆着的。好在这个城市正在大建地铁，可它的交通政策不甚明朗，似乎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将得到鼓励——北京就这样成为了举世罕见的各种交通方式“均衡发展”的城市：小汽车的出行率、公共交通的出行率、自行车和步行的出行率，均为百分之三十多，如此“三分天下”，换来的却是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不方便了。

    即使北京根本不存在一个旧城，不存在任何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以目前这种宽大的路网来刺激小汽车的发展，实现对城市交通的“统治”，也是无法成功的，更何况我们还拥着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伟大的元明清旧城呢？（完）

讲者：王军

时间：11月14日下午两点

地点：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

演讲人简介：

王军 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编委、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

“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2001年）、“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2003年）策展人；“北京建筑文化周”（2004年）发起人；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艺术展（2004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2005年）、荷兰“当代中国”展（2006年）参展人。

著有《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台北高谈文化，2005年；日本集广舍，2008年）、《采访本上的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获中国出版集团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度十大图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2008年度表彰等，当选《中华读书报》“2004年度人物”。

《读书》杂志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东京大学分别于2003年、2005年、2009年召开《城记》座谈会；应邀在全美规划大会、美国规划协会总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康乃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发表学术演讲。

2008年8月，应上海世博局之邀，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提交展陈学术方案；2009年4月，应邀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政策问题，为中央党校市长班授课。（完）

搜狐文化：什么样的城市可以算作创意城市？

王军：创意城市一定是有原创力的城市，如果从经济指标看，这个城市一定是高端第三产业占较大份额。中国的经济总量去年已达到世界第三位，成绩可嘉，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结构主要还是靠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份额偏低，去年仅占百分之四十，多年来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远远低于67%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43%的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导致这一状况，固然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因素，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也有其自身原因。创意产业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滞后，也说明了我们在创意方面的滞后。

搜狐文化：上海具备哪些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特点？

王军：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是有传统的，这个传统很重要。近代以来，上海这个城市很开放、很西化，形成了那种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这是它的传统，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同时它还有很好的学校，很优秀的学术研究机构，市场环境在中国内地也是排在前面的。所以，上海要建设成为创意城市是有很好的条件的。

搜狐文化：还有哪些城市可能成为“创意城市”？

王军：其实任何城市都可以成为创意城市。现在的“创意产业”不需要把钱投入更多的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而是需要头脑和心灵，这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它们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云南，它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它虽然在经济实力方面无法跟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但这些年，云南挖掘本土资源，在文化产业方面弄得有声有色。在我看来，一个城市只要有鼓励创新的环境，又注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并能够与时代合拍，就可能成为一个有创意的城市。

搜狐文化：您认为中国的创意产业最缺乏什么？

王军：如果有时间，你可以看看刚刚上映的《阿童木》，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是中国人投资，外国人做的。中国人现在不缺钱，但最缺什么？最缺的东西就是创意。不管故事编得怎么样，《阿童木》这部电影，传达的是真、善、美的东西，反观国内一些动画片，其中传达的内容，有多少与真、善、美有关？我们的导演什么时候能够拍出一部真正歌颂人性之美的电影？中国不缺钱，但我们如果没有智慧与美好的心灵，是做不出打动人心的创意的。

    文/王军

    11月5日，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下称城南计划）对外发布。根据这个计划，未来3年，北京将投入2900亿元，对崇文、宣武、丰台、房山和大兴5个区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民生工程加强发展，打造“一轴一带多园区”的城南产业发展格局（新京报，11月6日）。

    “下风下水”的城市南部地区发展滞后，是北京的“老、大、难”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定位，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供应不足，北京历史上形成的“北富南贫”的社会状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愈加明显。针对这一情形启动的城南计划值得称道。北京市区两级财政未来3年对城南地区的投资将逾500亿元，由此拉动社会投资，总规模达2900亿元，显示了政府部门啃城南“硬骨头”的决心。

    2900亿元投资规模，与北京市为举办奥运会投入的2800亿元相当，后者分7年实施（2001~2008年），前者则要在3年内完成，且规模多出100亿元。这表明城南地区的发展，是北京继“奥运经济”之后，最为重要的建设活动。

    当年北京市申办奥运会时，曾酝酿过将奥林匹克公园设在城市南部的方案，意在以奥运推动城南发展，因种种原因，此方案未被采纳。在城市北部建设的奥林匹克公园在完成奥运会任务之时，也将城市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北京市在“后奥运”时期出台浩大的城南计划，实为对南部地区的“反哺”。但这个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成效，还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北京城市结构的调整。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在老城上面建新城，形成“单中心”城市格局，导致就业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人们到郊区居住，到中心区上班，每日进出城交通拥堵不堪，还带来严重的交通污染。此种情形给北京的奥运申办造成不利影响。申奥成功后，北京市痛定思痛，启动总体规划修编，确定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建设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以促进全市平衡发展，可谓对症下药。

    在上述战略框架中，整体保护旧城与重点建设新城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意味着大规模开发建设必须被转移出去，有了这个转移，后者才能获得最大增量。城南计划涉及的5个城区即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旧城内的崇文、宣武地区，应停止对历史街区的继续拆除，立足于保护与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由此创造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向丰台、房山和大兴转移开发力量，为新城发展注入活力。必须避免的情况是，以2900亿元投资之力，刺激大规模拆迁改造，将崇文、宣武的文化资源“扫荡”成孤立的文物点或保护区，并将当地居民不断外迁，继续加重“单中心”城市弊病——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只是崇文、宣武二区的“危改”计划并未停歇，更有蠢蠢欲动者，实让人不能不忧。

    在城市发展中，任何计划都不能独善其身，皆须与大局合拍，城南计划也然。北京城市结构调整这个大局能否成功，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以来，中心城内相继启动的金融街西扩、CBD东扩，仍是在老路上徘徊，继续强化“单中心”城市格局，并成为城南计划的竞争对手。看来，如何避免各自为政、粗放发展，如何加强市级政府的调控职能，使区级政府的积极性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大局，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完）

    文/王军

    继2006~2007年那一轮房地产泡沫之后，当前国内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房价新高，制造了更为可观的资本泡沫。

    人们还记得2007年10月之后，深圳房价整体下跌超过30%的那场泡沫蒸发，大批炒房客沦为“裸泳者”，楼市震荡令人心悸。

    如今，深圳又成为新一轮泡沫的领跑者。今年９月，深圳新房成交均价达到创纪录的２０９４０元/平方米，较深圳官方公布的２月份１０７７０元/平方米的低点，上涨９４％，７个月内房价几近翻番。

    上海、南宁、长春等一些大中城市不甘落后，房价同样创出新高。各大城市传来的信息表明，迅速蹿升的房价有可能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对此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仍处于回暖恢复期，尚未完全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新一轮房地产泡沫，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这一场金融危机之“赐”。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一旦失去足够的外需支撑，其内部资本必然要另择途径，这时，房地产又一次成为热钱的猎物，境外炒家也随风而至。

    垄断行业及上市公司，以一掷千金之势，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地王”，将“高地价→高股价→更高地价”的故事演绎至极，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尴尬：当这个国家已拥有足够的金融资本，无须像十多年前那样苦求外资相助的时候，它是否有能力把钱用到安全的地方？

    以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房地产业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拥有巨大增长空间。国际国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不是靠投机拉动的。住房虽具有资本属性，但它更是人民大众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场所，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为公民最为基本的住房需求提供“免于匮乏的自由”。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探索出一条金融政策路径：将保障性住房设计成一个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回报的中长期投资品。这个思路必须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在2007年已经提出了，这项工作的现状，正如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描述的那样——今年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全国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投入493亿元，占29.4%；地方配套1183亿元，占70.6%，落实困难。截至8月底，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一些地方由于配套资金不到位和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准备不足，可能难以完成今年的建设计划。

    这边厢，商品房市场“高烧”；那边厢，保障房建设乏力。这表明，中国还需要更多智慧，将人民大众的住房需求，化作推动经济良性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真实动力。（完）

    文/王军

    9月28日，在国庆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介绍了对经济适用住房政策作的“多次调整”：“主要的调整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经济适用住房要作为住房供应主体，调整到经济适用住房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这样一个政策的转化。”他作出解释：“建设大量的廉租住房，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补充一些资金的缺口，我们也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住房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建设一批经济适用住房，以加快对低收入住房保障工作的进展。”

    经济适用住房将通过何种方式救济低收入家庭？能否可租可售？齐骥未加细表。这留给人们一个想象空间：如果仍维持原则上只售不租的政策，低收入家庭即使能够“幸运”地摸到经济适用住房的房号，但以他们捉襟见肘的经济实力，恐怕仍难圆安居之梦。

    在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设计中，带有部分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被确定为住房供应的主体，可这个“主体”迄今未能确立，篡得主体之位的是面向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出现如此情况，固然有经济适用住房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但说到底，在缺乏必要的宏观金融政策的支持下，以及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分税制环境下，地方政府不关心住房保障，只求以地生财“经营城市”，往往有着充足理由。由此带来的问题暴露无遗：在商品住房这根“独木桥”上，低收入者几无立锥之地。这一情形如再恶化，必将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和谐之基。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加强住房保障建设的呼声愈发强劲，中央高层已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各级政府投入住房保障的力度明显加大，最适合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建设热潮。困难依旧存在：资金从何而来？

    显然，单凭财政负担是吃力的，也是难以持续的。从他国经验来看，也不是必需的。欧美国家发展住房保障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即将保障性住房设计为一个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回报的中长期投资品，通过先租后售等方式将其逐步私有化，实现建设投资的回收。这样，保障性住房就会得到银行信贷的青睐，资金不再是一个问题。

    很希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能够联手央行共襄此事。如指望廉租住房的投资，通过向低收入者出售经济适用住房来实现平衡，“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怕于事无补，甚至错失良机。当下社会舆论对高房价的抱怨，从消极层面看是住房供求矛盾的加剧，从积极层面看是巨大的住房需求——潜在的拉动经济增长的能量——远未得以释放。此种需求的存在实乃中国经济之幸，我们须以创新思维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完）

凤凰卫视 2009年10月7目

视频请看

http://hd.openv.com/pro_play-PhoenixTV1prog_20091006_7111754.html

凤凰卫视2009年10月5日

视频请看：

http://hd.openv.com/pro_play-PhoenixTV1prog_20091005_7111004.html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广美，我们很欣慰，你作为一个台湾的艺人，真是心向祖国呀，正值我们国庆之际，你看专门配合上我们国旗的颜色。

孟广美：那当然，要喜庆啊。

窦文涛：红色，给你介绍一位老师，你看他倒是一身黑，王军老师，欢迎你。

王军：谢谢你。

孟广美：王老师，您好。

王军：广美，你好。

窦文涛：王军老师不简单啊，他本是新华社记者，但是他是城市建筑的研究专家，写过专著的，叫《城记》，都是获奖的好书嘛。但是也有人把《城记》说成是祭奠的那个“祭”，祭祀的那个“祭”，实际上是记忆的“记”。所以我说咱们这个国庆，也别老说China，但是确实有一个memory的问题，一个记忆。你知道像你是台湾人可能听起来很好奇，我们从1949年到现在60年，你就看这个城市的建筑景观。广美，我跟王老师，我们可以给你先看看，这个50年代就有10大标志性建筑，北京，有些现在还在，你看看。这是北京火车站，这是那时候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

孟广美：很时髦啊。

窦文涛：你再看下面，这是军事博物馆，这就叫苏联式的建筑，我上次去俄罗斯住一个酒店，就跟这个一样。这是工体，你整天上工体酒吧那儿玩。这是50年代的工人体育场，那就是很牛的建筑了。你再看下边，这是哪儿？

王军：华侨饭店。

窦文涛：现在是华侨大厦了。

王军：对，它给拆掉了。

窦文涛：这是现在的华侨大厦，当年50年代是刚才的那个楼，王老师，这60年恍若隔世的，你见到这些照片有什么感触？

王军：我就觉得看到这些，因为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每次看到这些建筑的时候，都会想到在后面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长安街，我每天都经过，一经过就觉得看见一个一个楼，就看到不同时代的那些故事，那些记忆，就像你讲的，这倒是一种享受。

窦文涛：享受？

王军：对，你说长安街的这些房子，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摆在地面上的建筑的博物馆，每一个建筑都给你讲一个故事。

窦文涛：你给我们讲讲华侨大厦的故事。

王军：华侨大厦，我就觉得是比较伤感的一个事儿，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北京读大学，就听到一下子说给炸了。

窦文涛：炸了？

王军：对，就是爆破拆除，就说那个房子是什么危险建筑了，其实我就觉得大可不必，你可以再想办法来加固它。实际上1958年、1959年盖十大建筑的时候，是全国最好的工匠，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建材等等，但是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产生保护这种建筑的意识。像这些年北京开始对近现代的建筑要保护了，拟了名单了。那么那会儿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把它给爆破拆除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说十大建筑也需要保护，所以这一下子十个就不全了，只剩下九个了。

窦文涛：保护是因为它美吗？它好吗？

王军：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它见证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了10年的那种状态。

窦文涛：你想，就是刚才咱们看见的几张照片，当年的十大标志性建筑，还有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就是天安门广场这几块儿，我就觉得台湾人它的视角会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李敖到北京来，我就听说跟我们老板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看天安门广场，他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大国气象啊。确实是，你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你作为台湾人，你整天在大陆走南闯北的，广美，你有什么观感啊？

孟广美：60周年，你们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其实我也是在1997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内地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来，那个感觉是，我那时候跟我的一个女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女性朋友来到这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胡同，我们就找胡同，去看一些那种，我们还真的是到人家胡同，大妈坐在门口聊天织毛巾，我们说大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吗？我们就真的跑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看。那个真的是我12年前对北京的一个记忆，当然后来这12年所有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一眨眼就又一栋楼，一眨眼又一栋楼。

然后我上一次再去胡同是上周的事情，因为我要去找一家餐厅，然后我还知道什么东四六条，还是什么几条几条那个，我说我要去一号，结果那个出租车司机带我去了89号，也就是说我必须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所以我也就有那个机会在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就自己独自穿过那么一个小胡同。然后我觉得真好，我觉得老天爷的安排，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看一看我以前印象中，我去找的那些东西。现在连那种小胡同里面的小房子，都加上了那种很漂亮的铁窗，我觉得特别奇怪，我觉得失去了那种很纯朴的感觉。

窦文涛：我昨天还看见一句话，就说当年1949年的时候，说共产党非常有远见，在战火当中，奇迹般的保存了老北京，没有毁于战火嘛。但是在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老北京却给毁了大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刚刚建国的这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刚刚建国的共产党人，或者说一般的人民群众，他对新国家、新面貌，他有一个想像，你比如说咱们印象很深，就是当年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说我要全都是烟囱，这是大建设，蒸蒸日上，你觉得当时的这种是不是影响了咱们后来50年代、60年代的建筑？

王军：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搞工业化，要能够形成一个工业体系，包括一个军事工业体系。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想干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个城市就是让人享受的，都是消费人口。而我们现在需要把城市变成一个生产的，从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城市。所以当时是这么来想，毛主席实际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讲过一句话，他一看游行的队伍当中，工人阶级比较少，就跟北京市的第二书记刘仁就说，难道首都要搬家吗？要搬到上海去吗？所以当时他也觉得，因为苏联专家来了，苏联专家来了也说，你看我们莫斯科的工人阶级是20%多，而北京的工人阶级才2%到3%，太少了，你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所以当时是这样一种想法，说起来都是一些故事了。

窦文涛：当时咱们是全国各地都涌现出很多苏式的建筑？

王军：对啊。你像苏联，你看苏联援建的几个展览馆，你比如在北京有一个北京展览馆。

孟广美：上海也有。

王军：上海有一个对不对？

孟广美：非常漂亮的。

王军：对，武汉也有一个，武汉那个好像是前几年给拆了，挺可惜的。很多就是这种援建的项目，有时候就会用苏联专家来设计，甚至他来指导施工，所以那种风格的东西就进来了。

窦文涛：那你觉得苏联的这种风格，摆在咱们这儿感觉怎么样呢？

王军：今天看来，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了，就是见证那个时代的中苏关系，一种特殊的中苏关系。因为毛主席那会儿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那么就说要一边倒，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无产阶级这一边，一边倒，就跟苏联似的一边倒。所以苏联专家一来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包括建筑领域，他们一说话那都是很有用的，有一句话叫“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窦文涛：什么意思？

王军：就是说你跟苏联专家的意见不一样了，你没有道理，打你三扁担，有道理也得扁担三。

窦文涛：太有意思了。

窦文涛：咱们再看看到了80年代、90年代，又有十大标志性建筑，你来瞅瞅。你看这是80年代，这是长城饭店，说当时照王老师讲话，就是奇装异服。

王军：不是我讲的，是那会儿的人批评它，不接受它的时候。

窦文涛：这个玻璃幕墙嘛。

王军：你那会儿穿过喇叭裤吧？

窦文涛：穿过呀，喇叭裤。

王军：大包头。

窦文涛：没错，没错，男的还穿高跟鞋呢。

王军：然后老师会在门口拿着剪刀来剪你的裤腿儿。

窦文涛：对，没错。

王军：那会儿就要剪这个裤腿儿了，就说它了，说这是奇装异服。

窦文涛：咱们再看下面，是中央台老楼嘛，80年代也是十大标志性建筑。你再看下面，到90年代其中的两个，这个是恒基中心，90年代的标志性建筑。你再看下面，这个是金融。

王军：金融中心。

窦文涛：金融中心，金融大厦，你看这个变化。

王军：对。

窦文涛：他们讲到当年，就说是中国的这种建筑，你在北京看着尤其明显，曾经出现过很多大屋顶，这事儿是个什么来历？

王军：其实这个大屋顶说实在的，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建筑学的术语，建筑有平顶、坡顶，怎么会造个大屋顶呢？所以“大屋顶”就是一个贬义词，就是1955年的时候，那时候批梁思成，说他搞复古主义，就说这种中国式的屋顶，在一个新式建筑上面出现，这个是当时毛主席很不喜欢，毛主席说那是“乌龟壳”、“王八盖”。

窦文涛：就差“乌龟壳”、“王八蛋”了。

王军：但是这个是当时苏联专家他是提倡了，苏联专家一到北京来一看，北京那个城头就给震住了，一看这个西直门不错，就给梁思成画一张图，以后新中国的建筑做得像西直门这个样子。

窦文涛：苏联专家喜欢西直门？

王军：对，因为苏联专家那会儿正好是斯大林的那种思想在影响，因为斯大林是一种民族主义建筑方针的一个提倡者，所以他们那会儿就把现代主义都给批了。不光是西方的，包括他们苏联本土那帮现代主义的大师，都给批了。那会儿的现代主义大师是比较惨，希特勒说他们是共产党，然后斯大林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结果就把他们给欺负到美国去了。所以你看美国，像芝加哥的那些摩天楼，就是他们那些人做出来的。那么苏联专家他带这种想法就来到北京一看。

窦文涛：这就是你们的民族风格了。

王军：对，实际上梁思成是现代主义的提倡者。

窦文涛：是吗？

王军：对。

窦文涛：因为我那天看到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好像还给自己父亲辩白，梁思成当年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倡导保护北京老城，就是这样。但是当年他儿子想跟他解释什么呢？就是说从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人批评我爸爸，说很多水泥混凝土大楼，上面架这么一个中国的大屋顶，说这种样子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是我爸提倡的。但是他好像觉得这里头还有尾曲，是吧？

王军：对，因为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当时是苏联专家一来要这么做，全国又推开了，哪是说梁思成一个人能够推动的一个事儿？但梁思成他当时在设计北京的那个，他那个梁陈方案，就是说在老城外面盖新城的方案，新城是完全的现代主义的设计。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会提倡这个事情呢？就因为这些新的建筑，要在故宫周围来盖，他希望高度能够盖得稍微低一点，这样不会影响故宫周围的天际线，结果那块儿盖得很高。

窦文涛：为什么要盖高呢？

王军：他认为这是国家的成就啊，苏联人就说了，苏联专家也说，因为我找到档案嘛，就说只有盖高了才会证明人民民主伟大的成就，所以这个和梁思成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

窦文涛：现在是只有盖高了，才能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就，越盖越高。

王军：他当时就觉得这一下子，它的故宫周围就是全是这种方格子把它包围了，因为你要知道北京的古城是完全一个整体的设计，完全是中国建筑的轮廓线，这样的话，这些方格子包围故宫，你想一想故宫变成一个小盆景儿。所以他说没有办法，他说只能把屋顶加上去，这样一看还是个中国建筑的轮廓。你看从景山往北看，军委盖那两个宿舍楼，那上面就有大屋顶。要没那个顶，您往北边看，整个就完蛋了。

窦文涛：就一片平板？

王军：就一个平板挡在那儿，然后远处再是一个鼓楼。

窦文涛：所以这是个无奈之举。

王军：无奈。

孟广美：其实像您讲的，像你们在做城市建设的时候，像您知道巴黎，它不是有新城区和旧城区？

王军：对。

孟广美：旧城区它就规定你的楼不可以盖成超过多过以上，所以它保持，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天际线，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天际线也是一个城市的风景线，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做呢？

王军：当时是想把整个老城都改造掉，你知道吗？

窦文涛：我就很留恋，你说这个巴黎，我就很留恋，我记得在巴黎天天看夕阳，我在巴黎待了两个星期，坐在任何一个街边、咖啡厅，这就是天际线的好处，就是你能看到夕阳。现在咱们的城市，你说你能见着夕阳吗？

孟广美：你得登高。

王军：巴黎有几个地方是登高的，就有一处登高就是犯错误的地方，就是蒙帕纳斯的那个高塔，你在埃菲尔铁塔一看，就是古城区那边冒出一个楼，就是那个是巴黎的一个败笔。在60年代的时候，蓬皮杜总统，就想把整个巴黎重新改造了，你看戴安娜王妃怎么给撞死的呀？就是塞纳河两边，他把那个高速路给引进去的嘛，就是撞死在那里。

窦文涛：戴安娜王妃的死，他也要负责任的。

王军：是啊，那会儿蓬皮杜就想这么来干，然后盖高楼，高速路，就跟在国内的很多城市看见的那个样子。后来他死了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幸亏他死了，巴黎得救了，所以蒙帕纳斯高塔就是他做的。

窦文涛：但是你还得想到，我觉得王老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中国跟巴黎当然不能比，它不是一个地方，就从一个数字你就可以感觉到，说是建国初期的时候，咱们的城市人口，是才占到11%？你讲的。

王军：是这样子，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是在城市里面的人口除以整个国家的人口，1949年的时候是11.2%。这是什么概念呢？我算了算，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是多少，毛主席的“和柳亚子”，就是那个“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那会儿五亿，五亿四人口，然后五亿四人口你乘以11.2%，六千多万。六千多万是什么概念呢？咱们现在北京市的城市人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所以你这四个直辖市的加起来也差不多了。

窦文涛：到今天呢？

王军：前几天他们刚刚公布了去年的数据，是六亿多一点点，就是说城市化率到达了45.7%，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说那天编导还说来谈这个事情，说城市60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我头一个在脑袋瓜想起来的，我就说这真是在人类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化。我去年看到美国的《新闻周刊》，它也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中国人口是一亿三，是超过了美国在工业化时期，从欧洲进入美国的人口的三倍，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那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旧的一个数字，你真正算一算，在1978年的时候，在城市里面的人口是多少呢？是一亿七，我们现在是六亿多了，就增加了4亿多，所以这是人类最大规模的一次城市化了。

窦文涛：就等于说一大半的城市人口增加，是在改革开放30年？

王军：对，所以你看美国的那个经济学家，是拿诺贝尔奖的那个老兄，他说了一句话，就说21世纪改变人类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新技术，互联网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这么高速的城市化，前年的时候，就是人类的一半人口进入城市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儿，人类的人口50%多是进入到城市了。这又和中国30多年的高速城市化是有关系的。

孟广美：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咱得一直盖高楼了。

窦文涛：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军：这个怎么说呢。

孟广美：就像香港一样，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全部挤到城市里面，也没地方住了呀。

王军：我建议广美啊，我要改变你的一个想法，哪天我要惩罚你，惩罚你到陆家嘴去走走路。

孟广美：陆家嘴？

王军：对。

窦文涛：浦东。

王军：对，到浦东去走走路，你到那个外滩去，你一看这就像香港的那样，陆家嘴的那个楼立起来。可是你走进去看了吗？

孟广美：还是很不一样的，浦东跟香港很不一样的。

王军：你走路是没法走的，太宽，然后社区都有围墙，你要买杯水都要开车的，看看它的密度，你表面上看，好像是密度很高的，但是你进去之后，它楼和楼离得很远的，这是一个问题。

窦文涛：像你比比咱们台北，多方便啊，台北是没有什么高楼了，下楼就吃牛肉面的。

孟广美：是。

窦文涛：说到中国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王老师，你好像刚才说起一个1998年，朱镕基需要特别重视一下。

王军：那当然了，我觉得1998年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窦文涛：为什么？

王军：就是因为那一年我可以把我的家买下来，以前我的家是我们单位的。

窦文涛：对，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单位要分房子的。

王军：对。

窦文涛：就是1998年实行的。

王军：1998年的住房私有化，就是进行了全国的房改，把公房向个人出售，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了。那么中国出口的市场就出现了问题，像我们这次这样，需要把内需给拉动，怎么拉动呢？其实拉动内需最好的方式就是城市化，就是搞城市建设。你想想盖一个房子，能够带来多少的需求啊？钢材、水泥，你盖好了还得买一个什么家具吧，还得买一个电视吧，什么什么都给拉起来了。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今天看起来当时中国的经济软着陆，然后在这之后，由于把房地产市场建立起来，自由的买卖房屋，然后把中国的内需一直拉拉拉，带来了大概有十年左右，是两位数的增长。

窦文涛：而且人的生活状态，其实这事儿很关键，很不一样，你过去得求着厂长啊，因为这房子是他决定分不分给你们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工厂，很多人到房管科去闹。而且我原来在广东电台工作过，我记得还出过那么一个事儿，分管科在黑板上写，就说没结婚的赶快结婚，要分房子了。因为你结了婚，拿结婚证，你才有资格参加分房子，让年轻人赶快去结婚。他就讲，房子一旦是自己买下来，是自己决定了，自由就在这个屋檐底下开始生长，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

王军：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跟很多这些国外的朋友来交流，我就说你要看看这个事情。我说1998年，我认为是中国人权进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年。我的自由在我的屋檐下开始成长，当然你会看到中国人在那之后就一直维权，好像看到问题很多很多。但从这一面来看，通过大家十多年的维权，有了《物权法》，你还可以说《物权法》还不够完善，但是它已经有了，我们再把它给做好。我觉得中国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它很多东西要一步一步来做。

窦文涛：没错。

王军：我就觉得我很感动的就是说这十年，因为我当记者，有很多的老百姓他要维权他来找我，所以我看到中国的这些老百姓一直在起作用。

（完）

    文/王军

当年有关经济可行性的争论

    行政中心设在城内或城外，哪一个更为经济？当年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及其支持者，是有过争论的。

    1949年底，苏联专家团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提出：“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22]

    这份建议称：“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和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23]

    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曹言行、赵鹏飞认为：“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须的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限于时间与经费，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24]

    归纳起来，苏联专家团及曹言行、赵鹏飞认为行政中心设于旧城更为经济的理由是：以苏联的经验看，拆房迁民的费用不会超过新建房屋25~30%的造价，而利用旧城内已有的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则可省去40~50%的建设投资，两相权衡，得大于失。

    可问题是，行政中心设于旧城，必导致居民大量外迁，外迁居民安置区同样需要建设生活服务配套设施。这样，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可省去的相关投资也就被抵消了。

    梁思成、陈占祥对此洞若观火：

    我们若迁移二十余万人或数十余万人到城外，则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不如直接的为行政区办公房屋及干部住宅区有计划，有步骤的敷设修筑这一切。[25]

    实践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上世纪50年代，随着城区改建的推进，外迁居民点生活服务设施的配套问题日益突出。1956年，甘家口迁居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等41人联名致信毛泽东主席，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区没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没有一个诊疗所；没有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要求增设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26]对这些被拆迁居民的要求，诚如梁、陈二位所言，“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因此，苏联专家团提出的行政中心设在旧城更为经济的理由，难以成立。

    以当时旧城内公用设施的状况来看，其利用价值也不会太高。梁、陈二位写道：

    现在城区的供电线路已甚陈旧，且敷设不太科学；自来水管直径已不足供应某些城区（如南城一带）的需要；下水道缺点尤多。若在城外从头做起，以最科学的，有计划的，最经济的技术和步骤实施起来，对于北京的水电下水道都是合理的发展。最近电力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曾告诉我们，政府中心若在城外西郊，可使供电问题大大的简易化，科学化，比在旧城内增加容易。凡此一切都是我们所应考虑的。[27]

    那时，旧城内的排水系统多为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自来水、电力等也只是在民国时期初步发展，要对这些设施加以利用，也必须改造或新建，同样需要花钱。

    上世纪50年代，许多办公大楼进入旧城之后，基础设施接济不力，已成为一大问题。1962年，北京市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城市建设所作的总结中，陈述了这样的事实：

    城区改建中，市政建设与房屋建筑的配套发展还不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盖了一些大楼，但没有埋设相应的供水干管，造成供水紧张。例如，朝内大街、猪市大街两侧盖了许多大楼，如冶金部、文化部、华侨大厦等，用水量较原来平房用水成倍增长，但仍使用原有管径为100毫米的管道供水，因而形成由王府井大街北口到南小街的区域性供水压力下降，勉强维持二层楼房有水。全城区在用水高峰季节供水压力不足的建筑约有350万平方米左右。城区还有不少严重积水地点，有不少道路卡口交通不畅，热力煤气管道还只是开始建设，远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城区已经埋设了大量的市政地下管线，到1961年底约有1750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四倍。在许多地方，为了少拆房，把管线埋设在原有胡同和窄小的便道下，造成管线曲折，将来成片改建时，有些管线还很可能要废弃掉。目前大部分能埋设管线的便道和胡同下面都已挤满了管线，近期再要埋设较大的地下管线势必要拆房或者掘路。[28]

    如果苏联专家团提出的理由成立，我们就难以解释这一窘境。

“利用旧城”不等于“改造旧城”

    可见，“梁陈方案”并非经济上不可行。

    相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大规模拆建居民密集的旧城区，才是经济上不可行的。

    行政中心区并非一夜之间可以建成，当时政府机关必然要利用旧城内已有设施办公，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造旧城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否定“梁陈方案”的文章，均将“改造旧城”混同于“利用旧城”，似乎当初利用旧城是必然的，后来改造旧城就是合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事实上，“梁陈方案”针对的，并不是当时政府机关是否应该利用旧城已有设施一解办公燃眉之急的问题，而是——行政中心在城内改建或在城外新建，哪一个更为经济并有利于全市的发展？

    梁、陈二位并不反对利用旧城，他们在方案中甚至提出“留出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只是考虑到“行政区是庞大的政府工作的地区”，“既无法在旧城区内觅得适当地点，足够容纳所定人数，亦不宜于在城区内建立主要的重心，集中工作人口”，才建议设在西部近郊建设。[29]

    他们并不要求短时间内完成行政中心的建设，而是提出“要按实际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以配合财政情况及技术上的问题”。[30]

    他们对行政中心位置的经济性分析，已为实践证实。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寻找或解释“梁陈方案”未被官方采纳的原因——这是当年我动笔写作《城记》时，内心的强烈感受。

    经济问题仅是“梁陈方案”涉及的诸多方面之一。在方案的结论部分，梁思成、陈占祥写道：

    我们经过半年慎密反复的研究，依据种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析的结果，认为无论是为全面解决北京建设的问题，或是只为政府办公房屋寻找地址，都应该采取向城外展拓的政策。如果展拓，我们认为：

    政府行政中心区域最合理的位置是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

    因此我们很慎重的如此建议。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又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31]

    后来，梁思成向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32]

    1971年底，“文革”中遭到迫害的梁思成，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对前来探望他的陈占祥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信念。”[33]

    1994年3月2日，77岁高龄的陈占祥先生接受我采访，谈及“梁陈方案”两度落泪。

    2001年3月底，《城记》动笔后不久，我想请教陈占祥先生一个问题，打电话过去，得知先生刚刚于3月22日病逝。

    这使我加快了敲击电脑键盘的速度。

2009年7月5日

本文刊于《建筑中国60年(1949-2009) 图书卷》，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1日出版

    文/王军

    《城记》出版已有六年。这本书实属偶得。那是在2001年3月，我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之邀，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赶写一篇论文，没想到一下笔思绪如大江决堤，竟将一篇文章写成一本《城记》。

    我是一名记者，白天要跑新闻，写这本书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我经常是晚上九、十点钟回到家，打开电脑写作，一抬头，天色已亮。我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半年时光，于2001年9月完成了《城记》初稿。回想起来，那半年可谓“疯狂”。

    在这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我四处寻找与这本书有关的第一手史料，采访相关当事人，整理他们的口述。日积月累，我的电脑已录入上百万字相关编年史料，还写了数百条读书笔记——我是一个笨拙的人，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常感力不从心，索性以最笨的方法应对：一是通读，二是作编年，三是写笔记。这个方法很是“对症”，使我顺利地走出那半年的“疯狂”。

    我是学新闻的，199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当记者，跑北京城建口。一跑这个口，就知道了梁思成，还知道了陈占祥，他们二位1950年2月提出的在北京西部近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建议，即“梁陈方案”，过去了那么多年，还一直被人提起。许多人一说起这个方案就十分激动，为北京的城墙被拆除，旧城没得到完整保存痛心不已。可也有人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哪有力量在西郊建一个行政中心区呢？

    这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对“梁陈方案”的不同认识，还在对今天首都的规划建设产生深刻影响。我感到，必须对当年的情况作一番了解，否则，就难以做好手中的报道工作。

    我注意到，认为“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没有力量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区的观点，在很长时间，成为否定“梁陈方案”的代表性意见。甚至“梁陈方案”的同情者也认为，这个方案虽有不少合理成分，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不现实的。[1]渐渐地，人们几乎相信这就是盖棺定论了。

    有一天，我捧上了《梁思成文集》第四卷，其中收录了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细细读来，疑心陡起：经济上真的不可行吗？

梁思成和陈占祥是怎么说的

    请看梁、陈二位的分析：

    首先我们试把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费用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所需费用作一个比较：

    （一）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在以上两项费用的比较表中，第（二）项的1、2、3、4四种费用就是第（一）项中的4、6、3、7四种费用。而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2]

    彼时，北京旧城之内，除外城南部的坟场、苇塘、坑洼地带，已基本盖满了房子。“梁陈方案”针对的，是苏联专家在1949年底提出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沿线建设行政中心区的方案。后者如付诸实施，必导致大规模拆房迁民。

    梁、陈二位对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将引发的拆迁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政府中心地址用地6.75平方公里，若要取此面积，则需迁移十八万二千余人，拆房一万二千五百余所或十三万余间（这样计算可能大过于实际要拆改的房屋及内中人口数目）。但无论如何，必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迁移之先，必须设法预先替他们建造房屋，这些房屋事实上只能建在城外，或外城两隅空地上。迁移之后，旧房必须拆除；拆除之后，百万吨上下的废料，必须清理，或加以利用，或运出；地基亦须加以整理，然后可以兴建新房屋。这一切——兴建住宅，迁移，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都是一步限制着一步，难以避免，极其费时、费事，需要财力的。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3]

    他们指出在西部近郊建设行政中心区的优点包括：

    在空旷的新地址上建造起来，省去建造新房屋，迁移，拆除等等的时间（建新拆旧每所共计至少四个月）与财力，不惊动居民正常生活的安宁，两相比较，利弊很显著。[4]

    基于以上分析，梁、陈二位提出，“须省事省时，避免劳民伤财”是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区的重要条件之一，“不必为新建设劳民伤财，迁徙大量居民，拆除大量房屋，增加复杂手续，耽误时间。”[5]

改建一两条街怎么这样难

    充满戏剧性的是，旨在不劳民伤财的“梁陈方案”，却在日后被指责为劳民伤财。

    199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印该院已故总建筑师陈干的文集，其中即有陈干对“梁陈方案”的评论：

    以旧北平市而言，194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8亿元，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与半失业者超过30万人，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来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6]

    可略作探究：以当年北京市那样的经济实力，选择在旧城之内的居民区大兴土木，进行大规模拆迁，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经济上就是可行的吗？

    这个疑问在我心中盘桓。我刚到新华社参加工作之时，北京市正在力推十年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此项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旧城内搞建设，拆迁成本太高。

    1997年，北京市政协向我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旧城区危改的征地拆迁费约占危旧房改造区开发成本的50%以上。其中，仅拆迁安置用房费用就占45%左右；而在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仅约占开发成本的14%，要低很多。[7]

    难道，在上世纪50年代，情况就是相反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1956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吐露真言：

    一直说建筑要集中一些，但结果还是那么分散，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难。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8]

    那时，北京市上报中央的《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下称《要点》）已实施两年。《要点》提出：必须对城区实行重点改建的方针；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坚持由内向外、紧凑发展的方针，逐步扭转分散建筑的局面。

    可两年下来，成效不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单位怕拆迁，不愿进城，而纷纷在城外分散建设。

    彭真不满地表示，先改建一两条街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讲过不止一次，就是没有实现”。[9]

    1954年5月6日制定的《要点》，已估计到计划实施的难度，其陈述的解放后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不少缺点”，即包括“在恢复时期为了避免少拆房屋，当时又缺乏总体规划，造成了新建筑十分分散的局面，全市新建的六百七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物，约有三分之二是分散在城外广大地区内，城内新建房屋一般也很分散，没有形成一些新的街道和街坊”。[10]

    1954年5月，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局长佟铮在华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介绍解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建设情况，深为许多单位不愿进城而苦恼。他说：“解放以后的新建筑有三分之二建在了郊外，最远的离天安门16公里。看来不符合‘城市的扩建或改建应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紧凑发展’原则。但当时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11]

    佟铮举出的首要问题即“拆房问题”：“1952年国家政务院曾明令公布，要求建设不能影响市民居住。而北京市建筑密度平均为46％，最高的达70％。要拆房不可能不影响市民居住。其次是建设单位怕麻烦、怕花钱、怕耽误时间，情愿去郊区建。”[12]

    同年10月16日，国家计委就中共北京市委《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也有这样的表述：“改建旧城区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拆迁与安置居民的问题。旧城内大部分地区建筑密度与人口密度过高。改建时须拆除建筑物与迁移居民的数目很大。据粗略估算，建筑一百万平方公尺的七层楼房，需拆除旧房屋十八万至二十万公尺，迁移居民大约二万至三万人。这不仅要解决迁移居民的居住问题，而且要影响其中许多人的职业问题（如手工业者、商贩等）和生活问题（如子女就业等），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以往几年北京市扩建多于改建，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13]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市建设以较大规模进行。解放以来至1957年底，全市新建各类房屋2100万平方米，超过了解放前旧城建筑面积的总和。[14]

    如果改造旧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北京市恐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城“古老破旧的面貌”，而不必在1958年6月23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再作这番解释：

    在1953年以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可能进行有计划的改建，只在一些空地上建了一些新房。从1954年起，开始在西长安街、朝阳门大街、宣武区西半部进行重点改建。由于拆房过多，安置居民困难很多，费用也大，从1956年下半年起，就基本上停止了改建。有些高等学校和中小型工厂，本来放在城内是合理的，但是要拆大量房子（例如1952年至1953年间，在西北郊兴建的钢铁、矿业等十个学院，就用地六百多公顷，相当于三十个中山公园，如果拆房修建，就需拆房十八万间左右），只好在城外建设。同时，为了尽量少拆房子，城内改建多是选择房屋密度低、质量差的地段，因而也就形不成比较完整的新街道和住宅区。其结果，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15]

城区改建计划缘何落空

    在前述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个十年左右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

    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80%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为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几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16]

    北京市随后对旧城改建作详细研究，1958年9月草拟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表现出对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的决心。[17]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月29日，周恩来听取北京城市规划汇报，表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18]

    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19]

    周恩来不支持旧城改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上代价太高。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受累于经济因素，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在实施中遇到很大困难。虽然1958年至1959年举全国之力进行的国庆工程加快了北京旧城改建步伐，计划中的国家剧院、科技馆、电影宫也未能完成，国庆十大建筑的内容不得不作出调整。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国庆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20]以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确难支撑对北京旧城进行大规模拆除重建的计划。国庆工程结束后，“三年困难”到来，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

    1962年，北京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城市建设进行总结，提及“旧城改建速度缓慢”，仍是“老调重弹”：“鉴于旧城空地基本占完，改建将遇到大量拆迁，国家财力有限，改建速度不可能太快。”[21]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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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编者按：从过去的六十年中，我们选出六十本书，每年一本。我们想用这样一份书单，轻轻掀开历史的一角。这本该是、也必须是完整的六十年。所以我们不想笼统地找出六十本“好书”或“大书”，我们想保留时间的延续，看清历史的年轮。从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希望，听到了欢呼，也仿佛在经历曲折，重新反思，并再次勇敢前行。这六十个书名，六十张封面，仿佛六十个人名和六十张面孔，分明写着六千种喜悦和沧桑。它唤起我们的记忆，印证着国家的变革与你我的人生。

1949-1950

《时间开始了》

胡风著，《人民日报》

　　已开始受到批判的胡风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夸张的抒情笔法，颂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以及多位革命先烈的心路历程。全诗分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欢乐颂》初刊于1949年11月20日之《人民日报》，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刊于1950年1月27日《天津日报》。诗曰：“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

1951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魏巍以前线采访感受写成此长篇通讯，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毛泽东阅毕，批示“印发全军”。如题：“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文章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志愿军自此获得别号“最可爱的人”。该文以高超的政治抒情技艺，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战场报道形式，随后成书，日后亦长居中学语文课本，令浪漫的英雄主义传扬至今。

195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再没有哪一本苏联小说，能比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在中国的影响更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名气，甚至远远超出了它在苏联的知名度。它既是绝佳的共产主义教材，又是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的励志读物。和雷锋一样，保尔最大的特色就是纯洁，但这种纯洁近年来也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此书最早的译者，梅益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不得不投入了一场保卫保尔的战斗。

1953

《三千里江山》

杨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朔曾以记者身份赴朝，写出《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等战地通讯。虽则公认其散文水平远远高过小说，《三千里江山》当年却轰动一时，亦为杨朔最负盛名之作品。此乃描写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铁路工人在朝牺牲奉献，志愿军得到朝鲜人民深爱。作为散文家，杨朔有多篇文章进入中小学课本，典型句段如“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这种以一时之小感受迅速升格为对社会和世界总体印象的手法，深刻影响了几代学生的作文思路。

1954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思和称之为第一次使用“新的战争文化规范”和“牢牢固定”的审美模式创作的大规模、全景式战争小说。此后数十年内，由《保卫延安》开创的英雄主义基调和程式化的人物模式始终难以突破，“回避了对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体验，不能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把握它的美感。”庐山会议后，由于书中对彭德怀的描写，《保卫延安》被封存销毁，其审美原则却“被变本加厉地推到了极端”。

1955

《三里湾》

赵树理著，《人民文学》杂志

　　不待援朝战事结束，作家已蜂拥下乡，体验生活，改造自身。赵树理真心为之，一片诚意，讴歌新生的乡村乐园，立意通过《三里湾》中合作社前途无量的集体生产，驱除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彼时地主阶级已被斗倒，只剩下不愿交出农具和牲口的中农要耐心教育。故而其斗争既没有此前《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腥风血雨，亦无此后《金光大道》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到头来还是皆大欢喜。

1956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著，《人民文学》杂志

　　新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再没有其他短篇小说，能在知名度上超过青年王蒙的这一篇。它的命运，连带其作者的命运，皆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今天看来，小说是否意在揭露官僚主义，似乎反倒是次要的，真正让它保持生命力的恰在其文学素质：好的语言和真切的人性：对人生的彷徨、对爱情的犹疑、对制度的抗争。

1957

《林海雪原》

曲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3、杨子荣、座山雕、小炉匠、一撮毛、蝴蝶迷、许大马棒……啊，还有美丽的小白鸽——“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的白茹。一本小说能让你记住如此众多的正邪人物，实不多得。即便几十年后，这一干英雄匪盗，仍然能在脑海里活蹦乱跳。在通俗小说稀缺的年代，《林海雪原》尤显与众不同。此外，它是唯一一部产自“砸烂”年代、却进入了样板戏阵营的有头有脸的小说。

1958

《鲁迅全集》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乃根据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缩编而成。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以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使鲁迅几成“文革”期间唯一容许作品发行的解放前作家。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20卷本《鲁迅全集》。

1959

《一代风流•三家巷》

欧阳山著，广东出版社

　　夏志清认为，1956年以后的怀旧作品中，《三家巷》“可能是其中最优秀的一本”。在形式上，它类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在地方色彩（广州）和时代感的表现上，它比这类作品高明多了。”欧阳山似乎着力参照《红楼梦》的模式，“英俊潇洒的周炳，就是无产阶级的贾宝玉。”当工农兵文学一统天下后，读者还能从中看到许多旧时代的生活。

1960

《十万个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儿童编辑出版的大型科普系列，类似一套小百科全书，甫一问世，即大受欢迎。首版八册在三年间发行580余万册。1965年起再出修订版共14分册，茅以升、苏步青、李四光、竺可桢等多位大学者参与其中。1971年的第三版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口号、语录和种种荒诞不经、甚至反科学的解答充斥其中，足可害童。“文革”后，该书又两次编修新版，虽不再一枝独秀，“十万个为什么”的品牌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1961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革命者可以牺牲一切，面对酷刑和死亡也不会有丝毫动摇，而法西斯只可狞笑一时，心底总是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注定灭亡。罗、杨两位渣滓洞幸存者结合亲身经历与史实，创造出许云峰、江雪琴这样高度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形象，亦使华子良和双枪老太婆等现代奇侠深入人心，而作为阴险、恶毒、背叛的代名词，老虎凳、辣椒水、夹手指、甫志高和中美合作所等词汇也在民间话语中广为流传。

1962

《古代汉语》

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王力四卷本《古代汉语》首创了以文选为主，结合通论和常用词加以教习的体例，文选始自先秦，迄于宋元，经史子集、诗赋词曲皆有涉及，专精而易读，广为高校采用，受益者不可计数，影响所及，甚至远达海外。至2006年，该书历三次修订，重印40余次，近190万套，实乃修习古文之第一工具书。

1963

《雷锋日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他没有好的文笔，却有一颗单纯的心。他忠诚，善良，上进，同时也发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以自己朴素的思想，写下“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同时又说：“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最近有一版《雷锋日记》的出版人声称：“跨越两个世纪，一直不曾忘记他——雷锋。他教我们如何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如何在爱的奉献中获得永生。”然而，我们是否更应该这样告诉孩子：学习雷锋叔叔，要学他怎样在伟大中找到平凡，亦不要求取永生，只要点滴的奉献。

1964

《南方来信》

作家出版社

　　“德儿：爹娘在南方，你在北方，远别已八年，这张小小的纸儿怎能容下无限的思念之情。”这是署名“你的爹力”的南越百姓写给儿子的家信，随后便是对“美吴集团”的控诉和对儿子的叮嘱：“你应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北方……使南方同胞早日摆脱水深火热的痛苦。”今天40岁以下的读者中，知道此书者想必百里不足一二，但两部书信集《南方来信》实实在在是当时的头号畅销书之一，同年就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全国各地广泛排演，次年又被改编为京剧，马连良在剧中扮演了越南农民杨老清。

1965

《欧阳海之歌》

金敬迈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说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塑造了一个英雄和圣徒的形象，令无数读者为之感动，也创下了中国小说的发行量之最——估计总印数在1500万-3000万之间，或许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出版环境和时代氛围中找到原因。作者亦因此书，在123天内，由部队创作员提升至文化部主管领导。

1966

《毛主席语录》

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1964年在军队内部发行，次年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本，1966年公开出版，并面向海外发行。书中共收入毛泽东著作选句427条，通行红色塑料皮包装，又叫“红宝书”，因多为便于携带的袖珍版本，海外亦称之为“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广泛发行，总印数难以考据，但仅在中国国内当逾10亿册。

1967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

北京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出版社皆被造反派以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为借口夺占，出版事业几乎陷入停顿，仅余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以及“革命样板戏”图书等少数品种可以出版，《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也算其中一种。无书可读的“书荒”年代造成了地下文学和手抄本读物在这一时期的兴起。

1968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著，未刊诗作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食指描写知青离城下乡的这首诗和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皆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它以回归个人的朴素情感，取代了当时中国诗歌、甚至绝大多数知青诗歌中语录式、宣言式的空泛激情，这不仅是诗意的回归，也标志着青年的觉醒。

1969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共出版四集。封面彩印精美，收录中央及地方报刊发表的文章，集中表现毛泽东思想给个人思想、身体以及各行各业带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激励和变化。

1970

《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编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

　　1970年4月24日，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同年7月，《人造地球卫星》出版，成为首部记载我国航天成就的科普读本。由于诞生年代的特殊，书的装帧设计、内容编排，甚至字里行间，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在那个科普图书稀缺的年代里，本书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也长久地留在了国人的记忆中。

1971

《新华字典》（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文革”期间，“书荒”状况严重，小学生在复课开学后连一本小字典都难找到。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组织力量修订《新华字典》。1971年6月这本字典出版发行。“九•一三”之后，修订组专家从字典上抠去林彪语录，出版了一个“挖补本”。当时到中国访问的一位西欧小国元首自豪地将本国多卷本大百科全书赠给周恩来，总理只能以一本《新华字典》回赠。

1972

《金光大道》（第一部）

浩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在那段特殊时期里，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成了十年文革中唯一出版作品的作家。《金光大道》讲述了芳草地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带领下，与错误路线斗争，坚持走“金光大道”的故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纪录了那个极左时代许多重要信息，有学者认为浩然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973

《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

阿列克•恰齐等著，屠珍、梅绍武译

　　作为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不遗余力地予以援助，两国关系曾一度非常密切。观看《塔娜》、《特殊任务》、《我们的土地》等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曾是当时国人不可多得的娱乐之一；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等领导人的名字在国人中也是耳熟能详。1973年由梅绍武、屠珍夫妇转译的《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本小说集是当时极少数的公开发行的外国文学出版物之一。

1974

《儒法斗争史概况》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年伊始，文革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时间，评法批儒图书和文章“泛滥成灾”。据统计，这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儒法斗争史概况》曲解历史和经典为政治服务，一度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

1975

《水浒传》

施耐庵、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年，“文革”爆发后被列为禁书的四大名著及一些古典小说被允许部分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极大欢迎。1975年8月，毛泽东评价《水浒传》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四人帮”以此大作文章，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运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急调动人力物力，迅速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水浒》。这场运动也使《水浒传》成了十年文革期间少数被广泛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1976

《天安门诗钞》

手抄本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清明节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追思之情。纪念活动遭到“四人帮”镇压，这些诗歌被诬蔑为“反动诗词”，一些作者和传抄者被抓捕，受到迫害。但是，群众还是运用各种方法珍藏了这些被后世称为“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的诗歌作品。1978年，经过几十位参与者抄录、搜集、整理和编辑，《天安门诗抄》最终出版，参与者集体署名“童怀周”。

1977

《班主任》

刘心武著，《人民文学》杂志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月号上，通过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却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小说被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的开端，在此之后，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相继问世。作为揭示“伤痕”的现实主义小说，《班主任》只是触及了问题的“冰山一角”，艺术成就也不能说有多高，但其作为伤痕文学和新文学发轫之作的地位已得到了文学史的承认。

1978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大受欢迎。2月17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全国各地报纸、电台也迅速跟进。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同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在主席台就坐。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郭沫若宣告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肯定，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的春天”的到来。

1979

《第二次握手》

张扬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张扬以他的舅舅为原型创作的讲述知识分子曲折事业生活爱情的小说《浪花》初稿完成，之后不断扩充修改十几稿，三易其名。期间手稿被一版版流传出去，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形式在广大知青中秘密传播，作品在传抄的过程中被命名为《第二次握手》。因手抄本的大规模传播，张扬被定下四大“罪状”，被捕入狱。1979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得以平反。同年，小说正式出版，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被誉为“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书”，同名电影于1980年在全国上映。

1980

《人啊，人》

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

　　1980年代初，文学界已不再满足于伤痕文学的对过去的苦难和创伤的反映，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诸多苦难的历史动因。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越——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性，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心灵世界的探索——进入了“反思文学”阶段。《人啊，人》描写了文革期间一对青年男女曲折爱情经历，是“文革”后第一部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命题的作品，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1981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

　　1978年，国内报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文章，1979年中国当代第一本美学刊物《美学》的问世。到了1981年，这轮“美学热”的重要著作已基本出齐，如朱光潜《谈美书简》、宗白华《美学散步》、王朝闻《美学概论》等，其中影响尤为广泛深刻的当属李泽厚《美的历程》。该书没有老话、套话，从文笔到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在短短十余万字里容纳了极多的信息和不落窠臼的观点。刘小枫说：“《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易中天回忆初读时的心情时说：“《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1982

《人生》

路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生》最早发表于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同年小说出版，轰动文坛，并获《当代》中篇小说奖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故事通过新旧交替时期农村青年高加林的种种经历，表现了他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过程中的心理历程，作品第一次把当时条件下农村青年及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1983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奥秘尽在于此

1984

《第三次浪潮》

[美]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

　　1981年底《读书》杂志上登载了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的部分章节，引起很大反响。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公开发行，阅读风潮席卷中国，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仅一个版本的发行量就达86万册之多。之后一大批同类译作相继出版，如法国学者施莱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未来学这一名词不胫而走。

1985

《朦胧诗选》

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78年《今天》杂志第一期出刊。发表了由蔡其矫、舒婷、芒克和北岛创作的十二首诗歌。不久之后，《今天》诗人的作品开始广泛流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被争相传诵。在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朦胧诗”被某些评论者指责为“古怪诗”。在理论家为之唇枪舌剑的同时，全国的诗歌爱好者开始争相传抄、摹写朦胧诗。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朦胧诗选》，成为朦胧诗潮的一个总结。实际上，当朦胧诗受到文坛肯定之际，这场诗歌运动也快到了谢幕时刻。

1986

《唐山大地震》

钱钢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年，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活动，并在之后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不间断的追踪访谈，于1986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书中写出了一座城市面对灾难的坚强，也描绘了灾难下人性的蝇营狗苟；写出了举国救灾的传奇，也描绘了特殊年代的无奈。

1987

《顽主》

王朔著，《收获》杂志

　　1987年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王朔年”，之前《空中小姐》、《浮出海面》等中短篇小说的发表让王朔的小说开始备受关注和争议。《顽主》发表于1987年第六期《收获》杂志上，“顽主”是当时北京市井的流行语，特指那种衣食无忧、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小说主要描写了三位典型的“顽主”成立了一个意为“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的故事，是王朔小说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电影改编也最为成功。小说人物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

1988

《玫瑰门》

铁凝著，《文学四季》创刊号

　　1988年9月，铁凝的第一部、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文学四季》创刊号上首发。从政治角度看，虽是一部涉及到敏感话题的作品，但是铁凝把握了话语刺激的临界点，处理得恰到好处；从作品意义角度上讲，作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第一部反映女性觉醒意识的长篇小说，它的文学史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89

《黑雪》

叶雨蒙著，作家出版社

　　《黑雪》详细记述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全过程，对战前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做了分析，批露了中国决策和出兵的情况，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可读性。该书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小说《汉江血》、《黑雨》构成了“出兵朝鲜纪实”三部曲。这本书当年被广泛阅读，也引发了其后数年军史图书出版和阅读的热潮。

1990

《年轻的潮》

汪国真著，学苑出版社

　　1989年春天，海子选择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昭告了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的结束。1990年春夏之交，汪国真这个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中年男人，以人生经验的年龄差准确契入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在阅读领域复制了方兴未艾的流行音乐界的明星效应。快餐文化的第一代图书产品由此诞生。汪国真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1990年被出版界定名为“汪国真年”。

1991

《我与地坛》

史铁生著

《上海文学》1991年1月号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使得作家远离了那个荒诞年代的中心。在满园弥漫着“沉静光芒”的地坛，作家实现了对个体命运挫折和苦难的超越，升华了自己的生命。当他用一种带有宗教式美感的文字，将这种思考和参悟表达出来，那份宁静的文本所带来的，却是巨大的不平静。

1992

《白鹿原》

陈忠实著，《当代》1992年6月号

　　小说以社会的剧烈变动为背景，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兴衰为主线，记述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为读者展示了时代巨变中，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小说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20世纪的前50年，却不再拘泥于之前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的那种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通过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甚至一些深隐的、略显神秘的文学想象，带给人更多的思想内容。小说在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93

《废都》

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

　　1993年上半年，这部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先在《十月》杂志连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由于其独特而大胆的态度、出位的性描写，以及“□□□□（此处作者删去××字）”的噱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时间洛阳纸贵。本书遭到了毁誉两极的争议，誉之者谓其生动地写出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迷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毁之者斥之格调低下、阴暗，下半年旋遭禁，此后一禁16年。曾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1994

《顾准文集》

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文集出版在作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在1990年代的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顾准文集》竟至一度脱销，显然是与作者“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的人格与求索精神分不开的。这位“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知识精英，在1957年以后的苦难岁月中，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站成“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吴敬琏语）。他站在经济的角度对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可能性问题所作的深刻探讨，直至今天仍值得细细品味。

1995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作品甫一问世，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这位终身守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的精神与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得以重倡。

　　传主以其深邃独特的诗与文、言与行，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

1996

《老照片》第一辑

冯克力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对历史重新审视和反思、开辟私人化历史的叙述空间、披露鲜为人知的故事，《老照片》因应了1990年代末的怀旧风潮，第一辑一经问世，即风靡全国，开国内“图文书”出版风气之先，并带动了“读图时代”的到来。

　　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定格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

1997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小波生如夏花般短暂，身后则一如夏花之灿烂，其拥趸甚至纷纷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名。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一生杂文随笔的全集，由他的妻子李银河编成，书出版时，他已去世。在去世前22天所完成的序言中，王小波这样说道：“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从其身后看，也许他开始的并不算晚。

1998

《牛棚杂忆》

季羡林著，中央党校出版社

　　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概括本书，再恰当不过：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1999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蔡智恒著，知识出版社

　　这是技术发展的胜利，跟小说的品质无关。

　　互联网的发展史在那个特定阶段选择了痞子蔡，“网络文学”概念被书商有意利用，小说展示的新颖的逐爱方式，则无意间利用了“网络新世代”澎湃的好奇心，畅销神话成就。痞子蔡要好好感谢自己的平凡和平庸，对于后来的万千网络写手而言，他“一战成名”的示范效应，不亚于后来的李宇春之于“超女粉丝”。

2000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英]J.K.罗琳著；苏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国妇女罗琳所创造的这个戴着眼镜的小魔法师形象从这本书开始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读者。神秘的巫术、悬念迭起的情节、正邪的交锋，少年也能拯救世界的豪气，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所书写的影响力、销量纪录也几乎颠覆了此前儿童文学带给人们的固有印象。此后的十年，这个传奇不止在书里上演，也在现实世界延续。

2001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深具学术水准、极富公众影响力又有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专家学者，吴敬琏始终动态关注当下经济政策动向、经济现状的变化，出版该书时正逢改革开放深入到新阶段，及时的回顾与总结很有必要，书中对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入世、政府体制改革、国企、民企等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容回避的诸多问题均有理论实际相结合的总结与独到的解读、展望，言辞恳切亦蕴含省思，今天读来仍不无收获。

2002

《无字》

张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女作家张洁积12年之功完成的这部三卷本大作在当年的长篇小说乃至其后很长时间的原创文学作品中都不可忽略。书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连同其家族女性的遭遇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世纪变迁，人情冷暖，作者扎实冷峻的文笔充溢着对书中人物的悲悯与对现实境遇的忧伤，苦难流动在这部长篇的字里行间，它也因对苦难的还原震撼人心。该书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2003

《城记》

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十余年的写作，采访50多位当事人，走访考察京津冀晋多处古建遗迹……这些数字凝聚成这本细说北京城五十多年来城市建设变迁的厚重之作。作者王军系新华社记者，偶然的机遇让他踏入这个领域，于是以超越常规意义记者身份之外的付出和努力，将北京的城市发展脉络呈现在书中，侧重着墨在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等建筑大师为保护北京旧城奔走未果的城建往事上，其间无奈令人唏嘘，其中教训引人反思。

2004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册）

汪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皇皇150万字四大本的这套思想学术著作在出版时隔四年又再版，这本身已经说明其学术价值。作者汪晖是近年来状态上佳、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年学者，是国内思想学术圈的代表性人物。顾名思义，这套著作以历史为线索，着眼点在“思想”层面，对现代中国思想寻根溯源，集中探讨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等论题。由于该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所涉理论深入，对读者的文化素养、知识储备要求较高。

2005

《退步集》

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这本辑录陈丹青归国最初五年文章、访谈的《退步集》开始，他正式进入更加广义的公共视野，对绘画、教育乃至之外的公共文化话题频频发言，未必句句有理，但其旅居海外的背景与不受体制束缚的身份，加之言辞犀利，文风流畅，颇得众多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拥戴。从《退步集》到之后的几本书，一退再退只是表象的姿态，内里的层层递进将复杂的事情理清头绪简单对待才是他之所以成为“陈丹青”的重要原因。

2006

《上学记》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过耄耋的何兆武先生娓娓道来其早年成长、求学的经历，为读者贡献出这本信息量丰富、口述者心态平和、正视过往、闪烁着岁月积淀人生智慧的口述回忆录。他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政治动荡的阶段，他的学子历程所见所闻却颇多知识分子的风雅、淡定，一心向学的执着与师友间的君子之交，特别是他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时光，细节涉及多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读到他们在书本、学术之外的一面，是这本回忆录的别样价值。

2007

《丧家狗：我读〈论语〉》

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大教授李零在书中对《论语》其文进行逐条解读，对孔子其人加以深入分析，逐步剥去千百年来罩在孔子头上的光环，“去圣”是为了接近“真孔子”。该书问世后即争议不断，风波引发的回响至今不绝。在一片喧嚣的“国学热”中，李零的这本书可谓一针清醒剂，哪怕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起码他回到原典，平视《论语》的姿态更容易接近“真孔子”，膜拜之下哪有客观可言？

2008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历史学者杨奎松在这部力作中以难得的“国民党史”视角回顾、看待国共关系，在查阅大量国共两党档案资料、相关历史人物日记、回忆录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起伏波动的复杂关系，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基于客观资料上的重新认识，对相关内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当程度的颠覆和纠正。

2009

《朱镕基答记者问》

《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朱镕基同志在其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任内的若干答记者问及境外发表演讲的结集，言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多个领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语姿态也反映今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现状。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9月23日

    北京，守不住的天际线

    文/王军

    “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

    1980年5月30日，贝聿铭在纽约为清华大学访美代表团作演讲，以动情的口气说：“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5年10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去的。怎样进行新的开发同时又保护好文化遗产，避免造成永久的遗憾，这正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之前的1978年，阔别祖国三十多年后，贝聿铭重返故土。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登上景山，但见整个古城为一片“绿海”覆盖——高密度的四合院铺满了每一寸土地，青砖灰瓦，绿枝出墙；妙应寺白塔、北海白塔、德胜门箭楼等高大建筑充满韵律地错落其间；中轴线上，正阳门、鼓楼、钟楼一字排开，金红二色的紫禁城宫殿群蔚为大观，在灿烂的阳光下，呈现出纵横一气、万物谐和的辉煌与安祥。

    那时，北京的城墙几无踪影可寻，经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改造，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摧枯拉朽”，古都之美已经残缺，仍给贝聿铭强烈的震撼。

    已是美国公民的他，缱绻在故国的思念中。1947年，在纽约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动员贝聿铭回国投身建筑事业，那时正在哈佛大学执教的他，思乡之情甚笃，惜未能成行。

    后来，他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设计了肯尼迪纪念馆、国家艺术馆东馆等里程碑式建筑，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级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可乡愁不减，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皆有中国之“中”。

    “我是一个中国人，”在景山上，贝聿铭转过身来，向美国建筑师代表团的同行们自豪地表白。

    谷牧副总理邀请他到人民大会堂见面，说能不能在长安街上设计一个高层旅馆，贝聿铭婉言相拒。“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人家不骂我，子孙也要骂我。”1999年，贝聿铭在北京向我忆起此事，仍作出强调，“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破坏了。”

    此刻，与二十年前相比，他的心境如同这个城市的天际线，有了很大的改变。

    站在故宫太和殿的平台上向四周眺望，林立的高楼和施工塔吊刺入眼帘，紫禁城的轮廓线正在被一处处“混凝土屏障”阻断。

    贝聿铭向我苦笑了一下，“我是美国人，回祖国一年一次，所以我的话说出来没什么力量。”

    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埃德蒙·倍根（E. Bacon）在《城市设计》一书中发出这样的礼赞，“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这个城市深深地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这些现在与我们无关了。然而，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北京现存的古城，其街巷体系及空间格局肇始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叹为观止的元大都，其平面布局思想源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经典著作《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1368年，明大将军徐达攻陷元大都，将北城墙南移五里；1405年，明永乐帝朱棣修筑紫禁城；1417年，开始大规模兴建皇城；1420年，将大都城的南城墙向南推移二里余，从现长安街一线移至现前三门一线；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为加强城防，增筑外城。至此，形成了中轴对称，以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墙环绕，总平面呈凸字型的城市格局。如此完整的城市面貌，基本保持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1951年4月，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描述了北京的城市格局给予人们的审美冲击：

    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表面要北平化，内部要现代化”

    目前已知近代以来北京最早制定的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据王亚男所著《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记载，1935年11月之后，宋哲元主持北平政务时期，为保护古都风貌，出台多项建筑物管理措施，包括《饬北平市政府着知市内商民建设楼层应遵守有关规定令》，提出“不独建筑线设定范围，即高度亦应限制”。

    宋哲元还颁行了《建筑房屋暂行规则》，对建筑物间距、日照、通风、控制污染排放等有详细的规定。宋哲元认为：“北平市本属故都，原系行政区域，与完全商埠不同，旧日习惯，均系平房，居住极为适宜。若于房舍鳞比之处，突建高楼于其间，则邻居之光线空气，均受影响，殊于公共利益有碍。”具体规定包括：居住稠密区，概不准建筑高楼，有碍邻居之光线空气；建筑楼房，须于地方空阔之处，楼址周围须有三丈宽之空院，其最高度以二层为限，但须在十公尺以下，等等。

    以上规定，不但使城市传统天际线得以维持，还使胡同院落体系的留存成为可能。

    1947年5月29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着手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市长河思源提出“表面要北平化，内部要现代化”的规划原则。北平市工务局提出：把北平建设成为现代化都市，注重保存、保护历史文物与名胜古迹；发展旅游区、重视文化教育；继续完成西郊新市区的建设，同时以郊区村镇为中心建设卫星镇。

    这意味着，旧城以保护为主，新的建设将重点安排在西郊五棵松一带日伪时期遗留的新市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这个想法一度为新政府坚持，但终还是被放弃了。

    对故宫“形成压打之势”

    1949年5月8日，北平市建设局召开都市计划座谈会，梁思成、华南圭、林是镇、朱兆雪、钟森等专家与会。

    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提出将五棵松新市区建设为行政中心区，认为那里应该是“联合政府所在地或最少是市政府所在地”。

    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向与会者通报：“梁先生提出新市区的用途，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共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内。”

    与会的北平市市长叶剑平表示：“今天集中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

    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会议决定由建设局负责实地测量西郊新市区，同时授权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图。

    这项工作在1949年底遭遇挫折，应邀抵达北京指导城市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提出将中央行政区设于旧城内长安街沿线的规划方案，并在聂荣臻市长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与梁思成、陈占祥发生激烈争论。

    1950年2月，梁、陈二位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认为中央行政区的最佳位置在西部近郊的月坛与公主坟之间。他们的建议未获官方采纳，苏联专家的方案得以实施，大规模的新建设开始在旧城之内发生。

    建筑高度之争随之而来。在前述聂荣臻市长主持的会议上，梁思成表示旧城内的建筑高度应控制在二至三层，意在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

    “为什么城市一定要是平面的，谁说这样很美丽？”与会的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不以为然，“我相信人民中国的新的技术能建筑很高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建筑将永久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

    提高建筑的高度，成为北京城市建设部门努力的方向。1953年7月，有关市政建设局及中共北京市各区委对城市规划提出意见：“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新建筑在故宫周围越盖越高，梁思成退而求其次，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把住审图关，要求新建筑须加上民族形式的大屋顶，以使旧城保持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线，这招来了1955年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政治批判。

    此后，梁思成被迫封笔，除接受写作任务，并按交代下来的精神交卷外，不再独立撰写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

    高度控制失守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文革”风暴中逝世。一个月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两国发表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同年，贝聿铭踏上故国的土地。

    在景山上，贝聿铭的眼睛被故宫东南侧的北京饭店东楼刺痛了。“它太高了，而且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1997年，在接受哈佛《亚太评论》杂志专访时，贝聿铭对北京饭店东楼仍耿耿于怀。

    1972年兴建的北京饭店东楼，最初设计高度逾百米，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建筑高度被减至87.6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此提出，北京应有一个控制建筑高度的规定，譬如城里45米，城外60米，研究后要把它确定下来。

    北京饭店东楼是毛泽东时代在旧城内建设的最高建筑，也是当时旧城内少有的高层建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北京市致力于彻底改变旧城面貌，但高层建筑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较高，各单位又畏惧拆迁，不愿进城建设，使得旧城内的建筑高度不能全面提升；再加上政府财力不济，政治运动不断，改造旧城的计划连续受阻，旧城内甚至不能形成一条完整改建的街道。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高层建筑开始在旧城内蔓延。在学术界的呼吁之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提出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高度。《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也把建筑高度的控制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点内容：“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贝聿铭认为他为北京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出台作出了贡献。“1978年我在清华大学做了学术报告，我对听众们说，你们要更考虑周到些。”贝聿铭对《亚太评论》说，“他们应该考虑一下总体的影响，考虑一下像紫禁城这样的因素。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周围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话是起了作用，对此我一直十分自豪，那以后，在紫禁城附近的区域再也不允许建造高层建筑了。”

    高层建筑还是在故宫周围建了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旧城改造全面提速，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形同虚设。恒基中心高达110米，是规划限高的两倍多；故宫东南侧的东方广场大厦，东西绵延480米，高度接近70米……与故宫周边不断耸立的庞然大物相比，北京饭店东楼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二手货的城市”

    1979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北京市科协作题为《北京市规划刍议》的演讲：“试想如果照有的报上所宣传的北京‘现代化’城市的‘远景’所设想的那样：‘将来北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故宫犹如其中的峡谷’，那还得了！”

    1997年，他颇为无奈地写道：“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８０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

    2005年，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Jeffrey L. Soule）以一篇《北京当代城市形态的“休克效应”》，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人物。写作此文前，他从故宫附近出发，沿东长安街步行至五环路的城市边缘，一路所见让他难以释怀。

    “每座城市都需要几个当代的偶像或‘签名’式建筑。北京的问题在于把每个建筑都弄成这样的偶像。”苏解放写道，“人性化的城市应该以绝大多数建筑作背景，由此界定城市的公共属性，就如同一支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优秀士兵排成整齐威严的队列，却只有几个将军一样。北京却几乎被改变为一个充满了‘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统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一处处‘震撼效应’叠加起来，结果就是城市的自我‘休克’，毫无个性可言。”

    他颇为不解地说：“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在我去过的中国城市中，只有那些按照自身特点建设的，并能从北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才会在未来成为最健康和最有吸引力的城市。北京不需要借助洋建筑师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其悠久的建筑历史应足以激发起它对自己身份的信心”。

    他的言语虽然尖刻，却得到无数中国网民的热捧。（完）

《采访本上的城市》封面及内页插图

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出版物奖揭晓

作者：佚名    新闻来源：新华书目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9-9 

日前，两年一届的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出版物奖在京揭晓，共有155种图书、报纸、期刊和音像电子出版物分获第4届图书奖的11个奖项和第3届报刊奖的6个奖项。颁奖大会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李朋义主持，副总裁刘伯根介绍了评奖的基本情况，总裁聂震宁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评委代表熊国祯、何启治、李岩、宋焕起、潘振平对获奖图书及报刊进行了精到的点评，并为获奖单位颁发奖牌和证书。

据悉，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自设立以来，已形成荣誉奖、综合奖、优秀选题奖、优秀编辑奖、优秀设计奖、优秀校对奖、优秀印制奖、优秀畅销书奖、优秀走出去奖、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奖和特别奖11个奖项。本次获奖作品是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近两年出版的2万多种出版物中，经过3轮专家论证、两次初评和复评的民主投票后遴选而出的。在获得图书奖的126种图书中，《穆旦诗文集》《中东国家通史》《采访本上的城市》《水经注校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马未都说收藏系列》等一系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备的优秀图书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藏獒3》《去圣贤乃得真孔子》等获得“优秀走出去奖”。本届增设的“特别奖”，是为表彰集团各出版单位在2007-2008年中，集中体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而推出的社会效益良好的出版物。《永恒的旋律》《西藏今昔》《抗震救灾自助手册》《八月狂想曲（听书版）》《放歌30年》等41种以喜迎党的十七大、抗震救灾、纪念改革开放30年等为主题的图书获得了这一殊荣。

在获得中国出版集团第3届报刊奖的29种报刊中，《三联生活周刊》《新华书目报》等5种获得优秀经营奖，《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故事栏目》等5种获优秀栏目奖，《新文学史料》《读书》等5种获得优秀编辑奖，《中国艺术》《建筑与文化》等5种获得优秀设计奖，《文史》《英语世界》等5种获优秀校对奖，《爱乐》《中国图书商报》等4种获得优秀印制奖。

聂震宁在讲话中指出，本次获奖的优秀出版物，展示了过去两年集团公司挺拔主业、优化结构、增强双效的重要出版成就，表现出集团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奋勇拼搏、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和自我加压、永续创新的发展活力。他希望通过评奖催生一批时代精品和传世之作，聚合一批产品集群和品牌集群，培育一批领军人才和出版新秀，为把集团公司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出版传媒企业集团打下牢固的基础。聂震宁强调，集团公司各成员单位要以本次评奖为契机，着眼于建设国际一流的出版传媒企业集团，进一步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优秀出版物在选题创新、思维方式、专业精神方面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应，加强“文化普及”和“理论普及”方面的选题开发，不断提高优秀选题的开发能力和持续跟进能力，催生更多“双效”突出的畅销书和常销书。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出版物的全面质量意识，强化出版物质量保障机制，加强集团产品线建设，优化产品布局和出版结构，积极转变发展模式，提高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大力提高原创出版能力，努力成为实力雄厚、国内外一流的内容提供商，全面提升出版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境界，大力弘扬集团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

刘伯根则对进一步改进评奖工作提出几项明确要求：完善参评标准和奖项设置标准；加强报送材料的审核；有意识地向服务大局的出版物、国内原创出版物、“走出去”出版物倾斜；规范出版物中繁体字的使用方式；强化评奖的杠杆作用，推出更多图书精品，打造国内外一流报刊。

李朋义在进行大会总结时，要求集团公司各成员单位和获奖代表一定要珍惜荣誉，保持先进，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勤勉谦虚、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努力创造新的一流的出版业绩，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立新功。

据介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每年出版的各类出版物品种达1万种，一直以7%左右的市场占有率连续7年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排名第一。每年出版的报纸和期刊45种，年均发行量达3000万册（份），年均销售收入和广告收入在2亿元左右，逐渐成长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完）

    北京地下文物保护形势严峻，我们须付出最大努力扭转这一局面，除非我们甘愿让失踪的北京城市史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彻底灭失，并永远承受子孙后代的谴责

    文/王军

    对于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这样的状况，与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极不相称，是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

    近年来，在北京古城区内进行的大拆大建活动未能停止。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北京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

    地下文物保护问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19日，经主任扩大会议讨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将“重点就地下文物保护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列入2009年工作要点。在这次讨论中，我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对于拥有悠久而灿烂历史的北京来说，其城市发展史迄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说不清楚，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北京市应该把地下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待，其核心任务是：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此取得全市上下的共识，使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得以主动而明确的实施。

何谓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是北京主城区一带创建城市的重要记录。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蓟得名于蓟丘。蓟丘位于何处？学术界说法不一。目前的主流论断是，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根据《水经注》所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及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的情况得出的，惜无相应的考古勘探为证。

    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悯忠寺（法源寺）、天宁寺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内位置的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一带。而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布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的城垣遗迹作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考证，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查，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对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从1964年开始进行，至1974年基本结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向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

不该被忽略的城市考古

    1990年和2000年，北京市先后两次发起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蓟、幽州、辽南京关系密切的宣武区一带，改造活动剧烈。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宣武区滨河路两侧，探得金中都宫殿夯土13处，南北分布逾千米，并作局部发掘，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位置。但在此后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尽管在宣武区不时有一些地下古遗迹在施工中被发现，但它们都不是文物部门主动发掘的结果，它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施工单位野蛮地破坏。

    2000年至2002年，北京拆除的危旧房总计443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值此旧城改造的关键时期，北京市文物部门并没有把主要考古力量放在旧城区，旧城内除个别地点外，几乎都被放弃了。

    2001年，在宣武区菜市口西南侧一处建筑工地，地下挖出百余口古井。据在现场调查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岳升阳辨认，这些古井从战国、西汉、东汉，到唐、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都有，证明这里是古代北京城市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可这个极其重要的发现，未获文物部门重视，仅宣武区档案馆派人收走一个完整的陶井圈。

    这处建筑工地的基坑吃掉了烂缦胡同的北部，这条胡同一线，一直被认为是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东城墙位置所在。清人赵吉士（1628-1706）在《寄园寄所寄》中写道：“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烂缦胡同旧称——引者注）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之故濠也。”岳升阳在工地的基坑里找到了烂缦胡同的剖面，从赵吉士生活的康熙时期的地层往下看，被扰动的路土根本就没有到达唐代的地层，它显然不是幽州的故濠。那么，唐幽州和辽南京的东城墙到底在什么位置？

    岳升阳多次建议在北京开展城市考古，他撰文指出，“十五”期间，金中都宫殿遗址和园囿遗址区域内出现了大量工程，有的工程甚至就位于大安殿遗址处，考古部门却没有进行调查。烂缦胡同工程也在此时施工，这是解决唐幽州城东城垣位置的绝好时机，却也被错过了。国家大剧院工地处于北京古代河渠水系的重要节点之地，不同时期交错叠压的河道、池塘、道路、堤岸、建筑、暗沟，以及众多的木桩、遗物为人们展示出城市演变的历程，却没有得到考古调查。“十五”期间，北京没有城市考古成果出现在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而杭州在“十五”期间有四项考古成果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有一年甚至同时入选两项。杭州曾是南宋都城临安，与之对应的正是北方的金中都，虽然金中都宫殿遗址上也有大量工程，却与考古工作者失之交臂。

    岳升旭认为，“这些年到处都在施工，文物部门只要盯住这些工地，把它当作一个事情，作为城市考古来对待，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能把问题搞清楚。否则，等这些工地都挖完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的意见很值得倾听。

地下文物保护形势严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2004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在旧城区进行建设用地一万平方米以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可是，以上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2007年1月在题为《关于将地下文物保护列为建设项目审批前置条件的建议》的提案中称，“旧城建设审批至今没有很好地落实，并没有严格执行‘旧城范围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前报请文物部门在工程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规定，国家法规形同虚设。旧城区的改造工程、市政规划工程，至今没有一处在建设前由文物部门做过地下文物的勘探与保护”。

    2009年1月，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以党派团体提案形式，提出加强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指出“工程建设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时有发生：旧城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落实不力”，“旧城内的建设工程多是在施工中发现文物被群众举报后被动保护。据统计，2004年到2006年，施工前未进行勘探，经群众举报后文物部门才参与保护的项目，郊区有12项，旧城以里多达79项”。

    以上情况表明，北京地下文物保护形势严峻，我们须付出最大努力扭转这一局面，除非我们甘愿让失踪的北京城市史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彻底灭失，并永远承受子孙后代的谴责。

2009年5月24日

    文/王军

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

    近一年来，笔者以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的身份，在市政协、市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的几次会议上，发表这样的观点：今日之北京旧城保护，已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它是一个如何贯彻执行经中央政府批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问题。

    近期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保护问题，及其衍生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既不是“连名人都无法界定，怎么去认定故居？”“跟名人沾边就保护，几乎每个院落都能说出点门道，那是不是意味着名城将永远‘凝固’”（王世仁语，《北京日报》，7月20日）这样的问题，也不是“所谓‘故居’如今多已沦为大杂院，破败拥挤，上厕所要走出200米，曾经的文化是否能让这里的居民感到自豪”（“一位资深文物工作者”语，《北京晚报》，7月21日）那样的问题，更不是中央关于“少宣传个人”和“严格控制纪念设施建设”的有关文件是否意味着名人故居不能被纳入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的问题。

    对以上三个问题，北京市近年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的实践，已经作出回答——保护与发展、保护与民生，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国家文物局予以澄清：开辟名人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与保护名人故居是两个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中央关于名人故居的有关规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同时，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名人故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范畴，是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意。把名人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非必须“专门腾出作纪念馆”，完全可以不影响故居的“正常使用”。

    由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引出的问题，正是如何贯彻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问题，这份领引21世纪北京城市科学发展的法规性文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出规定：“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第60条）；“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第61条）；“停止大拆大建”（第62条）；“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第67条）；“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建立制度化的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第67条），等等。

    总体规划还特别强调：“本规划一经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北京市各委、办、局和各级政府必须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性，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第160条）；“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无权变更”（第176条）。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是人们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怀有深深的敬意，二是社会普遍要求严格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历尽数十年的持续拆除，北京旧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吴良镛语）、“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埃德蒙·倍根语），已残存不多，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致力于保护的强烈愿望。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能够赢来被保留的局面，是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果断决策，贯彻执行总体规划的结果，其中的曲折是非，也表明“各委、办、局和各级政府必须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性，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的必要性。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既让我们看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进步，也让我们感受到这项工作的紧迫，以及我们肩上的使命——伟大的老北京，让我们骄傲的“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岂能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葬送？

总体规划是“最大、最重要的原则”

    7月27日，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通过《光明日报》明确表态：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向同级政府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依法严格保护。

    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专题研究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决定“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同时表示，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的故居（那里是他们1946年至1951年的住所，此间，他们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解放军绘制北平文物地图，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抢救景泰蓝工艺）也将得到保护；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表示：“国务院2005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明确规定，北京旧城整体保护，禁止大拆大建。这对于文物保护、旧城保护来说，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原则，不能再拆了平房建楼房。旧城内很多传统建筑都没有挂牌，一些名人故居也在其中，这都需要去一一发现、认定和保护。如果不挂牌就要拆，那么，新发现的很多建筑就来不及保护了。”（《新京报》，7月30日）

    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近期各界人士就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和北京旧城保护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北京市文物局和规划委员会关于“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声明，正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具体体现，必将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产生积极影响。

旧城仅残存约四分之一的现实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北京旧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拆除改造，城门、城墙、牌楼被拆除贻尽，众多庙宇、会馆、戏楼等古建筑被毁，成片成片的老街区被夷为平地。北京旧城仅占中心城面积的5.76%，据2006年清华大学根据卫星影像图作出的分析报告，经历持续的拆除，旧城仅残存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对这残存的部分，我们已别无选择，惟有尽最大努力加以最为细致的保护。

    贯彻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并不是要将旧城“凝固”为一块化石，我们希望永存的是我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这一砖一瓦见证着的伟大文明和我们作为光荣的中华儿女的理由。

    今日之北京旧城，正如当年梁思成先生所言：“它同时也还是今日仍然活着的一个大都市，它尚有一个活着的都市问题需要继续不断的解决。”（《北平的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1948年）这些年来，北京市致力于改善旧城内的基础设施，施行“煤改电”等工程，不是以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而是通过公共服务的供应、财产权的保护、四合院交易市场的建立，激活了烟袋斜街、南锣鼓巷等曾经衰败的街区，通过四合院修缮标准等设计导则，使老房子的“微循环”符合总体规划的保护要求，历史街区得以自然而真实的再生。这些，正是我们希望在北总布胡同看到的。

    我们希望永存的是对科学发展城市的坚定信念，正如《人民日报》7月16日就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问题发表的评论所言：“如果我们既能做到对文化历史的保护，又能做到对现代文明的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岂不是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

    贯彻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停止对老城区的继续拆除，并不是说城市就不需要发展了。仅是弹丸之地的最后的旧城，岂会妨碍在它之外更为广阔的市域范围内的日新月异？相反，长期以来在旧城之上建新城，不但使文化遗产承受巨大损失，还使城市功能过度聚焦于以旧城为中心的区域，形成单中心城市结构，致使市中心的工作人口被迫到郊区居住，每日往返于城郊之间，激起进出城交通大潮，抬高了城市运营和生活成本，导致全市性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衍生一系列城市问题。

    正是直面对这样的情况，总体规划经过科学研究，提出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要求“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第15条）。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事关首都发展大局，我们岂能视为儿戏？

    我们希望永存的是对依法治国的不懈追求。2003年9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对谢辰生先生关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来信作出批示：“赞成，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有关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同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对谢辰生先生的同一封来信作出批示：“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建设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提高认识，在工作中注意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严格执行城建规划，坚决依法办事，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引自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胡同保护规划研究》，2005年2月，第33页）这样的精神，正需要落实在每一个四合院的保护中。唯此，总体规划才会得到不走样的实施，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和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可缺少的法治精神，才能得到张扬。

承担起“免于匮乏”的责任

    我们并不是要让老百姓永远生活在破败拥挤的大杂院内，除非我们无视北京市近年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人民住房条件改善方面取得的进步。

    因房屋产权关系的混乱、住房建设长期滞后，大量的四合院成为年久失修的大杂院。挤住其中的居民渴望改善住房条件，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对城市拆迁又怀着复杂的心态，往往心存顾虑。现行的拆迁政策，是按面积给予货币补偿，并非福利性住房分配，挤住在大杂院内的贫苦人家，最需要住房救济，可因为住房面积小，获得的补偿也少，往往一拆迁，就被逼上了购买商品房的独木桥（对他们来说，经济适用住房多是一房号难求，甚至求到也买不起），导致拆迁矛盾加剧。

     在这样的政策下，“盼着拆迁”的，往往是那些在外面拥有第二套住房的租赁户，因为一拆迁，他们就可以将不属于自己的租赁房产变现为个人收入，而自己的实际居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崇文区辖内的前门地区，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户在人不在的占常住人口的20%以上，个别社区外迁人口占45%以上。这样的情况，在各城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最应该得到救济的最困难居民，往往难以获得救济，原本可以适当方式解除租赁关系的自有房住户，成为最大的赢家。

    正是针对这样的政策弊病，北京市近年来开始以住房保障对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解危解困工作，启动房屋修缮和市政改良工程，在旧城内施行“修缮、改善、疏散”政策，对愿意迁出原居住房屋的居民，提供多种安置方式，符合保障住房供应条件的居民，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审核供应。这样的政策，亟须普及到旧城的每一个角落，普及到北总布胡同这样的地方。

    贯彻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并不是要把老城区的老百姓的生计“冻结”起来；并不是要把旧城内逼仄拥挤的居住环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强迫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是连一个抽水马桶都不让建，强迫老百姓“上个厕所都要跑出几里地”。

    我们主张：以良善的金融政策发展住房保障，使保障性住房成为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的中长期回报的投资品（这正是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亟须研究的经济政策），去救济最需要我们帮助的贫苦家庭，而不是把他们的安居之梦托给开发商，迷信开发商的推土机就是人民的福祉。

    我们须调整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即可强制性拆迁民房的政策，这一政策已制造太多被动性住房需求（2002年6月《北京日报》披露的信息显示，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量已约占北京市场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已经成为市场中重要而且比较稳定的有效需求量”），虽可在一时为GDP作出“贡献”，终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强者集中，拉大贫富差距，加剧阶层分化，长此以往，必将动摇和谐的根基。

    在《物权法》已经施行，物业税已在酝酿的今天，过度依赖售卖土地的地方财政即将迎来深刻变革，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顺应这个趋势，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免于匮乏”的责任，以高度的智慧和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取最大的福利，并由此创造经济增长的机会。

完善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

    关于这次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保护，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始终伴随着公众参与。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保护，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一是这些事件，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者，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等渠道广泛而充分的参与；二是社会各界的呼声，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促成了问题的解决，表明公众参与机制正在形成之中。

    “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建立制度化的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是总体规划提出的机制保障要求。在加强专家论证方面，2004年北京市聘请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组成“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2007年调整为“北京古都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2009年调整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顾问组”，专家组成员已由最初的10位增加到目前的14位。

    专家组成立以来，开展了数十次论证活动，对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对历史街区的生死存亡，有着关键性影响，他们的言行自然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今年4月，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召开的“北京旧城房屋保护修缮工作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公共管理综合研究所副所长杨维富提出：专家的话语权应该有多大？如果他的儿子在后面搞开发公司怎么办？是否需要一个北京市古都保护专家论证条例？

    今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楯，在与北京市政协委员、区政府官员座谈旧城保护时提出：专家论证意见是否应该公示？是否应该把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标示出来？“如果拆对了，也好让子孙后代记得他们的功劳；如果拆错了，也让后人知道都是谁同意拆的。”

    专家论证的是关系首都城市发展的重大公共事务，并且是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公共事务，因此，完善专家论证的程序和规则，建立必要的公示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个别人公权私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为亲属谋取不当利益，尤为重要，这既是推动公众参与的应有举措，也是对专家组成员的爱护。

    更为重要的是，专家组成员必须贯彻执行整体保护旧城的总体规划，不为仍在大拆大建的项目作“可行性”论证，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才能取得和谐，政府部门的决策才能获得有益的支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才能获得更大的保障。（完）

    昨天下午，北京市文物局给我发来传真和邮件：“7月28日我局会同市规划委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同时表示，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那里是他们1946年至1951年的住所，是他们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为解放军绘制北平文物地图，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抢救景泰蓝工艺的地方）也将得到保护。这实在是意外之喜。这份文件还表示，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要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

    北京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专嘱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对我呼吁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表示感谢。这让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报道北京城市建设的记者，和梁思成的研究者，我可能比其他朋友了解更多梁思成、林徽因的故事，也因此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也是别无选择。

    因为有关方面不知情，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险些被拆掉，这也使我深深自责。虽然我在2004年应《北京青年报》编辑赵晓笠女士之约，写过一篇介绍此处故居的短文，但只有这样一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能多写一些，让各个方面多了解些情况，可能就会避免这次折腾了。市政协文史委路舒平副主任今年春节拜访郑孝燮先生，郑老对她说，日本要为梁思成先生建纪念碑，感谢他在二战中保护京都、奈良，我们也应该以适当的方式纪念梁思成先生，否则，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到市政协开会，路主任非常关切地与我谈起此事，我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住过好几处地方，北总布胡同24号和新林院8号最有代表性，应该保护下来，国家文物局和清华大学对新林院8号已有保护之意，最要紧的就是北总布胡同24号。路主任就请我写一份保护梁思成故居的建议稿。因为这事儿那事儿，我拖拖拉拉。就在这个时候，得知北总布胡同拆迁的消息。7月10日以来，我为这处故居的保存所写的四篇文章，皆是在绝望之中对自己灵魂的拯救，竟在这么多朋友，那么多未曾谋面的朋友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实在是巨大的荣幸——同时，更加深了我的自责。

    在这个事件中，我看到了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形象。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黄艳主任读到我的文章后，主动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刘玉民副主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叫停拆迁；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主动约见我了解情况，以坚定的态度表示要保护这处故居，并澄清对名人故居保护政策的认识。他动情地说：“一个城市能不留下自己的足迹吗？能不留下让我们感动的历史记忆吗？我们不能以建筑价值来论名人故居的价值，可能最普通的房子，才最让我们感动。”上周三下午，我看到前一天《北京晚报》上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有关负责人的言论，很不能理解，给孔繁峙局长拨去一个电话，那几天他正在宽沟开会，不了解具体情况，他跟我说：“我要回去问问，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前天一早，我接到了孔局长的电话，他说，局里的态度是，这处故居不能拆除，要坚决地保下来。就在今天下午我回家的路上，还接到他热情洋溢的电话，说文物局执法大队已向建设单位发出通知，北总布胡同12号金岳霖故居也要保护下来。“对旧城进行整体保护，就是任何一个四合院都不能拆了，”我听到电话里他急切的声音，“现在不能只谈挂牌文物的保护，如果只保护挂牌文物，北京还要拆多少东西啊？只保护挂牌文物，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

    这段时间我发表的言论或有偏激之处，我们的官员不但容忍了，还在昨天逐一作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特别是“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这一条非常重要，亟待在文保区之外尚未被拆毁的老城区得以有力施行。2005年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的《胡同保护规划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老城区的胡同还有1571条，其中保护区之内660多条，保护区之外900多条。保护区之外的这900多条，也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岂能不被纳入整体保护的范围！

     还有“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对北京旧城来说，弄清文化遗产的家底，第三次文物普查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拆的力量很大，修的力量也很大，不弄清家底，就是修也会把那些有文物价值的老房子修坏了，甚至修没了。所以，文物部门的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啊！我深知你们往往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总有人错误地把你们的工作跟GDP对立起来。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们越是要记住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请相信，子孙后代会记住你们今天的每一分努力！

    回到孔局长的那句话：“任何一个四合院都不能拆了。”这句话，2003年4月，刘淇书记说过。也是在那一年的9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对谢辰生先生关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来信作出批示：“赞成，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各有关方面都要大力支持。”同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谢辰生先生的同一封来信上作出批示：“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建设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提高认识，在工作中注意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严格执行城建规划，坚决依法办事，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引自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胡同保护规划研究》，2005年2月，第33页）这样的精神，正需要落实在每一个四合院的保护中。唯此，2005年1月由国务院批准的要求整体保护旧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我也知道，旧城内还在施行的那些成片拆除的危改项目，要全部停下来还有相当难度，光靠孔局长一个人是顶不住的。那么，就让我们一起顶吧！

    在这个事件中，我真实感受到了“负责报道一切”的《新京报》精神，作为北京的市民，我为我们的城市拥有这样一份报纸而感到骄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众多新闻媒体的同仁们，以不妥协的职业信念，作出忠实于事实的报道，发表令人信服的评论；在新浪网的调查中，网友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保留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并恢复原貌（占76.7%），支持加大对北京名人故居的文物普查力度（占80.5%），支持扩大保护范围，对全城的胡同四合院“应保尽保”（占80.4%）。谢辰生先生在病榻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有关部门联系，敦促保护；徐苹芳先生一次次在媒体上公开表态，支持保护；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委员们赴现场察看，吁请保护；开发商难能可贵地表示“听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积极行动，他们的意见虽然尖锐，政府部门也笑纳了。可以说，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我深知，这个过程不会是一马平川，好在，它已经开始了！

    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正常地发表意见，甚至是不同的意见，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北京晚报》的“未名”先生，您供职的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媒体，我欢迎您指名道姓地对我提出任何不同的，甚至是批评性的意见，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您和我都平等地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请您不要用“迫不及待地脱下理性的外衣”那样的字眼来描述我，更没有必要说同情旧城保护的人士“不明真相”，也请您不要曲解我的那位朋友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落泪的故事——他落泪，只是因为热爱北京；我这样写，只是为了释放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许，您以“未名”二字署名，是因为另有苦衷。没关系，如果哪一天我们相识，就在一起喝杯啤酒吧！

    昨天——2009年7月28日，是我无比幸福的一天。这一天，我陪同康乃尔大学的韩涛教授（Thomas H. Hahn）访问河北正定（又是一位外国朋友，“未名”先生不要见怪啊），踏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3年从北总布胡同出发，到这里调查、发现、测绘的开元寺钟楼（建于唐代）、县文庙大成殿（建于唐末或五代初年）、隆兴寺摩尼殿（建于北宋）等雄伟的古代建筑，看到它们得到悉心保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同学们利用暑假时间，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那样，握着笔和尺，攀上高高的梯子，再一次测绘这些伟大建筑的每一个构件，心中无比欣慰。

    站在开元寺的唐代地层上，眼前是风格豪劲的中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我接到了北京市文物局打来的电话，收到了孔繁峙局长转来的问候，得知文物局和规划委员会刚刚开会商定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诸项事宜，我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一刻，看着身边忙碌着的天津大学的小梁思成、小林徽因们，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历尽数千年磨难而不曾中断——正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心灵中有一种永远也磨不掉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是这样呈现的：

    第四天棚匠已将转轮藏殿所需用的架子搭妥。以后两天半——由早七时到晚八时——完全在转轮藏殿、慈氏阁、摩尼殿三建筑物上细测和摄影。其中虽有一天的大雷雨雹，晚上骤冷，用报纸辅助薄被之不足，工作却还顺利。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梁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多遗漏，不禁感叹“东亚和平之保护者”的厚赐。（《梁思成全集》第二卷，第6页）

    彼时，已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日寇又占领承德，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直逼长城一线，很快占领唐山、蓟县，越过平谷、三河，攻占密云，进攻怀柔，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继续南进，使北平在其枪口之下。

    国难当头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冒着枪林弹雨，对华北大地上的古代建筑进行抢救性调查测绘，心之所系，正如前面引文所述，“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一面拼命赶着测量”。这样的情况，他们已习以为常——“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晚上骤冷，用报纸辅助薄被之不足”。后来，病弱的林徽因过早地去世，朋友们向梁思成叹道，都是她跟着你在外面受苦啊！这样的苦，却让他和她的心，是那样的甜。

    站在开元寺钟楼前，当年林徽因身穿旗袍攀上这处唐构梁架上的美丽身影浮现在我眼前。还是在几年前，梁从诫先生身体康健时，我捧着林徽因的这张照片，跟他调皮道：“您母亲好厉害哟，穿着旗袍就爬上去了，什么诀窍啊？”梁先生还以同样的调皮：“这是我们梁家的秘密！”

    1998年底，梁先生告诉我：“我们家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个院儿，还在！”这让我大喜过望。转过年，他老人家和夫人方晶老师就领着我去了，折入那条小夹道，左手一拐，就进了大门。

    这处院落残破了。现在，更加残破了。那么，就让我们把它修复吧！

    今天下午，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请我作了一期节目，主题是名人故居的保护。主持人张锋先生提了一个好问题：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应该如何保护呢？是按照图纸重建么？但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自己就很反对建假古董的行为，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我的回答是：尽管我不提倡复建古建筑，但我主张完整地修复这处故居，使它成为我们和子孙后代纪念他们的场所；我们不是在建假古董，24号院还保留着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我们是在修复一个真实的场所，也是真实表达我们崇高情感的场所；这样的行为只会让我想起波兰的华沙，二战时，华沙百分之八十五的历史建筑遭到毁坏，可波兰人民在战争结束后，严格按照保存下来的图纸，以十几万人，义务劳动量数十万工时，历时五年，庄严修复了这个历史名城。重获新生的华沙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因为它“表明了努力保留波兰传统文化环境的真切心情，并以经典的方式显露了20世纪下半叶重建技术的功效……”。

    就让我们庄严地修复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吧！我的手中，正握着林徽因在1936年写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手绘的那张北总布胡同寓所的平面图。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这处院落的老照片和相关资料。就让我们严格按照这些文献，以经典的方式让它重获新生吧。

    我们欠他们的情已欠得太久，尽管他们不需要我们偿还，我们也必须作出努力。难道不是吗？

王军

2009年7月29日

附北京市文物局7月28日发给我的邮件全文：

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委共同研究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建筑遗存保护问题

    1. 7月28日我局会同市规划委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

    2.邀请专家参与指导院落的保护方式、方法，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尽快落实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

    3. 梁思成1946年到1954年的居所位于清华大学内（新林院8号），不仅见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的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而且从这里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我局将与规划、校方等共同研究，做好相关建筑的保护工作。

    4. 已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文物法和文物普查认定的相关标准做好相关建筑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5.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

2009年7月28日

不是理由是失职

陶枫　刊发时间：2009-07-27 07:08:52　光明日报

    又是一处名人故居面临“灭顶之灾”,这在北京乃至全国已是屡见不鲜,总能掀起点儿微澜。但这次却可谓是风急浪涌,受到空前关注。过去,遇此情况,媒体、公众的板子全都打在规划部门和开发商身上。而此次,当规划部门说要保护、开发商表示服从的时候,北京市文物部门却竭尽逃避、推诿之辞。梁思成、林徽因可谓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而如今,某些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却以他们故居的建筑残破为由,推脱保护责任,实在颇具讽刺意味。

　　目前见诸报端的“拆派”言论主要出自北京市文物局一位主管文物保护的某领导之口,是否代表北京市文物局的态度,记者不得而知。但事后北京市文物局若想以“不知情”、该领导言谈只代表个人意见之类的言词来搪塞,是无法服众的。

　　该主管的言论可分为两个阶段,最初以“该院落不是文保单位,所以不归我们管”进行自我保护；当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决定暂停拆迁、甚至表示要原址保护之后,他竟以“建筑保护价值尚需评估”为由掣肘。此等言论出自一位多年从事文保工作的领导之口,实在无法不让人感叹:北京旧城保护外部阻力已很多,还有内部如此不负责任、业务荒疏者,难怪步履如此艰难!

　　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对民族、对北京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人,他们所居住过的原本精美的四合院竟然在20多年时间里,被一点点蚕食;本来完全符合文物保护标准的梁林故居,竟始终未被其所在地的文物主管部门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内。这说明什么?北京市文物局的失职之过已很明显。更让人扼腕的是,事已至此本该亡羊补牢,可失职者却仍在以并不专业的理由继续推诿,着实让人汗颜。

　　解放北京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专门向梁思成请教北京城有哪些地方要保护,梁先生的回答是:整个北京城!解放军由此放弃了炮轰北京的决定。60年前,梁先生保护了整个北京城。60年后,诺大一个北京就容不下先生的一片旧居吗?我们期待有关失职部门能尽快修正态度、明辨是非,依法让符合保护标准的文物得到应有的保护,也让故者安息、生者安慰。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应受保护

本报记者　李韵　刊发时间：2009-07-27 14:36:04　光明日报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24号院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居住过6年的院落。2007年9月30日某公司取得了对包括故居在内的部分院落进行拆迁的资格。近期,24号院拆迁行动加剧。

 　　日前,以《城记》一书记录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中大声疾呼:“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7月10日,得知北总布胡同24号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专程赴现场察看,叫停了对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决定进一步研究其是否需要保护。规划委员会和开发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24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此时,媒体也开始关注此事,网络上来自民间保护组织和网民的意见呈“一边倒”要求保护的态势。

 　　这处故居迄今未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以往的做法,拆除这样的房子不需要经过文物部门审批,即所谓“不违反文物保护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规划委员会对拆迁梁林故居的行为坚决叫停,开发商也明确表示“听政府”的,实属难得。而北京市文物局却表示,该院落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残破，其建筑保护价值尚需评估。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明确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向同级政府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依法严格保护。这位负责人同时也对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精神表示赞赏,对来自民间的呼吁给予了充分肯定。

名人故居的价值重在“人”而非“物”

　　梁思成、林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中国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叫“梁思成奖”。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于1931—1937年居住于北京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在此居住的6年时间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

　　也是在这6年里,他们与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马不停蹄地踏访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建筑文物,终于在1943年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5年5月、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他们给作战方开出两份沉甸甸的中国文化遗产保存名录。就像王军所说，这两份由梁思成执笔的名录,“给枪炮安上了眼睛,否则,中国的文化遗产不知会是何等惨况”。据了解,那份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交的中国文化遗产保存名录,也是我国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依据。

　　名人故居是否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在与其他建筑的评判标准上最根本的区别是:名人故居重在“人”,建筑重在“物”。名人故居可以是豪宅大院,也可以是普通建筑。只要这个普通建筑的住户曾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普通建筑就是名人故居,就具有文物价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此强调说:“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名人故居的界定早有共识

　　北京市作为多朝古都、文化政治中心,历朝历代汇聚精英无数,名人浩若繁星,几乎每座老宅院都有故事可说,把这些房子都保存下来,很不现实。如何界定北京地区的“名人”呢?针对记者的提问,单霁翔作了如下回答:

　　文物部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是有选择原则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就北京地区的名人故居保护就曾有过共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民族、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宋庆龄等,以及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第二类,是在北京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研究北京历史时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杨椒山、朱彝尊等。

　　第三类,是“京文化”的杰出代表,与北京百姓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例如作家中的鲁迅、老舍、茅盾等;画家中的徐悲鸿、齐白石等;表演艺术家中的梅兰芳、程砚秋等。

　　单霁翔还特别指出,名人的事迹往往十分感人,而作为承载这些名人事迹的故居,教育效果更为直观、更为生动,更为鲜活。同时,对于名人故居的价值鉴别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可以有不同区域、层次的标准,对民族、对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具有重要影响的可以公布为省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

　　单霁翔认为,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原址保护。

保护故居与建纪念设施是两个概念

　　在“保”与“拆”的争议中,有一种说法被频繁提及——有关规定“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这似乎也成为主张“拆”的一方的盾牌。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少宣传个人”和“严格控制纪念设施建设”,以防止在党内不适当地“突出个人”并由此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开辟名人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与保护名人故居是两个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他说,中央关于名人故居的有关规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同时,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名人故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范畴,是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意。把名人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非必须“专门腾出作纪念馆”,完全可以不影响故居的“正常使用”。

　　2005年北京市政协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该建议案提出,应当“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保护名人故居可以采取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措施,并不一定都修建成纪念设施,总之不应将中央强调的‘少宣传个人’与我们做好名人故居工作对立起来”。

　　事实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保护“名人故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法第二条规定:“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属于文物,受国家保护。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名人故居的有100余处。许多省、市也将当地的不少名人故居公布为省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类似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这样的名人故居,北京以外的许多地区大多会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严格保护。这些被保护的名人故居,有些辟为纪念馆、展览馆,有些仍然在“正常使用”。

　　王军向记者出示了一页信的复印件,那是林徽因当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有一张24号院的平面图,十分精细地标出了院落格局。他指着图很痛心地说,上世纪80年代把垂花门、东厢房拆除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这次拆迁又拆掉了门楼和西厢房。但是,目前三进院的格局还在,倒座房和正房都还在。王军说:“鉴于梁思成对北京的巨大贡献,哪怕是保留下一片倒座房,门口挂上一个‘名人故居’的牌子,也算是表明了我们对他的敬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