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军

    对北京城来说，梁思成、林徽因的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以悲剧人物的形象被人记住。“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写下的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扼腕长叹；“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1953年已病入膏肓的林徽因，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大声疾呼，竟至喉音失嗓。

    1949年3月，梁思成编制完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为解放军作战参考，其中列出的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1950年2月，梁思成与规划师陈占祥共同提出在北京西部近郊建设中央行政区的方案，旨在另辟新城，保护旧城，平衡发展全市，避免将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以旧城为中心的区域以造成全市性交通紧张。1951年4月，梁思成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指出“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难道还有人感觉不到吗？”

    “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当年梁思成向北京市一位官员直言。他与陈占祥提出的方案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是改造旧城的规划方案，数十年实践下来，其弊端无一不被他们言中。

    面对市中心功能过度集聚，大量人口被迫到郊区睡觉、到中心区上班，由此引发全市性交通拥堵的严峻局面，200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下称《总体规划》）提出调整城市结构、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的方针，回到了50多年前梁思成的立场，成为新世纪北京城市科学发展的里程碑。

    但要把《总体规划》变为现实还面对诸多困难。其一，《总体规划》修编前，北京旧城内已批准131片危改项目。2005年4月，北京市政府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这些项目仍沿用高强度开发模式，对整体保护旧城构成巨大冲击；其二，旧城内文物普查工作长期滞后，甚至对近年来旧城保护难得的“亮点”——政府投巨资进行的文保区房屋修缮工程造成消极影响。由于家底不清，大量未被普查登记的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只会落入两种结局：拆没了，或修没了。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当下的情形，就是以上问题的总爆发。目前政府部门已暂停对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但何时叫停（哪怕是暂停）对“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北京旧城的继续拆除？君不见，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菜市口一带，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又在推进。这样的消息，正不时从旧城的不同角落传来。难道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就注定要在整体保护的旗帜下被肢解为无法复原的记忆？难道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在老城上面建新城而导致的城市功能问题，竟会在城市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之下，无休止地恶化下去？

    现在，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仅占北京中心城面积5.76%的旧城，历尽持续的拆除，据2006年清华大学的报告，仅残存约1/4的面积。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不能再折腾了。那么，就让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成为一个转折点吧。（完）

    文/王军

    7月10日，得知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遇拆迁之事，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专程赴现场察看，叫停了对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决定进一步研究其存废问题。规划委员会和开发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24号院就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这处故居迄今未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以往的做法，拆这样的房子是不需要文物部门审批的，即所谓“不违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规划委员会当仁不让地叫停，开发商在现场表示“听政府”的，已属难得。

    规划委员会的不知情，暴露出文物保护工作的缺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下称《实施办法》）规定：“本市建立文物普查制度。市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登记，并向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档案；定期对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对核定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每三年公布一次”。显然，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未被纳入此项工作的范围。

    北京市文物局网站显示，1991年至2006年，北京古城之内，仅1996年公布了一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代邮局旧址”。2005年《实施办法》颁布之后，在“每三年公布一次”的要求之下，有的城区才于2007年公布了一批。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古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改造，曹雪芹故居、赵紫宸赵萝蕤故居、张君秋故居、奚啸伯故居等的大量名人故居被“合法”地拆除，它们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一样，未被列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然2005年11月，北京市政协“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指出，名人故居“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是北京四合院住宅街区的精华所在，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是一项无法再生的宝贵遗产和资源”，并列出包括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金岳霖故居在内的308处名人故居的基本情况，仍不能改变名人故居被继续拆除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三次发文强调“少宣传个人”和“严格控制纪念设施建设”，以防止在党内不适当地“突出个人”并由此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其中有关“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的表述，让北京市文物部门的有关人士顾虑重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市基本没有再批准过名人故居类的文物保护单位，造成目前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工作滞后于其他一些省市的局面。

    上述中央文件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名人故居不能被纳入文物保护工作的范畴。事实上，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的情况下，仍可“坚持正常使用”。基于这一认识，北京市政协建议案提出“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保护名人故居可以采取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措施，并不一定都修建成纪念设施，总之不应将中央强调的‘少宣传个人’与我们做好名人故居工作对立起来”。

    对政协的这些建议，今日大有重温与讨论的必要。否则，北京能不能保护名人故居，还真成为一个问题了。（完）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门楼被拆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西厢房被拆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尚存的倒座房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正房现状

插建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内的住宅楼

金岳霖故居西门

金岳霖故居内私搭乱建严重

1930年代的梁思成、林徽因

1930年代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住处旧影

1933年梁思成发现赵州桥

1937年林徽因测绘佛光寺经幢

    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文/王军

    尽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规定停止大拆大建、整体保护古城，拆迁通告还是贴到了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墙上，对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已经开始拆除。

    笔者近日在现场看到，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这里本是一处精美的四合院，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庭院内插建了一处住宅楼，垂花门、东厢房不复存在。后来，正房的瓦顶被揭换，其面貌保持至此次拆迁。24号院北侧，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挚友——哲学家金岳霖的故居。

    未盖公章、落款写着“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字样的拆迁通告称：“北京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依法取得了京建东拆许字[2007]第5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先晓胡同及弘通巷部分门牌进行弘通科研大楼项目建设，并实施拆迁工作。”

    不知写作此文之时，故居是否已被夷为平地，笔者还是要振臂一呼：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因为它铭刻着一段中国人应该记住的历史。

    1930年，协助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林徽因，患肺病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梁思成便把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旧门牌为3号）。1931年，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从此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他们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到地僻人稀之处寻找中华建筑的瑰宝，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敞肩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愿做亡国奴的梁思成、林徽因举家迁离北平，再也没有搬回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

    他们在这条胡同度过六年多的时光，那是他们人生中难得安宁的日子，中国人应该感谢他们在那个时候竭尽全力所做的一切。在此之前，能够见证中华辉煌古文明的建筑史一直面目不清，梁思成、林徽因心急如焚，与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马不停蹄地踏访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终于在1943年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并有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5年5月、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给作战方开出两份沉甸甸的中国文化遗产保存名录。

    这两份名录由梁思成执笔，给枪炮安上了眼睛，否则，中国的文化遗产不知会是何等惨况。1945年写出第一份名录时，梁思成还建议保护日本的古都——京都、奈良；1949年写出的第二份名录，成为1961年新中国颁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依据。最近有消息传出，为感谢梁思成当年保护京都、奈良，日本方面正在酝酿为他修建一处纪念碑。可就在这时，梁思成、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这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就要被荡为平地了！

    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除非我们对本国文化已不存在集体的认同。拆除方、批准方或出于无知——根本不知道北总布胡同还有一个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或者根本不知道梁思成、林徽因是谁。笔者愿在此告诉他们：梁思成、林徽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中国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叫“梁思成奖”。

    即使不知道这些，他们也应该明白：分别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1月，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在北京古城历经持续拆除已残存不多的今天，所有热爱祖国文化的中国人，都应该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致力于保存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总体规划；所有热爱祖国文化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会保留追究践踏中华文化遗产者的法律责任。（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6月11日，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十个城市的十条街道，被命名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它们分别是北京国子监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苏州平江路、黄山市屯溪老街、福州三坊七巷、青岛八大关、青州昭德古街、海口骑楼老街、拉萨八廓街。

    同样以老街著称的南京与天津，不在上述名单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以另一种方式，传播其历史街区的名声。

    今年4月，梁白泉、蒋赞初、叶兆言、刘叙杰、季士家等29位南京当地学人联名签署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对在金陵古城内仅存的几片历史街区启动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提出批评，认为：“再这样拆下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了！”

    5月，张文彬、罗哲文、张忠培、阮仪三、陈志华、马自树、李先逵、张廷皓、杨志军、谢辰生十位文化遗产保护界著名人士，联名签署《关于整体保护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紧急呼吁书》，对在天津五大道地区实施的“旅游聚客锚地”工程提出质疑，呼吁“立刻停止对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破坏。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实施严格意义上的整体保护”。

    这两封呼吁书很快抵达高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相继奉命对南京和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情况，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并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

    6月6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调查组于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多位专家就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发表激烈意见。当地一位著名作家在发言中表示，如果这件事解决不好，他会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写成一本书，“我用我的方式把某些人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中央领导高度关注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近期中央领导对有关专家反映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问题，连续作出批示。

    时值6月13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中央领导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高度关注，被有关人士认为“体现了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一以贯之的重视与支持”。

    2006年中国设立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就此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列入“着力解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

    通知要求“已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地方人民政府要认真制定保护规划，并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应当依法取消其称号，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006年8月，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等16位学术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最后拆除。同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建设部会同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政府调查处理。法制办要抓紧制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争取早日出台”。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下发，要求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对可整治的旧住宅区要力戒大拆大建。要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为宗旨，遵循政府组织、居民参与的原则，积极进行房屋维修养护、配套设施完善、环境整治和建筑节能改造”。

    2008年7月1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行，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当整体保护”，在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在前述今年四、五月间发出的专家呼吁书中，南京、天津两市在历史文化街区内进行的开发项目，均被指为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有关专家对条例施行不到一年即出现此类事件表示震惊，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具体措施加大条例的执行力度，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文化名城给予警告，甚至取消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镶牙”还是“拔牙”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南京城南地区现场看到，2004年被当地规划部门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有的已被夷为平地，有的遭到大面积拆除。当地推行的“镶牙式保护”，是以房地产开发方式运行，强制性搬迁居民，被拆除的所谓“没有保留价值”的房屋地段，被用于商业开发，大规模兴建仿古建筑。

    5月27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论坛上，对“镶牙式保护”作出评价，表示他与当地官员在历史街区保护的一些基本概念上“沟通困难”。

    单霁翔说，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同于文物建筑的保护，不能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认为它们才是“牙”，其他的都可以拆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还要保护老民居、原住民及当地的非物质文化，不能只保护个体的文物建筑。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看到，镶上去的多是‘假牙’，‘真牙’太少了！”

    是日上午，单霁翔走访了南京城南被当地规划部门划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南捕厅、安品街。站在已被拆光的安品街地段，单霁翔向当地官员提问：“这就是‘镶牙式保护’吗？‘牙’在哪儿呢？”

    在6月6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镶牙式保护”遭到多位专家批评。“你把牙都拔了叫什么镶嵌式呢？那就是拔牙式的。”一位专家不留情面地指出。

    一些专家的支持，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实施“镶牙式保护”的理由。座谈会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叙杰就如何发挥专家作用提出意见，认为专家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不称职的要定期予以处罚，“这个专家必须要有道德，不屈从于权力和金钱”，“我开了很多会，就看到有些专家，在会场上领导怎么讲他就怎么讲，我看这种专家实在是很糟糕的，有的还是共产党员，简直是不像话”。

    遗产地精神

    天津五大道地区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设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被公认为天津市最具特色的文化建筑景观。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汇报”称，在五大道地区建设“旅游聚客锚地”，是天津市实施“近代中国看天津”12个旅游板块的内容之一，“地块内建筑项目将建设成为集主题酒店、餐饮、购物和办公为一体，并配建小型博物馆和停车场，解决五大道日益增长的游客‘吃住行、游购娱’需求，同时改善周边环境，有效解决老建筑的居民杂居、损坏建筑和环境状况，改善居住质量，彰显天津历史风貌建筑和街区的魅力”。

    “情况汇报”显示，项目实施范围内，共有42幢建筑，其中15幢“历史风貌建筑”将“全部保护并整修”，27幢“非历史风貌建筑”，将按有关程序确定是否保留。

    在“旅游聚客锚地”项目实施地带，《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拆迁指挥部的横幅已经挂出，部分房屋已经腾空。该项目的运作模式与南京城南地区的改造工程相似，都是以房地产开发方式，强制性搬迁居民。

    与“旅游聚客锚地”相隔不远，保护范围之内，黄家花园的部分地段一年前被拆成空地，只留下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陶氏旧居。隔街相望，成都道陈氏父子旧居地块被全部拆除。同年被拆除的友善里地段仍是光秃秃的一片空场，被圈在工地围墙之内。

    单霁翔将手中的相机探入了工地围墙的缝隙，这是在6月8日上午，他率队对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保护问题进行调查。在事后与当地官员的座谈中，单霁翔说他拍到的是一张“经典照片”，跟他5月27日在南京拍到的一样。

    单霁翔说，与这块被彻底拆毁的历史街区相比，“旅游聚客锚地”已是一大进步，但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只是保护它的壳，还要保护它的根，保护它的魂。“一定要唤醒广大民众对家乡的热爱，只要让他们安心，他们就一定会把自己的家修好。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让广大民众参与，维护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只有当地民众倾心投入，文化遗产才会得到最好的保护。”

    在五大道出生的60岁的老居民、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成员张强，应邀参加了当天的讨论。

    “应该采取积极的方式，让居民们留下来，而不是强制性地把他们迁走。”张强在发言中引用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遗产地精神的论述——遗产地精神不仅涵盖遗产地的创造者，也包括遗产地实际的使用者，既包括有形的遗产，也包括无形的遗产。

    他以激动的口气表示：“历史街区内的原住民，是文化的传承人，不要把他们当成包袱。”□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6月15日第24期

尊敬的各位读者，各位网友，各位来宾，

尊敬的搜狐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感谢大家的厚爱。

    我愿意把这份荣誉看作是对一名记者专注于本职工作的鼓励——在我十七年的职业生涯里，驱使我一次次到现场采访的力量，就是希望自己成为记者。

    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我写下这样一句话：“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今天，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接近这份荣誉。

    站在这里，我有两个心愿。

    第一，希望能够与同行们一起，为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中国与世界，留下更多有专业价值的记录。

    今日之中国，从近处看，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过程之中；从远处看，处在西周至秦汉时期变封建制为郡县制之后，自1840年以来，由皇权专制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又一次巨大转型之中。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记者，我们有幸身处其中；

    今日之世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已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寓居于城市，人类空前的城市时代已经开始。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生态危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逼近人类。大气层日渐升温，使春天的花朵在冬天开放。资本驱动的战车，将人类输送到一条消耗巨大资源、看不到终点的高速路上。人类的欲望不但引爆了当下这场金融危机，还深刻改变了我们这颗星球恒久的运行状态。我们已必须思考欲望之外的意义。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巨大转型就在眼前。作为记者，我们也有幸身处其中。

    第二个心愿：希望更多的读者享受记者的写作。

    搜狐发给我的材料称，根据权威机构调查，我国国民阅读率已从1999年的60.4%跌至2007年的48.7%。这让我感到沉重。这对我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在信息空前多样和开放的网络时代，读书仍是人们实现深度阅读的最佳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者可以高枕无忧。

    写作是我们心灵歌唱的方式。我们最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写作。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读者进行任何形式的灌输——无论这种灌输来自哪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诚实的写作，需要以事实为目的的写作。

    对人类的情感和这个世界赖以持续的价值，我们须保持专注，并能够不断发现。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通过自己的写作，实现了自我的觉醒和灵魂的拯救，我很荣幸能够与读者分享这种感受。从2003年出版《城记》，到2008年出版《采访本上的城市》，我始终得到读者们巨大的支持和鼓励。我是幸运的。我感激每一位关心和帮助我的人。我会再接再厉！

王军

2009年1月6日

    2008年度十大图书：（按得票顺序排）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剥洋葱 》                 [德]君特·格拉斯著 魏育青等译        译林出版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小姨多鹤》                 严歌苓著   作家出版社，2008年4月版

    《极权主义的起源》 [美]汉娜·阿伦特著 林骧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拿》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青灯》                     北岛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张维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

    这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国内书业媒体第三次进行年度十大图书的评选活动。

    本届图书评选的标准是：在2008年内，有着广泛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思想文化价值的图书，范围涉及文学、历史等各个领域，以原创图书为主。此次评选过程分三阶段进行：先经过第一轮各个媒体的初选推荐，有逾167种图书被提名。然后，在对初选书目进行汇总整理的基础上，产生了入围的17种图书。最终，由终审评委会投票产生出“2008年度十大图书”。可以说，这次图书评选活动从一个侧面勾勒出2008年中国书业的发展脉络，是对中国书业的一次全面盘点。

    本次活动旨在发挥媒体群体优势，扩大书评媒体的社会影响，凸现媒体在商业浪潮与信息时代中的人文立场，发挥媒体导向作用，营造社会良好的读书氛围，繁荣我国的图书评论和出版事业。同时，也为读者的图书购买和选择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引导。

    参与“2008年度十大图书”推选的媒体主要有：人民网读书频道、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商务周报、新华书目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新民晚报、上海新书报、羊城晚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兰州晨报、都市快报、信息时报、浙江教育信息报、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中国出版杂志、出版发行研究、出版人杂志、搜狐网读书频道、中国图书出版网、和讯网读书频道、凤凰网。

　　继2006年16位国字号大师和著名人士上书高层之后，眼下，又有29位读书人誓保南京最后的老城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蒋芳

　　65岁的杨国胜站在自家门口，用两张方凳拼出一个小摊，摆上两盆花和一个装着八哥的鸟笼，还有一些古旧的小物件，叹了一口气，“以后自己都不知道住哪儿了，都卖了吧。”

　　房屋外墙上，猩红的“拆”字旁边有他用粉笔写的一副对联：“屋不大，三代人，国共二党经两朝；房虽旧，避风雨，安居乐业喜淘淘”，无声地诉说着主人对老宅的不舍。

　　在他身后，是已被各种搬家公司、二手房出租广告贴满的评事街。

　　今年年初，南京白下区、秦淮区的南捕厅、门西、门东、教敷巷等现存的几片历史街区全被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并于春节后陆续启动拆迁。

　　这次行动，将近三年来南京古城保护的拉锯战推向了高潮。

　　2006年，侯仁之、吴良镛、傅熹年、宿白、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等16位国字号大师和著名人士上书高层，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最后拆除（详见《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0月2日第40期），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拆除工作一度告停。

　　眼下，大规模改造又由当地政府拉开大幕，29位读书人又挺身而出——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由他们联合署名的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被分别寄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江苏省委以及南京市委。

　　这29位，是清一色的南京本地学人，他们在信中说：“再这样拆下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了！”

　　二十九人上书

　　梁白泉、蒋赞初、叶兆言、刘叙杰、季士家等学术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呼吁信上签上了名字，这29位人士来自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江苏省作协、东南大学、江苏省社科院等多家机构。

　　他们在呼吁信中反映：“在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惨遭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在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为代表的老街区被拆毁殆尽，用于建设‘总部会所’及‘独栋公寓’；在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用于建造‘假古董’；在三条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寿山故居被擅自拆迁改造，用于打造高档‘会所’；在中华门东，多处明清文保建筑连遭人为纵火，地块用于房地产开发；在三山街，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在‘危改’中消失……”

　　29位人士指出，“自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秦淮区、白下区的最后的金陵古城，却突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危改’拆迁”，“如此大举拆迁，将使古都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据称，这次在金陵古城施行‘危旧房改造’的主旨包括了‘加快扩大内需’、‘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认为‘扩大拆迁规模，就能扩大社会需求’，从而使‘南京楼市迎来重大利好’”。

　　牛年新春，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度发酵。在南京，20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改造工程”被提上日程。房地产界人士对此迅速作出判断——危旧房改造，一个不可忽略的暖市信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业内人士给本刊记者做了一道算术题：如果3万户拆迁居民都去买房，一户按90平方米算，他们消费的住宅面积就高达270万平方米。不懂楼市的人可能不知道“270万平方米”的真正含义——它相当于南京一年楼盘总成交面积的1/3，“说白了，南京楼市可能因此带来巨大的刚性需求”。

　　这位人士认为，“270万平方米当然是基于最大化的极限测算，在实际操作中，不会真有这么高，但就是打个对折，也会对南京楼市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4月份，南捕厅四期工程已经拆迁1102户，全市危旧房改造拆除面积约20.36万平方米。

　　与危旧房改造同时启动的，还有一张高达400多亿元的城建投资大单。

　　“今年的城建工作动员大会，开得比哪一年都早，今年的城建投入总额比哪一年都高，达438.2亿……无论投资还是规模，都创下南京城市建设历年之最。”1月中旬，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在城建工作动员大会上宣布。

　　细究危旧房改造工程的范围，位于老城南的多处传统民居群正在其中，而它们是南京硕果仅存的明清历史街区。

　　59岁的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家杨永泉曾数次为保护老城南奔走，面对当下的情形，他愤怒又有些无奈：“还不到三年啊，温总理批示抢救下来的老城南，又要拆了！”

　　总理批示之后

　　2006年10月17日，温家宝在前述16位人士的呼吁信上批示，南京的旧城改造问题“可由建设部会同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政府调查处理。法制办要抓紧制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争取早日出台”。

　　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整改会。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规划局局长周岚等进京“汇报”。“说是汇报，其实是检讨。周岚才说了一半，就被老专家们猛批，没再往下说。”陪同蒋赞初赴京参加整改会的南京大学教授周学鹰告诉本刊记者，“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陆冰等人承诺立即停止拆迁。”

　　随后，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一行抵达南京，对城南拆迁改造工作进行检查，并在秦淮区政府会议室约见了南京文博界权威学者梁白泉、蒋赞初，与负责此次拆迁规划的吴明伟、赵辰，以及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等进行座谈。

　　“除了第一次在北京召开的整改会我没参加，此后在南京的数次会议我都参加，并发表了我的观点，老城南是坚决不能拆的！”年愈八旬的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对本刊记者说。

　　据他回忆，当时到秦淮区政府开会，他和其他几位老先生是憋着一股气的，准备与官员们正面“交锋”。“但没想到，陆冰和秦淮区区长冯亚军一上来就道歉，说工作中有很多不对之处，要听取我们的意见。”

　　建设部官员很快就回了北京。在南京继续监督整改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驻南京、杭州城乡规划督察组组长谢志平。

　　谢志平现已调至青岛。本刊记者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办、江苏省建设厅和青岛市建委多次联系，被告之没有相关程序，或没有权限透露谢志平的联络方式。

　　2008年3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会议在南京举行，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要求南京“一定要有整体保护的观念”，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认为“城南地区要重点保护”，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强调“要保持历史遗存的原真性”。

　　与会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看到南京规划修编得不错，既然能做好保护规划，我们也就放他们‘过关’了。”

　　88岁高龄、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谢辰生，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得知南京再次将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划入拆迁范围，感到“不守信用，简直是胡闹！”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汪永平，曾参与制定《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先后到城南调查五十多次。“2002年调查时，门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门西等还剩下1平方公里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现在除去水面和道路，也就五十多公顷了。这是最后的还能够整体保护的地方了”。

　　经历了2006年的那次“大拆大建”，当2009年推土机再次轰鸣时，梁白泉、谢辰生、汪永平等人感到，他们所希望的“整体保护”已命悬一线。

  　所谓“镶牙式保护”

　　43岁的冯亚军，在秦淮区区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4年多。在2006年那场“大拆大建”中，这位在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区长是决策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坦承那是“错误”，如今，要调头。

    调头所选择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被称为“镶牙式保护”。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在城南多个改造项目中负责现状调查、规划设计，是“镶牙式保护”的倡导者之一。他手头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叫作街坊建筑肌理分析图。赵辰对本刊记者说，就是通过“对老城关系的研究，与历史街巷、水系、不同年代历史街巷空间关系的研究，来确定哪些能动，哪些保护”。

　　在城南，经过“镶牙式保护”改造的例子已有三个——“南门老街”、南捕厅和内秦淮河后五里改造。

　　在秦淮区“南门老街”项目拆迁现场，只有三条营92号李宅还有居民居住。李凯和是李家的第七代主人，他和妻子守着孤零零的一栋房子，等待与拆迁办和开发商继续周旋。

　　“我们家这棵白果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房子就更久了。”李凯和对本刊记者说，原来1000多平方米的李宅，因为拆迁办“不断紧逼”，2007年初，90多岁的老爷爷被强行架到拆迁办后就搬离了这里。

　　现在李宅屋内的木板、楼梯被撬得满地都是，后面有一进房屋，拆迁时被推掉了。前面连着的三四进，目前还没有动，夫妇二人住了其中三间。

　　“如果不是媒体和专家帮我呼吁，我们也坚持不到现在。”李凯和说，夫妻俩准备继续住下去，担心人一离开，屋也就难保了。

　　在白下区的南捕厅二期和三期，老建筑被拆除殆尽，全部原住民被迁走，前者用于建设大型仿古商业街，引入绿柳居等几家“老字号”和“爱尔兰酒吧”，形成游玩、购物、餐饮一条龙的产业链，后者则用于开发独栋公寓、酒店公寓、花园酒店和总部会所。

　　“老宅全无、住民全无，剩几个全新的商铺，还有吃喝玩乐一条龙。”谢辰生叹道，“牙都被敲光了，谈何镶牙？”

　　蒋赞初也表示，“镶的‘牙’跟以前风貌根本不相符，都是些假牙，只不过是拆旧造新换了个好听的说法。”

　　对这种“镶牙式填入、织补肌理”的做法，汪永平认为，“这都是理想中的状态，但最终这个地块拆平之后怎么开发？政府很难拿出这笔钱，而开发商又不希望拿到手的地块有零星的文保建筑留在上面，或对容积率、对开发项目限制太多，所以到最后，根本无法落实。”

　　对此，赵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镶牙式保护”的尝试“就如同写一篇文章，从立论本身就是商榷的，即使立论成立，整个如何写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值得商榷的”。

　　有专家反驳：哪有随便拿历史街区做试验的道理，文物拆掉了，拿什么弥补？

　　“蹊跷”的大火

　　4月3日夜，《现代快报》记者常毅接到消防局的电话，匆匆赶到秦淮区马道街一处失火现场。

　　“老远就看到拆得光秃秃的空地上，一座房子烧得火光冲天。”常毅说。

　　着火建筑为上江考棚20号，是一处保护建筑。周围的普通民房早被拆光，只有它留了下来。

　　据常毅回忆，当时现场很多围观的市民七嘴八舌地议论。有市民猜测，去年这里就烧了一个古建筑，可能有人故意纵火。这里正进行老城改造，宅子里的人一年多以前就搬走了，里面早断了电，周围连路灯都没有，平时更是没什么人来这片空旷地带。现场参与救火的消防员也认为，如果不是人为，这把火不太可能烧起来。

　　上江考棚这个地名起于明代，当时的两江（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士子参加江南乡试之前，必须通过预试，预试的场所被称为考棚，上江考棚即安徽士子的预考考场。

　　在“南门老街”项目中，上江考棚、马道街一带被拆，仅有零星的几座民居留了下来。

　　这种看起来有些“可疑”的大火，在城南拆迁现场不是第一次发生。就在这次起火点附近，马道街另一头有一座罕见的三层清代古宅，此前曾先后5次离奇失火。

　　本刊记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2006年颜料坊、牛市在拆迁末期曾发生大火；2007年春节前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牛市64号的女主人发现有人在她家隔壁墙根纵火，“我打110报警，警察也到现场来了，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2008年2月，亚洲最大的慰安所旧址利济巷2号发生大火。

　　数位知情人士透露，开发“南门老街”地块的香港房地产商，在拿地的合约中写明是拿“净地”，也就是说如果上面有附着物，他们是不会接受的。问题是，如果有关部门当初和开发商已经约定拿“净地”，那么拆迁办又如何处理这些被列为保护范围的古建筑，拿出所谓的“净地”呢？

　　“我哪敢不搬？”

　　黑簪巷6号是中国云锦大师、“最后的云锦艺人”吉干臣的故居，也是秦淮区的区控文物。

　　吉氏后人吉承叶至今难忘2007年春节前后的遭遇。当时，吉氏家族老宅门口被挂上了一条红幅，上书“严格依法实施强拆”，墙上还贴着一张宣传单，上印“丢掉幻想，认清现实，务实谈判，老实搬迁”字样。

　　吉承叶1949年出生，除了去苏北农村插队落户那6年，他从未离开老宅。自清咸丰年间起，吉氏家族就一直在黑簪巷繁衍生息。

　　吉承叶不得不选择搬离。“留不住啊，”他说，“一会儿有线电视被人剪断，一会几十块雕花栏板不翼而飞。隔壁家都有人放火了，我哪敢不搬？”

　　在他搬出之后，2007年4月，黑簪巷6号遭到拆除。在这里平地而起的，将是由英国特易购公司开发的高档购物中心。

　　钱家发、钱家宁兄弟，也不想离开他们在回龙街的祖宅。这里正在进行“镶牙式保护”，实施内秦淮河后五里的“复苏”规划。

　　本刊记者在回龙街拆迁现场看到，下浮桥一带的古河房已被拆成平地。

　　今年3月31日，钱氏兄弟接到法院电话，被告知他们此前状告秦淮区政府的判决书下来了。“哪知道我们刚到法院，家里就冲进来百十号人，把我92岁的老外婆和其他家人都架出去，硬是把家给拆了。”钱氏兄弟对本刊记者说。

　　兄弟二人现被安置在大明路附近的过渡房内。“经适房还在建，不知道还要等几年。”

　　杨国胜指着仅隔一条小巷的楼房，“这里的二手房每平方米已经快两万了”。又指着百米之遥的金鼎湾国际、天安恒隆花园两个楼盘，前者均价每平方米2.2万，后者是1.8万。“拆迁给我们7200元一平方米，可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共就这二十来平方米，拆完让我上哪儿住去？”

　　正在拆迁的评事街、安品街已被周围的高楼围成低谷。一位被拆迁居民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的心情就和这“地势”一样。（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5月11日）

    作者的话

    很高兴《城记》就要和日本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耗去了我十年的时间，能够与日本读者分享，是我莫大的荣幸。承蒙集广舍川端幸夫先生和编辑者朝浩之先生的赏识，多田麻美女士的翻译，使我获得了这样的机缘。

    我是在北京工作的一名记者，因为想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北京的城墙为什么会被拆除，而走进了这本书的世界。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1950年，有两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完整保存北京古城的规划方案，没有得到采纳。北京城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两位学者的命运也因此而被改变。

    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这本《城记》。2003年它在北京出版，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两位学者——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怀念。

    在这里，我愿向日本读者特别介绍一下梁思成先生，因为他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1901年出生于东京，他的父亲——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12年梁思成随父亲回到中国。

    1945年5月，为配合战略反攻的需要，梁思成在重庆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完成中国战区文物目录，同时建议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中国考古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1995年8月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与他提起此事。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

    曾在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1986年撰文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对此事也有回忆。

    目前公认的在二战中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此人是梁思成192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兰登·华尔纳二战时服务于美军的文物部门，提出禁止用燃烧弹和原子弹攻击京都、奈良和其他日本古城的建议。为感谢他的努力，京都和镰仓后来给他立了纪念碑。

    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查阅梁思成的档案，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梁思成写的两份交代材料（分别写于1968年10月25日和11月5日），均提及当年他为美军编制文物目录的情况。

    梁思成回忆道，当时为编制这份文物目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设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梁思成为副主任。当时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梁思成和秘书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梁思成在这个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这两份材料均未提及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我同时查阅到的1945年5月印出的文物目录文本，也只涉及中国战区的情况。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承担轰炸日本领土的任务，梁思成向它建议保护京都和奈良，显然超出了当时工作的范围。

    梁思成在这两份材料中，就编制文物目录之事分别注明：“见证人，吴良镛”；“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梁思成的助手——引者注）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吴良镛现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我向他求证当时的情况，他说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但这两份材料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史克门是梁思成建议的收件人。

    史克门曾在哈佛大学研习中国语言和艺术，兰登·华尔纳是他的老师之一。这两位师徒关系密切，1930年史克门毕业后，作为兰登·华尔纳的助手为美国堪萨斯（Kansas）纳尔逊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工作，从中国收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七七事变”之前，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夫妇介绍，梁思成在北平认识了史克门，参观了他的“收藏”。从此，这两位兰登·华尔纳的学生保持着联系。1947年梁思成在美国旅行时，还参观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与史克门见了面。

    梁思成不能理解史克门“采购”中国文物的行为，也不能理解兰登·华尔纳1923年在敦煌用胶布剥取珍贵壁画、搬走彩塑艺术品的行为。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甚至没有向兰登·华尔纳递交博士论文。在1968年10月25日写的交代材料中，梁思成称史克门和兰登·华尔纳为“文物盗窃犯”，史克门是“勾结奸商盗卖我国的珍贵文物”。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假设这样一个线索：梁思成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经史克门传递给了兰登·华尔纳，并产生了作用。

    作这个假设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这三人当时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为美军提供文物保护的咨询，他们之间或为师生、或为学友，他们对东亚文化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尽管梁思成对其他二人心有不满，但彼此的信息传递是完全可能的。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尚无史料为证。2005年我访问华盛顿，抽空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第十四航空队的档案，由于资料过于庞杂，我的时间又实在有限，未能有所发现。

    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即使不知道梁思成的建议，对日本文化和艺术素有研究的兰登·华尔纳，也完全能够作出与梁思成同样的判断，并起到决定性作用。

    虽然只有口述史为证，我对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却是深信不疑。梁思成对日本的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情感，1949年奈良法隆寺金堂失火，让他痛心不已，与友人提起此事，几乎流下泪来。二战时期，中日两国正处于历史的悲剧之中，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位热爱人类文化的学者，梁思成不难提出那样的建议。

    日本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日本人民，它还属于世界人民；同样，中国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它也属于世界人民。我想，这就是我讲述梁思成与京都、奈良的故事，以及《城记》与日本读者分享的意义。

    梁思成保护日本古都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多年，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故事。它引发了这样的感叹：梁思成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却没能保护住中国的古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墙被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之痛。当时梁思成想方设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未获成功。北京的元明清古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它与对日本古代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唐代长安城有很大不同。唐代之后，中国的城市经历了一次变革——北宋中期，拆除了街坊四周的坊墙，沿街兴办商业。北京的元明清古城就是以这种格局从平地创建的都城。

    1950年代以来，对北京古城持续的改造，使文化遗产承受了损失，还使城市的功能失去了平衡。为扭转这一局面，北京市政府从2002年开始，用了两年时间，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决定整体保护古城，在郊区重点发展新城——这正是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愿望。

    梁思成对日本怀着复杂的情感。他痛恨日本侵华战争——他的弟弟梁思忠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后来病亡；他的妻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牺牲。他对童年在日本的生活又充满美好的记忆。

    1964年，梁思成写了一篇文章《追忆中的日本》：“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热爱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应该憎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我猛然会记起童年时与父母亲一起去奈良出游的情景，想到大佛殿，巨大的正殿正在维修，父母亲捐出一日圆的香资，把我的名字刻在瓦片上。当唤起这种回忆时，我不由得沉浸在返回日本的心绪中。对日本的怀念之情就像那瓦片一样，无法飘离诞生处日本‘故乡’的土地”。

    《城记》就要访问梁思成的日本“故乡”了。此刻，奈良大佛殿上，刻着梁思成名字的瓦片，深深牵动着我的思绪。

                                                                                          王 军

2008年6月12日

《北京再造―古都の命運と建築家梁思成》（《城记》日文版），王军著，多田麻美译，集广舍2008年11月出版

    文/王军

    陈志华先生的著作《文物建筑保护文集》《北窗杂记二集》最近出版，捧在手中，我又不禁想起他的恩师梁思成先生1932年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信：“因建筑的不合宜，足以增加人民的死亡与病痛，足以增加工商业的损失，影响很大，所以唤醒国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增加他们的生产，是我们的义务”，“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为社会破除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

    每次读陈志华先生的书，总是会想到梁思成先生的这番话。距离梁先生写那封信，77年过去了，国人之觉悟如何？环顾今日中国城市之种种怪现状，答案不言自明。

    梁思成先生1901年生，陈志华先生1929年生，他们是两代人。他们倾其一生所求，正是唤醒国人，破除误解，求得建筑的最高发达。不幸的是，皆落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困境。

    梁思成先生1950年与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的方案，随后便陷入复杂的人生境况。在《文物建筑保护文集》里，陈志华先生记下了“文革”中他与梁思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一天，他（梁思成——引者注）被他早已当上大学教师的学生们逼迫着穿上建筑系作为文物珍藏了多年的古式戏装，胸前挂着黑牌，戴上用废纸篓糊的高帽，敲打着铁皮簸箕游街。此后大约就一病不起了。一位先哲曾经说过：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想不到梁先生最后竟以文物当做了十字架。这是求仁得仁吗？”

    2004年12月3日，北京孟端胡同清代镇国公载卓府第被拆，我去现场察看，竟遇陈志华先生。拆这处精美的府第是为开发商腾地方，美其名曰“异地迁建”。迁建文物是有规矩的，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拆原建……可是，拆除者哪管这套，他们径自爬上屋顶抡圆铁锄。陈志华先生急得大叫，隔着工地围栏厉声怒斥，可没人理他。

    滚落下来的建筑残骸激起刺鼻的尘埃，飘落在他花白的头上。他直跺脚，却不得入内；他双手紧握冰冷的铁栏杆，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悲剧；拆除者的每一锄，分明是锄在他心上……梁思成先生1957年所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那种痛，该是如此吧？

    1947年陈志华先生到清华大学求学时，念的是社会学系，因崇拜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便到建筑系看展览，一下子被“住者有其房”的口号深深吸引。到了1949年，社会学系念不下去了，他就去敲梁思成先生家的门，紧张得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出转读建筑系的请求，还谈了他对建筑系那次展览的看法，立即获得梁、林二位的赞赏，成功转读。这两位大师真是好眼力啊。

    1952年，陈志华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外国古代建筑史等课程，此后40余年一直在研究西方建筑。1989年他60岁了，竟一头扎入中国的乡村，二十载如一日地与时间赛跑，抢救乡土建筑的瑰宝。谈及“暮年变法”，陈志华先生跟我讲，是因为他的心被刺痛了。他在意大利看到人家一条小胡同就有十来本专著研究，而我泱泱之中华，矗立在广袤大地上的乡土建筑，竟是如此沉默地死亡。这样的反差使他无法在书斋里清谈，他索性扑向田野阡陌，决心把自己的老命豁出去，不让中国的历史留下空白。

    他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研究组的同事们，在这20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研究了26个聚落，出版了30多部著作，完成了2000余张测绘图，指导学生完成了130篇毕业论文。陈志华先生在这方面已出版的专著包括《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婺源县乡土建筑》《古镇碛口》《福宝场》等。

    “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在《北窗杂记二集》中，陈志华先生写道，“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他大声疾呼：“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在兵匪满地、行路艰难的旧中国，踏访了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的学术基石。如今，陈志华们仍在这条道路上苦苦跋涉。说他们苦，是因为直到2006年，他们的研究经费才有了保障。这之前，用陈志华先生的话来说，“跟要饭的差不多！”

    所以，这两本新著的每一行字，都深深地打动着我。捧着它们，我在想，这样的书，子孙后代是看得见的，只要这个民族不会灭亡。（完）

    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出现加速迹象

    文/王军

    “你们是13亿人口，怎么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跟我们一样？”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城市论坛上，一位韩国经济学家得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时，颇为吃惊地向我表示。

    韩国的人口与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但其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十一位，过多依靠外需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你们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却为什么跟我们一样呢？”这位韩国学者深为不解，“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

    风险已成为现实。自从2008年9月158岁高龄的“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恐慌情绪四处弥漫，一向以稳健著称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写下封面标题：“世界站在悬崖边上。”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突然面对外需急剧萎缩的局面，云集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骤然陷入困境。

    “有2000万原来已经出去就业的农民，现在失去了就业岗位回到了农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009年2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称国新办）召开的新闻背景吹风会上坦言，“今年有2500万农民就业压力比较大。”

    2000万失去就业岗位的农民，已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英国人口。“以此而言，你要说中国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国家，恐怕没有人能够怀疑。”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向我发表评论。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超过一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其数量是美国工业化时期从欧洲迁至美国人口的三倍。

    在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深重的金融危机里，中国将经历怎样的曲折，正空前吸引着外部世界的目光。

    “那些坐在农田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工（暂且不考虑他们的人数）仅仅是冰山一角。”2009年2月9日，英国《卫报》称，“他们曾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曾经从中受益的中国现在可能希望他们消失。”

沉睡在农地里的“最大潜力”

    英国《卫报》的评论并不能从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中获得支持。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来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2月1日由新华社全文播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28条政策措施。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中央一号文件称，“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

    在28条措施中，最具突破性的是有关“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这一政策，农民将获得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将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将稳步开展，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将落实到农户。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情况下，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

    “盘活农村土地市场意义重大，”一位深度参与农地改革决策的专家对我说，“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全国的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初步形成，可是统一的土地市场，特别是建立农村的土地市场仍面对较大的阻力，这使得蕴藏在农地里的巨大财富无法释放。”

    对农地进行确权、登记和流转，很容易让人想起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通过住房的私有化以及建立房屋交易市场，将存量巨大的公房变为资产向市场投放，使房地产开发空前活跃，由此拉动内需渡过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在2008年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对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作出评价：“仅就其对经济的影响来说，在迄今为止所有的制度改革中，只有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和90年代初的土地有偿使用可以与之相比。”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能否续写1998年的传奇——唤醒沉睡在农地里的“最大潜力”？这是观察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

“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强大的需求”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还有一大任务没有完成——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至今仍未建立。

    这使得住房的需求者被迫挤上商品房这根独木桥，并对房价的起伏格外敏感。

    由于不动产税（物业税）缺失，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虽然提升了不动产的价值，却无法从不动产的保有环节中回收，这使得地方政府难以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应。

    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后，财权向上集中，地方不能发行地方债券，地方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土地出让金以及本地企业的税源。

    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超过财政预算的35%以上。

    这样的利益机制驱使地方政府热衷于拆迁售地、“经营城市”，房价被越抬越高。

    虽然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密集出台防止房地产开发过热的调控政策，包括限制住宅的户型、面积等等，房价却是越调越高。

    转折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出现——在经历了2006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在2008年同比涨幅呈逐月下降走势，且下降幅度明显，到12月份竟成为负数。

    2009年春节刚过，北京楼市即掀起新一轮降价潮，近20个楼盘以各种名目促销，部分楼盘在去年降价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度打折销售，降幅超过30%。

    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1.8%，增幅比1~11月提高6.5个百分点。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发出警告：空置房继续增加，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上升到两亿平方米的存量房，那么它就压住了多少资金呢？如果算三千块钱一平米的话，那就是六千亿的资金被压住。”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09年1月22日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却乐观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是城镇化、工业化，是中国人民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强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仍然会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强劲发展。”

    可是，规模可观的房地产库存已经表明，以商品房为主体的畸型的住房供应体系，已无法调动人们“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强大的需求”。

    问题又回到1998年——以经济适应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应该如何建立？换言之，以保障性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应该如何建立？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为此提出了一个“更长远的、可以大规模吸收流动性的制度改革方向”：“借鉴1998年房改的经验，在劳动力充裕，要素价格较低的经济周期里，大规模建设新的廉租住宅，10或15年之后，进行新的‘房改’。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经济低谷阶段就业和产能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下一阶段经济起飞，积累‘存量’资产。特别重要的是，可以大幅增加不景气周期里的社会稳定性。”

    这份报告不留情面地指出：“农民工城市化的居住问题，是目前城市住房问题的核心。现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本还没有破题。”

土地积累“后遗症”

    “如果说中国在这场危机的日子不会太差的话，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有许多牌没有出完，像农地改革和住宅的可持续供应，这些全是硬牌。”一位赶在危机爆发前成功撤离华尔街的金融专家向我评论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打出了三张“硬牌”，一是以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金，二是大规模供应廉价劳动力，三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

    土地积累这张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积累方式。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金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有研究机构测算总量远远超过20万亿人民币。

    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征收的农地，只能按原用途得到补偿，这使得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而城市政府往往固执地认为，不能够按市场价值补偿农地的理由是，农地的市值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投入外溢的结果，理应由城市回收。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量失地农民陷入困境，沦为城市化的“弃婴”。

    “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重大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普遍低价征地行为引起的。”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2008年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土地资本积累的后遗症“非常突出”。

    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土地财富虽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却使中国的城乡二元雪上加霜。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称，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归还农民地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人担心，在社会保障不能覆盖农村的情况下，获得地权的农民在出售土地之后，最终会“弹尽粮绝”，并失去承包地这一最后的“生命线”。

    “不能因为有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为之付出代价。”出身湖南农村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是坚定的农地改革派，“土地所有权明晰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经验证明——不会。”

    在2008年10月出版的一部新著里，陈志武笃定地表示，在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中，如果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等“禁区”不能碰，“即使让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无能为力”。

城乡地权归位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赋予农民“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可在一定条件下作为资产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要求“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权属落实到法定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再次肯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现实。

    这一制度安排与城市建设用地相似。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这意味着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公民获得了可以自动续期的、也可被称作“稳定并长久不变”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虽然《物权法》规定“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但在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开征了物业税，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应“稳定并长久不变”。

    中国城市土地存在私有产权的历史是在1982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第四个年头结束的，那一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1988 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之后，地方政府竞相出让有限期的土地使用权（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为一股潮流。

    而1982年之前，中国城市仍有相当一批居民依法持有房地产所有证，每年（文革期间除外）定期按照标准房价、标准地价、标准房地价，以固定税率缴纳城市房地产税。

    计划开征的物业税则试图在城市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延续城市房地产税的传统，改善过度依赖卖地和工业税收的地方财政，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的报告甚至认为物业税的开征可能对农地入市产生正面影响：“要求农地补足基准地价（土地开发成本）并支付物业税（日常服务）后，进入市场，政府的土地收入就不会流失，物业则可以调节农民转换用途的意愿，防止大规模农地流失。”

“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围绕土地产权和税收而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将缔结公权与私权的新型契约，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求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详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这一改革能否成功，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高度关联。

    来源不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地方财政，已使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公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高支出及其预期，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国内的有效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用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来供养政府，而在美国只需用四分之一多一点。

    中国城镇住房私有率超过80%，位居世界前列，既表明中国社会在经历深刻转型的现实，又暴露政府部门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能力不足。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已成功通过有效的金融政策，以先租后售等方式将保障性住房设计成为一个能够产生长期回报的投资品，并拉动巨大的国内需求，但类似的政策尚未在中国流行。

    以拆迁来制造被动性住房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仍在一些城市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虽然其弊端在过去已经显现——使社会财富大规模向强者转移，贫富差距越拆越大——但一些官员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

    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与城乡二元结构、公共产品短缺一样，为国内需求的释放制造了巨大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08年完成的一篇报告里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有待确立的时期；一个短期内承受巨大硬着陆风险，中长期转型任重而道远的时期。”

    他认为：“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显得格外重要。”

2009年2月25日

http://www.archdaily.com/13801/mandarin-hotel-in-beijing-by-oma-on-fire/#more-13801

　  对于金陵古城仅存的这几片历史街区，实行“整体保护”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文/姚远

　　秦淮河畔的“老城南”，是南京的根。经过持续多年的拆除，老城南仅余最后的碎片。

　　 近年来，南京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2008年，南京市同时展开了《城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修编；3月，就名城规划修编进行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南京“一定要有整体保护的观念”（周干峙），“城南地区要重点保护”（吴良镛），要“保持历史遗存的原真性”（谢辰生）；6月，由南京大学建筑学院赵辰领衔，启动了《南京城南历史风貌区保护与复兴规划》；12月，南京市规划局表示，2009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将全面展开，进入立法程序。

　　然而，就在今年年初，最后的老城南却全面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据媒体报道，在秦淮区，总面积约60公顷的门东、门西、门外历史街区全被列入了2009年“危旧房改造计划”，其中门西将在“2月10日以后正式进场实施改造”。在南捕厅，总面积12公顷的1、2、3号地块在年初“有望进场进行拆迁”，在已实施的4号地块将建独栋公寓、酒店公寓、花园酒店和总部会所，“最终将打造成为国内面积最大、最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老城南的死与生，关系着南京文脉的断裂和承续。如果继续采用“危旧房改造”的拆迁模式，能保护好古都的“城”与“人”吗？

　　“镶牙式保护”还是“整体保护”

　　2008年7月1日，温家宝总理签发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次改造的几片历史街区，总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的南京老城的2%。对于金陵古城濒危的最后这点种子，实行“整体保护”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以2月10日即将开始改造的门西为例，资料显示，这里散落着各级文保单位和控保单位50处，保存着完好的宋代至清代的古街巷数十条、穿堂式古民居约300处。尤为珍贵的是，门西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幸免于战火（据《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延续着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据称，这次老城南的改造“实施‘镶牙式填入、织补肌理’的方法”，拆除的是“没有保留价值”的“破旧危房”，也“容纳一定比例的原有居民以回购方式回迁”。

　　然而，在此前若干“镶牙式保护”的“尝试”、“实验”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寿山故居被擅自拆迁改造，生姜巷43号北货果业公所、南捕厅24号王炳钧公馆等不少历史建筑被拆除。

　　问题的本质在于，“镶牙式保护”的理念应该和怎样的机制平台合作？如果和“危改+拆迁”的机制相结合，所谓“肌理保护”能保留的不过是少数文物和部分街巷的走向、网络，清除的却是支撑肌理的“细胞”——大多数老宅和原住民，与“整体保护”失之千里。细胞不存，肌理焉附？

　　在今天，“危旧房改造”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过去“危旧不分”的做法，使得大量并非危房的建筑被拆掉。现在人们已认识到，危房可根据原貌翻建，对旧而不危的房屋，则应保护修缮，不可一概而论。历史街区和棚户区有着本质区别，其危旧房改造，应采用小规模渐进式、多样化、微循环的手段，外观保持不变，内部可进行现代化改造，逐步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

　　建筑学上“保留价值”的高低，也不是古城存废的惟一标准。老城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宜生硬地在其中划出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又在保护区中划出协调区以区别对待，最后再用“保留价值”的高低打上折扣。这样的“保护”只会使老城越“保”越少。况且，对“保留价值”的“打分”认定，是否公正、透明，是否做到了严格的利益回避，从而具备程序和效力的合法性呢？

　　事实已经证明，“镶牙式保护”用“危改+拆迁”的旧机制，是不可能实现旧城的“整体保护”的。

　　改善民生不靠拆

　　同北京一样，南京老城也面临人口密集、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因房屋产权混乱、城市功能聚焦老城、公共服务不足的后果。

　　混乱的产权既导致了房屋的年久失修，也引起了居民的利益分化：其一，千辛万苦收回房产的私房主，希望保住自家房屋；其二，1958年被“国家经营租赁”的私人房产，产权关系仍待修复；其三，承租公房的住户要求改善生活质量；其四，一些外面有房的租户盼着拆迁拿补偿款。决策者应看到民众意愿的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

　　主张危改的人，常常声称拆迁是“改善民生的期盼”。可是，大多数居民真实的民意，是既能改善居住条件，又能留在原住地。若能提供这样的选项，居民又怎会“都盼着拆迁”？

　　许多城南民居也是受《宪法》和《物权法》保护的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在现行的拆迁机制下，由于公权力的直接介入，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形成了不平等的博弈。这些年在拆迁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拆迁问题越发敏感，也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民生改善和整体保护，并非不可兼得。2005年北京市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提出了“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要求“以院落为单位”进行保护修缮，并将“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作为保护的机制保障。北京市还大力腾退了数千户“文革”遗留的“标准租私房”，使许多独门独院的私房主自我修缮保护的信心得以恢复。

　　拆迁拆不出民生，也拆不出软实力。只有跳出拆迁危改的旧思维，以物权保护为前提，才能摸索出旧城保护整治的新模式。去年，南京在慧园里、桃源新村等民国街区的整治中，没有迁走一户居民，民国风情宛然，居民直接获益。这样的新思路应该在老城南得到推广。

　　让住房保障与整体保护对接

　　据称，此次计划在老城南施行危旧房改造的主旨包括“加快扩大内需”、“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当前各地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如何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发达国家着力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二战后，英国和日本分别建立了“可负担住宅”和“公团住宅”制度，都由政府主导，通过先租后售、租售并举的方式，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充裕、稳定的保障性住房。经验表明，通过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既能在短期内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又能使社会和谐得以巩固，劳动力成本得以控制，城市竞争力得以充实，对经济复兴起到了长远的推动作用。

　　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可以获得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平衡。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强调以住房保障对接住房困难，“对可整治的旧住宅区要力戒大拆大建”，“要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为宗旨”。当前，市场和保障并行的住宅双轨制也已高调登场。各地政府应彻底抛弃“拆迁拉动GDP”和“拆迁经济学”的旧思维，将保障性住房作为城市建设投资的重中之重。

　　 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政府既能弥补历史的欠账，腾退政府安置在私人住房里的租户，理顺产权关系，刺激私房主的自我修缮；也能以自愿为前提，推动公房租户的疏散，释放这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从而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同保文化得以统筹兼顾。

　　 近年来，北京市按照“改善、修缮、疏散”的要求，投入巨资修缮公房四合院，不迁走一户居民，使居住条件得以改善；文保部门全面介入修缮工程，确保“修旧如旧”，并由规划部门和文保部门出台了《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建设部门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住房保障，以自愿为原则，鼓励部分居住密集的居民疏散出去。

以住房保障对接整体保护，是实现古都保护和民生改善双赢的有效办法。期待此种保护模式也能在南京等各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中得以借鉴和推广。

《瞭望》新闻周刊  2009-1-26

作者：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20日

    文/王 军

    在北京率先打出“四合院专业代理评估”招牌的井蕴娇这段时间很是着急，找她代理购买四合院的人越来越多，买下来之后多要彻底翻修。眼见一处处四合院被拆了又建，井蕴娇心中不是滋味，她在想：这些老院子，到底包含着多少文化遗产的信息？能不能请专家鉴定一下，把这些信息提前告诉给买家呢？

    在北京的老城区，有20多年没有公布新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这20多年，正是老城被大拆之时，已公布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有限，即使如此，有的也未逃脱被铲除的命运。一段时间以来，市、区两级政府都忙于旧城改造，不公布新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算是不给推土机找麻烦。情况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北京市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禁止在保护区内大拆大建。此后，鼓励社会力量购买四合院的政策出台，井蕴娇的四合院买卖便越发地红火。

    “北京的四合院见证了许多历史故事，如果我能发掘到这些历史文化信息，它们就更有吸引力，销售价格肯定比普通的院子要高，买家也会备加珍惜，不会轻易地拆改，因为这些信息，既有文化价值，又有经济价值。”井蕴娇向我道出了她心中的秘密。

    近年来，北京四合院的行情大涨，找井蕴娇买院子的多为投资客，前几年卖几百万元的院子，现在一转手就是上千万。“谁说这些老院子是破烂玩意？”井蕴娇说，“四合院的投资回报率多高啊！”

    可是，在中国的城市里，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民居在成片成片地“腐烂”，它们多身处市中心区，多在优质地段，可长期以来，无人爱惜，无人交易，危房率急剧上升，成为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在过去，对房屋的养护，是一种基于房屋自由交易的市场行为，无需政府投入财力——买家购得房产后，多会加以修缮翻新，如无现金保持房屋质量，可通过出租或房屋抵押贷款获得修缮费用，或干脆将房屋售卖。在此种关系中，财产权的稳定最为重要，否则，这种市场行为就不会发生。

    经历1958年对私房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对私房的没收，中国城镇房屋的产权关系出现了混乱，大量受宪法保护的私有房屋被违法侵占。“文革”结束后落实私房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被侵占的房屋未能彻底退还原产权人，旋即大规模旧城改造开始，“拆”字旗下，这些老房子更是无人敢修、无人敢买，它们不是被拆掉，就是自己烂掉。

    于是，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在经济增长的和平时期，城市的细胞——房屋——出现了大规模的衰败。其衰败之因，一是这些细胞的细胞核——财产权——遭到了破坏，二是这些细胞已不能够通过市场的交易自由地呼吸，它们多被划入危改的范围，产权、户籍均被冻结，结局只有一个——拆。

    令人窒息的“拆”屏蔽了市场信息，使这些黄金地段上的房屋完全失去了市场价值。井蕴娇的故事告诉我们，情况完全不必如此，只要把那个“拆”字抹掉，修复并保护房屋的财产权，市场就会让这些房子好起来。

    “北京的四合院已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缺了，它们已经是古董，怎么会不值钱呢？”井蕴娇说。她急于请专家鉴定老院子文物价值的想法，也部分地暗示了这样一个市场规则：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精神层面，它还会积淀为物质财富。文化遗产的吸引力不但会提升自身的市场价值，也会提升周边不动产的市场价值。打一个比方，这个城市有故宫，它的不动产价值就会比没有故宫的城市高。

    所以，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市场环境里，文化遗产的价值多能通过市场信号敏感地显现。人们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是因为这当中还包含着最为实际的经济理由——文化遗产会提高这一地区的吸引力，其价值会积淀为这一地区不动产的市值。

    于是，文化遗产拥有者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他们被规定必须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对房屋进行修缮。他们由此获得补偿——其房屋修缮方面的税负得到优惠（美国便是如此）。

    从经济层面来看，此种政策设计的潜台词是：你们家的房子作为文化遗产留下来，使得街坊邻居们的房子更值钱了，大家就会要求保护你们家的房子，并通过减免税收，来购买你们家因保护而被限制的权利。

    显然，只有在财产权稳定的情况下，以上市场规则才会显灵，与之相关的政策设计才会发生。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持续了三十年，1998年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了房屋产权交易市场，2008年施行了物权法，可房屋产权的稳定性仍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更是难以得到真实的市场反馈。

    眼下，井蕴娇最头疼的仍是规划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是，刚把院子卖给客户，那个地方就被规划了，要被拆迁了。你说，这让我们怎么向客户交代？”

    她得出结论：“四合院的衰败，完全是政策导致的。”（完）

2008年11月30日

背景：

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4万亿投资当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占到了2800亿；就在日前，发改委再次表示将新增千亿投资，而其中明确了将有75亿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问：您一直以来关注北京的老城，北京的新城，北京城在建国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是否有过类似的“廉租房”？曾有什么问题，又历经了怎样的变迁？

答：在1998年住宅制度改革之前，覆盖中国城镇的公有福利住房都是租金低廉的住房，就是一种廉租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公有福利住房制度，即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以实物分配的方式将住房提供职工使用，租金低廉。由于完全排斥了市场要素，住房建设成为国有单位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出现严重短缺。

为改革这一弊病，199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大力发展房地产交易市场和社会化的房屋维修、管理市场”。

1998年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决定，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至此，公有福利住房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新的住房供应体系下，廉租住房只向最低收入家庭提供，其房源或从腾退的旧公有住房中调剂解决，或由政府、单位出资兴建，租金实行政府定价。

问：在您看来，今天的廉租房要怎么建设规划？（往哪儿建？建多少？“贫富混居”的建？配套又该怎么建？考虑到未来出现的维护和拆迁，又要怎么建？周边交通是怎样…等等）同时，具体到划分入北京的哪一个区县，区内怎么调配比例等等，您是否有些建议和看法？

答：廉租房不能成批地放在郊区建设，否则会导致严重问题——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区现象，导致不同收入阶层的空间对立，致使贫者愈贫，富人区也丧失多样性。由于廉租房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的，而低收入者又多是靠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维持生计，这些机会又多集中于市区，所以，不宜将大批量的廉租房集中在郊区建设。应提倡贫富混居，使城市的多样性得到最优发育。市区保持相当数量的廉租房，有利于为城市提供日常性公共服务的低收入工资人员（市政、交通、环卫等）提供住所，以保持城市的良性运行。低收入者能够体面地在市区生活，也有利于他们依靠市区大量提供的商机脱贫。低租并非低质，廉租住房不必是大户型，但也不能是简易房，这项建设必须是百年大计，并与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地铁等）结合建设，最大限度为廉租户提供居住与出行的便利。北京的每个区县，包括市中心区，都应该建设相当比例的廉租房。旅英城市规划学者杨滔曾以伦敦为例说明包括廉租住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均衡分布的重要性：伦敦各个地区的区政府都有一定数量的社会住宅存量，同时也要求每个地区的房地产商都在较大规模的开发中建造一定数量的可负担住宅，这样就保证了可负担住宅相对平均地分布在该地区的各个角落，不会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而导致某些不良社会问题，从而避免了大面积的贫民窟，也有利于住在可负担住宅的住户享受到更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获得更好的谋生方式，例如伦敦33 个行政区内都有一定比例的可负担住宅，2002年市中心区保持了大约24%的可负担住宅，最贫穷的区大约有54%的可负担住宅，而房价最贵（均价为546,488英镑）的区也保持了9%的可负担住宅，在2004年伦敦新规划中特别强调了提高市中心的可负担住宅比例，以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问：廉租房的规划，在您看来怎么能避免其中居住人群的被边缘化以及“贫困人口区”的出现呢？

答：要避免居住于廉租房内的居住人群被边缘化及出现“贫困人口区”的现象，就必须避免贫富分区和廉租房的郊区化。这个问题在前面已有涉及，在此不赘述。

问：针对于廉租房节地、节能、节水、节才“四节”的要求以及廉租房自身的特性，廉租房在租用人群和代际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居住人口数量不确定与住宅全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您认为从早期规划上，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减小矛盾的出现？

答：“四节”不是“四陋”，廉租房不应奢华，但也不应简陋，一个文明的社会应为最低收入者提供体面的有尊严的生存环境。廉租房的供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新建，也可以从旧房中筹集；既可以实物配租，也可以租金补贴。这样，廉租房就可以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市区的各个角落，避免大规模集中建设的弊病。廉租房只是租金低廉而已，它们虽然面积不大，但很容易商品化，市场上对小户型住宅存在巨大需求。最低收入者致富后，可以购买这些房屋，他们也可以退出租赁队伍，由政府部门将这些房屋出售。这样，就可以避免居住人口数量不确定与住宅全寿命之间的矛盾。

问：在西方不少国家，以及包括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中的城市，都建设了相当规模的供低收入者租用的可负担住宅，还请您作些介绍。同时，这些国家在廉租房规划上有什么值得我国借鉴的东西？

答：这些国家建设可负担住宅的共同特点，即是政府负担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责任，避免贫富分区现象的出现。像英国，还把可负担住宅建设，提升为能够大规模吸纳社会投资并产生稳定回报的国家战略性项目，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提供信用，或通过中介机构运营，向银行借贷建设可负担住宅，向低收入者提供，到一定期限（二三十年）后，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实行私有化，回收投资。其好处是，可负担住宅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拉动内需；由于有金融政策支持，可负担住宅能够大规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期拉动内需促进和谐，正可借鉴英国的经验。（完）

    文/王军

    今年5月，在华盛顿美国规划协会（APA）总部大门前，APA顾问孙恒志先生指了指周围由法国工程师朗方规划的街道，向我叹了一口气：“像这样的街道，在中国永远没有了。”

    18世纪末规划的这些街道，跟北京老城内的街巷一样，有着太多闲逛的乐趣。在那里，十字路口多，临街建筑界面连续，商铺琳琅满目，这些都吸引着你的脚步。

    行人是喜欢十字路口的，就跟读者喜欢文章里的悬念那样。一百米左右一个十字路口，最让人逛得欢畅。如果你告诉他，下一个十字路口在两公里开外，他还敢去逛吗？

    可是，汽车最恨十字路口。当福特公司在1913年开始用流水线生产T型轿车之后，消灭十字路口的“圣战”开始了。

    规划师打了头阵，他们挥舞着丁字尺，扫荡了街道上的乐趣。在他们的笔下，十字路口要尽可能少，马路要尽可能宽，临街的商铺必须变成围墙——因为，它们逗得人逛来逛去，让汽车如此不爽，它们是罪恶的。

    1993年和1994年由中国建设部相继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是这场“圣战”的“宝典”。

    于是，“像这样的街道，在中国永远没有了。”

    这是街道的体制性消失。人们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

    一见钟情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完）

    文/王军

    写完《采访本上的城市》，我感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怎么说呢？2002年，我完成《城记》一书，它写得更多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改建的事情，对眼下大家都十分关心的北京危房问题未作专门研究。所以，《城记》出版之后，我心里还压着一块大石头。我生活在北京，也深爱这个城市，可北京古城还在被继续拆除之中，理由是房屋危破了。但是，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房子在和平发展时期一下子衰败了呢？

    “年久失修”是最容易给出的答案。但是，为什么年久失修呢？你可以说，这是因为政府财力不济。但是，自古以来，在我们的城市里，房屋多是靠产权人自己修缮，靠市场流通来保持质量的。我在潘家园收集了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房地产买卖契约，通过它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生命是怎样持续的。这些买卖契约通常这样写道：因为手中乏钱使用，将房屋卖给了谁，土地的四至范围如何，现金收取了多少，哪一位中人作证。然后，到政府部门办手续并缴纳税款。这样的市场交易，使房屋流水不腐。在这个过程中，房屋产权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无人敢修、无人敢买的情况。打个比方，苏州为什么能产生如此伟大的古代私家园林？试想，如果财产权不稳定，当地人会往自家的房子里投入那么多情感、那么多资金吗？会请那么好的工匠来建造吗？

    清朝初期曾将北京的大量房屋收归国有，但最终以私有化处之——清王朝顺治时期将北京内城房屋收为旗产，性质属国有，分配给旗人居住，禁止买卖。随着社会的发展，旗人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大量房屋典当行为，加之城市人口增长造成住房紧张，政府负担沉重，促使旗房不断向私有化、民房化转化。旗房自康熙年间被允许在旗内买卖，雍正年间准许旗人购买官房，乾隆年间实现了产权私有，咸丰年间开放了旗产买卖。（详见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03至148页）这一历史过程也表明，住宅的健康与持续的供给，单靠政府一手支撑是困难的，也不是必须的，基于产权与市场关系的民间力量是不能被排斥的。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49年5月21日，法学家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论如何解决北平人民的住的问题》，对当时存在的将私房充公的倾向表示忧虑，认为这将导致“无人愿意投资建造新房，或翻建旧房”的情况，一方面政府没有多余的财力去建房，一方面私人又裹足不前，不去建房，房屋势将日益减少，政府还背上繁重的负担。

    钱端升的担心不幸成真。1952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城区危险房屋为城区旧有房屋的4.9%，到了1990年，北京旧城内的三、四、五类房（即一般损坏房、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占平房总量的50%左右。200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在崇文区辖内的前门地区，严重破损和危险的房屋比例高达47.5%。宣武区辖内的大栅栏地区情况同样严重。据房管部门调查，三、四、五类危旧房面积比例逐年增大，已达到90%以上，其中四、五类危房已达30%以上。

    事实上，新中国的宪法一直强调对生活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通过房地产总登记，发放房地产所有证，建立了住宅产权保护制度。但经历1958年对部分私有房屋的改造，“文革”时期将全部私房收归国有，财产权体系出现了混乱。“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市在2003年之后才基本腾退了“文革”时被占用的私房，1958年私房改造遗留的问题至今未获解决。再加上长期执行旧城改造的政策，导致房屋产权失去了稳定，四合院无人轻易敢修，无人轻易敢买，出现了严重的衰败。我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描述了这个过程，并认为：住宅权利之稳定，乃住宅生命之源；住宅市场之公正，乃住宅生命之流。一个城市欲源远流长，此道不可偏废。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房屋产权在中国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中国城镇住房的私有率已超过80%，《物权法》已经施行，我们的城市规划不能再把城市当成一片荒地来规划了。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我写了一个故事，一幢住宅楼有三个单元，一单元给规划了、拆除了，可二、三单元还住着人呐。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居民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恐惧心理。在他们心中，“规划”就等于“拆”。有很多人想购买北京的四合院，但心存顾虑，怕一买下来就被“规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合院不是被拆掉，就是自己烂掉。

    我很高兴地看到，2005年1月，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强调了对财产权的保护，明确提出：“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这意味着，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强制性拆迁必须停止，那怕是以这种方式来建造像上海新天地那样的“景观”。

    这些年来，在国内一些城市，“保护风貌”也成为强制性拆迁的理由，一批假古董就这样被造了出来。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在北京，已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为证，就是什刹海烟袋斜街的保护。那个地方，没有进行拆迁式改造，就实现了复兴。西城区政府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分钱没花，就是宣布这个地方不拆了。这一来，当地居民和市场对这里的物业恢复了信心，房屋租赁及修缮活动开始发生，政府部门又投入100多万元完善了市政设施，使地段的价值得到提升，人们就更愿意把钱投到这里。同时，政府出台一个修缮导则，使一切建筑活动有章可循。结果，短短几年内，房危屋破的情形就得以扭转，固有的风貌也得以恢复，当地的居民权益得到了保障，他们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并获得了利益。可见，政府只要做好份内的工作，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该发生的事情肯定是会发生的。

    我不愿把任何人或任何事情妖魔化。我看到的是，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需要优化。我采访了很多政府官员，他们对目前的这套规则也有很多意见。可一旦处在那个位置，就难免身陷其中。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规划总是跟“拆迁”“卖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中国市长的眼中，建设用地指标的份量如此之重？我发现，这些问题与城市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城市政府的收入过度依靠售卖土地、房地产开发和工业方面的税收，对不动产尚未开征统一的按照市值和固定税率定期征收的物业税（也称财产税或不动产税），拆迁卖地成为了城市政府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唯一方式，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财权与事权倒挂，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大，它们更热衷于拆房子卖地皮。在这样的情境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又如何实实在在地推行呢？

    在过去的50年里，北京市曾经三次提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1958年，北京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造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很快遭遇了“三年困难”而被迫搁浅。1990年，北京市又提出十年基本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但遭遇19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这个计划半途而废。2000年，北京市再次提出五年基本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2002年9月，北京市暂停了这个计划。时至今日，方圆62.5平方公里，被爱德蒙·倍根（Edmund N. Bacon）誉为“可能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的北京古城，尚残存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在这仅存的最后地段内，2005年4月，又有96片危改项目被以不同方式解冻（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恰在新的总体规划被批准之后。在《采访本上的城市》里，我记录了这个过程。这样的记录，也将持续到这个过程的结束。（完）

2008年11月2日，全球规划师联盟《镇江宣言》纪念碑在镇江南山文苑揭幕。王军摄

    “新城市规划”第二波

    “我们的规划体系本是为了社会公平，可后来它却演变成一些僵化的规则，使我们忘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与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伴随着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也是趋于激烈的思想冲突。当美国这个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不得不以金融的国有化来拯救跌入深渊的华尔街之时，10月31日，50个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师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镇江，出席全球规划师联盟大会，以他们固有的左派立场，把矛头指向了规划界的老对手——芝加哥经济学派。

    “我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称作‘失去的二十年’，”罗马大学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彼得罗·伽罗（Pietro Garau）在大会上发言，“在这二十多年里，在大西洋两岸，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信徒和芝加哥学派的推动下，政府不再被视为问题的解决者，它反而被当作了问题的来源。政府要越小越好，谁也不能妨碍了经济增长的事，社会福利被视作危险的陋习，有人说它鼓励了不劳而获、浪费、懒惰和犯罪。于是，只要私营部门能做的事，政府就不顾一切地放任不管，似乎消除贫困只能抑仗私营老板的腰包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可情况果真如此吗？”

    联合国人居署官员保罗·泰勒（Paul Taylor）在大会上披露了一组数字：到2010年，全世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将从2005年的9.98亿增长到12.46亿，到2020年再增长到13.92亿。

    “这是贫困的城市化。”保罗·泰勒说，“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可经济增长不能与之匹配。虽然人类一半的人口已居住于城市，每个月就会产生一个像河内、马德里那样的大城市，可问题依然严重。”

    故事从1929年开始

    规划师对芝加哥经济学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不足为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成功地“绑架”了世界经济，并迫使政府以纳税人的钱将他们“保释”出来。一时间，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成为一大景观。“认为市场总是对的想法是疯狂的，”连一向鼓吹自由经济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杀了一个回马枪，“现在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了，公共权力干预金融运行的合法性已勿庸置疑。”

    在英文里，规划与计划是同一个词。自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发表《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以“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理念开始“田园城市”的实践，现代城市规划的火种便呈燎原之势。但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城市规划在西方遭到冷遇，在许多人的眼里，它似乎与那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计划经济”难脱干系。

    故事可以追溯到1929年10月24日，突然来临的“黑色星期四”将整个世界拽入谷底，直至于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全美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无法兑现。

    这之后，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如同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罗斯福新政”，后者通过巨额公共事业投资给大量失业者提供“以工代赈”的机会，成功地让经济死灰复燃，福利社会的价值观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罗斯福说。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寻找救世良方，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在上世纪上半叶，把人类推入苦难渊薮的，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之前，人类还没有能力如此大规模地残杀同类。在左倾思想家看来，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对基于计划经济的福利社会充满向往，相信通过周密的计划就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加以最优的利用。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哈耶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凯恩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1944年出版了那本《通往奴役之路》，指出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了在和平时期建设个人自由，而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方向踏上了危险的一步。

    哈耶克的挑战没有悬念，他很快就败下阵来。沉寂了30年之后，1974年，这位失意的自由意志论者“意外”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已走向低潮的凯恩斯主义和行将就木的苏联模式为他的获奖写下了注脚，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

    “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次尝试。”哈耶克在1944年的激情表白至今仍让许多人回味，“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就像19世纪那样。”

    “我们的动力来自何处？”

    然而，创造“自由世界”的尝试再一次遭到重创，市场并没有自动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相反，在缺乏约束的竞争中，人类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2005年，全球规划师联盟宣告成立，次年，联盟旗下的13个国家级规划组织签署《温哥华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规划界专业人士携手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贫困化、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

    “城市贫困将日益加剧，”《温哥华宣言》作出预测，“2002年，全世界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45~50%。”

    “为什么一百年多前会出现规划这个行当？就是为了消除像贫困这样的问题。可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像一百年前的英国那样糟糕。”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前任会长文森特·古得史塔特（Vincent Goodstadt）在镇江呼吁规划师必须思考：“我们的动力来自何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规划承受了太多的责难，它成了一个被人们从四面八方猛烈攻击的目标，”彼得罗·伽罗回忆起40多年前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对城市规划的抨击，“我很尊敬雅各布斯，她留给我们富有洞察力的不朽著作，然而，也正是她否认城市规划的合法性，认为城市规划是由一群根本不懂城市是怎么一回事的技术腐儒制造出来的东西。”

    1961年，简·雅各布斯以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给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以致命一击，认为从霍华德开始，推崇以物质手段改造世界的规划师们，制造了更为祸害的社会问题——对贫民窟的改造使穷人被迫离开市中心，结果，贫困变得更加深重；规划师笔下宽大的马路、大而不当的绿地，成功地将城市瓦解为一碗毫无营养价值的稀弱；城市最为重要的品质——多样性，在大规模改造旧城的运动中，被推土机碾为齑粉。

    从那时起，城市规划遭到了有系统的“清算”。“在‘失去的二十年’里，许多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在使用‘规划’这个词的时候都非常保守，后来，它们发明了一个委婉的说法来化解这个僵局，就是把‘规划’改称为‘城市管理’。”彼得罗·伽罗叹道。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为规划行业的分水岭，这之后，城市规划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形态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因素纷纷加入其中，这还远远不够——2006年，《温哥华宣言》甚至喊出这样的口号：“彻底改造规划！”

    “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为什么要彻底改造规划？难道过去的努力还不够吗？”在镇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向与会的规划领袖发出疑问。

    “我们的社会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频繁发生的灾难就是一种变化，所以，规划也需要变化。”加拿大规划师学会会长布莱克·胡德玛（Blake Hudema）给出了答案。

    “气候变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因城市发展而造成的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都迫使我们给出新的解决方案。”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长詹娜·奥尼尔（Janet O’Neil）说。

    “我们必须有所改变，”美国规划协会首席执行官范宝龙（Paul Farmer）认为，“我们的规划体系本是为了社会公平，可后来它却演变成一些僵化的规则，使我们忘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温哥华宣言》向世人描述了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因日益频繁和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被驱出家园，环境难民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快速蔓延的都市区制造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祸首；城市将持续地为逃离冲突地带的人们提供避难所，并成为犯罪与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这些威胁叠加在一起，已构成一种全球性、系统性、可辨别的危机，可是决策者们依然我行我素，仍然假设城市发展是一种地方性行为，似乎自然灾害和城市动荡只是偶然之事。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实践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温哥华宣言》开出了药方——“新城市规划”（New Urban Planning）：“‘新城市规划’意味着未雨绸缪，意味着关注可持续性，意味着把人民、经济机遇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这是规划能够在人居模式的创建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原因”，“传统的规划实践已跟不上城市变化的脚步。‘新城市规划’不是20世纪殖民政权向贫困国家灌输的无法催生现代化的物质规划或‘城镇计划’。变革、知识转换和能力建设必须赶上21世纪城市化的步伐。”

    “新城市规划”的理念又在扬子江畔的镇江结出果实。11月2日，在就城市化、贫困、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两天的讨论之后，全球规划师联盟形成了第二份宣言，并将它镌刻在镇江南山脚下的一块石碑上。

    《镇江宣言》有言曰：“我们倡导的规划，乃是一项具有整体性、包容性且有益于贫穷者的战略进程。作为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手段，有效的规划可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延缓贫民窟化，减轻灾害影响并建设安全而丰富多彩的居所。在告别镇江之际，我们重申承诺：要通过及时、经济、和谐的方式，来提高全球人居的规划管理能力。全球规划师加强团结，一如既往，联合社区、业界、政界及公民社会，改善人类居住品质，使理想臻于升华。”（完）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1月10日

《瘗鹤铭》现拓本

打捞船附近的巨石可能是古代摩岩题刻的遗物。王军摄

11月1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右一）查看《瘗鹤铭》考古打捞现场出土文物。王军摄

    《瘗鹤铭》千古之谜能否揭开

    “我们了了一个心愿。从古到今，我们每一代镇江人，都有打捞《瘗鹤铭》的愿望。今天，我们终于这样去做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在长江林林总总的古代题刻中，《瘗鹤铭》书写了一则最为缠绵的故事，它的碑文足够凄美，不知何年它又坠入江水，人们一直想把它捞上来，其情缱绻竟有千百年之久。

    这处六朝的摩崖石刻原立于江苏镇江的焦山西麓，坠入江水的时间至少在北宋之前。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瘗鹤铭》因水落石出被人发现，其拓本迅速传世，大文豪黄庭坚惊呼：“《瘗鹤铭》者，大字之祖也”，“大字无过瘗鹤铭”。

    如今，三峡水库在进行最后的蓄水，在重庆涪陵，镌刻有黄庭坚题刻的白鹤梁已被永久淹没。此时，一个大规模的考古打捞工程却在《瘗鹤铭》落水处展开。“我在网上发了个贴子，”参加打捞工程的焦山碑刻博物馆馆长丁超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点击量一下子超过了三万。”

    在这之前，对《瘗鹤铭》曾有过两次打捞，最著名那次是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江宁知府陈鹏年打捞出水93字，其中11字不全。这93字成为了焦山的镇山之宝，使中国东南第一大碑林——焦山碑林声名远扬。“《瘗鹤铭》自宋代以来就备受重视，只有先秦大篆《石鼓文》能够与之比肩。”丁超以自豪的口气说。

    六朝时期，篆隶书体逐渐向楷书转化，留存至今能够见证这一过程的实物极为罕见，《瘗鹤铭》便是其中最为珍贵者，它虽是楷书，但笔画中仍有篆隶之意，行笔苍古，体势开张，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来争睹神采，感慨之余寄情诗文镌刻于崖壁，形成焦山摩崖石刻群。

    北宋以降，对《瘗鹤铭》的研究很多，在清代甚至形成了《瘗鹤铭》学。清人翁方纲认为：“‘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该兼上下数千年之字学。’六朝诸家之神气，悉举而淹贯之。”康有为称赞：“溯自有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瘗鹤铭》的魅力飘洋过海。日本江户时代的书法家良宽赋诗曰：“静夜论文如昨日，风雪回首已两旬。含翰可临瘗鹤铭，拥乞平叹老朽身。”日本学者小泉修雄还著有专文研究《瘗鹤铭》对日本书道的影响。

    《瘗鹤铭》的作者为葬鹤而作此铭，并以别号代替真名，以干支代替年代，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不知它由何人在何年所书。从东晋的王羲之到南朝的陶弘景，从隋代的文人雅士到唐朝的王瓒、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等，均被认为是《瘗鹤铭》的书写者，迄今为止，谁也拿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说法。

    10月8日开始的《瘗鹤铭》考古打捞工程或许能为这一千古之谜的破解寻得一些线索。由镇江博物馆、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市水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将目标锁定在《瘗鹤铭》残石落水处向南250米、向北80米、向西80米的范围之内，工程队每日清淤约20船，从14日开始不断捞出大大小小的石块。

    经过清洗，考古工作者依次辨认，发现多块有人工痕迹的残石。其中两块巨石上分布有规则的楔形凿窝，显示了古代取石的工艺。另外，还发现了残损的瓷碗、陶罐和塔砖、石质雕像、莲花座等遗物。

    联合考古队还运用多波束技术进行水下扫描，遣派潜水员下水探察。“我们一层层地发掘，原计划一个月完成，但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再拖后一段时间。”丁超说，“能否找到《瘗鹤铭》的残石，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如何，我们了了一个心愿。从古到今，我们每一代镇江人，都有打捞《瘗鹤铭》的愿望。今天，我们终于这样去做了。”（完）

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