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案件尚未水落石出之时就判定孰是孰非显然是愚蠢的，但从论辩双方的证据上看，这桩蹊跷之公案的真相其实已然大白于天下了，只等最后的法院一锤定音──这亦为考验中国司法之公正与否的一块试金之石。

　　我以为，倘若撇开双方的法律问题于不论，此次重庆方的打黑行为赢得万众欢呼亦不为过，黑道的横行无忌早以是布衣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只是百姓的怨声载道一直未能见出重庆式的“义举”，故此，一旦重庆重拳出击，吾等无权之辈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自打黑以来，媒体的参与报道亦为活跃，此为罕见，以此可见出新闻在有限的范围里已多少有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这亦可喜，正是因了媒体的这份踊跃，让我从旁观的角度对打黑过程的“幕后”有了一些了解。

　　一个恪守正义的公民社会一定是尊重法律尊严的，并将其视为不容颠覆和怀疑的真理，因此，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程序正义”又是检视法律尊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这亦是不容置疑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从媒体的报道上所获得的有限信息，这一“程序正义”是很让人忧虑的。

　　做为一位公民，我们对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所有“个案”都有权予以关注，并表达我们或许是不无偏激的看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李庄案的证据颇为可疑（居然眨眼说成一罪状───暂且不论其是否存在），而当众受审的几位案犯都在法厅上声称受到了刑讯逼供，并当场翻供，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警方的初衷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他们要惩恶除奸，保护人民的利益，可是这一初衷的实施如果不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法律的尊严亦可被践踏，并让它“受辱”，中国目前发生的许多涉罪其实不仅仅是“黑社会”究竟有多少，而是要真正追究的是：我们的神圣的法律在多大的程度受到了尊重与执行？从重庆的李庄一案审讯现场便可看出（不知为什么，我从这桩旷世奇案中闻出了一点异样的味道，与其说这是一件罪与非罪的纷扰，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次政治的较量），我们执掌法律的相关部门距离法律这一门坎究竟还有多远，法庭上的一些证据连对法律陌生的百姓都能从中看出破绽───唐塞、谎言、避重就轻与无理狡辩，那么神圣的法律在此行为中究竟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黑”是一定要打的，否则百姓不宁，而不法的律师亦应受到法律的监督和管制，这亦是不争的事实。长久以来，国人心里都明白，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律师这一角色在很多时候是颇为可疑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职业操守和技能不是因为拥有了对法律知识和条律的通晓和理知，而是要看其与“暗门”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发生在法律中的“潜规则”在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是一人皆了然的“幕后操作”，请问，当法律明存实亡、形同虚设之时，百姓将何以安生？

　　我多么希望此次的“打黑”是对中国神圣法律的一次操演，一次检阅，一次对神圣（法律）的捍卫。

　　人民需要法律，但前提是需要正义的法律。

王斌：你们四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我还是产生了一个疑问。我经历过文革初期的混乱时期，在我们南昌，红卫兵的造反和批斗是很激烈的，我也见过一些很暴力的场面。我对此至今难忘，我也将此写进了我的小说中。那时你们北京四中真的是这样一片净土么？在那样的时代，中国真的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么？

礼平：你说的问题真的很尖锐。文革结束以后，校庆时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了同学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四中的同学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这时杨滨校长已经去世了，文革结束不久她就去世了，当时的副校长刘铁岭作了校长，他就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的老师也和约定好了似的，首先说的也是这句话。当时的教导主任是燕纯义老师，和我根本就不太熟，但见了我也是紧紧紧一握手，开口就是：你表现的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谁呀？我保护了老师？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我们的班主任田佣老师我也没有保护过，我仅仅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但燕老师和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统一口径，意思就是那些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也别记着，就当它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又是在保护学生呢。老师当中也分派，后来我见过顾德希老师，是对立派的，还有丛俭滋老师 ，是我们派的，他们都是只见了一面，也是迎头那句话：你表现不错……为什么要这样当面编假话给大家听呢？就是文化革命的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其实四中和当时所有的学校一样，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批斗，也出现过武斗场面，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燕纯义那时是年轻教师，后来做了四中的校长，算是他们的“黑干将”，就跟在后面。怎么没挨过斗呢？还有人做了一个大木枷，要不是周坚气得什么似的，黑着脸叫人拿开，就给他们套在头上了。那次批斗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就这样把学生们保护起来了。可不是所有的老师对我们都怀有这样的好意，我和你说说有一位老师是怎么干的，这件事真的使我对人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参军后，有一次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曾经带着十四个还是四十个红卫兵抄了李莲英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现在落实政策了，人家要找，要我作出交代。

王斌：大太监李莲英？

礼平：对，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那个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当然也就有孙子。但要命的是他们向我要的那些宝贝东西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在文革中并没有抄过家，更没有带人抄过家，但那个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我却隐隐约约记得我的确去过，这就把我难住了。在文革的中后期，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是很坏的，尤其是在部队里，谁在文革中干过不明不白的事，领导和同志们的那个眼色是很难看的。对此我当然不能矢口否认，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去过那个地方。但我干什么去了我却真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也是雄心勃勃的，很想干出一些什么名堂的。并且我在部队真的干的很不错，部队里不是讲究个入党吗？我入伍不到一年就入党了。但这封外调函差不多就将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的报道组帮助工作，组长是一个老新闻干事，叫刘桂枫，是一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好象看出了我的困惑。还有就是人们常说文人相轻，但我们那个报道组的同志却是空前的团结。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又一个非常出色的地方。但今天不能多说它了。可能是报道组里也有一些同志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的，反正是不久后就给了我一次出差的机会，刘桂枫就让我“顺便”将那件事情核实一下。“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我就这样上路了。回到北京，我找到刘兰塑胡同，照门牌号码进了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我的确来过这里，但我绝没见过什么珠宝字画也是肯定的。我就很小心的找到主人说明来意。那个人就是一个中学教师。听说我来了，眼中射出的全是仇恨，说他手里有证据证明我抄了他的家。王斌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心虚过。当时我真的想拔脚一走了之，太难受了。但我的好奇心也在这里：这究竟是怎么一件事呢？竟让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就硬着头皮请他拿出那个证据来给我看看。他就很舍不得的拿出一张纸，还没打开我就认出那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以后，我却气得鼻子都快歪了。那张纸上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人虽然出身不好。（太监这么个出身能好吗？）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的奖励，请不要来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印，徐东熙盖的，他那时管印。然后签着我的名字。我这时才想起了这件事。这个人是在北京最热的时候拿着他的奖状来我们学校请求保护的。当时徐东熙正在接待一些来访的群众，就让我去看一下，我就陪着他转了一圈，路上他一直在很迫切的申诉，我就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开出的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凭着这么个东西他也找不到他的东西啊。但他就当所有的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了。说起来我是帮助过他的人，但他那个满脸怨恨的样子，这不是心智出了问题么？但红卫兵于他有恩么？没有。他是个红卫兵的受害者，所以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个逻辑倒也通。当时我真的是大为愤然了一阵，但事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这位中学教师也有他的道理，红卫兵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过他，所以他也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红卫兵，历史的报应总得有人承受。国民党也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过共产党，所以红卫兵也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待国民党，于是便有了小说中楚轩吾的那一幕，其间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怪不着别人。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还是与四中的老师做一个对照，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相互之间也有过派性的积怨。但文革一结束，所有的事情就一勺烩了。这里的确有一个水准问题。四中的老师，他们的认识，他们的做法，与那位不知道是哪个中学的李莲英老师比起来，境界的确是高得太多了。

王斌：你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么？

礼平：一些同学对老师的保护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这么做。这是须要一些条件的，主要是那些当时家庭境况比较好一些的同学，特别是军界的一些高干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等，都做过这样的事，方式也很多，具体说起来就太细了。但有两个人应该特别提一下，就是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来和薄希成兄弟。他们是在自己的困境中帮助老师的。他们还有一个哥哥薄希永，这时因为对抵触文革被抓了起来。因为薄一波被打倒，他们被扫地出门，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一个小地方，也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他们就在这里保护过一些老师。这事四中很多人都知道，但我和他们不太熟，老师也不是我的任课老师，所以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但他们还保护过小学时的老师我是知道的。参与这事的还有张小军。他们小学时都在实验二小，实验二小的校长霍懋征曾是他们的班主任。霍懋征是很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她从教五十周年时，是朱镕基给她写的贺信。我在杂志工作时曾经拜访过霍懋征，当我说我是张小军的朋友，并且也认识薄家兄弟时，霍先生眼中的神情是很动人的。她说这三个学生都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在教育界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好象是薄希来和薄希成兄弟曾经将她藏到了家里。这都是人性中非常灿烂的东西。特别是当时薄一波已经被打倒了，薄家兄弟的作法就更是难能可贵，不是么？

王斌：这是很重要的史料啊。薄希来现在也是一台面上的人物，他的事情应该是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礼平：因为我和薄希来不是一个班的，和他并不太熟，后来来往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没有谈过这些事。有一次我问过张小军。

王斌：他父亲是张国华上将吧？我知道这个人。

礼平：就是他。有一次我问过他，他很不以为然的说薄希来他们的事我不知道，我可没干过这事儿。但我却的确是听霍懋征老师讲的。所以也没法和他们核对了。薄希来现在官做的这么大，找他也不那么容易。其实我们那些老红卫兵有一个普遍的心态，就是总觉得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主要经历就是打打杀杀，到处破四旧，抄家，批斗，等等这些事，有很多顺手做的好事就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的。张小军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家伙知道很多事，看过很多书，但就是不爱和人深谈。我的小说发表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个混蛋，（有一阵我们之间以混蛋相称，他叫我混蛋，我也叫他混蛋）你那个破小说我看过了，写的不错！说完就挂了。后来我写的那个反驳王若水的文章他也看了，又来了一个电话，说：没你这么玩的，王若水的文章有道理，你那都是胡说八道！又挂了。所以这个人你没法问。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曹平生，文革后，校友聚会时，他见了我的第一次话也是：“谢谢你在文革中保护了我。”我也先是一愣，以为他也在说那种不着边际的话。但很快想了起来。他的出身在我们班是最糟的，甚至在文革前，所有的政治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文革一起来，他很紧张，就找到我，请求我带同学们去抄他的家。当时关于文化革命的搞法，中央有一个“十六条”的规定，我就说：十六条对你们有一个规定，叫做后期处理，所以你先别说话，冲击到你，你就老老实实的承受，没冲击到你，就躲着，别自己主动冒了。结果他真的躲过了冲击。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受到冲击，这和我这个班长兼红卫兵头头没有组织这种事有很大关系。但我毕竟什么也没做，也就并不认为这算什么“保护”。所以有一阵，我总觉得自己在文革中是干了坏事的。我的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但对自己在文革中还干了些什么好事，就没有细想过了。四中的同学，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对文革中的事情讳莫如深，就是这种心态。其实同学们私下里透露出来很多这样的事，谁谁谁和哪个老师关系不错，文革中怎样怎样过，云云，但是当事人自己却差不多都忘了。在各种历史性的冲突中，有谁象我们这样反省过呢？张小军也是这种情况，他记不得自己“顺手”干过的那些好事了。

王斌：但你说在四中也发生了批斗和殴打老师的情况。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礼平：说到这我就真的有一些话想要好好的说一说了。我想先为红卫兵说一些话，为中国的红卫兵说一些话。不错，红卫兵有过一些非常张扬的打人行径，这是错的。但是看看现在的世界，看看现在一些群众性的暴行，相较一下，就知道当年红卫兵的“暴行”真可以说是够克制和够文明的了。红卫兵的打人，这里有很多因素。文化革命，包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那些人对此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语录，关于“造反有理”，关于“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还有关于“要武”、关于“红色恐怖”有很多的“最高指示”。武斗已经成风的时候，好象是到了66年的八九月间，军种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的问题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那就打吧。“十六条”里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但这怎么统一起来呢？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糊涂着的事情。我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人们对此说的已经够多的了。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一件暴行那么简单的事，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但人们对此显然认识不足，更不要说有没有认识了。离开世界革命这个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这个背景，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会允许红卫兵如此张扬的泛滥暴力是很难解释的。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发性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那些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这些人物被押出来的时候，群众在干什么？不都是在涌上前去挥动着拳头么？这是为群众特别规定的情境，红卫兵既然是群众，这差不多也就是必须要敬礼如仪的了。问题在于，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的时候，是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一旁维持秩序的，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位了。武斗的失控既由此而来，直至打一个死一个了，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这里又有逻辑上的问题。在革命中，红军和八路军归根结底是更加暴力的东西，他们的战绩使他们拥有了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里呢？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所以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说到底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四六八三个中学和整个西城的红卫兵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但就是这么一小段，也让上面给无情的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四中的红卫兵，包括更多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可以说他们的武斗是在完成他们的任务，扮演他们的角色。这件事就是对电影中的群众斗争场面的模仿，虽然它终究是错的，但就简单的动手打人来说，过于激烈的指责并没什么意思。小孩子也有欺负人的时候，这就觉得感情上受不了了，我们也未免太娘娘腔。有人可能会说我在维护红卫兵的暴力。没有，我的小说整个写的就是红卫兵的暴力。但我还是不喜欢娘娘腔。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耍娘娘腔，那还不如把我杀了。其实就我的观察而言，在文革中的群众性暴力事件中，真正可怕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挥舞的拳头，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王斌：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思路。但请你讲得细一些。

礼平：这就又要讲故事了。文革中，包括一切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都会出现一些以暴力为终极目的的人。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讲了。

王斌：是痛心么？

礼平：是恶心。几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回忆性的东西，讲到过我参与的一些武斗。我有个朋友叫夏廷献，是我在部队报道组时的同事，我很尊敬的一个人。他是农村出来的，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这个人读过不少书，在我的眼中算得上是一个饱学之士，所以我们常有文章相互切磋。对了，我在“晚霞”中使用过一个概念，叫作“乡间学者”。这个夏廷献如果回到农村，我想可以算是一个。就是这样好的一个朋友。我写好后就先给他看，他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写的内容。他从来没有这么坚决的反对过我写的东西，哪怕我写的再糟糕。但这次他表示完全的拒绝接受。那些事看上去的确很让人难受。但他就是接受不了我也卷在其中，完全的拒绝。

王斌：你也打过人？

礼平：当然打过。在四中，我打人是挺凶的一个。所以夏廷献就无论如何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我讲的太糟糕。你还想听么？

王斌：我可以尝试一下。老实说，你的小说中有过一些挺吓人的写法，象什么微笑的手枪之类，这些描写很冲击，很震撼的。我很想听，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是你的故事。

礼平：但我可以先告诉你，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什么程度上去。那是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这些人中有的真是罪恶累累，其中有一个老叛徒，好象是因为彭真作保才没有被枪毙，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了，那个叛徒也够老的了，屁股撅得老高的跪在卡车上，裆就那么叉着。叛徒谁不恨啊？但我就是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那就要了老家伙的命了。那是很难看的一幕。我就将一只脚站在他的两腿中间，好挡住他的那个命根子啊。但这样我就离他最近了。站在那里我还能做什么？就是打呗！我们七手八脚，的确把那些人打的够呛，他们进会场时一个个就都东倒西歪的了。会场里就有人喊起来：不许武斗！这事我们的确是很不像话的。就算我们是在押解犯人，扮演的也是民兵的角色，应该维持秩序才对，怎么自己先打起来了？反而要惹得群众喊“不许打人”？这就很丢脸了。这就是角色不清。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发指了。我们离开会场后，因为受到了群众的指责，有几个红卫兵就觉得面上挂不住了，那股恶气就上来了。那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学校的我就不说了，反正不是我们四中的。结果很快就被他们捉住了倒霉的人。当时已经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停一个红灯时，一个路人好奇的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的，便被他们叫上车来一阵暴打。那个人被红卫兵无缘无故的给打蒙了，索性扬起脸来让他们打，直到被打得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一幅听天由命的样子。但那几个家伙就是没有半点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将那个人踢下了车，那个人讨还自行车，他们就将车砸在了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在他们的叫骂声中一瘸一拐的推着车走了。这是很丑陋的一幕。那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很天真，甚至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那种困惑的和听天由命的绝望眼神。但他们就这样将人家暴打了一顿，什么理由也没有。这几个红卫兵都是高干子弟，下手之凶狠，态度之果决，完全是一副操人于股掌间的劲头。男孩子会有一些好斗的性格，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则是很坏的行为。就我的见闻来讲，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中的确有一些男孩子打架时出手是很重的，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有时真的令人咋舌。这可能与我们的父辈是军人有关。但这样理解和继承前辈的传统，也实在将他们辱没了。这就是禽兽行径。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很可耻，因为我和其他的人就那样看着，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做。当时我们的思想的确很混乱，整天造反，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完全没有标准了。但后来真正让我感到憋气的，还是我们就那样傻瓜似的站在一旁，由任那几个人肆无忌惮的发疯，那个劲头好象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污辱。说真的，我甚至生出了一丝恐惧，觉得他们说不定会转过头来将我们也暴打一顿。那真的是打疯了。这使我一直很感恼火。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们打了一个天昏地暗。文革中被我打的最厉害的，是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若是有机会，我写写文革中高干子弟之间的打架，有些故事才好玩呢。

王斌：还有一种人呢？

礼平：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还是讲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很老实本份的一个人。可有一天他不知是说了一句什么话，当时满学校都是来串联的学生，结果一下子就被人群给围住了。这时好像是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啊，我就赶了过去了，栗钧已经满脸是血的躺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他究竟说了什么，又出了什么事，竟会被这么多的人围殴，我后来也没搞清，但这时最要紧的是他人究竟怎么样了。栗钧当时如果是清醒的，他应该听得到我在大声的骂他。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宣示我处置他的权力。那时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抢救知识，就是和大家一起将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了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但我们不懂。这时人群就又围上来了。我们只好再将他往宿舍里拖。这时就有一个小孩子凑过来，看样子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但也可能是一个小个子，手里拿着一块很尖利的石头挤进来，朝着栗钧的眼睛就戳了下去。纯粹是栗钧的命大，因为我们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根本来不及，我只是瞪了那个孩子一眼，只这一眼，他便转眼消失在了人群中。象这样的小孩子，或者说是一个很像小孩子的人，就是鬼魅。这种人力量很小，能量很小，动作也很小，但结果往往是致命的。这种人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一片混乱中你甚至很难发现他们出现过，但历史中那些最令人痛苦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来的。广大的红卫兵和一般群众应该说都不是这种人。这种人很少，但只要有一点也就足够历史承受的了。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的脸差点被打坏，都是群众造成的吗？也可以这样说，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这些伤害都是很小的力量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疾病主要来自幻听，她是受了恶言恶语的刺激。但能讲出如此有水准的恶毒语言的人又能有多少呢？这就只能是鬼魅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让那样多的红卫兵和造反群众为这些鬼魅承担恶名实在是太便宜它们了。鬼魅也不见得都是下三滥。邓普方在文革中被北大的同学关在了有放射性的教室里，这就是很高智商的鬼魅了。

王斌：文学作品里有很多这样的鬼魅，我们很熟悉的

礼平：的确，但我们在现实中却几乎将他们完全忘记了。人们对红卫兵的武斗有很多诟病，这些指责都没错，对我们做错了的事我们愿意承担历史责任，但我们没有把人烧死了再把肠子掏出来吧？我们也没有把人挂在立交桥和电线杆子上吧？中国红卫兵的暴力有它的特点，将它放在人类的暴力史上，准确的评价不言自明。但就北京的红卫兵来讲，它的暴力活动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件却一直没有人提及，而这差不多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的最高峰，这就是打流氓。

王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礼平：这真的是很奇怪的。整整一个历史现象就这样被忽略了。现在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谈起往事来，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五六月间是反教育体制和工作组，也就是造反，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开始躁动起来的时期。七月间停课“大批判”，主要是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由学校来组织，但我们对此显得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学生们来劲了，纷纷成立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并在批斗“权威”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就是这时为了整顿秩序而成立的。但到了九月份，四旧破的差不多了，能抄的家也差不多都抄了，能打的人也差不多都打了，红卫兵其实也根本不想再那么打下去，受到中央鼓励和怂恿的红卫兵运动便突然沉寂了下来，谁也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干些什么。这时不知道是什么起因，好象是红卫兵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了一些冲突，红卫兵突然暴发出空前的活力，大规模的，并且是有组织的打起了流氓，这才是红卫兵运动期间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那时各个学校里差不多都关满了抓来的流氓。这些流氓由派出所和公安局认定并带路抓获，都是有案可稽的败类和人渣，有些并且负案累累。当时四中也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中，我也参与了抓捕。其中有一个小偷，派出所的档案中说他的偷窃曾经造成了事主的自杀，但他却只能以盗窃罪判监半年。还有一个流氓，欺辱妇女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但就是不构成重罪。为我们带路的老民警对此一再的表示着无奈。这些当然就成了我们大打出手的理由。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当时北京城里究竟打死了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文革中的武斗命案应该说大多是集中在这半个月中发生的。但就是这样，红卫兵，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红卫兵的暴力极为张扬和夸张，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皮带飞舞。但这也是红卫兵唯一的刑具。我们从没有想过，也根本不想使用其他的手段，我们满足于劈啪作响，而不是别的。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真的是很缺乏想象力的。到了十月份，大量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到了十一月，首创红卫兵因为不能完成打倒刘少奇的任务，并且拼命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所以“造反”，“破四旧”，“抄家”，“打流氓”这四件事，就构成了红卫兵运动高潮期的四个主要事件。贯穿始终的则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的历史最后是终结在“冲击公安部”的事件上，随后我们便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些构成北京红卫兵历史的整个脉络。但“打流氓”这件事却从历史中完全消失了。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了，现在可以和你说说我在文革中是怎么打人的了。如果我记得不错，我可能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一个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的，然后就央求我们狠狠的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那是很认真的央求，看不出虚假。尤其是那个咬牙切齿的父亲，真的恨不得有人将他的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的母亲还是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了一句：“别打坏就成！”我记得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真的是碎了。因为这样的母爱，我真的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也可能是我从未感受到。我告诉你，我打人时手真的很重，挺狠的，特别是听到他们罪行的时候。但我还是履行了对那个母亲的承诺。那个流氓差不多是我的“专打”，我每天都要打他一顿，同时每次都要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从不让别人染指。我真的幻想着我能为一个母亲将一个逆子教育过来，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满腔怨恨，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我真的想狠狠揍他一顿的时候，我已经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你想想吧，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一棵树，用不了几天，你就得累爬下了。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啊。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一个流氓，死因不明，那些人都没有重伤，都是皮肉伤。我到现在也说不上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事情当然是错的。但是现在你看媒体上批露的那些黑恶势力的欺良霸善，这时再想当年我们扫荡这种人的情景，想想他们的丑陋行径，心里基本上是坦然的。虽然我们知道以暴易暴并不对。

关于小说题旨：

王斌：你的小说叫《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里面透出一种凄惋和悲凉，“晚霞”是否作为你的一个象征表达方式，它的“消失”是否喻示着一个曾经的“东方红”时代的殒落？

礼平：谢谢你也喜欢这个名字。这两者绝对是有关的。晚霞是日落的景象，这与“东方红”正是相反的时刻。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喻意。但在争论我这个小说的时候，不管是评评我的人，还是维护我的人，都避开了这个话题。这里既有人们对文革积弊的小心回避，也有对于我的善意回护。文革以后，不管是什么人，持什么观点，人们对于深文周纳真的是已经深恶痛绝了。但就我的小说来说，却也失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1976年，这一年周总理和朱德相继去世，还有一个顶级人物也在这时去世，这就是康生。而这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毛主席也已经风烛残年，他的去世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事实上，这时很多人已经在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等待甚至期待着这一天。我应该说也就在这等待或者期待着的人群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将是那一年，同时也是本世纪中最壮丽的一个历史时刻。我希望毛主席死么？不能这么说，但也不能不这么说。这是一件早晚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已经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就象一天中的日落一样。那我们就等着吧。于是在这里就可以对我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来了。礼平在盼着毛主席早死么？或者是在诅咒着共产党的死亡么？这都是我成心放在那里的话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的朋友们就上了这样的当。当我第一次向他们讲完这个故事的以后，这些朋友就做出了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小说非常的反动。但他们却是以非常喜爱的心情来做出这个结论的。那时，在经过文革中甚至文革前长期的思想箝制以后，人们对“反动”的东西真的是太喜爱了。那天听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朋友有韩军、罗小明、王冒明、国少庄、潘进战和查光。我的小说让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痛快的“反动”过。这真的是一种年轻人的大胆和叛逆。但过了好久以后，当他们终于知道这是我瞎编的一个故事以后，罗小明第一个说出了他当时更深的心情。他说，听完这个故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文化革命总算过去了。但文化革命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小说做了鲜明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燃起了他心中的希望，而这就是改革开放。那时，在1976年，是文化革命的最后一年，人们的心中还并没有改革开放的概念，但是我在小说最后一章中描写的那些东西和那些景象：阶级斗争的消失、宗教的回归、旅游的重启、世界的打开、经济建设的复苏，还有中国海军的壮丽远航，等等，这些都给人带来了强大的希望。而这些与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区别呢？罗小明说这个故事最让人憧憬的其实正是小说结束时中国未来的这一景象。真的，就是罗小明的这句话，使我从来也没有这么深的感觉到，我的表达是可以被别人这样透彻的理解的。这就要说回到晚霞和太阳的主题上来了。晚霞和东方红是完全对立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辩法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做一个试验。拿一个正方体放在桌上，上面是A面，底下是B面，四周是C、D、E、F四个面。现在我们来问，A的反面是哪一面？有的人一定会说：是B面。其实错了，C、D、E、F四个面也都是A的反面，甚至包括A面在内的任何2个面、3个面、4个面，直至5个、6个面之和也都可以是A的反面，这就是“非A”。在哲学上，“非A”就是“反A”。但这是哲学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所以对太阳崇拜的鄙弃，与反毛泽东本人根本就是两码事。当我写泰山上的日落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联想着的正是晚境中的毛泽东，那个太阳是多么的灿烂和辉煌！当一个伟人故去的时候，他带走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愈是久远，就越令后人回味。我们今天看待毛泽东的时候，不正是这样吗？文革后，我认为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反毛泽东的情绪是非常肤浅的。我不说它们错误，更不说它们不正当。作这些判断是别人的事。但在我的心中，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反毛泽东的情绪，我认为它们除了情绪之外真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将毛泽东和更多的历史人物做一个比较，更不知道将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历史与别的历史作一个比较。所以我对这些情绪一点感觉也没有。倒是那些立刻就离开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也在谨慎的进行着各种尝试和思考的人引起了我的敬意，比如冯牧，比如陈昊苏，比如王若水，比如胡乔木。当然还有孔丹、罗小明这些对我的故事发出了各种各样感慨的人，也包括你。你对我的小说有很多哲学和文学的议论，这都使我获益匪浅。至少就辩法证来说，你和我是站在同一个水线上。这真的让我们的交谈很是愉快。

王斌：你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个访谈整理发表的时候，要不要做些处理？

礼平：我希望就这样登出来。我提到的都是一些很优秀的人。何况他们还是我的见证人，可以证明我今天和你讲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王斌：那能讲讲你的母亲么？我对你的家庭真的充满了好奇。

礼平：你是想猎奇呢？还是真正想认识一些什么？

王斌：这要看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了。

礼平：你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访者。那我就是讲点离谱的吧。我的母亲出身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在兰州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美人。我有她在延安抗大时的照片，真的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比现在的影视明星可要漂亮多了。1937年，她16岁逃婚跑出来参加革命，帮她出逃延安的是兰州地下党一家书店的地下党员，姓卢，我相信那绝对就是我母亲的初恋情人。但母亲跑到延安后却嫁给了一个老红军，当然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文化不高，但真的是一表人材，又去过苏联，想必母亲就这样变节了。母亲生前说过当年是父亲追她，并有种种轻蔑的表示，但母亲去世后，父亲又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他在河西走廊苦战时，马家军的狂呼乱喊曾使他一听到西北话就头疼不已，而母亲是甘肃人，所以是母亲追的他。但我却更相信母亲的话了。文革中，那位卢叔叔曾拖着一条伤腿从兰州跑到北京避难，辗转辛苦找到我家，我母亲每天亲手为他换药的情景是颇为温馨的。这时父亲总是阴沉着脸在一边转来转去，那情景真有点让我想起“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和于永泽。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件事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作个比较。文革的时候，我们四中的校长叫杨滨，当年也是前往延安的女学生，她的丈夫宋养初是建设部副部长，她的儿子宋新鲁在四中有很多朋友。文革中，学生们造反，杨校长挨了批斗，也挨了打，宋新鲁都并不怎么计较，但惟独对四中有一张大字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材料，披露了杨滨校长在延安时的一段恋情，让他这个作儿子的很是耿耿于怀。这种事如果是我，当时我也会急的，但现在却对此津津乐道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说过，我父亲是一个不会表达感情的人，尤其是不会表达爱情，中国农民自古就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学生出身的母亲也就变得性情越来越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母亲的乖张举止和乖戾性情曾经使我苦不堪言，所以我越来越喜爱的反而是父亲。至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什么“恋母情结”，我真的是毫无感觉。那个东西在我这里是一点也不存在的。哲学家有很多鬼话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特别是西方哲学家，你看看他们的自相矛盾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变态了。科学家的共识就要多很多。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让我的母亲在小说中早早的，同时也是好好的死掉了。你看到我内心中可怕的一面了吧？这里就又要说到我的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的辉煌故事大都晚节不终。我父亲一生磊磊落落，经历过很多大的起伏开合，有些事他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晚年却过得很有些不堪。就是那句话：人性深处的小零碎全冒出来了。和很多老干部一样，就是一个计较官职，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对什么都看不惯。这样的老军人我真的见过很多，有的是没当上将军，还有的是没当上总长，或者军委委员什么的……等等很多，几乎每一个老将军都有自己的烦恼，尽管他们在别人的眼中别提是多么的成功了。我父亲对自己终于没有佩戴上将星也是很有些耿耿于怀，只是从不明说罢了。所以有一个人他也就越来越不能原谅，1955年评衔时他的政治部主任没有通知他回来参加评定，他认定人家一定搞了鬼。父亲沉浸在这些事情中，使自己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有点失望吧？这就是那个李聚兴。

…………

关于北京四中。

王斌：听说四中干部子弟很多，在京城赫赫有名。四中真如江湖上所传说的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么？

礼平：不是。北京有几所干部子弟学校，象十一、八一、育英、育才，还有一零一，等等，都是战争年代从根据地迁进城的。人民大学原来也是干部子弟学校，叫陕北公学。一零一学校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意思是希望学生们都能考一百零一分。但四中不是。四中的前身是清朝的京师第四学堂。第一学堂就是北大，都是戊戌变法时创立的。这个学校甚至可以说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对立物。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在文革前就全都撤销了，划归地方。但它们的学生成份要数年后才能逐渐改变过来。我初中上的是八一学校。这个学校属北京军区，学生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但它没有高中。否则我也不会上四中，我肯定还会在八一继续上下去。

王斌：关于八一学校是有种种传闻，我那时虽年龄尚小，而且不在京城，但我在南方上的那所小学就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平时爱比较谁谁的父母官大，并以此为傲，你们那所学校是这样的吗？

礼平：是这样。1955年评衔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整个学校的孩子们叽叽喳喳成天就是说这件事，我们简直可以说是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比爸爸”运动。那时我们的洋相挺多的。

王斌：唔，基本一样，只是我们之间差了一个年龄段而已。（笑）

礼平：一个德行。（笑）但我不和人家比爸爸，我和他们“比妈妈”。

王斌：哦？为什么？这倒是新鲜？

礼平：哪里，是因为我爸爸的官不够大啊！最初我们也搞不大懂那些复杂的军衔序列，但后来便如头头是道，数家珍了。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拌嘴，那个同学说：“我爸爸是少将，你爸爸不是！”我就说：“我妈妈是大尉，你妈妈不是！”他就矮了。过了些日子，他大概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又对我说：“大尉是个小官。”我立刻说：“那你妈妈也不是！”他就又矮了。那时我伶牙利齿，嘴挺厉害的。那可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性格。但那时的我们，干部子弟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却的的确确就是这样一些婆婆妈妈的无聊儿童。

王斌：那时你多大？

礼平：1955年评衔时我才八岁。这些把戏我们折腾了好久，几乎一直到上了初中，才知道这没什么意思。主要是八一学校的孩子中发生了一些出乖露丑的事。因为爸爸妈妈们评了衔，穿上了漂亮的制服，我们这些将校子弟对于地方干部的子弟便生出了一种集体性的优越感，结果很快闹出了一些事件。其中还有一个“天大”的笑话。

王斌：是什么笑话？

礼平：我们把毛主席给比下去了。那时我们这些混小子整天聚在一起 ，互相攀比：你爸爸是个什么将？这就很让一些爸爸不是将军的孩子们噤若寒蝉。这种风气很快形成了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后来整个社会也都感受到了，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人们对干部子弟的反感主要就是这样来自的。这实在是一种很坏的风气。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问李敏，你爸爸究竟是干什么的，也来上我们八一学校？李敏只好说她的爸爸是国家主席。那个同学就露出很鄙夷的神情说：国家主席是毛主席，你爸爸是个屁！这使李敏很受伤。后来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到了不像话的地步，学校和部队加强了教育，我们才有所收敛。但有些孩子的这个毛病终生都没有改过来。这就是一些很没出息的人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说说我们的干部制度了。那个时期，我们的高级将领们真的是挺顾全大局，挺服从组织的。这些将军们长期征战，没机会结婚。他们建立家庭的高潮是在抗战时期，大多是在农村根据地找的对象，很多就是妇救会的干部。建国后，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同志因为资历浅，文化低，差不多都被精简，成了家庭妇女，个别人重新工作，也只是些幼儿园长、小买部主任之类的职务。能够留任的女干部和女军官，主要是参加革命的城市女学生，我母亲就属于此类。我小的时候住在军队大院，我父亲是大校，但因为是双职工，家里的生活景况比有些少将还要好一些。有些将军家里除了有专车，有警卫员，还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子，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独院”，家里真的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挺困难的。对此我可以给你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福州军区的老司令员叶飞上将，够有地位的吧？他是华侨。建国后，他的姐姐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破了产，写信向他借几百块人民币解急，他都拿不出来。这叫什么优越？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特别是物质生活上的优越感，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张声势吹出来的。却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应。我真替他们感到不值。

王斌：干部子弟的生活比普通人家还是要好很多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有特权。

礼平：这当然是事实，但没到人们以为的那个程度。这么说吧，至少在我自己的体会中，我们也有很可怜的一面。吹嘘和炫耀总是对贫乏与缺欠的掩饰，这是心理学上的通例。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弗洛伊德对作家这个职业就曾经做过类似的分析，他说作家的创作动机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起源于自卑感……

王斌：不，他更多的说的是来自于创作者潜意识深处的力必多，即被压抑的性的欲望。

礼平：他认为语言才华就是掩饰自卑的产物。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逻辑，但我自己却的确曾经是很自卑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就充斥着这种自卑感。我在小说中面对着那么多高不可攀的人物，我能不自卑么？其实自卑是一种很伟大的感情，有了自卑感你才有崇敬，才能知道什么是崇高，然后你才会有真正的自豪。好象有材料说海明威就是很自卑的，他那个革命加铁汉的形象一多半是装出来的。

王斌：海明威是这样的，但我以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无自卑者，一个作家的内心敏感，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脆弱和自卑，而作品的诞生是为了摆脱和印证自己强大的必要手段，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告诉自己，你是有尊严的，而自卑便在这种不断地的创作过程中得以淡隐，但它始终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创作一旦面临枯竭，强大的一直隐而不显的自卑会再一次无情地吞没创作者，海明威的自杀恐与此有关。但自卑能成就伟大，我是同意的。

礼平：所以有时我常觉得北京人很可怜，他们心中太缺乏这种伟大的感情了。你到北京的街上去听一听吧，任何一个出租车的司机都可以对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评头品足，好象把温家宝，胡锦涛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头头脑脑加起来也比不上他这个开车的。他们什么也看不上，也就无法享受那种最令人愉快的感觉：满足感。所以他们很可怜。干部子弟就比北京人聪明，他们放大自己的那点东西给自己和别人看，我曾经就是这么干的。但后来我就不了。

王斌：那就说说你的自卑感吧。我们不妨分享一下你的这份伟大的情感。（笑）

礼平：那好啊，你也许可以看到南珊最早的来源呢。我上小学的时候住在东城一个大院里，每年暑假我们都要步行去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游泳，我们的路线是由东单穿过东总布胡同和一系列的小巷，抄近路出东直门，然后再一直走到东郊的体育场。有一次我们大院的几个小伙伴穿着破裤衩，光着脊梁，踢拉着破布鞋，还扛着个破轮胎，正踢拉踢拉的沿着一道高墙走，前面一座小侧门打开，两个女孩手拉手走出来，就那么在我们的前面那么静静的走着，很亲热，很文静的样子。我们就都不说话了。刚才还兴高采烈的聊着。为什么呢？自惭形秽呗！人家真的是衣着鲜丽啊。我们就从没有这样过，老是破衣拉撒的。那道高墙现在还在，你知道那是哪里吗？是中国美术出版社的宿舍。倒不是人家穿的多好，我们穿的多破。那时我们很以穿破衣服自豪。但我们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么“涵养”过。那是一种说不上的感觉，反正就是觉得人家比我们“内里”强。那时我大概上四五年级，好象还说不上什么“启蒙”吧，但却能感觉得出她们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一眼看上去就比我们的世界有意思多了。

王斌：你们拥有的物质的东西多一些，她们拥有的文化的东西多一些。

礼平：好象也不能这样讲。文化的东西就不是物质么？文化和物质是不能分的。比方说钢琴，是文化的东西呢？还是物质的东西？我看首先是物质的东西。

王斌：这就涉及到关于物质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礼平：我为什么要说到钢琴？这个东西曾经是中国人的梦，早年我们看外国电影，哪一部里没有钢琴？哪一架钢琴不让人心旷神怡？所以中国人刚刚有了一点钱，首先买的就是这个。那叫一个趋之若鹜！但我们的将军们家里就没有这个。一是买不起，根本就买不起。二是玩不动，没那个情致。可是那时全中国都没有钢琴么？才不是呢，北京就多着呢。这就又要讲起我小时候的一个奇遇了。与钢琴和艺术有关。我上小学时，我们家住在东堂子胡同的甲一号。有一次有一封信被错投到了西堂子胡同的甲一号。这里是中国音协的宿舍。住的是谁呢？乔羽和刘炽。他们就是“一条大河”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者，全国著名的音乐家。刘炽小时候在西安流浪，是个民间小吹鼓手。我母亲去延安时与他同路，算是他参加革命后结识的第一个大姐。他到延安后师从冼星海，成了著名的少年音乐家，“西行漫记”就有一章讲的是他。那时他们还经常来往，但离开延安后就失去了联系。这封错信使刘炽兴奋不已，凭着它找到了我们，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接触“另一个世界”中的人的机会。我第一次去刘炽家就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小院里种着花，那时的北京可不是所有的院子里都种花的。客厅里是油亮的红地板，那时的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客厅里都有红地板。屋角就是一架钢琴。刘炽的夫人柳春是很有名的舞蹈家，他们家的钢琴响起来的时候，那个情景绝对是只有外国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刘炽还有一座带镜子的大玻璃柜，里面摆满他们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和小玩意儿，还有一个茶几，大玻璃面下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面装着一副牙雕的国际象棋。你看我至今说起来还是这样的津津乐道。可是我们这些将校之家有什么呢？我们的房子是千篇一律的营房，家具是千篇一律的营具。这些东西无所不在的体现着父辈们的级别，但除此而外，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以体现和表达我们的个性和情性的东西。这就没有可比性了。刘炽当时有两个女孩儿，一个叫燕燕，一个叫云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还有一个儿子叫欣欣，穿着带背带的西装短裤，更是洋气极了。所以我弟弟第一次去就和他打了一架，除了淘气，孩子的嫉妒与排斥也是很单纯和很直接的吧。我不知道别的干部子弟怎么样，反正至少在我的心中，对艺术和艺术化的生活的向往，就是从这时产生的。那最初时绝对就是一种自卑感，这种在美好事物面前产生的自惭形秽的感觉很可能影响了我的一生。而在干部子弟中，不管别人的爸爸官有多大，我也是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么深刻的自卑感的。

王斌：我们真的聊得有些远了。现在可以讲讲你的四中了。

礼平：这就要讲到八一学校和四中的区别了。这似乎也没有可比性，四中多牛啊！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一个三流中学。但老实讲，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的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在教师配备上还是在教学设置上都并无特别之处，它其实就是被高质量的生源捧起来的。八一学校是一个子弟学校，它有规定的生源，它必须完成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完全没有选择性，这就决定了它的教学质量只可能是一般化的。我在八一学校时算是一个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教学真的是太特别了。考到这里的学生一个个全都聪明得小妖精似的，老师讲课根本就不用费劲，所以课本中的内容往往讲得很简略，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哪里见过这个？于是第一个学期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调为班长，王来强作了团支书，就是因为曲明光的成绩不行了。其实这时我的成绩更不行，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那个爱整事的劲头，暂时还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了。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根本就顾不过来班上的工作了。这时发生了文化革命。所以我的真正学历其实就是高一。那时，班上的同学真的是给了我不小的压力。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不爱说话，平时不哼不哈，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则是一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再有就是朱之鑫了，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这个人做事极有章法，是一个风格很洗练的人。他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后来校友聚会时我还和他提起过，他也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的了。那是一次化学试验，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这是一件很细心的活儿，要用滴定管滴得非常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形成沉淀，最后好象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当时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香槟酒的颜色。那时谁见过香槟酒啊？电影上有，但那时的电影大多没有颜色。我自信是一个很会动手的人，但那天我的试管中却是一片浓雾，这真让我丧气透了。另外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没见过的。有个曹一凡最有意思，他嘴里永远都就讲出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的眼中，那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狡猾的教授，他的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的课本里去找。文革中，他就告诉过我一个对联，叫作“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的大字报上看来的。而所有这些情况都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就没法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一个天份问题，而不是一个努力问题。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过他们。但也就是在这里，我看出了四中的毛病，一个大毛病。

王斌：是什么呢？

礼平：就是竞争。应试教育的本义就是竞争，优胜劣汰，天经地义，但我在八一学校时可不是这么干的。那时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感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是如此的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谁“接班”呢？这就是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那个“接班人”问题。现在的孩子们不是还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么？这个歌就是那时唱起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好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可以“接班”，八一学校就想了一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我记得这个口号好象是团工委的文燕老师提出来的。文燕老师原来也是一个女军人，好象是个文化干事，所以她提出的口号也这样富有战斗性。结果这个口号将同学们的学习热潮一下子就掀动起来了。那年八一中学几乎全数考上了高中，并且大比例的考进了重点高中，就是这个运动的成果。但很多同学在考进重点高中后也都感觉到了不适应和巨大的压力，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个办法显然是很有效的。我在八一时的帮助对象叫吴笑平，是个空军的子弟，这个家伙对飞机设计迷恋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的几何题做的乱七八糟，飞机图纸却画得纤毫不差。其实他那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数学能力，但就是心猿意马，心不在焉，我便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他，见到他画图纸就抢过来撕得粉碎，那也是很军事化的。最后他勉强考上了高中。但你知道这个吴呆子后来考上了什么大学吗？是清华大学。所以那时我已经在动心思了。班上除了我，还有一些人的学习也跟不上，我就准备在卸任班长后和他们组织一个学习小组之类的东西，一起干，说不定还能和朱之鑫和李大成他们那些高材生们一较高下。这差不多也就是共产党当年组织贫雇农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之类的那个路数，我就想用到学习上来。我至今都相信，要不是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在当时的四中真的说不定会搞出些什么名堂来。我的那个路数，应该说在各个方面都会是很对老师，学校和同学们的心思的，对教学和教改也都很有利。但文革一来，一切事情就都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起来了。

王斌：好象我们又扯远了。我最初问的是什么来着？对了，是四中是一个干部子弟学校么？你已经说不是了。那这个学校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影响你的？

礼平：不是它影响了我，是我很可能会影响它。四中的教育对我没什么影响。是那里的同学影响了我。对了，你关心的是四中的构成。四中是有很多的干部子弟，但严格的说，这里主要是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一些精英。而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其他人中的一些精英，这就是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异己”的一些人，一些他们的子弟，也就是朱之鑫他们那些人。朱之鑫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现在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了，但那时却不被我们认为是“自己人”，党还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可见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扭曲。对朱之鑫他们的这种歧视那时的确是曾经存在过的。

王斌：是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事情，有很多都是很荒诞的。

礼平：也很狭隘。但我想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说四中吧。这个学校的学生成份真的也是很复杂的。那时不是讲出身吗？文革中，我们曾经很认真的统计过同学们的出身。这就又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你说出身不好不光彩吧？但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吧，就不能报“高干”，要报“革干”。这叫谦虚吗？谦爹妈的虚？好象也不是。但就要这么报。没人自报“高干”。但“知识分子”就要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为什么？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要“坏”一些。所以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要是只报“知识分子”，就有隐瞒之嫌了。其他如“职员”被称为“高级职员”和“高职”也是一样。当时四中号称有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的子弟多。还有一个就是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弟多。而这些人的出身就是五花八门了。“民主人士”当时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了冲击，处于地位未定之中，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于是种种旧名堂就浮现出来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出身统计表，不知道是谁搞的，同学们真的是“踊跃登记”，里面什么名目都有，有几个是“军阀”，好像是什么起义将领的孩子填的。但有一个“奴隶主”就大出我们的意外了。这个人简直就象是从原始社会走来的一样。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孩子填的，他才上初中。阿沛阿旺晋美是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但曾经是西藏的领主，他就这么填上了。所以按理说，四中真的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又恰恰不是这样。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和别的学校往往分成三派不同。当时北京的中学生普遍分成三派，叫做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老红卫兵，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以干部子弟为主，尤其是以高干子弟为主，是所谓“首创红卫兵”。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但他们绝不是所谓的“黑五类”，这在刚才已经说了。黑五类的子弟这时是“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的派别抓住把柄。但我们学校几乎完全没有四四派，四中就是四三派和我们这些“老兵派”在那里争斗。但四中奇怪也就是在这里，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我们学校有一个高干子弟叫高中，不是初中高中的那个高中，就是姓高名中，他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派性斗争，也有你争我夺，势不两立这些东西，但就是没有你死我活，没有构陷迫害，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所以四中的理性特色是全面性的，最初由红卫兵中的理性集团表现出来，也就是孔丹秦晓他们，后来则被我们的对立面接了过去，也就是“新公社”的高中和蒋效禹他们。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王斌：就是奥组委的主席蒋效禹吗？他当年也是你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

礼平：我想应该是的，至少是他们的核心成员之一。但我也不能肯定。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金波，也是干部子弟，但报出身时他好象是报的很不好，结果被排斥出了红卫兵，他就参加到公社派里去了。军宣队进校时，曾经让他和蒋效禹一起调查过我反对中央文革的问题。我骂江青和陈伯达差不多就是公开的，学校里谁都知道，但他们查了一圈回来，什么也没查出来。还不是留了一手？把我这个对立面给保护起来了？文革结束后，各地都留下了一些“派性”斗争的创伤，我们那一代人之间的有些人将芥蒂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但四中的派性心结，文革还没有结束就结束了。我们应该是从离开四中的那一刻就释然的。这里又可以讲出一大堆人来。1969年，文革搞了4年后，我们毕业离校，象我这样“出身”好的就参了军。我们老红卫兵派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被打倒了，所以象孔丹、秦晓、赵胜利、王向荣他们这些人就只有去插队。那时他有了一个名义，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地位比出身不好的子女还不如。而新公社他们那一派，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去插队的人就更多。但也有一些人过了政审关，也参了军。这样我们两派同学就颇为尴尬的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的人要多得多。当时我们连队分配了六个四中的兵，杨小英是高三的，也四中红卫兵的头，曾代表纠察队组参加过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算是个“大人物”。我和丘子江是干部子弟，并且是军队干部子弟，是老红卫兵派中的“铁杆儿”。杜元良和黄健是“无党派人士”，但也绝对的侧向于我们。只有一个李剑沛是新公社的。他在连队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但李剑沛这个人很好，挺有水平的。这个人还很儒雅，风度翩翩的。后来他被一个基地司令的女儿看上了，死活要嫁给他，连队里为他很是热闹了一阵，这就是题外话了。我们都是高一的，按理说，应该是杨小英最有威信，但杨小英很欣赏李剑沛，李剑沛就成了我们那些北京兵的中心。杨小英和李剑沛后来都是第一批提升班长的，并且都是连队的“干部苗子”，他们之间肯定有一种竞争关系，但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相互之间的合作和帮助很多，从无芥蒂。后来李剑沛第一个进入提干序列，因家里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给复员了。杨小英，我和丘子江先后提了起来。以李剑沛的能力，要是留在部队，一定能当上将军，我们都很为他惋惜。在我们之间，文革两派期间形成的那些沟沟坎坎就真的是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的。后来我调到政治部宣传处干报道组，那个报道组更是几乎一大半成员都是四中的，这就又成为一个有“派性”背景的集体。当时王金中、谢刚、靳大鹰、沈宝昌和我都是四中的老红卫兵，这个报道组便被我们戏称为“四中报道组”和“四中老红卫兵报道组”。还有刘树枫和陈为民两个不是四中的，但也都是高干子弟，所以又被夏廷献戏称为“四中高干子弟报道组”。我们处得非常愉快。文化人集中在一起，都有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报道组在内，我们却绝对没有这回事，大家都在努力作各自的工作，从没有挖墙角，讲坏话这种事发生。那真是一个君子乐园。在那一堆人里面，我算是水平最差的。我这个人就写不了新闻这个东西，呆了一年多一篇稿子也没发表，我就呆不住了，要回连队。但大家都劝我继续混下去，好歹先把干部提了再说。当时在报道组的提干名单上，我好象和靳大鹰排在一起，我们之间就有一个竟争关系，但他也力劝我“别傻”，其实我走了对他应该是很有利的，因为我比他年纪大，很可能会被排在他的面前。但我还是坚决的走了。“混”的滋味在我们看来很难受的。我们这么抱团儿，这时候祖荫顺又来了，又是只有他一个是新公社的。但和李剑沛的情况一样，大家仍然是同学和朋友，好得那叫一个沆瀣一气。最后差不多一直过了快四十年了，有一次战友聚会，祖荫顺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这个家伙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被抓起来的时候，我看押过你，你怎么从来不和我提这件事？我就矢口否认，装傻，瞪着眼说哪有这回事？其实我记得这事，但他根本就没整过我，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和所有的人一样，说不定他也还在那儿内疚着呢，但这纯粹就是扯蛋，他根本就不该内疚。看押我是你的政治任务，你敢不干？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文革中，我们的派性斗争主要就是互不理采，冷面相对，如此而已，但从未发生过正面的，激烈的冲突。所以文革一结束，便大家释然。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文革结束后各地所遗留下来的那些“派性”问题，有哪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四中的同学真的是太优秀了。

关于人物原型

王斌：是的，当时读完《晚霞》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作家究竟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其中的描述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吗？还有就是小说里的那种让人感叹不已的爱情，那么感人，如果不是出自于自身的人生体验，难以想象它是虚构的，可它又是那么的浪漫，一如小说的标题那般透出一丝凄美和悲壮。

礼平：是这样的。我的确曾经有过一些很出色的朋友，并曾长时间沉浸在他们故事中。这真的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所以我一直想将他们写出来。唐双津只不过是我的第一个尝试，现在看起来写的还算成功。而这差不多也就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如果说我对自己还有一些什么事情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话。

王斌：你应该知足了。这个时代有太多过眼烟云的所谓“作品”，真正能留下的却寥落晨星，《晚霞消失的时候》虽然篇幅不大，但却足以影响后世，并可以作为代表八十年代的小说经典，这样的作品足以成为你人生的一大收获了。

礼平：但我还是想更多的写出一些当年的朋友来，特别是孔丹，他是我最想写的一个人了。其实除了唐双津，我的小说中还出现过一些朋友的影子。比如小说中提到李淮平参军后，在部队曾有过一段因为反对林彪而身陷囹圄的经历，这件事就是我的另一个老大哥钟加轮的。在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要反对林彪，那时我对林彪崇拜得五体投地。如果不是后来闹出了“九一三”事件，我是绝对不会反对林彪的。不但我，恐怕在我们四中也找不出几个人来会反对林彪。那时我们差不多都是林彪的坚决拥护者。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对他的赫赫战功的崇拜，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跟着林彪和中央文革那帮人对着干。林彪与江青的不和，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所以林彪曾经是我们想象中的旗帜。记得好象是在文革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当我们那批早期红卫兵也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被逐出文革舞台以后，我们没事干，曾经组织过一个“林选”学习小组，学习林彪的著作。发起人是朱汉滨和张小军，参加的有胡东平、唐双津、袁塞路、钟加鸣等好几个人，他们大多是四野的子弟，我算是一个热心参与者。那本“林彪选集”是朱汉滨弄来的，好象有六篇文章，都是林彪在东北四野时的战术指导和战役总结，其实就是一本军事文集，但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份东西使我们如获至宝，先是大家传看，觉得兴趣十足，就准备大家一起讨论。但是不久我被抓了起来，就不知道他们后面是怎么进行的了。其实直到今天，我也还得说句老实话，林彪确实是一个极有水平的人，不但仗打的好，而且也很有思想。那六篇文章也是写的言辞流畅，见解精僻，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四十年后，我在北戴河的一次休假时有幸结识了原北京军区的老副司令员汪洋将军。这是一位和我们的父亲很不相同的将军，抗战参军时就是个大学生，这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极为少见，他的夫人周湘玟女士是国民党一位中将编练司令的女儿，解放前夕参加了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这就更是国共军史中的一段传奇了。说到这位汪洋将军我真的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曾是志愿军中最年轻的师长，当时29岁，他的那个116师入朝首战就击溃了美军的王牌军骑兵第一师，在第二次战役时又差点创造全歼美军一个团的战例。在整个抗美援朝中，志愿军创造的最好战例是全歼美军一个营。这次奇功未就，真的可以说是令他抱恨终生。当我知道汪老将军是四野出身时，我就很想卖弄一下自己那点军史知识，说我知道林彪有个“六大战术原则”，谁知汪洋将军一口气就将“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些东西说了出来，真的是如数家珍。他还送给我他的一本著作，叫“十次突击”，讲他一生中的十个战例，他在这些战例中一再重复着林彪的战术精神。咱们都看过电影“董存瑞”，最后那一场争旗选将的戏，又是突击队又是爆破组的，演的多精采！但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林彪的“四组一队”战术！过了六十余年，林彪的这些战术还在他这些老部下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能说他没水平么？汪洋将军可不管林彪的政治结论如何，他对林彪的军事评价是“一代伟才，千古名将”！但我那位钟加轮老大哥就毫不犹豫的反对他。这又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我们的逻辑总是“一好俱好，一坏俱坏”。但是在钟加轮和汪洋将军那里，政治和军事就是这样泾渭分明的分开的。钟加轮比我大很多，原来也是四中的，但没有毕业就不上了，弃学参军，进了海军的潜艇部队，所以在四中时我并不认识他，我认识的是他的弟弟钟加鸣。在四中有一些兄弟组合，钟家三个兄弟都上过四中，钟加鸣还有一个二哥钟加飞，也是四中毕业的，当时考上了外交学院，正在越南留学，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关于钟加飞我还要讲到。这是三个很优秀的兄弟。当时我们都知道钟加鸣有一个大哥因为不喜欢四中而当了海军，这件事就更合我的心思。考上四中后，我也曾经感到很乏味，但我就下不了那个弃学而去的决心。可是到了文革的第二年，也许是第三年，大家突然都知道钟加鸣的大哥在海军成了反革命。但我们和钟加鸣还是好朋友。四中的这个风气很好，那时谁的家里都有可能出事，但谁家倒了霉，大家仍是朋友，没有因为这个翻下脸皮来的。文革中，我们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这些“大黑帮”的儿子都在我们学校。他们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有人歧视他们，那样做将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刘涛在清华，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都受到严重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对他很好，对立派别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有对他怎么样，都显示出四中这个地方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所以林彪事件以后，钟加轮平反回家，我们都一窝蜂的去看他，就象是去看望一位归来的英雄，这才认识了。他是64年参军的，两年后赶上文革，因为对林彪看不惯，公开说了不少话，结果被战友告发，就这样打成了反革命。我写小说时，写到李淮平在军队中的坎坷经历，连想也没想就将这件事原封原样的写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也算是对朋友的又一个“剽窃”吧。但钟加轮的故事其实还要精采的多。当时部队开大会批斗他，大家喊：“打倒钟加轮！”他就喊：“打倒林彪！”我们反对中央文革时，还不敢喊“打倒江青”呢，他就敢喊“打倒林彪！”够疯的吧？但他的举动还有出格的。开批斗会时，他挨了打，就不走了，非要还那些人一脚才行。真的是连命都不要了。这个人够有个性的吧？但这些小插曲就不是李淮平这样性格的人所能做出来的了。说真的，我的小说中有不少故事，包括一些很小的细节都是有出处的。说到这儿，我想和你再说一个人。你记得李淮平去抄家时，有一个“眼镜”曾经激烈的反对过他们吗？在最初的原稿中，这个人不是“眼镜”，而是“雀斑”，这个“雀斑”就是马凯。在我们学校文革初起的时候，马凯的身份很有些特殊。他应该在前一届毕业，已经保送北大，但因为有病休学一年，就先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个教师，当然也就是我们的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的眼中，他还是学生。这样他就被夹在了一个挺尴尬的位置上。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么！但他被高年级的同学选入了革委会时，我们就很奇怪了：这个教师怎么也成红卫兵了？马凯这个人不太善言辞，性格也很内向，偏偏又爱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涨红起来，这在我们眼中就觉得有乐子了。所以我们曾经故意难为他，想看他的笑话。王斌，文革初起时你还小……

    王斌：是的，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但文革记忆却刻骨铭心，为此，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叙述一九六六年的，我不仅想写出那个年代的苦难，还想写出那个时代的慷慨悲歌，壮怀激烈，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有责任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并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个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上的追问，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亲历过的历史记忆，记忆不仅仅是为了追溯，而是为了明鉴未来。

    礼平：那时我们这些红卫兵究竟都在干些什么？没别的什么事，就是整天辩论“血统论”。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全国都在争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干这个事。你说那时的中国人无聊不无聊？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文革中，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该干些什么？毛主席说：你们要和资产阶级做斗争。那就斗吧。听毛主席的话么！但资产阶级在哪儿呢？于是就到处寻找目标。目标找到了。好，那就斗吧。但是怎么斗呢？一斗人家就低头，一批人家就认错，让你斗也斗不起来。那该怎么办呢？学生一急，那就是打，就是骂了。关于红卫兵的打人下面我会和你详细讲，而这骂人就是“血统论”了。我们这批红卫兵的活动从1966年的7月到10月，也就是3、4 个月的时间，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么个破玩意儿我们就辩论了整整3个月。怎么辩论呢？才邪乎呢！那时一开大会，真的是风起云涌，人头攒动，满会场的红卫兵几乎是一边倒的拥护“血统论”，为什么？因为要骂人么！明知是谬论，但我们也只剩下这么一种“斗争”方式了。并且也只有这样才“斗”得起来。在打骂中，反正也没有人家投降妥协的机会了，那就只剩下继续挨斗的一条路了。这就是红卫兵的斗争。那时开辩论大会倒是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是上台时，你得报告你的“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或者：“我出身工人！”人家就会给你一片掌声。但是你如果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你就别想再说下面的话了，“狗崽子”的叫骂声会立即将你轰下台去。这就根本不是辩论，而是蛮不讲理了。但我们那时要的就是蛮不讲理。这时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报出一个好出身，并获得了大家的掌声，但你要是说：“但我是不同意你们的观点的。”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照样会将你轰走。马凯就被我们这样作弄过。先是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过他的大字报，后来辩论“血统论”，我们又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就涨红着脸说：“同学们，我是坚决的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的！”我们就报以哄堂大笑。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他不同意，不但他，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同意。但我们不想惹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领袖”啊。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个老师的背景，我们就欺负他。所以他的那个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他鼻子上那些一急就红的雀斑，更成为我们取笑的对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人敢反对红卫兵的，但有一种人可以这样做，这就是在红卫兵中拥有一定威信的人。马凯和孔丹都是这种人。但我的写作功力不够，马凯的雀斑不是那么好写的，所以我还是写成了眼镜。眼镜这样的形象其实很一般化，文学作品中的眼镜到处都是，但雀斑就不那么多了。雀斑总是使人联想到淘气的孩子，但很难和有思想的人挂钩。有时我也想，对于文学描写来说，性格似乎也并不总是越突出和越奇特就越好，和一切艺术元素一样，总要恰到好处才行。钟加轮的故事也是这样被简化的。我们争论过这个问题，你们老说我写的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但说真的，性格太突出的人物，我有时反而不太喜欢。

王斌：这里有一个艺术核心的问题，文学作品的三大核心是故事、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当然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叙事语言），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是绝对必要的。我真的觉的你对此有些估计不足， 一如你自己对《晚霞》的成就估计不足，当然《晚霞》作为你的初女作，留下些小遗憾亦r在所难免（我以为，《晚霞》是的人物终究还是生动的，只是今天来看稍嫌概念，这可能与你的台词有关，太多的哲理性阐述，影响了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你的问题可能也出在这里。

马凯和钟加轮的故事多有意思啊，你为什么不将真实的他们写出来呢？这样的人物放在任何作品中都是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的，而且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我还是认为你的小说在各个方面的确都已经相当出色了，因为它们真的是来自生活。说到这儿使我对你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发生了兴趣，尤其是你的亲人。你用很大的篇幅写到了你的父亲，他真的也象在作品中那样令人肃然起敬吗？

礼平：我纠正一下，你说的是李淮平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

王斌：绝对正确。（笑）你说过你对这个人物满怀深情。我也认为他是新时期文学中最动人的老共产党人形象之一。但你的父亲是李聚兴的原型么？

礼平：有他的影子。和作品中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文革中，当我将红卫兵的种种行径眉飞色舞的向他描述过以后，父亲脸上的表情是我终生都难忘的。我把它们真实的记载在了我的小说中。还有他的那根指头。我父亲的食指很长，说话时，他总爱将食指竖起，好象那根指头的中间有一根垂直线，他就用这根垂直线指着你。我写了那根指头。我希望这个形象能够永留后世。

王斌：我觉得还不止此。这个人物应该还有着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礼平：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你可以在很多军事题材的老作品和老电影中找到他那一类人的形象。但我对父亲的感情却颇为复杂。小的时候我惧怕他，长大以后我审视他，直到自己也老了，才真正知道我应该多么的感激他。父亲给了我很多的东西，那也是只有我才能得到的。

王斌：说来听听。

礼平：我是父亲的爱子。但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差不多完全不懂得怎样传达他的爱，因此我小的时候一直很惧怕他，包括惧怕他的爱。但他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谜，我曾经很长时间的观察过他，因为我一直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履历。这首先就是他的出身。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他在自己的干部自传中也说自己是因为不堪“阶级压迫”而参加红军的。但压迫他的是谁呢？我曾经对那个理论上应该存在的“地主”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我却终于发现“压迫”他的其实只不过是他的哥哥。我的这位大伯也不是什么地主，而是一个贫苦农民，我父亲参军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最后全家被国民党杀光了。所以这位大伯也是一个烈士。但父亲却正是在他的“压迫”下投奔革命的。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我父亲九岁成了孤儿，哥哥就成了他的监养人。沉重的劳作和农村破产的压力，使大伯不得不将更多的重担压在这个小弟的身上，嫂子也不是一个呵护有加的人，父亲便因为不堪劳作的困苦而逃出来参加了红军。这当然不是阶级压迫，但同样是一种压迫。父亲曾经和我讲过，他参加红军是因为被红军的歌声所吸引，那个快乐的情绪一下子就将一个穷孩子的心彻底的俘虏了。是欢乐而平等的红军生活吸引他参加了革命。这曾经使我接受的那些关于阶级压迫导致革命反抗的理论模式彻底崩溃。父亲的早期生活中没有地主，也没有阶级斗争，但他却革命了。这是我对父亲感到奇怪的第一个原因。让我还很奇怪的另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子弟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到奇怪。你知道吗？从此我就开始不止一次的审视我的父亲。尤其是当我又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地主女儿的时候，这种审视又更加的仔细了。然后就是父亲的战争经历。和所有军人家的孩子一样，我也曾经缠着父亲要他讲自己的战斗故事，但他总是支吾其词，语焉不详。后来我只好去翻看有关的军史，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终于弄清了一个真相：他参加的是红四方面军的33军，这是一支神秘部队。这个军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到4年以后散编并取消番号，在整个反围剿和长征的激烈战争中居然从来也没有打过仗！红33军的军长是王维舟，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的党龄比党史还长，1919年在苏联参加朝鲜共产党，后转入马来西亚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转回中共，是早期中共党员中两个见过列宁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国焘。王维舟文革后才去世，并且一直是中委。但人们却搞不清楚他在党内究竟都做过一些什么。我们还是说这个军。父亲1933年参加33军，4年没打过仗，一直作到了连长。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西康后，33军散编，父亲被调进中央保卫局，作了保卫局长曾传六的马夫。他的担子里挑着四方面军所有的绝秘文件和黄金珠宝，这又使他在战争风暴中处在了一个最安全的中心。直到西路军完全失败，他才终于放下了挑子拿起了枪。他参加的唯一一次战斗是在红柳园子，他靠坐在仓卒掘出的沙坑里，用刺刀和唯一一颗子弹打死了冲向他的唯一一个马家军骑兵，那个倒霉的家伙也就成了他在自己的整个红军生涯中所杀死的唯一一个敌人。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他在那么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了下来。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具有生命意义的事情。但他后来的经历却更加奇特。父亲去世后，我访问过他的一些仍然健在的老战友，他们都不知道我父亲在红军时代曾经秘密前往苏联，差点成为一名苏联间谍。但在他的单位，却有一些首长知道他曾经是一个“苏联留学生”。父亲的这个“苏联背景”在那个年代是很扎眼的，因此父他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这件事我也是直到很晚才弄清楚的。文革后，陆续有一些极其窘困的老人前来寻找父亲，请他为他们写了不少的材料，其中有些东西我还经过手，这才大致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事似乎又与那个著名的佐尔格多少有些关系。西路军失败后，七百余名残部到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被编入盛世才的部队，留在新疆学习战车、火炮、通讯、汽车和飞机等科目，由苏联教官训练。苏联本来就曾打算支援中国红军，但西路军未能到达新疆就失败了。我父亲在西路军经历了很多事情，下面我还会讲到。这时苏联红军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布留赫尔元帅，他在日本方面成功派遣的间谍只有佐尔格一个人。除了佐尔格的日本情报，苏联还需要取得满洲方面的情报，这件事向中共方面提出来后，延安就从西路军残部中选派了一些人前往苏联受训，我的父亲就在其中。应该说，这批人的素质不错。他们首先要学会俄语，然后就是掌握密码发报。父亲后来终生都会一些俄语，就是那半年的学习成果。这次经历使父亲见足了世面。1937年的苏联的经济情况非常好，他们那些中国土包子穿上了笔挺的苏军准尉军服，在莫斯科参观地铁，在金碧辉煌的苏联国家大戏院看芭蕾舞，吃的是奶油面包，住的是带暖器的木屋子，宿舍里有女工扫地和擦皮鞋，等等。他甚至还记得驻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什么捷斯诺沃的小火车站。那里白桦浓密，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父亲直到文革后才开口提及他的这次苏联之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屯集在边境后面的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坦克、汽车和大炮，这对于那时装备简陋的中国红军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梦。父亲无比感叹的说：“人家那是真的要支援我们啊！不是假的！”另一件就是他们在1937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中看到了斯大林。父亲对斯大林很敬仰，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的感情。但他对斯大林的描述很奇怪，他说斯大林是一个“黑呼呼”的人。这让我很是大笑了一阵，父亲却一脸严肃的说：“有什么好笑的，他就是黑呼呼的么！”他的心中应该没有我们可以品味出的那种双关含义。但我父亲的学习和训练却完全失败。凭借他在红军中学的那一点点文化，他完全不能应付那么繁重的学习任务，结果在大病了一场后被遣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只有两个人。那场大病使父亲的手落下了毛病，以致他的字永远写得歪七扭八，被我们称为“痉挛体”。那是一场极其痛苦的学习留下的。后来在解放以后，我父亲在后勤学院学习时，曾经请过一个姓詹的教员来家做客，那位詹教员咋着舌头对我说：你父亲学习起来真的是不要命啊！但我对于学习的来自天性中的深恶痛绝，却可能正是由他那段经历遗传给我的。这些话说远了。他回国后，那些中国学员被派往东北，这时苏联人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再一次暴露无遗。这些红军战士全都来自南方，他们的南方话使他们一进入东北就被日军识破了。这批人当然也就一无建树。苏军总参谋部后来又在东北当地另外召募了一批间谍，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国际红色情报站，那就都是后话了。这批红军谍报员被捕获后陆续释放，可见日本人对他们并不怎么重视。他们流落东北，一直熬到东北解放后才找到组织，但组织却不肯接收他们，说他们的关系已经转到苏共和苏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苏联人了。但苏联人也不要他们。这些老红军战士就这样没了着落。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又碰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这些人真的是吃尽了苦头。他们来找我父亲，就是要为他们做证明。但证明什么呢？组织上对他们的过去本来就清清楚楚。这是我父亲躲过的又一场灾难。他真的是一个命很大的人。不过这些都讲太远了，和小说的关系真的不太大了。

王斌：这些人后来怎样？

礼平：直到90年代以后才落实政策，由地方给了他们退休待遇。但和那些被错杀的人，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王斌：真实历史从来是充满着复杂的悖论，这方面有些什么背景可以说来听听的吗？

礼平：那就是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了。文革中，社会乱了，军队也乱了，长期的和平生活，战争年代的激情日渐消退，他们那一辈老战士人性深处的鸡零狗碎也就渐渐重新浮现了出来。1967年，也不知道是哪个军区的一个什么参谋长向军委揭发了一批人，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在西征中曾经脱队。什么叫脱队？就是不知去向，你有些日子没在部队里，那你就有可能被俘，叛变，投敌，甚至做了敌探，你就真的说不清了。那几天我没在家，回家才从母亲嘴里知道家里刚刚出了大事情。母亲脸上惊慌犹存，说她从没见过父亲如此的暴跳如雷。他的咆哮声真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随后他就伏案疾书，写出了他在西路军时的每一件事情，他就用这个来证明他一直在部队。乖乖！从1937到1967，整整30年，从西渡黄河到进入新疆，整整200天，他居然写出了每一天的事情。我见到了那些底稿，那些痉挛的字体一定和父亲的心情一模一样。那些材料极为破碎和不连贯，但还是给了我无比的震撼。红四方面军在这条血染的征途上似乎日复一日的做着两件事，一件是行军和打仗，一件就是公审和枪决。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真不知他们一路杀了多少自己的干部和战士。今天在某地公审枪毙了一个营长，明天换一个地方，又公审枪毙了一个政委，就是这样。这些回忆使我震惊得无以复加，以致我对红军的整个看法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我对父亲他们的革命历程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但后来我终于弄清还是我自己弄错了。父亲去世后，我去访问他的一些老战友，李春霖伯伯在红9军，李培基伯伯在红31军，当我问他们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全都大摇其头，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整天打仗都打不赢，哪有闲工夫来杀害自己的同志？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忽略了一个细节，这就是我父亲当时在中央保卫局工作，他看到的是在保卫局发生的事情。这里不排除有被冤杀的同志，但也有执行战场纪律和路线斗争。这种事不是在部队进行，而是集中在保卫局，说明这种事就是在四方面军也并不是那样普遍。这就又提醒了我，历史是多么的复杂和容易被误解。我误解历史的确也真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王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恐怕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西路军是一段被谎言掩埋的历史，那仅仅是因为某位伟大的人物的一句所谓的定论，于是一个血染的历史真相就这样变得无声无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到被重新发掘出的原始材料，这一大批英魂和西路军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不会被人们所知晓，真是太惨烈了！你在小说中所讲的那个国民党将军的故事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历史，但今天你所讲的你父亲的故事同样让我们为之感慨。真希望你能写出你父亲和他们那一代人，你笔下的故事肯定会和别人很不一样。

礼平：国民党的确有一些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了，共产党打了败仗却可以不屈不挠，继续铤而走险，一往无前。西路军就是这样。但我们还是继续沉思历史吧。对了，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父亲抢劫老百姓的故事，怎么样？

王斌：这倒是颇为蹊跷，说吧。

礼平：这件事一点也不假，并且是绝对不带引号的。我建议你看一看吴法宪的回忆录，他就讲到红军长征时抢劫藏民的事情，我父亲的故事可以算是一个补充。但这件事不是他自己讲的，而是他的一个老战友讲给我听的。那位伯伯姓赵，文化不高，70年代是上海市的粮食局长，也可能是副局长，我们私底下叫他赵老头儿。他说我父亲长征时救过他的命。怎么救的呢？就是抢了一个老百姓。西路军的最后一仗是偷袭敦煌，没打成，仓卒而去，赵伯伯在那一仗中打伤了腿。当时他们四个人走在一起，赵伯伯就成了他们的拖累。红军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就是不丢伤兵，但在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中，大家肯定会被他拖死，赵伯伯就不想走了。这时戈壁中出现了一个赶脚的，背着褡裢，牵着头驴，就那么一个人。父亲他们便一拥而上，抓住了缰绳。那个人吓坏了，紧攥着缰绳不肯放，僵持了一会儿，另外那两个战友泻了气，松了手。但我父亲却仍然攥着不放，还恶狠狠的盯着那个人。就这样对峙了很久，那个人终于沉不住气，放开手跑掉了。他们就用这头毛驴将赵伯伯一直驮到了新疆。我父亲抢劫老百姓，如果被告发，你知道将是什么后果吗？是枪毙。贺子珍的弟弟贺昌就是在长征途中因为抢劫被枪毙的。那可是毛主席的小舅子啊。四方面军的纪律其实还要严得多。那么我父亲这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抢劫？还是拯救？都是吧？历史就是在这里让我沉思了很久，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真的为此而感到深深的羞愧，并且后来用了无数倍的代价去偿还。吴法宪就表达了这种羞愧，这和他们的信念相去太远。但远不是所有的军队都会为此羞愧，红军的伟大，其实也就是伟大在这个地方吧。

王斌：这又是一个绝对的哲学问题。关于你的母亲，你又能讲给我们一些什么呢？小说中也有你母亲的形象。她真的是一个苏联留学生么？

　　果然，纷扬的雪花在恣意地飘洒着，睁眼闭眼间，宛如无数只飘飞的白蝴蝶从我的眼前掠过，在风中抖动着，站在高楼看去，恍惚间觉得它并非是自上而下，而更像是从下而上的飘了过来。是因为风吗？亦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

　　微微亮开一点窗缝，只见几片雪花竟争先恐后地涌进了窗隙，有的，亦如精灵般地在调皮地蹦跳着，就像要迫不及待报告它事先的承诺────我来了，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

　　期待中的瑞雪应是如此的，灰蒙蒙的天际中，因了它自空而降的轻歌曼舞，袅袅娜娜地展现出一片莽苍和江山的壮美如画，当热血在沸腾时，它竟是男人胸中的那一腔热情和豪迈，当你在柔情伤感时，它又是那般的缠绵悱恻，一如多情善感的女子。

　　雪花无声亦有声，又岂在那纷纷扬扬的飘落。

　　我是一个记忆力欠差的人，看书一般难以记住书中的佳句及哲理性的名言，甚至于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亦让我糊涂，所以我少有背书，更别说千古名句了。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除了记住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之外，还有一首诗句让我刻骨铭心，它并非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一部今天看来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电影。

　　那还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们仍然在文革的遭际中痛苦的挣扎，文化生活的贫瘠让我们绝望，那时偶而能看到的电影惟有来自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以及罗马尼亚的，金发碧眼的洋人是生活在另一个彼岸世界中的“遥不可及”，让我们高山仰止，所以，在亚洲与欧洲电影之间，我们更喜欢看洋人的电影，并且暗羡着电影中那些女子的风骚与美丽。

　　忘了是哪一年，看到了一部让我热血沸腾的罗马尼亚电影，片名好像是《在广阔的地平线上》，里面有一男人谈恋爱是一绝，此人名叫拉菲克，从那以后，倘若生活中出现了某人在谈恋爱，我们便会戏谑地称其为拉菲克，此中，暗含一丝贬意，亦有点没法说出口的小小的妒嫉。

　　那部电影中有一首诗句让我一下子记住了：

　　轻佻的小松树呀，

　　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

　　后面还有什么？我都记不住了，但我记住了这一句，而且记忆中似乎是这位拉菲克“勾引”那位洋女孩而吟詠出的美丽诗句。七十年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诗情的年代，是一个谋杀了浪漫亦谋杀了美丽爱情的年代，但在这部罗马尼亚电影中，却出现了美丽的诗句，那种激动可想而知。

　　所以我记下了，一并记下了伴随着这首小诗而出现的影像：在一片茫茫的雪原上，一对年轻的男女，看着耸立在雪中的身披白衣的小松树，在快乐地吟颂着他在激情的燃烧下脱口而出的诗句────轻佻的小松树呀，大雪染白你的睫毛…………

　　我轻轻地推开窗，渴望伸手能够着花瓣似的雪花，可是我失望了，它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静静地飘落在我的手心上，然后悄然无声的融化，凝成一枚微弱的水珠，宛如一滴因喜悦而流淌出的小小的泪痕。

　　没有，只有冷风飒然，让我的手心变得冰凉。我赶紧缩回了手，将窗户再次关上。

　　或许是我的幻觉，地上所覆盖的只是昨晚落下的积雪？

　　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今夜光临的大雪，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中，没有杂质，没有留下人们杂沓的脚印，只有纯净和晶莹。

　　很少见到不爱雪的人，或许在人们的心目中大雪将意味着一个好兆头，亦是人们向往中的一个洁净无比的彼岸之世界，因为它悄然的掩盖了世上所有的丑陋，于是那纷飞中的大雪呀，给善良的人类制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让人们在由瑞雪所幻化出的梦境中，去追寻一个永远不存在的关于纯洁的梦想。

　　正是由于这一“谎言”，我们相信了来自于上天的启示，以及关于纯洁的承诺。

　　每次见到皑皑白雪时，我总是会忍不住地要发些感慨，这种童稚般的心境真是蛮奇怪的，或许，我是更愿意相信来自上天的启示与承诺。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在博客上再去谈论血腥与暴力，我相信我的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痛苦和挣扎────生存的以及精神的挣扎，但我希望大家相信明天，虽然这多少有点虚幻的自欺性，但相信，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有时活着仍不失为一种生存勇气，以此来迎接我们未知的未来，就像我们心中所期盼的那样。

　　可是我又该写些什么？

　　于是我想起了一次好玩的朋友的宴会，日前───

    　我上海的友人吴亮来京，约我与礼平一道去一位台湾朋友家做客，他们住在郊外的一所大宅子里，男主人出生在台湾，小时便赴美国，后经商，现为投资人及古董和当代艺术的收藏家，他为人谦和，彬彬有礼，而女主人则在台湾长大，国军的将军之后，性格真率坦直，眼中不容沙子，后亦赴美国读完了博士， 并当了某一大学的教授，专业乃观景艺术及哲学与文学，酷爱谈论思想和讨论艺术，对庸俗话题多有不屑，所以，自认识了我们后视为知已，一直惦着邀请我们上她家来坐客，顺便说一句，她做得一手好菜，烘拷的面包尤其一流，让我们大呼过瘾。

　　此为闲话，重要的是我们要谈到她家的另一位小主人，这才是我要谈及的话题。

    他们家植了一些树，还养了一群鸟，在好几十平方米的大屋子里四处飞翔、嬉戏，让我喜不自胜，这番情景我还是平生头一回见着。

　　最让我惊喜的是这群小家伙里，有一只调皮的八哥，我们一进门就开始追随着我们，一步不拉，但我欲伸出手向它表示友好时，它又及时的闪避开了，但我只要一动，它又颠颠地跟上，再逗它，它一蹦一跳地飞跃起来，围着我们的头顶上方盘旋一小圈，抽冷子又落在了我的脚边，高视阔步地踮着小脚伴随着我们，偶尔，还会仰起细长的小脖子瞅着我瞧着，煞是惹人喜爱。主人说，它就像条忠实的小狗，跟着人亦步亦趋，很通人性的，我瞧着也是如此，否则，为何步步紧跟着我们呢。它长得还跟我见过的八哥不一样，比嘴上长得一撮毛的八哥更喜庆，更灵巧，羽毛乌黑发亮，眼眸是杏红的，像一只颇通人性的小精灵，主人说，他爱干净，一旦羽毛脏了，自己会飞到水池边，很技巧地在前后两个池水中梳理着自己的小身子。我便问主人，它会说话吗？主人微笑地说，会说，于是我拼命地在向它问好，可它就是不回说一声：你好。它真够“坏”的。

    　当我们在桌前坐下时，老顽童礼平嘿嘿地坏笑了一声，然后卖关子般言道，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八哥的小段子吧，我大声说好，于是乎礼平同志乐呵地娓娓道来了：

    　一日，牛奶工去某家送奶，不巧主人出门了，家里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八哥，送奶工在门外刚一敲门，八哥便张嘴就话了：

　　是谁？且为女声。

  　 送奶的。牛奶工的应答道。

　　可是里面很快就悄没声息了，亦无人开门，送奶的纳闷了，明明有人在为何叫门不开呢？再敲。

    　是谁？还是八哥张着小嘴说。

　　送奶的。牛奶工照常回答。

　　这位可怜的同胞又等了会儿，里面还是无声无息，他耐不住性子地开始使劲敲门，每响一声，里面就有一声：是谁？送奶的！他有些恼怒了，敲声更加响亮，那边的回答亦随着敲门的节奏“是谁，是谁”的激烈了起来。

　　持续了好一会儿，送奶的终于累了，眼皮在打架犯困。这时天色渐暗，送奶的终于扛不住倒在了地上，蜷成一团地呼呼大睡了起来。他喊的嗓门都哑了，在梦中还诅咒着这家主人只知“是谁”却不知开门。

    　当暮色四合，天空一片乌蒙时，主人回家来了，刚踏上台阶，一团黑糊糊的暗影横躺在家门口把她吓了一大跳，她尖声惊叫了起来：

　　是谁？

    送奶的！

　　这回是八哥在应答。

   祝所有的朋友新年快乐！

　　今天的北京各报称，在刚刚过去的血腥灭门案的发生地────北京大兴区清澄名苑，再次发生一起惊人的杀人案件，案中主角亦是家中的一位男主人，而他一如他的“前任”李磊手刃了自己的爱人及儿子，然后投案自首，自称有精神病史。

　　我现在关心的是，为什么案件的发生点居然在同一地点？为什么时间间隔得如此之近？同时，为什么又都是罪犯杀了自己的亲人？
　　我们不能仅仅用”偶发“一说来瞒天过海了，惨剧的接踵而至一定在冥冥中指向了某种可怕的事实───虽然它完全可能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隐而不显。

　　传统社会学通常遇见某类社会现象，惯于采用价值判断的方式来予以解释，所谓价值，当然指的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所习见并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与伦理意识，在这一层面上，社会学家很容易轻而易举地找到某种阐释机制和理论，并迅速地将事件扣上一顶堂而皇之的帽子，以此来盖棺论定。

　　随着人们对于人生、社会认识的深化，那种过于传统、原始的社会学认识已不足以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了，于是社会学在一次次地理论突围中终于发现，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定然潜伏着一定的社会原因，这里面不仅包括了人的心理，亦包含着社会环境的因素，它是滋生与助长一种心理行为的根本原因。所以现代社会学不对“现象”本身论说对与错，而是在通过对诸多社会现实的考证与分析中让人们自己去获得认知。

　　在”清澄名苑“的李磊案中，我们就发现了解释的困惑：李磊并不缺钱（他刚拿到了拆迁费的九百多万），且有自己的小生意;不缺在外人看来“和谐”的家庭氛围，并深爱着自己的二个儿子，可是一家五口居然丧生在了他的刀下，而且为了这一行为的实施，他蓄谋已久，也就是说，李磊并非是突发性的杀人。

　　而在昨天发生的这一起案件中，我们现在还无法找到事发当时的原因，只知凌晨时现场有吵闹声和尖锐的喊叫声传出，我们暂且可以认定为这是一起突发的杀人案件，触媒乃是起于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情绪失控，当事人丧失了理智。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猜测，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这家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当事人已然忍无可忍（一如李磊），所以有了这起血案。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一切血案于我产生了一种心理追问的欲望，首先我们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说它们的发生仅是一次特例。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而这一“夫人”指的是他著名的同名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人们或许会由此而困惑，包法利夫人是一位女士，一个风情万种而又堕落的女人，她如何被作者宣称为是他本人呢？

　　其实我们只要认识地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犯罪的基因。我并没有对此作任何价值的判断，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律制定者，在修正与制定法律时，首先要假定任何人都是一个潜在的犯罪人，法律基于这一事实来制定律条，预防罪行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常与“罪行”的欲望共舞。

　　听上去耸人听闻，我们可能当即会嚎叫起来：不，我不是一个潜在的犯罪者。无论一个人如何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这一事实仍不容忽视，因为任何一个人在某个可怕的瞬间，都有可能情绪失控，在那样一个时刻，理性的自控力就将成为驾驭这一可怕时刻的最终裁定者。

　　当我们假设了任何一个人都具备潜在的犯罪倾向之后，我们就要接着探寻这一倾向的最后的诱因会来自于何方？这就开始指向了社会、个人性格、教养及所处的生存环境。

　　我有一次阅读法国已故的哲学家福柯的著作，这位哲学大师有一个论点极为精辟且富有启发性，他在研究了精神病院、监狱及性的历史之后，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他以为，不当的教育方式一旦实施，完全可以适得其反，最终让受教育者走向被要求阻止的行为与欲望，他举例：比如性（欲望），在英国的维多丽亚时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这一被压抑的性欲望及行为正是因了极度压抑的社会氛围而被充分的激扬了起来，蠢蠢欲动，它反向地成为了人性中的一种冲动，最终成为了对维多丽亚时期性压抑的反叛。福柯以为，看起来性话题是为了文明表征的需要而成为了一种禁忌，并让人谈“性”色变，于是禁忌威慑转变成了一种权力，权力又变异成了一种变相的诱导或诱惑，乃至“启示”，于是人性中关于性的潜在欲望在这一诱导之下犹如潘多拉的魔瓶被打开了，它绕过表面的禁忌而成为了一种地下性的方兴未艾的个体行为。

　　所以权力即提醒。

　　以此类推，我们再看发生在“清澄名苑”的第二桩血案，它与李磊案相距仅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一时间量度是耐人寻味的，它的表现更像是一次响应。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追问了，这一“响应”的诱导又来自何处？我想指出的是当媒体在大面积的张扬，还有环境氛围的一再宣染，使一桩耸人听闻的血案被连篇累牍地演变成为了一个新闻事件，在快速性的跟踪报道中又缺乏鞭辟入里的案情与人性剖析时（深度性的报道可以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深刻解剖，而产生认识功能，以致让人在认识中提前预防恶意识的发生，一如弗洛依德对潜意识的分析，并非是为了让人更多的释放“性”，而是通过对性意识的混沌未知领域的认知，而掌握和控制“性”，这一辩证关系不容混淆），新闻事件便会衍化为一种“提醒”，潜在性地诱导出了一个具有同样冲动的人的犯罪欲望。当然，事件的背后绝非如此简单，它亦预示着一个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进化如果单纯地以金钱和成功作为唯一的价值座标时，那么在这一唯一性的“真理”面前，伦理意义上的丧尽天良就成了一种可能───因为人性价值中的人文含义被颠覆了，并受到了金钱的嘲讽。

　　《圣经》中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隐喻是不容忽视的，他喻示着人脱离自然状态之后的关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当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而违反上帝的“圣谕”偷吃了生命之果时，他们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恐惧，随后离开了无私无欲的伊甸园，人的第一个真正的自我意识萌醒了，那是什么呢？无疑是───羞耻之心，它让人意识到了不能裸身面对世界（做为对象的他人与社会诞生了，人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亦是一个社会性的人，所以羞耻心是在一个对象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如仅是个人无所谓羞耻，这一点至关重要），后来的一切即关于文明的意识都盖缘于此，由羞耻心繁衍出恻隐之心、道德、规矩、秩序、社会乃至生成了最早的法律雏形和风俗民情，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关系，由此，文明的进化全面开始，以至步入了法治的时代。法律的至高无上是不容蔑视的，首先它具备了在所有人（无伦职务地位的高低）一视同仁的平等价值，其次它规约和制定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要人人遵守的绝对律令───衡量一个社会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只须看法律的尊严是否受到了践踏和玷污即可。

      “清澄名苑”的二位当事人显然已然退化成了野蛮的动物，甚至突破了“虎犊不食子”的动物性的本能，不仅失去了文明人最基本的羞耻感，而且人性中的天良亦彻底丧尽，成了一个禽兽，这一现象难道还不能足以说明这种可怕的“丧失”是潜伏在“文明”模式下的某种缺陷的一种诱导吗？罪犯的以往的“教养”没有让他导向文明社会的人性意识，而是走向了血腥的罪恶。

　　这人名叫伍勇，出身于四川宜宾的农村，家境贫寒，但性格偏执，就是这位看起来瘦弱但又带点斯文之气的出生于一九七八年的年轻人，在当地犯下了惊天大案。

　　他是为什么？迄今于我都还是一个难解之谜！贫寒家境似乎难以说清他犯下的滔天大罪的真实原因，而性格上的缺陷亦不足说明他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径，那是为了什么？

　　在报道中，作者不时地引用了他用文字记录下的成长的心境，其中还有狱中的忏悔，单凭这些文字便让我大大的惊诧了────他竟然拥有如此美妙的文字，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论述之透彻都可谓是一才华横溢之人。

　　在他成年后阅读的书籍中马、恩、列、毛、邓的著作居然成了他人生的启蒙读物，而一本探索精神病人心理的著作竟然让他茅塞顿开，真是天下无奇不有，即便是在高中班中，他的学业亦属第一名，毕业后却不听老师的劝告放弃了考大学，宁愿与母亲一道当一名拾荒者，号称要成就一番事业。随后的服役又成了脱逃者，接着手持九枝土枪义无反顾地袭击了当地的一个部队哨所，击伤哨兵后隐去，几个小时后又出现，见没引起大的反响而失望。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注意到他在初二时为自己在日记中立下的誓言：“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了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我相信，做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肯定是贯彻了他的一生，否则这个人不可能留下如此成熟练达的文字及诗歌。至于做一名共产主义者指向的又是什么？

　　在袭击了哨兵之后，他去了当了几年的保安，据闻，从领导到同事均对他评价甚高，即使他后来主动引退，领导仍慰留，并询问是否以为工资待遇太低？可他的回答是，要做一番事业。

　　他又重新成了一名拾荒者，风餐露宿，躲在一个陡峭岩壁的山洞中读书，思索，据说，那个所谓的奇陡的岩壁是垂直状的，但他却能攀缓而上，以此为家。

　　他一直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甚至为此而羡慕一位真正的病人，并随同他去杀人，只是他本人不愿动手残害一条生命，这甚至成了他后来的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心理原因────袭击哨兵时，明知瞄准脑袋可以一枪毙命，自己也少了许多危险，可到了紧要关头，他只是对准其腹部发射了一枪，那人逃走了，他扬长而去。

　　从日记中，能发现他一直在心理中有一种难耐的挣扎感，一直在追问自己是一个什么人，这让他苦恼，似乎渴望冲破笼罩在他身上的某种难以解释的阴影，于是我在我看来，他以后的犯罪都是为了印证自己对心理障碍的一种的强势突围。

　　他又带着一群拾荒的同伴袭击了两次收费站，然后携款逃离，当时的监视器清晰地记录了下他的形象，戴着墨镜和防毒面具，一双白手套，手持着一枝土枪，看起来行动如风，当同伴要杀人时被他制止了。当他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当地的所有场所时，他的那种疯狂仍没有止歇，似乎有一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在左右着他，否则风声这么紧时，他是应该又一次地消声匿迹的。可他又去踏点了，只是这一次被早已布控的警察认出了。

　　在狱中，他仍在写下他的那一手漂亮的没有任何语法错误及错字的文字，同时，要求警方将一名罪犯释放，原因是他的罪名中的那次犯罪此人并不在现场，为此还写信告知与那人同案的犯人，要他们做有良心的事。可他明明知道，那名或许是错抓的罪犯正是在他犯案时从监控录像上认出了他并检举了他的人，他的曝光与那人的检举揭发直接相关。这人有罪，罪不容赦，我还要追问一句，我们的社会是否存有制造这一罪行的土壤。

　　他最后的遗言是“忏悔”人不能读太多的书，否则会把脑子给搅乱了的。

　　一个发人深省的“遗言”。

　　可我不知为什么，我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嗅到了另外一种味道，那便是，这位酷爱研读马列及毛邓的人，他是否将自己假想成了一个被压迫的无产者？做为一名臆想中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要带领着穷人举旗造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人在狱中甚至荒唐的企图认领发生在重庆的那桩一直没破案的袭击及枪杀哨兵案，给我感觉此人活在世上是为了成就他幻想中的惊天动地。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一个案是非常值得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　

逃过了一劫，心中窃喜，惦记着晚餐的问题，而且必须在八点起风前解决。天色渐暗时悠然地出了门，我们大堂里一群中、西小朋友在闹腾着，好不喧哗，大人则站在一边嘻嘻乐着，一副幸福无比的表情。

我沿公园西门一条街上转了一圈，这条马路都快被小车堵死了，喇叭齐鸣，国人的焦躁由此可见一斑，我心想急死了你丫也走不动呀，想走吗？那行，下来跟哥们儿一样步行，那多爽，没人堵你。可就是没人下，还在那玩命般地“嘀嘀”。

路上的豪华卧车真是比比皆是，一个赛一个牛X，就像是比试谁更钱似的，哈哈，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一瞅眼尽是靓女们在驾座上招摇着，模糊中似见“烟熏装”在巧扮打装粉墨登场，像是忙着奔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当然，大款们亦是空前绝后的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有钱人的节目就要隆重登场了───生活万岁！

在一片空前的繁忙中各家店门均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欢乐景象，进门一问，餐桌果如我所料均定了出去，我便笑笑，心想本人亦不过是来打探一下，看看目下的京城的洋人与“伪洋人”们是如何过这个西式节日的。

转身奔了团结湖，去了我的“食堂”──重庆小餐厅，那可是一个平民百姓常去搓饭的地方。进门一瞧，哟嗬，还没几个人，难道百姓一族也过上平安夜啦，这不起眼的小餐馆就上不了台面了吗？不像以往那样我还得找个空挡拼个桌，今儿可少了这景，我可以大摇大摆地随便落坐一四人座，没人打扰，乐得消遥。于是点上了一分鸡肉套餐，是他们家最贵的套餐，十二元，我也犒劳一下自己。

趁着服务员去的功夫拿出了我的“小苹果”（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一洋名），调出《红楼梦》觑了起来。这小东西如今于我的唯一功能便是看小说了，虽然不如看书舒服，但也挡不住拿着它方便呀，往口袋里一揣，这就可以云游四海了，好不自在。

吃完饭回到家，在碟堆里找片子看，这时的心情与欣赏艺术无缘了，只想看张激烈点的玩意儿。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碟片的封面上，上有一美国大兵──那样子极彪悍粗壮，手举拿着一枝制式手枪，目露仇恨的火焰，像是要我都给烧着了似的，我的目光没再挪开。这就明白了，今天非它莫属。

没有一个明星，甚至估计也不是什么知名导演导的，而且此片亦名不见经传，一般这种情况我是不屑于看这类东西的，总要有点小来头吧，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就是一种直觉让我选择买下了它。

它真是争气，看得我血脉贲张，我一向喜欢战争片，大兵一出现老夫就激动，这可能与我从小的理想就想当一将军有关。结果十五岁时还真当上了兵，离将军这把交椅虽说还挺遥远，但毕竟走近了一步，没曾想本人一不留神玩了一傲慢，把当官的给训斥了一番，当时那一瞬间那叫痛快，可愣叫这小人暗使绊儿把我给撵回家了，以致破落于此。将军便成了一个永远悬在空中的梦想了，阿门！

这部电影——对了，忘了介绍了，片名乃《海军陆战队》（后面还加了一个“2”，不知啥意思），其实讲的是一个陆战队员与其恋人在一亚洲的度假酒店度蜜月来着，结果一群可怕的恐怖分子闯将进来，将这一群人劫持了，这位大兵为爱情亦为正义，奋不顾身地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结果———我还用再说结果吗，自然正义战胜了邪恶，爱情盛开了鲜花————爱情万岁！

还是美国电影的老套路，但我就是爱看这类片子，是挺俗，但我天生俗人，可真别把我往高雅绅士那推，准跌我一跟头，否则，老夫今晚也去跟人过过洋节了不是？身边伴个“烟熏装”，咱嘴上假模假式地叼一雪茄，还要学着一脸的酷相，微笑的分寸要控制好，脸上的表情还要适度，吐烟圈时要尽量缓缓的，再缓缓的（小心把“烟熏装”熏到），保持一副绅士的派头（至于参照模本请看那些洋人），只有这样，“烟熏”一族才会脉脉含情。

扯远了，再说这电影，让我从头至尾都能入戏，虽然桥段一以惯之的老套，虽然人物设计得很符号，虽然正义战胜邪恶太易如反掌，但就是好看，这类电影能让人在疲惫时放松，得到真正的休息。又有何不好呢，怕就怕那类它在影像上拼了命似地想让我入戏，而我却在一边嘎嘎嘎地乐个不停（片子拍得太傻），或者看着三心二意，倍感无趣───它没有，它始终让我跟随着它一路前行，感觉我都快成了那位一身疙瘩肉的美国大兵──感情我也想当一洋人呐！

果然八时后狂风大作，就像谁欠了老天爷的二吊银两似的，结果它一不高兴撕破脸狂吼了起来。谁欠丫钱赶紧还了，平安之夜丫跑来捣什么乱？小心别惊扰了我们风度翩翩的绅士与“烟熏”。

　　亦有朋友拉我入教，而我婉拒了。我曾经一向地宣称我并非一个无神论者，但我信奉的是近乎于老子哲学中所宣扬的那个“一”，万物归一的那个“一”。万物的生长正是诞生于“一”，由这“一”的创始而繁衍出更多的“数”，周而复始地构成了这一庞大的宇宙空间，以及生命的存在形式，这些形式于我一直有一种神秘的诱惑，让我好奇，且让我对之充满了探究之欲望。

    在我看来，此一神秘的“一”，便是我所信奉的造物主。

　　我的探究并非始于科学，更非宗教，而是文学───这相信纯正的文学是从哲学理念中诞生出的一种对“形象”这一“物体”的眷恋。“恋物”与“恋人”充满了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它都是基于对一“物”的迷恋与信仰。科学让我可以确证事物的终极属性，哲学（宗教属其之一类，当然，亦同时属于文学范畴）则在被科学遗忘或曰被科学所忽略（或无法确证）的盲区中，去寻找与探究人性与人生的奥义────它确实是无法被科学所规范、所索解的，因为它从来就缺乏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来来予以命名。所谓的命名，便是人性与人生可以被概念所界定，一如我们所了解的量子力学中的原子的秘密，可是它无法被真确的命名，因为它隶属于永恒之谜。

　　人生与人性拒绝被定义，它做出这一决绝的姿态并非出自于本能的抗拒，或者说它固执地要与科学为敌;相反，它是柔性气质的，也就是说它的气质是忧郁且深沉的，它对被“定义”命运的逃避是基于自它降生以来就从来没有隶属于科学之范畴，这是一个天马行空来往于自由之境界的“原子”，而且善变。

　　我们只须看看历史中人性的演变，历史中由人性演变所带来的社会的演变与进化，就知道它虽不被“定义”但却常与偶尔的突变与伍。历史中一个偶尔的机缘巧合一旦被不经意地触发，就将酿成一次历史的动荡与改写，这一改写，就如同一战的暴发是基于一名欧洲的王子在访问某一小小公国被刺杀，谁能事先想到这一纯粹的“偶然事件”竟会促使整个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卷入了一场世纪大战？即使是新教的诞生，那位叫做路德的年轻教士，仅仅只是出于对中世纪天主教廷腐败的不満，在门上贴了一张小字报，他当然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一张不起眼的小字报居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以至教廷的神圣威权受到了无情的挑战，宗教改革开始了，由此让已然星火燎原般的文艺复兴运动更加的风起云涌，并带来了人性的解放，为未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隆重登场提前做好了心理、行为及思想上的准备，它不可谓不是一种“偶然”。历史的某一时刻就是这样不为人意志所转移地被“偶然”瞬间锁定了，在“劫”难逃。再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古巴的“导弹”危机，如果不是美国人及时地发现了前苏联的这一可怕的阴谋，人类完全有可以由此而陷入了核威胁的恐怖之中，或许，今天相安无事的人类已然被毁之于原子弹的暴炸声中，从此不难看出，偶然会让人类的生存危在旦夕，再譬如，被现代数字技术破解的《易经》与远在大西洋彼岸“玛雅文化”（一个远古时代消失的文化），为什么均在文字诞生之前的记年表中将人类的灾难性的终结之日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年────二零一二年的某一天（为什么这么巧，仅仅是一种巧合吗？）科学无法回答这一神秘现象，那么人生以及与之所伴随的人性又如何能被科学所定义？当然，文学同样无法予以回答，但文学可以回答在这一“预言”的笼罩下，人的心灵和情感的投影，所以人生与人性的这一心灵的奥秘惟文学所承担，它的使命从来不是仅仅提供娱乐的，不是让人在这一被虚妄的娱乐中忘却人世的痛苦与烦恼，而是让人记住生存的危机以及必须面临的苦难，以便让人类更清醒地意识到生存的责任和担当。古埃及神像上镌刻的那句古老的铭文：“认识你自己”便是文学的终极使命，也是它无法回避的宿命。

　　前几天，发生在莫斯科红场上空的巨型飞碟事件，科学就无法从容地解释这一神秘的现象（我坚信那一定是传说中由外星人驾驶的飞碟），但文学却可以回答人类为什么看见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这便足以见出科学与文学的区别────凡是科学无法抵达的地方，正是文学可以施展其“魔力”的场域。

　　或许扯远了，写下此文，惟因我的博客在圣诞来临之际仍挂着关于“死神来了”的文字，它让我隐然存有不安之感（是迷信吗？）。这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欢乐的时刻，处在世纪初的恐怖威胁之下的人类，仍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我们在心理诉求上需要一个弥赛亚（这一在旧约《圣经》中被冠名的“神”被宣示为救世主，但在新约《圣经》中成了基督耶稣───它成了弥赛亚的化身，而且是以肉身的形式呈现）。

　　我们确实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因为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笼罩了太多的恐惧和苦难，起码在圣诞节到来的那一刻，可以让我们相信，那救世主在这一天真的降生了，他将引领着迷惘的人类走向永生。

　　阿门！

　　但我还是会去买碟，虽然数量见少。几天前去了碟店，埋头选了许久也未见值得拣的碟片便有些沮丧，碟店的服务生这时在我耳边唠唠，竭力推荐美国电影《死神来了》，我瞅了一眼封面，觉得像恐怖片，便告她我向来不看恐怖片。她问为什么？我说看了害怕，而且不喜欢那种一惊一诈的感觉，还有其中魔鬼的造型。可她仍在买力地劝说我买下，并一再说肯定好看。

　　很多人都说太好看啦。她说。是吗？我怀疑地看着她。她笑说：不信你看看就知道了，一共有四集。经过一番犹豫，我信了她，买了一二三集，说：我信你一次，如不好你可在我这失去了信誉，她笑得更欢了：行，她自信地说。

　　前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集，果然不错，虽属恐怖一族，但真能让我看进去。再看二三集，依然吸引着我，其实故事的模式完全一样：一位年轻人突然在出行中预感到了不祥，接踵而来的是完整的死亡影像在头脑中纷然而至，于是在惊叫声中下了飞机（每一集）、下了汽车（第二集）、下了过山车（第三集），但死神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他们的追逐，依然按照他们出行时所处的位置次序发生“意外”。

　　确实，由于情节模式的完全雷同，看第三集时便有些视觉疲劳了，但还是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时我就在想，是什么让我津津入味地看下去？明明是一部虚构的故事，又为什么让我如此为剧中人物的命运牵肠挂肚？

　　商业片自然有商业片的基本规则，或者说，虽然它不在人生的主题和现世的生活困境中将人性的真相予以揭示，让人在欣赏的过程之后，顿悟人生的某些真谛，从中受到启示与启蒙;商业电影走的是另一路径───一路走的是制梦，让观者在影像营造出的梦幻中暂且忘却人世的苦恼与烦闷，另一路便是紧扣人性中的某些“隐藏”的心理，以一个足以唤醒此一心理的故事将这一“隐藏”诱导出来，使你无从躲藏，只能在它一再地逼视下产生惊悚的效果。恐怖片便属此例。

　　《死神来了》在片种上属于恐怖惊悚片，它要激发的是人对死亡的恐惧，虽然这一恐惧寻常看不见，并被躲避死亡的观者将其“冰冻”且“隐藏”在了潜意识的深处，但正是因了这份被冰冻的“隐藏”，让片商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商机，和有可能使观者在一个被封闭的“黑匣子”（黑匣子般的影院又让观者在集体性的观影中获得了安全感，所以被惊吓成了一种体验性的满足）里让这一隐藏之心理获得最大的刺激性。所谓观者如云正是因此而来。

　　《死神来了》在结构上是讲究的，虽然模式一成不变，都是先有一位先知先觉者，都是这位“先知”的及时逃离避免了一场死亡的劫难，但随后是死亡笼罩下的惊悚，以及因他（或她）的“先知”幻觉而侥幸逃脱的同伴的一连串的死亡惨剧，它在极大的唤起了我们的惊恐之后────寻求心理刺激是现代人的一个典型特征，虽然谈不上是“变态”，但亦属一种奇怪的现代症候，又让主人翁在一种“顿悟”的帮忙下避免了死神的追杀，这又让在惊恐中惶惶然的观者嘘出了一口气，犹如他本人逃避了一次死神的纠缠────这便是商业电影的一大“阴谋”，它刺激了你，又让你在强度的刺激下获得一次身心的解脱，由此而让现代人缓解了来自现世的压力。

　　几天前，我的朋友小邵告我买到了《忠臣藏》的碟片，我便急问是否是高仓先生的那一版，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一版，他遗憾地告我说：可惜不是，但我依然想看看这一版是如何改编的───既然四十七士在日本的传统精神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电影长达三个多小时，我以为拍得尚可，古装电影首先要讲究点古人的气质，一招一式均要让现代人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远古的气场，同时，亦让人感受他们身上的那股威风凛凛的血性。中国的古装片就是输在了气质上，故而血性更是无从谈起，观众的笑声盖源于此。

　　《忠臣藏》有气质，似乎日本人骨子里就从未丧失过他们古亦有之的武士精神，虽然这一精神承继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我们却在失去，可日本人一直将它像神一般地供奉着，甚至不惜以仪式化的方式珍藏在传统中。《忠臣藏》便是典型的一例，在这里，艺术的呈现成了一种充满敬意的仪典化的表达方式，用以让人们铭记那四十七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下的民族气节和源自于中国的“忠义”精神。

　　可惜的是，它的尾声仅戛然而止于陷害潘主的仇人吉良被四十七士割下了首级，后续的英雄壮举未能予以展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不能写作了，非因没有了通畅的思路，而是这才让我顿悟到好的写作状态亦是要有好体力的，否则，体内的那股真气难以调配，那支秃笔便显萎顿了。

　　可那点“隐隐”就是徘徊不走，亦让人徒叹奈何了。

　　上午强行着写了几个字，但“隐隐”仍在影响我的情绪，于是大喝一声：罢，罢了，起身离了书桌，这种体质状况我怕写下去会坏了我的文字，兀自想起了一个去处────朋友开的服装小店，我知其到了上好品牌的羽绒衣，正好去瞧上一眼，也算是一消遣。

　　罩上一身厚厚的棉服，出门便感到气候的凛然之威，上了出租直奔“尚都”，冒着寒气就欲闯将进去，在门外时就瞅着屋里人影晃动，似眼熟，也未曾多想进门就一声吆喝。门口一汉子转身“咦”了一声，我一打眼便认出此为朋友蔚兄，急忙打声招呼，又一人闪出，原来是其夫人徐氏亦在此也。

　　天蔚笑言，我来时就想问王斌是否来过，还没来得及问呢，你倒是自己到了。我亦乐，告之此处我久未来了，今日凑巧，与你们撞上了，大好！其夫人已在内试上了衣服，我眼瞅着好极，夸赞了几句。店主老徐亦笑着与我聊上了，一边招呼让人帮我取了新进的羽绒，一边告我说就此一件，原单货。我试着穿上，果然合适，问徐氏瞧着如何，她哟了一声，伸出了大姆指，并嚷嚷着让蔚兄亦来上一件。老徐曰，没货了，要去电再调一件试试有没有。徐氏亦让蔚兄穿上试试。蔚兄人高马大，裹在身上多少有些滑稽，但效果大好，显见的如合适了一定颇潇洒，脸上便有了笑容，好，好，连声地赞道。

　　老徐坐在沙发上，与我们聊起了新近上市的一部电影，见解不凡。我笑说老徐总能一针见血。这时我的眼神瞟到了架上的一双雅皮风格的皮鞋，大叫一声，蔚兄，此鞋你定然拿下，肯定好极。他闻声看去，穿上试了试，似在犹豫，又要了一双悲壮款的，脸上有了一丝小小的迷恋。我立马谴责说，悲壮是我们过去的风格，如今该改朝换代了，不能再守旧，要破旧立新，还是精致的好，秋天时穿着有一种飘然。又道，再给他拿一件纯黑衬衣，你再出节目时穿西装可不用扎领带了。蔚兄起身看了一眼，亦拿下了。此兄原本是来当一陪客，让我这一声声吆喝亦成了一抢货者，我知其近一段在电视及广播台做节目挣了点碎银子，不花白不花，不像我一穷光蛋，处处省着。我偷乐。接着我豪气地说，一会儿我请二位嘬饭，原本说好的二位从雪山归来后我要为你们接风接尘一直未能践约，今日正好大家有空。二位便笑逐颜开，齐声叹道：好呀！

　　出了尚都我们去了东大桥一家餐厅，徐氏爱吃羊歇子火锅，我们坐下后让蔚兄点了，又要了几道凉菜，店小二问要辣的还是非辣的？徐氏大叫一声：辣的！这才想起这位来自湖南的妹子嗜辣，虽然我的那点“隐隐”应是忌辣，但为了满足这一辣妹子的嗜好，只能主随客便了。

　　席间，我们聊起了各自的过去，蔚兄说，你这几年在家写东西其实挺好，没跟人合作还真是救了你，否则你也起不了什么的作用。我听着诺诺几声。徐氏亦批判我：哥哥（她对蔚兄的昵称），你瞧王斌这几年是不是有变化？有，蔚兄点头。我怎么啦？我问。得色呗，以前你可得色啦。徐氏有点坏笑说。我得色吗？我问道。当然，徐氏昂脸来瞅定我，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得色”，她说。这时我在回忆我何时让她们有了得色的感觉了？人有时是感觉不到自己变化的，蔚兄说。我恍然悟道，或许那一段我还真没能看清当时的自己，得色一说并非是空穴来风。

　　我现在状态怎么样？我问。很好呀，徐氏乐着看着我，嘴里还没忘了大嚼着羊歇子，现在的状态好，可爱多了。喔，是吗？我怀疑的问。是──的。徐氏有时要夸张地表达她的一个意思时，会故意地拖长语调，这次亦然。她又告我，说我以前有一次在餐厅，梗脖横脸跟服务生嚷嚷。很难看，徐氏摆了摆手说，我还跟天蔚说，这个王斌，欠抽！他不会跟你说的，我是女的，我不怕说，我就跟王斌说。她侧过脸对蔚兄说。又觑着我，你看我跟他，吃饭时就低着头───低调。我的记忆像雷达似地在寻找目标，印象中，我王某还没有这么的恶劣吧，那一定是我不经意时流露出的一种不耐烦，我向来爱和店小二们打趣，只有他们一脸横肉地让我不舒服时我才会嚷上几声。不过她说得也对，我理当注意礼貌了。

　　最近看王斌一博客，让我很吃惊，蔚兄说，他在博客上说自己在阳光卫视作节目，老毛病又犯了跟人叫板，后在博上检讨自己，过去他可不是这样的。我笑了，我说那天我是真诚地反省自己，后还打了电话给那位朋友，表示了道歉。蔚兄宽厚地笑笑，这让我很吃惊！这时我心想，我为什么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就连我最好的朋友亦如此看待我？我向来是有自省能力的人呀！但既然朋友们这么看了，必然我身上有一种东西是存在的，我当警觉了。

　　出了餐厅我们又走入了冷冽的寒风中，蔚兄说，我送你回吧，我道了一声：真好！

　　是好，一部杰作。他说。我说，但看下来一点也没觉得高鹗比曹雪芹逊色呀。礼平亦激动地说，我也是这样看，一点不差，你看他将凤姐的死写得多好。又说，他看过一本书，那人考证说《红楼梦》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真作者是《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写完后将书交给了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托他帮着找人面世，但曹寅后被皇上谪贬罢官了，一贫如洗，手稿亦流落到了晚辈曹雪芹的手中。可曹氏才疏学浅，所以重抄时小心翼翼，结果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原典。但听说，原作者其实还有一个更完整更庞大的版本，可惜已无从察考了。

　　我听了颇有些惊愕。礼平说我挺相信这人说的，要不然，你何曾听说过曹雪芹在别处留下的诗词美文？他在《红楼梦》里诗歌写得这么好，在那个讲究比试吟诗作画的年代难道不会留下一些其它的文字？所以我怀疑不是他写的。

　　这事可真不好瞎猜，我知礼平向来颇喜邪门歪道，权当是一说吧。

　　我说我只是奇怪高鹗的在他的现实部分为什么会将笔触落在了袭人的身上？这是不对的，袭人在小说中虽然出场多，但始终是一个边缘人物，聚在身上的符号学意义也不是太大，甚至不比死去的晴雯，可为什么小说写实部分最终拐向了她呢？而且还出现了她的丈夫────宝玉的同性恋对象蒋玉涵，这一笔是失败的，我说，以我看来，最后的写实情节应当落在宝钗身上，她的身份是具有多重意义的。

　　还有，我继续说，高鹗的另一处败笔是关于黛玉之死的前后，贾母的反应不对头，黛玉是她的掌上明珠，是爱女的独生女儿，自小丧母，来到了贾母身边，贾母待孙女们可从她珍爱“四春”之情节亦可见出，更何况是爱女的女儿呢？无论是性格逻辑还是情感逻辑均不对，她待黛玉的“冷漠”是令人不解的，人物跑了，中国人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女儿与娘家人的关系向来是极微妙的，我对这类描写会颇敏感。

　　是吗？礼平皱起眉心问了一句，似信非信的样子。我觉得写得还可以吧。他说。

　　我又问：你觉得《金瓶梅》一书好否？他兴奋地说，好呀，太好了，你看书中的人物写得，太精彩呵，那个西门庆多生动！我们的一些瞎掰扯的批评家们说贾宝玉的性就是美的，西门庆就是脏的，这不胡扯吗？西门庆为什么就不美了？观念不对么！那我为什么就是看不进呢？我说。你该看看，这书好！礼平说。

　　那《肉蒲团》呢？我又问。好，也好。礼平说。哪个更好？因为我在决定接下来要先读哪一本，我是西洋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晚上转换着看。

　　礼平沉吟了一下，我看都好，可以都看看，《肉浦团》也有它高妙的地方。接着礼平嘻笑地跟我说了一个细节，我亦大乐。心想，此兄的记忆真是好，过目不忘呀，我就不行，看后即忘。

　　远处灯火辉煌，在黑灯瞎火的马路尽头显得挺扎眼。就是这，礼平说了一声，打了一把轮，奔了一个大门，进去又直开了一会，经过了许多接待所式的楼房，在一甲虫式的大楼下停了车。

　　一进大厅就让我有点傻眼，太奢华了，真可谓富丽堂皇，富有皇家气势，粗大的廊柱一律采用金黄泛皱的丝绸包裹，餐厅近乎一个半蓝球场那么大。没人，厅内各处点缀着亭台楼榭，有自造的水池环绕几座孤岛般的桌台，另有假山假石若干。我们找了一个靠水池的地方坐下。服务员热情地奔了过来，完全没有一些北京餐厅服务生的横眉竖眼，只是召唤她们不容易。空间委实太大了，随着我们一嗓子高声吆喝，她们一溜小跑，喘吁吁地小跑了过来。怎么样？不错吧，礼平嘿嘿的乐着。我却在感叹时代的怪诞，这么偏远的小地方亦能有这样的吓人之豪奢，空空荡荡的还没人前来就餐，那盖它干什么？服务生说，现在还早，一会儿就来人了。

　　一会儿是来人了，青一色的税务警察，男女皆有，喜笑颜开，看来搓顿大餐让他们个个神采飞扬了。我不会点菜，自然有礼平代劳，他点上了几道，告我这里的菜还便宜。

　　接着我们又开聊了。礼平说他看的书基本远离文学了，说尽看些量子物理学的著作，看得入迷，又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西方物理学大家的名字，兴致勃勃。又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了许多物理学知识，什么物理力学，时空物理学，核物理学，以及最后的量子物理，所谓量子是没有质量的，看不见，就像光，但能产生一种能量，他说。我听着发蒙，小时候我但凡非语文课程均让我犯蒙，所以我大眼瞪小眼的听着，实感钦佩。我又问：你的小说呢。礼平眨巴了一下眼，写了四万字了，我惊了一下：才四万？不会吧？他肯定地说是。我说我的新小说都快十万字了。他说我可写了一年了。我一时无法理解礼平怎么可能这么慢！我自认为我就够慢的了。他说你是快手，我说不对，我惜墨如金，边写边讲究，所以不快。他又说你的小说有神采，思路贯通，而且有一种俯视感，写得跟人都不一样，我上次看你的文革小说就学了一手，你的文字很从容，而且内容没缺陷，经常会出现一些华彩段落，让人一惊，这很难得，为什么有的编辑不认呢，是因为你的小说不在他们常见的规范中，不合他们的常规尺度，你是有自己的东西的，这需要以后来再看才知它的好。我现在在等待一个感觉，我觉得它快来了。我深知礼平一旦“来了”，作品将惊世骇俗。

　　他又说，你们在观念上与我不同，你的小说受上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个人，自由，反抗社会压迫，而我是强调集体、民族的，个人要服从这个大义，接续的是中国的传统，比如田横五百壮士，为了“义”集体自杀。我说还有文天祥、岳飞。田横五百壮士我看到他们的事迹时曾一度热血沸腾，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正是承继了我们战国时期的这一传统，比如著名的“四十七士”的壮怀激烈。礼平茫然地望着我，显然他不知道这一事迹，我说我是从张承志的书中看来的，为了为“主公”复仇，四十七士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大雪夜，长途跋涉奔了京都，杀死了仇家，拎着那人的人头去了主公的坟前奠祭 ，然后让一人回家报喜，其他人则自愿报官投案自首，被赐剖腹自裁，但幕府上下均对他们敬之以礼，视为英雄。所谓日本文化中的“忠臣藏”一说，盖源于此，随后日本文化中的“武士”精神便由此开始了。

　　礼平听了颇为黯然神伤。他跟我讲起了齐天祥的故事，一位最初以状元入官，后被选为驸马爷的花天酒地之徒，成天陶醉在灯红酒绿之中，可一旦圣旨下，招其征战，立马换了一个人，散尽钱财，辞退家仆佣人，金戈铁马的上阵了，被蒙古人抓捕后仍大义凛然，投元的南宋末代皇帝来劝降仍不从，泪流满面地告皇上说，臣誓死效忠于大宋，不能从命了。忽必烈视其为一难得的将才，以宰相之位相诱，劝其归降，依然视死如归，但在狱中却帮助元朝出了不少好的的治国方略，只有一个条件，速速求死，无奈之下，最后忽必烈只能赐他一道死亡签证了。我说，最感人的是他走上刑场之时仍问刽子手：哪边朝南？──────那是南宋朝廷败亡前的位置。被告之后，跪拜在地，泣声道：皇上，臣不能为国尽忠了。

我又说，礼平，过去一直说古人的的所谓“忠”，其实是忠君，我以为不然，“忠君”究其根源忠的是“汉家”的天下。只不过“君”在此担当了“汉家”和一个民族的象征而已。礼平颔首表示同意。

    吃完饭礼平执意带我去滑雪，我一再地婉拒，因为实在是不敢滑，曾经的记忆让我望而却步，但拗不过他，只好跟着去了。

    当我穿上那又厚又重的滑雪大靴时，顿感自己瞬间成一“铁腿阿童木”了，行走笨拙，礼平一脸坏笑哈哈大乐。到了雪场地，他教我套上了雪板，我生怕又要滑倒了，可让我惊喜的是，不旦没倒，我反而能顺利地滑了起来，闹得礼平大赞说，好极，你没问题了。心里便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次身体如此稳当？礼平一人先滑走了，我大叫；老顽童礼平，快来救我！风中传来他几声嘿嘿，你滑一会儿就好了，别怕！

    滑了一会，出了一身汗，但技巧见长，我说要歇会了。我们脱了靴子，在边上的长椅上抽起了烟，礼平告我这些滑雪设备是最近才发明的，科技含量颇高，过去没有。我这才想起当年我玩的和这不一样，属“土八路”一路，刚才没滑倒，一准是仗着这双厚重的滑雪靴了。那时首先没这么专业的靴子，再就是滑板也没有这么先进，而是土土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我从此可以不再怵滑雪了。

     礼平又要去滑了，我说我算了，累了。他消失在了雪影中，我看着他上了一个高坡，从上面飞溜直下，晃眼像一“九零后”。我旁边还真坐着一对“九零后”，正聊着呢。只听那女孩娇滴滴地说，你明天陪我去看老谋子的电影嘛。什么老谋子？哦，张艺谋呀！男孩说。对，看《三枪》。什么《三枪》？《三枪拍案惊奇》呀，女孩又撒娇地说。好看吗？男孩问。我想看看张艺谋同志如何拍喜剧的，那个女孩说。

    我在边上听着她俩的对话觉得挺乐的，看来艺谋的电影还真能召唤年轻一代的观影人。

     我们撤了，那厚重的滑雪靴一旦脱下，顿感身轻如燕，“铁腿阿童木”转瞬又成一脚踏风火轮的哪咤了，大爽，感觉能腾云驾雾了！晚间九点来钟我们返回北京，路上又迷了几次路，礼平还唠叨，嗨，你看我，来了多少次了还不认路。我笑笑，这次我没说他。他又告我说，想置办一套滑雪的家伙，然后再买一套降落伞。这个做什么用，我问。可以爬到高山上飞下来呀，他快乐地说。

　　老顽童礼平的作派我算是真服了１

　　直到中午礼平方来电，告我二点半来接我。看来一再延搁的出游计划终于起动了。

　　还是在半个月前，礼平便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京郊转转？我当即说太好了，跟你走总是有趣的，再者说了，我们亦太长时间未曾晤面了，还有些事要商量呢？他笑说路上说吧。

　　结果连续二个星期他都被意外的事情打扰了，以至延至今日。

　　礼平以军人的时间准点到达，他的这个习惯与我相似，我们都视时间为图腾，迟到在我们的人生字典上恐是一个难觅的字词。我见他扣了顶毛线帽便惊呼一声，哟，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戴，会冷吗？他偏头一瞅;要不你回去拿？我又探头试了试外的温度，不用了，我说。

　　我们今天可要滑雪。礼平说。

　　滑雪？我可不敢。我说。

　　礼平笑了。有什么不敢，一滑就会。我摇头。我想起了九七年左右与艺谋一道去东北滑雪，黑山白水间一片皑皑白雪，积了厚厚的一层，真是好一派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呵！温度乃零下二十几度，那一次，我们一人拿了一套滑雪场配的滑雪板，人家还门配了一套专业服装武装了我们，结果呢，艺谋艺高胆大，没几下就滑得倍儿溜，就我一人刚上雪路就卟嗵一个大马哈仰头裁在了雪地上，一脸狼狈，屁股生疼不已。从那时起，愣是没敢再滑，权当一个陪客。那种肌肤之疼让我刻骨铭心，所以我私下里以为我从此告别了滑雪运动。但我没对礼平说，只是默默地想起了当年的情景。

　　上路了，我问礼平，找得那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如何了？他说找了不少了，大家都挺有兴趣，我说这可是一个工程，他点头，告我在进行之前我们自己要拟定一个采访提纲，做到心中有数。这我是想到了的，我只是觉得责任重大，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有太多的真相迄今仍没有被披露，间隔了近半个世纪，历史亦在追迫着我们要将这一历史事实还原。我们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感叹他不愿出面讲讲当年，在那个年代，他的名字和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紧密相关，可惜，他一直在回避我们的邀请。

　　我们第一站到了昌平的香堂文化村，礼平问来过吗？我摇了摇头，心想，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礼平之前，我甚至不知北京的近效居然会有如此美妙的景致，我是拜赐他的引领，这才有了这样的体验。

　　我们的车径直地开进了纵深之处，只见旁边有一排排的小别墅，让我略略地惊诧了一番。如何会有别墅呢？我好奇地问。这里有很多人盖了别墅，礼平不以为然地说。他将车停下了。我们下面走走吧，你看看风景。他说。

　　我们沿途走去，是一条上坡的小道，高耸的山峰近在眼前，淡淡的雾霾轻笼着山谷，我们就在两山之间的狭道上行进着，没走几步，便见到一个正在建筑的房舍，礼平先迈了进去。

　　进去一看，房舍的格局是四合院的样式，台阶颇高，我说这在古代是有讲究的，台阶与身份相关，礼平颔首，我说皇上的大殿将台阶唤作丹墀。抬眼望去，是一个挺大的四合院，还没盖好，似乎是个一进院，但为什么这么大呢？我自问。我们又进了正房，很大的空间，亦宽敞，礼平拍了拍竖立的大柱子，赞叹一声，好，那弄来的大粗木？我说我向来不喜四合院，人住在里面空落落的，冬天的暖气亦成问题，因为屋梁高，空间过大，屋子难以烧热。礼平没吱声，后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声：你可能不喜欢老北京的生活，我喜欢。

　　又往山上走了，路的左侧是一排沿山而建的别墅群，我说这里太偏僻了，容易不安全，万一闯进一强盗还没人知道。这时我听到了狗吠声，狺狺地叫个了不停，我遁声望去，见在一别墅边突起的半山上，两只凶猛的大狗冲着我们直嚷嚷，模样可怖。我又道，万一这家伙冲将出来非把我们撕碎了不可？

　　人家都将狗栓死了，出不来。礼平说。

　　我一步一回头，还是觉得那两条凶悍的大家伙会冷不防地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幻觉让我恐惧。前几天还刚看到一则新闻，一条大藏獒居然将喂食的主人的头颅给啮嚼了，看得我毛骨悚然。不是人言藏獒最忠实于主人吗？真是世事难预料呀！

　　见前方横着一黄布条，上写：此为进山路，请游客止步。我劝礼平掉头，我说山里没人，我们不去了吧，其实心里有些怕。这时天色渐暗。没事，礼平说，空气太好呀，还不进去走走。

　　我们就行进在两山之间的窄道上，四周静悄悄的，连宿归的鸟影都没有，山上有许多长枝的叫不出名来的树，纠虬着干枯的枝条，横逸斜出，一片荒凉的景象，但空气真是好极，虽然有些冷，但呼吸的都是清洁的新鲜空气，味道都与众不同，礼平便告我来此就等于洗了肺了。在北京天天在污染的空气中呆着，哪有这好？他感叹般地说。又告我说这里的农民把土地都卖了，让城里人来盖起了别墅，农民转行做起了物业。我说土地能卖吗？

　　政策可能是不允许，现在农村的小产房是个问题，但国家政策还没出台。礼平说。

　　　天空越来越黑了，我总觉得黑乎乎的暗影里会突然窜出一人来，便说，我们回头吧，没啥看的啦。好吧，礼平答应了，我知他挺勉强，却告我说，如果是他一人来，可能会再往深山里走，晚间就扎个帐篷住下了。我说你真有胆。那怕什么？他反问我，我们又不是那种值得抢的人。我心想就冲你有钱开车出行扎帐篷就值得一抢。但我没说。

　　我就喜欢一人出来玩，走哪是哪。礼平说。

　　你不怕一人孤独吗？我说。

　　不怕，我一人可以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一天，我现在总觉得还没到真正写的时候，就想把该看的书都看了，该玩的地方都玩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了，那就该坐下了，他说。

　　我一直在听着。

　　经常有人问我，你最近写什么东西啦，我说没写，为什么非要写东西呢？这个世上有的事你懂了，就行了，不是非要写出来告诉别人不可，这要看有没有写的欲望。礼平说。

　　　我说礼平你还是活得潇洒、自在，我写小说，是因为内心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激动，它指引着我向前走，所以我从没有过卡壳一说，一旦这一天写不下去了，我就撂下看书，第二天坐在书桌前自然就顺下去了，这种感觉很奇怪，在写《遇》时，我还从没有过这样一种隐隐的感觉。

　　　你的小说有一种直率，一种对你读者心理的冒犯，而且霸气，里面有很多思想是具颠覆性的，可你却不容分辨地就这么写出来了，完全没有跟人商量的余地，这很好，写小说就该这样────老子就这样了又怎么了，礼平说。你的小说有许多意识是很超前的，现在可能还有许多人认识不到，要以后才能体味到，你不要听人瞎说，坚持自己的。

　　　我说我不可能会轻易地听别人的，我只服从内心的引领，否则，我一个字也可能写不出来，我是一个不善于撒谎的人，我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的心灵。

　　　我们上了车。我带你去一地儿吃饭，礼平说。

门开时探出一张脸来，沧桑已见，却难觅往日之“少年”。

公元一九七三年峥君以一新兵蛋子之身份入吾军中，余于当时已然乃一油条老兵，然见其一青葱之面孔亦多有不屑。军中向来亦有传统之陋习，新兵蛋子未入军中，吾等一辈乃属蛋子一族，油条老兵横眉竖眼吾辈等莫不敢怒且不敢言也。余七一年踏入军中，做蛋子一族凡二年之久，其缘由乃七二年忽接上级之命不接蛋子兵。呜乎，吾辈忍辱负重达二年之久矣。

新兵蛋子的到来，我辈欢呼雀跃，立时以油条之老兵示人也。此谓我辈之翻身解放，立地成佛耶。嗣后，蛋子兵可任吾辈之驱策，无须再伺视人之脸色，屈辱非常。

峥君便在彼时招摇着一张“少年”般的小脸，奇瘦，狭长的脸颊透着腼腆，背微驼，不合体的军服挂在身上如同一条随风摆荡的抹布。见我等油条老兵细眼微垂，一脸惶恐，偶尔，嘴角划过一抹谦卑之笑。后峥君居然 “入赘” 于破译股，余大惊。

破译股乃余所在军中之重镇，令余垂涎三尺久矣，彼股肩负绝密之使命，其工作之性质一如电视剧《暗算》之破译，非等闲之人所能 “染指”，余便随之暗忖此蛋子背景定然非凡。后了解，峥君乃建阳人氏，至于“背景”，余一直未能索解耶。

昆仑之见，我笑曰：足下已不见当年之风情，那时尚是一青葱年少。峥君亦乐，问：足下年庚？我报之，峥君又乐，我与足下同庚矣，此言即出，大出余之预料，在余之印象中，那时的峥君真真乃一少年矣。殊不料，当年的少年一晃竟成了今日之一介官员

诺大的一宾卧中，几人亦在欢声笑语，峥君介绍，言曰此吾战友，后又说出我在军中的“背景”，众人面色皆变，惊呼吾等知道令姐矣。后又尽兴开聊，其中两位与余亦同庚之女流，均谓其老家即山东人氏，此与吾及峥君同为老乡，更奇的是，当吾报之父母所在之县氏时，二位女流亦惊呼：吾等亦乃海阳之东村人氏邪！当即令余乐之陶陶，况且余与她们及峥君之父辈均乃出自三十一军。

因了老乡之缘故，少了许多常俗的客套，其乐融融。后趋楼下之南方菜馆，一豪华之大厅业已备齐，服务生鞠躬如仪，主人便点上了几道上好的佳肴，鱼、肉、蔬菜等一应俱全，口味果好，令余胃口大开。席间，峥君谓曰：足下可做电视剧乎？余摇头，自谓尚未染指电视剧，但如有合适之题材也未尝不可试试，老乡们亦响应，谓曰：君不妨做做。余笑曰：我们乃双重老乡，父辈乃山东，余又生之于榕城，如真能敬点贡献，余何乐而不为呢。峥君亦乐，敬了一杯酒，众人皆敬之。又曰：找一机会让足下去趟榕城，也算回家看看。余大喜，当即应允，并一再声言，余愿为家乡奉献点微蔳之力，如在其辖下的报纸、电视台写点专栏文字及弄个谈话节目之类，此皆为余之专长。满桌闻余之一番凿凿之言辞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余又曰：自余解甲归田后，一晃三十多年之倥偬，未曾再度踏入生养余的那片土地，但童年之记忆却历历在目，余之母校乃至孩提时玩耍的那片平山的青草坪，亦有榕城南门兜“味中味”香喷喷的鱼丸，均令余流连忘返。众闻之大乐，谓余曰：“味中味”之鱼丸已然不存矣。余心中霎时掠过一丝悠长的惆怅。

余颠时，峥君再嘱，约余来日赴榕，届时再商谈合作事宜，余喏喏应允，心中仍惦念的乃为余童年之记忆。

     其实我亦一直追问在今天这个拒绝思考的时代，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仅仅是一种叙事形式吗？或者说仅仅是告诉人们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抑或是让人在闲暇之时可以在阅读中享受时光留给人们的快乐？

     有许多艺术种类是为此而诞生的，这亦无须否认，就如同人类在其语言诞生之初，是用哼出的小曲小调来调节生活的艰难与困苦，以此来慰藉心灵的哭泣，还有原始壁画，人类在它的童年之始便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描摹，那时不是为了显示技能，而是为了记录与大自然搏斗的心情，其中还赋予了它一种原始的宗教般的情感。

     语言是后来诞生的，原始初民为了让彼此不懂的伊伊呀呀的发音中寻找到一种交流的公共语汇，于是在漫长的进化中发明了语言，随后又创制了文字──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

     语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具备了两种功能：功利的，与非功利的，功利的自然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要，它是实用的，还有的一脉便是非功利的即审美的，这一脉的延伸与发展向来与人类的精神相关，它诉诸于人类的心灵，更深邃地表达出了在功利的社会中心灵所感知的非功利的需求，一如原始的曲调与岩石壁画，文学的叙事一定是在音乐与绘画之后诞生的，因为叙事而且是富有情感逻辑的叙事是一项相对复杂的表达形式，它需要人类的大脑机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方可形成，以致在它随后的发展中，亦分化为两支：纯粹娱乐的，以及思考与精神探索的。

     所谓的“维护人类最后的尊严”一说显然来自于后者，今天，当有人使用“尊严”一词时显而易见是颇显迂腐了，在一个以权力与金钱为唯一价值座标的时代，这一声音一如譫语，因为从实用价值来看，尊严在今天是与身份相关的，而身份的标识则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寡来计算，一个功利的社会就这样确立了价值的功利取向。

    文学亦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境遇下，开始了它的命运的浮沉，网络文学的兴盛是直指文学的娱乐性的，它以一种大众无偿享有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狂欢。

     而文学的探索与思考的属性呢，在悄然地退却，它尽乎成了一个快被遗忘的命题，曾经让我们高山仰止的文学如今更多的成了一种摆设，以此来标谤被虚拟的文化身份，它只是装点在书架上的一个象征，谁还会真读托尔斯泰、妥斯托耶夫斯基、曹雪芹乃至莎士比亚？

     俄罗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拥有着崇高的地位，并非出于它曾经有过的帝国身份，而是因为在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诞生过一代文学大师，同理，法国赢得世人的尊敬与仰慕亦非它多么的奢华，而是法兰西在人类的思想的启蒙及大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星光璨灿的思想与文学大师───卢梭、雨果等等，至于中华民族，正是因了春秋思想及汉唐的古诗词，使得我们的历史受到世界的尊崇与爱戴（而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在当今时代又为人类的文明及尊严提供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真正的使命不仅是为了博得世人一乐或休闲时光，而是为了传播一个民族的伟大思想。

     自古以来纯正的文学当之无愧地代表了人类精神的尊严，这个世界因了他们的存在方显出它的思想与文化的价值，但他们今天只充当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在普遍性的生存困境下，人们更愿意去选择最实用的价值─────权力与金钱。

     这是无可厚非的，生存无疑是人类终须选择的第一要义，人们只有在满足了生存之需求后，才能腾出精神的空间来思考生存本身────这亦是纯正文学的使命，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探究生存之谜的。

    我们都是俗人，亦在生存与思考间挣扎，这就促成了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但我依然景仰那些超越性思考的高人，惟因有了他们，人类的最后尊严得以捍卫。

                                            此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2010年元月
    

 王斌

随着一支悠扬且又充满着向往与希望的口琴声响起，幕内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声，这嘹亮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便是话剧《窝头会馆》最后的尾声。

显然，这一尾声即成了一般意义上可以被指认的主题，它以不无夸张的方式完成了对共和国诞生的礼赞───那是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平的前夜，当黎明的曙色缓缓的拨开沉沉的黑暗，当太阳照常冉冉升起，历史庄严的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们必须承认，尾声所昭示的这一略带诗意的明喻从政治意义上说是激动人心的，但就其艺术的旨归又是让人疑惑──它有必要如此的直截了当吗？甚至，颇有些迫不及待的用最庸常的方式完全它所要宣告的意义。

我以为此为败笔，但我们又由此而窥伺到了《窝头会馆》的诞生背景，在一种“使命”般的驱策下似乎这是它的唯一选择了，因为据说它是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而作。那么既然是被冠之为礼仪性的“庆典作品”，意义的明喻便是它无可逃脱的命运了。

我亦听闻了许多关于尾声的非议，甚至有人因了这一尾声而将作品自身隐晦的传达出来的更大的人生主题一并抛弃，这便让我更加迷惑了，一部作品是否有必要因其尾声的“光明正大”，而将作品自身的存在价值也一同予以置疑？

我说了，我亦以为尾声是不可取的，但转回头来说，舍弃了这一尾声作品自身是否还能成立？这是我为自己预设的一个论证前提，我需要由此类推来看看支撑《窝头会馆》的究竟是来缘于什么？

《窝头会馆》在剧场的效果有目共睹，就我而言，似乎亦久未领略了这份难得的观赏一台话剧的幸福感，它让我激动，亦让我兴奋，我从内心里欢呼话剧舞台终于在本世纪迎来了一场纯粹的人艺式的大戏，而这一激动人心的情景以我之见可谓是久违了。

中国话剧舞台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始，便失去了它的锋芒和率真，失去它鲜活的艺术之魂魄，与此相伴随的是一拨拨貌似另类、先锋、前卫的“小剧场”的粉墨登场，它又确实吸引了一批批“文艺青年”，转眼间，这类“不伦不类”的“小剧场”居然又以时尚的面目改朝换代了，于是就连它们最初亮出的‘前卫’的旗帜亦由此而改变了颜色───因为俯就献媚于流行，而成了哗众取宠的一个“小玩闹”。而艺术呢？我们的话剧艺术在沦落和流浪。

曾经是中国话剧界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甚至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话剧艺术最高水准的“北京人艺”，亦在这一无聊的喧嚣声中沉寂了，甚至其中还有人不甘示弱地加入了这一“群魔乱舞”，我们记忆中曾经一再让我们深切缅怀的“人艺”经典剧目《茶馆》《日出》《雷雨》以及文革后的《丹心谱》等等都成为了我们一个仿佛遥远的追忆，而时下，对“人艺”只能留有一份悲悼，即便它偶尔亦有“大剧”问世（如：重排的《茶馆》、《雷雨》、《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亚的《大将军》）亦是让人如此的不堪，那时我心中不无悲凉的自问：人艺怎么了？

人艺的传统不在了，它的精神和魂魄亦近乎烟消云散，这是让人哀伤的，因为我是那么得怀念那个由老舍、曹禺、焦菊隐先生的心血所培育出的人艺精神和传统，它的流失一如今天时代的思想的缺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艺又一次地隆重登场了，而且携带着新编的三幕话剧《窝头会馆》，以严整的“三一律”的剧作形式向我展示了一个“人艺”的既亲切又陌生的面目。

不错，《窝头会馆》确实是非常“人艺”的，这种腔调惟“人艺”所独具，而陌生是因了我难以相信我们那么盼望的人艺精神莫非真的回归故里了？

是的，人艺的传统、人艺的精神终于回来了，而且回归得掷地有声，场场暴满，甚至夹带着观众一次次地会心的大笑和微笑──而不再在是小剧场式的搞笑。撇开尾声的“政治任务”式的“直白”不说，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窝头会馆》是不是一次政治性的明喻？

我以为不是，在我看来它的最大意义是让芸芸众生的普通百姓重返了我们的话剧舞台，并且让他们的形象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就此一点我们除了要感谢作家刘恒居功之伟的好剧本，还要感谢我们舞台上出现的众多人艺的一流明星───他们无愧于心地承担起了表演艺术家的光荣职责，让我们感受到了表演的魅力，这其中尤其令人盛赞的当推濮存昕与宋丹丹，他们活灵活现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但我又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如此，在当今影视作品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我们这些优秀的演员在台词腔调上失去了那种声若洪钟的魅力，我们只须想一想过去“人艺”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在舞台上的“腔调”一旦掷出，便满堂华彩，气贯长虹，而现在，我们甚至常常听不清演员们在舞台上在说些什么了。这当是一个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而这一功夫亦在流失。

还是让我回到《窝头会馆》的人生意义上来吧。刘恒用它力透纸背的笔触，鲜活精准地刻画了一群生活在北京四合院的小人物们，他们来自于生活的最底层，貌似营营苟苟，甚至自得其乐的四处买弄“京城小民”一族看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京嘴子的功夫果然天下无敌。可我却在这一妙趣横生的“贫嘴”中感受到了京城小民命运的苦涩和悲凉，以及他们在困窘和无奈的人生境遇中所传达出的抗争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贫嘴不再是一种无聊的逗乐，不再是廉价地为了博得观众的一片掌声、笑声而添加的一点佐料，而是一种──思想和立场。

这是一群长久以来被时尚、流行以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喧嚣所遮蔽的一个阶层，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支撑了一个伟大民族脊梁的芸芸众生，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台剧目虽然背景设置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的解放前夕，但我们在舞台上所目睹的这群人的生活，是不是仍有许多让我们感到与目下的所见所闻亦有许多相识之处？时代的确发展了，今非昔比，但我们城市中的许多普通百姓呢？他们的生活是否亦在与时俱进？

所以《窝头会馆》的颇显幼稚的尾声我甚至可以视而不见了，因为我看到的是刘恒那个犀利和冷峻的目光，他在通过京城小民的那张嘴，去表达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贫苦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了他们那张特别能说会道的嘴，让他们在艰难困苦的人生境遇中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安放的场所，这是黄城根下子民们的生存方式，亦为他们的生存策略，凭藉着语言的狂欢，他们可以纵横四海、荡平天下，虽然他们的命运却常是卑微，虽然这一切仅仅是停留在那张嘴上。

刘恒，这位富有悲悯之感的作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和眼光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苦乐，唤起了我们国人的良知，让我们永远记住，被时代遮蔽了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还生活着这么一群人，任何一种时代的进步如何失去了他们的幸福解放将是无意义的。

             2009年11月25日

附记：那天去文艺报吃饭，席间与友人聊起了《窝头会馆》，旁坐的一位同胞闻听我的高谈阔论后，竟向我约稿，当时兴起随口应允了，回到家后果然一气呵成，后一检视发现火药味太浓，似乎不适于文艺报登载，因该报比较讲究“和谐”，便寄给了《南方周末》────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还敢仗义执言的报纸，可谓奇迹，这亦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巴马来华后指名道姓地要接受这家报纸的采访。

我将此消息一并通告了文艺报的朋友张陵，他责怪我不守信用，并说，你再来一篇温和一点不就行了吗？我谓其曰；本人就是不会拐弯抹角的说话，让我再想想。后来以为此事过去了，文联食堂的饭亦让我吃得更加倍儿香，竟未料到，那位向我组稿的同胞穷追猛打，又托人电催，让我无地自容了。王某虽不才，但向来重然诺，讲义气，别人的重托何敢辜负？只好回家再次挥笔疾书，又是一气呵成，只是在写作中时时给自己提个醒：不可过于造次，要以和谐为要，以便不要让人为难。

文艺报的版面我可真真是久违了，想当初二十年前，王某时不时地会在上面捣点小乱，那时在文艺报载文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并因此可以顶戴所谓“批评家”桂冠，。八九年后我再也没见这过张报了，更别说在上面写文章了，一晃二十年过去，没想到我王某又重归“故里”，再次在贵报的版面上占一席之地────没有更多的兴奋，惟有感慨！

今天接小编辑的电话，告我说文章明日见报，我问是否有删节，她笑曰，就是将前头二段删了，其它的没怎么动。她知道我发去此稿时开宗明义的宣称不得删改，后一想我亦过份了，权柄在报社的手中，何由得我如此猖狂？只好在此一字不改的予以发表，这里倒算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让我的小文权当保个“全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