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于丹等“重兵护驾”的明星学者是否应下课？

10月5日，百家讲坛主讲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名男青年扇了一记耳光，并被斥为“汉奸”。近日，阎崇年先生掌掴事件有了继续。据众多媒体报道：“2008年10月10日，第八届北京图书节在地坛公园隆重开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有‘学术超女’之名的于丹在图书节签名售书。多名头戴钢盔的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保护于丹人身安全。”其后，阎崇年也在众多保安护卫下现身北京书市，顿时引起网络热议。不少网友纷纷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质问：“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究竟是商业利益导演的一场闹剧？还是向中国公众文化权益的“武力示威”？于是，本来已趋冷却的掌掴话题，再次沸沸扬扬起来。

众所周知，保安护身、贴身防卫，是各国元首级的安全措施。不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此次的保安规格，是比照“总统级”还是“国王级”？在文明悠久的首都北京，一个学者面对公众签售，真的需要重兵护驾、如临大敌吗？况且，于丹教授在学校执教、阎崇年先生在各地穿梭讲座，是否都要带上贴身保镖，把钢盔警棍一股脑带到高校课堂和讲座现场呢？如此拒绝大众、防范大众的学者，是否应告别大众视野，考虑“下课”呢？

一．重兵护驾：明星学者向公众的“武力示威”？

近期以来，借“百家讲坛”强势劲推，一系列明星学者在大量媒体中频频出场，呼风唤雨、风生水起。不仅越错越红，名利兼收，而且政治荣誉、学术头衔接踵而至，演绎着一夜骤成名、学者加富豪的现代神话。于是，歪解历史、颠倒是非、情色佐料、美化汉奸……种种光怪陆离的“出位”表演，以明显的历史观错误和色情爆料，冲击传统价值、制造新闻卖点。虽然占领市场获取了一定商业利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大众的抵制与愤怒。出于对文化价值和民族尊严的关注，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和民众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强势传媒的格式化覆盖下，这些声音多数无法表达。因此，有媒体认为：掌掴事件是“学术压抑的宣泄”，是“公众话语权被极度压抑的表达。”

的确，当本应是文化主体的人民大众，被某些人称为“草根”、视为“草芥”，如野草般蔑视、嘲讽乃至抹杀时，“草根”们就会迫切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对话”变成“对立”，“和谐”变成“冲动”，“斯文”变成“暴力”，甚至出现了当众掌掴这种令人遗憾的冲突。有媒体指出：“阎崇年被掴与文化批评的匮乏”有关，“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实际上痛在那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学者心里。……这其实也代表了另一种民意。”

（阎崇年先生签售照片）

（于丹教授签署照片）

对掌掴事件引爆的公众质疑与反驳，于丹教授和阎崇年先生用这场“重兵护驾”的图书签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钢盔保安簇拥的煊赫场面，构成一种文化象征意义的仪式，表明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我有话语权力；无论掌掴还是出错，反正我红了；我是明星我怕谁？照片中的于丹教授不仅笑容满面，甚至春风得意，似乎有一种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快感、以及拥有话语权的自得。然而，作为依靠点击率和收视率为亮点的公众学者，如果只有靠保安护驾才敢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本身不是最大的悲哀吗？推出明星学者的强势传媒和书市主办方，是否也应感到某种危机呢？

如果学术明星们真的抱定了娱乐至死的宗旨，如果他们继续挑衅大众的承受底线，如果“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继续我行我素，阐释经典“一分钟一个错”，再把“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赌好色”之类猛料，强推给中国大众，难道真的要彻底激怒大众，逼得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甚至闹出“群体事件”才心安理得吗？难怪有网友评论：保安护驾的图书签售，是于丹、阎崇年等明星学者对公众的“武力示威”；更有网友怒责：“学者需要戴钢盔的准警察保护，当事人还洋洋得意？真是莫大的讽刺！士之无耻，是谓国耻。斯文扫地，莫此为甚！”言辞虽过于偏激，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大众的真实情绪。

令人担忧的是，本该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公民素养的学术文化，却成了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要动用治安手段享受武力保护，这样的签售还有进行的必要吗？以“重兵护驾”激化大众情绪，强化与公众的对立，长此以往，明星学者将向何处去？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将如何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将如何期待？

面对这幅夸张的重兵护驾签售图，我们不禁要问：凭借强势传媒一夜爆红，喧哗热炒已达两年之久的“明星学者”们，是否已经到了应该下课的时候呢？

二．正常学术无缘大众传媒，“明星”学者为何越错越红？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术界并非只有这几位明星学者，中国学者也并非都如此浮躁。今天，大量中国科学家以默默无闻、扎实稳健的研究，使“神七”飞天、生产力剧增；无数人文学者更潜心学术、皓首穷经。遗憾的是，放眼今日强势传媒，却罕见这些正常学术的身影，更缺乏对严肃学者的推介。为什么，这些支撑中国科技大厦、标志国家文化高度的正常学术和真正学者，却不能登上传媒平台、获得话语权利？更不能一夜爆红、速成千万富豪？反而是学风浮躁、错误百出，甚至“一分钟一个错”的学者成为走红明星，而且越错越红、越出位越红、越搞怪越红……于是，中国学术的正常形象，被魔化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演武场；本应属于中国大众、由社会共享的大众传媒，也蜕变成明星学者任意狂舞的私家舞台。

随着强势传媒的传播与输出，科学理性的中国学者，被一个个替换成欲望强烈的学术明星；而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明星”们的星光所笼罩，显得良莠难分、扑朔迷离了。

三．悖离东西方文化传统，“重兵护驾”彰显学术悲哀

如果回望几千年来的人类精神丛林，纵向比较，更能感受到“重兵护驾”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鲜明显在的精神鸿沟。

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源于自由和谐、宽松平等的文化精神。传说中的孔子“杏坛授徒”，是一幅春风和煦的景象。《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写道：“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在美丽的杏花林中，年轻学子刻苦求学，而老师孔子则在一旁弹琴高歌，一代宗师与学生亲密无间，“杏坛”成为中国文化的永久经典。其后，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诸子百家的学术乐园。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宏伟轩敞的学宫使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欢聚一堂，稷下学者多达千人，缔造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而稷下办学的齐国，也因此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成为春秋时代诸侯称霸的第一强国。

与“稷下学宫”遥相辉映，在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空间——“雅典学园”。爱琴海畔的明媚阳光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与雅典市民、年轻学子平等对话；学术空间是敞开的，气氛更洋溢着快乐和自由。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壁画《雅典学园》（The School of Athens)，让来自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各个时期的50多位西方文化大师，都环绕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周围，进行思想的欢聚。这种超越时空、自由和谐的文化精神，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现代崛起的精神力量。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

这幅其乐融融的名画《雅典学园》，与于丹教授、阎崇年先生重兵护驾的签售照片比较，形成了多么鲜烈的反差？！真正的学术，从来不靠话语霸权和“明星效应”确立地位，更不靠钢盔保驾、重兵压境和武力护航。释迦摩尼、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几乎同时代降临人间的文化大师，无一不是凭借吞吐大荒、包容万象的哲思智慧；春风和煦、温雅平和的治学态度，造福社会、引导人生的精神高蹈，获得大众和历史的双重认可，凸显出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抚今追昔，试问曾有哪家学术是倚靠“重兵护驾”、耀武扬威，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呢？

杏坛授徒的春风化雨，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雅典学园的和谐快乐，成为东西方文明取之不竭的清澈源泉，也奠定了东西方学术共同遵循的自由精神与宽容平和。相比之下，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人“重兵护驾”、光怪陆离的反常面画，可谓古今罕见、绝无仅有。虽然也可标新领异、吸引眼球，但却与东西方文化传统都大相径庭。如果春秋百家和古希腊哲人们复生于今日，看到天下竟有如此“威猛”的学者，不知该如何目瞪口呆？性情中人的孔子老先生，没准还会大吼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众多学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误读《论语》，签售时有读者高举“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表达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于丹教授的误读孔子，不仅仅是马千里等学者早已指出“一分钟一个错”的学术硬伤；更是对孔子、庄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误读，在有意无意中“矮化”着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装保护”的学者签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学术，以拒绝大众的话语霸势、热浪滚滚的炒作传播、追名逐利的狂热表现，挑战着大众对文化市场的公信度和忍耐力。众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超越底线、弱化良知，这究竟是个别学者的错位？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四．“武力签售”世人嗔目，北京“首善之区”形象是否受损？

更值得忧思的是，这组令世人嗔目结舌的“武装保护”签售画面，竟然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作为中国首都和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首善之区的北京，难道治安当真糟糕到如此地步，连学者售书都要保安挥臂、钢盔掩护了？无论主办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虑，但这幕“武力签售”在当下的惊爆上演，却只能令国人乃至全世界，对刚刚成功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在传媒资讯无比发达的今天，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学术明星”演绎的“武力签售”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已不仅令中国学术蒙尘，更将使名城北京蒙羞。身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隐隐感到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害。

行文至此，“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的客观效果已经毋庸多言。那么，为何前文提出请两位“明星学者”思考是否应下课的想法？这里，我所说的“下课”，是请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众讲坛，在普通大众和大众传媒面前“下课”。这种想法，引发于阎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三重标准。

10月9日，阎崇年先生针对记者采访，首次对掌掴事件做出回应，否认此次“签售被打”缘起学术之争。对有资格与他进行学术论争的对象，阎崇年先生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应该说，这三条杠画得相当高，不仅普通大众根本无缘，而且连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者、学子，也不在阎先生的视野之列。这段回应，其实是对大众文化资质的否定，对公众渴求真知、渴望对话的拒绝。

既然拒绝与大众平等对话，把人民大众毫不客气地划在了学术论证的圈子之外，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学者，似乎就应回到符合阎先生三条标准的学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领大众话语平台。况且，与其这样战战兢兢，依赖钢盔保安来隔离大众，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众鞠个躬，坦然宣布下课。而后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真诚的学术见解和朴素的处世原则，重新赢得公众的谅解与尊重。

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为了保持公民社会的和谐稳定，“重兵护驾”的图书签售理应“叫停”；而拒绝大众的明星学者们，似乎也应及时“下课”。

按语：近日沉浸在抗震救灾诗歌的热血潮涌中，对2008高考悄然未觉。直到接朋友电话询问，才找来《北京晚报》刊登的高考作文题细看。惊诧之余，不免为今年的北京考生们捏把汗。如此故弄玄虚的考题，不知2008北京高考作文将如何评分？在决定无数考生前途命运的竞技场上，这样的考题带给我们的，已不仅仅是失望，更有一种担忧和焦虑。

2008年北京高考作文题：

在课堂上，老师拿了一个玻璃杯，里面放了一个大石头，差不多和杯子一样大，老师问大家：杯子满了吗？一个学生回答：没满，还可以放沙子。待学生放完沙子，老师又问：满了吗？全班同学回答满了，有一个男孩却回答没有满，还可以放水。老师笑了，接着把沙子和石头倒出来，杯子是空的。这回老师是往杯子里放沙子和水，然后问大家，杯子满了吗？如果要放石头进去，该怎么放？男孩就把杯子里的沙子和水倒出来，先把石头放进去。

　　老师让学生们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各抒己见：

　　观点一“看起来到了极限，其实还有很大空间”

　　观点二，做事要有一定的顺序，应该先放沙子

　　观点三，对，分量重的事应该先做，比如大的石块应该先放进去

　　观点四，不一定吧，先放沙子和水也未必不可……

学生根据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除诗歌外体裁不限。

这个材料题，初看不知所云。一系列没有规律和秩序的填充，究竟要将考生的思维引向何处？我以为，这个作文题有三点明显缺憾：

一．逻辑模糊混乱，既缺乏严密性，也缺乏科学性。

在题目中，“满”作为材料的题眼，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并未给出界定的条件。试问：“满”的含义是什么？是在杯子中装入最多质量的物体还是最大体积的物质？“满”的对象既然是杯子，那么杯子的形状能不能改变？或者，如果在杯子底部打一个洞，结局会怎么样？这些情况材料中都没有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杯子可以装满。但同时也可以说，杯子永远都装不满。再者，如果我们把杯子彻底打碎呢？那么按佛教说法，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装入杯子，而仍然不会“满”。关键是，对上述可能产生的思维走向，考题都没有明确限定。没有前提，也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逻辑规律。那么，面对如此模糊题目，学生的思维究竟是自由了？还是更遭束缚了呢？考生们“扣题”、“跑题”的标准又当如何评断呢？有报道称此题为“蹩脚的脑筋急转弯”，读罢全题，此言不虚。

二．更值得忧虑的是，此题不仅很难激发学生心智，反而会引出故作深奥、不知所云的玄虚文风。

首先，材料缺乏新颖度。不少考生表示在作文网站看过类似题目，一些老师也认为“给出的材料并不新颖”。河北一位教师甚至贴出了押中类似作文考题的试卷。押题如押宝，材料似曾相识，高考评分最起码的公平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再者，就算不考虑考生们是否看过类似考题，学生们要想写好这篇作文也颇为艰难。面对叙述混乱的材料，很多成年人都如堕五里雾中。我个人感觉，读题后思维冲击力无从激活，更谈不上激情爆发；而考生们在限定时间内，更难免一头雾水。但既然是高考作文题，考生们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其结果，无非是采用“扯”的战术。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借题发挥“扯”到海阔天空；而程度差的学生，则无从下笔或者“胡扯一通”。关键是，阅卷的评分标准是什么？考生要想得高分，究竟要“扯”得更远，还是“扯”得更近？要扯得更“玄”，还是扯得更“稳”？难怪有媒体称：“学生们不怕难题”，但“此作文纯属找茬类型。”

力挺该题的北京教师说，此题是新课改的成果。我没有看过北京课改后的语文教材，但这个说法，却让人很难接受。如果新教改的成果还如此资源匮乏，如此缺少新颖度，甚至“克隆”作文网站上的题目，难道还不令人担忧吗？

第三，“高考作文不成文规定”回避社会热点，让人不敢苟同。

据一位北京特级教师介绍：“高考从来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高考作文从来不跟社会的热点。”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知始于何时何地，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其原则是择优录取。这里的所谓“优”，绝不应是空谈务虚和押题押宝的优胜者，而是对考生才智、学识、境界、情怀的综合考核。历史上的科举，虽然屡受褒贬，但仍能以选才用才为方略，用感时忧国的题目激发考生潜能；考场中选拔出的，是一个个匡扶社稷、吞吐大荒的杰出人才。

南宋宝祐四年，一场科举开始了。试题要士子们为遭受外患的大宋出谋划策，化解危机。这道考题选拔出了一位名至实归、光耀千古的状元，他就是文天祥。从“辛苦遭逢起一经”的青年学子，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宋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的考试都如此圆满。今天，他的道德情操和坚韧骨骼仍影响深远，东南亚甚至有“学习文天祥，振兴新加坡”的口号。我不想引用那个长达500多字的考题，但实践证明，这道切入“时事热点”的题目，确实出得漂亮，出得高明，考出了学生的国家情怀、道德境界和社会实践力。文天祥用他的热血生命，写出了一份无愧状元的标准考卷。

即使到科举制度走向没落的晚清，感时入世仍然是考察人才的重要标准。1895年的状元骆成骧，殿试名次原列为第三名，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适逢甲午大败之后，刚刚经历公车上书的光绪皇帝大为感动，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至第一名状元。

中国学术最优秀的传统，就是“经世致用”。难道今天的高考人才战略，还比不上封建时代的皇帝吗？

其实，相比北京考题，今年的全国各地高考作文题颇多精彩之处。其中六个省份的大作文命题直指四川大地震，全国高考一卷的题目尤其可圈可点。上海的“他们”，更赋予考生观察社会、关注他人、体现人文关怀的广阔思维空间，这样的考题，很容易调动考生真实的震撼和纯洁的感情，以激情、感动和思考，支撑写作。

抚今追昔，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留给我们太多的焦虑。期待正在进行的高考阅卷，能够尽量标准清晰、评分务实，给予考生最大的公平。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的7.8级强烈地震，使我们又一次亲历了民族的灾难与顽强。24小时过去了，国家在救援，政府在行动，社会在呼唤，海内外华人在殷殷瞩望。天灾考验着每个中国人的意志和良知。面对灾难，我们是选择惊慌无奈、怨天尤人，还是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看到震区受灾的惨烈状况，看到无数热血沸腾的救援长流，看到温总理在灾区的劳碌身影，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身为作家，我们不仅有眼泪，有祈祷，有焦灼和无奈，更有真诚的心和手中的笔。我们不能冷眼旁观，而要切实行动起来，用手中的笔记录同胞的灾难，记录生命的痛感和民族的伟大。

有两则网上的博文，使我深深感动：昨天深夜，地震后的成灌高速公路上，几百位出租车司机拉着应急灯，奔赴都江堰灾区，“这些平时为了一公里，一块钱与你斤斤计较的人们“，此刻却用无私无畏书写了一首最美的诗；而昨天在成都街头，无数自动牵起手的妇女，则用温暖的体温抗拒突然降临的灾难，保护街头分娩的产妇，拥抱着一个小生命的灿烂到来……

在死亡面前，生命如此博大，如此高贵。这就是值得骄傲的中国人：平日里的芸芸众生，素朴无华如大地般厚实，在天灾面前却能挺身而出，多难兴邦。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兄弟姐妹——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平民英雄。用笔为这些英雄立传，将是怎样的幸福与自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就在灾难中催生，当远古时代遭遇“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柱折，地维绝”的毁灭性灾难时，我们的祖先没有惊慌失措、迁徙逃避，而是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疏导天下江河归于大海、奠定了九州华夏的沃野田畴。大禹治水和女娲补天，从此成为中国人最神圣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平时有着山一样的静默安详，仿佛沉默不语；但在灾难袭来时，却能爆发出亮彻宇宙的光芒。

此时此刻，灾难还在肆虐，疼痛还在继续。无数走向抢险前线的人们，无数等待救援的勃勃生命，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痛觉神经。13亿次鲜红的心跳合成一个强悍的声音：同抗天灾，祈祷幸福。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动人的呼唤，那些泉涌般的博大关爱，那些磐石般的永恒真诚，正等待着我们去书写。今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全世界都迫切等待着中国的声音。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应该发出民族的呐喊，用手中的笔，表达民族的信念和尊严。今天，许多朋友已经行动起来，用笔写下民族抗灾的华章。虽然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作家的声音是个体而微弱的；但我们众志成城，却坚不可摧。

在此，我想向所有热爱生命、关爱同胞的作家朋友们倡议：在这个民族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作家和诗人，都拿起自己的笔，为灾区的同胞，为所有抗灾的勇士，至少写下一首诗，一篇文章，一段思绪，用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深入读懂我们这个民族——读她在灾难中的坚刚，读她在痛苦中的顽强，读她在悲痛中的激情和热力。我们心血凝成的文字，将不是游戏人生的消费文学，不是娱乐时代的“浅阅读”，而是对民族的深度解读，是以笔为尺、丈量出民族在苦难中的精神高度。此刻，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在一个民族遭遇灾难的时候，她的诗人和作家，是和母亲站在一起，感同身受，风雨同舟。

灾难中，让我们拿起笔，记录民族的疼痛和坚强，祈祷幸福，感动上苍！

台湾归属，百年前两岸民众早有公投

阎延文按语：从1995年创作《台湾三部曲》，我对苍蓝大海中的台湾宝岛越来越多牵挂。当所谓入联公投只剩几十小时，身为作家只能以心香一瓣，为台湾的朋友和读者们祝祷。最近几天就台湾入联公投问题，不断有朋友问我的看法。我认为，台湾归属，两岸民众在百年前早有公投。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台湾举子垂泪请命，哭诉“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湾百姓呼天抢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引发了大陆十八省举子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前奏；台湾是中国领土，两岸民众早有公意。这是百年前用浓重血色书写的台湾归属，是两岸民众用泪水、热血和生命，投下的最真实、最诚挚、最神圣的民意票。清末杰出诗人谭嗣同和丘逢甲，用诗歌把百年前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今天读来，仍发出震天动地的浩然之声。

谭嗣同与丘逢甲：两岸同声痛哭台湾

2004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饱含深情地吟颂出一首清末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篇: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是台湾义军总首领，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台湾籍参议员。甲午战争后，台湾被迫割让日本，东宁才子丘逢甲三次剌血上书，表示“台湾士民，义不服倭”，在台湾割让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失败后，丘逢甲写下了这首充满忧国情怀的诗篇《春愁》。事隔100多年，温总理让我们重温了这首思念台湾的爱国绝唱，掷地有声地表达了13亿炎黄子孙的心声。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胞血脉相连，一条海峡不能把我们的骨肉隔断……”

值得注意的是，与丘逢甲的这首《春愁》几乎同时，“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在1895年台湾割让时，也曾在隔海相望的大陆，写下了一首极其相似的诗篇——《有感一章》: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仓暝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谭嗣同和丘逢甲的这两首诗，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诗歌中的孪生兄弟，是海峡两岸同声相应、痛哭台湾的千古绝唱。台湾同胞是“春愁难遣强看山”，大陆民众则是“世间无物抵春愁”，台湾同胞是 “四百万人同一哭”，大陆民众则是“四万万人齐下泪”，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骨肉亲情！

1895年，谭嗣同闻听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向苍茫大地，痛哭失声，哭得悲天怆地，哭得天地变色。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说：“经此（割台）创巨痛深，乃摒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为什么割让台湾使谭嗣同感到“创巨痛深”，甚至摒弃一切，舍身变法呢？我们要从他的二哥谭嗣襄和台湾的关系说起。

谭嗣同的兄长谭嗣襄：殉职台湾，鞠躬尽瘁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曾任湖北巡抚。他们的母亲徐夫人生了五个子女，两女三男，谭嗣襄行二，字泗生。谭嗣同排行最小，字复生。兄弟二人都是才高八斗，但一个沉稳精细，一个跳脱爽快。

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唐景崧任台湾布政使，广招天下人才，尤其是精通洋务的新型人才。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秋，经唐景崧引荐，谭嗣同的二哥谭嗣襄赴台湾任职。刘铭传委任谭嗣襄为台南凤山县盐务，不仅负责征收盐税，还要规划土地，治理河道，疏理水路交通，防旱治涝……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土地局，交通局，防涝抗旱指挥部。凤山在哪里呢？凤山在台南高雄附近，今天的高雄港，就是当时凤山的打狗港。

刘铭传怎么赏识谭嗣襄的呢？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曾任台湾署理巡抚的唐景崧。唐景崧和谭家是亲戚。谭府的二小姐谭嗣淑，嫁给了唐景崧的弟弟唐景葑。后来北京流行瘟疫，嗣淑小姐不幸染病，谭府徐夫人和大公子过府探视，不料竟遭传染。三日之内，谭府一门五丧，只剩下嗣襄和嗣同二兄弟。自从母亲去世，他们的父亲又娶了继母，对兄弟二人很少过问，兄弟相依为命。1888年，谭嗣襄赴台湾效力，这次分手，兄弟俩天各一方。

传说，兄弟俩分手前，曾经有一个道士算卦，得了一卦‘牛衣对泣’。道士告诫，千万不要远行，否则凶多吉少。但谭嗣同不信命数，他作了一首诗为兄长送行。誓言不仅不怕牛衣对泣，而且还要马革裹尸，为国效命。

茫茫天地欲何之，怅望西风泪有丝。

悲愤情深貂拌肉，功名心折豹留皮。

一朝马革孤还日，绝胜牛衣对泣时。

各有桑蓬千里志，不劳辛苦寄相思。

当时，兄弟二人都没有想到：这平生的第一次分手，也将是最后一次。江边之别，竟成了谭氏兄弟的永别。

谭嗣襄到凤山任职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山地部落和汉民杂居的地方，瘴气弥漫，水旱灾情不断，罡风苦雨，艰苦异常。而谭嗣襄，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人。他不辞劳苦，为台湾百姓的福祉四处奔波。第二年，就积劳成疾，在台湾仅仅任职一年，就客死在台湾。据谭嗣同记载，当哥哥去世时，任命他为台湾盐运使的诏书，刚好由北京发到台湾。可以说，谭嗣襄为开发台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台湾也是谭嗣襄唯一实现了抱负的地方。

谭嗣同：割台湾如割手足，热血变法

这一年六月，谭嗣同正在北京浏阳会馆准备参加科举会试，听到二哥死去的噩耗，悲痛欲绝，决定不参加八月的“恩科考试”，急切前往上海，将谭嗣襄的灵柩运回老家，葬于浏阳东乡关口的冷水井。可以想象，这一次扶棺回乡，谭嗣同的心痛到了极处。现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关心自己、呵护自己的亲人死去了，死在山水壮丽的台湾。从此，台湾成为他心灵的第二个故乡。

故乡是什么呢？古人谈到故乡时，常常提到四个字：田园庐墓。哥哥在台湾死去，那么台湾对谭嗣同而言，也就有了精神故乡的意味。谭嗣同把这种感情藏了起来，把台湾祭祀在内心最神圣的地方。但是几年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台湾竟然被割让给日本。

兄长谭嗣襄为之献身的台湾，却被生生地割去了！这就仿佛割去了谭嗣同心中的血肉，使得他鲜血淋漓。因此，谭嗣同的痛楚，不亚于失去家园的台湾人。这伤痛使他痛入心肺，痛不欲生，痛得无法忍受时，继而痛定思痛，豁然清醒了。甲午之战，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失败在于制度，要想光复台湾，富国强兵，只有变法！就是在最疼痛的那一刻，变法图强，以血醒民的想法，在他心中已经形成。三年后，在菜市口为戊戌变法而流血，成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只是谭嗣同对自己梦想的兑现。因此，他才感觉自己是死得其所，在刑场写下这样几句话：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里的“快哉”，不是希望死得更快。事实上，谭嗣同死得缓慢而痛苦。当时清朝规定，杀百姓用快刀，杀官员用钝刀，官越大刀越钝。钝刀砍头是非常痛苦的，谭嗣同在六君子中第五位行刑，眼看着这种残酷的刑法，却泰然自若，挥笔写下快哉快哉！这里的快，是以血醒民的快，是快感、快乐、甚至是仰天大笑的快活。“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正是一种感情得到释放，死得其所的快慰。

谭嗣同是近代的杰出人物，因为他的哭、他的笑，都能成为震撼天地的大哭和大笑。闻听台湾割让给日本，他痛哭失声。此时的谭嗣同已经不仅是哭兄长，而是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哭台湾，哭割裂手足的痛苦，哭国家主权的沦丧。这种家国之悲，的确是无法抵消的。所以他在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仓暝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而他的笑，则宣告了四千年中国王朝历史的灭亡，和一种新理念、新时代的开始。他能把自己的小悲小喜，变成千万人的大悲痛和大欢喜，因而显得可钦、可敬、可爱。

百年之后，人们如何理解谭嗣同？直到今天还是历史学界的争论焦点，甚至有人说他是激进派，是为政治流血的狂人。如果我们品读谭嗣同和二哥谭嗣襄的命运，就会发现：谭嗣同是一个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台湾是他形成理想的心灵之地。只有骨肉亲情的力量，才能爆发如此纯粹的感情。

今天重读这两首诗，仍然让人热血如潮，不能自已。历史无法遗忘。台湾归属，百年前的两岸民众早已做出了神圣公投。

女作家阎延文：艳照门暴现网络之痛

阎延文按语：《色戒》在公众拒绝声中刚刚谢幕，香港艺人不雅艳照又在互联网上肆虐近一个月，其波涛汹涌泛滥成灾之势，令不少媒体惊呼为2008年娱乐界的“雪灾”、“地震”。在最初的愤怒、惊愕之后，网友们纷纷发出倡议，抵制传播下载艳照，不少网站和论坛也群起响应。客观上说，艳照门的开启，暴现了网络世界的强烈阵痛。如何化解数字网络时代的这种疼痛，永远关闭色情泛滥的黑暗之门？这不能不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加以反思。

一．道德反思：请宽容艳照门女星，但不应宽容陈冠希

1. 期待社会宽容艳照门女星：

“艳照门”风波，确实破碎了不少粉丝对偶像玉女的神圣感，暴露出娱乐界的某些生活不谨。但和《色戒》等色情大片不同，这些照片毕竟是女星们的隐私生活照，而非商业色情照。艳照泛滥起源于网络匿名传播者，而非明星的主动行为，更没有在公众场合、院线影屏上公然放映。如果说艳照涉及道德，也只是艺人的私德。时至今日，艳照门没有暴露出明显的商业利益。涉照女星们不但没有“一脱成名”、“一夜走红”，反而形象受损，战战兢兢，甚至不断爆出婚变、情变传闻，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最近报道更表明，艳照门风波冲击到众多明星的身价收益，很多网友呼吁抵制艳照门明星的代言产品，一些品牌拒绝艳照女星；有的剧组也通知女星不再补片。

作为女星，她们首先是女人，是女儿、情人、妻子和母亲。社会舆论已如洪水滔天，如果情人、丈夫、家属再不能见谅，将心比心，情何以堪？特别是看到张柏芝怀抱宝宝的照片，我不禁想：二十年后，如果这个孩子知道了艳照门的一切，知道了今天有那么多人曾传播、玩味、复制了母亲的艳照，他会对这一切抱有怎样的态度？是愤怒、失望还是仇恨？我以为，传播复制艳照的人，不仅要认真考虑法律问题，也要扪心自问：如何面对这双孩子的无辜而清澈的眼睛？

如果从最初的愤怒冷静下来，希望社会舆论能宽容艳照门女星。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要像鲁迅先生所写，在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才知道她的死因是“人言可畏”。

2. 女性的道德自律和自我保护:

如果换位思考，艳照门事件也确实暴露出女星作为公众人物，在生活中至少不够审慎，缺乏道德自律和自我保护意识。虽然已到21世纪，但东方社会对男女两性的贞操标准，仍然是不同的。尽管和多位女星有染，但很少有人指责身为男子的陈冠希失去贞操；而对艳照女星，情况就不一样了。不雅照的泄露，不仅使她们作为影像世界纯洁玉女的形象破碎，也使女性贞操、婚外恋情等种种社会话题再次骤热。充其量，女星只是社会代表人物；其实，今天的几乎所有女性，都需要从艳照门的这重门，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道德定位。艳照门告诉我们：男女在两性情感上，并非完全平等；在过于现实的环境下，男女之间游戏风尘的浪漫放纵，更多的伤害属于女性。

3. 陈冠希要担当责任：

看到网上有的帖子说，“很陈很冠希” ，已经与“很黄很暴力”对应起来，媒体报道，有中学生甚至脱口说出“陈冠希是流氓”……本来对陈冠希并无太多关注的人们，几乎一夜之间就被这个名字搅得家喻户晓、目瞪口呆。

作为艳照的制造者，陈冠希把一场不该发生的危险游戏，玩到了失控的状态。如今对众多女星的伤害已经构成，对社会伦理的冲击更不待言。然而时至今日，陈冠希不仅没有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反而回避海外，行踪不明，连最全能的新闻媒体也难追踪影。因此，不少香港文艺界前辈，已经对陈冠希提出期待。著名演员汪明荃日前谈到，最希望陈冠希站出来，因为事件影响很大，敢作敢为，要承担责任。吕良伟也认为，事件中的主角陈冠希需要站出来交代事件，他称：“身为男人要承担责任。”

应该说，良言在耳，这也是很多公众对艳照门主角陈冠希的期待。在东方社会，男子汉的标准向来是成熟、勇敢和自律，对弱者特别是女性有呵护的天职；而不是只会娱乐、背叛和游戏人生。一位年长的朋友发牢骚说：“陈冠希他们这些80后，太多娇惯宠坏的孩子，生理上是成人，而心理永远不成熟，出了事只知逃避推卸。”现在，已经有人把“80后”一代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了，认为这代人只知娱乐消费，而不知给予和承担。因此，陈冠希此刻的表现，不仅关系到自己的星运前途和公众信任，也是给一代人树立形象的机会。80后男孩，年长者现在已近三十而立，最小的也已超过18岁，无一例外地步入了成年人殿堂。艳照门事件，对陈冠希来说，也许是一个残酷的成年礼。告别自我，为别人分担痛苦和伤害，给社会认真负责的答复。在这个意义上，陈冠希不仅应该道歉，而且要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无论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还是精神赔偿的经济责任。跌倒了爬起来，给公众一个敢作敢当、光明磊落的男子汉形象，让“很陈很冠希”不再等于“很黄很暴力”，而是成为“知错必改、勇于担当”的代名词。

二．娱乐反思：八卦爆料，物极必反

长久以来，娱乐八卦常常以明星人物的“隐私”“绯闻”、“秘闻”“丑闻”吸引公众视线，出位、爆料、走光、大尺度……成为最常见的娱乐语汇。今天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几乎从呀呀学语起，就是伴随着八卦星闻长大的。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新鲜刺激早已不是天方夜谭。因此刚开始时，艳照门仍被不少人当作常规八卦，待艳照雪崩般传播后，才惊呼娱乐界的“雪灾”、“地震”。有媒体甚至认为，艳照门事件彻底丧失了娱乐界的公信度，是对娱乐界的一次重大打击。语虽过激，但也不失为一种观照角度。

单靠绯闻支撑的娱乐八卦，似乎也该冷静下来反思了。八卦爆料，物极必反。将娱乐单纯挂靠在“出位”、“出丑”、“绯闻”上，是否是最好的娱乐方式？今天的华语文化界，是否只能把色情八卦、出位丑闻作为支撑点击和收视的卖点？也许，娱乐传媒在艳照门之后，需要反思一下商业运作模式了。

艳照门风波终将过去，风雨过后，天空仍是彩虹。但艳照门开启的反思之门，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身为网络参与者，既不能对艳照事件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更不能当阿Q式的看客。毕竟，网络链接着今天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

2007岁末文化评论之二：

女作家阎延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曾三次撰文批评《色戒》、引起广泛关注的女作家阎延文，最近应网友要求，对“色戒”现象及相关文化问题进行了梳理。阎延文表示：时至今日，《色戒》已尘埃落定。在中国大众两个月来，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义声音之后；在《色戒》美国金球奖落选，又连续被美国媒体《USAToday》和美国女性影评人协会，评为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和“十大耻辱片”之后；特别是在国家广电部门出重拳，清扫了《色戒》网络色情片段之后，《色戒》掀起的欲望之火和情色汹涌，已在中国大众和世界范围内，遭到了鲜明的拒绝。然而，《色戒》评论中表现出的多声部对话和某些价值迷乱，却更值得我们深思。透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众生态，我们更能感受到建设中国和谐文化的艰巨与责任。

最近各大网站和报刊，都在盘点2007年度文化热点，在各种“十大文化热点”、“十大文化争议人物”、“十大文化‘有才’”等榜单中，几乎都涉及到如下三个事件：1.作家铁凝写错别字，2.于丹是否误读《论语》、《庄子》，3.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协。阎延文认为，综合来看，这三个文化热点，都是某种文化泡沫和文化出位的暴现，体现出中国文化健康生态中的某些误区。

一．2007年度文化热点——文化霸气、文化泡沫与文化出位：

李安导演不久前对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说： “拍电影，想法要够疯狂，运气要够好”，要敢于“探底”。阎延文认为，电影《色戒》及其上映前后的火爆造势，就是这样一次想法最“疯狂”、最敢于“探底”的出位表演。诚如李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大家说起抗日都慷慨激昂”，而《色戒》就要表现抗日团体的阴暗丑陋；大家都痛恨汉奸，《色戒》就要宣扬“汉奸的人性化”；大家都崇敬抗日英雄，《色戒》就要把抗日女志士丑化成因强奸快感、出卖民族大义的小女人……《色戒》就是用如此疯狂的价值“出位”，用明显的历史观错位和色情爆料，制造新闻热炒卖点。因此，《色戒》才引发了中国大众的强烈批评和世界范围的拒绝；但同时，《色戒》也确实获得了6800万网页的海量宣传，使这部艺术冗杂的电影，获得了相当数额的票房。

阎延文认为：以“出错”“出位”，制造反面热点吸引眼球，《色戒》并非独家。翻看2007年度“十大文化热点”榜单，就可以看出，上榜率最高的上述三个事件，其本身都不具有高深的文化含量和精神价值，而都以文化人的“出错”、“出位”为卖点，热炒爆料为新闻噱头。因此，甚至有网友提问：“2007文化热点，为何尽是文化丑闻”？

1．文化霸气：作协主席写错字

2007年9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给《美文》杂志题词时，将风华正茂的“茂”字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成为一个明显的错别字。按说，《美文》杂志作为纯文学刊物，编辑水平毋庸置疑。这种“小学二年级水平的错字”，应该在三审、校对过程中很容易纠正。再者说，就算确实没有发现，刊物出现了错字，只要发出启示更正并向读者致歉，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写错字出硬伤，反倒被炒成新闻卖点了呢？主要是身为《美文》主编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争辩：“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不能算错别字”，“铁主席这样写，我们要尊重铁主席”。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错别字并不是大事。但是，在作家贾平凹的这一番解释下，作协主席铁凝写错字算不算错？这个本来不该成为新闻的事件，就被“出位”爆料，轰轰烈烈地热炒起来，不仅成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之一，甚至还有媒体将其与“华南虎”事件相提并论。岁末反思，人们不禁要问：写错字，为什么要炒新闻？作协主席写错字，为什么就不能算错？

“错字门”所以被有些媒体与“华南虎”事件并列，因二者都以“出错”制造新闻效应，构成对文化诚信的冲击。但“华南虎”假照的制造者周正龙，只是个普通农民，无论怎样强硬也还可以批评；而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不能批评的。正如《香港文汇报》所言：“作协主席铁凝……明明写错了字，居然还是会有这么些人出来辩护，说没有错，还要用其它理论来教育老百姓……”可以说，“错字门”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霸气。对于某些文化权力人物而言，似乎就是要树立一种权威：在文学的话语权力上，大众和精英是不对等的。就像批评《色戒》的人们，都被某些评论者斥为“不懂人性，不懂艺术，看不懂电影”一样。错了还是没错？关键要看出错的人是谁。世界级大师李安不会有错，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会有错；即使错了，大众也不能说错。

果真如此，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如何保证？中国文学的和谐与诚信，又该如何缔造？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文化命题。

2．文化泡沫：于丹是否误读了《论语》、《庄子》？

2007年的十大文化热点中，于丹是否误读庄子和孔子，是大多数榜单的内容。岁尾年初，由28位专业书评人选出的“2007十大烂书榜”，于丹的《庄子心得》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令很多喜爱“百家讲坛”的人们，感到几许失落。曾几何时，“百家讲坛”作为电视节目爆亮于央视，以大众视角和人文关怀，把《红楼梦》、明清历史等文化经典和专业知识，透过电视传媒与大众分享，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功不可没。于丹用轻松的语言传达现代人对经典的解读，本身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方式。但是，对《论语》、《庄子》这样的中国文化瑰宝，解读的准确性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最首要的。于丹讲稿出版后，不少对《论语》、《庄子》研究精深的专家，指出了其中的多处解读错误；还有学者从训诂学角度，将错误一一列出，以便修正。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错误不仅没有被改正，反而成了新闻爆炒的噱头。一时间，出了错的于丹教授成了“学术超女”、娱乐明星，新闻爆料铺天盖地，甚至有媒体把“苏丹红”改成了“于丹红”。

经典解读错了，为何反而爆红？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不禁使人想起股市上的泡沫。理智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虚火过盛的股市泡沫是最危险的，弄不好会导致全面崩盘；只有不断挤出泡沫，股市才能发展。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只有挤出以“错”爆料的文化泡沫，还文化经典以本来面目，给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最准确真实的文化解读，才能真正传播传统文化，而不是谬读与误传。

3．文化出位：因抄袭被告的80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

2007年的另一个文化热点，是因抄袭败诉又拒不道歉的80后作家郭敬明，被中国作协批准入会，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近年来，80后作家以旺盛的创作力，活跃的写作态势崛起文坛，很多作协会员都认为，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是理所当然的事。阎延文谈到：这次加入中国作协的80后作家只有10人左右；其实，只以我比较熟悉的诗歌而论，80后诗人作家有实力入会的就远不止10个。问题在于：那么多优秀的80后青年作家，为什么单单要选一个因抄袭被告的作家？没有抄袭的80后作家，为何不能入会？郭敬明在未抄袭前已有不少作品，那时他为何不能入会？难怪有评论者认为：让抄袭者入会，是作协反其道而行之、吸引大众眼球的做法。也有网站以PK的方式设专题讨论：“抄袭者入会，中国作协和郭敬明谁是赢家？”

阎延文表示：我个人认为，双方都不是赢家。首先，郭敬明不是赢家，在此争论中，一个已尘埃落定的抄袭事件被再次放大，在不少人心目中，郭敬明和抄袭者画上了等号。本来可以通过道歉或其他方式消除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公众事件，难怪郭敬明的粉丝为其鸣不平。其二，80后作家整体不是赢家。与70后作家被“美女写作”和“下半身写作”遮蔽一样，通过这样一个公众事件，80后作家会不会被“抄袭”所遮蔽？现在已经有人把“80后”作家，与美国文学中“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了。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也是值得警惕的命运。其三.中国作协更不是赢家。有评论者认为:作为国家级的作家团体，中国作协对抄袭者的认可，将影响中国文学的诚信问题；有网友的表达更为偏激：“如此一来，作协岂不可更名为‘剽协’”？

电影《色戒》的商业运作表明，在大众传媒时代，越是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引人愤怒，越容易成为文化“出位”的新闻噱头。如果从这个视角看郭敬明入会事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们，心中会更增几分惆怅。的确，“出位”的文化噱头容易炒热；但热点过后，毁坏的是中国文学的国家形象。

二．价值迷乱：“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阎延文表示，2007年其实是中国影视相当辉煌的一年，《亮剑》、《太行山上》、《恰同学少年》等影视巨作的获奖，把中国人的亮剑精神，中国青年的强国精神以及太行山脉般不屈的民族精神，爆发为朴素而壮丽的美，震撼了不同年龄的观众。近期上映的贺岁大片《集结号》，也以平民英雄的牺牲震撼人心，取得了观众和专业领域的双重喝彩，获得了票房和艺术的双赢。因此，《色戒》并不能代表2007年的华语影视成就；特别在中国大众的集体拒绝之下，更不能撼动中国文化的尊严。但是，在《色戒》讨论过程中，发自多种立场、多种价值观念的文化对话，却使我们透过“色戒”本身，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到中国文化的个别价值迷乱现象，听到某些不和谐的文化颤音。

1.历史是非的迷乱：

一篇支持《色戒》的博文说：“在这里，普遍的人性超越了阶级仇恨和民族大义：汉奸也是人！……战争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才在银幕上把‘鬼’真正还原成了人。”在另一篇题名为《李安：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的文章中，作者说得更透彻：“电影开启了一道……历史的大门，让观众跟着梁朝伟的背影，去寻找那些被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所隐瞒和简单化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历史，也就是“不能以‘汉奸’的简单标签，就一笔抹煞这个有5年历史的政权”。李安曾多次表述，要通过《色戒》“抢救历史”；而电影抢救出来的竟是汪伪政府的叛国史！这就是电影《色戒》“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应该说，现在还坚持把《色戒》看作艺术片、爱情片的人们，其实是没有读懂李安，没有读懂影片“改写历史”的欲望话语；因此，文章才称李安为“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

但是，就颠覆历史而言，《色戒》并非始作俑者。文学界很早就有“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说法。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历史，似乎只有重新改写，把英雄、崇高、民族、牺牲等字眼全部删除，全部格式化，才有新意。甚至有人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提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又搞‘文革’啊？”于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被丑化，“鸦片战争”成了悬疑；太平天国成了“发匪”、“匪类”，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则被刻意美化，不但不是卖国贼，还成了忍辱负重的大清栋梁！五四新文化奠基者鲁迅被反复妖魔化，民族革命史上的爱国者一个个成了“爱国贼”……如今，《色戒》更“抢救”了汪伪政府的历史，将历史迷乱推到了极限。应该说，李安导演以电影《色戒》，进行了对民族历史最大尺度的解构。

2．道德底线的迷乱：性爱解构国家形象

有网友评论说：《色戒》的色情暴露，“无非要挑战中国人对性的接受能力和底线!”这也正是美国电影界将其评为“十大耻辱片”的原因。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阴道说’和‘工具说’，成为《色戒》解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类价值理念。

这种以个人高于国家、以性爱解构国家形象的文本表达，在当代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天空中是“一个巨大的女人生殖器，桔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银白色飞机在里面飞翔……”这个覆盖天空的女性生殖器，成为小说的象征性画面。在这里，女性器官已经不仅高于国家，而且高于天空、高于宇宙，霸气十足地布满整个天空，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匪夷所思的性描写。”在这种象征下，《无雨之城》的男主人公市长普运哲和女主人公陶又佳，构成一对“贪官＋二奶”的强势组合，进行着政治和性的赤裸裸交换。如果说，电影《色戒》的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那么，小说《无雨之城》的核心则是：“自古以来，有几个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而二者的不同在于：《色戒》女主角王佳芝在色情破戒之后，丧失了生命；而《无雨之城》的女主角却通过性交易，成为当代社会的成功女性。

三．如何树立文学艺术品的国家形象：

1. 作家、艺术家：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色戒》的色情污染和扭曲历史并不是唯一的。阎延文谈到，90年代中期以来，“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一度泛滥，赤裸裸的性描写成为一些作品、甚至纯文学作品的“佐料”。因此，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这类文学时，才断言“不是文学，是垃圾”。阎延文呼吁：在广电部门已对《色戒》等网络色情片段予以清除的情况下，如何制止文学作品中的情色汹涌，如何清扫当代文学中的色情垃圾，更是当务之急。

《色戒》只是一部电影，但《色戒》背后表现的价值迷乱却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们的作家、电影艺术家都躲避崇高，表现性欲＋暴力，扭曲民族历史和中国形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在文艺中得到体现？我们应如何杜绝中国影坛文坛情色汹涌？如何在作品中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文艺家和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2. 大众媒体：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

《色戒》上映前后，大众媒体爆炸式的宣传，几乎都是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然而，大众对《色戒》的批评，却缺乏媒体平台，公众的话语权力被剥夺。两个多月来，中国的文化大众们，像谷子地等九连战士坚守阵地一样，为维护中国文化底线艰苦卓绝，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直之声。但是，这些艺术说理的文艺批评，却大多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表达空间与发表平台。阎延文表示，今天的大众媒体，是中国公众的文化场所。某些媒体站在《色戒》一部电影的立场上，拒绝中国大众的声音，是否尊重了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是否实践了媒体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宗旨？

在《色戒》谢幕之后，大众媒体应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倾听大众声音、为大众提供创作、交流和评价的文化平台，创建公平和谐的文化环境？这也许是大众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3. 大众肩负的文化职责: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

阎延文表示：《色戒》上映以来，近两个月的文化坚守，众多诗人、作家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网友们，以自己的智慧良知，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以民族正义和道德底线，对《色戒》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汉奸，坚决地说“不”！在这些绚烂而朴素的文字中，蕴藏着中国文化博大鲜活的力量。

马丁·路德曾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在于其公民的文明素养，在于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文明进步和道德升华，既是政府的责任，是媒体的责任，更是社会大众的“集体性责任”。

阎延文祝愿，2008新春已经开始：《色戒》之后，相信专业和非专业的朋友们，都会继续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和谐崛起，为中国人的形象和尊严，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

2007岁末文化评论之一：

《色戒》PK《集结号》：美化汉奸与寻找英雄

阎延文

毫无疑问，《色戒》已成为2007年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堪称年度“色情大片”之最。然而，在国人认为“性”最开放的美国，《色戒》这部色情大片却连遭惨败。先因“赤裸裸表现性”被定为NC-17级；继而被奥斯卡奖拒绝，申报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及纽约等影评人协会奖，都名落孙山；《纽约时报》影评人Manohla.Dargi更明确指出：“《色戒》用‘性’膨胀了张爱玲的原著”；进入12月，多家媒体报道：“《色戒》北美票房惨败，仅为亚洲十分之一”；2007年终盘点，美国网站选出的2007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色戒》赫然名列其中……可以说，不论票房、口碑还是获奖，《色戒》在美国都以惨淡收场。岁末反思，大陆传媒对《色戒》的一片称赞喝彩之声，与美国等西方社会对《色戒》的坚决说“不”，形成了鲜明对比。

《色戒》谢幕之际，另一部大片《集结号》横空出世，以战争和牺牲震撼贺岁片市场。下面，本文准备对两部影片的精神核心、人物塑造和历史观进行比较。

一.《色戒》PK《集结号》：女性器官高于国家与军人责任高于求生本能

《色戒》以“色情+金钱”，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这也是李安导演的理念。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抗日志士王佳芝被易先生强暴，竟有了阴道快感，竟然产生愉悦萌发爱情，最后竟然背叛了国家和责任。仿佛对女性而言，越是凌虐，越是快乐惬意。更值得注意的是，色戒之“色”，不是一般的黑社会无间道式情色，而是在民族抗日的历史大背景中。于是，《色戒》把中国抗日女志士塑造成下贱的性受虐狂，这不仅是从男性霸权视角，断定女人被强奸会产生快感；更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霸道地寓言中国人是欢呼凌辱的，越凌辱越有快感。因此，美国《纽约时报》才指出：“虽然这是一部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走狗和中国年轻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敏感题材电影，但中国人的反应依然非常火爆，这是由于中国中上层的欲望正喷涌而出。”应该说，色欲和金钱欲都属于人的本能欲望。王佳芝因阴道快感爱上汉奸,因一颗钻戒出卖爱国团体,实际是动物本能高于人性的理智和责任。

而《集结号》的主人公谷子地和九连战士们，则是平凡甚至卑微的英雄。影片前半部用出色的音效、逼真的战争场景，集中轰炸观众视线，把战争血肉模糊地推进到当代人面前。九连作为一个英雄群体，在惨烈的阻击战中，没有人撤退，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任何人动摇投降。虽然他们有最大的求生欲望，和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吕宽沟那念念不忘二亩半土地的“回家”心愿，王金存那温柔的层层家信，焦大鹏幻觉中的集结号……连最固执的连长谷子地，都承认：“头上飞子弹，裤裆里钻炮弹，谁不怕？”《集结号》的九连英雄们，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士兵，一群最平凡的常人，最高级别也只是连级干部。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莽撞、愚钝、懦弱……但他们却在血肉横飞的死亡面前，选择了坚守阵地的军人职责。正是这种军人的职责，正是这种人性高于动物性、高于求生本能的高贵绚烂之处，使他们从普通人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两部影片的不同：《色戒》强调动物性高于人性，女性器官高于国家；《集结号》则张扬人性高于动物性，军人责任高于求生本能。如果说，《色戒》是人性向下的滑落和投降，《集结号》则彰显了人性向上的飞升；如果说，《色戒》是地狱中阴暗的人性，《集结号》则表明每个平凡的灵魂，都可以升入天堂；如果说，《色戒》展现了人的欲望，自私和变态，是人性向动物性的妥协；那么，《集结号》则表现了人的信念、无私和责任，是人性对动物性的超越。

《色戒》想说明：所谓的满腔热血，所谓的爱国志士，所谓的人性高贵，在强大的色情欲望和动物本能面前，彻底失败了。而《集结号》告诉我们：卑微的小人物也能够因人性高贵而成为英雄，所有牺牲都不会湮没，所有牺牲都是不朽的。因此，在艺术色调上，《色戒》是阴暗灰色的冷色调，恰好对应李安所说人性的灰色地带；而《集结号》的色调是温暖的。虽然军人的灰色军装、坦克炮弹是冷色的，战争和死亡也是冰冷的，但战火中的兄弟情谊，牺牲者妻子对丈夫的坚贞爱情，以及幸存者谷子地对46个战友的承诺，却使影片显得温暖多情。

二．《色戒》PK《集结号》：亵渎英雄与寻找英雄

《色戒》不仅把抗日女志士王佳芝丑化为性受虐狂，能为一颗钻戒出卖锄奸计划、出卖爱国团体的女人，而且还丑化了一群爱国者。在这个抗日团体中，每个人都心态阴暗面目可憎，成了李安导演下的一个个所谓“爱国贼”：团体负责人老吴，在指令王佳芝承担色诱的危险任务时，冷酷地烧掉了她的家信，完全把她当成色情工具；旷裕民承诺对王佳芝的爱情，却眼睁睁看着她遭受性虐，无动于衷；而对旷裕民有情的赖秀金，则出于女性阴险的嫉妒，促成王佳芝的色诱计谋，以切断她和旷裕民的爱情……李安的《色戒》，就是塑造了这样一群卑微自私的所谓爱国者，以愚蠢可笑的行为，展现民族抗日。因此，才有那么多观众对《色戒》表示愤怒，抗议影片对抗日烈士的丑化，对民族英雄的亵渎。

与《色戒》的亵渎英雄相对，《集结号》则是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在电影中，英雄的诞生是分前后两个叙事段落展开的。

其一，战争中群体英雄的诞生。

在惨烈的战争中，任泉扮演的指导员被炸成两截，姜茂材与坦克同归于尽，胆怯的文化教员王金存，用死亡证明自己没有给九连丢脸……《集结号》用一个个真实而平凡的牺牲，引导我们解读英雄，体验英雄。当九连除连长谷子地之外全体阵亡，影片的第一部分英雄诞生也就完成了——46个普通的战士，升华为代表中国人血性的群体英雄。

其二，谷子地作为悲剧英雄的自我诞生。

谷子地奇迹般生还，影片进入第二个段落——寻找英雄。虽然有人说后半部分节奏拖沓，但我以为这正是《集结号》的重量核心所在。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是谷子地为46个牺牲者讨还公道的过程。尘封在煤堆下的烈士尸骨，那么牵动人心，那么沉默无奈，但这个偏执的退伍老兵，却坚决地用余生寻找英雄，同时也在寻找中完善了自我。当他爬上煤堆独自挖掘牺牲者遗骨，被周围人称为“疯子”时，我感觉泪水充溢了眼眶。经典的镜头语言，将渺小的个体与巨大的煤堆构成强烈反差，使主人公成为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英雄。最终，影片用温暖的人性抚摸，战胜了这种绝望与孤独，当烈士证明和迟到的军功章出现在画面上，当集结号在九连烈士墓地前终于吹响时，观众压抑已久的泪水终于得到释放。

谷子地最终没有挖到兄弟们的遗骨，有观众对此表示遗憾，但我想这正是影片最精彩之处。对于英雄而言，荣誉、功过、甚至委屈，都已毫无意义。英雄们已经完成自我，融入了大地，成为这块土地的脊梁。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着他们的精魂，有着他们的血脉和呼吸。因此，中国——这片土地，才如此厚实，如此温暖，如此坚不可摧。

三．《色戒》PK《集结号》：颠覆历史与唤醒历史

支持《色戒》的一位学者说：“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联系着我们怎么讨论这段历史，讨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加害者和施害者，怎么去叙述诸如汉奸这样的历史概念。”《色戒》被轰然叫好，正是这种历史价值迷乱的表征。李安自己曾多次强调，《色戒》就是要“抢救历史”。然而影片中，一切都是冷漠、灰暗、模糊的。历史的热血、正义和良知被冷却，成为一个地狱般的黑暗世界。在这个模糊世界中，人性的善恶是非不再明晰，只有欲望的合理性。于是，易先生当汉奸成了无可奈何，王佳芝出卖同伴因为爱到深处；汉奸被人性化，而爱国者被妖魔化；一切都没了是非，一切都是为了自我，只有情欲和钻戒隐喻的金钱欲是真实的。《色戒》正是这种通过性欲＋金钱的个人欲望，颠覆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最终颠覆了历史是非。关于《色戒》的历史观，支持李安的徐慨，在自己博文中一语道破：“在很多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我们都不主张使用单一的标准去解读……以致于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逃不过重新评价。”原来如此！《色戒》就是要重新改写历史，把黑白善恶颠倒过来重新评价。由此可见，激情床戏只是《色戒》之壳；而影片真正的内核，则是颠覆民族抗日历史的欲望。

电影《集结号》的核心，则是唤醒历史。影片开始，高度俯瞰的镜头、类似方尖碑的墓碑与白雪，通过经典的画面特写，将观众拉进历史，拉进1948年初冬的淮海战场，拉进这群朴素而平凡的战士。影片结尾，集结号吹响，烈士墓碑再度被长镜头拉伸，恢复到开篇的俯瞰画面，历史也随之远去。整饬的电影结构，令人在艺术的震撼中，被拉到历史的盲点，唤醒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唤醒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无名英雄。影片的第二个手段，则是用宏阔惨烈的战争场面，唤醒观众心灵中的历史。当代都市人在和平繁华中享受太久，被消费主义的软性文化浸泡太久，战争已经遥远到仿佛是网络游戏。因此，《集结号》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战火硝烟，血肉交迸地集中轰炸观众视线，猛烈震撼观众麻木的视觉神经，使人们相信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战争。影片唤醒历史最核心的部分，则在后半部寻找英雄的故事中。在这里，谷子地寻找的，已不仅是46个弟兄的遗骨，更是一段沉默的历史，一场悲壮的战斗，一个关于英雄诞生的神话。谷子地的固执与孤独，象征着历史在今天被遗忘的残酷命运，象征着和平年代寻找英雄的艰难。除了谷子地以外，没有人相信这里曾发生过战争。然而，主人公谷子地却用个体的力量，几乎绝望地抵抗着历史的遗忘。

当影片结尾，集结号终于吹响时，我们坚信：历史不会被遗忘。

女作家阎延文三评《色戒》：

“色戒”之孽如何化解？

                      ——从李安导演金马获奖感言谈起

阎延文按语：电影《色戒》激情上演以来，媒体始终一片喝彩。就在观众以民族历史大是大非，批评《色戒》主题时，一些媒体仍不遗余力，竟为台湾金马奖连续直播7小时，标题赫然写着:百万观众争看金马奖，为《色戒》获奖助阵。似乎《色戒》得了奖，就是吹捧《色戒》的评论家们得奖，就是为《色戒》轰然叫好的媒体们得奖。如果《色戒》没有得奖，恐怕这些媒体和评论家们会顿足捶胸。幸亏《色戒》拿回了几个奖项，他们才没有抱头痛哭。可悲可叹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级大奖有此壮观的情景。金马颁奖现场，李安导演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色戒》定义——“孽障”。面对这个佛学术语，我们似乎也要睁开一双佛家的眼睛看《色戒》。我不是佛门弟子，只能尝试着对其解读。幸好佛门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也就不揣浅薄了。问题在于：李安为什么称《色戒》是“孽障”？《色戒》之“孽”，又当如何化解？

一．《色戒》缘何称“孽障”？欲望彰显的人性之毒

1. 李安金马感言：《色戒》是“累世的孽障”

刚刚落幕的台湾金马奖，某些媒体近7个小时的直播，除狂呼“金马奖成了《色戒》表彰大会”之外，似乎并无可言。其实，正如有的博友所说：在台湾新闻局已颁发《色戒》2000万奖金的情况下，《色戒》获多少项金马奖，已全无悬疑。在奥斯卡奖、香港金像奖先后被拒，金球奖也希望甚微时，总算为李安争回了一点面子。

然而，李安导演却没有了在威尼斯的兴奋。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表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我只是有股冲动，好像是累世的孽障，不知道为什么要蹦出来。”被媒体渲染为获奖神话的李安，此次感言既不谈《色戒》的人性与艺术，也不渲染影片的成功，甚至不再像手捧金狮那样“激动万分”。他出人意外地用了一个佛教术语——“孽障”。我以为，这恰是导演李安的心理独白，也希望成为他自省的开始。

2. 解读《色戒》之“孽”：人性之毒与欲望暴力

 “孽障”作为佛教用语，应写作“业障”，是人无法克制内心欲望造成的罪业。佛教提出“贪痴嗔慢恨”人性五毒，是世界上各种罪业的源泉：战争，杀戮，奸淫、血腥……一切丑恶现象，都源于人的欲望爆发。大乘经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种被贪著之心、嗔恨之心、痴妄之心笼罩的欲望，就是“孽障”的来源。

《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本来就有作者误嫁胡兰成的阴影存在。那场错误的爱导致张爱玲后半生颠沛流离，诚如夏志清教授所言以“超人才华”却落得“绝世凄凉”。对胡兰成的短暂错爱，误了张爱玲的一生；恰如王佳芝被瞬间错觉迷乱，丧失了生命。小说艺术并非完美，篇末更只剩下“来不及了”的感慨，发出一种“错错错”的叹息。而张爱玲笔下的这种“错”，却被李安用激情戏误读成了“对”，又被评论者欢呼为人性的“伟大”。于是，“累世的孽障”爆发了。用佛家说法，这是电影改编的孽缘。

其一，《色戒》电影本身的孽障：色+戒的狂欢。

《色戒》一色惊天下，对“色”的暴露已到极点。无论媒体报道还是坊间谈论，激情、裸露、出位、回形针体位，都是关键词。激情戏已成为影片最大卖点，因之被美国定为NC--17级；德国认为“已到了色情片的边缘”，香港定为三级片，韩国定为18岁以下不得观看……无论东西方文明，似乎都不看好《色戒》这种赤裸裸的性表演。而在佛家而言，无节制的性欲正是“孽障”的主要根源。《楞严经》说：“如不断淫，必落魔道。”笔者在《再批《色戒>: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一文中，曾提出“在《色戒》中看不到人性至上，而只能看到魔性至上。”今闻李安导演“孽障说”，看来自己的感觉是对了。这魔性，正是《色戒》的色情之孽。

其次，《色戒》主题错位，以电影艺术承载颠覆历史的欲望。

李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可见，李安导演的兴奋点不是艺术和人性，而是一个主题先行颠覆抗日史的欲望。正如支持《色戒》的某位评论家解释说：“现代中国历史充满政治，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被政治历史操纵的工具。所谓爱国其实是虚假命题，只有阴道快感是最真实的。”应该说，这种“工具说”，这种“色+戒”的欲望定律，狠狠挑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令《色戒》是非颠倒：“汉奸成了英雄，英雄成了婊子”。因此德国资深影评家丹尼尔.克腾殊特才一语道破:“情欲在此只是隐喻的平台。”《色戒》隐喻的，正是这种“色+戒”的孽障主题，是“性欲+金钱高于国家”的欲望表达。

 其三，大众媒体和评论家的轰然叫好，将《色戒》之“孽”放大给中国大众。

正如李安所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我只是有股冲动。”的确，导演个人心中的业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孽障转换成电影，通过最强悍的大众传媒，经过6800万网页的海量预热、传播、炒作和推广，将色欲+金钱的欲望之孽，突出地放大到中国观众面前。因此，才有博文写道：“李安的电影是一个核爆炸”，也有评论说《色戒》“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这火，是以“色+戒”的欲望之火，它撩拨着人们心底的欲望，从天而降杀气腾腾。回顾电影《色戒》的疯狂造势，虽不能说群魔乱舞，但确实有些走火入魔。

《色戒》上映以来，以“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性交、性虐演绎，透过色情为噱头的商业操作,通过大众媒体的一致口径，挟轰轰烈烈的造势宣传之威，“色诱”中国大众，使之跪拜在性欲+金钱的欲望脚下。同时，影片本身的商业运作也充满欲望话语：金钱欲望＝票房欲望，票房欲望＝情色欲望，情色欲望＝获奖欲望……正所谓欲海无边，情色汹涌。于是，《色戒》将这种欲望定律通过大众媒体，借助视觉快感强行种植于中国观众的思维之中，特别是天真未泯的青少年心中。正如网友牧童所言：“可怕的是，电影院门口站着很多穿着中学校服的学生，看上去他们很兴奋，这一幕让我很震惊，心中隐隐作痛。”而署名“一个父亲”的博友则表示：“我心里在滴血，决不能让《色戒》害了我们的孩子。”博友秦人风流子更以诗意表述：”《色戒》会灼伤孩子们的眼睛” 。看看这些精辟博文，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北京大学等高校十一位大学生的呼唤：“救救青年和孩子”。

二．谁造就了《色戒》之孽？大众传媒的欲望狂舞：

有博文写道：“李安的电影是一个核爆炸，……来的时候却让人无法阻挡。当人们都沦陷《色戒》的波澜中时，李安缘何能让《色戒》票房冲亿？”笔者认为，造就了《色戒》之孽的，不仅是电影本身，更包括大众传媒的欲望狂舞。

1. 大众媒体对公众的遮蔽：

早于《色戒》在中国大陆上映前，威尼斯电影节对影片获奖已有争议，现场记者一半叫好，另一半却发出唏嘘声；今年9月，美国将《色戒》定为NC—17级；德国认为《色戒》已经到了色情片的边缘，香港定为三级片，又连遭奥斯卡、香港金像奖等各大奖项的拒绝；这一切，表明《色戒》已经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甚至被西方意识形态和主流电影市场所拒绝。然而，中国观众看到听到的，却是一片轰然叫好声！

其实，中国媒体也心知肚明，却故意回避、精心筛选，把国外对《色戒》不利的评价完全遮蔽，只一致轰然叫好，侵犯了中国观众的知情权。难怪不少博友说：“是媒体的热烈报道，把我引诱到影院，看后才知上当。”

2. 大众传媒的精神缺失与价值迷乱

就在观众批评《色戒》，发出不同声音的时候，一些媒体仍不遗余力，竟为台湾金马奖连续直播7小时，标题赫然写着，百万观众争看金马奖。以此诱惑中国大众的关注点，为《色戒》获奖助阵。似乎《色戒》得奖，就是“李安们”得奖，就是吹捧《色戒》的评论家们得奖，就是为《色戒》轰然叫好的媒体得奖。如果《色戒》没有得奖，恐怕这些媒体和评论家们会痛哭流涕，顿足捶胸。幸亏《色戒》拿回了几个奖项，他们才没有抱头痛哭。可悲可叹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级大奖有此壮观的情景。据李安自己说，因为《色戒》他已被一千多家媒体采访。不知最近评选出来、倍受公众关注的道德楷模，是否有可能接受一千多次采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禁要问，当下中国大众媒体，为何要为《色戒》狂欢叫好，更要替《色戒》获奖载歌载舞呢？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文人还是人，……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

可见，某些媒体和个别评论者，在李安《色戒》里确实遇到了“所爱”，看到了自己压抑许久、欲说还休的“色＋戒”欲望。《色戒》给了他们机会，一个热点平台，使平时不能宣之于口的价值迷乱，得到了一次狂欢式的疯狂释放。

3. 推卸与搪塞：媒体责任和大众辨别力

不仅如此，刚有人发出批评《色戒》的另一种声音，探讨影片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汉奸，立刻就有媒体大呼小叫：就是一部电影嘛，不要上纲上线，更不要低估大众的辨别力！

大众面对色欲金钱的诱惑，究竟有多高的辨别力，似乎很难回答。但人类内心的欲望之魔，其降伏却是很困难的。据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得道之前，也要经过降伏心魔的过程。魔王波旬派遣魔女来诱惑，全赖释迦牟尼意志坚定才将其降伏。这说明人类克服自身情欲心魔的艰难。佛尚且如此，何况大众？难道我们的媒体要求中国大众都立地成佛，先有金刚不坏之身，才能观看《色戒》？那就不仅是17岁以下的少年不得观看，而应是“未成佛者”都不得观看了。可惜没见任何一家媒体注明此类限制，结果是没有成佛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们，被动遭受了《色戒》的情色污染，在欲望撩拨中遭遇了《色戒》之“孽”。

可见，一些媒体强行将《色戒》的错误推给了大众，体现出某种责任缺失和精神迷乱。

三．《色戒》之孽如何化解？

既然佛家提出人性有贪痴嗔慢恨五毒，认为人心中的欲望可能造就孽障。那么，对已造就的孽障又当如何化解呢？佛家的方法是忏悔。所谓佛法无边，回头是岸，佛家认为忏悔之功，功德无量。《观无量寿佛经》记载，阿阇世王有杀父害母的大罪，最终仍能以忏悔得到超度。

既然如此，《色戒》之孽应当如何化解呢？

首先，佛门常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色戒》既然是李安心中的“累世孽障”；那么《色戒》之孽，当然首先要由李安自己来化解。应该说，李安导演在金马奖现场能说出“孽障”二字，对《色戒》之孽，已经有了某种“觉悟”。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正如网友“傻眼了”所说：“李安凭《色，戒》得了台湾奖金，可是未能得到美国普罗大众青睐……被奥斯卡踢出局，金球奖能否入围仍有待揭盅，在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及纽约影评人协会的颁奖礼上，均名落孙山”。也许，这也正是李安手捧金马，口中却吐出“孽障”二字的外因吧？他似乎意识到《色戒》对人性底线的冲击，已遭到了世界范围的拒绝。李安该到自省的时候了。如果他能拒绝金马奖，坦承电影《色戒》的失误，也许更能体现自身的觉悟；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这么做。接下来，导演李安能否以佛门的“忏悔业障”，向大众作出负责的道歉，达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相信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如果李安导演真能以艺术家的良知，忏悔《色戒》已造的“孽障”；那么，李安还是李安，他的下一部电影作品，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其次，相对于以获奖感言说出了心里话的李安，我们某些力捧《色戒》的媒体和评论者，似乎还没有反思。应该说，解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电影《色戒》并不是唯一。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媒体和个别艺术家，似乎坚信只有冲击传统的价值理念，才能吸引大众眼球，才能占领市场。于是他们不断以富豪比拼、色情欲望、歪解历史、颠倒是非……种种光怪陆离的“出位”表演，挑战着大众的公信度和承受力。正如博友结草所说：“艺术与色情只隔一层纸，而爱国与卖国也只在一念之间。不要打着艺术的幌子传播色情。”反观6800万喝彩网页，我们不禁要问：为一部电影《色戒》失去大众的信任，是否值得？《色戒》之后，某些媒体和评论者应当如何反观自身，化解《色戒》式“金钱＋性欲”的孽障，恢复媒体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公信度？这无疑已迫在眉睫。

第三，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在前一段《色戒》评论中，许多诗人、作家和热心中国文化的网友们，出于对文化价值和民族尊严的关注，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博文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媒体平台，但却使人们对网络文明和中国文化充满信心。正如博友dabao70所言：“那些批评的声音，春风一样微弱。就是这样微弱的声音，才是我们中国希望和充满光芒的声音。”的确，批评《色戒》的一个个正义之声，仿佛冬日的阳光能融化寒冷的冰雪。虽然这光芒如此微弱，如此单薄，似乎只是一束光明；但很多束光芒集合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光热能，发出对光明美善的呼唤。

手中握笔，就是选择了一种神圣的责任。身为作家、评论家，文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者，我们不仅要保持内心的清净，更要用自己的良知、正直和善良，化解《色戒》的金钱色情之“孽”，为和谐崛起的中国文化、为古老的华夏文明守护一方净土。

最后，再套用一句佛家术语：守护人类精神净土的人们，必将功德无量。

女作家阎延文再批《色戒>:

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

1. 《色戒》：以色情冲击人性底线

近日，女作家阎延文对台湾导演李安拍摄的电影《色戒》进行了批评。她在新浪博客撰文，题目为：《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大多数网友为阎延文的博文叫好，一位台湾博友在评论中写到：“我在高雄走出影院就说，中国人应该对这部电影说‘不’，尤其是祖国大陆。”也有网友持相反的态度，认为《色戒》是艺术片，表现的是人性。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阎延文说，我们就先来谈《色戒》的人性。性的隐私和禁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共同认同。在西方文明中，吃了智慧果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男女两性有了羞耻之意，摘下无花果叶盖住身体的隐私部位。东方的传统文化，更是含蓄而内敛。在中国，性从来是隐性文化，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使性禁忌更为普泛，保持着男人和女人的尊严。1993年发布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孔子思想和西方基督教、印度佛教统称为“黄金法则”，标志着人类正在寻求全球的伦理底线。而《色戒》的三大段激情戏，男女主人公完全裸露在影院大屏幕上，将性交、性虐过程，毫无遮掩地直接演绎，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面前。人类文明的神圣性被彻底瓦解了，李安导演用色情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玷辱了华夏文明。正如新浪网友文竹所说：“我对李安导演的《色戒》非常不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奥斯卡获奖者’为什么要导演《色戒》这部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让所有华人不但是深深失望，而且是非常的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2. 兽欲≠人性：《色戒》不是爱情片

支持《色戒》者一口咬定李安与政治无关，这部片子只讲艺术与爱情。著名电影演员陈冲最近对媒体表示：“《色戒》只是一部爱情片”。

对此，作家阎延文表示否定：“爱情是人类最高贵美好的感情，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凡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两性器官，也都有两性媾和的生理过程。但是，动物的两性交媾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没有感情的成分；而人类特有的爱情，则是心灵和灵魂的产物。爱情不等于性交，这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此前，李安曾表示，《色》剧改编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而作家阎延文则表示，如果说阴道快感属于动物发情，而爱情的愉悦产生于人类心灵。李安在《色戒》中，想用阴道去诠释爱情，于是，影片用兽性代替了人性。

最近，著名作家魏明伦说：他在色戒中只看到了兽性，而没有看到人性。阎延文说：“我同意这种说法。”《色戒》中，李安导演精心安排了三大段激情戏，这可以说是电影《色戒》的真正高潮。影片的第一场床戏，就是王佳芝被易先生强暴遭受性虐的场面。更为明显的电影语言，出现在第二场激情戏里。此刻，易先生像发疯的公兽，王佳芝则像发情的母兽。床不再是人类爱情的舞台，而是兽性的角斗场。两个媾和的男女心中没有爱情，而是暗藏杀机。王佳芝的刺杀目的自不用说，易先生其实也把王佳芝当成猎物。男女两性相互压倒相互蹂躏，不像交媾而像赤裸裸的肉搏——看谁能杀掉谁，看谁能毁灭谁。

那种恐怖杀机，实在看不出是爱情，而只看到动物世界的兽性。再进一步说，影片的所谓人性其实比动物性更血腥残忍。即使到了动物世界，公兽与母兽交媾后，也决不会把母兽杀死。但是，《色戒》中的易先生却在充分享受了王佳芝的肉体之后，最终杀死了她。阎延文表示：“影片比兽性更为残酷，还何谈人性？！”

 3. 人性至上还是魔性至上？

一些支持《色戒》的评论家则认为，这正是复杂人性的表达。李安也有这种表示。阎延文则提出：“用电影表现复杂的人性，剖示人性邪恶的经典作品，在电影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中国观众熟悉的译名是《人证》。这部70年代末和主题曲《草帽歌》一起风靡的老电影，展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国会议员之妻八杉恭子为掩盖过去，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混血儿子乔尼。影片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段，将杀子时母亲面目狰狞的镜头，与乔尼幼年母子欢悦的场景，快速交替呈现在屏幕上。精彩的电影语言将复杂人性鲜血淋漓地推向极致。然而，影片结尾真相大白时，八杉恭子还是人性复苏，抛出儿子的草帽跳下悬崖。呼唤母爱的《草帽歌》终于战胜了邪恶，使人性得到了最终的证明。

但我们在《色戒》中，却看到邪恶最终战胜了人性。影片结尾处，正如新浪网友所说：“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都死了。”李安用电影语言撕碎了人性理念，人性没有得到升华，而是进入了黑暗。观众在《色戒》中看不到“人性至上”，而只能看到“魔性至上”。

 4. 撕碎人性：《色戒》对郑苹如等抗日志士的第二次杀戮

支持《色戒》的吴稼祥在博客中说，“阎延文如果做了阎王爷，应该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第一次是因为他当了汉奸；第二次是因为他用形貌美化了汉奸。”对此，阎延文表示，“我不可能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恰恰相反，倒是李安导演在《色戒》中第二次杀死了郑苹如。如果说68年前的可怕枪声结束了她23岁的美好生命，李安则在《色戒》中，用赤裸裸的色情和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在精神和人格上，对郑苹如进行了第二次杀戮！只是这一次更为残忍。年轻的郑苹如在枪口前倒下还是秘密的；而这一次，《色戒》是用6800万个宣传网页，用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映，用大片‘色诱’全国观众，公开地把她杀戮了。这个为抗日献身的女性被影片扭曲了，凌虐了，羞辱了。因此，郑苹如的家属才站出来质疑李安。说到这里，我已不仅为郑苹如感到悲哀，而是为《色戒》叫好的评论家们感到悲哀。我似乎听到了长眠地下60多年的郑苹如的英灵在哭泣，在呐喊，在愤怒地质问；我也似乎如网友汤粉所言，感到了南京的30万冤魂、台湾的65万抗日先烈和3000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捐躯的中国军民的魂魄在愤怒，在呐喊，在质问：为什么在他们的肉体被敌人杀害后，李安们还要用《色戒》辱没并杀死他们的灵魂？！”

5. 破碎的艺术：历史大片 + 色情A片 + 纪录片 =《色戒》

正如诗人修客所言：“李安为了奥斯卡……，颠覆的不仅仅是民族核心价值，同时也颠覆了艺术。”阎延文同意这种观点，她说：“如果我们解读《色戒》电影本身，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的艺术电影，竟是一个积木组合式的混乱结构。”

其一，影片前1/4段，从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军歌开始，屏幕上出现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军队的场面，眼看一车又一车的军人开往前线，那种汹涌的抗日人流，仿佛历史大片的正面描写。这段开场白，不仅使《色戒》用聪明的障眼法，顺利通过了两岸三地的电影审查机构，在香港、台湾、大陆先后上映；而片中港大青年学生慷慨激昂演出抗日戏剧一段，更易使人产生爱国戏的错觉。

其后的《色戒》却仿佛紧急迫降，很快就从历史大片转变为三级A片。从王佳芝色诱易先生开始，《色戒》三大段赤裸裸的激情床戏，几乎掀起了影片的全部高潮，正如吴稼祥博文所说，《色戒》之“色”，就是针对“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公民”，她们“听说梁朝伟的宝贝蛋终于露了馅，于是，……梁朝伟的肉蛋一时间成了金蛋。”这段话显然说出了李安导演的真意。影片赤裸裸的色情场面，原来就是要“色诱”中国观众，赚取票房。如果说李安导演给女性观众安排看的色诱盛宴是“梁朝伟的金蛋”，那么男性观众呢，自然就要看汤唯的腋毛了。正如新浪博友鲁速所写：“《色戒》之‘色’，确实是一色惊天下。”因此，这部电影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NC-17级；在香港也被定为三级片。

其三，影片中穿插日伪时期的上海街头景，则是冷冰冰的暗色调，包括街头乞丐和放映日本皇民化宣传片等，都仿佛一部老胶卷拍摄的纪录片。导演李安刻意追求真实，在与龙应台的对话中，他谈到了煞费苦心的营构：“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老上海街景的建筑材料也是真的，连街上两排法国梧桐都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 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看来，李安导演确实想用纪录片式的风格把历史拉回影院，使观众不能不相信他“抢救出的那段历史”，从而“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景里”。因此，龙应台才一语中的地评论说：“李安……把40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

 6. 艺术的荤素拼盘，导演的三重欲望

于是，历史大片+色情A片+纪录片=《色戒》。这条艺术公式，在我们对《色戒》进行了艺术解码后，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难道这就是李安导演的艺术？很多网友表示，看完《色戒》感觉沉闷，除了前文谈到的人性撕毁等原因，更多的理由恐怕是影片实在不够好看。积木式的零散组拼，把影片的艺术撕扯得支离破碎、百孔千疮。应该说，李安在《色戒》中确实破了艺术之戒，将生猛海鲜青瓜白菜，一齐塞给大众。待观众难辨口味刚说一声“难以下咽”时，立刻就会有评论家当头棒喝：“你懂电影吗？这是艺术！你这种人，根本不懂艺术！”

其实，是不是艺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心里最有数。身为有相当功底的获奖导演，李安当然知道这份“历史大片＋色情A片+纪录片”的荤素拼盘，实在算不上艺术。但心知肚明是一回事，商业时代的电影利益是另一回事。说到底，这只是针对不同群体的商业策略。历史大片使得审批机构顺利过关；火爆床戏满足世俗的情色欲望；而纪录片则以虚拟的历史真实感，达到李安自己所说“抢救历史”的功效。

三种影片模式，表述着导演的三重欲望。但无论“获奖欲”、“票房欲”还是“价值观念欲”，其实都是艺术之外的表达。李安不是神仙，他再有才华功力，也不能在保证艺术的同时，满足这么多的非艺术欲望。要艺术还是要欲望？李安选择了后者。但是，艺术藏不得半分虚假。太多太强的欲望，使《色戒》的电影艺术被撕裂瓦解，即使有一些精彩画面和段落，也不能挽回破碎的艺术殿堂。因此，即使单纯从艺术角度看《色戒》，我们也只能为影片因商业策略导致的艺术轰毁，发出一声叹息。

 7．影片核心：以“色+戒”解构民族历史与国家意识

著名作家魏明伦最近说：“我看完电影后，能从电影名字上理解的就只有两点，‘色’就是房中术；‘戒’就是代表金钱的六克拉钻戒，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瓦解掉民族情感。”

支持《色戒》的吴稼祥博文，则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这也就是李安导演的理念。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

阎延文说：“在中国文化中，家国观念和人性是和谐共存的。国与家，个人与民族，从来不是对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理念。然而在《色戒》中，爱国的女人只是工具；而高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是她的阴道快感。‘阴道说’和‘工具说’结合，成为《色戒》解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一种价值理念。”

 8. 《色戒》：李安导演的一场赌博？

《色戒》上映以来，确如龙应台所言：“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以“色情+金钱”的欲望之火，烧灼着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家国观念。正如一个新浪网友所说：“李安已经不像导演而像赌徒，仿佛在牌桌上红了眼。”

阎延文对此表示惋惜。据报道，香港放映的《色戒》也不是完全版，该片还有猛戏被删，可见李安导演拍片时多么义无反顾，确实有一种豪赌的感觉。富有才华的李安导演，在《色戒》中却拿自己的才华、功力、获奖荣誉和后半世声名为赌注，与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情怀，大大地赌了一把。李安导演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放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对立面，放到了民族历史和人类道德底线的对立面。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正如网友绝世王剑所言：“民族尊严，不容侵犯”。因此，不管有多少宣传攻势，不管有多少名人支撑，李安导演的这场《色戒》之赌，无论如何是输定了。

9.《色戒》背后的思考：如何为中国主流文化护航？

两个月来媒体爆炸式的宣传，几乎都是为《色戒》票房造势，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阎延文举出了几个数字：在炒得最热时，为《色戒》高声叫好支撑票房的宣传网页竟达6800万个，就是12月2日百度搜索还有4600万个网页；而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的宣传网页是347万，是《色戒》的十三分之一；11月刚召开的全国青创会与《色戒》放映在同一个时段，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作家要“靠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而百度搜索仅有2000个网页，目前能打开的还有342个。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色戒》这种爆炸式的宣传，无形中给中国大众造成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仿佛不看《色戒》就是落伍，就是不时尚，就是不懂人性不懂艺术。而作家阎延文所写的这样一篇艺术说理的文艺批评，却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表达空间与发表平台。就是这样一篇发在博客中的文章竟引起了十几万网友的支持，但也触动了个别人的敏感神经，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谈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又搞文革啊？”更有甚者，竟然对阎延文进行无理谩骂，甚至人身攻击。对此阎延文表示：这恰好说明，当前文艺价值体系尚需建设，主流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媒体平台和话语空间。在大众传媒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应如何承担起弘扬民族正义的责任？如何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护航？ 

10. 阎延文：《色戒》讨论刚刚开始，我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努力

阎延文谈到：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我们的电影艺术，应如何承载中国的主流文化？应如何使电影艺术代表中国的正面形象走向世界？放眼世界，当今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因此，我们对《色戒》的评论还刚刚开始。

谈到批评《色戒》获十几万网友支持的第一篇博文，阎延文说：“在民族历史和国家形象被扭曲强暴的时候，身为作家和评论家，发出自己清醒的声音，是我无可回避的责任。虽然李安是大导演，拥有金钱权势和话语霸权，我的评论从未获得平等的对话平台；虽然我作为一个70后女作家，最近几天遭受了肮脏下流不堪入目的辱骂诽谤；虽然相对于6800万轰然叫好的网页，我的声音显得纤细而微弱，但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的声音并不只属于我，而属于大家。这是众多诗人、作家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网友们共同的声音。诚如搜狐网友故土所言，这是‘龙一样沸腾的人流’。在冬天里，我却仿佛置身于温暖澎湃的潮水中。那字字珠玑的评论、那正义凛然的支持，使我如此感动。我知道，现在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在和我共同努力；维系我们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良知、道义和责任。”

阎延文最后表示：“《色戒》讨论还刚刚开始，此刻正是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努力，为了我们祖先五千年富饶丰盈的文化，为了华夏文明的现在与未来。”

附记：

1.  尊敬的网友们，由于我的电脑新浪引擎于11月28日晚就显失灵，对网友们的支持和来访没能一一回复，在此深表歉意。待引擎恢复后，我将一一回访，送上祝福。

2.  我的前篇评《色戒》博文，得到网友4000多条评论，其中有许多精辟见解和珠玉文字。我在此文中引用了部分精彩评论，即此表示感谢。由于篇幅限制，尚有诸多精彩评论不能一一引用。我准备把所有这些精彩评论收集起来，作为一笔中国文化的珍贵财富。

3.  在我的前篇博文下，也有一些令人齿冷的下流污秽语言，甚至人身攻击。有朋友劝我删除掉，但我没有删除，也不准备删除。把丑陋暴露出来，让那些无耻、无聊和无能，永远裸露在那里给世人观看，也许是对丑陋最好的救赎。

   祝福冬安！

女作家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

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色戒》，还未上映就吸引了大众目光，自从它在威尼斯擒获金狮，媒体舆论更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在台湾、美国的电影界，以及影片原型抗日志士郑苹如的家属却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色戒》上映不久，台湾观察家就指出：影片的“肉体横陈”是“有目的的”，“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

《色，戒》小说原型郑苹如的家属也站出来表示质疑。近日，郑苹如80岁高龄的妹妹郑静芝，就《色戒》影片上映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郑静芝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我姐姐很冤枉。”“你（李安）要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深一点的了解。”

同时，美国电影协会也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理由是它“赤裸裸地表现性”，而且赫然用了英文单词“Graphic”，这是对电影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严重的词。

近日，就影片《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以及是否误读张爱玲原著等问题，“台湾三部曲”女作家阎延文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电话访问。阎延文表示：在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后，自己曾应旅美作家邀请谈了对李安获奖的感受，提出“李安的获奖令人兴奋，他在获奖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阎延文博士当时表示：“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然而，获奖之后的李安导演拿出的第一部作品《色戒》，却破坏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美好形象，使她从期待喝彩变为深深失望。

谈到是否美化汉奸问题，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一，《色戒》美化汉奸的电影策略：

阎延文提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所以成为疑问，因为这种“美化”是通过巧妙的电影策略实现的。简要来看，这种策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其二.故事情节的美化：易先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当时的76号以“人间魔窟”著称，如果与白公馆、渣滓洞相比，是一个更为残酷血腥的杀人屠场，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76号”规定：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喜金”，以物欲刺激汉奸制造了无数血案，如暗杀作家郁达夫的哥哥、著名律师郁华，对20多位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员集体屠杀等。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二．《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和矮化，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影片结尾处，爱国团体在赴刑场就义时，不是从容赴死，而是反绑着跪在地上、在颤抖和怯懦中面面相觑。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中国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强暴了、虐待了、脱光了，最后被强迫跪倒在地，“枪毙”掉了。阎延文表示：影片的实际指向不仅是抗日志士被丑化，更是强暴了中国文化，强暴了国人对悲壮辉煌的民族抗战史的记忆，强暴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李安作为导演不仅应该向电影原型郑苹如的家属道歉，而且应该向全体国人道歉，向海内外华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道歉。

特别是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的历史观更令人惊讶。阎延文谈到自己在创作“台湾三部曲”的十年中，了解到的台湾抗日史。1895年，在台湾割让日本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普通的台湾百姓们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６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进行了四个半月悲壮的抗日保台战争。此后在日据的５０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北埔起义、苗栗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抵抗，用牺牲65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浓重血色书写了一部抗争与泣血的民族史。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由此可见，影片《色戒》在李安的老家引起台湾本土评论家的愤怒，认为《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在于，李安《色戒》的创作着眼点并非只是道德之外的模糊人性，而是一次有意识地‘抢救历史’行动。”李安自己说，“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