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他全部的个人史，介入是自我的反省的方式，同时也是他个体价值观的有限性，他的写作是经历过和正在发生的事件，是可能预言的未来，但是他的写作不可能超越自我和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介入，当我们自以为找到事物的核心时，又发现其实写作的核心恰恰是呈现事物原来的部分。那些看似华丽的，我们正在寻找的看不见的“核”，对于作家来讲，现在着手的是看到表面，剥开它、用力深入，而不是刻舟求剑和隔靴搔痒。

当下

当下是个什么样的词？时间，还是状态？进行时，还是过去时？

我还是用日常去代替这个似是而非的词吧。在“当下”被放大，它无所不能的时候，警惕——让我与他们的写作隔开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别处，在别人狂欢的时候，我或我们却在缺席。当下——它囊括了我与本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关系。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人性。饮食，男女是构成我们所处社会的经纬。当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精神

行而上学的精神离我们有多么的不切实际，但我们需要它，它才是人类的幻想、梦想甚至是理想。精神是个具体而又多元的东西，但这么多年它被格式化和神话化。精神一词被拉进了棺材，已经见不得光了，否则它就会魂飞魄散。

我们有勇气让自己的“精神”如实地见光吗？

我们所写的是自己真实的精神状态吗？很多人的书写越来越变的苍白而不堪一击，是因为他们的困惑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自己。精神的真实状态是亮出自己被别人看，而被人看到的却又不是。太矛盾了——连尼采也会相信上帝已经死亡——困顿，但睡不着，还想着别的事，这可能就是具体的“精神”。

发现和自由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它是说新大陆在哥伦布之前就存在着。

发现是作家冒险的开始，作家是语言和社会道德的冒险家，他应该敢于打破墨守成规，重建自己的思想秩序。

信马由缰或天马行空是没有牵绊的自由，自由对马儿来说是最大的奖赏。

自由对散文写作来说是双刃剑——有人说散文的门槛很低，因为散文写作最自由；但对冒险家来说自由是散文写作最大难度的表达。

2010年1月2日，在新年刚刚开启新的一页，诗人高璨的诗集《第二支闪电》首发式暨她的诗歌专场朗诵会在西安福宝阁茶楼成功举办。秦巴子、第广龙、周公度、王潇然、吕虎平、郦楹、子村、路南、高勇等诗人、作家参加首发式并朗诵了高璨的诗歌。本次活动由作家黄海策划组织，南阳子主持。

高璨对诗歌的语言的感受有自己独特的敏感，它细碎、干净、柔软，还有淡淡的伤感，这是诗的忧郁。诗集《第二支闪电》是她继童话集《狡猾熊和笨狐狸》、散文集《一首曲子反复播放》、《你来你去》、诗集《一朵菊花又开了》、《梦跟颜色一样轻》之后第十本书。

评论家李震对高璨的诗给予了肯定，他认为一个人越是广闻博见、知书达理，就越是写不出诗来了。反过来说，高璨所以能诗，正是由于她的阅历之浅、还未及知书达理，或者说，她还没有被俗世间的各种理性所束缚，得以与风、与雾、与花鸟草虫、与春秋冬夏四季轮回去对话，深入感知和体悟自然界之各种微妙的细节。

诗人秦巴子说：“高璨是天才式的诗人，她的诗歌扎实，具有很高的诗歌素养，是位值得期待的年轻诗人。”诗人第广龙说：“读她的诗能让人安静下来。她浑身长满眼睛和耳朵，她用诗歌的方式发现和聆听大自然的一切。”

编一本陕西诗人的诗歌和散文选本是我10年的理想。

在这1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我已把陕西当作了我的故乡。陕西在中国的文明和历史进程中，它既是原点也是分水岭。在中国文学的高地上，《诗经》从这里诞生，唐诗留给了我们永恒的诗歌典范。它日久弥新的文学意义和普世价值放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参考体系中，它依然照亮我们。对文学传统的充分理解和尊重使得我们今天写作宽厚和纵深。

我们沐浴着它的光辉，温暖内心。

2

在写作趋向私人和个性语境的当下，我觉得编选工作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编选者的任意附加或随意的想法都有自我标榜的可能。另外从时间来看，编选者所做的事情很快被快速变化和传递的信息覆盖过去。我现在能做到的是把这些作品不加分类地排列出来。我要是有想法的话，那就是尊重他们写作的自由表达和不断自我反省。读者需要理解他们，这些时代语言的先锋者、思考者，他们内心与日常生活的撞击。

文学的地域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地域——作为文学中的陕西地域来讲，它的特征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作为人在日常变化中所处的微妙关系。地理只是标识，不是文学的身份，它的身份是要建立作家颠覆和重构的体系中——它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的部分，是作家的语言、结构、认知、语境、价值、敏感、发现、超验等。

我不喜欢地域性的文学，文学是没有地域范围的，我们只是写作者，不是XX写作者。或者说没有陕西诗人，只有诗人。有时候，文学中的地域很小，像福克纳虚拟的小镇，但这一地域性已超越了他的国家和民族，成为人类共同的驳杂的情感。

所以作为编选者，我的责任是发现作品的文学性，而不是地域概念。

3

     书中的作者有职业的不同，但他们不代表所谓阶层和立场所指的写作。写作者应当做到隐去身份的写作。因为身份是文学最大的可疑。本书作者序列不按姓氏声母顺序排列，不按姓氏笔画多少顺序排列，那貌似公平的没有争议的座位号是对作者写作的不信任。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个人的排行，跟读者趣味没有关系。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也是甄别和发现的过程。阅读是艰难而快乐的，因为它是一种劳动和创造。而作为编者，我阅读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教益，是他们的作品发现了生活的疼痛的部分。

　　原散文写作丛书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共有１０册，其中包括朱子青《小世界》、安秋生《角色》、第广龙《记住这些人》、老鱼《返回》、李存刚《喊疼》、王祥夫《漫游》、王潇然《望未央》、吴佳骏《掌纹》、吴晓秦《底角沟》和宁颖芳《补丁》。原散文写作者关注现场的事物、言行、表情、细节、空间和时间，关注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原散文是在场的、原生的、独特的，非判断的。

　　《手稿》是以刊登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在《手稿》散文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主编们分别讲授了各自主办期刊的办刊原则和选稿标准，一些散文爱好者提出了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作家、主编们则诚恳地为大家一一解疑释惑，令大家受益匪浅。

编完王祥夫散文集《漫游》之后，我想起他几年前出版的那本《杂七杂八》的书。它是我读到最为丰富的日常生活和人生体验的作家之书。论茶说佛，谈吃赏物，一切皆是清净之身，很了不得。
《漫游》很多文字还是这样的：自然豁达，性灵漫步。
《漫游》一书中有一篇散文《晚上》，写的很是漫不经心，谈夜晚如何写作，如何读书，如何睡觉，如何看戏，如何恋爱，他把小说家的最擅长叙事不支不蔓地讲出来，锋利而直接，残忍而无奈，这是时代存留给我们的阴影。
引用他文章的话来说：

耕地靠牛
点灯靠油
娱乐靠X

这个X很形象，像他的文章一样，也是手艺活，他却写出大性情。

山中空气好
你看啊，天空苍茫一片
你想看什么就看吧
我不想看这漫山的绿叶
这么高的山
我想看看鲜花有什么不同
就像我走在街道上
不想看那么多的美人
只想看绿叶

我不想爬山
他们要登高望远
他们看的不是山
是山脚那小的爬行的房屋和汽车
连蚂蚁看不见
只能想着它是蚂蚁的样子
我登不上山顶
就看不到远方
秦岭在上。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块大石头

山中一宿
人间一日
我纵有再多的想法
也只能徒步看看
山，一座山，又一座山
我心里却没有它
闹市里，寂静能把人叫醒
而山中，我醒来时
幽深得让人打颤

散文写作偏离它的常识，成了个人炫耀的知识和技艺。当下是作家写作的原点，我们反向遭遇它的时候，那些在场的观察、困惑、思索成为甄别事物的基础。甄别是寻找的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寻找那些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事物本质，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卑微而细小的生活细节，它们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日常的存在性是粗暴的力量和美，正是这样的凸现使得散文变得更加开阔和生气。

散文的胭脂气息和高蹈的姿态使写作陷入虚妄的假象里。不为生活的写作真的可靠吗？那些标榜的散文的尺度和价值，成了抒情和修辞的瘟场，毫无节制的感受被夸大其词，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变得没有边际。散文写作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钙质？从《尚书》最早散文读本开始，散文是“材料”和“文件”，是“记事”和“记言”，是琐碎的生活史。今天看来它的意义在于它构建了散文写作的骨骼，它告诉我们散文在写什么——它关注现场的事物、言行、表情、细节、空间或时间，它关注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在当时情景中的变化。琐碎而粗放，给予了后来的阅读者抚摩时间的粗糙力。这个现场就是原，是贴时间潜行的，它不会随之消失。

永恒——只是出发点，不会是结果。十年前，我试图从另一种形式找到散文写作的初象，它的本质所向——我们为什么而写。而不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我想这样的诘问使我们有时间低下头去廓清事情的表面。为什么而写？是自觉的觉醒，而不跟风、不盲从，自我意识和独立判断，放下道德者审判的姿态、学问的姿态、俯视的姿态，我们需要聆听，审视，谨慎和尊重，而不是浅次的关怀。我想这是原散文写作本质的核心。

马叙有关“原散文”写作的判断是：1、它是在场的。2、它是原生的。3、它是独特的。4、它是非判断的。一个人的写作它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史。这样的生活是锐利或是有钝角的。这意味着不加以判断的个人史它是泥沙俱下的粗砺，它带来的是直接的感受，不是经验。马叙的论断正确说明了散文必须回到它开始的地方，回到常识中来。

这个常识就是“原”。

它要回溯我们经历的地方，它要回到没有开始的地方。

当我们与日常不期而遇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活的失恋者。而记忆却是反向遭遇这一切的。对照岁月，不只是马永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隐痛、孤独、决绝和生亡，没有彩色，它给我们的可能是黑白。其实，我们身体的欲望却在真实地发生着，这种鲜明的冲撞对于自身的审视和剖析变得浅白。马永丰也毫不例外地置身于它汹涌的潮流中，对他来讲，时间只是不断被迁徙的过程，爱情也是，命运也是，灵魂也是。

在生活普遍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若干个丢失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再想到它，这些日常的经验、判断、常识，这些曾经让我们崇尚的词，关于美德、责任、信用等。这一切正深刻地变化着……马永丰他在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嘈杂，同时也在向它发出声音，在他自己的国度——在小镇，在县城，他要做一个人，他应有的孤独感和崇高感，这是真切的，比如《废墟上的花》，他写的一个青涩的爱情——关于她，生活种种的不幸和无奈，没有希望的进程和一相情愿的少年情怀，最终的结局是被生活迁徙得无影无踪。他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个人史，甚至他的村庄史，他们的生活史跟在这个国家的后面，我们是被迁徙的一代，从村庄到城市，从本地到异地，“我”只想做一个人，在这背后还有尊严和权利。

但是，我们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开了。我们连抗争的机会也没有，挣扎一下就被时间覆盖过去。

我觉得这可能是散文的大道，大只是隐入市井而已，小却隐于大地。小对于散文来讲，是必须的，小也是对散文写作保持的谨慎和节制。气象、情调、格局没有大小之分，人也不分大人和小人。我们只对物和事的普遍尊重，倾听，再倾听，本质是什么，也许我们揭示的恰恰不是。我看马永丰写《月光下的迁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的生活状态，这种游离在村庄和城市之外的复杂焦虑，故乡在远方沉沦，我们却在迁徙中沉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留给我们的胎记。

我没和向天笑认识之前，我臆测他是个手工业者、个体户、宣传干事、业务员，这方面的理由在于他诗歌题材的驳杂和散漫。他写了很多年，缓慢得让你不惊诧、不留连、甚至不觉察，他对诗歌的安居毫不动摇，甚至固执和坚决。

而这么多年，或者说二十多年来，在我家乡，一条铁路已经有呜鸣的火车奔驰，洗头房早就临街而立，茶馆成了棋牌室，卡拉OK泛滥成红灯区，万事巨变，我和他一样彷徨、犹豫、丢失，不知所措，我们都把年轻陷落在那片城乡的沼泽里。

不，向天笑他依旧果敢地生活着。向着自己的内心。

一个人在诗歌态度的果敢和坚决并不难，而诗歌姿态向下的谦卑和向内的宽厚是需要持久的耐心。他持之以恒，并一贯行之。

他做人有侠义之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丝毫不遮掩。在我的故乡黄石，他在自己的故乡侨居，他诗歌的意义在别处，在路上，和少数人一起彼此温暖。

美德

向天笑有一首诗写着：

她躲在浓荫里，独自盛开

很少有人留意她的芳香

她的寂寞比浓荫还要宽广

一场大雨也打不湿她的花瓣

……

这是美德，不只是美。

我觉得爱情诗最为苛刻的艺术水准是美德。向善之心，向美之情。美德是什么？美德不是道德的升华。唐人李商隐的爱情诗是人性斑驳的，他在诗歌中常常梦想香艳罗泽、美人入怀、和女性同床交欢，那是人生幸事。肉欲和理性，粗砺和细腻，憧憬和绝望在他的无题诗中充满无限期待。可谓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爱情诗讲究的是“气”，轻重缓急，都要落到实处。

向天笑的诗有含蓄之美，有飘逸之态，有君子之心。难得。

在这个混杂俗恶和艳丽，丑陋和伪斗士的生活场中，他所坚持的是他的天性，他抒写的是他对人生的态度。他的思路复杂、目光坚定、内心柔软而又混乱，这就是他面对诗歌的美德。

人或人性

他的诗歌是作为个人写作而存在的。这是真理的废话。

他在他处的时代写作，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他的价值观。这些曾经被高估或伪化的经验正在显现，这一度被怀疑和丢弃的信念又重新回到人正常的思考中。反，还是返？都是诗歌面临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的出发，通抵的人性的大道。反是反伪的道德、文化、价值等，返是重回人性核心价值。

向天笑的诗歌是要在拉杂的生活场中甄别和发现。但我个人觉得他一定要在一条险窄的路上挑战自己。他在叙述、角度、思考方面要像夜游者一样在黑天也能遇见光，并且有勇气奔袭这个世界。

我们传统的诗歌写作和教育往往是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作为人，要敢讲真话，说人话。诗性的真正意义就是人性的确立。

我的理解是手稿写作是个人经验对传统、地域的作用，它是个人经验对社会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只把传统和地域作为价值的判断。忽视自我承担和判断的价值，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它是人性缺失的过程。这造成我们对世界观的理解是一元和对立的。手稿写作是要唤回个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寻找重新的发现。

发现那些生命中细微的表达和找回日常的常识。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满嘴西化的主义和哲学，这些伪装的知识遮蔽了散文要展示的力，廓清这些概念和功能的标签，谁是无知者，谁又是过街老鼠？我不需要知道。方法论的可疑是解释和分类的标准，这些滞后的像干尸一样的被人从棺材刨出来，它的腐臭被风干后连标本都不是。

手稿写作强调的自由和身体是中性的表述，不带混杂单色的原，却是构成驳杂和多维。——你们误读了这个词，原是开始的地方，原不是回归。原是构成手稿写作的基本要素——原，它是一次性经验的表达，低不是姿态，低是我们要抵达的写作高地。俯视的意义是让我们的文字更加开阔，更接近本原和内在。

接近，没有方向。原——肯定不等同原生态、自然主义、现场、草根、民间，原的意义在于不做树的躯干和枝叶，它是根。在这里，强调写作的修辞和技巧是拙劣的；在这里，强调消解意义和解构传统是无知的；在这里，强调终极和人文关怀是猥琐的。谁被谁关怀？就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在互相抚摩，要命的是一个人说出自己的快感，另一个人像吃了苍蝇。

手稿写作强调常识的存在。常识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忽视人性共有的善恶、私利和美德，它不能呈现出事物本质的芜杂和多重性。重回常识，对写作者来讲，是要回到基本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判断，这是从自己身体出发的写作。所谓的价值判断不是对否和审视，而是呈现。那么，最大的常识就是感受，不是身临其境。手稿写作的常识在于发现存在的不合理性，不追问，不探究，出发和结局都是过程。

手稿写作对日常的作用是整理和表达，不是记叙，不是罗列；是观察和发现，不是揭示，不是界定。我们克制地表达事和物的基本点和背面——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部分，它暗合了普通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的意义。手稿写作是对日常的发现，接近事物原的真相，它应有的尺度得到延续，人的意义和物相接。

手稿写作从原开始。

黄海：《手稿文库》是对当下散文和诗歌写作的重新分类。

这种分类是在当下陕西散文和诗歌写作的不满中进行的。不满意味着推倒再来和重新出发。

我在选编这套书的时候，尽量让那些真正草根写作浮现出来。他们很多人的写作在大众视野之外，在体制光芒照耀之外，但令人高兴的是他们独立的有身体性的写作已经开始了，他们自觉的写作觉醒正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很多人是个人史、生命史和时间史的写作。

我们的写作在陕西文坛之外，并且永远与它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个坛对于我们没什么意义。

你所说的身体性的写作是什么？

黄海：它能把自己身体的气味和温度保存和传递下来。

是可以触摸的生活，这意味着原生的、粗砺的力量和感受。这样的写作是豪不妥协的，不断潜行和贴近大地的。它是穿越身体抵达庸常生活的写作。

这是否是你提出的“原散文”的概念？

黄海：原散文写作是要让散文写作返回到日常中去。

伟大的《尚书》就开始了这个方向。

我们的散文写作太迷信功用和功能的作用，迷信修辞和社会学的意义，迷信载道和教义的方法。原散文写作是对当下散文写作错误方向的纠正。

在这套《手稿文库·散文集》中，马召平和吕虎平的散文就是原散文写作的践行者，向他们这样的写作致敬。

这种写作是否会陷入日常的琐碎，而缺乏高度？

黄海：琐碎有什么不好。文学做到高、大、全可能吗？这么多年它一直被穿着“皇帝新装”。如果那是作品的高度，我肯定不会为那样的高度而写作。日常的琐碎，这是写作的真谛。《红楼梦》它就是一部琐碎的生活史，透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才能通晓那个时代的人和人性。作家只有面对日常细小的事和物，才能担当个人所谓的社会责任。

《手稿文库》中的作品，多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在他们的写作中，有什么意义？

黄海：准确地说，是大地，是大地中的万物。大地是孕育万物之母。大地中有人和劳动，这是最了不起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写作有了人间烟火，有了疼痛，有入世的意义。他们的写作是与陕西作家的“农民文学”的分道扬镳。

他们的写作和“农民文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黄海：陕西是文学大省，不就是靠几部农民小说吗？

在我看来这样的农民文学是腐朽的。它不能直接提供一种文学价值和尺度。他们写作所谓时间跨度和结构跨度是根本不存在的。伟大的小说是发生在小人物不为人所知的事件。文学的小被作家可悲地遮蔽了，我们的目光看不到人性的光泽。

其实根本没什么所谓的农民文学，好作品是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

《手稿文库》的作者多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写作对他们来说更多是一种副业，这对他们的写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好作家从来不是职业作家，写作都是他们的副业——但他们的写作却是最富专业精神的。卡夫卡一位银行小职员、而丘吉尔和毛泽东是位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不也是副业吗？我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而进行的职业写作的精神而敬佩。

他们的职业只会加深他们对生活的把握和对写作的理解。

上海的，北京的，西藏的

都是中国的

人民路。人民行走的路

车和人走的路

车不能停在人民要走的路上

它就叫人民路

车要停的路在哪条路

我不知道

我知道管我交通的不叫人民

他叫警察

如果你停在随便哪个路上

有人贴张像香纸一样的罚单

像狗尾巴一样

夹在车玻璃上摇摆

我想就当自己拜佛烧了吧

我见过那路上的车啊

蜗牛般的行走

它们走的慢

慢啊

有人却不停地被他开出罚单

他们关心的不是路

他们关心的是我们

真要谢谢你们了

从来不明白的责任

原来在于我们

没有做人民的警察

如果像他那样

无论以何种姿势

站在人民的路上

你的正确无比

无比正确

令我也不想原谅

那些把车乱停乱靠的人

不原谅

和自己一样走在路上的人

路，人民最好不走了

空空荡荡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顺顺畅畅

路上走的，车在跑的

全不是人

类号：I500，6/I；书号：10071·485；出版：北京出版社；西安微电机厂图书室；书名：《荷马和〈荷马史诗〉》；著者：陈洪文；价格：0.39元。

这是粘贴在书籍扉页的卡片。一本属于我最旧的书，十年前的冬天我花了一元钱，在明德门小区一条至今也未命名的路上买的。我搬到这里的时候，那条路上杂乱地布置着旧家具交易市场、废品收购站、户县机场烤肉、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的水果卖场、库房和庄稼地。城乡结合部——不断涌向西安的农民工、手艺者和游手好闲者，我不知道他们来自祖国的哪个方向，他们和我一样用带方言的普通话询问日常的事情。

明德门地名考：据X记载，从朱雀门出，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是明德门。今天方位在西安南郊杨家村附近，与长安县毗邻。而我那时对它的了解突然多了几个词：小偷、盲流和好事者，我在报纸新闻上阅读这里的消息，吸毒、流氓滋事、自杀者和盗窃事件。朱雀路修到西八里村就停止不前，往南是尘土飞扬的机耕路，再往南机耕路通往那片麦地就没有了。路的两边是白色的围墙把工地裹得严实，杂草和灌木在里面疯长。有人把尿撒在墙脚边，（旁边写着：禁止随地大小便。）上面贴满了寻人启事、征婚广告、皮肤病性病广告、办证便条和各种便民服务电话。大写的拆！拆！拆！拆！——写满低矮的工棚和门面房，他们置若罔闻地住在那里，不时地向行人招揽生意。公交车的终点站在不远的医学院，我坐人力三轮车（一元钱）去那里换乘5路（五毛钱）去小寨、钟楼、解放路或者火车站。我通常坐402去太乙路去祭台村的一家印刷厂车间4楼的图书公司上班，轰鸣的机器声，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夏天，穿灰色工作服的女孩裹紧胸脯，汗水湿透了衣服。油墨味道和身体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她们青春的芬芳。纸张，那柔软的颜色和张力，正被她们一页页地抚平。我编辑的图书都在这个厂子印刷，我经常借口去看看她们。

我想起她们其中一个工友，她来自天水的农村，她有美好的面容，身材曲美，我常常没事的时候去2楼找她搭讪。她戴有毛线手套的手还是粘满黑色刺鼻的油墨，她用肥皂洗掉这些油渍，再用汽油搓洗剩下的污垢。冬天，她皴皱的手涂满廉价的防冻霜，但她青春的身体没有人可以挡住。她在车间做了不久的领机助手就调到办公室做文秘。我有时候还去她们车间看看，白色的墙上写着“禁止烟火、安全在心”几个朱红大字，《间员工守则》、《印刷车间管理守则》也挂在其上，我过去没有仔细看过它，现在发现这些字竟是那么的醒目。那那么好的姑娘，谁还有空看别的东西呢。从那以后，我很少见过她。她的办公室在一个套房的里层，外面坐着这个印刷厂的中年老板。

但有一天，她的高跟鞋噔、噔、噔、噔地从楼道传到我的办公室。她的突然出现，令我有些惊讶。她说，印刷厂被图书公司的K老板买走了，她可能要失业，但现在还没最后定下来。她坐了一会儿，语气中有些担忧，她问我，能不能找K说说，让她继续留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和她一样随时可能被老板辞掉。我说，你现在的工作总得要人做的，你不用担心，你会继续留下来。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她还是留了下来，给我们分发订阅的报刊，平常有空的时候也到我的办公室坐坐，说些她家乡的事。过了一段时间，K在会上宣布她做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我们几个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其实也没什么事，以前也没安排办公室主任，办公用品完了，就有人定时发下来。开始的时候她就不常来，偶尔给办公室员工传达一下K的指示。以前是K亲自给办公室打电话，现在不同的是她替为传达和直接安排。

后来她也懒得上4楼了，有时一个电话打到办公室就把事情交代完。在油墨和汗臭味道的过道，她走路鞋跟落地的声音特别让我们工作更加谨慎。她学会打扮自己，口红、护肤霜、香水和女人分泌的体香，青春在我看来是多么美好。她穿低胸的连衣裙，夏天我几乎能看到她半个乳沟。肩上别着一个小挂包，装有钥匙、卫生纸、钱包、镜子和化装盒，有时从包里拿出镜子照照。她还不够自信，其实在我看来她的衣妆足以引起我的无限遐想。她没事的时候给我们提醒一些事情，糨糊和剪刀用完要还给她，订阅的杂志过期后要归还她，纸张要节约着用。在那间阴暗向北的房间，昏黄的电灯照射下，我们脸色发黄。

她管的事情越来越琐碎，我们开始不喜欢她，她甚至有些对我们苛刻起来。有一次，公司有人向她告密说我把办公室里的废纸给了一个老人。她知道后大发脾气：纸哪怕是没用的废纸也要留下，还能卖给废品收购站。那个月，公司每个人工资被扣了十元，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K几乎一年都不到四楼看看，我们编的图书源源不断地被印刷出来，运往全国各地。那些五颜六色的图书封面印着青春少女的照片，十分撩人。

我离开图书公司那年，她经K介绍嫁出给了一个开出租车的西安人，不久她的儿子出生，我没见过。那几年她和K打的正为火热，她得到K的信任，主管公司的财务，买了房和车，她的男人也不开出租车了，自己做了一个小公司。有人不断地传递她在西安的小道消息，她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和K这样臃肿的中年男人，一晃十年。我有时想，如果我是她，像她那样面容姣好，我觉得自己去做小姐吧，我要把自己交给更多的人。

二

以后我再没有去过祭台村这个地方，它在城中村改造中被艰难地拆迁了。那些村民搬到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太乙路向南延伸到二环路，我还是住在明德门的杨家村，只不过是和一个甘肃男人住在一起，在189号院的3楼；然后我又搬到193号院，还是和这个甘肃男人住在一起。他在师大读自考，没事时我还去他的学校旁听过。那里有好多的女生，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们在寒冷的冬天喝北京二锅头，房子里没有冷气，我们围在床上喝酒、抽烟。荷尔蒙和酒精，我们兴致勃勃地谈人生和理想。他来自平凉农村，高考失利后有人到他村子招生，他父亲就帮他交了一千元定金，他卷起了被盖来到了西安。他原以为花了这么多钱本可以统招生那样住在大学校园的宿舍，可以和他们一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读书。而现在情况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接受。他上课的教室租的是一个村中村厂房，空荡荡的房子可以坐几百人，学校没有固定的老师，厂房的大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干脆写着：陕西XX大学XX教学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看守，几乎不闻不问。有时，他懒得去了。老师也是这样，课还没上完，就走了。奇怪的是他周末还要去学校上课，周三却没事可干，我和他可以去录象厅看成人影片。他的那些书堆在桌子上，他好像没有翻动。自学考试，他说只及格了一门，太难了，不想把时间放在这里。

第二年，他从家里拿了学杂费再没有去学校报名，他乡下的父亲还不知道。他在我的介绍下了我所编辑的杂志做发行工作，每天骑着单车给城市的每个报刊亭送杂志。月薪400元、保证金1000元、其他押金200元（单车和工作服成本）。他踩着单车走巷串街，做杂志销售调查，还整理了一厚本资料，为老板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他逐渐取得了老板的信任和好感，后来他被安排到办公室接电话、记录考勤和保管办公室钥匙。

有段时间他晚上很少回来，我不知道他有了女朋友。他还向我借了一些钱，说是寄回去给他父亲看病。我没有细问。夏天快结束时，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带女友去办公室过夜，把客厅的沙发压断了。老板知道这事情后把他辞退了，他又没事可做了。

在杨家村193号某个狭小的房间，台历的记事页上写满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

27日 小晴。他整天呆在房子里，睡吧。没事可做，我们周围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３日　多云。我借给他５０元钱，他去理发，吃饭。可能还买了一盒避孕套。这几天没有回家。

5日阴。今天房东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上月房租到期，请续补。天气真的有点冷。去年夏末又换了一个工作，快过年了，到现在只发了三个月工资。晚上碰见一个熟人，我请她吃了一碗米线，吃了烤肉，花了12元。她吃饭的时候不停地咳嗽，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搓手，我们丝毫没有想走的意思。我原想请她一起去我的房子坐坐，我那里只有一张床，没有椅子和板凳。被单已经三个月没有换洗了，它充满了我身体的气味。

7日 阴。昨晚做了一个梦，遗精一片床单。我梦里是昨晚吃饭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尝到蜂蜜的快乐，那怕是那么虚无。

10日持续的阴。无事。靠在床头读一本《图像·女人的盛典》的书：我认为克莱尔非常美，她无疑比她穿白裙子的年轻朋友还要美得多。但与后者相反，她从未引起我的肉欲兴奋感。

11日小雨。心情有些烦闷。出去走了走，风吹在脸上有些痛。泥溅在裤腿上，鞋也湿了，晚上还看《图像·女人的盛典》，又是开头几页：她一下子将中指插入，几乎完全没入凹处里面。接着，她抽出指头，动作非常缓慢……立刻又再次插入深入。这描写的不是性，而是抚摸一朵花。

13日晴。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还没写完。如果可能，我想每天只写一点，写到我要回湖北的时候，我想当面给他，我不打算浪费几毛钱的邮票了。他像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一样有些伤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伤感。我还在信里劝告父亲，要想办法戒掉白酒，想办法把母亲找回来。

……

他回家过完春节又回到了西安，第二年春天刚来，他就从我这里搬走了。他搬到瓦胡同的一个院子，和他女友住在一起。他有了一个很好的靠山，我要祝福他，他找了一个有点小钱人家的女儿，他可以从别人身上取暖。而我还是一个人走孤独的路上，遇见了漂亮的女孩还要偷偷地看。青春在孤独中深深地发酵，当它要腐败的时候，这种气味就得到了散发。他就是这样的。

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父亲每月不断地给他寄来生活费，他一直瞒着家里自己还在读书——其实他好久没有去学校上课了。我去他租居的房子看过他，男人有了女人以后，模样改变了很多，头发和皮鞋一样乌黑发亮，衣服整洁多了。特别是房间东西摆得井井有条，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像是个有气质和有文化的人。那几年，我跟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他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听说他那个女孩生了孩子，不久在甘肃老家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我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和他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

不久，他做了一个文化公司，我去过他那里几次，他一个人也没雇，就他和他老婆。孩子送到了乡下，我没见着。我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他家里堆满了杂志和书。他编过一份叫《春草文学》的小报，印刷得很差。期间，他在我一个朋友主编的一份杂志做过编辑。时间不长，他又去了武汉。关于他的事，我知道的越来越少，好长时间也没主动去想过。人都是这样，朋友就像公共汽车停靠的站点，到了一个地方，下了车，在人群中消失。某一天，你碰到他，忽然没喊出名字。

那几年，我忙着恋爱、结婚和工作，当我快要彻底把他忘掉的时候，他竟然和我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说，我在福州，没想到吧，我在福州呢。我懒得去想别人的事，他在哪里对我来说很不要紧。我说，你在福州忙什么呢。他说，刚辞职，没事可做，闲着。

他跟他女人已经离婚了，女儿还在甘肃老家上学，他现在又有了新的女朋友。他说，你在福州有认识的人吗？帮我介绍个事做吧。我想了想，还真有一个朋友。我把朋友的电话告诉了他，让他去找吧。不久后，他在一家连锁茶楼编本行业内刊。其后，我们还联系过一次，他说，他写了一首长诗，你帮写篇评论吧。我答应了他，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的福州朋友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你上次那个朋友电话打不通，茶楼跟他联系几次了，好几天都没上班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不辞而别让我很难过，我尽量不去想起这个人。但事后，我觉得他和我一样在一个充满孤独感的城市，我们不需要跟另一个陌生人打招呼，何况是熟人呢。

三
　　
　　
　　1998年的南方大水刚从故乡的地平线上退回去，北方的冬天就要过去了。
　　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在西郊的任家口住了下来。那时候我刚找到工作，要穿过一条土路到土门绕半个城市，换几趟车到东郊一家公司上班。和我一起租住在一起的是个安徽人，他在西电公司上班。前段时间我还去过他单位的集体宿舍，那窄小的空间挤满了三张架子床，住六个人，还要放三张桌子，它们一字型摆在房子中间。桌子上杂七杂八地放着牙具、书籍、报纸、工作手册、大宝SOD蜜（男士护服品）和刮胡刀等。毛巾挂在墙上，衣裤挂在走廊的过道上，许多人还在过道里炒菜做饭，油烟到处弥漫。
　　昏暗的灯光不分昼夜地亮着。嘈杂和沉闷从来就没有散去，就像这里的灰尘一样，它落在地上，蜘蛛网上，蚊帐上，没有被及时地清除。请原谅我有时忘记他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一个安徽人，来自陈独秀的故乡怀宁。他老婆还在怀宁一所学校当老师，我那年夏天见过，——他从单位宿舍搬出来后，再没搬回原来的宿舍了。他们就租住在任家口的一间民房里，不久他老婆收假回去后，他就辞职了。我和诗友王琪一起去看过他（他是诗友王琪的中专同学），我为此感到忧伤不已。我觉得他那么好的单位，一个从乡下分配到大都市的农民后代，他的举动轻而易举地把我那时所有的梦想击得粉碎。当我一遍一遍在城市的夹缝中寻找那么一丁点空白安歇下来的时候，下岗再待业正成那时社会的流行词。
　　他说，他不想在西安呆下去了。他老婆还在老家，他要回到她身边。
　　他想体面地调回当地工作，努力了好几年，也找了一些关系花了钱，最后也没结果。他给他老婆的上级单位写信，没有回音。没办法，他只好找到厂办，把五年的工龄买断，换些钱。这是厂方最求之不得的想法，他很快办好了离厂手续。他租住在任家口某个民房里，他每天很早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背诵英语。他说要花三年的时间考上研究生，这是生活的最后一条路。每天他都在强迫自己，他的桌子上全是英语参考书和英汉字典，还放了一张她老婆的照片。我跟他一起大约住了三个月吧，冬天一过，我就换了一个地方。我记得我是那年九月才搬到任家口的，他老婆刚走，我在王琪的帮助下搬到他那里和他住在了一起。他不喜欢我抽烟，不喜欢我熄灯睡觉，他通常把灯亮到深夜。我没办法，因为房租和水电不用我承担。我只是暂时住一住，因为我刚找到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几乎没人相信我会去干它。
　　后来我得知他老婆原来是他的初中英语老师，大他五岁，那马拉松式的恋爱在他毕业后才得到女方家人的同意，差不多十年，五百封信函，让他们挺住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他想跟老婆要个孩子，但一想到两地分居，他就有些辛酸和难过。他要回到她的身边，这么多年，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
　　他很快就获得了汉语言自考本科文凭，这距他的梦想只有一步只遥。我在此期间还去看过一次，他戴的眼镜又大有厚，人看上去要比以前精气，虽然苍白的脸上胡子八茬，但让我仿佛看到他即将来到的胜利。我那时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想起来，我大概换了好几处工作吧。他依旧一年到头地刻苦攻读，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和毅力。我那时也开始忙着恋爱，忙着找朋友，青春，无处躲藏的诱惑，我慢慢和他疏远开来。有一天我偶然想起他，我问起王琪：他，考上了研究生了吗？王琪说，他坚持了四五年吧，最后他放弃了。
　　我听了依旧忧伤不已。也许是他重新唤起了我对大学的认知和认同吧。我把从前的课本捡起来。我开始复习大专学过的《大学语文》《古代汉语》《大学英语》和《现代汉语》，我在那年西北大学的专升本考试中也是失败了。但我一想起他，我对自己就开始忧伤起来，因为我还是把他快要遗忘的时候又想起他的名字：陈德亮。他曾经有那么美好的理想，美好的信念，美好的行动，他怎么就不能成功呢？那几年，人心浮躁，而他却岿然不动。
　　我的一位朋友跟他一样为考研准备了五年，不恋爱，放弃工作到研究生毕业，再到待业，这十年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听说她又要读博了。我打心里没高兴过，我觉得她或许更需要一个爱她的男人吧。书本对她来讲就像毒瘾一样让她充满幻想和期待。我这样说可能对她有些残酷，青春的时候，她没遭遇爱情，她可能是身体不完整的人。我觉得陈德亮，他经历了婚姻到爱情的阵痛，他经历了事业和理想的割舍，他最后选者放弃，在这充满不可预测的未来中，他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一直对他处于遗忘和铭记之间的地带。
　　我听说他现在搞钢材批发生意，在他的故乡安徽安庆。
　　真是好。他有了孩子。他身体开始发胖，职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他还是那么用心和执著。我有时想给他打个电话，但不知说什么。好在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或许他可能也忘掉了我的名字。

1

一条机耕路铺满了煤渣，被拉煤车压坏的路基的凹凸不平，从来没有人去打理它。夏天一来，长江就到了丰水期，拉煤车在那时候也多了起来，它们彻夜地奔跑，村庄在躁动不安的虫鸣声中若无其事地睡过去。

那片棉花地就把那条机耕路隐藏在季节中。而村庄在更远的深处，看起来更像在这条路的尽头，我爬上装满煤炭的卡车才能把它望到边。我要搭乘它去黄石码头，省下五毛钱（车票半价），几乎所有的伙伴们都用这样的方式爬上卡车去黄石。去黄石，去黄石，在大人嘴里说得最多的一个地名，它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来往不停的公共汽车、街道、穿制服的工人、小吃店、火车和铁路，是马家咀（地名）、工人村（地名）、黄思湾（地名），或者石灰窑（地名）、石料山（地名）、王家湾（地名），这些叫法跟我熟悉的村名差不了多少。

我小时候身体多病，母亲经常带着我跑遍那些村庄，寻找那些赤脚医生。去黄石，我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是这些医院或诊所。我5岁那年得了急性痢疾和肝炎，父亲带我第一次来到黄石六医院，在来苏水味道的医院走廊中，我逐渐辨认草本植物和药材的区别，它们苦味从小就进入了我的胃里。那时候，看病从来不需要排队狭小而声音空荡的大厅里，有两排木排椅，空空的。母亲把住院需要的衣物和日常用品用蛇皮袋子装好，放在木排椅上，我坐在那里等待着着，短暂的，但是内心紧张的。陌生的人，我害怕见到你们。病房里还有几张空床，另一个中年人半夜经常起来上厕所，他床头的病卡上写着：前列腺。他每次躺下来，钢丝床像要散架似的，咯嘣咯嘣响个不听。我差不多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连中年护士，我也很少见到。每次喝草药都是我母亲去药房拿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总是把穿在身上的白大褂弄得很脏，好像从来没有换洗。

一个枯瘦的老大夫又开处了一些中草药，母亲仔细询问我的病情，我就出院了。那时候很少用抗生素，一般用中医治疗，效果很慢，等我对疾病不抱幻想的时候，病也就彻底好了。为了让我安心吃药和打针，母亲还为我买了许多糖果。还有一些亲戚和父亲的朋友来过医院，他们拿了些水果，都是我喜欢吃的。但母亲又把水果悄悄拿回了家，转送给其他的亲戚。

祖父病倒那年，他没有去黄石任何一家医院，他连河口卫生院也不愿意去。我想起卫生院那些木格窗子，阴冷的风刮进来， 有人用钉子把农膜订在外墙上，没等春天来临，孩子们把它扯下来，换了几小块糯米糖。再补，再扯，后面谁家里有了病人就自己带一块农膜，自己订上去。祖父彻底不能动的时候，他就睡在婶家的两个偏房中间的过道里。青石板的过道上正好放一张单人竹子床板，放上四块砖头扛起来就可以了。夏夜，风从树林里吹进来，吹到过道阴凉阴凉的，爷爷就睡过去了。有时，月光也会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和月亮一样的白。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的咳嗽我全家人都能听得见。

村里最怕深夜听见狗叫的声音。大家赶快关起大门，让年轻的媳妇从自家的后门跑走。她们有的抱着黑白电视机，有的鞋也没穿好，抱着收录机跑进了后背上的树林里。等他们村委会和计生办的人进到村里，整个村庄处在一片黑暗中。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然后用手电筒从窗户里照进去。来不及逃跑的女人，被人塞进卡车连夜送到河口镇卫生院。母亲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卫生院，结扎完第三天就出院回来了。卫生院没有那么多床位，很多人结扎完被安排在河口镇政府的礼堂里休息。浑浊的空气弥漫在整个屋子，呻吟和喧哗的声音嘈杂在一起，让人非常难受。

没过几天，计生办的人和民警在村干部的带队又来到村子，抓走几个育龄妇女，没有抓到的，就把他家值钱的东西搜走了，实在没有值钱的，就把他家唯一的耕牛牵走卖了。他家的外墙上被刷成大标语：“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等。有些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一躲就是好几年，他家的土地荒芜了，门锁也生了锈。谁也没办法，躲不过去的，认了命；生了几个姑娘还想生儿子的，就把自己的女人藏到城里的亲戚家。但后来就把她男人抓走结扎了。

小的时候，村子从来没有什么大事。谁生谁死，好像都是劫数，谁也躲不了。但有一年，村子有人考上了大学，这成了大家意料之外的大事。我印象里好像一次也没见过这个人。我认识的那些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他们生老病死都在这里，他成了我唯一不认识的村里人。他家请人在村上的那块空地放了三天电影，每天晚上两个故事片，记得有黑白片《铁道游击队》和彩色片《新兵马强》等。我第一就知道了日本鬼子、越南鬼子、英雄和国家，尽管那是个大得没法清楚的问题，但我却在大人的帮助下明白了要考大学的理由。那时候，我还是光着屁股的年龄。有一年，我回去，我听父亲谈起这个人，他现在四十多岁了，他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石某机床厂，现在已下岗在家。家国形式不可同一而语了，那片当年放电影的空地，后盖了房屋，几年前，又拆迁长满了灌木……

2

黄石是我少年时代最无知的一个词。我从家乡的凉山头向北望去，长江似乎被我踩在了脚下。一座山，阻断了我无数的梦想和现实。我乘车去黄石，需要从河口镇坐摇摇晃晃的大客车，经过水泥厂、砖厂、卫生院、养殖场、西塞山、黄石大道，我们要去农贸市场，父亲挑着一箩筐红薯换来褶皱的钱币。我记得那时候，红薯收购价1毛/斤、萝卜1毛/斤、土豆1毛五分/斤、玉米棒5分/个，其他农作物价格不等。父亲买回化肥和薄膜，他偶尔也会给我买点奶糖，如果是夏天，冰棍是五分钱一根，冰凉的甜味，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鸡蛋大概是一毛钱一个吧，我曾经偷偷用两个鸡蛋换回三根冰棍，被父亲打骂了一顿。去黄石我可以看到许多好吃的东西。每一次，我们兄妹总是争着跟父亲去黄石，谁要是留在的家里，母亲总是给我们每人一毛钱，我们都很开心。

去黄石，父亲走在稀薄的人群中，我一眼就能看到红旗百货商场巨大的标牌下，停满了自行车，铁栅栏把它围起来，有个上年纪的妇人守在一张斑驳的黄油漆桌子边无精打采。秋天的梧桐树正在落叶，二道贩子在沿路叫卖袜子。黄石大道，跑过的公共汽车冒着柴油味的黑色油烟，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突，像要随时向后退回来。那时我走在斑马线的街道上，兰色的卡车、锈色斑驳的手扶拖拉机、自装的柴油车，它们无视路口信号灯的存在，颠簸的街道撒下煤灰、泥土和谷物。我来不及担心受怕，汽车就跑过去了。

火车在呜啦呜啦地叫着，它走的很慢，贴着江边走。在大冶钢厂，交错的铁路线，蒸汽机不分春夏秋冬地喘着白气，喀嚓、喀嚓、喀嚓的声音非常好听。焦煤从远方搬进来，铁又从这里运到另一个地方。乌黑的焦煤、烟囱、铁、围墙，隐约露出半条白底红字的标语：毛主席万岁！从道士袱开始，村庄就开始消失，黄荆山下的菜地和民房参差错落在山脚下。大半个钢厂一直从道士袱沿江绵延到黄石码头。村里有人就在钢厂里做冶炼工，他女人还生活在乡下，有时他女人带着孩子去黄石住上几天回来，有时他歇息在家住上几天又走了。后来他把他女人和孩子的户口从乡下转到了黄石，听说花了一些钱，又找了很多关系。我不知道他一家人现在过的如何，他的那间土砖房子早卖给了村子另一个人，他很少从黄石再回到现在的村庄。

我和他儿子还爬过拉煤车去过大冶钢厂，煤不断地从黄石码头卸下来，被轮船运到南通（江苏），我们从码头往回走到四门，那时候马路没有天桥，我们要等火车、卡车、拖拉机、三轮车和牛拉车从十字路口过去的时候，才能大摇大摆地走到路的对面。钢厂的保安根本不把我们当一回事，没什么阻碍我们就进去了。铁，不停地发出敲打的声音，巨大的声音，清晰而又震耳发聩。我在他父亲的食堂吃完又肥又白的馒头，然后在街道的铁路口等车，去河口的拉煤车经过丁字口的铁路慢下来，我们就爬上去。那些拉煤车要经过王家坜煤矿、龙山煤矿、河口煤矿、章山煤矿，我从不担心它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或陌生的地方。

但母亲还是不放心，为此经常打骂我。

父亲最先是在龙山煤矿下井，后来河口镇煤矿重新开采的时候，他又来到那里。我经常和伙伴们去那里，它在黄荆山南麓，从这里也可以翻过山坳去山北边的黄石市区。有一次，我和伙伴们一起把矿区拣来的废铁和铜背到道士袱废品收购站，卖掉又买上连环画，记得还买了一本《华字典》，但我最羡慕是谁家的小朋友又换了新衣服。母亲有一次带我去黄石卖自家养的土鸡，我帮她在居民楼的巷陌中叫卖，卖土鸡——，卖土鸡喽——，但少有人问津。一天下来卖掉了三只，卖了二十几块钱。那时候小贩们自由地进入城市的角落。很多人把家里种好的萝卜一毛钱一斤卖给了钢厂的食堂。乡下人到城里卖东西，要多卖和好卖一定要有熟人和关系。那时我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龙山水泥厂食堂做事务长，我家卖给他的粮食每百斤要比别人卖给他的贵上几块钱，父亲每次见他，总是热情地哈腰和点头，他有时并不搭理。

当个体中巴车开始运营的时候，河口镇开始了深刻的变化。村子有人开始去黄石打临时的短工，第一批出去的人都是一些初中没毕业的小姑娘，她们去了一个名曰美岛的制衣厂，在团城山开发区，四周还是庄稼地。她们没天没夜的干着，每月大概在120元钱，住在农民的出租屋里，月租10元，用酒精炉子做饭，或者用煤油炉子炒菜，昏暗的电灯下，她们津津有味地享受城市的多余的光阴。村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动身去了黄石，更多的人去了南方，留在村子的人越来越少。有一年，我的一个表姐也去了城里，在一家私人建筑队打杂，主要是买菜做饭，每月工资300元。她死于非命，被拉土车撞死了，连尸体也没搬回来。

许多人都来到黄石，他们在不断逃离自己的村庄的时候，他要把故乡这个词彻底抹掉。他也不想寻找记忆，不想背负沉重的记忆，他要忘得干干净净。

那条经历多次修补的沥青铺好的公路连中巴车也不走了。几处煤矿都发生过开采死亡事故，最终被关闭。四川人和福建人都离开了，他们带走了村庄很多漂亮的女孩，一去不复返。父亲彻底成了一个没事可干的人。

3

大水在我离开黄石的那年夏天浸泡了那片棉花地，绿油油的棉叶连同那片荷叶一起被雨水淹没了，大水还淹没了房屋和养殖场，半个电线杆还立在水中，燕子和麻雀站在电线上。鱼虾无人问津。那些救灾的糙米发到我家的时候，已经裹上一层层薄薄的绿膜，它发出一种咔味，父亲把它放在水里用力搓，颜色还是洗不掉。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用它来喂牲畜。那时候，我们把自家养的鸡蛋拿到黄石去卖，根本卖不上价钱，像水里白花花的鱼一样，网一捞，大片大片的，但却无人问津。

传言和瘟疫一样笼罩在整个村庄。

村庄的墓碑上刻上了我祖父的名字，大水退去时的刻度永远停在了那里。那年秋天还没结束，又一批年轻人去了黄石，我不知道它是否容纳得下他们。我在黄石结束了两年大专的生活之后，我又套上另一个枷锁——我要工作，我能找到吗？我挤在7路公共汽车上，我听信于任何一个可能的谎言，我却又在焦虑中等待最后的结果。那些荒芜的日子，我除了读报，就是去人才市场。黄石，我从不放过张贴在路灯下的野广告，我不停地给招聘单位寄发我的个人资料，然后去面试和应考，然后陷入杳无消息的巨大无奈中。

黄石，那个铁与水泥，煤与石灰岩，铁路与烟囱，故乡与异乡，灵与肉的城市，我走在它窄小的街道上，灰尘落在我的脸上。我从石料山乘3路公交去黄石港找一个陌生朋友。我希望我能得到他的帮助，能够找到安身的地方。黄石日报大楼，玻璃反射出白色的太阳光照在我的眼睛令我无法抬头。我进门被问话、登记、预约，然后我顺利地踏上四楼。我说明来历，我羞于表达的眼神已经告诉了他我自己的意图。他说，很难办。我说，我已经考试过了，但没人通知我。他说，那你就等等吧。我说，你帮我打听一下，熟人可能好说话。他说，好吧。我坐在那里沉默，他在忙自己的事。

这件事最终没有结果。我把朋友借我的BP机的号码留给了他，但它从未响过。我一度怀疑他BP机的质量问题。我实在没法继续呆在这个城市了，我离开黄石的那年秋天，一条铁路开始测量，它要经过下黄湾。那里可能需要一个测量员，我想如果可能，体力上的工程活我也可以干下去。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铁路确实经过我的村庄，确实有人开始了它的测量，但这一切与我有关系吗？一年，两年，五年过后，它在人们要快淡忘的时候终于动工。

从道士袱经过河口镇、下黄湾，一直向西延伸。挖土机不停地掘土，卡车开始奔跑起来，扬尘爬满了庄稼和房子。祖母坐在白净的太阳下，她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她的静默让我感到吃惊。她说，山丘那片祖坟搬到哪里呢。父亲说，迁到了对山脚下的那片枫树林里。祖母说，好啊，将来没地方埋人了，也把我埋在那地方。父亲没有再支声。冬天干枯的树木被人砍光了，铁路正往那个方向赶。大家都忙着丈量自己的田地，他们正盘算着铁路要占用自己多少土地，他们到底能赔上多少钱。

许多人为此的分配忧心忡忡的时候，村子有个女人哭闹着要上吊。她觉得这条铁路毁掉了她种下的那片果园，不能按照青苗费赔偿。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我知道，即使他们把土地放在那里，也没多少人耕种。像黄石郊区的那些村子一样，他们在等待机会的来临。铁路铺好的时候，村庄发生过牲畜被撞死亡的事情，反映上去大都没有结果。但是已经有铁栅栏把铁路隔开了。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或者从村子到另一片田地，要过一个个涵洞。

火车跑呀，从远处拉着一节一节的煤运到黄石电厂，昼夜不息。

火车跑呀，孩子爬在地上看它喀嚓、喀嚓的响。

在火车跑过那片田野上，一条宽阔的水泥路正在动工，在铁轨的旁边，向西，看不到尽头。我家的那一亩水田要派上了用场，它被占去半边面积，分了几千块钱。剩下半边，父亲想把它载上树木，他说，将来你回来，就在路边盖个房子吧。当人们把房子不断建在公路边的时候，汽车轱辘的声音越来越多起来，但他们并不觉得这有多么的喧闹。我们不顾一切地逃离自己的村庄，我们又把村庄换了一个地方。

黄石，真的越来越近。听这火车的声音，我仿佛和它在一起奔跑。（约5500字）

那时候，朱雀路修到医学院门口就搁置下来，只剩下一条往南的半条土路通到杨家村口。它的杂乱和落败随处可见，夏天的西瓜皮散落了一地，路的两边没有一棵树，没有路灯，中巴停在城南客运站不走了。电线杆竖在那里，缠绕着电话线，它上面贴满了性病及办证广告。那时侯，我住杨家村193号民房，乘713路公交，需要坐人力三轮车去医学院。

在有月亮的夜晚，能看见年轻的恋人围坐在那片杂草丛生的工地上。在不久的过去，远处有一大片菜地和零星的粪池。庄稼长在矮房子旁边，还有野草人立在那里，麻雀低飞。菜地上有正开工的建筑工地和建好的楼房。风一吹过来，全是粪便的味道。后来有一条路从那里经过，把那片地分成了两半，靠西边的是烈士陵园，种满了阴森森的树；东边是建好的明德门小区。它在当时看来非常洋气，比潘家庄和杨家村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民房漂亮多了。

我听当地人说，明德门是唐代皇帝南巡时的必经城门，在朱雀路向南延伸的路上，已经没有了痕迹。历史过于辉煌和深厚对我来说是种表象，如果只是几处庙堂和帝王宫殿的遗迹，我觉得不要也罢。它还不如变成沃土桑田，我们还可以种上谷物，栽上树木，圈养牛羊，或者种养水草和鱼，生儿育女。如果明德门与我还有些关系，是因为这里房租很便宜，按照1999年的价格，民房大概每平方米五块钱吧。我喜欢这里的秦腔，每个周末还有马戏。一个菜夹馍只需要五毛钱。我住那里，晚上常有老鼠咬门的声音。当然如果在非常安静的夜里，我也能听到年轻朋男女在隔壁房子做爱的声音。

那时候，我搬过好几次家，不是村子的东头就是西头，有时还是在同一个院子搬到另一个房间。那几年，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马召平、邹定国、高勇、周公度。他们很多人是诗人，我们现在还来往着。可是想到小佳，我们分手已经十年了。

我现在还隔三岔五地去那里，我要去那里上班，鑫泰园小区，马桶经常被堵的单元房，夏天，女生都穿吊带裙。我的朋友们，他们越来越多的人也搬进了那里，他们住在杨家村、明德门社区南区，或者北区，还有一些人在那条叫朱雀的南路上买了房子，不断有来直他们的消息，可多的是他们的单车又被偷了。

是啊，那栋高楼没建之前还是个废品回收站。那个旧家具市场也不见了，它改成了一个加油站。没有任何理由。如果换了我是那里的农民，我也想把土地换成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进城。可是他们并不想把房子拆下来换成商品房，即使城市的进程已经覆盖了明德门。忽然，我想起我住在明德门的事，有一年，民警把杨家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挨家挨户检查暂住证。我和许多没有西安户口的农民工一起在村委会的操场上蹲了一个晚上。最后被警察罚款180元离开了，那是我差不多半把月的工资。

想起来，历史对个人是多么不重要，我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个人有自己的历史吗？我想无非是这些事。

200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