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穆镇，请老穆草堂指教

谭汝为

天津最早的回族聚落点，是形成于明永乐年间、座落在北运河东岸河湾处的穆庄子。1950年，穆庄子（又称穆家庄）与天齐庙村合并，取二村首字命名为“天穆村”。1986年置“天穆镇”，回族居民占全镇人口的85％以上。

天齐庙村，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由河南迁移来此的单姓定居形成村落。请咸丰年间原久居丁字沽的河南籍人周自贵迁入此地。单周两姓皆为河南籍，且都信仰佛教，遂建天齐庙。村落因此得名。

穆家庄建村于明代洪武年间，燕王扫北时，其部将浙江杭州人穆重和与其子穆能、穆太驻兵屯垦，后在此落户，形成之聚落遂名穆庄子。以后三百年间，从江、浙、鲁、豫等地陆续迁来马、李、哈、崔、周、刘、赵、时等姓人家前来定居。随着人口的繁衍，穆庄子地界不断扩大。

天穆镇隶属天津市北辰区，位于北辰区中南部，毗邻中心城区，以镇政府驻地天穆村而得名。天穆镇面积30平方公里，下辖15个村和18个居委会，人口10余万人。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京山铁路、京浦公路纵穿南北，为通往京畿的咽喉重镇。北运河、子牙河、丰产河穿镇而过。北运河畔滦水园、御河园、娱乐园，风景秀丽宜人。改革开放以来，天穆镇已建成以京津路为轴线，集经济、文化、科教、商贸、金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城镇。

天穆镇民俗文化浓郁，各民族和谐相处，安居乐业。天穆村清真北寺是天津市最早的伊斯兰宗教建筑和活动场所。造型独特的天穆南清真寺是民族文化建筑的典范。这两座市级重点文物建筑，与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相映生辉。日前，天穆镇通过了国家环保部的考核验收，成为北辰首批通过验收的国家级环境优美镇。

天穆村历代先贤，曾为本地区乃至为天津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建功立业。如天津豪富家族“八大家”的“正兴德穆家”，其始祖穆兴永以兴办磨房、碾米厂起家，成为津门大粮商之一。后陆续开设“正兴德茶庄”等五家商号，成为津门著名的商家大户。其后人穆雅田继续经营的“正兴德”，发展到全盛时期，成为全国茶商中首屈一指的名店。天穆人孟少臣首倡并集资于1936年建起的中国大戏院，至今仍熠熠生辉。

天穆是天津市体育先进乡镇，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功勋卓著。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泳坛泰斗穆成宽就力挫群雄，为国人增光。此后几十年间，天穆先后培养出游泳名将20多人，开创了新中国的游泳事业。产生了一代“蛙王”穆祥雄，举重名将赵庆奎，滑冰女杰穆秀玲等体坛巨擘，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天穆镇文化底蕴深厚，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传统的高跷、花鼓、法鼓等民间艺术表演，迄今仍盛行不衰。成功举办多届“天穆杯”小品赛，成为天津文艺活动的亮点之一。全国文保先进人物、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穆森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天穆人。从这位80后学者身上，可以窥见人杰地灵的天穆传统文化积淀，对年轻一代的学风滋养和道德培育。

天穆镇于1997年率先进入明星小康乡镇行列，先后被评为“全国十佳乡镇”、“全国最佳乡镇”和天津市“乡镇之星”称号。1997年被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示范点”、“全国共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温家宝：“走不动就是爬，我也愿意去。”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在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提问时说，“我想到阿里山，想到日月潭，想到台湾各地去走、去接触台湾同胞。虽然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如果有这种可能，走不动就是爬我也愿意去。”

薄熙来：“打黑不是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薄熙来称，“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人才？”

2009年11月5日，有媒体向外界披露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令人感动的是，已经快走到人生终点的钱学森还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人才？”如果说这是德高望重的钱老的最后“问责”，那么谁该为此“负责”并回答呢？

郑州规划局副局长：“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指责说：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房产巨商：“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

在“调整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分论坛上，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语出惊人：同30年来的工资上涨水平相比，中国的房子等于 没有涨价。任志强说，1978年我们大白菜2分钱一棵，现在2块钱，也增加了100倍。房价只增加了16.6倍，和工资收入相比相差太远了。房子等于没有涨价。

天津公路局处长：“这事不好说太细。”

2009年初，记者在天津调查贷款道路通行费的收取情况。当记者追问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这笔五年来与养路费捆绑收取的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其款项的具体去向时，该处长并未正面回应，却称“因为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网语：“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

7月初在百度贴吧里突然有人发了一张一名非主流男子吃面的图片，图片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没多久，便有网友相继模仿此句式，“寂寞党”也悄然在网络上形成。近来，网络上正流行这种集体撒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我发的不是帖子，是寂寞。”“我写的不是稿子，是寂寞。”

网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在百度贴吧魔兽吧，一个只有标题——“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空帖，一天内迅速成为网络第一神帖，点击数百万，回帖数十万，并引发了一场众多网友们参与的网络集体狂欢，影响了社会各界和媒体们对此话的深度分析。与此同时，与其意思相似的流行语层出不穷。

网语：“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源于猫扑大杂烩，由网友“不要迷恋哥”的一个帖子引起的恶搞，其中PS和恶搞的图片蜂拥而至，许多猫扑高管也参与了其中的恶搞活动，由此网友们纷纷开始参与。

小沈阳：“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天，眼睛一闭不睁就是一辈子！”

春晚一夜之间，小沈阳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被电视台放了又放的小品《不差钱》和《超级大明星》是小沈阳的成名作。每年的春晚过后都会流传一两句经典的话，今年最经典的话莫过于小沈阳这句话——“人啊，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天，眼睛一闭不睁就是一辈子！”。

（据网络文章改写）

湖北省的国学教学与研究，源远流长，人才辈出，曾产生一大批文学名人，如战国时代的屈原、东汉末的诸葛亮、唐代诗人孟浩然、岑参、皮日休、宋代词人宋祁、明代诗人袁宏道等；湖北自古就有国学研究的深厚传统，在我国古代书院近千多年的历史中，湖北是古代书院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至清末时有书院达243家，其中由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建的孔庙，至明洪武年间由湖广巡抚熊尚文命名的“问津书院”，以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的名字命名的“守敬书院”，明万历年间由提学葛寅亮创建的“江汉书院”，清同治年间由湖北学政张之洞创办“经心书院”，清光绪年间由张之洞创建的“两湖书院”等，皆在全国书院中享有盛名。现代以来，湖北国学研究亦屡出大师，如国学大师、著名语言学家黄侃，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汤用彤、徐复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闻一多，史学研究专家王葆心、陶希圣，哲学家殷海光等。

我国中部五省 省属高校第一所国学研究中心于2009年12月19日在湖北师范学院挂牌成立。湖北师范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是由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中的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史等四个学科方向组建而成的。研究中心主 任黎千驹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湖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该中心有研究人员21名，皆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

湖北师范学院国学中心将以弘扬国学为己任，融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为一体，其主要任务，一是面向学校大学生开设国学系列讲座校选课，从而提升校选课的品位，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二是从事国学研究，该中心将充分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实现学科优势互补，深入开展国学研究，争取产生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三是服务社会，该中心将面向武汉城市圈，为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举办国学讲座，以弘扬国学，扩大学校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高校人文学科服务社会探索出一条新路。

热烈祝贺湖北师范学院国学中心成立！

预祝贵中心弘扬国学事业蒸蒸日上，宏图大展！

       气势磅礴，前无古人，睿智透辟，醍醐灌顶

周有光《朝闻道集》：最值得一读的好书

104岁的学者周有光《朝闻道集》，入围中国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商报》联合推出的“2009年度30本最值得一读的好书”！评选结果年底揭晓。

随着《朝闻道集》面世读者，全国各大网站及其他媒体纷作报道，引发了一股此书阅读热潮！这几天已有中青在线、搜狐网、中新网、中国网、人民网、京报网、千龙网、中国文化报网、中选网、TOM网、易网、博客中国等全国各大知名网站刊载消息及评论文章。

周有光先生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忽然离开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尽快自我扫盲。”

凤凰网·读书频道 2009年12月04日

本周推荐：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12出版

推荐评语：继2008年《周有光百岁口述》之后，周老的又一本新作《朝闻道集》在年底登场。本计划在08年12月出版，却拖了一年才得以付梓。仍旧是老先生近年来所观所感的杂文合集，仍旧是洋洋洒洒讲真话、妙笔生花通古今。周老学富五车，博大精深，字里行间弥漫着对科学与民主的执着追求，这就是本书的精髓所在。周老曾经说过，他的“最后一本书”就是要以《朝闻道集》为名。当是为应孔子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对于我们读者而言，还能读到这位104岁大师的文字，已属幸运。“言则启智，善莫大焉”，衷心希望这不是周老的最后一本书。

人民网·读书频道2009年12月10日发表《朝闻道集》：一本讲真话的书 

　　《朝闻道集》，是周有光先生近年来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的结集。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这真算得上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幸事。

　　用“博学多闻”一词来描述这位学界泰斗最恰如其分，而这种博学更多地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可以这样讲：他这一生，总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前进。作为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先生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本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篇什，即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预测未来走向。他把中国的工业外包形象地比喻成“世界工厂”，把印度的软件外包比喻成“世界办公室”，并指出，中国只有藏富于民，才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中国改革开放，放弃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再学习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社会主义化。从此，走出困境，顺利发展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自行瓦解，这证明改革开放的及时和明智。这段话是周有光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正确性的准确评价。

　　相对于“经济学家周有光”，绝大多数人更愿意把他定义为语言文字学家，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是突出而重大的。从1955年起，周有光先生便被委以文字改革的重任。由他主抓并最终制订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被世界所公认，人们尊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本书第四辑“语文探新”部分，主要收录了这方面的文章。

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什么叫两头真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这样，从他八十几岁算起，又得了一个“文化学家周有光”的称谓。美国何以长盛不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西方文明能共融吗？为什么说“大同理想”和“小康现实”？贫穷的阿富汗也能成为“亚洲的瑞士”吗？在从容澹定的话语间，一位睿智长者与21世纪的新学人对话，展示出他深厚的学养以及他的时事关怀。

这是一本“真话集”，正如年长周有光两岁的巴金先生所说的：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巴金《真话集·后记》）“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华夏文化任重道远。”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是老一辈学人对21世纪莘莘学子的莫大期望。

　　94岁高龄的京剧艺术家宋宝罗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并给周有光先生写来了贺词。宋宝罗先生世称“三绝”：铁嗓铜喉、金石篆刻、国画书法。此次两位不同文化领域的“泰斗”级老寿星欣然携手，共同谱写了一段中国图书史上的佳话。这次合作，堪称“前无古人”。

谭汝为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一座历史名城诱人的魅力，首先来自其独有的建筑美。风貌建筑是一座城市凝固的自传，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外现。天津千百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万态，争奇斗妍。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外地朋友首次来天津观光，从天津站下车，过了解放桥，鳞次栉比的外来建筑映入眼帘，令人应接不暇，恍如置身欧陆。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洋楼，诞生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战大沽口的硝烟中。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左右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俄、意、奥三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位于海河两岸的九国租界，分别按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建起一片一片的国中之国。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但也给我们留下大批建筑艺术的精华。

天津小洋楼大体可分三类：办公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解放路两侧，多为各国开设的行政、金融、贸易、通讯机构。商业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原法租界劝业场和小白楼地区，商厦林立，巍峨壮观。住宅类洋楼——集中在原英租界五大道和原意租界一带。每当夜幕降临，充满异国情调的幢幢别墅，在昏灯朗月映照下，隐约闪现着岁月风霜和时代沧桑，引发徜徉游客的无穷遐想。

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它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及清廷遗老遗少等，具有绝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其楼舍建筑格局和风格发生明显变化，就是将许多中国元素包容进去。为数众多的中西合璧式样的建筑，令人耳目一新。

随着各国租界洋楼的拔地而起，天津的市政建筑和公用设施开始走向近代化——邮政、电报、电话、医院、公园、报纸、煤气、电力、自来水、电车体育场、游泳池、电影院等现代设施及文体场所纷纷涌现。1860年开埠后的天津，在遭侵略受凌辱的同时，也揭开了向城市近代化艰难转型过渡的序幕。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租界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显现出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为封闭滞后的老城区如何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打开眼界，激活思想，提供样板，注入活力。

另外，小洋楼文化把西方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一股脑地带进天津，对天津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与本土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和反复摩荡之中，逐渐适应，历经磨合，渐趋交融。因此，小洋楼文化成为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文化观摩学习的窗口。近现代天津籍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艺家，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小洋楼里度过的。

                            （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先后以天津为北方的中心次第展开，其势亦如大潮涌起。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天津近代工业体系、商贸格局、金融市场、市政管理和文化结构等五大体系相继形成，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跃升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

                                 （英国驻天津领事馆）

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对天津小洋楼文化进行宏观审视，对其中蕴藏着近代史的丰富资料进一步挖掘整理；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和事件进一步搜集考证；对其历史作用、社会意义进行科学分析，给予客观评价。

知古方鉴今，开掘为传承。从2010年元旦开始，《城市快报》将隆重推出“小洋楼文化”专栏，对天津小洋楼及其附着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等进行系列报道，必将受到关注天津历史文化的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曾看到一本史学著作，封面署名是某某二人“等著”，但看书中，署名第一者未写一字。但立刻有拍马者著文报端，称二人为“主编”，为本书叫好。未写一字，竟能在封面上列名第一，至报纸，又摇身一变，化为“主编”，真个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确有变魔术的本领。何以如此？无非此人乃学官，能申请到经费，自有人奉承，自己亦有脸不红、心不跳之过硬功夫，故能泰然自若。

    某社科研究机构，2004年春给研究人员评津贴补贴，有一级、特级。这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给教授评级。以史学而论，复旦历史系仅周谷城教授为一级，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世界史专家王造时教授、耿淡如教授及战国史专家杨宽教授、明清史专家陈守实教授等，均名重当世，但都评为二级。北大历史系仅翦伯赞教授、向达教授评为一级（按：向达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降为二级），余如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周一良教授、齐思和教授等，皆二级、三级。

    而某史学机构，不仅评出多名一级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学术平平者，与当年之一级教授，不啻泰山、土块之别。更使人惊异者，“特级”应指学术上有特别重要贡献，故评“特级”。但即使用天文望远镜搜索，也难觅其特别重要贡献之踪影，说穿了他们不过是曾任学官，至今仍能上下其手而已。如此这般，与魔术、空手道有何殊异？史学界甚至有公然剽窃他人著作当上学官，领导科研，甚至当上大学副校长，育人子弟者。如此下去，离给史学界发病危通知书之日，不远矣！正是：

    学术变魔术，如此怎了得？
    官大学问大，何尝有史德？

                     （本文作者：王春瑜；刊于《天津老年时报》2009-12-18）

       读后感：                

                               为当代学官画像

         不学有术空手道，千夫戳点万人笑。

          脸不变色心不跳，名利满箧太公钓。

——杨柳青人“赶大营”

所谓“赶大营”，是在清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征讨阿古柏入侵的背景下兴起的，历经百年风云。左宗棠率领大部队进军西北时，考虑到军队长途跋涉，辎重粮草由后勤运输部队供应，但官兵的生活日用品供应确实存在难题。于是，就很有远见地命令先遣部队在沿途设立官店，搭盖帐篷临建，供工匠、驭手、脚夫等随军后勤人员歇脚住宿。同时，在军队驻扎营地附近，划出一块地盘，称为买卖圈子，允许持有出关印照的内地商人随营做生意，并可在这个圈子内搭棚设帐休息。许多杨柳青人就跟随征戍大军做小买卖，一路小跑地追随部队的行踪向西征发——这就是“赶大营”。

在杨柳青博物馆珍藏着一份九十多年前赶着大篷车，离开杨柳青，前往新疆迪乌鲁木齐的“路程图”。在展开后长1·5米的折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沿途经过153站的地名和里程。其中主要站名是：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渡过黄河后，过开封、郑州、洛阳；再入陕西西安、宝鸡、天水，到甘肃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进入新疆，抵达迪化县（今乌鲁木齐市）——行程8171里。博物馆还收藏当年赶大营所使用的“褡裢”，上面绘有西部风情图案仍依稀可见。

开始时杨柳青人随军或作肩挑生意或赶着大篷车，然后逐渐定点经营，最终形成遍布整个新疆、规模庞大的“天津商帮”，翘居“新疆八帮”之首。随着“赶大营”艰苦卓绝的进行，天津地域文化也随之传入新疆，被称为“百艺进疆”。

“赶大营”是杨柳青人的壮举，也是我国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赶大营”兴起于清光绪元年（1875），在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时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盛转衰，其陈迹遗存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自发移民，使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新疆。这些杨柳青人艰苦创业，爱国爱乡，既建有协军卫国之功，也沟通了新疆与天津的经贸、文化交流，成为开发西北边疆的先驱。

安氏为杨柳青镇八大家之一，清光绪年间经商新疆致富。安氏家祠占地800多平方米，中间一穿堂，将建筑分为南北二座院落，布局相同，皆为四合院式，至今保存完好。安家大院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系杨柳青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的宅邸。安家大院和安氏祠堂，就是“赶大营”的实物见证。

历史沉积久远  艺术底蕴深厚

文化遗存众多  自然景观丰富

民风纯朴聪颖  商业经济发达

古镇杨柳青已有2000多年历史，此地原为海滩沼泽，后黄河经此入海，沉淤泥沙渐成陆地。宋代之前，杨柳青的东北隅是三角淀（东淀），为子牙河、大清河的入海处，曾名“流口”，意为河流入海之口。后因子牙河、大清河两岸广植杨柳，又谐音为“柳口”。直到元末明初，“柳口”地名逐渐被“杨柳青”所取代。在明清时期，杨柳青镇是运河漕运重要枢纽，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

（杨柳青文昌阁）

杨柳青镇近年被评为全国文化传承魅力名镇。它是西青区政府所在地，面积64平方公里，人口11万，是天津市最大的卫星城镇。这座千年古镇，以民风淳朴、风光秀丽、商业发达、文化昌盛闻名天下。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三条河在杨柳青交汇，环镇而过。自金代建镇起至今，杨柳青年画的灿烂、商帮赶西大营的辉煌、文化传承的厚重，使杨柳青镇驰名中外。

清末当地文人曾编写《杨柳青十景诗》，从诗目看，有塔林初旭（镇东有塔）、古渡箫声（运河渡口）、女墙新月（紫竹庵墙）、岸柳风帆（运河柳荫）、玉顶炊烟（玉皇庙）、魁阁蒙雨（文昌阁）、老圃黄花（花圃秋菊）、鸦噪寒林（镇东森林）、白滩绩麻（白滩寺）、平沙积雪（大柳沙滩）。

起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曾出现“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兴旺景象，被推崇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首，深刻影响了国内近百种年画。

（杨柳青木板年画）

杨柳青依水建镇、因水兴镇，自古就有“北国江南”或“小扬州”之美誉。南运河是杨柳青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资源，与杨柳青有关的文化现象也多数与之有关。南运河上舟楫云集，岸边杨柳青青，历代多有名士到此游历，如金代元好问、元代揭傒斯、明代谢迁、于慎行、吴承恩，清代高广懋、查礼、管干珍、永瑆、英廉、周馥等文人墨客或皇子官吏都有感而发，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或盛赞此地风情，或抒发个人情怀。如金元好问“杨柳青青沟水流”、明吴承恩“谁向高楼横玉笛”、清查礼“万顷桃花千柳树”、沈峻“杨柳桃花三千里”、永星“杨柳阴阴似图画”、梅宝璐“杨柳青边杨柳青”等，都为千年胜迹更添神采。

杨柳青镇历史沉积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存众多，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华北第一民宅——石家大院、杨柳青年画和民间年画作坊、明代楼阁式建筑文昌阁、杨柳青人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建于130年前的安家大院、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崇文书院，以及新辟景点：杨柳青广场、文化公园、西河风光、万亩果园、御河人家等，使该镇成为津西大地上令人瞩目的一颗明珠。

——在“中华吟诵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谭汝为

（在大连海滨 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日前，在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吟诵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也宣告成立，“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正方兴未艾地开展。究竟什么是吟诵？古代的吟诵和现代的朗诵、朗读之间，究竟关系如何？本文试做探讨。

汉语单音节动词“歌”“咏”“吟”“哦”“唱”“诵”“读”等是一组同义词。

这些古老的词，到今天仍可单用造句的，只有“吟”“唱”“读”了，例如“吟首诗，唱首歌，读篇课文”等；而“歌”“咏”“哦”“诵”等，现在基本上不能单用了；但组合为双音节动词，还可使用，如“歌咏”“歌唱”“歌颂”“咏唱”“吟哦”“吟咏”“吟唱”“吟诵”“吟读”“诵读”等。在现代汉语关于“歌咏吟读”类词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三个，就是“朗诵”“朗读”和“吟诵”。

    “吟诵”指有节奏地诵读诗文。《隋书·薛道衡传》：“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今人冯牧《郭小川诗选·代序》：“［它们］值得我们吟诵……首先是因为它们时时响彻着的那种可贵的主旅律。”郭沫若认为：“（吟诵）那是接近于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就是吟诵。它是吟唱和诵读的结合。“朗诵”指大声诵读诗文，带有情韵的朗读，既可表现声音抑扬顿挫之美，还可传达了情感信息，更能感染人。“朗读”，指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

        古代的“吟诵”和今天的“朗诵”，都要求感情真挚、吐字清晰、节奏分明、行腔自然——这是其共性之所在；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吟诵可用方言方音，个性化色彩浓郁，形式风格多样化，适合于古代诗文作品；而朗诵却用普通话，字正腔圆，有较为固定划一的标准，更适合于白话文作品。其实，吟诵就是古代的朗诵，朗诵就是现代的吟诵。

吟诵是我国三千年来诗词文赋欣赏和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对其进行抢救式的保护是完全必要的。吟诵的形式和风格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没准谱，无定调，口耳相传，各行其是，所以很难传续下来。一百年前，吟诗如同写字一样，是读书人的基本功，可如今能吟诵古诗文者，寥若晨星。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兴灭继绝式的抢救活动，古老的吟诵必将枯木逢春发新枝。

实事求是地分析，吟诵的形式风格古老典雅，但令当代人感到生疏且遥远；而朗诵为影视表演家所独擅，其艺术表演程式令人赞赏，但却高不可攀，普通人不敢涉足。唯有朗读，面向大众，容纳草根，为校园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功。

为弘扬中华文化，我们应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吟诵不应排斥朗诵，朗诵也应从吟诵中吸取营养，二者相互学习，相济互补。变通古今，与时俱进，就要求我们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将吟诵和朗诵的精华冶于一炉，使大众化的朗读得以普及和发展。

——为语文出版社新编《大学语文》撰写“单元说明”四则

谭汝为

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难以割舍的一种深厚情结。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情感归宿和奋斗动力。以华夏文化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瓦解过，这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即使在政局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势下，志士仁人和草根百姓那种情真意切的爱国爱乡之情，无时不萦绕心怀，形成任何外力都难以割断的民族血脉。

 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无数忧国忧民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对国家、民族怀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身处逆境，面临死亡，仍矢志不渝，慷慨赴难，正气浩然。这种血荐轩辕、九死未悔的伟大精神，丹心汗青，丰碑高矗；垂范后昆，代代相承。

知行合一

    文人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人张载），就是探索人与自然的运行规律去造福人类，使百姓安身立命，传承先人的知识与智慧，以天下太平为愿景。古今志士仁人无不重视学习积累知识，他们勤勉好学，务实求精，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百姓造福。

    王守仁（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强调身体力行，反对空言，提倡力行，旨在强调和深化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孔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墨子“口言之，身必行之”，荀子“知之不若行之”，程朱“知先行后”，王阳明“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都分别探讨了知与行的关系，以引领历史走向。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国农业大学讲话中，希望同学们“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目前包孕“知行合一”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历代先贤光辉思想的延续。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力求做到：治学与做人并行，知识与能力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

齐家治国

      《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古代文人理想三部曲：求学期间注重“诚意、正心、修身”，即注重培养诚实正直的品德；成家后致力于“齐家”，即务使家庭和睦；从政时“治国，安天下”，即宵衣旰食、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海县清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治国平天下”的圣君贤臣，如群星璀璨，光照人间。他们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或塞上长城，威慑敌胆；或建言献策，除弊立新；或为官一方，造福百姓；……。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为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众福祉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诸葛亮《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范仲淹《岳阳楼记》的“进退亦忧”“先忧后乐”，竖起贤相忠臣爱国忧民的两面大纛，千古赞誉，万民敬仰。

鼎故革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鼎故创新、弃旧图新的思想基础。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呢？

    第一，熟悉进而把握中国文化的传统，将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道家的批判精神、墨家重视自然科学与形式逻辑学风、法家依法治国的观点综合创新。

    第二，对历史的兴衰、治乱、是非、功过、正邪等，进行认真反思，在获有益启示的同时，总结其规律，作为当今的借鉴。

    第三，摒弃因循守旧，僵滞保守、盲目自满、锁国排外等错误思想，运用辩证思维，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立足于鼎故革新。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引用《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品》“如将不尽，与古为新”，都主张顺应潮流，兴利除弊，鼎故革新。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今天，重温这些至理名言，体察古今革新变法志士仁人的卓绝与悲壮，更具时代意义。

——天津马场减河史话

 谭汝为

 天津市全境有300余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除了海河水系主要支流之外，历代人工开凿的“减河”“引河”等数量很大。所谓“减河”，就是为了减少河流的水量，在原来河道之外另开的通入海洋、湖泊、洼地或别的河流的河道。天津有独流减河、马厂减河、西减河、东减河等。

（天津母亲河——海河）

津南区东南部有一条著名的马厂减河。这条减河又名靳官屯减河，西起河北省青县马厂靳官屯，东至葛沽镇西关村入海河，全长75公里，其中在津南区辖段长29公里。马厂减河是津南区西与大港区，东与塘沽区的界河。

据《南运河靳官屯闸记》（靳官屯大闸，又称宣九桥，现名九宣闸）记载了开挖马厂减河的规划：直隶总督李鸿章“饬天津道等勘察”，“爰集淮练军三十余营分段挑浚”，“饬周提督盛传统率该军领袖其事”。这条减河，是清朝驻守海河下游滨海地区的提督周盛传，指挥其部下于1875年开挖的。

挖河目的有二，一为行洪排沥，主要为宣泄南运河夏秋两季的洪水，防止水患；二为引灌蓄水，就是为小站地区屯田灌溉提供充分而优质的水源。周盛传指挥部队首先从今小站向东施工，河底宽10丈，上口宽20丈的人工河道，绵延30余里，至塘沽新城。转年，由小站向西施工至小兴庄，开掘出35里的河段。至1880年2月，减河开挖至青县马厂附近的靳官屯，与南运河接通，全线竣工，大功告成。其间，又开挖支渠多条，如长10公里的月牙河、四丈河和双桥河等。至此，以小站为中心的屯田灌溉区基本形成。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厂减河上建了多座涵闸，并对河道进行多次改造疏浚，使这条百年老河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谭汝为

（从事语文现代化事业的三位天津籍学者，2008.1 摄于广东肇庆；

左起：谭汝为、马庆株、袁钟瑞）

京华袁钟瑞，睿智且深邃！落笔去冗言，立论求迪诲。

侃侃见哲理，谔谔振昏聩！沽水陶谐情，汇文严师惠。

人生历练广，草原育珠翠。大任劳筋骨，疾风知劲卉。

东风阴霾扫，皓月澄五内。推普功其首，规范愿景绘。

古今当兼容，高瓴论兴废。神州多知己，雅言纫蕾蓓。

嘤鸣求友声，相知当联袂。钱塘蛤蟆鼓，基辅绕梁味。

倾心诗酒谈，妙语天花坠。长空鹰隼翔，颉颃标云旆。

有志者有成，无私人无畏。所幸薪火传，学苑滋兰蕙。

语言贵创新，吾侪当纵轡。三化待引领，母语天下最！

2009-12-11清晨写于北语招待所

   傍晚改定于津门寸草书屋

注释：

袁钟瑞先生：原国家语委推普处处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沽水陶谐情：出生于天津，在和平区拉萨道小学毕业。

汇文严师惠：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六年。

草原育珠翠：在内蒙草原插队十多年。

    钱塘蛤蟆鼓：2008年11月，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杭州年会”招待晚宴上，曾与袁先生即兴表演相声《蛤蟆鼓》。 

基辅绕梁味：2009年9月，出席“中华吟诵周开幕式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成立”大会后，学会秘书处成员在北京基辅餐厅欣赏乌克兰艺术家演唱苏俄传统歌曲。 

三化待引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先生总结“语文现代化”三大目标：规范化、信息化和国际化。

谭汝为

津南地区因地处海河下游的滨海地区，原俗称“海下”。这里地势低平，沽淀罗列，河网密布。海河有31公里流经津南区北部，马场减河有29公里流经东南部，另外。月牙河、洪泥河、跃进河、双桥河、幸福河、双白河、大沽排污河、八米河等纵横交错。

这里原先大量积水的沽淀洼地数量很多，如八里台镇的贾家洼、团洼；双闸乡的潘家洼、梁家洼等。津南区目前仍以“沽”为通名的老地名也不少，如咸水沽、葛沽、盘沽、四里沽、桃源沽、东泥沽、西泥沽等，故称之为“津南七大沽”。咸水沽、葛沽是天津名镇，在此不再赘述。下面说其他几个“沽”。

双桥河乡有两个著名的村落——东泥沽和西泥沽。北宋时，此地为戍边军事据点：泥沽寨，包括东泥沽、西泥沽和东嘴；明朝时为屯垦围田的东泥沽围和西泥沽围。据《天津府志》载：清乾隆年间，村名泥沽东庄和泥沽西庄，至嘉庆年间定名为东泥沽村和西泥沽村。

四里沽也是村落名，位于老海河北侧，在咸水沽镇东北3公里处。明朝永乐年间，刘、陈、李、井四姓人家在此落户，开荒种地，渐成聚落。因村南临近沽水（海河），遂取名四立沽。后因距离咸水沽、柴庄子、赵北庄各四里，故改称四里沽。

盘沽原为天津七十二沽之一，《津门保甲图说》记载：“东盘沽之上曰中盘沽，昔有积水，今则湮淤成壤，森林茂美，河流自其村外曲折东下归海河。”盘沽积水干涸后，在原址附近形成村落。该村位于海河南侧，在葛沽镇西北3·5公里处。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省洪洞县移民迁徙来此定居，后成村落。因地处海河南岸，海河从村外呈盘曲状流过，所以名为“盘沽”。

双港镇辖区有一个自然村，名叫桃源沽，在镇北1公里处，位于海河南侧。传说明朝永乐年间，王姓兄弟三人从河北省王家营来海下（海河下游地区）占地。其中一人在渡黄河中遇难，一人在咸水沽落脚，另一人在此落户，最初取名为“三家滩”。后因这里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就于此栽种了大片桃林，于是更名为“桃园沽”，最后演变为“桃源沽”。

谭汝为

津南区带“台”字的地名为数不少，所谓“台”，指地势较高的聚落。例如：葛沽镇的西台、南台、北台、何家台、赵家台、陈家台；小站镇的黄家台；辛庄乡的李台、刘台；双桥河乡的赵家台、南台、王家台等。

天津市有两个“八里台”，都是县级行政街区，一是南开区八里台街，另一个是津南区八里台镇。两个县级行政区划的专名相同，用地名规范化标准衡量，毕竟是消极的现象。南开区的八里台，因距离老城里大约八里而得名，是南开大学所在地；与之对应的是天津师大原北院所在地——六里台和天津大学所在地——七里台。津南区八里台镇政府所在地——八里台，明代永乐二年（1404）成村，因地势较高，距大韩庄、大孙庄、巨葛庄各八里而得名。

另外，津南区以“圈”为通名的地名也很多，所谓“圈”，指四周加以限制的地方，就是说该聚落在形成之初，在其四围多用篱笆或田埂环绕以划界的。例如葛沽镇的赵家圈、汪家圈；小站镇的程家圈；南洋乡的吕家圈、孟家圈；双桥河乡的李家圈、刘家圈、韩家圈、阎家圈、任家圈、陆家圈；双闸乡的王家圈等。

凡以“嘴”为通名的村落一般都位于河湾拐角处，地形呈鱼嘴状。例如辛庄乡的张家嘴处在海河西南侧，南洋乡的田嘴位于卫津河的东南侧，双桥河乡的东嘴坐落于海河二道闸北侧。

谭汝为

    天津葛沽地区北临海河，东临渤海，盛产鱼虾。在历史上，葛沽曾以海防重镇，海漕码头，文化昌明，名胜繁多，景色宜人而闻名遐迩，为“华北八大古镇”之一。

    北宋时的海河是宋辽和宋金的界河，葛沽是宋军屯兵驻防的军事据点，当时名为“鲛脐港铺”。元朝时葛沽是盐业的重要产地，并成为海河漕运的中转码头，明代永乐初年，天津设卫，海河漕空前繁荣，南粮北调，北盐南运，葛沽都是重要的商埠码头。关于葛沽地名的由来，此地退海处留下蛤岸遗踪，又盛产蛤蜊，故名“蛤沽”。当时人士认为“蛤”字不雅，后于1405年前后，因河滩上葛草丛生而更名为“葛沽”。

    此地有“丰财”和“厚财”两大盐场，所产之盐，须水运盐坨储存。明永乐年间，在原水系基础上，调理疏浚成三条弯曲的状如衣带的泄河，形成葛沽著名的历史景观：“水分三带”。后人在三条河上先后架筑木石桥梁九座，陆续修建庙宇18座，合称“九桥十八庙”。“水分三带”和“柳影九桥”，都列入“葛沽八景”。可惜这些历史胜迹，目前多已不存，或仅遗址。

    明万历年间，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在白塘口、葛沽两处，垦田5000亩，其中水稻2000亩。推动了葛沽水稻的种植与发展。清代水西庄主人査为仁《直沽种稻词》云：“罢亚如云望不穷，泥沽西去葛沽东。筑场处处多遗穗，长笛圆鼙赛社公。”——写出葛沽一带水稻丰收，百姓生活富庶的场面。

    清代康熙皇帝曾到此游览，乾隆皇帝在巡幸长芦期间，曾驻跸杨惠庄。御赐葛沽为“太平庄”。清代天津诗人崔旭《津门百咏·葛沽》诗云：“满林桃杏厌黄柑，紫蟹香秔粳饱食堪。最是海滨风味好，葛沽合号小江南。”——将葛沽赞誉为鱼米之乡小江南。

    始于明永乐初期的葛沽宝辇会，其核心内容祭祀妈祖，至今已有600年历史，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艺术绝品。每年正月初二、十六和妈祖生日（三月二十四），民间都自发组织大型祭祀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花会表演，吸引周边数万群众前来观看，盛况非凡。

    葛沽在历史上具有丰厚的文化教育积淀，旧时天津卫八大书院之一的“津东书院”就座落在葛沽。

咸水沽镇是津南区政府所在地，津南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中心。在北宋时期，宋辽两国隔河对峙，海河当时为界河，北岸属辽，南岸归宋。今天的津南地区在当年是北宋边塞重地。

咸水沽是天津七十二沽之一，位于天津城东南四十里，地处海河下游，傍海河南岸大弯曲处，扼守着海大道咽喉。咸水沽得名，是因为随着潮汐涨落，海水倒灌，咸水逆流而上抵此而止；加之旧时当地居民在海河两岸，曾以海水煮盐为生，因称名咸水沽。不知原由的，会望文生义，认为咸水沽乃水咸之地，其实这里沽水清冽甜淡，滋润着稻乡的千亩沃土。

咸水沽的历史和悠久，据《资治通鉴》卷181《隋记》五，大业七年（611）载：“平东有豆子卤亢（gang3盐泽，即大片的盐碱荒地），负海带河，地形深阻。”《地理通释》载：“河间豆子卤亢，今之咸水沽也。”

回顾咸水沽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历史上有四次重要的机遇。分别在北宋、南宋、明代和清代。

咸水沽的开发始于北宋初期。宋端拱二年（989），沧州节度使何承矩多次上疏向宋太宗建议，在海滨地区兴修水利，屯田种稻，戍边防辽。获得太宗皇帝的批准，他封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调用18000名士兵，屯垦戍边。从此，咸水沽地区得以开发，迄今已超千年。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5）因南粮北调的需要，朝廷决定开辟海运。南方的运粮船沿海路入渤海湾，驶进海河，溯流而上，直至三岔口。而地处海河尾闾要冲位置的咸水沽，就成为海漕运输线上船队进入海河后的第一家繁华村镇。

明代万历二年（1599）汪应蛟奉调到天津沿海地区屯田种植水稻。他调用海防官兵万人，共开辟了十个“围”，均在今津南区辖区内。其中就有“咸水沽围”。这次大规模的垦田开发，为咸水沽成为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

清代咸丰九年（1859）开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于滨海地区，垦植稻田，在咸水沽开垦稻田3540亩，使斥卤之地成为沃壤良田。

《津门诗钞》录有清人孟淦（gan4）七绝《咸水沽闻蝉》云：

浅深沽上雨初收，特向津门放小舟。

借得半帆风正好，绿荫深处一声秋。

诗歌反映了咸水沽是沟通津沽的水路要道，并描画出蝉鸣绿荫的幽静风光。

咸水沽为旧天津府的八镇之一，是海河下游地区漕运盐运的重要集散地。咸水沽地区河道纵横，海河、老海河、月牙河、洪泥河、大沽排污河流经界内。自明代以来，咸水沽就是河海码头，水路四通八达，近通小站、八里台，远到万家码头、静海，直抵胜芳、白洋淀。咸水沽是天津中心市区通往滨海新区的交通要冲，距滨海国际机场15公里，多条重要的公路在咸水沽交汇，区位优势日趋明显。

咸水沽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积淀，产生了许多文化名人。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著名书画家陈雪山、陈元龙父子，著名评书艺术家田连元先生，都出生、成长在这里。历史悠久的咸水沽镇，在改革开放中更加焕发了青春，必将更有作为。

汪应蛟：明朝万历年间天津海防巡抚

十字围：海河沿岸军垦十块沃土良田

谭汝为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巡察海河下游地区，看到葛沽、白塘口一带，地广人稀，荒草弥漫，几乎没有田地庄稼。他询问当地人，都说这里从来就是盐碱地，不堪耕种，所以荒芜。而汪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以闽浙濒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为稻田”。在获得朝廷批准后，汪应蛟调集海防官兵万人垦田戍边。开挖沟渠，改造土壤，开发稻田。转年，在葛沽、白塘口开荒屯田5000亩，其中3000亩种植薯豆或旱稻，2000亩试种水稻，扩大了滨海地区种稻的范围。

万历三十年（1602）汪应蛟奏准朝廷，提出“滨海屯田，试种有效，留军并垦，招民兼种”的一整套屯垦主张，沿着海河南岸，由西至东，先后开垦了“十围”，就是十大块围田：即贺家口、何家圈、吴家嘴、双港、白塘口、咸水沽、西泥沽、东泥沽、盘沽、葛沽（具体记载不一致）等十大垦区，共开垦土地450余顷，——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十字围”。所谓“十字围”，就是汪应蛟对新开垦的水稻围田的十个字的编号，其实是两句五言谚语：“求人诚足愚，食力古所贵。”

汪应蛟所主持将盐碱荒地开垦为水田的做法是：“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通，深广各一丈五尺，四面筑堤，以防水涝，高厚各七尺，又中间沟渠之制，条分缕析。”汪应蛟主持所开垦的水田几乎都在海河岸边，围田周围的主要干渠深5米，主要考虑降低水位，利于排水。利用海河潮汐特点，涨潮时引水灌溉，退潮时顺流排水，循环吞吐，以反复冲涤不断降低土壤的盐碱成分，以适宜水稻种植。这种开创性的举措收效甚佳。

清代天津三位诗人，都写有《十字围》的诗作。

第一首，樊彬《十字围》。诗云：

津门七十有二沽，大波小波通水渠。

水田漠漠连平芜，插秧远近秧马扶。

旁有萍藻芹与蒲，菱芡莲藕兼葭芦。

垂纶举网可得鱼，四腮不数松江鲈。……

南人漫说江南好，尝新亦有葛沽稻。

——对“十字围”造就的稻禾风光和鱼米之乡进行了赞颂。

第二首，姚承丰《十字围》。诗云：

十字围，获早稻，车戽（hu4汲水灌溉的农具）声中波浩浩。

七十二沽云水乡，半是捕鱼不插秧。

汪司农（指汪应蛟），蓝总戎（指清康熙天津总兵蓝里），能以人力夺天工。

二千余亩分田界，葛沽以北白塘东。

秋色红连稻花吐，直使斥卤成膏土。

吁嗟乎，十字围，非小补！

——对汪应蛟等垦荒治碱，兴修水利，将百里斥卤荒滩改造成万顷良田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第三首，华长卿《十字围》，诗云：

河水澄清红稻肥，田间燕子双双飞。

葛沽遥接贺家口，士人相传十字围。

桃花风起吹红雨，辘轳声里啼桑扈。

十围零落剩两围，插秧犹击咚咚鼓。

朝阳含露秦天秋，天水无声日夜流。

近海人家善插莳（shi4移植秧苗），炎风五月尚驱牛。

双港水车声婉转，蜻蜓飞起晴丝卷。

何人置闸泄春潮，一湾沽水笼烟暖。

白玉塘边碧芊茸，遗址依旧水溶溶。

士人千载利其利，举杯一酹汪司农。

——描写了津沽种稻农事，歌颂了汪应蛟造福后人的历史功绩。

今天，天津后人不应忘记明代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和清代天津总兵蓝里屯垦造田的历史功绩，就应像杭州历代百姓尊崇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的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一样。杭州西湖有白堤和苏堤两个地名作丰碑，建议天津在滨海新区开发地名命名时考虑这个因素，为历史上曾造福一方的良臣廉吏树碑立传。

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为政执柄的当代官员应扪心自问，是效仿前贤，日夜操劳，勤勉从事，造福人民，丹心汗青；还是私欲熏心，醉心于迎送干谒，尸位素餐，专意于贴金刷色？警醒怵惕，多干实事；谨记职责，莫忘口碑。对于为政一方的官员来说，后人书写的历史，就是激浊扬清的一面镜子，正邪、忠奸、贤愚、良莠、功过、真伪……在它面前都将一一定格显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谭汝为

天津名产小站稻，在品种上属于粳稻型，是一种色美味佳的良种稻，名闻遐迩。小站稻作为天津名产，不过百余年，但天津地区种稻历史却有千年以上。据《天津大辞典》载：东汉渔阳太守张堪曾在宝坻一带垦田533公顷，劝民种稻。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端拱二年（989），沧州节度使何承矩建议从现在的河北高阳向东到渤海西岸，长300余里，宽70余里的范围内，开沟屯田，造地种稻以养兵。这个建议得到宋太宗的支持，何承矩奉命调动1·8万名士兵，用十年时间，修成一条长600里的堤堰，开渠建闸，改进土壤，终于形成包括小站地区在内的、广袤数百里的稻田。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视察“海上”（就是地处海河下游的津南地区），调集海防官兵万人垦田戍边，开辟了十“围”。在小站地区北侧沿海河一线开辟了25里地段种稻区，基本上确定了津南地区（包括小站）种稻区的规模。

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先后四次来天津地区，整理前人的屯田经验，致力于垦田种稻，引进新作物、新品种和南稻北移，推广水旱兼作，实施水利措施。他把总结到得种植经验，积极向天津农民传授，并在包括小站在内的津南地区进行开拓性的农田水利实验。徐光启在天津农业发展和小站稻的培植方面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功绩。

到了清朝，重视发展海河下游地区水利，许多名公巨卿都提过建议，并做过种稻实践，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小站地区大规模开发种稻，是淮军将领周盛传主持下进行的。他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驻军马厂后，采取寓兵于农的策略。亲率将士在西起马厂东至大沽的辽阔地域，修河挖渠，建桥设闸，挖通了140华里的马厂减河，使小站垦区形成取自南运河，沟通海河的农田水利灌溉网。从国外购置燃煤动力水车四架，这是天津使用机械抽水机的开始。以优良的御河水，冲刷涤除盐碱，把荒芜斥卤的百里荒地改造为沃壤良田。将小站以及周边地区建成河网交织，阡陌纵横的稻田11000多亩。解决种稻用水问题之后，选用良种，致力于品种更新和栽培技术的改良。

除军垦之外，周盛传又广招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贫苦农民领种稻田。六年时间，在小站地区开垦种稻面积1·6万亩，称为“官田”。最后，形成米质优良的名特产品。不仅使小站稻品牌驰名海内外，而且小站镇也伴随着种植稻米的发展走向繁荣，成为历史名镇。而且将产地扩充到宁河、宝坻和东丽区一带。周盛传将军及其部下，对小站稻成为名产和小站镇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

小站村落地名中的南头道沟、二道沟、拐子沟等，都是周盛传部队在此屯田种稻开挖沟渠的派生地名。

谭汝为

天津小站之所以出名，原因有二：一是“小站练兵”，成为中国近代军事体制变革的一个起点，二是特产“小站稻”，享誉全国。

小站练兵可分三个时期——1875年，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字军在小站练兵拉开序幕；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建陆军，形成北洋军阀集团为中心和高潮；后段祺瑞在小站继续训练振武军，该军1920年被遣散——历时近半个世纪。

清朝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八旗兵和绿营兵。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八旗兵名存实亡，绿营兵走向衰朽。到鸦片战争时，军队武器落后，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有事则临阵溃逃，无事则虚耗粮饷。1854年曾国藩建立湘军，1862年李鸿章建立淮军，这两只以地域冠名的部队给腐败颟顸的大清国带来中兴的一线希望。但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淮军和湘军以精锐部队参战，结果大败，周盛传的陆军和丁汝昌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大清王朝的整体边防已形同虚设。甲午战争彻底惊醒了清王朝的春梦，于是“修明武备”改练新军的呼声大起。

1894年12月，清政府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马厂训练新军“定武军”5000名，翌年九月移驻小站。“定武军”仿照西法创练新军，聘请德国军事专家为教习，从组织、训练、武器等方面进行军队改革。

1895年11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经军务处五大臣保荐，光绪皇帝把整顿京畿旧军、编练新军的任务交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继续操练新军。袁世凯请老友智囊徐世昌任参谋长。又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中国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先后请来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三员干将辅佐自己。王士珍任总教习，冯国璋任步兵学堂监督，段祺瑞任炮兵学堂监督。这三个人后并称“北洋三杰”。

新建陆军采用近代德国陆军编制：军队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兵种，军队分为现役和预备役。征兵严格照标准执行，制定并完善各种章程条规，严格训练，纪律严明。全部编制装备近代火器新式作战装备，组成中国多兵种合成的近代陆军。实行正规的近代军衔制度，提高军队指挥与管理效率，大大推进了中国陆军的正规化建设，使新军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袁世凯在操练新军时却采用封建统治思想和权术，收买笼络培植亲信。对官兵灌输“忠君”、“尽孝”、“忠于长官”等封建思想理念，把官兵固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封建关系纽带，使“新建陆军”成为新式的武装加上封建道统的特殊军事团体，为中国近代史上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从小站练兵场上，先后走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位民国总统、一任临时执政段祺瑞、九位17届民国总理等近代风云人物。

从总体上分析：小站练兵利弊共存，其进步意义在于：毕竟改变了中国陈旧落后的封建军制，建立起一支新建陆军，为中国军队近代化拉开了序幕；其弊症就是形成了北洋军阀集团，操纵、左右或影响中国近现代政坛达30年之久。

历史名镇“小站”，位于天津市区东南约三十公里处，在月牙河与马厂减河交汇处北侧。小站地区原是一片辽阔的斥卤之地，积潦纵横，盐碱低洼，芦苇丛生。在元代开始有人在此居住，后逐渐形成村落。

清朝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调淮军将领周盛传率部来到静海和青县交界处的马厂一带屯田练兵。今天的小站及其周边地区，在当时并无统一规范的地名，咸水沽人称这里为“南大洼”，葛沽人称之为“潘家坟”，而周盛传的奏折称这块地域为“潦水套”。

周盛传为加强防务，在大沽口沿海河进入津京的战略要地——“塘沽新城”修筑炮台工事。而马厂和新城间相距140多华里，将士视察军情和传递消息十分不便，于是就从青县马厂到塘沽新城之间铺设了“马新大道”。在大道沿途设立驿站，五公里设一小站，十公里设一大站，为过往办理军务的人员和商旅提供休憩场所。

在潘家坟附近设置了一个“小站”，这里地势较高，周边陆地宽敞且平坦，是部队安营扎寨的绝佳之地。于是，1875年周盛传将部队13个营由马厂迁移到潘家坟小站附近，以此为中心修建了18座营盘。与东边不远的塘沽新城炮台相照应，且东控大沽，南扼岐口，成为护卫京畿的军事要地。因部队大本营处在马新大道沿途驿站的一个小站，于是人们就称之为“小站”了。

当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士兵购物，要到十里以外，于是就在小站东侧，驻军总部南侧，新建一座名为“兴农镇”（又名“新农镇”）的城镇。但老百姓使用“小站”之名已久，叫着顺口，故“新农镇”一直没叫响，而“小站”之名却驰名海内外。

今天的小站已成为津南区机富有历史积淀，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历史名镇。在小站镇辖区内，距小站东北约六公里处，有村落名叫“东大站”。在清光绪年间，这里是马新大道的一个大驿站，后发展形成村落，因位于小站以东，所以称之为“东大站”。津南区双闸乡有个村落名为“西小站”，清光绪年间，周盛传率部在小站地区屯垦种稻，在此地设兵营和兵站。后退役军士和佃户在此盖房居住，发展成为一个村落，因位于小站的西面，所以得名“西小站”。

1907年绘制的《天津府图》（现津南区部分）在与马厂减河北侧平行的马新大道上，就标明了西小站、小站、东大站等地名。在马厂减河南侧自北至南，分别标明黄家营盘、新军老营、曹师老营等地名。

小站地区由驻军营盘而形成的村落地名为数不少，例如位于马厂减河南侧的营盘圈、黄营、前营；位于马厂减河北侧的盛字营；位于月牙河西侧的传字营；位于八米河北侧的南副营等。另外，葛沽镇的大营，双桥河乡的小营盘，北闸口乡的仁字营、正营、后营、东右营、西右营、老左营等地名，都是当年周盛传驻军的兵营番号。位于葛万公路西侧的操场河是当年驻军操练之处，北闸口的马房圈是当年部队的养马场，卡子房是当年驻军部队的哨所。

地名是一座城镇的历史名片，也是地域文化凝固的自传。地名反映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无声且倔强地昭示出一座城镇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脉络。小站地名就是城镇历史文化的再现，值得研究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