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山西好风光

              ——山西采风笔记

                      秦  岭

    《人说山西好风光》呢，何况我。儿时就晓得那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里不仅“白发的婆婆挺起腰板像十七八”；那里还“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

    如一根弦，琵琶上的那根，牵，比弹还有力，白发的婆婆和小村，被这根弦一牵，一挂，牵扯起一幅清新的水墨画，挂在诗意的中央。

    喜欢琵琶，山西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自从1996年改变了我的地缘坐标，山西恰恰就在故乡甘肃与家乡天津之间。多少次乘坐火车、飞机从山西的臂弯里溜出溜进，却无缘在太行吕梁的怀抱里感受汾河水呀哗啦啦。2006年我参与主创的一部影片在太行山区拍摄，因事未能随剧组前往。2008年终于有了一次驱车三千里西行的机会，是陪护一位我尊敬的有着天水情结的沉疴人了却夙愿，那次从石家庄入太原，沿黄河直下，经临汾，过运城，出潼关，大半个山西都过了，心情和窗外却湮没在连绵苦雨中……俱往矣！而今这是10月30日的山西，落脚处，和山西接通了地气。山西给我们文学界的10人采风团给足了面子，琵琶犹抱，笑靥如花：乔家大院、平遥古城、晋祠、太原、五台山……

    真个好风光！我只能用这五个字来形容山西人文和自然的绝妙景致。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三晋大地的艺术家和作品实在太多，我只好在情感的呼吸和步履的丈量中呼应艺术家们的经典描述。明知一次次频闪的灵感不断激发着表达和倾吐的欲望，每每冒出的三言两语，却发现前辈的经典文字似成堡垒，超越谈何易，新颖堪旧梦，除非笔从神来。只好零星记录一些旅途俗事，并从中找得平时难得寻觅的真味和真趣。

    10月31日晚是住在平遥古城的。三星级的仿古客栈和土炕，于我尚属第一次。是夜8位才男俊女盘腿打坐炕上，中有炕桌，香茶瓜子。臧兄戏言这是典型的“知青生活”，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儿时的乡村，在座的各位年轻教授，俨然村哥村姑。文学的研讨推到了极致，放松就有了游戏的色彩。有趣的要算齐声哼歌子，大都是影视插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马路天使》、《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始，既而五十年代的《柳堡的故事》、《芦笙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六十年代的《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青松岭》，七十年代的《决裂》、《甜蜜的事业》、《泪痕》，八十年代的《知音》、《搭错车》、《少林寺》、《人生》……也怪，到了九十年代，乱花迷眼的影视作品中，插曲仿佛集体蒸发了，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可唱的，就把文革歌曲和港台歌曲交替起来哼，于是，一会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一会儿是邓丽君和苏芮；一会儿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一会儿是张学友、童安格……不是非得罗列，似乎在罗列一种风马牛不相及，或者罗嗦一种无意义的罗列。其实是罗列心情和心绪，古城、客栈和土炕难得让我们把岁月如此有序或无序地罗列开来，重要的是品味岁月，100多首曲目只是一种记忆的承载。也不在于唱和哼，在于土炕上热乎乎的温度，在于岁月和记忆的翻新和梳理，在于一个异乡之夜的厚实和丰富，在于童年才有的哄堂大笑，还有啊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或者身在何处。我们更在乎现在，此刻，窗外，我们共同听到了山西悠扬动人的晨钟暮鼓。

    第二天是晋祠。对我而言，造访晋祠犹如合拍，合20多年前初中课文中梁衡先生的《晋祠》，此作当年是要求背诵了的，这次前往，我的寻觅有了执拗的导向。不仅是寻觅，还在于发现。本是首次，却有一种重温的感觉。

    都说五台山很神，这是山西的另一种风光。神到什么程度？尽可猜想，比如法度，比如灵验等等。风光一旦外在和内在合一，就有了仙气。

    照旧是从秦腔戏里最早闻说五台山，大概是80年代初，多次通过敬爱的外祖父在《五台会兄》（全本《金沙滩》中的折子戏）中扮演的杨五郎，感知到了五台山忽远忽近的神秘形态。唱词大意是：“……杨五郎五台山上为和尚，三关口镇守的杨六郎……要问我的名和姓，我本是出家的杨五郎。”

    车到五台山下，想到的第一人，就是外祖父。他老人家唱了一辈子的杨五郎，却没来过五台山。我在心里说，爷，此刻，你曾一度牵挂的外孙在五台山。我在这里烧了一炷香，大脑里却混沌一片，一时无法理清心界所愿。

    五台山有五座主峰。东台望海峰可看云海日出，南台锦绣峰的花的海洋，西台挂月峰可赏明月娇色，北台叶门峰可览群山层叠，中台翠岩峰可见巨石如星。南北穿流的清水河，哺育着沿崖万物生灵。这里是佛教文殊菩萨的道场，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这里古建成群、文物荟萃、珍品云集，是中国古建、雕塑、绘画的艺术宝库。我等行色匆匆，不能一一企及，拜过导游指引的诸佛，我带着一种拗拗的不甘、或者说不情愿，目光一丝丝地被牵扯着，与五台山惜别。

    怎能甘心呢？我没能拜谒五郎庙！导游遥指积雪覆盖处，那里有一片庙宇名曰楼观谷，五郎庙就在山坡上。这是一种意味，意味着我还会来，近期，或者将来。

    也巧！在由五龙五殿和文殊殿组成的万佛阁，正在上演晋剧《杨门女将》，我在这里久久驻足，不仅仅是戏台上杨五郎的母亲佘太君和杨五郎的侄儿媳穆桂英牵引了我童年的戏曲情结，也不仅仅设身处地第一次欣赏晋剧。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信息居然瞬间像礼花一样在我眼前绽放。数月前由我担任文学顾问的山西省文化厅晋剧项目《麦穗儿黄了》曾在三晋大地获得全国特等奖，这是一部反映皇粮国税的剧目，改编自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无独有偶，在显通寺，南女士提醒我：“秦岭，你看！”

    惊回首，原来是清政府赐给五台山的免粮碑和免税碑。

    在这里，所有的无独有偶，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写了多年有关种地纳粮的小说，却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免粮碑和免税牌。我的山西之行是否靠近了某个谜底？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何来，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三天前，《皇粮钟》的电视剧、电影项目刚刚在天津拍板……

    要说的是，我们登五台山可谓一曲三折，先一晚中巴已经抵达山下，忽降鹅毛大雪，山上不断传来因冰雪阻隔而导致车祸的种种坏消息。恰此时，我们的车偏偏就瘫痪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野山坡上。严格地说不是坏，是挂挡在四档，回不了挡，难以启动。两个小时过去了，司机仍然没有把车捣鼓好，倒是车把司机的耐心捣鼓没了。寒流剥夺着车内的人工暖气，男女们都无所顾忌地套上了棉衣裤。大家把希望寄托在110来救援。这是一种焦灼的等待，也奇，大家忽然看到了十五的月亮，五台山方向雪幕中的月亮，皎洁到了圣洁的地步。所有的浮躁顿时归于宁静、平静和安静。

    有人说：“大山里的月亮，真好！我们一起赏月吧！”

    银色的月光下，飞扬的雪花原来展示的是一种舞姿，一种高雅。

    是警车帮助我们返回到一个叫豆村的地方，翌日，伴随着和煦的晨光，我们转乘导游传来的另一辆中巴进山，洒下一路欢声笑语。无人埋怨昨夜的中巴，我们宁可理解它不是失职而是恪守某种天职，谁也不知道雪夜的纵深到底有多少的未知。我们必须相信已知，已知告诉我们第二天的日程才是最正确的，因为第二天明媚的阳光已知、轻柔的山风已知、清爽的空气已知、开阔的视野和祥和的气氛已知。已知给了我们温馨，也给了我们祥瑞。我们在已知中顺利拜访了五台山。

    从五台山赶回太原需四个多小时。在太原的鲁院同学玄武、李景瑞二位老兄早早在酒店迎候我们的到来。也巧，当年初进鲁院第一天，也是我们三人结伴步出鲁院校门，漫步在一条冠名朝阳的路上。

    9点多的火车，正好，离开山西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好梦，关于白发的婆婆，关于汾河的水哗啦啦。

                                                   2009年11月9日整理

    （乔家大院的小桥、流水、杨柳，还有桥上的十人景）

                         （平遥古城）

                       (山西民族舞)

                          （乔家大院）

                     (山西民歌《看秧歌》剧照)

                       （我最喜欢的山西民歌《看秧歌》）

                （我们下榻客栈门前的两个小孩子）

                  （山西晋剧）

                       （晋祠院中中的千年古柏）

                    （晋祠院内，九龙柱）

                      （五台山）

                           （五台山）

   （根据《皇粮钟》改编的山西晋剧《麦穗儿黄了》剧照）

                   （晋剧《麦穗儿黄了》剧照）

            寻找意味着美的广阔

                        秦  岭

    星罗棋布的都市，构成了同样星罗棋布的都市文化。

    当都市文化的追寻成为集体意识，必然意味着她文化富矿的深厚、不竭和审美层面的广阔无垠。

    创造这种文化的主体是人；动力是发展与进步。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城市与人以数据的外现堪与中国比肩，而雄踞渤海湾的天津，无疑让城市文化的大观园锦上添花。当美成为一枝独秀，文化就是一个令人憧憬的迷。

    天津的都市文化到底是嘛？谜底深不可测，寻找就不再简单。这些年，寻找文化成为津沽大地上一个崭新、执着而激进的精神景观：从城市管理经营者到文化界的专家，从生意场的巨贾到社区的老百姓乃至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要说关联，常态思维往往在天津600年“漕运”履历的光泽和中国近代史“浓缩景观”式的定格中流连忘返，要我说，这样的视野显然过于传统和窄瘪。天津都市文化的底片，早已被中国经济“第三极”的快门，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处强烈曝光了百次千次万次，发展正以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让天津的都市文化在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的翻新、重组、调整中激活、注入了更多审美元素，从而变得摇曳多姿。一如审美不可能静止，文化从来以强烈的运动形式显现着她的妩媚与灿烂。继承、否定、颠覆、诞生、涅磐因为孪生，所以一言难尽。

    聪明的天津人，不会被城南旧事的记忆湮没，他们在乎红酒和霓虹中的串串新梦。全球背景牵引的时尚与潮流，比历史的廉价赠与更具历史性，皆因为环渤海经济圈核心地带新的都市文化更具兼容性和开放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在创造中的，又是在赋闲中的；既是用来储存的，又是用来消费的。它必将让越来越多的天津人感受到作为一个都市人无限的快乐。

    历史拒绝喋喋不休，她是客观存在。真正的大天津文化早已箭穿时空，眼皮底下的一切创造，实际上是对未来都市文化的审美提供。当未来的都市人站在高科技的桥头堡为我们这个时代都市文化的形态叫好时，实际上，是这代人用现实文化衔接了历史文化，给了未来一个圆满的交代。

    美的广阔增加了寻找的难度，这恰恰是都市文化的魅力。

                                          2009年11月3日于津门

            (天津五大道原法国租界的小洋楼)

                 （天津塘沽外滩）

               （那个都市的夜晚和红酒）

      （位于新华路原法国租界地的小洋楼，我工作的地方）

       （天津河海上的万国桥，现解放桥）

           （原日本租界的小洋楼）

             （夜色，波光，还有呢哝）

             （喧嚣落定后，夜晚是期待的眼睛）

                初税亩与《皇粮钟》

                     王  彬

    鲁宣公十五年七月，古代的中国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一件是秦桓公攻打晋国，在辅氏被晋军打败，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被晋国的将军魏颗俘虏。这个事件是成语“衔草结环”的出典。

    再一件是晋侯攻占了狄人的土地，派遣赵同到洛阳，把俘获的狄人进献给周天子。但是，在进献的过程中，赵同的态度不是很恭敬。

    第三件是，在这月，鲁国开始根据田亩的数量征税。

    前两件，涉及战争、俘虏以及对周天子的态度。后一件则是著名的“初税亩”。

什么是初税亩？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初，是开始的意思；税亩，即根据土地的亩数征税。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开始。在此之前的西周时期，封建领主对农民采取劳役地租，也就是井田制的形式进行剥削。井田制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形态。《孟子·滕文公》中有一段经常被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援引的话：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其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一井为九百亩。九百亩等分九份，每份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为领主直接所有；其余的八百亩，称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称公田，也就是：“藉”，今天在的北京先农坛里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皇帝耕种的“藉”，也是采取公田的意思。在一块长方或者正方形的田地上，只要是归划出九等分，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为私田投入劳动之前，必需先为领主服务。八户农民同耕公田，为领主的土地提供劳役。两千多年以前的《诗经》中有这样四句诗：“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真实地表述了那时的农民心境。那时的一亩约等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亩，如果种粟的话，也就是谷子，脱壳后叫小米，亩产量大致是45斤。私田100亩则可收4500斤。公田100亩，除20亩用于房舍等用地外，尚有80亩用于耕作，可收粟3600斤。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的情况是公田的收获比私田要少很多。公田的收获与农民无关，他们怎末会像对自己的土地那样精心劳作呢。这样，进入春秋时期，封建领主逐渐废弃公田上的劳役，转而不分公田、私田，只向农民征收粮食，从“藉而不税”，转变为“税而不藉”，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都根据农民耕种的亩数，征集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余下的十分之九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这样既增加了封建领主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从封建领主向封建地主制度的过渡。

    初税亩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提供这样的粮食，农民称为皇粮。1949年以后由于政权性质的变化改叫公粮，但是农民仍然习惯性地称皇粮。如果哪位作家延揽了这样的题材，其笔触的锋芒必然伸向历史的腹地深处。

    天津作家秦岭创作的《皇粮钟》便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以皇粮为线索描述了一个西北的小山村秦家坝子的形形色色农民形象。中心人物是唐岁求。幼年时，唐岁求丧失了父母被秦长赢收养，与秦长赢的女儿秦穗子青梅竹马，依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两人应该是相爱、结婚、生子的。但是，生活往往不按正常的逻辑发展。麦收时节，唐岁求到别处的村庄做麦客，遇到了隋圆圆，将近分手的时候隋圆圆送给他一只蝴蝶荷包，塞进唐岁求的褡兜儿里。虽然隔着一层布仍能感觉到“丝丝的、美妙的凉，传给了皮肉，导入了骨髓。”唐岁求不愿意接受，他想起了秦穗儿，但是他不能拒绝隋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能照见空中掠过的画眉鸟”，这样的女人能拒绝吗？再往后，唐岁求到煤矿做工，因为解救遇难的矿工，而被砸伤瘸了腿，秦长赢对他迅速冷却，而每当想到秦穗儿，走神的时候，隋圆圆的影子便重叠上来，唐岁求对秦穗儿的感情逐渐疏远而最终分手。

    瘸了腿的唐岁求困顿万分。但是事情总有变化，一天，县里的粮站招收验粮员，唐岁求凭着好牙功顺利得到了这个岗位。这个身份的变化给唐岁求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一是全村的人请他吃饭，再是做了寡妇的秦穗儿与他重修旧好，唐岁求成了秦家坝子倍受尊敬的人物。之所以会是这样，就在于唐岁求是验粮员，是农民能否顺利上交公粮的一道闸口。符合粮站要求的麦子必须是颗粒饱满，干燥瓷实，麦粒抛入嘴里：“舌尖往大牙之间一顶，轻轻一磕碰，如果是‘嚓’地一声，嘎巴脆，面粉飞溅，那就有可能过关。”而瘪粒、潮湿的非但没有脆响，还有可能粘牙，是万万过不了关的。同样，秦家坝子的小麦是瘪瘪的瘦瘦的，也不可能过关。但是，别人的麦子可以不管，秦穗儿的，唐岁求则不能不管。为此，唐岁求借钱花高价买上等麦子，保障秦穗儿——其实已经不是秦穗儿的麦子，完成质检流进粮站的仓库。这就令人心痛。农民上交公粮原本是对国家做贡献，然而如果为了上交公粮，上交的不是自己土地上生长的麦子，而是花高价购买他人的麦子，这样的公粮，对农民而言，难道不是沉重万分的负轭吗？相对于我们在宣传画上见到的上交公粮的农民在眉梢上挂满喜悦的幸福形象，难道不应该令我们深思吗？多年以来，我们把上交公粮的经济问题等同于政治任务与农民觉悟，在一大二公的时代，上交公粮是集体行为，而在改革开发时代，上交公粮则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而且在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困扰农民、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样的公粮，难道不应该取缔？为此，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二00六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 这一年，距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恰好是2600年。如果说初税亩是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那么，“全部免征农业税” 则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且对中国农业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具有曾么说也不为过的巨大的推进意义。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上交了多少皇粮，从未有人计算，如果有哪一位细心的经济学家把它统计出来，公之于众，认真分析当会发现不少启人心智的东西。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当下的文学家则走到了前列，对皇粮的必然终结从农村男女的欢乐与苦难之中进行了具象而又精彩的解读，《皇粮钟》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我想就在于此。

作者简介：王彬，1982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偶写散文。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文学作品有散文《沉船集》。

                作为“他者”的秦岭

                       闫立飞  秦岭

    闫立飞（以下简称闫）：在天津文坛，你总给人以鲜明的“他者”角色凸现。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举办研讨会上，蒋子龙先生认为几年前你在天津的冒出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无独有偶，在2007年天津作协为你与龙一、武歆三人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你被称为天津文坛的“外来生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天津作为沿海大都市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与天津本土作家的异质性特点，作为“他者”，你在建构天津文坛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昭示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我的问题是，你的这种个性特征对你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在你的意识深处，它是否存在和你生活的环境有着认同上的矛盾。

    秦岭（以下简称秦）：如果说基因学也适合于分析地域特征的话，那么西部和渤海湾地区在经济、文化、常态生活上的区别必将永久存在。我在甘肃出生并生活了20多年，如今又在天津生活了10多年，今后的生活形态必将继续服从于天津的生活逻辑，而地域基因和故乡情结决定了我很难做到去“甘肃化”，这就使我的文学与我的生活一样呈现更多双重的、冲突的元素。文学恰恰需要这样的元素，因为它异样，不平静，客观上成全了我思考的热情、分析事物的视角和精神世界的拓伸。其实，蒋子龙先生本人也是来自河北沧州的“外来生物”，我和他在《文学界》杂志的一次对话中，恰恰也涉及类似问题，他说：“我的文学气脉中的理性、态势，可能得益于我所在天津的工厂。而性格和情感，或许更多地接受了家乡沧州的营养。”这样的诠释同样适合于我。生活在他乡写故乡，不可逆转的时空和现实距离首先让我在对生活的认识、感受上存在一些停顿、转折、回味乃至割裂和隔膜，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让我在海滨城市梳理高原生活脉络时常常感到疙疙瘩瘩。而文学的魅力恰恰需要这样的疙疙瘩瘩，疙瘩越大，重力越大，掉下来，就能自毁矛盾的堤坝，让文学泄洪，让诗意升华。矛盾的对立至此又被文学所统一。

    闫：尽管少年时代你曾做过文学的梦想，并小有成就，但走出校门后的十多年，你当过教师、做过领导身边的“大秘”，搞过经济、唯独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你从乡村到小城，从教育系统到党政机关，从西部高原的天水来到渤海湾的天津市，也是凭借着管理才能，而非你的文学创作，对于天津官场来说你是“他者”，对于文学界来说，你也是一个“他者”，因为直到你在而立之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实际上是以“他者”的身份闯入到这个圈子内的。这种双重的“他者”身份给你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后果。

    秦岭：我首先要排除一个文坛普遍存在的浅陋观点，那就是把官场误认为是常态生活的真空地带，似乎官场环境中的文人多习惯于附庸风雅。要我说，除了附庸风雅呢？当文人们一边怀抱屈原、王安石、欧阳修、曾国藩等千古官场文人作品为主体的古典文学范本，一边又对当今官场的文学视角嗤之以鼻时，这些自命清高的家伙恰恰陷入了一个认识盲区，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变革背景下没有任何环境比中国官场更能直接地、全面地、深透地、近距离地靠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纵深和形态，更何况，这是一个早已知识化、智能化的集体，政绩和浮夸并生，光明与腐朽共存，良知与世俗交融，坚守与迷失相伴，常态生活中极致的人性博弈和灵魂底板在这里尤为异彩纷呈。我在一些访谈中说过，作为一个情感上倾向于艺术而绝非附庸风雅的人，能在中国官场生活，是一笔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曾几何时，我的身份确曾有点小意思，在官场，我被叫做文人；在地方文坛，我被叫做官员，而现在，又变成官员、作家兼文艺工作者了，用您的话说，似乎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在我看来，“他者”的身份越多，就越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幻角色换位观察、分析、感受、解决艺术领域的问题。具体讲，角色决定了我能还算自如地在不同的生活圈子里找到适应点，无疑于用多棱镜看世界，世界就像一件挂在那里的时装，眼睛一眨巴，所有的原色、质地、形态、款式、图案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像某些作家那样非得进行所谓的深入生活，所谓的调查了解，所谓的所谓的所谓，在我这里行不通，答案很明朗了，如你所说我是“他者”。

    闫：官场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是什么动力使你离开熟悉的职业而冒险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危险性你是否有充分的认识。

    秦岭：创作类似于发明，没有自己的发现就会栽在文学墓场。发现便是我文学创作的原动力。10年前在天津某机关谋事时，闲暇时节受文艺理论界的牵引和鼓噪，硬着头皮阅读那些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惊讶地发现许多所谓关注现实的名作本质上离现实、离民族文化、离审美根基的核心很远，有些获奖作品与盲人摸象没什么区别，具体讲就是作家们对我们这样一个从权力到民主渐次过度的国家社会的形态模糊不清，根本谈不上有深刻的发现，从而在认识农村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和表面化。而我在这方面多年的思考，极容易转化成小说后在文坛广阔的空白地带和盐碱地上信马由缰，于是，我比较自信地以自己的方式跃马农村题材领域的旷野，果然，以《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烧水做饭的女人》等农村教师题材为主的“乡村教师” 系列、以《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为主的“皇粮” 系列很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初时，是把文学当机关“三产”来偷偷摸摸经营的，有点冒险，但危险性不大，后来干脆放开手脚“自负盈亏”了。我是个理性的人，官场增加了我脸皮的厚度，大不了，再返回官场夹着尾巴“干革命”。许多人认为我年纪轻轻的就干到县处级染指文学有些可惜，我不这样认为，不是说职级有何不好，而是我从艺术的发现中发现了另一个我自己，这种发现比官场的“进步”从外观到内涵都要更漂亮、更丰富、更诱人。我看重发现和呈现的快乐，而小说满足了我的愿望。

    闫：我知道，你创作的主方向是农村题材小说。但是，几年前你对官场形态和官场文化的深切体验和独到见解，曾使你的长篇小说《断裂》、中篇小说《难言之隐》等作品迥异于当下流行的官场文学，让人刮目相看；你对西部乡村教师生存状态与爱情生活的关注，使你的《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等作品在“开拓了我国农村教育文学描绘的领域”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鸣。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在主题、题材方面距离较远，但你却能熟练掌控，作为你进入文学界后的早期作品，它们除了给了你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外，在你的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秦岭：那些初试牛刀式的小说引起的关注，对我目前的创作的确是有意义的，比如，长篇小说《断裂》的畅销，使我发现了作家、专家、读者关注现实的交叉点，社会的，文学的，这恰恰是小说的意义。而《不娶你娶谁》等不同类型的教师系列题材小说发表后，转载率也比较高。据知，许多作家为了所谓的转型被弄得焦头烂额，而我却能从不同的题材领域跳来闪去，我很珍惜这一点，我发现我是可塑的、可改变的、可颠覆的、可再造的。当时北京一家出版社包定我写类似《断裂》的畅销书，版税优厚，一年签一部，我谢绝了。天津百花社的老总闻讯，朝我翘起大拇指：“这才是秦岭！我们和你签《皇粮钟》，放心！”因为我没有急功近利，乡村的驿站为我打开了所有的门，这使我至少明确了一个方向，广袤的现实农村和文学意义的农村期待着我、盼望着我、看重着我，那里有好多生活的矿藏需要我去涉猎、探险、开掘。近两年继《皇粮钟》、《硌牙的沙子》之后，我发现，在这一领域，我快马扬鞭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闫：从短篇小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到中篇小说《皇粮》，再到目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你的“皇粮”题材系列小说敏锐地捕捉到国家免征农业税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这一过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和《皇粮》分获全国首届和第二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后来又摘取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并分别被改编成影视、评剧和晋剧，而由中国作协、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皇粮钟》作品研讨会也于2009年5月在北京召开。可以说，“皇粮”系列小说不仅在你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意味着你创作上的一次转折，尤其是《皇粮种》的出版，使你的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把握住这个题材的，在“皇粮”中你想实现怎样的抱负，是否达到。

    秦岭：皇粮制度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长达2600年，并成为现实农村生活中最大的文学蛋糕。我很奇怪那么多作家竟然没人狠狠地咬它一口，或者说咬了，却没有咬够。我当然清醒把握这个题材的难度，我没有刻意地去写皇粮史，却又离不开史，我所有的皇粮题材小说，都有意把“史”掰碎了，在现实农民的常态生活中来体现，因为无论是现实的、百年前的、千年前的皇粮制度均是以种地纳粮为基本形式，内在的生活逻辑、生命感受和精神链条是一致的，我要做的，是如何让现实呈现来回应“史”、折射“史”，并以“史”来反观我们当下政治、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农村的境况和农民身上的国民性特征。当然，我还有更多的表达指向设伏其中，陈建功、蒋子龙、雷达、从维熙、崔道怡等众多文坛智者均做过分析，这里不一一罗列。尽管我的“皇粮”系列在文学、戏剧、话剧、影视等不同的艺术领域受到热评，我还是没有底气把笑意在脸上，由于客观和自身的局限，我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闫：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遭受城市侵蚀和被边缘化的同时，以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叙事也呈现出集体沦陷的态势，它们对中国的农村现状普遍呈现为一种盲视或失语状态。你的《皇粮钟》，却对乡土叙事的这种盲视和失语构成了有力的冲击，因为你是“站在崖畔看村庄”，在这个制高点上，你不仅看到了农村最为真实的一面，而且从乡村内部“找到了中国农民”。因此，《皇粮钟》不仅代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而且对改变当前乡土叙事的形态也构成了重要的意义，而你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他者”，你以“他者”的身份烛照出当前文坛的缺失与不足。然而你作为都市的寓居者，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与实惠的同时，你如何安置“崖畔”这个观察的制高点，并以何种态度看待和表现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处境，以及这一进程中农民的精神状态。《皇粮钟》是否仅是你表现这一过程的开始。

    秦岭：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足以让许多躲在都市象牙塔里写农村的写手们跌落尘埃，包括我在内。观察农村的制高点在哪里？要我说，除了步履和精神必须要抵达的现实农村，它还在中国乡村史里，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专家以及各门类艺术家的理论成果里。你知道，我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十多年，如今照样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充满浓厚的兴趣，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被那种改变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惊天动地的力量所迷恋。我认为，作家了解中国现实如果不从政治、历史开始，简直就是滑稽的，荒谬的，我的制高点也就在这里。近年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深层次的原因社科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良知的目光从社会表象上也能一目了然，比如同样的共和国公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在国际社会绝无仅有。长期以来，10亿农民其实是3亿城市居民眼中的另类或者下层，仅此一点，不用窥视，放眼可知农民精神是怎样的构成和颜色。我的《皇粮钟》涉及了这一层面，写农村，不是绕不过，而是现实农村本身就是问题的核心。

    闫：其实，你的“他者”姿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人们还在忍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创痛，精神还处于震惊的空白期时，还在用直白的诗歌语言发泄情绪时，你却以小说家的敏锐和识见，在“灾难题材的废墟”上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创作了“第一篇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事实上，当人们渐渐抚平地震的创伤，开始直面它所造成的影响时，灾难题材仍然是小说创作的废墟。唐山大地震如此，汶川地震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小说创作面对大地震仍是默默无言。在这种沉默之中，你虽然呐喊出第一声，但你的呐喊却被陷入这种沉默之中，最终也将消散于无形。所以，面对小说家的集体沉默，而你的呐喊注定没有回音和响应时，这种呐喊的意义何在，是否对呐喊行为进行过反思。

    秦岭：对这一现象，我早已不奇怪了。你一定发现了一个残酷得近似于有趣的现象，汶川地震过去一年多，别说小说鲜有介入，诗歌的喧嚣也早已退潮。中国艺术家们对于灾难和死亡的态度是多么的感性、潦草和可悲。《透明的废墟》是地震发生不久《小说月报》原创版向我约的稿子，当时我正在鲁院高研班上学，其他同学没人写，我就赤膊上阵了。某选刊在转载前突然摇摆不定，认为“《透明的废墟》是个烫手的山芋”，并在那些挂着教授、博士头衔的专家堆儿里展开了激烈争论，占上风的谬论居然是“地震小说没有可能，因为小说再成功，也不如记者的镜头和新闻报道来得有现场感。”这样的说法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的全国首届地震文学研讨会上，再次被几位赫赫有名的评论家重申，我在发言中当场进行了批驳，我说：“小说就是小说，凭借的是虚构和想象的力量，小说如果用来和镜头比现场感，是中国文坛的愚蠢和无知。”我还说，诸如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式的海难，早就被国外文学、影视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按国内专家的逻辑，作家们是否非得潜入海底找“现场感”呢？好在，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可悲的是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掌握在评论家手里，我说了也是白说。反思中国文学的症结对我来说早已不划算，也犯不着当这个医生。我只能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社会的低矮形象是自取其辱，是活该，是犯贱。说这些，并不是说我的灾难小说就多么没有缺点，这是另一个话题。

    闫：杨显惠先生撰文指出你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这也是你坚持独特的创作个性，以“他者”身份和姿态站立在当前文坛上的主要原因，你在“他者”的行为中找到了自我。当文学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和网络电子媒体的冲击时，你对保持自我的创作个性有何考虑。

    秦岭：这正是我日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的话题：作家的成功取决于脚下的路。老是跟着名家的屁股颠颠儿跑，还不被臭屁熏死？我的性格、尊严和能量习惯了独辟蹊径。儿时在偏远农村捡拾野鸡蛋时发现了一个经验，越是披荆斩棘向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挺进，得到的野鸡蛋越多。只要磨快了镰刀，下面走，上面割，就有底气藐视前面的难度。诚如你所言，物欲社会的作家极易迷失方向，就我而言，容易诱惑我的是小说被影视、戏剧界人士合盘捧来的高额版权费，好在我从来没有刻意过，人家看上了，一边交钱，一边交货，算是捎带着做一笔生意；看不上，也无所谓。小说是我最大的兴趣，我会捍卫我的兴趣，商业诱惑至今距离我的心灵比较远，更多的热情还在于把小说的路走远。正前方有魅力盼望着我，引力不变，我亦不变。

                                                       2009年10月18日

附：作者简介

闫立飞：青年评论家，天津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

                            秦  岭

    但愿我真的救了你，在那个七里海的早上。

    金秋十月的七里海，鱼壮蟹肥。芦苇荡里储满的诗情画意催发了文人墨客们在这著名的近海湿地采风垂钓的雅兴。那天我大约钓了30多只螃蟹，忘了在第几只时，奇迹降临了。——纯粹属于偶然，我把一只螃蟹抓在手里。此时，《小说月报》的邓芳女士手里恰恰拿着一支盛开的喇叭花儿，螃蟹顿时有了激烈反应，两只眼睛先是紧紧地盯着喇叭花儿，突然，两只前爪（下称手）迅速伸出，花儿就被夺过来，然后左右手交替着欣赏起来，生命的光彩，在黑黝黝的眼睛里流淌……

    才女编辑韩新枝赶紧拍照。百花社的靳社长说：“这只螃蟹未婚，是个大姑娘。”

    没见过，也没想到，螃蟹对于美丽的敏感和在意。

    品尝了那么多螃蟹的美味儿，今番注定也要在这里饱餐的。丰茂无边的芦苇荡把浪漫留给了我们，却是以螃蟹的生命为我们锦上添花。半小时以后，他们的身体将在野炊的芦苇荡深处化作屡屡青烟，成为我们肠胃里最美妙舒服的感觉和回味。啊啊，这只美丽的螃蟹姑娘，在生命的尽头，却义无反顾地对着一株人间的喇叭花儿，对着一种美丽，你是在表达什么啊你？

    我赶紧说：“放了她吧。”

    一甩手，螃蟹在七里海高远湛蓝的空中化作一道弧线，水塘中央“扑通”一声回应，涟漪荡漾开来，像一朵激动得有些颤栗的喇叭花儿，花瓣儿一层层的，一直蔓延到我的脚下。

    大家于是演绎了一个故事，也许吧，嘿嘿，下辈子，有个叫秦岭的书生携带干粮，臂夹纸伞，千里迢迢上京赶考，遇雨，只好破庙容身。夜来困饿交加，孤枕难眠。准有一妙龄女子拎着干粮前来，说不定还会红袖添香，秉烛夜读一番，其他美妙事情无论怎样想得，可以没上限。

    那妙龄女子，无须赘言，就是今日被我放生的螃蟹姑娘了。

    忽想起6月份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基地休假时，某天去南戴河游泳，也奇，只有我一人脚下总能踩到各种各样鲜活的贝类，不一会儿就捞上来了三个：一只海星，两只鸳鸯螺。从海里捞上来的宝贝儿，本要带走的。当时却有丝丝儿的柔软，风一样漫过心头，就决意送他们重返大海。听说要放生，在海滩上沙浴的《中国民族研究》主编吉先生赶紧朝海星、海螺举起了镜头，帮我，在人间定格了她们的美丽。

    感觉今番的螃蟹，就是当初的海星、或者是海螺吧。还没享受红袖添香呢，仿佛看到那个赶考的书生了，也不晓得是不是我。

                                               2009年10月15日

                  （螃蟹左手拿着鲜花儿）

                  （七里海的秋天，螃蟹的家园）

 （6月12日，我在南戴河海区捞上来又放生的海星和海螺，绿色的是海带）

                         骡   子

                            秦 岭

    连骡子都说话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骡子是畜生不是人，不是人那怎么会说话呢？

    讲述者隋保国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比我像真的听到骡子说话更要心悬一线。

    我只好笑了。我试图通过脸上缺斤少两的笑容来安抚自己，同时也安抚面前的隋保国同学。我岂能让他看出我脸上的表情早已被隐隐的惶恐和不安占领？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笑，此刻，煞有介事是多么重要。

    秦老师你说怪不怪？隋保国给我讲，听到骡子说话那天，我真的把奶奶看成是我爸爸了，奶奶抡起拐杖准备扑向光着身子的隋旭东叔叔和妈妈的时候，突然就变成我爸爸隋建华的样子了……

    风在秋夜里开始鸣叫，轻微的喧嚣从校园外边的槐树林子钻出来、从已经吐穗儿的玉米地里蔓延过来，在窗外执着地盘旋，少了一块玻璃的窗户纸发出“刷拉拉”的低吟。初二学生隋保国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黏在我寝室的椅子上，恐怖和不安从他民工一样的眼神和发抖的衣服里筛落一地，弥漫开来，空气顿时黏稠了，我感觉我的呼吸需要足够的力气。

    秦老师，麻烦您送我回学生宿舍吧。隋保国说，一出门，我会害怕的。

    探出屋外，夜毫不客气地吞噬了我们，在夜黑咕隆咚的胃里，我们是多么的经不起咀嚼。不少教职员工的宿舍还亮着灯，泛白的窗口把夜撕成了一排排硕大的窟窿，像暗夜的一个个胃穿孔。老师们在胃穿孔里备教案、批作业。其实有过半的学生都辍学了，无奈归无奈，丝毫不影响乡村教师的耐心和敬业。

    隋保国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说，秦老师，你听见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听见啊。我说。

    但是我听见了。隋保国说，听见我家那头骡子在叫。

    我没敢追问骡子在叫什么，或者说什么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基本的属性是人而不是金钱豹，都说金钱豹的胆子是最大的。

    漫天繁星。一弯孤单的月亮挂在黑黝黝的山顶。隋保国的神情和口气带着一种冰窖里才有的低温，而且还缺氧。我感觉到脊梁上有钢丝一样的冷气正从脊椎里一穿而过，又四散分开，身躯成了网在兜子里的冰坨。但我继续笑着，开导他，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你们隋家坪离镇中学二十多里地，你准是听错了。

    秦老师，我没听错，真的没听错。隋保国说，你难道还不相信你的学生吗？

    越来越多的闹鬼的话题，这些年像河滩上的荒草一样时髦地在校园里疯长。

    最典型的有这么一例。十五年前，初二二班有个来自董家崖的学生，他哥哥董承志南下打工时因抢劫、奸杀坐台小姐被判处了死刑，捕得快判得快，在大快人心的枪声中饮弹毙命。这个好面子的中学生不堪舆论压力就辍学了，无颜再步哥哥的后尘去繁华的南方城市，就北上另一个著名的繁华城市打工。这一去，竟然杳无音信。十五年后，真正的凶手再次犯案时被抓，真相大白。这还不是故事的核心，故事的核心在阴间。据传，董承志被冤死的十五年里，始终在阴曹地府期待着人间为他平反昭雪，眼看无望，就主动放弃了重新投胎做人的珍贵指标，并强烈要求投胎变成一头骡子。

    你这个愿望倒不高，但是……阎王一开始有些迷惑不解，说，你生前如果是个城里人，提这样的要求我不会感到好笑，因为如今的城里人连农民都搞不清楚，岂能搞清楚骡子呢？但你是真正的农民啊！你不是不知道，骡子受生理条件所限，在凡间是没有爱情和婚姻的，你既然要投胎变牲口，就变成马吧，至少，也该是一头驴啊！

    谢谢领导，哦哦哦，不对不对，谢谢陛下！就让我变骡子吧。董承志说，像我这种名声，都臭了！回到人间，还指望什么爱情和婚姻呢。

    阎王被深深地触动了，千万年来，由他亲自受理的数以亿计的投胎申请中，众鬼们的投胎意向可谓包罗万象，异曲同工的一点，就是转世到凡间后，无论是转世成人、树还是鸟儿，力求比前世要活得轻松幸福一些，至少，要让来世的活法弥补前世的缺憾，尽可能地了结所有的心愿和不甘。而董承志的愿望反其道而行之，千古未闻，堪称个例。

    阎王震怒，喝令执掌生死簿的判官：速做准备！夜赴人间查得真凶，直接勾销真正凶手未来的所有寿命。

    陛下。判官面露难色，说，我等乃冥界鬼神，直接插手人间案子，是不是……

    阎王怒曰，我等当鬼的再不插手，还能有谁来摆平这件事，你是希望将来的凡间，成为骡子的世界吗？

    判官二话没说，拜过阎王，然后左手拿善恶薄，右手执生死笔，叫了两个小鬼，一个拎铁链，一个扛枷锁，单等夜幕降临，即奔人间。

    后来，——说的是人间的后来，据办案的警察讲，真正的凶手再次犯案后，逃跑时居然神经错乱，呐喊像是发表声明：我叫董承志，我已经变成一头骡子了……

    董家崖的农民说，那腔调，那神态，那口风，的确很像十五年前的董承志。

    我了解我的学生，当然更了解“三好生”隋保国，他是否在对我瞎编乱造装神弄鬼，这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一定心里有事了，而且不是一般意义的大事。

    比如，他怎么能够听见从隋家坪传来的骡子的声音呢？

    记得有次和来镇子兜售山货的农民聊天，他们说过，如今，懂咱庄稼人的，就牲口了。当时我觉得好玩儿，“扑哧”一声乐了。

    隋保国早先提起过，他们家的骡子在爸爸隋建华赴山西煤矿打工前，就低价转让给了同村的好友、老同学隋旭东。隋家坪村地处高寒阴湿山区，这些年，种地必然赔个底儿朝天，外出打工是更多男女青壮年唯一的选择。荒地一年比一年多。古老的村庄像是唱了千百年的戏台，唱啊唱啊，唱到如今，所有的演员一时间竟都蒸发得无影无踪，诺大的台口史无前例地塞满了尴尬、落寞和空洞。村庄在断裂的日子里有些软，软得像隋保国的奶奶甄菊花。七十岁的甄菊花靠拐杖撑着，撑起了身子，却活活拖住了儿媳妇梁秀丽。三十六岁的梁秀丽不能离开村庄，她得乖乖在没有丈夫的家里陪伴庄稼、瓦楞和日出日落。三十六岁的女人是性欲最旺盛的年龄，她知道她得使劲憋着自己，憋一天算一天，憋一月算一月，憋到过年，丈夫回来了，让身体和丈夫一起在爆竹声中炸响，炸个稀巴烂也不要紧，炸死算了，谁让你要憋呢？

    还有个劳力没有离开村庄，是男性村民隋旭东，他家已经拥有了三头牛、两头驴、一匹马，再加上从隋建华家廉价弄来的这头骨架子赛骆驼的骡子，都够上当年生产队的耕畜阵容了。多年来，隋旭东花钱雇了几个后山里来的帮工，管吃管住，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农户耕种碾打。这种生产方式，用时尚的话讲，叫产业化。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耕一亩地三十元，出山拉一趟山货四十元……

    据说，隋旭东的女人周爱翠是被隋旭东赶出村的。

    周爱翠当然不情愿离开村庄，说，掌柜的，咱家的牲口和帮工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用得着出去打工嘛我？

    隋旭东说，乡亲都在矿上累死累活的，矿上的城里老板比煤还黑，你去给乡亲们做饭，一勺是一勺，一碗是一碗的，别让咱乡亲亏着。

    话是丑的，理却是端的。庄稼人讲良心，周爱翠就去了。

    骡子被隋旭东从院子里牵走的时候，是个月色模糊的晚上。骡子四条木棍子样的腿支撑着一堆瘦肉。两条腿的隋旭东、隋建华、隋保国、梁秀丽也在夜色里支撑着，像砍掉了枝桠的树桩子。夜像是死了。站在崖畔上的猫头鹰一声声地叫，把天空厚重的云层搅成一团。骡子从容而淡定地扫视了一眼牲口圈，也没打响鼻，只是把目光转移到了堂屋方向。畜生的目光和窗格子上喷射出来的两道目光遭遇了。甄菊花终于忍不住从屋里扑出来，她忘记了拎拐杖。跨门槛时，一跤；下廊檐时，一跤；在当院，一跤。这三跤来得快去得快，大家措手不及。老人紧紧搂住了骡子的脖子。骡子的脸上顿时潮湿一片，是骡子的眼泪，也是甄菊花脸上的血……

    后来的日子，隋旭东用隋建华家的骡子，亲自当隋建华家的帮工：耕，种，碾，打。按惯例，每次春秋播种，早饭、午饭由梁秀丽送到地头。梁秀丽走在七上八下的羊肠小道上，饭、菜、碗、筷都安静地沉睡在梁秀丽挎在臂弯处的鋬篓里，到了地头，一切都醒了。

    有了送饭的，有了吃饭的，日子就不再沉睡。

    那次不是太著名的矿难，井下死了好几个，恰恰隋建华没死成。矿难发生在上午十一点，这是隋建华帮灶的时间。矿上死人是常事，一条人命也就抵个骡子价。矿上，常有小工头、外地民工伺机欺负周爱翠。离开女人久了，男人们就变成了野兽。有一次，一个小工头闯进食堂，二话没说就扒拉周爱翠的裤子，吓得周爱翠破门而出，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刚刚从井下上来的隋建华怀里。

    隋建华紧紧地抱着周爱翠，朝小工头怒吼：狗日的瞎眼了你，我女人，你也敢上手啊？！

    我女人就是我妻子的意思。从此，隋建华每天中午、傍晚都要从井下上来帮周爱翠挑水、劈柴、揉面、洗菜。有次，周爱翠回过头，用毛巾擦去隋建华满脸的汗水，说，你和上学时一样，还是那个脾性，如果不是你呵护我，我就被这帮饿狼连骨带肉吞咽了。

    你是不是想旭东了？隋建华说。

    是的，咋能不想啊！周爱翠说，和你想你的秀丽是一个意思。

    其实……隋建华说，我知道，你还在想一个人。

    是的，想董家崖的董承志。周翠说，你晓得，当年上中学时，我和他偷偷谈过对象，他后来被枪毙后，我心里狠狠诅咒了他十五年，一直以为他是个强奸犯。

    我知道你的心思。隋建华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旭东。

    承志转世成骡子的事儿你知道吧。周爱翠说。

    听说过，前些年传得很凶。隋建华说，谁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你们家的骡子卖到我家的那晚，我冥冥之中就觉得这不是一头一般的骡子，它准和我有一层啥关系。周爱翠说，趁旭东不在意，我专门到牲口圈里看过骡子，当时，骡子也定定地看着我，它突然说话了，它告诉我，你家保国就是死在外边的他弟弟。弟弟吃苦能干，被一个城里老板包养的二奶——一个女艺人看准了，要偷偷包养他，他一气之下真的就把女艺人给杀了。骡子告诉我，弟弟好傻，弟弟坚信哥哥是被冤死的，就索性在女艺人那里实践了一次。弟弟马上被城里老板高价雇来的民工悄悄谋害了……

    你……你的意思是，我儿子保国是他弟弟投的胎？

    话说到这里，隋建华的脸“刷”地黄了，像兜脸泼了一层米汤。

    你……你就别问了好不好！泪珠儿从周爱翠的睫毛上滚落下来。周爱翠说，要说最伤心的，是我，那天我亲了骡子，它却没有反应。

    外边出月亮了，月光说不上好或者不好。两个人都有些紧张，还有些害怕。隋建华第一次感受到了周爱翠的体温，这是他离开村庄后感受到的最亲切的温度。在隋建华坚强有力的臂弯里，周爱翠所有的细胞都放松了，多少个日夜的担惊受怕，此刻都不存在。两人毕竟是第一次，在配合上尚有些凌乱。后来，当隋建华终于把自己滑进周爱翠体内的时候，说，爱翠，咱庄稼人离开村庄，离开土地，活得没皮没脸，就剩下这点快乐了。

    窗外的秋风“呜呜”作响，鬼叫似的。死了那么多人，能没鬼嘛！

    咴儿——咴儿——。这是另一种声音。

    像是骡子的声音。隋建华说。

    放心吧！骡子在我家，旭东会照顾好的。周爱翠说，你知道，他是个伺弄牲口的好把式。

    这话没错。骡子在隋旭东家里焕发了青春，不到两年，瘪瘦的骡子变得膀大腰圆，毛色油亮。

    矿上活紧，黑老板们手里牢牢攥着民工们的工钱，谁也休想擅自回家忙土地上的营生。村里的秋耕秋播，正是火烧眉毛的当口。遇到往年，梁秀丽浑身得脱一层皮，脸色变成打蔫儿的茄子。儿媳妇灰烬火灭的样子，会把婆婆甄菊花的目光击碎成玻璃渣儿。甄菊花爱美，也欣赏儿媳妇的美。梁秀丽在镇中学当学生的时候，甄菊花就看上梁秀丽了。这是当年的村妇女主任甄菊花的过人之处。刚刚实行联产承包那阵，多才多艺的甄菊花重整旗鼓，在全公社恢复起第一个秦腔戏班子，村里的不少壮汉子、俊少年、俏媳妇年年都要登台扮演生、旦、净、末、丑。为此，甄菊花年年被公社、后来的乡政府评为基层优秀妇女干部。那样的舒心日月，儿媳妇这拨没赶上，他们赶上了离乡背井。前些年，甄菊花的依靠剩仨：骡子、拐杖、儿媳妇。这些年，剩俩：拐杖、儿媳妇。

    今年的秋收似乎并没有把儿媳妇压倒。儿媳妇像坡上的杜鹃，粉处照样粉着，红处照样红着，眉眼儿甚至也活泛了，一眨，像雨点儿往旱田里砸窝窝儿。

    雨点儿带来的潮湿气息同样滋润着甄菊花，欣慰从心头生长出来。她先是高兴，后来就有些纳闷。啊呀呀！真是活见鬼了，儿媳妇咋会这么滋润哩？！甄菊花干瘪的耳朵开始从白发中钻出来，生锈的瞳仁里注入了警觉的红丝。

    甄菊花变成隋保国的爸爸——自己儿子的故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隋保国告诉我，事情开始于一次发现。他发现妈妈和隋旭东叔叔之间的事情，是在上个双休日，也就是前天。妈妈去后梁给隋旭东叔叔送饭，却忘记了带筷子。奶奶就让他追上去。隋保国就去了，还没到后梁呢，老远就听到骡子欢快而激昂的叫声，那叫声像唱歌似的，抒情味很浓，听得隋保国顿时入迷了，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骡子在家的时候，他寒暑假、双休日每天都要牵着骡子去麻子沟的山泉里两个来回。看着骡子开怀畅饮的样子，他心头就浮泛起一层绵绵的暖意，像铺了一层薄薄的棉花。骡子和人一样，早就成家中的一口子了。有了骡子，家就能撑起来；家撑起来，他就有底气交钱上高中，考大学。妈妈安慰过他，骡子尽管归了旭东叔，这不照样给咱干活嘛！

    地头是另一种情形。太阳明媚的光线把山野的灌木丛、草丛撩拨得充满生机，风轻轻荡漾着。蝴蝶、蜜蜂、蜻蜓们飞成一片诗一样的景致。坡上，软草里，隋旭东叔叔和妈妈的身子都光着，他俩连贯的动作和骡子的叫声像是同一个节奏……

    隋保国告诉我，那场面，把他看呆了。

    隋保国说他当时有一万个理由扑上去。一双筷子就是两把匕首，一把戳死隋旭东叔叔——这个狗长辈，另一把当然戳向妈妈——这个不要脸的生他的人。得让他们都死，死在自己眼前。

    但是有一个理由——仅有的一个理由让他立时就瘫软了。当时，骡子欣慰地站在耕过的土垅里，身上套着包括犁铧在内的所有家当，骡子的眼前是一捆散发着甜香的苜蓿草。只有骡子发现了他，大而明亮的眼睛热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还说了句话，说话的腔调奇特得要命，不扬不抑，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硬不软，不男不女。

    骡子表达的大致意思是：兄弟，你真傻啊你！你这是要干啥？

    隋保国告诉我，他分明是听见骡子说话了的，也许，这话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因为他发现骡子的话并没有妨碍着草地上的旭东叔叔和妈妈。

    就在这时，风夹裹着一个人，以惊人的速度从山洼那边卷了过来，是奶奶。隋保国大吃一惊，他赶紧把自己掖藏进沙棘丛里。我的天哪！隋保国搞不明白奶奶咋会有如此神奇的速度。拐杖是拎着的，并没有发挥作用。奶奶分明是一股风。奶奶迅即就从他身边刮过去了，并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拐杖。拐杖带着凶狠的杀气，在天空划出了惨烈的弧度，和奶奶一起超坡上卷过去……

    咴儿——咴儿——

    骡子又叫了。

    奇迹就在这是发生了，乌云瞬时遮住了太阳，山中的风凝固了。隋保国看见奶奶的身子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啊！啊啊！不，不是奶奶，是爸爸隋建华干瘦的身子在剧烈地摇晃。

    隋保国告诉我，真的，真的是爸爸。

    拐杖从爸爸的手中轻轻滑落，爸爸缓慢地转过身来。隋保国终于看清了爸爸的脸，这是一张带血的面孔，奇怪的是没有眼睛和嘴巴，只有一个鼻子，生硬地安装在脸上……

    爸爸拄着拐杖，悄无声息地从他藏身的沙棘丛边往回走。因为没有眼睛，隋保国不知道爸爸是否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爸爸头也不回，不过刚刚走了几步，腰就佝偻了下来，杂乱的黑发陡然发白，恢复成了奶奶的样子。

    看清了。隋保国告诉我，他真的看清了，是奶奶蹒跚的身影。

    晚上，奶奶如此答复隋保国：你这不胡说嘛，我哪到后梁去了？一个下午，奶奶我睡觉了，只是做了个梦，梦见你爸爸了。

    隋保国问奶奶，我爸爸说啥了？

    奶奶说，你爸爸告诉我，今年矿上忙，就不回来了，让你把前坡的两亩苜蓿全部割了。

    苜蓿是喂牲口的，咱家没有牲口了，苜蓿只能入冬当柴火，如今长得好好的，割了干啥？隋保国说。

    你爸爸让把苜蓿送给旭东。奶奶说，他家牲口多，苜蓿根本不够吃。

    那天把隋保国送到学生宿舍，我就匆匆回到了我的房间，后来困了一会儿，却神经质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隋保国的爸爸隋建华和隋旭东的妻子周爱翠死于一场瓦斯爆炸，连矿上的食堂都掀翻了。这是人间的悲剧，但我发现他们去天堂的路上，铺满了美丽的鲜花。鲜花的品种多种多样，充满奇异的芳香。大爆炸发生的时间，不偏不倚，正好是前天。

    我惊醒了。好静！窗帘纹丝不动。四周仍然停留在夜中，我期待着起床的铃声把晨光带进来，铃声却迟迟没有敲响。我没敢继续期待听见什么，我用棉花团子使劲塞了耳朵。

    你猜我塞耳朵干嘛？我担心听见“咴儿咴儿”的声音。

                                               2009年10月于津门

                ——评张同义散文集《负荷》

                             秦  岭

    打开张同义的散文集《负荷》，等于打开了张同义的人生秘密。

    作者在后记中特告：“这本书，是为兄写的。”这是谜底，于是我就很刻意地检索到了第37页的《我的兄》。一张年轻亡人的黑白照片和文字的反光同时和我的目光相撞，顿时，我的目光“喀嚓”一声折为两断。同义先生多才多艺的兄长49岁时就被病魔五花大绑，无可奈何地用死亡创作了亲友们不忍卒读的人间悲剧，给1987年以后的家庭留下了太多的无常、悬念和生活负荷。这显然不是《负荷》的谜面，同义先生是在把生活的流程和日子的方程做了一次既感性又理性的解构，完成了一次对亡兄诗意的、温软的、绵长的、深情的倾吐。

    一如吃饭、喝茶、听曲、幻想，咂品散文在我生活中必不可少。我欣赏字里行间坚硬艺术品质的呈现，喜欢情感流向中那种丰足的人文情怀，看重思想表达中时而蹦出的心灵火花。我厌倦散文语言的伪饰，唾弃虚张声势的炫技和自欺其人的文字迷踪。我认为，《负荷》拥有了前者，扬弃了后者。所以我喜欢，我欣赏，我把自己晾晒在秋日书房的竹椅上，不只一次地进入同义先生的世界。

    《负荷》分四卷，分别是地缘和血缘的记忆、崇敬与追求的记忆、心灵的记忆和“永久”的记忆。“记忆”在这里成为一个公共词。记忆是什么？公共的记忆应该是一个人的历史标本。掩卷《负荷》而思，“记忆”的密码如浓墨滴池般自由解开，聚散了然，《负荷》其实是同义先生的蹉跎岁月在时间隧道和空间存在中深深的刻度、印痕、脚印。扒拉开历史的蛛网，扫除生活的尘埃，扑面而来的各种况味，难以尽言。味道却是杂的：醇如酒，咸的泪，腥如血……

    重要的，是我读懂了同义先生的情结、情怀和情感。很重，如负荷。

    同义先生笔下的所谓地缘、血缘，实际上是他的精神世界对渤海湾弥散着盐碱味儿、海腥味儿的土地以及对故乡、亲人的心灵确认和归属。开篇《纸上大沽》似乎是从史学角度探寻一方水土根脉，其实在解剖自身与福申街以及脚下土地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这是任何一具血肉之躯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地厚土最具特征的情结。这一点，在《土屋》、《鳌龙水车》、《野性的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借助于大沽、小镇、老巷具象的风物、风情，把黏稠的情感放逐在青砖瓦、木格窗、雕花门、杂货店、铁匠铺、山货行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大地上徒步跋涉的行者从少小的混沌初开到步入人生黄昏的全过程。而《母亲》、《我的兄》、《姥爷的名字叫吉顺》、《女儿是为父亲生的》等篇目则是另一番景象，作者没有从血脉的枝枝桠桠处、生命的柳暗花明中表达对太不公平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叩问，而是着意展示面对生命、生活难题的态度、原则和追求，其中那些踏遍坎坷的大道，风雨过后的彩虹，逆流而上的所得，无不闪现着人生哲学的光泽。因为光泽的亮度，就有了情怀的宽度。不矫情地讲，我读这样的文字是有感应的，文中的水车、苜蓿、老墙、瓦楞之所以触动我的神经，是因为它们像铃铛一样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作响。我自西北来，他本华北生，乡村的记忆竟是异曲同工。

    在我看来，记忆是情感的底片，因为负荷的力量，所以碾压得很薄很薄，记忆的每一次闪现都是一次个人历史的曝光。《负荷》后三卷的“记忆”追寻，更多的集中在往事钩沉、友情的回味，一如把几坛开盖儿的老酒同时塞进同一个酒窖，陡然增加的情感浓度，不是飞瀑性的，而是胶着状地在看似平淡、朴实、简约的叙事中缓缓流动，呈现独具意象的审美底色和文本魅力。《冰心写给我的三封信》着意追寻文坛名宿冰心老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感人境界；《女儿的婚礼》突出表现的是中国改革文学奠基人、津门文坛掌门蒋子龙和作者的深厚友谊；《浩然脚上的布鞋》通过和“文革十年唯一的作家”的短暂相处，用名人和布鞋的常态与落差折射一颗灵魂的亮度；《打开冯景元的网页》在打开一个人的“网页”的同时，也打开了作者和天津名作家冯景元几十年如一日的默契；《一山血色的鲜红》看似昔日战友们重返故地的一次普通的循迹问义，实则在重新测量那个火红年代的热血士兵流在海岛上的鲜血的温度和他们的精神高度……诸如此类“写人记事”的文字大概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还要多，涉及学界、文艺界十多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由于浓缩了情感，作者笔下的人、事都披上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感受和爱憎。在艺术上，作者不是就人写人，而是把人物在记忆深处的温泉里淘洗得锃明瓦亮，然后话分两头，一头用事托人，另一头用情寄人，从而避开了写作者们惯常的俗套和缠绕，直抵人情、人性的彼岸。这种抵，更像戳，使记忆的疼痛与抚摸笼罩在文字的上空，构成了文章平中显奇、刚柔相济的叙事质地。同义先生是如此写蒋子龙的：蒋子龙不是个会“顺应形势”的人，强扭的事他肯定以强还强，“出言不逊”，但为了难以拒绝的朋友之托，他却可以东奔西走、竭尽全力。就我和蒋子龙先生的交往，我认为同义先生寥寥几笔，已经很直观地让一个共知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我看来，写人记事贵在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得准，响得叼，炸得狠，这样的雷声，在《负荷》不经意的酷暑里此起彼伏，挟风裹雨，成为别样景观。

    作者的聪明还在于文本之外恰到好处的刻意，他让内在的记忆碎片和外在的纪念元素使《负荷》从形式到内容达到某种象征和统一，比如，书中共选了49篇文章，理由只有一个，49是亡兄在人间的年龄句号。又如，文中配设了近百张诠释功能的老照片，与文字的“记忆”吟和低语。再如，作序者冯景元是亡兄的故交。至此，我真是无话可说。这是一本用了心的书。用心，是因为记忆，也因为负荷。

    某个风清月高之夜，当这样一本书在作者亡兄的坟前熊熊燃烧的时候，我相信，忽明忽暗间，定我会有悬疑的风轻轻走来，把所有的记忆拎走。

                                                        2009年10月7日于沽上

附：

                           《负荷》作者张同义简介

    张同义，中国作协会员，1950年生于天津，1968年在海军南海舰队服役，1970年发表作品，出版、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范旭东传》、《现代造碱之父侯德榜》、小说集《戏楼》等。6集电视剧《范旭东》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话剧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现代造碱之父侯德榜》在台湾再版。

                      文学自有故乡

                                秦   岭

    不用遥指杏花村，回眸，文学自有故乡。

    我知道我文学的庄稼依赖故乡的哪口水井、山泉或者屋檐水，真的知道，否则那些属于我的汉字、语言、描述、叙事就像坡上过了根虫子的蒿草，即便野火烧过了，春风再鼓劲，也不会“吹又生”。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中如此诠释过作家和庄稼人之间的某种类同：指头是犁铧，电脑是土地。只有人脑和电脑像人和驴子一样构成驱动的关系，我们就能闻到新翻的泥土的芬芳。所谓文学意义的力透纸背，其实就是对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默契的精度和深度。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的山、水、林、田、路、人，让文学的故乡冰肌玉骨，炊烟四起，山鸣谷应，这边唱来那边和。

    认识抵达于此，同时也就扎到了我文学的软肋。如今要盘点在文学的故乡伸脚踢腿的样子，我反而无可适从，首当其冲的是考验自己的勇气。
    西部是故乡。在一些报刊邀约的创作谈中，我无例外地要谈到我的老家甘肃天水，在羲皇故里开阔如天的精神背景下，记忆的屏幕上闪现最多的，是孩提时代母亲给我们讲读评书的情景，是可敬的外祖父煤油灯下抑扬顿挫的“古今”，是前辈压在箱子底下的线装版《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首版《山乡巨变》等珠玑文字。1985年中学时期发表第一篇作文并在原天水地区征文比赛中获奖的时候，少年的我就在应邀撰写的获奖感言中，别无选择地把文学的启蒙和孩提生活联系起来。我在一本刊物上有这样的描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部乡村，日子像清淡的酸菜，连羊肠小道上的羊粪、牛粪都闻不到食物转化过的味道，而我居然守着酸菜的同时，有机缘守着阅读、回味和思考，据此我有理由认为，孩提背景，是我文学最早的启蒙。”经历无法颠覆，因为经历本身就是答案，纵万般诘问，答案一如既往。

    是什么在引导并构筑一个人的艺术方位和准心？现实的答案很多，比如生活、历练、遭际、知识结构等等。而我唯时代是举，时代才是催生作家的润滑剂。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80年代中期，我曾在故乡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那个时代据说催生了数量可观的作家群，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一个罕见的文学汛期，而不是什么所谓的黄金期，它更像一次排洪，因为泥沙俱下，就不可能诞生什么好作品，我只承认那个时代的文学激情。当时的我，未来生活的方向和形态如迷蒙烟雨难以确认，却可以把思想放逐到云端月宫。文学颠簸得我血脉贲张，不经意间，少年的我成为百舸争流中的一叶激进地有些偏执的小舟。那时的文字和审美没有心灵的归宿，只知道把青春的躁动和梦想在谬斯的眼皮下放飞，幻想着将来中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里会有秦岭这个符号，于是不惜在早恋的芳草地里勒转马头。最终，文学迫使其他爱好统统下野，在音乐、绘画的废墟上，几十篇小说、散文在《少年文艺》、《中学时代》、《春笋报》等报刊的处女地上拔地而起。 “资历”使我理所当然成为创建校园文学社、创办校报校刊的“先驱”之一。记得当时学校传达室的小杨每周都要拦我去他那里签稿费单子，每签一次，古城劳动路临街的木凳上，就会多一个对着肉夹馍狼吞虎咽的少年。

    那个时代值得留恋、欣慰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是，在邓丽君、齐秦的歌声里，做了许多的梦，梦有棱有角，咋摸咋有。1988年夏天，故乡作协会员名册里增加了一个学生会员，那就是爱吃肉夹馍的我。记得那天学校在南山体育场举办运动会，我把作协会员证带到最要好的同学中间，在男女同学羡慕的眼神中，我看见了又一个自己。虚荣心像一个鼓囊囊的气球，直直地往云彩里飘。那天，我用漫画的技法在笔记本的扉页创作了一幅自画像：头顶天，脚立地，周身赤裸，形如石膏像大卫。

    小少年，大野心。课堂上填词云：“喝令地球立正，跃马宇宙稍息。”

    乡村和校园晾晒了我的性格，打磨了我的理智，冷静开始像冰山一样横亘在青春的胸口。青春和校园文学因为年轻而青涩，外边的世界开始让我无奈。文学岂能当饭吃？这绝对不是我的农民意识，文学在生活的磅秤上，不如一粒尘埃。1989年，命运的铁蹄突破我对未来生活形态预想的最底线，把我顺手牵羊到一个叫西口的山区讲台教书，同时给生活嵌入了清贫，把心绪抖弄得鸡毛乱飞然后又夯进砖墙土垒。按理说，小哥哥要走西口了，村口，该有个情妹妹要招招手的，我却无法回头，我知道背后没有泪珠儿飞扬的毛眼眼儿。从十里铺到五十里铺，飞扬的，是尘土点儿，点点儿。不是不热爱乡村教育事业，更非数典忘祖，而是物欲社会和不规则的社会秩序把我逼上了随波逐流的孤帆远影。躯壳里日渐像丝一样被抽出的，是梦，如炊烟，静悄悄地消失在玉米地和山旮旯中。在与文学分崩离析的10年里，文学的汛期成为记忆，命运却没有让我的河床闲着，变本加厉地流淌着另一类文字，那就是在各级区、县主要领导身边以“大秘”的角色撰写公文材料并从事经济、管理、人才等社科类理论研究。这类写作使我的人生旅途九曲回肠，生活的图景变幻莫测，思想的交锋跌宕起伏。从1991年开始，我的步履从乡村到小城，从教育系统到党政机关，从西部高原到渤海湾，从秘书到七品小吏，从赤条条无牵挂到成为天津女子的丈夫和娃他爸。1999年，我文学的触角再次支棱起来，以引爆器的姿态靠近了文学的丛林。我在试探，是爆炸？还是艺术的知觉早已老化？“轰隆隆……”这次撞响的，是连环雷。这绝不是我的文学汛期，是我不断增高的思想冰山和不断融化的艺术雪水。我笃信结束意味着开始，我不信所谓的弹指一挥间，我信岁月的黏稠和宽度。在天津生活的第三个秋天，去了一次故乡，感觉土地在开花，所有的石头都在唱歌，麦垛后的老黄狗一笑，宛如一个怀春的女子，酒窝窝里荡漾着相思的气息。

    文学的回光返照，激活了我身上久未启动的调节系统，灵感在我思想和生活的沼泽里彩虹飞架，思维方式迅速一分为二，在官场的精神追寻暗自调整了指向。在后来短短的几年里，我用业余时间的绝大部分，以每年平均十几万字的速度在文学的峡谷里寻找尘封太久的自己。尘封久了那就有了文物的属性。《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月报》等选刊、选本有很棒的考古嗅觉，我有20多篇小说通过他们，把生活的真相一次次大白于天下。那年，从维熙老先生在《中国文化报》撰文评价我的一部小说时说：“从取材到人物情韵的描写，在当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都称得上一声绝响。”

    我的文字是绝响吗？我连怀疑自己的功夫都没有。艺术的路上，分明有个梦中的情人，远远的，站在我必经的路口，翘首，挥舞着粉色的丝帕，嘴角漾着盈盈的笑，像一朵雨后的玉兰花儿。啊啊！我还回头吗我！

    渐次意识到，最和人不开玩笑的，恰恰是命运，我必须相信，出走文学十年中太多的颠沛流离和风刀霜剑，恰是命运对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危改，对我灵魂和精神的重铸，是在帮我颠覆单纯、摈弃感性、埋葬不切实际的幻觉和浅陋。文学给不了我这些东西，而生活给我了。不但给我了，还给我安装了窥视生活真相和原色的触角，擦亮了窥视艺术生命之泉和灵魂之本的眼睛。命运其实总是以母性才有的眼神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温暖而热切。

    转而，我把命运给我的，给了文学的我，和我的文学。

    于是，真切地感到时光的可贵了。生命的答案早已参透：人间已经够热闹，从来不稀罕谁谁谁曾经来过，今世，我们都没有第二次。每当感觉日子在指头缝儿里廉价地洒落，我就知道，只有抓紧文学的崖上草，精神就不至于沉入谷底。

    文学使我挣脱了喧嚣，发现寂寞是另一种精彩。心灵归于自由和沉静，艺术的享受原来可以让生活没有边界，拥有的世界原来可以变得很大。

    一些报刊在帮我梳理所谓成长的历程时，我告诉编辑，成长贵在“成”字儿，取决于标志性的创造，这点，我远未抵达。我只能说，我尚在路上。创作是行走的过程，我习惯了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我宁可告诉他们我的一次次的路遇，因为路遇的温度，它煮沸了我创作的热情，揭开锅盖儿，“成”与不“成”且搁一边，至少能看到抵达的过程和递进的形态。1985年的路上，一位刚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女子来到了乡村，成为我的初三班主任，她几乎把我的每篇作文给许多班级讲读。她现在已经是某大学的著名教授，她一定会记得当年那个穿着绿军衣蓝裤子戴着绿军帽的被一脸青春豆折磨得让英俊打了折扣的农村少年，因为作文而满面红光。2003年，《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女士曾力挺我的中篇小说《绣花鞋垫》在原创版、选刊版破例同时推出，首开《北京文学》先河，从而把我的“乡村”系列小说推到了文坛的前沿。2006年，被国内外华人读者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小说家杨显惠先生不仅屈尊为我的长篇小说《断裂》作序，还就小说的“为什么写”“写成什么”等本质性问题在《小说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为我的小说高标定位，认为“秦岭的小说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视窗，呈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道路”。我的“皇粮”系列陆续发表后，恰逢中国首届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召开，一些带着研究课题的专家诚邀我前往。2009年，中国作协、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为我的长篇小说《皇粮钟》召开的研讨会……

    一次次的路遇，如驿路梨花。花开如文学，感动如我。

    无论是怎样的路遇，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来自我精神的故乡。而步履完全依靠脚印的方向和多少来证明：我是在怎样走着，走向哪里，如何走的。

    重要的认识在于，我明白中国文学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才会被认为是文学。——明白，是的！明白不是个简单的词儿。我说过，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明白人。今年8月，我随天津作家团去故乡甘肃采风，我尝试着在40多度高温下徒步、赤脚登上敦煌鸣沙山。我发现，越到山顶，脚印，原来可以踩得很大。

    我始终把青睐我的读者当专家看的，我欣赏他们的悲悯情怀，更欣赏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我藐视对社会缺乏起码认知的所谓专家，某次交流中，一位如雷贯耳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导老先生用他肥厚的手拍拍我的肩膀，说：“秦岭啊！我知道你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但我一直认为，城市的就业压力之所以那么大，根子在于农民工太多。”我怔了一瞬，只好笑了，就这连掖带藏的笑，也不愿奉陪他那颗缺斤少两的脑袋。在我眼里，他们是文学的温室大棚里虚张声势的冬瓜，品起来，却不如故乡山洼里的一颗野草莓。
    我骨子里热爱来自大自然的色彩和声音，当然不仅仅因为我喜欢绘画和音乐，我始终为自己生在贫瘠但不乏苍美的西部农村而感到幸运和自豪。我相信，这是我义无返顾地投身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精神支点。长篇小说《断裂》和《皇粮钟》先后出版后，曾应《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之约做过一些访谈，记忆最深的却是三次对话，一次对话是与《文学报》记者金莹，题目叫《秦岭站在崖畔看村庄》，另一次是与中国小说网编辑达拉依迦，题目叫《来自大西北的血性文人》，还有一次是与故乡《天水日报》记者胡晓宜，题目叫《乡村是我永远的风景》。要说三次对话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什么，那就是：故乡。我的一些屡被转载、广播和改编的小说，如《坡上的莓子红了没》、《烧水做饭的女人》、《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乡村教师》、《弃婴》、《透明的废墟》、《本色》、《分娩》、《硌牙的沙子》等，它们实际上是我用故乡的新麦做成的发面饼、锅盔馍、臊子面、疙瘩汤。我在对话中说过，天津作为我的第二故乡，周边也遍布着美丽的乡村，这里的乡村比天水的乡村要富饶得多，湖泊荡舟，沙鸥漫舞，但那只是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度假的美妙去处，却很少走进我的乡村小说。崔道怡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我感受秦岭是‘钻进心坎看农民’的。”很汗颜！我做的远远不如先生说的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艺术上的乡村生活始终黏糊在故乡的崖畔上，馓饭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一呼一吸间，肺腑里全是文学故乡的烟火和空气。

    写作是寻找，心灵的那种，找到了，再拿出去做第二次寻找，找与自己心灵有感应的人。因为看重感应，所以寻觅。2005年第一次获全国梁斌文学奖时，我获奖感言的题目叫《在布谷鸟的歌唱中》。今年在领取《小说月报》“百花奖”时，满脑子仍然有布谷鸟在飞。为什么？大凡懂农事农时、乡土乡村的读者，心知肚明。因了这种难得的默契，创作中的许多发现和所得，第一时间，总会神经质地传导给故乡的朋友。

    这使我有足够的自信和魄力一手捏紧犁把儿，一手轻舞鞭子，不管前面是驴，是牛，还是骡子，我们该咋走，就咋走。

    当然不能一味地前行，犁铧需要随时清除缠绕在上面的杂草和粘土，否则人和牲口同样吃力。孟繁华先生在一篇评论中批评我说：“秦岭在小说后记里批判的‘呆在象牙塔里从事所谓乡土叙事的人’的问题，在他自己身上可能也同样存在。”我懂先生的好意，这是在敲我的警钟。前不久，我刚刚从甘肃的乡村回来。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来，心灵的答案一如小说，无须直白，只是为了文本所表述的炕土味儿，是不是那个味儿。在我看来，生活是用来感应的，而不是用来体验的。

    我用鞭子赶完驴，就把鞭子搁在象牙塔上。塔下的田野，一望无际。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风乍起，是秋在文学的故乡蔓延。

                                           2009年10月2日于津门

（注：由于类似创作谈的约稿较多，此稿中的部分观点、历史性记录引自早先发表在《天津作家》的另一篇创作谈《欣赏犁铧的姿态》。）

    29日，组织我们文联系统的作家、美术、书法、音乐、曲艺、剧作、舞蹈、摄影、戏剧、民间文艺等10个专业协会的近50名艺术家们前往团泊洼采风、交流、研讨。这里是当年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洼的秋天》，这里是团泊洼最文学、最音乐、最舞蹈、最曲艺、最民间、最美术的季节。采撷部分照片，与朋友同乐。

                (一个团泊洼，一个我)

               （郭小川的诗，在这里疯长）

         (如今的鸭子，和当年不是一个方向)

               （团泊洼，杨显惠先生一个人的背影）

        （在这里，我和守新、卫东兄谈了至少5个文学话题）

                （今日的团泊洼别墅群） 

                       （独流河）

                 （给画家叶祖茂留照）

（注：有些照片本人拍摄，有些是他人镜头。）

注：此次笔会与会人员主体是“文艺奖”“文学奖”的部分顾问、评委、获奖者以及承担报告文学任务的部分作家。2009年度各专业协会评奖在即，特转帖2008年度有关资料，供与2009年度评奖的专家、参赛作者以及朋友们参考。相关事宜可直接与我们文联秘书长朱春生联系。

2008年度“和平文艺奖”“和平文学奖”顾问名单

    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宋福海、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张洪义、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天津市群艺馆馆长李治邦、原《天津文学》主编谭成健、原和平文联主席李玉林等10人（简介略）

相关资料之之一：

                                  “文学奖”评委简介

    张永琛，男，45岁，辽宁大连人，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剧作家协会主席、作协副主席，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在大陆、台湾及美国等地众多的报纸期刊上发表并出版作品等3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混血儿》《温柔的依恋》《隐形恐龙鸟》《走夜海》等10部。创作剧本《红处方》《京华烟云》《孙子大传》《末代皇妃》《像雾像雨又像风》等20多部300多集，被誉为全国“十大编剧”之一。小说集《走夜海》被列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混血儿》获世界首届华文皇冠文学奖，《老酒》《走夜海》分别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文学奖，剧本《红处方》获1999年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

    闫立飞：男，35岁，河北平乡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博士。1993起开始发表作品。曾在《河北学刊》、《作品与争鸣》、《文艺报》、《天津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江淮论坛》、《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广西社会科学》、《名作欣赏》等十几家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段守新，男，34岁，河北滦南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理事，文学博士，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在《河北文学》、《小说评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若干，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神话：<红旗谱>的再解读》、《2006年、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人狗情未了：对当代小说中一种特殊故事类型的考察》、《衣锦还乡》、《另眼相看“满庭芳”》、《农民不是“贱民”》等。主编（合作）《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

    林霆：女，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小说评论。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儿童文学、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当代文学与中学语文。主要研究成果：2007年编著《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8年编著《200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先锋诗歌内部的“圈地运动”》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天津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主持天津师大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现当代文学的个人主义传统”、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以及校优秀课“儿童文学”的课程建设等工作。

    林雪：女，辽宁抚顺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编辑。诗歌作品被选入《朦胧诗选》、《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精粹》、《诗选刊》等数十篇，1988年参加诗刊社第八届青春诗会，2004年入围首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5年获世界华人诗书画大展诗歌金奖，2006年获诗刊新世纪全国十佳青年女诗人奖，1988年参加第八届青春诗会，2006年出版诗集《大地葵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出版了《淡蓝色的星》、《在诗歌那边》、《蓝色钟情》等数部诗集及随笔集《深水下的火焰》。2006年被诗刊社评为新时期“十佳青年女诗人”。

    秦岭，男，40岁，甘肃天水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随笔集《皇粮钟》、《断裂》、《绣花鞋垫》、《抚摸柏林墙》等6部。主创电影、戏剧《砸掉你的牙》、《白方礼》、《马本仓》、《麦穗儿黄了》等5部，小说20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以及权威选本转载，“乡村系列”小说在全国引起反响。其中小说《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分别登上2003年、200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皇粮》获《小说月报》“百花奖”、《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获第一届、第二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2006年被授予天津市职工艺术家称号。

相关资料之三：

                                   “和平文学奖”获奖作品及作者简介

1、长篇小说：《走火》，作者：李小重；

2、中篇小说：《进藏结婚》，作者：刘晓鸥；

3、短篇小说：《撞一下值多少钱》，作者：刘晓珍；

4、文学评论：《困窘与解脱间的心灵世界》，作者：南北萍；

5、散文：《长发飘飘》，作者：李兰芳；

6、诗歌：《下葬》，作者：段光安。

    段光安，男，天津市人，中国诗歌学会、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七月诗社社委，九三学社天津市南开区副主委、人大代表。已在《诗刊》等报刊发表诗作200多首，作品入选《中国诗人大辞典》。 出版了诗集《段光安得诗》。

    刘晓珍，女，内蒙五原人，现为天津武警81师中校警官。1999年开始写作，先后在《中国作家》、《红岩》、《星火》、《解放军文艺》、《福建文学》、《延河》等十几家杂志发表作品近70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转载，获十二届“百花奖”入围奖，“武警文艺奖”一等奖。

    刘晓鸥，女，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广州文艺》、《广西文学》、《上海文学》、《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几十万字。采访撰写国内近百位文化名人，在《知音》、《家庭》、《中国妇女》、《深圳青年》、《女友》等20多家新闻媒体上发表。主要作品有《冬阳》、《盛装出行》、《进藏结婚》、《如水的日子》等。2004年创作20集情感电视剧《捆绑不是夫妻》，2008年合作创作了长篇青春励志剧《新淑女时代》。2007年获北京《长篇小说》杂志社举办的首界海内外华语写作文稿交易笔会“最佳剧本奖”。

    南北萍，女，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中盐天津公司党办副主任。从事文学评论、报告文学、散文等写作，在《中国文化报》、《天津文学》、《今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艺评论、散文、随笔若干。有文学评论《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者》、《从乡村到城市的断层扫描》、《困窘与解脱间的心灵世界》、《围城内外的迷失与回归》等。报告文学《奉献给远方的长路》、《追求者的路》被收入《作家看“官”儿》、《城市的名片》等文集。

   李兰芳，女，天津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高新区科技先导报编辑、记者。在《天津青年报》、《今晚报》、《工人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20余万字。出版诗歌《蓝芳歌集》。1988年小说《眼睛》获梁斌小说征文二等奖，1997年诗歌《由一幅照片引起》获天津市第六届“文化杯”一等奖，1997年诗歌《一个人的自述》获“庆香港回归、颂中华民族”大赛一等奖。2007年获天津市第四届“文学新人奖”。

    李小重。男，42岁，天津市人，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11届高研班，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铁路公安处西站派出所工作。在《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小说月报》原创版等报刊杂志发表《独自面对》、《匿名信》、《苏秦背剑》、《走火》等小说作品。2008年《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小说《走火》被深圳康达富影视公司独家买断影视版权。

资料之四：

                               “文艺奖”初评、复评负责人名单

    1、（文学评审组）秦  岭（略）

    2、（剧作评审组）张永琛（略）

    3、（书法评审组）张学武，男，56岁，天津市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平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和平文联干部。自1986年参加上海《文汇报》举办的全国书法大赛获二等奖以来，先后在全国各类书法大赛中获奖和入选书展30余次，作品入编《当代书法艺术大成》、《当代名家书法精选》、《当代学术界名人录》等，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小楷艺术大家。九十年代以真金小楷开辟书法创作新领域，书写“儒、道、释、禅”诸经典，被誉为“当代写经人”。作品入选北京荣宝斋画廊，在2007年保利仲夏艺术品拍卖会上，真金小楷《金刚经》成功拍出。出版《张学武小楷金刚经》、《允文书法精品集》、《当代写经人》等个人专著。

    4、（美术评审组）叶祖茂，男，58岁，天津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和平区文联干部。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国家一级美术师。油画《北去的风》入选全国丝绸之路大展，并参加了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巡回展, 油画《难忘的5·19》入选全国第五届体育美展，油画《大众浴池》入选中国油画双年展，油画《黄崖关的回声》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油画《狼牙山春雨》入选全国第二届油画风景大展。多幅油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美术家年鉴》等重要刊物，并出版了专著《叶祖茂油画集》、《中国油画家丛书---叶祖茂画室》。

    5、（摄影评审组）高平，男，48岁，天津市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和平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摄影作品《舞》在《中国摄影》杂志1987年年赛中获铜奖，并在1988年入选全国第十五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97年作品《喜洋洋》获“华夏一日”摄影大奖赛金奖，《黄河汉子》入选全国第十八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99年作品《人民的奖赏》获共和国五十年新闻摄影奖，并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全国新闻摄影精品赛中获优秀奖。1986年获天津市首届 “文艺新人”奖，2001年被天津市文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3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荣誉称号。

    6、（音乐评审组）杨春发，男，70岁，天津市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和平区音乐家协会主席。从事音乐工作40余年，创作过大合唱、小合唱、独唱、清唱剧等声乐作品，获国家和省市级奖项多次。1992年参加中国民歌邀请赛获一等奖，1995年创作的民族弦乐四重奏《夜思》获全国第八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奖，1998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杨春发个人作品音乐会，1999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江河随想曲》获全国第十届“群星奖”铜奖。《对“论音乐美”的评述》获天津市音乐论文比赛最高奖项特等奖。

    7、（舞蹈评审组）付冰，男，70岁，陕西西安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舞蹈家协会主席。50年代进入陕西省民众剧团，1965年转业到天津市有机合成厂，负责文体工作。几十年来一直热心舞蹈工作，先后在市化工局、和平文化宫、市老年大学等单位担任舞蹈教师和舞蹈编导，多次在全国和天津市获奖，共创作了三十多个舞蹈作品，并培育了一大批舞蹈人才。代表作有：《盘古开天地》、《白云》、《探索》、《月儿圆》、《金秋》等。发表了《论都市广场舞蹈的特性和社会功能》、《情系国粹艺术，展示和平文化特色》等多篇论文。2006年被天津市授予“职工艺术家”荣誉称号。

    8、（曲艺评审组）张连琦，男，59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家协会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1971年在河北省围场县文工团任演员，2001年调入天津和平文化宫，先后演出了山东快书、数来宝等曲艺节目，并在话剧《烈马河畔》中任主演。导演、表演的小话剧《目标》获河北省文艺调演表演一等奖，小话剧《转来转去》获河北省表演一等奖。经本人筹划、排练的曲艺节目山东扬琴《老两口上网》和快板《夸家乡》获全国群星奖金奖，策划、导演的男声八重唱《京剧情思神女赋》获全国六进社区文艺表演金奖。

    9、（戏剧评审组）张志玉，男，61岁，天津市人，天津市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和平区戏剧家协会主席。1981年创作的黄梅戏《泰山行》获天津市新作品二等奖，1989年创作的大合唱《海河，故乡的河》等四首歌曲获天津市创作一等奖，1995年相声作品《专家》获全国侯宝林相声大赛创作铜奖，2001年创作的山东柳琴《老两口上网》获全国群星奖金奖，2002年创作的山东柳琴《老两口上网》获全国职工文化最高奖——全国“五一”文化奖，2004年创作的表演唱《京剧情思神龙赋》获全国“四进社区”金奖。2003年被天津市授予“职工艺术家”称号。

    10、（民间文艺评审组）扈其震，男，60岁，天津市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90万字。出版个人专著《都市风》、《人生风景线》等两部，主编文学专集《三地集》、《小小说选萃》、《七月：现代诗精选》、《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天津卷和平分册》等四部。文学及舞台文艺作品获得省市级以上奖二十多项，小品《今日新闻》获全国百优小品大赛二等奖，小小说《除垢》获第二届全国小小说大赛优秀奖。2004年被评为天津市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工作者，2006年被授予天津市“职工艺术家”称号。

    （评委会办公室主任）朱春生：男，34岁，湖北武汉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和平区文联秘书长。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至今已在《天津日报》、《天津文学》、《当代小说》、《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60多万字。2000年小小说《鸽祭》获“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2003年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又见迷彩》获天津市第十二届“文化杯”中篇小说二等奖，2004年《城市的风景》获天津市第十三届“文化杯”诗歌二等奖，2006年《走进博物馆》获天津市第十五届“文化杯”散文二等奖。2007年被天津市作家协会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

资料之五：

                             “文艺奖”获奖作品及作者

1、书法：《邓石如的长联》，作者：陈传武；

2、书法：《白居易座右铭句》，作者：姜钧杰；

3、书法：《陈传武诗》，作者：范永庆；

4、雕塑：《音乐家王莘》，作者：刘鑫；

5、油画：《三月三》，作者：刘志平；

6、油画：《风渐渐远去》，作者：张礼军；

7、摄影：《天津老银行》，作者：高平、高大鹏；

8、摄影：《石府戏楼》，作者：杨惠全；

9、摄影：《龙争虎斗》，作者：教毅；

10、印钮：《蜗牛》，作者：满宝山；

11、京剧脸谱：《四海龙王》，作者：徐涤华；

12、雕塑瓷：《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作者：王玉荣；

13、山东柳琴：《老俩口看展览》；

14、情景曲艺坐唱：《书记的家宴》；

15、相声：《网络迷情》，作者：王迎；

16、剧本：《活个精神头儿》，编剧：王平；

17、剧本：《一个姑爷半个儿》，编剧：杨岚岚；

18、舞蹈：《伞花飞舞》，编导：崔桂洁、付冰； 

19、舞蹈：《舞动的激情》，编导：王文艳；

20、混声无伴奏合唱：《望庐山瀑布》，作曲：杨春发；

21、男声小合唱：《京剧情思神龙赋》，作词作曲：张志玉、李凤阁；

22、话剧：《肝胆相照》，作者：肖桂林。

    王平：男，44岁，博士生导师，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和平区剧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医学领域题材文学艺术创作，发表散文、中短篇小说多篇计一百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男科医生》。担任编剧的《护士小姐》、《活个精神头儿》等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杨岚岚：女，33岁，天津市人，《天津广播电视报》记者、编辑，和平剧协理事。撰写专访、特稿、评论等数百篇。其中，2000年采写的《春节晚会的反思》获全国省级广播电视报第九届好新闻评论类优稿二等奖，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评论类优稿一等奖，2001年采写的《老人愤斩亲缘欲断无门》获全国省级广播电视报通讯类优稿二等奖，2002年采写的《电视：炮打一窝蜂》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2001年度报刊新闻专稿奖评选评论类三等奖。2005年进入《一个姑爷半个儿》剧组进行剧本创作，系该剧一、二部主力编剧，创作了16集剧本。

    陈传武：男，62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和平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荣获天津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天津书协优秀书法导师”荣誉称号。书法作品六次入展全国书法展。1997至今参与组织中国书法界的相关工作，担任多项展览秘书长职务，主持《全国百名文学艺术家书法展》、《已故天津十老书法家遗作展》、《天津市百年书法四顾展》。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成》、《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名堂》等十余部专业辞典。2005年被选为全国书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姜钧杰：男，58岁，山东烟台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大运河书画院理事，和平区书协秘书长，专职书法教师。著有《书法基础教程》一书，并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书法名帖十一种九册撰写序言和释文，刻字作品入选中国第三届刻字艺术展，书法作品入展中国第二届书法新人展，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家和省级书展中入选（展）并获奖，传记被选入多种辞书。

    范永庆：男，55岁，天津市人。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和平区政协委员，天津市艺术教育进修学院教授。2002年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大展，2004年获全国第十三届“群星奖”天津赛区优秀奖，2005年参加全国第三届中老年书画大赛获优秀奖，2006年获天津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书画展银奖。2008年出版发行了文字学著作《说文部首（大字本）》一书。

    刘志平：男54岁，天津市人，天津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教育杂志社美术副编审，和平美协理事。主要作品有油画《水*火》1986年入选全国卫士之光美术作品展，油画《红兜兜*红腰带——旧中国的故事》（合作）1991年入选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油画《红衣青年》1999年入选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油画《三月三》2004年入选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油画《人物肖像》2006年入选天津首届油画展。

    刘鑫：男，64岁，中国舞台美术家协会、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天津歌舞剧院舞台美术设计师，和平美协理事。曾为王骆宾、马三立、施光南、聂耳、张君秋、梁斌等做过雕塑。雕塑作品《西部歌王王骆宾》、《人民艺术家马三立》分别入选全国第九和第十届美展，并获优秀作品奖，2005年雕塑作品《支教模范白芳礼》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协联合举办的民间艺术展金奖，2008年雕塑作品《人民音乐家王莘》获天津首届民间艺术展金奖。曾出访德国为前总理科尔做过雕像，出访南非为前总统曼德拉做过雕像。

    杨惠全：男，44岁，天津市人，今晚传媒集团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其中1998年作品《小巷风情》入选NPCI尼康国际摄影比赛，1999年作品《晨曲》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生活摄影比赛，并于2001年获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社会生活类三等奖，2002年作品《爱》获香港“康健乐颐年”摄影赛季军，2006年作品《胡同遗物》获摄影世界举办的尼康“影像从心”全国摄影赛佳作奖，同年作品《筱派艺术》获北京中华寿星摄影赛佳作奖，2007年作品《胡同百姓》获第十四届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社会生活类三等奖，《石府戏楼》获新加坡“城市生活”摄影赛建筑类金奖。

    教毅：男，55岁，天津市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教师，和平摄协理事。在全国及省市级以上比赛中参展、获奖及发表摄影作品数百幅。其中，2003年作品《龙争虎斗》在全国第十二届“群星奖”评选中获金奖。长期主持畅销杂志《小说月报》专题栏目《二十世界世界摄影大师作品赏析》。另发表摄影技术和艺术性论文、译文数十篇，完成《世界摄影名作100讲》、《读图时代》、《冲印师》等多部著作。

    崔桂洁：女，53岁，天津市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1989年创编舞蹈《笑满菜篮子》、《彩云追月》分获天津市民族舞蹈大赛一、二等奖，2000年创作的舞蹈《月儿圆》在全国第十届群星奖舞蹈比赛中荣获银奖，2003年创编的舞蹈《喜洋洋》和《伞花飞舞》获天津市首届新广场舞大赛特等奖，2006年创编的舞蹈《夏日的浪漫》参加天津市第三届新广场舞大赛获一等奖，2007年创编的舞蹈《老戏迷》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舞蹈比赛天津赛区金奖。

    王文艳：女，56岁，北京市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宫舞蹈老师。论文《论儿童舞蹈教育随想》发表于教育刊物《七彩飞虹》。2002年赴德国参加国际汉诺威杯少年舞蹈大赛，创编舞蹈《五子夺莲》获国际金奖。2007年创编舞蹈《奥运和平》获天津市第三届中老年艺术节舞蹈大赛金奖，2008年创编舞蹈《舞动的激情》获全国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创编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王迎：男，26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和平文化宫助理馆员。2004年创作及表演的相声《网络迷情》在“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中获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2005年创作及表演的数来宝《看谁站起来》，在“红金龙杯”李润杰金像奖快板新作品展演中获优秀作品创作二等奖和优秀表演二等奖，同年表演的中国古典戏法《海底捞沙》，在吉林省第三届魔术比赛中获三等奖，小品《整容之后》、《自食其果》参加吉林省文化厅举办的“榆树杯”吉林省第二届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分别获表演二等奖和表演三等奖。2007年参加吉林省文化厅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表演的小品《哥们儿》分获表演二等奖。

    肖桂林：男，58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民建天津市委会文工委《真情永远艺术团》艺术室副主任。1987年创作的戏曲剧本《郎才女貌》在《天津剧作》上刊发，1993年创作的十四集电视剧《还是那条街》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拍摄，并获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该年度影视剧创作的一等奖，1999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却金》获天津司法系统法制文艺汇演一等奖，2006年创作的大型话剧《肝胆相照》在民建天津市委会《真情永远艺术团》演出。

    王玉荣：男，47岁，天津市人，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会会员，中国肖像漫画协会常务理事，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职业雕塑家，首批中国民间品牌艺术家。漫画作品及雕塑作品在全国几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创作连环漫画几十本作品，作品被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韩国等外国友人及中国知名人士收藏。其中，2006年《搭大棚》泥塑获中国（天津）第三届民间艺术精品展金奖，2007年《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参加第四届民间艺术精品展获中国创造、最珍贵艺术品奖，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超人》大赛中夺得手捏漫像冠军。作品曾入选在联合国宝珍基地进行的世界华人艺术大展。

    徐涤华：男，63岁，天津市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平京剧脸谱研究会常务理事。少时酷爱绘画及京剧艺术，尤其对色彩鲜明、艺术浓郁的京剧脸谱情有独钟。以绘画、泥制脸谱的形式，展示中国脸谱的价值性和观赏性，作品被日本、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际友人收藏。1979年参加天津民间美术展获优秀奖，1981年参加全国第二届工艺美术展获二等奖，同年受天津火柴厂之邀，绘制京剧脸谱火花300余桢，1982年作品参加全国第三届工艺美展获二等奖，1990年作品入选天津市首届弘扬民间美术展，2001年、2003年连续两届参加中华天津艺术民间博览会并获优秀创作奖。

    满宝山：字石吟，男，50岁，天津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印社理事。1993年成功举办个人印钮作品展，同年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艺术精品博览会，印钮作品《中国龙》获二等奖。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北方一绝——记青年艺术家满宝山》，1998年在《中国书画报》发表《印和钮的结合》等文章。2001年作品《巧得仙草》、2004年作品《蜗牛》、2006年作品《八卦太极印泥盒》分别荣获民博会创作奖、优秀奖和银奖，同时获工艺师综艺表演优秀表演奖。2004年入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工艺美术家”称号。

   （获奖者中之前已介绍的此略）

资料之六：

                                获奖作者风采（待补充）

                    秦岭的意义

                ——小说家秦岭印象

                      南北萍  张东华 

    因为意义，我感觉到了秦岭在中国小说版图上明显的隆起。

    当今文坛越筑越大，于是坛上坛下、坛里坛外被称为作家的人很多，但并不是谁都和“意义”两个字搭界或者形成某种关联。有的作家凭一两部作品足以笑傲江湖彰显“意义”于世，有的作家则在青灯下终其一生与码满文字的废纸一起灰飞烟灭。秦岭的小说，决定了秦岭的意义。

    ——“拓宽了当代农村教育题材小说的新领域。”这是2004年以来专家对秦岭以《绣花鞋垫》为主的“乡村教师”系列小说的评价。“拓宽”、“新领域”，这两个关键词与意义的关系，不言而喻。

    ——“从秦岭的小说里可以找到当代农民。”这是秦岭以长篇小说《皇粮钟》、短篇小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为主的“皇粮系列”被北京、上海、山西等地争相改编成各种剧目并屡获得大奖后，戏剧专家发出的由衷感慨。找农民，这是当下专家和读者在万千图书中最困惑最疲惫的寻找，而农民形象居然以崭新的姿态盘腿打坐在秦岭小说的灯火阑珊处。贡献彰显价值。

    ——“第一个成功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家。”“5.12”后，在关于灾难题材的诗歌、报告文学的汪洋中，秦岭的小说《透明的废墟》如孤岛冰山般挺立。随之，秦岭成为全国首届地震文学研讨会唯一被邀请的小说家。他不仅代表小说，代表面对灾难的文学虚构和想象，根本上代表地震小说的可能。

    意义，是秦岭因为小说，还是小说因为秦岭？这是我最为关注的。

    最文学地感受秦岭是在2008年仲夏的午后，我带着几分敬仰走进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鲁迅文学院。当时，在第8届高级研讨班当班长的秦岭正在荣誉和掌声的包围中，短篇小说《硌牙的沙子》刚刚登上200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皇粮》被评为全国梁斌小说奖第一名，长篇小说《皇粮钟》被中国作协列入2008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北京长安大戏院正上演改编自他小说的剧目……那天秦岭所在的201房间客满为患，烟雾弥漫。他正和来自某影视公司的人员洽谈影视改编权。秦岭坐在电脑旁，右手夹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左手托着一个相当于三个普通杯子容量的大茶杯。

    虎势，壮实；直腰板，粗线条。第一时间，我无法把秦岭和青年才俊挂钩，我甚至看不出他具备“意义”作家的派头，倒是看出点行伍的意味，疑似杀场秋点兵的少壮将军。

    接踵而来的信息立马湮没了我的错觉：墙上挂着一幅斗方国画《莲花红鱼图》，床头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株美丽鲜艳的栀子花儿，桌上摞着几把他给同学绘制的工笔花鸟、山水扇面儿，枕头旁搁着一个精致的口琴，电脑里播放的曲子竟是古筝曲《高山流水》……

    文学，绘画，音乐。感受到了一个男人的丰富，很酽！像杯中茶。

    秦岭的谈吐很注意语言艺术，眉眼手势传递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谦让，总是把自己摆放在交流的“下风口”，让对方无形中找到对等的尊严和自信。猛然想起，面前的作家秦岭，是在党政机关干过十七年文秘的秦岭，是从事过教育、人事、党务、文化工作的秦岭，是在天津市县处级领导干部招考中多次夺魁的秦岭。在文坛，他叫小说家秦岭；在官场，他不卑不亢地往他的椅子上一坐，被称作主席。身份、角色固然与作家的意义相去甚远，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一个作家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代拥有多重生活的难得和可贵，这些元素恰恰说明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和综合素质。如果说生活是作家的必需，那么综合素质又意味着什么呢？至少，它决定一个作家的视野、眼光和高度。

    不止一次地听秦岭说：“作家如果没有官场经历，就休想吃透中国社会。”

    新鲜！初听，似遭歪论。秦岭的理由和依据是，官场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政治国家最具瞭望塔属性的生活平台。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基本都源自官场文人的创造和传承，屈原、司马迁、李白、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范仲淹、陆游之所以成就了自己，是因为官场提供了他们思考和呈现的角度、方向。这是秦岭给我的一个陌生课题，至今，我找不到试图推翻它的理由。

    秦岭有绵里藏针的一面，他的智慧隐匿在大脑皮层最深处。

    那天，来人对他的某部小说死磨硬缠，为了得到改编权，不惜突破底线，两次提高数额可观的版权费，而秦岭总是避实就虚打哈哈。来人笑着说：“秦老师，您别固执了，我们把您的小说改头换面融入剧情，您这不就哑巴吃黄连了嘛。”

    秦岭也笑了，说：“你们让我吃黄连不要紧，作为朋友，我可不想让各位吃黄连啊！无病不赠药。”

    秦岭的笑脸像一张舒展的梧桐树叶子，但脉络里分明暗含着棱角和凸起。

    秦岭用最柔软、平和的语言文明送客，一直送到鲁院大门口，挥完手，又挥挥。

    秦岭回头告诉我：“这些家伙，想把我的小说买去，搞成玩玩闹闹的农村喜剧电影，如今的农村题材电影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我当然不干。”

    现在的男人，最难得心中有数，我所领教到的，不仅仅是他在金钱和名利面前的超然如风。秦岭少年时代在老家甘肃时就发表作品，加入地方作协时尚在师范读书，但为了工作，整个九十年代与文学分道扬镳达十年之久。没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谁愿意忍痛割爱，分崩离析？世纪之交，津门东山再起，他迅即成为《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选刊以及戏剧界、影视界关注的热点作家之一。

    津门文学圈号称秦岭“外来生物”，此雅号源自2007年天津作协为秦岭以及龙一、武歆三人召开的作品研讨会，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来自甘肃的秦岭和天津土著作家的迥异。2007年8月，天津市的城中之城——和平区召开20年来首次文代会，这位来自甘肃天水农村的年轻人一定没有想到，从解放初期的1956年该区成立天津市第一个业余文学组织——“职工业余读书写作小组”到漫漫51年以后的第二次文联换届，最终是他这个外来“入侵”者被本构不成“生物链”的代表们推举到了主席的宝座，挂帅出征……这也吻合天津作为海纳百川的码头城市吸纳、交融多元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特征。2009年5月，中国作协、天津作协、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北京举办《皇粮钟》研讨会，蒋子龙把秦岭和天津之间的关联戏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重要的是，林妹妹不只是掉到了天津，而是当代文坛。

    与秦岭对话，你会感受到他情怀的冲击力：激昂的、悲悯的、沉郁的。《文学界》、《天津文学》等期刊发表秦岭分别与蒋子龙、从维熙的长篇对话录以后，中国小说网以敏锐的目光，援引从维熙对秦岭的评价，以《来自西北大地的血腥文人》为题介绍了秦岭的人文情怀。就女性的视角，我感受最深的是秦岭的家乡情怀，对甘肃，对天津，他一往情深，他说：“根在陇原，但假如没有海河水的滋养，没有每天从渤海湾升起的太阳的光合作用，就没有我文学的花园。”

    发现和创造，使秦岭身上聚焦了各界的目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注意到近年专家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报刊把脉秦岭小说的文章陡然增多。陈建功、蒋子龙、从维熙、雷达、崔道怡、胡平、王彬、孟繁华、王干、彭学明、葛红兵、杨显惠、闫立飞、段守新等著名作家、评论家都热评过秦岭的小说。2009年我游走太原，恰逢第三届中国优秀戏剧展演在这里举行，各省市有45部大戏群雄逐鹿，最终改编自秦岭“皇粮”系列小说的晋剧、评剧分别夺得唯一的特等奖和一等奖，引得中国戏剧界哗然一片，当时全国许多媒体用“摘金揽银”报道了这一纯文学与传统文化强力对接软着落的奇迹。陈建功说：“那种别人难以企及的土地气息和乡村风韵，一下子征服了我们。”

    “找农民”与找读者、找观众是对等关系。一个在当今文坛严肃得有些恐怖的课题，在秦岭这里却像解冻后的祁连冰山，耳闻淙淙流水声。

    常去秦岭的博客浏览他“在乡间行走”的照片，下意识地观察他各种站立的姿势，印象是：稳当，陡峭。秦岭有篇屡被转载的随笔：《站在崖畔看村庄》。站——崖畔——村庄。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崖畔是制高点，而村庄是农村社会基本的构成单元。高瞻方能远瞩，凌绝顶方能众山小。

    如同秦岭笔下的乡村图画，秦岭就在崖畔上，站成意义。

                                        2009年9月于北京、天津

                             2日

    大巴穿过7：40时秋日的天津，像京津塘高速上的一滴秋雨，凉得宜人。12：20时，CA4172次航班从北京把我送入云端。万米高空上透过万顷波涛云海俯瞰云贵高原，如苍翠苍茫的岛屿，突然悟到了云南这两个字的妙处。云南，云之南。3小时后到昆明，目光有些童稚，不时回头眺望头顶的云彩，首次意识到像仙人一样适才从美丽洁白的云端而来。乘坐了10多年的飞机，即便是在俄罗斯的上空欣赏东西伯利亚的云海，对云的感觉都没有如此敏感。云南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是1995年10月，从天水沿陇海线、宝成线、成昆线，直抵西双版纳，终点是缅甸。那是云之下，这次是云之上。云南，从云之北，到了云之南。

    下榻泰丽国际酒店，地点在老城区。

    昆明方面安排的交流很精致。为了便于沟通，宾主双方党群口和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一一对应。重点是商贸、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理念和经验。我对应的是昆明市文联主席李永坤，此君是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春城少年》杂志主编。文秘出身的我，习惯了通过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等社会经济元素来感受一个城市的实力、品格、脉搏和风貌。2008年，来昆明旅游的国内游客约2663万人次，国外游客约70万人次，旅游收入约192亿元。我很清醒这组数字对一个西部城市的所有意味。数字似乎与文学无关，却是聪明的作家洞悉社会的捷径和直通车，尽管我还不是太聪明。

    子夜，与杨、李二位先生遁入昆明夜市。后在鳞次栉比的店铺前独步，感受这里的凉爽、方言和烟火气息。

    走进一家临街的店铺。品米线，听葫芦丝。

    夜包容了我。喜欢沉入这种意境，一人，一烟，一桌，一椅，一世界。

    此刻，昆明是我的，我是昆明的。

    无暇去想象霓虹中的男女在怎样消受如此一个夜，所有酒吧、茶馆、洗浴中心的喧嚣或宁静提醒我，这里是春城。

    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匆匆的过客，但不是过客，又是什么呢？

                            3日

    携带着14年前的记忆，一早就抵石林。

    石林还是石林，以2.7亿年的淡定和超然，纹丝不动，老样子，沉稳得令人肃然。而我已不是14年前的我，人间烟火让我的体重提升到86公斤，腰围3尺，一口人变成了三口人。14年来换了两个地方：甘肃和天津；换了5个岗位：人事、文秘、督查、文化等。石林和我，不变与变之间的相遇，不是邂逅，是关照、心晤和守候。到处都是阿诗玛。14年前来这里，以少年心态的轻狂和纯净，和众多阿诗玛对唱过《斑鸠调》、《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小河淌水》。上个月的21日和天津作家们在甘肃敦煌鸣沙山，还应约站在沙梁梁上吼了几声花儿《下四川》。这次只好装矜持，同行者都有头有脸有作态，七品以上的身份和角色人为地披上迷彩。小曲好唱口难开，到这个环境，一举一动得自觉服从机关哲学。

    内心在和石林对话。我说：“我知道你在等我。”石林说：“没有人比你的记忆更具情怀。”所有抒情心弦，自个儿听得辩得。

    民族村在上午10时许接纳了我们。这里南临浩瀚的滇池、北望昆明、西靠西山。这里花红柳绿，笙歌不断，舞影婆娑。看到复制自大理的三座白塔时，我心弦一颤。当年来这里，游人如蚁，如今却门可罗雀。塔身下的湖泊，更多被浮萍的腐化物覆盖。我尽可能地寻觅着当年的足迹，恍惚中，时光回溯到了14年前。记忆和现实对接处，多了几分悲壮。我知道这是怀旧和私心作祟。现实的民族村尽管游客渐稀，规模却比以前大了，品质也比以前高了，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心理的不平稳，其实是一份感动，为记忆，为时光，为岁月，为我和民族村曾经和如今的感应。

    午餐是在民族村，饭桌上白生生的油炸竹虫、水蜻蜓，吓得某女局长，还有某女主席不忍卒看。

    下午2：30分，参观世博园。这里位于昆明北郊，是中国99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会址。14年前，世博这个概念尚与中国无缘，今番前来，面对各国、各省充满民族风情和异域特征的展馆，一切陌生而新鲜。在甘肃和天津展馆前，我留了影，这两个地方与我在人间的轨迹紧密相连，定格在镜头里，一种情愫，一种关联，一种说不清楚的现实的一种。

    夜8时，前往昆明会堂观看大型原生态歌舞演出《云南印象》，票价显示：400元。此剧将最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经典全新整合重构，再创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早在云南印象成为一个艺术符号的时候，我就不陌生了。我首先想到舞蹈家杨丽萍。果然，此剧由她担任总编导及艺术总监。总体感觉大气、恢弘、壮观、新锐，主题多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云南各民族别具一格的风情。我热爱音乐歌舞，我自信我的观赏、欣赏和鉴赏力。不谦虚地讲，假如再多几分婉约、柔软更好一些。还有，原创固然可贵，但是缺失了业已成为经典的艺术成果，终觉是个缺憾，比如施光南当年创作的《月光下的凤尾竹》，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高高的云岭》等，吸收其中的少许有用元素，不是不可以，我不明白杨丽萍为何把这些东西毫不留情地舍弃了，但愿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和彰显自我。

    《云南印象》共有5场，每一场包容的意向都在试图读解和诠释，我欣赏这点。如第一场《太阳》表达的是：

           太阳和月亮，

           从东到西追不停，

           开天的时候就走成一路了；

           男人和女人，

           从生到死离不得，

           辟地的时候就连在一起了。

                                 4日

    晨7：50时，乘8L9955次航班赴滇西北古镇丽江。

    14年前南下西双版纳，没有机会涉足丽江。今番打眼一望，丽江的古朴和美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里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镇，滇西北重要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地。高低错落的居民建筑，穿街而过的流水，形成了一幅幅家家流水，户户石桥，垂柳盈门，笙歌扑面的诗情画意。1997年，丽江古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惊讶于丽江古镇的规模、品格和诗意。作为一个800年的古镇，历经战乱和地震，竟能保持如此的遗风乡韵，在全国并不多见。如果说部分维护和重建或多或少削弱了游客寻古觅踪的好奇，那么那些结合现代理念和时尚追求的规划和设计者独具的匠心，更让我心底感叹。在城市建设普遍缺乏艺术个性的今天，丽江修复工程中建筑、桥梁、规划专家们的美学理念，难得让我亢奋，谢谢他们。

    影视艺术家们的目光比刀子还要锐利，他们懂得这里的风物对他们艺术表现的意味，《一米阳光》、《千里走单骑》等影视剧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成为影视剧里最富有诗意的部分。

    又去了束河古镇。小桥，流水，木楼，篱笆，石路。太像童话，恍惚回到了孩童时代，老家天水，外婆家的村北，有一条叫念渠的河，河上有木桥，下游是两架毗邻约百米左右的庞大而精巧的木楼，木楼下是水磨。一个水磨横着转，另一个水磨竖着转。晶亮的水花儿、水珠儿、水瓣儿，保持了我光屁股时代的鲜亮和光泽。而今，故乡美丽的古老与精致已经成为模糊的背景，成百上千的水车、水磨、古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渐次绝迹，只是依稀梦中，与敬爱的外婆一起出现。

    丽江像什么？像一个古老的少女。她古老着，年轻着，成熟着，美丽着。

    10：45时，和丽江市党政领导座谈。丽江方面的安排同样很精致，和我毗邻的是丽江市玉龙雪山省级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纳西族官员和献中。旅游和文化关联，而文化和文学艺术相容。这成为我们交流、了解的媒介和理由

    入住观光酒店。下午赴大研古镇、木府考察。

    晚7：30时，观看大型歌舞剧《丽水金沙》。

    开场的序幕既是著名的纳西古乐，台上的演奏者，平均年龄75岁。

    纳西古乐，久违了。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十几岁时就迷恋过云贵高原的一些笛子曲。只是，当年黄土高坡的小小少年，尚不知这动人的旋律和区域文化的关系。聆听云贵高原，多得益于生产队的高音喇叭和放羊人的七孔短笛。

    《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象、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择取丽江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这里，舞蹈语汇之明朗精深，音乐曲调之扣人心弦，民族服饰之丰富多彩，舞蹈场面之立体恢弘，灯光效果之出神入化，尽收眼底。在我看来，《丽水金沙》完全可以和在昆明欣赏过的《云南印象》当姊妹剧来欣赏。

    一对儿如花似玉的姐妹，花盛开着，玉含羞着。

    一个美丽的夜晚，一个神奇的世界。

    子夜，和长水兄漫步灯火通明的古镇。这是古镇最热闹、最繁华、最喧嚣的时刻。大红灯笼下的古街、古巷、古楼，闪烁出一种温情、激情和激动。所有的店铺、客栈为世界各地的游客敞开了怀抱。啤酒加香茶，男人加女人。被雕饰在木板上的标语内容很丰富，比如“不管黑哥白哥能泡到美女就是好哥哥，不管黑妹白妹能变成老虎就是好妞妞。”再比如：“你可以装一夜等不能装一生”等等。这是个暧昧的夜。

    在这样的夜里，我和长水兄在一个考究的、靠近流水的雕花木楼上，临街饮酒吃饭。酒是大理啤酒，饭是纳西粑粑和米线。

    只是喝，只是吃，只是聊，偶尔把目光投向桥头、古巷……

    在别人的热闹中，安静我们自己。

                              5日

    晨7：45，乘车赴玉龙雪山景区。这里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的地带。有雾，巍峨、神秘、陡峭的玉龙雪山，以海拔5500多米的魁伟身姿，破云开天，我们有幸看到了稍纵即逝的冰山一角。

    就这一角，已让我感到了摄人心魄的魅力。魅力，更像魔力。

    9时，观看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共同执导的大型实景歌舞剧《印象丽江》。全剧共分上、中、下三篇，最具创意的是，该剧以玉龙雪山、茶马古道及天然景色为实景舞台，整个舞台搭建在玉龙山下，茶马古道旁，天然景色中，足有半个足球场一般大，与体育场不同的是东部为看台，西部和场地则融为一体，呈“之”字阶梯型构成一个立体的、交叉的表演舞台，仰不仅可观千载悠悠白云，也可欣赏到凌空的歌舞；俯可观造型各异的标志着民族象征物和庞大的表演团队，配上现代声光电技术，以帮帮会、火把节、走婚、殉情等为主题的节目，无不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身处其中，恍如隔世。

    我几次提醒我：记着自己，我是在哪里。

    那场面，那人，那音乐，那歌唱，竟让我一次次热泪盈眶。我幸而戴着宽边的遮阳帽，眼泪也是偷偷擦掉的。一个大男人，泪，为哪桩？被窥见者，必认为无聊亦无趣！

    记住了那个壮实的摩梭人，作为表演者，他气宇轩昂地跨出队伍，两腿叉开，双臂在空中挥舞着，以洪钟般的男高音朝观众大声宣示：“我就是拥有十五个女人的摩梭人”。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与其说是一种礼貌的回应，更像一种首肯和赞许。我想，在纳西族的高原久久回荡的大汉民族的掌声，一定还有复杂的意味。

    摩梭人为他们走婚的习俗感到自豪。在这个尚属母系社会的世界里，没有婚姻，男不娶，女不嫁。男女双方只要愿意，对方曾经拥有过谁不重要，白天约定，晚上就可以成为夫妻。这样，男子和女子就有了一生先后拥有几个、十几个甚至上百个异性的权利。可贵的是，男女双方的“夜间婚姻”不存在什么物质、地位、名利的权衡，纯粹以彼此的欣赏、纯粹的喜好、做爱的快乐、性欲的大小、生活的默契为基础。如果想寻找下一个异性，那么和现有伴侣自觉分离就可以了。据介绍，解放60年来，摩梭人居住的乡村社会治安良好，男女之间相敬如宾，极少有刑事、民事案件的发生，多年来被评为先进。——先进，这个词真不简单！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摩梭人的情感世界既然直抵情感、性爱、生活的本质，随时随地随处有选择、舍弃、包容、分离的空间和余地，人的情感世界和家庭构成基本透明了。所有的男女都亮亮堂堂地过着宁静、平和而又充满激情和色彩的日子，这个社会里就不会有孤男怨女，不会有单相思，不会有性虐待，不会有家庭暴力，不会有金屋藏娇，不会有第三者，不会有强奸被奸，不会有心不甘，不会有性忍耐，不会有看不惯，不会有争风吃醋，不会有伤风败俗，不会有不检点……这样，客观上就消减了许多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抵消了各种社会矛盾，从某个角度讲，这是否也算是人类文明的某种至高的境界呢？

    想起川滇地区的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其中有歌词曰：“世上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地爱吆，世上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地求吆，月亮弯弯，任你溜溜地求吆。”此歌早在少时就烂熟于心，而今看来，词中真意，谁可解得，谁又如我般一知半解。琴，真是给牛弹了。

    印象中的，还有这个民族的真诚、智慧、勤劳、豁达和勇敢。

    云南有两位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才女同学：昆明搞话剧的任洋，丽江教书的纳西女子和晓梅。为她俩生活在云之南而高兴。此行匆匆，没有打扰，临走电话礼貌告之。

    10：30时，乘云杉坪索道远观玉龙雪山。

    重要的是云杉坪本身，这里又叫玉龙第三国，是现实生活中难以相守在一起的纳西男女殉情的地方。据说很久以前，相爱的某男（有名有姓，惜忘记）某女遭到男方父母的极力反对，某女在此上吊而死，悲痛欲绝的某男燃起大火，拥抱着某女化为灰烬，从而进入没有苦难、没有苍老、无比美好的第三国。于是，这里成为纳西男女殉情的圣土。

    我们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雨后的云杉显得挺拔高达，开阔的云杉坪遍地绿草如茵，千万朵不知名的小花儿，星星似的眨着眼睛。成百上千的游人走进这里，又沿着横穿云杉坪的木质九曲回廊走出这里。我不知道他们走出了怎样一种心情。我把披在肩上的洁白的哈达，绑在了一棵枯朽的树枝上，树枝一下明亮了起来。

    我为那些因情而死去的相爱的纳西男女祈福，用我洁白的哈达。

    第一次看到湖是蓝色的。纯蓝的蓝，纯蓝的纯。

    下午返回大研古镇，购物。这里就是购物的天堂，所有的民间工艺品、特产小吃都是这里特有的。我没准备购买什么，14年前，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我曾买了一个好看的傣族包，款式既传统又时尚，绣着精美的图案，颜色搭配和谐而适中。那个美丽的傣家包，像个脆弱的童话，如烟，轻轻飘。

    对我和长水兄来说，已是一番三次来这里了。高原强烈的太阳光线把一种特殊的温度倾泻在这里，午后的古镇、光明、浓荫和人流交织成一种执着的景致。好在古镇的老街九曲回肠，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们尽量不走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在寻觅中漫步，拍照。厚实的石板路上，留下了我们休闲而变幻的影子。

    过了一座诗意的木桥，恰恰就迎来了一个小小的诗意。——一张古朴而崭新的、清晰而完整的丽江古城图飘然而至，落到了我的脚下。我轻轻地把地图捡起来，于是，这张地图成为我们循迹问古的向导和依赖。长水兄说：“此图显然是刚才从桥上走过的女子留下的。”阳光下的话题一时变得柔然起来。当年的西子湖畔，白娘子赠伞与许仙成就一段美事，古戏曲中小姐丢帕于地，才子捡拾成缘何止浪漫十分。俱往矣！今番得女子地图，即便上边明确标有女子的绣楼和暗号，岂能寻至，被糊涂的大花狗追出来，岂不败了兴致。

    午后3时，玉水寨，这里是丽江的源头。

    源头，往往让我敬畏十分，无论是什么源头。丽江人把源头地带修筑得很有美学力量。葱茏的山脚下，清澈的源头水被梳理成富有层次感的水池、水塘和水潭，各种各样的鱼儿，像圣物一样在水中徜徉。蓝天和白云倒影在水中，所有的鱼和水草，成为蓝天白云中最美丽的生命。

    我以我的方式对这里表达了敬意。

    此刻，接到佳伦兄的电话，中央电视台通知，我参与主创的故事片《白方礼》9月10日中午即将由央视6套播出。这天是教师节，我早在18年前就无缘享受这个高尚的节日了。我为天下的教师们祝贺节日，用我这部小小的影片。

    去丽江机场的路上，我守不住我的目光，眺望窗外的山、水、蓝天和白云。丽江，我还会再来。不仅仅是个愿望。

    真舍不得走。舍不得又能咋？还得走。

    下午7：20时，乘MU5950次航班，35分钟后，重返昆明，住泰丽酒店。

    买云南特产桂花薄饼、芝麻薄饼各一，给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娃。才几日，就想了，想他的脸蛋儿，想他的屁股蛋儿。回吧回吧！夜晚，给他打蚊子。

                              6日

    晨，乘VA4169次航班，在万米高空，碧空如洗，漂浮在地表的云层显得遥远而陌生，我再次俯瞰窗外，这是云之北的云，不是云之南的云。3个多小时后到北京。逢雨，在诺大的机场，仰首翘望苍穹，我知道，我刚从云层里来，我已不在云之南。耳边老是萦绕着那首儿时就听来的歌：“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我随阿诗玛回家乡……”

    心中不免有些牵念，大理还没有去，瑞丽还没有去……

    返津第一要务，补习云南，像一个刚刚逃课的学生。

          （印象丽江。天地间的纳西人）

（14年后再到云南民族村，摩梭人家的玉米。摄影：于长水）

      （玉龙雪山下，生命和激情如此美丽。摄影：虎林）

   （石林歌舞，丰富了14年前首次到云南的记忆）

   （白塔还是那么苗条，14年后的我，胖了。摄影：于长水）

          （俯瞰丽江古镇）

        (大研古镇，四方街。纳西人的舞蹈)

（摩梭人小伙子，喜欢他这种眉眼和表情）

               （大研古镇，小桥流水人家）

   （丽江。一次100多人的大型座谈会，经济的、文化的、旅游的、艺术的）

    （摩梭人家能歌善舞、能工善绣的女子）

 （束河古镇的郊外，不见人影，但闻桉树后面有葫芦丝和笑声传来，给情人的那种。）

（古镇的客栈、茶馆、酒吧，到处都是艳遇“文化”）

           （云南印象）

  （14年前曾在这里飞赴成都，考虑到此机场即将搬迁，特留影存念。

   从昆明到丽江。未来的日子，还会来这里）

（纳西小院：干净，整洁，多彩，雅致，古典，清逸）

     （丽水金沙）

    本人参与主创的故事片《白方礼》将于9月10日中午1时在中央电视台6套电影频道播出。一部反映支教的影片，与教师节一起上映。

    2007年1月，此片的开机仪式在天水举行。2008年9月，天津方面在耀华中学举行了电影《白方礼》新闻发布会。2008年11月，首映式在白方礼老家河北沧州首映。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全国150多所大中院校推荐播映。

    此剧由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片名，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刘汁子担任艺术指导，出品单位海南美地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人王家金，制片人李佳伦，导演马建军。“男一号”白方礼由7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黄少泉饰演，“女一号”秦聪聪由天水张家川穆斯林女子马芸芸饰演。天水籍著名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原副团长张炬担任重要角色。影片在天津、河北、甘肃三地拍摄完成。

    作为一名普通编剧，面对白方礼高贵的灵魂，说什么都有些多余。

    就罗嗦一句：白方礼用辛辛苦苦蹬三轮车积攒的35万元人民币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

                     (部分主创和演职人员)

                                （剧照）

                （拍摄现场：制片人李佳伦和导演马建军）

 （在天水朋友家中做客：左至右，编剧宋岩、秦岭，艺术指导刘汁子）

                            （剧照）

                       （制片人佳伦和作曲）

                   肉夹馍不是汉堡包

                     秦  岭

    此段子本从国外听来：有国人在中华名小吃肉夹馍中掺和进了汉堡包的元素。结果呢？当地华侨退避三舍，土著的老外更是嗤之以鼻。

    肉夹馍惨遭滑铁卢，倒霉的难道仅仅是肉夹馍本身？

    我不否认创新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是把肉夹馍打造成适合异邦口味的肉夹馍，而不是趋炎附势改变根本的属性。没有人阻拦你烫成金发在巴黎的大街上充老外，只是可怜了老娘给你的黑眼珠和黄皮肤。可悲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变质、变异。因你的盲目模仿和数典忘祖，必然招致不屑和鄙夷。

    于是我们也就清楚了近年来为什么商业界大量知名老字号日趋萎缩并最终让位于舶来品的根因，这样的答案我们最容易在文学界找到。在文学普遍缺乏自信的当下，文学的创新除了形式上的玩花活儿，更多的是饥不择食地朝外国文学生吞活剥，结果造成自身系统功能的衰竭甚至消亡。不久前看到一个数据，大体不假：大陆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中相当一些读者喜欢阅读日、韩文学。有人把此完全归于日、韩剧的热播，我看未必。有位韩国朋友坦言，韩国三流作家的作品，从未搬上影视舞台，照样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群。而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是个什么样的境遇，无须赘言，此答案早已是秃头之虱。

    连读者都不言自明的事情，我们的专家却有的是功夫在这个问题上蹭来磨去，用满纸荒唐言，不惜耗费几十年时间纠缠在所谓的关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与小众、文学创作与翻译水平、中西文化差异等无聊论争之中。目的和真理在这里已经不重要，谁只要能在文学的肉夹馍中掺入汉堡包的成分，即便猪嫌狗不爱，也不妨碍一个文坛新权威的诞生。

    去年9月，我在第15届国际出版论坛上有个发言，题目叫《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在自身》。我至少阐明了三个观点：一是我们在当下的文学里已经很难找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景象；二是相当一些文学创作与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理想毫不相干；三是文学在一定范围内堕落成为专家手中热炒的股票。作为一个依靠人间烟火生存并有着自己观察方式的人，在我的视野里，文学已经不是受众的精神参照；作家的个人意志与大众审美习惯分道扬镳；过盛的文学研究机构、评论者集体无意识地把文学创作逼到了高科技的试验场，导致本已孤独无助的文学众叛亲离，形同孤帆远影。我在鲁院上学时，某位曾在上世纪90年代独领“先锋”风骚如今又执鞭高校的教授在讲台上眉色飞舞地说：“美洲的专家对他们本土一流的作家了解也不够全面，我们去了才是真正的爷，因为我们对他们三流的作家也如数家珍。”好你个爷！在中国的讲台上可以自称爷，其实你已经告诉美洲的听众，你是膝下讨糖果吃的孙子了。

    文学本来的面目，应该比把馍一切两半、再适量夹入肉片还要简单。

    可悲的是，有人唯恐事情变得不复杂。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老中青好像在玩过家家。谁要谈文学的基本原理，似乎是自取其辱；谁要谈文学的民族审美和大众需求，就意味着守旧和落后；谁的表达方式中如果没有欧美式的呈现，似乎是先天不足……笔者长篇拙作《皇粮钟》被改编成某传统戏剧并获的特等奖后，某专家告诉我：“《皇粮钟》好是好，但被改编成戏剧是它的不幸，如果能体现美洲文学那种味儿，改编者就没办法了。”此话好让我费解，似乎在此君看来，凡好小说，就得与戏剧等传统民间文化从血缘上、文脉上、纽带上脱钩才是，为了与其彻底割裂，需用“美洲文学”味儿来拒之。也就是说，肉夹馍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孤芳自赏的，用来发霉变臭的。

    在我看来，肉夹馍和汉堡包在形式上之所以梅开二度，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根基。拓展到食品文化范畴，那么，它的根基是蕴藏着审美特质的。

    文化需要彼此借鉴，需要取长补短，此当不假，重要的是不能忘了根本，脱离受众的期待。作为中国传统小吃文化中的精品，肉夹馍无论是向国际社会弘扬其文化内涵也好，还是吸收汉堡包的文化精髓也罢，都离不开四个字，那就是：审美根基。肉夹馍的文化审美一旦离开了根基，它就是单纯的两片馍和几片肉了。同理，当小说一味地背离了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文化特征、大众阅读情趣和审美习惯，肆无忌惮地借用、套用、挪用与民族叙事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根脉和表现方式，充其量只剩一大堆儿浮躁而飘摇的方块字儿，具体讲，等于把审美根基倒拔杨柳扔到泥淖污坑里去也。

    我当然在乎审美根基，我文学的肉夹馍需要怎样的面粉、大肉、香菜、青椒和老汤，不用我劳神，盈门的顾客已经告诉了我怎么做。

                                       2009年8月31日于天津

                           15日

    1、晚6时，天津文学院18位签约作家集聚作协门口，统一乘车前往北京机场。航班：HU7631，10时20分起飞，子夜抵兰州。

    2、雨后的中川机场气温为16度，众习惯了渤海湾的燠热，西北的气温成为首要话题，比如早晚温差、防晒换衣等等。此航线我已飞过无数次，纵然空中，也算老鹰识途，邃给大家义务充当了西北气候以及乡风民情的传话筒。夜宿兰州敦煌之星饭店时，已是凌晨3时15分。

    也巧，之前最后一次来兰州，是5月15日参加全国地震文学研讨会，刚好3个月。如若女身，那时倘怀个娃，此刻也该成形矣。

                           16日

    1、上午，与甘肃作家在位于东岗西路的作协机关会议室交流座谈，由作协常务副主席魏珂主持，此君2007年全国青创会时在北京初见，此次采风即与之联系。此交流中，甘肃老作家居多，有高平、王家达、邵振国、柏原、闫强国、马步升以及活跃在高校的教授作家等，我鲁迅文学院的同窗尔雅、赵剑云亦到会，其乐融融。谈笑风生间，火花不断。其中，王家达曾经是天津作协掌门人蒋子龙处女作的责编，邵振国的《麦客》、柏原的《喊会》早在80年代就丰富了我对故乡文学的认识。马步升乃第二次晤面，幽默如其异域面孔。

    2、下午2时，乘中巴前往羲皇故里天水，天巉路车流如龙，堵车严重。365公里的路程，竟耗费5小时。利用间隙，作为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哺乳类动物，我带着感情给天津的同行们不厌其烦地介绍天水的文化：史前的、先秦的、石窟的、汉唐的、三国的、大地湾的。经通渭、秦安，大家利用解决裤裆里问题，大都在路边买了花椒、桃子。或言：麻！或言：甜！晚上与天水部分作家聚天水迎宾馆，天水方有市委宣传部领导以及文联主席程凯、张映水、秘书长汪缈等。博大精深的天水文化、地域特征成为交流的主要话题。要说采风，这是根本。

    3、夜宿金龙宾馆，我房间号：1616。

    4、晚9时，部分天津、天水作家、诗人在美丽的藉河风情线边饮酒谈诗。天水方面有诗人王若冰、周舟、闫虎林等，天津方面则有我和同宿舍的狄青、振海三位壮男以及林雪、章元、李莹三位才女。月光如水，星汉灿烂。夜幕下的天水城，温馨而凉爽。

    5、凌晨1时，我领部分天津作家去箭场里吃牛肉面。皆言：味道不错！好友藏策恐惧牛羊肉，憾而未及。

    6、夜无眠，凌晨2时，溜出宾馆，街上独步，影儿作伴，风清，云白，思绪飘散，星星点点。

                                17日

    1、上午，除我之外，众游麦积山、伏羲庙、玉泉观、李广墓。此机会，我独吃独往独处独活动，感受故乡的温馨与惜别。离开天水久矣！这是我来天水最频繁的时段。去年10月，陪史先生来，下榻地税宾馆，往返清水若干。第一次去南山看牡丹，彩虹飞架，牡丹奇艳；今年3月，与北影导演孟奇前来采风，下榻凯悦酒店，赴西口乡村；5月20日，随中国作协赴灾区采风团经陇南、天水一带，下榻阳光饭店，深入灾区考察重建；6月16日，天师同学20年聚会，当天住市委党校，翌日居凯悦，话同窗谊……10个月5次来天水，感慨良多。

    2、晚6时，与天水作家于金龙宾馆5楼晤面，畅所欲言。天水方：《天水日报》社长王小熊、诗人王若冰、周舟、丁念保、欣梓、苏敏、李继宗、花间等，天津方：文学院院长肖克凡、《潜伏》作者龙一、诗人林雪等。关于文学的话题，有肖克凡的《机器》、龙一的《潜伏》、林雪的诗、王若冰的《走进大秦岭》、周舟的《渭南系列》以及本人的《皇粮钟》等。更多的话题是关于天水的，古事今论，今事杂说。

                               18日

    1、晨8时20分，离开天水返回兰州，未及定西，前遇车祸，堵车如墙。邃绕道通渭走老路。此路我曾在90年代初往返天水兰州时频繁路过，窗外崖埂塬田，尽熟于心。大雨后的定西，藏匿了干旱之颜，倒显妖娆。

    2、下午2时到兰州，众吃牛肉面，一碗3元5角，加肉7元5角，好吃！我连吃两碗，听说肖克凡也吃两碗。饭后黄河边散步，始知此处离黄河第一桥的中山桥仅百米之遥。两岸树木葱茏，花圃齐整，鸟语花香，风景宜人。打眼望，但见自西而泻的黄河逐浪滔滔，有快艇、牛皮筏逆流而上，时尚中带来一股原始的野性，颇为壮观。中山桥一如百年扁担，一头挑着兰州城，一头挑着白塔山，挑起一种西部的恢弘、苍茫与诗意。

    3、晚6时50分，乘K591次列车离开兰州，赴敦煌。与肖克凡、龙一兄上下铺。肚内奇饿，幸得二位仁兄拥有兰州烤饼、甜馍，乐得肚饱。千里河西走廊，我于14年前的1995年仅仅走了一半，到金昌就返回了。此次东西为尽，很是着意。众或谈笑风生，或呼呼打鼾，我静观窗外幻灯似的茫茫戈壁、沙漠、骆驼草、土围子里冒出来的灯火以及高高的钻天杨，胸中如浪涌。我想到了生存、生命、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想到了中国航天在这里的步履，想到了数十万农垦大军在这里的岁月，想到了幼时从连环画里看到的大漠剿匪、戈壁旱井，想到了西路军的宿命，包括董振堂和赵博生二位红军将领高高悬挂的头颅……

                                  19日

    1、晨8时许，至敦煌。作为陇人，敦煌于我却是第一次。我急切地感知着这里的高温、空旷和广阔，又平和地享受着新鲜、卓然的古老而灿然的文化。

    2、上午第一站：鸣沙山。我和部分作家选择了骑骆驼，有过半的作家则选择了乘坐卡丁车。我满意这样的选择，在我看来，无论选择什么，都应该吻合目地和氛围。为了防沙、防晒，我们戴着外檐飞翘的牛仔帽、黑漆一样的墨镜，腿脚上套着红色的防沙套；女士们更甚，用纱巾裹了脑袋……像什么？——防化兵。6人一组的驼队，分两组，第一组有我，武歆、黄桂元、刘功业、李莹、王振海等；第二组有刘敏、尹学芸、惟诚、章元、尤德君等。绕过了一座沙山，我才发现绵延起伏的海一样的沙漠里，游览的驼队成百上千，蜿蜒在沙顶、沙窝、沙梁上。鸣沙山是需要徒步攀登的，沿铺设的木梯登顶，再借滑板而下，自是逍遥有趣。而我摘帽、弃镜、赤脚，改而踩沙再登顶一次，让整个的男儿身与广袤的沙海吻合一起，宛如鱼与之海、马与之原，鸟与之林，其乐，其魅，其悟，尽享用了。我感动于我身后稳定而硕大的脚印，这样的脚印，在那天的沙山上，一目了然，唯此一串。一串，给了我不尽的回味。我相信，也会给别人。

    第二站：月牙泉。始知月牙泉，是1986年，我曾保存着一张当年师范老师的照片，在月牙泉边照的。这次，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月牙泉的神奇和瑰丽。只是，她比我想象的小了许多。据说，月牙泉的水位每年都在下降……。感受美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痛。

    3、下午。莫高窟。这里有我童年的、少年的、青春的梦。早在1978年，尚在儿时的我就通过剧照、年画感受过《丝路花雨》、《千手佛》的风采，却从来没有机会循着她奇异的魅力寻迹而至，感受她艺术的根脉，……如今人到中年，才得以望其项背。听导游讲，700多个石窟，今天只能看10个。10个，对我而言已经足够，民族的智慧、艺术的荟萃以及佛法普渡众生的巨大力量，已经让我的身心沐浴在真善美的阳光里。身在甘肃，我曾近水楼台地无数次拜谒过麦积山和伏羲庙，却无缘造访莫高窟，始终是心头之憾。于是，在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巨大塑像那里，我以现实的诚意靠近了募捐箱。——不为别的。在我看来，上帝、佛祖、命运已经待我不薄，我祈这千年的宝藏延续下去，根本上祈佛法永驻。佛法永驻，则佑万物黎民，我等小辈，均黎民中一普物而已。

    4、午4时，参观展览馆。展览馆中的陈列佛品尽管不同于香烟缭绕的佛龛，仍可觅得某种三界内外的默契。民间敬佛的方式颇讲究，比如香蜡佛龛前可一叩三拜或合十默祷，而观佛——即陈列佛前不供香蜡，则行“逢佛整身抚其膝、足；逢佛独首抚其颈、耳；逢佛残体抚其伤口”之敬礼。胸前挂佛则“日抚周身为敬”。佛体上晶亮光滑的部位，大都是万千凡人和佛家弟子敬抚所得之的光华。作家们——包括我，和许多游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以此礼表达着凡心。佛法无边，大凡人性恶俗、道德缺失、阴冷察世之辈，在佛堂也会俯首躬躯，淘洗己身，以示洁身从善。只有善言、善行、善事，方祈福以泽，祛病以远。

    5、莫高窟归途中，导游把大家领到一家“夜光杯”商场。对“夜光杯”，我算半个行家。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对琳琅满目的天水武山县的鸳鸯玉（矿学称蛇纹岩，又称墨玉）很感兴趣，此玉与祁连山的墨玉分子结构极似，几无区别，都是“夜光杯”的上等原料。“夜光杯”制假也猖狂，真假价格差异很大，所以我成为当天鉴定真伪的代理人了。我惊讶发现，此商场的有些产品，标的是祁连山，其实许多产自武山。好在武山玉不比祁连玉次，就品质和意义而言，购自敦煌，就有了意义。

    6、夜宿敦煌检察院宾馆，众皆前往夜市购物，我独步园中。品烟，品夜，品可品之事。敦煌的月亮，如佛之观人；大漠的夜色，如佛之容世；大漠的南风，如佛之呼吸；大漠的所有生命，如一首不朽的歌。

                                  20日

    1、上午，驱车回返，前往天下雄关——嘉峪关。我喜欢这段驱车行走的公里数和时间：385公里，4.5小时。这样的时间，足以让我如骆驼般在太阳下的大漠戈壁徜徉，用我深情而执著的目光，满足我对安西古城、疏勒河、玉门石油城的希冀和品味。我久久地关注着窗外，一如关注一个美丽、苍凉的传说。对我来说，这样的行走绝对不是走马观花，这是真正的采风，窗外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祁连山上皑皑的白雪、世界风库古瓜州内外巨大、整齐而美观的风车、清代古城桥湾古城、风蚀地貌群布隆吉雅丹地貌群、像龙行泽州一样的火车、如甲壳虫一样偶尔隐线的车辆、沙柳丛中的牧羊人……这，都是我想要的，我的心灵需要他们，并感动这一切。正是这一切的一切以独特的方式存在着，才使我们反观到了自己。……除了在车上打盹儿，我的眼睛在第一时间，会安放在窗口，用目光和窗外的一切一起微笑。

    2、午饭是在嘉峪关。下午，我们去了嘉峪关。

    嘉峪关不同于我6月份刚刚去过的、被时尚和流行包围着的位于河北省的山海关，他的魅力是远离时尚的，正由于他的远离，他的古朴和原始显得弥足珍贵。他像一位沧桑的牧羊人圪蹴在远离喧嚣、尘烟的大漠戈壁上，心情淡定而平实，像千年胡杨，也像他足下的戈壁。这种魅力无以复制。在这里，你会突然发现，你所抚摸的墙体、脚下的砖石、依赖的门框，因为如此坚强地穿越时空突兀在了你的眼前，你会觉得千年前和你一样年轻、或者一样脾性的将士们，就在我们中间，或者，我们在他们中间。

    3、傍晚的火车，赴兰州。

                                     21日

    1、到兰州，天亮了。雨过天晴，阳光和城市一样透明。这座昔日饱尝污染的城市，今番居然如此的旖旎艳丽。早点，我吃的是牛肉面。

    2、上午，部分作家随旅行社前往白塔山观光。我本打算和肖克凡、龙一、林雪与甘肃文学院作家晤面的，10时许，有同学来，临时改变计划，驱车去一“手抓”品茶进餐。乌龙清茶，黄河啤酒；窗外，有风轻轻吹。2时半许，返宾馆。

    3、下午4时许，前往黑公牛酒吧，与鲁院同学尔雅、评论家杨光祖晤面，同行者黄桂元已先到。聊至5时，杨显惠先生至。晚6时，天津作协慰问甘肃采风的天津老作家杨显惠，部分天津、甘肃作家参加。天津方有作协党组书记张洪义、作家刘功业、武歆、王松、黄桂元等，甘肃方有尔雅、杨光祖等。而我在其中，一会儿变成甘肃人，一会儿变成天津人，就差没有变成两性人。话题以杨显惠先生今年以来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甘南系列”为主。杨显惠先生的作品，国内外知名，给中国作家创作的“为什么”问题启发很大。有趣的是，不知因何引起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性小问题，而这些小到可以忽略的问题满座竟无人知晓。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向农户征收的生猪、鲜蛋、食品油、棉花任务，许多人竟然不知或忘却。聊到母鸡孵小鸭的基本常识，众皆当笑料乐之。这使我对城市、或者曾有农村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怀疑。母鸭子的传宗接代功能早在人类养殖鸭子不久就退化了，除了野鸭和人工机器孵化，所有的鸭子都是母鸡孵化出来的，这个连乡村屁孩都一清二楚的常识，在这里却成神话了。自古以来，所谓“鸡孵鸭子鸡有错，翎毛未硬各管各”“雌鸡本鸭母”“母鸡孵鸡二十一，母鸡孵鸭二十八”这些民间的、甚至教科书里都能可看到的基本常识，在这里竟然遭遇了当今作家们的质疑。某作家竟说：“我们那里养的鸭子就是鸭子孵出来的。”这等谎言，疑似真理。其实，真理真的用不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可怕的是，这个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

    4、8时许，尔雅驱车宾馆，携其精致的夫人。在我看来，这两口子在人间可是对上号了，一位才华横溢，一位小鸟依人，怎一个浪漫了得。

    5、晚上11时35分的航班：HU7632。波音737飞离兰州上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所增加的那份分量，那是沉甸甸的收获。

                                     22日

    凌晨1时35分到北京机场，换中巴赶往天津，至家，大约凌晨4时半。雨后天津的今晨，家乡似故乡。

（敦煌。向鸣沙山进发，我，武歆、《文学自由谈》副主编黄桂元、李莹。我骑的骆驼，编号：600）

            （敦煌。鸣沙山顶，不仅有一点将军的意思）

                 (甘肃、天津作家兰州座谈会后留影)

 （兰州。天津、甘肃作家座谈会。右至左，魏珂、高平、王家达。臧策拍摄）

（敦煌。男女都武装到了起来，像防化兵。惟诚、黄桂元、臧策、尤德君、章元、振海）

(天水。前排左至右：天水周舟，天津文学院院长肖克凡，天水欣梓。

       后排左至右：天水王若冰，《天津文学》编辑、诗人林雪，天水苏敏)

（天水。右至左。天水诗人王若冰、欣梓。天津作家《潜伏》作者龙一、诗人林雪）

                 （敦煌。我独自徒步登山时留下的脚印）

                  （敦煌。月牙泉）

                 （沙比天大，人比天小）

（敦煌。莫高窟）

                        （嘉峪关与我）

                        （在嘉峪关）

                  （我理解我在嘉峪关内的笑）

            （嘉峪关外。只有本人此架势，方可拒匈奴于不侵）

                    （千年与今年，汉时关与今时我）

    日前，小骏马同学荣获2009中国儿童环保绘画大赛三等奖，他报送的绘画作品是《我给地球撑把伞》，英文题目是《I hold up an Umbrella for the Earth》。主办单位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大赛发起机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罗红环保基金会，承办单位是北京好利来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一等奖获奖小朋友与其监护人，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华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参加颁奖典礼，其他获奖小朋友在国内领奖并进行联欢。8月8日，颁奖仪式在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艺术中心举行。天津人艺、天津市少儿艺术团的小演员们表演了精彩的川剧变脸、魔术、小合唱、武术等节目，参加颁奖仪式的有获奖小朋友代表及其家长300多人。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齐姆.施泰纳给所有获奖者的寄语是：230万儿童通过2009中国儿童环保大赛了解到了气候的知识，并提出了非常多的有益的建设性的应对方案；其中很多孩子鼓励他们的家长和朋友与他们一起来思考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组委会、评委会主席兹阿女士的寄语是：230万中国儿童提交上来的35万多幅参赛作品令我深受感动。参赛小朋友以及其认真的态度思考气候变化这一事关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以绘画这种方式呈现了你们的态度和决心。

    “2009中国儿童环保绘画大赛落幕了，但许许多多关爱地球的呼唤，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环保留言板上，上万条环保留言述说着感恩与关怀，述说着同学、老师、家长及其社会各界人士对大赛寄予的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有了我们大家一起的不懈努力，草会变得更加绿，天空会变得更蓝，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这话出自孩子们之口，听得我耳朵有些发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人们，骨头里普遍缺乏的，岂止是钙。

    所以我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相关机构举办的这次少儿绘画大赛，表示敬意。

    小骏马说：“才是个三等奖。”

    我说：“这类奖，爸爸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小骏马乐了，豁豁牙里出来一抹清爽的风。

                                            2009年8月15日

                 在《皇粮钟》里“找到中国农民”

                                 雷  达

    有戏剧专家在看了秦岭的“皇粮系列”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皇粮钟》之后说：“我从秦岭的小说里找到了中国农民”。此话怎讲？难道，在那么多写农村的小说里都找不到中国农民的影子吗？显然不可作此简单化推论。依我看，传统乡土正处在现代转型和解体中，而作者的家乡、也是故事发生地的甘肃天水一带，处于渭水上游，是华夏民族最早实行皇粮国税的区域之一，似乎还存留了较多农耕文明的恒定，颇具代表性；作品正是写了秦家坝子各色各样的农民，如何围绕“缴皇粮”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于是这句话便含有找到了当下的、正宗的、既葆有耕读文化传统同时又处在行进变化中的中国农民的意思。在《皇粮钟》里，作者不仅只是表现陇南山乡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是由此入手，探究“皇粮的阴影千百年来到底怎样浸染并改变着农民的心灵原则和精神领地”，新一代农民的思想情感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新生。也就是说，它是从思索“皇粮”与农民精神构成的关联，来寻找认识中国农民的新路径的。这的确是作家秦岭所独有的。多年来，秦岭先有“皇粮系列小说”，不少篇被改编为电影、话剧、评剧、晋剧，有些还获了奖，于是有人称他是“我国第一位成功反映农业税的作家”。最近又有这部长篇小说《皇粮钟》问世。那么，秦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的特色和价值何在？他的小说为何特别受到有志于“主旋律”创作的电影、戏曲改编者的青睐？

    在《皇粮钟》里，点到了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自春秋宣公十五年以来建立的“初税亩”——种地纳粮制度，在延续了二千六百年后的今天，终于在2006年被废除了——“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当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秦家坝子的农民们莫不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和欢跃。然而，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只不过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背景。我很同意陈建功所说的：不要误以为，这是一部简单地阐释或讴歌“取消农业税”的作品，从而低估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特色，并由此低估了秦岭；事实上，这部作品以“皇粮”为线索，揭示了中国农民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和永难割舍的历史印记，讴歌了新时代给一代农民带来的精神的曙光和人格的新风貌；浓郁的西北乡村生活气息和坚实生动的农民群像，使这部作品为当代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皇粮钟》写了近二十年间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和真实面目，写出他们的渴望，苦乐，追求，理想；围绕着“缴皇粮”，深沉地，浓洌地，顿挫有致地，写出了农民与土地、庄稼、粮食之间撕扯不开的血脉关系，折射出中国农业社会和中国农民的历史性变化的脚步。在写变与不变上，落脚点是变，信息量大，内涵丰厚。人们早就发现，当下农村题材作品并不好写，这不完全是因为作家没有新的累积，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如何把握生活的本质性变化和历史趋势的问题。比如，“三农”的重负与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关系，整体上的渐趋繁荣与局部上的沉滞、贫困的关系，总体上的进步、文明与局部的愚昧、落后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表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心灵世界和精神深层的微妙变化。这些都需要渗透到艺术形象体系的内部，而不应该是外加的说教。《皇粮钟》有意把视点放置在绵延达2600年的“皇粮制”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被取消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作者的明智在于，他对于“历史的节点”与日常化生存的关系，与文化积淀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没有讨巧地用故事去图解政策，或流于简单地赞美，而是把笔触探入历史的深处，人性的深处，借以烘托取消千古皇粮这一泽被百姓的事件在社会发展史、农业史、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先是写足了千古皇粮制对偏远山区秦家坝子的“村魂”式人物囊家秦爷、村长罗万斗、村民唐岁求、秦穗儿、隋圆圆、宋满仓等人的生活史的密切关系，然后借力于川道地区羲关镇一带在建设新农村中的快速发展，使山区和川道两重世界形成鲜明比照，遂把变革时期农民灵魂的焦灼、浮躁、彷徨、摸索、憧憬杂揉到一起，有力地表现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及其嬗变。“皇粮钟”的象征意味也很浓，此钟铸于明代，流传至今，凝聚着斑斓驳杂的历史和现实内涵，既是皇粮本身的外化，又承载民间的多重隐喻，闪现着农民智慧的光芒。“皇粮钟”由被顶礼膜拜到被无情炸毁，隐含了多少历史和现实的沧桑。这一颇富现代性的“神器”，和西部的乡俗溶合一起，拓展了作品的空间，使审美指向抵达了生活的核心地带。再比如，作品在铺设祭皇粮钟、缴皇粮、人物的情变婚变等多条线索时，不忘埋设许多只有农民才能切身感受到的隐线，如三十年来的种种运动、事件，如过眼烟云一般，每一隐线无不承载着农民的命运浮沉与生命悲欣。这些隐线只是在村头的喇叭里、囊家秦爷的记忆里、往事的闪回里悄然浮现，令人置身于乡间的节奏、音符和吟唱之中。

    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政治经济的变动，外在事件的冲击，不管如何有声有色，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人物身上，思想的是否深邃，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否深刻，都离不开对人物命运和心灵奥秘的揭示。在《皇粮钟》里，作家的意念虽较突出，也不无外在化，但所幸的是，它化入了生活的血肉，注意以生活本身的面目展现出来，以心灵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因而不是写政策，阐述意念，不是故作高深，或围绕一个问题制造波澜，而是努力回到生存本身，尊重人物，展示各自心灵的轨迹。于是它的主要的情节，人物，故事，显得有机而合理。不是靠耸动，剌激，传奇性，而是靠日常化，却能紧紧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作品虽时时照应“皇粮”这个文眼，但注意保存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它与政策，与意念，保持若即若离关系，坚持写出生活自身的深刻性和农民的集体无意识。作者把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贯注到生活的客观流程中，生动的场景中，甚至重要的细节中。比如，主人公唐岁求出身孤儿，寄人篱下，做过麦客子、煤黑子，心灵深处藏着孤独、善良和坚韧。他在矿下丢掉一条腿，不愿累人，自我疗伤。由于天生有一副好牙口，忽被选为验粮员，此事如石破天惊，使他陡然成为秦家坝子人心目中的“救星”；然而，乡情如山，人欲如海，他将何以应对？心如死灰中，忽传取消农业税的消息，他如获重生，喜极而泣，为回到一个普通人而额手称幸。囊家秦爷似乎是个封建迷信的卫道者，然而，步步写来，他本质上却是一个传统道德、道义、道行的维护者；村长罗万斗尤其耐琢磨，看似平庸乏味胆怯，骨子里却有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一面，他有一套与人周旋并取信于民的本领；宋满仓看似卖主求荣之辈，但他悲壮的出走的一个转身，却证明了他内心的高傲。这里，所有人物无论处于何等境地，他们身上都有乡土美学的元素贯注。作者常以社会学家才具备的眼光，把“三农”问题对农民心灵的戕害像棋子一样布设在近十几年来司空见惯的“三提五统”、地荒、讨薪、矿难、卖淫、“协帮”、辍学等社会问题和现象上来。在这一层面的叙事中，秦岭摆脱了近年流行的“底层叙事”的桎梏和套路，没有毫无节制地描摹底层人物生存的尴尬和潦倒，而是竭力挖掘严峻生存背后灵魂世界里的那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皇粮钟》包涵的中国式意象，民族文化元素，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习惯颇为吻合。写人物，能传达出浓浓的土气；写情爱，有种干净而透明的乡土质地；写邻里关系、民俗民情，洋溢着一股暖色调。特别是语言，更容易和民间读者取得默契。近年来，秦岭一头扎进西部乡间语言的大海中，一丝不苟地经营属于自己的语言领地。《皇粮钟》的语言魅力不仅体现在对西部农村淳朴、深厚的民风的精彩状绘上，也体现在人物对话、叙述中时而涌出的方言土语、乡调民谣、秦腔戏词之中。放到乡土叙述发展的总格局中来看，《皇粮钟》所持的视角是什么？启蒙的代言人，农民的一分子？应该是混合的，杂揉的，既非俯视，也非平视，它是能入之，能出之。秦岭说他是“站在崖畔看村庄”，正如有人指出的，他是“钻进心坎看农民”。作为一个农民子弟，他对家乡、农民、怀有深刻的爱，若非心连心、心交心，笔墨不会如此贴切，也很难把文化精神，现实诉求，世俗场景，男欢女爱，政策变化等多重内涵溶汇在一起。

    当前农村小说创作遭遇了“有人写，无人读”、“专家喝采。读者绕开”的瓶颈和尴尬。《皇粮钟》的情况又怎样？从发行和改编为戏曲电影看来，这是一部具有文学的和社会的双重价值的力作，既是主旋律的，又是以写出生存状态的严峻而见长的。《皇粮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作者站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诠释了中国农民与绵延达2600年的皇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深刻揭示了种地纳粮习惯和“三农”问题对中国农民意志、价值观和国民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艺术地表现了取消皇粮制度对中国农民心灵的触动和农民精神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作者意识到了对创作而言，必须要远离临时的、直接的为某种政策和任务服务的功利主义写作方式，必须坚持大胆地，真实地，深刻地看取人生，不惮于对生存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揭示。事实上，《皇粮钟》对“皇粮”的描写并不多，其注意力放在种粮人和缴粮人的命运际遇上，这大大超越了皇粮情结。爱情关系占去大量篇幅，唐岁求与隋圆圆、秦穗儿两个女人间的纠葛，甚至成为作品的主线。从读者角度看，读爱情总比读皇粮更有意思，但只要读进去了，又怎么会看不到，农民的爱情是离不开土地和粮食的？《皇粮钟》的写作，对许多类似题材的写作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它在一个深刻的交叉点上，努力表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本色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表达与呈现的快乐

                   秦  岭

时间：2009年5月13日下午2：30时

地点：天津理工大学主校区

主题：表达与呈现的快乐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

    和理工大学的朋友们交流文学的话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朋友们为文学而来，我相信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话题。文学到底带给我们什么？答案迥然，比如为了和心灵对话；比如为了生存和精神的寄托；比如为了某种责任、担当；我的主题比较简单：表达与呈现的快乐。

    一、在思想被认为奢侈品的时代，写作在为我们提供养料。人活着本来就是一个品尝的过程。写作的过程与品尝生猛海鲜的感觉异曲同工，可以找到吃的快乐。快乐从哪里来？举例小说《断裂》。1、现实中，大学生人生方向的迷失带来的心灵撞击，引发了我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思考，并由此重新判断我们所处的政治、社会、家庭、爱情环境，在思考中恍然大悟，一如发现了品尝红烧肉。2、进入写作状态后，当把那么多人物关系、情节、结论和社会发生同频共振时，一如亲手烹饪了一桌大菜，色香俱全。3、社会对《断裂》的评价让我找到自己思想的样子，而这一切，恰恰通过写作可以实现，一如找到了一个天梯，登上月亮喝到了桂花酒。这些都是养料，写作使我们满足了品尝到感觉。因为满足品尝，所以享受快乐

    二、青春是情感最深的温泉，而写作是丰富情感的最大资源。“丰富”这个词对我们很重要，丰富阅历、知识、思想。丰富，使我们健康成长。而写作与丰富情感是孪生姐妹之间的关系。情感拆解：“情”“感”互为依托，彼此又分立。1、（举例）少年时代早恋题材的小说《蒙蒙春意浓》《山楂树》、阅读只有青少年时代能够引起心灵共鸣的读物、珍惜两麻袋读者来信、与读者以及具有统领意味的同龄作者之间的通信。初步读懂了情感，发现了情感的样子、质地、味道、长度、体积，这是了不得的丰富，使自己在青春的时代，如何把握情感的方向，如何使灵魂的流向不会走样儿。2、（举例）后来的“乡村教师”系列小说《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由于情感被不断地丰富、补充，情感的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促使我在创作上飞跃。因为写作，丰富了情感，快乐了人生。

    三、写作使本遥不可及的梦想变为现实，拉近了渴望与目标的距离。我不信青年学生会对梦想有仇，特别是对理想、人生、爱情、事业、未来。梦想使我们憧憬，希望，期待。有什么比把梦想变为现实更快乐？有什么比拉近渴望与目标的距离更快乐？（举例自己）：画家梦，音乐家梦，军人梦，作家梦。真正梦到的，是写作，写作改变我的人生。初中时期初尝发表处女作的甜头，让我快乐；师范阶段创办校报，成就感的快乐，少年时代发表的情感类的小说，宣泄的快乐；通过码字儿为媒从大西北到渤海湾，改变人生道路的快乐：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和大量社科类文章，拥有资本感到快乐；《皇粮钟》《断裂》等小说被认可、研讨，得到社会更大范围内首肯的快乐。这是一个寻梦的过程，“想”就“梦”；“梦”就把它做成，梦和现实不是转换的，而是递进的，这一切源于写作，写作在寻梦的快乐中快乐着。

    四、写作使我们的灵魂不再寂寞，不寂寞的灵魂必然是鲜活的、快乐的。寂寞是个可怕的词，特别在这个欲望世界，寂寞隐藏在我们的大脑皮层里，让我们无可奈何，无可适从甚至影响我们的性格构成和情感质量。（举例）：大学生自杀现象。写作不仅是和别人对话，更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和自己“有话好好说”，摆脱寂寞，热爱生活。（举例）《皇粮钟》使我的灵魂从寂寞的城市走向乡村的民情、民俗、民风，再回到城市的酒吧中来回味，找到快乐。

    把自己置身于读书、写作、创造中，何乐而不为？！

            在祖传的国土上

                    秦 岭

    凡事涉及祖传，你没理由不珍惜或者不爱，不是吗？

    《新华字典》对祖国的解释是“自己的国家”。我宁可顾名思义一把：祖国就是祖传的国土。对不对，信不信，都是我的事。我对故我信！

    重要的是我有比他人更多的理由和运气来感受祖传的国土——祖国。40年前我降临人间的那片土地叫羲皇故里，是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兄妹俩的诞生地。自从祖传的国土上有了我，我相信先祖伏羲爷、女娲婆和60岁的新中国准眉开眼笑了一阵子。尽管我尚不算是个伟大的作家，但我笔下的一系列小说，始终没有离开过祖传的国土和她怀抱中繁衍生息的芸芸众生。我用祖传的目光在历史隧道中巡航，我发现，60岁的共和国，和40岁的我一样年轻，一样激情。

    作家和祖传的土地一脉相承，这层关系几无悬念，尽在祝福中。

                                            2009年8月5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