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

    从来以为，睡衣是我们女人身上最具风情的宝贝儿，说是饰物也非过誉，它的魅力远比项链戒指耳环提供的习惯审美元素要丰饶得多。那种看得、抚得的丝光暗影顷刻间能让男人懂得女人，共享人间真味。它的神秘性在于一旦附着女人的胴体，对方就是唯一，非所有男人有缘赏得。私密空间里，睡衣的内韵让女人的妩媚无限蔓延，如雾中花儿开，品质不菲。

    男人们肯定无法想象，这样一件睡衣穿在樊绮云身上，是多么的风情万种。睡衣属很高档的梦芬黛尔牌子，产地威尼斯，真丝，低胸，无袖，鹅黄色，荷叶吊带，网眼花边。你可以进而延伸想象的触角，当樊绮云身着这样的睡衣，和夏景坤缱绻在某个精致的地方，所有的点滴，都是多么的诗情摇曳。所谓欧陆意境中的银河星梦，所谓中国古典意味的蝶恋花，想象去吧你。

    可是，啊！可是它竟然不是穿在樊绮云身上的。

    是穿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的，怎么会呢？

    我去过现场，那是大地震后的第三天。作为职业医生和抢险队成员，严格地说作为幸存者，我不奇怪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进入残垣断壁的世界。这片地方的残垣断壁已经挖开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遗体仰面朝天，以不同的姿势横陈在冰冷的、断裂的混凝土之间。我实在不忍用潮湿的文字描述现场的血腥和残酷，那种无形而锐利的冲击力太具画面感，生者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和毅力，很难承受那样的视角冲击，不信你可以去看电视新闻。我要说的是，女人的右臂和男人的左臂努力平伸，朝着彼此，有明确的方向感，指尖儿都触一起了，再有那么一点点，就握住了的……

    大面积的坍塌让我们这座群山环抱的城市陡然间空旷得像一片杂乱的戈壁，而依然艰难支撑的其他建筑物，犹如饱受枪林弹雨的城堡。空气凝重，恍如几千米以下的海底世界。温软的太阳光线抛洒在这里，像雾像雨又像风。我的目光被女人身上的梦芬黛尔睡衣抻直了，直得像拉紧了的发丝，再拉，准断。睡衣还是那样的质地，那样的款式，只是多处破损。破损处，我看到了女人颇显大众化的普通蜂窝文胸和纯棉内裤。睡衣和女性特有的胴体一起连绵起伏，和废墟一样冰冷。睡衣不再半透明，确切说已经不透明了，鹅黄色也被女人血液的颜色和落定的尘埃代替。男人全身赤裸，男性最敏感的部位暴露无遗。通晓床第之欢的过来人，第一反应就明白，楼群坍塌前，他们并没有做爱，或者说，做爱还没有开始。

    耳边传来轻微的感慨，唉！准是夫妻。

    言外之意，排除了夫妻之外的关系。这就够了！没人知道我与死者的熟悉程度，他们本来就是夫妻。他们：谢凤珍和夏景坤。

    多可惜啊！夫妻俩准是来这里度假的。有人说。

    他们的手，都要握住了。这话是记者模样的人说的，话从白色的大口罩中过滤出来，仍然像粥一样粘稠。

    而樊绮云的遗体离这里好远！相隔一大片残缺的混凝土、破碎的瓦砾和镶嵌其中的遇难者的遗体。她几乎是在这片废墟的边缘，也是边缘部位唯一的一名死者。我老远就意识到那是樊绮云，她飘逸的长发和那双我再也熟悉不过的棕色高跟鞋仿佛在对我发出信号，千万别过来，慧儿姐，我是绮云，我此刻的样子，会把你吓着的。

    樊绮云给现场的抢险者留下的谜在于，求生者跳楼，一般是垂直而下，而樊绮云恰恰相反，用的是跳远的架势，否则不会在废墟的边缘。救援人员说，根据楼群倒塌的方向判断，这位女性，是从阳台飞跃而出的。

    和生前的樊绮云一样，我们早就习惯了救死扶伤，习惯了血腥、伤口和死亡。此刻的我缺乏走近樊绮云的勇气，但还是靠近了。我看见樊绮云穿着一件套裙，这件套裙似曾相识，但我敢肯定不是樊绮云的，小资女人决不会看重这种浅灰色的近乎古板的款式和颜色。套裙多处因蹭挂而破损，裸露处，我能看到小樊身上具有欧陆风情的奇丽尔粉色提花款内衣：刺绣文胸精细典雅，蕾丝底裤活泼轻盈。不善审美、不谙情调的人，不会明白这样的内衣和套裙是多么的不协调，甚至不伦不类。

    她本该是穿着那件半透明梦芬黛尔睡衣的，就谢凤珍身上的那件。

    记忆的闸门又一次打开，是关于套裙的。当初谢凤珍走进我们医院照顾老公夏景坤的时候，就穿着这身，都新世纪了，她却让我们难以避免地联想到曾经刻板的灰色年代。

    惠儿姐，明天，我要给他一个全新的自己。樊绮云昨天的话至今还像羽毛一样在我的耳畔轻拂，话是在红玫瑰酒吧里说的。她说，姐姐，为我干杯吧。

    那一刻，樊绮云的脸颊浮泛起一抹好看的绯红，有酒精的缘故，更多的是激动。我端起酒杯，我发现平时妙语连珠的我此刻多么的木讷。说什么呢？说别让你老公和孩子知道？说别引起谢凤珍警觉？说把见面的气氛搞得诗意一些？不说了，不说了，这不把自己贬成傻大姐了，人过而立，生活的智慧比年龄要领先得多，可不是嘛。我把酒杯轻轻举起来，碰了她的杯。我说，祝福你，云儿。

    说这话的时候，有潮湿的雾霭笼罩了我的视线，好在酒吧的烛光营造情绪的同时，也掩饰了我们的表情和内心。我想起了我的初恋，医科大上学时的他——洪隆亭，比我现在的老公谭晨阳要出众得多，仅仅因为当年从洪隆亭那里看到珍存的另一位女同学的求爱信，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无论他怎么解释珍存信件并不意味着移情别恋，我仍然走得义无反顾。当时，耳畔传来的刷刷声决绝、坚决，是他撕扯信件的声音。那声音比所有的表白更能证明他的心，却没能阻挡我的脚步，分解我的任性。我知道我至今仍然在爱他，但那又能怎样。我常从我们医院大楼的窗口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开着一辆漂亮的私家车，从线条流畅的大街上潇洒而过。他一定不知道，窗口上我这双眼睛里，饱含着怎样的点点滴滴和琐琐碎碎。此刻，我这样的目光在酒吧里已经有些迷离了，我想我的笑容，只能绽放给我的同事加密友樊绮云，我让我的笑容绽放得更像春天盛开的花儿一样，我得让樊绮云感到默契，感到温馨。

    红酒沾唇，难得的丝丝的甜。我近乎贪婪地想象着樊绮云和夏景坤见面的情景，想象未必就是现实，但我真的希望樊绮云和夏景坤的这次见面，是在一个优雅、宁静的地方。樊绮云睡衣上的束腰丝带，被一双懂交流的手轻轻拉开，拉开的，是帷幕，也是序曲，所有的剧目，花儿一样绽开……

    睡衣是我陪伴樊绮云去中心广场最高档的女性专卖店购买的。那是个阳光柔媚的正午，我们脱去白大褂，换上休闲衫。樊绮云说，惠儿姐，你说我穿什么样的睡衣好呢？

    我有些伤心，为她。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望和憧憬的女人，却渐次迟钝了对睡衣的审美，你可以想象她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的港湾后，迎接并包容她的夜晚，是多么的缺少摇曳，平淡无奇。那还是港湾吗？

    那就。我说，那就选鹅黄色吧，梦芬黛尔牌子。

    这纯粹是我的个人审美。樊绮云却羞赧地笑了，默许并折服的那种笑。

我们这对老姐妹是手拉着手双双进入精品店的，那一刻的心情，像回到了少女时代。有青涩，有默契，也有几分调皮和任性。

    是我首先选准了它，只是价位太高了，标价3600元。我说，就是太贵了，咱当医生的，工薪阶层。

    惠儿姐，就是它了。樊绮云说。

    从小樊的眸子里，我看到了早霞一样的热切和透明。只有心里布满蛛网、落满尘埃的人，才对别人眸子里的这种热切和透明感到弥足珍贵。我不能不想到谭晨阳，他一年四季老是出差，带着地质队东西南北到处跑，在他眼里，地理、水文、勘探、年会高于一切。而家，就像他匆匆步履中的驿站。我感受到了我脆弱的心，像干燥的花瓣儿一样，传导出片片的碎裂声。导购小姐对我说，您这位女士，真有眼光，鹅黄色梦芬黛尔睡衣就我们这个精品店里才有，只进了两件，还有一件，早前被一位男士买走了。

    那位男士，倒是挺懂女人的。我说。

    小樊把嘴凑到我耳边，说，该不是洪隆亭买去了吧，为你。

    你买不买啊，不买，我不陪你了。我真的生气了。

    夏景坤在我们医院住院是在去年。论品评男人的经验和方法，男人和女人真是大相径庭。判断一个男人的品格和魅力，对女性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凭单纯的外表，你休想甄别一个男人的高下。夏景坤就是这样的男人，我无从知道他所有的内心世界，我只是和他的交流中感知到他内心的丰富和精神状态的饱满，这是一个真正男人最难得的资本。作为主治医生的樊绮云这么快就和这个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走到一起，一定有着许多的秘密。

    我无意去寻找他们两情相悦的谜底，我只觉得，他们在一起，是多么的恰如其分。某个瞬间，我想起了樊绮云的老公——那个叫周树森的无耻之徒。什么人啊！当年追小樊的时候，三天两头往我们医院跑，处处表现得像只温驯的小羊羔，自从混成了老板，有钱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了，非得逼着小樊离婚。为了孩子，小樊的委曲求全让她天生的倔强和清高丧失殚尽，成为地道的怨妇。

    周树森背着樊绮云在城郊购置了一套别墅，别墅的主人不是他们夫妻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一位艺术院校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这一切，樊绮云就得认，不认，又当如何？

    记得有位搞心理学的朋友说过，人的感情像水。既然是水，就有理由往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流动。小樊有了夏景坤，我为她高兴，她每天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中，工作也卯足了劲儿，只有我清楚动力来源于何方。一开始我并没为她庆幸，而是暗自为另一个女人鸣不平，谁？当然是夏景坤的太太。这个女人，我是见过的。我的心态趋于平静，是在和夏景坤的太太谢凤珍有过几番交道之后。

    第一次见夏景坤的太太是在夏景坤住院后期。我之所以要强调后期，因为夏景坤前期的陪护其实雇佣了我们医院的护工。我们医院的护工基本上是从社会上招来的下岗妇女，年龄上属于那种所谓的4050人员。最初我以为夏景坤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后来才知道他太太搞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脱不开身。谢凤珍终于出现在我们医院住院部的时候，夏景坤的伤口都快要拆线了。谢凤珍戴着很厚的眼镜，不修边幅，一副很专业的知识分子模样。她的解释是，老公做手术的时候，她正在组织研讨活动，老公住院的事情也给儿子保了密，他正在中考的冲刺阶段。记得樊绮云问谢凤珍，谢教授，现当代文学真的值得您那么投入精力研究吗？

    当然了。谢凤珍说，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很热门的学科。

    可是。樊绮云说，我们从大学开始，现代文学还读一点点，当代文学几乎不读了，特别是如今的文坛，好像欣欣向荣，一看，和假药没什么两样，发现屡屡上当受骗。

    本来是说着玩儿的，但谢凤珍当真了。她的情绪马上像油脂一样从脸颊上分泌出来，分泌出来的，还有难以掩饰的不屑和愤懑，眼镜片后面的目光立即隐藏起来。她不好朝老公的主治医生反击，似乎在强迫自己冷静。她从容地给我们列举了一长串当下作家的大名，说张三的作品如何先锋，李四的作品如何魔幻，王五的作品如何更具拉美风格。

    有趣的是，这些作家的作品，樊绮云不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我相信，我们的感觉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医院上千号职工，谁还看当下的小说呢。从谢凤珍骨子里的不理智和对樊绮云的说教，这个女人身上仅存的一点可爱，在我心中消逝了。如果夏景坤不是一个善于包容的人，你就无法相信他们的生活质量。

    最后是夏景坤打圆场，他从病榻上微微倾起身子，说，我国未来的文学，应该是有希望的，我太太的研究算是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吧。

    这是一句很智慧、很男人的话。

    生活本身就是戏剧，只有天才的作家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如我有资格分享小樊和夏景坤之间的秘密，缘起于一次和洪隆亭的意外见面。洪隆亭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拎着一个鹅黄色的提兜儿——就我喜欢的那种颜色。你猜他送给我的是什么？热喷喷的烤红薯。十几年前的大学校园里，我就爱吃烤红薯，他知道的。十几年后，他没忘。这让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更加柔软，柔软得像惧冷病人怀中的薄皮儿暖袋。他说，我今天来看两样东西，一是给自己看病，最近颈椎有点问题；二是来看一个人，这个人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洪隆亭说这话的时候，小樊在场。小樊的眼睫毛迅速而狡黠地眨了又眨，表情像小姑娘似的。

    充满来苏味儿的医务室因为洪隆亭的到来，空气推陈出新，显得清新而活跃。我们聊了许多话题，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话是用嘴说的，有些话不用嘴，用眼神，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在闪动，他一定也看到了我的。

    话题的戛然而止源自从我嘴里冒出来的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哪里工作？

    我真是自打嘴巴，自讨苦吃，自讨无趣。我怎能不知道他的工作呢？我知道洪隆亭一毕业就作为选干生一步到位分配进了卫生局。从他离开校园的那天，我情感的触角，始终像小猫咪可爱而敏锐的细须一样，试探着他所有的步履和气息。我甚至知道他在哪个处室，拥有哪张办公桌，窗口有什么样的花儿。真是难以置信，因为曾经的过去，我生活和行动的半径从来是绕着卫生局的。那一刻，我惊讶自己对他竟是如此的了如指掌。印证了一句名言：只要心在，这个世界就是透明的。

    但是，但是你说这个男人傻不傻，就我这句话，他信了。他的脸憋得通红，所有的话题一时刻板起来，板结成了干涸湖底皲裂的土片儿，更像本来舒展的绿叶，风干了，成了僵硬的标本。

    送洪隆亭下楼的时候，我努力把握着脚步的分寸。医务室、化验室、B超室、心电图室、护办室……所有的房间像道具一样徐徐退到了我的身后，而此刻的我，又是谁的道具呢？他像老朋友似的道了再见，而我像一棵包裹了老皮的树干，干巴巴地伫立在电梯口。那一瞬间，我发现三十八岁的我，大概已经是八十三岁的样子了。

    电梯的门即将合拢的一刹那，洪隆亭在里面潇洒地挥手。

    我——我也挥挥手，像是模仿他的。

    一回头，就看到了小樊。小樊像一棵玉兰树一样静候在走廊排椅的病人中间，注视着刚刚回过身子的我。她的白大褂好白啊，像玉兰花儿开。

    惠儿姐，你呀你！你真是活受罪，就这样放他走了？小樊说。

    她的话分明就是手术刀，那么锋利，刀刃几乎在不经意间，鱼儿一样游进了我的肌肤纵深，幽幽地，从我单薄的肋骨之间探入，触到了心脏的毛细血管。好疼啊！我泪流满面。

    小樊的目光也是幽幽的，像深潭。她说，惠儿姐，你知道吗？我喜欢上夏景坤了，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咖啡屋去。你放心，周树森不知道，孩子在姥姥那边。

    谢谢你小樊，你的秘密，就等于我的。我说。

    至此，我不说你该意识到了，这片废墟，之前，是一家宾馆。

    在宾馆和地壳一起像谜一样的同频共振中，这里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不难判断，可以说一目了然。这样的一目了然，对现场的其他救援人员来说，仍然是个谜。事情一旦过于像谜，其实就不是谜了。这里，此刻，打死也不该是个揭谜底的地方。所有的谜底，莫过于救死扶伤。

    很显然——当然我这是假设。昨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也就是地震前，樊绮云和夏景坤先是在宾馆登记了房间。后来两人就上电梯、进房间了……窗帘拉上了，清幽的床灯和粉红色的壁灯使整个标准间显得暧昧而温情，也许，还有舒缓的乐曲吧。小樊换上了那件精美的梦芬黛尔睡衣……谢凤珍准是在这个时候冲进客房的。她怎么嗅到的消息，怎么进的房间，这一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偏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天地间轰隆隆的异响伴随着山摇地动由远及近。灾难瞬间让房间即将发生的一切故事没有了任何悬念，包括故事的主题、立意和方向。

    ……摇晃……坍塌……血液……

    我和你一样很难设想当死亡之神不容置疑地敲响丧钟的时候，第一反应该是什么。反正，那一刻，我们医院的大楼和为数不多的生命力还算顽强的楼群一样，除了被震得遍体鳞伤，并没有倒塌，得以让如我们这样的生命，以幸存者的身份自觉加入抢险队伍。

    说远了。还是回到我对现场的判断吧。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面对扑面而来的死亡之神对他们的投掷、挤压和倾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一连串的程序。樊绮云脱掉睡衣，谢凤珍脱掉套裙；樊绮云换上谢凤珍的套裙，谢凤珍换上樊绮云的睡衣。唯独夏景坤什么也没换，他还想换什么呢？也许，樊绮云在纵深一跃的最后几秒钟前，还和谢凤珍紧紧地拥抱过……啊啊，我是不是想多了。

    和这次地震中丧生的几万公民一样，他们首先带走的，是生命。

    在第一时间运走樊绮云遗体的是她的老公周树森，他竟然是推着自行车来的。他的高级轿车一定被混凝土砸坏了。我不知道周树森是从他的公司来的呢，还是从别墅的香风脂气里来。许多人看见了这样的一幕，周树森把樊绮云绑在了自己的背上，推着自行车在瓦砾中艰难前行。他的举动，让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周树森告诉现场的人，她，是我的太太。他刻意强调，她临出门时，就穿着这身衣服，你们一定怀疑她为什么会在这里遇难吧，我和她约好的，来这里看望一位朋友。

    我真是佩服周树森这一点，这真实的谎言，像谎言的真实一样真实，使有关樊绮云的秘密和生命同时化作袅袅青烟，飘散、消失在所有幸存者想象的尽头。

    那天在现场，我老远就看见了另一支抢险队伍里的洪隆亭，尽管他戴着厚厚的口罩，仅凭他那两道眉毛，我就确信无疑。我真想过去告诉他，知道吗？废墟边缘的那个女人，是小樊，樊绮云，她曾经让我因你而泪流满面，为你！

    我能说吗？那时的大脑时而清晰时而混沌。灾情就是命令，每个人的家人、同事、朋友生死未卜。地震像没有答案的追问，把我们高高悬挂在无尽的尽头。

    这次地震，所幸老公出差在外，女儿也成为学校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地震后的八九天内，交通、信息全部中断。据传来的消息，抢险救灾的士兵、志愿者、外出人员正源源不断地朝这里一寸寸艰难开进。我们小区的楼群在第一波强震中毫无例外成为一片废墟，幸存者全部被安排进了临时搭建的帐篷。

    帐篷里，受到惊吓的女儿终于进入了梦乡。几夜未曾合眼的我，用疲惫的手在烛光里打开了一个破损的皮箱，这是救灾人员从我家所在小区的废墟里挖出来的，如果不是皮箱上写着“奖给优秀地质工作者谭晨阳同志”的字样，就无法这么快回到家属身边。我之所以执意要打开老公的私物，是因为我从破损处意外地看到了梦芬黛尔的字样。打开，果然是一件包装完好的睡衣，鹅黄色，和樊绮云的那件一模一样。

    我在烛光里穿上它，滑爽、绵润、摇曳的感觉像从鲜嫩的青苔上流过的清水。有一双手，轻盈而贪婪地抚摸着睡衣，睡衣把这样的抚摸传导给了我的肌肤。我知道，这手，不是洪隆亭的，也不是老公的。

    是一个女人的，这个女人就是我自己。

                                            2009年12月22日于津沽

说明：下列照片，均采自网络 

6、《挺立中国——汶川诗抄》一部由秦岭担任总策划的诗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auay.html

7、那一刻，鲁院同学集体默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a5cx.html

8、为奔赴灾区的鲁院同学玄武、春树送行时留下的点滴文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a7o3.html

9、

                     刘卫东

    秦岭老农般圪蹴着的姿态很特别，不是匍匐，不是飞翔，因而并不玉树临风、帅呆酷毙，而是自然地带有苦大仇深、乐天知命混合在一起的呛人的土气。他的作品是指向当代农村现实根部的，是典型的“形而下”，但是却蕴藏着向上升腾的力量，因此，他的圪蹴就显示出一种积蓄和爆发之间的临界状态，可以命其名曰“形而中”。这并不是一个生长在农村，如今生活在都市的作家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的作家屡见不鲜，而是他触摸土地的“边边、角角、沟沟、坎坎”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岭使农村题材创作别开了生面。

                             1、支点

    正如阿基米德那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经典的假设一样，再坚硬的现实，也有可以被撬动的支点。当很多作家大而无当、无病呻吟地“真实地再现”和“疼痛地抚摸”农村现实的时候，秦岭出人意料地选取了一个支点：皇粮。他的长篇《皇粮钟》（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短篇《皇粮》（《作品与争鸣》2008年第2期）、《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小说月报》2006年第2期）等都以“皇粮”取消前后农村的震荡为中心，传达出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心理乃至政治、文化变迁。这个支点兼具智慧和诚意，但是需要小心把握。“苦难——取消皇粮——赞颂”是现成的结构模式，也是可以迎合主旋律宣传需要因此被重点“推出”的模式，但已经被事实证明，肯定不是文学的模式。面对着鲜花覆盖的陷阱，忠厚实在却不乏谋略的秦岭回应以“走钢丝”，他不是被这个题材吸附并吞噬，而是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个题材，从而小心翼翼地达到了现实和艺术间的“平衡”。

    秦岭明确地意识到了农村的问题，他以“皇粮”为契机，加深、扩大、模糊了问题的外延，使这个问题变为一团问题的乱麻。伴随着“皇粮”取消的，是一大批寄生在这个制度上的“食腐肉”者，他们的权力和荣耀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大江东去。如同《芙蓉镇》里的“运动根子”王秋赦最后发了疯一样，这些时代的弃儿获得了应得的下场，让人稍感“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只会迟到，不会缺席”的安慰。不过，类似颇具戏剧化、符合民间道德逻辑的场面还是遮蔽不了秦岭接下来的问题：“皇粮终”了，从此就海清河晏、大道昌平了吗？《皇粮钟》的结尾，唐岁求和秦穗儿结婚，一派大团圆的欢乐祥和，但是，气氛却被远处传来的钟声破坏了，作为旧时代象征的囊家爷爷复活了，“囊家秦爷稳稳当当在古槐树下打坐哩。囊家秦爷青袍加身，白发高绾，目光如炬，目光如炬，胡须飘飘，最显然的是白眉毛，长得很！二尺开外的样子。”这个一辈子祭拜“皇粮钟”，看到“皇粮终”才死去的带有传奇色彩的老者，以亡灵的身份在小说最后露面，既呼应着他一生取消皇粮的主题，又使这场盛宴无法割舍与历史、传统的联系，他的暧昧的身影重新敲起了无声的却带有意味深长回声的“钟”。秦岭反复、不断地开掘“皇粮”主题，将其“搞”成了“系列”，可见他对这个“支点”的非同一般的关注，他的欣喜是发自内心的，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做作、虚情假意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慰问一下农民，送上几首歌曲的艺术家，是难以找到这个沉甸甸的支点的。在中国这个长期把“吃了吗”当做问候语、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民众温饱都是重大问题的国度，对“皇粮”如此敏感、大作特作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固然是秦岭小时候的饥饿记忆的条件反射，但分明也羼杂了很多农村题材作家作家并不具备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情感。

     “皇粮”问题是一回事，如何写“皇粮”问题是另一回事，秦岭不会分不清楚。从《弃婴》（《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本色》（《小说月报》2008年第7期）、《坡上的莓子红了没》（《新华文摘》2006年第4期）、《硌牙的沙子》（《北京文学》2007年第1期）、《绣花鞋垫》（《中篇小说月报》2003年第11期）、《不娶你娶谁》（《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等非“皇粮”系列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秦岭对农民（西部偏远山区）生活的艰难程度心知肚明，他是一个走脑子的人，不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秦岭是不打攻坚战的，从来没有写《创业史》一类史诗的想法，他深谙农村现实，意识到发挥自己的“独门绝技”才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当代农村问题复杂尖锐，以免“皇粮”为中心全部解决殊非易事，这也不是秦岭能够操控的内容，但是他却能从中发现撬动生活的支点，忧虑地提醒人们，现实如同滚下山的石头，已经缓缓起步，若不立即遏制，一旦以加速度滚落，后果不堪设想。秦岭汲取了中国乡土文学“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资源，也成为这个伟大传统的新的组成部分，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和社会良心。

                               2、毒气

    秦岭的小说有“毒气”，森森然，凛凛然。“毒气”是不平之气、郁积之气，产生于现实土壤，继而蒸腾起来，弥漫了他的整个小说。

    秦岭不回避一些诸如散发恶臭的脚气、茶里的痰、水杯里的沙子等恶心的事物，也不回避深入到个人毛细血管的权力带给他们的创痛。如果说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贫穷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尊严因为贫穷而被权力剥夺殆尽。秦岭处心积虑地选择了一些秘书、民办教师等与权力关系密切但是又处于弱势的“边缘人”，他们受到权力无情的蹂躏和践踏，但是又不得不接受这种蹂躏和践踏，因为满足权力的欲望是他们获取生存保障的惟一途径。秦岭的“毒”，就在于他总是一眼就能看到人最脆弱部位，最想掩饰的秘密以及最不愿提及的话题。

    《难言之隐》（《钟山》2005年第4期）是一部讲述权力如何使人扭曲变态，然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扭曲变态的官场的小说。“难言之隐”既指脚气，又指人心中的龌龊，进而指潜规则。作为秘书的范仕举，“进步”的入场券就握在副县长戚建国手中，但是，范仕举需要通过自己对权力的臣服才能拿到，而这需要付出尊严的代价。范仕举不得不表示臣服，但是，胸中也郁积了“毒气”。范仕举种种微妙的算计在《难言之隐》里，都成为一只只冒烟的毒气弹，散发出惊人的腐蚀能量，直到把自己和对方统统湮没。当“范秘书”在小说的最后晋升为“范副市长”的时候，读者的后背想必冒出了凉气。范仕举的“成功”，是他代表的鲁迅反复批判过的“奴性文化”的成功，也是出卖了灵魂的范仕举个人的失败。在这篇新的《官场现形记》中，秦岭把范副市长的“隐私”纤毫毕现地展现了出来，尤其是展现了市长屁股后面可笑丑陋的尾巴，深深出了一口恶气。

    “民办教师”是一个产生“毒素”的富矿。他们是农村基础教育的脊梁，但是却没有正式教师的名分，因此无法挺直腰杆；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徘徊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群人，也注定是由于历史原因而成为悲情人物的一群人。当“民办教师”成群结队出现在秦岭小说中的时候，一种令人窒息的“毒气”也随之出现了。每年可怜的转正指标，是民办教师眼巴巴望着的“龙门”，他们渴望获得一个真正的“身份”，以便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找到一点自尊，但是，权力恰好在此找到的寻租的空间，民办教师本来就羸弱的身体上又被缚上了无形的绳索——他们需要谄媚权力。《烧水做饭的女人》（《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中的民办教师王世界，为学生和工作呕心沥血，堪称教师楷模，但是却无法“转正”。《绣花鞋垫》中凭真本事“该转正一百次了”的赵祖国，因为“上面没人”，几乎永无转正之日，他在班上领着学生朗读“我要转正，我要老婆”，顺理成章地疯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权力圈套，要么跳进去，要么出局，别无选择。秦岭残忍地选择了灵魂上饱受伤害的一群人，当众撩开他们他们的衣服，露出他们的羞耻部位，摧毁了他们惟一残存的一点尊严。秦岭的“毒气”发作了，肆无忌惮了，爱咋咋地了，不过，他肯定哭了。

    是让“毒气”如岩浆一样喷发出来，还是修身养性、气沉丹田，慢慢消化发散，秦岭还没有做出选择，因此，他的小说中，总是两种力量在打架，也总是打个平手。《难言之隐》中的范仕举继续高升了，而《烧水做饭的女人》中田博才却“进去了”；《绣花鞋垫》里的赵祖国疯了，而艾关诗终于完成了夙愿。秦岭的小说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指向，或许他也不愿拿出一个确切指向。

    秦岭注定要同自己身上的“毒气”做斗争，他无法停止关注那些被现实挤压得变形了的群体，即使他们身上有令他痛恨的地方。《烧水做饭的女人》里花儿的堕落就是一个隐喻，虽然漂亮的花儿试图维持自己的贞节，但是在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低下头，忍受失身的屈辱。在社会群体组成的食物链中，她只能成为权力这只可怕魔兽的“食物”，而且还需要强颜欢笑取悦对方。现实如此冰冷，一如冰冷的历史，让人战栗、绝望，仿佛掉入万劫不复的冰窟。在花儿的身上，分明有着《为奴隶底母亲》、《菊英的出嫁》里描写的二、三十年代农村女性的身影，多年以后，旧梦重温。秦岭够残酷。

                              3、炼金术

    写农村的作家很“熟悉”农村生活，其实是个障碍。农村小说容易贴近现实，也容易写“满”，熟悉农村的作家能说的东西太多，全搁在作品里面了，挤占了玄思的空间——反而太“实”了。对农村生活“半生不熟”，依靠观察和体悟，反而能够写好农村。文学才能是一种提炼生活的才能，是一种“炼金术”，实际上，普通农民往往不能够真实地在文学层面表现自己。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虽然秦岭出生在农村，也熟悉农民生活，但是毕竟已经在都市生活多年，可谓“半生不熟”了。农村对于秦岭来说，已经不是柴米油盐的生活现场，而是缕缕不绝的回忆和乡愁，他所描写的农村已经不是结实的、坚硬的，而是流动的、舒缓的，甚至是诗意的。在小说普遍讲究“叙事速度”，唯恐读者走神的当代，景物描写几乎已经被当做“过时”的物品被其他作家打发到储物间的角落了，但是，秦岭却变本加厉。与批判现实主义奠定的以写实的景物不同，秦岭笔下的景物通常都是抽象的和写意的，因此，他的景物描写不是拉近了，而是疏远了农村与小说的距离。《皇粮钟》开篇写了这样的农村氛围：“‘咣——咣——咣——’真格响得很！还有啥声喘比这更响咧？呕天哇地的。像极了一声沉重的喘息，从大山逼仄的肺叶里旋出来，悬乎乎地黏在空气中，不仅人、牲畜能听到，麦子也能听到的，不仅能听到，分明能触摸到，硬邦邦的感觉，棱是棱，角是角的。”将这样一段方言土语与文艺气息混合的语言放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肯定是秦岭前后掂量、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写的是农村，但是他的写作不属于农村。秦岭的语言是高度文学、精英化的，是无论他在对话中怎样“生活化”都无法遮蔽的，或者说，秦岭不打算让他的语言适应农村环境，相反，而是用它拉开与农村生活的距离。秦岭不是随身携带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先将现实一口吞下后，再经过反刍，直到炼成自己的“现实”。

    时间越是久远，有些记忆越是清晰，而且，在时间的腌渍、浸染下，这些记忆还会增殖、膨胀、变形，最终成为自己熟悉却陌生的场景。秦岭不断把支离破碎的记忆从历史河流的角落打捞起来，重新拼贴，最后完成一幅既来自现实，又来自远方的图画。作为技术的“炼金术”，在某种程度是一种召唤意义的方式，在这方面，秦岭已经驾轻就熟，形成了独特的“秦氏风格”。《透明的废墟》（《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7期）是一部反映汶川抗震救灾的作品，秦岭从一张小孩吃妈妈奶的照片写起，将爱与苦难、希望交织的主题抒发的淋漓尽致，富有强大的情感冲击力，使“照片”带有了“油画”的苍劲与悲凉。即使面对“当下”的情境，秦岭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通过视角的转换，将他需要“呈现”的内容召唤出来。

    正如弗雷泽在《金枝》中揭示的，仪式是特殊的语言，是使“现实”迅速增殖，从而超越自我的方式。秦岭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祭祀、下跪的场景，在不断的叙述中，这个场景越来越具有了超出本身意义的象征功能。他在《皇粮钟》中如此描绘这个场面：“皇粮钟响到第三声的时候，秦家坝子的人齐刷刷地跪下了，像一个个拎悬了的空口袋突然撒了手，掉进了水里，拎出来撂在了零下数十度的空气里，瘫成了一堆干硬冰冷的碌碡”，而且，碎娃“把下跪跪出一种秩序、次序来，整齐划一，浑然成阵，赢得了长辈们欣慰的眼神”。集体下跪是对命运的臣服，也是生命的哀歌，浑厚苍凉色彩从开始起，就为小说奠定了属于大西北的生命苦难和挣扎的基调，甚至，可以极端地认为，《皇粮钟》就是在此仪式上衍生出的一部长篇。

    秦岭是个有使命感，也有手腕的作家，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忧患、苦难的农村背景和倔强生命意识，以及他对人性黑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的描绘，都以强劲的力度叩击着现实。除了秦岭，别人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因此，秦岭不可或缺，不能替代。

作者：刘卫东，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秦 岭

    土是从后窗扬进来的。迅雷不及掩耳，就那么刷地一声。

    鬼扬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扬土？有人惊呼，这种惊呼更像来自大脑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或者完全出于本能，就像宿营地的哨兵突然发现已被敌军包抄，慌乱中放了一枪。谈笑风生戛然而止，死寂和恐怖不期而至。大家面面相觑，噤若寒蝉。事发现场就几个人：我们九十里铺中学的老书记甄久耕和前来道贺的几个老师。

    后窗外是冰雪锁死了的山坡，大晚上的不可能有人以受冻为代价搞这种无聊之极的恶作剧，再说，冰雪之下不可能有这种只有屋檐下才有的被日头晒透了的干面儿土。土屑夹杂着粉尘，一时弄得满屋都是。凡人的肉眼是看不见鬼的，更休想看到鬼扬土的猖狂动作、狰狞表情和具体姿态，但自后窗而入的土是个不争的事实，板上钉钉，实实在在，一目了然。

    当晚，我在我们家见到了甄书记。甄书记很少这么晚到我们家来，但来了。

    当时我正趴在简易写字台上做作业，隔空子偷窥一眼我父亲写给县教育局的报告、请示等公文什么的。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校长了，先是樊集寨小学的校长，后来调任方台子小学的校长，再后来调任野雀窝中学的校长，如今又成了九十里铺中学的校长。父亲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把一个学校的烂摊子拾掇得像模像样，为此我们全家跟着他颠沛流离遭了许多罪。

    我偷窥父亲的公文不是没有理由，父亲的字里行间经常有新鲜事儿，比如在《关于请求委派城区优秀教师来我校支教的请示》中，特别强调要男教师，不要女教师。我嘴里不说，心里好别扭。十三岁的我早已懂得欣赏了。咱学校女教师本来就少，仅有的那么几位，长得还不咋样。我们班的许多女同学就比老师长得受看，比如来自靳家山的靳国花同学，脸蛋像苹果，嘴巴像樱桃，眼珠子像葡萄，鼻子像粉梨，反正好吃的都长在了她脸上，有次县教育局督导室的人来检查工作，一眼就看上了，不久，靳国花就跟人家进城当了保姆，把全班女同学羡慕得要死。男教师就更没有欣赏价值了，比如我父亲，咋看都像个十足的庄稼汉，如果说非得找出区别于庄稼汉的地方，只不过藏蓝色中山装左上方趴着一个红色校徽罢了，另外，偶然，遇着上边有人来检查，这才脱掉布鞋换皮鞋，胳膊上多一块手表。同样的种田人出身，父亲不像人家甄书记，始终是纹丝不乱的大背头，宽边眼镜，皮鞋从来不离脚，不用细看，就知道是个有知识的人。父亲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要支教老师，他偏偏就要男的。那年腊月我随父亲进城买年货，父亲领我顺道去了教育局，教育局长嘲笑我父亲说，你个老隋啊！久耕同志不就那点毛病嘛，你盯紧点好了，以别让他上手为底线。

    我当然不晓得甄书记到底是啥毛病，我只晓得，甄书记有个爱好，就是善于对女教师助人为乐。有个落雪的黄昏，我去数学老师穆喜莲宿舍不耻下问，看见甄书记坐在凳子上，平举的两条胳膊上缠着一圈白得耀眼的毛线，像一辆被控制了的纺车。他的右腿伸得奇长，远远送出一只脚来，鞋尖就要进入穆老师高跟鞋的鞋弓下面了。穆老师翘着二郎腿儿，两只手悠然地缠着毛线卷儿，吐出的瓜子皮儿，居然像蛾子一样落在了甄书记的膝盖上，一粒儿，又一粒儿的。

    我说过我早已懂得欣赏了。我当时无限美好地想到了课文《记一辆纺车》，想到了解放区的军民大生产。老师说过，这篇叫做散文的课文，很有诗意。

    甄书记来我家的那天晚上，一脸土色，比成语意义的那种面如土色更要面如土色，因为我发现他的眉毛、眼袋、胡子茬上的确挂着尚未清理干净的干面儿土，像是刚从砖窑里钻出来。他不是嘻嘻哈哈进来的，他带来了过于肃穆的陌生气息。他对我父亲说，老隋，一号房子，我还是不住的为好，我看就按照你说的，留给城里来的支教老师吧。

    那些年，通过我父亲跑县领导，跑企业家，四处奔走，多方化缘，我们九十里铺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的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新落成的几排宿舍全是砖混结构，整齐划一，而且还编了号，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有厅有套间，条件最好，其余都是普通房。

    好好的你不住，这是为啥嘛？父亲回答甄书记的时候，一脸的糊涂状。

    在乡村教师的圈子里，都说我父亲是个明白人。农民出身的教书匠，半辈子过来，赚个明白二字，等于头顶罩上了一层金边儿，荣耀着哩。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糊涂的时候，但这些年，父亲似乎老是莫名其妙地犯糊涂，比如此刻面对自己的搭档甄书记，脸上的糊涂我简直没法形容，怎么才能准确表述他脸上的糊涂状呢？用前几年我上小学时学来的常识，就是父亲脸上点、横、竖、撇、捺、乃至竖弯勾、横折折撇全是糊涂状，哪像德高望重的隋校长啊！我的天！如果父亲是女的，简直就是我们村著名的傻子二愣妈。

    你个小娃娃给我出去，大人说话哩，你不要竖耳朵。甄书记这话是对我说的，他说，我给你爸爸说个事儿。

    乐得我转身飞出屋子去操场溜冰了。那些天的日头无精打采一副磨洋工的样子，操场沿墙根一带背阴的冰雪，趁机变得坚硬透亮，像铸了一层玻璃。平时，这里常有我们初一班的住校生学着电视里城里学生滑旱冰的样子溜来蹭去穷开心，但今晚这里却出人意料地空旷。孤独的残月像个缴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连洒下的清辉都像点点泪滴。无情的西北风撕扯着白杨树上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晚自习后的学生宿舍灯火通明。我根本不晓得，同学们正龟缩在宿舍热议着鬼扬土的话题，我误以为宿舍窗口那些惊异的目光，蓄满的是艳羡，或者是对我溜姿的欣赏。我一时好不得意！第二天，我的同桌王麻子同学诡秘地告诉我，晓得吗？昨晚，就是昨晚，你们家斜对面的一号房子，鬼扬土了。鸡皮疙瘩瞬间就爬遍了我的全身，我的天……天哪！昨晚，我得意忘形的样子，一定让他们充满好奇和期待，没准儿会目击到远远比鬼扬土更刺激的鬼捉人的事件吧。

    中午回家吃饭，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爸爸，同学们都传昨晚鬼扬土了，是真的吗？

    都啥时代了！你个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信这个干啥？父亲说，传言归根到底是传言，咱山村传言还少吗？

    关于鬼扬土的传说，我从小就有耳闻。版本更是五花八门，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信哪个不信哪个，没个准儿。我潜意识里，总以为鬼扬土的事情离现实很远。流传最悬乎的一次鬼扬土事件大约发生在六年前。据说当时乡政府搞扩建，要征用包括如今一号房子在内的半拉操场。那天的正午没有风，称得上光天化日。日头耷拉着脑袋，在云层中惺忪地俯瞰着大地，老师们正在上课，学生们正在听讲，树上的知了莫名其妙地鼓噪。校园外的集镇上，人、骡子和三轮车都在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里喧闹着。乡长和工程技术干部一行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校园的时候，我父亲恰恰赶集去了，甄书记忙不迭地接待了各位贵宾。大家正在一号房子——当年还是土木结构的危房指点江山的时候，刷地一声，我的天！那是怎样的一声刷呀！土就从后窗扬进来了。土扬得很专业，很精准，很激烈，弄得乡长灰头土脸，圪蹴了身子，半晌睁不开眼睛。

    妈呀！一个女干部尖叫了一声，迅即甩掉精巧的小肩包，捋起袖子，用兰花指撑开乡长的眼皮儿，轻轻的，轻轻的吹啊，吹啊，像吹婴儿的肚脐窝儿。吹出的风中还捎带着和表情一样心疼的感叹句和疑问句，我的妈妈呀！好点儿了吗你？

    几个乡干部在第一时间冲出了校园，连跳带窜地在赶集的人群中穿过，绕过幽静的背街，拐到后窗的山坡上四下搜寻。那是一种可以叫做地毯式的搜寻，搜寻的结果是：一个人影儿都没有。堂堂人间找不到扬土的始作俑者，作何解释？这就不得了！干部们无功而返，回到集镇上，碰见父亲臂弯里挎着一篮子鸡蛋往学校赶，父亲主动问，你们这些当公仆的，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忙哪路数的革命呢？累成这个样子了。

    干部神秘兮兮地说，隋校长，大事不好了！你们学校有间房子，有人从后窗往里扬土哩，哦哦哦，是人不是人还说不准，反正我们找了好一阵子，没找着人。

    父亲当场就十分认真起来，说，这还了得，扬的土伤着人了没有？

    伤着了，偏偏就伤着咱乡长了。干部说。

    走，跟我走，后窗是山坡，地形我比你们熟悉，你们如果不嫌把西装领带皮鞋弄脏的话，就跟我再去搜搜。父亲说。

    既然父亲这样说话了，去不去就涉及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干部们谁也不好不响应。父亲就亲自领着干部们再次绕过北街，来了个二次搜山。这次搜寻比上次范围要大，时间要长。父亲搜得很认真，又是爬坡，又是攀岩；又是翻地埂，又是钻灌木丛，弄得浑身都是泥土草屑，连裤子也多处被荆棘刺儿划伤。父亲的不俗表现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干部，表现归表现，感动归感动，致命的是，这次行动依然扑了一空。扑空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结论，这个结论，愈加地靠近鬼扬土。

    父亲一回家，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母亲说，你这是咋了你？

    父亲说，赶集的时候，见牲畜市场一只毽子牛冲出了人群，跑到了后山，牛主人嘛，是个咱学生家长，碍不过，就帮着追了一趟。

    后来我们才晓得那是假话，但当时我们深信无疑，反正父亲在集镇上帮老乡追个牛啊驴啊猪啊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理解父亲造假的良苦用心，他如果明确告诉我们是带领乡干部们找扬土的鬼，那还不把我们活活吓死，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哩，个个准被吓灭了不可。对了，我有必有再补充一点，据说父亲和干部们从后山出来后，父亲沮丧地说，唉！为了帮你们搜山，我的鸡蛋没了。干部们这才发现父亲臂弯里挎的竹篮子空空如也，就问，鸡蛋呢？父亲说，还用问嘛！磕磕绊绊的，全碎在灌木丛中了。干部们觉得过意不去，就问，几斤？父亲说，也不多，就五斤。干部们就给父亲赔偿了五斤。父亲执意不肯收，最后只好说，既然你们买了，我就收了吧，不收，你们心里更难受。据知情人讲，当晚，父亲打着手电筒独自探进灌木丛，把他藏在那里的鸡蛋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添补了学生食堂。学生食堂最寒酸了，缺盐少油的。

    第二天，乡长再次莅临学校，首先对我父亲带领乡干部们搜山的感人事迹表示敬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支持教育工作。最后，乡长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说，隋校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地嘛！这个地嘛！就不征了。

    唉！我们当老师的，想给乡政府做点贡献，送点地皮，咋就这么不顺哩！父亲遗憾地说，我早想好了，等你们征了地，盖了楼，要给你们送匾的。

    谢谢隋校长！乡长听激动了，感动了，顺手给父亲施舍了一支叫红塔山的香烟，同时往自个儿嘴里叼了一支，秘书马上把打开的打火机呈了上去。父亲那天没带火柴，就把香烟夹在耳朵上檐儿。乡长动情地拍拍父亲的肩膀说，有你这片心，我们当领导的，也欣慰了。我在城里当副科的时候，就听说您扎根农村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有胸襟，有点子，有魄力，昨天调研了学校焕然一新的面貌，真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哪！

    那支红塔山香烟，父亲当天就转手送给了甄书记。甄书记感动得握了父亲的手，像平时没握过似的。红塔山香烟在教师堆儿里是缺物，甄书记选择了饭后享受红塔山，每吸一口，就闭了眼，似在神游蓬莱仙阁，连干燥的鼻毛都支棱出来了，却不见烟雾排出来。

    六年前的那次鬼扬土事件在我们这里影响深远。据说有人曾私下咨询过镇上最有名的风水师——我父亲的老友马阴阳。马阴阳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当年，城里下放来的一个老右派就是在一号房子上的吊。

    我没赶上看三十多年前的老右派上吊，但是我见过近年来的其他人上吊，我们村的杨建虎就是上的吊。杨建虎的媳妇南下打工时成了一个老板的情妇，杨建虎想不开，就把自己挂在了梁上，身子解下来的时候，我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杨建虎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青紫色勒痕，红中泛白的舌头吐出来，吊挂在脖子上，至少也有四寸长，眼睛睁得像两个核桃，挺吓人的。如今看来，假如杨建虎媳妇的事情放到如今，算嘛呀！连我们当学生的都晓得，最近美国的头儿克林顿和一个别人的老婆叫莱温什么基的，酸酸甜甜地浪漫着哩。当年杨建虎的死，真没意思，没油没盐的，像学生碗里的汤面。

    本次鬼扬土事件发生后，甄书记和我父亲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先后做了重要讲话，甄书记讲话的要点是：我们是学校，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场所，谁也不应该相信所谓的鬼扬土现象，那土，必然是风刮进来的，是自然现象嘛。

    我父亲讲话的要点是，封建迷信万万信不得，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谁要是真的见过鬼，我敢从崖畔上垂直跳下去……

    作为学校的党政一把手，我父亲和甄书记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对路，用我们农村人的话，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比如在研究分配新房子的问题上，我父亲建议班子成员和教职员工一视同仁，住普通房，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作为待遇给教学一线的资深老教师或者从城里来的支教老师住。但是甄书记认为党政两个一把手在农村三尺讲台辛辛苦苦半辈子，搬进一号房子、二号房子合情合理，谁也不会有意见。当时我父亲说，您是书记，理所当然应该住一号房子。

    那你就住二号房子吧。甄书记说，到时候咱一起乔迁。

    我住普通房就可以了。父亲说，二号房子就让给老教师杨五金吧，他刚从民办转成公办，工资待遇低，老婆还在家务农，儿子在外打工。

    谁也没想到，甄书记还没乔迁呢，就惨遭鬼扬土。

    学校很快就接到了县教育局的通知，通知要求给支教老师提供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对支教老师的管理和本校教师一视同仁。我父亲一接到通知，就去甄书记的办公室通气。甄书记问，老隋，是男的还是女的？

    啥男的女的？我父亲说。

    城里来的支教老师啊。甄书记说。

    是……女的。父亲说。

    还是上面英明啊！甄书记说，我们九十里铺中学和中国体育界恰恰相反，阴衰阳盛的局面，该掰一掰了。

    支教人员赵媛媛很快就手持县教育局的介绍信到我们学校报了到，被安排进了一号房子。她来自县二中，据说还是什么学科的带头人。

    赵媛媛不仅名字时尚，学历也创我们学校之最：硕士研究生。她给高中代政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给初中各级补习英语。赵媛媛皮肤白皙，长得耐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夏天穿连衣裙，冬天穿羽绒服，成为我们九十里铺最靓丽的风景。她不仅给九十里铺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新气象、新思维和新方法，而且在一号房子一住就整整一年，很出色地完成了支教任务。在她住一号房子的日子里，全校师生恪守着一个城里人闻所未闻的惊天秘密：鬼扬土。

    蹊跷的是，谁也没见赵媛媛老师惊慌失措地从一号房子逃出来过，也没听说她半夜大呼小叫。去赵媛媛那里交作业的班长、学习委员们都说，一号房子被赵媛媛老师布置得很优雅，很温馨，很清爽，总归是很城里。据老师传，有那么几次，大概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吧，甄书记实在想进去关心一下赵媛媛老师。敲门，门开了，但是甄书记看到赵媛媛倩影的同时，也看到了黑糊糊的后窗口。

    甄书记请进！赵媛媛说，还做了个邀请的姿势。

    哦哦哦，不进了，不进了。甄书记说，别忘了晚上把炉子封好，一氧化碳厉害着哩。

    嘻嘻。赵媛媛老师笑了，说，这大夏天的，我没有生炉子啊。

    哈哈哈哈。甄书记爽朗地笑了，说，你看我你看我，开了半天支部会，糊涂了不是，晚上把纱窗关好，山里的蚊子没见过城里人的皮肤，图新鲜呢。

    赵媛媛老师返城的第二年，我父亲再次给县教育局打报告，恳请继续派援兵来支教，教育局领导欣然同意，并对我们学校对支教人员的关心、爱护、照顾提出了表扬。但是暑假过后，援兵并未到。父亲专程前往县教育局询问根由，领导无可奈何地说，真是奇了怪了，县三中的骨干老师刘军亮曾信誓旦旦要去你们那里的，上周突然来解释，他母亲年迈，儿子太小，家庭包袱太重，离不开，这哪像一名年轻党员的话呢！？隋校长你放心，支持农村教育是长远战略，人选，我们继续物色。

    后来我们才听说，美丽的赵媛媛老师在那个暑假意外遭遇了车祸。赵老师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九十里铺，念叨着初三班那位她曾资助过的有两次辍学史的邓寰宇、念叨着初一班那位已经进城当了保姆的靳国花，还说，如……如果有来生，还……还要去九十里铺……

    支教工作在我们九十里铺中学实际上彻底画上了句号。为了证明鬼扬土的事情是子虚乌有，我父亲不顾甄书记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劝阻，卷起铺盖儿，拎个枕头，一意孤行搬进了一号房子。他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大家都看我的吧。

    那一刻，场面悲壮得像是故事片里的战场，一号房子分明就是敌人的最后一个碉堡。我父亲腋下夹的、手里拎的哪是铺盖卷儿和枕头啊。父亲分明是浑身绑着手榴弹，抱着炸药包从战壕里一跃而起了。据说，那天学校的广播里恰好播放南斯拉夫老电影《桥》里的插曲《啊，朋友，再见！》，刚唱第一段：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那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敌人闯进我家乡……那一刻，甄书记和许多老师的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花。甄书记给父亲敬了一支烟，手抖个不停。像小老鼠一样在甄书记手里活蹦乱跳的，是打火机，捂不住，打不着。耳听着插曲就这样进入了尾声：……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儿。

    马阴阳也出面了，他说，我想起来了，当年，学校和公社的房子都破烂不堪，也没围墙，老右派上吊的那间屋子，好象不是在一号房子所在位置，应该在乡政府孙乡长办公室的那片地儿。

    言外之意，鬼扬土扬错地方了。不知从何时起，孙乡长的办公室变成了接待室。

    但是，所有的解释、证明在我们学校是那么的缺乏现实力量。之后的好多年，我父亲为了请城里的支教老师来，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连头发都跑白了，跑稀了，他的执着和渴望感动了县城里所有的优秀老师，却没有感动他们支教的决心。

    父亲终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用我们民间的话说，就是疯了。一位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怎么会疯呢？父亲的发疯，被人们理所当然地、合乎情理地再次和鬼扬土挂起钩来。年轻的新任校长到位后，二话没说，住普通房，绝不靠近一号房子半步。父亲在县精神病院治疗的期间，每天语无伦次，大讲特讲唯物主义。甄书记、新任校长以及教职工、学生代表前来看望的时候，父亲的第一句话不是陈述句而是疑问句：支教老师报到了没有？

    老隋你就不用惦记支教的事情了。甄书记说，一号房子简直就是个祸根，我们最近初步研究决定，把一号房子拆了，在原地建一个小花园。

    父亲当即表示反对，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早已无职无权只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说，如果拆一号房子，我和赵媛媛老师首先不会同意，我们一起从后窗扬土，我扬一把，她扬一把；她扬一把，我扬一把，不信？咱走着瞧！

    事到如今，大家倒不在乎父亲的嘴硬，在乎的是父亲的疯话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关于鬼扬土的事件，是不是父亲一手制造的呢？

    据说那天的甄书记哈哈哈地乐了，说，老隋我晓得你说的是疯话，我们怎能相信一个病人的话呢，我们宁可不信鬼扬土，也不能不相信你啊。

    父亲他老人家自从入住精神病院，就再也没有出来。一号房子最终没有拆掉，至今没住人，住进了破烂不堪的桌椅板凳，摞老高。它实际上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

    日积月累，杂物上就苫了一层厚厚的浮土。浮土发细，比干面儿土还细，白森森的。校工每次打扫，都要招呼几个不谙世事的新生进去。

                                       2009年12月5日于津沽

附录：秦岭乡村教师系列部分评论

1、《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4期《在身体与权力之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06pi.html

2、《秦岭论——乡村教师的背后》（《天津作家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97ew.html

3、《权力之下的生存》——《2008年中国优秀小说精选（评析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e5qf.html

4、《中国文化报》——《作家秦岭教育题材中的女性形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06ms.html

5、《用全新的视角体现原创——评秦岭的《不娶你娶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06mu.html

6、《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者——秦岭乡村小说印象》（《中国文化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07c5.html

7、《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秦岭小说的质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f302b010006mz.html

8、《新华文摘》（当下农村题材的新视野）

9、

        秦岭小说的“色”与“味”

                     邓  晖

    成熟的小说犹如色味俱全的佳肴，色美，则好看；味鲜，则好吃。如果说“色”是小说审美的外现，那么“味”则是从生活深井里逸散出来的气息。纵观作家秦岭近期的农村题材小说，这两个元素比其早期的小说更为充分。

    “色”、“味”相得益彰并非易事，而正确认识和理解两者在秦岭小说中的独特体现亦需要立体视角。有人把秦岭的中篇《父亲之死》（《小说月报》2008年第2期）归纳为农村新伦理小说或者权力亲情小说，我认为这是对“色”的表面读解，小说区别于同类题材的外在信息在于“因公殉职”的父亲似乎在全省上下的学习中得到了灵魂的重铸，然而此“色”恰恰决定了彼“味”，透过父亲之死，我们感受到的是官、民、亲人、医生人性的隐秘、良心的交锋和道德的游弋，更多深层面的东西，显然在考验读者的悟性。《本色》（《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评析版）对于“色”、“味”的处理则更具寓言意味。“色”的新意在于跳出了当下底层叙事中单纯展示苦难的单一模式，讲述了一个农村中学校长偷偷给乡联防队员的茶杯里吐痰的故事，但是，变“味”的茶香在小说中自然而然变成了乡村各阶层生活和人性的深刻五“味”，让我们品出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道德姿态和百姓的灵魂底线，可贵的，是丰富了我们对农村社会的立体认知。

    找“色”容易找“味”难，早已成为当下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通病，而“从秦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中国农民”（专家对秦岭“皇粮”系列的评价），根本上取决于秦岭小说的“味”。如果说他近期的小说有什么变化，我认为“味”比“色”更要浓郁一些，也就是说，添“味”甚于着“色”，这体现了秦岭更为务实的创作态度。短篇《硌牙的沙子》是一篇登上全国年度排行榜的小说，其“色”继续保持了作者早先乡村教师系列沉郁、幽默、柔韧的特点，而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硌牙”的“味” 已不仅一种感觉，更是一种刺痛了。在这里，人性彼此错位的教师、学生、农民以及权力执行者在情感、道义上都在试图抚平对方的伤疤，从骨子里维护着道德的底线，促成了我们在作者“发现”生活的基础上一再“发现”。《分娩》（《小说月报》2009年第9期）亦如此，所谓“色”似乎是用写实之法讲述一个农妇在火车上分娩的现实故事，故事本身并不新鲜，然而其“味”绝非仅仅来自于农妇分娩的羊水，而是经济危机背景冲击下，曾经的农民暴富者人性的反思、道德的考量和良心的复位。当下，整个社会尚在沉受经济危机之害，而秦岭的目光直逼陷入物欲社会泥淖的农民暴富者，考察他们失去财富后回归精神传统的心路，作家的敏感、敏锐以及对变革时代的敏捷反应，让我们置之其中，品之其“味”，回味悠长。

    农村题材怎么写？写什么？一度是文坛争论的焦点，秦岭显然很清醒这一点。他的长篇近作《皇粮钟》被陈建功、从维熙等方家认为“揭示了中国农民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和永难割舍的历史印记”，就在于秦岭心里装着“食客”，他明白“色”、“味”对一位大厨意味着什么。

                     秦 岭

    啪地一声。啪地又一声。

    这响彻在二十年前村学空气中的声音，是用手中的教鞭抽打在我们四年级的同学甄文强后脖子上发出来的。教鞭是用一米长的竹棍做的，甄文强的脖子是用肉做的。甄文强的肉和我们的肉不一样。甄文强的肉白，我们的肉黑。甄文强是城里娃，我们是乡里娃。我们都习惯了挨老师的教鞭，但是教鞭抽打在这个城里娃后脖子上的声音，好像比抽在我们脖子上要清脆、凄厉、嘹亮得多。因为是复式教学班，三、四、五年级都挤在同一间教室里，所以吓着的不仅是四年级的同学，全校多半同学都吓着了。十一岁儿童甄文强站在土坯垒起来的课桌前，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少年犯。

    红蜈蚣。对了！甄文强脖子上凸现的伤痕，青紫中浮泛着潮红的血丝，真的很像两只虎视眈眈、相向对峙的红蜈蚣。谁不晓得蜈蚣，见了，女同学非得喊妈妈。

    事由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知青教师返城后我们村学的第一节音乐课上。当时，民办教师曹尚德——我的父亲正给同学们教电影《怒潮》里的插曲《送别》。山里人盼电影胜过光棍儿盼媳妇，但电影插曲却总能曲里拐弯地传到山里。尽管是城里人吃过的剩饭，味道照样诱人。我父亲教歌曲当然不如知青顺手，顺嘴，顺眼，但力气还是卖足了的。唱到高调子，父亲的头顶仿佛有吊绳牵引似的，干瘦的身子自上而下被抻直了，脖子显得又细又长；脑袋像是从面团里撕扯起来的一个干枣；唱到低调子，头顶仿佛压了一顶石磨，身子骨像过了火的老菠菜叶子，打卷了，扭曲了，只看见暴涨的眼珠子，溜溜儿的，悬！上下眼皮再松一松，说不定就掉下来，让鸡啄了去。

    曹老师唱歌咋像驴叫呢。我听见旁边一位三年级的同学悄声说，是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那种驴叫。

    我当然晓得驮着麦捆子上坡的驴是啥叫法，那是拼了命的叫。

    等下课了，我非得把三年级这个狗日的揍一顿不可，我暗暗发誓。他居然敢骂我的父亲。平心而论，我这个当儿子的，也觉得父亲干这行实在有些丢我的人。那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威风凛凛的班长。

    父亲继续忘乎所以地领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同学们也跟着唱：……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俊镖望君还……

    就坐在第一排的甄文强没唱，很意外地哑了声。他不但哑了声，而且突然举起了右手。他的小手白白的，像刚出土的白萝卜。

    甄文强同学在我们班上举手提问是出了名的，他真的和我们乡里娃不一样，除了爱干净，皮肤白，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书包里发现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饼干、水果糖和彩色玻璃球，听说了好多电影的名字。从他这里，我们就懂得了一个人生在城里和生在乡下的区别。他之所以爱举手，当然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搞明白。那时我们的语文、算术、音乐、美术等课目都是知青教师担任，只有体育课、劳动课由土著的民办教师担任。知青教师们似乎特别喜欢这个甄文强，并经常以此引导我们说，希望大家在课堂上，都像甄文强那样举手。

    这是甄文强第二次在我父亲的课堂上举手。

    甄文强同学，你有啥事儿？我父亲说。

    曹老师，您教错了。甄文强礼貌地站了起来，蛮有把握地说，不是我持俊镖望君还，应该是我持梭镖望君还，俊镖应该是梭镖。

    甄文强说完，就期待着父亲的定论。甄文强是否在期待一次表扬我不清楚，反正他就那么站着，他在等待父亲允许他坐下。

    我的民办教师父亲当场愣住了，他并没有发令让甄文强坐下。

    那时候我们曹家埂子的知青大部分已经返城，知青返城对于我们那里的农民来说不亚于一个重大事件。咋能想到呢？知识青年到农村来，说得好好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是要扎根一辈子的，是信誓旦旦到我们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来的。咋像一阵风，刮过了，就没了。最让乡亲们措手不及的是，代课的知青像刑满释放的冤家一样走得理直气壮，走得义无反顾，把农民下一代的娃娃们生生地哄下了，给村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反正城里人都占理儿，有理儿来，就有理儿走。学生娃算啥？谁让生在广阔天地呢。

    在大队当记工员的我父亲只好硬着头皮鸭子上架了。父亲在我们曹家埂子的中年农民里算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只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经常把发展的发写成万岁的岁，要让他把全村人的名字都写全，难了！你可以想象他当记工员有多尴尬。这次请他出山为人师表是大队研究决定了的。大队书记说，过去，我们曹家埂子没有小学，学生娃都在十几里外的牛家窑小学就和。知识青年来了，我们借势办起了小学；知识青年撂摊子走了，咱不能泄气，咱不能让学校黄了……

    于是大队的支部会成了对知识青年的声讨会。

    村支书一声叹息，唉！我们当农民的，又上当了。

    我刚才说过，甄文强是在我父亲的课堂上第二次举手，既然是第二次，我有必要顺便交代一下第一次。第一次发生在我父亲赴任后不久，那是父亲的语文课。父亲朗读到一个叫啥湖湾的海上地名时，停了下来。这样的停顿来得突然，来的莫名其妙，同学们紧张地盯着讲台上的父亲。父亲说，大家咋这样看我呢？以为我不会念是不是？我难道连啥湖湾都不晓得吗？那我考考大家，同学们，谁晓得这个字咋读？叫啥湖湾？甄文强就举了手，说，叫澎湖湾。父亲当场表示回答对了，说，看看看，只有甄文强同学回答对了，大家应该向甄文强同学学习。澎湖湾这个地方啊，在宝岛台湾，你们长大后都当兵去，给我把它解放了。

    而这次，甄文强从音乐课上主动杀出来，有点像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记得当时父亲站在讲台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上嘴皮和下嘴皮像拧麻花一样扭结了一会儿，说，谁告诉你叫俊镖？

    我叔叔教过我的。甄文强说，我在城里的电影院还看过一部电影，叫《枫树湾》。插曲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歌词里有句梭镖亮堂堂，农友来武装。这个梭镖的梭和那个梭镖的梭是同一个字儿，我印象很深。

    我父亲说，你不要在这里说你们城里啥的，我问你的是，谁告诉你叫俊镖？

    这会儿，甄文强一定听清了，父亲问的是谁告诉他叫俊镖，也就是说，父亲唱对了，是小学生甄文强错了，是甄文强把梭和俊混淆了。

    我当时脑袋一下就大了，说真的，我们四年级还没有学过梭镖的梭这个字儿，连我这个当班长的也对梭和俊两个字儿的区别缺乏直观的印象。我真的听到父亲教我们的是俊镖，而甄文强斗胆向父亲提出挑战的是梭镖。父亲的质问显然让事情掉了个个儿，使问题从根本上急转直下。但是，十岁的我仅仅属于十岁的思维，我怎能怀疑自己的父亲呢？我首先怀疑的是自己的耳朵。那个年代，我们的耳朵往往是最值得怀疑的，因此我宁可相信，是我的听力从甄文强开始举手那阵就出了问题。就像假如听信知识青年是来扎根的，不如把耳朵剁了喂狗。

    甄文强似乎还在为自己寻找辩解的机会，但底气明显不足，他说，我叔叔教……教……

    甄文强说的他叔叔，就是我们曹家埂子唯一还没返城的老知青甄逸夫。据说甄逸夫的爷爷生活在狗日的美国，给资本主义干事，属于阶级关系上说不清楚的那种。甄文强的父亲在工厂理所当然属于被监视的对象，为了儿子甄文强不被同学欺负，他父亲就委托弟弟——甄文强的叔叔领他跑到我们穷山僻壤来了。甄逸夫在我们村非但没有上讲台的命，而且被发配到了背运队。所谓背运队，就是从几十里外的山下集镇里给生产队背运各种农用物资，或者把生产队的产品背运到山外。这需要体力，客观上也是最炼红心的地方。

    甄文强。父亲断喝一声，你给我起立！

    其实甄文强从举手开始，就第一时间离开座位站着了。听到父亲的断喝，他赶紧挺胸、抬头、收腹、提肛，呈标准的立正状。

    我父亲手中的教鞭，就是在这时抽过去的，带着呼啸和愤怒。

    你个狗崽子。父亲说，我让你瞧不起我们农民，你回城里去啊你。

    那个时候，各村教师体罚学生就像吃风放屁一样正常，学生挨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长们疼在心里，却笑在脸上，表面上对教师感恩不尽。你一定不晓得，父亲打了甄文强，全村人是多么的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下午课间活动的时候，甄文强拉住我，说，班长，咱去茅坑后面说个话。

    我料定他不会报复我，论打架，他决不是我们山里娃的对手。我一声令下，大家会把他包了饺子，那才叫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为了他的彩色玻璃球、饼干和电影故事，我还是跟去了。我以为他要为梭镖还是俊镖的问题和我争长弄短。我判断错了，他引出的话题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你是班长，而且还是曹老师的后人，我只想问你，曹老师凭啥说我瞧不起农民呢？我是因为在城里受欺负才跟着叔叔跑到曹家埂子来的。我和知青叔叔阿姨们不一样，我宁可不吃饼干，不看电影，也想一辈子当个农村娃。

    当天晚上，从山外背运化肥回村的甄逸夫就到我家来了。我当时很紧张，担心这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知青和我的半文盲父亲就梭镖和俊镖的问题争吵起来。但我却听见甄逸夫诚恳地说，太感谢曹老师了，你打得真是好！

    不用客气，客气啥呀。我父亲说，教育娃娃是我们当老师的职责，这一打，他就长记心了。

    是是是，是的。甄逸夫说，俗话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除在外嘛。这一打，我侄子今后就不会把梭镖唱成俊镖了。

    是啊！你说你家文强同学，我一个当过兵的人，怎能不晓得梭镖呢，他非得说要唱成俊镖。

    我这侄子人没长大，少年糊涂。甄逸夫说，他将来当一次兵，就晓得梭镖了。

    哈哈。我父亲乐了，说，将来？部队早就没梭镖了，都半自动了。

    甄逸夫和我父亲的共识，再次强有力地证明甄文强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好在，这个高中文化的甄逸夫不折不扣地在我父亲面前低了头。这样，我和同学们一样恨起甄文强来了，并对他挨我父亲的教鞭有些幸灾乐祸。

    第二天，甄文强没来上学，师生们都以为是在家养脖子呢。后来才晓得是躲在前坡的崖畔后面练歌呢。是一个放羊的大爷告诉学校的。大爷说，羊儿正在坡上吃草呢，风中传来歌声，是一个小娃娃在唱。我们偷偷摸到崖畔后边一看，果然是甄文强，他反复唱那一句。时而是我持俊镖望君还，时而又是我持梭镖望君还。

    这狗日的，看来打还没挨够，又是梭镖又是俊镖的，神经！

    第三天甄文强还是没有来学校，我父亲让我们去崖畔后面把他拽回来，但是我们找遍了那里所有的沟沟坎坎，埂埂洼洼，愣是没有找到甄文强。后来才听说，甄文强脖子发炎了，在知青点养着。当晚，我父亲就让我妈煮了两个鸡蛋，领着我专门去已经很萧条的知青点看望了甄文强。那晚的甄文强，脖子上套着一圈白色的绷带，像一只生病的羔羊，从绷带里散发出一种酸而苦的中药味儿。甄文强泪汪汪地对我父亲说，曹老师，您是对的，是我错了。我把梭镖当成俊镖了。

    说到这里，甄文强不忘为自己的错误深挖根源，说，我固执地把梭当成俊，是因为看过解放军叔叔刘英俊的故事，就记住了一个俊字儿。

    我父亲大度地说，错了，改了就好，改了就好哇，改了，就是好学生。

    甄文强却再也没来学校，倒不是害怕再挨教鞭，而是撞上了命运的大转折。他爷爷的海外关系突然吃香起来，叔叔的返城政策也落实了，理所当然地领着甄文强同学返回了他们的城市。甄文强从此杳无音讯。大概在我辍学的第五年，才听说甄文强被他爷爷接到美国接受教育。再后来，我在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有次路过一家最大的剧院，见宣传栏的海报上正展示一个叫甄文强的旅美歌唱家，看那眉眼，那身段，那气质，分明就是长大了的甄文强。当天的晚报上也有关于著名歌唱家甄文强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返城后读中学的点点滴滴，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琐琐碎碎，唯独没有提在我们曹家埂子上学的情况，也就是说，他茁壮成长的履历中少了乡村那一块。

    那年春节，我们民工们费尽九牛二虎的气力从老板那里讨回了一年的血汗钱，这才有了回家过年的本钱。这是我离乡背井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我把在省城的见闻告诉父亲，父亲说，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晓得嘛。

    我这才晓得，父亲的民办教师身份已经不存在，刚刚转正成了公办教师。甄文强在国内巡回演出的日子里，许多记者爬山涉水到曹家埂子采访过我的父亲。我看到了父亲收集的报纸，有省报，市报，也有县报，报上均有对父亲的报道，标题也五花八门，比如《山村教师曹尚德两教鞭抽出一个歌唱家》，再比如《高徒放歌华盛顿，恩师山乡守清贫》……父亲的全部意义，就是对一名著名歌唱家的启蒙。

    我还知道了父亲的另一个身份：县政协委员。

    父亲已不仅仅是一名国家正式教师，是人士。

    村长自豪地说，你爸爸用过的那根教鞭——就是抽过如今的著名歌唱家的那根，被陈列在县博物馆透明的玻璃专柜里，供人参观。你爸爸如今用的教鞭有十几根，是家长们用上等的竹子做的，比那根结实、漂亮多了。

    父亲插了一句，结实漂亮有啥用，上边有精神，不能对学生来武的。

    过完年，村口来了几辆高级小轿车，车里下来了几位很体面的人。全村人都以为是甄文强在各级官员的陪同下看望父亲来了呢，这样的理解并非异想天开，大凡成功人士，多有探望启蒙老师的情怀，那种感恩的探望很风雅的。

    车里果然下来了许多领导同志，有县里的，有乡上的，还有我们从电视上见到的著名企业家，唯独没有见到曹家埂子人热切盼望中的男一号甄文强。

    贵宾们告诉我父亲，县里为了实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工程，全面提升我们县的知名度，多次诚邀甄文强莅临我们这里演出，但发出的邀请函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这次大家来曹家埂子，一来为了看望新当选的政协委员，二来委托我父亲出面邀请甄文强，以满足全县几十万人民的良好愿望。

    父亲断然回绝。县里的领导和蔼地问，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没有理由。父亲一边剧烈咳嗽，一边说。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由山村教师的职业病——哮喘滋生的癌细胞，已经在我父亲的肺里安营扎寨，蠢蠢欲动。

    甄文强最终来我们县演出，恰恰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迎接甄文强的到来，县里拨专款把我父亲的坟茔修葺一新，碑文简明扼要：曹尚德（1946-1999），男，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县政协委员，旅美著名歌唱家甄文强的启蒙恩师。

    甄文强在我们这里的演出大获成功。唯一的缺憾正如老百姓感慨的，假如，曹尚德老先生在世，能亲眼看到这样的演出，死也瞑目了。甄文强在我家祖坟里吊唁我父亲的那天，人山人海。甄文强给我父亲鞠躬的时候，相隔着很厚的一层黄土。

    那次演出，甄文强没有要一分钱的出场费，只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把县博物馆陈列的那根教鞭带走。

    你如果现在去我们县的博物馆参观，玻璃专柜里的那根教鞭，已不是真的。

                                 2009年11月30日于津沽书房

                   马阴阳出山

                       秦岭

    我告诉你，马阴阳这次是否执意出山，准是我们马家堡子方圆百里人家心中难以敲定的谜。有趣的是他出山不是从山里到山外，而是从城里到乡下，具体说，就是从兰州城回到老家马家堡子。他能出山吗他？

    来人一见马阴阳，就近乎哀求，马爷，你再不铁心回去一趟，桂花她妈非得急死不可。桂花已经没了，她妈假如再没了，全村人的年咋过？！我说的是全村。

    来人说这话的时候，马阴阳吸掉了第二十支陇原牌高档香烟。香烟二十支正好一盒，也就是说，从马阴阳开门迎客算起，整整一盒香烟化整为零，化零为无。客厅显得庄重、古朴而典雅。繁华大都市的喧嚣和热闹丝毫影响不到高档别墅区高贵的气息和宁静。马阴阳坐在具有明清风格的雕花红木沙发上，左手上镶着银边儿的樱木拐杖，在不经意的摇曳中炫示着奢华的光亮。此刻，右手因为香烟的空缺而有些无所事事。马阴阳朝客厅一角看电视的保姆提醒了一下：他范姨。同时做了一个优雅的勾手。那表情，那神态，俨然一个晚清时代的贵族绅士。

    保姆显然早就习惯了这种召唤，把目光从电视画面里拽出来，起身，碎步，到马阴阳面前，弓腰，问，马爷有啥吩咐的？

    没啥，香烟没了。

    明明需要吸烟，马阴阳只说：没了。

    保姆熟练地打开一个古色古香的橱柜，从一条香烟里取出一盒。马阴阳确认不是儿子常吸的外国烟而是老家的陇原牌时，打开，给来人，自己也叼上了。保姆和来人几乎同时在第一时间打着了打火机，两团小而亮的火苗像庙里的烛火一样在佛龛前献媚地舞蹈。

    马爷撇开保姆，把身子倾向来人这边。

    来人给他点火的形式和内容，似乎让马爷很满意。马爷说，你小子，是第一次给我点烟吧。

    马爷您就别挖苦我了。来人闹了个大红脸，说，以前在村里对您抬举不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彻底低头不行吗我？

    关于我们马家堡子的一枝花马桂花，马阴阳不是不晓得。六年前马阴阳还在马家堡子的时候，马桂花和廖家寨的残疾人廖姚明正在搞时尚恋爱。为此，桂花妈至少找了他四次，非得让他算算桂花和姚明有没有尘缘。马阴阳当着桂花妈的面点燃香蜡，算了一卦。卦象显示：无缘。

    这个结果，之前早就有人告诉马阴阳了。谁？恰恰是廖姚明。二十三岁的廖姚明早就拄着拐棍翻山越岭来马家堡子拜过他。廖姚明像日本鬼子一样摸黑进的马家堡子，怕的是碰着马桂花。廖姚明告诉马阴阳，马爷，您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一定要给我做主，千万别让马桂花嫁给我。我这破身子一不能赶骡子，二不能打工，半个死人了，这辈子有多半截儿扎进坟堆儿了，不能害了桂花。

    一句话，旋风一样把坐在土炕上的马阴阳六十岁的身子骨掀了起来。马阴阳溜下炕，勾了鞋子，转身去了茅坑。茅坑是自由王国，廖姚明不会晓得马爷去茅坑的真正目的一不是撒尿，二不是拉屎，而是为了老泪纵横。

    因了这个占卜结果，惹得马桂花隔墙把马阴阳骂了一通，言辞很有时代性和进步色彩，所谓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你个老不死的还拿封建迷信骗人；人家都是越老越明白，你到这份年龄还用卑劣手段干涉婚姻自由；如今是靠本事吃饭的市场社会，你还利用鬼把戏挣黑钱，还……

    廖姚明长得威猛高挑，上初中时叫廖蛮蛮，是打篮球的材料，曾代表学校篮球队屡屡夺得全县农村中学篮球联赛冠军。因为对篮球明星姚明的崇拜，上高中时就改名廖姚明。有次利用暑假在采石场打工时被山顶的落石砸断了三根肋骨，就辍学回家了。谁愿意嫁给一个残疾人呢？偏偏高中同学马桂花就嫁了。这些年，村里的姑娘们外出打工，工打到哪里就嫁到那里，正月里回娘家，往往捎带个发达地区的女婿来，不是山东话，就是湖北话；不是广东话，就是四川话，窘得村里的光棍们过年如坐监。唯独马桂花是另类。马桂花结婚时，县报记者专程前往廖家寨采访了夫妻俩，报纸上的题目叫《山村女子马桂花冲破阻力勇嫁残疾人》……

    漂在兰州的老乡告诉我，桂花是上的吊，她连结束自己都没有给姚明惹麻烦，她先是在集镇上的裁缝店取回给姚明和两个孩子赶做的过冬衣服，专门给姚明挑选了一根瓷实的柞木拐棍，给全家包了一顿饺子，留话回娘家马家堡子一趟，事实上一出村，就成了断线的风筝，飘进了廖家的祖坟里，直溜溜地把自己挂在了乱坟边的柏树桠子上。她用的是一条废旧了的麻绳，刚好能担负起累成瘦麻杆儿一样的身子。绳子在脖子上打的是死结。去过现场的人说，那天刚好立冬，风硬，像鞭子抽，哗哗作响的柏树林子像是山呼海啸。风像是嘲笑她，和她逗乐。桂花连同绳子在风中转着磨儿，顺时针转一圈儿，又逆时针转一圈儿；逆时针转一圈儿，又顺时针转一圈儿。绳子的死结处，纤维都磨绽了花儿，发出吱吱的断裂声。幸亏马桂花从过门到挂起被日子消磨掉了三十多斤，否则那绳子早断了。

    桂花妈如今是啥情况？马阴阳问来人。

    桂花妈不吃不喝五天了。来人说，你马爷再不回村作法，我看咱马家堡子的世事，悬！

作法？这话是你说的吗？马阴阳说，你个当村长的，你就不怕我破坏你们的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马家堡子的乡亲都传哩，说是马阴阳如今能过上城里上等人的日子，除了祖上的阴德，还与祖传的阴阳行当有关。马阴阳一生继承祖业，走村串户看风水、作法事、驱恶鬼、迎喜神，把个方圆百里的人间、鬼域、神界侍奉得井井有条，安然和谐，这种大恩大德在马发有这辈，就有了好报应。

    每逢乡亲如此这般的议论，马阴阳啥话都不说。这是他作为阴阳的惯常态度，儿子从外出打工干起，后来当包工头，再后来开办公司，一步步咋混的，心里有多少苦水，路上遭遇多少坎坷，从没对他说过。越是不说，马阴阳就晓得儿子的一切来之不易。穷惯了的马阴阳绝对不是糊涂人，他晓得儿子是兰州市的政协委员，有头脸，有身价，有姿态，当父亲的决不能给儿子脸上抹黑。他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生活，庄稼人和城里人一样是爹妈生的，庄稼人咋了？难道就该永世比城里人低人一等？我马阴阳如今进城了，我不但要适应儿子营造的这种生活，而且还要活得更好，穿衣戴帽待人接物那都是小事，关键是要有个姿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环境里过日子，他骨子里有一万个不习惯。比如，在儿子邀约的商界人士聚餐中，他于情于理都该扮演中间“上座”位置角色，而骨子里永远都难以摆那个谱。再比如，儿子最反感的是他有捡吃洒在桌上饭菜的习惯，他改了几次，却始终改变不了……他潜意识里很清醒，无论怎样调整心态，也无法符合儿子的要求。省城到处都是现代文明的样子，儿子接触的都是衣冠楚楚的人。为了儿子，他必须隐藏作为阴阳的身份。

    好在儿子儿媳都住在公司，每周才接他到酒楼聚一次。

    村长马连锁正是瞅这个空档窜进别墅区的，当然是我这个当保安的偷偷带的路，这事假如让马发有撞上，或者说马发有了解到村长是有备而来，免不了一番暴跳如雷。和我一样，马连锁在兰州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的活路都是马发有帮的忙。受人滴水恩，却要拆台，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理儿。

    那天，马连锁从马阴阳的口气里听出了拒绝的意思，就说，马爷，我代表组织来请您，您难道不给面子吗？

    其实马家堡子方圆百里的乡亲，都晓得马阴阳被儿子接到兰州后，就很少掺和阴阳的行当了。这些年乡下闹干旱，闹地荒，闹抢劫，闹婚外恋，弄得鸡犬不宁。村里人几百里路上十几次请他出山，基本上都婉言谢绝了。

    所谓基本上，说明马阴阳不是完全没有出过山。那次是村里人写了血书来请他，他只好出山了。给马阴阳递血书的是我们马家堡子村的一帮民工，民工代表马灯组对马阴阳行了跪拜礼，说，咱村如今接二连三出事情，看来非得您出山不行。马爷您一句话，村里至少稳当一年半载。如今的世事，求天，求地，不如求您了。

    马阴阳临走，我从保安室亲眼看到他和儿子在别墅门口吵架的情景。

    所谓接二连三的事情，有些比较陌生新鲜，有些类似于悲剧的重演。最具代表性的有这么一件。这件事几乎和桂花家的事情没有什么关联，但最终还得和马阴阳发生关系。是这样，村民马世宽的小女儿——我初中时暗恋过的女同学马莉莉在广东当坐台小姐时，不提防出事了。据村里人调侃，和十六岁的马莉莉在床上黏糊的是一位六十岁光景的胖子，胖子一定甜蜜得浑身的细胞都在歌唱了。马莉莉起初以为对方是位老板，老板的下半身像亏损企业一样不景气，但她不得不形式主义地进行着服务程序。老板被抖弄舒服了，就有些忘乎所以，说出了实事求是的话，小同志不错！小同志真是不错啊！

    我们的马莉莉同学马上反应过来了，紧贴她这个群众的是报纸上被称作公仆的人。既然明白了，就只能更精心更细致，让公仆感受到群众的好。

    哗啦一声，门突然被一股无比正义的扫黄打非的力量撞开。公仆有经验，从后门溜之大吉，被司机接走，撇下她被理直气壮的警察叔叔强行抓着头发，面对新闻记者的摄像头录相，并在当地的电视台曝了光。当年的贫困三好生马莉莉同学缴完人生最大的一笔罚单后，把剩下的积蓄寄回马家堡子。眼一闭，跳了珠江。诺大的江面上只是扑通一声，一如投进了一粒小石头。荡开的涟漪，闪了几闪，弱了，没了，谁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

    说到这里，你该明白我为啥举这个例子了吧，才几年功夫，我们马家堡子的两个漂亮女子——马莉莉和马桂花就干净利索地走了。她俩的离世有个惊人的相似点，那就是都不曾留下遗书，对于离世的理由或者答案，似乎都懒于给世人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说离世是笔账，那么，这笔帐都认。

    活着的人咋认这笔帐？马莉莉之死弄得马世宽哭不出声来，想去广东讨个说法吧，一来没钱，二来嫌丢人。好在女儿的尸骨最终没有打捞上来，如果真的打捞上来了，是否去认领运回，恐怕全村没有一个人帮忙干这种事。当年全村人迎接儿子——马莉莉的哥哥马担担的骨灰进村，那是因为火线入党的马担担是老山前线的烈士，女儿算什么呢？

    当年马担担的骨灰被县武装部、乡政府的领导亲自护送魂归故里的时候，马世宽一滴泪都没有轻弹，英雄儿子的父亲就得有英雄儿子父亲的样子，不用学的，电影里都演多少遍了。那是全村最隆重的一次葬礼。当武装部的同志把一顶绿色的军帽端端正正地扣在骨灰盒上的一刹那，马世宽真切地感受到了五角星明丽而温暖的光亮。那份光亮，像有志青年马担担乌亮的眼睛。

    据说，经过一年来的春播、夏收、秋耕，马世宽终于熬不过了，备了香蜡纸钱，趁一个黑夜摸进了马阴阳的家，一进门就哭得天昏地暗，说，马爷，儿子没了，我耕种碾打连个帮手都没有了，你说说，我儿子他……枪子儿咋就偏偏钻他的身子呢？烦劳马爷到那边问问。

    马阴阳赶紧示意刚刚拾柴归来的儿子马发有回避。马发有和马担担同岁，生龙活虎的大活人马发有在场只能让马世宽的心事发酵得一塌糊涂。我们马家堡子人不是不晓得，马世宽其实是个最不信牛鬼蛇神的人，村里人齐刷刷跪在崖畔上祈雨，唯独他不跪；村里人抢着抬二龙王的塑像去社戏，唯独他退避三舍；村里集资盖山神庙，唯独他不掏钱……他从来没有信过马阴阳，他曾理直气壮地说过，信，就信马连锁，信村委会。

    那天，马阴阳超然地看着窗外的天空和大地，仿佛忽略了马世宽的存在，这是马阴阳特有的眼神。这眼神让所有前来寻卜问卦的庄稼人感到一种空灵的可怕和敬畏。马阴阳点燃了马世宽带来的香蜡纸钱，双手合十，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仿佛进入阴森森的冥界他国……少顷，马阴阳睁开双眼，说，我问过阎王了，而且还查了生死簿。

    那边……是咋说的？马世宽冷汗直流。

    马阴阳先是吱吱吱地吸了一气水烟，说，生死簿上写得分明，你儿子在阳间的寿命，就十九岁。马阴阳着重强调了四个字：他够寿了。

    哦哦哦。马世宽喃喃自语，够寿了。

    但马世宽还是将信将疑地试探，马爷，您晓得我平时对您不敬，我倒是真的希望，您刚才真的去了冥界。假如冥界真的给我儿在阳间安排了十九岁，我的心就彻底踏实了，咱不怪天，不怪地，不怪祖坟，咱谁也不怪。

    马阴阳不紧不慢地说，有些事，你不必信；有些事，必须信。有些事，不信比信好；有些事，信比不信好。

    那，我是信好呢还是不信好呢？马世宽一头雾水。

    我不愿意搭你这个话茬儿。马阴阳说，我只问你，你儿子既然够寿了，你是希望他死在战场上好呢，还是打工时被矿上的瓦斯炸死好？还是耕地时被犟骡子踢死好？还是拾柴时被野猪拱死好？还是……

    马爷你快别说了。马世宽似乎茅塞顿开。够寿这两个字是真理，让一切浓得化不开的心不甘变得轻灵清淡，让所有的心灵死结从根子上绽开，让所有的谜底找到了合情合理的答案：原来如此。它更像一剂良药，吃了，一切都想得很开，像是把心窗打开，把阳光迎来。

    而女儿的死，太难听。马世宽再也没有勇气央求马阴阳去冥界追根问底，只是他的精神堤坝彻底塌垮了。来兰州打工的人说，马世宽用女儿卖身子换来的钱，把烈士的坟茔修葺一新，准备离家出走，四处流浪……

    民工马灯组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我的，乡亲们连血书都写了，我能够给他们做的，就是偷偷指认马爷家的门。马阴阳那次出山，也不晓得在马世宽家做了什么法事。反正第二天，本来卷起铺盖要离乡背井流浪的马世宽，终于把铺盖重新铺到了炕上。铺的是被褥，同时铺平的，还有全村人对马世宽的担心。

    我说了一大堆，光顾了说马阴阳为马担担、马莉莉兄妹俩出山的事，好像离马桂花家的事不搭界，我晓得，燃眉之急是马阴阳是否为桂花家的事情出山，说穿了是否给组织上一个面子。

    在马阴阳尚未为桂花家的事出山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截至目前记忆最深的是村长马连锁离开别墅区前留给我的一句话，他说，你小子真不错，等将来村里能留住人了，外出的姑娘们回来了，娶媳妇的事，我帮你。

    这是典型的官腔，我如果把这话当个话，还算新世纪的青年保安吗我。

    送走村长，我呆在保安室望眼欲穿地盯着马爷家的别墅，希望他能像上次一样和马发有炒一架，然后在这里消失，在马家堡子现身。

    我这个破保安真有些急了，昨晚梦回故乡，梦见了马桂花和村长马连锁。马连锁法袍加身变成了阴阳，新阴阳马连锁作法事的样子很逗，逗得我直乐。

    你傻小子还乐啊你。马桂花说，就你小子会搅和阳间的事情，我在这边等我们一家都等急了。

    桂花姐你人都没了，还嘴硬！我说。

    马桂花反唇相讥，却是用逗我的方式撞击我的软肋，她说，莉莉妹子在这边找到了称心工作，最近又涨工资了。你个破保安，如果真爱她，就来！

    惊醒的时候，已过子夜。隔窗望去，别墅区唯独马阴阳的卧室窗口亮着灯，如一只没有瞳仁的眼睛。

                              2009年11月26日于津沽书房

地点：北京。北方工业大学

主题：文学与批评（研讨）

发表：上海《文学报》2009年12月24日“自由谈”

     文学批评：无“根”岂能叶“茂”

                     秦 岭

    根深方能叶茂，此理无须证明。即便是无土栽培，根不能没有。

    而我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够玄乎，无“根”照样可以叶“茂”，而且森森然葳蕤一片，似乎随便插下几根筷子，即可林海听涛。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要热闹几倍十几倍，“热闹”衍生出的“著名评论家”比“著名作家”要多得多。放眼各级社科院、高等院校、体制内的作协、各级文学院、博士点等机构，专业的、非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乱花迷眼，著书立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何等的枝繁叶茂，花团锦簇。要说我国是泱泱文学大国，恐怕谁也没这个底气；要说是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大国，准有人自拍胸脯：然也！

    说来有趣，早先悉心读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沈从文的《论技巧》，颇为解渴。再看当下今人的万千评论，除了名词、概念的翻新、仿制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理论的移花接木，真正具有“根”意味的理论批评难觅芳踪。要说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理论成果，那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需要，那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文学批评没有理由无休止地赖在洋妈妈的怀里，始终停留在哺乳期，早该学会直立行走，长大成人，用自己的思维、学说、观点构建原创批评理论，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自己，从而完成由借“种”育“苗”到自我培育、繁殖的过程。事实恰恰相反，当下的批评照样涛声依旧。去年我在鲁院上学时，某著名高校的某著名文学批评家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要论对拉美文学的研究，我们远远走在他们本土理论家的前面；要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有完善的西方理论体系。”真可谓东施效颦不知羞，数典忘祖以为荣。几十年了，尖端科技都更新几茬了，文学批评仍未断奶，好在洋妈妈奶无绝期，否则岂不活活饿死于襁褓，遗弃于荒郊。

    在我看来，批评家本是理论武装了的读者而已。因为没有自己的“根”，批评家和作家的二元对立必成死局。作家休想通过文学批评反照到自身创作的模样。关于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我想理论家比我要明白，我只想说，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文学侧重于“关注现实”的当下，批评家植“根”何处比批评本身尤为重要。首要的一点，文学批评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吸收能力早已成熟的前提下，必须立足本土，树立自信，投身对“根”的培育实践，变“人家说”为“我要说”，扭转从基因上直接嫁接、移植、生吞活剥的难堪局面，注重技巧、思想、精神的“相亲”；其次，批评家要围绕源远流长的民族审美、欣赏习惯，重铸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标准，重新确认中国式的审美之“根”。当年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也有一个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文学批评更是如此，如果离开民族性和文化链对当代文学品头论足，必然是头痛医脚；再次，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物质时代，批评家万勿呆在文学的象牙塔而忽视了通过对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国情、民情的研究及时给“根”提供养料，否则只能把文学逼到纯艺术、纯技巧的悬崖，随时有可能坠入深渊；第四，批评家还应该修炼真正的人文情怀之“根”，否则所谓批评的立场、原则、纪律、良心、操守就会付之东流，使“伪话语”占领话语高地。有个现象很有趣，花里胡哨的作品能被批评家吹上天获这个奖那个奖，而真正的明珠也许从来就没有被发现过。恶劣的引领，只能让批评和文学一起在泥淖里化为腐朽。第五，批评家的思想之“根”应该比作家更“根深蒂固”，否则会混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可悲的是，现实中，相当一些批评家把理论武装混同于思想武装，岂不知理论武装易，思想武装难。真正的作家其实是靠思想来写作的，批评家的思想如果没有足够的抵达，那样的批评比张牙舞爪更为可怕，比“跳大神”更找乐。

    植“根”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燃眉之急是有效梳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赏析之间的交叉和迥异，切记无原则地把所有“理论人”纳入文学评价、评判机制。应该先正本，后清源；先保墒，再植“根”，如此这般，才能使批评与文学贴近自己的土壤，实现真正的根深叶茂。

    连庄稼汉都晓得，所有的收成，必须从庄稼的“根”做起。

               平遥：一夜浩歌月如霜

                         段守新

    此番来平遥，在我已是第二次。三年前我携妻子游晋，曾在此足足住有两天。屐痕所至，那些繁华街市，商铺饭馆，乃至寻常巷陌，莫不细细踏勘。因为在我看来，旅游正如品茶，充裕之时间，闲适之心境，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得以享旅游之乐，不足以言旅游之趣。时下流行的旅游方式，是找一家旅行社全面代理食宿、车马和观光，方便固然方便，省心固然省心，却太过敷衍潦草，僵硬刻板。事后除了一堆似是而非的印象，乱七八糟的相片，如赶场如救火的仓促匆忙，实在毫无所得。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这哪里是在旅游，倒更像是“拉练”。平素工作生活已过于沉闷辛苦，无须再劳其筋骨。

    正以此故，当同行文友尾随着那半通不通的导游（她对平遥文史的解说有诸多妙论，留待另文细谈），匆促奔走于各个景点时，我倒落得个清闲，───同时，也不免无聊，只得在秋风萧瑟的大街上抽烟消遣。心想：此次平遥之行，大概是一次单纯的重复，此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意义了。我当时哪里知道，接下来会有一个美好如斯的夜晚，将在我日后的记忆里灿然绽放。

    天渐渐地黑下来。我们下榻的宾馆，是一家东西向的旧式大宅第。有三进院落，南北各有二排厢房。各房间仿北方民居式样，均不设床，而是一盘大火炕。酒足饭饱，洗漱已毕，众人又都聚到秦岭兄的房间，纷纷脱鞋上炕，男女错杂而坐。有香烟热茶，冷则以棉被覆腿脚。藏策兄戏称之为“知青开大会”。原来的意思，是大家凑在一起谈谈文学。但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家或创作或研究，整日弄这些，已非常烦了。此次出来，应该寻点别的乐趣。更何况就是谈文学，各人有各人的观念和立场，谈起来也未必谈得拢，还不如索性找些大家都有感触的东西分享。想来想去，我提议大家唱唱歌，唱唱那些在岁月的流逝里为我们所始终不能忘怀的老歌。因为正是在那些老歌中，镌刻着一个人最深最浓的成长记忆和情感体验。我的这一提议被大家欣然采纳。于是，研讨会转而开成了“青歌会”。这里面，秦岭兄、藏策兄，南北萍女士，都是60年代生人。而我与卫东、立飞、林霆、春生五人，则出生于70年代。别看彼此年龄相差不足十岁，一唱起来才真真发现，两代人的记忆鸿沟已在渐次分裂拉大。秦岭兄与南北萍女士唱五六十年的歌如《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人说山西好风光》、《缅桂花开十里香》，其熟如流，其醇如酒。臧策兄唱“就是好，就是好”等文革歌曲，则颇有恶谑的味道，令人喷饭。而对我们这些70年代人来说，最熟悉的歌已倏忽转成《童年》、《光阴的故事》、《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妈妈的吻》、《牧羊曲》、《枉凝眉》……然而，不管是熟悉不熟悉，会唱不会唱，只要有一二人挑头主唱，其他人亦必悠然随声附和。于是歌声始终如春水款款，一叠推着一叠，无有或歇。直至唱到《酒干倘卖无》，众人竟然不谋而合地齐声放歌，掀起一个最高潮：

                 ……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

    我不知道别人在此时此刻感触如何，我只知道自己的心已变得如此柔弱、湿润和轻灵。我有一种忍不住想流泪的冲动。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的脸，我在想：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顶着一只硬硬的壳，壳里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或苦恼、或欢乐、或得意、或失意。而所有这些苦恼欢乐得意失意，又都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或享受着，中间毫无沟通的可能，甚至毫无沟通的愿望。因为，这是一个绝对个人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获得“个人”这个概念和意识的同时，也获得了坚硬的孤独。而现在，这歌声，也只有这歌声，却成了一种超形式、一种元语言、一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把我们的心从狭小的个人世界里放出来（哪怕只是一瞬），温温暖暖地拢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兄弟姊妹一样地拢在一起。歌之伟力，大矣哉！

    放歌的这些人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陇人秦岭，一个粗粗的西北大汉，却有一条地地道道的金亮嗓子。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唱，是在去年的一次宴会上。那时他唱的大概是《花儿》一类西北民歌，甫一开腔，对音乐愚钝如我者，竟也感觉恍如皇天厚土之间，有一条银线向瓦蓝澄澄的高空直抛上去，渐行渐远，至于无穷，忽而却又千回百转，流动如云如水。当时惊为天籁。这一晚，歌总唱了有上百首吧，而他几乎是从头唱到尾，唱得脸面光彩流溢如粉桃夭夭，唱得我们如痴如醉如昏如睡欲罢不能。一个作家能写出好小说，在我看来毫不足为奇，因为这实在是分内之事；一个作家在写出好小说的同时，又能凭其他作为另出人一头地（据说秦岭不只唱得一嗓子好歌，唱秦腔、吹笛子，样样也都有板有眼），却让我暗地里艳羡并且嫉妒得要死要活。天公偏袒一至于斯么，竟把如此多的本事都给了他了？

    这一晚，大概也搅扰了不少旅客的清梦。这是需要抱歉的。但换一个角度想，虽然是少了一些睡眠，却有如此多而美妙的歌声凭空入耳，不也是一种更好的补偿？旅游之趣，不也正在比庸常日子多一些意外的乐事么？而为平遥之夜划上一个精彩的句号的，则是我与秦岭的一场豪赌，赌的是中学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写晋祠的文章，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已经记不清这场赌到底伊于胡底，至今宛若历历在目者，却是当时两人那种摩拳擦掌睚眦欲裂不争个网破鱼死光天化日誓不罢休的劲头。秦岭坚持那作者是梁衡，而我认定是吴伯箫。随着争执吆喝声越来越高，赌注也越下越大。大家看我们两人都是一副言之凿凿成竹在胸的神气，不管如何拉拢鼓吹，竟都取作壁上观的态度，拒绝这一战局扩大化。并且，为避免我们俩儿不致因这一场赌而倾家荡产，商量的结果，是把赌注设定为由输者次日买水果以飨大家。

    我心内窃喜不止，以为秦岭必输无疑。我与人打赌，目前尚没有败北的记录。这与我的性格较拘谨慎重，殊少冒险精神有关。我赌博如胜算不在九成以上，断不贸然设局下注。这一点，尤为家人所熟知。春节期间，兄弟几人每每闭门打牌作乐，以消永昼长夜。开牌之前，我若猛加赌注，与我联盟的一方即使手中无硬货，亦拼死跟从，因他深知我必有胜券在握。而敌对一方，则往往见机摊牌投降了事，这样便可少输不少。（如此玩牌，如此性格，稳则稳矣，却也少了许多意外之喜）这次赌战，我的一张王牌就是，三年前游晋祠之时，为熟悉文史掌故，我还专门重温吴伯箫文选。时间所隔不远，我哪能遽然记错？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春生兄发短信托远人上网查询的结果很快传来，却是───梁衡！我的头立马“轰”地一炸，觉得这世间真有太多至奇至怪匪夷所思之事。不免面如土色，嗒然若丧。但是，更富戏剧性的事情却仍在后面。第二天我黎明即起，打电话让妻子速查吴伯箫文选。她的答复则是，吴伯箫同样写有纪游晋祠的文章，题目为《难老泉》。也就是说，中学语文课本里，其实先后有两篇文章都写到晋祠。秦岭兄所能记得的是一篇，而我所能记得的是另一篇。昨晚我没有赢，今晨我又没有输。这世界真如牌局棋局奇诡莫测。鄙俗如我者囿于其中，实在微末如草芥，眼小如豆丁，而又总不免自高自大自恋，以自己眼中所见、掌中所握、心中所有，为唯一、为完全、为真确，到头来却不过是盲人摸象，自欺欺人。思想至此，往常傲慢自得之意顿如灰飞烟灭，而对冥冥漠漠中之至高至大至无垠无穷者，敬畏谦逊之心悚然而生。

    三年前平遥之游，独乐乐也；三年后平遥之游，众乐也乐。那夜平遥正值秋末冬初，窗外寒风催动秃枝，呜呜作响。天地瑟缩，月高城小。而屋内诸友好，歌则如春意融融，陶然物我两忘。赌则如夏日炎炎，白热化到你死我活。歌中有情，赌中见趣。可谓风雅并，情趣兼。至今，每每中宵伏案工作，身心俱疲之际，忽然想起这些，嘴角总还不自禁地流出一弯笑来。

                                             2009年11月17日

另：编者附平遥古城印象

地点：南开大学人文学院

         把文学的“人”请回来（发言提纲）

                  秦 岭

    在我看来，创作不是聊以自慰的日记，而是要面对时代和历史，根本上是对读者的心灵覆盖。那些清高到所谓文学属于“小众”的谬论，实质上就像将中国文学卡壳在国界线怪罪于“翻译”一样，寻找美丽的遮羞布。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作者和读者对“人”的共同认知。文学因为认知而生命无限。

    因为沉疴加身太久，中国文学的基本模样已经不伦不类。如今再来继续这些争论，简直悲哀到了滑稽、有趣的地步。从百年前的“五四”一直到新时期关于“人”的屡屡被“发现”早已冲破了许多理论藩篱，而今的燃眉之急，不是热炒剩饭，而是规规矩矩正本清源，还创作以健康的生态：一是注重“人”的民族性和文化链，遏止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原则的割裂、疏远和分离，衔接“人”与本土的精神关联，使本该一脉相承的文学与文化“认亲”；二是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借鉴外国文学的经验，扭转从基因上直接嫁接、移植、生吞活剥的难堪局面，注重技巧、思想、精神的“相亲”，改变文学“人”的生活谱系疑似遗传自国外“人”的窘状；三是围绕源远流长的民族审美、欣赏习惯，重铸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标准，给“人”以生活、心灵、精神的承载，重新确认中国式的“审美”根基。

    如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的创作离“人”的客观生存、生活形态以及“人”的面目、质地越来越远的问题，把“人”请回来，给生活，给读者，给世界。

                          秦  岭

    谁知道我要说哪里的滨海？哪里的新区？假如不提天津的话。

    难道真的“生孩容易取名字难”？有中国近代史血统和中国经济第三极名分的直辖市天津好不容易超期怀胎，分娩了一个还算如花似玉的滨海新区，并被国家纳入十一五战略规划。这是天津之大幸，可叹的是爹妈却不会给婴儿取名字，活生生演绎了一出算不上正宗的津门相声。

    什么叫滨海新区？顾名思义，就是毗邻大海开辟的新的区域。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数十万里的海疆有多少新规划的区域，大概以千计都不算少。至少光中国南部沿海传统习惯上称作滨海的地方就有十多个。如果说天津滨海新区之命名，在近两年天津沿渤海湾地区重力加速度的发展背景下来不及遍查地理文献和新华字典，只能像新婚夫妇随大流给孩子取作“小狗狗”“小咪咪”一样委于临时、屈于无奈，倒可谅解，好歹有三分半的亲昵揉杂在里边。权当天津人背靠不大也不小的渤海湾，超然一把，算嘛呀！稀里糊涂那是咱不在乎。你理不理无所谓，只要“狗不理”那咱这样是爷们。不是到处到有经济区、开发区、新区吗？不管你浦东的地理意义是否与黄浦江有关，不管你珠海的地理意义是否与珠江同源。反正全世界的海都在咱天津，咱就叫滨海，你还能咋得？太平洋大西洋算什么，他们的滨海都不算滨海，算嘛？充其量算个泉！

    11月9日，新华社一条电讯轰动世界：国务院批复了天津市报送的《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新的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将坐落在新港街道新港二号路。

    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可谓振奋人心。调整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区划，是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推动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部署，对于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重要意义。功莫大焉！势莫壮焉！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老百姓比习惯了凡俗的天津人更渴望改革与发展。我要说的是，从此，“小狗狗”“小咪咪”就不再是小名或者昵称，而是丫鬟变娘娘载入正策。连小学生都知道，新区的“新”是一个形容词，它是针对“旧”而言的，这个词是时代最偏爱的宠儿，却是历史最厌倦的弃儿。新是瞬间，是一刹那，而旧是永恒，是历史。世界上没有持久的新，只有永远的旧。过十年、百年或者千年，天津相声难免出现以《路遇》为题的段子。好，两人见面了，问：“去哪？”。

    答：“新区。”

    还新啊？我们这辈“古人”扰乱了后人的思维和判断不说，生生地把汉语言中的一个形容词概念化了。真正的古人也没给咱这代人留下如此荒诞的地名障碍。

    咱这代人有谁经历过这样的路遇？问：“去哪？”

    “先去新西安，然后去新开封，再去新太原，最后去新新疆，再最后去新新新新新新新……疆。”

    又问：“去哪？”

    “去滨海。”

    “操！有你妈这样笼统说话的吗？英国的滨海呢美国的滨海呢俄国的滨海呢巴西的滨海呢越南的滨海呢，还是广东的滨海呢广西的滨海呢福建的滨海呢浙江的滨海呢山东的滨海呢辽宁的滨海呢？”

    罢了罢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古人，才不会蠢到刷弄后人。

    地名是历史、地域和文化的多重体现，漠视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很难排除命名者的审美是否发生了癌变。

    不是缺少相关的官员和专家，各地都有专门研究给区域命名的管理机构，何况还有个冠冕堂皇、明媒正娶的显赫行政机构，名曰：地名办。记得国家有关部门在《地名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地名命名应反映本市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征，并体现出城市规划。第六条第四款规定，有随意性、临时性，未经地名主管部门确认的非标准名称，应予以废除。第五款规定，已为群众接受，并被广泛使用，可改可不改地名，一般不予更名。

    最显眼、也是最基本的一款是：地名不能重复。而天津滨海新区命名的重复性幽默到家了，近乎步人后尘，近乎拾人牙慧，近乎忘乎所以，近乎自恋猥琐，近乎无所顾忌，近乎我行我素，近乎“会当渤海湾，一览众海小”。

　　大凡办法和规定，它首先脱胎于论据，来源于论证，你不得不服。

　　取名字难道还要比怀胎和阵痛难吗？何况还有诸如“地名命名应反映本市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特征”这样的重要指导性文字。

　　照我说来，既然是历史性的区划调整和命名，就应该为历史严肃负责，为未来明确交代。此刻的所谓新区，不妨淡化时代痕迹太重的“开发区”概念、避开“新”的修辞属性、撇掉原有的汉沽、大港两区而独树塘沽的意义。也就是说，直接冠名“天津塘沽经济区”，就已经很历史、很地理、很经济、很文化了。各位看官如果不懂在下这种取舍，那好，劝您从学生做起，第一课就是温习塘沽这个名字在天津、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意义。

    “天津塘沽经济区”。对此行政区划名，假如仅仅是我个人并非高明的创意，我真不知道何处觅知音了。呜呼！

　　这样的话题已让我感到无聊，多此一举纯粹出于对天津的百般热爱、千般怜惜和万般多情。诸君不妨回味一下咱天津上千个区街、社区、道路的命名，为数不少的以战争为主题的命名如果说表达了前三代天津人翻身做主人的解放情结，业已足够。要命的是解放都60年了，前不久东北角广场拓宽，冠名曰解放广场；货场大街拓宽，冠名曰胜利路，眼下天津直达塘沽的轻轨二期即将竣工，是否命名为长征路或者五星路或者先烈路或者英雄路或者冲锋路或者……硝烟分明尚未散尽，似乎是正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呢，不提防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请自到了。

　　好像是扯远了，就近驻笔。如果不是报刊邀约，本市民无意多言。

　                     2009年11月11日应报刊邀约而草，不为发表，权当自慰

            

           我说山西好风光

              ——山西采风笔记

                      秦  岭

    《人说山西好风光》呢，何况我。儿时就晓得那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里不仅“白发的婆婆挺起腰板像十七八”；那里还“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

    如一根弦，琵琶上的那根，牵，比弹还有力，白发的婆婆和小村，被这根弦一牵，一挂，牵扯起一幅清新的水墨画，挂在诗意的中央。

    喜欢琵琶，山西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自从1996年改变了我的地缘坐标，山西恰恰就在故乡甘肃与家乡天津之间。多少次乘坐火车、飞机从山西的臂弯里溜出溜进，却无缘在太行吕梁的怀抱里感受汾河水呀哗啦啦。2006年我参与主创的一部影片在太行山区拍摄，因事未能随剧组前往。2008年终于有了一次驱车三千里西行的机会，是陪护一位我尊敬的有着天水情结的沉疴人了却夙愿，那次从石家庄入太原，沿黄河直下，经临汾，过运城，出潼关，大半个山西都过了，心情和窗外却湮没在连绵苦雨中……俱往矣！而今这是10月30日的山西，落脚处，和山西接通了地气。山西给我们文学界的10人采风团给足了面子，琵琶犹抱，笑靥如花：乔家大院、平遥古城、晋祠、太原、五台山……

    真个好风光！我只能用这五个字来形容山西人文和自然的绝妙景致。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三晋大地的艺术家和作品实在太多，我只好在情感的呼吸和步履的丈量中呼应艺术家们的经典描述。明知一次次频闪的灵感不断激发着表达和倾吐的欲望，每每冒出的三言两语，却发现前辈的经典文字似成堡垒，超越谈何易，新颖堪旧梦，除非笔从神来。只好零星记录一些旅途俗事，并从中找得平时难得寻觅的真味和真趣。

    10月31日晚是住在平遥古城的。三星级的仿古客栈和土炕，于我尚属第一次。是夜8位才男俊女盘腿打坐炕上，中有炕桌，香茶瓜子。臧兄戏言这是典型的“知青生活”，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儿时的乡村，在座的各位年轻教授，俨然村哥村姑。文学的研讨推到了极致，放松就有了游戏的色彩。有趣的要算齐声哼歌子，大都是影视插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马路天使》、《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始，既而五十年代的《柳堡的故事》、《芦笙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六十年代的《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青松岭》，七十年代的《决裂》、《甜蜜的事业》、《泪痕》，八十年代的《知音》、《搭错车》、《少林寺》、《人生》……也怪，到了九十年代，乱花迷眼的影视作品中，插曲仿佛集体蒸发了，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可唱的，就把文革歌曲和港台歌曲交替起来哼，于是，一会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一会儿是邓丽君和苏芮；一会儿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一会儿是张学友、童安格……不是非得罗列，似乎在罗列一种风马牛不相及，或者罗嗦一种无意义的罗列。其实是罗列心情和心绪，古城、客栈和土炕难得让我们把岁月如此有序或无序地罗列开来，重要的是品味岁月，100多首曲目只是一种记忆的承载。也不在于唱和哼，在于土炕上热乎乎的温度，在于岁月和记忆的翻新和梳理，在于一个异乡之夜的厚实和丰富，在于童年才有的哄堂大笑，还有啊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或者身在何处。我们更在乎现在，此刻，窗外，我们共同听到了山西悠扬动人的晨钟暮鼓。

    第二天是晋祠。对我而言，造访晋祠犹如合拍，合20多年前初中课文中梁衡先生的《晋祠》，此作当年是要求背诵了的，这次前往，我的寻觅有了执拗的导向。不仅是寻觅，还在于发现。本是首次，却有一种重温的感觉。

    都说五台山很神，这是山西的另一种风光。神到什么程度？尽可猜想，比如法度，比如灵验等等。风光一旦外在和内在合一，就有了仙气。

    照旧是从秦腔戏里最早闻说五台山，大概是80年代初，多次通过敬爱的外祖父在《五台会兄》（全本《金沙滩》中的折子戏）中扮演的杨五郎，感知到了五台山忽远忽近的神秘形态。唱词大意是：“……杨五郎五台山上为和尚，三关口镇守的杨六郎……要问我的名和姓，我本是出家的杨五郎。”

    车到五台山下，想到的第一人，就是外祖父。他老人家唱了一辈子的杨五郎，却没来过五台山。我在心里说，爷，此刻，你曾一度牵挂的外孙在五台山。我在这里烧了一炷香，大脑里却混沌一片，一时无法理清心界所愿。

    五台山有五座主峰。东台望海峰可看云海日出，南台锦绣峰的花的海洋，西台挂月峰可赏明月娇色，北台叶门峰可览群山层叠，中台翠岩峰可见巨石如星。南北穿流的清水河，哺育着沿崖万物生灵。这里是佛教文殊菩萨的道场，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这里古建成群、文物荟萃、珍品云集，是中国古建、雕塑、绘画的艺术宝库。我等行色匆匆，不能一一企及，拜过导游指引的诸佛，我带着一种拗拗的不甘、或者说不情愿，目光一丝丝地被牵扯着，与五台山惜别。

    怎能甘心呢？我没能拜谒五郎庙！导游遥指积雪覆盖处，那里有一片庙宇名曰楼观谷，五郎庙就在山坡上。这是一种意味，意味着我还会来，近期，或者将来。

    也巧！在由五龙五殿和文殊殿组成的万佛阁，正在上演晋剧《杨门女将》，我在这里久久驻足，不仅仅是戏台上杨五郎的母亲佘太君和杨五郎的侄儿媳穆桂英牵引了我童年的戏曲情结，也不仅仅设身处地第一次欣赏晋剧。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信息居然瞬间像礼花一样在我眼前绽放。数月前由我担任文学顾问的山西省文化厅晋剧项目《麦穗儿黄了》曾在三晋大地获得全国特等奖，这是一部反映皇粮国税的剧目，改编自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无独有偶，在显通寺，南女士提醒我：“秦岭，你看！”

    惊回首，原来是清政府赐给五台山的免粮碑和免税碑。

    在这里，所有的无独有偶，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写了多年有关种地纳粮的小说，却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免粮碑和免税牌。我的山西之行是否靠近了某个谜底？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何来，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三天前，《皇粮钟》的电视剧、电影项目刚刚在天津拍板……

    要说的是，我们登五台山可谓一曲三折，先一晚中巴已经抵达山下，忽降鹅毛大雪，山上不断传来因冰雪阻隔而导致车祸的种种坏消息。恰此时，我们的车偏偏就瘫痪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野山坡上。严格地说不是坏，是挂挡在四档，回不了挡，难以启动。两个小时过去了，司机仍然没有把车捣鼓好，倒是车把司机的耐心捣鼓没了。寒流剥夺着车内的人工暖气，男女们都无所顾忌地套上了棉衣裤。大家把希望寄托在110来救援。这是一种焦灼的等待，也奇，大家忽然看到了十五的月亮，五台山方向雪幕中的月亮，皎洁到了圣洁的地步。所有的浮躁顿时归于宁静、平静和安静。

    有人说：“大山里的月亮，真好！我们一起赏月吧！”

    银色的月光下，飞扬的雪花原来展示的是一种舞姿，一种高雅。

    是警车帮助我们返回到一个叫豆村的地方，翌日，伴随着和煦的晨光，我们转乘导游传来的另一辆中巴进山，洒下一路欢声笑语。无人埋怨昨夜的中巴，我们宁可理解它不是失职而是恪守某种天职，谁也不知道雪夜的纵深到底有多少的未知。我们必须相信已知，已知告诉我们第二天的日程才是最正确的，因为第二天明媚的阳光已知、轻柔的山风已知、清爽的空气已知、开阔的视野和祥和的气氛已知。已知给了我们温馨，也给了我们祥瑞。我们在已知中顺利拜访了五台山。

    从五台山赶回太原需四个多小时。在太原的鲁院同学玄武、李景瑞二位老兄早早在酒店迎候我们的到来。也巧，当年初进鲁院第一天，也是我们三人结伴步出鲁院校门，漫步在一条冠名朝阳的路上。

    9点多的火车，正好，离开山西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好梦，关于白发的婆婆，关于汾河的水哗啦啦。

                                                   2009年11月9日整理

    （乔家大院的小桥、流水、杨柳，还有桥上的十人景）

                         （平遥古城）

                       (山西民族舞)

                          （乔家大院）

                     (山西民歌《看秧歌》剧照)

                       （我最喜欢的山西民歌《看秧歌》）

                （我们下榻客栈门前的两个小孩子）

                  （山西晋剧）

                       （晋祠院中中的千年古柏）

                    （晋祠院内，九龙柱）

                      （五台山）

                           （五台山）

   （根据《皇粮钟》改编的山西晋剧《麦穗儿黄了》剧照）

                   （晋剧《麦穗儿黄了》剧照）

            寻找意味着美的广阔

                        秦  岭

    星罗棋布的都市，构成了同样星罗棋布的都市文化。

    当都市文化的追寻成为集体意识，必然意味着她文化富矿的深厚、不竭和审美层面的广阔无垠。

    创造这种文化的主体是人；动力是发展与进步。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城市与人以数据的外现堪与中国比肩，而雄踞渤海湾的天津，无疑让城市文化的大观园锦上添花。当美成为一枝独秀，文化就是一个令人憧憬的迷。

    天津的都市文化到底是嘛？谜底深不可测，寻找就不再简单。这些年，寻找文化成为津沽大地上一个崭新、执着而激进的精神景观：从城市管理经营者到文化界的专家，从生意场的巨贾到社区的老百姓乃至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要说关联，常态思维往往在天津600年“漕运”履历的光泽和中国近代史“浓缩景观”式的定格中流连忘返，要我说，这样的视野显然过于传统和窄瘪。天津都市文化的底片，早已被中国经济“第三极”的快门，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处强烈曝光了百次千次万次，发展正以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让天津的都市文化在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的翻新、重组、调整中激活、注入了更多审美元素，从而变得摇曳多姿。一如审美不可能静止，文化从来以强烈的运动形式显现着她的妩媚与灿烂。继承、否定、颠覆、诞生、涅磐因为孪生，所以一言难尽。

    聪明的天津人，不会被城南旧事的记忆湮没，他们在乎红酒和霓虹中的串串新梦。全球背景牵引的时尚与潮流，比历史的廉价赠与更具历史性，皆因为环渤海经济圈核心地带新的都市文化更具兼容性和开放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在创造中的，又是在赋闲中的；既是用来储存的，又是用来消费的。它必将让越来越多的天津人感受到作为一个都市人无限的快乐。

    历史拒绝喋喋不休，她是客观存在。真正的大天津文化早已箭穿时空，眼皮底下的一切创造，实际上是对未来都市文化的审美提供。当未来的都市人站在高科技的桥头堡为我们这个时代都市文化的形态叫好时，实际上，是这代人用现实文化衔接了历史文化，给了未来一个圆满的交代。

    美的广阔增加了寻找的难度，这恰恰是都市文化的魅力。

                                          2009年11月3日于津门

            (天津五大道原法国租界的小洋楼)

                 （天津塘沽外滩）

               （那个都市的夜晚和红酒）

      （位于新华路原法国租界地的小洋楼，我工作的地方）

       （天津河海上的万国桥，现解放桥）

           （原日本租界的小洋楼）

             （夜色，波光，还有呢哝）

             （喧嚣落定后，夜晚是期待的眼睛）

                初税亩与《皇粮钟》

                     王  彬

    鲁宣公十五年七月，古代的中国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一件是秦桓公攻打晋国，在辅氏被晋军打败，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被晋国的将军魏颗俘虏。这个事件是成语“衔草结环”的出典。

    再一件是晋侯攻占了狄人的土地，派遣赵同到洛阳，把俘获的狄人进献给周天子。但是，在进献的过程中，赵同的态度不是很恭敬。

    第三件是，在这月，鲁国开始根据田亩的数量征税。

    前两件，涉及战争、俘虏以及对周天子的态度。后一件则是著名的“初税亩”。

什么是初税亩？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初，是开始的意思；税亩，即根据土地的亩数征税。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开始。在此之前的西周时期，封建领主对农民采取劳役地租，也就是井田制的形式进行剥削。井田制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形态。《孟子·滕文公》中有一段经常被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援引的话：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其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一井为九百亩。九百亩等分九份，每份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为领主直接所有；其余的八百亩，称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称公田，也就是：“藉”，今天在的北京先农坛里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皇帝耕种的“藉”，也是采取公田的意思。在一块长方或者正方形的田地上，只要是归划出九等分，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为私田投入劳动之前，必需先为领主服务。八户农民同耕公田，为领主的土地提供劳役。两千多年以前的《诗经》中有这样四句诗：“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真实地表述了那时的农民心境。那时的一亩约等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亩，如果种粟的话，也就是谷子，脱壳后叫小米，亩产量大致是45斤。私田100亩则可收4500斤。公田100亩，除20亩用于房舍等用地外，尚有80亩用于耕作，可收粟3600斤。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的情况是公田的收获比私田要少很多。公田的收获与农民无关，他们怎末会像对自己的土地那样精心劳作呢。这样，进入春秋时期，封建领主逐渐废弃公田上的劳役，转而不分公田、私田，只向农民征收粮食，从“藉而不税”，转变为“税而不藉”，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都根据农民耕种的亩数，征集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余下的十分之九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这样既增加了封建领主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从封建领主向封建地主制度的过渡。

    初税亩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提供这样的粮食，农民称为皇粮。1949年以后由于政权性质的变化改叫公粮，但是农民仍然习惯性地称皇粮。如果哪位作家延揽了这样的题材，其笔触的锋芒必然伸向历史的腹地深处。

    天津作家秦岭创作的《皇粮钟》便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以皇粮为线索描述了一个西北的小山村秦家坝子的形形色色农民形象。中心人物是唐岁求。幼年时，唐岁求丧失了父母被秦长赢收养，与秦长赢的女儿秦穗子青梅竹马，依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两人应该是相爱、结婚、生子的。但是，生活往往不按正常的逻辑发展。麦收时节，唐岁求到别处的村庄做麦客，遇到了隋圆圆，将近分手的时候隋圆圆送给他一只蝴蝶荷包，塞进唐岁求的褡兜儿里。虽然隔着一层布仍能感觉到“丝丝的、美妙的凉，传给了皮肉，导入了骨髓。”唐岁求不愿意接受，他想起了秦穗儿，但是他不能拒绝隋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能照见空中掠过的画眉鸟”，这样的女人能拒绝吗？再往后，唐岁求到煤矿做工，因为解救遇难的矿工，而被砸伤瘸了腿，秦长赢对他迅速冷却，而每当想到秦穗儿，走神的时候，隋圆圆的影子便重叠上来，唐岁求对秦穗儿的感情逐渐疏远而最终分手。

    瘸了腿的唐岁求困顿万分。但是事情总有变化，一天，县里的粮站招收验粮员，唐岁求凭着好牙功顺利得到了这个岗位。这个身份的变化给唐岁求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一是全村的人请他吃饭，再是做了寡妇的秦穗儿与他重修旧好，唐岁求成了秦家坝子倍受尊敬的人物。之所以会是这样，就在于唐岁求是验粮员，是农民能否顺利上交公粮的一道闸口。符合粮站要求的麦子必须是颗粒饱满，干燥瓷实，麦粒抛入嘴里：“舌尖往大牙之间一顶，轻轻一磕碰，如果是‘嚓’地一声，嘎巴脆，面粉飞溅，那就有可能过关。”而瘪粒、潮湿的非但没有脆响，还有可能粘牙，是万万过不了关的。同样，秦家坝子的小麦是瘪瘪的瘦瘦的，也不可能过关。但是，别人的麦子可以不管，秦穗儿的，唐岁求则不能不管。为此，唐岁求借钱花高价买上等麦子，保障秦穗儿——其实已经不是秦穗儿的麦子，完成质检流进粮站的仓库。这就令人心痛。农民上交公粮原本是对国家做贡献，然而如果为了上交公粮，上交的不是自己土地上生长的麦子，而是花高价购买他人的麦子，这样的公粮，对农民而言，难道不是沉重万分的负轭吗？相对于我们在宣传画上见到的上交公粮的农民在眉梢上挂满喜悦的幸福形象，难道不应该令我们深思吗？多年以来，我们把上交公粮的经济问题等同于政治任务与农民觉悟，在一大二公的时代，上交公粮是集体行为，而在改革开发时代，上交公粮则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而且在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困扰农民、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样的公粮，难道不应该取缔？为此，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二00六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 这一年，距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恰好是2600年。如果说初税亩是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那么，“全部免征农业税” 则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且对中国农业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具有曾么说也不为过的巨大的推进意义。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上交了多少皇粮，从未有人计算，如果有哪一位细心的经济学家把它统计出来，公之于众，认真分析当会发现不少启人心智的东西。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当下的文学家则走到了前列，对皇粮的必然终结从农村男女的欢乐与苦难之中进行了具象而又精彩的解读，《皇粮钟》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我想就在于此。

作者简介：王彬，1982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偶写散文。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文学作品有散文《沉船集》。

                作为“他者”的秦岭

                       闫立飞  秦岭

    闫立飞（以下简称闫）：在天津文坛，你总给人以鲜明的“他者”角色凸现。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举办研讨会上，蒋子龙先生认为几年前你在天津的冒出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无独有偶，在2007年天津作协为你与龙一、武歆三人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你被称为天津文坛的“外来生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天津作为沿海大都市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与天津本土作家的异质性特点，作为“他者”，你在建构天津文坛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昭示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我的问题是，你的这种个性特征对你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在你的意识深处，它是否存在和你生活的环境有着认同上的矛盾。

    秦岭（以下简称秦）：如果说基因学也适合于分析地域特征的话，那么西部和渤海湾地区在经济、文化、常态生活上的区别必将永久存在。我在甘肃出生并生活了20多年，如今又在天津生活了10多年，今后的生活形态必将继续服从于天津的生活逻辑，而地域基因和故乡情结决定了我很难做到去“甘肃化”，这就使我的文学与我的生活一样呈现更多双重的、冲突的元素。文学恰恰需要这样的元素，因为它异样，不平静，客观上成全了我思考的热情、分析事物的视角和精神世界的拓伸。其实，蒋子龙先生本人也是来自河北沧州的“外来生物”，我和他在《文学界》杂志的一次对话中，恰恰也涉及类似问题，他说：“我的文学气脉中的理性、态势，可能得益于我所在天津的工厂。而性格和情感，或许更多地接受了家乡沧州的营养。”这样的诠释同样适合于我。生活在他乡写故乡，不可逆转的时空和现实距离首先让我在对生活的认识、感受上存在一些停顿、转折、回味乃至割裂和隔膜，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让我在海滨城市梳理高原生活脉络时常常感到疙疙瘩瘩。而文学的魅力恰恰需要这样的疙疙瘩瘩，疙瘩越大，重力越大，掉下来，就能自毁矛盾的堤坝，让文学泄洪，让诗意升华。矛盾的对立至此又被文学所统一。

    闫：尽管少年时代你曾做过文学的梦想，并小有成就，但走出校门后的十多年，你当过教师、做过领导身边的“大秘”，搞过经济、唯独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你从乡村到小城，从教育系统到党政机关，从西部高原的天水来到渤海湾的天津市，也是凭借着管理才能，而非你的文学创作，对于天津官场来说你是“他者”，对于文学界来说，你也是一个“他者”，因为直到你在而立之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实际上是以“他者”的身份闯入到这个圈子内的。这种双重的“他者”身份给你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后果。

    秦岭：我首先要排除一个文坛普遍存在的浅陋观点，那就是把官场误认为是常态生活的真空地带，似乎官场环境中的文人多习惯于附庸风雅。要我说，除了附庸风雅呢？当文人们一边怀抱屈原、王安石、欧阳修、曾国藩等千古官场文人作品为主体的古典文学范本，一边又对当今官场的文学视角嗤之以鼻时，这些自命清高的家伙恰恰陷入了一个认识盲区，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变革背景下没有任何环境比中国官场更能直接地、全面地、深透地、近距离地靠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纵深和形态，更何况，这是一个早已知识化、智能化的集体，政绩和浮夸并生，光明与腐朽共存，良知与世俗交融，坚守与迷失相伴，常态生活中极致的人性博弈和灵魂底板在这里尤为异彩纷呈。我在一些访谈中说过，作为一个情感上倾向于艺术而绝非附庸风雅的人，能在中国官场生活，是一笔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曾几何时，我的身份确曾有点小意思，在官场，我被叫做文人；在地方文坛，我被叫做官员，而现在，又变成官员、作家兼文艺工作者了，用您的话说，似乎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在我看来，“他者”的身份越多，就越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幻角色换位观察、分析、感受、解决艺术领域的问题。具体讲，角色决定了我能还算自如地在不同的生活圈子里找到适应点，无疑于用多棱镜看世界，世界就像一件挂在那里的时装，眼睛一眨巴，所有的原色、质地、形态、款式、图案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像某些作家那样非得进行所谓的深入生活，所谓的调查了解，所谓的所谓的所谓，在我这里行不通，答案很明朗了，如你所说我是“他者”。

    闫：官场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是什么动力使你离开熟悉的职业而冒险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危险性你是否有充分的认识。

    秦岭：创作类似于发明，没有自己的发现就会栽在文学墓场。发现便是我文学创作的原动力。10年前在天津某机关谋事时，闲暇时节受文艺理论界的牵引和鼓噪，硬着头皮阅读那些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惊讶地发现许多所谓关注现实的名作本质上离现实、离民族文化、离审美根基的核心很远，有些获奖作品与盲人摸象没什么区别，具体讲就是作家们对我们这样一个从权力到民主渐次过度的国家社会的形态模糊不清，根本谈不上有深刻的发现，从而在认识农村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和表面化。而我在这方面多年的思考，极容易转化成小说后在文坛广阔的空白地带和盐碱地上信马由缰，于是，我比较自信地以自己的方式跃马农村题材领域的旷野，果然，以《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烧水做饭的女人》等农村教师题材为主的“乡村教师” 系列、以《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为主的“皇粮” 系列很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初时，是把文学当机关“三产”来偷偷摸摸经营的，有点冒险，但危险性不大，后来干脆放开手脚“自负盈亏”了。我是个理性的人，官场增加了我脸皮的厚度，大不了，再返回官场夹着尾巴“干革命”。许多人认为我年纪轻轻的就干到县处级染指文学有些可惜，我不这样认为，不是说职级有何不好，而是我从艺术的发现中发现了另一个我自己，这种发现比官场的“进步”从外观到内涵都要更漂亮、更丰富、更诱人。我看重发现和呈现的快乐，而小说满足了我的愿望。

    闫：我知道，你创作的主方向是农村题材小说。但是，几年前你对官场形态和官场文化的深切体验和独到见解，曾使你的长篇小说《断裂》、中篇小说《难言之隐》等作品迥异于当下流行的官场文学，让人刮目相看；你对西部乡村教师生存状态与爱情生活的关注，使你的《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等作品在“开拓了我国农村教育文学描绘的领域”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鸣。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在主题、题材方面距离较远，但你却能熟练掌控，作为你进入文学界后的早期作品，它们除了给了你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外，在你的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秦岭：那些初试牛刀式的小说引起的关注，对我目前的创作的确是有意义的，比如，长篇小说《断裂》的畅销，使我发现了作家、专家、读者关注现实的交叉点，社会的，文学的，这恰恰是小说的意义。而《不娶你娶谁》等不同类型的教师系列题材小说发表后，转载率也比较高。据知，许多作家为了所谓的转型被弄得焦头烂额，而我却能从不同的题材领域跳来闪去，我很珍惜这一点，我发现我是可塑的、可改变的、可颠覆的、可再造的。当时北京一家出版社包定我写类似《断裂》的畅销书，版税优厚，一年签一部，我谢绝了。天津百花社的老总闻讯，朝我翘起大拇指：“这才是秦岭！我们和你签《皇粮钟》，放心！”因为我没有急功近利，乡村的驿站为我打开了所有的门，这使我至少明确了一个方向，广袤的现实农村和文学意义的农村期待着我、盼望着我、看重着我，那里有好多生活的矿藏需要我去涉猎、探险、开掘。近两年继《皇粮钟》、《硌牙的沙子》之后，我发现，在这一领域，我快马扬鞭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闫：从短篇小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到中篇小说《皇粮》，再到目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你的“皇粮”题材系列小说敏锐地捕捉到国家免征农业税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这一过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和《皇粮》分获全国首届和第二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后来又摘取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并分别被改编成影视、评剧和晋剧，而由中国作协、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皇粮钟》作品研讨会也于2009年5月在北京召开。可以说，“皇粮”系列小说不仅在你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意味着你创作上的一次转折，尤其是《皇粮种》的出版，使你的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把握住这个题材的，在“皇粮”中你想实现怎样的抱负，是否达到。

    秦岭：皇粮制度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长达2600年，并成为现实农村生活中最大的文学蛋糕。我很奇怪那么多作家竟然没人狠狠地咬它一口，或者说咬了，却没有咬够。我当然清醒把握这个题材的难度，我没有刻意地去写皇粮史，却又离不开史，我所有的皇粮题材小说，都有意把“史”掰碎了，在现实农民的常态生活中来体现，因为无论是现实的、百年前的、千年前的皇粮制度均是以种地纳粮为基本形式，内在的生活逻辑、生命感受和精神链条是一致的，我要做的，是如何让现实呈现来回应“史”、折射“史”，并以“史”来反观我们当下政治、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农村的境况和农民身上的国民性特征。当然，我还有更多的表达指向设伏其中，陈建功、蒋子龙、雷达、从维熙、崔道怡等众多文坛智者均做过分析，这里不一一罗列。尽管我的“皇粮”系列在文学、戏剧、话剧、影视等不同的艺术领域受到热评，我还是没有底气把笑意在脸上，由于客观和自身的局限，我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闫：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遭受城市侵蚀和被边缘化的同时，以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叙事也呈现出集体沦陷的态势，它们对中国的农村现状普遍呈现为一种盲视或失语状态。你的《皇粮钟》，却对乡土叙事的这种盲视和失语构成了有力的冲击，因为你是“站在崖畔看村庄”，在这个制高点上，你不仅看到了农村最为真实的一面，而且从乡村内部“找到了中国农民”。因此，《皇粮钟》不仅代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而且对改变当前乡土叙事的形态也构成了重要的意义，而你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他者”，你以“他者”的身份烛照出当前文坛的缺失与不足。然而你作为都市的寓居者，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与实惠的同时，你如何安置“崖畔”这个观察的制高点，并以何种态度看待和表现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处境，以及这一进程中农民的精神状态。《皇粮钟》是否仅是你表现这一过程的开始。

    秦岭：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足以让许多躲在都市象牙塔里写农村的写手们跌落尘埃，包括我在内。观察农村的制高点在哪里？要我说，除了步履和精神必须要抵达的现实农村，它还在中国乡村史里，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专家以及各门类艺术家的理论成果里。你知道，我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十多年，如今照样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充满浓厚的兴趣，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被那种改变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惊天动地的力量所迷恋。我认为，作家了解中国现实如果不从政治、历史开始，简直就是滑稽的，荒谬的，我的制高点也就在这里。近年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深层次的原因社科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良知的目光从社会表象上也能一目了然，比如同样的共和国公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在国际社会绝无仅有。长期以来，10亿农民其实是3亿城市居民眼中的另类或者下层，仅此一点，不用窥视，放眼可知农民精神是怎样的构成和颜色。我的《皇粮钟》涉及了这一层面，写农村，不是绕不过，而是现实农村本身就是问题的核心。

    闫：其实，你的“他者”姿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人们还在忍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创痛，精神还处于震惊的空白期时，还在用直白的诗歌语言发泄情绪时，你却以小说家的敏锐和识见，在“灾难题材的废墟”上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创作了“第一篇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事实上，当人们渐渐抚平地震的创伤，开始直面它所造成的影响时，灾难题材仍然是小说创作的废墟。唐山大地震如此，汶川地震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小说创作面对大地震仍是默默无言。在这种沉默之中，你虽然呐喊出第一声，但你的呐喊却被陷入这种沉默之中，最终也将消散于无形。所以，面对小说家的集体沉默，而你的呐喊注定没有回音和响应时，这种呐喊的意义何在，是否对呐喊行为进行过反思。

    秦岭：对这一现象，我早已不奇怪了。你一定发现了一个残酷得近似于有趣的现象，汶川地震过去一年多，别说小说鲜有介入，诗歌的喧嚣也早已退潮。中国艺术家们对于灾难和死亡的态度是多么的感性、潦草和可悲。《透明的废墟》是地震发生不久《小说月报》原创版向我约的稿子，当时我正在鲁院高研班上学，其他同学没人写，我就赤膊上阵了。某选刊在转载前突然摇摆不定，认为“《透明的废墟》是个烫手的山芋”，并在那些挂着教授、博士头衔的专家堆儿里展开了激烈争论，占上风的谬论居然是“地震小说没有可能，因为小说再成功，也不如记者的镜头和新闻报道来得有现场感。”这样的说法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的全国首届地震文学研讨会上，再次被几位赫赫有名的评论家重申，我在发言中当场进行了批驳，我说：“小说就是小说，凭借的是虚构和想象的力量，小说如果用来和镜头比现场感，是中国文坛的愚蠢和无知。”我还说，诸如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式的海难，早就被国外文学、影视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按国内专家的逻辑，作家们是否非得潜入海底找“现场感”呢？好在，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可悲的是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掌握在评论家手里，我说了也是白说。反思中国文学的症结对我来说早已不划算，也犯不着当这个医生。我只能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社会的低矮形象是自取其辱，是活该，是犯贱。说这些，并不是说我的灾难小说就多么没有缺点，这是另一个话题。

    闫：杨显惠先生撰文指出你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这也是你坚持独特的创作个性，以“他者”身份和姿态站立在当前文坛上的主要原因，你在“他者”的行为中找到了自我。当文学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和网络电子媒体的冲击时，你对保持自我的创作个性有何考虑。

    秦岭：这正是我日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的话题：作家的成功取决于脚下的路。老是跟着名家的屁股颠颠儿跑，还不被臭屁熏死？我的性格、尊严和能量习惯了独辟蹊径。儿时在偏远农村捡拾野鸡蛋时发现了一个经验，越是披荆斩棘向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挺进，得到的野鸡蛋越多。只要磨快了镰刀，下面走，上面割，就有底气藐视前面的难度。诚如你所言，物欲社会的作家极易迷失方向，就我而言，容易诱惑我的是小说被影视、戏剧界人士合盘捧来的高额版权费，好在我从来没有刻意过，人家看上了，一边交钱，一边交货，算是捎带着做一笔生意；看不上，也无所谓。小说是我最大的兴趣，我会捍卫我的兴趣，商业诱惑至今距离我的心灵比较远，更多的热情还在于把小说的路走远。正前方有魅力盼望着我，引力不变，我亦不变。

                                                       2009年10月18日

附：作者简介

闫立飞：青年评论家，天津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

                            秦  岭

    但愿我真的救了你，在那个七里海的早上。

    金秋十月的七里海，鱼壮蟹肥。芦苇荡里储满的诗情画意催发了文人墨客们在这著名的近海湿地采风垂钓的雅兴。那天我大约钓了30多只螃蟹，忘了在第几只时，奇迹降临了。——纯粹属于偶然，我把一只螃蟹抓在手里。此时，《小说月报》的邓芳女士手里恰恰拿着一支盛开的喇叭花儿，螃蟹顿时有了激烈反应，两只眼睛先是紧紧地盯着喇叭花儿，突然，两只前爪（下称手）迅速伸出，花儿就被夺过来，然后左右手交替着欣赏起来，生命的光彩，在黑黝黝的眼睛里流淌……

    才女编辑韩新枝赶紧拍照。百花社的靳社长说：“这只螃蟹未婚，是个大姑娘。”

    没见过，也没想到，螃蟹对于美丽的敏感和在意。

    品尝了那么多螃蟹的美味儿，今番注定也要在这里饱餐的。丰茂无边的芦苇荡把浪漫留给了我们，却是以螃蟹的生命为我们锦上添花。半小时以后，他们的身体将在野炊的芦苇荡深处化作屡屡青烟，成为我们肠胃里最美妙舒服的感觉和回味。啊啊，这只美丽的螃蟹姑娘，在生命的尽头，却义无反顾地对着一株人间的喇叭花儿，对着一种美丽，你是在表达什么啊你？

    我赶紧说：“放了她吧。”

    一甩手，螃蟹在七里海高远湛蓝的空中化作一道弧线，水塘中央“扑通”一声回应，涟漪荡漾开来，像一朵激动得有些颤栗的喇叭花儿，花瓣儿一层层的，一直蔓延到我的脚下。

    大家于是演绎了一个故事，也许吧，嘿嘿，下辈子，有个叫秦岭的书生携带干粮，臂夹纸伞，千里迢迢上京赶考，遇雨，只好破庙容身。夜来困饿交加，孤枕难眠。准有一妙龄女子拎着干粮前来，说不定还会红袖添香，秉烛夜读一番，其他美妙事情无论怎样想得，可以没上限。

    那妙龄女子，无须赘言，就是今日被我放生的螃蟹姑娘了。

    忽想起6月份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基地休假时，某天去南戴河游泳，也奇，只有我一人脚下总能踩到各种各样鲜活的贝类，不一会儿就捞上来了三个：一只海星，两只鸳鸯螺。从海里捞上来的宝贝儿，本要带走的。当时却有丝丝儿的柔软，风一样漫过心头，就决意送他们重返大海。听说要放生，在海滩上沙浴的《中国民族研究》主编吉先生赶紧朝海星、海螺举起了镜头，帮我，在人间定格了她们的美丽。

    感觉今番的螃蟹，就是当初的海星、或者是海螺吧。还没享受红袖添香呢，仿佛看到那个赶考的书生了，也不晓得是不是我。

                                               2009年10月15日

                  （螃蟹左手拿着鲜花儿）

                  （七里海的秋天，螃蟹的家园）

 （6月12日，我在南戴河海区捞上来又放生的海星和海螺，绿色的是海带）

                         骡   子

                            秦 岭

    连骡子都说话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骡子是畜生不是人，不是人那怎么会说话呢？

    讲述者隋保国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比我像真的听到骡子说话更要心悬一线。

    我只好笑了。我试图通过脸上缺斤少两的笑容来安抚自己，同时也安抚面前的隋保国同学。我岂能让他看出我脸上的表情早已被隐隐的惶恐和不安占领？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笑，此刻，煞有介事是多么重要。

    秦老师你说怪不怪？隋保国给我讲，听到骡子说话那天，我真的把奶奶看成是我爸爸了，奶奶抡起拐杖准备扑向光着身子的隋旭东叔叔和妈妈的时候，突然就变成我爸爸隋建华的样子了……

    风在秋夜里开始鸣叫，轻微的喧嚣从校园外边的槐树林子钻出来、从已经吐穗儿的玉米地里蔓延过来，在窗外执着地盘旋，少了一块玻璃的窗户纸发出“刷拉拉”的低吟。初二学生隋保国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黏在我寝室的椅子上，恐怖和不安从他民工一样的眼神和发抖的衣服里筛落一地，弥漫开来，空气顿时黏稠了，我感觉我的呼吸需要足够的力气。

    秦老师，麻烦您送我回学生宿舍吧。隋保国说，一出门，我会害怕的。

    探出屋外，夜毫不客气地吞噬了我们，在夜黑咕隆咚的胃里，我们是多么的经不起咀嚼。不少教职员工的宿舍还亮着灯，泛白的窗口把夜撕成了一排排硕大的窟窿，像暗夜的一个个胃穿孔。老师们在胃穿孔里备教案、批作业。其实有过半的学生都辍学了，无奈归无奈，丝毫不影响乡村教师的耐心和敬业。

    隋保国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说，秦老师，你听见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听见啊。我说。

    但是我听见了。隋保国说，听见我家那头骡子在叫。

    我没敢追问骡子在叫什么，或者说什么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基本的属性是人而不是金钱豹，都说金钱豹的胆子是最大的。

    漫天繁星。一弯孤单的月亮挂在黑黝黝的山顶。隋保国的神情和口气带着一种冰窖里才有的低温，而且还缺氧。我感觉到脊梁上有钢丝一样的冷气正从脊椎里一穿而过，又四散分开，身躯成了网在兜子里的冰坨。但我继续笑着，开导他，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你们隋家坪离镇中学二十多里地，你准是听错了。

    秦老师，我没听错，真的没听错。隋保国说，你难道还不相信你的学生吗？

    越来越多的闹鬼的话题，这些年像河滩上的荒草一样时髦地在校园里疯长。

    最典型的有这么一例。十五年前，初二二班有个来自董家崖的学生，他哥哥董承志南下打工时因抢劫、奸杀坐台小姐被判处了死刑，捕得快判得快，在大快人心的枪声中饮弹毙命。这个好面子的中学生不堪舆论压力就辍学了，无颜再步哥哥的后尘去繁华的南方城市，就北上另一个著名的繁华城市打工。这一去，竟然杳无音信。十五年后，真正的凶手再次犯案时被抓，真相大白。这还不是故事的核心，故事的核心在阴间。据传，董承志被冤死的十五年里，始终在阴曹地府期待着人间为他平反昭雪，眼看无望，就主动放弃了重新投胎做人的珍贵指标，并强烈要求投胎变成一头骡子。

    你这个愿望倒不高，但是……阎王一开始有些迷惑不解，说，你生前如果是个城里人，提这样的要求我不会感到好笑，因为如今的城里人连农民都搞不清楚，岂能搞清楚骡子呢？但你是真正的农民啊！你不是不知道，骡子受生理条件所限，在凡间是没有爱情和婚姻的，你既然要投胎变牲口，就变成马吧，至少，也该是一头驴啊！

    谢谢领导，哦哦哦，不对不对，谢谢陛下！就让我变骡子吧。董承志说，像我这种名声，都臭了！回到人间，还指望什么爱情和婚姻呢。

    阎王被深深地触动了，千万年来，由他亲自受理的数以亿计的投胎申请中，众鬼们的投胎意向可谓包罗万象，异曲同工的一点，就是转世到凡间后，无论是转世成人、树还是鸟儿，力求比前世要活得轻松幸福一些，至少，要让来世的活法弥补前世的缺憾，尽可能地了结所有的心愿和不甘。而董承志的愿望反其道而行之，千古未闻，堪称个例。

    阎王震怒，喝令执掌生死簿的判官：速做准备！夜赴人间查得真凶，直接勾销真正凶手未来的所有寿命。

    陛下。判官面露难色，说，我等乃冥界鬼神，直接插手人间案子，是不是……

    阎王怒曰，我等当鬼的再不插手，还能有谁来摆平这件事，你是希望将来的凡间，成为骡子的世界吗？

    判官二话没说，拜过阎王，然后左手拿善恶薄，右手执生死笔，叫了两个小鬼，一个拎铁链，一个扛枷锁，单等夜幕降临，即奔人间。

    后来，——说的是人间的后来，据办案的警察讲，真正的凶手再次犯案后，逃跑时居然神经错乱，呐喊像是发表声明：我叫董承志，我已经变成一头骡子了……

    董家崖的农民说，那腔调，那神态，那口风，的确很像十五年前的董承志。

    我了解我的学生，当然更了解“三好生”隋保国，他是否在对我瞎编乱造装神弄鬼，这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一定心里有事了，而且不是一般意义的大事。

    比如，他怎么能够听见从隋家坪传来的骡子的声音呢？

    记得有次和来镇子兜售山货的农民聊天，他们说过，如今，懂咱庄稼人的，就牲口了。当时我觉得好玩儿，“扑哧”一声乐了。

    隋保国早先提起过，他们家的骡子在爸爸隋建华赴山西煤矿打工前，就低价转让给了同村的好友、老同学隋旭东。隋家坪村地处高寒阴湿山区，这些年，种地必然赔个底儿朝天，外出打工是更多男女青壮年唯一的选择。荒地一年比一年多。古老的村庄像是唱了千百年的戏台，唱啊唱啊，唱到如今，所有的演员一时间竟都蒸发得无影无踪，诺大的台口史无前例地塞满了尴尬、落寞和空洞。村庄在断裂的日子里有些软，软得像隋保国的奶奶甄菊花。七十岁的甄菊花靠拐杖撑着，撑起了身子，却活活拖住了儿媳妇梁秀丽。三十六岁的梁秀丽不能离开村庄，她得乖乖在没有丈夫的家里陪伴庄稼、瓦楞和日出日落。三十六岁的女人是性欲最旺盛的年龄，她知道她得使劲憋着自己，憋一天算一天，憋一月算一月，憋到过年，丈夫回来了，让身体和丈夫一起在爆竹声中炸响，炸个稀巴烂也不要紧，炸死算了，谁让你要憋呢？

    还有个劳力没有离开村庄，是男性村民隋旭东，他家已经拥有了三头牛、两头驴、一匹马，再加上从隋建华家廉价弄来的这头骨架子赛骆驼的骡子，都够上当年生产队的耕畜阵容了。多年来，隋旭东花钱雇了几个后山里来的帮工，管吃管住，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农户耕种碾打。这种生产方式，用时尚的话讲，叫产业化。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耕一亩地三十元，出山拉一趟山货四十元……

    据说，隋旭东的女人周爱翠是被隋旭东赶出村的。

    周爱翠当然不情愿离开村庄，说，掌柜的，咱家的牲口和帮工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用得着出去打工嘛我？

    隋旭东说，乡亲都在矿上累死累活的，矿上的城里老板比煤还黑，你去给乡亲们做饭，一勺是一勺，一碗是一碗的，别让咱乡亲亏着。

    话是丑的，理却是端的。庄稼人讲良心，周爱翠就去了。

    骡子被隋旭东从院子里牵走的时候，是个月色模糊的晚上。骡子四条木棍子样的腿支撑着一堆瘦肉。两条腿的隋旭东、隋建华、隋保国、梁秀丽也在夜色里支撑着，像砍掉了枝桠的树桩子。夜像是死了。站在崖畔上的猫头鹰一声声地叫，把天空厚重的云层搅成一团。骡子从容而淡定地扫视了一眼牲口圈，也没打响鼻，只是把目光转移到了堂屋方向。畜生的目光和窗格子上喷射出来的两道目光遭遇了。甄菊花终于忍不住从屋里扑出来，她忘记了拎拐杖。跨门槛时，一跤；下廊檐时，一跤；在当院，一跤。这三跤来得快去得快，大家措手不及。老人紧紧搂住了骡子的脖子。骡子的脸上顿时潮湿一片，是骡子的眼泪，也是甄菊花脸上的血……

    后来的日子，隋旭东用隋建华家的骡子，亲自当隋建华家的帮工：耕，种，碾，打。按惯例，每次春秋播种，早饭、午饭由梁秀丽送到地头。梁秀丽走在七上八下的羊肠小道上，饭、菜、碗、筷都安静地沉睡在梁秀丽挎在臂弯处的鋬篓里，到了地头，一切都醒了。

    有了送饭的，有了吃饭的，日子就不再沉睡。

    那次不是太著名的矿难，井下死了好几个，恰恰隋建华没死成。矿难发生在上午十一点，这是隋建华帮灶的时间。矿上死人是常事，一条人命也就抵个骡子价。矿上，常有小工头、外地民工伺机欺负周爱翠。离开女人久了，男人们就变成了野兽。有一次，一个小工头闯进食堂，二话没说就扒拉周爱翠的裤子，吓得周爱翠破门而出，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刚刚从井下上来的隋建华怀里。

    隋建华紧紧地抱着周爱翠，朝小工头怒吼：狗日的瞎眼了你，我女人，你也敢上手啊？！

    我女人就是我妻子的意思。从此，隋建华每天中午、傍晚都要从井下上来帮周爱翠挑水、劈柴、揉面、洗菜。有次，周爱翠回过头，用毛巾擦去隋建华满脸的汗水，说，你和上学时一样，还是那个脾性，如果不是你呵护我，我就被这帮饿狼连骨带肉吞咽了。

    你是不是想旭东了？隋建华说。

    是的，咋能不想啊！周爱翠说，和你想你的秀丽是一个意思。

    其实……隋建华说，我知道，你还在想一个人。

    是的，想董家崖的董承志。周翠说，你晓得，当年上中学时，我和他偷偷谈过对象，他后来被枪毙后，我心里狠狠诅咒了他十五年，一直以为他是个强奸犯。

    我知道你的心思。隋建华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旭东。

    承志转世成骡子的事儿你知道吧。周爱翠说。

    听说过，前些年传得很凶。隋建华说，谁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你们家的骡子卖到我家的那晚，我冥冥之中就觉得这不是一头一般的骡子，它准和我有一层啥关系。周爱翠说，趁旭东不在意，我专门到牲口圈里看过骡子，当时，骡子也定定地看着我，它突然说话了，它告诉我，你家保国就是死在外边的他弟弟。弟弟吃苦能干，被一个城里老板包养的二奶——一个女艺人看准了，要偷偷包养他，他一气之下真的就把女艺人给杀了。骡子告诉我，弟弟好傻，弟弟坚信哥哥是被冤死的，就索性在女艺人那里实践了一次。弟弟马上被城里老板高价雇来的民工悄悄谋害了……

    你……你的意思是，我儿子保国是他弟弟投的胎？

    话说到这里，隋建华的脸“刷”地黄了，像兜脸泼了一层米汤。

    你……你就别问了好不好！泪珠儿从周爱翠的睫毛上滚落下来。周爱翠说，要说最伤心的，是我，那天我亲了骡子，它却没有反应。

    外边出月亮了，月光说不上好或者不好。两个人都有些紧张，还有些害怕。隋建华第一次感受到了周爱翠的体温，这是他离开村庄后感受到的最亲切的温度。在隋建华坚强有力的臂弯里，周爱翠所有的细胞都放松了，多少个日夜的担惊受怕，此刻都不存在。两人毕竟是第一次，在配合上尚有些凌乱。后来，当隋建华终于把自己滑进周爱翠体内的时候，说，爱翠，咱庄稼人离开村庄，离开土地，活得没皮没脸，就剩下这点快乐了。

    窗外的秋风“呜呜”作响，鬼叫似的。死了那么多人，能没鬼嘛！

    咴儿——咴儿——。这是另一种声音。

    像是骡子的声音。隋建华说。

    放心吧！骡子在我家，旭东会照顾好的。周爱翠说，你知道，他是个伺弄牲口的好把式。

    这话没错。骡子在隋旭东家里焕发了青春，不到两年，瘪瘦的骡子变得膀大腰圆，毛色油亮。

    矿上活紧，黑老板们手里牢牢攥着民工们的工钱，谁也休想擅自回家忙土地上的营生。村里的秋耕秋播，正是火烧眉毛的当口。遇到往年，梁秀丽浑身得脱一层皮，脸色变成打蔫儿的茄子。儿媳妇灰烬火灭的样子，会把婆婆甄菊花的目光击碎成玻璃渣儿。甄菊花爱美，也欣赏儿媳妇的美。梁秀丽在镇中学当学生的时候，甄菊花就看上梁秀丽了。这是当年的村妇女主任甄菊花的过人之处。刚刚实行联产承包那阵，多才多艺的甄菊花重整旗鼓，在全公社恢复起第一个秦腔戏班子，村里的不少壮汉子、俊少年、俏媳妇年年都要登台扮演生、旦、净、末、丑。为此，甄菊花年年被公社、后来的乡政府评为基层优秀妇女干部。那样的舒心日月，儿媳妇这拨没赶上，他们赶上了离乡背井。前些年，甄菊花的依靠剩仨：骡子、拐杖、儿媳妇。这些年，剩俩：拐杖、儿媳妇。

    今年的秋收似乎并没有把儿媳妇压倒。儿媳妇像坡上的杜鹃，粉处照样粉着，红处照样红着，眉眼儿甚至也活泛了，一眨，像雨点儿往旱田里砸窝窝儿。

    雨点儿带来的潮湿气息同样滋润着甄菊花，欣慰从心头生长出来。她先是高兴，后来就有些纳闷。啊呀呀！真是活见鬼了，儿媳妇咋会这么滋润哩？！甄菊花干瘪的耳朵开始从白发中钻出来，生锈的瞳仁里注入了警觉的红丝。

    甄菊花变成隋保国的爸爸——自己儿子的故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隋保国告诉我，事情开始于一次发现。他发现妈妈和隋旭东叔叔之间的事情，是在上个双休日，也就是前天。妈妈去后梁给隋旭东叔叔送饭，却忘记了带筷子。奶奶就让他追上去。隋保国就去了，还没到后梁呢，老远就听到骡子欢快而激昂的叫声，那叫声像唱歌似的，抒情味很浓，听得隋保国顿时入迷了，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骡子在家的时候，他寒暑假、双休日每天都要牵着骡子去麻子沟的山泉里两个来回。看着骡子开怀畅饮的样子，他心头就浮泛起一层绵绵的暖意，像铺了一层薄薄的棉花。骡子和人一样，早就成家中的一口子了。有了骡子，家就能撑起来；家撑起来，他就有底气交钱上高中，考大学。妈妈安慰过他，骡子尽管归了旭东叔，这不照样给咱干活嘛！

    地头是另一种情形。太阳明媚的光线把山野的灌木丛、草丛撩拨得充满生机，风轻轻荡漾着。蝴蝶、蜜蜂、蜻蜓们飞成一片诗一样的景致。坡上，软草里，隋旭东叔叔和妈妈的身子都光着，他俩连贯的动作和骡子的叫声像是同一个节奏……

    隋保国告诉我，那场面，把他看呆了。

    隋保国说他当时有一万个理由扑上去。一双筷子就是两把匕首，一把戳死隋旭东叔叔——这个狗长辈，另一把当然戳向妈妈——这个不要脸的生他的人。得让他们都死，死在自己眼前。

    但是有一个理由——仅有的一个理由让他立时就瘫软了。当时，骡子欣慰地站在耕过的土垅里，身上套着包括犁铧在内的所有家当，骡子的眼前是一捆散发着甜香的苜蓿草。只有骡子发现了他，大而明亮的眼睛热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还说了句话，说话的腔调奇特得要命，不扬不抑，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硬不软，不男不女。

    骡子表达的大致意思是：兄弟，你真傻啊你！你这是要干啥？

    隋保国告诉我，他分明是听见骡子说话了的，也许，这话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因为他发现骡子的话并没有妨碍着草地上的旭东叔叔和妈妈。

    就在这时，风夹裹着一个人，以惊人的速度从山洼那边卷了过来，是奶奶。隋保国大吃一惊，他赶紧把自己掖藏进沙棘丛里。我的天哪！隋保国搞不明白奶奶咋会有如此神奇的速度。拐杖是拎着的，并没有发挥作用。奶奶分明是一股风。奶奶迅即就从他身边刮过去了，并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拐杖。拐杖带着凶狠的杀气，在天空划出了惨烈的弧度，和奶奶一起超坡上卷过去……

    咴儿——咴儿——

    骡子又叫了。

    奇迹就在这是发生了，乌云瞬时遮住了太阳，山中的风凝固了。隋保国看见奶奶的身子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啊！啊啊！不，不是奶奶，是爸爸隋建华干瘦的身子在剧烈地摇晃。

    隋保国告诉我，真的，真的是爸爸。

    拐杖从爸爸的手中轻轻滑落，爸爸缓慢地转过身来。隋保国终于看清了爸爸的脸，这是一张带血的面孔，奇怪的是没有眼睛和嘴巴，只有一个鼻子，生硬地安装在脸上……

    爸爸拄着拐杖，悄无声息地从他藏身的沙棘丛边往回走。因为没有眼睛，隋保国不知道爸爸是否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爸爸头也不回，不过刚刚走了几步，腰就佝偻了下来，杂乱的黑发陡然发白，恢复成了奶奶的样子。

    看清了。隋保国告诉我，他真的看清了，是奶奶蹒跚的身影。

    晚上，奶奶如此答复隋保国：你这不胡说嘛，我哪到后梁去了？一个下午，奶奶我睡觉了，只是做了个梦，梦见你爸爸了。

    隋保国问奶奶，我爸爸说啥了？

    奶奶说，你爸爸告诉我，今年矿上忙，就不回来了，让你把前坡的两亩苜蓿全部割了。

    苜蓿是喂牲口的，咱家没有牲口了，苜蓿只能入冬当柴火，如今长得好好的，割了干啥？隋保国说。

    你爸爸让把苜蓿送给旭东。奶奶说，他家牲口多，苜蓿根本不够吃。

    那天把隋保国送到学生宿舍，我就匆匆回到了我的房间，后来困了一会儿，却神经质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隋保国的爸爸隋建华和隋旭东的妻子周爱翠死于一场瓦斯爆炸，连矿上的食堂都掀翻了。这是人间的悲剧，但我发现他们去天堂的路上，铺满了美丽的鲜花。鲜花的品种多种多样，充满奇异的芳香。大爆炸发生的时间，不偏不倚，正好是前天。

    我惊醒了。好静！窗帘纹丝不动。四周仍然停留在夜中，我期待着起床的铃声把晨光带进来，铃声却迟迟没有敲响。我没敢继续期待听见什么，我用棉花团子使劲塞了耳朵。

    你猜我塞耳朵干嘛？我担心听见“咴儿咴儿”的声音。

                                               2009年10月于津门

                ——评张同义散文集《负荷》

                             秦  岭

    打开张同义的散文集《负荷》，等于打开了张同义的人生秘密。

    作者在后记中特告：“这本书，是为兄写的。”这是谜底，于是我就很刻意地检索到了第37页的《我的兄》。一张年轻亡人的黑白照片和文字的反光同时和我的目光相撞，顿时，我的目光“喀嚓”一声折为两断。同义先生多才多艺的兄长49岁时就被病魔五花大绑，无可奈何地用死亡创作了亲友们不忍卒读的人间悲剧，给1987年以后的家庭留下了太多的无常、悬念和生活负荷。这显然不是《负荷》的谜面，同义先生是在把生活的流程和日子的方程做了一次既感性又理性的解构，完成了一次对亡兄诗意的、温软的、绵长的、深情的倾吐。

    一如吃饭、喝茶、听曲、幻想，咂品散文在我生活中必不可少。我欣赏字里行间坚硬艺术品质的呈现，喜欢情感流向中那种丰足的人文情怀，看重思想表达中时而蹦出的心灵火花。我厌倦散文语言的伪饰，唾弃虚张声势的炫技和自欺其人的文字迷踪。我认为，《负荷》拥有了前者，扬弃了后者。所以我喜欢，我欣赏，我把自己晾晒在秋日书房的竹椅上，不只一次地进入同义先生的世界。

    《负荷》分四卷，分别是地缘和血缘的记忆、崇敬与追求的记忆、心灵的记忆和“永久”的记忆。“记忆”在这里成为一个公共词。记忆是什么？公共的记忆应该是一个人的历史标本。掩卷《负荷》而思，“记忆”的密码如浓墨滴池般自由解开，聚散了然，《负荷》其实是同义先生的蹉跎岁月在时间隧道和空间存在中深深的刻度、印痕、脚印。扒拉开历史的蛛网，扫除生活的尘埃，扑面而来的各种况味，难以尽言。味道却是杂的：醇如酒，咸的泪，腥如血……

    重要的，是我读懂了同义先生的情结、情怀和情感。很重，如负荷。

    同义先生笔下的所谓地缘、血缘，实际上是他的精神世界对渤海湾弥散着盐碱味儿、海腥味儿的土地以及对故乡、亲人的心灵确认和归属。开篇《纸上大沽》似乎是从史学角度探寻一方水土根脉，其实在解剖自身与福申街以及脚下土地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这是任何一具血肉之躯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地厚土最具特征的情结。这一点，在《土屋》、《鳌龙水车》、《野性的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借助于大沽、小镇、老巷具象的风物、风情，把黏稠的情感放逐在青砖瓦、木格窗、雕花门、杂货店、铁匠铺、山货行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大地上徒步跋涉的行者从少小的混沌初开到步入人生黄昏的全过程。而《母亲》、《我的兄》、《姥爷的名字叫吉顺》、《女儿是为父亲生的》等篇目则是另一番景象，作者没有从血脉的枝枝桠桠处、生命的柳暗花明中表达对太不公平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叩问，而是着意展示面对生命、生活难题的态度、原则和追求，其中那些踏遍坎坷的大道，风雨过后的彩虹，逆流而上的所得，无不闪现着人生哲学的光泽。因为光泽的亮度，就有了情怀的宽度。不矫情地讲，我读这样的文字是有感应的，文中的水车、苜蓿、老墙、瓦楞之所以触动我的神经，是因为它们像铃铛一样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作响。我自西北来，他本华北生，乡村的记忆竟是异曲同工。

    在我看来，记忆是情感的底片，因为负荷的力量，所以碾压得很薄很薄，记忆的每一次闪现都是一次个人历史的曝光。《负荷》后三卷的“记忆”追寻，更多的集中在往事钩沉、友情的回味，一如把几坛开盖儿的老酒同时塞进同一个酒窖，陡然增加的情感浓度，不是飞瀑性的，而是胶着状地在看似平淡、朴实、简约的叙事中缓缓流动，呈现独具意象的审美底色和文本魅力。《冰心写给我的三封信》着意追寻文坛名宿冰心老人“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感人境界；《女儿的婚礼》突出表现的是中国改革文学奠基人、津门文坛掌门蒋子龙和作者的深厚友谊；《浩然脚上的布鞋》通过和“文革十年唯一的作家”的短暂相处，用名人和布鞋的常态与落差折射一颗灵魂的亮度；《打开冯景元的网页》在打开一个人的“网页”的同时，也打开了作者和天津名作家冯景元几十年如一日的默契；《一山血色的鲜红》看似昔日战友们重返故地的一次普通的循迹问义，实则在重新测量那个火红年代的热血士兵流在海岛上的鲜血的温度和他们的精神高度……诸如此类“写人记事”的文字大概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还要多，涉及学界、文艺界十多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由于浓缩了情感，作者笔下的人、事都披上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感受和爱憎。在艺术上，作者不是就人写人，而是把人物在记忆深处的温泉里淘洗得锃明瓦亮，然后话分两头，一头用事托人，另一头用情寄人，从而避开了写作者们惯常的俗套和缠绕，直抵人情、人性的彼岸。这种抵，更像戳，使记忆的疼痛与抚摸笼罩在文字的上空，构成了文章平中显奇、刚柔相济的叙事质地。同义先生是如此写蒋子龙的：蒋子龙不是个会“顺应形势”的人，强扭的事他肯定以强还强，“出言不逊”，但为了难以拒绝的朋友之托，他却可以东奔西走、竭尽全力。就我和蒋子龙先生的交往，我认为同义先生寥寥几笔，已经很直观地让一个共知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我看来，写人记事贵在于无声处听惊雷，来得准，响得叼，炸得狠，这样的雷声，在《负荷》不经意的酷暑里此起彼伏，挟风裹雨，成为别样景观。

    作者的聪明还在于文本之外恰到好处的刻意，他让内在的记忆碎片和外在的纪念元素使《负荷》从形式到内容达到某种象征和统一，比如，书中共选了49篇文章，理由只有一个，49是亡兄在人间的年龄句号。又如，文中配设了近百张诠释功能的老照片，与文字的“记忆”吟和低语。再如，作序者冯景元是亡兄的故交。至此，我真是无话可说。这是一本用了心的书。用心，是因为记忆，也因为负荷。

    某个风清月高之夜，当这样一本书在作者亡兄的坟前熊熊燃烧的时候，我相信，忽明忽暗间，定我会有悬疑的风轻轻走来，把所有的记忆拎走。

                                                        2009年10月7日于沽上

附：

                           《负荷》作者张同义简介

    张同义，中国作协会员，1950年生于天津，1968年在海军南海舰队服役，1970年发表作品，出版、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范旭东传》、《现代造碱之父侯德榜》、小说集《戏楼》等。6集电视剧《范旭东》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话剧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现代造碱之父侯德榜》在台湾再版。

                      文学自有故乡

                                秦   岭

    不用遥指杏花村，回眸，文学自有故乡。

    我知道我文学的庄稼依赖故乡的哪口水井、山泉或者屋檐水，真的知道，否则那些属于我的汉字、语言、描述、叙事就像坡上过了根虫子的蒿草，即便野火烧过了，春风再鼓劲，也不会“吹又生”。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中如此诠释过作家和庄稼人之间的某种类同：指头是犁铧，电脑是土地。只有人脑和电脑像人和驴子一样构成驱动的关系，我们就能闻到新翻的泥土的芬芳。所谓文学意义的力透纸背，其实就是对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默契的精度和深度。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的山、水、林、田、路、人，让文学的故乡冰肌玉骨，炊烟四起，山鸣谷应，这边唱来那边和。

    认识抵达于此，同时也就扎到了我文学的软肋。如今要盘点在文学的故乡伸脚踢腿的样子，我反而无可适从，首当其冲的是考验自己的勇气。
    西部是故乡。在一些报刊邀约的创作谈中，我无例外地要谈到我的老家甘肃天水，在羲皇故里开阔如天的精神背景下，记忆的屏幕上闪现最多的，是孩提时代母亲给我们讲读评书的情景，是可敬的外祖父煤油灯下抑扬顿挫的“古今”，是前辈压在箱子底下的线装版《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首版《山乡巨变》等珠玑文字。1985年中学时期发表第一篇作文并在原天水地区征文比赛中获奖的时候，少年的我就在应邀撰写的获奖感言中，别无选择地把文学的启蒙和孩提生活联系起来。我在一本刊物上有这样的描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部乡村，日子像清淡的酸菜，连羊肠小道上的羊粪、牛粪都闻不到食物转化过的味道，而我居然守着酸菜的同时，有机缘守着阅读、回味和思考，据此我有理由认为，孩提背景，是我文学最早的启蒙。”经历无法颠覆，因为经历本身就是答案，纵万般诘问，答案一如既往。

    是什么在引导并构筑一个人的艺术方位和准心？现实的答案很多，比如生活、历练、遭际、知识结构等等。而我唯时代是举，时代才是催生作家的润滑剂。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的80年代中期，我曾在故乡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那个时代据说催生了数量可观的作家群，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出现的一个罕见的文学汛期，而不是什么所谓的黄金期，它更像一次排洪，因为泥沙俱下，就不可能诞生什么好作品，我只承认那个时代的文学激情。当时的我，未来生活的方向和形态如迷蒙烟雨难以确认，却可以把思想放逐到云端月宫。文学颠簸得我血脉贲张，不经意间，少年的我成为百舸争流中的一叶激进地有些偏执的小舟。那时的文字和审美没有心灵的归宿，只知道把青春的躁动和梦想在谬斯的眼皮下放飞，幻想着将来中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里会有秦岭这个符号，于是不惜在早恋的芳草地里勒转马头。最终，文学迫使其他爱好统统下野，在音乐、绘画的废墟上，几十篇小说、散文在《少年文艺》、《中学时代》、《春笋报》等报刊的处女地上拔地而起。 “资历”使我理所当然成为创建校园文学社、创办校报校刊的“先驱”之一。记得当时学校传达室的小杨每周都要拦我去他那里签稿费单子，每签一次，古城劳动路临街的木凳上，就会多一个对着肉夹馍狼吞虎咽的少年。

    那个时代值得留恋、欣慰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是，在邓丽君、齐秦的歌声里，做了许多的梦，梦有棱有角，咋摸咋有。1988年夏天，故乡作协会员名册里增加了一个学生会员，那就是爱吃肉夹馍的我。记得那天学校在南山体育场举办运动会，我把作协会员证带到最要好的同学中间，在男女同学羡慕的眼神中，我看见了又一个自己。虚荣心像一个鼓囊囊的气球，直直地往云彩里飘。那天，我用漫画的技法在笔记本的扉页创作了一幅自画像：头顶天，脚立地，周身赤裸，形如石膏像大卫。

    小少年，大野心。课堂上填词云：“喝令地球立正，跃马宇宙稍息。”

    乡村和校园晾晒了我的性格，打磨了我的理智，冷静开始像冰山一样横亘在青春的胸口。青春和校园文学因为年轻而青涩，外边的世界开始让我无奈。文学岂能当饭吃？这绝对不是我的农民意识，文学在生活的磅秤上，不如一粒尘埃。1989年，命运的铁蹄突破我对未来生活形态预想的最底线，把我顺手牵羊到一个叫西口的山区讲台教书，同时给生活嵌入了清贫，把心绪抖弄得鸡毛乱飞然后又夯进砖墙土垒。按理说，小哥哥要走西口了，村口，该有个情妹妹要招招手的，我却无法回头，我知道背后没有泪珠儿飞扬的毛眼眼儿。从十里铺到五十里铺，飞扬的，是尘土点儿，点点儿。不是不热爱乡村教育事业，更非数典忘祖，而是物欲社会和不规则的社会秩序把我逼上了随波逐流的孤帆远影。躯壳里日渐像丝一样被抽出的，是梦，如炊烟，静悄悄地消失在玉米地和山旮旯中。在与文学分崩离析的10年里，文学的汛期成为记忆，命运却没有让我的河床闲着，变本加厉地流淌着另一类文字，那就是在各级区、县主要领导身边以“大秘”的角色撰写公文材料并从事经济、管理、人才等社科类理论研究。这类写作使我的人生旅途九曲回肠，生活的图景变幻莫测，思想的交锋跌宕起伏。从1991年开始，我的步履从乡村到小城，从教育系统到党政机关，从西部高原到渤海湾，从秘书到七品小吏，从赤条条无牵挂到成为天津女子的丈夫和娃他爸。1999年，我文学的触角再次支棱起来，以引爆器的姿态靠近了文学的丛林。我在试探，是爆炸？还是艺术的知觉早已老化？“轰隆隆……”这次撞响的，是连环雷。这绝不是我的文学汛期，是我不断增高的思想冰山和不断融化的艺术雪水。我笃信结束意味着开始，我不信所谓的弹指一挥间，我信岁月的黏稠和宽度。在天津生活的第三个秋天，去了一次故乡，感觉土地在开花，所有的石头都在唱歌，麦垛后的老黄狗一笑，宛如一个怀春的女子，酒窝窝里荡漾着相思的气息。

    文学的回光返照，激活了我身上久未启动的调节系统，灵感在我思想和生活的沼泽里彩虹飞架，思维方式迅速一分为二，在官场的精神追寻暗自调整了指向。在后来短短的几年里，我用业余时间的绝大部分，以每年平均十几万字的速度在文学的峡谷里寻找尘封太久的自己。尘封久了那就有了文物的属性。《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月报》等选刊、选本有很棒的考古嗅觉，我有20多篇小说通过他们，把生活的真相一次次大白于天下。那年，从维熙老先生在《中国文化报》撰文评价我的一部小说时说：“从取材到人物情韵的描写，在当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都称得上一声绝响。”

    我的文字是绝响吗？我连怀疑自己的功夫都没有。艺术的路上，分明有个梦中的情人，远远的，站在我必经的路口，翘首，挥舞着粉色的丝帕，嘴角漾着盈盈的笑，像一朵雨后的玉兰花儿。啊啊！我还回头吗我！

    渐次意识到，最和人不开玩笑的，恰恰是命运，我必须相信，出走文学十年中太多的颠沛流离和风刀霜剑，恰是命运对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危改，对我灵魂和精神的重铸，是在帮我颠覆单纯、摈弃感性、埋葬不切实际的幻觉和浅陋。文学给不了我这些东西，而生活给我了。不但给我了，还给我安装了窥视生活真相和原色的触角，擦亮了窥视艺术生命之泉和灵魂之本的眼睛。命运其实总是以母性才有的眼神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温暖而热切。

    转而，我把命运给我的，给了文学的我，和我的文学。

    于是，真切地感到时光的可贵了。生命的答案早已参透：人间已经够热闹，从来不稀罕谁谁谁曾经来过，今世，我们都没有第二次。每当感觉日子在指头缝儿里廉价地洒落，我就知道，只有抓紧文学的崖上草，精神就不至于沉入谷底。

    文学使我挣脱了喧嚣，发现寂寞是另一种精彩。心灵归于自由和沉静，艺术的享受原来可以让生活没有边界，拥有的世界原来可以变得很大。

    一些报刊在帮我梳理所谓成长的历程时，我告诉编辑，成长贵在“成”字儿，取决于标志性的创造，这点，我远未抵达。我只能说，我尚在路上。创作是行走的过程，我习惯了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我宁可告诉他们我的一次次的路遇，因为路遇的温度，它煮沸了我创作的热情，揭开锅盖儿，“成”与不“成”且搁一边，至少能看到抵达的过程和递进的形态。1985年的路上，一位刚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女子来到了乡村，成为我的初三班主任，她几乎把我的每篇作文给许多班级讲读。她现在已经是某大学的著名教授，她一定会记得当年那个穿着绿军衣蓝裤子戴着绿军帽的被一脸青春豆折磨得让英俊打了折扣的农村少年，因为作文而满面红光。2003年，《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女士曾力挺我的中篇小说《绣花鞋垫》在原创版、选刊版破例同时推出，首开《北京文学》先河，从而把我的“乡村”系列小说推到了文坛的前沿。2006年，被国内外华人读者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小说家杨显惠先生不仅屈尊为我的长篇小说《断裂》作序，还就小说的“为什么写”“写成什么”等本质性问题在《小说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为我的小说高标定位，认为“秦岭的小说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视窗，呈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道路”。我的“皇粮”系列陆续发表后，恰逢中国首届农村题材小说研讨会召开，一些带着研究课题的专家诚邀我前往。2009年，中国作协、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为我的长篇小说《皇粮钟》召开的研讨会……

    一次次的路遇，如驿路梨花。花开如文学，感动如我。

    无论是怎样的路遇，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来自我精神的故乡。而步履完全依靠脚印的方向和多少来证明：我是在怎样走着，走向哪里，如何走的。

    重要的认识在于，我明白中国文学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才会被认为是文学。——明白，是的！明白不是个简单的词儿。我说过，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明白人。今年8月，我随天津作家团去故乡甘肃采风，我尝试着在40多度高温下徒步、赤脚登上敦煌鸣沙山。我发现，越到山顶，脚印，原来可以踩得很大。

    我始终把青睐我的读者当专家看的，我欣赏他们的悲悯情怀，更欣赏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我藐视对社会缺乏起码认知的所谓专家，某次交流中，一位如雷贯耳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导老先生用他肥厚的手拍拍我的肩膀，说：“秦岭啊！我知道你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但我一直认为，城市的就业压力之所以那么大，根子在于农民工太多。”我怔了一瞬，只好笑了，就这连掖带藏的笑，也不愿奉陪他那颗缺斤少两的脑袋。在我眼里，他们是文学的温室大棚里虚张声势的冬瓜，品起来，却不如故乡山洼里的一颗野草莓。
    我骨子里热爱来自大自然的色彩和声音，当然不仅仅因为我喜欢绘画和音乐，我始终为自己生在贫瘠但不乏苍美的西部农村而感到幸运和自豪。我相信，这是我义无返顾地投身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精神支点。长篇小说《断裂》和《皇粮钟》先后出版后，曾应《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之约做过一些访谈，记忆最深的却是三次对话，一次对话是与《文学报》记者金莹，题目叫《秦岭站在崖畔看村庄》，另一次是与中国小说网编辑达拉依迦，题目叫《来自大西北的血性文人》，还有一次是与故乡《天水日报》记者胡晓宜，题目叫《乡村是我永远的风景》。要说三次对话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什么，那就是：故乡。我的一些屡被转载、广播和改编的小说，如《坡上的莓子红了没》、《烧水做饭的女人》、《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乡村教师》、《弃婴》、《透明的废墟》、《本色》、《分娩》、《硌牙的沙子》等，它们实际上是我用故乡的新麦做成的发面饼、锅盔馍、臊子面、疙瘩汤。我在对话中说过，天津作为我的第二故乡，周边也遍布着美丽的乡村，这里的乡村比天水的乡村要富饶得多，湖泊荡舟，沙鸥漫舞，但那只是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度假的美妙去处，却很少走进我的乡村小说。崔道怡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我感受秦岭是‘钻进心坎看农民’的。”很汗颜！我做的远远不如先生说的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艺术上的乡村生活始终黏糊在故乡的崖畔上，馓饭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一呼一吸间，肺腑里全是文学故乡的烟火和空气。

    写作是寻找，心灵的那种，找到了，再拿出去做第二次寻找，找与自己心灵有感应的人。因为看重感应，所以寻觅。2005年第一次获全国梁斌文学奖时，我获奖感言的题目叫《在布谷鸟的歌唱中》。今年在领取《小说月报》“百花奖”时，满脑子仍然有布谷鸟在飞。为什么？大凡懂农事农时、乡土乡村的读者，心知肚明。因了这种难得的默契，创作中的许多发现和所得，第一时间，总会神经质地传导给故乡的朋友。

    这使我有足够的自信和魄力一手捏紧犁把儿，一手轻舞鞭子，不管前面是驴，是牛，还是骡子，我们该咋走，就咋走。

    当然不能一味地前行，犁铧需要随时清除缠绕在上面的杂草和粘土，否则人和牲口同样吃力。孟繁华先生在一篇评论中批评我说：“秦岭在小说后记里批判的‘呆在象牙塔里从事所谓乡土叙事的人’的问题，在他自己身上可能也同样存在。”我懂先生的好意，这是在敲我的警钟。前不久，我刚刚从甘肃的乡村回来。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来，心灵的答案一如小说，无须直白，只是为了文本所表述的炕土味儿，是不是那个味儿。在我看来，生活是用来感应的，而不是用来体验的。

    我用鞭子赶完驴，就把鞭子搁在象牙塔上。塔下的田野，一望无际。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风乍起，是秋在文学的故乡蔓延。

                                           2009年10月2日于津门

（注：由于类似创作谈的约稿较多，此稿中的部分观点、历史性记录引自早先发表在《天津作家》的另一篇创作谈《欣赏犁铧的姿态》。）

    29日，组织我们文联系统的作家、美术、书法、音乐、曲艺、剧作、舞蹈、摄影、戏剧、民间文艺等10个专业协会的近50名艺术家们前往团泊洼采风、交流、研讨。这里是当年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洼的秋天》，这里是团泊洼最文学、最音乐、最舞蹈、最曲艺、最民间、最美术的季节。采撷部分照片，与朋友同乐。

                (一个团泊洼，一个我)

               （郭小川的诗，在这里疯长）

         (如今的鸭子，和当年不是一个方向)

               （团泊洼，杨显惠先生一个人的背影）

        （在这里，我和守新、卫东兄谈了至少5个文学话题）

                （今日的团泊洼别墅群） 

                       （独流河）

                 （给画家叶祖茂留照）

（注：有些照片本人拍摄，有些是他人镜头。）

注：此次笔会与会人员主体是“文艺奖”“文学奖”的部分顾问、评委、获奖者以及承担报告文学任务的部分作家。2009年度各专业协会评奖在即，特转帖2008年度有关资料，供与2009年度评奖的专家、参赛作者以及朋友们参考。相关事宜可直接与我们文联秘书长朱春生联系。

2008年度“和平文艺奖”“和平文学奖”顾问名单

    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宋福海、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张洪义、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肖克凡、天津市群艺馆馆长李治邦、原《天津文学》主编谭成健、原和平文联主席李玉林等10人（简介略）

相关资料之之一：

                                  “文学奖”评委简介

    张永琛，男，45岁，辽宁大连人，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剧作家协会主席、作协副主席，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在大陆、台湾及美国等地众多的报纸期刊上发表并出版作品等3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混血儿》《温柔的依恋》《隐形恐龙鸟》《走夜海》等10部。创作剧本《红处方》《京华烟云》《孙子大传》《末代皇妃》《像雾像雨又像风》等20多部300多集，被誉为全国“十大编剧”之一。小说集《走夜海》被列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小说《混血儿》获世界首届华文皇冠文学奖，《老酒》《走夜海》分别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文学奖，剧本《红处方》获1999年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

    闫立飞：男，35岁，河北平乡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博士。1993起开始发表作品。曾在《河北学刊》、《作品与争鸣》、《文艺报》、《天津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江淮论坛》、《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广西社会科学》、《名作欣赏》等十几家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段守新，男，34岁，河北滦南人，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天津市梁斌文学研究会理事，文学博士，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在《河北文学》、《小说评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若干，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神话：<红旗谱>的再解读》、《2006年、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人狗情未了：对当代小说中一种特殊故事类型的考察》、《衣锦还乡》、《另眼相看“满庭芳”》、《农民不是“贱民”》等。主编（合作）《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

    林霆：女，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小说评论。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儿童文学、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当代文学与中学语文。主要研究成果：2007年编著《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2008年编著《2007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精选》。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先锋诗歌内部的“圈地运动”》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天津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主持天津师大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现当代文学的个人主义传统”、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以及校优秀课“儿童文学”的课程建设等工作。

    林雪：女，辽宁抚顺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学》编辑。诗歌作品被选入《朦胧诗选》、《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精粹》、《诗选刊》等数十篇，1988年参加诗刊社第八届青春诗会，2004年入围首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5年获世界华人诗书画大展诗歌金奖，2006年获诗刊新世纪全国十佳青年女诗人奖，1988年参加第八届青春诗会，2006年出版诗集《大地葵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出版了《淡蓝色的星》、《在诗歌那边》、《蓝色钟情》等数部诗集及随笔集《深水下的火焰》。2006年被诗刊社评为新时期“十佳青年女诗人”。

    秦岭，男，40岁，甘肃天水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和平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小说集、随笔集《皇粮钟》、《断裂》、《绣花鞋垫》、《抚摸柏林墙》等6部。主创电影、戏剧《砸掉你的牙》、《白方礼》、《马本仓》、《麦穗儿黄了》等5部，小说20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以及权威选本转载，“乡村系列”小说在全国引起反响。其中小说《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分别登上2003年、200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皇粮》获《小说月报》“百花奖”、《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获第一届、第二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2006年被授予天津市职工艺术家称号。

相关资料之三：

                                   “和平文学奖”获奖作品及作者简介

1、长篇小说：《走火》，作者：李小重；

2、中篇小说：《进藏结婚》，作者：刘晓鸥；

3、短篇小说：《撞一下值多少钱》，作者：刘晓珍；

4、文学评论：《困窘与解脱间的心灵世界》，作者：南北萍；

5、散文：《长发飘飘》，作者：李兰芳；

6、诗歌：《下葬》，作者：段光安。

    段光安，男，天津市人，中国诗歌学会、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七月诗社社委，九三学社天津市南开区副主委、人大代表。已在《诗刊》等报刊发表诗作200多首，作品入选《中国诗人大辞典》。 出版了诗集《段光安得诗》。

    刘晓珍，女，内蒙五原人，现为天津武警81师中校警官。1999年开始写作，先后在《中国作家》、《红岩》、《星火》、《解放军文艺》、《福建文学》、《延河》等十几家杂志发表作品近70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转载，获十二届“百花奖”入围奖，“武警文艺奖”一等奖。

    刘晓鸥，女，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广州文艺》、《广西文学》、《上海文学》、《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几十万字。采访撰写国内近百位文化名人，在《知音》、《家庭》、《中国妇女》、《深圳青年》、《女友》等20多家新闻媒体上发表。主要作品有《冬阳》、《盛装出行》、《进藏结婚》、《如水的日子》等。2004年创作20集情感电视剧《捆绑不是夫妻》，2008年合作创作了长篇青春励志剧《新淑女时代》。2007年获北京《长篇小说》杂志社举办的首界海内外华语写作文稿交易笔会“最佳剧本奖”。

    南北萍，女，天津市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中盐天津公司党办副主任。从事文学评论、报告文学、散文等写作，在《中国文化报》、《天津文学》、《今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艺评论、散文、随笔若干。有文学评论《陇东南乡村的忠实守望者》、《从乡村到城市的断层扫描》、《困窘与解脱间的心灵世界》、《围城内外的迷失与回归》等。报告文学《奉献给远方的长路》、《追求者的路》被收入《作家看“官”儿》、《城市的名片》等文集。

   李兰芳，女，天津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高新区科技先导报编辑、记者。在《天津青年报》、《今晚报》、《工人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20余万字。出版诗歌《蓝芳歌集》。1988年小说《眼睛》获梁斌小说征文二等奖，1997年诗歌《由一幅照片引起》获天津市第六届“文化杯”一等奖，1997年诗歌《一个人的自述》获“庆香港回归、颂中华民族”大赛一等奖。2007年获天津市第四届“文学新人奖”。

    李小重。男，42岁，天津市人，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11届高研班，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铁路公安处西站派出所工作。在《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小说月报》原创版等报刊杂志发表《独自面对》、《匿名信》、《苏秦背剑》、《走火》等小说作品。2008年《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小说《走火》被深圳康达富影视公司独家买断影视版权。

资料之四：

                               “文艺奖”初评、复评负责人名单

    1、（文学评审组）秦  岭（略）

    2、（剧作评审组）张永琛（略）

    3、（书法评审组）张学武，男，56岁，天津市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平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和平文联干部。自1986年参加上海《文汇报》举办的全国书法大赛获二等奖以来，先后在全国各类书法大赛中获奖和入选书展30余次，作品入编《当代书法艺术大成》、《当代名家书法精选》、《当代学术界名人录》等，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小楷艺术大家。九十年代以真金小楷开辟书法创作新领域，书写“儒、道、释、禅”诸经典，被誉为“当代写经人”。作品入选北京荣宝斋画廊，在2007年保利仲夏艺术品拍卖会上，真金小楷《金刚经》成功拍出。出版《张学武小楷金刚经》、《允文书法精品集》、《当代写经人》等个人专著。

    4、（美术评审组）叶祖茂，男，58岁，天津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和平区文联干部。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国家一级美术师。油画《北去的风》入选全国丝绸之路大展，并参加了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巡回展, 油画《难忘的5·19》入选全国第五届体育美展，油画《大众浴池》入选中国油画双年展，油画《黄崖关的回声》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油画《狼牙山春雨》入选全国第二届油画风景大展。多幅油画作品被收入《中国美术家年鉴》等重要刊物，并出版了专著《叶祖茂油画集》、《中国油画家丛书---叶祖茂画室》。

    5、（摄影评审组）高平，男，48岁，天津市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文联副主席，和平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摄影作品《舞》在《中国摄影》杂志1987年年赛中获铜奖，并在1988年入选全国第十五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97年作品《喜洋洋》获“华夏一日”摄影大奖赛金奖，《黄河汉子》入选全国第十八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99年作品《人民的奖赏》获共和国五十年新闻摄影奖，并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全国新闻摄影精品赛中获优秀奖。1986年获天津市首届 “文艺新人”奖，2001年被天津市文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3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荣誉称号。

    6、（音乐评审组）杨春发，男，70岁，天津市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会员，和平区音乐家协会主席。从事音乐工作40余年，创作过大合唱、小合唱、独唱、清唱剧等声乐作品，获国家和省市级奖项多次。1992年参加中国民歌邀请赛获一等奖，1995年创作的民族弦乐四重奏《夜思》获全国第八届“群星奖”优秀作品奖，1998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杨春发个人作品音乐会，1999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江河随想曲》获全国第十届“群星奖”铜奖。《对“论音乐美”的评述》获天津市音乐论文比赛最高奖项特等奖。

    7、（舞蹈评审组）付冰，男，70岁，陕西西安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舞蹈家协会主席。50年代进入陕西省民众剧团，1965年转业到天津市有机合成厂，负责文体工作。几十年来一直热心舞蹈工作，先后在市化工局、和平文化宫、市老年大学等单位担任舞蹈教师和舞蹈编导，多次在全国和天津市获奖，共创作了三十多个舞蹈作品，并培育了一大批舞蹈人才。代表作有：《盘古开天地》、《白云》、《探索》、《月儿圆》、《金秋》等。发表了《论都市广场舞蹈的特性和社会功能》、《情系国粹艺术，展示和平文化特色》等多篇论文。2006年被天津市授予“职工艺术家”荣誉称号。

    8、（曲艺评审组）张连琦，男，59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家协会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1971年在河北省围场县文工团任演员，2001年调入天津和平文化宫，先后演出了山东快书、数来宝等曲艺节目，并在话剧《烈马河畔》中任主演。导演、表演的小话剧《目标》获河北省文艺调演表演一等奖，小话剧《转来转去》获河北省表演一等奖。经本人筹划、排练的曲艺节目山东扬琴《老两口上网》和快板《夸家乡》获全国群星奖金奖，策划、导演的男声八重唱《京剧情思神女赋》获全国六进社区文艺表演金奖。

    9、（戏剧评审组）张志玉，男，61岁，天津市人，天津市群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和平区戏剧家协会主席。1981年创作的黄梅戏《泰山行》获天津市新作品二等奖，1989年创作的大合唱《海河，故乡的河》等四首歌曲获天津市创作一等奖，1995年相声作品《专家》获全国侯宝林相声大赛创作铜奖，2001年创作的山东柳琴《老两口上网》获全国群星奖金奖，2002年创作的山东柳琴《老两口上网》获全国职工文化最高奖——全国“五一”文化奖，2004年创作的表演唱《京剧情思神龙赋》获全国“四进社区”金奖。2003年被天津市授予“职工艺术家”称号。

    10、（民间文艺评审组）扈其震，男，60岁，天津市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90万字。出版个人专著《都市风》、《人生风景线》等两部，主编文学专集《三地集》、《小小说选萃》、《七月：现代诗精选》、《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天津卷和平分册》等四部。文学及舞台文艺作品获得省市级以上奖二十多项，小品《今日新闻》获全国百优小品大赛二等奖，小小说《除垢》获第二届全国小小说大赛优秀奖。2004年被评为天津市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工作者，2006年被授予天津市“职工艺术家”称号。

    （评委会办公室主任）朱春生：男，34岁，湖北武汉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和平区文联秘书长。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至今已在《天津日报》、《天津文学》、《当代小说》、《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60多万字。2000年小小说《鸽祭》获“海韵杯”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2003年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又见迷彩》获天津市第十二届“文化杯”中篇小说二等奖，2004年《城市的风景》获天津市第十三届“文化杯”诗歌二等奖，2006年《走进博物馆》获天津市第十五届“文化杯”散文二等奖。2007年被天津市作家协会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

资料之五：

                             “文艺奖”获奖作品及作者

1、书法：《邓石如的长联》，作者：陈传武；

2、书法：《白居易座右铭句》，作者：姜钧杰；

3、书法：《陈传武诗》，作者：范永庆；

4、雕塑：《音乐家王莘》，作者：刘鑫；

5、油画：《三月三》，作者：刘志平；

6、油画：《风渐渐远去》，作者：张礼军；

7、摄影：《天津老银行》，作者：高平、高大鹏；

8、摄影：《石府戏楼》，作者：杨惠全；

9、摄影：《龙争虎斗》，作者：教毅；

10、印钮：《蜗牛》，作者：满宝山；

11、京剧脸谱：《四海龙王》，作者：徐涤华；

12、雕塑瓷：《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作者：王玉荣；

13、山东柳琴：《老俩口看展览》；

14、情景曲艺坐唱：《书记的家宴》；

15、相声：《网络迷情》，作者：王迎；

16、剧本：《活个精神头儿》，编剧：王平；

17、剧本：《一个姑爷半个儿》，编剧：杨岚岚；

18、舞蹈：《伞花飞舞》，编导：崔桂洁、付冰； 

19、舞蹈：《舞动的激情》，编导：王文艳；

20、混声无伴奏合唱：《望庐山瀑布》，作曲：杨春发；

21、男声小合唱：《京剧情思神龙赋》，作词作曲：张志玉、李凤阁；

22、话剧：《肝胆相照》，作者：肖桂林。

    王平：男，44岁，博士生导师，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和平区剧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医学领域题材文学艺术创作，发表散文、中短篇小说多篇计一百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男科医生》。担任编剧的《护士小姐》、《活个精神头儿》等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杨岚岚：女，33岁，天津市人，《天津广播电视报》记者、编辑，和平剧协理事。撰写专访、特稿、评论等数百篇。其中，2000年采写的《春节晚会的反思》获全国省级广播电视报第九届好新闻评论类优稿二等奖，天津广播电视学会评论类优稿一等奖，2001年采写的《老人愤斩亲缘欲断无门》获全国省级广播电视报通讯类优稿二等奖，2002年采写的《电视：炮打一窝蜂》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和2001年度报刊新闻专稿奖评选评论类三等奖。2005年进入《一个姑爷半个儿》剧组进行剧本创作，系该剧一、二部主力编剧，创作了16集剧本。

    陈传武：男，62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和平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荣获天津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天津书协优秀书法导师”荣誉称号。书法作品六次入展全国书法展。1997至今参与组织中国书法界的相关工作，担任多项展览秘书长职务，主持《全国百名文学艺术家书法展》、《已故天津十老书法家遗作展》、《天津市百年书法四顾展》。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成》、《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名堂》等十余部专业辞典。2005年被选为全国书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姜钧杰：男，58岁，山东烟台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大运河书画院理事，和平区书协秘书长，专职书法教师。著有《书法基础教程》一书，并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书法名帖十一种九册撰写序言和释文，刻字作品入选中国第三届刻字艺术展，书法作品入展中国第二届书法新人展，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家和省级书展中入选（展）并获奖，传记被选入多种辞书。

    范永庆：男，55岁，天津市人。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和平区政协委员，天津市艺术教育进修学院教授。2002年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届楹联书法大展，2004年获全国第十三届“群星奖”天津赛区优秀奖，2005年参加全国第三届中老年书画大赛获优秀奖，2006年获天津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书画展银奖。2008年出版发行了文字学著作《说文部首（大字本）》一书。

    刘志平：男54岁，天津市人，天津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教育杂志社美术副编审，和平美协理事。主要作品有油画《水*火》1986年入选全国卫士之光美术作品展，油画《红兜兜*红腰带——旧中国的故事》（合作）1991年入选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油画《红衣青年》1999年入选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油画《三月三》2004年入选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油画《人物肖像》2006年入选天津首届油画展。

    刘鑫：男，64岁，中国舞台美术家协会、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天津歌舞剧院舞台美术设计师，和平美协理事。曾为王骆宾、马三立、施光南、聂耳、张君秋、梁斌等做过雕塑。雕塑作品《西部歌王王骆宾》、《人民艺术家马三立》分别入选全国第九和第十届美展，并获优秀作品奖，2005年雕塑作品《支教模范白芳礼》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协联合举办的民间艺术展金奖，2008年雕塑作品《人民音乐家王莘》获天津首届民间艺术展金奖。曾出访德国为前总理科尔做过雕像，出访南非为前总统曼德拉做过雕像。

    杨惠全：男，44岁，天津市人，今晚传媒集团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其中1998年作品《小巷风情》入选NPCI尼康国际摄影比赛，1999年作品《晨曲》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生活摄影比赛，并于2001年获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社会生活类三等奖，2002年作品《爱》获香港“康健乐颐年”摄影赛季军，2006年作品《胡同遗物》获摄影世界举办的尼康“影像从心”全国摄影赛佳作奖，同年作品《筱派艺术》获北京中华寿星摄影赛佳作奖，2007年作品《胡同百姓》获第十四届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社会生活类三等奖，《石府戏楼》获新加坡“城市生活”摄影赛建筑类金奖。

    教毅：男，55岁，天津市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教师，和平摄协理事。在全国及省市级以上比赛中参展、获奖及发表摄影作品数百幅。其中，2003年作品《龙争虎斗》在全国第十二届“群星奖”评选中获金奖。长期主持畅销杂志《小说月报》专题栏目《二十世界世界摄影大师作品赏析》。另发表摄影技术和艺术性论文、译文数十篇，完成《世界摄影名作100讲》、《读图时代》、《冲印师》等多部著作。

    崔桂洁：女，53岁，天津市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和平文化宫干部。1989年创编舞蹈《笑满菜篮子》、《彩云追月》分获天津市民族舞蹈大赛一、二等奖，2000年创作的舞蹈《月儿圆》在全国第十届群星奖舞蹈比赛中荣获银奖，2003年创编的舞蹈《喜洋洋》和《伞花飞舞》获天津市首届新广场舞大赛特等奖，2006年创编的舞蹈《夏日的浪漫》参加天津市第三届新广场舞大赛获一等奖，2007年创编的舞蹈《老戏迷》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舞蹈比赛天津赛区金奖。

    王文艳：女，56岁，北京市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宫舞蹈老师。论文《论儿童舞蹈教育随想》发表于教育刊物《七彩飞虹》。2002年赴德国参加国际汉诺威杯少年舞蹈大赛，创编舞蹈《五子夺莲》获国际金奖。2007年创编舞蹈《奥运和平》获天津市第三届中老年艺术节舞蹈大赛金奖，2008年创编舞蹈《舞动的激情》获全国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创编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王迎：男，26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和平文化宫助理馆员。2004年创作及表演的相声《网络迷情》在“侯宝林奖”中华青少年曲艺大赛中获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2005年创作及表演的数来宝《看谁站起来》，在“红金龙杯”李润杰金像奖快板新作品展演中获优秀作品创作二等奖和优秀表演二等奖，同年表演的中国古典戏法《海底捞沙》，在吉林省第三届魔术比赛中获三等奖，小品《整容之后》、《自食其果》参加吉林省文化厅举办的“榆树杯”吉林省第二届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分别获表演二等奖和表演三等奖。2007年参加吉林省文化厅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表演的小品《哥们儿》分获表演二等奖。

    肖桂林：男，58岁，天津市人，天津市和平区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民建天津市委会文工委《真情永远艺术团》艺术室副主任。1987年创作的戏曲剧本《郎才女貌》在《天津剧作》上刊发，1993年创作的十四集电视剧《还是那条街》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拍摄，并获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该年度影视剧创作的一等奖，1999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却金》获天津司法系统法制文艺汇演一等奖，2006年创作的大型话剧《肝胆相照》在民建天津市委会《真情永远艺术团》演出。

    王玉荣：男，47岁，天津市人，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会会员，中国肖像漫画协会常务理事，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职业雕塑家，首批中国民间品牌艺术家。漫画作品及雕塑作品在全国几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创作连环漫画几十本作品，作品被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韩国等外国友人及中国知名人士收藏。其中，2006年《搭大棚》泥塑获中国（天津）第三届民间艺术精品展金奖，2007年《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参加第四届民间艺术精品展获中国创造、最珍贵艺术品奖，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超人》大赛中夺得手捏漫像冠军。作品曾入选在联合国宝珍基地进行的世界华人艺术大展。

    徐涤华：男，63岁，天津市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平京剧脸谱研究会常务理事。少时酷爱绘画及京剧艺术，尤其对色彩鲜明、艺术浓郁的京剧脸谱情有独钟。以绘画、泥制脸谱的形式，展示中国脸谱的价值性和观赏性，作品被日本、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际友人收藏。1979年参加天津民间美术展获优秀奖，1981年参加全国第二届工艺美术展获二等奖，同年受天津火柴厂之邀，绘制京剧脸谱火花300余桢，1982年作品参加全国第三届工艺美展获二等奖，1990年作品入选天津市首届弘扬民间美术展，2001年、2003年连续两届参加中华天津艺术民间博览会并获优秀创作奖。

    满宝山：字石吟，男，50岁，天津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印社理事。1993年成功举办个人印钮作品展，同年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艺术精品博览会，印钮作品《中国龙》获二等奖。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北方一绝——记青年艺术家满宝山》，1998年在《中国书画报》发表《印和钮的结合》等文章。2001年作品《巧得仙草》、2004年作品《蜗牛》、2006年作品《八卦太极印泥盒》分别荣获民博会创作奖、优秀奖和银奖，同时获工艺师综艺表演优秀表演奖。2004年入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工艺美术家”称号。

   （获奖者中之前已介绍的此略）

资料之六：

                                获奖作者风采（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