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老师上课听不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

       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于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 

       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墙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大批判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关于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奇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琨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7)，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时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一个高音区降到一个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它的另一条平行线即“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 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不久之后的社会动荡中，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1989年之后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的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 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 ·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选》是我的“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子。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 “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接触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个偶然。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翻开哈维尔的著作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哈维尔的人存在。但是很快我被哈维尔深深吸引，因为他所洞察和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和形状，是我们精神上的痛感和道德生活中的危机。一个人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表述周围的环境而感到晦涩气闷，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价值的源头出发，他提供了所处环境的一种结构性描述。在试着翻译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精神上道德上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我始终觉得，哈维尔不是我们前头的大师，不是英雄圣徒，而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和伙伴。《哈维尔文集》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

 转自任我行的博客

 好些天前朋友就和我提起这篇文，懒懒地竟没有去看。今日看了，的确，我感到灵魂又一次被荡涤。

出门找碟，老板指着封套说，“就是这个，一个男人走在山坡上。”我说，“不是男人，是女画家。”萨贺芬·路易很中性，邋遢、臃肿、迟缓，一个法国乡下的钟点工，在不同雇主那里洗衣、做饭、酿酒。女主角演得太好，神情懵懂，透出一种智商不高的天真，没受什么教育，没出什么远门，没爱过男人，也没被男人爱过。开头20分钟，有点想不通，女画家就是她吗？世界对她来说，只开了一条缝，她拥有的那部分，最多巴掌大。那她又如何画出，一个比她经历过的世界更加长阔高深的世界呢？

我到乡村，发现村民们对时空的记忆，都很含糊。若问远不远，他说很近，10分钟就到，结果我要走3小时。若问这东西多少年了，哦，怕有几百年了。若问1990年代的事，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的观察不够丰富，但许多村民的感知大致如此，空间都要朝近处拉，时间都要往远处推。想来也是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过于逼仄。譬如对我来说，做2000万美元的梦，还是做2亿美元的梦，并没有差别。我从眼睛到灵魂，看起来一样，想起来也一样。

“当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概念。绝望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受苦，或没有意义的享受。有人的当下眼花缭乱，有人的当下死水微澜。人若活在劳苦愁烦中，世界过去了50年，还是过去了2000年，又有什么分别。我们活在一个很小很确定的“当下”，却无法确知这一刻的意义。其实这片子不关乎艺术，关乎终极的追问。一个洗衣妇，和这个宇宙有什么关系呢？她白天邋遢，生活委琐，被人唤来使去。世界对她而言，只有20英里，世界到底有多大，关她何事？对她而言，宇宙被造得这么浩瀚，纯属铺张浪费。但一到晚上，萨贺芬变了，她哼着赞美诗，拿着各种自制的颜料，关起门来，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她画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她触摸的那些，花朵、果实和树。她就在这些东西中，去一个不止20英里的世界。

一次朋友和我讨论，到底地球的历史、宇宙的起源，离我们有多远？我说，“容我说句粗俗的话，地球有1万年还是100亿年，到底关你屁事？你的真正问题是，如何接纳，如何拒绝；如何妥协，如何抗争；如何爱，如何被爱。如果宇宙长短对这一切并无影响，容我换句有点文化的话，就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若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伍德，偶然住在桑利斯小镇，在另一家人餐桌边，看见了自家佣人的画，萨贺芬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被20英里外的世界知晓。伍德在一战前夕，面对现代文明的崩溃，挖掘了被他称为“现代原始艺术”的卢梭（画家，1844-1910）和毕加索。接着他发现了洗衣妇萨贺芬，敏锐地看见了一种天才：这个傻乎乎的卑贱妇人，她那近乎无知的脑袋里，有一种近乎得救的智慧。她的画中，住着一个广大的灵魂。看她的人，像一个褴褛的乞丐；看她的画，像一位荣美的公主。这使人不禁怯怯地问，只是萨贺芬有独特的天赋呢，还是人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其实是王子？

萨贺芬没有一丝艺术气质，一点不比我家的钟点工小谢更有文化。但你不可能轻视这个灵魂，她的画，天真中有诡异，夸张中有拘谨，花朵像虫一样在动，果实像受伤的眼睛，繁茂的树像亚当的族谱——你只能有两个结论，要么萨贺芬是全能的上帝创造的，要么萨贺芬是一位再就业的女神。

萨贺芬回答伍德为什么开始作画。她说，1905年，守护天使在梦中告诉她拿起画笔。从此，她的夜晚比白天更长。她一作画，就脱离了她的“当下”。她的灵魂就从一个不到20英里的世界，开始移民。她的生活，也从此和银河系、太阳系有了关系，就像世界大战以另一种方式使全世界都有了关系。不管地球历史到底多长，她的一生这才和地球的历史有了关系，和起初大地上的第一个人有了关系，也和将来大地上的最后一个人有了关系。

萨贺芬是否被这个世界知晓，对她和她的守护天使而言并不重要。但透过伍德，她被世界知晓，透过这部电影，她被我知晓。在我看来，这就是天使催促她作画的原因。萨贺芬若不是画家，她里面的世界，也一样尊贵而丰盛。但萨贺芬若不是画家，这个可怜的世界就看不到这种尊贵和丰盛，就不认账，就继续藐视她，藐视所有和她一样的人。

对萨贺芬的精神失常，我无法完全理解和解释。透过伍德，她开始被世界知晓，她的画展在巴黎筹备。不料大萧条朝夕来临，画展被无限推迟。伍德和这个世界一样无暇也无力去承认和欣赏萨贺芬的尊贵。一辈子独身的萨贺芬，为自己定制了华丽的婚纱，像新妇一样预备自己，献上自己的画。她对伍德说，画展不能取消，因为所有的天使都已经出发，走在去画展的路上。不只是这世界要看她的画，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也要来看她献上的画。

萨贺芬说，她的画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拍照时，坚持将头仰起，闭目不语。但她终于疯了。她说，我的画受伤了，你们来看我的画，不是来看艺术，是来看灵魂的丰盛。艺术可以被经济打断，灵魂怎么可以被经济打断呢？萨贺芬被送入精神病院，死在那里。

如果说我们这30年的关键词是经济，更早的30年是政治，再早的30年是文化，那么接下去30年的关键词就是信仰。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感谢这部电影，它让我更尊重家里的钟点工了，虽然小谢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画家，但她的灵魂和萨贺芬一样尊贵。我也不怨恨守在楼下的居委会老太，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她的世界将在哪一刻被照亮。她的灵魂一旦苏醒，就要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下去。

我不知道，所以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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