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酒醉的瘪三”简称JB。

很震动。只有我这种借酒撒欢成性的人，忽然发现了这个更精准更漂亮的称呼，才会有这样的震动。我是中文的信徒，英文字母涮起人来，耳光响亮丫。

我想买件文化衫警醒自己，上书JB二字母，奥运会标上“BEIJING”用的那个毛笔体蛮好看的，正好有J也有B，剪下来拼贴一下，放大，印上来。也许老外已在用BJ作为北京的代号了，看到JB这两个字母，会以为是离北京不远的某个地方，会以为脸朝前走向BJ，转身180度当然就会走向JB。

当然，我们自己清楚就行。

文化衫外面要不要套件夹克？心里总是惶恐，怕别人看出来我没文化。

原来一个人呆着可以干很多事情的丫

因为这样我才写出一些东西的，但我以前总以为是别的原因。

这话是村上春树说的，亦是当头棒喝。

这几天基本上是自己过，看看书，有时和弟弟打打桌球，没别的事情。这年过得很淡，少与人交际，看了三四本书，良莠不齐。

今年第一期《收获》有张贤亮的新长篇，买来看了，很失望。现在他早已腰缠万贯，见多识广，男人鸡巴的问题也要升华到国计民生，也要有危急存亡之慨。而当初，他的小说就是写很简单的事，就是一个人呆在土牢里，衍生的各种想法。以前，张在土牢里写的日记，日后，把每一句注释出来都韵味十足，联篇而成小说。假设张从没坐过牢，他会比现在更风光。他有一俟时机便风光起来的天赋，但他可能不会是一个有如此成就的作家。

逢县书店迎新春七折，牛逼如新华书店，也打起折，理当捧场。没想一进去就碰上关门歇店，时值中午十二点，我随手拿了一本《腹地》，因为云南杨杨兄赠过我一本同名的好书。那一本是巴西人达·库尼亚写的，这一本是党内作家王林在1942年写的。看了以后，意外地好。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有关抗战的小说，都是遵从党内定规写出来的，但这一本是在定规未确立之前，罕见地真实，有如报告文学，描摹出当时冀中人民的世态人情以及心理状况，其间又弥漫着一种淡定的态度。因为，抗战打了八年，冀中人民的抗战就是日常生活，但之前看的小说里，有关抗战，老百姓统统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情境中。这小说中，一切冲突都不显得激烈，聊起来有如家常，但是那种真实和酷烈，又在卒读之后萦绕心头。其中有一个情节非常深刻：老百姓都盼望着日军来扫荡的，扫荡过后，就意味着有一阵的轻闲安稳。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想，老不被扫荡，老百姓们就满心的“贼想”之忧。

这书八五年也出了一版。我所买的这本是根据四九年原版印的。书后，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在后记里写着：

对《腹地》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它曾经受过批判。后来，父亲又进行了修改，于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说实话，这个版本我读了几次都没有读完，总觉得里面充满了“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

那么，原版的《腹地》是怎样的呢？于是，我找出父亲保存的惟一一本1949年版的《腹地》。

我刚看了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现在的文艺观来看，这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之所以说它伟大，就在于两个字：真实。也正因为它太真实了，所以被有些人批判为“自然主义”，“丑化”了什么什么……

当然，儿子写老子，难免过誉，从儿子这一身份出发，也是义不容辞。但，这本书确是难得一见的好小说和历史材料，不但记了史实，且还能让人一了时人心态，纤毫毕现。而现在，安闲、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又有几个作家能够执笔写出“真实”之状态？吃惯了喈来之食，不须他人耳提面命颐指气使，自个也不自觉地粉饰了起来。

《腹地》四九年新华书店版，土纸本

《腹地》八五年解放军文艺版，依政策修订本

序

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

李敬泽

田耳是讲故事的人，田耳戴着面具。他讲故事，但他的故事从不指向他自己，似乎他并非一个书写的中心，并非“作者”。世上有无穷无尽的故事流传，杂乱飘零。而这个人，他是故事携带者——他抓住并且恰当地讲出他碰到的任一故事，似乎每一故事都自有生命，将在无数次转述中生长，田耳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讲述者。田耳的小说是田耳写的，但似乎也是十几个都叫田耳的人写的。

在《衣钵》中，一个大学生回乡当了村长兼道士，其中有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之乡愁。而《郑子善供单》如出知识分子之手，掉弄个人叙述与官方的法定叙述之间的断裂反讽；《姓田的树们》讽喻性地描绘了县城与乡村的风俗画，几乎是一份巴尔扎克式的社会考察；《坐摇椅的男人》和《围猎》却像是卡夫卡的梦魇；《狗日的狗》和《远方来信》，在某些批评家手里，必是关于“底层”、关于“道德”的证辞；《重叠影像》和《一个人张灯结彩》则因为扣人心弦的探案叙述大受期刊编辑的赞赏，后者更因为显见的宽厚和正派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迄今为止，田耳是难以界定和难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种趣味和路径杂然交陈。这种多变无常很容易。我知道，接下来我就应该劝田耳把自己弄得面目清晰一点，应该有个性——所谓的“个性”，在我们这里差不多就等于题材，等于关于特定题材的特定观点，因此有了个性的田耳应该狠狠地写警察或写底层，应该苦难或者道德等等……

这样的“个性”对田耳并不困难，他太聪明。他的内部飞跑着一只狐狸，这只狐狸也有可能因为诱惑而上套——田耳的多变有一部分出于对文学趣味之风向的窥伺和试探。他不是一个固执的叙述者，他对听众的反应有敏捷的预感和判断，他随时准备着再变一个魔术，赢得喝彩。

但狐狸还有另一份天性，他好奇，他的心智活跃缺乏耐心，他不可能持久地守在一条路上，不可能把自己固定于某个角度、某种观点甚至某种语调。狐狸变魔术不仅是为了讨人喜欢，更因为他自己喜欢。

——这种气质，是田耳区别于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特殊禀赋。在这个时代的文学气氛中，小说家越来越像安土重迁的小农，他们不仅在经验上、而且在世界观上画地为牢。而田耳，主要地不是出于思考，而是出于天性，成为了无所归属的流浪汉。

流浪汉和狐狸并非没有世界观。在田耳的小说中，在差异的主题、经验和语调之间，贯穿着一种眼光——不是观点，也不是视角，而是复杂、含混的态度，是本能的、但逐渐发展和塑造起来的兴趣。这不仅体现于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更体现于整个小说世界的构成原则。

所谓“整个小说世界”，对田耳来说，指的就是《一个人张灯结彩》，它确实具有标志性意义，田耳的世界在此初具规模，获得了某种整体性——它的地理、气候、风俗、政治和它的戏剧、它的神灵。

地点：一座城，名为“钢城”。除非对作者进行传记式考证，在文本内部，我们无法将此地与地图对应。我在谈到《衣钵》时曾冒失地断言田耳有沈从文式的情怀，但即使沈从文是他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也显然没有沈从文那样的地缘战略。田耳无意建立一个根据地，或者说，他的根据地不须借用一张通用地图。田耳所占据和建设的是一座书面之城，介于城乡之间、今昔之间，内向、孤独。这座城的外边是荒野，距离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无限遥远，几乎音信不通。这座城黑夜漫长，这座城遍布混乱狭窄的街巷，这座城在白天闷闷不乐、阴郁，似乎在回味它在暗夜里的疯狂梦魇。

这座城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在《重叠影像》中，在田耳最近的小说《环线车》中……这个地方具有神秘的磁力，它吸附着人，无法逃离。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即将离开的副局长暴死：为了他的罪孽，也为了他企图脱逃；在《重叠影像》中，警察最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离开，但我们知道，即使离开他所去往的仍是这个地方；《坐摇椅的男人》中，一个人被囚于此，眼看着一切梦魇般重演；在这个跑不出去的世界里，所有的人相互追逐：追逐是田耳的城中每日每时都在上演的盛大运动会。人们在追，在逃，人成为猎人和猎物：有时人们不知自己是在追还是在逃，追捕者也是围猎的对象（《围猎》、《重叠影像》、《远方来信》、《狗日的狗》）。

没有人可以走，可以离开，这是这个世界的符咒。田耳将这座城暗自封闭起来，使它成为一个“故事”。

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故事的命运最为耐人寻味，小说中讲故事和不讲故事随世事变迁相继成为文学上的丑闻。时至今日，除了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很少有作家不在他的小说中讲故事，很少有作家敢于反抗故事。故事的权威几乎就是市场的权力，作家们对故事的皈依其实是出于对假想读者的屈服，这个“读者”不管被赋予什么名义，他在实质上都被假想为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一个拘囿于自身经验、拘囿于他的世界观的人，一个对任何异端抱有本能怀疑和愤怒的人，他的阅读是为了印证他的已知，因此对他来说任何故事都是一次关于这个世界之实在的证明。

——这几乎就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谨小慎微庸庸碌碌的中产阶级读者，他既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产儿，也是小说家们的假想变为现实的结果：他是被建构和塑造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灵魂被偷换，讲述者的个性和力量仅仅关乎语调和修辞，仅仅关乎他可疑的见多识广——经验的表面延展和表面差异。

但是，故事的真精神不在于此，讲故事者与听众的根本约定是：有某些事竟然发生了，这些事是对我们经验中遍布的“不可能”的藩篱的逾越，由于这种逾越，我们意识到自身生活的限度，世上仍有奇迹——或者说，人的心灵和行动中仍有奇迹。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叙述近似宗教和神话，它自我表意，它必须有将自身封闭起来的力量。

田耳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故事讲述者。他的人物在他的城市中陷落下去不可自拔，他们身处一个沉默的旋转的巴别塔，命定追逐，无话可说。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田耳之城的外边是一个喧闹的世界是电视、手机、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无限饶舌的世界，但这座城中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它的居民常有语言障碍，《一个人张灯结彩》中有一个哑巴；《重叠影像》中，被追逐者（同时是追逐者）是一个被咬掉舌尖的人，这篇小说开始于频频出现的幼稚狂躁的标语和图画——表意的艰难是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人们无法对话，或者因为说不出，或者因为说出了不被听见。在田耳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埋藏着一个深深的焦虑：谁听我说，我能说什么？

所以，这个城市本质上是沉默的，沉默而拥挤——挤满了人的行动、人的表情和肢体。田耳的小说非常实，但是关于虚的实，是围绕着沉默的奔跑和喘息。

——这是田耳之城中一个内在的、不变的景象。很难说人们是在逃避这个沉默还是走向这个沉默，小说的恐怖、悲凉、滑稽和喧闹全部由此展现。

那么这个沉默是什么呢？我受到诱惑，我将在田耳的小说中抽象出某种貌似普适的形而上学命题或形而上学废话，然后我可以由此论证田耳的“深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在力图深刻的时候都会准确地落入一个文学之外的形而上学陷阱中去，这件事之怪诞就好比一个人一定要把上吊的绳子挂在别人的房梁上。只有极个别的作家——恰好也是一般看来最聒噪饶舌的作家，比如王朔、王小波、刘震云等人，我们才能看到使批评家、哲学家和一切意识形态诸神为之却步的沉默——并非偶然，上述三位尽管文名甚大，但批评家们甚少谈及。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暂且打住。我抑制做一个沉默翻译者的冲动，我承认不可说只好沉默，一个小说家力图说服他的同时代的读者或听众这世上有不可说之事，这已是“深刻”。而我的兴趣在于，这样一个包藏沉默的城市如何成为“故事”、成为“小说”。

因为这个城市中有一个神灵游荡：它存在于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存在于人们期待它并且凝神注视它的时候，存在于绝对的必然性对面——绝对的偶然性之中。

《一个人张灯结彩》中、《重叠影像》中、《环行线》中都遍布巧合，所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最终都被编入精确的网。当然，这看上去不过是戏剧惯技，千百年来人类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人如果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另一个人，必有一天他们将劈面相遇，只有伟大的倒霉的堂吉诃德的寻找是不了了之，由此他深刻地质疑了人类的怪癖：相信有一个写定的底本指引着人类活动，在这个底本中，一切细节都不可脱逃地成为意义生成的环节，一支挂在枪上的枪必然会响，那是因为这支枪落入了一个被整理编辑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奴仆，或者说，这个世界里端坐着一个上帝，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意外之事，没有任何事逃出他的规划和设计。

中国的小说从属于这个上帝，无论他以什么名义出现，他总之远比小说、比作者更宏大、更具权威性——它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它体现于小说的预设判断：小说必有一个前提，某种高于经验高于想象高于人的、具有必然性威严的柏拉图式的图景，某种“整体性”，小说家要印证这个图景，并且由此领取书写的合法性。尽管中国的小说家们已经很少有人对“整体”怀有真诚的自信，但他们小说的构造方式、他们对人与世界的想象路径依然通向某个为自我安慰而设的“上帝”。

田耳的小说中也有“上帝”，任何小说家都不能免于与各种面目的“上帝”对话。但是，有的小说家的兴趣、他的热情所在并非找到上帝或者印证上帝的不同面相，而是在任一上帝对面，寻觅一个叛逆的、活跃的神灵。

——田耳正是这样一个通灵道士，在短篇小说《氮肥厂》中，他所召来的神灵现身。这小说难以批评难以翻译，它是一个“意外”，人们震惊地仰望它的爆炸的强光。在这篇小说里，运行着人的必然——社会的生活的审美的道德的生理的，那台气柜是所有“必然”的象征，它是机器，它按照它的逻辑默然运转，但是，谁也想得到呢？一对不被祝福的男女，两个必然的囚徒竟在机器上做爱，疯狂的行动导致机器故障，他们壮丽而快活地被发射到了天上……

在必然性发生故障时，偶然性救场，这是小说的惯技。但在田耳这里，逻辑被倒置，偶然性战胜了必然性，混乱的世界纂占了秩序井然的世界，从裂缝里跳出来一个小小的偶然性的神灵，它任性、它胆大妄为、它有闹天宫的疯狂活力——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这是深长的隐喻，不需盘问它是否蹦得出来，只需信或不信，小说家所面对的不是某个被建构的必然，而是唯一先在的自然——人的无限可能。

所以，偶然性的神灵即是人自身。田耳对巧合对偶然的迷恋并不仅仅出于他的才能中的戏剧性禀赋，更是出于对人的信念，在他的那座城中，人拒绝对自身的判断，人在他的热情、欲望、怪癖和软弱与偏执的激励下穿隙而过，行动、妄为和流泪和大笑和死，他们是内心混乱的人，小说是他们在这混乱之城创造的奇迹：混乱仅凭巧合和偶然达成了精密的形式——这是关于混乱、写给混乱的诗篇。

是的，尽管我强调了田耳那座城市的阴郁特性，但田耳不是为了阴郁而写，他是为了在阴郁中找到一盏灯。《一个人张灯结彩》中，那个苍老的警察对世界的真相谙熟于心：

这个冬夜，老黄身体内突然蹿过一阵衰老疲惫之感。他在冷风中用力抽着烟，火头燃得飞快。此时此刻，老黄开始对这件案子失去信心。像他这样的老警察，很少有这么灰心的时候。他往不远处亮着灯笼的屋子看了一阵，之后眼光向上攀爬，戳向天空。有些微微泛白的光在暗中无声游走，这景象使“时间”的概念在老黄脑袋中具体起来，倏忽有了形状。一晃神，脑袋里仍是摆着那案子。老黄心里明白，破不了的滞案其实有蛮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源于人们的美好愿望。当然，疏而不漏，有点像英语中的一般将来时——现在破不了，将来未必破不了。但老黄在这一行干得太久了，他知道，把事情推诿给时间，其实非常油滑，话没说死，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时间是无限的。时间还将无限下去。

尽管如此，老黄依然伫立，注视着一盏灯点亮，这是这个案件中的意外、一个小小的奇迹。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一种普泛的感染力，并非仅仅因为秩序的胜利，更是因为它宽而厚地肯定了人，肯定了人身上所隐藏的神灵。

——世界因此重获魅力。是的，世界已遭去魅，“上帝”之魅已散。但田耳相信，故事并未终结，人的故事也许刚刚开始——就中国小说来说，也许确实如此，“上帝”离去之后，遗下了大片沉默，在这沉默之中，人不屈地想象奇迹。

但首先要意识到“上帝”的不在和“沉默”的在，然后方可灵验地讲述。田耳在他的最佳状态中，正是一个灵验的讲述者，任何灵验的讲述者均无个性——巫必戴面具，乡野之上的道士也必是一个通灵而通俗之人，田耳有一种本能的通俗——同时他大概从“低级小说”和庸俗电影中获益良多，这也使他有可能与“知识”和浮辞所覆盖的世界划开界限，他由此获得了隐蔽的“个性”。

                                    2008年2月13日凌晨

后排（从左至右）：曾小春、雪漠、黎总、唐达天、冉正万、陈启文、田耳

前排（从左至右）：曾明了、乔叶、塞壬、赖妙宽、谢莲秀、郑小琼

搭火车（从前至后）：冉正万、曾明了、乔叶、赖妙宽、吴亮、谢莲秀、田耳

在松山湖一宾馆前面

松山湖，路边随拍，其实是一村委会。

也在松山湖，冉正万、曾明了、赖妙宽三位老师耳畔突响东方红的旋律。

躺在地上，照了一方东莞的天空，也很蓝。

　2008-11-21

田耳、侯马、李云雷分获2008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

２００６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揭晓　　２００７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揭晓

　　  11月10—12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和湖南省作家协会联合在湖南凤凰举办“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
　　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是：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重申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当下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作家的责任及文学如何“艺术地”应对生活与现实；作家所期望的文学期刊。文学期刊及选刊的审美趣味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促进与损害。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青年作家、评论家参与研讨。
　　作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与会者集体推选出2008年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湖南小说家田耳、北京诗人侯马荣膺“年度青年作家”，北京批评家李云雷荣膺“年度青年批评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文学批评领域新人出现远不如创作领域那么迅速和引人注目，李云雷的入选证明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一批“70后”的新锐批评家已经成群崛起，正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发出引人注目的声音。
　　会议还向第六届论坛推选出的“2007年度青年作家”鲁敏、周晓枫，“2007年度批评家”施战军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并宣读了授奖词。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由《人民文学》杂志社2002年创立，2003年第二届始与理论批评刊物《南方文坛》联合主办，每年10-11月举行，七年来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对话交流活动。每届论坛除探讨文学热点话题之外，从第四届起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由与会作家、批评家集体推选本年度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做出重要成就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意在更加充分和完整地反映论坛的研讨成果，向读者和社会推介年度内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新锐力量，推介重要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新见。
　　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指当年度内在内地（不包括台、港、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内取得突出成就的年龄在40岁以下（含40岁）的青年作家、45岁以下的青年批评家。青年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每届论坛推选年度青年作家2人（小说家1人、散文家和诗人1人），年度青年批评家1人。（撰稿陈竞）

2008年度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授奖辞公布如下

　　年度青年作家：侯马
　　侯马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对诗歌的内涵予以全新的理解，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进而揭示出诗歌活力的内在机制并非只有激情这一种方式，还应当包括逻辑与思考两个更为重要的侧面。侯马机智地隐蔽在第三人称“他”的面具之后，深刻地触及个人以及他人人生经验的战栗之处，触及这个时代诸方面的细节影响，包括生与死，爱与恨，乡村与都市，等级与绝境，尊严与耻辱，等等，行文控制有力而且细腻，从而散发出一种动人的韵味。侯马清晰地记录个人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察之中寻找信仰的过程，并使之成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灵魂变迁史的一个佐证。

　　年度青年作家：田耳
　　田耳是一个致力于超越自身经验的小说家。他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欲望，带着特有的灵性智慧和艺术自信力，不断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当很多同辈作家津津乐道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时，田耳却借助丰沛的想象力，从容地穿过那些与自身相关的生存地带，将叙事伸向历史或现实的各种可能性的情境之中，为生命存在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像。从《衣钵》到《郑子善供单》，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坐轮椅的男人》，从《父亲的来信》到《在场》，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相对稳定和相对明晰的叙事风格，他的梦想就是变幻不定，他的热情就是四面出击。他在挑战自己的同时，也挑战着读者的阅读期待。

　　年度青年批评家：李云雷
　　李云雷的批评文章有对文学现实敏锐的发现触角和对历史脉络了然于胸的整合能力，本年度他以沉浑雄辨的批评语势，不仅通过对贾平凹、鲁敏、胡学文、刘继明等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来继续拓展由他所倾心建构的“底层文学”研究疆域，而且对“底层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着独到而质实的建树。他的批评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惹人瞩目的创作现象一同成长，他以专注的目光和敬业的心志，展现了新一代青年批评家相对完整的专业修养、忠实于文学境况与个性发现的批评精神。

昨日天气晴得不得了，以至呆家里不安生。父母和小姨父决定去赶阿拉营的集场，说是买东西也没有目的，不确定要买什么，倒是趁天晴得出去走走。

一路上父母都在感慨路途村庄的变化。阿拉营是他俩三十多年前恋爱的地方，所以每次往这一路走总有感慨。在他们感慨里我觉得他们日益的衰老和自己的成长。一条小溪沟出现在前面，我有些紧张地看着父亲，他嘴果然如预想中的那样，弹动起来。他再次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前面那条溪沟里洗澡，洗完看见了一个死孩子，然后就患上瘙痒症，长久不愈。

小时候我喜欢听父母回忆往事，讲述中那种忆苦思甜的品性往往增长了食欲。现在，我已是集中不了精力。所以也越发觉得，说话是一件危险的事。沟通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不能理解这一点，才喜欢说起自己的事；理解了这一点，不会说自己的事，而是会说别人愿意听的事。这需要技术，有难度。

胡思乱想中阿拉营已到，人多得不得了，挤在一块，竟然和慕很少磨擦，心中暗自称奇。

母亲买了六张靠背藤椅，似觉得老远来一趟只买这点东西，不划算，又去买了几袋米。我也不想白来一趟，寻思着在哪买一条活狗，叫屠夫现杀，带回。父亲烹狗极有一套，来我家吃过狗肉的朋友有都念念不忘。我也想把父亲那一套学来。阿拉营的集场很大，号称四省边区第一，找半天找不到卖活狗的地方。父亲也贬斥我不晓事，现在还不到吃狗时节，再则，别说学烹狗，就是买狗，也得跟他学上几回。

在一个凋敝的报刊亭，我看见了老同学吴湘君端正坐着，翻看一本过期《特别关注》。和他打招呼，他留我玩一天。我喜欢呆在他家，也就是水厂那里，当即和父母说，今晚住阿拉营，明日回。

中午两人吃野羊肉，味一般，价太贵。各喝二两五。晚上换到阿粮，见有蜂子幼虫，炒一盘。这是我最喜欢的菜，吃起来惹口。阿粮菜价实惠，量足，另一盘辣炒百页和小炒野菜鸭脚板也不错，吃得畅快，小酌几杯，看窗外的天一点点黑下来。出了阿粮酒店，这里马路宽阔，却没有路灯，一条路又长又黑，两旁尽皆几层的带卷闸门铺面的民房，却大都黑着。偶尔有几处店面敞开，就投射出一点点柔弱的光晕——阿拉营的夜晚真够黑的。水厂有几里路，我俩从一个光晕走向另一个光晕，聊起以前一些同学的行踪，但我心思游离，突然想起了作家迟子建女士，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高产优质，是不是跟她呆在一个黑夜漫长的地方有关？

我上次呆在阿拉营的水厂是九九年，那年我们电大毕业，夏日炎炎，一伙人住在阿拉水厂里面，里面有深浅不一的好几个水池可供泡澡，住在里面，一天天都是泡着澡过来的。连住一周，母亲打来电话，催我回，我才离开湘君家。不经意十年过去，这十年里湘君结了婚，小孩明年就上小学，工作也一直在水厂，从不曾开。他老婆在另一个乡的医院，一周碰一两天即可。当年他父母还有他姐妹也住水厂，现在他家已经在县城建了私房，一家搬去，这里只剩他一人。水厂是在阿拉营以北一处荒坡头围了一百多亩地建起来的，当年种的树现在已经成林，他说还时常能见到野猫野兔。

我俩高补同学一年，电大同学三年，电大期间在外租房做饭，天天同锅吃菜，酒也是这么喝起性子来的，彼此熟得不得了。眼下他一人住这里，我看得出他是愿意我留下，不嫌烦，所以自己也不顾忌。晚上，这荒坡之上枯寂得很，静谧得吓人。水厂里一排小平房四家人，都睡得很早。

我俩挤一床，各自一头，关了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聊起了天。我喜欢这地方黑夜漫长，但在他心里，呆这地方早已憋坏了。我问他婚后的生活，他倦怠地答着，聚少离多，所以也省事不少，用不着吵嘴。他问我这么多年去了哪些地方，游了什么样难忘的名胜古迹，玩了什么样的开心游戏，我也答不上来。但我也没法告诉他，相对于去过的很多地方，我更喜欢你这里的黑夜漫长。这是心里话，我喜欢热闹和寂静两个极端，这在我心里面和谐顺然。对静寂的需求量大，好比是饭菜；而热闹，只是往饭菜里撒一撮盐，就够了。

当初，就我和章二兄沉闷地喝酒，聊着有限的几个破话题；而这几天，这里高朋满座，纵论文坛。

来的人大都认识，还有几位新认识的，给我感觉也是一见如故。初见面的师友里面，邱华栋老师蛮活跃，唱歌时最出状态；那晚唱歌，六零后的最HIGH，七零后的尚可，八零后的阅尽世事沧桑，冷静地坐着，抽着，小声地说着……金仁顺也让我记忆深刻，在三胡子酒家，我站着看人打牌，她走过来，我才发现厕所就在我身后。她要进去，我说，每位一块。她哦了一声，真就打开巨大的挎包掏钱。她眼神不太好，我憋不住笑出来，她才发现是我，娇叱一声，我遂挨了一蹄。那厕所分明是单间，她进去，小陈也随后一同进去，这一细节，不知为何，也让我记忆深刻。小陈早就说过她特喜欢金仁顺，没想到竟喜至这样的程度，须臾不能分离。楚兄似对金仁顺颇好感，揪着她拍照，不停地拍。我插腿进去与金仁顺拍了一张。众人戏谑楚兄，说虽然他帅，但我与金合影起来看似更合辙。楚兄似心有不甘，又捉着金仁顺咔了不少。还有黄礼孩兄，短暂接触，也留给我深刻印象。我猜想这个人，大概不会老；或者说，他会缺乏中年期——他会有特别漫长的青年期，然后突然有一天进入老年，从而心满意足。

昨上午晚起，沈念发信息，他人已走，留一本杂志在山庄，要我自取。去了，山庄重归惨淡模样。

忽然想，以后，待生活安定下来，照样不能长期坐在书房。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每年找两段时间，每段半个月至一个月，去到一个有朋友的地方呆下来，对照其作品，品味其生活。也许身处旅游区之故，见多言过其实的宣传辞藻和旅游业于人风地俗的负面影响，我对旅游和风景（尤其是所谓的人文风景）早已不感兴趣。吸引我的，只是那些有趣的朋友所居的一处处隐秘所在。要是有暇能去他们那里呆一阵，白天为生计各自忙活，偶尔几个晚上，邀出来找个破蔽的路边小饭馆，半壶酒，两三道菜，拉拉扯扯，亦不失为人生一乐事。楚兄所在的灰霭蒙蒙的冀东小镇，杨杨兄所在的洒满高原阳光的云南古城，晓威兄所在的清寂空幽的宽甸雪乡，新军兄所在的黄沙莽莽的玉门关隘……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台上教授很搞，讲经济讲阴阳讲数字符谶，总能自圆其说，说到刘翔退赛扯出了符谶玄机，说到用筷子挟菜也关乎阴阳易数，剖开了总有微言大义。其间教授门牙因兴奋突然崩落，博得满堂喝彩。假牙不便当场回位，教授谈性正浓，抛开门牙豁着嘴巴，声音却越发清晰，众人眼有所观耳有所听，无不啧啧称奇。

虽然那堂课蛮精彩，该教授搞的能力不逊滑稽戏演员，我仍要说——我被《少年巴比伦》深深吸引住了。我在乱哄哄的笑声中看了近一百页。

路内的文字是活的，他的细节像南方河流中的水草一样杂乱丰茂，托举着水皮上的波光，炫出各种生动且肢离破碎的色块。那细节里的戏谑总是轻盈地来，忽然就面碰面，掴了你一耳光方才离去。看他的文字，我方才发现写作的兴奋在这些年里头不经意地磨蚀了，写作的初衷，极易悄然不知地改变掉。我们写出的字，一写出来就死掉了。偶尔蹦出鲜活的句子或段落，却像是在一片坟茔中轻声呻吟。

前几天，中途转车时遇柳兄，深夜聊了好久。一开始是他找我来聊小说，现在，我发现自己需要和柳兄聊小说。他聊起小说时迷恋有加的样子一次次打动我，让我记忆中对于写作的那些早已沉积于地质层深处的快感，重新得到复活。

他干了二十多年推销，自有赚钱门道，现在迷上短篇。他起步晚，但写东西总是在提高，他的乐趣也因此越来越浓烈。以前，我跟他谈到写作经验，就说，不必急着发表，发表以后容易导致写作快感的流逝。现在发表几个小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发表几篇小说以后，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作为写作爱好者单纯的乐趣往往被破坏，他会意识到仅有发表是不够的，要闹影响，于是，名利袭顶，烦恼顿生。保存单纯的写作乐趣，到现在变成了多么难能可贵的事。

当时我这番话，柳兄听信了，而且也是这样办的。他有赚钱的门道，在那个门道里，他似乎把利益的脓血挤干净，投入到小说里面的全都是个人的爱好，从而达到乐趣。写作的快感，和写作的成就往往是两回事。而一些作家在一堆时，不聊写作，聊赚钱是主流。其实作家真有几个赚钱的？这可够悖谬的。

值此生日之际，给自己两条恪训：

一、严肃的事情产生真正乐趣。

二、需要把握的都不是机会。

最近淘得 《弗兰德公路》1987年初版本  林秀清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三辑 

我1994年购的红皮本，里面增加了《农事诗》

书已经被翻成二级残废了。

    我所买的《弗兰德公路》，扉页上写有： 1994年11月28日购于湘西州新华书店。 
    1994年我在读高中，寄读，月生活费200块钱，但有个嗜好，不去图书馆借，自己买书看。我喜欢翻阅全新的书，就像踏上全新的旅程。那时候新华书店并不开架售书，营业员守在玻璃柜后面，你点哪本他就取哪本，并静默地等你决定买是不买。买书之前我并不喜欢看书评类的文章，对作家和文学的常识懂得也不多，就喜欢信马由缰地去书店找书，合眼缘就买下，有点像遭遇一次次邂逅。当时每月顶多买两本书，每本书都会细细看完，容不得浪费。在营业员眼皮底下我不便挑剔，却买到了《百年孤独》、《刀锋》、《法国中尉的女人》、《鱼王》，还有《弗兰德公路》，这些书都颇合我胃口，甚至让我迷恋有加。 
    《弗兰德公路》是漓江社诺奖丛书中的一本，定价11．95元，两天的生活费，但是这本书影响了我十几年，还将继续影响下去。这十几年里头，我每年至少会把这本书看上一遍。这是一本晦涩难懂的书，我读了六七遍才把内在的线索理顺。 
    二战以后，法国士兵与身亡队长雷谢克的妻子幽会，他神情恍惚地向女人讲述法军在弗兰德地区被德军击溃后败逃的过程，并试图追寻雷谢克的死亡真相，但得来的却是万花筒般变幻不已的图像，一切都捉摸不定，光怪陆离，如同梦中的幻象与呓语。如果你放弃情节，品咂文字与描写，也能读下去。作者克洛德·西蒙对事物的观察精细入微，眼睛上像是随时搁着架高倍显微镜，同时他耐性十足，可以用数百字，一连串的比喻描绘一粒水珠滴落下来的过程。他的小说是静态的，用繁冗（繁冗在这部小说里不是弊病，而是技巧）的文字描绘画面，再由画面拼贴成小说。性急的仁兄读不了此书，当然，如果咬着牙坚持读完，肯定会让人增长不少耐性。——我越来越相信阅读就是磨性情比耐力，这种想法源于此书。在反复阅读过程中我性子逐渐缓慢了下来，性子放缓，看书做事的效率反而在不断提高。阅读《弗兰德公路》恰如耐性方面的超负荷训练，犹如长跑。长跑是锻练耐力，这是训练耐性。 
    《弗兰德公路》给我最大的影响正在于此，它如此贴切地告诉我，缓慢的生活是趣味横生的，足够的观察能力会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枯燥。由于很早有了这种体认，我对去往城市、谋求职位、赚钱失去了兴趣，学会用一种沉静内敛的眼光悄悄打量周边的事物。在我目光操控下，身边琐碎的事物渐渐获得了质感，有了影像般的画面感，我因此常常偷着开心，暗呼过瘾。观察积累到一定程度，写作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辈子要看很多书，真正对人有脱胎换骨般影响的，也只是几本而已。平时的阅读，也许就是守候至关重要的那几本书不期而至。 
    《弗兰德公路》使我着迷于观察，也给了我隐忍从容的生活态度，也许写作的想法也是那时候萌生的，多年以后回头想想，才意识到罢了。 
    作者克洛德·西蒙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中的一员，原本不是主将，名声也在格里耶、贝克特、杜拉斯诸人之下，爆冷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才渐为世人所知。因《弗兰德公路》我又搜寻了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植物园》、《有轨电车》，但都不如这个小说能给我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西蒙本人的生活经历也使我受益颇多。他早年坎坷，父母早亡，二战时应征入伍，之后从部队退役，定居比利牛斯山脉，以种植葡萄为生。他的小说不可能畅销，获利菲薄。我猜测，克洛德·西蒙从事葡萄种植，既是符合他性情的爱好，也是生计所需。198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创作才带给他丰厚的经济效益。此后，即使他拥有了世界性的声誉，依然回乡下种葡萄，仍然笔耕不辍。他生性孤独，沉默寡言，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愿意谈及自己的生活；但是又参加重要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大国军事竞赛”和“组织儿童卖淫”等重大社会问题上都积极表态，仿佛平日里的沉默，就是积蓄着力量在关键时刻放手一搏。我是先看了他的小说，再去了解作者生平。尝了鲜蛋想见到下蛋的鸡，这其实也是作为读者的一种本性，是为了让阅读的乐趣继续延伸。了解了西蒙的生平，我惊讶地发现在他文字里面早已读出来他的为人。读《弗兰德公路》时我意识到，作者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对照生平事迹，与我的臆测基本上没有出入。他过着最为简单的生活，写最为先锋的小说。而时至今日，先锋被太多年轻人理解成为喧嚣、做作与哗众取宠。西蒙有足够的耐性，所以他能够在那份与生俱来的孤独中体会极致的宁静，时间在他面前也显得疲弱无力。 
    2005年7月，我得知西蒙去世的消息，心情黯淡了好些日子。我把《弗兰德公路》找出来再次细细地咀嚼一遍，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任何方式寄托哀思。   
    《弗兰德公路》     ［法］克洛德·西蒙著     漓江出版社      1987年出版

                                                             发<<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

一、《小说鉴赏》

克里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华伦  编  主万 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年6月一版一印

这本书也许不是最好的短篇小说选本，但绝对是我读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教科书。篇目选得特别漂亮不说，分析简洁到位，切中肯綮，还在每篇后面留下思考题。思考题其实是一种提示，细读了小说，还没有明白的地方，待看看编者提出的几个问题，提纲挈领，便豁然开朗了。喜欢短篇小说的朋友，不妨从车载马拉的选本里跳出来，翻翻这套书。

二、《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著  顾亚铃  白春仁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一版一印

这部著名的小说最近才看，主要是最近读俄国小说的能力有了提高，以前过于冗长的人名总使我把彼此混淆，这一两年来思维某个方面突破这个瓶颈了，能把俄国人的名字分得很清楚。

怎么说呢，打开书页，还是俄罗斯小说一惯的气味，黑土地、白桦林、风雪、灾难；人物循着各自命运自然而然地生存着，行进着，彼此偶尔碰撞，又是必然地纠葛在一起……厚重的一部书，其实情节简单。书中不可或缺的，是主要人物们对于精神，对于人的命运孜孜以求的探索，就好比我们一日得吃三餐。因此，少不了浓重的抒情，少不了长篇大论的讨论。现在，我们小说里这些抒情和讨论已经日渐少了，仿佛是二逼文艺青年的腔调，但搁俄罗斯小说里，依然是那么淳厚，那么顺其自然。

写起小说，我们不缺情节的曲折，不缺心机，却总比人家少了些极简主义的策略，少了用于支撑这一策略所需的巨大的真诚。

三、《福尔摩斯探案集》

柯南道尔  著  丁钟华 李家云  等译  群众出版社 1980—1981陆续出齐

我发现读书人当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常把所读的小说分为两种。一种好比老婆，光明正大，纵是不怎么喜欢，也要在人前摆出恩爱的样子。这类小说诸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跳房子》《但泽三部曲》……

另一种 好比小妾，只能私自狎昵，暗呼过瘾，却基本上不言于人前。《福尔摩斯探案集》出版这么多年了，却一直是小妾的地位，那么多人读得如痴如醉，要报最喜欢的书书目，又常遗落此书。说实话，现在大牌的所谓纯粹的作家，万难把小说写到柯南道尔一般吸引人的程度。

最近想问书友讨要最爱读的外国小说书目，想提这么个口号：罢免老婆，扶正小妾！

四、《浮生六记》

沈复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这本书流传以久，也不知道多少版多少印了。很薄的小册子，大概是买别的书买成摞了，要老板拿这书做搭头，老板也不好不依。

真好！古代舒缓的生活节奏里，培养了多少有趣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沈复留下短短几篇文字，于是我们就能感受这许多。他讨过一个神仙般的老婆，生活在精细院落里。但神仙老婆总是去得快，早夭，宅院也被强人所占。他懒得费工夫讨个说法，从此浪迹仙游。穷达有命，所谓享受，也许就是不眨眼地观察，就是反刍似地细细体会，把生活的滋味一点点榨出来，身世飘零，也置之度外了。

五、《权利的眼睛》

福柯  著  严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一版一印

他等身的著作读起来吃力，访谈录读来却是无尚的享受。聆听一个哲人随机的答问，一切在他脑子里融汇贯通，轻谈笑语好似利刃，不经意间便将复杂话题大卸八块，将内里的脏腑都捋了个透澈。

也许他是被恶咒笼罩——没有敢于无视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我可能记不住那些车载马拉的金牌选手，却忘不了这个曾把子弹打在别人靶面上的奥运第四名。

龙志勇 14:55:20
在么。
风蚀地带 14:55:28
在啊。
龙志勇 14:57:27
刚才的比赛有酱味。
风蚀地带 14:58:02
打枪？
龙志勇 14:58:16
就是。
风蚀地带 14:58:41
怪啊，真是怪。美国人都是发挥型的，前后两届，都是最后一枪发挥这么失常，真罕见。
龙志勇 14:58:52
大家都懵了。
风蚀地带 14:58:57
是啊。
风蚀地带 14:59:03
而且他很平静。
龙志勇 14:59:10
他有人文精神。
风蚀地带 14:59:27
或者是彻底的游戏精神，把全世界涮一把。
龙志勇 14:59:34
应该是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
风蚀地带 14:59:42
这远比一块破金牌有意思。
龙志勇 15:00:13
有意思。
风蚀地带 15:01:10
大家都玩命想要的东西，他弃之如蔽履。
之前他告诉世人，这东西只有他才佩拿。
最后他告诉世人，他不要这东西。
龙志勇 15:01:32
上境界了。
风蚀地带 15:02:00
绝对优势啊，打到七环就稳拿冠军。
龙志勇 15:02:49
好象六环多就是冠军。
风蚀地带 15:03:10
是的。
风蚀地带 15:03:41
刚在佩服菲尔普斯，埃蒙斯就跳出来抢光了。
龙志勇 15:05:39
那是，我觉得他值得研究的价值大点。
龙志勇 15:06:48
昨天那飞人也有味道，后面20米故意放慢，拍胸示强，好象动物世界里跑出来的。
风蚀地带 15:07:11
菲尔普斯赢塞尔维亚那一场，表明天才不缺乏运气。
风蚀地带 15:08:10
埃蒙斯最后一枪，似乎要说，天才要是具有人文精神，尘世的欲望对他无可奈何，他会绝尘而去。

龙志勇 15:09:51
他是最大的赢家。失去一块破金牌，赢得人文关注。
风蚀地带 15:11:27
是啊，要是故意，就是讽刺；要两次都是失误，那就是天衣无缝的幽默。
龙志勇 15:12:54
看来后奥运时，更多的焦点是他。
龙志勇 15:13:19
几百块金牌是过眼云烟
风蚀地带 15:13:59
邱健是不是想到这一点了？
龙志勇 15:14:47
肯定想不到，被飞来横福砸懵了。
风蚀地带 15:15:35
新闻在说邱健复制贾占波神话，神奇夺金。
风蚀地带 15:15:51
唉，对话我贴博客里。
龙志勇 15:18:01
大多数运动员整天是四肢锻炼，技巧锻炼，欲望锻炼，基本文化都残缺，还想又人文？？

你以为8月8日会举国欢腾？不，奥运不是春节。但早上是被一溜鞭炮吵醒的，正要窝火，忽然想到，噢，奥运了。七年前，和朋友包K歌房一齐观看申奥之夜，然后一齐喝酒，喝得烂醉，借申奥成功之名透支自己的身体。七年后，这一天到了，身体已不能像二十郎当岁那样肆意透支了。我是被一串唐突的鞭炮声提醒的。事情太多，白天总得完成几样，包括写博。我已经一个月没博了。

今天收到三包书，重一百多斤。请一小工用三轮车拖到坡底，再叫他扛到我远在山腰的家中，问他要多少钱，他想了好一会腼腆地说，七块钱。

凤凰的米粉很贵，长沙卖五块的鸡肉米粉，到了凤凰全是七块。

取书时路过婚姻登记处，很多人排队等着登记。今天特别多，结婚登记处就在我家下面，经常路过，从没见过生意这么好。奥运结婚，总归比掐着表弄奥运宝宝来得理智。

登记处有一个办证的，鸡眼，字写得罕见地丑，其出具的登记证让很多新婚之人如误吞苍蝇。我弟弟去登记时，说给他一条烟，请他高抬贵手，结婚证上的字由自己写（弟弟写的字很漂亮）。其人心性重，大怒，叱之曰：你自己能写，要我干什么？遂把弟弟结婚证上的字写得尤其丑。

我当时看着都惊心动魄，心想，幸好自己还没有找女友。如果你一定要在证上写字，那我就去别处找女友，到别处办证。惹不起，总归躲得起吧？

买了这么多书，外公问我看不看得完？

当然看不完，买书非得看完，也浪费时间，大都是当资料，备在那里。而且，现在的装修三年一扒，五年一重装。我想，把屋子四壁都打成书架，全放上书，这种装修永远不会过时，其实还省了钱。

关于译书

在孔网上跟了一帖，贴过来：

从自己阅读喜好出发，列十部。不一定是大家名译，很可能是译者碰到了好作品，又没碰到名译与之对比。
夏仲翼译阿斯塔菲耶夫《鱼王》
林秀清译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难得的传神译笔）
莫雅平译纳丁·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
林青译罗伯·格里耶《橡皮》
戴骢译伊萨克·巴别尔《骑兵军》（孙越的老译本也不错，但因为当时的翻译理念，原文一些看似病句的东西他老是要改成完整句子。而现在，译者知道，有些符合语法的句子无法表达的东西，病句可以表达出来。戴骢基本译出这个味，使巴别尔语句斑驳复杂的效果更好地呈现。）
萧天佑译伊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
周煦良译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刀锋》
沈东子译帕尔·拉格奎斯特《大盗巴拉巴》（《侏儒》更有名一些，但我觉得《大盗巴拉巴》要好得多。）
李文俊译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很多人声称看过福克纳全部小说，但真正讨论起来，大都只对《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略有了解。）

傅涛译格雷厄姆·格林《一枝出卖的手枪》（全是纯小说也不行，有装逼、冒充品位之嫌，通俗的我也开列一本。）
另有个想法，大家也不要老是遥坐说玄宗了，老认为八十年代以前才有好译本。其实这只是个共识，是以翻译史上的地位判断译笔的质量。放眼眼下，沈东子薛舟真的很不错了，何必一定是要大家呢？成为大家是需要年纪的，名声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读者更需要的，是年轻的译者译出新的东西。

我自己的书

我自己的第一本书（签合同是第二本，但印得快，成了第一本）已经出版了，书商是拿去赶上海书展的。

我嗜书如命，嗜写如命，但第一本书现在才出。

我也奇怪，这么些年自己怎么不急着出书，不主动去寻求出版。想来想去，只能解释为自己意淫成性，迷恋等待的过程。

书影如下：

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曾是养老院，我提前享受一把养老的生活。午后，老倪的太太在阳光下挑剪芦苇，院里两只狗焦躁地互相撕咬。我操相机随意取下这些景致。阳光太过强烈，一切看在眼中都不甚分明。

德.谢.利哈乔夫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文艺理论泰斗。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是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作家索尔仁尼琴齐名的前苏联三大“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思考》是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该书1999年出版后，在俄政界、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

青年时期，利哈乔夫曾因莫须有的“政治罪”而被捕入狱并被流放了5年。这段经历给其世界观的形成打下深深烙印。利哈乔夫在谈学术问题时时常常流露出其政治好恶。书中流露出作者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制度的痛恨和憎恶，言词相当激烈。1989年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逝世。利哈乔夫以83岁的高龄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的悼词，把苏联称为“充斥谎言、恶行和暴力的社会”，称如没有萨氏“俄罗斯人将永远蒙受耻辱”。

利哈乔夫在《俄罗斯思考》一书中开列了一张俄历史上的“不朽者名单”，罗列所谓各界精英一百多人。但在列举国家领导人时，他列出了包括伊凡雷帝在内的许多沙皇的名字，却只字不提改变了20世纪俄罗斯整个历史面貌的列宁；他把国内战争中白卫军将领科尔尼洛夫、高尔察克称为著名军事统帅，对卫国战争中叱咤风云的斯大林、朱可夫则不屑一提；在列举著名作家时，他不提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不提契诃夫，却列入列斯科夫、别雷这样的二流作家。

《论俄罗斯知识分子》：利哈乔夫不同意一般意义上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即受过高等教育、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是内心世界自由的人，他们按照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生活，按照自己的道德信念生活。在我看来，那些行动和对事物的评价受制于他人，受制于制度或党的要求的人，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放弃了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精神生活），扼杀了自身按照完全不受“客观环境”、党派偏见、政治目的影响的独立信念行事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严格党性的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一个专门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根据我生活体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的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

近日一直居家，看新闻，赶稿，看书。连日新闻让人切切实实体会到生的脆弱和死的意外，体会到生年短暂时间弥足珍贵，读起书来忽然也暗下一把力气，读的效率比以往高出许多。总有那么多该读的书竟然还没有读，让人倍感无奈。

《历史解释的性质》帕特里克·加登纳

给人震聋发聩之感的一本小书，北京出版社集团下面文津社“历史哲学译丛”中的一种。以前听得有人说历史是需要天才干的事，不以为意。我们自小读的历史课文里只是简直的历史事件，不涉真正有用的史观，仅仅从马列历史哲学剥一点东西起指导作用，所以让人误以为历史是一门相较而言只需费死力气去干的学问。读了这本书方能领悟，要表达历史的观念，对语态的把握非天才不能抵达。因为历史没有规律，只有解释，如何解释，这个语态过于微妙，稍差一点就效果迥异，甚至悖反。而以往的马列历史著述里，基本的作法就是摸规律，以给历史算命、抓脉为乐事，末了免不了就会开药方。再加上被国内译者曲解、断章取义，做足了二道手脚，对国人的史观影响当然极为负面。现在但凡一帮人聚在一块瞎聊，扯到历史，自以为通晓世事独有见解者，其话语方式不免都是罗列史实再从中抓取一点似是而非的规律，全是放马后炮的玩艺，但听者就吃这一套。一旦是这种算命抓脉的说史方式，史观就入不了不头道门槛。

以前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也是震动很大，但又说不出这书好在哪里。读了这本书回过头想想，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解释的语态，因果合一，潜藏文字内里，绝不做硬性评判。它极有效地复原了历史的原景。这在世界范围内也许是主流的，但在国内史书里却是新鲜的。读下去，不但清晰地知道万历十五年是明朝运势变化的枢纽，而且分明能感受到黄公要传递的治史态度。因为让国内读者感受到什么才是正确、有效的治史态度，《万历十五年》才能风行一时。它不啻于一本让国人建立基本史观的启蒙读本。

读了这一本，就有心找齐“历史哲学译丛”。书的后勒口上写明一套九本，其中四本很多网店都有售，另有五本，根本找不到踪影。这是零五年出的旧书，如果出齐了网上理应全部能找到，不知有五种是不是根本没有出？

《论语别裁》南怀瑾

零五年写一篇与参禅悟道有关的小说，参看了南怀瑾的《禅海蠡测》和《学佛者的基本信念》。虽然是普及读本，这两本书语言的纯粹，条理的晓畅廓朗都很适合我的口味，一直有心找他别的作品，就在网上订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一套十本的南怀瑾选集。第一卷就是《论语别裁》，和那两本书写法不一样，这一本是大概根据讲稿，很可能还是录音讲稿整理出来的。风格忽然就变了，不像是以前我读到的那个南怀瑾，讲起论语，插科打诨抖小聪明的地方太多。要是小说，这种气味我还是蛮喜欢，学术著作也这么写，很容易被人当成学术混子。要是这么写，与于丹路数又能有多少区别，纵使多吃了几年咸盐，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

套用上一小段里面的观点，我总觉得这本书没有将“别裁”的语态找好。别裁的语态再怎么落脚，不应该滑落到百家讲坛的地步。

读书得来一个经验，看到哪篇文章好，最好是忍一忍，不必着急去买作者的选集或者全集。真的买下来费钱不少，往里面一读，真正值得看的说不定只是以前读过的那一本而已。早一点的张贤亮是这样，读了三五个东西就搜集他所有作品，读到《小说中国》无异于嗑瓜籽嗑出一只臭虫；后来的王朔也是这样，王小波也是这样；外国作家其实也差球不多，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是不少读书人心目中的圣经，但他别的几个东西却差得太远，无法等量齐观。

《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

前半部好，后半部就暴露出该移民作者纯正的好莱坞情趣，所以前半部的异域情调也立时变得虚假，显然是出于迎合了。前半部得来的阅读体验可形成惯性，让人看完全书，看完之时，读前半部得来的好感也无影无踪。也好，正应和了来之于零又归之于零的说法，只是半天的时间花销掉了。

也许畅销的小说只能这样，简单，煽情。

有心劲的作者总想写得越复杂越好，展示自己聪明才智，或者是怕自己短处暴露；读者总体的阅读趣味越来越倾向于简单，要是觉得书读着费神，就搁一边去看电影，要是电影也看不下去，就只有去玩网络游戏了。

《小镇喧嚣》吴毅

三联社“中国经验”之一种，很有趣，把田野调查的写作笔法引入了一个乡镇。以前总觉得田野调查得是去一些有特质的地方，比如特殊民俗，比如特异的地方习惯，总之得冲着某个“值得写”的点去，紧紧围绕着“有价值”的主题。也有人自以为是最纯粹的田野调查，但其实总避免不了围绕某个中心意义。在这本书里，作者的目的，确实就在于发现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田野，力图于一地鸡毛中描绘混沌、暖昧、无序、歧义丛生、难以命名和指称，却又千头万绪的生活本真。作者引入一种搞学问的眼光看待最日常的事物，一切习焉不察的生活将会被这种眼光翻新。不必苛求意义，这起码是有意思的。

所以这本书既是非虚构的，同时又具有小说的气质。作者作为学者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乍看似有些小题大作，其态度也易被人揣测为迂腐。但这种随处落脚的迂腐和较真，无疑是可敬的。较真到一定程度，作者的眼光有了显微镜的效果，最日常的生活在文章中就有了荒诞感（我固执地认为有荒诞感的文章才可获得一种内在的真实，或者非经荒诞化程序，无以把真实凝炼成为艺术），文字也就有了牵引力，读起来欲罢不能。对如此简单、日常的事情的描写也能够让读者欲罢不能，写小说的人是应该羞愧的。以前小说领域老是讨论写什么抑或怎么写，这部社会调查的作品，却如此强烈地让我确认了小说领域里的那个问题，太阳底下早已经没有新鲜事，只能是怎么写。

 《见证人》弗拉基米尔·别列津

一本口感不错的小说，中青社“俄罗斯新实验小说系列”中的一本。最近挑的几本书，看了都觉值，都暗呼过瘾，这种效率在我阅读经历中还是不多的。

作者描写一名复员军官在漂泊过程中所见到的那些浮光掠影的事物，中间不经意地穿插着俄罗斯近些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场面宏阔，内容量巨大，所以节奏也是很快。没有中心事件，所有的仅仅是一双稍嫌慵懒的眼睛看着身边持续轮转变幻不定的风景，冷静而节制，以致作者隐藏的评判尽皆获得了直抵肯綮的效用。比如描写一无所长的越南人冒充中国人开饭馆；描写一个古巴人本来说要送他一把枪，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说是要卖给他，要交接时这古巴人又突然然失踪；描写一个朋友在旅行的途中被人从后背“很认真地”打了一枪致死……简单精准的几个词，就能让我再次呼吸到俄罗斯一以惯之深沉而忧郁的气息。

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时，它必须切合当下的气氛，不变就是死亡。文字的快或慢，写法的乖张或沉稳都是次要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舒缓和当代小说鼓点般的急促都是外在的，重要的是文字里弥漫的气息应该强有力地、似不经地、巧妙地切合所描写那段生活场景最本质的气味。画虎画皮难画骨，好的小说是有气味的，而要把一种生活的气味写得准确，能有效地传递给读者受众，着实不易。

换在国内，这可能会被划归为新闻小说。这并不重要，小说到一定程度是文史合一甚至是文史哲合一，对作者判断力的考量非常严格。纷繁万端的世事，作者的判断力如果不能胜任，那会很快失去发言资格。难道小说真就是写景状物说故事？写景状物说故事固然档次不高，稍微有点头脑的写手就晓得不能这么承认，而是找标准答案回答，不，那是要写永恒的人性。姑且当小说是写永恒的人性，倘若当下的眼前的事物都判断失当，又怎么能够让读者相信你能写出永恒的人性？佛谒有云，袖里乾坤大，瞬间即永恒。说小说是写永恒的人性，当然不会错，但这绝对是一句废话，凡写人必涉人性，若非上帝，何以判断哪些人性是永恒哪些又是短暂？要有触摸永恒的能力，反映在小说中，大概就是老老实实摆平每个瞬间，做好每个细节的能力；在当下这个难以命名的时代，就是对每种突发状况给出比别人更精准的命名的能力。

这一点，《见证人》这部小说做得非常棒。同时，“见证人”正是小说家更为实质的一重身份——不仅仅是观看，也不是学深研几俯察世事的评判，而是不偏不倚的见证。和别的人相比，他不仅仅是看，而且随时都能清晰地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这才具有见证的能力。见证能力能让一个人的眼光内敛，不动声色，从而犀利，从而穿刺进入生活的每一毫微。

我闻见清明的气味

麻阳县离凤凰只有六十里，但我觉得远，一是它没和凤凰划归一个地市，二则麻阳话很难听懂。要不是清明节挂清，我不会去那里。我妈生在那里，一出生后就来到了凤凰，但她每年都要去挂清。我妈有几姊妹，她们都把那个县份忘了，不去挂清。没人陪我妈，她形单影只，一坐车就晕。我是个闲人，有义务陪她去。这么多年，每年我都陪我妈去那个县份。

慢慢地我喜欢了这种短途旅行，只六十里，去到那个地方，像是去到一个足够遥远的地方。清明节总是在雨中浸泡过去的，我印象中只有一年出了太阳，别的年份都是雨，密密麻麻的雨。路面清冷灰黑，不停地转弯，往窗玻璃外面看，一切都模糊不清，看久了背脊会沁出一层寒意。清明节，似乎应该有这样的气味弥漫。我妈为避免晕车，两眼定定地看着前方，目不斜视，也不说话。我通常和我妈坐一排，她靠窗我靠着她，我要看向窗外，目光必须掠过她的脸庞，看见她总是抿着嘴牙帮子用劲咬紧，晕车使她如临大敌，如赴险境。

只有这时候，我才会无比强烈地认识到，这女人是我母亲，我是她儿子。车外下雨，还听得见隐隐的雷声，车内异常地安静，即使有人说话，也被整体的宁静覆盖掉了。我很享受坐在母亲身边的感觉，平时，习焉不察的生活中，为什么我们难得坐得那么近？

我也知道母亲去挂坟，主要是为了她的母亲，我的外婆。外婆坐不得车，一上车就呼天抢地，晕得死去活来。离她只有六十里的故乡，解放后她从没回去过。——那些以车代步的人无法想象，因为重度晕车，六十里外的麻阳对外婆而言不啻是山隔海阻。她只能望眼欲穿，始终没法回去看一眼。

二十多年前，我刚读小学，外婆的一个侄儿过来看她，晚上骑单车赶回麻阳。那时他还年轻，骑单车走六十里夜路似乎不费吹灰之力，结果死在半路上了。公路旁边，有人夜间放炮取石。外婆知道这事，觉得侄儿的死跟自己没尽到监护责任有关，心里亏欠得紧，憋不了多久就疯掉了。那几年，外婆总是有幻觉，会看见许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晚上她看见谁就会骂谁，我记得她时常看见的有毛主席，蒋介石、孙悟空、唐三藏……我和弟弟睡在相邻的那间房，头一年听见外婆厉声的喝骂，心里非常害怕，久了也就皮了，不但不怕，而且临睡前还会猜一猜，今晚外婆会看见谁。我们赌烟盒，或者子弹壳。

外婆病情稍稳，就叫家里人去麻阳那边请亲戚。她想见他们。在我印象中，那些麻阳亲戚都过于精明。请他们来，给报销路费食宿不算，他们还要打打秋风。但明说又开不了口，他们喜欢换东西，比如用电子表换掉外婆手中的机械腕表，用单卡录音机换双卡录音机……外婆的病折腾了好几年，随着她对死去那个侄儿的淡忘，病情有了好转。外婆在麻阳有个姐姐，她们彼此都坐不得车，外婆就要我妈每年趁挂清的时候去看那个老姨。

早几年我也看见那个比外婆更显苍老的女人，我叫她麻阳外婆。她很慈祥，母亲给她钱她总要推托，收下了以后，又会给我一两张小面额的。外婆想见她，要我们去照相，把相片拿回来给她看。去得几年，明显能看出来她衰老的速度比外婆快，快得多，每看她一次，就担心明年可能看不到了。有一年我爸也去麻阳挂清，借了一个好照相机，恰逢天气放晴，就要麻阳外婆多换几身衣服，多照几张相片。整整照了一个胶卷。麻阳外婆果然此后不久就去世了。照片洗出来，不是一次性拿给外婆看，而是攒在那里，每年清明回来，拿出其中两三张搪塞外婆。她总是喜悦，用苍老的声音讲起麻阳的人事，在她心中，麻阳是一片山常青水常流的好地方，几十年没变过，记忆中的亲人总是那么鲜活、健旺。

父母打算这么搪塞下去，因为外婆受不得刺激，当年患精神病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以为外婆被这小小伎俩蒙弊，但有一天，外婆出门看着天色，脖子长久地仰着，忽然看着我喃喃地说，他们都死了，我晓得，都死了。接着她说出当年那个侄儿，和麻阳外婆的名字。我吓了一跳，担心外婆又翻出什么病状。只见外婆诡谲一笑，轻轻地说，死了好，我牵挂不了那么多了。说完蹒跚着离去。看着她的背影，我发觉一直有着这样的担心：外婆总有一天会离去，我会怎么样，会不会痛苦流涕？小时候想起这种分别，心里万分怕感，现在，随着年龄慢慢增大，怕感的心情渐渐淡去，渐渐中理解并认同了生老病死的规律。

有一天我妈在城郊买了一块坟地，可埋葬五个人。据说坟地会日趋紧张，要涨价，我妈见急买下了。挑个大太阳天，我妈领着外婆，还有我去那地方看了看，看地形，看周边的环境。当天，我妈和外婆的心情都非常好，我妈让外婆明白，即使有分离，终归还会聚到一起，不寂寞的。我远远看着她俩，意识到以后，每年的那一天我都会来这里，踏着雨，心里揣着沉甸甸的思念。此时，明明看见她俩欢笑的样子，却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一切必将成为思念。此刻，我把脸拧向她俩看不见的地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