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对幼幼们（注意，不仅指右派，也指很多左派）声嘶力竭咒骂的国家垄断，我是极其赞同的。国家垄断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国家垄断不如全民公有，但比起送给资本家和贱卖给外国人，国家垄断比较公平，也足够有力。

国家垄断很好很美，水电气、交通、矿山、电信、银行等等，大宗、命脉、战略性的东西都要尽量国家垄断。汽油的价格应当继续上涨。垄断是集约经营，垄断不是问题，问题是卖国和改制。只有反垄断才会出卖。财富属于国家，人民好办，属于私人，人民难办。

更顽固的，我曾数次冒天下之荒谬绝伦的大不韪，对公务员尤其中下层小公务员，表示了高度的同情和的不懈的声援。小公务员，年薪也就七八万，可怜的很，跟他们过不去干嘛？有本事骂大贪官、大富豪、大买办、大学阀、黑社会去。

总之，国家机关总体上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大前提。

但今天不是来唱歌的。而是要批批一小撮表现拙劣的国家机关，有表扬有批评才有压力和动力嘛。

中国的国家机关也有特别烂的，掐指一算，共有七个。

名为七个，实分两类，内政和外交。外交有外交部和外贸部。内政有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局、外汇管理局、三监会。

外交部不必多说，其在南联盟问题、朝核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印度问题、钓鱼岛问题，甚至台湾问题等方面的表现之烂有目共睹，世界罕见，除了强烈抗议、最最强烈抗议、坚决不答应以及一千年韬光养晦作老鳖外，没听到它说过别的。

外交部最烂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自欺欺人的吴建民，被人扇了大嘴巴却说增强了抵抗力。

外贸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商务部，现在不大提了。

没有WTO之前，外贸部有用，统一管理的出口。一旦WTO，企业和地方自主了，这个鸟部门也就没大用了。

凡是贸易争端，受伤的总是中国。不知当年是怎么谈的，自己开放了，欧美却贸易保护了。中国拿西方没办法，中国想方设法卖便宜货人家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外贸部的最大错误是以羊款待大灰狼，开门揖盗，虽没有卖国之心，但天真幼稚的结果却是郎咸平所谓的四大粮商控制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市场。

外贸部的对外开放，好比请来了强盗，房子名义上是你的，但房子里的三分天下是强盗的。

外贸部最烂的代表人物是龙永图。龙永图是穷过的人，提起求学时逛商场的汗颜，如今算风光至极了。下海经商，官、私、洋三道皆通。走秀不遗余力，掮客不遗余力，想必利用官场积累出的人脉。如今也数千万身家了吧。WTO是否利国且不论，凭借WTO龙某算是捞足了个人资本。

无论吴建民或者龙永图，本质上都是谋求小利的商人，而不是政治家，要命的是这两个家伙，没有自知之明，自我感觉都特别良好，喜欢访谈、喜欢走秀，喜欢上窜下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不时出来冒充政治家。殊不知它们的观点、方针、政策实践下来或许已经且必将更加危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未来的一百年内，越王墓前恐怕要多出几尊新铸的雕像了，吴龙二人莫非要争候选？

外交部的问题是软骨病。外贸部呢？好比崇洋媚外的女青年，本想嫁个有钱的老外，自己不劳而获幸福一辈子，不想到遇见了花花公子五大三粗的洋流氓。床是上了，人也睡了，但根本没打算娶你，先把你当丫鬟，后来干脆当佣人了。

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局、外汇管理局、三监会。

这五个部门名义上并列，地位上并不平等，发改委老大，负责战略，责任面极广。凡是发展改革有关的事情它都有责任。城市农村、沿海内地、公有私有、引进战略投机者、教改医改房改、一切之一切都离不开发改委。

其余四个也是大头儿，也负责战略，但相对于国家级的政策来说，算是战术层面。

发改委烂在那里？发改委热衷于自我阉割，热衷于自刨祖坟，热衷于引进西方，热衷于当西方跟屁虫。诚然，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需要自我否定，但同样需要自我肯定，一味强改，好的不要了，美国又没学成，非驴非马，路却不会走了。公有制只占百分之二十，上学、看病、住房、吃肉都困难了。

水厂、电厂、粮食基地、公交公司、煤气公司的私有化外资化，没有发改委指引行吗？银行越开越多，电信四分五裂，电影电视胡编乱造，包产到户，土地流转，厂长经理负责制，MBO。稀土、煤矿、公路、铁路都在卖，曾将卖，或将要卖。一切政策的策源地都是发改委。

一意孤行的改，没有对历史、传统、公有制、人民大众的传承，长此以往，只好讲外语去了，只有守外国的规则了，妄自菲薄，民族自信力逐渐丧失，阿猫阿狗都过起了圣诞节，又不是基督徒，过个球蛋？发改委的言论和政策有先导性，几个月便出现在实践层面。

发改委，发是发了，富二代开奔驰了，改也改了，但没改到人民大众手里，人民大众成了商品。也许是自知之明，也许是自惭形秽，发改委不愿自称国家计委了。不叫就不叫吧，计划经济需要高度智慧的头脑，发改委只会摸石头。

如果说最烂的国内机关非发改委莫属。其余四个比较烂的部门则是发改委衍生出来后续执行机关。

其中国资委是实战型的烂机关。国资委？糟蹋了国资的名号，似应改为“国贼委”。凡是资本，哪怕私资、外资，都要求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越做越多，没哪个资本部门要把自己做散了，做少了，做弱了，做死了的。家贼难防啊。

纵观国资委的言行，“国贼”性一目了然，先把小企业私有化了，然后中型企业也私有化和股份化了，再后大型企业法人化了战略投机化了，特大型企业呢？搞的四分五裂。即便美国有反垄断法，也是国家反私人垄断，哪有资本方自己杀自己的？

美国是私有制，反资本家私人垄断恰恰是为了社会公益。中国是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国企本身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资源性企业、命脉性企业、战略性企业的人民性，你丫非要把人民做主的国家企业搞成少数私人的，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兰州水厂是不是国资？没有国资委的同意能卖给外国人吗？卖给外国人之后水价便宜了？

国资委的人常说，未来几年内国资企业要减少多少多少家，你TM有病啊？国资已经不是全民所有，国资本身是对人民大众全民所有财富的掠夺。但是国资仍属于国家，而不属于私人和外资。你国资委要减少企业，难道要分给老百姓？

国资委历来的言行都是肢解国企，将国资变戏法成少数人的财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国土资源局曾经是非常火热的机关部门，它的命运类似于外贸部，虽然还在，但已经在苟延残喘了，原有的国土资源已经瓜分完毕。矿山和土地已经有了主人。在新的突破之前，国土资源局能卖的都卖差不多了，山西的煤矿资源前几年就卖了。

国土资源局想活得舒畅只有继续减少耕地，只有继续拍卖城市土地，只有允许土地买卖。土地一旦买卖，必定逐渐集中在少数资本最雄厚的资本家手里，届时，土地要涨价，土地上一切资源要涨价，土地上的一切粮食要涨价，土地上一切设施要涨价。

山西，无论表面上国进民退，还是实际上国退民进。前几年卖给煤老板，国资委和国土资源局是罪魁祸首。不要听煤老板喊冤，什么损失了几百亿，扯淡，他们赚了几千亿。07年的煤炭大涨过。煤老板哪有几百亿用来损失？还不是用国家的煤炭资源盘剥人民？

外汇管理局，很低调，一直低调。问题是，低调就好吗？低调就不干坏事了？

哥伦比亚的毒枭以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纽约黑帮，都有低调的。大贪官，大骗子，大奸细，低调的很多，低调有低调的好处，不引人注目，悄悄地干坏事，干很大很大的坏事儿。怕暴露，所以低调。外汇管理局干了什么？买美债打水漂。

一个国家要两万亿美元外汇干嘛？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没有外汇，六千亿够了。多出来的部分可以买资源，买工厂、买人才，干嘛不好，非要买美债？或者，根本不要以出口创汇为荣。中国内需很旺盛，只是没钱消费，与其换绿纸，不如直接总给老百姓消费。

美国的债务内外加起来有几十万亿了吧？美元的贬值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你用血汗工厂的血汗钱打水漂？据说外管局最近要请外国的公司管理外汇。自觉猪脑子不好使要换人脑子了？岂知，只有人杀猪，没与猪杀人的？贬值被扇还不够，还要送上门送给人家玩。

两万亿美元，能收回多少？外管局虽然低调，干的烂事却惊天动地，外汇被绑架，全国人民要抖好几年。

三监会（即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就不说了，证券、银行、保险，这些年来的一切措施，换成胡总的两个字就是“折腾”，反反复复地折腾，通过折腾，搞出很多银行，很多上市公司，很多保险公司来。这些新折腾出来的东西利民吗？

折腾就是变戏法。转移财富和身份，结果不过是：可以拿六千万年薪了；公司必须股份化，必须有原始股和法人股；通过操纵，将股票涨价，将产品涨价，这时候资本所有人就盈利啦；通过折腾引入战略投机者，这时候可以投机，还有佣金，当然佣金可以通过外孙子在外企里拿。

三十年来，中国的确也发展了一些，比如互联网，比如电视，比如粮食，比如服装。

自打猿人以来人类社会都在发展，奴隶社会也在发展。夏商周到秦汉唐宋元明清都在发展。随着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出现，人类社会自然发展，随着畜牧业、渔业、农业的发明，人类社会发展快了一些，工业社会以来发展更快一些。

谁说按照计划经济方式发展，现在就买不起房子了？发展不仅包括牛仔裤，还必须有重量级高精尖产品，有核心竞争力。在这些方面发展的怎样？大飞机还没造出来了。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世界一流了吗？精神与文化呢？社会和谐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呢？

从吴建民一千年韬光养晦的誓言中可以看出成就的局限性，如果真的全面高速实质地发展了，超越列强也就三十年的时间，你却要龟缩一千年，不恰恰说明你没发展出来吗？不恰恰是仍然恐惧世界的大佬国家吗？既然如此，就不要整天吹泡泡。

自由，富裕，幸福，人类的诉求。但人民没有所有权，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贫富分化，人民没有多少购物权和旅游权。市场竞争，大众沦为雇佣工人，当牛做马的幸福？自己吃咸菜，去救外国有钱人。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通货膨胀假繁荣，算是发展？物价涨一百倍也是发展吧？

社会矛盾急剧积累，好比一个集聚着压力的火山，迟早要解决。或者主动解决，或者被动解决。

但前面提到的几个左右国家前景的机关呢？仍旧在错误的路上狂奔，还说自己跑的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最通俗的话。历史循环，有其内在合理性。老子云，物极必反。任何事情都包含自身的反面，任何事物发展都在二律背反。错误的政策有恶果，好的政策执行久了也必须变化。从大局着眼必须否定之否定。从而实现复归与新的螺旋上升。

没有绝对的事情，绝对就僵死了，改革开放是教条主义？中枢机关不应画地为牢，以国家、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大标准和根本出发点。该反思的反思，该调整的调整，该突破的突破，破除市场教、私有教、资本主义教。唯如此，中国才可能走出陷阱，人民才有希望。

决战

从来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但我们可以从已知的过去的世界窥知未来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因此，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家一姓之更替兴衰，于人类文明无半点之进步。或有进步者，一姓变更为几姓，原来为一家的天下，现进化为几家的天下，权当作进步罢。暂按不表。

2009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与最大的错误

2008年，总结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失败，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正当中央政府开始准备调整政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际，发端于美国而席转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30年改革积累起来的贫富分化和国富民穷的社会问题，必需循序渐进温和地解决，但面对30年跛脚改革（只改革经济领域而不改革政治领域）的沉疴，解决的重要前提是必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的很多政策调整都胎死腹中（或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出台的政策（例如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也纷纷掉头，保经济增长成为2009年的头等大事。事实上，所谓保经济增长，上面说就是保社会稳定，说白了就是保政权，保执政地位。因为，如果一旦经济突然下行，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会各阶导利益博弈如此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可以预料和控制接下来的情况。

2009已经过去。今天，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在宏观层面上，仍然了无新意，但较之2009年，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则留下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利于中央政府“见风驶舵”，即保经济增长（即保政权）仍是主调，但要观照内外部经济运行环境。

反观2009年保经济增长的得失，可以说，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在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由一篮子货币政策改为与美元挂钩，最大的错误则是10万亿天量信贷投资全部投入“铁公基”和房地产。最大的正确中央肯定会坚持，但最大的错误，却很难一下子更改。所以说，2010年，是更加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政治智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决定2012年中国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比较关键的一年。

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未爆发之前，中央正逐渐调整过去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改为一篮子货币政策，以加大中国政府在全球资源的控制权和自主支配权（例如石油、铁矿资源），是一项重大长远的国家战略。但是生不逢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中央的政策部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赶紧掉头，人民币汇率重新紧盯美元。这个最大的正确，为2009年全年保8立下头功，也为中央政府缓解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立下头功。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经济结构调整

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涉外金融政策问题，而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所以，今天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质上是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际上采取“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国内采取“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模式，后面谈最大的错误天量信贷会讲），积累了全球第一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天量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到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理论上说美国人可以无限量印钞），如果今后30年还想以“低人权优势”继续向美国输出产品，持续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与国内消费型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在弦之箭。一方面是美国等国际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富民穷的大环境下，国内民众要求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要求与呼声日渐强烈。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在所难免。但经济结构转型也不可能说转就转，在国富民穷和国民财富占有比相差巨大悬殊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要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需要美国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2万亿天量的美元外汇，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国“绑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2009年中央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紧盯美元政策，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年达20%，但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国际其它货币实际上也处于贬值的行列，欧元等国际其它货币要求人民币升值时，中央政府仍能顶住压力，不为所动，并暗指美元才是人民币无法升值的“罪魁祸首”，在全球声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而日元等货币干脆就放弃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

30年跛脚改革的沉疴，在国际上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结症在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模式；国内问题则表现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消费疲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结症在于“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模式。在新形式下，这两种模式都不可持续，而且国民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要持续下去，共享必需是前提，改革才能拥有合法性和正义。

10万亿天量信贷拯救了谁：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角力的背后

2009年初，中央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的4万亿中央信贷，并且全部投向“铁公基”，当时我就傻眼了，写了个4万亿投资不如每人发3000块来得快的贴子。没想到一年下来，全年信贷总量居然达到了9.8个亿的天量，与2008年相比，广义货币投放量净增30%！以至于形成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六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通货膨胀而言（奢望还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吧）。事实上，近10万亿的天量信贷，除了一部分投入“铁公基”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和股市，特别是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地王”频现，房地产再一次“绑架”了中国经济。

10万亿天量信贷到底拯救了谁？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早于市场预期；11月3日，再次加息25基点；12月1日，第三次加息。在第一次加息之前，澳方就有官员表示，由于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强劲需求，澳洲首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困境，将率先加息。只是，公众没有想到的是，澳洲加息会这么早，而且加的这么猛，一个月内两次加息，三个月内第三次再加息。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10万亿的天量信贷，第一个拯救的不是自己，而是澳洲人。虽然中国靠10万亿的天量信贷实现了经济保8目标，但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后遗证，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中国还需要为这10万亿天量信贷继续买单，而澳洲人，却实实在在地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也正是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厂商底气十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如果不想让2009年这10万亿天量信贷打水漂，2010年必需继续实施至少不低于7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必需更加强劲。

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打压房地产保股市是必然选择

既然10万亿的天量信贷首先拯救的是别国澳洲，如何继续发挥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长期效用来拯救自己？这也是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除汇率原因之外的另一重大原因。但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会议上没有明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思2009年全年信贷流向，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在2010年新增7至8万亿信贷的前提下，“打压房地产保股市”将成为中央的必然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思2009年，10万亿天量信贷除了“铁公基”具有长效投资拉动“鸡的屁”之外，房地产已经成为压制拉动“鸡的屁”的另一驾马车即消费拉动的罪魁祸首，国内消费迟迟拉不动，房地产投机已经首当其冲。前面汇率问题已经讲过，国际上，“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单一引挈因国际压力已无法持续或加深，为缓解压力，重点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国内引挈还是大有潜力可挖。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就是中央政府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效应。中央政府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未来三年，汽车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挈是必然选择，因为汽车是易耗消费品而不是金融投资品。除了汽车之外，前段时间中央也曾吹过风，旅游将是中央拉动国内消费的另一辅助法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成本全部由老百姓承担，成果却由体制内既得利益独享，所以汽车消费成为中国拉动2010年“鸡的屁”的最大消费引挈完全可能。当然，能买得起汽车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垄断企业等既得利益群体，外加一部分有私营企业主和外企高管。

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所以2010年，为保证即将新增的7至8万亿信贷对全年“鸡的屁”拉动的效率，中央保股市打房地产是确保2010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2009年，表面看，中国经济回暖了，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投资，中国经济的回暖，回归到实体经济层面，并不乐观。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最终的着力点仍在实体经济。有人说，作为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业不是很火爆吗？事实上，在中国目前金融政策与体制下，房地产已不再扮演单一的实体经济角色，房地产俨然成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中国楼市，超过一半的住房购买源于投资与投机。2009年保八成功之后，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2010年以泡沫渐大的房地产业，中央势必形成打压力之势，因为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制约实体经济进一步复苏的最大障碍，同时还要挟着整个民生问题。2010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有打压房地产行业的底气，在于中央已经找到了可以逐步取代房地产的行业，也就是汽车制造业。所以，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中央政府势必延续外，预计将同时扩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面，一连串的促进消费（主要是体制内消费）和保民生（主要是体制外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组合拳，在2010年中央政府将会依据国际经济复苏形式随时出击。

疯狂的大蒜的本质：寻找天量信贷背后的民间资本出路

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2009年末，借甲流之东风，大蒜疯狂了。事实上，在大蒜疯狂之前，楼市已疯狂，股市也处于半疯之状态。一方面，是大量限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10万亿的天量信贷投向“铁公基”和国有垄断企业以及房地产；中间夹着的，是近万亿民间游资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楼市疯狂，股市半疯之后，大蒜疯了。下一个疯的是谁？如果不实行有效的预防，谁也将无法预料，或者，下一个疯的是生产食用油的大豆，最后是整个物价。

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适度的通胀并非坏事。适度的通胀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表明，2010年，3%—5%的通胀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有体制内专业鞋帮经济学家就解读，2010年中国通胀将在5%以内的可控范围内。但是谁也不敢打包票，2010年中国全年通胀就不会超过5%，有经济学家甚至预测2010年如果中央延续2009年政策，全年通胀预期将超过15%。2009年，中央广义货币量投放较2008年增加30%，再加上2010年必需跟进的7至8万亿的信贷总量，虽然通胀对货币投放量相对滞后，但如果一旦新增货币总量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能量释放，通胀将无法预期和控制。2009年末，疯狂的大蒜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近，食用油已开始新一轮涨价。而中国75%左右的食用油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也就是说，面对2010年的通胀预期，中央政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资本，还有国际资本。所以，2010年中央政府要全力防通胀（即实现全年通胀控制在5%以内），各项政策仍需亦步亦趋，仍需“见风使舵”。最近有房地产商代表解读中央经济政策扬言2010年楼市仍将突飞猛进的断言，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说，2010年，是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智慧最关键的一年。2010年中央政府的智慧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政治格局，要么把2009年的政策成果断送，至使2011年继续被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要挟，为2012年社会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要么继续扩大2009年经济复苏成果，为2011年轻松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这也是2010年中央政府打压房地产保股市的深刻政治原因。前面讲了为什么要打压楼市，这里讲讲为什么要保股市。所谓保股市，说白了就是为国内民间资本找出路，缓解通胀压力。保股市并不是主张政府去股市圈钱，而是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领域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到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挖了。今后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仍将难有大的突破，要保持今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际上，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可以说“非常有潜力”。可以预计，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面对即将到来的7至8万亿信贷量，为控制通胀，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大手笔印制钞票，要确保银行系统坏帐可控的前提下，2010年，中央政府极有可能“向民间借贷”，通过银行系统，向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融资”和“增发”，而为实现有效“融资”和“增发”，中央政府势必要保股市“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势必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放松金融领域的某些“管制”，为资本寻找出路，同时亦会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的解决。2010年，如果某天二级城市商业银行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上市，股民们不必太惊奇。

2012，真正的危机：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

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远？在电影《2012》这部美国灾难片里，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美国。事实上，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在2008年爆发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时间，对于全球而言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晚于2016年爆发，2015或2016年，中国由于经济的衰退也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原因有时间另文再谈）。只是，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国“鸡的屁”增长模式下，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国人还能扛得住，提前释放了。因为如果美国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国人也将扛不住。所以2008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象是一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联合导演的一场扼杀中国和平崛起的阴谋。

是的。中国人扛住了。本伯南克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工人”（事实上是中国民工）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获提名。《时代》周刊盛赞了“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承担的代价和屈辱，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有着极为深刻和精彩的论述。这本被民间喻为“中国式资本论”的著作，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会分裂的成本。因为环境破坏了还可以花巨大代价来修补，资源枯竭了还可以积极寻找新的资源，但社会分裂了，却是需要比补救环境和寻找资源所付出的更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来弥合。袁剑指出，改革开放30年特别后十几年，中国社会正从最初的“团结”走向“分裂”。

我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分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共赢时期；第二个时期，属于博弈时期。第一个阶段，1978—1986，属于8年黄金阶段，在这个阶段，官民共享了整个黄金8年，在1984年达到顶峰，其间虽然存在工农业剪刀差，但社会基尼系数达有史以来最低；1986—1989属于3年震荡阶段，虽然存在官倒、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官民共赢时代；1989—1992为停滞阶段，这种停滞属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滞，特指社会发展的停滞，相反1992年全年“鸡的屁”达14.2%；1992—2003为分化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从开始到日趋激烈；2003—2008为分裂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进入白热化，堪称惨烈，但由于这种社会分裂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所以并未酿成真正的社会危机。2008年事实上也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年”，所谓“拐点论”，“十字路口论”，就是缘于此。当然，民间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强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间反思的主动，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应战”。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以及《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两篇文章，指出未来改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之间寻找平衡”，如果不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社会分裂必将加剧，最后将是所有人付出代价。文章被多种学报和内刊转载，被誉为新世纪的“醒世恒言”。社会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预言家，然而社会却总是沿着我担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央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难题，从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们只是“延缓”了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了金融危机。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盘，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们正是用“延缓”政策代替了“解决”政策而获取了巨大成功。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权贵们太贪得无厌了！所谓博弈，也就是有妥协。精英们这次搞错了算术，此金融危机非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以比拟，这次精英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民众，还有美国。更确切地说，是登上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鸡的屁”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从1978年的3600亿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1986年以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没有随着“鸡的屁”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长。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众成为改革环境破坏与资源破坏的直接承担者，成为相对受损的最大群体，以致民间对改革的合法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五年中，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且逐年快速大规模增长，权贵与精英越来越挑战普通民众的承受底线，国内社会矛盾已完全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在一些领域已成水火之势。（不想举例了。）在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捆绑，一旦经济严重下行，社会危机暴发将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会危机，将由经济危机引爆。2010，2011这两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权贵不再妥协，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维，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还债，任由权贵、精英相互勾结，一旦经济下行，哪怕只有两三年，对中央政府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后30年，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还债年”，即还民生。我之所以说中央政府已错过打压权贵的最好时机，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长远的智慧与魄力，宁愿让2009年全年经济“保5”，打压房地产保股市促汽车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主动得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软着陆”。但现在，中央政府还需要美国的“帮忙”，才可以安然渡过危机。可以说，由于2009年的决策失误（前面所谈的最大的错误），中央政府已失应对金融危机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动”让美国捆绑了自己。美国大片《2012》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拯救美国人的事，只是个电影的商业桥段，用以满足中国人一种虚妄的自大狂和单相思。

燃烧的远征：共享、公平与正义——改革的合法性前提

2009年，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的一项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和赞扬，这就是“神木医改”。“神木医改”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就在于这个“改”，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我前面说过，改革开放30年，在改革之初，我们以为一切改革都将是一种“增量”游戏，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改进”，而事实上，1986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改革越来越成为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或“较量”，或“剥夺”。至2005年，改革的“共识”已基本消失，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已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06年，我在《大痛无声：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以往连贯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断裂，并主张以“秦晖底线”（权力与责任对等）来重建共识。3年过去了，不会写诗的我写了一句诗：“我看见人民的身上插满了吸管/我保持沉默的姿势”，中国社会正按照我的担忧一步一步走来，社会秩序正从“断裂”走向“分裂”，到处都是“天花板”，“贫二代”，“富二代”，“权二代”，“官二代”等“二代分裂”社会正在变化现实，社会阶层“板结”，阶层结构“钢化”，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通道变窄，向上变迁的成本加大，贫富官权恢复“世袭制”。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如果要进一步深入，避免更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享”是取得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央政府要求“鸡的屁”持续增长的政治动力下，0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政府将越来越成为“主导者”，以“共享”的思维智慧，适当增加“公平”与“正义”的“佐料”，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安抚”，将是中央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例如最近“全民医保”、“全国社保统一”、“中小城市入户”等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到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政府却并未估计到执行的难度。所谓执行的难度，并非是媒体和某些官员所说的技术难题（在中国，技术从来不是瓶井），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所以，尽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有更多在民众看来“利好”的改革措施出台，但由于实际上操作上的难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央政府发布的“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这正是社会危机产生的前兆。如果中央政府不痛下决心，还是象以往一样任由地方“虚与委蛇”，到2012年，如果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并不是那么强劲，在后哥本哈根全球低碳政治环境下，中国再指望“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生产模式已走不通，仅凭“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生产模式，“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为什么“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人数约为630万，2011年将为758万， 2012年将超过800万，将达到历史最高峰，然后逐步回落，至2016年止，中国社会将开始步入老龄化，一帮御用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中国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在美国，看经济复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就业率，而不是看“鸡的屁”。2012年，面对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前几年的失业或暂就业低收入大学生群，如果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下行，中央政府有没有准备？

一部《蜗居》的热播，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以扫黄的名义，《蜗居》在某些电视台被停播了。但比《蜗居》更现实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可能更应该让中央政府敏感。社会学从来不讲特例，你可以说，那些“蚁居”的大学生应该自己努力，并可以举出陈天桥、丁磊等例子。但在目前刚性和板结的社会结构下，到处都是“天花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处于“血拼老爸”的时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相较于20年、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１１月２６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自缢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前，杨元元发出了“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感叹。所谓公平，最根本的就应该是机会公平。可《蚁族》中所记录的这些80后“小强”们，他们“带着坚强，藏着温暖，传递希望”，缺少的只是一点点“机会”。“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尾声：你准备好了吗？

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冲突和危机的到来。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堵还是疏，早有古训。前段时间，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到中山香山讲坛开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有幸现场去聆听。末了，我问了朱先生一句：“如何评价蒋经国先生这个人？”朱学勤先生简单回答了一句：“蒋经国先生的伟大程度将超过孙中山，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有超过100年的价值。”回答甚合我意。这个曾经的最残酷的独裁者，仅凭他晚年行将就木的那一刻的转身，就足以让他在五千多年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上华丽闪耀100年。人民终究是历史的纤夫。历史的方向盘却总不由人民掌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

（欲说还休，本来计划大书特书，结果草草收场，各位网友抱歉）

和谐五年·冬·广东中山家中

熊平社会批判所（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作者）

说酒后意识模糊是胡扯蛋，如果意识模糊，那么连嘴都找不到，路都走不成，直接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只有喝到不省人事的时候，才是意识混乱，在此之前人的意识过程是清醒的、比较清醒的、有点迷糊的、中度迷糊的、很迷糊的、非常迷糊的、彻底迷糊的、不省人事的、大小便失禁的。能用酒后意识迷糊减罪吗？不能。即便酒后，人的意识也不等于迷糊。既然如此，南京市中级人民发院凭什么判张明宝无期？而不是死刑？这不仅是草菅人命，而且是同病相怜。

多年以前，我跟过销售做市场，国内的官场还是很熟悉的，局长、处长、科长之类整天在干什么？工作、关系、人事、喝酒吃饭，说官员们天天在外面吃，的确夸大其辞了，但一天吃请两次也是有的，一周吃请三次算是少的，一个月吃请十次是常态，每次都喝多冤枉了他们，局长往下吃用不着多喝，但平级吃请，其他领域吃请，上级吃请，喝多是很正常的。这么一来，人民法院的领导平均吃上七次就有一次喝高，喝高了，有时候靠司机送，有时候自己开车。如此一来，一年下来，一个市里的中级领导醉架的次数怎么也有三四次。如果法官都醉驾过了，能指望他们判张明宝死刑吗？这就是同病相怜。

自打西方法律侵蚀中国的司法制度以来，便有五种发展，一，重程序不重结果。二，重辩护不重事实，三，重生者而不重死者，四，重意识不重客观，五，为了私利哗众取宠而不重社会后果。什么是重程序？要看程序掌握在谁手里？法院审判法官左右程序，重了程序，则法官的地位极高，这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重辩护不重事实是什么意思？律师可以为了钱而颠倒黑白。重生者不重死者，受害者多是弱者，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吧？重意识呢？重意识就是可以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可以成为证据和判决。

什么是为了私利哗众取宠？也很简单，当今这个世道，牺牲他人为自己造特立独行的声势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因此，很多官员不讲正话，专讲屁话，讲模棱两可的话，讲有争议的话，讲吸引眼球的话，讲哗众取宠的话，这么一来，这个官员就成名，就有本事了，就有更多的提拔机会了。这时候事情本身成道具了，讲话者本人成焦点了。芙蓉姐姐也是“勇气的化身”并“有独立见解”了，芙蓉姐姐且不去论，即便官场，不也如此吗？南方的书记上QQ，云南的市长搞私有化，都不上去了吗？这么一来的是什么？“公仆的私利已经高于公益”了。这时候能指望他们办事公正？私有化便是给官员、给商人、给老板，哪里有员工的份呢？

南京市这几年经常随心所欲，拆迁随心所欲，天价烟随心所欲，儿童医院随心所欲。更值得思考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对面居然搞了一个商业中心，什么都有，整天锣鼓喧天。他们就不怕死难的三十万睡不着觉？如果再搞个卡拉ok房、搞起舞厅、饭店，按摩房，死难的三十万算是白死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关于张明宝案，南京的判决不仅滑稽，而且也是随心所欲。谁告诉你酒后意识一定混沌了？如果张宝彻底糊涂了，张明宝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车，怎么还会开车？怎么还知道往自己家开？他怎么不开车往法院的大门上撞呢？张明宝怎么不把自己的车往长江里开呢？只要张明宝知道开车，知道往自己的家开，他就不是无意识。的确，张明宝没有故意撞人，但凭什么假定张明宝无意识？凭什么假定张明宝不知道醉驾的危险？如果张明宝不知道危险，他根本走不出酒店的门，他直接去撞墙了。凡是开车，必定知道躲让，知道躲让就是知道危险。如果张明宝不知道危险，他早撞上公交车和大卡车了。

不行，再喝几口，醉得更厉害些。看我能否写下去，这样才有证明力。不好意思，喝多了。刚才去了趟洗手间，摇晃的厉害，但毕竟找到了洗手间，也没有跑冒滴漏，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即使人喝了酒，喝了很多酒，行动不便，但意识还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知道所作的事情要讲规矩。一斤半白酒是我的天量了。一斤半就要呕吐，但吐的时候我还是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丧失意识？真的丧失意识就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跟死人相仿。

张明宝不是知道自己的车吗？不是知道开车吗？不是知道往自己家去吗？怎么无意识了？可以肯定地说，张明宝的意识也是清醒的，否则他车都开不了。张明宝自然千方百计地说自己意识糊涂啦，他想保命啊，南京市中级法院为什么信呢？原因很多，最浅显的至少两条，一是同病相怜，二是哗众取宠。南京市中级法院必须通过故意的违背民意
来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逆天行事，冒天下之大不韪，从而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眼球。同时也为自己所在行业经常喝酒争取利益。

认罪态度好是轻判的理由吗？张明宝的态度能不好吗？那么多证人，赖得掉吗？你张明宝认罪怎样？不认罪又怎让？又不是秘密的贪污案或者谋杀案，不认罪就难以进展，一个醉驾撞死五人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不认罪怎么成为主要依据了呢？张明宝真的认罪，他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当时知道家在哪里？南京市中级法院之所以袒护张明宝，主要原因还是他们自己经常喝酒，他们潜意识里不愿判张明宝死刑，为了自己的喝酒权，他们潜意识里不惜袒护张明宝。什么是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不需要相识相知，只要有相同的收入，相同的习惯，相同的方式便要相互袒护。张明宝所以不死，主要原因在南京中级法院的法官们。

如今的法律重意识轻事实，重过程轻结果。不行，要清醒了，再喝几口。咕嘟嘟咕嘟嘟。重意识，为什么重意识？意识可以任意扭曲，罪犯可以有意识地说自己无意识，法院可以有意识地为了特立独行的自身利益而故意承认“罪犯的无意识”，这么一来罪犯就开脱了，法院和法官就彰显了。若干年来，“酒后无意识”以及“罪犯神经病”大行其道，为什么？意识决定论。只要意识至上，意识就可以用来胡说八道，意识嘛，脱离了客观，怎么说都行。这时候法官就有人托付，有人叮咛，有人请吃了

张明宝并非故意撞人，但张明宝是无意撞人吗？酒是一口一口喝的，张明宝最终没有不省人事，最初也是清醒的。在喝酒之初，张明宝知不知道自己要开车？知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喝？任何酒桌上过来的人都会说“今天要开车，不能喝”，最初意识清醒，却故意喝酒，算不算有意识？如果“非喝不可”，那么，张明宝的“客人”知不知道张明宝今天要开车？如果知道，他们是不是犯了教唆罪？怂恿罪？他们是否应当负责？应集体赔上几百万？难道没有漠视生命吗？当张明宝开始醉驾的时候，他们为何没有阻止？既然如此，他们要赔几百万。他们要张明宝喝，却没有阻止张明宝醉驾！

张明宝案所以有今天这个结果，主要原因不是张明宝一个人，而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张明宝醉驾耍赖，第二个方面，张明宝所请人士漠视生命，灌醉了张明宝，却允许他醉驾。第三个方面，南京市中级法院。尤其是南京市中级法院，问题很大。他们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了不公的判决，在醉驾类恶性事故频发的今天他们故意淡化犯罪者的罪行，目的何在？如果不是收了钱，我相信他们没有收钱。但是他们必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了，必然特立独行了。从而做出了基于私利的判决。

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的眼里五个死去的无辜者也抵不上一个故意的罪犯，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的眼里，醉驾成了接口，只要醉驾，撞死一百个也无所谓，因为这是“无意犯罪”。于是乎。法律变成了儿戏，成了可以任意扭曲的没有标准的东西。意识嘛，你怎么证明？案犯说无意，法院承认无意，一旦“无意”作为标准，后果就无所谓了。这样大的一个典型案件，结果成了意识流。法律还有什么用？是玩物？是工具？是把戏？“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还否认吗？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今更加确信这一点。张明宝不死，中国的法律死了。希望张明宝案能够觉醒更多的社会民众，以法治国的统治，其更大的前提是“谁？以谁的法？治谁的国？”，没有这个阶级性的大前提，法就会成为某些人的工具。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法”，法便转身“为少数人服务”，结果就象任志强公然宣称为富人盖房一样。因此，法律本身不能证明法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必须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而不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前提。法的结果如何，主要看法掌握在谁的手里。看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法的结果，不仅取决于被判决者，同样取决于判决者。没有脱离判决者的判决。如今的判决分两部分，一，对张明宝的判决，二，对南京法院的判决的判定。

当然，我也喝醉了，我的一切言论都是胡说，都是酒后无意识的言论，你们可以不信。好了，再喝一口，睡觉。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八点，问题随之而来。张明宝喝多了就不能睡一觉吗？他有车啊，在车里睡一觉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有意识地往家里开？知道开车并且知道往家里开，还是无意识？“非故意”等于“无意识”？“非故意”可以取代客观的犯罪结果？如果今后再出现这类事情怎么办？

南京市中级法院说他们的判决反映了民意，胡说八道，民意？民意是多方面的。民意分酒鬼的民意、罪犯的民意、罪犯家属朋友的民意、法官的民意、律师的民意、受害者家属的民意、公众的民意。哪个民意最多？你反映了哪个民意？难道受害者家属不是民？挑出少数民意替换大众民意，这是哪家的反映民意？分明是强奸民意！由南京法院“反映民意”的诡辩可以反证其审判依据的诡辩。既然他们可以将强奸民意说成反映民意，他们就可以将非故意说成无意识，就可以用主观性来取代客观结果。

不存在自始至终的无意识，只有死人才无意识，只要是活人，哪怕烂醉如泥，也有意识，只是意识少了一些，手脚不麻利了。问题是张明宝没有烂醉如泥，他还知道给朋友打车，他还认识自己的车，他还会开车，他还知道家的方向，怎么无意识了呢？张明宝不是有几十次违章吗？不是有过醉驾的经历吗？都无意识？为什么不提那些记录？那些记录表明张明宝根本不关心他人的安全，打意识里张明宝就是个漠视他人生命的东西。人不是一口喝醉的，而是一口一口喝醉的，在喝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是很清醒的，这时候张明宝不知道自己今晚开车吗？从这个角度看，张明宝在清醒的时候就已经准备醉驾了，怎么能算无意识？

比起重庆打黑的义举，南京法院这种袒护罪犯的做法猪狗不如，砸烂公检法是错误的，公检法里也有正义之士。但很多法官已经烂掉了，很多律师也烂掉了。深圳的法官和北京的律师都有案例，重庆的文强也是案例。这些法律界人士在其当政之时是否经常枉法呢？张明宝该死，这个问题不用过多的讨论，应当讨论张明宝为什么不死？张明宝不死，则中国的法律死了，至少也是南京的法律死了。中国的法律为什么死了？因为律师和法官已经“无意识”了。已经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了。他们只知道歪着嘴巴念经，只会将一本正经念歪了。结果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受害者家属呼天抢地。

在此，郑重建议受害者家属，你们一定要上诉，在四个方面努力。第一，将张明宝的违章记录都拿出来。第二，证明张明宝的有意识，张明宝知道回家，这就是有意识。既然有意识开车，这就是草菅人命。第三，将与张明宝一起喝酒的人全部告上法庭，知道张明宝必然酒后开车，他们却灌醉了张明宝，没有阻止张明宝醉驾，这是间接犯罪。要他们直接负责很难，但经济赔偿是必须的，每个酒客赔几十万吧，这是对间接犯罪的惩罚。第四，列举枉法判决的客观结果和社会后果。这四点都重要。第二点和第三点更重要。法官怎么知道张明宝无意识？你说无意识就无意识，我说他有意识。将一起喝酒的家伙都告上法庭，不仅可以获得赔偿，更可以惩治间接犯罪。

上诉也未必有好的结果，现在的法律往往维护官方第一次判决。官官即使没有相护，这被上诉的法官也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判决。如果张明宝案不在南京审理，结果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或者即便在南京审理，却换了一批法官，结果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只要法官有意识地办案，案子办成什么样子便与法官有关。为什么不能加强人民代表在法院审理中的比重呢？以法治国，谁来治法？法是谁的法？法官属于哪一个利益方面？依我看，中国的法官喝酒喝的太多了，他们应属于“喝酒吃饭”集团。他们的判决总体上有利于“喝酒吃饭”集团。弄权者很多，弄法者也不少。法官中也有李庄一类的人物。将一起喝酒的人算同案犯，这是一个突破，也是一个合理的突破，受害者家属须联名状告。至于上诉的结果么，不知道。也许推翻中院判决，也许继续维持。如果继续维持，可以认为中国的法律死掉了。

决战

作为领导人，首要的职责，就是带队领路，把准方向；首要的品格，就是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清晰明朗，不能胡里胡涂。可是，叫大家不管姓社姓资，不管姓公姓私，面对如此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要争论，不准争论，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强势推出驰名遐迩的“猫论”。
那个“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来，这是一个十分生动的褒义民谚，当人们需要打破陈规陋习的时候，用以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但是这句谚语被板凳加以理论运用，并进行广泛倡导之后，却变成了不讲原则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不管黑猫白猫，不管用什么手段，那怕丧失原则也行，反正能捞钱就是好猫。这就为官们乱收费，搞灰色收入，贪污受贿，私吞国企提供依据，为走资派在私有化的路上狂奔提供理由。
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年来，一些人，也都偶尔摇卜郎鼓似的叮当几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真吗？笑话，玩玩而已，糊弄人的。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糊弄没了，变成有特色的不姓社主义（相当一部分中小城市的经济，已经百分百私有化了）；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糊弄没了，变成专政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成了被专政的新的无产阶级)；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糊弄没了，变成铲公党领导，专门铲除公有制；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糊弄没了，变成由五块板块组成的理论；这五块板块是：猫论，摸论，不争论，允许官们先富论，最后转型“资本论”。　　
允许党员去当资本家，允许资本家来入党，模糊党的阶级性，变成全民党。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的理想和目标是共产主义。一个资本家，不是“过去时”的资本家，而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资本家，他现在的身份就是资本家，怎么却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他现在正在干的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怎么却是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现在正在呕心筹谋扩展他的私企，怎么却有共产主义理想？支部大会和党委会怎么就通过并批准了他加入共产党？中国真奇妙，能够为世界创建出如此奇妙的咄咄怪事。到2006年，在中共党员中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所占的比例已达5.1％。嘿！更有甚者，不止是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当资本家；而且有两百多个身为资本家的党员已经进入省、县、乡等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机构，也就是说，资本家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某一方面领导机构的领导成员。哈哈哈！　　
世界各国的领导，有如此无原则的吗？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丧失资本主义原则？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丧失社会主义原则？噢，倒有一个，戈尔巴乔夫。我们失掉排名第一，只好屈居第二。　　
　 　
③违宪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我国宪法规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详见宪法，本文从略）
这个宪法，被遵守了吗？
浙商违宪。浙江商人以很小的代价，购得山西煤矿资源，运营小煤窑，获得大利润。但这种小煤窑，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极大；事故频仍，矿工死伤严重。为此，山西省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国有并购的结构重组。浙商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声称所运营的小煤窑，符合xx院文件规定，指责山西省政府违反xx院文件精神。山西省政府进行反击，坚持按照宪法办事，指责浙商违反宪法精神。至此，事情就由浙江省与山西省的地区矛盾，发展成为xx院文件与国家宪法的矛盾；由浙商违宪，发展成为xx院违宪。
其实，不但《xx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违宪，《物权法》、《公司法》、《律师法》等，都违宪，《拆迁条例》也违宪，xx院一系列的规定、指示，也都违宪。　　
30年来，xx院一系列主要的政府行为，如分田单干，私营经济，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等全都违宪。　　
总而言之，xx院在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在核心意义的问题上是违宪的。简言之：xx院违宪。
走资派、资改派、主流精英天天把“法”叫得震天响，“要法治”、“要健全法制”、“要以法治国”、“法比天大”。请问，你们是怎样对待宪法的？
在世界上，一个国家有人违宪，这不奇怪；但是国家的政府自身违宪、当权派违宪、主流精英违宪，长时期违宪，大面积违宪，这就大开眼界了。
　 　
④恶劣执法。
中国特点的执法是恶劣执法，它的具体形态之一：暴力执法。以城管对摊贩最为驰名：雄纠纠，气昂昂，追你，屁滚尿流，打你，人仰马翻。拆迁执法也毫不逊色：闯入民居，小女孩吓得紧偎祖母怀抱，惊恐嗫喁，“奶奶，我怕土匪”。所谓和蟹社会，是和螃蟹在一起的社会，是那些拿着棍棒警具的螃蟹横行霸道的社会。
之二：陷井执法，又叫做钓鱼执法。以交警的交通管理最为明显。设个陷井或圈套，诱你上钩，罚款可也；后来者继续上钩，继续罚款可也。源源不断的财源，鼓鼓的钱包创收，欢迎欢迎！再来再来！妙哉美哉！
之三：“睁眼闭眼”执法。公安对待卖淫的态度就是这样。现在，暗娼已成明妓，名义上的卖淫非法，已成为实际上的卖淫“合法”。一些“鸡窝”就开设在公安局的近邻。邓玉娇案，让自卫反抗者获罪，却放过嫖客不判罪，放过经营嫖业的单位不惩罚，放过面对嫖业竟然渎职的公安局不问责。
之四：“不作为”执法。国家颁布的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要有加班费，节日加班费加倍，重大节日例如春节加班费三倍。这一劳动法，被店铺老板视为无用的废纸，员工们仍然超时上班无加班费，政府认真过问了吗？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最大的法，宪法里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被走资派和资改派当作儿戏玩弄，国家执法了吗？你说过：“你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他们就是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你咋的；你还说过：“法大于天”，他们就是法可以玩，你咋的。现在的中国：一个失信的国家！一个缺德的政府！！一群无能治国有劲卖国、无心为民有意贪财的官吏！！！
之五：罚款代替执法。商店违规，工商局去罚款，罚款之后，继续违规；在这里，罚款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纠正违规，罚款是一个可以不断捞钱的“好猫”。工厂污染，政府处以罚款，罚款之后，继续污染；在这里，罚款的目的同样地已经不是为了克服污染，而是又一个可以不断捞钱的“好猫”。
之六：“与民为敌”执法。干警对待群体事件的做法就是这样。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简直象战场上的战争。石首“抡尸”事件，警民双方对峙四天，警方对民方发起轮番的进攻。第一轮：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试图运走尸体，双方激烈冲突，未果。第二轮：调来外地荆州市的两百名武警加入增援队伍开进现场。被2000名群众用砖头、啤酒瓶、椅子追打30多名警察约400多米远，并推翻了一辆警车。第三轮：民众源源不断赶来，大约4万名市民聚集，人数达到峰值，约500多名武警和警察列队前往，被几千名市民用砖头和石块攻击，武警们撤离，民众追赶约一公里，有警车被掀翻。第四轮：约1000名武警推进，使用了高压水柱。被喷射的民众散开，对武警们抛掷石块、砖头和酒瓶。有人爬上街道两侧的楼顶，扔下石块。很多妇女和孩子也开始参与攻击武警，其中一些妇女边哭边打。武警们顶着盾牌聚在一起，躲避来自四面八方的砖头、石块和酒瓶，但招致了更为密集和靠前的攻击。一些武警无法忍受，开始逃离队列，钢盔跌落。越来越多的民众闻风赶来，开始打砸防暴车和消防车的玻璃，并掀翻了一些警用车辆，武警们再度撤离。现场碎瓦、碎玻璃狼藉一片。第五轮：武警开着消防车进入，人群将轮胎砸穿，有七八名武警受伤。1300米街道，聚集了2万多名群众。从外省湖南、河南调来的数千武警赶到增援，开始清场。武警们列队向外推移群众，他们用警棍敲击盾牌，齐整喊出“嗬嗬”的声音。警察太多了，数以万计的群众也已疲倦不堪，如同潮水徐徐退去。最后，战争以警方获胜结束。（本文删节。详情见《石首“护尸”事件中典型情节》作者：邓飞。）。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封建国家、资本国家，它们的干警都是与民为敌地执法的，这种现象很平常，不足以成为特点。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挂牌是人民政府，指导思想说是和谐社会，而干警执法却是与民为敌，这就是一个很刺眼的“特点”了。前、后30年对比，社会变了，最可怕的变，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成了敌对的关系。六十华诞国庆，首都商店禁卖莱刀，外地谨防人民进京上访，调动百万军警“保驾”，现场只有方阵表演，没有民众游行，没有路人观众，真是到了草木皆兵、全面防民的地步。世界上，如此庆典，中国仅有。　　
　 　
⑤官国
有的国家是合众国，有的国家是帝国，有的国家是酋长国，有的国家是共和国。按照我们当代中国的特点中国应该是“官国”。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官太多了。说官多，不只是说官的绝对数多，而且是说官与民的比例数大。1950年，600个民配一个官（1/600），官民比数是很小的。到2007年，26个民配一个官（1/26），官民比数增大几十倍。有的人认为，个别地方，已经浮肿到9个民配一个官（1/9）的程度。
其次是，官太富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官们的个人收入、私车、豪宅，已直逼发达国家。官们除了有工薪收入外，还有算不清是工薪收入多少倍的灰色收入。挂名“出国考察”的官旅游团，在外国花钱的大手阔绰，强力吸引国外旅游业的眼球。公务员一轮又一轮的长薪，致使对公务员优厚待遇的艳羡而引起的考公务员热，以成百成千个考生竞追一个名额的录取率而成为世界上的一大亮点。
第三是，官太奢了。上面的“官富”是指官的个人收入富；这里的“官奢”是指官府的奢华、行政开支的奢侈。有的城镇并不富，但官的办公楼富丽堂皇，同当地的民居形成强烈对照。有的地方的官邸甚至模拟美国白宫。国家行政管理费每年大跨度飞升，“三公”开支是个惊人的数字，2005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教育投入的5倍。　　
第四是，官太淫了。在港商、台商、外商那里，只是个二奶；在官这里，则是三奶、N奶，有的官把N个奶组建成建制班，进行管理。有的人揭露：有的官员居住区，已成“寡妇村”，官员下班不回家，官太成了“寡妇”。有的人编段子：“官，老婆叫你回家睡觉！”
第五是，官太僚了。这里说的“官太僚了”，是说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的意思。原本的干部称谓，没有了，变成官员；原本的干群鱼水关系，消失了，变成官民油水关系。官们都很牛、很雄，很威。官的眼里，视民为屁民；官的心里，牢记住为上级党说话，却忘掉了为老百姓说话；官的屁股，总是挨着贴着同资本家、外商坐在一起，远离了人民群众。官的两手，不要两手，只要一手，就可以遮天。一群官簇拥着一个首长，到下层一个单位；下面的人就背地里嘀咕：“来了一群蝗虫”。
第六是，官太霸了。一个官屁股，霸占两个茅坑拉屎。既在行政当官，又在人大当代表。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官员占70%，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官员代表大会。建国头三年，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占三分之一；到十届人大两千九百多名代表中，工农被排挤只剩34名。　　
第七是，官太贪了。（这一点，本文放在下面单列为第⑥特点。）
　 　
⑥贪官
已暴露的贪官有多少，网友们已经写了文章，提供了数据。例如，《读史札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作者：剑云拨雾，列出正厅级以上的部份贪官陈希同等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5743.html。《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内高官落马名单》作者：美华，列出高官落马一百五十多人的名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99589.html。本文不再赘述，只补充点特料。
首先，是尚未暴露的贪官数量特多。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艰难看得出来。早在20年前，就有人提出、接着还有联名建议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今年初3月，总理同网友谈话重申要实行申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官方媒体预言四中全会将会对官员财产申报作出制度安排。可是至今申报制度仍然是千呼万唤未出来。有人大代表进行“官调”（官们意见调查），发现97%官员反对申报。此前有的调查，据说是，一个市的官员财产申报，会造成一个市的政权崩溃；那么全国的财产申报，会不会造成全国的政权崩溃呢？太可怕了！可见申报难矣哉，也说明了，尚未暴露的贪官多矣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当今世界许多大国普遍实行的制度，唯独中国例外，这一点，显得特别惹眼。
其次，贪官发展的速度特快。伴随着中央领导每年高喊反腐，结果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越反腐越快腐，越反腐越大腐。贪污的金额由万元贪、百万元贪、千万元贪、发展到亿元贪；贪腐的官阶由乡镇芝麻级、县地基干级、省部高干级发展到中央核心级。这个过程只经历了不过短短的十来年时间。
第三，是中国的贪官，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官场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贪不能生存，不贪也得贪。贪官好做官，不贪难当官。贪官变得更贪，好官拖成贪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官不漏一笔小贪，小官争做几笔大贪。于是就达到一种高境界：无官不贪，无贪不官。这种情形，叫做“环境塑造人”。例如：在资本主义的商界环境里，是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因为那种商界环境，把人塑造成奸商。同理，在当代中国的官场环境里，就把人塑造成贪官。有的人调侃：把带长字的官通通当作贪官，拉出去枪毙，不会有错案。这话显然过分，但不无几分道理。
第四，中国的贪官不犯法。本来，贪官是犯法的，但中国的特点是可以变成不犯法，即所谓的“政策允许”、要“用足政策”、“钻法律空子”。法律的条条是死的，人的脑瓜是活的、精的、尖的。人可以在法律里头绕绕转，人可以把法律转绕绕，。政府可以定规则、发指示、拟条例，同法律搞浆糊、变戏法、躲猫猫。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潜规则”，“潜”是没有形状的，它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就这样，紧盯“先富”的目标，发挥“猫论”的智慧，遵循“摸论”的途径，犯法就绕绕地转化为合法。少部分贪官是傻子，通过暗里贿赂，偷偷摸摸东藏西掖胆战心惊地变成了犯法的贪官；大多数贪官才是精仔，他们通过明里的“改制”玩绕绕变成富豪。第一步是政策弄邪，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改为“国有”，化为政府所有，再改为“经理承包”；第二步把本来效率高、收益大、经营良好的国企人为地刻意搞糟；第三步掌控评估，把资产低价贱卖，然后转用公款，由自己或自己人买下来变为己有。就凭操弄这几步玩绕绕的手段，干得比贪污分子光明、比江洋大盗文雅、比生意老板省劲，转眼间就堂堂正正、干脆利索、轻松愉快、政绩显赫地变成了“合法”的巨型贪官。
第五，贪官可以轻易地逃脱。这些年来，成功外逃的贪官有数千人，转移国家财产数百亿美元到海外，无法追回。有的估计是：外逃贪官万人，携款千亿美元。
第六，贪官可以没啥顾忌地、明明白白地准备外逃。他们先让亲属移居外国，自己光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称为裸官，或称为“一家两制”，贪得的钱财就输送往国外，待条件成熟，察觉稍有异动，就溜之大吉。截至2005年底，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一些外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了裸官亲属（和外逃贪官）居住的社区。例如：洛杉矶的二奶村、温哥华的大奶屯。这些地区的中国妇人们有豪宅、名车、但身边没有她们的男人先生。这种情况，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有第二家吗？让国家的政权、财权，被一些已经身为外国人的家人当官（裸官）掌控，这些官想干啥？这些官能干啥？这些官会干啥？作为百姓，想到这里，毛骨悚然。　　
　 　
⑦穷
中国的工农大众很穷。同世界各国相比，比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亚洲还要穷，大概同非洲的穷国差不多。我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及泰国工人的1/2，不及巴西工人的1/3。
为什么穷，因为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一种很坏的社会现象：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剥削者手中，大多数劳动群众贫穷了。这种不公现象会引发人民群众的怨恨、愤懑、动乱、革命。
深入探究一下，为什么会两极分化？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农村分田单干，走小农经济老路，农民搞“自发”，就会两极分化。少数农民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原地踏步、或迈进死路。
第二，城镇小资产阶级，做小买卖，开小店铺。这种个体经济，通过市场竞争，也会两极分化。少数发财，成大资本家，多数发不起来，甚至破产倒闭。
第三，改制。转眼间，官自己或自己的人就成了拥有千万、亿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与此同时，占企业职工总数20%的数千万职工下岗受穷。30年来，中国人民遭罪，千条罪，万条罪，最恶的一条罪，就是改制，把全民公有制改成万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人民受损，千损失，万损失，最大的一笔损失，就是改制，全民公有的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
第四，垄断。尚未改制的大型国企，也改革成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拉大了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五，房地产、小煤窑等的暴利。房地产商做一个楼盘就可以暴富，房奴惨啰！小煤窑的煤老板一天可以赚得一百万，矿工惨啰！
第六，股市不能正常运行。大鳄操纵股市，一夜间，批量制造富人，与此同时，更大批量地制造穷人。官僚买办，向外国贱卖我国的银行股和企业股，稳定地，批量制造外国富人，更大批量地制造中国穷人。
第七，公务员一轮一轮调薪，高官高管一层一层加薪。官富了，民穷了。
第八，贪污腐败。
第九，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建厂，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消费品，外销欧美。为了畅销获利，就要物美价廉；为了价廉，就要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就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待遇。那么低的工资，有人愿意干活吗？有的。分田单干后的农村，农民更穷，就是这个更穷，迫使农民离乡背井不远千里拥到沿海打工，追求这份低得可怜的血汗工资。由此而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两亿民工潮，每年蔚为壮观的往返于内地和沿海的春运人流，耗费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全世界独步翘首。就凭工人的低工资，20多年来，国家赚得的外汇储备增至两万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老板和经理也都盆满钵满，富得流油；欧美的家庭，消费着廉价的商品，笑逐颜开；唯独中国的农民工仍然是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保持在每月千元左右的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不能够追随国家每年GDP的增长比例同步增长，始终是个穷鬼。这种现象，世界罕见。
第十，除了以上原因以及未述及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小原因：盛行的赌博和热烈的彩票。它不会增长社会财富，只会使多数人的财富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中。
总而言之，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国家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的情况下，广大劳动群众的财富增长近于零倍，或只增加一两倍，而少数富人的财富却增长百倍、千倍、万倍。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收入。0.4%的巨富，占有70%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2008年已达0.47，2009年将接近0.5，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这标志着，中国已变成世界上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在官们拥有房产方面尤为突出，他们不但在国内拥有，在国外也拥有；不但拥有两三套、十来套，甚至拥有整座大楼；不但拥有普通住宅，而且拥有豪华别墅。所谓“先富带后富”，只不过是少数人先富，多数人“待”富。待多久？设计师说了：“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百年不变”。耐心地“待”着吧！老老实实地当个百年后的“待富者”吧！
　 　
⑧男盗女娼
先说盗。
大街上一阵骚动，夺得小手提包的盗贼在前面飞跑，被夺的女士在后面紧追，只追了几十米，就哭丧脸停下来了，路人就像受阅的部队向检阅的司令官行注目礼那样目送他（她）俩疾驰而过，接着恢复平静。这是一幕常见的街景。
撬门入盗，住屋失窃，公车扒手，楼道的摩托失踪，是平常的话题。
有的出租车司机是强盗，乘客害怕；有的乘客是强盗，出租车司机害怕。出租车就都装了隔离网。居民住宅也都普遍地装了防盗网。这些网，是中国在世界上一幅特别的风景。
再说娼。
夜灯亮了，仅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发廊，里面的小姐们，穿着挑逗的妓装，一字摆开排排坐，门口围观一群下班的民工，无“财”点“秋香”，只能在门口围观欣赏。不一会儿，一部小车开来，走过来着装笔挺的有“财”者，排开众人，进去点了两个带走，围观的民工让开通道，馋眼目送。
一个青年仔，挎上摩托，正准备起动，迅即在后座窜上一个不认识的妖装女郎：“带我去玩玩。”
一个男人，在街上走着，会有一个异形女人，擦身而过，悄声问你：要玩吗？
上述这种常态妓女，数以百万计。
此外，还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噢，讲错了，应该是中国特点的妓女，是“承包制妓女”，俗称二奶，在港商、台商、外商、官僚那里，大面积存在。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妓女卖淫现象，叫做“被嫖幼”。本来，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管任何情况，都是要以强奸论罪、处以重罚的。可是，经司法加以修订解释，叫做嫖幼，就“被”变成了妓女卖淫。把强奸化为卖淫，重罪就可以轻判。进一步，再把卖淫作为市场经济的自由买卖，为增长鸡的屁作贡献，就可以听之任之。
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妓女，叫做处女妓女。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某个处女去当妓女，而是说某个被定罪为妓女的女子却仍是个处女。怪吗？中国特点就是怪。事情是这样的：公安机关抓来了一位女子，诬她卖淫，女子否认，公安就威胁她：你坦白认罪，供出嫖客，就从轻发落，否则从严处理。女子被迫，供出某某嫖客若干名。公安就去把那些“嫖客”抓来迫供，你们坦白认罪，交罚金若干，释放无罪，否则从严处理。“嫖客们”被迫交了罚金获释。这种案例，不是孤例，而是有若干例，其中有数例受害人心不甘，曝露真情，原来是无辜处女被诬为妓女，舆论大哗。
中国的各种妓女，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估计在千万左右。绝对数是世界第一，人均数也名列前茅。再重复一下：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在一个卖淫是非法的国家里，却盛行笑贫不笑娼，有妓女千万，这个特点真是够特的了。
　 　
⑨鸡的屁
改革开放30年，GDP快速增长，年均率约10%，金砖四国排名第一。
这个GDP，经精英们的营营鸣叫，成为最光彩夺目的亮点，最显赫的成绩，最坚实的硬道理，最值得骄傲的战果，最鼓舞人心、最提神的兴奋点。一句话，是论证30年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正确性的最最最牛的论据。
本文讲特点，就来分析一下这个GDP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殊属性。
第一，畸形发展的外贸，每年出口商品价值占国民产值高达40％，赚得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和债券），位居世界第一，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它不能兑现，不能转变成物质财富；它一天一天在贬值，让我们每年损失人民币大约五千亿，相当于击沉我们好多艘航空母舰。照此下去，这笔财富将蒸发成为虚无。现在，这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已成为美国绑架中国的“人质”，使中国被迫充当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虚幻的GDP、被绑架的GDP。
第二，合资和独资的外商在中国经营企业，把美丽的纸上的GDP留给私下里兴奋不已的中国，把实惠的丰满的利润装入他们的口袋。——实质上不属于我们的GDP。
第三，投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导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堆起一个经济危机的“堰塞湖”。——浮肿的GDP。
第四，安全生产，严重欠账。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35%，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80%。矿工的命，砖窑童工的健康，东莞农民工的残臂和断指。——带血的GDP。
第五，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污染了的环境，损害健康，夺人性命，无论如何是要治理的。由谁来治理，由将来的子孙出钱来治理。这就等于是把未来子孙的钱强行划入自己的GDP，这是一种十分自私可耻的透支行为。污染容易，治理难，将来要多少钱才能治理得了呢？恐怕把我们现在GDP的全部拿出来都不够。——透支的GDP。
第六，贱卖稀土，贱卖银行，卖企业，卖水厂，卖电厂，卖土地，卖品牌，卖国。把珍稀的资源卖掉，把宝贵的资产卖掉。——败家子的GDP。
第七，学习外国用GDP来统计经济，这样一来，妓女经济也被算入GDP，千万妓女的卖淫经济能提高GDP多少个百分点呢？没有精确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数字。但是，这种GDP光荣吗？能提高国力吗？好像也能，看日本那部电影：《望乡》，出卖几代少女的青春，换回建设的资金。——污秽的GDP。
第八，豆腐渣工程。桥梁完工，随即坠毁，清理现场再来；大楼建成，整体崩塌，清理地基重建。采用GDP的统计方法，要按照两座桥、两栋楼的建设成绩，计入GDP的百分点。——豆腐渣的GDP。　　
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个GDP里头虚幻的部分厘清、不属于我们的部分剔除、浮肿的部分消肿、血迹和污秽的部分抹掉、透支和亏卖的部分补还、赎回，豆腐渣的部分不计，那么，这个GDP还是10%吗？这个GDP的百分点要扣除多少？它还存在吗？不，它可能不存在了，是0%；不，它甚至是个负数。这个GDP还能算是个GDP吗？不能了。算个啥呢？算个屁！鸡的屁！
　 　
⑩老朽当新鲜
农业单干，本来是一种老朽的东西，却当作新鲜。小农经济，几千年了，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到了近代，世界各国或先或后向小农经济说“拜拜”。几百年前，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端，农民开始在资产阶级的引领下，向两极分化，少数成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多数成为雇工。土地向农业资本家集中，进行规模经营，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农业。这条资本主义道路，走了几百年，牺牲了劳动者几代人的幸福，才达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进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回望这一段痛苦的历史，试图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免除劳动者几代人的受苦受罪。其中的一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走集体化道路。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合作社都是相当成功的例证。中国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工农商学兵结合的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纠正了一线领导人左倾浮夸风的偏差之后，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制的基础上。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级财力已占30%以上，凭这个财力，已经到了全国农村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前夜。事实上，一部分搞得较好的公社，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八十年代以来，公社被走资派强令解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头两三年，有点起色，接下来几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发展不起来。而少量顶着干保存下来的公社集体经济，却发展起来了，其中华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群众生活共同富裕、美满幸福。
由上可见，单干的农业，是一种老朽的、落后的、正在等待着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创新的、先进的东西。集体农业才是一种历史的创新、历史的进步。走资派把老朽当新鲜，把倒退当前进。此其一。
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一种老朽的东西，也被走资派当作新鲜的玩意，引进来玩我们。
几百年前，确实，资本主义是新生的、先进的。但经过起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进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达，再进到现在的新殖民主义时期，已经腐朽了。它们为了延缓矛盾，吸收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企图通过这种改良性的表层进步，苟延残喘。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惹眼的反差对照：两股互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中较为简单的部分，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另一股是，我们的走资派，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进腐朽的资本主义东西当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积累，孳生社会弊端。
此外，还有股市、保险、博彩、银行衍生物，还有公关、红灯区，还有普世价值、三权分立、还有自私、颓废、成功学、厚黑学，等等，都是陈旧腐朽落后的东西，走资派都把它们当作先进的宝贝疙瘩引进来或妄图引进来。而把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幸福美满的群众福利、强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奋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丢掉。
　 　
综上所述，可见，历史前进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线；历史脚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一条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个历史折点（或者叫做拐点），中国走歪了，进入邪道，走回头路，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经济制度私有化，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官员腐化，劳动群众生活贫困化，生存环境毒化，社会关系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官民关系敌对化，文化、道德、思想堕落化，中美关系殖民化。
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非常严整、对称的镜像。镜子这面，是左手，折射到那面，就是右手。镜子这面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面，就是矮凳子。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镜像对照的细部如下：（这些镜像细部，实在是对仗得很工整，可以贴在国门上作为“门联”。横批是“中国的镜像对照”，上联、下联如下：）
前30年——后30年
魁梧伟岸——矮小猥琐
独立自主——崇洋媚外
爱写“社”字、“公”字——喜欢“资”字、“私”字。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逐步消灭阶级剥削——不准提起阶级斗争，迅速孳生阶级剥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为人民服务——民为官服务。
工农大众是国家主人——工农大众是弱势群体。
干部清正廉明——官员贪污腐化。
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两极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觉得上学看病是个负担——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学看病是个负担。
社会福利逐步提高、扩宽——社会福利逐步销蚀、丧失。
一排旧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两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垒起。（读书、治病和购房三座大山；新资本家、新官僚买办和新殖民地经济三座大山）
没有妓女——千万妓女。
学习雷锋好榜样——嘲笑雷锋大傻瓜。
人们互相关心凝聚一体——人们感情冷漠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纯朴诚实、团结互助——社会风气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看了这幅镜象对比，不免令人心中对往昔不胜怀念、唏嘘慨叹！并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弯路多好呀？！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容不得遐想，历史过去了就不能改变。是的，遐想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历史，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对未来的思路。既然这样，还是让我们信马由缰，放开遐想吧。如果30年前，没有误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来，会怎样呢？
先看农村，沿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寨道路继续前进，就不只是华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约一千个左右的集体经济，而是全国农村范围的集体经济，凭30年前公社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力，三、五、七年即可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实现现代化。经过这30年到今天，全国农村就会遍布数以万计的、像华西那样的、发达的社会集体。
再看城市，沿着公有制的大庆道路前进，凭30年前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头，再经过这30年到今天，经济会增长十几倍或几十倍。
由于没有两极分化，国家财富增长多少倍，劳动群众的财富也都会大体同步地增长多少倍，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会在原基础上达到月薪万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国范围，不管是城里人或农村人，都会同华西人一样，同等富裕。
由于没有贪污腐化，社会财富就免遭少数蛀虫的销蚀，全国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没有现在各种丑恶的社会弊端。大家团结互助，友爱相处。既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历史的命运没有给我们眷顾！
历史给我们的宿命，无情而且残酷！
走了30年到今天，是一条邪路。
　 　
反思，
历史的前后对比和正反验证已经很清楚；
觉悟了，知道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
无须向上帝祈求，无须问苍天何故，更无须自怜泣诉；我们不认输，不认输，绝不认输。
　 　
呐喊，
用激荡的呼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熔为一炉。
有须眉，更有巾帼。有青丝白发，有血气方刚，也有初出茅庐。
让新生的热血输入革命队伍，在一条战壕里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还会出毛主席，他是领袖，不是救世主。
未来的命运，靠我们共同重铸！重铸！！
喘凉气人

克林顿跟肖炼就“债转股”方案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可行（获得中国政府通过），中国的国债将可以以抵押贷款参股方式分成3部分进行投资，第一，短期投资，比如短平快项目的投资，在短期内可收回；第二，中长期投资，投入资金在若干年后逐步收回；第三，在非洲做一个标杆项目，中国在非洲进行诸多投资，可以帮助非洲进行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提升中国形象。　　

这一方案居心叵测，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生死攸关的利益！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有权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债”与“股”是两种不同的契约　　

“债”与“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契约，不可以随意转换。　　

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儿子说成老子，这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有什么后果？　　

指鹿可以成为马，那么，同样可以把“有”说成“没有”，把“欠债”说成“不欠债”。　　

美国人的意图正在于此。　　

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债权人和股东的风险收益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股东，是内部人，是企业的老板。有管理权，以自己的出资对管理行为承担责任。债权人，是外人，不参与企业管理。　　

第二，股东既然是老板，参与了企业的管理，那么，这个股份就不能退还。你是老板，你如果把股份提走，那么所有的老板都可以把股份提走，那这个企业就没有人来管理了，企业将不复存在。这显然不行，违背了一开始达成的游戏规则。上市公司的小股东不能退股，也是因为小股东有管理权力(譬如选举董事会)。　　

但债权人的债务，企业是铁定要还的。人家借了钱给你，亲票子数出来，你不还给人家？怎么行？人家可是外人！　　

第三，债务人的权益比股东权益优先。企业要清算解散，那么先偿还债务，还债以后还有剩余，才能分给股东。　　

如果资不抵债？那么股东当然是本金红利丝毫没有，债务也只能部分偿还。这就是有限责任。股东以出资为限度承担有限责任，不承担无限责任。所以资不抵债的部分，只能债权人自认倒霉，谁让你放债的时候不擦亮眼睛？　　

如果赚了大钱呢？那当然，债权人不能有过高索求，只能获得约定的利息。因为这个盈利是股东努力经营的结果。你又没有参与管理，怎么可以有非分之想？　　

所以，“债”和“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契约。“股”属于企业内部的契约，“债”属于企业外部的契约；“股”有管理权，不能退还；“债”没有管理权，但偿还权利比“股”优先；“债”的收益有一个约定限度（利率），而“股”的收益则没有限度。　　

二、“债转股”意在借债不还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把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转换成“股票”，那么，这个“股票”契约应该在中国支付美金的同时确立，而不是等到经营成果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到今天才来“转”股。　　

股权，是应该包含管理权的。所以，如果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这个钱，是一个“股票”契约，那么，这个钱怎么经营，一开始就应该由中国来操作。　　

但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据《中国经济周刊》王红茹报道，“肖炼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政府积累的2.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中，约有70%左右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政府债券。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加深、经济衰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扩大、内债和外债高企，美元贬值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发展趋势。”　　

一个烂摊子。　　

摊子是由美国人搞烂的，摊子搞烂了，你再让我来转“股”？　　

你怎么当初就不让我来经营？　　

你经营烂了再来找我“转股”，那么美国人就白白、恶意占有了我们过去的经营权。　　

债就是债，股就是股，这个风险与收益的契约，应该在一开始确立，并履行。　　

等到把摊子搞烂了再来“转股”，意味着什么？——你搞这个摊子的时候，说是借钱，不让人家插手经营；你把摊子搞烂了，又说要转成“股份”，岂不是强行要把“你经营”的事实，转换成“我经营”的事实？　　

就算赵高再世，恐怕也会自叹弗如！　　

我确实没有参与经营，却让我承担经营失败的后果，这样的“债转股”，强加于人！如果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每个人都可以向银行借钱，借了钱花掉，还不起，就让银行来实施“债转股”。这个钱就不用还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向银行借钱挥霍，转股不还，充当社会的吸血鬼。　　

二、本拉登炸毁了五角大楼，本拉登欠了美国人的债，血债，本拉登还不起，好的，债转股，让美国人持有本拉登的股份，这个血债就不用还了。转股了嘛！　　

银行借钱给你之后，有没有按契约参与经营？如果没有，怎么能“转股”？银行能同意吗？　　

本拉登炸毁五角大楼的时候，美国有没有参与策划经营？如果没有，怎么能“转股”呢？美国人能同意吗？　　

三、“债转股”是真正的国难　　

中国储备2.3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欠了我们2.3万亿美元的实体财富！　　

这是心头大患！　　

我在《炮轰xxx》  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53 　　

一文中说过，美国人偿还这笔债务，最干脆的方式，是肢解我们的国家，让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　　

祖国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真的，到了生死危急的关头啊！　　

xxx同志，您明白吗？　　

美国人在磨着刀子要我们的命！　　

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你们为什么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　　

不信？　　

……　　

这不来了吗！！　　

“债转股”，　　

要命的前奏！　　

答不答应？不答应？　　

一招不成，还有一招，你们肯定难于应付！　　

这个“债转股”，中国如果屈就答应，那么“2.3万亿美元”将荡然无存，国家解体，种族灭绝，榨干血汗，下场悲惨！　　

中国如果不同意，对不起，美国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国家领导人遭暗杀，新疆动乱，西藏动乱，台湾反目，南韩闹事，日本钓鱼，解体中国的一整个套路，环环相扣都会被使出来！　　

凶狠啦！　　

谁来帮助您？　　

……　　

我们需要唤醒国民！　　

现在，美国人还没有来得及肢解我们的国家，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把话放在这里，美国人一定会想方设法，搞垮中国！　　

不是言重，不是危言耸听！绝对不是！　　

奥巴马又在阿富汗增兵了，对付谁啊？　　

……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　　

美国人印刷2万亿美元，购买中国的战略产业，又把中国所得到的外汇储备弄到美国“次贷”分掉，让中国“货也没了，钱也没了”，这样，美国就可以免费得到中国的战略产业，让中国人世代为奴！　　

为了将这一步棋走成绝杀，美国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他们瞄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贼心不死。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们知道吗？贼在惦记你们？你们有准备吗？　　

次贷，是美国人最恶毒的阴谋！　　

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28 　　

次贷还不够，还要“债转股”，还要把“2.3万亿美元”这个阿拉伯数字也彻底消灭！　　

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旦被抹去，中国还有什么机会找回那被美国人运走的5000万个集装箱的财富？！　　

永无可能！　　

这是真正的国难啊！　　

四、中国的经济学家如同妓女　　

中国的经济学家出卖操守，如同妓女。　　

只要给钱，就让你操，要什么姿势就给什么姿势。　　

茅于轼，收了地产商一两百万的小钱，就说“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可以不守住”，还例举了一大堆的理由。　　

真下贱啊。　　

肖炼，研究了一番经济，就说“债转股”；王什么茹，收了两个卫生纸钱，也替美国人摇旗呐喊。　　

出这样的贱人，作孽啊。　　

美国人真的要“股”，也可以，但是不能用过去的垃圾资产来“转”，而是现在我们重新签约。我们可以买“美国股”，但既然是股份，那我们就需要经营权。把美国总统的选举权卖给中国，把美国军事基地的经营权卖给中国，把美国国会的议事权卖给中国，把美国五角大楼的决策权卖给中国——这是实实在在的美国政府的股份，偿还债务承担风险的资本金，美国人愿意卖吗？　　

去什么非洲做标杆项目？　　

什么样的标杆项目要花费“2.3万亿美元”？　　

谁都知道非洲是赤贫地区，没有资源，只有贫困、饥饿和艾滋病，把中国的钱投往这些地区，提升中国的形象？　　

无知与愚蠢的形象？　　

拜托，卖国贼要卖国，你们尽管去卖，暂时也不会遭到清算。但是，请别以“中国”的名义，中国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如此下贱！？　　

五、跪求胡锦涛　　

尊敬的胡  主席，您是中国人民最后的希望。　　

您是国家元首，代表十三亿人。任何人都可能卖国，但是您不会，这个国家都是您的，卖国不就是卖您自己？　　

我在这里向您跪下。　　

我只跪我的父母，还有您。天地君亲师，您比我的父母还大。　　

我向您请求三件事情：　　

第一，“债转股”绝不可行，所有的美国国债都应该转成现金，然后储备现金，伺机购买资源。这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最铁的方法。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您绝不可以有丝毫动摇。　　

第二，美国一旦识破您捍卫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必定会加害于您，您需要具备控制局势的能力，一定要保全自己，并指定忠于国家的接班人。这样更能保障您的安全。　　

第三，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都是属于您的核心力量，现在这些力量都在背叛您，可见您处境危险，非同一般！您一定要痛下决心，铲除汉奸势力，重塑中国魂魄，方可挽救国家，对得起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　　

                                                          共和国公民     吴辉     泣首　　

                                                                               　2009-12-4　　　

各位朋友：　　

        国难当头，惊心动魄！　　

愿转发者，请去www.wuhui01.com下载word版本。注意用“中国怎能如此下贱”，作为邮件主题，和邮件附件名称。　　

拜托了！　　

                                     吴  辉　　

按：来访成都的威廉·恩道尔教授及刘忠先生，于10月28日受邀与赵磊、朱明熙、王朝明、王习明、胡宗翰、胡全、柳成湘、聂晓萍、彭膺昊、李俭国、鲁保林、蒋安雄、李节、笑阳等来自成渝两地的网友举行了座谈。会议由李节主持。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以下问题与恩道尔先生做了交流：（1）石油、国际金融、粮食危机等危机的根源；（2）如何应对危机；（3）在危机的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会不会发生战争；（4）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座谈会后，大家围绕有关问题，又进一步做了广泛的探讨。以下是笑阳、李节根据录音整理的有关内容的纪要。　　

一、石油、金融、粮食危机的根源　　

对于石油、金融、粮食危机的根源，恩道尔先生认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民众经济权利的剥夺，是危机的根源。　　

他认为，美国的权势集团并不太关注经济学，他们对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凯恩斯对我们有用，我们就用凯恩斯的经济学，如果萨缪尔森对我有用，我就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他们的精力全部放在权势上，关心的是权力。美国依据凯恩斯经济学提出的政策走出了经济危机，萨缪尔森是凯恩斯6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是权力和权势集团的信徒。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已经从凯恩斯政府刺激转移到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早在1973年就被洛克菲勒制定出来，而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充斥着弗里德曼和数理经济学家这样的人，他们对宏观经济一无所知，尽是在做一些数理模型。　　

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十分深刻的危机后，美国权势集团一步一步地从工人阶级手中掠夺走社会保障，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政府的管制，逐渐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之后的里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利用新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定了很多有关全球化和外贸的规则，让美国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低，这样好跟国外的工人竞争。格林斯潘从2002年开始，利用投机制造了很多金融泡沫，使美国的中产阶级破产，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美国的危机。如果人民都变成了无家可归，那么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被掠夺的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有一个特点，从2002年以来，它剥夺了很多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以及各种经济权利，从而导致了现在的经济危机，这才是这次危机的根本。可以说，美国现行的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经济政策，就像德国、意大利在1939年执行的法西斯政策一样。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在延续布什政府的这种政策，他的经济班子如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等，都是布什政府的原班人马，正是这些人制造了金融危机，现在让他们来改正金融危机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句谚语：你可以用蜂蜜来粘住苍蝇，而不是用醋。布什政府的政策已经成为醋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这些精英们就找奥巴马来当蜂蜜，用“变革”等等美好的言辞来欺骗人们。而实际上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　　

他认为现在的金融危机开始于2005年，2005年以来中国的建设速度是非常快的，有大量的城市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工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美国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样就为华尔街的巨头们提供了一个利润的空间。中国有很大的劳动力市场，而印度由于严格的种姓制度和混乱的社会秩序，这样就给美国现在的危机奠定了基础。　　

二、如何应对危机　　

恩道尔先生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总结了历史演变。　　

他认为，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具有足够的军事防卫能力，具有充足的能源和其它资源，根本不需要畏惧美国的霸权势力。正如地缘政治的鼻祖麦金德爵士所说的一样，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当时指的是俄罗斯，现在也包括中国）；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整个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1940年麦金德提出这个观点用以说明英国。麦金德是1943年在二战去世的。二战后美国所有的战略家，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是麦金德的忠实信徒。布热津斯基1997年说过这样的话，当时美国权势集团正是如日中天、洋洋得意。他说，尼克松上世纪70年代访华，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中国菜和中国人民，实际上纯粹是一种政治权力的操纵，尼克松是受基辛格的劝说来中国，而基辛格背后受的是大卫·勒克菲勒的操纵，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大门。美国正用一种军事策略来防止欧亚大陆合作，让他们互相争斗，实际上在70年代，他们执行的政策是他们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军事战略，利用跟中国结盟，来搞垮俄罗斯和东欧。1840年以来，首先是英帝国，后来是美国，他们都对中国觊觎已久，希望掠夺中国的财富。　　

这次危机将终结美国一家独大局面，这样对于美国更健康，对于世界也更健康、更好，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美国的霸权。　　

问题是美国的权力精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世界将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欧盟20多年来一直想淡化和削弱美国和北约的影响，但是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实现。我在欧洲工作、生活、学习已经有25年了，欧洲的精英们在90年代创造了欧元，但是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我与欧洲的一些工业家和实业家进行一些沟通，他们虽然私底下承认美国已经破产，但是在公开场合对美国权势集团还是毕恭毕敬，害怕华盛顿的余威和淫威。再比如，美国单方面撕毁了对原苏联的承诺——北约不东扩，但是当北约东扩的时候，欧洲的精英们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不敢说一个不字，他们对美国权势集团还是非常紧张的。我在德国生活那么长时间，我知道，德国永远不敢和俄罗斯再发动一场战争，这也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暂时没有加入北约的原因。实际上，德国工业界早就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东方，在东南部的欧亚大陆上，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能源和其它资源，与中国的贸易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他们在军事上不太理想。　　

美国人民虽然丢了工作，被降低了福利，生活水平下降，有的甚至无家可归，可是美国民众并没有真正觉醒，只有不多的抗议，精英们得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因此，我对唤醒美国民众不乐观。而欧洲底层的民众其实也被精英集团控制了，工会力量不强大，抗议的力量也非常弱小。与50年代的运动相对差了不少。　　

美国经济已经彻底破产了，但是我并不认为任何一个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了解到这一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和巨大的进步，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我真诚地希望，现在的危机能让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提出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来。　　

我对中国民众抱有乐观态度，因为在中国普通的人都开始觉醒。最近，一位在加拿大的19岁中国留学生发邮给我，他说：我看到你在央视2套的对话节目，以前我不知道有你这样的看法，这个看法向全世界的邪恶行为开了火，我也应该加入进来。中国的年轻人在逐渐觉醒，希望做一些报效国家、对世界人民有好处的事情。我到过土耳其、拉丁美洲等地，那里也有很多人在觉醒了。　　

我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宣传员，但我要说，对美国权势集团唯一能起到抗衡力作用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单个来说，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抗衡美国，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抗衡美国。我们抛开历史的分歧来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才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美国的霸权。我前几个月到俄罗斯去过好几次，从经济来看，这个国家已经破产了，但是从核战略武器来看，他们是非常强大的，和俄罗斯进行防务上的合作就能从经济上来保卫欧亚大陆，这种关系跟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已经是非常强大的经济强国，而俄罗斯也在尽他们的努力来稳定自己的经济。如果我们拉出一个单子来说的话，中国需要的单子和俄罗斯需要的单子是非常互补的，俄罗斯现在具有中国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战略资源——石油、天然气，而且它有足够强大的核能力来抗衡美国的挑战，而中国有非常年轻的劳动力，而且有能力从经济上来帮助俄罗斯来稳定它自己的经济，所以，欧亚大陆的权力分布状况，就决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这种经济合作还可以扩展到越南、缅甸、韩国、伊朗、沙特以及欧亚大陆的其它地区。现在，沙特对美国的政策是很不满意的。　　

今后可能很多的经济主张会来自上海合作组织，会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而且也会来自东盟，他们会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协议来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来，而不是依靠货币经济组织和WTO。例如，日本的新政府已经暗示，他们希望跟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让美国非常恼火。如果日本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华盛顿是会跟日本施压的。如果我向中国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中国实行一种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伊朗、沙特、缅甸、印度等建立更全面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样让印度中立化，也要跟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样美国权势集团将无所适从。美国权势集团是政治营销的大师，他们很善于去制造种种术语，比如，“全球化”这个词语听起来好象对每个人都挺好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在苏联垮台后，在全球扩张他们的金融帝国，把中国和其它国家纳入他们的金融统治下。　　

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确实是用战争来解决的，实际上这种战争只是完成了一种权力争夺的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完成这种权力转移，因为一战后出现了两个强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英国精英们认为美国更好处，因为他们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他们通过第二次世界大站，摧毁了德国，实现了美国独霸天下的这种转移。　　

“9·11”后美国发起的所谓反恐战争，实际上已不得人心。他们今后还会做什么，我现在不好预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即使未来美国发动基于电脑技术的战争也不可能维持美国世纪，还是需要人来解决这种战争。　　

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　　

在回答网友关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时，恩道尔说：意识形态在缔造美国世纪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大家对此的认识不够充分。1917年，威尔逊总统操纵和利用了意识形态把美国带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建立了一个顾问班子，也就是美国现在的宣传机构的雏形，它们有一个口号：参战是给世界带来和平。当时，他们建立了宣传部，撰写了大量的虚假宣传，造谣说比利时遭到了入侵，雇佣了大量的漫画家，把比利时比作扎在血淋淋的刺刀之上的婴儿。他们发动了大量的宣传攻势，宣传说是为了民主而战，赢得了美国公众心理和情感的支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战场上，这个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是弗洛伊德的侄子，非常懂得运用心理学。他从叔叔那里学到的是：如果你能操纵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话，你就可以干一切事情。他们还创造了“麦迪逊大街”式的宣传和广告，麦迪逊大街其中的一个代表之一到美国国会做了副国务卿，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他们操纵的意识形态方式，就是塑造出一种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用这种美国生活方式通过好莱坞和其它宣传机器呈现给世界一个美好的形象，用这种有意识的操纵，操纵了美国的消费方式，而且操纵了世界的消费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　　

宗教团体是美国操纵意识形态的第二种方式。比如，吉米卡特就是所谓的再生派的基督徒的忠实信徒，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很多方面，包括军方。美国的精英在50年代利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攻击共产主义，而且他们还利用一个叫××的受洛克菲勒资助的人，来传播宗教，反对共产主义。××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在历届总统就职时做祈祷，包括2001年为布什总统就职做祈祷。美国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大萧条期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说，如果法西斯要到美国来，它会打着美国国旗，而身上拿着十字架，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宗教的意识形态让布什总统进了白宫。他们的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制造一种全球的法西斯经济，在全球减少人口，降低生活水准。他们第二个目的就是大量减少亚非拉和印度的人口。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必须对全世界实施有利的控制，尤其是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包括中国。美国精英们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研究世界历史上的精英尤其是英国的精英们统治世界的策略，而且他们进行了很多改良，比如，利用好莱坞、麦迪逊宣传机器等。但是，他们这种企图统治全球、统治世界和统治所有人的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理由非常简单，他们设计的这个长期的计划是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的本性的。希腊有一种俗语：谁有这种想法，上帝就要把有这种想法的人干掉！他们90%的计划和阴谋都是一种骗局，就像我们看到的，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深陷泥潭一样。我现在看到美国人民也在进行某种意义的反抗。比如，他们要给美国人接种甲型流感疫苗，实际上这种疫苗对人是有损害的，已经有一些反抗了，在私下他们对接种疫苗是非常紧张的。　　

讨论中，有教授认为：总的看，恩道尔先生基本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待三大危机的根源，而比较少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三大危机的根源，有人把他的理论看作是阴谋论，其实用“权力论”来概括也许更准确。虽然，“权力论”不是终极追问，但他对唤醒民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网友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神话是发展至上论，或者叫做唯发展论。发展不应该被当成目的去追求，人类社会的幸福才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发展只是手段。可是现在却把发展当成了目的，人类的幸福反而不被关注。世界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这套理论已经把人类引向了最大的误区，导致了极大的灾难，而打破这种神话的是毛泽东。他抛弃了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世界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证明为科学的和正确的。　　

恩道尔对发展至上论的批评表示赞同。他认为，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是不对的。发展不应该看作是金融的发展。他举例说明了这种发展至上的观念对科技手段的影响。转基因工程提高了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却同时降低了它们的质量，结果，人类不但没有因此而幸福，健康水平反而下降。在美国导致的后果就是胖子多了，而人们的身体却变得过敏，对疾病的抵御能力下降了。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也是一个欺骗。例如现在提出开发燃料能源之外的能源，如象风能和太阳能，以为这就是绿色能源，就是可持续发展，其实事情并非如此。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极高，效率极低，不应该作为主要能源。　　

恩道尔先生说他不太清楚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但对这个思路很感兴趣。不过由于毛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世界应该分成两部分。　　

有网友指出，危机还是应该从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原因去找，而根子在于：究竟是谁养活谁？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　　

当晚，恩道尔先生到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论坛》作了《三大危机的现状与前景》的演讲，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回应。　　

　（注：本文未经恩道尔先生审阅）　　李节　笑阳

        

 

 科学巨擘钱学森，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奇迹。在钱学森的人生长河中，镶嵌着一个个像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去感悟他那瑰丽多彩的人生品格和闪闪发光的科学风范吧！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 年 12月出生。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 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到达美国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他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歧视前来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一年后即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这个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一位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而此时，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失败的美国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国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同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同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 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同助我还乡”。

    这封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它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总理当即把将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召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同。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 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却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到达北京后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便安排他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廖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事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建立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同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学森是中国人，他曾为了回到祖国而奋力抗争；回国前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而背上了“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三年，力学研究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同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30年后，他回忆道：“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他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词典》等图书，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科学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最大的荣誉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江泽民、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研究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女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闲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2年前后，钱学森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但是，他拿到钱后， 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而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

    1982年，钱学森等人所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本人将自己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会。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前些年，“名人录”之类的书很多，一般人想要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但钱学森若要上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他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即使不要钱也不上。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便通过钱学森的秘书进行联系。秘书向钱学森报告此事时刚说了几句，钱学森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板着脸瞪了一眼秘书，说：“你想干什么！”于是秘书再也不敢往下说了。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不可谓不高。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关的就是“待遇”：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就可以到院里晒晒太阳。钱学森说：“我现在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学森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作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说：“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同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对我个人的宣传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上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

    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对方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不好撤下来。钱学森听到这个情况后，便对秘书说：“像这样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发表，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于是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有关报刊的总编：“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来。”

    这就是钱学森，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一位科学家。一位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人格品质。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党史文汇》）

王建柱

　严海波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体制内学者江涌的第一本畅销书体例著作--《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口气读完这本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书，真真体悟到作者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深重忧患，对官僚买办畅快淋漓的揭露，对最大多数人民的炙热情感，也留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深思考。作为一个有良学者，江涌做到了为国家请命，为人民代言。

　　这是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在这个为全球化挂满五彩光环的季节，江涌看到了光环下面的残酷逻辑，感受到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带来的阵阵寒流。作为聚焦于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社会运动，国家主义毫不讳言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利益崇高、国家安全重要。曾几何时，全球化的概念在一些人群中成为时髦的词汇，似乎每个人一夜之间都生活在人人权利平等、个个交易公平的“地球村”。但是，当下世界上演一幕幕现实击碎了人们“大同世界”的梦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资本的强权依然存在，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依然主导者一些国家的思维方式，国界并没有消失，国家依然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开疆拓土、黑奴贸易的全球化，看到了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剥削的全球化，看到了金融掠夺、产业控制的全球化，却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生存底线不被击穿、公平交易的得到维护、平等诉求得到重视的全球化。

　　由此可见，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是西方主要大国主导的，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全球化。在强权和利益面前，一些人在狂欢，一些人在抽泣，甚至在愤怒。江涌属于后者，因为他看到了“丛林世界”裸奔的人。

　　毋庸讳言，全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世界需要粮食和能源的基本稳定，需要收入的合理分配和财富的安全，需要的生存空间的清洁和安定。但是，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维护这些基本秩序和价值，一次次的国际会议更多的是一些口号和倡议，在真正的国家利益面前很难看到落实的曙光。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看到美元毫不负责地泛滥，国际金融大鳄贪婪地允吸着平民的财富，资本势力不择则手段地压榨着大多数劳动者。

　　六十年一路走来，中国靠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和辛勤劳作，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逐步发展壮大。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瞄上了“中国龙”，在所谓“开放”大旗下，自己“身穿铠甲”对缺乏防范意识的中国实施一种实质上不对等的开放，从金融、能源、资源、产业、意识形态等领域“猎杀中国龙”。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我们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有关。西方极力通过输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的大举自由进入，消解维护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每一次劫难都与“家贼”和“内鬼”脱不了干系。读江涌的文字，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种痛不仅来自于中国的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威胁，更来自于我们在长远的国际战略谋划与独立的利益主张方面的缺失，在某些理念和政策方面出现了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偏离党的性质和的宗旨的问题，顺从地服从霸权国家的要求，较少动真格地关心国家整体利益，有些人甚至为了部门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之所以如此，可区分为两种情形：愚蠢与坏心眼。一种人缺乏对社会实践的统驭能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洗脑”之后，自以为理论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实际上缺乏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自负地做了误国误民之决策。还有一种人深谙利益之道，为了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基金欺骗之能事，故意把正确的道路妖魔化、把明白的道理讲糊涂、把有利于少数人的决策粉饰成有利于人民的好政策。江涌在书中痛心疾首的现象，恐怕为以上两种人所为。例如，美国高盛集团这个集美国政治权势和经济力量于一身的“最赚钱的机器”，与中国官、学、商买办关系密切，在其中左右逢源。以高盛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获得经济特权，而且要影响中国的财经舆论和政策决策，其“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密不可分，统一体现在国强民富之中。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人民的庇护所，也是国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福祉的利器。古语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单纯的无国界的经济，也没有单纯无利益博弈的经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原子化的个体将如何面对国内外各种强势力量！

　　作者在最后章提出了明确、大胆、极具见地的主张和措施，“中国龙的吼声”已经发出，我们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自己的路”。

　　愿中国一路走好！

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 自序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一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股指跳水，楼市萧条，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困境，当是中国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前三十年的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后三十年的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前三十年偏执于计划，后三十年又偏执于市场；前三十年迷信苏联，后三十年迷信美国；前三十年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后三十年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日本、“四小龙”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我们的经济也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也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也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我们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外资”。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无往不胜。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二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民间流传：中国贪官巨多，一个连一个地抓，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愤世嫉俗者每说此话，总能赢得叫好，但我个人还是不尽以为然。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地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出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喉舌报刊依然保持沉默，这变相助长了本已是主流的右翼声势，铺天盖地的主要是右翼言论。“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增加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闹的系列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娇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象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母亲，普通得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阴谋论，还是谏言书？--评江涌《猎杀“中国龙”？》

还是俗套式的从金融危机说起，因为这场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危机不但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而且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动摇着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信仰.图书销量排行榜为我们扑捉到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随着全球化一道，迅速占领了我们的头脑，于是乎，《世界是平的》这样普及自由经济思维的书籍便成为了各大图书销量排行榜的常客；而在危机之后，如《美国怎么了？》、《货币战争》等从各种角度解读、反思危机的书籍立即变得炙手可热，反思危机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也如星星之火一般，渐成燎原之势。而江涌先生的《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一书，势必将为这燎原之火添加上更为猛烈的薪柴。相较而言，《猎杀“中国龙”？》一书没有了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也抛弃了隔靴搔痒式的矜持，作者用真实丰富的素材、激情澎湃的语言、严肃严谨的态度、无畏直谏的勇气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经济安全的全景透视，以此作为反思危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最为可靠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为资本主义插上了新的双翼，使其飞遍全球。其中一翼是以商品和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内容，以大型跨国公司为载体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翼则是以奉自由化、私有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全球化的车轮确实在很多方面碾平了世界：接听美国客服电话的印度男孩、遍布全世界的中国制造、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汉堡……面对如此种种，人们不免产生“世界是平的”的幻觉，轻信新自由主义者“经济无国界”的谎言。而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不对称的，商品和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力却被牢牢限制于本国国界之内，技术的全球转移也受到国家严密的控制。全球化在跨越贸易和金融的壁垒的同时，却始终无法跨域民族和主权的鸿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全球化的种种许诺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却南辕北辙，渐行渐远：南北差距没有弥合迹象反而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悬殊；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技术上的追赶反而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最底端……正如江涌先生在书中一开始就指出的：“公民有国籍，企业有国别，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因此“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

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经济安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词，似乎只要有自由的竞争与交换，便能世界和谐，天下太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全球大力推行资源、经济战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近来不断见诸报端的中美贸易纷争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谓“自由贸易”的虚伪。因此，正确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摆脱“经济无国界”的误导，才能具备评判纷繁复杂经济事件的客观标准，树立正确的国家经济安全观。这也正是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国家利益至上”，反对“经济无国界”的基本逻辑。

江涌先生在书中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中国经济遭受资源劫难、经济血脉受制于人的全景图：中国在石油、粮食、水、矿产及大宗商品等战略资源上缺乏清晰的战略，不仅受到跨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反而陷入“中国买什么，什么都贵；卖什么，什么都便宜”尴尬窘境；中国在“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同时，却在流通业、金融业等领域受制于人，跨国零售企业把持流通环节，跨国金融巨头控制金融领域，给中国经济发展升级蒙上阴影……大量真实和严肃的材料使得这些描述具备了振聋发聩的力量，中国经济潜藏着的不安全“隐患”让人触目惊心。当务之急，则须转变观念，提高经济安全意识。这也正是此书写作的旨意吧。

在反思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阴谋论”式的论调似乎大受欢迎，从《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阴谋到《美国怎么了？》中的新保守主义的政治阴谋。这大概不仅是因为这些说法能够对一些历史事件自圆其说，大概还在于读者对于“窥探内幕”的偏好，正如影视观众对于“谍战片”的钟爱。然而，“阴谋论”虽然精彩，但终究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初读《猎杀“中国龙”？》，书中丰富的“内幕”材料会带给你非常强烈的阅读快感，但该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使其与“阴谋论”式的推断不同，因而在阅读之后所引发的思考和震惊是无以比拟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安全的种种隐患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二是我国自身由于缺乏清晰战略指引和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辩证的看，这两方面正是一个事物的内因和外因，归根到底，还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因此，面对中国经济安全出现的问题，我们切不能只强调外国集团的贪婪狡诈、精明算计，而忽视对于自身失误的检查和改进。《猎杀“中国龙”？》一书，在列数中国经济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之后，最终落脚在中国自己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标题之中大大的问号，正是对经济安全这枚硬币两面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猎杀“中国龙”？》一书不是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而是作者发乎内心、认真严肃的“谏言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晨

     在我看来，薄熙来打黑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下定了决心要打，并且打击的力度很大，造成的正面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必定会牢记薄熙来同志对于中国的贡献，没有人能够否定，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上层名流。

     至于那个周律师，在适当的时机却说出不适当的话，我不知道是其心理活动的真实反映还是利益集团甚至是黑社会的形象代言，无法推敲和考证，但我可以下结论：他的怀疑是错误的，是经不起推敲的。从重庆和全国黑恶势力的现状来看，将打黑斗争推进任何程度都不为过，只要是“对黑不对人”，只要是有黑的存在，就要坚持打到底，不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尤其要对周立太先生说明的是，你要去认真研究一下薄熙来同志在打黑的同时是如何布局经济工作的？薄熙来同志是如何引导合法的公民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看清楚了他的整体部署你才有权力提提建议，别瞎指手划脚，否则充其量也就一小丑而已。

我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央巡视组”到达重庆的消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按现状分析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指导重庆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指导重庆打黑除恶。中央刚开完“四中全会”，刚搞完六十年大庆，突然到重庆搞科学发展的指导好象与时机不符，所以，我判断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重庆打黑除恶的相关问题。

“中央巡视组”到重庆指导打黑除恶又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对重庆的行动给予更高层次的支持和鼓劲，给予重庆在打黑除恶方面更多的经验指导，力求有黑必打、除恶务尽；一种可能性是对重庆的打黑除恶踩刹车，防止某些“反扑势力”故意对抗中央，周律师的“代言”如果是一种注解的话，那么，重庆的打黑行动必然就此划上句号，踩刹车的举动将比打黑本身影响远更为深远。

我从内心来讲希望“中央巡视组”去重庆的目的是为重庆打劲加油，但也有必要分析一下踩刹车可能导致的恶劣后果：

首先，如果此时踩刹车，将是对重庆乃至全国仍消遥法外的黑恶势力的一支强心剂，给他们传递一个极度反面的鼓励讯号，黑恶势力不但不会因为薄熙来的壮举有所收敛，相反，将会在全中国掀起一股更加猖獗的“黑社会”生态，因为，“点到即止”的打黑方式必定会重复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恶性循环----越打越黑。再过几年，中国可能不仅是薄熙来口中提到的“清朝皇帝都不会允许”的未来，中国将可能再度出现“人吃人”的原始社会生态。

其次，如果此时踩刹车，全体中国老百姓将会对政府失去信心。一个刚刚取得人民信任的正义行动都可以被刹车，那么人民有理由怀疑国家机器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如果说前些年人民能够忍受黑恶势力横行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当重庆的正义被扼制以后，人民群众有可能爆发的是怒吼与咆哮，“一点微光被熄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人民在黑暗中可能选取的方式有很多，但不管怎么样选择，黑暗中的行动都将会给社会带来致命性伤害。

第三，如果此时刹车，那么未来的中国经济也许将要转换成“黑社会经济”，不可能形成某些思想家设想中的市场经济，更不可能形成健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重庆的打黑行动所曝露出来的所有现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黑社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渗透深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黑社会势力对政治运转的支配作用，众多政府公务人员沦为黑恶经济的保护伞和傀儡，无不说明黑恶势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格格不入，敢坚持打黑就是敢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不敢坚持打黑，突然踩刹车就一定是向黑恶社会低头认输，有很多人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对重庆说三道四，对薄熙来进行人身攻击，更加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黑恶势力在中国是多么的强大，我们岂能就此屈服？

第四，如果此时刹车，也必将传出错误的政治讯号。薄熙来的打黑行动，无论从政治需要来看，还是从人民需要来看，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绝对正确而且相当有力的一次壮举，也体现了新一代政治人物的清新气象和廉洁作风，更体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坚强决心和政治智慧，如果重庆打黑被莫明其妙的嘎然而止的话，那问题就很大了，至少会给外界两种误导：一是之前中央并不完全支持重庆打黑，如果是全力支持的，那么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踩刹车，如果是不支持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打黑除恶不支持，那中央要支持什么？第二是中央是否能做到“用不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央把薄熙来安排到重庆，应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重庆的乱象，其实中央早有掌握，只是因各种原因未能下手，把薄熙来放到重庆本身就是希望利用其超强的魅力和过人的能力给予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以新气象，中央肯定寄希望薄熙来能利用其铁腕作风为全中国打黑除恶杀出一条血路来，现在，薄熙来没有负中央所托，做出了利国利民的惊世大作，没有理由此时被边缘化和矮化，此时给重庆踩刹车，无疑会在国内外引起政治层面的猜测和争论，这是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作法。

总的来说，不管“中央巡视组”到重庆是否属实，我想我们都有必要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分析清楚，为国家尽心尽力，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瞎折腾，我相信中央此时是清醒的，是大局在胸的，不可能出现奇怪的“踩刹车”，只可能是给重庆适宜而又有力的“加油”。

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薄熙来的冲锋陷阵，有全国人民的支持，重庆打黑除恶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全国的打黑除恶也必将充满希望，我们期待着！

中南大学孙锡良2009 10 18

薄熙来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些话？　　

从表面上看，薄熙来说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不是主动发起打黑者，而是他到任后感到不打黑工作无法进行下去了，是被黑势力逼的。有网友将它与官逼民反相比拟而称之谓“黑逼官反”，这的确是客观事实。于是有网友猜测：重庆打黑有可能到此为止了，因为薄熙来的这番表态，足以引起重庆黑恶势力的反思，做事要收敛一点，做事要掌握好一个度，不要让政府的脸挂不住，造成“黑逼官反”；甚至还认为这是向重庆黑势力的最大后台的和解呼吁。　　

我不同意这种分析。　　

是否打黑，不仅要考虑“黑逼官反”问题，还要考虑“官”能否“反”得下去的问题，事实是，薄熙来到重庆后，并不是一下就打开了局面的，是他从辽宁调来了王立军才打开了局面，掀出了黑后台文强。但是，文强就是最终的黑后台吗？文强就没有后台了吗？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是提在要害上的。原全国人大代表、82岁高龄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的话更是值得人们深思，他不无感概地说，“文强的问题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很多，为什么动不了？”这个话问得好！恐怕这不只是雷亨顺一个人的疑问，而是全体重庆市人民的疑问：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在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很多的情况下，在人们普遍认为他打黑不力、甚至把其称之为重庆最大的“黑社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对他无动于衷，为什么就不能对他撤职查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文强并不是一个人在腐败，他也有自己的靠山、自己的黑后台，而且必定是一个更大、更硬的靠山、黑后台！文强被抓后，态度极其强硬，直到在水塘里取出了几千万赃款，他才软了下去。而且这次公审其弟媳黑社会头目之一的谢才萍时，谢的态度仍十分嚣张，涉案者都一致集体翻供，否认黑社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重庆打黑前途仍很艰巨。这次薄熙来说这些话，我希望这是对黑势力后台的又一次宣战。　　

现在是不讲“阶级斗争”这个词了。但从重庆打黑事件中，我总感到这就是一场极其严酷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打黑问题上，薄熙来已经没有退路。　　

我祝福薄熙来能将这场打黑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希望所在。

薄书记，请走好。

为什么说当今世界进入了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因为：　　

1，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而现在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时代。这虽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过渡时期，但在两者之间，新旧势力矛盾的不可调和与激化，以及围绕这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所产生的新旧势力之间各种矛盾的发展与演变，常常会有某些雷同之处。　　

2，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点是战争连年不断，这是过渡时期各种矛盾无法调和与激化的表现。放眼当今各国的矛盾和战争，归根结底是当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无法调和的体现。　　

3，中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最后是由秦的统一推向了全国。而在当今世界，最终也会像秦一样，建起一个新制度而走向世界，完成天下一统的使命。　　

4，从政治军事外交的策略上看，各国的不少做法，正和当年的纵横家一样，如美帝对中国实行孤立打击和封锁政策，就用尽了连横的各种手段（包括远交近攻或近交远攻等策略）；而毛泽东为粉碎帝国主义的行为，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明确指出在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要依靠穷国（即发展中国家），团结中间状态的国家，坚决孤立和打击超级帝国主义，这实际正是当年合纵方针的发展和运用。　　

5，古人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而今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同样是因像出现了“赂秦”的行为所造成。在毛泽东时代，苏联的修正主义走的就是这条路，幸好被毛泽东及时揭穿而未能实现。毛泽东走后，中国同样走上这条路，这就是制定和执行了贿赂帝国主义的“韬光养晦”政策，结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红色高棉的惨败就是一例，即是苏联的解体，也是因苏共在重新要夺回政权的紧要关头，中国坚持 “贿帝”政策，不能再做到像当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发生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时的毛泽东那样，断然主张出兵强援，正是这样的事积多了，才使世界共运跌入低谷。当年赂秦行为，使“不赂者，以赂者丧”，而赂者最终也没逃脱灭亡的命运。而今的“赂帝”行为，同样也成了战国时的赂秦行为，因为帝国主义和当年的强秦一样，并不会因你贿赂而不灭亡你，正因如此，你贿赂人家，正好被人家利用，使“不赂者，以赂者丧”，这不但使自己丧失了老朋友，失去了革命者应具的道义，从而使自己在朋友中走向失道者寡助的孤立地位，带了使革命阵营走向分崩离析的头，而且受贿者照样在反你，如他们对藏独、疆独等一切搞分裂活动的支持就是铁证，说明人家灭亡你的狼子野心丝毫不减，只是待你的策略不同了，实际是把你当猴子在玩。从这点看，说明中国走的正是战国时的六国自取的益敌弱己的灭亡之路。所以说，当今这个时代，又回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　　

以上说的是两个时代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处，就是当年的强秦，它代表的是当时的进步的新生力量——封建势力。而现在的帝国主义，则代表的是现代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当年六国的赂秦，从做法上说，干的是损人不利己的蠢事，但对时代来说，却使封建社会在中国早日完成了由确立到巩固的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失败，倒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表现。而现在的“赂帝”行为，虽同样在做着损人不利己的蠢事，结局则使没落的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从这个角度讲，就成了促使时代大倒退的反动行为。　　

但是时代总是要前进的，社会主义最终是要代替资本主义。尽管现在出现的各种“赂帝”行为，会给时代的前进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艰难险阻与曲折，历史朝着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的发展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先有五霸的更替，后有七雄的相争，不管他们各自充当什么角色，最终是阻挡不住当时的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度。我们说现在又进入到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就是说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过度时期，这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这和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度在性质上虽然决然不同，但它们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反复性却是有着共同之处。正是在这点上说，当今世界也如同又进入了一个“春秋战国”的时代。　　

但在这样的时代，完成这新的过度任务，同样须要新的“强秦”来担任，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就很难实现。然而这一任务曾先后由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担起了，但结果失败了。原因就出在“赂帝”的行为上。这是值得现在和后人大鉴特鉴的呀！　　

     一、“内需不足”是不是伪命题　　

    笔者认为这是个伪命题，理由如下：　　

“伪”之一：“内需”者，国内老百姓“需要”之谓也。说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消费需求，或者是消费需求不旺盛，纯粹是欺人之谈。今天中国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多了，住房、医疗、教育以至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宗哪一项都需要得到基本的保障，都需要得到切实的提高，问题是有钱吗？钱从何来？天下有多少病患承受不了医疗之费，有多少学子支付不起米薪之资，又有多少家庭徒对四壁而无家电之用。就在前天，焦点访谈还报道湖南的一个地方老百姓连个病都看不起。在笔者的故乡，无数农村百姓一旦疾患临身，只能全听天命，孩子读书读到初中一二年级就不再读下去的比比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难道他们不需要华屋广厦，不需要良医猛药，不需要读书成长？都不是的，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渴望与需求，但是，囊中羞涩使这些需求全都只能如地下的岩浆。　　

“伪”之二：上面讲的只是中国人中的一部分，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老百姓”。还有另一部分，这部分人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内需”非常强劲，根本就不存在“不足”的问题。据报道，中国富豪的人数(标准是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达到了36万多人，总财富达到了1.7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富翁聚集地，这个数据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符号正在空前地发展壮大之中。但是，中国的富豪岂只是一个“富”字了得，他们还要炫富，还要斗富。现在，这些新贵族对名车豪宅、珠光宝气早就腻歪了，家外有家也乏味了，他们已经发展到用400万元买藏獒，用大沓百元人民币点烟的程度了，据说，上海的新贵族一家子一年的花费要达到750万元之巨，其奢其侈，连王恺和石崇也得自惭形秽。这样的消费水平，怎么可以说是“内需不足”呢？　　

    二、是真的过剩还是相对过剩　　

    东西卖不出去，产能过剩，这是所谓“内需不足”的直观表现。我们要问，中国的生产能力真有那么强大、东西多得都已经没人买了吗？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那么，为什么产品会卖不出去呢？看来，是财富结构出现了问题：有钱人拼命消费也买不了那么多，没有钱的人想消费却没有支付能力。中国社会财富流向问题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明显倾斜，这些年变本加厉，至今社会财富布局已严重失衡。仅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例，号称有十四五万亿。但据测算，如果储蓄存款在100万以上的全国有200万人，50万——100万的全国有500万人，10万——50万的全国有800万人，合起来全国1500万人就占有了5——6万亿，去掉存款中公款私存的部分，黑钱还有一部分，真正摊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人均几千元而已。这还是全国城乡的平均数而言，再去掉城市和东部比较富裕的那部分，真正摊到中西部农村老百姓那里人均会有几个钱呢？他们怎么可能敢打那些现代消费品的主意呢？能七拼八凑地维持个基本需求就已经很不错了，前提还得是家里没有病人，没有上大学读书的。这样一来，产品就要相对过剩了。相对过剩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具有什么样意义和影响，那咱可真的不敢置喙了。　　

  三、强调“内需不足”会掩盖什么　　

  相对过剩，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与布局的失衡。于是，中国经济发展就不得不借助外力，就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贸出口了。大量的社会劳动输送出去，换回来的是花花绿绿的美元，据说有2万亿之多。2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大概13亿中国人每个人应摊得1500多美元，以农村一家五人计，应该有7500美元。可实际上呢？绝大多数中国人连美元是什么摸样都没见过。这说明什么？说明2万亿美元所代表着劳动流失在外，被别人消费了。中国的富豪聚积了巨额的金钱，事实上也是聚积了人民的劳动，挥金如土的富豪所挥霍的，就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劳动。也许有人会说，富豪有钱，是他们挣来的。这是屁话！如果真正进行“按劳分配”的话，那些富豪劳动一百辈子也创造不出如此庞大的成就。他们凭借市场经济这个平台，通过资本（包括权利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个手段，用最新的利润生产方式，剥削占有了劳动人民的成果。剥削和占有，是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内需不足”，不仅仅掩盖了对社会劳动占有的不均，更掩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剥削的本质，掩盖了在剥削下造成的社会结构失衡。　　

    社会现实必然要产生相应的反响：中国人有“仇富”的心理，有人这样讲。似乎中国老百姓和钱有仇似的；还有一些“愤青”和“左派”，他们在中国又掀起了“毛泽东热”，他们热爱“极左”。这些人明明知道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却顾左右而言他。要知道，社会现象本应从生产领域寻找终极原因，这才是认真的态度。照笔者看来，还是不要讲什么“内需不足”比较好。不客气地说，一次次的所谓拉动内需，只是加剧了财富分配的失衡，不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笔者以为，解决所谓“内需不足”，如果不从解放社会劳动，改革劳动占有方式入手，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结构失衡的现状。记得前几年河北有个孙大午，倡导农村劳动合作，也记得有国外学者建议中国发展新形势下的劳动与经济合作，类似与当年的合作社。这倒不失为一个治本的办法。需要警惕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有顽强的自我修复机制，一旦结构失衡到一定程度，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就将自动发挥作用。要知道，这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zhang88  

发展经济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他们的主张，其中一个蛊惑人心的主要说词是，民主直接选举下诞生的领导人，必然要考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人们便不会投票于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能否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决定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如果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我不怀疑任何一个采用直选方式的民主国家领导者，除少数例外，他们主观上都欲取悦于社会大众，也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以博取选票。我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或总理，不过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不同的。传统观点过于浅薄和简单了。
　　例如，近来据说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金融危机也可能于年终前触底后复苏。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见效了。世人知道，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开始是用于填补银行的窟窿。美国也有人愤愤不平，华尔街金融寡头们由于贪婪，玩弄虚拟经济，创新五花八门的什么金融衍生品，不顾风险与后果地大肆放贷，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次贷”，鼓励人们尽情透支消费，结果难以为继而终于出了纰漏，造成巨额坏账。他们撒下的烂污，却要全国纳税人为其擦屁股，真是岂有此理！与金融寡头们的日子好转的情况相反，人民大众的饭碗却朝不保夕，而且持续恶化，预计明后年失业率将达到两位数，创下战后几十年来的新高。这少数大老板不当得利，多数劳动者无辜受害的救市政策，显然不利于奥巴马政府的投票支持率。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位美国政府领导人，即使他有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良好心愿，也不得不这样做，即经济政策必须优先为资本服务，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有可能复苏。若是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道而行之，先想着讨好大多数人，那就糟了，美国经济不但好转不了，恐怕还将继续恶化。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美国失业者活该倒霉，不应抱怨。这种经济制度下的世界各国，都将遵循它的规律而行。

有的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庆前夕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不得已为之；也有的人说，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对中国的当代社会没有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此时的心态和当初在井冈山时期一些人（包括林彪）当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过高的夸大了对手的力量，过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过小的看待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至于当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那些人还坐在家里呕气、还在那里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

先说一说“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情况。我们大家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都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是整个活动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个方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不管是它的排列来讲，还是它的歌曲安排来看，都属于上上乘，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不管是观礼台的的老英模，还是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微笑。单就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就已经宣告了那极少数精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非毛化”的彻底破产。这个方阵的出现，其实是这次欢度国庆节的最大政治意义。阅兵、游行、彩车都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惟独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是一件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将来一定会载入历史的史册。

在当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奋的《东方红》乐曲起头，又一次把广大人民群众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革命精神提升起来。在随后的大联唱的节目中。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响彻云霄，把电视剧前面的我们又带回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还是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歌潮”，都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安排的。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党中央和人民群是心连心的。胡锦涛总书记的最后那句口号也喊出了他的心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门呼喊“人民万岁”的影子。

第二个锦囊妙计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访问朝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第一、我们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两国的政府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谊。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体现在外交辞令上，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在两国人民的心里。虽然在这些年来，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而象征着中朝人民友谊的那朵美丽的金达莱是永恒的、永远散发着美丽的芬芳的。

第二、在这个时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前些年来，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政治精英们，跟在西方的列强黄脸干爸的后面亦步亦趋，把朝鲜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的生活现状说成时“文革”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态度。派出了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外交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这次的会谈一定会有许多实质的东西。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定会有许多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这次访问将会对朝鲜的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这次对朝鲜的外事访问，也将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仍将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路线前进。我们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我们今后不再会仰望西方的鼻息。我们早该对那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西方国家说不了。为什么古巴敢说！委内瑞拉敢说！伊朗敢说！朝鲜敢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说呢？让吴建民那一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蹲在他们干爹的马桶后面去“韬光养晦一百年”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

第四、这次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也同时表明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的出现，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现在派温家宝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让全国人民放心，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坚决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在什么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决不会去走其他的什么道路。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泽东思想已经给我们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带领我们一起前进；有十几亿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共同前进，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些属于极少数的丑类东西一定会被我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党中央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锦囊妙计，随着这些锦囊妙计的使出。以后我们的人民大众会越来开心，而那些丑类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正义之剑

圣就是精熟历史，洞察现实，预见未来。王至少必须具备韩非子所说的法术势三种品质。
法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制定的规范一切社会行动的法则。术是统治者解决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各利益集团争端的必要手段。势是在法与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领袖权威。
具备法术势这三种品质的王其实仅仅是霸王。
商鞅治秦，秦始皇一统天下行的就是霸道。但商鞅在秦实行霸道诸法前曾先向秦孝公推荐了帝道和王道。王道要实行仁义，使天下归心，实施起来到有功效至少要三代以上。
 
帝道的话，要使人民无知无欲，回归自然。具体怎么实施，商鞅没有交代，我想大概早已失传了。也许，甘地的不抵抗主义有些类似。
 
但是，秦孝公推行了霸道的法制，农战立国，奖励耕织，爵禄全凭军功，将对国家没有贡献的旧贵族，旧知识分子，摆在了一边。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世界局势其实和战国没什么两样，中国连七雄之一都算不上，外强觊觎，内患丛生，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王道或帝道，有如痴人说梦。
强国之梦必须依靠霸道。
 
毛泽东取天下和治天下采取的其实是当年汉宣帝所说的：汉家制度，向来是王霸道杂用之。王道以示人，霸道就只有自己知道了。一句话，儒法并用，恩威并施，德刑并举。汉宣帝道出了古今中外所有有所建树的明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声，因为他这话是跟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把王昭君嫁到匈奴的汉元帝说的。
 
那么，圣王和圣雄的区别在哪儿呢？
甘地被称为圣雄和孔夫子在中国被称为至圣一样，不是西方人封的，而是国人对他们的尊称。圣雄在梵语中写作mahatma ,意即大圣，最有智慧的人。Maha即伟大，汉语近音字有孟，曼，漫等字，都是大的意思。大乘佛教在梵语中就写作mahayana。

西语中表示大的词语有mega-,maxi-,magnus等，譬如说欧洲中世纪的查里曼大帝，拉丁文写作Carlos Magnus，现作Charlemagne,其实当译为查里大帝，因为曼即是大。
Mahatma (大圣)的后缀词是atma,在梵语中意即灵魂，一般指个体灵魂。印度教主神婆罗门Brahman的本意是普遍灵魂，词尾就有atma 的变体(atma-ahman)，而词首的br在汉语中的近音字则为普或博，都是普遍的意思。

印度的伟人很多被称作mahatma的，最有名的莫过于如来佛了，释迦牟尼的殿堂一般被称作大雄宝殿，大雄就是mahatma ,伟大的灵魂，与释迦同期的耆那教教主也叫大雄耆那，耆那就是胜者。释迦和耆那都已是大雄，那么伟大的甘地应该是什么呢？
 
中国人向来遵循古训后来者居上，另外孟夫子也说过，大而化之是谓圣，所以印度的mahatma Gandhi就被译成了圣雄甘地，至于他为什么没能把本来属于印度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化(划)过来，这就要问他在这筋骨眼上为什么不抵抗了。
 
即便如此，但我们为什么不称之大圣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节文章。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了孙大圣。其实，孙悟空这个大圣名号也是借用了印度佛教的mahatma ,不信，你去问吴承恩。
再说，大圣甘地，多难听啊！
 
印度是十分重视思辨的民族。把这人生这么一思来想去，就四大皆空了。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何况那自称为大英帝国的蕞尔小国呢？最主要的是克制自己，战胜自己，打不过也没关系。我自任你横，任你狂，我就是不抵抗，看谁活得长。《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对付黄药师就是用的这种法子。是对是错就很难说了，因为这要考虑到国情。
印度的国情就只能有甘地，就只能出现不抵抗主义。
 
这在中国行不通。不信你看。
人家佛教在印度好好的逆来顺受，到了中国没多久禅宗就呵祖骂佛了。
人家终年参禅打坐的伟大灵魂一到中国就变成了翻跟斗的孙大圣。
还说中国人是顺民。顺民会创作《西游记》吗？顺民会讴歌梁山好汉吗？
不过，孙悟空和梁山好汉后来都改修正果了，大圣成了佛，梁山好汉却个个都成了冤魂。
毛泽东不信这个邪，他那梁山好汉的虎气和孙悟空的猴气在他成王成霸后不但分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
他一方面要重评《水浒》，将后四十回斩掉，另一方面却要再写《西游记》的续集。孙悟空虽然成佛了，但成的却是斗战胜佛，保不定哪天他要反下灵鹫山，挑战我佛如来呢？
中国的造反史从陈胜到洪秀全，一直是农民起义，算不上革命，因为制度不改。太平天国有了些进步，譬如说不缠小脚，男女平等什么的，但都不彻底，所以就失败了。失败总是先从里头烂起的。
中国的正统史从秦到清洋洋洒洒两千年，有多少辉煌的王朝和帝国，到头来还不是都烂成了腐朽，也是从里头烂起。
烂得最快最彻底的是谁呢？就数文人知识分子。
有人要不同意了，说那些是官僚。但中国历来是儒教立国，作官的可都是孔孟之徒知识分子啊？
 
宋高宗问岳飞天下何时可得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可见文官其实最爱钱。也有文官不爱钱的，他们爱古玩字画什么的。那古玩字画多高雅，而且会让你有钱无处使。
 
总之说，太平天国是失败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也无疾而终。辛亥革命算是胜利了，但天下却变成了北洋军阀的。北伐成功了，国民党又蜕化了，贪官污吏满天飞，外加黑社会，日本人来了，又冒出了许多汉奸。

共产党来真的了，一下子肃清了贪污腐化，害民三鸟的鸦雀鸨（鸦片，麻雀牌和娼妓）都噤声了，好了那么几年，又飞回来了。
 
朱元璋杀了很多贪官，雍正皇帝也杀了很多贪官，都没有用。再说，雍正皇帝继承的可是康熙爷的盛世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贪官。因为圣哲如康熙，到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贪官杀之不绝。只能治，不能止。
谁还能强得过康熙。
 
毛泽东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都比过，不输给他们。但和康熙没比过，一方面是一阕《沁园春》挤不下这么多伟大的人物，还有一方面是这康熙的确有过人之处，不说文治武功，就是理论，他也有一套。

康熙曾和汉族大儒们作过夷夏之辨，大舜王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都受汉人拥戴，我康熙比他们或有不如，但却强过宋明两代所有的帝王。
康熙还和西洋传教士作过关于西方神子耶稣和中国天子到底谁大的辩论，辩到最后洋鬼子有没有下跪我记得不大清楚，但汉儒们和洋儒们都没能说得过康熙，这却是真的。可见他理论功底很深。

另外的话，毛泽东虽然诗词书法，超绝常伦，还有兵法传世，可康熙却也是天文历法，算术代数，无一不精，还会拉丁文，这可是西方各国文字的祖宗，是真正的雅文化，鄙视那些“狗戴猫铃”的“鹦哥痢稀”（English-Good morning)。
如果你还要问康熙他所长尚有几何？他会回答你：还会几何，跟徐光启学的。
 
毛泽东精读二十四史，清史兴许读的少，因为清史没有正本，只有草稿。他少年时代敬佩曾国藩，因为跟他是同乡，后来却没有提起过，清朝的事讲得也少。但这康熙大事做多了，却非比不可。
比什么呢？比治贪官。
 
康熙说：“贪官难治，都是知识分子，知法犯法，又是朕的股肱，朕拿他们没办法，要靠他们理天下的。”
 
毛泽东说：“非治不可，我有办法。让他们上山下乡蹲牛棚，接受贫下工农的再教育。”
 
康熙说：“没了这些官僚，你靠谁去理天下呢？”
“我靠。。。”毛泽东一时语塞，然后接着说：“我踢开党委闹革命，中国有的是人。”
 
康熙说：“你治官僚也不要整跟自己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啊！”
毛泽东说：“我不治不行，他们抢舵，你当年也不是治了两个要抢舵的儿子吗？再说，我的情形跟你不一样，你天下一统，舵被抢还是大清的船。我这条船，内忧外患，俄美虎视眈眈，我一松舵，他们不知道要开到哪儿去了。
另外，我治他们，其实也是‘借尸治魂’，借他们的身体治孔老二的魂。这就叫诛心。”
 
康熙说：“这孔子又碍着你什么事了？我当年还就是靠尊孔安定天下的。孔子可是你们的老祖宗啊！”
 
毛泽东说：“你从关外来，被他们视作蛮夷，不尊孔是不行的。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打倒孔老二，他们不会跟我发急的。这是我们的内部矛盾。再说，我要移风易俗，借助的是西来的马列主义，我推翻了王权，族权和神权三座大山，但如果有孔丘顶着，他们还要复辟，要沉渣泛起。
这孔丘也是一座大山，最大最高的山。孔者，大也；丘者，山也。有孔丘这座大山在，中国永远不知道山外的天有多高。他这座山，汉儒加一层，唐儒加一层，宋儒，明儒，清儒又各加一层，现在还有新儒家，越加越高，高得都要砸死人了，就象长城，每朝每代都加固，有用吗？你当年不是下令永世不修长城的吗？
 
最坚固的是人心，王权，族权，神权那些有形的东西虽然已被打翻在地，但人心深出的腐朽意识根深蒂固，都是由于孔老二的仁义礼在作怪：
仁变成一念之仁，妇人之仁，以一味地隐恶扬善，不知道惩恶除奸；
义变成交情，关系，拉帮结派；礼变成了面子。
这些东西藏在心里就是腐化的根苗，拿到外面，一见风就长成了官僚体系，官官相互，上欺下瞒，这些东西，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讲过，讲了也没有用，剥得了中国人的面子吗？罩得住孔子吗？我看剥不了也罩不住。
有多少年了，两千五百年；有多少人信，七八亿人啊！这七八亿人，讲的听的是马列主义毛思想，行的做的都是孔老二的那一套。做的是孔老二的官，吃的是孔老二的饭，这就叫‘你有饭吃，我有饭吃，大家有饭吃’。真的大家有饭吃吗？我看不见得。
 
现在我就要他们不能安安稳稳，和和气气地吃饭。我要他们没面子，我要他们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我就要烧这把火。古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向来是烧香烧给土豪劣绅的。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算是新官上任，我也烧他三把火：
第一把，三反五反，烧掉资本家的老巢，不要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仗势欺人；
第二把，大.鸣大放，烧掉知识分子的假清高，烧掉他们的眉毛，叫他们狗眼看人低；
第三把，我要搞全国WG，让没文化的人也洗一洗他们身上从大染缸沾染到的文化遗毒，叫他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康熙听了良久不语，末了才沉哼道：“你行。但你这是玩火自焚，小心自毁长城。”
毛泽东说：“凤凰浴火才能重生，长城自古即在人心。”
康熙叹道：“我这个圣祖当得也很勉强，我看你倒像是一个真正的圣雄圣王。却不知道子孙如何？”

 沁园春 于 2004-12-25

网  友：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但是对两个30年的评价左右派尖锐对立。你是什么看法？

作　者：       我认为这60年是伟大的6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60年，应该基本肯定的60年。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成绩都很大。所谓旁观者清，看一些外国媒体的报道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环球网记者梁旭报道：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纪念日，这不仅是中国人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外国媒体再次重新认识新中国的时刻。俄媒报道说，在这短短的60年间，中国经济不仅从负数变成正数，而且现在的经济成就是在做乘法。（《俄媒称短短60年中国经济从负到正 再做乘法》，http://www.huanqiu.com ，2009-10-02 10:46）“中国一开口，奥巴马和查韦斯都会关注。”韩国《东亚日报》29日评说新中国60年变化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文章写道，“60年前可不一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宣布建国的瞬间也响着内战的枪声。中国在60年的时间里克服了许多困难，如今赫然成为了世界的主角”。《印度时报》描写中国60年的反差时用了如下两个词：贱民和全球强国。文章说，中国曾被视为一个“贱民”，冷战期间被夹在美苏之间，直到1971年才加入联合国，摆脱孤立。“现在，它是一个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强国，它购买美国国债，在拉美和非洲抢购自然资源，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外媒热烈关注新中国60年 称中国已成世界主角》，http://www.huanqiu.com ，2009-09-30 08:03）从军事装备方面说也成就巨大。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刘炜 环球网记者李洁思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1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庆典活动中的阅兵部分发表看法，称从中国国庆大阅兵来看，中国海军的实力成长远远超出美方的“预期”，并对中国正在形成的“挑战”美国军力的情况表示“担心”。（《美称我军力成长远超预期 逼美军撤出太平洋》，http://www.huanqiu.com ，2009-10-03 16:01）

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

网  友：       有人说这些成就主要靠改革开放，前30年走的路不对，你怎么看？

作　者：       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众所周知，一般来说打下江山极其困难，领袖绝对是鹤立鸡群的英雄，是后来的领袖难望其项背的。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英雄基本上都是打天下的。自认为比打天下的领袖更高明背离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古训。前30年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变成有两弹一星核潜艇和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替第三世界仗义执言，成为令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巨大障碍，这些无与伦比的成就惊天地泣鬼神。历史证明前30年走的路虽然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但是大方向是基本正确的。正常人怎么可能相信老一辈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后来都变成傻瓜了呢？

网  友：       前后30年发展经济的路线显然是不同的，你认为两者有必然联系吗？

作　者：       当然有。后30年经济上取得了飞跃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后30年是不存在的。　　

网  友：       为什么这么说？

作　者：       我一点一点地分析给你听。第一，改革开放的发端是小岗村“大包干”。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土地仍然在地主、富农手里，请问拿什么去“大包干”？而没有农村的小岗村，改革开放就没有了起点。现在媒体说“大包干”解决了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痴人说梦，指鹿为马，溜须拍马。如果小农经济那么好，就不可能农业产量几千年徘徊上不去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取决于农田水利、化肥、良种、团结合作等条件，不亏毛泽东时代针对性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历史功劳，靠“大包干”根本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城市的改革开放是“国退民进”，即化公有制为私有制。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全部都是资本家的工厂，哪里有公有制企业供你卖？第三，开放的表现是搞特区，吸引外资。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本来全在私人手里，凭什么办特区吸引外资？第四，外国人喜欢到中国办企业，完全是因为有超额利润。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淳朴的民风，不是毛泽东时代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是毛泽东时代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不是社会主义强有力的统治，不是毛泽东时代造成的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资本家能够很容易就得到超额利润吗？第五，没有毛泽东时代打开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能够有改革开放吗？第六，没有毛泽东时代勒紧裤腰带搞军工取得伟大成果的威慑力量，有能够和平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实力吗？

网  友：       你这么一说，确实可以证明你的命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

作　者：       所以数典忘祖、欺师灭祖的不肖子孙是无耻奸佞之徒。

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  友：       不过这30年中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楼鳞次栉比；道路车水马龙，四通八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建筑千奇百怪，性器官建筑都登堂入室了。最近我看到一则报道说，广州番禺一景区花了800万人民币建了一个六星公厕 贴1斤黄金（ 2009年09月29日 09:18 信息时报）中国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呢？

作　者：       我来分析一下，你看对不对？在现在的体制下，国家也好，城市也好，钱从哪里来？一个是卖祖产，如煤矿、金矿、稀土等，或者变相卖土地；另一个就是靠税收，如企业税收，个人税收，出卖土地的税收等。但是靠卖资源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靠税收呢，必须企业在世界上要有竞争力。毛泽东时代基本上不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靠自力更生发展出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能自己造就自己造，需要外国的技术时省吃俭用去买后再仿制，这其实是落后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我国的高科技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这样虽然从长远看非常正确，但是从短期看，人民生活改善得慢，在共产党威信不高或者头脑糊涂时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结果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所以毛泽东走了以后，大政方针很快就变了。

网  友：       现在社会是怎么运行的？

作　者：       现在是靠让利来招商引资，结果因为在中国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大量的国际资本蜂拥而来，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于是城市土地大幅度增值，国家和各城市从土地得到的税收大量增加，变成不但“不差钱”，反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了。为什么各地拼命招商引资搞房地产？就是因为不这样就没法话。但是这是饮鸩止渴吃毒品，不可能持久。

网  友：       原来你小标题的“金玉其外”是这个意思。那么“败絮其中”是什么意思呢？

作　者：       中国靠原始资本主义实现“金玉其外”是非常危险的。第一，这和作为国家根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可调和；第二，资本主义必然会腐蚀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包括军队干部，瓦解中国社会大厦的钢筋结构；第三，原始资本主义为了超额利润必然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劳资阶级斗争；第四，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各种刑事犯罪等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五，因为大多数人绝对和相对贫困，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因为极少数人暴富，中国成为奢侈品增长最快的国家，有博文说：“有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二成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拿汽车来说，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戴姆勒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八，而在华销量同比增长四成九；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一成九，而在华销量同比增长二成六；奥迪全球销量同比下降百分之八，在华销量却增长一成五。”第六，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求政治上的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等等。显然奢华无比的背后是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纠正错误路线，这样下去亡党亡国是难以避免的。

四、世界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网  友：       中国拼命生产，美国透支消费，尽管对中国非常不利，如造成严峻的环境问题等，但是如果中国愿意，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继续下去，维持金玉其外的假象？

作　者：       不可能，去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说明这种模式破产了。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消费能力，现在单单中国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消费，何况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呢？所以经济危机短期不可能解决，必须在全世界毁掉或闲置大量的生产能力才行。近日，奥巴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再回到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将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们的时代。我们正受到信用卡债务和按揭贷款的困扰，可是却没有东西卖给他们！”，这说明美国决心改变“透支消费”的寄生虫习惯，要发展实体经济了。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愿意，也不大可能有美国这个大主顾了。

五、纠正错误路线是中国甚至世界的唯一出路

网  友：       那可怎么办好？

作　者：       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铁证，说明资本主义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  友：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模式可以代替美国式资本主义，你怎么看？

作　者：       现在的中国模式，其实质是：经济上是早期资本主义，政治上基本上是传统社会主义，这样的模式不可能成为别国学习的榜样，别国想学也学不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形式别国学得了吗？经济上的早期资本主义方式别国学得了吗？实际上中国因为是生产大国，所以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仍然稳定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上的传统社会主义结构本身所具有的超稳定的性能而已。

网  友：       那么中国甚至世界的理想出路在哪里？

作　者：       是中国改变经济上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党内充分论战的基础上，稳妥地一点一点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改变。这才是应有的中国模式，世界可以学的中国模式。这是中国甚至世界的唯一出路。　　

网  友：       是不是变成传统社会主义方式？

作　者：       不是，只是变成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公有制为主是必须的，因为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维护人民基本平等的权利；私有制为辅也是必须的，因为要保证经济上充满活力，满足人民的各种各样的合理需求。但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比例上找到一个最佳点是需要经过实践的。不过可以预见，人民的觉悟越高，公有制的比例会越高，直到完全的全民所有制，那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了。　　

网  友：       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不会打架吗？

作　者：       当然会打架，但这在社会主义这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无阶级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在国内存在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国际存在着共产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迎接挑战，水到渠成地一步步扩大公有制，最后彻底消灭阶级，在全世界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

网  友：       按照你的说法改革开放的路线错了，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资本主义了？

作　者：       是这样的。

网  友：       但是现在似乎没有承认是错误路线的迹象，对此你想说什么？

作　者：       是错误路线无法否认，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不管是用哪一个来检验，丑恶现象遍地泛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古今中外罕见；道德沦丧史无前例，这些都确凿无疑证明这些年的路线错了。早承认早主动，不承认错误路线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历史是不会照顾任何人的面子的。　　

网  友：       路线错了与立场错了有没有区别？

作　者：       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错误是不自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立场错误是党内资产阶级，错误是自觉的，是敌我矛盾。不承认是路线错误就证明自己是立场错误！那就是被人民打倒的问题了。

网  友：       犯路线错误是不是说明共产党的领袖水平比较差？

作　者：       不，他们（可能也包括网民恨之入骨的某铁碗人物）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物，否则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他们不是立场问题，所以中国才至今没有亡党亡国。我早在第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中就指出，传统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存在许多缺陷，才使社会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有承认错误路线，才可能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将中国甚至世界带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　　

网  友：       你是不是为领袖讳，不敢批评他们？

作　者：       不是。例如拿争议大的农业分田单干来说，其实当时下面抵制力量非常强，但是因为个别领袖级人物的发话，各省便硬性强行命令下去，而且不许争论，使农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如果无产阶级宪政制度完善的话，则任何重大问题决定后仍然会受到二线的监督、批评，挑毛病。社会主义的民主应该在党内外刊物上可以批评任何大人物，只要他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客观实际。不仅如此，在一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上还会就路线进行论战，会产生一线、二线的互换，所以绝对不可能让错误路线长期延续下去。

网  友：       为什么各省及上层没有魏征那样的忠臣呢？

作　者：       还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党内外民主制度不完善，感兴趣者可参见我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六、从共产党高级干部抓起

网  友：       如果上层认识到路线错误，怎么样才能克服我国现在的重重危机？

作　者：       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必须从共产党高级干部开始，从思想上恢复共产党创党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破除等级制度，提倡供给制，但是胜利后因为上层大多数干部的反对一直没有能够实现。从历史发展看，公有制是必需阶段。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都曾经基本完成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倒退了呢？是因为几千年来的私有观念必然会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一旦遇到合适条件，如官员可以不受监督，有谋私的可能性，则具备了私有观念膨胀，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部条件。怎么办呢？我认为应该首先让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与钱打交道，不需要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面对金钱美女等一切诱惑而毫不动心的真正具有无产阶级品格的干部掌权才行。

网  友：       没有德才兼备的高级干部队伍必然亡党亡国，但是长期不抓阶级斗争，干部已经被资产阶级腐蚀得差不多了，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怎么办呢？

作　者：       我在2009-7-27发表了一篇文章《公示财产和己不正焉能正人》，里面详细谈了这个问题，现在引用如下：

三、党中央应该以身作则　　

网  友：       可是你前面讲过：党中央确实是左右为难。有好办法吗？　　

作　者：       有。我在7月11日写过一篇文章《怎样才能变山穷水尽为柳暗花明》，里面谈到这个问题，现贴在下面：　　

作　者：   第一，中国现在严重两极分化，群众的不满是巨大的危机；第二，中国现在干部及其家属的腐败是巨大的危机；第三，中国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得不到群众的信任是巨大的危机。这些巨大的危机不解决不仅必然亡党亡国，而且在现在世界经济危机之时还有灭种的危险。其实这些危机都是因为长期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如果上层人物统一了认识，决心流芳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那么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只要副省部级及以上干部把自己家庭的财产全部交给党，然后实行供给制，不留遗产等给后人，那么以上的危机都可以解决。共产党过去靠无私得人心，现在要得人心也要靠无私。　　

网  友：   为什么这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　　

作　者：   这个办法告诉人们：共产党改变路线了，不谋私利了！现在广为流传的两则消息对共产党的杀伤力十分巨大。就是第一：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最近列举的一个数据再次将万千网民雷倒。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第二：媒体披露，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 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不管是真是假，这些消息将共产党置于死地。如果不迅速采取我提出的办法告诉人民共产党改变路线了，不谋私利了！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只有迅速采取这样的措施，共产党才能恢复青春，使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相形见绌。请问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官没有大量的私有财产？新加坡很廉洁吧，可是大官仍然有大量的财产。这个办法还能够同时解决两极分化的难题和前“腐”后继的难题。不仅如此，还能够替国家增加大量建设用的资金，少发引起通货膨胀的票子。“何珅一倒，嘉庆吃饱”，这个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不杀生。公生明，廉生威，这样做共产党就能够变山穷水尽为柳暗花明。　　

网  友：   家属不同意怎么办？　　

作　者：   家属一律同样实行供给制，不允许有私有财产，杜绝大官将权力变成牟利工具的一切可能性。　　

网  友：   如果子女个人喜欢、希望或者擅长经商，不允许他们经商也不妥吧？　　

作　者：   如果子女要求经商，由纪委查该干部是否腐败，由审计机关审查子女现在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如果没有查出问题，那么则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网  友：   如果经过严格审查后仍然没有发现问题呢？　　

作　者：   当然其子女可以自由经商，但是该干部必须退休，剥夺其公权力，防止以后存在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网  友：       你能不能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好处？　　

作　者：       好。第一，立即改变了被动局面。实行供给制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当然就没有财产申报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可以马上对没有实行供给制的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第二，这样做符合共产党的革命传统、革命宗旨和革命目标，也教育了所有干部。第三，以最低的成本解决了棘手的腐败问题，而且为今后杜绝腐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保护了犯错误的大量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避免了社会动荡和亡党亡国灭种的可怕后果。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中说过一段话：“世间万物，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生产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保护人就是保护生产力；教育人就是提高生产力；冤枉人就是伤害生产力；迫害人就是破坏生产力；消灭人就是消灭生产力。一定要执行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规定。”我认为这段话没有错误。有很多左派不理解毛泽东同志，以为他太仁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而是认为毛主席的做法没有错。第五，杜绝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抓住我国腐败分子的把柄而逼迫他们源源不断出卖我国利益的可能性。第六，解决了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有“和珅一倒，嘉庆吃饱”那样的效果。第七，有利于将来解决两极分化等大量棘手的问题。第八，有利于共产党恢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今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网  友：       肯定有人不愿意，腐败的生活过惯了怎么愿意过苦日子呢？对他们怎么办？　　

作　者：       要用铁的手腕，因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网  友：       要防止有人逃跑。　　

作　者：       当然，必须查手上有外国护照的官；查家属子女已经在外国生活的裸官；查往外国汇款的官；没收官员及其家属的护照以防逃出国等等。　　

网  友：       如果这样做了，今后就不怕这个令所有国家恐惧且无法解决的腐败癌症了。　　

作　者：       是的。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将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成为全世界人心所向，不可战胜的国家。其实这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只不过我国在走了一大段弯路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不得不重新研究思考，结果发现原来这样做是避免亡党亡国的唯一出路。　　

前面我说过：不承认是路线错误就证明自己是立场错误！如果是路线错误，现在应该把所有财产交给党，党保证使他们今后没有后顾之忧。其实没有私欲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如果现在还不觉悟，那就应该被打倒。

七、抓革命促战备促科研促生产

网  友：       如果上层这样做，我相信共产党会威信大涨，中国肯定就不会亡党亡国了。但是经济发展很重要，这方面应该怎么办？

作　者：       应该抓革命促战备促科研促生产。

网  友：       现在只谈经济，没有人谈革命了，你为什么还要强调革命呢？

作　者：       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中说明过：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是最简短正确的口号。理由是：第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4页），没有人能证明，也不可能证明这句话已过时；第二、后半句说明了努力发展生产对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仅在于此）；第三、这句话将革命和生产的辨证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讲清楚了。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1，444页）只讲革命，不讲或不重视生产，是“左”倾机会主义；忘记革命，只见物不见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2002年，第79页），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含义。周总理说得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是二元论，不是又抓革命，又抓生产，是以革命推动生产”（《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148页）。顺便说一下，与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相比，显然周总理水平要高得多。　　

当然促战备，促科研与促生产是一样的道理。

网  友：       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严重，你能不能再多说几句？

作　者：       好吧。我们大家都希望生产发展得快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发展得快一些呢？右派认为只要重视生产就可以了，像这3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就是证明。但是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为什么？因为生产力的唯一活的积极的因素是生产者，而生产者是有思想的，只有生产者的积极性、自觉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只有靠革命来改变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消灭剥削和压迫；只有靠继续革命才能保持和巩固革命的成果。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进行教育，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提倡无私奉献精神。毛泽东时代正是这样做的，是基本正确的，缺陷只是受到“左”的企图立刻完全消灭私有制的脱离实际的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依靠集体创造奇迹的时代，是大多数人心情舒畅的时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改革开放其实当时只要克服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向右偏一点点，到达不“左”不右的正确点就可以了，可以实际却连孩子一起当做洗澡水倒掉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正确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是造成现在一切丑恶现象的原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打麻将，有多少人玩游戏，有多少人搞投机，有多少人当二奶、情人，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有多少人因为替资本家工作而没有积极性，有多少人荒淫无度、醉生梦死，有多少人无辜非正常死亡，就可以知道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现在受到多么大的阻碍了！

网  友：       我明白了。既然谈到促科研，前两天我看到网友为了祖国强盛的文章《ARJ支线客机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个牛吹大了！》（乌有之乡，2009-10-4），里面说：

“在国庆60周年阅兵庆典上，在画外音的解释中，是把ARJ也就是一种支线客机说成是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可是在ARJ项目里，至关重要的部分都是国际招标，全球采购，发动机是GE的，航电是霍尼伟尔的，液压系统、气象雷达、甚至厨房设施都是国际品牌，而我们的西飞、沈飞、成飞等国内航空企业分餐了剩下不多的尾翼、舱门、机翼框架、机身框架……就是说，这种飞机，大概除了机壳机尾巴，里面的几乎所有核心内容，全部都是由外国公司提供的。那么这样一架飞机，可以很形象地说，我们就做了一个壳子的飞机，真的就是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吗？草民不懂。”网友支持的跟帖我就不说了，有反对的网友【踏歌洞庭】说：

“最新的B787‘梦想’几乎全部分系统都外包，美国，欧洲，日本的承包商设计生产，波音本部仅负责最后的整合组装。可是没人去质疑波音的知识产权。”

你怎么评论？

作　者：       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我来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第一，【踏歌洞庭】说的可能不错（这里假定成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上通行的“知识产权”也许就是属于外包后组装的总承包单位。第二，【踏歌洞庭】的逻辑是：美国可以这样，我国也可以这样。但是这样的逻辑有毛病，因为美国控制着欧洲、日本，没有丝毫的担心；可我国不一样，一旦发生89年那样的事情，我国的ARJ项目就彻底垮台了，全部前功尽弃了。第三，怎么办才好？我认为应该是：如果国内能攻关，自己搞最好，哪怕多花点钱，多花点时间，技术在自己手上，从长远看“得”远远大于“失”。第四，自己实在不可能，又急需，那么可以学三峡工程的成功经验，三峡工程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个案（参见我2009年8月20日的文章《怎样判断四中全会后是什么路线？》的有关部分）。第五，如果只满足于做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总承包商，那么是极其愚蠢的，因为即使不发生89年那样的情况，利润、就业等也几乎全被外国拿去了。实际上像以前的DVD，现在的汽车行业一样，这样的ARJ性质的项目越多，中国失血就越严重，国家发展就越慢。　　

网  友：       最后问一下，为什么顺序是“促战备促科研促生产”

作　者：       因为在世界经济危机之际，战备极其重要，历史证明经济危机会导致战争。另外科研与生产相比，更加有长远意义，当然特别重要。

八、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是大好事

网  友：       这样看来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是大好事，因为如果不发生，我国还会沉浸在“金玉其外”的梦幻之中不醒，那就很可能亡党亡国，如果那样就后悔晚矣。

作　者：       是的。现在应该立即解决我上面说的“从共产党高级干部抓起”，消除亡党亡国的危机。然后从中央到地方抓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纪委，使其充当二线的作用，专门挑一线的问题，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改善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消除社会矛盾和危机。举一个例子，如外交部，不仅允许哈美的韬光养晦派掌权，也允许反对韬光养晦的二线监督和批评，这样才能保证党和政府少犯错误。每一个单位的纪委都要像啄木鸟，时刻注意消灭危害国家的害虫。当然最根本的是要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网  友：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思考什么社会制度好。如果我国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人民享有比资本主义更充分的民主，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质上的，那么中国模式很可能为世界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作　者：       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很有可能重新在道德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头，中国应该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伟大时期，中国纠正错误路线就会像当时的延安。生在这一伟大时期是我们的幸运。不要因为没有赶上革命战争而懊恼，因为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的战争正在继续，而且战斗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必定会影响到世界革命。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都来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个人，如果只为个人生活好些虽然无可指责，但是当你决心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时，你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退休教师 王奇臻　　

    E-mail电子邮件：wqzwqz6666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