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航未遂爆炸：真的是“孤立事件”么

上周五发生在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自阿姆斯特丹至底特律班机上的未遂爆炸案，令美英航空安保草木皆兵，五花八门的安保措施迅速出台：逐个拍打乘客提包、在舷梯追加开包检查、把手提行李数限制为一件，甚至在降临前1小时不许乘客离开座位……在北美许多机场，乘客不得不为安检排上近2小时的长队，当地时间周日，在与被引爆飞机同一航班上，一名和嫌犯同样为尼日利亚籍的男子仅仅因多上了几趟厕所，就被高度紧张的安保盘查了几个小时。

或许是为了安抚一方面对随时可能在某个角落炸响炸弹心惊肉跳、另一方面又对繁琐苛刻、拖沓冗长的安检嗟怨不已的乘客，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里塔诺紧急出来“消毒”，称这次未遂爆炸案是“孤立事件”，目前无证据显示该事件同其它恐怖事件有关，言下之意，是人们无需担心会出现系列性、连环性的客机引爆事件。

这次侥幸之至的未遂爆炸，真的是“孤立事件”么？

从某种意义上，似乎的确如此。

尽管嫌犯、尼日利亚籍男子奥马尔.法鲁克.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据称承认“在也门接受过恐怖袭击训练”，也承认和“基地”有染，但他的这次袭击似乎并非有组织的行为，而是他在互联网和某些伊斯兰组织及极端分子交流后，个人策划的袭击行动。

然而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这次行动或许是“孤立”的，而出现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或者换言之，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成为今天的爆炸案嫌犯，却绝非“孤立”的。

笔者在非洲工作时，曾接触过这个当时只有10多岁的尼日利亚豪萨族穆斯林少年。当时他是西非国家多哥首都洛美一间英语寄宿学校的学生。这是一间典型的贵族学校，就读者几乎都是来自尼日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等国的豪萨族、富拉尼族和班巴拉族上层人士的子弟，除正常的宗教课程外，接受的是典型的现代教育，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父亲当时是非洲联合银行CEO，思想开通而温和，他本人不但享有一名富豪子弟所能享有的生活、学习条件，还在开明父亲的允许下，获得了“放眼看世界”的好机会：洛美是西非最出名的自由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和多元文化的熏陶。

然而笔者所看到的阿布杜尔穆塔拉卜，却已经是一个痴狂的拉登崇拜者：他曾向笔者炫耀，自己的手提电脑上有“最酷的拉登屏保”，还曾经向笔者的尼日尔籍客户购买整匹昂贵的白布，去制作印有拉登头像的T恤。

他是个聪明的少年，对人彬彬有礼，从表面上看也并不拒绝某些“西方因素”——比如他就喝过笔者请的可乐，而保守的穆斯林对饮用外客的饮料是有保留的，他甚至跟笔者说，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喜欢某个法国男歌星，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少年的思维模式。然而谈到拉登或“圣战”，他就完全是另一个人，他执拗地相信“全人类”都应统一在“一个教义”之下，咬牙切齿地咒骂美国，并不止一次地声称，他要“炸掉华尔街”。据说，他的激进在同学中是出名的，以至于被人称为“阿尔法”，也就是“头儿”。

在西非，类似的贵族寄宿式学校并不少，这些学校的学生家境优裕，思想活跃，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但他们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无暇关照其学习、成长，而学校的教育又呈二元化：普通课程的西化，和宗教课程的原教旨化，激进、极端意识通过宗教教师和互联网，在这些富家子弟中广泛传播。尽管这些孩子的父辈往往是温和派、自由派，尽管这些孩子本身对原教旨、恐怖袭击等字眼似懂非懂，但在极端势力的影响、诱导下，在好奇心、从众心理，乃至简单的偶像崇拜心态驱使下，很容易坠入恐怖势力的窠臼而难以自拔。

应该指出，贵族学校毕竟是较为多元化的环境，在西非，更多普通乃至贫困的穆斯林家庭子弟，为了节省教育开支，只能把子弟送进免费施教的宗教学校，这些宗教学校近年来有许多被“基地”等极端组织所渗透，对学生实行系统化、全方位的极端思想“洗脑”，甚至成为变相的“恐怖分子培训中心”，仅在西非，这样的学校就数以千计，学生以百万计。今年7月，也是在尼日利亚北部，一个叫“博科圣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极端组织，就依托这样的网络，在短短4天内，组织了席卷四个州的暴乱，导致多达600以上的人死亡，5万多人流离失所。

很显然，如果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疲于应付一个个“孤立事件”，或是时而麻木不仁、时而矫枉过正地在机场安检环节上反复折腾，却对产生一个又一个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根源、土壤不加辨析，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应对之策，那么类似、或不怎么类似却同样产生危害和震撼的“孤立事件”，恐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国际爆炸性新闻，且人们或许不会每次都如此番这样好运。

公元已新，夏历尚旧，或曰“己丑之岁不祥”：独不睹大师仙逝联翩，文林星落相缀？夫三代不俟前贤而治，小隐于林野，大隐于朝市，中土之博，何患无人！所患者，无其目，罔其时，非其用，如是而已。

非惟有憾，亦有喜焉。汗牛充栋，牙签琳琅，无非一岁之书，一岁之文，览之聊足为慰。然录及琐屑，难免泥沙俱下；搜尽肚肠，何必唾液并陈？迨枪文盈街，盗版铺地，唇舌称兵，烟霞满纸，学术之价，亦可知矣。夫焚书坑儒，固斯文之灾，而祸及梨枣，岂斯文之福欤？

武者大事在乎戎，文者大事在乎祀，以孔子之贤，犹生索束脩，殁望祭胙。训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又曰“豹死其皮，人死其名”，圣贤不免，况俗人乎！然束脩无非腊肉之属，烹者非惟夫子，亦多饕餮；祭胙不过冷荤之类，尝者非惟孔孟，亦有郑屠。人取其质，文取其实，名之虚，祸之实，古今诫也。若乃睹冠冕而迳呼盛世，望钟鼎乃遂号大师，遂令凤凰及山鸡共舞，哲人与伶官并肩，岂买椟还珠，一愚竟至于此！

喵通社沛县1月1日快讯，文物部门日前在江苏沛县王集村发现两座三国时期大型墓葬，今数日缜密研究，已确认无疑，系曹操子、孙的墓葬。

两座墓葬虽已被多次盗挖，随葬文物大多荡然无存，但经文管人员在周围村镇和文物走私市场搜集，仍然找到多件文物，包括线装书、胡床（就是外国进口的床）和方天画戟残件等。

弥足珍贵的，是某考察队员在两座墓葬中亲手挖掘出三件方天画戟和一件三尖两刃刀残片，分别刻有“魏武帝亲子当如常用格猫大戟”和“魏武帝亲孙仲谋常用屠狗大刀”楷书字样，这足以证明，墓葬主人系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曹当如、孙子曹仲谋。

沛县在汉代属于沛国，曹操祖籍沛国谯郡，在沛县发现曹氏皇族墓地是符合逻辑的。曹操曾言“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曹操有儿子曹当如、孙子曹仲谋的铁证，

据悉墓地中发现11个颅骨，究竟其中有没有曹当如、曹仲谋颅骨，尚需与安阳高陵曹操颅骨进行DNA对比后才能知道答案。

尽管消息传出后，有学者称，该考古成果的商业价值在12亿人民币以上，但有关部门表示，将不进行商业开发。日前王集村已被辟为“魏武帝子孙陵园遗产保护园区”，有关拆迁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太平天国后期封王众多，许多较重要的王爵衔号中都有一些或长或短的加衔，其中长的有洪仁玕的52字、李秀成的37字等，短的只有千篇一律的“顶天扶朝纲”5字。

在这些加衔中，有一个极特殊的称号“总鉴”。

说其特殊，主要是获得“总鉴”称号者身份实在不同一般。

目前已知的“总鉴”，有京内、京外总鉴，分正、副、又正、又副，共8位，让我们来看看人选：

殿前京内正总鉴为懿王蒋有福；

殿前京内又正总鉴为信王洪仁发；

殿前京内副总鉴为勇王洪仁达；

殿前京内又副总鉴为巨王洪和元；

殿前京外正总鉴为崇王洪利元；

殿前京外又正总鉴为元王洪科元；

殿前京外副总鉴为长王洪瑞元；

殿前京外又副总鉴为见王洪现元。（1）

这8名总鉴中洪姓占了7位，其中洪仁发、洪仁达是洪秀全的哥哥，虽无文化、才干，且贪婪庸鄙，但对洪秀全愚忠；洪和元以下5位都是洪仁发的儿子，洪秀全的亲侄子；唯一的非洪姓蒋有福，是西王萧朝贵的次子，理论上是洪秀全的外甥。也就是说，在京内京外担任“总鉴”的，竟都是洪秀全的血亲（或名义血亲）。

从字面上理解，“京内总鉴”应该是类似御史大夫、都御史一类的中央监察官，“京外总鉴”则应是类似西汉刺史、明代巡按那样，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监察官，职责是考核各级官员是否称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君主，供后者作奖惩升黜的参考依据。

很显然，对于任何政权而言，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在这样的位置上，洪秀全毫不犹豫地信用了“自家人”。

这是符合己未九（1859）年以后，洪秀全的用人取向的。

这年四月一日，刚刚到达天京仅17天的族弟洪仁玕被任命为“精忠军师干王福千岁”，“爵同南（冯云山）”，地位一下超过了包括石达开在内所有外臣，开了重用血亲之始。此前他曾在丁巳七年（1857年）提拔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但这两人的班次仍在石达开之后。

次年十一月初十，洪秀全以幼主名义，让洪仁发、洪仁达和驸马们“爵同西王”，而在此前，他们已“爵西尚（上）南下”，也就是说，这些亲贵外戚，一下都升到了所有外臣望尘莫及的高度。

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幼主下诏添设殿前正副赉奏官，专司向洪秀全递交本章，一天后任命外甥幼西王萧有和任赉奏，因萧有和年纪太小（虚岁据说14，一说12），辛酉十一年（1861年） 正月十六日，封黄得用为忠诚四天将、代理赉奏，而这位后来封弼王的黄得用，也是洪秀全的表亲。（2）

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天王下诏“永定印衔”，洪仁发、洪仁达，以及洪仁发的的儿子和元、瑞元，洪仁达的儿子锦元（他们一共有10个儿子，另7位此时应该过于年幼，甚至可能根本未出生）等，都排到了陈玉成、李秀成等所有重要朝臣之前，甚至死去的冯云山也不得不“让贤”。（3）

此外，这年正月二十日，幼主下诏，把京内文武百官部署中的精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组成御林军，由“表们”，也就是洪、萧、蒋三姓皇亲的子侄们统帅。

而据李秀成、洪天贵福的供词，后期天京城的巡查、关卡盘查等，由洪仁发、洪仁达的儿子们负责，“一切朝政”归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掌管，而洪仁达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也就是说，政权、军权、财权，都牢牢掌控在洪姓手中。（4）

作为能左右官员升降、乃至生死的监察岗位，洪秀全自然不能任其旁落，是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便是这份令人惊讶的“皇族总鉴名单”。

一些论者可能会认为，“总鉴”不过是加衔，并无实际意义，这几位总鉴老的老、小的小，有的估计都没断奶，又能起多大作用？然而这些人说到底不过是洪秀全的木偶，幼主最迟自己未九年就开始批答奏章、发布政策、封赏官员，谁都知道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可能有自己主见，但又有谁能否认，这些以幼主名义发布的诏旨，对后期太平天国的命运轨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看到，幼东王（其实是天王的儿子）杨天佑、幼西王萧有和的“虚衔”中赫然列有“殿前统领转奏”和“殿前赉奏节钺”，而这两项职权，上述两名十岁出头的少年千真万确承担了。

更何况即使是虚衔，也反映了洪秀全的政治态度、立场，如杨秀清的“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每一个字的增删，都反映出杨秀清政治地位的演变，和太平天国政体的重大变化；早期诸王的“风、雨、雷、电、霜、露”系衔，是有还是没有，是“电师”还是“圣神电”，关乎此人是神是人、是人是鬼，可谓字字千钧。对于后人、外人，不过是虚衔甚至儿戏，但对于洪秀全固然郑重其事，对于当事人又何尝不牵肠挂肚？

这8位总鉴虽然能力、年纪都不合适，但“政治可靠”，他们的确控制了“京内”百官的思想和动向，《李秀成供词》里提到他们对有二心者“剥皮舂砂”，对举报谋反者“封以王爵”，连位高权重如李秀成者，对他们的监控也胆战心惊，处处提防。

至于“京外”，他们的能量就几乎为零——这8个人1860年后曾经放过外任的似乎只有一位（巨王洪和元，曾守安徽运漕镇），天国后期官爵众多、山头林立，他们恐怕连花名册都对不齐，又如何有“总鉴”百官的威权和能力？

总之，以洪姓组成的总鉴班子，虽然无力控扼外朝，却辅助洪秀全在天京城内巩固了“父子公孙”的家天下体制，并随着这个不合时宜的体制一并被战火埋葬。

参考书目：

1、  王定安《贼酋名号谱》；

2、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3、  《太平天国》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同上书，第二册，幼天王供词别录。

稍稍熟悉美国电影的朋友，几乎没有人不记得“雨人”的，就算不记得电影中那位身患自闭症、永远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也会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和那段令人难忘的雨中舞蹈。当“雨人”的原型、美国犹他州人金.皮特以58岁之龄，在圣诞节前悄然长逝，你会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你不会介意和“雨人”同行，因为电影里的“雨人”，是一个与社会并无交集、相貌却与社会每一份子并无二致的人，但皮特其实并不是“雨人”，尽管1984年，他与巴里莫罗在阿灵顿的相遇，导致了“雨人”的诞生，但“雨人”是属于好莱坞、霍夫曼和巴里莫罗的，却不是属于皮特的。

和许多人、许多媒体的渲染和报道不同，皮特并不是——按照他自己话说“从来都不是”自闭症患者，那是霍夫曼的“私字一闪念”，的确，他的脑部构造不同，患有先天性疾病，大脑左半球和右半球几乎连在一起，而小脑则高度萎缩，这让他拥有地球人最大的脑部记忆体，却也他几乎成为运动的低能儿。

在记忆方面，他甚至比“雨人”更突出：智商指数仅73的他，16个月时就能阅读，20个月时就能记忆，可毫无滞碍地背出12000部书籍的全文，记下一页书的内容只需4-5秒——事实上他每次阅读都是同时看两页，用左眼看翻开书籍的左页，右眼看右页。许多人曾预言，他的超常智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38岁时才第一次接触钢琴，可去世前已成为公认的音乐鉴赏大师，可轻易分辨出交响乐中每一个乐器的演奏错误，也能随口罗列成千作曲家风格的异同，据其亲属称，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并记忆了3000部书。

但在其它方面，他却还不如“雨人”：由于神经系统的关系，他的相貌与常人有明显差异；由于小脑的发育畸形，他直到4岁才会走路，很长时间都无法自己学会穿衣，他长着异乎寻常的大脑袋，经常用一种过分坦率的语气和表达与人交流，制造一个又一个尴尬。

如果他就是“雨人”，这也许反倒不是个问题：自闭症患者并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他只生活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问题在于他恰恰不是自闭症患者，他乐于助人，喜欢交际，渴望朋友，在孩提时代就热衷于帮人算账（因为他拥有远超过计算器的心算能力），成年之后他更热衷于与人相处，常常兴致盎然地帮初结识的朋友推算记忆模糊的纪念日。这样一个与众不同、又十分敏感社会、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奇人，一个渴望过正常人生活的“异常人”，又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上自保、自存？

令人欣慰的是，现实中的“雨人”甚至比电影中的“雨人”做得更好：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辗转于各社会福利中心，将自己的才智用于帮助那些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他努力地学习社交，学习适应和享受生活，学习感受人与人交往的乐趣；他并没有让“雨人”的一炮走红改变自己的人生，尽管他也因此成为公众人物，却小心翼翼地将皮特和“雨人”区分开，使本来并无自闭症的自己，能在物欲横流的喧嚣尘世中，不即不离地享受了21年的丰富人生；他不是“雨人”，他知道别人关心自己，也知道去关心别人，自己不良於行的他，却常常记挂年迈老父的出行，常常“碎嘴子”般地唠叨父亲的“出门须知”，甚至做节目也不例外。

正如他生前所言，是社会的宽容，和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扶助的精神，让他找到了尊严，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和位置。尽管并非自闭症患者，但他的确曾是个不善社交的人，他曾当众让福特总统难堪，也曾在电影首映式中斥责迟到的霍夫曼妻子，讲究坦白、直率、宽容个性的当代社交文化，让如此与众不同的他，最终成功地融入社会。

当“雨人”就在你身边时，你无需像看《雨人》那样带有异样的目光，你甚至无需对如此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给予过多的关注和照顾，你所要做的，其实就是像对待你身边其他人那样去对待他，在他需要帮助时帮助他，在别人需要帮助、他也有能力帮助时，让他帮助别人——当然，并非每一个“雨人”都具有金.皮特般超常的大脑，但每一个他们，都渴望如金.皮特般，成为有尊严、有自己完整人生的社会一份子。

据媒体报道，美国《时代》杂志日前评出年度风云人物，当选者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唯一的群体候选人，“中国工人”和驻阿美军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美众院议长佩洛西，和奥运金牌获得者博尔特并列亚军，位列同样候选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之前。

《时代》杂志称，中国能顺利“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最快发展速度，甚至带领世界走向复苏，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勤劳坚韧的“china worker”当居首功。

“china worker”其实似乎更适合翻译成“中国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等等等。作为一本外国杂志，《时代》能在岁末想起中国普通劳动者，感念他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着实让人眼睛一亮。

眼睛一亮之后，又霎时黯淡下去：令人感慨的是，外国人还记得中国普通劳动者，还想着向他们致敬，而在中国本土，这些人的形象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曾几何时，“工人老大哥”是人人羡慕的一群，是最可倚赖的群体，而农民兄弟不仅是新政权缔造的主力军，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他们曾骄傲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各种话题的和焦点，成为社会的主角。

可时过境迁，如今他们不仅远离媒体、镜头、文娱作品，甚至随着城市化、CBD化的进程，被迅速地扫离人们视野。工人们赖以为生的工厂区成片地从城区消失，到处高楼林立，但“不是为他们盖的”；农民则彷徨于土地和都市之间，在寂寞中苦苦寻找自己的命运支点。

曾经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劳动最光荣》，如今虽然还有人唱，但已经不再流行，人们热衷的是各种创业奇迹，是成功捷径，是“以钱赚钱”，劳动，劳动者，普通劳动者，这些名词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土的掉渣，光荣或许有，吸引力实在无——如今不论是职场挣扎的年轻人，还是初解人情世故的孩童，又有几个愿意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甚至，那些普普通通的基层劳动者本身，又有几个有昔日的光荣感、自豪感，又有几个不憧憬着有朝一日，脱离这不再令人羡慕的身份羁绊？

社会财富的创造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渠道，但就像每一座高耸入云、辉煌气派的大厦，其构成的基本元素，都只能是普普通通的一砖一石、一铁一木一样，任何社会财富的最根本源泉，无不来自于工人、农民、进城农民工，这些最基层、最普通、也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劳动者，来自于他们的勤劳坚韧，他们的心血汗水。

忽视砖石铁木的作用，再堂皇的大厦都只能是虚浮的、容易倒塌的；同样，醉心于奇迹故事、财富神话，将一切光环归于“上等人”，而任由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边缘化，普通劳动的价值“垃圾化”，社会发展的基础就会变得虚浮，经不起波折风浪。

让劳动光荣起来，让普通基层劳动者重回社会的内层，关注的中心，是当代社会成熟的必由之路，也是寻求可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让劳动光荣，让工人、农民、民工们真正感受到这种光荣，并非拜个年、鞠个躬、做个姿态就足够了的（当然，如《时代》这样的外国杂志能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而要让劳动重新为人敬重，让劳动者的生活、地位、收入重新令人羡慕，让工人、农民、民工们能真正自信地走在大街上，而不会遭致鄙夷的白眼和势利的奚落。

也许我们应该期待这样的一天，人们不再为《时代》这样的杂志将荣誉授予普通劳动者而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荣誉的化身。

11月下旬，韩国媒体率先披露，朝鲜将于11月30日进行货币改革，按100：1的兑换率，把旧朝鲜元兑换为新朝鲜元。

由于此次币改并未像以往历次那样，由朝鲜中央社和《劳动新闻》予以公示，且韩国媒体对朝鲜事务的报道并非每次都准确，因此最初人们对此将信将疑。

但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这次币改千真万确，而且已迅速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

朝鲜究竟为什么突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币改？通过币改，朝鲜能否达到其既定的目标？由于消息闭塞，外界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进行艰难的梳理与分析。

           本次币改的经过和细节

据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称，币改的消息是11月30日上午11点，由朝鲜的最基层行政单位——洞事务所，向全体居民宣布的，币改开始的时间则为当天14时。驻朝外国人则在第二天上午，由朝鲜外务省通过召集外国使团在大同江外务会馆开会的形式传达，并即刻开始兑换。

货币兑换的地点为朝鲜各银行，每人的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旧朝鲜元，如果超过，外国人则须提供11月1日以后，用外币兑换旧朝鲜元的流水单，而朝鲜人则不被允许兑换。据BBC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为平息居民的不满，朝鲜政府在后几日将限额提高到14万旧朝鲜元，同时宣布超出限额的旧元可存入银行。为鼓励民众储蓄，朝鲜银行特别宣布，限额内的新朝鲜元如果按1年定存存入银行，将获得10%的高额存款利息。由于朝鲜对民众从银行取款的金额、次数、间隔，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朝鲜，从银行提款十分不便，民众的存款意愿并不强烈。

旧朝鲜元的货币面值，包括5000、1000、500、200和50元纸币，100和50元硬币，新币则有5000、2000、1000、500、200、100、5元7种面值的纸币，和1元、50分、10分、5分和1分5种面值的硬币。

兑换的截止日为12月6日，逾期未兑换的旧朝鲜元将不予兑换。

据居住在平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记者反映，由于事发突然，朝鲜各级国营商店根本未及更改商品标价，自由市场更家措手不及，因此最初的两、三天，除去极个别使用外币的外国人专用商店外，几乎所有朝鲜商店、市场都关门大吉。

据BBC报道称，由于通货膨胀，朝鲜近年来多次提高工资，一个平壤普通职工的月薪在2.5万-3万旧朝鲜元左右，也就是说，此次朝鲜官方公布的兑换限额，只相当于朝鲜人3-4个月工资。

朝鲜近年来物价上涨较快，一公斤普通蔬菜的价格也在数百甚至上千旧朝鲜元，因此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经过此次币改后，一个普通朝鲜人除去存入银行、不能随意支取的存款，就只剩下够维持几个月生计的财产了。

朝鲜的历次币改

自1947年至今，朝鲜已进行过5次半币改。

第一次是1947年，用新的朝鲜元按1：1的比价兑换此前仓促发行、替换苏联“军票”的临时货币；第二次为1959年，兑换率为100：1，改革的目的，是配合朝鲜国民经济由战时体制转为平时体制；第三次为1979年，兑换率1：1，改革的目的不明；第四次为1992年，兑换率1：1，改革目的是应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此次币改，则是第五次，也是17年来首次币改。

所谓“半次”则指2002年，这一年7月1日，朝鲜宣布进行价格改革，同时大幅度提高工资，因物价上浮较多，原有最大面值1000元的货币显得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朝鲜央行宣布，发行新的、面值为5000元的纸币，由于此次“币改”仅仅增加了一种新面值的钞票，对整个货币体系没有实质性变动，因此只能称之为“半次”。

此前的历次币改（包括“半次”），朝鲜官方都会提前至少15天公诸于众，并通过官方媒体向境外宣布，正因如此，此次异乎寻常、至今仍未见诸朝鲜报端（直到12月4日，才由日本的亲朝鲜媒体《朝鲜新报》予以“半正式”披露）的币改，才会被认为异乎寻常，甚至一度被怀疑是什么人的恶作剧。

币改动机众人猜

由于朝鲜并未由媒体正式公布币改的原因和目的，因此人们只能对其动机加以推理和猜测。

《朝鲜新报》援引朝鲜央行行长赵成贤的话称，币改的目的是“促进货币发行、将朝鲜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为了“支持劳动者的权力，使之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并认为币改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内的社会秩序。

韩国众议员臧进功（音译）认为，朝鲜币改的目的，是打压自2002年价格改革和部分开放自由市场以来，逐渐抬头和活跃的市场力量，以为政权交替铺平道路，但《朝鲜新报》上赵成贤否认了这种猜测，称币改“不会压制自由市场的发展”。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巴尔巴赫认为，币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二是抑制黑市自由流通。

巴尔巴赫指出，自2002年7月1日价格改革以来，朝鲜物价开始大幅上涨，国营市场物资匮乏，而自由市场物资丰富，价格却高得离谱，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据说只能在自由市场买得起两公斤大米，2007年6月，美国政治双月刊《外交政策》将朝鲜元和津巴布韦元、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索马里先令、伊拉克第纳尔并称为“世界5大最垃圾货币”，2002年7月1日价格改革时，一公斤大米售价为50元，到了2004年涨到500，而2007年则已突破1000元大关。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外币汇率。朝鲜是实行外币管制的国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官方曾规定，1美元兑换2.16朝鲜元，这个汇率出台的理由是“敬爱的金正日领袖诞生于2月16日”，在这一汇率行不通后，朝鲜改为和欧元锁定，规定1欧元对换170朝鲜元，在币改当天，这一汇率相当于1美元兑换135朝鲜元，但在黑市，美元汇率早已爬到1：2000-3000，据说在抢购美元的狂潮中，有时甚至会达到1：10000的高位。

巴尔巴赫认为，朝鲜一方面希望通过币改，减少货币流通量，从而抑制通胀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将大量游资逼入银行帐户“锁死”，使外币黑市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不得不枯竭。据韩国媒体报道，币改开始后，黑市上的美元汇率迅速攀升，并出现了用旧朝鲜元高比例兑换新朝鲜元的恐慌性场面（兑换率高达1000：1）。

BBC援引朝鲜问题专家的分析，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加强经济控制，打击那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部分朝鲜人。

一些韩国媒体的猜测则五花八门。

有的媒体认为，币改的目的是解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用10万旧朝鲜元的上限，在某种程度上“抹平”贫富差距，以减少社会不满。

也有的媒体认为，币改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多存款，少花钱，从而使政府得以更好地控制自由市场，并提出佐证称，朝鲜政府2005年开始重新收紧自由市场政策，厉行更加严格的物品配给制，对自由市场的开放时间、摊位规模和经营范围，都做了十分严格的限制；今年1月，朝鲜政府重申，所有工业品和外国进口产品都必须国营，从而使自由市场变成彻头彻尾的“农贸市场”，同时还强行关闭了位于平壤市郊、朝鲜规模最大的自由批发市场，币改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自然延续。

有人认为，币改是为了打击边贸走私和黑市贸易，并举例称，今年5月朝鲜发射火箭及进行二次核试验后，就进一步加强了边境管理，使得传统的、通过人员带进、带出货币途径被切断，币改则将进一步让走私商们滞留在手中的钱曝光。

也有些猜测显得较为随意，如有韩国媒体认为，朝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算计那些赴海外务工、经商归来，积蓄了部分由外币兑换来资产的富裕朝鲜人，好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己有；还有人认为朝鲜政府这样做，是想让老百姓因顾虑币改，不得不更大胆地花钱，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以利实现2012年金日成百岁诞辰时，朝鲜成为“强盛大国”的目标。

币改之后会如何

不管朝鲜政府的动机和初衷如何，这次突如其来的币改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才是人们最关心的。

依靠币改和“锁币”调节贫富差距，强化社会公平，恐怕收效不大。币改开始以来，不少富裕的朝鲜人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旧朝鲜元兑换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由于朝鲜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惟有少数“能人”才有大量财富，而这些“能人”往往又是最有门路、最有办法的人，虽然在币改突袭下损失惨重，但“抗击打能力”反倒是更强的。

由于币改对个人换汇额度限制过严，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将面临大量资金被锁定的窘境，由于他们钱少、办法和门路也少，所以反倒会成为币改中受伤更重的一群。

依靠币改抑制通胀，恐怕也并不会收效。币改不过是一种符号游戏，简单地划掉钞票后面的两个0，不会改变原有的通胀轨迹。倒是和币改配套实施的“锁币”，会减少朝鲜的货币流通性，从而对通胀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朝鲜新报》援引赵成贤的话称，币改将会令朝鲜“商品价格有所下降”，认为朝鲜经济活动理应“主要依赖有机会的供给体系，而不是市场经济”，并称朝鲜将“继续不遗余力地采取措施”，整顿“无序市场现象”，这意味着朝鲜有意扭转自2002年7月1日起所推行的、有限的价格改革和自由市场体制，将国民经济的命脉进一步集中到政府手中。

然而正如路透社援引韩国崇实大学的李俊洙（音译）所言，关键在于，朝鲜政府必须找到能够稳定、充足地供应各类商品的办法和渠道，正是因为商品的极度匮乏，才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畸形膨胀，和黑市交易的盛行，如果国营市场无法找到充足的商品供应来源，通过币改摧毁黑市经济的后果，就只能是让老百姓连用高价买商品的渠道一并消失，最终要么导致黑市的更加猖獗，要么导致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这都将酝酿朝鲜社会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朝鲜是个近乎全封闭的国家，短短7天的币改过渡期转瞬即逝，至今朝鲜官方媒体对此事尚一字不提，也许，对于此次币改的后果，人们仍需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得出较为清晰、准确的印象。

据媒体报道，今年大蒜价格从4月以来一路狂飙，据说最多时竟涨了40倍以上；这边大蒜热方兴未艾，那边干红辣椒也红火起来，短短几天功夫，价格也被哄抬了好几倍，大有后来居上，成为“大蒜第二”的气魄。

除了气候、市场等客观因素，所有人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大蒜和辣椒市场的异常，背后都有投机性资金的影子，而所用的炒作由头则如出一辙——“能防治甲流”。

自春至冬，甲流一直在肆虐着，提心吊胆、惟恐自己和家人“中招”的普通民众，对据说既能防治甲流，又哪儿都找得着、谁都买得起的大蒜、辣椒“童话”信以为真，懵懵懂懂地被游资利用了这么一把，本也情有可原。

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对相关信息采取透明、开放的态度，并积极设法应对、解决，这都是值得赞赏的。

但必须看到，传闻不胫而走，游资脚下生风，跟着它们的节奏亦步亦趋地堵漏、灭火，往往只能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人们不禁会担心，昨天是大蒜，今天是辣椒，明天又会是什么——鸡蛋？毕竟甲流疫苗是要用鸡蛋来培养的；萝卜？这可是老牌食补“百搭”……

俗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拉网拉纲绳。游资的恶炒看似千变万化，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关键在于利用、误导并助长了人们对甲流、对防治甲流的错误认识，形成舆论潜流，并使之成为商品价格的扶梯、撬杆、助推器，最有力、最有效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有关方面、权威部门及时、准确、全面地介绍甲流防治常识，并对一些不正确、容易导致误传、误信的错误概念加以澄清，一句话，政府出面，站在一定高度上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是对付现有恶炒、防堵可能出现的新恶炒，最得力的武器。

加拿大是甲流的重灾区，类似“大蒜治甲流”的传闻一度也传得沸沸扬扬，但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很快作出反应，首先，详细罗列出“确凿对甲流防治有效药物”的名单；其次，由政府牵头，确保名单上的药物充分、平稳供应，从而很快控制了事态的蔓延。谣言止于智者，而智者注定只能是了解最多准确信息的人，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的职责，就是让民众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成为能抵御各种流言蜚语的智者。

也许有人会说，大蒜、辣椒被恶炒，可谓真正“鸡毛蒜皮”的小事，政府日理万机，理应抓大放小。问题是，和以往炒作君子兰、普洱茶、郁金香不同，那些炒作的是所谓休闲农作物、快乐农作物，和绝大多数民众并无直接关系，而此次游资所选择的，却都是寻常百姓一日三餐所常见、常吃的低价民生物资、大宗农产品，更刻意和蔓延全球、久扑不灭、人人谈之色变的甲流联系起来，如果不及时遏止这股势头，任其蔓延扩散，不仅会破坏经济秩序，影响普罗大众的生活质量，更可能造成人心浮动，对社会稳定带来危险的隐患。而稳定经济秩序，确保国计民生，防范社会隐患，不正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基本职责么？

所以说，“蒜皮”该管还是要管，而且应该高屋建瓴，以权威的说法、科学的信息，让社会情绪和经济秩序保持应有的平稳，让见缝插针的游资找不到下手的破绽。

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超级流感”？

11月18日世卫组织的公告和乌克兰卫生部的新闻公报都表示，这是没影子的事——迄今所发现的流感病例，大多仍是H1N1，后者甚至宣称今年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还“大大低于往年”，此前所谓“3种流感病毒交叉变异”、“可能引发肺炎大流行”等传闻，似乎都是捕风捉影。

然而这个“大大低于往年”的流感，却的确呈现不寻常之处。据世卫组织的官方网站报道称，11月2日乌克兰疑似感冒病例为250000，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者70人，而截止11月17日晚，疑似流感病例已达145万多（乌克兰官方数据），其中8.3万住院治疗，死于流感者多达328人，17日24小时内就有10人死亡，一周内新增疑似病例就高达25万，相当于以往的总和。

更异乎寻常的是，乌克兰的流感是在已得到初步控制、病例连续大幅度下降几周后，又突然回升的。

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的妻子、前普利策奖获得者安妮.伊丽莎白.阿普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将乌克兰的事件称为“政治流感”。

当今年夏天，H1N1刚开始在乌克兰肆虐之时，不论总统尤先科或总理卢卡申科都试图让国民相信，这种新型流感对乌克兰威胁为“零”，人们完全无需大惊小怪；然而到了秋天，一切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乌克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因甲流全面封校的国家，随即又成为第一个对占全国行政区总数1/3的广大地区实施隔离的国家、第一个为H1N1流感关闭国会的国家、第一个为此全面禁止群众集会的国家，甚至差点成为全球第一个为流感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的国家。

按照一些美国派驻当地医务志愿者的说法，乌克兰千疮百孔的医疗体制完全是“第三世界水平”的，而且“全无应对疫情的经验和准备”，惩于此，最初不论总统、总理，都不愿冒险用如此衰败的医疗体系，去打一场劳民伤财、弄不好会影响政治前途的流感防治大战，他们知道H1N1的死亡率并不高，流感高发期也即将过去，希望低调处理可以让这一棘手问题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过去。当疫情愈演愈烈，不仅可能威胁自身政治命运，而且也可能成为威胁对手政治前途的利器时，“政治流感”便开始爆发了。

互为对手的总统和总理首先做的是“自我免疫”——让自己成为抗甲流的积极分子，以凸显对方无能。10月份率先宣布停课的是尤先科，而此次下令禁止政治集会的则是季莫申科，爆出“超级流感”猛料，并宣布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则又是尤先科。紧接着就是将对手贬为甲流或“超流”面前的懦夫、逃兵、窝囊废，尤先科讽刺季莫申科“若是把浪费在政治作秀上的钱用来买疫苗，甲流早就消灭了”，而季莫申科则在基辅大街上操纵了几次街头行为艺术秀，力图借此凸显总统的无能和不作为。

乌克兰总统大选将在2010年1月展开，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这对老冤家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政治流感”的大爆发也便躬逢其盛。尽管“超级流感”谣言已经澄清，但流感的再度爆发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流感”也大有继续演变为“流感政治”的趋势——自感不占上风的尤先科已经暗示，如果流感疫情继续这样肆虐下去，他会考虑将大选推迟到明年5月之后，以便“集中精力，备战甲流”。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乌克兰疫情之所以蔓延、反复，症结在于自前苏联继承的医疗体制破败不堪，而“流感政治”又让政府府、院两方面疲于相互攻讦，却忽略了防疫本身的需要：尽管总统和总理竞相宣布五花八门的非常措施，但防流感疫苗和药物的储备却始终不见起色，很显然，对于这种投资大、费力多，却缺乏政治杀伤力的纯卫生措施，杀到红眼的双方并无太大兴趣。

如今总统尤先科依然对“流感政治”乐此不疲，而总理季莫申科却似已开始“转移阵地”：11月18日下午，季莫申科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将俄罗斯过境乌克兰输往西欧的天然气过境费上调100%，她很清楚，此举将再次挑起乌克兰“永恒的政治话题”——俄乌矛盾，并可能激发起对总统的民愤，尽管她同样清楚，这样做可能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从全乌克兰冬季断炊、断暖，到与俄罗斯、欧盟关系的全面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才是乌克兰真正的“超级流感”：政客们为抹黑对手不惜一切，而普通乌克兰人面对疫情却毫无免疫力——不论这疫情是H1N1、“超级新流感病毒”，还是俄罗斯断绝天然气供应。

11月27日，菲律宾司法部长德法纳德拉宣布，23日发生的马京达瑙省惨案主要责任嫌疑人、沙里夫阿瓜克市长达图.安姆帕图安已被指控7项多重谋杀罪名，另据法新社报道，两名涉嫌参与谋杀的军官和数以百计和安姆帕图安家族有染的马京达瑙省警察已被拘押。

由于安姆帕图安家族在马京达瑙省，乃至整个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势力庞大，根深蒂固，一些分析家曾认为，阿罗约政府可能难以迅速控制局面；不仅如此，安姆帕图安家族属于阿罗约的执政联盟，其家族首脑、马京达瑙省连任三届的省长安达尔.安姆帕图安是阿罗约两次竞选获胜的大功臣，且曾被阿罗约称为“我最珍视的盟友”，其子扎尔迪是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行政长官，省22个市镇中18市镇的市长、镇长，都是安达尔的子侄，一些舆论也曾担心，阿罗约会投鼠忌器，下不去手。

事实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安姆帕图安家族之所以盛极一时，既靠着和阿罗约的互惠互利关系，也是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特殊历史、宗教和政治文化的产物，在这个建国历史比菲律宾本土早几百年、从人种、语言到宗教都有很大差异的地方，家族和武力历来都是政治的最直接筹码：专制时代体现为枪炮，民主时代体现为选票，仅此而已。安姆帕图安父子正是凭借这些，才得以长期把持马京达瑙省政，并在整个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呼风唤雨。然而此次屠杀却打破了当地政治生活的底线：在当地，用武力作底气，迫使选票导向自己是家常便饭，但安姆帕图安却试图直接用武力搞定对手，让对手连作选举陪衬的机会都得不到；在穆斯林社区，对妇女、儿童下手是卑劣的行径，会受到公众的一致唾弃、鄙夷，而当对手曼古达达图为策万全、刻意派出一支“娘子军”在记者和公证人陪同下前去作选举登记，却遭到残酷虐杀（57名死者中，至少有22名女性），从这一刻起，安姆帕图安家族便已失去了在西棉兰老呼风唤雨的基础。

安姆帕图安家族固然根深蒂固，但其之所以能迅速膨胀，说到底，还拜了阿罗约所赐。阿罗约拉该家族入执政联盟，让其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压倒其他对手。没有阿罗约的支持，马京达瑙省2006年的分治公决早已生效，安姆帕图安家族就会丧失一半地盘；没有她的支持，扎尔迪.安姆帕图安又如何能够将马京达瑙省选举办公室从中立的自治区首府哥打巴托，违背常理地转移到自己家族的大本营、头号凶嫌达图任市长的沙里夫阿瓜克？

出于自保和切割，阿罗约必须对安姆帕图安下手，而她所面对的，是一只作茧自缚、已丧失生存机能的死老虎。26日，阿罗约将安姆帕图安父子开除出执政联盟，当天上午，达图自首后被直升机带往马尼拉，政府军兵不血刃接管省政，而阿罗约的特别代表杜雷萨则将全程陪同司法调查。可以说，阿罗约的“壮士断腕”行动十分顺利，因为那不过是一只病腕而已。

然而病腕易除，心疾难医。当地割据局面由来已久，早在1380年就皈依伊斯兰教，1457年就建立了著名的苏禄苏丹国（中国德州有苏禄东王墓，是明永乐年间所建），不论西班牙殖民时代或美控、日控时期都未能完全控制此地，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家族和暴力文化根深蒂固，此次安姆帕图安家族因“突破底线”自毁长城，但毁灭的仅仅是一个家族，和该家族的武力，而不是家族政治、武力政治本身，当地家族唾弃的是安姆帕图安父子破坏规矩、滥施淫威，但对其利用实力把持省政，却只有艳羡、嫉妒、取代、效仿之心。此次受害的曼古达达图家族本身，也是在布卢安镇和马京达瑙省第二大区第二行政区呼风唤雨的武力集团，就在司法部长宣布指控的同一天，刚遭受丧妻、丧姐之痛的托托.曼古达达图在军警保护下，沿着那条“死亡之路”完成了递交参选文件的手续，并发誓“只要不死就一定参选省长”，可谁能保证，这个同样诞生于棉兰老家族暴力政治氛围中的家族一旦得势，不会成为又一个安姆帕图安家族；谁又能保证，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局面一无改变，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值75.8%，发病率两倍于全国平均值，人均教育投入全国最低的“菲律宾的西伯利亚”，可以就此彻底摆脱政治暴力的魔爪？

当地时间11月19日，欧盟历史上首位“总统”——全职主席诞生，比利时首相赫尔曼.范.龙佩在7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顺利当选。

正如瑞典外长卡尔.比尔特所言，“欧盟总统”的诞生，是欧洲历史性的一页，标志着“一个欧洲新纪元的开始”。欧洲一体化的一波三折，欧盟宪法的生生死死，曾让人们质疑，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到今天，然而随着《里斯本条约》历尽曲折终于修成正果，欧盟如今终于有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领导人——任期两年半、可连任一次，专职专任，而不是由一个任期只有6个月、且同时还是欧盟27个成员国其中一国元首的人来“轮流坐庄”，按照法国《十字架报》文章的说法，这样至少可以让全世界“熟悉欧洲的脸面”，让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整体、一个实体，也可避免以往经常被争议的、轮值主席偏袒本国之嫌。

选举前夕，27个成员国意见分歧，互不相让，而复杂、繁琐，乃至有暗箱操作之嫌的选举计票方法，又让人为选举是否能顺利完成暗暗担心。一些人曾预言，“欧盟总统”的选举过程将拖沓而漫长，甚至可能“难产”，然而事实上，这一选举仅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尘埃落定。经过激烈的碰撞，27个成员国最终选择了妥协和现实，他们既没有如某些媒体所倡议的，选择布莱尔那样的政治名流，也没有像一些东欧国家和妇女团体所倡言的，推举拉脱维亚前总统弗雷贝加女士这样的小国代表，最终脱颖而出的范.龙佩，是个以口才著称、既为法、德领导人所推举，又能得到东欧新成员国认可的中右翼政客。很显然，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仅是首席协调员、甚至首席“公关先生”角色的“欧盟总统”，“偶像性”和代表性的兼顾是第一位考量，既能在本国弗莱芒、瓦隆两族裔矛盾中左右逢源，又善于平衡欧盟内“老欧洲”与“新欧洲”，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范.龙佩，显然比“欧盟游离者”英国的候选人，或远离欧洲传统政治中心的东欧候选人，更符合“发出欧洲一体化声音”的需要，也更适合充当欧盟“统一的象征”。

然而必须看到，欧盟各国普遍具有悠久的民族国家历史，尽管彼此联系密切，政治体制相近，但文化传统、语言和生活西瓜差异巨大，对一体化的抵触情绪依然强烈。“欧盟总统”按照最初欧盟宪法的构想，是由民选产生、具有相当权力的“准国家元首”，但在漫长的争论和妥协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每年要在全球各地出席200场以上各种会议，却因为欧盟复杂的政治架构，而并没有很大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不得不在27个国家的不同立场间周旋、平衡，且正如法兰西学院教授贝尔顿.希尼所质疑的，《里斯本条约》中竟没有明确规定“欧盟总统”的职权范围，他如何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旧角色分工，如何界定自己的权限，都缺乏足够的依据。

不仅如此，27个欧盟成员国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国家希望“欧洲总统”就是个任期较长的形象代表，而另一些国家则希望出现一个可以和美、俄、中等大国元首分庭抗礼的“欧洲的总统”，两种意见的相持不下，加上《里斯本条约》的定义模糊、权限不明，将可能令“欧盟总统”进退失据，甚至被卷入各成员国的政治分歧漩涡，最终徒然让欧盟的一体化，变成“象征的统一”。

欧盟常任主席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最终实现：这个“欧盟总统”的法定名称是冗长而难以理解的“代表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立场的高级代表”，而“一体化的欧洲”在各国的吵闹声中，并未指定正式的国旗、国徽和国歌。呱呱坠地的“欧盟总统”究竟是统一的象征，抑或“象征的统一”，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媒体报道，“中国整形第一刀”陈焕然医生表示，最近两年陆续有官员及其太太来整容，二者相加占其接诊人数的25%左右。

对此媒体和公众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官员越来越多地走近百姓，对外交流日益频繁，通过整容获得自信、年轻、积极向上的形象，对官员个人及其所代表的城市、国家，都是好事，因此官员整容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官员整容是“形象工程”、“表面文章”，更应警惕可能的、隐藏其后的腐败行为。

撇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腐败嫌疑不谈，就事论事而言，官员要面子，原本的确是件好事。

往正面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是因为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追求，人类才不断进步至今，一名官员知道追求美好，是积极向上的表现，理应鼓励；往反面说，知耻近乎勇，作为官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哪儿有缺陷，且并没有利用身份和权势讳丑为美，逼迫大家接受既成事实，而是不声不响地寻求补救和改变的途径，这种态度本身同样是正确的、值得赞赏的。

人要脸，树要皮，官员也不例外。如果说整容是为了美化身体上这张脸，那么，搞标志性建筑是为了美化辖区这张有形的大脸，而搞政绩工程，则是为了美化“政声”这张无形却有价的大脸，身为有职有权者，为官一任，留绩一方，追求一下“小脸”、“大脸”的体面，说到底，终究是一件好事。

问题是，具体的人也好，抽象的“官员形象”也罢，脸面重要，但并不仅仅只有脸面才重要，毕竟人能活在世上，并非仅仅靠一张俊俏颜面就能生存下去的，还需要健康的手足、躯干、五脏六腑，以及精气神等等等等，对于官员个人，这些意味着道德、才能、业绩、工作和生活作风等等，对于其辖区，则意味着民生、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程度、教育发展程度、环保成绩等等，花点小钱，修饰一下脸面，固然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因此忽略了手足、躯干和五脏六腑这些更实际的东西。

再者说，脸面好看不好看，不仅看鼻子垫得高不高，眼皮割得好不好，粉底打得厚不厚，化妆品用得是否名牌，俗话说“心正则眼正”，一个官员有没有为百姓造福，为社区办事，有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有没有表里如一，身体力行，决定了他在社会、舆论和公众眼中、口中的形象、颜面。说得通俗一点，官员的面子长在自己脑袋上，更长在老百姓的嘴上、心里，修饰长在自己脑袋上的面子，只需找个大夫，花点儿钱，无影灯一亮，手术刀一晃，就能大功告成；改善老百姓嘴上、心里的形象，却绝不是靠粉底、眉笔和手术刀所能做到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前后进行过几十套整容，不可谓不要面子，但他自整他脸上的容，老百姓和舆论也自毁他们嘴上、心里总理的容，说到底，还是着落在“作为”二字上。

官员要面子，说到底是件好事，整容也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只要面子不要“里子”，更不能只顾为长在自己身上的颜面涂脂抹粉，却浑不顾及老百姓和舆论嘴上、心里的官员、政府、地方、国家形象。

当地时间11月6日，澳大利亚莫瑞迪安教育集团旗下位于墨尔本、希尼等地的4所学院突然关闭，这家同时有着“全球校园管理集团”响亮名字的教育集团宣布负债额高达2000万澳元，被迫进入托管状态，也就是宣布破产。

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上千名中国留学生随之失学，尽管根据澳大利亚两级政府有关法律，这些受影响的学生会受到“学费保障计划”的保护，他们业已缴费、尚未修完的课程，有望被安排到其它私立学校完成，且无需额外付费，此外，他们也有望通过相关程序，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补偿，但无论如何，这场风波对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并给他们的前途与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近年来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与日俱增，目的地国家数量、范围增多，学生年龄跨度也变得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五花八门留学风险的不断爆出。

在澳大利亚，类似此次学校倒闭、学生被迫失学、转学的例子已并不罕见，而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也时有所闻，如在加拿大，2007年爆出的“英皇教育集团”丑闻，导致其旗下英皇大学、英桥学院倒闭，使数以百计中国留学生利益受损，在该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06年一度有多达16.2%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私校被政府关闭。

在欧洲、加拿大和澳洲等许多国家，一些私立院校打出“可转名校学分”、“给合格文凭”的幌子，实则偷梁换柱，如在法国，某些不法院校将行业文凭、法国国内文凭和欧盟文凭混淆，以次充好，令不少学子多年苦读换回一张废纸；在加拿大，过去几年屡屡发生转学分无效、以美国“野鸡大学”文凭冒充正规文凭颁授的事件，还有些院校利用留学生“留学只为移民”的心态，以“就读能帮转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吸引生源，最终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些私立院校管理混乱，手续不齐备，造成就读学生无法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如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一些打着“北美名校分校”的私立院校，其学生无法被纳入当地学生福利体系，连优惠价的学生公交月票都办不起；在法国巴黎、马赛，一些“名校”的学生无资格入住学生公寓，享受学生伙食补贴，造成留学成本提高。

大多数出问题的外国学校，都是那些仓促上马、打着堂皇旗号，把留学单纯当作产业经营的商业化私校，这些学校良莠不齐，其中质素较差的不但教学硬件参差不齐，教师东拼西凑，有些资质、手续且不齐备，一旦出问题，危机很容易转嫁到学生身上。此次倒闭的莫瑞迪安集团和此前加拿大出问题的英皇集团都有一个共性，即几乎都是留学生，本地生源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在法国、西班牙甚至马耳他，也曾出现过一些专门招收亚太留学生的NBA学院，这种功利性、目的性过于明显、单纯的院校，一旦出现经营性问题，或市场前景不明朗，缺乏长期教育产业资历的投资者很容易“解套”走人，把危机甩给留学生们。

还应注意到，一些留学生和家长留学动机不纯，也成为海外留学风险的助长剂。一些留学生是因为国内大学考不上、或读得太苦，被送去国外“曲线升学”，另一些则是为了移民、镀金而出国，只要是洋学校、洋文凭就行，而不去细查学校的资质、教学质量。笔者曾在加拿大等地看到许多在几乎都是外国人的“专上学院”留学的留学生，也曾在非洲碰上在阿尔及利亚学法语、在贝宁学电脑，甚至在叙利亚学中国比较文学史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目的显然并非单纯的求学、求知。正是因为动机不纯，当加拿大政府开始整顿英皇学院时，一些中国留学生竟联名抗议，要求保留这所有严重问题的学校；在法国土伦，一些中国留学生向土伦大学某些教师购买假文凭，结果东窗事发，不但相关师生“一网打尽”，校长也被连累辞职。

必须警惕海外留学的系统风险，既要在国外把补救工作做足，也要在国内把防范工作做到位。

号称“欧洲最后一位人文思想大师”、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在中国鲜为人知、却在新旧大陆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其101岁生日前夕，悄然铸入历史，变成其“第二故乡”——巴黎东南科多尔地区李涅罗尔村自己墓碑上的一行文字。

这个名字有多响亮？结构主义人类学被成为战后欧美三大人文学派中承前启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派，也深深渗透到前苏联、东欧和拉美各国文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并非如其中译本《译序》中所说，是“结构主义之父”——那是属于瑞士人索绪尔的荣誉，但将原本局限于语言学研究范畴的结构主义，演绎到哲学、思想和人文的高度，使之成为研究人类行为、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工具，则自列维-斯特劳斯始。

法国是个生产人文巨人的国度，也是个高度推崇人性、理性和思辨的国度，“人”在法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笛卡尔-胡塞尔的主体意识和现象论，随着海德格尔和让-保尔.萨特存在主义的大行其道，被推到了顶峰。而就在人性、理性、思想被存在主义推到无与伦比的高峰，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之际，却有一个声音冷冷地出来“打横”：思想也好，理性也罢，其实都是一些自然和社会中原本固有的“符号”的排列组合罢了，个体并不重要，需要研究的，是组成个体的那些“符号”，以及这些符号如此排列组合所透露出的“原本就有的”信息。

按照这样的说法，意识的背后，其实是“无意识”这双无形的手在作决定，人类心灵和思维的背后，则是“符号”这种共有的“原始逻辑”在起作用，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只不过将这种原本很简单的符号和逻辑，用繁琐、复杂的伪装掩盖起来，因此人们要做的并非纵容个性、推崇思辨，而是冷静地从这些浮华表象中，探索被掩盖的初始逻辑真相。

这种曾被萨特斥为“反动”的学说，就是结构主义人类学，而高举这面大旗的，便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曾在南美洲潜心研究印第安人部落结构和各国神话的列维-斯特劳斯。

曾有批评者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实际上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到更广泛的人文思想领域，是“弗洛伊德学说的社会化”，而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令人瞩目的大辩论，也正是推崇理性、强调人类思想价值和人类个性，由笛卡尔学说一脉相承的存在主义思想，和强调“无意识”，主张个体只不过是总体之表象与反映、由弗洛伊德学说延伸推衍的结构主义思想，在人文学各领域、乃至社会各角落的全面碰撞。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厌恶辩论、习惯于平静阐述的学者，但他的结构主义却直指存在主义的立身之本——理性和思想的价值，因此引发了号称“战后法国哲学界第一斗士”的萨特最激烈的攻击。尽管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者内部意见分歧，甚至有人根本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但对于结构主义的挑战，他们的态度是相同的，因为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本身就是天然的矛盾体。

这种辩论很快从思想界扩展到全社会，随后又有福柯-德里达“解构主义”加入混战，后者在人文学领域中引入尼采思想，矛头直指结构主义——尽管福柯本人不承认自己的解构主义者身份，尽管他早年的思想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最终，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融入了以“五月风暴”为标志、纵贯法国60-70年代的思想和社会震荡洪流。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一些法国以外的学者将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简单划为“左派”和“右派”，甚至当年的法国年轻人也高呼过“宁跟萨特错，不跟福柯对”，但存在主义也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罢，都与左翼思想关系密切：萨特、加缪甚至福柯都参加过共产党，而列维-斯特劳斯直到晚年也自豪地声称，自己的“三个情人”是精神分析学、社会主义和地质学。更耐人寻味的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存在主义学说最终在70-80年代被“正统化”，而认为人性背后的“原始符号”比人性更重要、主张总体高于个体的结构主义学说，却成为“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社会追求思想解放的护身符，这些，恐怕是当时激烈辩论的思想大师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和加缪一样，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文笔隽永、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许多思想学作品，其文学价值不亚于正统文学家的著作；他也是个严谨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和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和加缪与萨特、萨特与福柯的始而亲密无间、继而不欢而散不同，他和萨特等人的论战始终限于学术范畴，而并未妨碍到其私交，以至于不熟悉的中国学者，曾误以为列维-斯特劳斯是“萨特的亲密战友”。

英年早逝的加缪有句名言，人重要的不是活得精彩，而是活得长久，他死于法国思想大师辈出、思想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想必对此颇有遗憾吧？而列维-斯特劳斯不仅活得精彩，而且活得长久，甚至活到著名的《七星文丛》出版《列维-斯特劳斯选集》之后，此时环顾四周，昔日轰轰烈烈的思想论辩早成明日黄花，他所挑战的存在主义大师们，向他发起挑战的解构主义大师们，马林诺夫斯基、萨特、德里达、福柯，这些响亮的名字都早已离他远去，当年“五月风暴”的当红明星，除了个别如“红毛”邦迪等轻量级人物，更换包装，重新粉墨登场外，大多寂寂无闻，或早已仙逝，或虽健在，却久被公众遗忘，以致“对面不相识”了。没有对手的生涯何其寂寞，长寿至101岁高龄的列维-斯特劳斯，近年来“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怕是旁人很难体味的吧？

如今寂寞终于结束了，不愿被打搅、或者不愿将“一串符号”赋予过多、过复杂意义的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在下葬之日，方由家属发布讣告。也许今天的人们，对最后一位欧洲人文大师的离去，尚无法估量其意义，或许要再过几年、几十年，人们才会猛然翻开尘封的扉页，来重新感叹那段曾打动千万人心灵的、大师间的思想碰撞。

加拿大是一个标榜“多元文化”，号称“多民族调色板”的国家，一向以兼容各国文化自诩，其国歌《哦，加拿大》的第一句就是“哦，加拿大，我们的家园，原住民的土地”。的确，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着近70万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和米提斯人，他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最初的主人。为显示国家对这些民族的尊重，加拿大官方曾郑重表示，不宜称这些人为“土著”，而应尊称为“第一民族”。

然而在“第一民族”动听的名词下，却隐藏着这些加拿大土地最初主人长达100多年的血泪史。

直到17世纪初，才有成批的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冰雪覆盖的土地，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惨重伤亡，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更攫取了大片原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即使对于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于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连音讯都杳然。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对此加拿大当局熟视无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医生比利.布莱斯如实反应了原住民寄宿学生死亡率高（50%）的现象，结果被免职。直到1984年当局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不仅如此，历史上原住民被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极小的“保留地”，即使这样，这些保留地还不断受到政府侵夺，让原住民雪上加霜。对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实则漠不关心，据报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就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每年不超过20件，即使解决，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胜诉，但政府拒不归还被侵夺的佛雷泽河谷，而是试图将一块荒凉的沼泽地塞给原住民，遭到拒绝后又换成一块遍布爆炸危险品的废弃靶场。

哈珀政府固然作出了迟到的道歉，但仅限于口头，在阿尔伯特省，石油公司采矿污染了原住民阿萨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矿业公司开采铂矿侵占保留地，政府都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对原住民拨款，反倒废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签订的基诺纳协定，取消每年对原住民社区的50亿加元拨款。更有甚者，去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其中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力，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一张反对票，竟赫然是标榜“多元文化”、3个月前刚刚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这种自相矛盾、口惠而实不至的“尊重”，引来原住民的广泛失望和强烈反对，他们开始采用越来越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声称要讨回首都渥太华的大部分土地，进行“原住民全国行动日”等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采用卧轨、堵塞交通等方法与警察和公权力对抗，不仅如此，他们中许多人正打算利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时机，在国际舞台上喊出加拿大原住民的不平之鸣。

正如原住民在示威中打出的标语所言，“加拿大联邦140多年的历史，对原住民而言就是种族灭绝的历史”，而仅凭一些姿态性的“平等”和“道歉”表示，并不足以改变原住民的现状，也不足以平息他们心中的积怨。

加拿大是一个标榜“多元文化”，号称“多民族调色板”的国家，一向以兼容各国文化自诩，其国歌《哦，加拿大》的第一句就是“哦，加拿大，我们的家园，原住民的土地”。的确，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着近70万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和米提斯人，他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最初的主人。为显示国家对这些民族的尊重，加拿大官方曾郑重表示，不宜称这些人为“土著”，而应尊称为“第一民族”。

然而在“第一民族”动听的名词下，却隐藏着这些加拿大土地最初主人长达100多年的血泪史。

直到17世纪初，才有成批的欧洲白人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冰雪覆盖的土地，不久，加拿大形成英法争霸的局面，1760年，英国战胜法国，独霸加拿大，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英国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北美，缺乏抵抗力的原住民因此遭到惨重伤亡，通过巧取豪夺，他们更攫取了大片原属原住民的土地，并残杀了许多原住民。据文献记载，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法律，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被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公民权。

即使对于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了“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鼓励、资助甚至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剥夺其父母和家庭对他们的监护权，而将之交给教会。孩子们被送入寄宿学校隔绝起来，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而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优越论思想的作祟，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子弟采取了诸多粗暴手段，敢于抵制其文化洗脑的孩子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体罚、性虐待；而如果孩子的父母反对或表示不满，当局就会以“违反《印第安人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治罪。

更有甚者，一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出于所谓“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唐的医学试验，如电击、饥饿试验，甚至强迫绝育和“优生试验”。

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到1996年最后一所关闭，共有超过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迫送入，其中被虐待致死的据信超过5万，另有5.5万混血儿被强制送给白人家庭寄养。对于孩子们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生是死，都不再能回到家里，甚至连音讯都杳然。

由于这种“断子绝孙”的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绝，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对此加拿大当局熟视无睹，1907年官方派遣的医生比利.布莱斯如实反应了原住民寄宿学生死亡率高（50%）的现象，结果被免职。直到1984年当局才承认这种做法“不人道”，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1998年政府才首次表示“应该道歉”，而正式表示歉意，竟已是2008年6月11日！

然而道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不仅如此，历史上原住民被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圈入极小的“保留地”，即使这样，这些保留地还不断受到政府侵夺，让原住民雪上加霜。对此，政府嘴上高喊“尊重‘第一民族’”，实则漠不关心，据报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就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每年不超过20件，即使解决，方案也十分不公平，如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胜诉，但政府拒不归还被侵夺的佛雷泽河谷，而是试图将一块荒凉的沼泽地塞给原住民，遭到拒绝后又换成一块遍布爆炸危险品的废弃靶场。

哈珀政府固然作出了迟到的道歉，但仅限于口头，在阿尔伯特省，石油公司采矿污染了原住民阿萨巴斯卡湖水；在安大略省，矿业公司开采铂矿侵占保留地，政府都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哈珀非但未增加对原住民拨款，反倒废除前任自由党政府和原住民签订的基诺纳协定，取消每年对原住民社区的50亿加元拨款。更有甚者，去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其中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力，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一张反对票，竟赫然是标榜“多元文化”、3个月前刚刚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这种自相矛盾、口惠而实不至的“尊重”，引来原住民的广泛失望和强烈反对，他们开始采用越来越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声称要讨回首都渥太华的大部分土地，进行“原住民全国行动日”等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采用卧轨、堵塞交通等方法与警察和公权力对抗，不仅如此，他们中许多人正打算利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时机，在国际舞台上喊出加拿大原住民的不平之鸣。

正如原住民在示威中打出的标语所言，“加拿大联邦140多年的历史，对原住民而言就是种族灭绝的历史”，而仅凭一些姿态性的“平等”和“道歉”表示，并不足以改变原住民的现状，也不足以平息他们心中的积怨。

10月25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市中心在10分钟内遭到汽车炸弹的连环袭击，导致至少136人死亡，近600多人入院，至少700人受伤。

这起爆炸案，是2007年巴格达集市血腥爆炸案以来，伊拉克境内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伤亡最惨重的一起，据法新社和“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称，两次袭击的目标分别为伊拉克司法部和伊拉克市政工程部大楼，这种直接针对市中心政府办公机构的袭击，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象征意义。

首先，伊拉克将在明年1月16日进行美国制订撤军时间表后的第一次全国大选，并将选出新的内阁和国家领导人，11月1日，便是伊拉克政府原定召开会议，确立选举程序和规则的日期，正如伊拉克陆军司令几天前所警告的，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组织、分支决不愿坐视选举如期举行并获得成功，实施恐怖袭击，意在打乱选举进程，为政权更迭制造障碍。

其次，在各方努力下，近来伊拉克局势总体上趋向稳定，各对立派别间的暴力冲突和敌意也在缓慢消融，通过选举重新调整权力架构，并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权交替平稳，日渐成为各主要政治、宗教派别的共识，对于渴望和平、安定的伊拉克民众而言，这当然是好事，但对于恐怖组织及其死硬分子而言，这将意味着他们活动的空间和赖以生存的土壤，会变得日趋狭小、贫瘠，通过恐怖和暴力打乱社会的平静，意在打击政府威信，并重新挑起各派争端，以利自己浑水摸鱼，渔翁得利。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苦于两线作战的困局，采取了在伊拉克逐步退出、将军事行动重点向阿富汗战场转移的战略，伊拉克社会的安定，和明年初大选的正常、顺利举行，将成为美国政府可资撤军的体面台阶，和说服本国国民相信“美国在伊拉克胜利了”的重要砝码，制造血腥暴力，可以向美国和国际社会发出挑战，证明“美国没有胜利”，不仅能令美国政府和奥巴马感到尴尬，也可以牵制美军在阿富汗对塔利班的军事攻势。

此次爆炸威力巨大，殃及市中心多座重要建筑，包括距爆炸点仅约50米、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所在的曼苏尔饭店，尽管据新华社报道，爆炸仅造成曼苏尔饭店设施受损，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并无伤亡，但两名在该饭店打工的中国籍厨师却不幸负伤。

时至今日，中国不再是伊拉克局势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恰相反，伊拉克的和平与稳定与否，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中东地区不仅仅是国际老牌热点，更是邻近欧亚非、海陆多个咽喉枢纽的战略形胜之地，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活跃，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兴大国，一个拥有越来越多全球利益、海外利益的国家，伊拉克能否迅速建立和保持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对中国而言同样利益有关。

伊拉克历经劫难，百废待兴，且是全球重要的石油供应国，早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国各建筑公司就已大规模进入伊拉克重建项目，近年来更在油田恢复和开发领域不断放出大手笔，已经和有希望获得一些重大石油合同。可以想象，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定，是确保这些中资企业正常经营，并获得预期盈利的必要先决条件，在一个频繁爆发恐怖活动的国家，正常的投资经营，是无法确保利益和安全的。

目前在伊拉克，已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商人和其它人士生活、工作，他们的平安，是千万个中国家庭牵挂之所系，也是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之所在，此次爆炸案，已有中国人因此受伤，中国公、私机构受到殃及，尽管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并非中国机构和中国人，但伊拉克局势的动荡，已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伊拉克的和平与稳定与否，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应尽其所能，协助伊拉克合法政府稳定局势，确保大选的平稳举行，这不仅符合伊拉克广大民众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10月暮秋，金风萧瑟，似乎是个感伤和送别的时节，一位又一位知名人士悄然离去，其中就包括唐德刚先生。

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似乎是刚刚开始认识、开始熟悉唐德刚，便惊悉其逝世的消息。尽管唐先生成名甚早，开始著书立说也不算晚，但他的一系列口述史作品，如《胡适杂议》和《胡适口述自传》，却直到90年代末才在中国内地读者群引起广泛关注，而这一关注的最初，还是因为口述史的“传主”胡适等人、而非作者唐德刚，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然而这恐怕恰合了唐先生的心意。

唐先生口述史的最动人处，并非与上一辈名人间的不凡际遇，也并非其文白相杂、却又不给人以生涩感的文笔，而是那种不即不离、不卑不亢的行文，和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自家身影。所谓“口述史”，说穿了便是明清以降，颇风行一时的私家名人过往录，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风气也并未彻底绝迹，郑逸梅老先生，吴宓老先生等，都是个中名家，当代一些动辄在博客上发表“我与巴马（或小奥）在某某星巴克对啜拿铁”之类文字，也算得这一风尚的孑遗。与这些或雅或俗、或意味盎然或味同嚼蜡的文字不同，唐先生始终得以一种平视的目光看待名人，以一种适当的距离感描述名人的历史，以一种不远不近的代入感放置自己这个“说书人”的眼和嘴，让读者能从口述史这种最主观的历史体裁中，得到最客观、最自然的历史纪录，甚至浑然忘却“说书人”本人的存在。“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怒”，所谓名人过往录大抵如此，个中分寸如何拿捏，唐德刚算得上个中高手。

唐先生是历史专业出身，上世纪50-70年代与前辈郭廷以先生齐名，而有“郭、唐”之称。耐人寻味的是，郭廷以先生在近代史专业圈内名望崇隆，且在谢兴尧、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同侪纷纷卷入政治论战而互相攻讦之际，仍能保持纯学术的不偏不倚，并因此即使在近代史研究最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仍然获得两岸三地几乎所有专业人士的推崇，其早年力作《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堪称里程碑式的史学专著，但非近代史专业、非太平天国或晚清史发烧友，则或只知书名而未窥全豹，或干脆连书名跟作者名都未听说过。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中美外交百年史》和《美国民权运动》却似恰与之相反——在专业人士圈内反响平淡，在一般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众却激发起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热烈的反应。

诚如台湾夏志清教授，及其他一些业内人士的评价，唐先生的这些著作，得之于博，失之于深，对专业人士而言，自然觉得可咀嚼性稍逊，但在圈内人看来的缺憾，却恰是一般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所最欢迎的，盖惟其清浅，乃更便于阅读和理解；惟其广博，乃更利于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去迅速找到错综复杂史事乱麻的那根“线头”。

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人不同，中国人素来好听书、好讲史，稗官野史从来有最多的“粉丝”，文不甚深、语不甚俗的说部、演义则更脍炙人口，文人笔记类的私史，也和官修史书一样代代流传，薪火不绝。这种需求固从未断绝，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这种文化却一度濒临绝迹，唐先生的一系列作品恰在不经意间弥补了这段无可奈何的空白，可以说，重启了一扇久闭的大门，续接了这段“说史”的历史，永铭史传，应是当之无愧。近来国内文史通俗作品大热，各类“说史”讲坛人物辈出，甚或泥沙俱下，好不热闹，不知又有几人堪与唐先生比肩？

唐先生作品流传甚广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中国近代史这段国人似乎再熟悉不过的历史，他给出了独特的视角；对于胡适等似熟悉、又似陌生的人物，他给出了明晰的勾勒；对中美外交史、美国民权运动这些国人有兴趣、却乏了解的范畴，他给出了最简洁易懂的全景，这些看似简单、实则甚难的有心作为，对于一些“小众”，或不过锦上添花，对于大众，却实在是雪中送炭了，得享盛誉，不亦宜哉？

对于唐先生的生平，海峡两岸的一些人似乎都有话说，或指摘其“临门而不敢入”，或讥其“入世过深”、“甘当海外的共党”。中国人大抵都有个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对于始终强调“传统不可费”的唐先生，应是耳熟能详、不敢或忘的吧？同成名于中原故土、后因时代原因天各一方的近代史大家们，如简又文、萧一山、罗尔纲、罗香农、萧一山、吕集义，甚至素来标榜“不问政治”的郭廷以，最终都或深或浅，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和政治的漩涡。时代已是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也已是宽容的社会，一个学者关心时务是好事而非坏事，至于其思想倾向是否合乎读者的胃口，却并非评判其学术和思想价值的要素，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党同伐异，古今大忌，对唐先生及其作品当作如是观，对古今中外的人和事，又何尝不当作如是观？

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奠基人钱学森的去世，引发不少人的感慨和评论。

历经5年坎坷终于“海归”投奔祖国，在极其艰难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氛围中白手起家，使原本在航天领域如一张白纸的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拥有实用化战略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宇航大国、强国，钱学森和他的同仁对此付出了心血和才智，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和国内外同仁的敬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对于钱学森们所创造出的科学奇迹，给予任何崇高的评价都毫不过分。虽然中国号称火箭的故乡，但自清初以降，军用火箭技术非但毫无发展，反倒在原有基础上大幅后退，“民用航天”更停留在“万户火箭”的狂想主义水准，以致到了40年代末，中国的科研机构甚至连最原始的现代火箭——美国“巴祖卡”反坦克火箭弹，也无法100%地复制出来。钱学森和他的一般同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凭借按美国五角大楼的研判早应过时的旧心得，和前苏联有限的帮助，把导弹送上天，把卫星送进太空。如今中国已能发射各式洲际弹道导弹，实现探月和载人航空，追根溯源，钱学森等第一代中国航天人的贡献理应大书特书。

然而谈到钱学森、谈到中国航天，就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冯.卡门的高足，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喷气研究组组长，五角大楼科学顾问小组成员，作为参与过对纳粹火箭技术成果接收与剖析的骨干，和美国火箭研究领域一度的尖兵，可以说，就钱学森个人而言，他最初所接触、所获得的火箭技术，与美国是几乎同步的。但当1960年，根据苏联P-2导弹仿制的、射程仅600公里的“东风一号”近程弹道导弹升空时，美国已开始部署射程10140公里的“大力神-1”洲际弹道导弹；当1970年，中国刚刚用“长征1号”将首枚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高唱《东方红》之际，用史上推力最强的“土星-5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已在一年前将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就在钱学森去世前3天，最新的美国“战神IX”火箭成功试射，将成为今后太阳系、银河系探索和载人飞船发射的主力军，而曾让中国人眼热的航天飞机，已功成身退，结束了最后的使命。从纵向看，中国航天进步显著，但从横向比，曾在钱学森这个节点上差距不大的中美两国，距离却被拉得很大。

中国并不缺乏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精英，邓稼先、钱三强等无需多提，如今跟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的飞机制造领域，建国初年也拥有在英、美参加过第一代喷气战斗机研制的黄志千、徐舜寿等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让中国平地建起了诸多高科技领域的高楼，但曾拥有不亚于外国同行专业阅历、水准的他们，却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夙愿：让中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傲视全球，成为领先者。

曾有日本科学家感慨，“土星-5”的各单项技术，当时的日本同样掌握，但整个“阿波罗”计划之庞大、周密，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工程，而这方面日本的差距实在太大。日本如此，中国亦然，如果说在个别节点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并不大，那么在总体、系统上，这一差距是相当惊人的。

不论是航天、航空或核技术技术，美国都实行过“拿来主义”，引进外国专家，吸收盟友技术，借鉴纳粹成果，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在这些领域也有雄厚实力和丰富积累，如火箭技术，美国陆军航空局就潜心钻研几十年，国内一些知名院校也建立了多座专业研究机构，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科学和专业基础上，美国的“拿来主义”才会让其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最终成为世界高科技领域的执牛耳者。反观中国，尽管高科技、尤其国防科技领域，是建国后最受重视、被“非科技因素”冲击最轻的部门，但不论基础科学或专业研究，不论软硬件实力或学术氛围，都离国际先进水平有不小差距，这种总体性的差距，绝非钱学森等少数科学精英一己之力，可以缩短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非钱学森等归国时所能比拟，今天中国所能投向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如果说，当年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和迫切的现实需求，不得不将宝押在钱学森等少数精英身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合理的、也是无奈的话，今天的中国就更应将最多气力花在固本培元上，花在科普、基础学科，以及整个科学体系、科学氛围的营造上，惟如此，才能让新一代的钱学森们，得到充分发挥潜能的平台。

再过几天，11月9日，便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当年号称“最严密铁幕”的柏林墙，曾作为冷战象征和德国分裂的标志，在东西柏林间矗立了28年。

这28年里，这堵长不过155公里，最高出不足5米的电网水泥墙，无情地将原本同文同种的德国人判若秦楚，将德国分为西德和东德，将欧洲分为西欧和东欧，将整个世界分为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有人依赖它、赞赏它，也有人诅咒它、憎恶它，但它却历28年风雨而不倒，受千万人指斥而不败，自然有其内在的道理。

不论墙西或墙东，都有很多人不满柏林墙的存在，28年来，不断有人试图从东往西穿越这道墙，其中5043人成功了，但也付出了3221人被捕，239人死亡，和260人受伤的巨大代价。但必须看到的是，这堵墙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矗立，并非由于墙有多高、多厚，而在于墙东甚至墙西，仍有不少人视这堵墙的存在为合理甚至必须，另一些人虽然憎恶它，却还没到伸手去试图推倒的地步。不仅如此，这堵墙的建造者、保卫者依然强大，足以震慑、阻止任何试图摧毁这道墙的企图。

然而即便在那时，柏林墙的脆弱一面，已在貌似坚强表象的背后，一点点表露出来。人们开始认真地思索一个问题，缘何柏林墙耸立28年，从东往西舍死翻越者成千上万，从西往东翻越的人却如凤毛麟角？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突如其来地倒下了。尽管许多人认定，“倒墙事件”出于意外，但毋庸讳言，即使没有这个意外，柏林墙的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东德政局早已风雨飘摇，因为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西德人、“东方人”、“西方人”，对这堵墙的忍耐逐步达到极限，因为原本靠强力严防死守这堵墙的庞大势力，此刻业已气息奄奄，即将走到其历史的终点。

于是20年前的11月9日，这堵曾被形容为铜墙铁壁的柏林墙终于倒塌了，坚壁若石，民意如水，滴水穿石，时久乃见，历史的瞬间告诉每一个人：再高再厚再坚固的墙，也有倒塌的一天。

然而有形的柏林墙倒了，无形的柏林墙却并没有就此倒下。

东德经济远远落后于西德，社会结构更是差异悬绝，两德的融合举步维艰。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决议，在原西德各州对纳税人统一征收税率为5.5%的团结税，用途是东德地区基础建设，及东德企业改制和福利制度改革，使之达到原西德标准，这项团结税征收年限为29年，到2019年为止，每年收入120亿欧元左右，尽管这些税款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原东西德间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拉远了彼此间的感情，语言都是一样的语言，但思维方式、情感寄托、社会差异，林林总总的隔膜，仿佛一堵无形的柏林墙，横亘在前“两个德国”之间。

有形的墙好推，无形的墙难毁。对于柏林墙的倒塌，最高兴的原本是柏林人、德国人，但20年过去了，当世界上五花八门纪念柏林墙倒塌日的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之际，柏林人、德国人却显示出更多的平常心。对他们而言，有形之柏林墙倒塌当然应该纪念，但无形之柏林墙却更值得去关注，去推倒。

值得欣慰的是，20年后的今天，前东德和西德之间，终于出现了更多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状态，在前东德地区，支持“黑色”，即右翼基民盟者不乏其人，甚至总理默克尔也来自这里，而在前西德地区，左翼党领导人之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重要人物居西，也赢得相当多的选票，德国政坛代表各党派的色彩“红黄黑绿”如彩虹般横跨东西，多元政治、多元社会的理念，已成为前西德人和前东德人普遍共识。也许，假以时日，当量变积累成质变，无形的柏林墙将如有形的柏林墙般，在不知不觉间轰然倒下，只留下些许碎片供后人研究和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