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幅我自己完成的PS作品，我根本不会当然也从来没有做过PS，这是我的照相机自己自动完成的拼贴制作，类似的制作还有很多，只是这幅的制作很有意味，比人工的制作还要见匠心。

左边的蒋介石照片见于中正纪念堂，是著名的蒋介石画像，摄于2009年12月12日上午，右边的这张摄于同日的下午，在英国领事馆边的海滩。

《二二八事件辞典》封面，底部文字：国史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08年2月

《二二八事件辞典》目录页，从中可以看出此书的内容包括：序一，序二，编辑范例，编委会名单，撰稿人名单，词条目录，词条正文等。附录部分包括：二二八事件大事记，二二八平反纪念大事记，二二八事件相关参考书等。

《二二八事件辞典（别册）》扉页

    《二二八事件辞典（别册）》目录，从中可知此书内容包括：序一，序二，编辑范例，已知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名册，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公园，二二八事件相关人民团体。

    这两本书充分显示了编写者用于反省历史、对历史负责、对现在负责、对未来负责、对受难者及其家属负责的精神，可是说是台湾历史、学术乃至政治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的“序”这样写道：“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伤痛，不只是当时的精英与民众被屠杀，影响所及，几乎生活在台湾的民众都受到有形无形的伤害。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早该受到批判与检讨，却因统治者的私心而长期受到压制排斥，使得真相无法大白，受伤心灵无法康复，公义无法还诸社会。”“1990年是台湾宪政改革的年代，在民主化与台湾化的浪潮下，二二八平反运动取得显著的成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公开部分史料，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展开调查，而于1992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调查研究》；民间也积极投入口述历史的访查工作，记录受难者及其家族的受苦经验。这些隐埋40多年的心声，仿佛划破夜空的啼声，惊醒了大家的睡梦，唤起哀愁、惶恐与无奈的心酸记忆。这像一道历史的长河，紧紧扣住美丽岛屿的主人，应该记取历史教训，永不再有统治者侵犯人权与公义的事件发生。”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张先生在本序言中还提出了建立“二二八学”的建议。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煌在序言中写道：“二二八事件虽然走过一甲子，但是有关真相厘清、责任追究等课题在有心人士的杯葛下仍然踟蹰不前，使得台湾整体社会的转型正义无从实现。希望本词典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对二二八事件赋予更深切的关怀，共同为台湾历史上的苦难做见证。”

    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是沉重的：我们是否可以编写出版一本《文革辞典》或《文革百科全书》（及其相应的“反右百科全书”“大跃进百科全书”）？文革的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伤痛记忆以及消极影响都远远超过二二八，可至今仍然是禁区或半禁区，更不要说出版《文革百科全书》、建立文革学了！这是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人的态度吗？

    为此，我郑重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考虑编写《文革百科全书》，建立文革学。

本组照片取名为时光隧道，是因为它的主题为时间与光明，当然还有它们所体现的速度。

    蒋经国陵寝大门，卫兵把守，陈水扁执政时期此处停止开放。

    三点整，卫兵换岗

    蒋经国灵柩

    慈湖的白鹭，孤独地飞翔

    慈湖的白鹭孤独地飞翔

    慈湖纪念雕塑公园的蒋介石塑像孤独地面对夕阳

    苍老的浮云，昏暗的夕阳，孤独的老头

 

    分外凄美的慈湖夕照

“问题”和“问题意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界热衷于谈论的另一个核心话题，另一个关键词，也是几年来文学理论界讨论的很多的问题。在文学理论的论文和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听到“这是一个真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这样的说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所谓“问题意识”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强化的。“问题意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90年代以后的流行语。在没有人提“问题意识”的80年代，难道我们都没有抓住“问题？”我们都在谈论假问题？完全不见得。

著名文艺理论家吴炫先生说：中国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不能发现中国自己的根本问题或自己的真正问题。对此我有一些疑虑。第一，所谓“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发现真正的问题？什么叫“真正的”和“根本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问题总是根植于我们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不存在真空中的问题。问题意识扎根于我们的存在现实。因此，一个真实地生活在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问题，不用专门去培养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着意地去抓住什么真问题。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和言说的不可能不是真问题。一个学者整天在那里寻找真问题、为找不到真问题而焦虑，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和可悲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假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的问题、允许被言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假问题！打个比方，这样的人活着是一个迷失了方向、找不着感觉的人，一个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人，要么是一个找到了方向却不能朝这个方向走的人。

我相信我们的文艺学工作者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并不多。太多的学者是不能去言说真正的问题。因此，在什么是“真正的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争取是一个能够自由地谈论每个人的真实感受言说环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言说环境，我吧相信我们会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还会为寻找真正的问题着急、焦虑。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而是不能谈论、不能研究真正的问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德国二战后真正的问题无疑是大屠杀的问题，这是没有疑义的，中国文革后的真正问题也是如何总结文革教训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异议的。可是为什么德国的学者可以持续地、长久地认真严肃地、当然也是痛苦地讨论、反思大屠杀的问题？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一样反思反右、“文革”的问题？在一个不能反思“文革”的环境中，我们能发现真正的自己的问题吗？

由于谈论“中国自己的问题”牵涉到言说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文艺学能否发现真问题这个问题必然和对体制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反思体制当然是政治学的任务，是一个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文艺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做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们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时时受到言说体制的制约。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体系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不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构，没有新时期的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以自主性自诩的新时期文艺学。所以，没有一个合理的言说体制，要想生产出真正的问题、更不要说创造性的文艺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比如，如果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不能谈论的所谓“敏感”问题，怎么可能发现真问题？如果真的存在真正中国的“根本问题”，那么，“不可碰的敏感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敏感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生存、言说以及我们的知识生产的真实处境。绕开这个根本问题去发现真正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实际上，正因为真问题不可碰，才涌现出大量的伪问题（比如所谓“失语”问题，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根本危机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国民性批判”是一种殖民主义话语，等等，都是典型的伪问题）。再说一遍，不可触碰、不能谈论的所谓敏感问题，恰恰就是我们目前的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它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生存困境。

90年代以来（准确说是1993年以来，因为这年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民族主义的甚嚣尘上，很多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比如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刘禾的《国民性的神话》等等）很多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学者常常说：我们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问题，是因为我们盲目追随西方，跟着西方鹦鹉学舌。在文论界，此类论调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失语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按照这个说法，在彻底与西方绝缘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和谈论自己的真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应该成就辉煌，飞黄腾达。可是，在抵制和彻底拒绝西方理论的反右时期、“文革”时期，我们发现了什么真问题？大跃进时期几乎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生活在谎言和虚假中，他们还怎么发现真问题？发现了又如何能够谈论？那个时期我们的根本问题难道不是纠正“左”的错误，否定个人崇拜，回到事实和常识？可是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能够谈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人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个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理论自觉的时代，一个学科自觉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时代，这个理论时代的最大特点，或许就是意识到了语言在人类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

    由于语言论转向强化了我们对于语言在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我们的学科自觉性，因此，在反思文艺学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加尖锐地意识到一个核心问题：文学理论到底是什么？它的存在依据是什么？我们要文艺学干什么？文学理论能够干什么？

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活动的理论思考，那么，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对于这种理论思考的再思考。如果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理论思考必然表现为一种语言建构，那么，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建构的建构。或者说，它是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话语的反思，即反思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如何可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建构，因此，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是研究的研究，是建构的建构。文学活动有三个层面的话语建构：文学作品文本；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第三个层面的话语建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话语活动的自觉反思，如果说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是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活动。任何学科都有元理论，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是对理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的揭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学科的元理论。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理论的知识属性：通常人们把文学理论定义为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但与其说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不如说它是研究文学活动的规律是如何被建构的？谁在建构这种“规律”？为什么建构这种“规律”？通过什么媒介建构这种“规律”？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能否像“上帝”超越地那样去建构？

反思性的文学理论言说方式充分表明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如果没有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研究就是不自觉的，或者狂妄自大，或者妄自菲薄，因为我们不知道作为话语运作的文学言说的机制是什么？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意识的强化说明文学理论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程度的时代。

穿越时间的长廊，穿越空间的阻隔，我来到这里，驻足，观望，冥思。多少前尘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多少今世恩怨化为拈花一笑。

这个在古代用于穿行和防御的实用的门，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观看世界的窗户，仿佛镜框/“景框”。

它是无限空间上的一个切片，把世界隔开的同时也把它连接起来。

它邀请我们去看穿它，但是我们同时似乎也被它看穿。

人及其历史曾经在这里以或优美或崇高、或悲剧或喜剧、或惊天动地或平淡无奇的方式上演着，感动着凝视它的人和通过它而凝视世界的人。

穿越时间的长廊，穿越空间的阻隔，我来到这里，驻足，观望，冥思。多少前尘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多少今世恩怨化为拈花一笑。

 

  
老子曰：大美无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无言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但它已经说尽了一切。

浑然天成，不借技巧。

不再凸显视角而视角已在其中，不再表达什么却已表达了一切。

在这张照片里，我追求无言的静穆，绝不故意夸耀拍摄的角度，不张扬自己的主体性。

力图达到梵高的《农鞋》的效果，让一切从对象本身呈现/涌现出来。 

我希望从我以前那种一味张扬奇崛或迷恋精巧，转向回归有意味的平淡与朴素。

世界因为我们的观察角度而变化，独特的世界只出现给那些懂得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