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国周刊》记者问

《中国周刊》：大家现在都用“网络文学”这个词语，您可以先给这个词语一个定义吗？

陶东风教授：这个问题学术界也讨论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大致上是有两种说法：一种定义范围比较宽泛，把所有在网上发表的作品都称为网络文学，还有一种定义范围比较窄，认为只有能够体现网络特性的文学才是网络文学，因为传统的文学也可以传到网络上，这样就不能充分体现网络的特点。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面这种说法。也就是，说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它已经介入到了文学的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的内部，改变了其内在的特征，使得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过程、发表方式、批评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只有这样一个因为网络而改变了文学活动、文学存在方式的一种文学才叫做网络文学。

《中国周刊》：有人把博客也看作是网络文学的一种，觉得它就像活页书一样，您本人也有博客，也经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您认为博客属于网络文学吗？

陶东风教授：这样的界定太宽泛了，因为博客博客并不一定都发表文学作品，也可以发表图片、视频或其他文字内容。比如哲学家、政治学家在博客上发表的一些学术观点就不一定是我们所讲的虚构性作品，它可以是现实的内容，所以只能说那种以发表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博客才能称为网络文学。可以这么理解，博客包括很多种形式，其中有一块是属于网络文学。

《中国周刊》：网络文学中的玄幻题材以及从06年开始的盗墓题材小说，虽然内容包括很多的怪力乱神，并且逻辑也不是很严谨，但是却吸引了相当大的读者群，特别是当代的年轻人，相信您教的学生当中也有它们的忠实读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陶东风教授：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和他们的文学趣味、审美趣味有关，又跟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跟他们这一代人的一些独特的社会文化性格有关。概括地讲，网络文学里面的一些超现实文学、穿越文学等，都是离现实比较远的，都有一种比较“轻”的感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种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并且80后的整体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一代人不会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具有那么多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会有比较沉重的现实关怀，这一代人离现实消费更近一些，离现实的其他维度，比如政治的维度更远一点。当然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责任，实际上是社会历史造成的。比如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就没有机会接受这种东西，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又属于比较多地追求刺激，追求享受、快乐，这样就使得这种题材的文学有了产生的大环境，也使得它一产生就有了一批读者群，因此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密不可分的。

《中国周刊》：您似乎不太喜欢，或者说讨厌这种玄幻题材的网络文学，这是为什么呢？您是不喜欢网络文学整体还是仅仅不喜欢网络文学中的玄幻题材？

陶东风教授：在这一点上我是带有个人价值判断的，我比较喜欢有公共关怀的文学，我认为文学不应该是纯粹个人的游戏，不应该逃避社会问题，不去反映社会问题而沉浸在自己的玄幻世界里。可能个别人喜欢玄幻类的文学没关系，如果这种情况成为一个很普遍的情况，那就值得担忧了。纯粹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对玄幻文学的评价也不高。因为从它的人物塑造、叙事方式、艺术结构等方面看，也并不成功，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没有严谨的艺术构思，结构散漫，。我也把它和历史上的魔幻、神话小说进行过比较，文学可以通过一些玄幻的手段来塑造人物，或者说表达某种人文关怀，但这仅仅是一种方式，也仅仅是一种方式，目的不是追求刺激，写完就算了，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比较深厚的人文关怀，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玄幻小说、穿越文学等，跟游戏很类似，很多写手自己也承认，灵感是来自游戏的。

我并不是排斥所有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文学作品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得来讲，如果把网络文学定义为网上的即兴写作的话，那么它们天然就带有一种类似游戏的特点，并且结构不可能很完整、很严谨，很多网络小说都是随想随写，写着写着可能就停下不写了，没有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像传统的写作需要一个漫长的构思积累过程，写成后还反复修改，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想写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名著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写作的思维方式决定他们很难写出名著，假如说是先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想得很完整了，再通过电脑方式传到网上，这就很类似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了。

《中国周刊》：有人说网络是回归现实的跳板，好的网络文学作品最终都会走出版这条路而成为纸面文学，而好的网络作家也都会慢慢转型开始出书，那么是否说纸面文学才是网络文学的归属呢？

陶东风教授：我不太同意“归属”的说法，我宁愿把网络文学作品的集结成书看成是网络文学的一个衍生性或延伸性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副产品，因为那些网络写手并没有因为要出书而对作品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一般来说网上是怎样的，出书后还是怎样的，所以并没有改变作品本身，没有改变网络文学的性质。只能说这种方式是对优秀网络文学的一种肯定。

《中国周刊》：其实自从互联网出现以后，尤其是现在上网越来越方便，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获取免费的资源，这也从某一方面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发展，有人认为电子文学阅读会逐步取代传统文学阅读，占领文学市场的大部分，您觉得可能吗？

陶东风教授：现在其实就已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很明显，不仅仅是在文学阅读方面，在各方面都很明显，人们去图书馆的时间越来越少，看纸质出版物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更加喜欢通过上网这种更加便捷的方式去获取资源。但是说“取代”可能太重了，再看看吧。

《中国周刊》：网络文学与传统纸面文学相比它的优势和劣势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一些您对网络文学的建议吗？

陶东风教授：网络文学的优势一个在于说它的民主性，带有草根色彩，因为网上发表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什么门槛，或者说门槛很低，几乎任何人的任何作品都可以发表，这就使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去精英化少，相比之下，传统文学的门槛相对就高很多，出版和发表都有编辑审稿把关的过程；二是网络文学的互动性很强，网上写作的过程中作者跟网民、评论家有非常充分的互动、交流，写了一段发表后就马上有人来评论，这是很突出的一个优点，不像一些纸质作品发表后一段时间才有反馈，而且反馈途径也比较少。缺点就是从创意上来讲缺乏沉淀和筛选，往往是想到什么写什么，缺乏一种长久的构思和深厚的积累，写过去就过去了。还有一个是网上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弱点，不负责任、非理性、乱说甚至漫骂，这本身也是民主化带来的一个弊端，谁都可以说，就难以防止有些人乱说。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深有体会，韩白之间的论争，我和萧鼎之间的论争，就出现了很多网民的不理性、威胁、漫骂，这在传统文学作品的批评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建议有两点：一是网络上的作品可以进行分流，划分为不同的区，精华区和大众区，雅俗分开，让读者在阅读时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阅读作品。二是写作时要节制，不要随意按动键盘享受敲击键盘的快感，别的都忘记了，写起来没完没了，要出精品而不仅仅是长篇。很多网络写手都是为了写而写，缺乏整体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节制。节制很重要，否则就会成为网络排泄。

《中国周刊》：如果网络文学可以得到良性的发展，您会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吗？

陶东风教授：我现在已经加入了，写博客、对网络文学的评论等，如果说创作的话，我是不会在网络上搞文学创作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传统文学。

陶东风　　和磊

关于电视真人秀，我们首先应当予以承认的，也许就是真人秀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民主性和平民主义色彩。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或有可能出现在以前只有名人才可以出现的电视屏幕上，甚至可以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时候，真人秀的确实现了大众的娱乐。由此，有媒体把“超级女声”看作是“平民的胜利”，是一次“草根造星”运动。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真人秀节目突破了参与者的所有个人身份标示，所有人，无论是什么阶层、有什么学历、有何种地位，都在相同的情境中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几乎就是一种绝对的平等。             

另外，也有人认为，真人秀节目对参与者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尤其是生存挑战类节目，更是在挑战人的极限，对人是一次极大的考验。而在参与过程中，真人秀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互了解的机会与渠道，这对于参与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不错。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民主与平民主义到底能发挥到多大程度？这种对人的锻炼是否真的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细察真人秀的整个运作过程，我们会看到，真人秀在真实与虚拟之间，体现着大众文化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似乎谁都可以报名真正参加真人秀节目，真的很平民；但当进入到这个门槛后，这种民主与平民主义就不一定被真正实施，即便参与者想自我展示，也往往会被预先设定的情境、预先规定好的规则甚至结果所限制，而这种“规定”的力量既可以来自金钱，也可以来自权力。参与者所能做的，就是跟着别人制定的“规则”走，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意愿。参与者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而规则制定的公开化和制定程序的正义性才是民主的核心所在。高估真人秀节目的民主力量显然是过于天真了。

其次，真人秀让我们放松，让我们娱乐，并在娱乐中获得快感。但这是什么性质的快感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偷窥的快感。很多真人秀正是通过展览参与者的隐私，来满足这种偷窥心理。真人秀中的隐私有两种内容，一种是与感情、性等有关的个人生活隐私，比如美国著名真人秀节目《老大哥》中同居男女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睡觉、如厕、洗澡、醉酒、玩乐，甚至还有脱衣游戏和男男女女之间的亲吻爱抚；另一种是特定情情境和特定规则所导致的人性丑陋方面的释放和暴露，比如《幸存者》中，选手为了最后胜出而与他人勾心斗角，使出浑身解数，将自身隐藏很深的丑陋本性尽数施展出来。不管是那种隐私，都是观众所期待看到的。这种真人秀正迎合了大众的偷窥心理，甚至以次为卖点，吸引观众收看。比如在《老大哥》中就有相当多的暴露镜头、夜间卧室里的镜头。节目中的很多游戏规则也在鼓励和怂恿选手们呈现和暴露自己的身体，比如做人体模型、游泳、扫描身体部位等等。真人秀正通过这种呈现，把隐私变成了观众的欲望客体和消费对象。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在吸引观众，通过媚俗换回高额的经济回报。

真人秀是要赚钱的，这是它的一个根本的目的，为此，真人秀会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这一目的。就《超级女声》来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链,在这一产业链上，每一个企业都为其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真人秀以真人的参与为卖点，在迎合大众出名（参与者）和偷窥心理（观看节目者）中实现的是其商业目的。这也许是一种新的商业意识形态，在似乎平等、民主与平民化的背后，隐藏着的还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主动地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双方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对话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 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是为了观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观众的直接反映缺席的时候。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生产与信息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或被政治家操纵，会不会是对于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的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行使批判性裁决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就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极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是在“公共领域”流通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交谈式的交流）。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生产“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此，规范化、机构化的权力很可能利用大众传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实施对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显得不这么悲观。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只是重构了而不是取消了公共领域。比如汤普森（J•Thompson）在《大众传播、社会理论、公共生活》一文中指出，通过强化信息的延展力与渗透力，大众传播的发展必然打破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原有边界。也就是说，个体的私人事件（private affairs）可以经由大众传媒而被转化为公共事件；反过来，公共事件（public affairs）也可以被在私人的背景中得以经验。由于大众传播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大渗透，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分，正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变化。这对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在国家机构水平上的获取方式、实施方式以及维护方式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将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展开讨论。

    我们不妨首先从界定“公共的”与“私人的”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入手。一般认为，这对概念的区分有两个基本的含义。首先，“公共/私人”指的是机构化的政治权力（它可以越来越集中于主权国家）与外在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私人经济活动与私人人际关系之间的区分。这个宽泛的区分当然不是僵化的，甚至也不是十分清晰的。比如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早期发展发生在由国家权威确立的法律框架中；但反过来，国家的活动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制约。而且从19世纪晚期以来，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目的是抵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的一个结果，大量的经济与福利组织在公共领域中创立。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上述界分变得更加复杂。

     “公共/私人”的第二个基本含义必须从上述的区分中分离出来。根据第二个含义，“公共”意味着向大众公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的”意味着可见的（visible）或可以观察到的（observable），是在“前台”上演的；而“私人的”则是隐蔽的，是在私下或有限的人际环境中的发生的言谈或行为。有了以上的区分作为背景，就可以进而切入大众传播在重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使用的方式以及经过大众传媒中介化以后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与传统社会中的公共性的区别。对于现代传媒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哈贝马斯断言公共领域在19与20世纪因传媒的发展而衰落了。这与哈贝马斯理解的真正的或理想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关。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 ），也就是说，它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这个“公共领域”的概念主要是在传统公共性，即以古希腊城邦为典型的、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为形式的“公共生活”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又演变为18世纪由私人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主要场所是市镇（town）与文学界（the world of letters）的公域（各种沙龙、咖啡屋、剧场等），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判性的公共论辩（rational—critical public debate）。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一是强调交流的面对面的性质，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虽然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关注了印刷媒体，但是他的“真正的公共领域”的理念依然是以口语交流为蓝本得以理论化的。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释带有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印记：巴黎与伦敦的资产阶级沙龙、俱乐部、咖啡屋，在早期欧洲的背景中，都是与古希腊聚会与市场相同的东西。就象在古希腊一样，早期欧洲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言谈（speech）中建构、在共享空间的口头争论中形成的。显然，这样的“交往”概念与经过媒体中介而确立并维持的交流很少有相似之处，因而也与媒体所创造的公共领域类型很少关联。带着这样的公共领域概念，哈贝马斯毫不奇怪地倾向于对更现代传媒（如广播与电视）对于公共领域的冲击作出否定性的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工业已经变得更加商业化，而且因为它们所创造的交流情景的类型远离哈贝马斯心目中那种发生在俱乐部或咖啡屋中的面对面的、以口语为媒介的对话性交流。哈贝马斯当然承认广播电视等创造了新的交谈形式，如广播电视中的公开讨论（TV chat show, panel discussion）,但是他认为这种讨论形式绝对无法与建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那种批判─理性的论争相比。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然把眼光局限于对话性的公共性，那么我们就无法达到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公共生活新本质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在汤普森看来，与其像哈贝马斯那样以传统的公共性理念为依据指责大众传媒扼杀了公共领域，不如重新思考公共生活的变化着的本质。我们应当承认，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类型，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变得解空间化（de-spatialized）、非对话性（non-dialogical），而且越来越与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生产并通过传媒而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visibility）类型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由新的传媒形式渗透的世界中“公共性”的含义。所谓“解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公同场所”相关，因而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传媒参与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他们（它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不必直接参与观察（不在现场）就可以通过传媒的报道而参与这种公共性。公共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与由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创造的新的可见性（公共性）类型相关。电视与其他媒介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类型，它是没有空间限度的，也不必然地维系于对话性交谈，它已经能够被无限多的、可能是处于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中的个体所接触。大众传播的发展与其说是公共生活的死亡，不如说是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哈贝马斯的理论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释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以什么方式改变了公共性的本质，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上是空间性、对话性的公共性观念之上的。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的发展促进了具有自己特点与结果的两种类型的事件的出现，即经过媒介转换或参与的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所谓“经过媒介转换的公共事件”，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中），但是它们通过一种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相似地，所谓“被媒介转化的私人事件”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这种情况最多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中国的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想想戴安娜的悲剧）。可见，公共性经验与共享空间的分离，或公共性与共在语境（the context of co-presence）的分离，必然导致公共性本质的转化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体参与公共性的方式的转化。正是这种被中介化的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机构化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政治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化。臣民对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媒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控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参与者有限的集会）中，而作为整体的全体居民则难得一睹其尊容。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这种距离来维持的。今天的政治家则已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控制可见性的设计，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以传统的集会与法庭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向大众开放，而且大众传播的本质决定了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可以通过传递者无法监视与控制的方式被接受。这样，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可见性可能也是一种新的脆弱性的来源。今天的政治权力运作发生在越来越看得见的领域，美国的军队在东南亚的部署，或在南非发生的镇压示威活动，都是在新型公共领域中的演出的，可以同时被成千上万散布于全球的个体所“目击”。这样，政治权力的运作从属于一种全球监视类型，这种全球监视系统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出现之前当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新的全球监视可能性使得政治行为带有前所未有的风险。无论有多少政治家寻求精心设计并控制他们的公共形象，但这个形象仍然可能逸出他们的控制，削弱他们已经或正在寻求的支持。政治领袖可能毁于一次情绪上的偶然失控，一次即兴的失当评论，或一次思虑不周、判断不慎的行为。权力的丧失可能是在一瞬之间。总之，“大众传播创造的可见性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政治家必然持续地寻求操纵它，但不能彻底地控制它。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汤普森）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亦即大众传播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关联。汤普森所说的“现代政治”大约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生根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土壤中。而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一个政治力量的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的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换言之，各种政治力量常常都可以利用大众传播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多元的政治格局与多元的大众传播形成紧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支撑。这也就是说，民主的政体是大众传播不至于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党派的控制的前提。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主要参考文献： 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see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Polity Press ,1994）

7月19日晚，优雅宁静的台北紫藤庐。我应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林启屏教授、古典文学教授曾守正教授所邀，在这个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吃饭聊天。

说着说着就扯到学术界抄袭剽窃的事。我说大陆学界近年来抄袭、剽窃之事屡屡发生，很多还是非常著名的大学中的非常著名的学者。奇怪的是这些剽窃者在其剽窃行为被揭穿的当时几天会日子不好过，但是一年半载（甚至更短）后却风光依旧。单位没有开除（给不给处分，给什么处分常常也是秘密），学术刊物照样发表他们的文章，出版社也照样出他们的书，他们当然也依然是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乃至在媒体抛头露面的明星学者。

政大的两位学兄听了面露惊讶之色：怎么可能这样？在台湾决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学里教授如果被证实抄袭或剽窃，不但要被单位开除，而且任何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能再录用。我问：如何保证这点？他们说：“教育部”会备案，而且发文通知每个高校，禁止录用此人。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中国大陆学界剽窃抄袭之所以屡禁不止的原因了：抄袭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太低（因为抄袭的人数过多），其所付出的代价太低，而获得的利益可能则很大。这样，依据“理性选择”理论，自利而“理性”的行动者就会选择代价低、风险低而获利大的不道德乃至犯罪行为。

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不能立类似台湾“教育部”的规矩？琢磨半天，我想原因大概不外乎两个。第一，大陆那些制定法规或有能力影响制定法规者的人中，剽窃者一定不在少数，他们怕制订这样的法规到头来会把自己给“订进去”。第二，抄袭在道德上属于不诚实行为，而在大陆，不诚实现象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已经成为常态，不独学术界为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在此环境中，被曝光的抄袭者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可耻（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耻感文化），相反只会感叹自己倒霉（怎么偏偏摊到我了）；一般的旁观者心里在想：不就是抄了点别人的文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大惊小怪。而有些学界中人则会感到幸灾乐祸或自我庆幸（他们自己也抄了但没有不被发现）。即使是揭发抄袭的人，也可能把自己的举动当作出名的机会，或者甚至在揭发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

不知道这只是我的猜测还是实情，因为无法证实，也就罢了。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简单且容易操作的，这就是：教育部如果真的希望杜绝学界抄袭现象，就应该立即订立一个硬性规定：凡抄袭者一经发现，原单位必须将其永久开除，同时，任何其他大学和学术单位也永远不得录用。违反者，轻则撤销校领导职务，重则取消大学的办学资格。我相信，此条法令如果得以严格执行，抄袭者即使不会绝迹也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