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著青天云迷壑，墨研旧纸蚁翻琴。
光电今能拚文字，火石昔曾醉逡寻。

闲较兄吾白发小，卧听烂柯起森林。
                ——和风泉兄

【芒鞋踏破】/风泉入琴

太虚皎皎洞寒音，光影迷离醉晚吟。

十载风云秋满壑，一湾溪水浪飞琴。
我偕杯酒与君共，谁伴芒鞋为梦寻。

倦枕黄庭随世老，青苔明月映空林。

汾野庄客兄共樽：

曹操高陵墓道

曹操墓门

曹操墓

专家考证确定：西高穴墓为曹操高陵

　　近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获重大考古发现，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考古资料现场考证研究，确定这座东汉大墓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２７日上午，河南省文物局、河南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与部分专家学者一起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新闻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
　　据出席发布会的专家、学者介绍，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２００４年底后曾多次被盗。为有效予以保护，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后发现，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这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３９．５米，宽９．８米，最深处距地表约１５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２２米，西边宽１９．５米，东西长１８米；大墓占地面积约７４０平方米。
　　该墓虽被多次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随葬品。共出土器物２５０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陶俑等，其中以刻铭石牌和遗骨最为重要。此次共出土刻铭石牌５９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８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
　　在墓室清理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３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６０岁左右。
　　据介绍，有关专家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发布会上，社科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考古学家梁满仓，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等向记者陈述了对大墓的考古认定依据。
　　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６０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２２０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１９９８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４５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６０岁左右，与曹操终年６６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在发布会上表示，西高穴墓发掘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目前根据专家们的确定，可以认为，西高穴墓为曹操高陵。
　　专家认为，曹操高陵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其次，曹操高陵的发现，让我们新获许多历史信息，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第三，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第四，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墓葬及有关遗存的保护展示，必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据了解，西高穴墓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追缴被盗掘的相关文物等。河南省及安阳市有关方面对西高穴墓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

                                                           （新华社记者  廖翊）

曹操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

曹操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

曹操高陵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

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

曹操高陵出土玉、玛瑙装饰品
　　

　　带你领略一代枭雄曹操墓魏武不再挥鞭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10时52分报道，河南省文物局刚刚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一项重大考古成果。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孙英民宣布重大考古发现，曹操高陵在河南得到考古确认。

    易中天：魏武不再挥鞭

　　听说，曹操的墓，已经在河南安阳找到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也不知道里面都有些啥，无可评论。考古，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非有专业知识、科学手段并亲临现场不可。我等外行，只能等待考古队正式公布的鉴定和报告。在出土文物开口说话之前，恕不能接受采访和发表意见。抱歉!

　　王立群：将会知道曹操因何头病而亡

　　新浪文化读书讯 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刚刚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一项重大考古成果，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孙英民宣布重大考古发现，曹操高陵在河南得到考古确认。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至此，曹操墓到底在何处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被破解。为此，文化读书频道连线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就曹操墓的发现回答了网友疑问。

　　王立群对新浪文化读书频道表示，自己刚得知这个消息，准备近期走访河南，亲眼看一下曹操墓的情况。王立群说，曹操墓能找出来，是三国历史研究的突破，对于解开三国时期的很多历史难题有很大帮助。特别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有很多争论。由于对于曹操的埋葬之处，史书记载不详，实际上有一百多种说法，而曹操墓的发现，对于建安时期曹操的活动和晚年生活的研究，有很大好处。

　　曹操当年为了补充国库充盈军饷发动成立一个部队专门盗墓获取里面的金银财宝，其中的头就叫摸金校尉。而曹操一面主张薄葬，一面又怕自己的墓穴被盗，王立群表示，这次考古找到曹操墓发现之前已经被盗多次，不能说不是一次历史得讽刺。王立群说，史书记载曹操得头风病而死，因此还杀了华佗，这次发现了他的头盖骨，通过研究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哪种头风病。这对于解开历史疑团是有好处的。

                                     （来源：齐鲁网）　　

曹操高陵墓门

新发现曹操墓深深的墓道

曹操墓穴内一具男性尸体，大约60岁

曹操墓内珍宝

曹操墓航拍效果

曹操墓究竟在何处 传说神乎其神

关于曹操陵墓，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传说。特别是“七十二疑冢”的真相，更是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曹操在生前并没有称帝，在死后被其子孙追封为魏武帝。从这一角度来讲，他的陵墓不能称为皇陵，但曹操的一生所为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曹操墓也当做是一座皇陵。

“七十二疑冢”的传说神乎其神

这是一个在《聊斋志异》中叫作“曹操冢”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在邺城外有一条河，河水十分湍急，靠近岸边的地方尤其深邃幽暗。盛夏时有人到河里洗澡消暑，忽然从水里传来敲击刀斧的声音，下水的人就断为两截浮上水面；后来又有一人也下河洗澡，结果和第一个人一样遭到腰斩。这种现象在百姓中流传，引起百姓惊恐奇怪。当地的地方官听说了这事，就派多人到上流截断河流，让水流枯竭。于是人们发现岩崖之下有个幽深的洞穴，洞中安置了一个转轮，轮上安装着锋刃如霜的利刃。人们拆除了转轮进入洞穴，发现洞中有一座小石碑，上面的字体是汉朝的篆书。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得知原来这就是曹操的墓穴。于是人们打开曹操的棺材，抛散曹操的骨骸，把给他陪葬的金银珠宝全都拿走了。

作者蒲松龄最后总结说：“‘尽掘七十二个假墓，肯定有一个墓里葬着曹操的尸体，可怎么知道曹操的尸体竟然在七十二个墓之内呢？’曹操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 

小说家之言虽然近于荒诞，但曹操生性多疑却是史实。有一个传说这样说道，曹操为了防止后人挖掘他的坟墓，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等到出殡的那一天，邺城内所有的城门同时打开，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于是，后人再也分不清楚哪一座是曹操的真坟，哪一些又是迷惑人的疑冢。

这就是“七十二疑冢”的来历，而这些传说都是那个叫罗贯中的在《三国演义》中捏造出来的。倘若要相信这样的鬼话，那真是太小看曹操了。

这是另一个传说，据说，在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几十年后，司马氏篡夺了曹魏的天下。朝中对曹操有宿怨的大臣们联合起来，四处寻找曹操的真坟，想把他的尸体找出来打碎掉，以谢天下。可这些人挖遍了七十二座曹公墓，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曹操尸体，最后万般无奈之下，这些人发布公告称只要有人能找到曹操的真正坟墓，他就能得到宰相之职。

布告贴出去一个多月，仍没有人来应召。就在这些人几乎丧失信心时，一个白发老头揭了榜文来到京城洛阳，说自己有办法找到曹操的真墓。官员们一听半信半疑，派出了一百多名士兵跟着老头沿京城不远的洛河逆水而上。一路上，老头左看右看，终于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指着一处土丘说，就在这里。 

士兵们开始挖，果然挖出了曹操的尸体。老头所指的地方位于洛阳以西，是从堤旁凿穴，深入洛水河床之下。士兵们进入墓室，将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又把曹操的尸体搬出，剁成碎块，甩入河中喂了乌龟。最后，官员们吩咐请出白头老人，准备给他官做，可是老头消失了，像是神仙一样无影无踪。

官员们后来经过多方打探，才知道老头之所以晓得曹操的墓地所在，是因为他是黄巾起义张角三兄弟的后人。

曹操是以镇压黄巾起义发的家，当年，张角在广宗病死，黄巾起义失败。参加黄巾起义的将领们，为了保护自己领袖的尸骨，在邻近的县埋了许多假墓碑，欺骗官军。官兵们找遍了方圆三百里地面，挖遍了几十座立有“大贤良师”的张角坟，也没有找到张角的尸体。

只有曹操不肯善罢甘休，他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从叛徒的口中得知了张角真墓的秘密。于是，亲自带领兵马开赴张角的老家巨鹿郡内，在老漳河边凿穴探墓，终于在深深的河床下找到了张角的墓室。他吩咐把张角的脑袋割下来，带着人头回京城报功。曹操由此深受启发。他生前秘密派人在洛河水下秘造墓室，又把参与修墓的人全部杀掉，想躲过后人的惩罚。可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张角兄弟的后人就猜透了曹操的诡计，为自己的祖宗报了仇。

首倡薄葬，两处墓地，扑朔难辨

毋庸置疑，曹操的节俭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气的。

曹操在其死前两年就下过一道命令，命人为他在西门豹祠西边高原上的贫瘠之地建造一座陵墓，并特别嘱咐说，陵墓要建在高地上，地面上不要堆起高高的坟头，也不要做什么记号。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逝，同年二月葬于高陵。后人猜测，所谓高陵可能就是指西门豹祠西原上所建造的陵墓。 

但是，仍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对曹操的遗嘱进行了歪曲，《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说，曹操在临死前叫人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座，不让后人知道自己的遗体葬在什么地方，生怕有人去发掘。

也正是他的信口胡言，使后人对曹操墓址所在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西门豹祠西原上，号称高陵；第二个则是彰德府讲武城外，有疑冢七十二座。

如今，谁也不知道曹操墓到底在哪里，我们先看第一个位置，西门豹祠附近。

西门豹是个伟大的治理专家，他用了两年时间就把邺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他给邺城一带百姓带来了很多好处，所以今天临漳一带，也包括今天的安阳市一带，有许多西门豹祠。那么，按照第一种说法，曹操的陵墓是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但究竟是哪一座西门豹祠？至今还无人知晓，因为那是一座没有任何记号也没有坟头的陵墓，想要找到它比登天还难。

但是，疑问也就在这里。后人无法找到的地方难道时人就能找到吗？他的儿子曹丕等人安葬他的时候难道不会留下点记号以便将来祭奠？如果曹丕真的不留任何记号，那简直不符合中国的伦理纲常，更不近人情。

曹操真是英明至极，将自己死后的归宿化成一道谜题，等待着后人来解。按照罗贯中的答案，曹操在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置了“七十二疑冢”。

 而在今天临漳县三台村以西八里处，确实有个地方叫讲武城，有人认为那可能就是罗贯中所说的彰德府讲武城。从那里向西一直到磁县，也就是今天安阳市北郊的丰乐镇一带，的确有许多像小山头那样的大土堆，当地有人叫它们“曹操坟”。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所谓的“七十二疑冢”。

传说永远是老百姓的最爱，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对“七十二疑冢”的传说就已经成型了。

据说，彰德府附近有一个叫朱伢儿的少年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彭村，古时候这里曾是一个人工湖泊，曹操将其命名为玄武池，专门在这里操练水兵。后来因长年不疏浚，加上中原一带连年干旱，池水枯竭，玄武池便渐渐淤塞，长满芦苇，变为陆地。

这个叫朱伢儿的少年在打柴时见到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丛中有一座大冢，大冢墓砖已显露，墓前倒卧一块石碑。由于他不识字，就回到村子找来一位识字的。识字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大冢旁，将石碑上的字一读，才知道这是魏武帝曹操的陵墓。于是村人立即将这件事报告到磁州县衙门。

县令得知后，马上坐轿赶到彭村，可是再拨开蒿草丛看，那座大冢竟无影无踪，连石碑也找不到了。县令十分生气想打朱伢儿的屁股，但这少年却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无消息。

曹操遗令彻底否定“七十二疑冢”

传说毕竟还是传说，想要知道曹操的墓到底在哪里，还是要从他临终时的遗令谈起。这份遗令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陆机于无意中在宫内秘阁发现的。全文如下：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不做记号不做高丘”的曹操的临终遗言。在遗令的最后，曹操还提到了铜雀台，他吩咐他的妻妾们，在铜雀台的公堂上安放一张六尺大床，挂上灵帐，并供上干果祭品，逢到每月的初一、十五的上午，向灵帐奏乐歌舞。同时，遗令还嘱咐他的群臣，“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后人便依据这篇遗令里所说的内容，以铜雀台为中心，寻找曹操的陵墓，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果。

这封遗令虽然不能帮人找到真的曹操墓，但却解决了一件事：彻底否定了“七十二疑冢”的存在。在这篇遗令中，曹操明确规定他的寿陵需要建在西门豹祠的西原上，“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也就是说，陵墓必须建在地势高的地方，上面既不要封土，也不要种树，没有任何标记。这样看来，临漳、磁县境内的“七十二疑冢”，却是人工封土堆积而成的，这些墓冢小的高数丈，大者则高数十丈，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小山。其中一座叫申庄乡的天子冢，其封土长九十米，宽八十米，高四十米。这显然不符合曹操所规定的形制。

 否定“七十二疑冢”最坚定的当然还是盗墓者，民国初，有人盗掘了诸多疑冢，疑冢内多有墓志，均系北魏、北齐时代王公要人墓。有一座是齐王陵，还有的是齐献武帝第十一子高阳王浞墓。一碑额题曰：“墓主为齐王四叔。”

诸多考古学家都证实了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数字也不是七十二座，而是一百三十四座。在古人看来，七十二只是个概数，非实指，因此“七十二疑冢”仅举大数而言，说明曹操疑冢之多，但是，曹操墓的确不在这“七十二疑冢”里。

曹操墓居然紧邻甄后陵，可能有隐情？

那么，铜雀台之地呢？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彰德府志》，在一幅描绘详细的临漳县图上，在位于铜雀台正南五公里的灵芝村处，清清楚楚地标着一座“魏武帝陵”。让人惊诧的是，这座“魏武帝陵”的南面，居然紧邻甄后朝阳陵！ 

甄后是什么人？据史料记载，乃是魏文帝曹丕的妻子甄文昭，也就是曹操的儿媳。这就更让人不得其解了，公公和儿媳妇的墓居然在一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哪里去了？曹操玩得再疯，也不至于向这一讳莫如深的传统道德挑战吧！

那些编撰《彰德府志》的老学究们，则公开认为曹操与甄氏公媳之间有暧昧隐私之事，所以在绘制县图时，把公媳两人的陵墓画在一起了。这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假设曹操的墓就在这位女子附近。这种假设承认了曹操的私情，也承认了曹丕对父亲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认可。

可是，假设终究不能成立，因为曹操墓是否在那里，没有人拿得出证据证实。

任何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这天没有到来之前，就只有猜测了，无论是哪一种猜测，都有道理。蒲松龄的《曹操冢》一文也该在此行列。其实，自从清代起，曹操“七十二疑冢”不断被人盗掘，“疑冢”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时就有人提出，曹操的真正陵寝不是建造在地面上，而是造在漳河的河床下面。其论据为，曹丕废汉称帝之后，曾写过一份诏书，其中有“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之句。

 一位考古学家说：“过去漳河河道在丘陵区以下到冀南、豫北平原，经常滚动。据明代修撰的《邯郸县志》（我在四十年前看的），漳河到邯郸一分为二，冀南平原到处是老漳河（即漳河古道）。说曹丕要祭先王，‘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似乎是找不到曹操坟。有无可能由于漳河滚动，而把曹冢淹没了？！因为北齐时，邺都规模宏大，城中还筑有大湖、仙岛、楼阁供帝王玩乐，以后被淹没；铜雀台也是被漳河冲垮的；河北巨鹿县城地下就是巨鹿老城。所以说，曹操冢被埋在河底，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打破曹操冢疑案，也恐怕只有将漳河两岸都发掘了才能打破。如前人所谓的“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了。

跟蒲松龄的《曹操冢》相似的一个故事是在清人沈松的《全健笔录》一书中，引《坚瓠续集》里叙述了发生在漳河河底的一段逸闻：清朝顺治年间，有捕鱼人曾在河床底下发现过曹操陵墓，墓内还有许多随殉的宫女。

可我们从黄初三年（222年）曹丕所颁的诏书中却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先帝（指曹操）一生躬履节俭，他老人家遗诏天下，要求以省约为原则，作为人子，我应该遵守孝道，听从父训。他的陵墓上的殿屋皆予以拆毁，车马还给军库，所藏的衣服也送到府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算是遵从和继承先帝俭朴的美德。

这篇诏书告诉我们，曹操陵墓原有地面建筑，且规模很大，除设有祭殿、配殿外，还有车马坊等。据《历代陵寝备考》引《述异记》云：“魏武帝陵下铜驼、石犬各二。古诗云：‘石犬不可吠，铜驼徒尔为。’又俗说，魏武帝陵中有泉，谓之香水。”

那么，曹操墓在河底的猜测就又被否定了。

关于曹操陵墓的形制，有人从《资治通鉴》中查到了端倪。这一端倪讲述了曹丕使于禁谒高陵这一史实。益寿亭侯于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大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与蜀将关羽拒于樊城，于禁率军增援，时汉水暴涨，所部七军皆没，遂投降。孙权夺取荆州，于禁被遣还魏。途中，曹丕恨其英雄气短，便带他赶赴邺城，拜谒高陵。高陵，就是曹操陵名，于禁见陵寝壁画上有自己被俘乞降之状，遂羞惭撞壁而死。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曹操陵墓前曾建有寝殿。可是，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河底还是在“七十二疑冢”中都不会出现。 

曹操生前用机智诈谋使得他的对手咬牙切齿，他死后，也让对手对其念念不忘。中国历史上因为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来源：腾讯网）

曹操资料图一

曹操资料图二

http://v.ku6.com/show/lG9g-3iqeCJU8l9H.html   

                                                                    
    这件“青百合花瓶”首次在日本九州公开展出。日本文物界普遍认为这可能就是从未找到过的“柴窑”作品。让全世界的古董爱好者趋之若鹜。
    日本友人对中如云说：“我用了30多年时间研究中国伟大的历史陶瓷器。我也自封为专家。”他表示：“我喜欢中国文化，更敬佩能烧制出这个空前绝后瓷器作品的中国祖先。我断定它是柴窑，是经过我12年的摸索给出的答案，却也是一种挑战。” 
    “青百合花瓶”之所以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本的古董界，它被很多人认定是我国古代“柴窑”的作品。
    对于对中如云的“柴窑”论题，立志“收尽天下残瓷”、藏有十多万片中国瓷器残片，在中国瓷器界颇有名望并准备建立中国瓷器基因库的京籍专家白明，在应邀赴日并与青百合花瓶“零距离接触”之后，也不敢给出一个明确答案，“谁敢说？根本没有人见过！” 
    虽然这件瓷器是否是柴窑定性不清，对中如云却并不在意，他表示希望因此引起对柴窑的关注。
    

关于“日本柴窑”的问题：

    近年，书市上有日本友人对中如云著的《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一书，文中对中国文化及瓷器的崇拜观点我是赞同的：“特别是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就是自己语言及文化的母国。”“中国陶瓷工匠们为世界陶瓷历史做出了显著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而对一些推理性的词汇，不敢苟同。
     如：“天青色”是天蓝色中带有云彩残留的颜色。
         “明如镜”是“把花觚注满了酒，瓶口中倒眏出了我的面容”。
         “声如磬”是“用它来喝酒，将其倾斜，瓶内顿时响起了‘涪——’、‘乓——’、‘倥——’微妙的不同声音。在相距十米的地方，也可以清楚地听到。”
         “金修补”是用溶金将瓷器碎片粘合。”等等。
    本来是想要在网上“批”的，有老专家劝曰：一、人家是为中日友好而来的。二、“柴窑”说到底是咱中国的。三、……。站的角度比我们高多了，钦佩之至。逐后又改为“比”：在网上诚邀有实物者拿到北京“柴窑标本展”上，切磋比评。来有几家，但日本友人没来，真是憾事。这里指几点，仅供商榷：
    1.日本花觚是“天蓝色”，而非我们理解的“天青色”。因为中国字里的“青”是指以“绿色”为主的颜色。如青草、青苗、踏青等。“天青”是略带点淡蓝色的青。
    2.它的胎从图上看，似是咖啡色的“紫砂胎”。从两个鉴定年代的钻孔里看也似是咖啡色。
    3.从图上看，它似有“广钧”的“雨淋墙”效果。在广州、在北京故宫里都见过类似的窑口器物。
    4. 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卷十四，论诸品窑器里曰：“玻璃窑出自岛夷，惟粤中有之。其制不一，奈无雅品。……色有白缠丝鸭绿、天青、黄锁口三种。俱可观，但不耐用耳，非鉴赏佳器。若钧州窑……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钧州窑）。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
    5.它的两种修补办法时间也不长：“锔钉”是明清时代中国修补瓷器最常用的简单方法。新兴的“金修补”也不是用真溶金，更是不超过三百年的日本人新创造的修补方法—粘補后刷上金颜色的化学染料粉。
    6.申请鉴定物“蓝色花瓶”的烧制年限是在距今1041—1046年间内；而鉴定结果是在700—1100年前的时间内烧制的。误差率高达400年，几乎过半，勉强套在时间框里的边缘上，使人难以信服其科学性、准确性。
    7.英国牛津鉴定书称是真实的。但是，备注里第四条声明：“假定此样本是未受到离子辐射损伤”。我们知道，现代的“做旧”方法中，有一种是通过机场的安检扫描，一次可增加“热释光”检测年限二三百年的历史。有的“唐三彩”做旧扫描“过头”了，可检测达二千年之久。我们不知道“此样本是否未受到离子辐射损伤”。《鉴定书》也说，通过了本“鉴定书”的不一定都对。“如果是错误的结果，为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牛津鉴定所无义务负责。”
    8.通过国外朋友了解，在欧洲一些博物馆已经不太认可这种有弊端的检测报告。牛津只是个地名，在当地申请开办就叫“牛津鉴定所”，据说是一夫妇开办的，与牛津大学无关。
    9.中国古陶瓷先驱陈万里先生认为：“任何古代瓷器，要从文献、实物、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能烧制这样精美瓷器的窑口应该是个流传有序的大窑场才对。即：一定要有窑址窑炉和出土地层的考古报告支持。并应该有其它的标本实物做对应的旁证。它一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唯一，尤其是对它的母国——中国来说。
    10.因没有上手实物，仅“书”“图”了解，诚望能有交流为实。正如这位日本朋友所说：“只有竭尽全力对它进行探究和解明才是对日本文化的恩师——中国的回报。” “而这樽瓷瓶也一定能够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致礼！
         谢谢！

                                                柴研索     2009.12.23.

青百合花瓶举世仅一件

    有一种瓷器号称中国历代“诸窑之冠”，却始终没人找到过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是中国历代惟一以君主姓氏命名的瓷窑。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无人见过，仅靠“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文字勾勒它的样貌。

    这就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涂釉的底部呈现瓷胚本来的粗黄色。”——明文震亨《长物志》

    “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柴窑瓷久不可得，得到残件碎片，也当珍宝，用作服饰、帽饰；柴窑瓷片光芒夺目，如飞箭一般。”——清兰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

    “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明曹昭《格古要论》

    一件有着“雨过天青云破处”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近日在日本首度公开展出。由于这件珍宝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千年的中国柴窑作品，引起日本文物界的关注，甚至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慕名前往参观。

    柴窑是指在五代十国时期，为后周皇帝柴荣烧制瓷器的官窑，现已失传，只留下了“柴窑精色为诸窑之冠”、“片柴值千金”这样的文字记载。

    青百合花瓶的开口处沿金线有35 处铁镔修复的痕迹，这是中国独有的修复方法，对技术要求极高。

历史悠久：

700至1100年前烧制

    在日本九州佐贺县武雄市的阳光美术馆，一个名为“至宝——千年之旅”的展览日前开幕。展览上有百余件中国古代陶瓷器，却被一件青百合花瓶夺去了光彩，因为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对中如云先生提出：这件青百合花瓶是出自柴窑。

    自开幕以来，日本社会各界极度关注，慕名到阳光美术馆参观的爱好者络绎不绝，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慕名前往参观。青百合花瓶和其他文物极富冲击力的展出，令对中如云先生研究青百合花瓶的书籍都成了大热。

    古代文献的记载，柴窑是指在五代十国时期，为后周皇帝柴荣烧制瓷器的官窑。而青百合花瓶经过牛津大学根据热释光法进行的年代测定证实，珍宝确为700年至1100年前烧制的，这和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间基本一致。

身世离奇：

明皇帝赠予幕府将军

    据日方介绍说，大约600年前，中国明朝皇帝将这件青百合花瓶赠给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也就是动画片一休哥中的那位将军。之后，青百合花瓶由日本古笔家族世代相传下来。

    12年前，对中如云见到青百合花瓶后就被其独一无二的青色所打动，并疯魔了一般迷恋着它。据说每当台风过境、骤雨初霁之时，对中如云都会拿着青百合花瓶的照片或实物飞奔到室外，对着天空仔细研究。他还遍访了世界各地的文物专家，最终认定这件作品的特征完全符合历史文献对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描述。

    阳光美术馆理事长关口胜利认为，世界上如有柴窑存在，那这件作品是第一候选。

望见归途：

明年回中国“省亲”

    这次展览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日两国民间文化的友好交流，早日揭开柴窑千古失传之谜。主办方透露，日方计划在国内外巡展此“宝瓶”，并初步打算于明年赴北京。

    对中如云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件伟大的作品”。他说，在我看来青百合花瓶就是一位不知自己来历与亲生父母的美丽的女孩子，我和青百合花瓶一起走过了12年，时时听她对我诉求：请带我回家吧！

柴窑之谜

有记载无窑址无实物

    柴窑是中国古时五大瓷窑(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之首，创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初年(954年)河南郑州(一说开封)，本是后周世宗帝柴荣的御窑，所以从北宋开始称为柴窑。后因长期未见其窑址，以钧窑代替了其宋五大名窑的位置。

    清人朱琰《陶说》中记载：“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当时底下人跟皇上请示，瓷器要做成什么样的呢？柴世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者“就是今天的“这“，意思是按照下雨后天放晴的颜色，把瓷器做出来。

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也多论及此窑。

中日学者展开论战——

是柴窑现世还是康熙花觚？

    青百合花瓶的出现引起了陶瓷界人士的无限遐想。这是真的吗？就此问题，中日双方专家各执一词。

■争议一  花瓶是否到年代？

    正方：花瓶距今700年至1100年

    是不是柴窑，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年代。对中如云曾于2005年把青百合花瓶拿到牛津大学做科学鉴定。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热释光法”的高校，现在承担鉴定的是其下一个独立法人机构。后周官窑柴窑生产的时期是柴荣在位的公元954年至959年，他申请检查的预测值就设定为这个年代。牛津的鉴定书显示：这樽蓝色花瓶是700年到1100年前的时间段内烧制的，这和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间基本一致。

    反方：花瓶出生在300年前后

    热释光检测年代并非无懈可击。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核考古组介绍：热释光测年代法其所需的一种化学元素剂量的不同，可以对古陶瓷的“年龄”产生扰动，即可以让其岁数变大。热释光的这个局限性也经常被造假者所利用。比如，古陶瓷通过海关机器安检时，都会吸收热量，通过一次就会对年代扰动一次，一个百岁瓷器走一次测试程序，出来后肯定要大于百岁。

■争议二  花瓶器形对不对？

    正方：器形符合柴窑描述

    去年，中国出版的《文物天地》杂志曾连续刊载对中如云求证柴窑的过程。其中一篇文章指出，对中如云的同事意外发现两件与青百合花瓶相似的瓷器，它们都被取名为“孔雀绿釉花觚”，并作为清代文物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钓鱼台国宾馆。其中，故宫所藏“孔雀绿釉花觚”的制作时间大约在距今300到350年前的康熙年间，钓鱼台国宾馆藏品的制作时间大约在距今270年前的雍正年间。

    日方专家指出，青百合花瓶的修复痕迹被推定为距今400 至600年前。此外，日方称大约600年前，中国明朝皇帝将这件青百合花瓶赠给了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综合上述情况看，孔雀绿釉花觚可能是根据青百合花瓶的特征制作而成的。那么，青百合花瓶当时肯定是作为历史名品而被了解。

    反方：就是孔雀绿花觚

    对于上述说法，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陶瓷鉴定专家表示，它就是一个孔雀绿的康熙花觚。花觚是仿青铜器造型的一种陈设用瓷，始于元代，主要流行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这一段时期。花觚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明代的花觚主要是三段式的，上面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形古朴典雅。(综合北京晨报等)

青百合花瓶尚存四疑点

■疑点一：来历

    日方称，这是明朝皇帝赐给当时的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不过，根据史料记载，明成祖曾经派郑和出使日本，确立宗藩与册封关系，赐足利义满金印一枚，还曾先后赏赐足利义满冠服、锦绮、纱罗等礼品，但惟独没有赐瓷器的记载。

■疑点二：重量

    柴窑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官窑，据记载，五代的窑器最薄的达到0.15厘米，被称为诸窑之冠的柴窑，在这一点上显然会更加出色。这件青百合花瓶高292毫米，开口直径167毫米，底座直径105毫米，但日本方面并没有公布这件器皿的重量。这显然也是一个遗憾——因为重量也能从某一角度对“薄如纸”进行解读。

■疑点三：声音

    此次展出时，这件青百合花瓶始终被封存在一个玻璃罩中，即使是被日方请来的两位中国专家，也无缘与花瓶进行“亲密接触”。所以，除了无法了解瓷瓶的重量，专家们也无法对柴窑的另一特征——声如磬进行判定。

■疑点四：颜色

    据悉，在对中如云先生12年前见到这件花瓶后，就被其独一无二的青色所打动。但有记者发现，在同一角度、同样灯光下，对玻璃罩中缓慢旋转的瓷瓶进行拍照，花瓶在图片中呈现出的颜色不尽相同，有的偏青，有的偏蓝，有的偏紫。对此，日方表示，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12月24日，在博物馆水晶宫内，3名考古队员在挖掘“南海Ｉ号”古沉船。

游人在博物馆水晶宫内参观“南海Ｉ号”古沉船。

这是在博物馆内展出的印花粉盒。

这是博物馆内展出的宋白釉葫芦瓶。

这是在博物馆内展出的宋白釉喇叭口瓶。

    12月24日，安置“南海Ｉ号”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正式开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地处广东阳江海陵岛十里银滩，背山面海，根据“南海Ｉ号”整体打捞、就地保护的原则而兴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马洪藻介绍，博物馆耗资2亿多元，总建筑面积19409平方米，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世界罕见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

    “南海Ｉ号”是一艘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南宋古沉船，文物总量有6万件至8万件，以景德镇等宋代几大名窑出品瓷器以及金银铜器、钱币等为主，目前打捞的文物有6000多件，博物馆展出了200多件精品。其中，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鎏金腰带首次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出。（周  强）

    安置“南海Ｉ号”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２４日正式开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地处广东阳江海陵岛十里银滩，背山面海，根据“南海Ｉ号”整体打捞、就地保护的原则而兴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马洪藻介绍，博物馆耗资２亿多元，总建筑面积１９４０９平方米，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世界罕见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

　　在放置“南海Ｉ号”的水晶宫内，蓄水池的水被放低了约５米，露出“南海Ｉ号”沉箱的表层。“南海Ｉ号”探方中露出了船舷和上甲板，水下考古队员穿着潜水服正在进行考古作业。当从“南海Ｉ号”探方中清理出来的瓷器被高高举起时，现场观众一片欢腾。“感觉就是８００年的文化正在向自己走来。”观众王英说。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设计匠心独具，船的元素渗入到每一个细节。博物馆外观是五个椭圆形关联舱体设计，流畅的曲线与远处的海岸线遥相呼应，仿佛波涛翻腾。博物馆内设是以古代造船龙骨搭建出船舱空间，没有过多的修饰。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打破了以往博物馆静态展陈的方式，是世界上首个水下考古动态专题博物馆。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魏峻介绍，博物馆承担着水下考古科研培训的重要功能，同时，这也是水下考古的感性展现方式，将带领观众更生动地走近考古事业。

　　“南海Ｉ号”文物总量有６万件至８万件，以景德镇等宋代几大名窑出品瓷器以及金银铜器、钱币等为主，目前打捞的文物有６０００多件，博物馆展出了２００多件精品。其中，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鎏金腰带首次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出。

　　目前，国内外知名的古船博物馆不多，具有代表性的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元代木制沉船的登州古船博物馆以及展出１７世纪“瓦萨号”战舰的瑞典瓦萨博物馆。马洪藻介绍，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将中国海洋文明史和海上贸易史等历史文化立体呈现，并用常态化的考古作业打造动态水下博物馆，这是博物馆界的一个创举。（黄浩苑）

    24日上午10时，备受瞩目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迎来开馆时间，面朝大海，盛大的开馆庆典在海陵岛十里银滩“南海一号”博物馆广场举行，从此，中国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的历史再次被改写。 
　　上午11时30分，博物馆正式全方位向公众开放。当日，水下考古人员及地上发掘人员现场展示南海一号的发掘过程;同时，与往日相比，展馆开放了更多的珍贵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87年发掘出来的长达1.72米、重量超过半公斤的一条金腰带。记者发现，此次展示的文物可谓全方位，不仅有瓷器、金属文物，还有巨锚、木器等古船构造物，图片、实物、视频资料立体式地展现了南海一号的真实面貌。
　　上午9点，在举行庆典的现场，已有上千阳江市民前来围观，不少手举照相机的外地游客也在这里拍照留念，为了赶上能在开馆第一时间进场，他们提前两三个小时前来排队购票。在场馆入口处，有数十位民警及保安把手，禁止任何人进入。记者发现，在博物馆朝海方向，一片面积可达数万平方米的沙滩广场已建起，宛如一个巨型足球场。工作人员介绍，南海一号进馆之后，有关方面组织力量拓宽博物馆广场，一方面是为了容纳更多参观客，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海水逐渐侵蚀沙滩，威胁博物馆的稳固性。
　　10点，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及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领导共同按下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馆的启动按钮，南海一号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参加开馆仪式的国家、省市领导及百余位新闻记者成为开馆后的首批参观团。

沉海800年 金戒如新

　　进入场馆后，博物馆讲解员一字排开，引导游客参观。据透露，博物馆目前共配有8名讲解员，今年3月份从全国各大高校统一招聘进来，全部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虽然大多数不是历史或考古专业毕业，但经过训练，他们的讲解生动、具体而富有故事性。与往日相比，今日展出的文物明显增多，且成批成系列地陈设，显得庄重，神秘感十足。展出文物中，大部分为瓷器，也包括一些首饰及生活用品。
　　博物馆主场南海一号古船所在的沉箱，考古队员正进行一场水下考古挖掘的动态演示。经过几天的放水调试，沉箱的其中两个探方已微露船舷。据称，沉箱仍不会立即打开，这是为了保护古沉船的微环境。考古人员将采取逐层打开的措施，一点一点地发掘，同时，亦有3名蛙人在水下作业。
　　二楼展厅展示的文物最多，记者在珍品展示区看到，多年前出水的三个大、中、小不等的金戒指浸泡在水里，看上去好像是一家三口的日常装饰品，虽然经过800多年海水的浸泡，仍闪耀光芒。此外，一个粗大的手镯——鎏金虬龙环也静静地躺在盛有淡水的盆子里。手镯通身金黄，镯子上的龙纹做工精细，其径口大过普通家用的饭碗。专家介绍，手镯的重量至少有四襾重，成年男子的手腕戴起来也绰绰有余。
　　“这些金饰的主人是谁，他们往哪里去，沉船后有没有脱险，这些都成为游客关注和猜测的焦点。”专家告诉记者，在博物馆试开放期间，这里成为游客滞留最久的区域。

神秘金腰带 镇馆之宝

　　不断增加的新品则将继续为“南海一号”增加更多神秘色彩。记者在二楼展厅中央看到，一件于1987年出水的金腰带首次亮相，吸引了大批游客。讲解员介绍，这件长1.72米、重566克的腰带呈麻花状，接口处有大量细致的花纹，“这可是珍品区的镇区之宝，”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结合长度、构造等方面以及它落在甲板上这一信息大概可以估测，这条金腰带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外国贵宾，或者将送往中东的一位富商或国家首领。
　　不过，专家介绍，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今后可能出现更具价值的文物，镇馆之宝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石兴邦曾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发掘中国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他在《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址——记半坡遗址的发掘》的回忆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解剖大房子费的力气最大，这个房子的墙修得又宽又坚实，墙壁厚达二十多厘米，里面夹的树枝、草和泥土，团成一块，坚如砖石。一块块打下来，再打成碎块，在里面搜求包含物。就这样将这个房子全打成碎土块，里面并没有太多太特殊的包含物，都是杂草和树枝。如果是现在就不费那么多的事，解剖典型的几个部分就行了。但那时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彻底精神，就怕遗漏了什么。

    后来，半坡博物馆要恢复这个大房子，见原来的屋基发掘出来后，一点墙的影子也没有，叫人非常失望，我才感到为那个时候的彻底精神而后悔。当初我们不知道后来要建博物馆的事。……我们将不同类型的房子都这样解剖了，我们对建筑结构和内涵弄清楚了。在当时看来，从考古研究的角度说，这样是对的、应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原貌没法展出就觉得遗憾了。

    早期的考古现场不会就地建造遗址博物馆，那时把文物从出土地点移送到库房或博物馆，便是考古工作完成的标志之一。而近些年来，就地保护、开发、利用、管理重要考古现场的观念，使建设遗址博物馆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态势。保存遗物及其伴生的遗迹，全面收集、研究和展示它们共生的各种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新时期考察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关系的重要指标，这一切为的就是通过文物保护带动考古发现和研究。

失误之二：考古挖错了地方

    考古队要去调查和发掘的地方与陡峭的山峰关系都不大——那上面不适合古人生存，大多无古可考。考古队去的多是现代人还居住的最小行政地理单位，考古队要先到一个乡镇，再到一个村，最后要下到一个组。这些地方大多还有一个非行政叫法的传统地名，世代沿用，口耳相传，如李家、坪窑、鱼浦、坝子头等等。问题是这些小地名的重名率很高，一个县里有几个同名异地的地方都不稀奇。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万州地区的陈家坝就有重名的情况。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南岸，属五桥区；另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北岸，属龙宝区。1998年上半年，从西北大老远来的一支考古队，到达万州后人生地不熟，即与当地文化局取得联系，希望帮助落实发掘地点。局里的领导告之可去陈家坝，就在万州市区的长江对岸，属五桥辖区。于是考古队便到这个陈家坝安营扎寨。可是经过个把月的钻探勘察后，怎么也没有找到文物抢救规划上的任何墓葬线索。考古队这才发现，规划资料上的陈家坝根本不是文化局领导说的这个地点，而是万州以西几十公里处龙宝区武陵镇的那个陈家坝。

失误之三：缺乏考古经验

    20世纪70年代发掘马王堆汉墓时，据说考古人员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新鲜的藕片，但端起来时一经晃动，藕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这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来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 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于是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也是在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呈翠绿色，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他赶忙叫人给它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很快树叶和果子就变成黑色的了。这种酸梅在当地是每年四月成熟，出土时它是青色的，可以说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的领导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会上，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但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释读木牍的工作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出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今天人们再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说不一，疑义相析。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失误之四：没按专业流程和要求操作

    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是要挖到生土才算工作完毕，可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的清理，竟使考古工作者前后往返了三次。

    罗泊湾西汉墓是一座具有南方区域特点的木椁墓。椁室早年曾被盗。但盗得不彻底，仍出土了一千多件随葬品。当年曾在工地上参加清理的一位考古学家后来回忆道：

    我们在椁室工作了几天之后，以为该捞的文物都从淤泥里捞上来了，全部工作也就接近了尾声。大部分工作人员于8月20日撤离工地，回南宁去了，只留下5个人做收尾工作。对此，我很迷惑，因为棹室的壁板和底板都没有取出来，整个椁室范围没有完全暴露，发掘工作还没完成。

    他们与我有同感，希望再做一次细心的考察。因此，还经常跑去工地看看。有一次，发现留在椁板底下的积水断断续续地往上冒气泡，于是找来小钢条往下扎，扎了好几处，有时带上来的泥土是熟土，有时扎下去还碰到硬木的感觉。

    9月1日，找到贮木场的工人，带着电锯，请他们将冒气泡的地方的椁底板锯断一块，撬开来看，只见下面露出一大片黑乎乎的泥潭。清除上面的淤泥，发现下面有一根南北纵向的原木，这绝对是人工有意埋藏的东西。

    得到这个新发现的消息，已经回到南宁的考古队员们又赶回墓地，重新开始发掘。他们沿着这根木头摆放的方向往前找了约两米后发现到了尽头，原木两头是截平了的，平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内，土坑的周围是红色的生土。原来，这是为椁室内墓主人陪葬的陪葬坑，原木是殓放陪葬者的圆木棺。后来，在椁室下一共清理出6 女1男7个陪葬者。

    这次意外的发现使考古人员认识到，椁室内的器物清理完毕，并不是万事大吉地可以结束工作了。清理古墓时不清理到生土，肯定会留下遗憾，但他们还是把这个遗憾留到了第三次返回墓地。

    原来，在清理椁室时发现一壁塌方，泥土压迫壁板向前倾斜，压住了两根椁室底板，无法将之取出。于是他们放弃了，没有再发掘，转而撤离了工地。谁知，当地的化肥厂工人在考古队离开后，相中了考古队不要的椁板。他们试图把每一块椁板都取出来，最后把考古队没有办法取出的被塌方土压住的两块椁底板也吊起取出。谁知椁板底下居然又露出了两个专门埋藏器物的土坑，里面堆满了器物。考古队第三次回到墓地，“看到经工人取出的那些器物，又惭愧又高兴”。

俯瞰红叶
古寺红叶

红叶一角

     古都京都从平安时代开始就是日本的首都，有1700年的历史，一直到明治维新初期，明治天皇为了防止幕府势力的再起，就把都城从京都迁到了德川家的老巢—江户。但是天皇在去江户以后一直还对京都的秋天恋恋不舍，每年的秋天会特地从江户（东京）赶到京都御所住上两个星期，目的就是为了京都的秋天，秋天的红叶。原来明治天皇为了看到好看的樱花，就命令当时的江户守在江户（东京）的最大河流--荒川沿岸种上了美丽的樱花，每当春天到来时，两岸一片雪白，当微风轻起就像一片片雪花飘落。但是秋天京都的美景却是很难在江户再现。这是因为秋天的红叶要求有山，有水，日夜温差比较大，这样红叶的周期可以较长，并且红叶的层次也会分明。再加上京都的红叶不是只在山上，还在湖边，在寺院中，在峡谷里。各种形态都有，从上往下，从外向里，由内向外等等，观者角度不同，红叶的美感不一样。这就是明治天皇每年秋天来到京都得的真实原因。

水中红叶
全景红叶

佛像与红叶

观景红叶

     本文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使大家了解日本的观红叶的习惯，从一个点，一个角度来观察红叶的美丽。因为很多博友都对我讲，国内的红叶如何如何。但是从我的观感来看，日本京都的红叶就像我们苏州的园林一样非常精致。观红叶虽然有观野外红叶，看山间的漫山遍野的红叶，但是那毕竟只是一部分，这样的场景在京都，在北京西山，在加拿大都有。就近景可以观赏红叶的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各种不同的红叶形态，不同角度，不同意境的当只有在京都才可以欣赏到。

红叶道

高台寺红叶
岸边红叶

   最后前几天写了一篇《走遍日本看红叶》的文章。被好友杏子姑娘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为了再添一把火，我就把最近游京都时看到可使明治天皇也陶醉的京都秋景展现给大家，让大家共同欣赏。

寺中红叶

古刹红叶

红叶与锦鲤
石上红叶 

    原文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cb260100fnaa.html

    二.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大都来自知名大学的历史，考古，艺术专业。专业训练严格，各种学术讨论会目不暇接。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光教授级别的科学家不下百人。但他们的实验室不对社会开放，没有创收一说。

    三.学风民主，鼓励创新。他们没有什么大师，也不崇拜什么权威。感觉他们比较理性。比如确定一个古代艺术品的年代和价值，就开研讨会，你必需拿出客观而又符合逻辑的证据支持你的结论。和我们中国相同的是，老专家有点不思进取，很多中青年专家很有才华。但都崇尚科学试验结果。

    国内在讨论时，我有时用绘画风格、神韵、意向、器型等来强调我们的结论，国外特别不同意。国外强调，对古代艺术品，主观的东西最不可靠。经验对判断近代的东西有帮助，越古老的东西，经验的价值越低。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回来后，一个文博博士做了个试验。我把在大英博物馆拍的从唐到清的陶瓷照片通过系统内部送给一些专家看看是否为真品，都是藏友熟知的专家。结果非常失望，什么“贼光”，什么“青花漂浮”，什么“画法不对”，什么“感觉不好”……反到是有两个非系统内的文物工作者对这些东西判断比较到位。我本人在大文博单位，知道为什么。除了水平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民间到底有无真品？有多少？我们也存在争论。这些年，不少文物真品流落国外，和他们在国内不被承认有直接关系。

   作为国家大文博机构的专家，把仿品看成真品是有害的有愧的，而把真品看成仿品是有罪的。如果没把握，你不要下结论。在英国的博物馆也经常有他们的专家对一些东西把不准。他们会向你推荐其它专家看。我们一些专家极端不负责。老一辈不认识元青花，被国外专家确定后，他们有说什么民间没有元青花，或元青花不超过400件，汝瓷不超过100件。信口开河，根据是什么？不说很远，就明清两代，中国有多少战争，就是皇宫的东西有多少流散，你们知道吗？坦率地讲，从英国回来后，看到一些专家以“大师”作派，什么都敢无根据地说，实在难受。

    六.科学测试到底有多重要？事实上，鉴定古代文物和医生看病是一个道理，各种理化检查都是为专家服务的，但这些理化检查又是我们准确诊断所必需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但仪器永远不能取代专家。科技测试仅仅是帮助解决文物历史性工具，文物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是任何仪器都无能为力的。真正的专家应该善于借助科技测试结果。在医学领域，并不因为有众多的科学检测，使医学家的作用降低，而是相反。

    在大英博物馆，他们对每件藏品都有科技档案。可在我们的文物界，一些专家竭力否定科技测试手段，其实这是缺乏基本科学素养和自信心的表现。是害怕科技测试取代他们吗？我发现想否定科技测试的，大多是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老人，甚至到了造谣的地步。什么瓷器通过机场X-光机，“热释光”增加300年，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机场X-光对摄影胶片都没影响。至于“热释光”和 “萤光能谱”的可靠性，从科学观点看并不存在优劣比较。两者都是分子水平测试。“热释光”是绝对法，因为这种方法由于从取样到结果分析，操作步骤多，所以只有质控严格实验室的结果被认可。有些瓷器无法做“热释光”，因为这是损坏的测试。“热释光”测定结果正确率为80%左右。“萤光能谱” 是相对法，问题是参考标准的可靠性。如果标准可靠，其结果的价值非常大。瓷器越老，结果越可靠。“萤光能谱”有两个指标，1.元素成分；2.各成分的比例。对明和明前的青花和单色釉瓷器釉面成分非常重要，对汝瓷和官钧瓷有决定意义，因为他们窑口单一。因为具有理化知识的人都知道，要想把釉的化学成分和各个成分的比例在纳克(NANOGRAM)水平仿到和真品相似几乎不可能，就是想仿，化学配制也做不到，况且还要经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况且古代做釉的原料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我计算过，仿成概率为百万分之一。我们国家在科技应用于文物研究方面很落后，中医大师病重都住西医院的事实应该对我们文物界有启示意义。

    记住，对你的东西，你是最有权威的专家，因为你最清楚它的一切，下一位是科学，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然后才是其他人，不管这人是谁。这不是我的话，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与上门求鉴的人这么说。

    原文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bf2e00100goiu.html

    新发现的巴金７封信，在文化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在巴金的信中，透着一种热忱，一种责任，一种信仰。而这一切，正是巴金写出众多大作品、好作品的原因所在。而这一切，也正是当今文坛所缺乏的。大作品、好作品是作家文化理想的结晶。
    巴金在第一封信中写道：“你在十六岁就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周立民说，巴金对自己的理想也好，信仰也好，一直充满激情。他强调作家的责任感、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奉献精神等等。年轻时，他就说，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让每个人都有饭吃，都有房住，都有话可说。巴金在第５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周立民说，巴金的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６年的１１月１０日。他已预料到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时候的巴金正是他所说的“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可见，在民族危急时刻，巴金是决心献出自己生命的。８０多岁时，巴金在给无锡、成都一些小学生的信中还说道：“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
    远在南京的杨苡女士，在电话中听别人读巴金的７封信，边听边说：“就是这样的，正是巴金先生的风格。当年，他也这样给我们写信的。”１９１９年出生于天津书香之家的杨苡，是在１４岁时读了哥哥杨宪益送给她的巴金的《家》。她感到，巴金的《家》与她生活的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她想上街参加学生游行，但家里管住她，不让去。于是，她写信给巴金，叙述心中的苦闷。杨苡后来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与哥哥一样成为著名翻译家。她一直保持着与巴金的通信联系，曾将保存的巴金写给她的６６封信，捐给国家。可惜的是，巴金最初给她的１０封信，因为抗战爆发被火烧掉了。杨苡说：“巴金的作品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都是受他的作品影响，不仅走出家门，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是这样。”在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年轻人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参加革命，改变命运。沈从文先生曾经致信巴金道：“你代表了多数青年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轻人的爱敬！”李健吾先生则评议道：“巴金的心，燃起了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
    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读了巴金的这７封信，最深的感受是：怎么样当作家，当一个好的作家？巴金始终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众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就这７封信而言，巴金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作家，对赵黛莉这样普通的、陌生的读者，有信必回，如此关心，就像自己的亲人。他还不辞辛劳，为她找书、买书，订阅杂志等。周立民说，巴金与读者有很深的感情，他常说：“把心交给读者。”还说：“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巴金与读者保持了６０多年的通信联系。
    评论家李建军说，巴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没有把文学仅仅当作文学，而是自觉地通过文学追求伟大的文化理想，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类的爱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巴金的伟大还在于他精神上是“大”的，而不是“小”的。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别人而不是自己。比如，他在第一封信中，听说黛莉在１２岁时就读了他的《砂丁》后，感觉不安。因为这部小说写得比较惨烈，对孩子的心灵有可能有伤害。巴金的伟大，还在于他的真诚，他的谦虚。在信中，他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很幼稚，有不少孩子气，不要崇拜他。他还说，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文章也是的，行为和思想常常不能一致，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等等。李建军说，巴金是高尚的，一个人格庸俗的人是成不了真正作家的。大作品、好作品是作家崇高的文化理想的结晶。巴金写于７０年前的信，于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３年的艰辛追踪和论证，赵瑜终于将一份珍贵的历史展现给读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发现巴金的这些信件的？赵瑜说，是好奇、想象，更是思索和对历史的敬畏，使他锲而不舍，紧追不放。
　　赵瑜是当今文坛著名的山西籍报告文学作家，撰有《马家军调查》《兵败汉城》《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等纪实类作品。写作劳累和闲暇时，赵瑜喜欢到太原的古玩市场走走，由此也认识了一些古玩经营商。
    那一天，他无端地来到文庙，突然有一位商人高叫：“作家，进来杀一盘！”赵瑜认识他，但没有深交，知道他也姓赵，名从平。进到店来，闲谈之间，赵从平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巴金是什么人？他的东西值不值钱？赵瑜心里一动，嘴里却随便说道：南方的一个作家。赵从平说他存有巴金写给读者的旧信。赵瑜不相信，说赵从平无中生有。赵从平从里间取来一本杂志，其间夹有一封信。赵瑜一看，从信封、纸张、字迹来看，不像是假的。赵从平又说，有７封呢。赵瑜震惊了，但是，他不能表露出来，佯装看其他物品，并付了定金买了一个没有基座的晚清立镜，叮嘱赵从平要将基座配好。赵瑜是想以此与赵从平保持联系。临走，他又随意地说了一句，北京有朋友研究巴金的，你把７封信整理出来，说不定我要送给这位朋友。
　　由于工作关系，赵瑜时常到各地采访、工作、居住。为了这些信件，他经常跑回太原，与赵从平拉近关系。其间，他又看了其余６封信，还又买了赵从平几件东西。有时，他故意去得晚些，到时请赵从平喝酒、吃饭。终于有一天，赵从平说，赵作家够意思，这些信统统送给你玩去。本来一封信１万元，７封信７万元，你就给５万吧。赵瑜定了定神说：５万？你可把我吓住了，你接着做梦去吧。回到家里，赵瑜静下心来，５万元其实不算高，只恨自己拿不出来，这３年只顾闷头写作，没有一分钱进账。
　　但是，他怎肯舍弃？又多次出没赵从平的小店。那一天，他恳请赵从平说说是从哪儿得来这些信件的？赵从平说，他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厂的工人，下岗后做起文物生意来。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厂子被拆迁。这家兵工厂有百年历史，有一幢三进大院，住过工厂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拆迁时，赵从平和一些古玩商天天守在这里，看有没有什么旧货可收。但是，几天下来，将地下室的水都抽光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大家都散了。然而在拆除房屋时，工人在房顶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内有一些信件。工人们想，大概是大户人家小姐的私信，赵从平是买卖旧货的，就给他，看能卖几个钱。就这样，这些信到了赵从平手中。十多年来，赵从平为什么没有将这些信出手呢？原来，他准备将信转给巴金的家属，也许能有个好价钱。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个人发现一个姓沈的作家的信，转给他们家属了。结果，只寄来了５００元钱，说了声谢谢。赵从平心想，这样不合算，就放下来了。
　　大约有２年的时间，赵瑜对山西在“文革”中的武斗情况作了调查，撰写一本小册子《牺牲者》。赵从平正是当年的红卫兵，因而，两人聊起“文革”的一些人与事，滔滔不绝。赵从平对赵瑜有点敬佩了：这小子比自己小十来岁，竟知道那么多的事情。随之，向赵瑜索要《牺牲者》。赵瑜表示，所存不多，可以“借”给他看。但是有一个条件，巴金的这些信件不得卖给他人，等他从北京回来后再议。
　　去年５月汶川大地震，赵瑜由北京赶往灾区采访，６月回到太原，埋头写作长篇报告文学《晋人援蜀记》。他放心不下巴金的这批信件，得空时又跑去文庙找赵从平。赵从平说，《牺牲者》他是流着眼泪看的，现在还舍不得还，还要再看看，另外还有两位朋友想借去看看。赵瑜说，只要把巴金信件给他，怎么都行。赵从平说，这信肯定给你留着，只是在价格上能多给就多给一点。赵瑜说，太贵，哪有那么多钱？赵从平说，他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赵瑜他们在捐钱，有钱捐献，怎么就买不起这个？赵瑜愤怒了，不由地斥责道：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留着发横财吧！随后，拂袖而去。
　　９月，赵瑜完成《晋人援蜀记》，将去鄂尔多斯采访，然后再去北京。这一去，要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这些信件，又去了文庙。站在赵从平的柜台前，赵瑜故意绷着脸，一言不发。赵从平也默默地望着赵瑜，半天冒出一句话来：我就知道你会再来。随后，挥挥大手，伸出一根食指，说道：一万！你肯定拿得出来。就当我认你这个兄弟了。成交！赵瑜获得了这批信件。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天有不测风云。１２月，赵瑜回到太原，晚间吃饭时，一位朋友告诉他：那位赵从平被人杀了！赵瑜惊呆了。第二天天一亮，他驱车来到赵从平的小店前，但见都贴了封条。在痛惜赵从平的不幸离世时，赵瑜叹道，如果不是２个多月前毅然去赵从平那儿果断成交，今天这些信件又不知落到何处？
　　赵瑜说，面对巴金先生的这些信件，无法平静，让人怎能不珍惜？夜晚，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叙述心曲。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的读者。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巴金早年七封写给读者的信被发现

    当７０多年前的文字拂去尘埃，走过风雨，出现于社会时，给予人的不仅是惊喜，更有心灵的震撼。近日出版的《中国作家》（纪实版）第１２期，首次公布了巴金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写给山西一位读者的７封书信。热爱人民，热爱读者；追求理想，追求奉献；关切生命，关切生活……巴金的生命痕迹在这里印记，巴金的文学思想在这里表达，巴金的高尚品格在这里展现。
    巴金的这７封信是写给山西太原一位名叫赵黛莉的女读者的，时间为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时年１６岁的赵黛莉，本名赵梅生，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她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巴金的作品。那年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梅生和几位要好女同学都嫌自己的名字土气，就都改了名，梅生改为黛莉。１６岁生日那天，姐夫送了她一本巴金的《家》，她便迷上了，一心想离开家庭，投身革命。有一天，她看到《大公报》上刊登了巴金的一篇回忆文章，便给巴金写信，谈自己的理想，谈读书心得。信，寄到了《大公报》。她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她把信给同学们看，大家都很兴奋，叫她赶快回信。就这样，她与巴金往来通信多次。
    巴金的７封信，基本保存完好，连这７封信的实寄信封也都在，并且有两封还保留着当年的邮票。７封信的信纸，有５封用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笺，另两封为译文和开明书店的信笺。巴金在第一封信中，得知黛莉１２岁时就读了他的《砂丁》，写道：“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巴金还写道：“你在十六岁时就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在信的最后，巴金写道：“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在第二封信中，巴金写道：“我觉得你应该升学，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的老鹰在等着啄你。一个人要走进社会，最好得具有更多的技能和学问……所以，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赵黛莉曾经寄钱给巴金，希望买书或者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巴金在第三封信中对此写道：“感谢你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巴金在第四封信中，谈了他正在创作的《春》的一些情况。在第五封信中，巴金希望黛莉继续求学。他写道：“你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巴金的第六封信，在回答怎样写文章时，写道：“我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巴金在第七封信中，告知黛莉：《文丛》和《文季月刊》都被禁了，他也许不能再在上海呆了，但是以后的行止还没确定，希望她好好地活下去。
    闲暇时，喜欢到古玩市场走走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３年前在太原一位古董商那儿获知了这７封信，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辛追踪和交涉后，终于获得了这批珍贵手迹。随之，他又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对书信进行分辨、考证，同时寻找收信人赵黛莉。为之，赵瑜写就长篇报告文学《寻找黛莉》，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第12期上。他在分析和论证了巴金的这些信件后，深有感触地写道：“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
    当年１６岁的赵黛莉，今年当８９岁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她仍健在，现居住在陕西西安。当年的一幕幕仍记得清清楚楚。
　　巴金的这７封信，经巴金亲属辨析，确为真迹。在已经发现的巴金书信中，早年的还不多。这７封信，弥足珍贵。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

沉船里发掘出来的青瓷碗

    2009年，宁波水下考古队在三个海域发现了大量文物，其中仅在宁波海域的木质古沉船中就采集出水473件文物，而在温州海域还确认了一处明代沉船遗址。此外，考古队引进了一套德国产的多波段声纳探测设备，在舟山海域对清末沉没的“海天”舰展开了探寻。

    这一年里，宁波水下考古队在对沿海展开探索之外，还启动了丽水市水下文物普查，由此拉开了浙江省水下文物普查由沿海海域向内陆水域逐渐扩展的序幕。

    宁波海域：清代古沉船里又发现473件文物

    宁波海域的木质古沉船发现于2008年10月，当时考古队员采集了印章、西班牙银币、精美青花瓷等15件文物。

    今年，调查人员又采集出水遗物473件，除了少船上量生活用品和船体构件外，大部分是运输船货，其中瓷器430件，陶器7件、铜器30件，锡器1件，砺石1件，4件木质标本。

    经过考古队员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沉船是一条清代的中等规模的远洋商贸运输船，船体是以龙骨和肋骨为主要纵横构架的尖(圆)底木质海船，航行中触礁沉没。

    舟山海域：“海天”舰基本情况摸清

    “在对‘海天’舰的探寻中，我们利用文献记载、当地的知情人士和相关部门先做了前期的准备，最后还花500多万引进了一套德国的先进设备――多波速声纳探测仪，最终将扫描面积扩到到了166650平方米。”林国聪说。

    利用三维声纳，考古队员基本弄清了该舰在水下的大体情况：残长72米、宽14米、高6米，其正面较平，一端翘起，另一端位置较低，头部尖形，距水面深度在8到16米不等。由于该水域海水能见度几乎为零，水下环境非常恶劣，目前还没有派潜水员下水探摸。

    “海天”舰是1896年11月清政府向英国购买的，属于二等巡洋舰。它于1904年4月24日晚触礁沉没，当时清政府仅对舰上货物进行了打捞。之后，该舰又遭受过两次大规模的盗捞。

    温州海域：确定一处明代沉船遗址

    在对温州海域的水下文物普查中，考古队员共采集了水下文物标本36件。这件36件文物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少量为木板，分属五代、宋、明、清等各个时期，年代跨度近千年。

    此外，考古队还在这个区域确定了一处明代沉船遗址。目前，考古人员还在对该船进行近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相关：

    浙江海洋大省沿海水下文物家底

“海天”号沉没时情景

    象山海域进一步确认清代木质古沉船状况、温州海域发现明代沉船遗址、舟山海域探测到清末中国海军第一舰——“海天”舰……2009年，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合作开展的浙江水下文物普查捷报频传，浙江沿海水下历史文明因此也渐渐揭开神秘面纱。这是记者昨日从全国水下文物普查工作阶段性总结会上获悉的消息。

    “浙江是海洋大省，明州(宁波)港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对外港口之一，历史上频繁的海外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不仅造就了宁波及其附近水域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同时为宁波的水下考古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水下考古宁波基地办公室副主任林国聪向记者介绍道。

    今年一年里，水下考古宁波基地的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在浙江沿海奔波。在3月至5月，他们完成了温州沿海及舟山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的陆上调查，发现了25条水下文物线索。5月至7月，完成宁波海域的重点调查和温州海域、舟山海域的普查，10月，再次展开对渔山海域的水下考古探测与探摸工作。“很令人振奋，今年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林国聪表示。

    象山清木船：

    遇火灾沉没？出水文物473件

    430 余件精美青花瓷器、数十枚清代铜钱、被火烧过的木质标本……这是水下考古专家今年10月从象山海域发现的清代木质商贸古沉船中探摸上来的文物。这艘清代木质古沉船发现于2008年10月(本报曾详细报道)，今年专家重点调查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确认和评估其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这艘船已列入‘十二·五重点计划’，我们对其通过连续数年的调查、发掘、保护、科研，做成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典型案例。”

    专家经过调查确认，这艘清代木质沉船残长20.35米、宽7.85米，依海床地势由南向北倾斜，而且泥沙掩埋了大部分船体底部，目前有大量繁殖的海蛎所形成的海蛎壳覆盖其上，并明确了船体构件。专家说：“今年我们重点调查采集出水遗物共473件，将除了石板以外的大部分船货都出水了。其中，除了船上少量生活用品和船体构件外，大部分是运输船货，其中瓷器430件，陶器7件、铜器30件，锡器1件，砺石1件，4件木质标本。”

    林国聪一边向记者展示出水的文物图片，一边介绍说：“瓷器器形有碗、豆、盘、杯、器盖、罐等；多为青花，且器底以篆书‘道光年制’款居多，少量‘嘉庆年制’款；也有五彩，但图案受海水腐蚀浸泡，多模糊不清。陶器器形主要有罐、壶和砖。砖素面，胎质较粗且疏松，夹有砂粒，红褐色、灰色和青色。铜器主要为铜钱，共29枚，皆为圆形方孔，以‘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为多，也有日本的‘宽永通宝’和越南的‘景兴通宝’。木质标本中3块焦炭被火烧过的痕迹十分明显，碳化程度高。”

    温州明沉船：

    开了个好头 发现一条古航道

    今年7月在温州海域的水下考古让专家们收获颇丰，“我们发现了一条古航道，并沿航道采集了水下文物标本36件，确定了一处明代沉船遗址，这为温州地区的水下文物普查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林国聪介绍。

    这 36件文物标本，其中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少量木板。陶器有青砖、板瓦、罐、盆残片，釉色主要为酱釉，少量青釉；瓷器主要为碗，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青白釉。木板外表多光滑，不见棱角，为黑褐色。专家分析道：“这些文物标本分属五代、宋、明、清各个时期，年代跨度近千年，它们在同一水域被发现，说明该水域作为航道使用历史悠久，水下文化遗存丰富。”

    最为重要的是，在3条原生堆积横木(疑为船体构件)旁集中出水了陶瓷器12件，多为明代器物，专家由此推断该疑似沉船遗址可能为明代。而且，从地层堆积来看，当时船体下沉后，散落的船构件没有完全埋没入淤泥中。专家称日后将重点调查该沉船遗址。

    清末中国海军第一舰：

    破坏严重 100多米舰体还剩下72米

    水下考古专家在舟山海域探测到清末中国海军第一舰——“海天”舰遗址，一段重要历史再次引起世人的注目。说起“海天”号，它的来头可不小。它是1896年，当时的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造的大型巡洋舰，单舰造价达到了32.8万英镑。史料记载，“海天”号舰长129.32米，宽14.23米，吃水 6.1米，排水量4300吨，主机推进功率17000马力。“海天”舰和“海圻”舰是甲午海战后清朝最大的两艘军舰之一，号称清末中国海军第一舰，这在当时全世界都是顶级的规格了。

    1899年，“海天”号和同规格的“海圻”号驶抵天津大沽口，正式成为新组建的北洋水师中最重要的火力战舰，近代海军名将刘冠雄任管带(即舰长)。1904年4月下旬，驻泊在烟台的“海天”号巡洋舰因“日俄战争”爆发，受命往江阴调运军火。24日，军舰在海上遇上了大雾天气，刘冠雄认为任务紧急，时间不容耽搁，指挥军舰穿雾而行。25日凌晨，“海天”号撞上嵊泗北鼎星岛外的礁石，最终沉入汪洋大海。 “海天”号的毁损，对清政府的海军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当时引起了朝野震动。

    “那一带海域能见度极低，且流乱浪急，水下环境非常恶劣。这次，我们应用了从德国进口的多波束声呐进行了探摸，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水下考古仪器，所以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林国聪介绍道，三维声呐图像非常清楚地显示该舰船在水下的大体情况：残长72米、宽14米、高6米，其正面较平，一端翘起，另一端位置较低，头部尖形；距水面深度在8~16 米不等。现在，“海天”号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原本有100多米的舰体现在只剩下70米左右。“这次没有派员下水探摸，我们先是对水下文物进行普查登记，下一步工作待日后再进行。”

    “海天”号曾遭盗捞

    当年舰船沉没时，清政府曾联系了荷兰一家有打捞铁甲舰能力和经验的公司帮助打捞。50天后，当这家公司赶到时，“海天”号已无法打捞出水，只好设法打捞舰上的设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陆续从“海天”号上打捞起机器设备、枪炮弹药等物，价值约35万两白银，最后，付给丹麦公司打捞费用近7万两。之后“海天”号又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盗捞，分别为1942年日本和1970年前后镇海打捞队先后对其舰身进行的疯狂毁坏和盗捞。

                                             (东南商报 李臻 2009-12-17  )

    北京安定门内有一条幽静深远、古意盎然的街道叫国子监街，它的名字源于坐落在这条街道的古老建筑群落——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东侧紧邻的是孔庙。两组建筑群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尊孔崇儒的真实写照。

    尽管现如今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可中华民族办学的传统却是极为悠久的，早在西周，就有了大学教育，到汉代，更有了太学，隋唐以后，学校制度更加完善，中央直属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等六学，全部归一个机构管理，那就是国子监。用今天的话说，国子监既是教育部，又是为官府培养后备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以“辟雍”为中心，中轴布局，三进院落，占地3万多平方米。其建筑富丽，教学用房众多，古木苍翠，环境幽雅。明朝中期的时候，国子监学生曾高达8124人，国子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一到晚上便灯火辉煌——“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其壮观的场面可想而知，许多学生在这里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当时国子监里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交趾、鞑靼等，就像现在中国人热衷到美国、日本留学一样。

    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整座孔庙分三进院落，采用了主体建筑沿中轴线分布，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布局。在7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这里成为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主兴文脉的圣地，也成为众多志在功名的读书人顶礼膜拜的殿堂。这组比故宫还年代久远的皇家古建筑浓缩了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一段数百年的漫漫科举之路。孔庙里面有从国子监移过去的世界上最重的书——“十三经石刻”(又称“乾隆石经”)，是用189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刻写的最完整的儒家经典，书法家蒋衡光在石头上书写就用了12年时间，这部书简直就是一大片壮观的碑林。孔庙前院矗立着元、明、清三朝198座“进士题名碑”，碑上刻有5万多名历朝进士的人名、名次、籍贯，洋洋洒洒一大片。在这座庞大的碑林中，有一个个今人都熟悉不已的名字：袁中道、孔尚任、于谦、纪晓岚、王渔洋，甚至大贪官严嵩……
    在今天，国子监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它和故宫、城墙一样，成为诠释一座城市沧桑过往的活道具。北京依旧繁华，甚至更加繁华，但这这繁华不属于它们。它们永远在回忆、在沉思、在呈现。在那些遥远的岁月，它们完整地出演了一个帝都的喜怒哀乐与起承转合。幕启幕落之间，它们固化为历史，只将唏嘘与感伤奉献给世人。

冬天的国子监街有些苍凉

孔庙里的大成门前，旅人很少，相对于北京其它景点人头撺动的景象来讲，这里只能用门庭冷落来形容

不是古木，却也参天

国子监里的太学门

太学牌匾

辟雍大殿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与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仁寿殿并列的六大宫殿之一。“辟雍”一词源于古代天子讲学之处，《诗经》中就有“於论鼓钟，於乐辟雍”的诗句。从形制上说，辟雍应是四周环水的殿堂。元、明两朝，皇帝讲学在国子监的彝伦堂举行。风雅慕古的乾隆帝登基后，提出建辟雍以实现真正的天子“临雍讲学”之盛况。

东讲堂

彝伦堂前的孔子像 

远远地就听见有小朋友的嬉闹声，绕了过去，才发现是一群穿着汉服的小朋友在做游戏。这应该是孔庙里的国学讲堂里的学生吧，想着他们穿着汉服学国学的样子，就觉得很亲切。现如今，孩童的嘴里满是国际化的英语，难得有这样一群爱国学的小孩童，或者说是难得有爱国学的父母，能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沐浴在国学的世界中。

只是他们在抢什么呢？

哥俩好，并肩战斗，看那小伙子，头发飘的，难道也用了飘柔，呵

终于看清了丢在地上的玩具，这应该就是古代类似课间操的游戏吧，丢香囊？

每逢高考，辟雍大殿前的石栏上都挂满了精致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各种祝语，莘莘学子们对美好前程的渴望和憧憬，古今如一。    

率性堂场景，率性堂是国子监的高级班

古代的准考证。准考证上注明了应试者的面形，身体特征，以防假冒顶替。

不过我认为，这还是不如照片来的方便，呵。

放榜图

生员捷报

翻译科试卷，满译汉，蒙译满

各类考卷一组

古人考试时的场景

又长又黄的皇榜

 

古代考生的作弊小抄……真是太壮观了

局部看，字真是小的很。。。。。真是难为了这位考生

古代学生的课程表，除了背书还是背书……

    原文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3429d0100g999.html

 
    接收遗产打开宝藏之门

    赵泰来1954年出生于广东东莞一个书香门第。其曾外祖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清朝末年，伍廷芳出任驻美国大使。民国时期，伍廷芳官至司法总长、外交部长、代总理，是一位喜好收藏的人。赵家祖居新加坡，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父亲携家眷回到东莞，在虎门镇医院做了一名普通医生。1969年，在“文革”中失去双亲的赵泰来到香港投奔他的大姨妈后，开始向黄君壁、张大千、赵少昂等国画大师学习国画，并成为赵少昂的入室子弟。
    1977年春的一天，年迈的大姨妈将赵泰来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阿来，我的日子恐怕不多了，我死后将香港和欧洲的全部财产交给你一个人继承。”说罢，将一纸《公证遗嘱》递到他的手上。在赵泰来的眼中，大姨妈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女人，她不仅姿色出众，性格温柔，而且拥有巨额财富，年轻时追求者很多，其中不乏富商高官、名门子弟，但她却选择了终身不嫁，令周围的亲戚朋友疑惑不解。
    “阿来，我之所以在众多晚辈中选定你做继承人，就是因为你人品可靠。当年，你曾祖父将财产交给我，也是因为我沉稳。”姨妈道出心迹，“实话告诉你，有些财产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接着，大姨妈又再三叮嘱赵泰来：“千万记住，对遗产之事不能对外泄露半点风声。”接过姨妈手中的遗嘱，惊疑的赵泰来压根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年后，赵泰来开始接受姨妈在香港的财产，除了数千万的房屋和产业之外，还有整整装满了两层楼的收藏品。赵泰来呆住了。然而，更大的惊奇还在后面。1981年春天，手持藏宝图的赵泰来来到英国伦敦郊外赵氏家族80多年前购买的巨大庄园。费尽周折，他终于在庄园的一个隐秘处找到了姨妈所说的地窖。打开地窖的门，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破蔽木箱一直堆到门口。他打开几只靠近门口的木箱，掀起爬满小虫的稻草，映入眼帘的是尘封了几十年的古书画、陶瓷、玉器、铜器……赵泰来不知道地窑究竟有多大，里面到底装了多少个这样的箱子，但他知道自己就像神话里的阿里巴巴一样打开了一个宝藏。坐在地窖口，赵泰来不禁放声大哭。他终于明白了姨妈的良苦用心：为了守护这些未曾谋面的宝贝，美丽的姨妈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抢救国宝：甘做十年“蚁工”

 
   为了抢救家族留下来的宝藏，赵泰来搁下了心爱的绘画事业，做起了“地下工作者”。因为害怕走漏风声而招致杀身之祸，他甚至连心爱的妻子都不敢告诉，更不敢请人帮忙，只能每天像蚂蚁搬家一样，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将宝藏一件件从地窑里扛出来。这个工作不仅辛苦，还时常会有受伤和遭到地窖里的耗子、毒蛇等袭击的危险。而清理出来的文物还需要包装，可英国物价高昂，一块包装泡沫就卖4英镑。为了节约开支，他就几乎天天出去找包装材料。“一看到卖家私的，我就高兴，可以去捡人家丢掉的包装。我当时很出名，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是捡破烂的，可住着豪宅捡破烂，好奇怪！”想起当年的窘境，赵泰来不禁莞尔。
    原本以为数月就可完成的清理工作一干就是10年。其间，他每天坚持记日记，对经手的文物一件件登记造册。而整理那些文物，光包装材料就花了几十万英镑。不同朝代的唐卡珍品、南朝时代的赵青釉四耳、明代的青花鱼藻纹鱼缸……一件件艺术瑰宝重见天日。赵泰来在欣慰的同时，心中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该如何处理这6万件宝物呢？
    1991年春，赵泰来终于决心告诉妻子真相。“太太，有件事我对你隐瞒了9年”。赵泰来对妻子阿芳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家的那些破铜烂铁能买下英国的一个小镇。”阿芳的回答令赵泰来非常吃惊：“这个我早就知道，虽然我不太懂文物鉴赏，但我早知道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亿万富翁。”赵泰来这才知道妻子阿芳对他的“地下工作”早就心知肚明，装聋卖傻实际上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赵泰来一把抱住阿芳，双眼潮湿。
    上世纪80年代，赵泰来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摄影记者唐理奎，两人成了好友。“这么多好东西，你保管也难，不如捐给国内有能力收藏的博物馆吧。”唐理奎劝他。这话说到了赵泰来的心坎里。他想，与其自己留着不如给更多的老百姓欣赏。捐！赵泰来又踏上了10年的运送、捐赠之路。

    发“癫”捐宝书写捐赠传奇

    当妻子阿芳得知赵泰来要捐宝时，当即向丈夫表示：“再宝贵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生只想和你做平民夫妻。”妻子的一席真情表白令赵泰来豁然开朗，困扰他多年的“心病”找到了药方。
    岂料，赵泰来决定无偿将宝物捐献给国家的消息传出后，在赵氏家庭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差点撕裂了亲情纽带。
    赵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当听说赵泰来继承了价值连城的宝藏，整个家族沸腾了。赵泰来的叔叔、姐姐、妹妹、堂哥等一起涌上门，对赵泰来兴师问罪，说他“发癜”，并纷纷放出狠话：如果赵泰来一意孤行，赵家所有亲人就统统与他断绝关系。赵泰来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大凡做大事业者，都不会一帆风顺。”就在赵泰来陷入极度苦闷、甚至思想动摇之际，妻子阿芳始终站在他一边，鼓励丈夫坚强挺过难关。她还从中协调赵氏家庭紧张关系，将倍受孤立和排斥的丈夫送回大家庭。在妻子的调停下，赵泰来将自己的20%的宝藏分给了家族所有的人，终于化解了一场亲情危机。
    紧接着，阿芳又支持丈夫卖掉了伦敦4处别墅，筹措运费。1991年，赵泰来分两次向江苏盐城博物馆捐赠各类文物共853件，又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清代名家书画作品32件，其中包括乾隆亲笔御书《孙子兵法》竹简、明代文徵明所绘《百美图》画轴、来自圆明园的菊花石等国宝。
    后来，赵泰来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品达一万多件，其中近千件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在广东番禺宝墨园，他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数量达20个集装箱，其中不乏金缕玉衣、王子午鼎等珍贵文物，其年代可追溯至商、周、春秋战国至明清。2006年春节前，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设在广东东莞粤晖园的赵泰来珍宝馆开馆，10层楼里大批珍贵文物向国人亮相。截至2006年2月，赵泰来无偿捐赠给祖国的文物、藏品数量多达5万多件，香港媒体估价超过8亿元人民币。
    “好太太，谢谢你！”2006年2月下旬赵泰来回国探亲，他牵着妻子阿芳的手，在广州、番禺、东莞的博物馆观赏自己捐出的宝藏，欣慰的他感觉到每件宝物都散发着玫瑰花香——大姨妈和妻子阿芳这两个普通女性，用她们的爱芳香了冰冷的文物。

 

两块石碑“译”出明代传奇“贾母”。

    两个月前，几位农民在南京郊区的土场发现两块石碑，因上面有字，于是将其转让给一位姓张的收藏爱好者，但张先生看文字记载是一位女性，估计没多大价值，想丢弃掉。此时，古代文化暨艺术品研究学者盛华杰先生，经过两个月的考证，揭开了这对非同凡响的石碑之谜。据悉，1990年南京雨花台铁心桥曾发现一座明代永乐年间的墓葬，墓主人萧逊，是跟随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萧敬的儿子，被封为守卫明孝陵的指挥使。农民发现的这两块石碑原来是萧敬的孙媳妇袁氏(名妙真)的墓志铭，铭文记载了萧敬的三女儿，嫁给了朱元璋为妃，拜为美人。铭文对“美人”陪葬的描写，填补了史书空白。专家称，袁氏的故事堪与《红楼梦》中的贾母相媲美，可以写一部连续剧。

    发现篇

    神秘石碑被弃在郊区

    昨天上午，记者接到张先生电话后，来到他位于南京城郊收藏石碑的仓库，只见他正在石碑旁忙乎着，“我想试着把铭文拓下来，这样看得仔细，但字太小，很难拓好。”

    一旁的古代艺术研究学者盛华杰先生告诉记者，“这可不是一对普通的石碑，而是一对墓志铭，上面一块为志盖，下面一块是志铭。两块墓志为青石质地，正方形，边长51厘米，厚度10厘米，品相极为完整。”

    记者看见，石碑上书写着《诰封太淑人袁氏之墓》九个大篆字，盛先生解释说：“志盖上有‘诰封’二字，说明是皇帝的封赏，非同一般。”

    明代状元撰写志文极罕见

    那么墓志上“诰封”和“太淑人”有什么含义呢？按照盛先生的解释，在明代，对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皇帝命令有诰命与敕命之分，五品以上授诰命，称诰封；六品以下授敕命，称敕封。而淑人、太淑人，为妇女封号。

    这种制度在宋徽宗时期就开始有了，明代用以封赠三品官之妻，称淑人；如封赠官之母与祖母，则称太淑人。他说，志盖上的篆字，工整大气，是由正二品武官彭铸所撰写，他当时担任提督京卫漕运都指挥，相当于国家军队总后勤部长，级别很高。

    记者细看，另一块志铭石碑为阴刻楷书，共32行，每行最多33字，共约1000余字，字文工整、精美、娴熟，非一般人所书。“你说对了，撰写这块志铭的是奉训大夫，从五品文官，成化甲辰科状元李旻,而书写墓志的人叫李智，官职正三品武官。墓志铭文为正楷书写，文字外秀内刚，绵里藏针，字字玑珠。

    “由状元书写墓志铭，至今在明代史料中，从没有发现过。然而，两位领兵征战、风云沙场的武夫，字文书写如此精妙，也实属罕见，说明墓主人的地位，非同凡响。”盛先生说。

    考古专家证实确有萧家墓

    那么墓志铭上记载的墓主人“袁氏”究竟是谁呢？盛先生说，他查阅资料后发现，1990年，南京雨花台铁心桥发现一座明代永乐十四年的夫妻合葬墓，墓主人萧氏，是跟随朱元璋打江山的功臣萧敬的儿子萧逊，曾被皇帝封为守卫明孝陵的指挥使。这块墓志铭文上清楚地记载说，皇帝赐予萧敬的儿子萧逊葬在应天之江宁安德乡花园村，无疑正是萧家的祖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两块石碑就出自铁心桥。

    随即，记者打电话给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王志高研究员，他听记者说发现萧家后人墓志，十分激动。王志高兴奋地说，这对墓志太重要了，当年从合葬墓萧逊夫人王氏墓中出土了一件洪武“凤穿牡丹梅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件“国宝”，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内。

    人物篇

    袁氏是朱元璋爱将孙媳妇

    盛先生说，铭文记载的信息非常多。比如，萧敬将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了朱元璋为妃，拜为美人，陪葬在明孝陵。墓志上描述萧家“美人”在陪葬明孝陵时“请从陪葬孝陵，从容就义”，就是说，能够入葬孝陵，陪伴皇上，其亲属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主动请求陪葬。“这样的描述，在明代史书上从未记载过，太珍贵了。”

    墓志上还说，萧敬见自己年事已老，乘机以自己跟随朱元璋打江山，把女儿嫁给他做妃子为由，向朱元璋“跑官、要官”。萧敬带着儿子萧逊，也就是“美人”的哥哥，来到朱元璋身边，当面要官，而朱元璋封其为世袭锦衣卫镇抚，虽是正五品，但权力极大，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各地大小官吏情况。

    萧逊很能干，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永乐帝朱棣三朝皇帝的欣赏，接连被两次提拔，当上了孝陵卫指挥使，守卫明太祖皇陵，为正三品。永乐十四年，萧逊去世，儿子萧彦晖世袭官位，墓志上的袁氏(名妙真)，就是萧彦晖的妻子。

    朱元璋曾孙娶了袁氏女儿

    对于袁氏，墓志做了详细的描述。她出生于武将门第，又嫁入将军世家，可谓大家闺秀，世族联姻；数代皇亲国戚，享尽荣华富贵，荫及子孙；长年相夫教子训孙，有口皆碑，可谓女中俊杰，闺门英范；高寿89岁，德高望重，儿孙尽孝，“乡人所仰”。

    她经历了九朝，八位皇帝；辅佐或教育了三位家族世袭的孝陵卫指挥使，为明代早中期历史和家族史的见证人。丈夫萧彦晖死后，39岁的袁氏开始守寡。

    袁氏嫁到萧家，为萧家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萧玮。长女萧善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权嫡长孙为妃。朱权是第一个被任命宁藩的受封者，称宁献王，他是朱元璋的第 17个儿子。永乐时期，朱棣为了削弱诸王的势力，将许多关外的亲王移藩关内。宁王就是其中之一。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被改封到江西南昌。宁王活的时间长，儿子先死，长孙朱奠培继位，袁氏的女儿就是嫁给了他。

    80岁高龄带16岁孙子进京

    墓志铭文对袁氏相夫教子给予了生动描述。丈夫萧彦晖去世后，正当年的袁氏支撑起萧家这个大家庭。她让儿子萧玮好好读书，长大好继承父亲的孝陵卫指挥使的官职。后来萧玮如愿以偿，继承了父职，并且娶了郡王的女儿为妻。但萧玮死得较早，给袁氏留下一个才7个月大的孙子。袁氏吃尽辛苦，把他培养到16岁，此时，袁氏已经80岁了。

    墓志上颇为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她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孙子萧铎上北京，去面见皇帝，代袭职事孝陵卫指挥使。当时首都早已被朱棣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进京办理官职手续十分繁琐，吃尽辛苦。墓志上写：“其劳苦风霜，用心慎密，而经历承袭，不言可知矣”。

    评价篇

    明代“贾母”故事可拍成电视剧

    袁氏不仅教育子孙有方，调教儿媳、孙媳也是能手。孙媳妇在她的调教下，也变得与她一样知书达理，贤淑可爱。这位精明的“老祖宗”袁氏，于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年)去世，终年89岁，按照虚岁说法是90高寿。“清健无疾，敛手卧正，寝如平居时，倏然而逝。”墓志上写着，袁氏死后与丈夫萧彦晖合葬在南京安德乡花园村。

    说到这里，盛先生激动起来，墓志对袁氏评价之高，历史少见。袁氏“身世显赫，家族世袭。太淑人生不愧于天，死不怍(zuo)于夫，其可谓回既倒之狂澜，屹中流之砥柱，为妇人中卓然者。”德高望重，实至名归。

    盛先生说：“袁氏长年相夫教子训孙，堪称楷模，有口皆碑，可谓女中俊杰。她的故事堪称与《红楼梦》中的贾母相媲美，可以写一部2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

    像极《红楼梦》里的贾母

    盛先生认为，袁氏的家族史和本人阅历，与《红楼梦》中的“老祖宗”贾母十分相似：祖上有战功，世袭高官；有女眷选入宫中，或嫁进王府，为皇亲国戚；相夫教子训孙有方，备受尊崇；儿孙孝顺，辈享高寿。《红楼梦》的贾母，其娘家，系“金陵世勋史侯”；其夫家，祖上立有战功，为世袭宁国公和荣国公，其丈夫贾代善、长子贾赦均世袭荣国公、一等将军。而袁氏娘家，为名门望族，父亲为府军左卫指挥，是皇帝的御林军之一，正三品。

    《红楼梦》中虚构的贾母，在娘家时，为大家闺秀，千宠万爱；嫁入贾府，相夫教子宠孙。袁氏生平远比贾母精彩。贾母活到83岁，袁氏活到89岁。贾母进入夫家60多年，而袁氏则是70多年。守寡50年也比贾母长。袁氏，在娘家时，从小长成，品行端正，俭勤好学，知书达理；嫁入萧家七十载，奉祭祀，以诚洁，孝敬长辈，处理好亲戚关系；邻里有困难，尽力帮助；乡人敬仰，没有人不赞誉她。此外，萧家“美人”进宫与《红楼梦》中的贾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相似。两个家族成员多与公侯官宦结姻，亲上联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生动的写照。可谓是明代版的《红楼梦》。

    链接

    文物艺术价值

    在南京发现的这一对墓志，1000多字铭文由成化二十年状元李旻撰写，正三品官李智用正楷小字书写，字文书写极佳。

    志盖由正二品武官都指挥、封疆大吏、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彭铸撰书，志盖上的篆字，工整大气。历史上，文武高官合作墓志铭，难得。明代状元亲自撰写墓志铭，至今在史料中，从没有发现过。而两个高级武官同为一妇人撰写和书写墓志铭，也非常罕见。

    可以说，文武之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尤其是墓志铭的小楷，气势磅礴，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实为出自一代儒将之手，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

    历史考证价值

    墓志铭有7处与明代皇帝有关，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的有4处，与其他皇帝有关的有3处，重要的有永乐皇帝朱棣。还有明代重要的官宦，明代的官位任命，世袭制度。特别是朱元璋后妃如何陪葬的生动描述，在明代史料中很难见到，此次为首次发现。

    另外，现实中的“跑官要官”，明代已经流行，文献记载很少。墓志记载袁氏本人经历了九朝，八个皇帝，跨度之大，也属难得。墓志中明确记载了明代早中期：各类人物17位；各种官职、称谓19个；各处地名11处；与明史有关的时间9处。

    这些信息填补了明史中的许多空白，明史中的一些关于记载皇宫贵族的短缺信息资料，在墓志中得以一一解开，其历史考证价值，在此可见一斑。

    记者手记

    还有多少文物被弃

    此次意外发现明代“袁氏墓志”，给考古学和明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思考，为何如此重要的一对墓志竟然被丢弃在郊外的土场，无人问津。而且不知被当成“垃圾”，辗转了多少次。如果不是巧遇盛先生这样的学者，这对石碑的命运如何也难以预料。

对于南京这座历史名城来说，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一样重要，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大潮中，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毫无疑问，这对墓志出土于铁心桥萧家家族墓。如今，神秘石碑之谜被揭开了，那么不禁要问，是谁将这对墓志从古墓里挖出的？又是谁把它们抛至郊外的土场的？萧彦晖和袁氏的合葬墓具体位置究竟在何处？是谁破坏的？这些都仍然还是未解之谜。

                          （来源：盛世收藏网）

图为在唐长安城水井中新出土的精美唐三彩碎片和残破瓷器（10月25日摄）。

图为考古人员在唐长安城通义坊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0月29日摄）。
 

图为在唐长安城最新出土的精美佛教造像瓦（10月26日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自今年10月份以来，在配合一处建筑项目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对唐长安城遗址展开了抢救性发掘，新发现了11口唐代水井、一条可以清晰看到12条车辙的宽7.65米的唐代道路等重要文物遗迹。专家认为，这处遗址位于唐长安城内漕渠与清明渠交会处的通义坊，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唐代的里坊制度、城市供排水等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冯国  摄 

 唐长安城考古最新发现１１口唐代水井

　　陕西省考古人员近日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在一处建筑项目区新发现了１１口水井，因该地处于唐长安城漕渠与清明渠交会处的通义坊，对于研究唐代的里坊制度、城市供排水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今年１０月份，西安市在实施边家村、黄雁村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新发现的唐代遗迹展开了抢救性发掘。遗址位于唐长安城内通义坊的核心区，东邻边东街，西邻边西街，发掘面积共５００余平方米。
　　考古人员介绍，历史上“八水绕长安”中有龙首、清明、永安、漕渠等水渠，通义坊则是漕渠与清明渠的交会处，水源十分丰富。此次考古共发现了１１口水井，水井均为直筒土壁，部分砖砌，直径在７０－９０厘米之间，最深的有７米，至今仍可见地下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说，这些水井有的相距一米左右，是否是饮用水水井，与漕渠、清明渠有何关系等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
　　水井内除了出土了大量唐三彩瓷片、残破瓷器、铜钱等文物外，引起专家注意的还有一条宽７．６５米的道路，路南侧有宽约２．１米、深约１．１米的排水沟遗迹，路面上可以清晰看到１２条车辙。
　　唐长安城内有１００多个坊，其通衢大街一般四五十米宽，较小的坊间道路在以往考古发掘中较少关注。专家认为这条道路应该是坊间的道路，它很可能贯穿整坊，现在因考古区域有限无法将其复现出来。　
　　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通义坊位于朱雀门街西第三街，如今的考古所在地是通义坊核心区域，与唐太平坊和兴化坊相邻。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太平坊曾发现了实际寺遗址，并出土了大量佛像和建筑构件等，而在兴化坊考古发掘中更是发现了全国著名的何家村金银器窖藏。
　　专家认为，目前对此区域的考古发掘仅进行了很小一部分。根据对此区域进行的钻探工作看来，这个区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埋藏，存在水渠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初步判断，唐长安城一条重要的饮水渠即漕渠位于此，有待今后考古发掘中找到。
　　唐长安城规模宏大，面积达８４万平方公里，最盛时人口百万，如何对周围水资源进行利用和开发一直以来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唐长安城的里坊至今没有一处进行过完整的考古工作，目前的小规模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唐长安城的里坊制度、尤其是市民的供排水问题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冯国）

西安：３７．９亿元建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日前批复了西安市有关部门提交的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这个可行性报告，西安市将投资３７．９亿元，对唐大明宫遗址进行保护和展示。
　　据了解，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包括：遗址保护和展示工程６９．９万平方米，遗址保护研究交流展示设施５．２万平方米，道路和广场工程２１万平方米，客服中心７０００平方米，绿化和照明工程２００万平方米，此外还包括考古调查、勘探，安防技防和环境改造工程，给排水、供电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３７．９亿元，建设年限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
　　大明宫是中国盛唐时期雄伟壮丽的皇宫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杰出代表，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文化工程。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的建设，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促进西安市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许祖华）

断裂之响

来自断裂

断裂之痛

来自断裂

水与天空断裂

血与肌肤断裂

日子与坟墓断裂

海誓山盟

是一只漂在水上的纸船

木头来自斧头的断裂

心把泪断裂

眼睛把道路断裂

麦田六月是开镰的季节

今夜有暴风雪

骑着斑马

注定在

泪水中奔跑一生的女人

给你繁育不出温暖的牛羊

等待

只能是一只久治不愈的坚鸟

在那绝望的河流上悲鸣低飞

揣好你的诗歌吧

她是你贫富不弃的影子

是你真正白头到老的情人

乘着花开

打点行装夺路而逃吧

要么就扣响左轮

将你自己一枪打穿

    中年以及中年之后的抒情，对于诗人而言，无疑要比眼前的现实困惑。抒情的确是诗歌的特质，也许在很多时候，诗歌同样会被看作是年轻的特质。在抒情的某种必然下，青春时期的诗歌作品往往是无需置疑的，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其中更为隐秘的创作源泉和调子。然而中年以及中年之后，诗歌内部那种随年龄不断增长的担负要求，透过生活镜像，促使着诗人必须保有理性。这样，诗歌作品成为一种生活梳理手段和结果，同时它又是短命的，由于来自中年巨大的内心冲突施展着左右情绪的魔法，由于身外现实以其多变和不测为主要规律，由于一些积累起来的无法抹去的悲伤产生的疲倦，诗歌不再以超越为目的，它用这一首来推翻那一首，下一首推翻上一首，用今天推翻昨天。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位僭越了自己年龄的诗人常常展现出其混乱、随意、不稳定的内心世界。对于今天的雪野，诗歌既不是他的酒王时代，也不是他的救亡时代，尽管诗人日夜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身体的醉中，一些理性的声音最终是他沉默不语的根本原因。回溯二十年前，作为非常优秀的抒情诗人行列里的重要一员，雪野的作品之所以显示着独特、别人无法仿效的魅力，建立在灵肉之间的某种悖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形骸放浪行为，由此形成的雪野诗歌“非暴力不柔情”风格是绝对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写梵高，把时间赋予一种轻，更多笔触探向肉身之痛——他与满头绷带的梵高就在这样虚幻的痛感中合为一体；可以理解他写霸王，胜负云烟一掷千里，未来的生离死别结果消除，只留下静态待发的暴力瞬间——他与仗剑独坐的霸王就在这样玄幻的惨烈中合为一体；可以理解他写枪手，优雅的拟形，优雅的刻画，却步步引向以酒自戕的终极——他与似乎高蹈的枪手就在这样宿命的痛感中合为一体……从种种迹象上，对于灵的奔突不停，四处寻找出口，导致肉身堆积着巨大的苦痛，无论在文学大师那里还是身边的兄弟那里，雪野都会在自己体内迅速集合，变成自我的问题——并不苦苦追索，而依靠透然率真的天性去遗忘、去发泄、去挥霍，然后在沛然又不确定的情绪状态里利用意象语词，将一切放到最大。无疑，二十年前雪野诗歌作品是一场比较丰富浩大的记录，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尤其是整个文学格局结合他自身格局产生较大变化的网络时代，相对于已经置放到最高处的诗歌速记功能，雪野恰恰开始了他诗歌创作历史上尚未真正开始过的理性反思。

    《必要的断裂》或许可以视为雪野诗歌在新创作时期宣言式的作品。将“必要的断裂”赫然为题，与其是决心的表达，不如说是正在成熟的一种理念思考过程体现。暂时抛开诗歌表面的那些东西，由“必要的断裂”这一短句的形成入手，至少会发现诗人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积极态度：外部生活不再是内心来源，年龄可以做到对生活的某种稀释，在昔日苦苦对立着的灵肉关系中，诗歌的讲述完成了冲突，并且一定程度上处理了冲突，发展到目前，诗歌的全新作用以及力量走向灵肉的慰藉，同时通过慰藉过程实现或抵达灵魂的轻安。所以，他不以相同层面的割裂为目的，而选择了抛弃过去的方式，变得从容自信，同时又灵动轻盈。回到诗作上，从意象到语言，依旧是典型的雪野式的，完全不同的则是情绪变化，不同于“非暴力不抒情”，也不同于张扬或内敛的简单界分，它是一种特殊的嗓音。是的，正是这样，中年以及中年后的抒情正是一种嗓音。选择这样松弛、缓慢，同时略微低沉的嗓音，无疑增加着抒情的可信度，以及可依赖度。

穷兄弟

树上

那些灰色的小鸟已经回家

鱼群开始

枕着梦到星空的石头睡觉

掌灯时分

八百年前的槐树

经常能看到四个穷兄弟

不约而同

坐进和他们一样穷酸的酒馆

说说

井水永远去不了大海

烟花三月的手

为什么伸不到山脚下的村庄

铜枝铁杆的树木

和这个腐烂的春天无关

接下来

是撞击的杯盏

响过饮牛的声音

把绘画音乐

小说诗歌女人和豆子

在冰冷的铁锅里炒来炒去

漫无边际的苦酒

沿着时间的喉咙逆流而上

再接下来

你就能看到

路灯把发亮的谷堆

在马路边上依次排放

东南西北

四个醉酒的诗人

反弹敦煌无弦的琵琶

沿着各自的线路跌撞回家

念叨着

只有灌木们才能听懂的诗歌

在午夜的谷堆里进进出出

    雪野这首诗有一个副题：“此诗诚献于早年患难与共的诗友、酒友们”。这首诗证明了选择嗓音的重要性。时间的流变首先易感的是人事的无常，独坐大原堂的雪野比大多数人更明白这一点。“古玩，文物，是历史的日志。是先民及祖先的留言簿，是岁月给后人的遗嘱。”“在历史的审视中，话语是多余的，唾沫的舞蹈是徒劳的。让你无声的诗歌去说话，去征服人们心中的铁马金戈。”在雪野看来，无声的诗歌，正如身边坐拥着的文物一样，寂静中传递着物语。物是不灭的，因为灵的集合，物本身所包含的一切远远大于诗人所在空间，迫使他沉默，迫使他走向今天的嗓音。由于古老，时间的意义在诗人这里显得十分柔和，个体生命与物的相较性消除了，甚至消除了参照性。因此，在诗中可以看到，即使四个醉酒的影子作为诗歌的引子诞生并反复表演，最终都是虚幻而失去根本意义的。这首诗由感人事很快落足于感物事，固然与诗人的今天现实一脉相承，但更是一种高级的反观，一种厚重的嗓音。无论谷堆、灌木，还是虚无久远的铁锅、琵琶，还是更为广远的星辰、大海，具象幻象交错，远近节奏交织，通过人的影像穿插，播放出由相同调子嗓音代言的物语。于是，兄弟的影像被物化，过去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段回忆、每一段回忆的细节均被物化，层层叠叠，宛如包浆。人与物就这样融为一体，一同被时间落下尘灰。

豹子归来

母腹的方舟同棺木已远

在河水与群山之间

我回想那些鸦声衔走细小的炊烟

一如豹子静卧山岗

怀想从前遗失的疆土

时远时近的炊烟

生长一方忧伤的山地

往日存在  是树木在大雪覆盖之夜

远逝的道路抚向深渊

凋零的青果一去不返

那是我吗  赤身裸体

与村落的小狗呀呀学语

我说不清  也不明白

草和我究竟是怎样的植物

行走于村庄的梦中  年复一年

我鸟雀一样伸出小手

想捉住阳光  风  流沙

空中的云朵

那些年我时常爬上树的高处

鸟巢一样遥想远方

躲在高粱们宽厚的身后哭出声来

那些年我惧怕七月流火

我学着伪装自己

麦秸帽  柳条哨子

把脆弱之爱吹响

夜  安静到灵魂之深处

母亲啊  请你告诉我

乌鸦为什么在黄昏

叼着油灯飞过山林

凶年的村庄迷失于疯狂

丰收无望  救赎成为谎言

我冥顽不化

执意寻找擦亮石镰的工具

河流向南再向东  然后找到大海

我在黑暗的天穹下读书

英雄一样残月下习武

独善其行  从空旷到深远

那单纯而咸味的汉字

记述蛮荒的族群  这方困惑的星光

行囊上路  我沿途乞讨

温习猎获  阴谋  嗜血杀生  

吞食岁月死亡的季节

魔鬼漆黑棺木的舞蹈与歌唱

让骨骼与仇恨一并成长

路途  谷地瘦弱  近似灾年

族人狂饮烂醉

我与悲哀

躺在乡村绝望干裂的唇间

事物冷暖  湮没或沉沦

以黑暗的沉重  背负贫穷

乞丐  英雄  都会归来

枯槁的长老

坐在墓地坚如磐石  不再离去

我要与写着我名字的石头

栖居最初

村落满月时那洁白的肉体

筝琴弹响

让众神心碎  沉迷于月下

悲亢的丝竹  我微弱的磷光

醉酒  高歌  悲鸣

祭祀  祈福  神的孩子瓜熟蒂落

那时

我无须去囤积柴禾  粮食和酒

在群山与河水之间

无须再生死未卜  奔波  逃亡

那时会有女巫的咒语澄明雪亮

给苍天不绝庄稼的后裔

说着亡者美好的青烟

    豹子，是雪野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这个几乎传承于海明威，结合着诗人青春痛楚与形骸脱解渴望，表征着诗人内心孤独属性以及神秘幻觉的意象，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诗歌中、他的时间中自由出没。和里尔克的豹不太一样，雪野迷恋的更多是豹的形体魅力，豹子身上灿烂的皮毛，在他看去，那些可以是印记，是斑斑种种记录，来自于陌生与神秘之地；豹子的环境感，如同灵境使者般的姿态和表情；豹子的跳跃与收缩，俯仰与蹲踞，这一切都符合雪野生命的理想状态追求。这首诗完成于不久前，正是诗人的诗歌理念产生变化结果的重要阶段。“诗发生于冥冥之中，完成于混沌之中，当好诗完成之后，你会怀疑；这是我写的吗？这就对了，是神抚了你的额，是神引领着你的灵魂，步及过诗国的天庭。你折了天国的桂枝，将其芳香带到了人间。”诗人从自我本能的抒放开释转向对神示的信仰遵从，某种意义上，以物的符号角度看仍然具有一贯性。早年性情中的豹子也罢，中年以及中年后的历史器皿也罢，结合着一以贯之的酒，都在暗示着对未知的依靠服从。今天这一切的明晰意味着个人力量的让位，他不再是挑战或迎战着的态度，而归于从属。所谓《豹子归来》，其实在讲述豹子出走，豹子的离体。这是一场灵的逸出，在时间空间都被记忆感觉和冥想扭曲的诗歌况境里，一头隐形之豹回望着现实亲历，内心接受着来自未知的感召。无疑这是一场同构，在诗人雪野和豹子之间，既有一体的某种怆然，也有着并行不悖的自由道路，而在物的语言里保持人的嗓音，依旧可以看到诗人并未因年龄而改变的个人意志。

    所以，尽管在一些阅读者的角度，这样的诗作涉及着人世沧桑，传递着某种写作者的悲哀，但我们不妨将这样的呈现方式视为雪野诗歌新时期的美学特征。它意味着所有的意象语词都是轻的，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它们背后的那些，那种低沉的嗓音表达，那种同样深沉的主旨。正如豹子的皮毛，皮毛上我们无法数尽看清的斑点，被神降下又被神秘经历所烙印的斑点，展示中被岁月包浆。

母腹——坟墓生命浑圆的居所，

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这便是你生命光明的过程。

门里边居住着永恒的黑暗，这恐惧谁都知道。

只有当你，在过程间完成了你诗歌的使命

即便在永恒的寂寞中，你都能听到你朗朗的诗歌

大地之上，唱诗班的孩子花朵一般芳香

这难道，不是你在黑暗中的温暖和幸福吗？

    读雪野兄的诗歌近作，感受很深。

                                                                                      2009.12  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