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调查报告

                           2007-10-11  陕西日报

　　　　1974年3月下旬，距骊山北麓秦始皇陵约1.5公里的陕西临潼县西
杨村农民要在村南打一眼直径3米的井。3月29日，村民从井下挖出了
一些陶俑的碎片。当挖至距地表4.5米时，残破的陶俑出现了,并发现
了铺地的青砖。县文化馆获报后派人发掘清理,认定是秦代大型陶俑。
6月24日,一份题为《秦始皇陵发现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内情递到了
《人民日报》编辑部，成为披露秦始皇兵马俑的第一篇文字报道。沉
睡了2000多年的秦俑横空出世，举世皆惊。
　　时隔33年，昔日砂石堆积，墓冢累累的荒野上而今绿树成荫，一
个现代化博物馆巍然矗立，将我们祖先在2000年前创造的奇迹妥善保
护，并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历史风韵奉献给了所有的人。
这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它自1979年10月1日开馆以来,沐浴着国
家改革开放的春风，经过艰苦创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入选国
家“5A”级景区的大型遗址博物馆，它在文物保护、馆区环境和人才
队伍建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世界第八大奇迹”再现其奇迹的
光辉。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自陶俑被发现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勘探和发掘，证实是座
规模宏伟的大型兵马俑坑（即一号俑坑），里面埋藏着和真人、真马
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约6000件。这一巨大的发现，在中国和世界上
引起了轰动与震惊。如何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它免遭风雨
霜雪的侵害，成了令人忧心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决定在此建立秦俑博
物馆的决定，并把它作为国家的专项工程。首任馆长杨正卿受命负责
筹建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建设大军扣石垦壤，经过4年的建设,一座
雄伟的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的一号兵马俑坑遗址大厅竣工,在1979年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之际正式开馆。
　　秦俑博物馆开馆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
强烈兴趣。开馆以来，观众如潮，在全球形成了一股“秦俑热”。这
样，秦俑博物馆原有的建筑规模及较简陋的设施，已不能满足时代的
需求。如何把秦博物馆建成世界一流的大馆,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秦俑博物馆时任馆长吴梓林等领导积极倡议，四处寻求支援。在陕西
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关怀和支持下，1986年秦俑博物馆的二期扩
建工程正式立项。扩建的主要工程是建造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遗址大
厅，以及文物库房、文物陈列厅等二十余配套设施工程。从此，秦俑
博物馆的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88年，最初参加秦俑考古
发掘工作的袁仲一担任馆长，他积极倡导、率先垂范抓科学研究，重
视人才队伍建设，组织策划《秦俑秦文化研究》和《博物馆学研究》
两套丛书以及其他科研项目的实施，为秦俑博物馆的业务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1989年9月27日，三号兵马俑对外开放。1994年二号坑
展厅对外开放。至此，作为秦俑博物馆建设中的核心工程——一、二、
三号兵马俑遗址大厅，已全部建成，把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结合起来，
把考古发掘现场变为文化遗存的展示的场所。
　　来到秦俑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馆前绿化区。这里草木繁盛，
争芳吐艳，兼有当地一些生长特产的树木，如石榴、柿子、槐、柳、
桑、梓树林等等，成熟之际，果香怡人。观众在参观博物馆前漫步于
此，旅途疲劳顿消，观赏自然之美，乡野之趣顿生。
　　走进博物馆，馆舍之间，柳烟成阵，落英缤纷，一院芳菲。前广
场绿草茵茵，各色花草并陈，四时之景相异。南侧观众服务中心门前
花木与石凳错落有致，微风吹来，花香四溢，沁人心脾。北侧亦有大
面积绿地，草木昌盛，与庄重典雅的陈列楼相映成趣。而一号大厅南
北两侧成排的梧桐则极亭亭如盖，一眼望去，极尽优雅深邃之美。博
物馆内各种标识牌掩映其间，为观众提供便利。
　　花娇草碧，亦只是众星捧月。所有的一切，只为突出一个历史的
主题。在草木的环抱里涤去心灵的尘埃，去顶礼膜拜祖先千年前创造
的奇迹。进入馆内，便是另外一番气象，历史之感滚滚而来，顾盼之
间，已是神游千年。博物馆馆舍建设风格力求优雅、大气、实用、美
观，一号大厅为体积恢宏的拱形建筑，两端及四周均采用玻璃大窗，
自然光的引入消除了大厅内的压抑之感，多年来受到观众的认同和称
赞；二、三号坑展厅为后继建筑，材质选择上更加注重实用，外观为
棕灰色调，配以秦俑头像浮雕，历史感浓郁，内部天顶采用了焊接球
平板网架结构，有着鲜明的工业时代特征，与坑内古朴的秦俑形成强
烈对比，给人以思索和震撼；此外，文物陈列楼实现了一种典雅、豪
放的风格，大理石外观给人以朴素的美感，内部装潢融合了秦代的特
征性元素，细看之下，能引人遐思，流连忘返。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仪态万千、烧制精
美的兵马俑，熠熠闪光、美轮美奂的铜车马令参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可是有几人知道，它们出土时的原始状况。博物馆今天之所以能呈现
出如此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借着科技的力量。
　　秦俑在埋入地下后的漫漫岁月中，曾遭焚毁、坍塌及多次山洪冲
刷等变故，加之地下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出土时，有些俑体表面的
彩绘已荡然无存，大多数仅为残存，只有少量的还比较完整。留存的
彩绘的保存状况也不好，彩绘层与外部土壤的黏附力大于它与陶体表
面的黏附力。这就给清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稍不留意彩绘就会随土
壤掉落。彩绘出土后不久，便出现颜色蜕变、彩绘脱落等问题，其中
尤以脱落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地保护好秦俑彩绘，秦
俑博物馆一直将其列为最重要的科研课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进行专题研究，组建了秦俑彩绘保护科研课题组，文物保护科研人员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在秦俑彩绘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
研究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发掘现场的保护工艺。成功的保护了一批彩绘
陶俑，同时还使用该方法对凤翔唐代彩绘俑、汉阳陵、秦陵百戏俑坑
和秦陵6号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俑进行了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1年“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项目通过了国家文物局鉴定，被
认为“在以生漆为底层的彩绘文物保护领域中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002年该项目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4年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秦俑博物馆还在秦俑遗址小环境的监测研究、秦俑坑土遗址保护、
秦俑遗址及相关文物的防霉保护、秦俑文物防震研究以及秦俑修复技
术优化、石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等方面开展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工作，
其中“秦俑遗址及相关文物的防霉保护”获得2005年国家文物局科技
创新奖二等奖。为了引进先进的保护修复理念和技术，在陕西省文物
局的大力支持下，秦俑博物馆先后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西
安杨森公司、比利时杨森公司、美国强生公司、中国科学院、美国沙
漠研究所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等机构开展了有效的文物保护科技合作，
有力地推动秦俑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的提高。2004年，秦俑博物
馆列为国家文物局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
　　不仅如此，在二号坑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还非常重视文物保护
工作。他们充分利用电脑技术,将绘图、照片资料扫描储存于计算机，
将有关文字资料也打存于计算机。另外，还利用现代摄录像设备和编
辑系统，将发掘清理工作的全过程搜取为形象、直观图像记录资料，
同时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将1000多张照片一一扫描输入计算机，
拼合成一张完整的棚木遗迹全景照片。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存留，但是其自身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不
可能千世万世永远流传。为了子孙后代也能感受这恢弘的秦俑，2005
年，秦俑博物馆利用数字三维建模技术实现了对秦兵马俑二号陪葬坑
遗址信息的全面数字化保存，把可能坏掉的文物完全用数码技术储存
起来，必要时将其按照原形恢复，为秦俑遗址的永续保存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博物馆也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
开馆以来，博物馆的业务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有业务人员中
高级职称42人（研究员10名、副研究员32名）。28年来，全馆业务人
员出版各类专著和考古发掘报告、修复报告4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已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19本，《秦文化论丛》14辑，《博物馆学
研究丛书》8本,季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已出版70期。《秦俑博物
馆年鉴》每年一册，自1979年开馆至今已编印20册。同时培育出一批
先进模范，其中荣获全国劳动模范1名，省级劳动模范2名，文化系统
先进工作者1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3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
专家5名，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名,“三五”人才1人，他们
为博物馆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都为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持续发展的人力保障。
       
　　                成果辉煌  举世共享
                
　　秦俑博物馆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5000多万人,其中外国观众500
多万人,接待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60余位。美国总统里根、克林顿，
法国总统密特朗、希拉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德国总统赫尔佐
克、总理科尔，日本首相竹下登、村山富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均在气势磅礴的秦俑前留下由衷的赞叹。1978年9月，法国前总统希
拉克参观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
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
正到过中国。”于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说法不胫而走，如今已
成为秦兵马俑的代名词，成为当今世界旅游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语之一。不仅如此，秦兵马俑还步出俑坑走向海外，应邀到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65个城市巡回展出，观众超过2000万人次；1983年至1988
年和2002年至今,秦兵马俑先后在国内14个省市和13个城市巡回展出，
加之开馆前参观人数，海内外共有8000多万人次参观了秦兵马俑，堪
称中国在世界上被参观最多的出土文物。
　　20多年来，在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的热情关怀下，在省文物局
的正确指导下，经过秦俑人的努力，往日的荒滩变成了现代化的博物
馆。秦俑博物馆按照党中央对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紧密结合实际，
以“文物安全、观众满意”为工作宗旨，以“团结拼搏、爱馆爱国”
和“创建与世界奇迹相称的现代化博物馆”为奋斗目标，门票收入连
续3年过亿元；连续15年保持了陕西省文明单位荣誉,并被省委、省政
府树立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单位；1999年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单位荣誉；连续8年被授予全省创佳评差最佳单位;连续13年被评为全
省文物系统先进单位;先后3次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
博系统先进集体，受到国家文化部、人事部和国家文物局的表彰；被
中宣部确立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被国家技术
监督局和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首批“4A”级旅游景点；被中宣部和解放
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2002年又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馆党委也多次被评为省文物局系统和省
直属机关工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树立了现代化博物馆的新形象。继2004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
和ISO14001环境管理两个认证、2005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2006年
被《环球游报》等31个媒体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
之一之后，2007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
区。2006年，秦俑博物馆全年门票收入超过2亿元,占去年全省博物馆
门票收入3亿元的7成。今年头九个月,秦俑博物馆就已经接待游客224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27％。
             
　　                      守土有责
         
　　时至今日，秦俑博物馆已跻身于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和重点文
物科研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把秦兵马俑与
秦始皇陵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切，都离不开秦俑人数十
年来的辛勤耕耘，在秦俑博物馆我们见到了现任馆长吴永琪。
　　乍见吴永琪,印象不外乎两个：一副厚实的身板，一张严肃的脸，
随着话题的逐渐深入，一个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倾其毕生精力的专家，
一个在博物馆环境和人才队伍建设中充满热情的精明管家的形象渐渐
地清晰印显出来。秦俑馆的人都知道,只要馆长在,总会在馆里“走”
一圈，正是这坚持不懈的“走”，不仅让秦俑馆的工作井井有条，也
正是这每天的“走”让一大批年轻人和这位领导成了忘年的朋友。现
在的秦俑馆一大批年轻人成为了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方面的专家，
有的还走上了管理的领导岗位。用他们的话说,在馆长严肃的面孔下，
隐藏着一颗火热的心。用吴永琪自己的话说，我认定要干的事情就一
定要干成。
　　在别人看来，吴永琪头上有太多耀眼的光环,而对于吴永琪来说，
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守陵人。他来秦俑博物馆时未到而立
之年，如今已年过半百。三十多年来，吴永琪对文物工作一往情深，
视文物工作如同生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凡遇到中央、省领导支
持，事业发展，文物得到保护，便兴高采烈，干劲冲天；凡遇到伤害
文物、伤害秦始皇陵、伤害秦兵马俑的人或事，我则视为奸恶，必讨
之伐之。”
　　1978年，吴永琪调入秦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从此便与秦陵结下
了不解之缘。“我调入秦俑博物馆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以‘匠’的
身份领了百余个‘工徒’（都是20来岁的农村知识青年）修复损坏的
陶俑。从1979年元月到9月，修复了约500件陶俑陶马，以配合秦俑博
物馆在当年的10月1日对外开放。开馆后又三四年，共计修复827件，
形成今天一号兵马俑坑的格局。这个骄人的成绩今天想起来仍然很自
豪”。
　　那个时候的兵马俑景区纯粹是关中农村,偏僻、闭塞，交通不便。
夏天路上积有两寸厚的浮土，用脚一踩就冒烟。下雨全是稀泥，浅一
点的雨靴根本不管用，而且粘性还特别大，每迈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
劲。至于生活的苦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反而
对工作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吴永琪如此说。“即使遇到别人克服不
了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下去。因为我明白，我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工
作，它充满知识，又具挑战性。”
　　1980年，秦俑考古队发现了铜车马坑，挖掘后，但见坑内金碧辉
煌，一下子就轰动了四乡八村，每天都会引来很多的围观者。为了更
好地清理文物保护文物安全，他们把铜车马搬回博物馆内继续清理修
复。吴永琪还记得，那天是1980年12月30日，他跟另外3个前辈为此
专门跑到临潼县城里聚餐，以示庆贺。
　　以后数年，吴永琪的工作重点是修复铜车马。此时，馆里开始评
职称。当时的吴永琪很自信，但由于“文革”的影响，勉强中学毕业，
按规定不能评职称。一气之下，吴永琪发下狠心：我要上学。经过全
国文物系统的严格选拔，1983年，吴永琪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科学习。两年后拿到大专文凭。
　　从一个中学生走到大博物馆的馆长，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倔强与刚
毅。这些年来，他的倔强，更体现在他对秦陵无私无畏的全副身心的
投入上。前几年，在秦兵马俑博物馆的上面，还有一个企业性质的名
义上的管理者，但吴永琪本着一个老文物工作者的责任感，严守国家
的有关规定，从不向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妥协。他举个简单的例子说，
自1998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下兵马俑坑后，再也没有人下过。有一
次来了一位法国人，那个公司要求安排客人下坑,吴永琪就是不答应，
坚持按规定履行手续，经批准才可以安排。
　　“无私才能做到无畏”吴永琪说。“这些年来，文物保护的形势
仍不容乐观。自然机制的损坏；不法分子的盗抢；社会因素甚至是来
自政府的建设性破坏屡禁不绝，因此我们守土有责，人在阵地在。”
　　我们守土有责，人在阵地在，这是一句多么铿锵有力的宣誓啊。
为此，吴永琪抵制各种压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些年来，省委、省政府
鉴于吴永琪在文物工作中的努力,授予他很多荣誉,如“省突贡专家”
、“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省、市政协委员”、“省、国家劳动
模范”，充分肯定了吴永琪的工作。对于这些，已经是十七大代表的
吴永琪只是谦虚地说：“守住兵马俑，我应该是守住了。但是这些荣
誉的取得主要是因为秦兵马俑这个平台，因为省委、省政府对陕西文
物工作多年来的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表彰，还有社会各界对陕西文物工
作的重视。我个人是受之有愧的！”
　　对于秦俑馆今天的沧桑变化,已近花甲之年的吴永琪充满了感慨，
这感慨之中，透露出的是众多的感激：一个好的政策，一个好的领导
班子和一群守土有责的秦俑人。在秦俑博物馆，无论是现任党委书记
段志长，还是刚刚离开工作岗位的前党委书记雷玉平以及各位前任馆
长、书记,无不视秦俑博物馆的事业为己任。在秦俑博物馆采访期间，
雷玉平书记的一句话至今仍在笔者的耳边回荡：“大家都把心思用在
工作上了，班子能不和谐吗？”
　　对于秦俑博物馆的发展，段志长书记充满激情地说：“面对秦俑
辉煌的事业，面对职工殷切的期望，面对前任领导带领全馆职工所取
得的非凡成就和打下事业发展的良好基础,自己深受鼓舞，深受启发，
深感责任之重大牎先进文化的建设，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也没有
发展。文物是传承中华文明，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追寻秦文化
的历史，追索秦文化的渊源，传承中华文明，打造文化精品，推进先
进文化建设，博物馆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秦俑事业的发展基础在
管理，核心在科研,关键在人！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
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高度重视和加强党委班子、科研队伍和职工
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和加强先进文化与和谐单位建设。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牞坚持实施人才强馆、科研兴馆和项目带
动战略，努力建设‘求真务实、高效廉洁、团结协作、坚强有力’的
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职工队伍；努力
实现管理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努力实现科研业
务‘一流收藏保护、一流科学研究、一流宣传展示’的工作目标；努
力实现以秦俑馆为基础，以秦陵遗址公园为依托，建设秦陵博物院，
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宏伟建馆目标！”
       
　　                      秦陵明天
         
　　经过秦俑博物馆两代人、数届领导班子的努力，多年的发展使这
里已经成为一座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和陈列展览、宣传
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遗址博物馆。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
战略决策，为陕西文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1999年，
朱基总理在视察秦兵马俑博物馆时，肯定了净化秦始皇陵园环境，
保护文物遗址的建议,肯定了建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战略构想，
为兵马俑博物馆的发展指明方向。2001年，李岚清副总理提出了建立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的规划构想，做出对秦始皇陵遗址进行整体规
划的重要指示。200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
会上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项目建议书》，陕西
省人民政府因此决定征地2902亩，建设《秦皇陵遗址公园和秦始皇陵
博物院》。2003年，国务院发改委批准建设《秦皇陵遗址公园和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项目计划书，全面启动建设此项目。
　　在今年召开的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已经明确了要把我省建设
成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的西部强省，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作为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文物工作者正饱含着极大的
热情，为这一建设文化强省目标而努力。前不久省委书记赵乐际、省
长袁纯清两位领导亲自到秦俑博物馆调研。两位领导都指出，陕西文
物工作近年取得了很多成绩，他们十分关注秦俑博物馆的事业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仔细询问了博物馆建设、业务科研和爱国主义教育等
方面的工作进展，充分肯定了文物保护的思路和调整秦陵体制改革的
设想。省文物局也把建设秦陵遗址公园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为全省
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博物院建成后占地四千余亩,新建两座博物馆。
此外，还将在文物遗址区及周边地区进行绿化，以改善生态环境。作
为遗址公园的管理实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工程总投资达5.03亿元，
其中国家投资1.5亿，陕西投资1.5亿，其余部分由秦俑博物馆自筹解
决。至此，一个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陵遗址公园为依
托的大秦文化遗址展示保护区的发展蓝图已经清晰勾画出来。信心百
倍的秦俑人决心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将这
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加以保护并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它放射出更
加璀璨的光芒，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
出新贡献，以此来迎接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

 金秋长安纵论写意

——第二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专家发言摘录 
   2007-11-02  陕西日报

编者按：　
　　  “中国美术·长安论坛”是由西安美术学院承办的全国性美术理论讲坛，其目的在于开展学术研讨，研究美术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中国美术的发展规律。第一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我们从国际文化背景下探讨了中国美术的宏观课题，本次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意在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文化的厚土长安古城探讨中国美术的写意精神,无疑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美术家思考的问题,也是美术
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怎样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现代中国艺术结合,从理论探讨中国美术中的艺术精神、写意精神，探讨大写意在中国画中的表现,对新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晓阳（中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长久以来,于中国和西方艺术的对比，中国和西方艺术的优劣，中国画在200年来不断被西画改造的现象使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知识界在一百年来不断地用西方的观念来衡量中国的当代和古代。
　　西安美术学院设立这个论坛是因为中国美协学术研究中心设在西安美术学院，这个学术研究中心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承担两年一届的长安论坛。论坛第一届的题目是“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走向”，第二届的题目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我觉得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一问一答。第一个题目使我们认真反思中国美术和世界的走向是不是一致？中国美术往哪里去？世界美术往哪里去？这次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写意精神就是我们中国美术的走向？这个大家可以思考。好像这一届是在回答上一届的设问。
　　我们讨论写意精神，写什么意？是写我们大中国之意。我的写意观就是不极端，就是包容，不分东西、不分古今、不分材料、不分画家。这已经触及到中国艺术的本质和核心，希望就这个问题，不要停留在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完了以后，把写意精神的研讨继续下去。关于写实、抽象、写意的问题，在长久以来，有很多的回答，有些人是把它对立起来，有些人是把它并列起来。我认为它像一个金字塔，如果说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写意，另两个角，我以为一个极端是写实，
一个极端是抽象，这个是不能分割的，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的。如果说具象一直走下去，我认为它是有尽头的。具象和抽象在我们现在来看不应该排斥它，而应该容纳它，但是这个包容不只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科学。为什么呢？我认为具象给中国美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基础和推动。抽象艺术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鼓励中国的具象和抽象继续发展，不断突破，拉长这个底边就会抬高我们的高度。从学术来讲，具象艺术包括现在的各种高科技，它分析出
来的属于具象艺术范畴的一些艺术研究，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抽象艺术是在研究造型艺术的规律，相当于我们文学的语法或诗词的格律，它是在研究某种规律，一个是研究基础，一个是研究规律，给我们中国高超的写意艺术做铺垫，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在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只要不走极端，对中国美术就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洪惠镇（厦门大学教授）：
　　我发言的标题是《写意性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本色》。造型艺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象，一类为抽象。具象就是有具体形象，抽象就没有。在具象里面还可以分为意象和实象，实象就是很写实的表现图像，基本上侧重于复制性的再造为主。反过来意象是以主观为主的表现图像的精神，以意象为目的的造型艺术就可以成为写意性的。反之以实象为目的就是写实性的。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各有特色。中国的造型艺术，以绘画和雕塑为代表，多是写意性的。在写意性的问题上面，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层意思就是画出物象的大意，所谓“写”跟“画”是一样的，宋代使用写意两个字的时候，已经很准确的说明了绘画的本质就是写意性的。发展到文明化的阶段后，与书法高度结合，就出现了用书写来绘画的要求，这个
就是写意的形式，这个“意”本身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图像的大意，第二个是图像的精神、意象的精神，第三个是画家自己精神的投入。这一层是我们写意的关键，我们经常讲写意画的时候，往往只是看到它的大体形状是不像写实那么丝丝入扣，面面俱到，但是有了精神的寄语，这一点是我们今后在振兴传统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林木（四川大学教授）：
　　按照我的说法来讲，从原始艺术时期写意的精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写意”这个词出现是在元代。
　　中国的意象渊源很深，从远古的原始艺术里面的符号、抽象、平面、生命的意义开始，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意象了。中国的艺术特别讲究内在的精神、情感、观念。中国艺术强烈的抒情的主观特性，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哲理性、象征性、符号性、抽象性等都是中国艺术，必然要带上“因心造境”的“意象”、“心象”、“情象”的特征，所以中国应该是没有现实主义的。中国的古典艺术究竟是不是现实主义呢？中国的写实跟西方的现实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在古典文学
里面，写实艺术最经典的文章是《华山图序》，它谈关于写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开篇第一句话我们往往都忽略了，宗白华认为中国整个绘画的精粹就在于“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之，在笔墨无间，于天地之外……”，那句话就概括了整个中国艺术的精神，也更精辟的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
　　东西方本身是两个系统，20世纪以来，我们把这个系统给搞混了，我们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的艺术，还自认为是非常真实的写实，但实际上应该说是两回事。比如说《瑞鹤图》、《芙蓉锦鸡图》，还有《清明上河图》等都不能说是现实主义，这都只是一种象征。

　　吴山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写意精神的讨论，在西安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好的，在这里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从今天的审美出发，从今天的时代出发，对传统进行进一步的审视，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的发掘，进一步考虑怎么去吸取，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今后的美术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希望能够更多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的风格，来推动我们中国画的发展。对今天中国画的发展来讲，这种心态、这种精神不要保守在以前的固有的认识上，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的、新的认识来对待传统，来研究传统。另外，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中国画的发展大道上，多做探索。刚才讲到的写意精神，包括笔墨的精神，包括写意的精神，我觉得都是大道上的精神，特别是艺术院校很多的优秀学生，应该在大道上来研究自己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绘画，写意精神占主流地位。时代在发展，我希望能够尽量在大道上进行探索，尽量坚守自己对传统的认识，深化自己对传统的认识，再来进行变革，进行创新。要勇于改变以前老一辈灌输给我们传统研究的方式、方法，能够突破这种局限。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美术评论家）：
    写意精神和传统笔墨在中国绘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书法的滑坡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写意画的发展呢？肯定会。我第一个想法，写意精神和中国画的书画渊源，和其他民族的早期象形文字不一样。所以中国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书写文化的特点。中国绘画早期的形式和书法有统一性，所以绘画从书画同源的问题上来说，相互影响，这对于研究中国画写意性的源流发展和特性可能很有帮助。
　　另外，东、西方由于自然地域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我记得以前看钱穆先生的书，说西方是鱼类文化，中国是农耕文化，他提出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鱼类文化是打猎，和游牧的文化差不多。那么人见到一个猛兽就要跟它去斗争，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人和自然对立斗争的关系。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靠天吃饭的，中国人由此变成坚韧、忍耐、勤劳、不走极端的性格，所以我们讲“天人合一”。
　　书写性在中国画里始终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唐代，笔法较之墨法发展比较早，但是墨法具有绘画性。是否可以说写意画对笔墨的追求大大推动了中国绘画性的进展，使中国人最早达到了绘画的高峰？绘画就是笔墨，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要懂中国画必须懂中国文化，要懂中国画更必须懂笔墨，非此道中人不谙于此。

　　彭德（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写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画画，对应的是工笔画。工笔画用笔工微，写意画用笔豪放。这一层意义上的写意画它讲究墨法、笔法，需要画家长期的修炼，它也是中国文人画画家表达闲情逸致的手段。闲情逸致是没有功利目的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车子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在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在升高，这意味着我们曾经向往的现代化有根本的缺陷，它需要一些东西来弥补。
　　第二层意思，是讲究画外之意。一个是意象，一个是意境。欧阳修画意不画形，这个画意的“意”就是指意象，是与八卦的卦象和阴阳五行的对象紧密相连的，非常复杂，而且和绘画的关系非常遥远，他们把天地人编排成一个有序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中国文化的框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框架，也是中国古代的集体表象。
　　第三层意思，直接表达心意。如果我们考察这个意思的构成方式，它上面是个“音”，下面是一个“心”，在中国古代，音和声是有区别的，人的声响是音，天然的声响是声，所以写意就是表达心中的心意。到了今天，写意一旦推而广之，无所不包，它就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是带来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变得丰富多彩，什么都是写意。第二是当什么都是写意的时候，这个概念就自我消解了，当一个概念无所不包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美术评论家）：
    我的题目是《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中国画写意精神小议》。
　　写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书写的写，一个是读四声“泄”，而这个不是发泄，也不是排泄，而是一种流动性的意思。中国画的“意”，一个是靠感情的流露，再一个是靠分析。中国画、文人画讲究书卷气，书卷气简称书气，一个是书卷气、一个是书法气。
　　自从文人画兴起之后，画家的文化层次得到提升，书法等美学因素逐渐融入中国画的发展之中，随着中国画的发展更加丰富，绘画体裁更加广泛，意境、意象更为多样。中国画的写意性又提升到新的高度，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状态，用笔要身形其中，光有功力不行，还必须有兴，能放能收。写意画给予画家充分的自由，画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挥洒渲染，可以抒发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感受，所以写意画有高难度、高要求的特点，要求画家务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深厚的文学修养，长期的生活体验，还有对中国画艺术的执著与悟性。例如清代的画家郑板桥说过“殊不知写意二字误多少事，
必极工然后能写意”。郑板桥极其概括的总结了写意画的创作规律。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画家的心态和创作观点空前改善，国际文化交流的气氛日益活跃，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必将得到长足发展。早在1989年的冬天，李可染先生就曾预言“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一定会到来，中国画会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写意精神——诗性与禅观》。艺术本身是一个专业化的门类，所以一定有它的特性，一个是诗性的问题，一个是禅观，一个是艺术的特性，一个是它的思维方式。
　　我们先看艺术的特性，中国的写意的绘画过程中，中国画以中国艺术为普通现象的特性，实际上充满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诗性的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理趣和性灵的意象。所谓的理是讲的自然规律和自然之道，是规律性、顺应自然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会把自然当中万事万物的规律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规律性是中国人形式的一个基本组成，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个特定的表达。再说一个禅观，这个涉及到了中国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是从禅宗、佛教、宗教的方式里面来说的，禅宗是讲佛教修行把悟和中国传统的易学老庄的思想融合在一块，出现了中国自己本国、本土佛教的宗派，还有各个门派的划分，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字——“悟”，是心悟。这种方式被文人和诗人吸收了。他们在每个朝代把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规律，转化成艺术思维表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观点都是在和佛教接触的过程中，融合自己本身、本土的文化特点，把佛教、禅宗里面基本的修行思维方式纳入进去形成的。

　　程征（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我认为写意精神既是既往的，也是开启未来的一种艺术精神。
　　我想集中谈一种现象，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固有的写意绘画基础上，中国出现一种被称做表现性水墨的绘画样式，并且成为中国当代水墨画领域令人瞩目的形态之一，这也是近20年重要的艺术现象。这个现象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和面对。我考虑它的来源有两大根源。
　　一个是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是中西融合的产物。二是中国画传统水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产物。因为中国的绘画史，包括书法史，把书法引入绘画之后，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功能，于是绘画由描述性直接转向宣泄，甚至毫不忌讳地呐喊。钻研了中国传统一辈子的黄宾虹在80多岁时，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世界当无中西画派之别，两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工具、面貌而已。”这句话出自一个国粹派中国画大师之口，不是一个简单现象，这使我们联想起中国传统的常规性的写意，可能要无限延伸，跟西方的表现主义两者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共同的因素，即同为意象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所谈到现代艺术的时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不可忽视现象的一种对照，或者是一种启示，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写意绘画的传统当中去发现、研究，去开掘出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王炎林（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作为一个画家来讲，我认为中国画在写意精神的前提下，是一个很大的包容体，它是流动着的、不断扩容的强大生命力的写意精神。我觉得对于大写意、大美术，今天上午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写意精神的提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深刻话题。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是不是有被同化的可能性，我们如何发现自己民族的艺术坐标，然后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得以在世界上以一个强势文化的身份出现。所以在我的画中充满一种信念，我
们的精神是一种大的精神，而且我一定相信，我们的多元化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一种趋势。

　　刘曦林（美术评论家、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怎么来解释写意呢？首先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美学，不限于喻体和题材。第二从喻体的角度来讲，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但是作为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我觉得应该有广泛的认识。写意是一种状态。我认为有三种状态：一是作者的心态，二是作画过程的状态，三是作品形成的状态。这三个状态的统一体，才能形成完整的写意方式。今天我们从统一、全方位地认识写意的精神，或者说是精神的层面深化。从统一的角度认识到它的内面、外面，有一个主要的倾向，就是说它可能是以一种如倾如泄笔致挥写形之大意，书写情思。有人说工笔画也有写意艺术，最近几年来为什么没有被工笔画垄断呢？我们说千笔万笔复归一笔，这难道不是写意的精神吗？但是里面有个主要的问题，从写意艺术、写意绘画的外延来讲，它和什么东西有联系呢？特别是和中国的诗歌、书法有联系，就是这两种艺术样式救了中国画。诗歌是影响中国画写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诗歌的秉性。我们谈到写意艺术命运的时候，曾经意识到近现代对写意是忽略了。但是石鲁，他的
许多艺术理论当时在一种现实主义方向和艺术规律统一的时候，是从写意艺术层面来讲的，他主张以少胜多，主张含蓄的引线，主张用笔要写不要描，主张绘画和书法、诗歌、音乐联姻，还要有难得糊涂的境界，他已经在追求现实主义艺术如何和写意艺术相通的问题。

　　帅民风（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写意首先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在我们绘画里面，在艺术家表现写意的时候，我认为它具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它的物理性。第二是它的画理。第三是它的情理。任何一个艺术家离不开这三方面的素养，这三者构成我们所要强调的人为的文化底蕴，也是构成我们美术的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的造型理论更多的是形而上的观念，是让人去感悟，而不是让人去触摸。写意的当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今天论坛的举行本身就说明写意具有当代性，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共聚一堂进行学术性的探讨，首先它具有学术性，包括审美、表现、法则上的一些内涵。今天的美术发展，也需要继续继承和
发扬写意的精神。在发扬当中，如何完善写意作为造型中心的一种观念，我觉得这是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

 金秋长安纵论写意

——第二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专家发言摘录 
   2007-11-02  陕西日报

编者按：　
　　  “中国美术·长安论坛”是由西安美术学院承办的全国性美术理论讲坛，其目的在于开展学术研讨，研究美术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中国美术的发展规律。第一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我们从国际文化背景下探讨了中国美术的宏观课题，本次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意在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文化的厚土长安古城探讨中国美术的写意精神,无疑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美术家思考的问题,也是美术
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怎样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现代中国艺术结合,从理论探讨中国美术中的艺术精神、写意精神，探讨大写意在中国画中的表现,对新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晓阳（中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长久以来,于中国和西方艺术的对比，中国和西方艺术的优劣，中国画在200年来不断被西画改造的现象使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知识界在一百年来不断地用西方的观念来衡量中国的当代和古代。
　　西安美术学院设立这个论坛是因为中国美协学术研究中心设在西安美术学院，这个学术研究中心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承担两年一届的长安论坛。论坛第一届的题目是“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走向”，第二届的题目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我觉得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一问一答。第一个题目使我们认真反思中国美术和世界的走向是不是一致？中国美术往哪里去？世界美术往哪里去？这次是“写意精神——中国美术的魅力”，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写意精神就是我们中国美术的走向？这个大家可以思考。好像这一届是在回答上一届的设问。
　　我们讨论写意精神，写什么意？是写我们大中国之意。我的写意观就是不极端，就是包容，不分东西、不分古今、不分材料、不分画家。这已经触及到中国艺术的本质和核心，希望就这个问题，不要停留在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完了以后，把写意精神的研讨继续下去。关于写实、抽象、写意的问题，在长久以来，有很多的回答，有些人是把它对立起来，有些人是把它并列起来。我认为它像一个金字塔，如果说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写意，另两个角，我以为一个极端是写实，
一个极端是抽象，这个是不能分割的，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的。如果说具象一直走下去，我认为它是有尽头的。具象和抽象在我们现在来看不应该排斥它，而应该容纳它，但是这个包容不只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科学。为什么呢？我认为具象给中国美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基础和推动。抽象艺术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鼓励中国的具象和抽象继续发展，不断突破，拉长这个底边就会抬高我们的高度。从学术来讲，具象艺术包括现在的各种高科技，它分析出
来的属于具象艺术范畴的一些艺术研究，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抽象艺术是在研究造型艺术的规律，相当于我们文学的语法或诗词的格律，它是在研究某种规律，一个是研究基础，一个是研究规律，给我们中国高超的写意艺术做铺垫，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在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只要不走极端，对中国美术就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洪惠镇（厦门大学教授）：
　　我发言的标题是《写意性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本色》。造型艺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象，一类为抽象。具象就是有具体形象，抽象就没有。在具象里面还可以分为意象和实象，实象就是很写实的表现图像，基本上侧重于复制性的再造为主。反过来意象是以主观为主的表现图像的精神，以意象为目的的造型艺术就可以成为写意性的。反之以实象为目的就是写实性的。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各有特色。中国的造型艺术，以绘画和雕塑为代表，多是写意性的。在写意性的问题上面，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层意思就是画出物象的大意，所谓“写”跟“画”是一样的，宋代使用写意两个字的时候，已经很准确的说明了绘画的本质就是写意性的。发展到文明化的阶段后，与书法高度结合，就出现了用书写来绘画的要求，这个
就是写意的形式，这个“意”本身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图像的大意，第二个是图像的精神、意象的精神，第三个是画家自己精神的投入。这一层是我们写意的关键，我们经常讲写意画的时候，往往只是看到它的大体形状是不像写实那么丝丝入扣，面面俱到，但是有了精神的寄语，这一点是我们今后在振兴传统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林木（四川大学教授）：
　　按照我的说法来讲，从原始艺术时期写意的精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写意”这个词出现是在元代。
　　中国的意象渊源很深，从远古的原始艺术里面的符号、抽象、平面、生命的意义开始，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意象了。中国的艺术特别讲究内在的精神、情感、观念。中国艺术强烈的抒情的主观特性，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哲理性、象征性、符号性、抽象性等都是中国艺术，必然要带上“因心造境”的“意象”、“心象”、“情象”的特征，所以中国应该是没有现实主义的。中国的古典艺术究竟是不是现实主义呢？中国的写实跟西方的现实主义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在古典文学
里面，写实艺术最经典的文章是《华山图序》，它谈关于写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开篇第一句话我们往往都忽略了，宗白华认为中国整个绘画的精粹就在于“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之，在笔墨无间，于天地之外……”，那句话就概括了整个中国艺术的精神，也更精辟的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
　　东西方本身是两个系统，20世纪以来，我们把这个系统给搞混了，我们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的艺术，还自认为是非常真实的写实，但实际上应该说是两回事。比如说《瑞鹤图》、《芙蓉锦鸡图》，还有《清明上河图》等都不能说是现实主义，这都只是一种象征。

　　吴山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写意精神的讨论，在西安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好的，在这里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从今天的审美出发，从今天的时代出发，对传统进行进一步的审视，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的发掘，进一步考虑怎么去吸取，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今后的美术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希望能够更多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的风格，来推动我们中国画的发展。对今天中国画的发展来讲，这种心态、这种精神不要保守在以前的固有的认识上，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的、新的认识来对待传统，来研究传统。另外，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中国画的发展大道上，多做探索。刚才讲到的写意精神，包括笔墨的精神，包括写意的精神，我觉得都是大道上的精神，特别是艺术院校很多的优秀学生，应该在大道上来研究自己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绘画，写意精神占主流地位。时代在发展，我希望能够尽量在大道上进行探索，尽量坚守自己对传统的认识，深化自己对传统的认识，再来进行变革，进行创新。要勇于改变以前老一辈灌输给我们传统研究的方式、方法，能够突破这种局限。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美术评论家）：
    写意精神和传统笔墨在中国绘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书法的滑坡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写意画的发展呢？肯定会。我第一个想法，写意精神和中国画的书画渊源，和其他民族的早期象形文字不一样。所以中国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书写文化的特点。中国绘画早期的形式和书法有统一性，所以绘画从书画同源的问题上来说，相互影响，这对于研究中国画写意性的源流发展和特性可能很有帮助。
　　另外，东、西方由于自然地域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我记得以前看钱穆先生的书，说西方是鱼类文化，中国是农耕文化，他提出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鱼类文化是打猎，和游牧的文化差不多。那么人见到一个猛兽就要跟它去斗争，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人和自然对立斗争的关系。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靠天吃饭的，中国人由此变成坚韧、忍耐、勤劳、不走极端的性格，所以我们讲“天人合一”。
　　书写性在中国画里始终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唐代，笔法较之墨法发展比较早，但是墨法具有绘画性。是否可以说写意画对笔墨的追求大大推动了中国绘画性的进展，使中国人最早达到了绘画的高峰？绘画就是笔墨，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要懂中国画必须懂中国文化，要懂中国画更必须懂笔墨，非此道中人不谙于此。

　　彭德（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写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画画，对应的是工笔画。工笔画用笔工微，写意画用笔豪放。这一层意义上的写意画它讲究墨法、笔法，需要画家长期的修炼，它也是中国文人画画家表达闲情逸致的手段。闲情逸致是没有功利目的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车子越来越好，钱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在降低，社会的犯罪率在升高，这意味着我们曾经向往的现代化有根本的缺陷，它需要一些东西来弥补。
　　第二层意思，是讲究画外之意。一个是意象，一个是意境。欧阳修画意不画形，这个画意的“意”就是指意象，是与八卦的卦象和阴阳五行的对象紧密相连的，非常复杂，而且和绘画的关系非常遥远，他们把天地人编排成一个有序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中国文化的框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框架，也是中国古代的集体表象。
　　第三层意思，直接表达心意。如果我们考察这个意思的构成方式，它上面是个“音”，下面是一个“心”，在中国古代，音和声是有区别的，人的声响是音，天然的声响是声，所以写意就是表达心中的心意。到了今天，写意一旦推而广之，无所不包，它就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是带来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变得丰富多彩，什么都是写意。第二是当什么都是写意的时候，这个概念就自我消解了，当一个概念无所不包的时候就没有意义了。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美术评论家）：
    我的题目是《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中国画写意精神小议》。
　　写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书写的写，一个是读四声“泄”，而这个不是发泄，也不是排泄，而是一种流动性的意思。中国画的“意”，一个是靠感情的流露，再一个是靠分析。中国画、文人画讲究书卷气，书卷气简称书气，一个是书卷气、一个是书法气。
　　自从文人画兴起之后，画家的文化层次得到提升，书法等美学因素逐渐融入中国画的发展之中，随着中国画的发展更加丰富，绘画体裁更加广泛，意境、意象更为多样。中国画的写意性又提升到新的高度，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状态，用笔要身形其中，光有功力不行，还必须有兴，能放能收。写意画给予画家充分的自由，画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挥洒渲染，可以抒发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万物的感受，所以写意画有高难度、高要求的特点，要求画家务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深厚的文学修养，长期的生活体验，还有对中国画艺术的执著与悟性。例如清代的画家郑板桥说过“殊不知写意二字误多少事，
必极工然后能写意”。郑板桥极其概括的总结了写意画的创作规律。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画家的心态和创作观点空前改善，国际文化交流的气氛日益活跃，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必将得到长足发展。早在1989年的冬天，李可染先生就曾预言“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一定会到来，中国画会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写意精神——诗性与禅观》。艺术本身是一个专业化的门类，所以一定有它的特性，一个是诗性的问题，一个是禅观，一个是艺术的特性，一个是它的思维方式。
　　我们先看艺术的特性，中国的写意的绘画过程中，中国画以中国艺术为普通现象的特性，实际上充满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诗性的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理趣和性灵的意象。所谓的理是讲的自然规律和自然之道，是规律性、顺应自然的一种表现。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会把自然当中万事万物的规律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规律性是中国人形式的一个基本组成，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一个特定的表达。再说一个禅观，这个涉及到了中国宋元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思维方式，这个是从禅宗、佛教、宗教的方式里面来说的，禅宗是讲佛教修行把悟和中国传统的易学老庄的思想融合在一块，出现了中国自己本国、本土佛教的宗派，还有各个门派的划分，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字——“悟”，是心悟。这种方式被文人和诗人吸收了。他们在每个朝代把一个自然的物理现象、规律，转化成艺术思维表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观点都是在和佛教接触的过程中，融合自己本身、本土的文化特点，把佛教、禅宗里面基本的修行思维方式纳入进去形成的。

　　程征（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我认为写意精神既是既往的，也是开启未来的一种艺术精神。
　　我想集中谈一种现象，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固有的写意绘画基础上，中国出现一种被称做表现性水墨的绘画样式，并且成为中国当代水墨画领域令人瞩目的形态之一，这也是近20年重要的艺术现象。这个现象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和面对。我考虑它的来源有两大根源。
　　一个是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是中西融合的产物。二是中国画传统水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产物。因为中国的绘画史，包括书法史，把书法引入绘画之后，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功能，于是绘画由描述性直接转向宣泄，甚至毫不忌讳地呐喊。钻研了中国传统一辈子的黄宾虹在80多岁时，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世界当无中西画派之别，两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工具、面貌而已。”这句话出自一个国粹派中国画大师之口，不是一个简单现象，这使我们联想起中国传统的常规性的写意，可能要无限延伸，跟西方的表现主义两者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共同的因素，即同为意象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所谈到现代艺术的时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不可忽视现象的一种对照，或者是一种启示，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写意绘画的传统当中去发现、研究，去开掘出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王炎林（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作为一个画家来讲，我认为中国画在写意精神的前提下，是一个很大的包容体，它是流动着的、不断扩容的强大生命力的写意精神。我觉得对于大写意、大美术，今天上午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写意精神的提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深刻话题。为什么谈这个话题呢？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是不是有被同化的可能性，我们如何发现自己民族的艺术坐标，然后健康地发展，使我们得以在世界上以一个强势文化的身份出现。所以在我的画中充满一种信念，我
们的精神是一种大的精神，而且我一定相信，我们的多元化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一种趋势。

　　刘曦林（美术评论家、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怎么来解释写意呢？首先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美学，不限于喻体和题材。第二从喻体的角度来讲，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但是作为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我觉得应该有广泛的认识。写意是一种状态。我认为有三种状态：一是作者的心态，二是作画过程的状态，三是作品形成的状态。这三个状态的统一体，才能形成完整的写意方式。今天我们从统一、全方位地认识写意的精神，或者说是精神的层面深化。从统一的角度认识到它的内面、外面，有一个主要的倾向，就是说它可能是以一种如倾如泄笔致挥写形之大意，书写情思。有人说工笔画也有写意艺术，最近几年来为什么没有被工笔画垄断呢？我们说千笔万笔复归一笔，这难道不是写意的精神吗？但是里面有个主要的问题，从写意艺术、写意绘画的外延来讲，它和什么东西有联系呢？特别是和中国的诗歌、书法有联系，就是这两种艺术样式救了中国画。诗歌是影响中国画写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诗歌的秉性。我们谈到写意艺术命运的时候，曾经意识到近现代对写意是忽略了。但是石鲁，他的
许多艺术理论当时在一种现实主义方向和艺术规律统一的时候，是从写意艺术层面来讲的，他主张以少胜多，主张含蓄的引线，主张用笔要写不要描，主张绘画和书法、诗歌、音乐联姻，还要有难得糊涂的境界，他已经在追求现实主义艺术如何和写意艺术相通的问题。

　　帅民风（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写意首先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在我们绘画里面，在艺术家表现写意的时候，我认为它具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它的物理性。第二是它的画理。第三是它的情理。任何一个艺术家离不开这三方面的素养，这三者构成我们所要强调的人为的文化底蕴，也是构成我们美术的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的造型理论更多的是形而上的观念，是让人去感悟，而不是让人去触摸。写意的当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今天论坛的举行本身就说明写意具有当代性，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共聚一堂进行学术性的探讨，首先它具有学术性，包括审美、表现、法则上的一些内涵。今天的美术发展，也需要继续继承和
发扬写意的精神。在发扬当中，如何完善写意作为造型中心的一种观念，我觉得这是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

镇巴实施文化强县战略亮点频闪

   11月4日晚，镇巴县锦源广场灯火辉煌，景色如画，人海如潮，歌声飞扬，大型广场文艺演出“金秋镇巴喜相逢”在这里隆重上演。中国音协副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赵季平，汉中市委书记田杰及来自汉中十一县区和毗邻的四川省通江、万源等市县的党政领导与上万名当地干部群众一同观看。这是镇巴县贯彻十七大精神，实施文化强县战略，构建和谐文化的具体体现。
　　镇巴县委、县政府充分挖掘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加强文化建设作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涌现出一大批在省市有影响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人才，先后获得省级文化先进县、民歌之乡等殊荣。该县采取“招商引资启动，财政投入撬动，部门筹资带动，全民参与联动”的筹资方法，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改扩建了县文工团、文化馆、图书馆等一大批文化单位设施；建起了红军文化广场和西北最大的文化长廊、苗民新村等一批融自然风情和文化景观为一体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投资2000多万元，建起了覆盖全县95％以上乡镇的有线电视传输网络。
　　镇巴县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县城除了每逢节日举办大型庆典外，还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部门依次承办，动员各阶层人员广泛参与，节目自编自演，每月开展一次“月月喜相逢”大型群众广场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14场，观看群众达14万多人。
　　实施精品战略是镇巴县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举措。立足本土，精心创作，根据巴山民歌创作的《巴山顶上修堰塘》、《巴山林里背二哥》,被请到了人民大会堂进行演唱；先后推出了《民间歌谣集成》、《民间唢呐曲牌选》、《镇巴民歌总集》等十余部地方曲艺文集，创作出了《热土》、《山魂依依》等20多部产生较高影响的文学作品，获国家级政府创作奖2个，省级政府创作奖5个。
　　镇巴县实施“文化强县”战略以来，不仅丰富了城乡群众生活、而且为招商引资营造了良好环境，实现了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

李堂堂指出加快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11月2日，副省长李堂堂在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联席会议上强调，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协作，整合资源，加快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我省是全国首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试点省，该项工程自2002年启动建设以来，资源建设初具规模。李堂堂指出，共享工程是一项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工程、基础工程和惠民工程。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按照国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将文化共享工程与村级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统筹建设、村村通工程等9项工作紧密结合，在领导力量、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重点安排，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要
制订好工程规划，明确建设目标，加快县级支中心建设，争取尽早完成建设任务；要加强协作，整合文化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要在文化信息网基础上，增加文物、旅游、体育、出版、教育等内容,努力建成“门类齐全、内容系统、载体多样、特色鲜明”的品牌网站；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做好资源征集、加工、人员培训等工作的同时，加强工程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要积极落实共享工程建设资金，确保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9月17日，陕西省作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我省文学界渴盼已久、翘首以待的盛会。自1993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我省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全省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和丰富的创作资源,广大作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创作了大量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中国气魄和民族特色，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作品。文学队伍空前团结兴旺，生机勃勃。广大文学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勇于创新，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学事业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深刻体验人民前进的准确信号，敏锐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自觉响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艺的生动创造寓于时代进步的运动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升起更加昂扬的理想风帆，描绘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激励更加坚定的奋进信心，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努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功立业”。在前不久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赵乐际同志作了题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把陕西建成西部强省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报告中确定了“努力把陕西建成西部强省”的战略目标。西部强省主要体现在经济强、科技强和文化强三个方面。文化强，包含着“文化事业整体水平和文化产业实力处
于西部前列”；“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全面繁荣，推出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精品力作”；“打造一批具有陕西特色的优势文化品牌”等多项标志。在这样的形势下，来自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聚集一堂，共商陕西文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大计，共同勾画陕西文学事业发展的新蓝图，必将对我省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唱响时代主旋律

    四次作代会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仍然呈现方兴未艾，佳作迭出，持续发展的新高态势，产生了文学陕军的轰动效应。十多年来，我省的广大作家，承传陕西文学的优良传统，深入思考民族历史，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用扎实的创作劳动，独特的艺术思考，生动的文学形式描绘生机勃发、发展前进的历史画卷和时代风貌。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后，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家族变迁，反映民族命运，展现中华民族在艰难奋斗、社会巨变中探求先进方向的历史画卷；贾平凹的系列长篇创作，尤其是《秦腔》始终紧扣乡土中国这个文学母题，对农村、农民的忧患和希望，生活变化和观念更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是一部陕北高原的百年史，凝结着对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文化的思考；程海的《热爱命运》,文兰的《命运峡谷》在对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总结性完成方面，被认为对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王蓬历时10年探访蜀道15次西行，寻叩长安到罗马之路出版8本系列作品；叶广芩在家族小说创作告一段落之后，长期深入农村写出了《老县城》等多部作品。我省的中青年作家莫伸、红柯、冷梦、李春平、王晓云等，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关注现实，自觉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作之中，创作出了《大京九纪实》、《吹牛》、《高西沟调查——中国农村启示录》、《上海是个滩》、《步步高》、《读懂浦东》等一批具有鲜明
时代风貌，讴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硕果累累,成绩丰厚，在传统的历史题材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出现了樟叶的《五福》、文兰的《大敦煌》、白黎的《中国行——记史沫特莱》等系列作品、徐剑铭的《立马中条》、马建勋的长篇小说《国魂》、《国殇》等一批既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又有深厚革命历史内容的作品。儿童文学创作同样成绩喜人。李凤杰的儿童小说创作，王宜振的儿童诗歌创作，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灵成长，弘扬真善美，始终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获得较高评价。他们的小说和诗歌作品，进入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此外活跃在此的还有青年作家安武林、孙卫卫等。散文创作，诗歌创作，文学评论也出现了大气深厚生动鲜活的态势。“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歌界的名家荟萃，我省耿翔、刘亚丽、阎安、李小洛、霍竹山、成路等多人参加。一个百花齐放，丰富繁荣，主旋律和多样化齐头并进的创作局面正在全面形成。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我省十多位中青年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优秀文化传承和较高文学质量的优秀作品,如贾平凹的《高兴》、叶广芩的《青木川》红柯的《乌尔禾》、冯积岐的《村子》、吴克敬的《壮元羊》、马玉
琛的《金石记》、张兴海的《圣哲老子》、王海的《天堂》、李文德、王芳闻的《安吴商妇》等，这些作品，已经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注意和好评，显示了群体性和集团性的冲击力。

　　                  文学事业成就斐然

    四次作代会以来，省作协在贯彻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关于弘扬主旋律，实施精品战略方面同样取得十分可喜的成绩。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刘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冷梦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获首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榭桥》，红柯的短篇小说《吹牛》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贾平凹的《贾平凹散文精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贾平凹的《平凹散文》和朱鸿的《西部心情》这两本散文集获得了首届“冰心散文奖”；杨莹的《穿过网络》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李凤杰的《还你一片蓝天——中国失足少年教育纪实》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获首届“全国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王宜振的《笛王的故事》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红柯还获得了冯牧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获得了中国小说学会奖；李春平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获“大上海长篇小说奖”;贾平凹的《秦腔》获第四届华语文学奖和“红楼梦”文学奖。另外，叶广芩、王蓬、冯积岐、常杨、朱鸿、庞进、王晓云、李小洛、周长圆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多次获得了全国部委、省市、行业、出版社、期刊等奖项。这些荣誉;充分说明了陕西文学创作的实力、实绩和成就。

　　                走进基层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反映人民的现实和心声，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在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中汲取诗情画意，是我省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省文学创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保证。加大力度就是通过上级组织精心筛选和相关部门协调，将有实力有实绩的中青年作家如叶广芩、高建群、红柯、冯积岐、李博厚等多位作家分别放在城市、高新开发区和农村基层，让作家们熟悉和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最新实践。
　　2003年组织了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采风活动，与榆林市委、市政府合作出版了《陕西作家赴陕北能源生化基地采风录》大型报告文学集；2004年组织了全省高速公路建设采风活动，与省交通厅合作出版了《纵横三秦路——陕西作家公路万里行采风录》大型报告文学集；2005年组织了环境保护采风活动，与省环保局合作出版了《呵护绿色家园——陕西作家环境保护采风录》大型报告文学集；今年七月，又同省交通厅共同举办了陕西高速公路突破2000公里大型采风活动。选派作家冷梦深入到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进行专题采风活动，经过几个月的深入生活，撰写了大型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中国农村启示录》。以上这些做法和实践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对新的文学实践的新检验，也是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新的检阅，对宣传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设立文学奖项建构激励机制

    四次作代会以来，在中国作协多种奖项的带动下，陕西作协发挥主流性和专业性的优势，开展了多种评奖活动，以切实的措施促进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和文学的健康发展，其中，“505”文学奖举办了八届，先后有莫伸的《中国第一路》、白黎的《中国行——记史沫特莱》、王观胜的《放马天山》等几十人次，多种体裁、题材的作品获奖。举办了吉元文学奖，主要奖励我省创作成就突出的中青年作家。此外，举办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奖励了100多名建国以来在编辑岗位上为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老中青优秀编辑；还举办了省残疾人散文诗歌大赛等多项评奖活动，并积极配合省委宣传部实施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设立的陕西文艺大奖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充分发挥省作协的职能作用。这些评奖活动的开展，展示了我省文学创作的丰富成果和创作实绩，团结了队伍，激励了作家，倡导了良好的文学风尚和创作方向。

　　              营造奋发向上的文学氛围

    四次作代会以来，陕西文学界大力倡导、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研讨和作家作品研讨活动，既重视抓我省文学创作的宏观形势和共性特征，又注重作家个体创作的分析解剖。2000年分片召开了全省作家会员大会。这是省作协自1954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全省会员大会。这次大会堪称是全省广大文学工作者的一次总动员、总检阅。这次大会获得了中国作协的高度评价，在全国通报表扬，在全国文学界、我省社会各界和广大文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强烈的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四次作代会以来我会和各地市作协召开了近100多位作家作品研讨会。2007年5月下旬，由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省作协联合举办的“坚持‘三贴近’，讴歌新时代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在延安举行。省委宣传部领导和我省作家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我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作家“三贴近”的做法和体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全国媒体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积极开展文学批评促进创作繁荣

    与我省的创作繁荣同步，我省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十分活跃，在促进文学创作，扶持文学新人，营造严肃、健康、和谐的文学氛围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新时期开始到现在，陕西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评论家为骨干的批评群体，他们不但具有观察敏锐，思想活跃，对文学创作参与力强，关注全国文学形势和地域创作等特点，而且以独特的批评方式显示了对文学的一种评判力量。他们关注现实、关注创作，理论联系实际,对我省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新人新作，跟踪研究及时评论，对推动中青年作家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高校、科研和行业作协系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艺术判断力的青年批评人才，表现出了可贵的职业精神和批评态度。评论刊物《小说评论》对推动我省文学创作、文学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全国文学界、批评界的好评。

　　             积极壮大队伍开展文学交流合作

    四次作代会以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已由527人发展到
1958人，增加了近四倍。在我省新发展的会员中，大部分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文学新人，他们的创作大有潜力，他们是我省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另外，四次作代会以来，在省作协的指导帮助下，我省还成立了电力、公安、交通、邮电等行业作协，这是我省文学队伍横向的延伸，是一股新的鲜活的力量。
　　四次作代会以来，我省作家近20人次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国际间、省际间的文学交流活动。为提升陕西文学的影响力，开阔视野，借鉴提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新思路。

　　         努力开创陕西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

　　陕西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作家群体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四次作代会以来的文学繁荣，是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气候而形成的，这是陕西文学的幸运。因此可以说，陕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不仅是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生机勃勃、波澜壮阔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新世纪新阶段，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文艺事业大有希望的重要发展期。省委书记赵乐际同志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强调指出：“建设西部强省，主要体现在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三个方面，我们要把建设西部文化强省与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科技强省一并确定为陕西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相信，伴随着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文化大发展机遇的到来，陕西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李向红  杨小玲）

　　本报讯　（记者  杨建平）汉中市委党校副教授闫丰历经四年创作的长篇哲理小说《陕北后生》于今年元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现年57岁的闫丰，系我省绥德县人，现为汉中市委党校调研员、副教授，曾在中省市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他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创作出了长篇哲理小说《陕北后生》。《陕北后生》成功地塑造了以陕北农村青年王自强、吴霞等为核心的一群人在“文革”年月里与命运抗争，在生活和政治的旋涡中搏击，不甘沉沦，演绎了一场人性中正义与邪恶、真诚与欺诈、纯洁与肮脏的较量。前不久，汉中市文化局、市文联、市作协和天汉书社联合举办“汉中首届本土作家原创作品展”，《陕北后生》入选参展，闫丰先生作为全市12位推荐作家之一被隆重推出。近日，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又把《陕北后生》列为该院知行文学社的指定阅读小说，并决定在学生中举办《陕北后
生》研讨会。

日本建筑专家池上俊郎畅谈大明宫遗址保护 

　　池上俊郎，国际知名建筑家。一直在为大众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他为城市规划设计及生态环境建设做出许多成就。他曾为视西安青龙寺为祖庭的日本真言宗总本山的京都东寺做过三维复原设计，为神户等城市地震后复兴工程做过提案，他曾调研过世界31个国家的92个城市，他的大都市自然再生设计提案获得日本最高的设计奖。

    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国际研讨会之前，记者访问了会议特邀的国际建筑与生态环境专家———日本生态环境设计协会理事长池上俊郎先生，他畅谈了对西安古遗址保护这一创造性举措的想法。

    谙熟中国历史的池上俊郎说，唐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极大范围的世界性交流的枢纽，当年是世界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交流。在日本人心目中，它的辐射影响形成扩及包含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日本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阿倍仲麻吕等都曾在长安学习甚至入仕。古长安丝绸之路世界交流枢纽的中心，是当时国际社会最富饶的经济文化中心。

    池上先生说，西安目前进行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周边环境改造工程，既保护遗址又兼顾环境改善，其规模和气势显然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同时这个大遗址还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相信通过这项建设工程将对人文及环境建设产生良好的影响，对现代城市发展和适合居住也是极为有益的。对于把这样一个当年的皇宫遗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园，此次与会的各国专家都有很多建议，这次会议就是把这些各方面的建议交流探讨，结合用于建成世界最好的遗址公园，使将来的遗址公园建成后让西安变得像大唐长安一样，产生成为世界交流中心的效应。

    池上先生谈道，从研究1200年前的东寺古建筑的保护联想到，对古迹保护要考虑一千年前的历史也要考虑一千年后的发展。大明宫遗址这么大体量的保护改造，对西安市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一千年后，它的时间跨度应该在6000~8000年的时空跨度。大明宫的位置处于西安火车站北邻，也有低矮棚户区将变成高楼林立的发展，形势的发展好与坏，对其的研究开发保护利用要充分考虑。如果任其变化，就终将会毁于城市的自然发展。要营造一座城市的美丽，最重要的是它的文脉，就像一本小说刊物有其主线一样，城市也有它的文化脉络，设计城市如同编辑杂志一样也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脉络。对西安这座城市来说，既有明清时代如钟鼓楼等古建筑，也有众多的汉唐遗迹，还有现代飞速发展的城市，这就看如何去编辑。

    大明宫这样的大面积古遗址，它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遗迹以古代外轮廓完整地保存下来，它又处于7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新城市的不断叠加对它的保存产生威胁。针对这一遗址保护的城市规划，如果现在不去做，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城市所淹灭，但如果规划得好，遗址得到充分的保护，城市得到良好的环境，对当地社会甚至对国际社会都将产生良好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遗址公园将产生很大的绿化作用，成为城市的一个人工肺叶，它将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起到降温、净尘、过滤空气的巨大作用。我希望将来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后能产生新的空间，使人到此能得到盛唐时期皇帝站在含元殿上的时空感觉。诚然，这是当时皇帝一人在金銮殿上极目舒心的享受，而现在将使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这种环境和历史交集的优越感的愉悦。这是当今遗址公园与当年历史宫殿的不同之处。

八旬老人趣话西安地名

07-10-18 西安晚报  李建宁

　  年近八旬、自号“土地老儿”的葛慧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跑遍了西安数百个历史村镇和数千条古街老巷，寻访考证，被誉为“西安地名通”。

　　西安地名，是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探究西安地名的历史文化渊源，2007年国庆，记者来到西安市糖坊街一个简陋的寓所，拜访了著名地名学家葛慧先生。今年79岁的葛慧先生，曾长期服务于西安市地名办公室。系西安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安市地名委员会顾问，中国地名协会第一批会员。

　　葛慧先生祖籍山西，却为西安丰厚的历史文化所迷醉。几十年来致力于西安地名整理、研究和区县地名志、地名图的编审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安通览》编写地名篇章，并任《西安市志》副主编兼主笔。

　　身板硬朗的葛慧，正在电脑前专注地修编西安市部分区县的地名志。获知记者来意，老人非常兴奋，快活地抱来一大摞“大部头”。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西安通览》《西安市志》等，也有西安部分区县的区县志。其中涉及西安地名的大部分文史资料、图表、数据等，主要来自葛慧先生的整理、绘制。不过，格外引起记者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由陈忠实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西安地名趣谈》。在这部他个人的著作中，有关西安地名、街名的由来及变迁，被他生动地描绘成一个个饶有趣味的历史文化故事。

　　“小货郎”醉迷西安老街道

　　葛慧自小有绘地图的天赋。

　　16岁在山西盂县老家上中学时，一天八路军叔叔找来，要他去县城把驻扎在城里的鬼子布防情况和县城地图绘出来。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我在城里街道上，一步一步用脚量着，并悄悄画好了县城地图交给八路军。几天后，八路军顺利攻进县城。后来，八路军叔叔告诉我说，是我画的地图很准确，帮部队打了胜仗！这也有我一份功呢！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记地名、画地图的重要，因此对城里的街道名和画地图有了特别的兴趣。”葛慧说起这件60多年前他参加“抗日”的往事，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可惜，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他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继续画地图、为国家效力的梦想。为谋生，家境贫寒的他随大人来到古城西安，做了一名天天跑街串巷卖日用小杂货的“小货郎”。

　　“那时的西安城，主要是指城墙里边。城里有街道也有村庄。街道的房屋都比较低矮破旧，但不少街道、小巷都很有味道。”葛慧说，他们就住在习武园南边一个叫王家圪的小村庄里，每天天一亮，就从住处出发，由城南到城北，从一条小街跑到另一条小巷。大人在后边担着各种小杂货，他在前边用手摇着货郎鼓，招引市井小巷的妇人小姐们闻声而来选购。

　　“这段跑街串巷的‘小货郎’生活，让我对西安老街古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也给我少年生活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葛慧说，天天走街串巷做生意，就对西安“广济街”、“下马陵”、“大皮院”、“后宰门”、“端履门”、“贡院门”、“报恩寺”等这些古色古香的街巷名产生了兴趣。西安过去是好多朝代的皇城，住过不少皇帝。因此不少地名、街名都是历朝历代“画”下来的“文化记号”，这是其他城市不多见的古城特色。

　　“小货郎”葛慧在西安城的古街老巷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转着，转得多了他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这些古街老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曾住过什么人？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于是，在卖东西的同时，他便向这些街巷的老人们打听。凭着兴趣和记忆，他收集了许多西安地名和街巷名字的传说故事。

　　“但那时都只是感性、肤浅的了解，充其量是给单调苦累的货郎生活解解闷。在那种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境况下，要想认真研究西安地名，弄清来龙去脉和文化渊源，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葛慧说。

　　他说，解开这些老地名、老街名之谜，是在解放后他参加了政府工作，这才有专门时间去实地调查和收集整理，并详尽研究这些地名和街巷名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上古文明的历史遗迹

　　西安市区的许多地名、村镇、街道名，与西安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葛慧先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但谈起西安的街道地名时，却如同孩子般激动起来，一边翻书，一边又打开电脑，让记者浏览他几十年来收集、整理的数以百万字的西安地名资料。看到老人的双眼有些湿润，记者能感受到他探究西安地名的专注和执着，不禁为其对这座城市的炽热深情震撼！

　　老人翻开其新作《西安地名趣谈》一书告诉记者：西安的地名和街道名，都是历史长河留给我们的颗颗珠玑。“探寻这一个个古老的地名、街名，并把它们串联起来，我们就仿佛在触摸西安城沧桑变迁的历史文脉！”

　　我们的地名故事，从上古时期留下的老地名说起。

　　葛慧说，在西安户县、周至，有许多非常古老的地名，如户县城北的韩村，村南遗留一夯土堆，系夏、商、周崇国城堡遗址。崇国在氏族部落联盟时期是一个占据渭水中游的方国。而这个城堡，也就是迄今所知西安地区“城”最早的起源。因在古城堡遗址（土堆）上有过韩仙子庙而得名韩仙村，直到清末民初仍沿用此名，后简称韩村。现分为东、西韩村，如今为远近闻名的农民画乡。

　　而周至的地名，则与远古时期来自西方沙漠地区的“骆人”（以骆驼为图腾的部落或族名）的祖先迁来有关；户县中部的三过村，相传大禹在治理沣水时住在此处，“但他一心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为赞其德而得其名。如今户县县政府所在地甘亭镇，即四千年前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崇城南郊的甘，夏启在这里作过《甘誓》。秦代在崇城设户县，城南设立过甘亭，当时亭为军事单位。隋代把户县县城从今韩村迁来，以古亭为县治，因而后来人常称户县为甘亭。1993年设镇时命名为甘亭镇。

　　“从西安周边的这些古地名可以看出，上古时期骆、禹等部落领袖及四千年前的古扈国等，均在户县、周至频繁活动过，从而留下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地名。”

　　从这些地名看，在上古时期，这里就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而到西周时期，这里又演变得更为兴盛。如今在户县城东有条主干大街叫丰京路，中段通过小丰村。葛慧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周文王所建的丰京。经过发掘，已发现有大量文化遗存。此村原名大丰村，清代江浙总督梁化凤为沣河西岸大丰村人，一天康熙皇帝在京城大丰园宴请梁化凤，询问其家乡情况，说到村名为避讳康熙的大丰园，他对康熙说家住小丰村。随后，梁化凤赶忙通知家乡改了村名，于是原来的大丰村就改名为小丰村了。

　　另外，长安区斗门镇的镐京乡和丰镐村，都与西周武王有关。西周文王建成丰京不久即逝世。武王在位次年又在沣水东岸另建了比较大的镐京。镐京的位置在今长安区斗门镇北侧，而镇东的丰镐村仅距镐京遗址有10多里路。根据周原出土的西周初期甲骨记载，镐京最初写作“蒿”，是以流过城址的蒿水而得名的。蒿水即今日河，汉武帝建造昆明池时，截断南山诸流统一汇入沣河支渠昆明渠，故滈河便流到这里。斗门镇就位于汉武帝昆明池的西岸，以出口有斗渠闸门而得名。

　　秦代文化的风烟印痕

　　秦岭主峰叫太白山，这名字其实是秦人的“杰作”。葛慧说，秦人以养马起家（秦字在地名学上，按当时西部羌族集聚地羌人发音，古秦字是马的意思），春秋时，逐渐强悍起来的秦人不断向东扩张。到秦文公时很快攻占今陕西眉县一带，并建都平阳。秦人每到一地都要设立祭坛祭祀祖先白帝，而白帝是西方之神。秦文公的儿子秦武公就将秦岭最高峰命名为太白山，并将太白山主峰作为祭坛。今天太白山主峰太白庙和附近许多山峰以及周至与宁陕交界山岭处的十几座小型的“文公庙”，都是秦武公祭祀其父秦文公所建的庙宇。“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风烟，这些名称仍能延续至今，实属不易啊！”葛慧先生感慨地说。

　　我们熟悉的秦渡镇、芷阳村、灞桥、栎阳、雨金镇等名称的来历，都是秦时在西安留下的历史文化印痕。其中，户县秦渡镇是当年秦穆公率部的驻地。因地处沣河西岸，并有渡口，因此得名。雨金镇则是秦献公18年（公元前367年）时，突然天降陨石雨，金属块从高空纷落栎阳南边。“这其实是彗星进入大气层时未烧尽的陨石，然而秦献公以为是天降祥瑞，于是就在栎阳南郊设立祭坛，以祭祀他的祖先白帝。今天临潼的雨金镇就是秦献公设立祭坛的地方，地名便由此而来。”

　　另外，秦在咸阳建都后，在西安周围也留下许多与都城相关联的地名。如西安西郊的阿房宫村、三桥街道办南的大古城村、小古城村、灞桥区东部大路上的小村———邵平店（因秦东陵侯邵平居住的地方，邵平是主管秦东陵的高级官员。因村在大路口，故以其名取名邵平店）。

　　临潼区有个铁炉镇，经考古探测，镇所在的街有秦代冶铁遗址。秦末收天下铜兵器运至咸阳，铸12个巨大的铜人立在阿房宫前，然而关东各地起义农民使用了较易制造而且更锋利的铁兵器，促使秦朝也在此制造铁兵器，从而留下了这个地名。位于临潼区东的马额镇，更与秦兵器有关。现在区博物馆还藏有秦代铸战马所装备的青铜“马额”（即保护马面部的装备）实物。马额在铁炉街以西，已发现秦代铸造遗址多处，为铸造“马额”的主要作坊地，故得其名。明万历元年（1573年）设以马额镇。

　　汉朝典故与历史传说

　　在西安城区，以汉唐时留下的地名、街名最为丰富。这从另外的视角印证了在汉唐时，西安军事、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兴盛。

　　说到汉唐，葛慧先生问记者：你知道西安过去为什么叫长安？记者回答：是指长治久安之意。“不全对啊！”葛老先生纠正说。

　　原来，当年刘邦取得天下后，在洛阳商议何处建都一事时，将领们大都是函谷关外以东的“关东人”，因此都不情愿建都咸阳。最后还是依了另一官员建议，决定建都关中，暂以今阎良城区东侧的栎阳城为都，并命萧何负责修建都城，两年后又迁到现在的未央区。因秦始皇实施暴政，又连年战火，使百姓饱受战争之难。而国情民心要求长期安定，故遂将都城定名为长安。这其实就是长安名字的本意。

　　葛先生说，现在西安北郊的清明门（分清东、清西两村）、玉女门（分玉东、玉西）、城角村、吴高墙、高庙村、六村堡（六城堡、汉城西城角村）、西门延秋村（长安城西城南门，王莽改为万秋门，唐代又称延秋门）和东清门村等，这些村名都是因汉长安城墙而得名的。

　　在距未央宫前殿不足200米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天禄阁。现有西汉天禄阁遗址，是一个高7米、周长32米的夯土台，上面有一座明代建的庙宇叫刘向祠。小庙的砖铺地面上，还遗留着清同治年间清政府挑起回汉仇杀时天禄阁村民在此惨遭大批屠杀的印迹。天禄阁原来就是西汉的国家档案馆。后来王莽不重视文书、档案的作用，就毁了天禄阁等地，作为铸造钱币的地方，现在这里只留下一个地名。

　　临潼新丰镇的得名也与汉刘邦有关。公元前200年，刘邦把他的父亲从故乡江苏沛县丰邑搬来，封为太上皇（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太上皇）。可他的父亲舍不得离开故乡、邻居，他便派人到家乡沛县丰邑将当地的村舍、街巷绘制成图，在今新丰镇按图施工，照原样把所有的村舍、街巷修建起来，取名新丰，设为新丰县。接着把原来沛县丰邑的男女老幼迁来，让他们站在路口各自寻找自己的家门，这才使刘邦的父亲大悦。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降县为镇。这就是今天新丰镇的起源。

　　葛慧说，还有北郊与汉漕运有关联的河止西村、灞桥区的漕渠村、新渡（今新筑）等七八个老村名，都是汉武帝修建漕渠时所留下的名字。另外，三桥街办北的卢家口村、大白杨北的讲武殿村等无一不与汉时政治、经济、文化有关。还有临潼区的鸿门堡、代王镇、长安的细柳镇、斗门镇等等，在西安周围区县有不少地名，均是汉时留下来的文化印记。

　　盛唐风采的记忆传承

　　唐代留给西安的文化财富最为丰富，唐皇城街道便是其中之一。如今西安市内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就是唐皇城留下的古街。

　　东大街，东起东门（长乐门），西至钟楼。西段位于在唐长安皇城的第四横街，即景风门街。到元代仍称景风门街。明初西安府城扩建，大街向东伸延至长乐门。清初称东门大街，清顺治年间因秦府萧墙改筑满城，其城南墙筑在这条街的南侧，沿墙南侧从钟楼至马厂子一段称为顺城巷。辛亥革命后，满城被拆毁，陕西督军张凤对东大街作了较大的整修。

　　1927年改名中山大街，1953年改为东大街，1966年曾一度称东风路，1972年仍恢复为东大街。如今街道已是古城西安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

　　南大街因位于钟楼南而得名。在唐代因直通皇城南墙东门安上门，故称安上门街，也叫安上街。因唐皇城正门朱雀门常为皇帝和紫袍朝臣才能通过，因此安上门街就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当时，韦、杜等朝廷重臣都在城南韦曲、杜曲修建有别墅，因此他们常从此门出到别墅去。

　　位于钟楼以西的西大街，东起钟楼，西至西门（安定门）。是以钟楼为中心辐射出的四条大街之一，现以方位得名。建于公元582年，为唐皇城中心大街第四横街西段。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世界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西大街在唐代称顺义门街，横过唐长安皇城西墙中门顺义门，东至安上门十字（即今钟楼十字）与景风门相接。当时，唐朝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和六部设在东段北侧今鼓楼两侧。唐后，宋、元、明、清、民国的地方首府永兴军路、奉元路、京兆府、西安府、民政府（厅）、长安县署等重要衙署均设在此街北侧。因隋唐皇城相对宫城又称子城，唐后至南宋仍称子城厢正街。中段又称指挥街，元代分为指挥东街和指挥西街。明清重建西门后，西段称西门大街，钟楼西称西大街，民国初统称西大街。1936年铺为石子路，1953年建为水泥路面。1966年曾改名反帝路，1972年恢复为西大街。西大街是西安的商贸中心和交通主干道。近年经政府拓宽重建，钟鼓楼广场向西扩大，并重建城隍庙牌楼，建成一条以仿古建筑为主、突出西安历史文化的商业大街。

　　北大街，是唐皇城通往城北宫城的南北通道。因其他街道都由所对应的城门命名，而此街北段在过去未见记载。但史书有说外国进贡的贡品方物珍器，经长乐门进城。估计说的就是这条街了。所以，在唐代北大街可能应称长乐街，因为其直通的是宫城南墙东门长乐门。根据唐城图，当时这条街进入宫城后通到宫城北门到今天的自强路十字了，说明比现在的北大街稍长一些。北大街在1936年时修为石子路，1953年拓宽建成水泥路。1966年改名延安路，1972年恢复原名。

　　葛慧先生说：“东大街是西安城发展史的缩影；西大街为古长安的中心大街；南大街是唐皇城最繁华的街道；北大街系唐皇城、宫城的通道；广济街为唐皇城承天门大街（唐承天门广场向南一条直对朱雀门之间的大街，也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承天门大街，街宽百步，也简称天街。当时，街上行人不多，只有皇帝出巡辇车驾走在中间，或者身穿紫袍的重要官员行走在两侧道上。街道两旁有流水御沟，并栽植有槐树，是唐皇城的标志性街道）；含光街是唐长安城的迎宾大街；长乐路则是唐朝国运的经济命脉；今咸宁路更是唐京城最为繁华的大街，也是进入长安城的主要通道。当年日本来唐留学僧空海、圆仁都是从此进入今丰庆路南侧的西明寺的。 

马子清

　　最幸福的回忆：50年代北京唱民歌

　　坐火车，上北京，唱民歌。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歌舞团陕北民歌合唱团当领唱的经历，是马子清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我18岁考上合唱团，当时我们经常给中外领导人演唱陕北民歌。记得有一次，在怀仁堂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当时苏联领导人一起看我们的表演，我们唱完一首《三十里铺》后，周总理提议再唱首《兰花花》，我们就又唱了首《兰花花》。”当时陕北民歌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展示给中外嘉宾的。马子清在合唱团月工资能拿到70多元，而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50多元，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二三十元。而早在那个时候，马子清就将《三十里铺》《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走西口》唱上了舞台。

　　编剧芦苇说：“我是马子清的忠实歌迷，喜爱她的歌曲30多年了，她的歌声能动人心魄、深入骨髓。”“陕北歌王”王向荣也对马子清推崇备至：“马子清歌声最美的韵味，就是朴实无华，且长年不变。”

　　最低调的生活：隐身歌坛半世纪

　　在北京中央歌舞团唱了5年之后，马子清所在的陕北民歌演唱团被整体下放到了陕西，她也随之回到西安。从此，马子清的歌唱生涯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因历史原因，她登台演唱的次数越来越少。上世纪80年代，马子清转行干行政，直到退休，于是，马子清的名字就更鲜为人知了。她的个人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陕北民歌几十年来的历程。

　　今年72岁的马子清终于推出了个人清唱专辑《三十里铺》，没有音乐伴奏，只有她质朴的歌声。马子清对这张专辑并不满意：“上世纪50年代，我就灌过黑胶木唱片，这次我觉得自己唱得很不理想，年龄太大了，好多东西都没唱出来。”不过在专家的眼里，马子清的这张专辑却意义非凡，陕北民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均平认为：“这张专辑是研究陕北民歌的很好资料，而我们应对这些艺术大师的资料做拯救性的收集。多年来，全省各级文化机构共收集了大约1万5千多首陕北民歌，但是分级保管，不够系统，同时上世纪80年代录的磁带，也开始消磁了，要做更科学更全面的归类整理。”

　　最忧虑的事情：民歌不能都城市化

　　虽然多年身居城市，但马子清演唱的陕北民歌仍能保持最淳朴的味道。不过说起时下的陕北民歌，她充满忧虑：“现在的孩子唱陕北民歌也都很不错，就是太城市化了。我们当年都是跟着老艺人学的，我又是在陕北绥德农村长大的，有农村生活的感受，唱的歌也就比较生活化，因此我觉得陕北民歌不能都城市化了，还得有些是农村化的。”

　　马子清的忧虑，其实就是陕北民歌现在面临的最大困惑，陕北民歌的调子是越唱越高了，歌手的技巧是越来越成熟了，但个人风格却是越来越少了，如同工业化的标准件，精巧有了，味道没了。著名音乐教育家白秉权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陕北民歌手的培养，她也很认同马子清的观点：“现在陕北民歌变化很大，韵腔、唱法等都有很大的突破，但我觉得陕北民歌万变不离其宗，变了就不是陕北民歌了。每首陕北民歌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人物个性和地理环境，只有熟知这些，才能演唱好陕北民歌。”

央视大型文化活动《倾国倾城》举行西安城市日主题晚会

                大型电视主题晚会29日上演临潼

              演员范冰冰现场激情演唱《花之魅》。

　　中央电视台《倾国倾城：最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中国名城》西安城市日主题晚会，10月28日晚在大唐芙蓉园隆重上演。
　　此次由中央电视台主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国内20余家省市电视台，国内外100多家权威平面、网络媒体等国内外有关机构共同打造的大型电视活动，是一次以电视传媒为载体，以城市品牌形象集中展示为目标的大型文化活动。本次西安城市日主题晚会由西安市政府主办,主题是“诗意长安，人文之都”，以期通过这一平台，将一个古老又现代，传统又新兴，
纯朴又时尚，黄土又绿色的新西安展现给世界。晚会以恢宏大气、饱含历史文化的节目内容，通过国际时尚感的视觉冲击，向世界展示一个诗意、人文、活力四射的现代新西安。
　　晚会特邀请了多位西安本地艺人：《武林外传》中说陕西话的佟掌柜阎妮担当本次晚会的主持人，郑钧、孙浩、许巍等陕西籍歌手现场激情演唱，“快男”亚军、西安男孩苏醒，“红楼梦中人”选秀中脱颖而出的西安女孩白冰纷纷登台亮相。兵马俑、皮影、秦腔、提线木偶等西安的城市特色，以全新的方式展现给电视观众。晚会邀请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担任嘉宾，和北大教授、联合国专家等一起点评秦腔、提线木偶等充满陕西特色的民俗艺术。节目当中还穿插播出《兵马俑》、《寻宝》、《吃在西安》、《新西安》等短片，展示出西安在古今交融下的新魅力。整台晚会将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

　为庆祝临潼区撤县设区10周年，10月29日晚，《倾国倾城》另一台主题晚会——
临潼大型电视主题晚会“秦俑故乡御汤之都”将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上演。晚会现场，包含王姬（临潼籍）、何润东等在内的众多著名影视、歌坛明星将一一登台亮相。整台晚会将从“寻根之城、礼仪之城、诗意之城、创新之城”四个方面展示临潼的魅力，利用大型山水实景舞剧《长恨歌》舞台演出。

文化符号跟着时代

高新区、曲江、杨凌农科城、歌手许巍等推荐率高

  2007年10月18日  华商报

　　在昨日的推荐中，兵马俑、大雁塔、西安城墙、黄帝陵这些名胜古迹依然当仁不让，得到颇高的推荐率，但除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符号”外，新时期出现的新人物、新气象也得到了较高的推荐率。

　　“嫽扎咧”体现陕西人的乐观

　　多位读者认为，最能体现陕西高科技发展态势的当属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吸引了无数跨国企业来西安投资，最能代表陕西生机勃勃的一面，是陕西的“现代名片”；而近年崛起的另一文化圈——曲江新区，以大雁塔为中心向外辐射，成为中外游人聚集的现代人文景区；杨凌农科城将旅游和农业科学有机结合，是全国有目共睹的“农业特区”。

　　在年轻读者心目中，能代表陕西文化符号的事物则是另一番景象。一位名叫刘鹏的读者推荐陕西走出的摇滚歌手许巍，认为他的歌能受到全国歌迷的追捧，是因为他身上带着陕西这块厚土孕育出的特有的人文气息，因此，许巍可以作为陕西今天的文化符号。

　　一句“嫽扎咧”最能体现陕西人的乐观、豁达，这句口头语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