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晚，驱车至海盐，与米丁会合，由米丁兄带路，至津渡兄安排的招待所，见修远兄及诗坛新锐本少爷，再至南北湖桃花源山庄，等待武汉诸兄大驾光临。

    武汉诸兄沉河、柳宗宣、钱省、黄斌，以及此前一日先期抵达海盐的修远，诗歌风格及态度均为我所喜爱，早在博客及各类选本上有所受益。早在四五月份，津渡同学说各位兄长要来海盐，我就表示彼时一定到海盐拜访。所以，尽管此前两日已与梦亦非、育邦、臧北、张作梗诸位兄弟约好昆山相聚，但仍决定先去海盐，然后再去昆山践约。

    由于武汉诸兄飞机8点15分才能抵达萧山机场，故各位同学在南北湖上闲聊，以打发时间。其间，修远兄淘到了几片古董牛角，米丁先餐两碗饭和羊肉几块，并谈及吃烧烤引起的破相问题。各人又环绕南北湖周行一圈，夜色黯淡，凉风清冽，犬吠声不时点缀，近身的民居、山石、修竹森然逼人，远处星火点点，明暗交接，心境极为幽寂。

    10点，武汉诸兄抵达南北湖，简短寒暄后，开始晚餐。诸兄皆性情中人，为人极为爽快，虽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全无半点做作和拘束。我因为考虑到次日仍需开车，有所克制，酒少了点，没有变成呕吐大师，但也八九不离十。饭后，已近12点，与津渡、黄斌沿着山路返回住处桃花源山庄，一路上夜色怡人，但醉眼朦胧，已无欣赏之理智了。

    至桃花源山庄，与津渡、沉河、钱省三兄浅聊，不久睡去。

    次日，诸位兄长登南北湖诸山，我则蒙头大睡，直至被津渡同学喊醒，吃早饭。饭后，诸位兄长在饭店聊天，我则发短信、打电话，试图将双城记改为单城会，昆山诗会的诸位均已答应，可惜机缘巧合，最终并未成功。

    离开桃花源山庄前，趁津渡同学沐浴的闲暇，各位同学借桃花源山庄大堂之宝地，开了一个短暂的扶桑诗歌赞美会，只可惜不知晚上的扶桑诗歌缺席朗诵会有没有开成！

    再至一庄园吃中饭。这地儿是去年与育邦、汉明初至海盐时，津渡请吃饭的地方，此次已是第三次了。饭后至绮园，于我也是旧地重游，津渡同学为我拍了不少具有大师面孔的照片，足够我发东西发一辈子用了。

    再至西塘，到达后，与诸位兄长分手，奔赴昆山。事后，津渡说，晚上沉河兄说，应该随我一起至昆山，这样热闹些。哎，我心甚愿，只是当时有所顾虑，这样的意思虽然在内心徘徊已久，可惜没有说出。

    一个感想：多年来见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聚会，始终觉得身在低位，更能识得人之本质。武汉诸兄真诚、热情，极重兄弟情谊，我去海盐，去得应该、值得。

    至昆山，先与老梗、梦亦非、臧北、陆华军见面，等待育邦。会齐后，吃饭，饭后至一茶馆喝茶。其间，由梦亦非主持，开了一个短暂的批斗会，诸位同学各自阐述自己的诗观和对兄弟作品的看法，非常成功。

    第二天去周庄，下午送育邦、陆华军回苏州汽车站。因为老铁和黄劲松兄坚决要请吃饭，所以还得和老梗、梦亦非回昆山。回昆山途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耗了一个半小时才得以解决。诸位兄弟对这件事都纷纷自责，其实，呵呵，一点意外而已。

    下午，在周庄吃饭时，老梦开了育邦一个玩笑，记在此，育邦当不会怪我，呵呵一笑：孟浩然有诗句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老梦说，波撼岳阳城，这得要多大的波啊？！因为育邦原名中有一“波”字也。

右起：沉河、柳宗宣、米丁、黄斌、津渡、本少爷、修远、钱省

（拍集体照时，我一般站在边上，主要是为了说明图片时少打两个字，这跟后现代的边缘主义，所谓的去中心化是不搭界的）

津渡摄

云气已经飘荡了很久，

遇衰成形，需要

整容，在山谷的自动售货机里。

你相信，无形之物

亦有父亲、子嗣，和一个

黯淡的、人类的终点。

天空，模仿着死亡，

作为唯一的、循环的现实，

一种天真的简洁。

像大雪球，由寂静集合而成，

遍布消逝之光、导体

和，你所能记起的

过去，和过去悲观的言辞。

它既是无，也是无穷，

是起点，和归宿。

你来自一个过程，你懂得时间，

你穿越了休息，

凉亭、寓言，以及赞美。

向上就是向下，登高

即降落。你不过是其中一具肉体

你的渺小是合法的。

              2009、10

如你所知，水大师

精通幽灵的减法，和

空气的附体术

透明空寂，而相续流转

如念念生灭

它的肉体是万物

少，作为破我执、谦卑

和一种顺应

重力的、相对的善

而多，是灾难、妄念、无明

负累，和假筹码

我的属相是人世、自我

罪障、困惑

如山的怀疑之云

复制耻感

以及，玄学般

虚假的冷静，和熵

飘荡，是一门学问

饱含着尘埃，但并不总是

知识。正如修持

常常意味着自由的闪电

对我，却从属于绝望

                2009年9—10月

在死亡中，你并不安全

推土机、鞭尸、诋毁

将让你再死一次。而符号和图腾

会使你在苍蝇的喧嚣中

再活无数次，像

一个真正的死者，对

丧失了肉体的精神

深感绝望。信仰的缺席

和神的无所不在，都制造了

道德的真空，以及

末世狂欢。最好活在

公墓、甲骨文，和方志中

在水天之间，死亡

像空气，在而又不在

让活人与活人为伍

而让死者和死者相与论道

                 2009、10

    今日下午，由于机缘巧合，整整一个下午在听现场宣唱的同里宣卷，感觉丝弦宣卷优雅、华丽，像一个贵族少妇，它吸收了太多的江南曲艺的影响，道具、唱腔、曲调、表演手段艳丽得很，以至于易于让人腻，当然那些艺人精湛的技艺让人感佩。木鱼宣卷只听了一段，一个很短的片段，一个老先生唱的，叫袁宝庭，今年已经88岁了，前段时间刚刚动过手术，衰老的迹象非常明显，手一直在不停地哆嗦。因为健康原因，可惜不能听到更多。袁宝庭是近代苏州宣卷的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木鱼宣卷是苏州宣卷的早期形式，只用木鱼做道具，曲调简单，今天听的是其中的“弥陀调”，大概是没有文本的，整个调子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节奏感异常强烈，有点像佛号，但没有那种连绵不绝的循环感、庄严感。听的时候，感觉到非常有震撼力，听后一直在想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曲调的简单，并且反复循环之后，反而形成了一种直指人心的尖锐吧。木鱼宣卷类似于古诗十九首和诗经，触及的是根本：而丝弦宣卷有点像唐诗，修辞上的追求使得诗人和读者都对之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

    这三天，用十二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只看一本书：卡尔维诺的《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本)，用这么漫长的时间看一本书，仿佛我的生命漫长得令人无法想象。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卡尔维诺演讲的思路，内容上不能说烂熟于心，但也已是八九不离十了。阅读这种广征博引的书，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使人保持阅读兴趣的兴奋点，一个是看他怎样评价自己熟悉的作家，一个是看他怎样评价自己了解但不大熟悉的作家。举两个例子，前者以博尔赫斯为例。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的小说“最完美地体现了瓦莱里关于想象力和语言的精确性的美学理想”，其“创作可与结晶体的严格几何形和演绎法推理的抽象性相媲美”，他还说：   

    “我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每一篇作品都包含宇宙的一个模式或宇宙的一个属性（无限；不可数；永恒的或现在或循环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只有几页篇幅的文本，有着示范性的简洁表达；因为他的故事往往有着通俗文学——一种由长期使用做证明的形式——某些体裁的外形，并创造了近乎神秘的结构。”

    这些卡尔维诺想要强调的要点，有些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已经强调过了，比如简洁。我需要说什么呢？宇宙模式或属性，以及简洁，不也是博尔赫斯诗歌的最大特征么？并且，现在，它们是我含有洁癖和苛刻之刀的诗歌美学最重要的两块基石。我常常抱着坚定的立场认为，对我而言，背离它们的引力的分行作品，就不是诗歌，虽然我常常怀疑这一点。

    不熟悉的作家，就以危地马拉的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为例吧。卡尔维诺说，他也想像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那样，搜集只有一句话，甚至只有一行的故事，但他至今没有找到能够与蒙特罗索的以下故事相匹敌的故事：当他醒来，恐龙还在那里。我猜测，卡尔维诺喜欢这样的故事，首先是它作为一个复杂网络的结点所存在的预示意义，它以最最简洁的方式提示了一个混沌、多样性和可能性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隐在的、看不见的，需要我们运用想象、语言和探索去参与进去。而这样一个充满幽灵气氛的故事，几乎可以让我们马上对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产生神秘和揭秘神秘的冲动。

    当然，上网搜索这一常用的手段，在这是不奏效的。幸亏我想起了我的阅读。从1950年开始，法国“大众文化基金会”着手实施一项计划：每年邀请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全球公众推荐1—3篇文字作品，基金会计划在21世纪的第一年里，将被推荐作品的名单公之于众。中文版本在2002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取名为《我们选择的前途》，其中，收录了由特蕾沙修女推荐的蒙特罗索的《黑羊和其他的寓言》23则，它们奇诡的想象力、复杂的心智和智慧、对存在的深刻洞察、对世界荒诞本质的体认和语言上简洁、幽默、思辨的才能，以及作品所包含的多重意蕴，在我看来，丝毫不低于卡夫卡在他最优秀的那些作品里所达到的那些高度。

    无需多说，敲两个短一点的吧：

    其他六位

   据传，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几年前曾经有过一只猫头鹰。这只猫头鹰通过思索和日夜学习、领会、翻译、演讲和写作诗歌、小说、传记、影讯、论文、文学札记及其他一些文章，最后掌握了并实际上运用人类已知的各种体裁论述过一切问题，硕果累累，以至于它的那些热心的同代人很快就宣布它为国内七大学者之一，可是至今也没有办法搞清楚另外的六位到底都是什么人。

    恶的独白

    有一天，恶同善恰巧迎面相遇，正准备将其吞掉以永远结束那可笑的争论的时候，却发现它是那么渺小，于是想道：

    “这只不过是个陷阱，因为，善显得很脆弱，我如果此刻将它吞掉，人们会认为我不好，我就将羞愧难当，而接下来，它却不会错过机会，肯定要把我吞掉，区别只是在于到时候人们会觉得它做得对。事实上很难让人们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恶怎么做都不对，善做什么都有理。”

    就这样，善又一次幸免于难。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使人保持阅读兴趣的兴奋点激起的反响就是，我又一次找出这些人的书，甚至相关的书，比如柯拉柯夫斯基的《关于米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和《与魔鬼的谈话》，准备滚雪球式的再行消费生命。

    再往前，就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陈兵的《生与死》，赖瑞和的《杜甫的五城》，以及一本杂七杂八的评论集，还有就是那些堕落而糊涂的光阴。

    这些，就好像是回到了童年，在家中的庭院里，夏天，父母都下田干活去了，我一个人看蜻蜓、飞鸟，拍苍蝇，再烧饭、择菜、洗澡，四处溜达，无所事事，感觉到时间漫长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一切都还没开始，还没展开……

何源、胡俨、文学的退却以及志同道合者的赞美

——读胡俨《送江西右布政使何公赴召序》

何源（1368—1453），字幼澄，一称何方伯，明代同里名流，以会试乙榜第一的官场准入资格踏入仕途，先后任山东德州学正、知州，广西梧州知州，交州府学事。虽然并非进士，但在做出显著政绩、从而获得隆盛的朝野声誉后，何源最终从由明代特有的进士观政制衍生的地方官吏及人才赴京师观政制中有所获益，得以进入中央朝廷任职，先后任吏部考功员外郎、郑王府右长史、文选司郎中，最终由江西布政使任上自请致仕，告老还乡。

关于何源，明人沈德符在其笔记——也是有明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也许还是明代对正史最重要的民间和私人补充——《万历野获编》卷四《藩国随封官》篇中，在讨论进士观政制并举例时，有这样一段话：“（如郑府）右长史，则以吏部考功员外郎何源升任，寻入为文选司郎中，后终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统初年。”

明代有多位名声较著者何源，如四川宜宾庆符镇人、曾任吏部尚书的何源，又如江西广昌人、曾任南京吏部侍郎、刑部左侍郎，并有《心泉集》（25卷）存于《四库总目》的何源。《藩国随封官》中的何源，据其语境和履历，毫无疑问是同里的何源，但“卒于正统初年”的说法似乎并不符合史实。正统为明英宗朱祈镇年号，从1436年延续至1449年，长达14年。而同里何源卒于1453年，已至明代宗朱祈钰景泰四年，与沈德符所说相差近20年。据胡俨此文，何源“上疏乞致其仕”时“年满七十”，事当在1438年，这已是正统三年。然何源的请求并未获准，“寻复召赴行在布政使”，又担任了京畿地区的布政使一职（这与沈德符“终江西布政使”的描述不符，但胡俨之意似乎是何源并未就职，或就职时间不长。具体有待查证），此任之后才离职返乡。因此，何源应该不会是“卒于正统初年”。在这一点上，向以博洽多闻、“考证切实”（李慈铭《爱礼庐日记》）见称的《万历野获编》，应该是略有舛误。

胡俨（1361—1443），江西南昌人，博学多才，琴诗书画无所不精，“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明史》本传，以下所引出处皆同，不另注），是明初举足轻重的文化行政官员和可称儒师的大学者，地位和才具不逊于建国初年的郭沫若。在张廷玉等所著《明史》中，胡俨与后世及民间声誉远超自己的著名神童、天才解缙等人同列一传（卷147，列传第35），而在当时，胡俨“学足达天人，智足资帷幄”的能力见识，老成、稳重的处事作风，严正戆直的人格和纯洁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都使得他比年少轻狂、恃才傲物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解缙更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明史》本传后的“赞”中，明史叙述者明确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作为明代“儒臣直文渊阁，预机务”、“词林之最初入阁者”、“行丞相事”的几人之一，胡俨起草了朝廷绝大多数的重要文件，“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还反复充任《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等皇家文化传承工程的总裁官。并且，从永乐二年（1404年）、44岁时始拜国子监祭酒，到洪熙元年（1425年）致仕返乡，胡俨“居国学二十余年”，长期掌控着官方最高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即使卸任回乡、远离庙堂，胡俨仍然得到了明仁宗朱高炽“赐敕奖劳，进太子宾客，仍兼祭酒”的礼遇，这在延续朱元璋残酷文化管制政策的朱明王朝简直是一个奇迹（朱元璋腰斩、弃市著名文人高启可为典型例证），处于政治和文化双重高位的胡俨所受到的皇帝的器重和信赖也就可以一斑见全豹了。

正因为如此，退休后的胡俨从不缺少来自朝野内外的敬意和礼节，“方岳重臣咸待以师礼”，即使是四方的封疆大吏也执之以“师礼”，这固然是久居国学、桃李门生遍及天下和封建王朝师道仪轨的体现，但又何尝不是皇帝的“赐敕奖劳”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皇帝对胡俨的尊重催生了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尊崇。在这种情况下，胡俨收到各级地方政府宣传文化和个人以延声誉的广泛邀请，写下诸如《送赵季通调北京国子司业序》、《弋阳县重修儒学记》、《重修新建县儒学记》、《重建白鹿洞书院记》这样体制、道学、严肃、权威，动辄社稷师道教化的宏大叙事的文章，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接受“毗陵吴公汝德暨同官诸公（毗陵为今江苏常州）”之邀请，作为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乡绅名流，在本地原有地方长官离职卸任、即将远行之际，著文以表欢送礼数，写下《送江西右布政使何公赴召序》（以下简称《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令人殊为不解的是：为何此一邀请是由几百里之外的毗陵地方官员发出，而非南昌本地官员？由于资料不足，姑且存疑。

《送》的文本内容反映了它与以上所举各文写于同时，是胡俨在官府和民间、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权威地位的体现，文体上赠别序。赠别序本是应景文章、社交工具，如同大多数饯别宴会、歌舞一样，带有浓厚的厚黑学气味和社会学习气。虽然《送》也散发着胡俨一贯的对朝廷允许辞归的恩德的奉承与礼赞，充满了应景文必备的对送别对象的肯定和颂扬，比如对何源高超执政能力、高尚的官场职业道德及优良政绩的不遗余力的赞美。而这些，基本上是在面对何源这样的对象和离职还乡的场合时，绕不去的“俗套”。明代人张居杰在《过访何方伯》诗中，就有“九重优诏许还乡”的句子，这应该是在何源刚刚回归田园的时候，写下的；张洪在《送何方伯还吴江》的诗中，也有“昔人在江湖，恋阙不遑处。况子当国身，勤劳固其所”的说法，均涉及到了何源仕途与退隐的矛盾。

但《送》就像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样，仍然是赠别序中不多的佳作。它不仅摆脱了那些敷衍、委蛇、矫情、做作的因素，而且也不像张居杰、张洪那样，从国家、政治、集体的角度来审视和评判人生的抉择，而是以人和人性作为尺度，从而呈现出了人性和情感的真实与亲切。它既不像宋文，对送别者的期许隐含着地位、观念上的优越，俯视的目光，和劝诫式的心态；也不像韩文借题发挥，假他人酒杯浇自身之块垒，也不像胡俨的其他文章弥漫着浓厚的俗气和政治内涵。对胡俨本人而言，《送》毋宁说一次退却，一次反观自省，一次对政治、官宦、教化的背离和对人性、情感、生活的承认，也是一次从“应制文”返回到抒情文学本质和个人心怀的突围。他对何源的赞美，本质上反映了他对自身目前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再次发现。他对何源的果断辞官、隐居田园的赞颂、想象和辩护，是对自己在1425年面对宣宗“以礼部侍郎召”仍坚决辞官的行为的二度确认，我们甚至可以刻意列出两个人更多的相同之处：都曾主管教育工作，何源为德州学正、交州学事，胡俨为华亭教谕、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何源性格“老成”，为人正直，而胡俨“少戆”；都有突出的政治才华和良好政绩；何源对归园田居念念不忘，而胡俨“自处淡泊”，有“既衰且老，不能不慨然追念畴昔，望洪崖之山，悠然兴其倦归之思”（《洪崖山房图》中胡俨的题词）的句子。胡俨在何源的人生轨迹中辨认出了自己的面容，当他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用一种同情的理解的立场来衡量和评判何源时，其实已经隐含了对自身潜在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的叙说，而不仅仅是“应制文”的客观、冷静的零度言说，文章最后达到的，是一种志同道合者在观念和价值上的认同，是一种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感。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何源和胡俨的关系并不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关系，他们理应有着更深的交游，虽然，这并不为《送》文所完全证实；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胡俨对何源的赞美是由衷的、理解的，对何源田园之乐的想象是体会式的、入乎其中的，对“湖山佳致”、友朋相会、鸣琴饮酒、吟诗作赋等自由逍遥生活的陶醉是清醒的、纯粹的，他的“生平之志愿得矣”的喜悦是真诚的、自我观照的。而这些，对文学至关重要。

送江西右布政使何公赴召序

            明·胡俨

江西右布政使吴江何公幼澄，年满七十即上疏乞致其仕。朝廷重公老成，不允所请，寻复召赴行在布政使。毗陵吴公汝德暨同官诸公告余为序以送之。幼澄自校官典州郡，复自吏部员外为长史、为郎中以至今官，扬历中外四十馀年，端静修洁，悃愊无华，明于治体，辅以经术，民便其政，吏服其能，上下远迩允叶。具瞻千里湖山之间，厥声蔼然。由是年驰力倦，发苍苍而视茫茫，精神心术有所不逮，剸繁治剧盖有不可得而勉强者，此于自知之明果于求退，夫岂矫情欺世以邀名也哉！昔有年逾八十贪冒不休而讳称老者，若斯人得无老马为驹之诮乎？此君子所以羡宿岛之知还，而爱孤云之返壑也。今幼澄之往恭承嘉惠，则朝廷之待臣子之礼全，而士大夫遭逢圣世，获终老于家，则生平之志愿得矣。幼澄泛扁舟归故乡，湖山佳致今犹昔也，挟江湖之散人，访烟波之钓徒，弦鸣琴以舒怀，举匏樽以相属，歌桃花流水之词，吟满身花影之句，不知世间之乐复有加于此者乎？苟载诸篇章，不吝寄我。余虽衰老，尚当引商刻羽，击节而和之。幼澄亦必为我一唱三叹，寄遐想于无穷也。老怀区区，序以为别。

我见过他们，以及

那些物：飙尘、星象、百草

磐石、松柏；在

变而又不变的空间中

经营丧失的时间，以及死

有，像塔基。有得

越多，丧失的塔

就越恢宏。韭菜般的焦虑

乙醚，盐和硫酸的愉悦

以及谴责、愤怒

高傲的仇恨，那些

生生死死的爱欲

以及，在比兴的离心力中

与自我为敌的道德

一群人的代数，不过是一个人的

一个水流的汇集点，一座

储藏失败的屋子。我们

只从过去获得经验

未来的阴影，不过是反光

就像我，证明了

他们，你，以及所有人

             2009、9

    宣卷源于唐代佛教讲经，原本是一种宣讲经典的民间宗教活动，从清康熙、道光年间开始，发展成一种说唱艺术，300多年来一直是江南民间曲艺的重要支流。

    同里宣卷是江南宣卷两大流派中“苏州宣卷”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同光年间即已盛行，以古镇同里为传播圆心，流传于吴江各乡镇，并辐射至苏州南部，上海青浦，昆山，及浙江嘉兴、嘉善一带，在北部吴方言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同里宣卷的表演，是用吴江或同里方言进行说唱，韵散结合，人数一般3到8人不等，一人主宣，一人或二人应和，余人伴以乐器演奏。宣卷的表演方式简便灵活，即兴即演，不用舞台为布景，只要两张八仙桌并排而放，几张椅子，一小块空地即可，凡家庭、场院、茶楼等居民活动的任何场所，均可进行表演。

    表演时，八仙桌上系一红色桌围，上面用黄字书写宣卷班名。主唱艺人则身穿长衫、长袄或对襟褂子，运用说、噱、弹、唱、表、做等手段进行表演，道具包括鸣尺、手帕、折扇等，另配有多种乐器。同里宣卷一般每场3回，约3小时，开场时有乐队闹场，回合结束时有悬念，休息时有伴奏人员演唱等，以吸引听众。

    同里宣卷在苏州宣卷中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文献的丰富和重大的研究价值上。

    1960年前后，苏州市文化部门从苏州各地征集到约280种、近800册早期的手抄本宝卷，其中就有200余种来自同里。在同里宣卷的宣唱文本中，现存最早的是抄录于清康熙二年的《猛将宝卷》，这些承载着历史丰富信息的宝卷，是研究苏州宣卷，乃至江南宣卷历史的重要资料。

    其次，同里宣卷与苏州宣卷基本保持同步，是苏州宣卷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缩影。

    在近代苏州宣卷最重要的九位艺人中，有四位与同里有关：主要在同里宣唱的许维钧被视为是苏州书派宣卷的创始人，其余三位顾计人、郑天霖、袁宝庭，均为同里人。20世纪30、40年代，同里活跃着31个宣卷班社，有艺人100多名，许维钧的“宣扬社”，闵培传的“艺民社”，徐银桥的“凤仪阁”最为著名。一些同里宣卷艺人甚至联合苏州同行，同苏州评弹唱“对台戏”，公开竞争。同里宣卷的这段鼎盛时期，也正是宣卷在苏州，及整个江南最盛行的时候。

    第三，同里宣卷流变性、丰富性、群众性和教化性的特点体现了苏州宣卷的典型特征。

    与苏州其他宣卷一样，同里宣卷也存在着由“木鱼宣卷”到“丝弦宣卷”的发展过程。人数由3到5人变为5到8人；伴奏乐器在“木鱼宣卷”的木鱼、引磬和碰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胡、三弦、扬琴、竹笛等；曲调由简单的“弥陀调”、“韦陀调”、“海花调”，到借鉴吸收苏滩、江南小调、锡剧、越剧、沪剧及评弹的营养，形成新的“丝弦调”，有铃铃调、媒婆调、四工调、迷魂调、进花园调、哭五更调等数十种，曲调丰富，更为民众喜闻乐见。

    传统的“木鱼宣卷”大多演唱改编自佛道经文的故事，如《香山宝卷》、《目连宝卷》、《猛将宝卷》、《观音宝卷》等，说唱因缘，演释佛经。“丝弦宣卷”则另外增加了民间传说、小说神话等，如《珍珠塔》、《洛阳桥》、《双富贵》、《玉佩记》、《宝莲灯》、《一餐饭》，悟俗化众，劝善教化，还有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样现代题材，和《婚事新办》、《计划生育》之类的时事现实作品，曲目更贴近世俗，反映时代。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同里宣卷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深受听众喜爱的宣卷艺术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大派别：许派、徐派、吴派、禇派，至今均已传至第四代。其中许维钧的书派宣卷和徐银桥的家派宣卷，更是大家辈出，如许派的顾茂丰、顾计人、袁宝庭、许素贞、郑天霖、吴卯生、芮时龙，徐派的胡畹峰、闵培传、戴留金、徐坤祥、高黄骥等。

    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衰弱后，如今，同里宣卷正逐年复苏，但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由于它所包含的信仰的保守性，宣卷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基础、受众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观众群大量分流及流失，老龄化现象严重，演出市场剧烈萎缩，演员出现断层，世俗化现象加剧，宣唱艺术和宝卷文本的抢救、整理工作陷入窘境，同里宣卷的表演、创作、传承和发展均面临挑战。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同里的宣卷艺术，同里镇将已同里宣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采取了以下保护措施：1、加强文献整理和田野调查，发掘宝卷、宣卷曲调和各种研究资料，校点50部传统剧目，在2010年出版150万字的《中国·同里宣卷》一书以还原同里宣卷的发展历史。2、至2011年为止，着重做好口述史的录制工作和当代艺人宣唱影像资料的整理工作；3、搜集宣卷文物，如道具、服装等，在2012年建立同里宣卷博物馆； 4、建立传承人制度，确立芮时龙、吴卯生、张宝龙等当代同里宣卷的主要代表人物负责传承工作，确定青年艺人对口拜师学艺，培养宣卷接班人并建立艺人档案；5、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创新，扶持宣卷班的发展，对坚持演出、获奖的艺人给予奖励；6、多元投入，建立专门的宣卷艺术保护基金；7、制订保护宣卷的的政策法规，完善宣传机制，提升同里宣卷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提升艺人、观众的自豪感，强化保护同里宣卷的责任心，营造良性的保护氛围；8、加强本土及理论层面的研究，并积极交流，引导同里宣卷的研究走向深入。

    宣卷的演唱文本“宝卷”纷繁浩瀚，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积淀，被公认为是文学、宗教、历史、神话、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文献宝库。现已编目的1585种宝卷中，有2／3以上来自吴方言区。江南宣卷不但以一种鲜活、动态的方式保存、激活了它所依据文本的文化价值，而且与曲艺、地方戏剧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数百年来江南社会形态、风俗，及江南民众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活化石。保护和深入研究同里宣卷，不仅是文化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珍重历史，珍重文化传统，就是珍重未来。

    下班后，一个新的消息传来：已到吴江，正在小吃店吃小吃，准备一家一家吃过去。又是几个回合的交锋，得以上路，赶赴吴江，吴江诗会开始走上日常程序，进入倒计时。

    一番驰骋的快感后，终于见面。三位兄弟和我都深感一届诗会的组织工作异常复杂，充满宿命，机会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出于人数和道德责任，故决定由我到苏州接臧北与会，以维护诗会的完整性。

    经典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我去苏州之前，诸位同学已经在一家川菜馆坐定，开始点菜。据津渡同学所言，此家川菜馆虽小而简陋，但味道可能非常正宗，因为有一道菜，名为盘龙鳝，这家菜馆有，这是很不容易的，据此可作出此一判断。在津渡同学的极力劝说和强力要求下，本不愿意烧这道菜的菜馆老板作出让步，决定让参加诗会的诸位同学品尝品尝这道川菜中的经典菜肴。

    我接完臧北回到川菜馆，诸位同学重新入座，洗盏更酌，准备严格按照瓦山诗会的章程约束，举行一次严肃的无酒诗会。但一则，津渡同学由于要务缠身，已离开菜馆，临行前放出话来，不必等他。既然章程制定者短暂放弃监督的权力，其他几位同学一时难以控制涌起的欲望，也就决定稍稍放纵，小饮几杯，以壮豪气；二则，米丁同学近来身体大好，消除了肉体的阴影，血压之类的，什么什么都不高了，米同学和其他三位同学都颇有兴致，觉得用酒的方式向米丁同学表示祝贺是比较合适的。

    酒过三巡后，盘龙蟮上来了。色泽虽是乌黑，但形式却极具美感，弯弯曲曲而又遒劲有力，确实可称之为盘龙，且味道极佳，几位同学胃口大开，尤其米丁同学，连吃五条，还是意犹未尽。而我在吃的过程中对黄鳝粗壮的红肠却深感恐惧，尤其是看到米丁同学的盘子里只有一堆短短的几根黄鳝骨头和细小的头颅，其余的全部进了肚子，恐惧就进一步演变成疑惑了。故我只吃了一条，基本放弃了从盘龙蟮中获得快感的欲望，且边吃，边在思考黄鳝的生理结构和排泄系统。和我保持同感的，还有臧北同学。我的放弃，出于精神洁癖。臧北同学，我估摸着，可能是出于信仰和修行。

    漫长的吃的过程虽然充满着米丁同学的慷慨激昂，但也终于衍变成对津渡同学归来的无望，故诸位同学决定把等待津渡同学的地点由饭馆变为宾馆。一番游戏之后，五位同学终于在吴江诗会的会场，明月心宾馆的305房间聚齐。由于津渡同学未进晚餐，同学们形成共识：在夜晚的街头寻找吃的机会，对诗会和津渡同学来说，可能都是比较恰当的。

    这个夜晚是美好的，街道很长，树木很多，阴影很均匀，风很大，虽人来人往，却保持着黑暗中的安静。唉，一年之中能有多少这样的夜晚啊！虽然国庆将近，和谐的氛围使我们丧失了丰富精神的大量可能性。

    一番散步的短暂消耗后，津渡决定同学故伎重施，以获得进一步散步的能量。他买了一份锅贴，要了六双筷子，五位同学共同分享。此前，下午，在吴江新天地广场的某家小吃店里，相同的行为已经历史性地发生了，津渡同学买了一份小笼，与米丁、雨来共同分享。此时，我想，重复的快感一定非常强大。

    重复的冲动还体现在，在散步结束结束后，津渡同学拍板，决定回到此前的那个川菜馆，再开筵席，举行完整意义上的吴江诗会。当然，本届诗会的经典价值已经产生，即在散步的过程中，津渡大师已经指出米丁同学在饮食上不节制和饮食知识的缺乏造成的严重错误及壮烈举动，也即在吃盘龙蟮的过程中，将包括黄鳝肠子在内的全部内容一股脑儿大无畏地细精嚼慢咽的伟大。全体同学对此纷纷发表感言，并围绕此一话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精彩的发言还一直延续到了此后的一系列活动当中，精彩之处无以言表，且不计其数。津渡大师并且结合米丁同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筵席中喝酒的反差强烈的表现，提出了总结性的结论：本届诗会对米丁同学而言，是一次有始（屎）无终的盛会。作为与会人员中的一员，本人可以在此严肃地作出对此事的个人估计：此事一定会进入正统的诗歌史和无数的个人性的回忆录，也即野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必将口口相传。

    第二次筵席重开之后，诸位同学经过热烈的讨论，觉得再次以酒的方式表示对本届诗会已经成功获得经典性地位的祝贺是恰当的。由于认识到米丁同学的不节制酿成的后果，诸位同学深怀戒惧，决定只要四瓶啤酒，略表心意。结果，四瓶啤酒打开，倒有三瓶中奖了，各奖一瓶啤酒。三瓶拿过来，再打开，结果，又有两瓶中了，再拿再中，如此循环，正好到最后一位，雨来同学打开的瓶盖上没有中奖标志。事已至此，诸位同学都感到了对瓦山诗会的深深怀念，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神秘的圆满与完整，以及对神的敬畏和宿命的伟大，所谓天意不可违也，是上天要让参加诗会的诸位同学畅饮啊，以此来成就一届完整、成功和兴奋的诗会。诸位同学并且推源溯流，思考到了本次诗会的因缘巧合，特委托本人梳理出诗会成功举办的因果链条。鉴于此中逻辑极为复杂，所谓“水很深”是也，操作起来极其困难而难以周全，又不符合诗人热爱感性的本能，且神的心意不可猜测，本人决定做一回逃兵，做一次神的信徒，对此暂不发言。

    另有一事，值得记下。两次吃饭，两次买单，臧北同学都非常积极，以“闪电”博尔特的速度成功买单。诸位同学由此深深怀疑我接臧北的动机，认为是我故意到苏州接臧北同学过来买单的，当然同时也像盖伊一样含蓄表示了自己的失落和嫉妒。对此，我进行了语言上的反抗，并将希望安放在了即将举行的昆山诗会的金昆宾馆之内；而对津渡同学，则进行了口头安慰，希望他能发挥锦江之星四折的优势，反客为主，认真筹备好明年的吴江诗会。

    一次成功诗会的举办是很不容易的，全体人员都深有同感，觉得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总结，不断反思，以把诗会组织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故谨以此文怀念已经历史化的2009年首届吴江诗会，并据此瞭望美好的未来。

苏野兄新购爱车，昨晚七点与育邦，臧北，张作梗同来。雨来，米丁来。滨海新城酒店小聚，逸香园吃茶，阳光饭店夜宵，聊至凌晨两点。十六日，往乍浦，《汉语奥登》小型发布式之后，瓦山诗会正式开始。如图，会议在团团圆圆的，闪光的，有水分的，有汗的，有牢骚的，有喜悦的，有阴影的,有花头的气氛中举行：

考虑到本次诗会的重要性，米丁同学决定不上山，留守车中享受空调。其余同学登瓦山，不论剑，论花草。

本照片上传数次乃成，博客相册提示为流氓照片，此为插花之一。(依次为雨来,育邦,苏野,张作梗)

上次九华山诗会，偶得到“志藏大师”的美誉（简称“智障”）。本次诗会，为表彰为诗歌作出杰出贡献的同学们，再次展现了人文光辉，集体喂蚊子，众人皆得到了“白痴”的称号。育邦同学又白又嫩，惨遭蚊子周身热吻，其余同学也在蚊子曼妙无比的嘤嘤声中受到追捧，最后抢得“红包”数个。(臧北,津渡,逃兵育邦,苏野,张作梗)

偶在本次蚊虫追星之中，置若罔闻，再次以皮厚著名。最后，本人拍照之时，专业粉丝马蜂在偶屁股上强行蛰一针，以示警告。

    会议始终在和谐，友好，忍让，克制的气氛中进行，强烈鄙视米丁同学对落荒而逃的诗人们的最终迎接。消瘦的北同学在本次诗会中发扬了一不怕叮，二不怕瘦的革命精神，得到瓦山诗会安慰奖，风油精一瓶。本次诗会最受欢迎的诗人苏野众望所归，获得诗会最高诗歌奖，绿月膏奖（价值两元五角,会议用完后转赠津渡）。老梗同学得到了提名奖，“我日”奖。
其它：诗会在作鸟兽散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并以“一条街”浪漫想象作注脚。下次诗会将在昆山举行，诗会暂命名为“昆山无酒诗歌大会”。

    引者按：

     1、更正：诗会最高奖是集体开会、郑重讨论之后作出的决定，奖品千万不能搞错，故作此更正。奖品应为“绿约膏”也，谨在此严重提醒津渡同学，今后要发扬戒骄戒躁的精神，务必多多接受教育。

     2、建议：关于诗会过程中，由于各位大师的智慧碰撞后发生的各种可能留传青史的警句名言，务必牢记在心，永记不忘，譬如育大师的“人生太短，何必走得太快”，米丁大师的“五百公里驾龄上高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故在此严重建议，参加本届诗会的各位大师务必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立即着手撰写回忆录，查漏补缺，以杜绝以讹传讹，还原诗会历史之真相。

     3、补充：胡桑博士所编、本人揩油所印之《汉语奥登》，是各位大师纷纷参加瓦山诗会的借口，全体大师对胡桑博士未能出席本届诗会表示严重遗憾，并纷纷表示要追授胡桑博士瓦山诗会之“最高贡献奖”。

     4、个人感受：在当下中国，车子、女人、朋友、高速公路，等等，少远远不如多，但荒山有一个就够了。瓦山诗会是必要的，它让大师们忆苦思甜，今后为人民群众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5、强调：本届诗会是一次成功的诗会，是和谐、进取和呕吐的诗会，全体与会大师对诗会主办者津渡同学、及海盐人民的热烈欢迎多次表示衷心感谢，并纷纷立下豪言壮语，只要津渡同学一如既往，不劝酒，不禁酒，大师们随时准备杀回海盐，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应有的贡献。

——致臧北、朱珐、胡桑，兼呈海勇

慢下来，慢下来

让肉体和灵魂一样安静

在树林边，在阴影

作为日光的强有力注脚的正午

一点一点隐没

衰朽、遁形，恢复

像你墓室中立体的虚无

以及，墓碑上

铭文对记忆的反抗

我一直活着，像八百年前

你沉思着如何

从数不胜数的肉体之中消失

一种钉子般尖锐的善

必须上升为信仰

痛苦之幂，需要负指数

和，修行的减速带

暮年，那与时间之河平行的

伟大而谦逊的缓慢

首先是不为多数人所知

然后是不为神所知

化为树荫，化为

智慧的飞尘，和时间的一部分

或者这山脚的一切

化为你。风从不思考不朽

2009、7、24-28

我，一个人，一个父亲

一个儿子，一个为死所环抱的人

一个逃亡者、僧人、道德家

秘密抵抗者，相信暴力的楔子

与德行同等重要，本性

比死更可怕。曾经的

持不同政见者，午梦堂的主人

风雅制造商。如今的遗民、术士，山水

旁观者和惊奇者，节烈的歌者

和失败者。我搬运愤怒

灵异、精神的重力，和想象的价值

在恶的瀑布里，我深信

悲伤，被歌颂得远远不够

绝望也需要捍卫。——我不是所有人

一个未来已经足够，我

只是我：叶绍袁，号天寥

释名木拂，一部日记的作者，《甲行日注》

时间赋予我以形式，我浓缩

或省略。寂静和空白

即我的心灵史，一个被遗忘者

正如我愿，符合契约

不能数字化。1648年，9月

丙戌，晴。我久欠一死，即将超脱

最大的恶早已来过

在我的一生中，它必不会再来

2009、7、12-13

侵晨，黑暗已不成其为问题

光亮才是。它在斗争

在书帙、价值

远树、屋脊，和蓝莓般的空气中

深呼吸，我控制着

升起的倦意。点烟，等待

烟圈成形，遁失

与虚无为伍

啊！一盒黑夜已过去

自我又一次

以自身为标尺，得到了

它所需要的黑暗

充盈，和范式，增加了

笺注，和函数值

——消逝也有重力，要有深度

2009-7-11

无知即是以自我为标尺和高度。

我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保守主义者。保守已经滞后，迟钝更像加速器，所以，不断后退之后，我接近的不止是死亡，而且是陈腐的死亡。

在夜晚孤独或宴集，省思或交谈，行步或枯坐，直到深夜或天明，这应该具有象征涵义：我们往往积累、并凭借自己所拥有的黑暗与白昼并存，不丧失内在的精神。

这是一本体现了严肃的文学态度，包含了充分学养含金量的小说，这使得这篇小说与当下泛滥的众多所谓的小说严格区别开来。严肃的文学态度既体现在小说的主旨：确认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丧失之后，生存的荒谬、艰难和对自我的追寻，也体现在小说在视角、技巧、结构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还有对语言、修辞的修养和精准表达。这种严肃的态度建立在一种对文学的神圣感、敬畏感，以及一种对突破、创新的渴望，对鄙俗、猥琐的文学观念的摒弃的基础上。小说对所涉及宗教、哲学、传统等方面信息的引用、改写和想象，既反映了一个实验者的谨严，也暗示了一个有着雄心的写作者的必要的积累。

这本小说是精雕细琢的产物，这反映了一个小说家最可贵的那些品质：节制、平衡。同时，雕刻并没有使得小说陷入做作和停滞，部分片断叙事流畅，诗意充沛，如同行文流水，令人回味久长。审美风格上的不一致，造成的是一种复调意义上的驳杂和均衡，这反映了育邦建筑小说的能力。

我还关注以下几点：1、由追寻自我的抽象理念出发，育邦树起了一个智力管辖的丰富空间，这体现了他小说上想象、建构的才华；2、小说片断式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已经被小说本身所印证的、非常可靠的实验手段：对故事情节的解构（育邦自己的说法是：边建构、边解构），我理解成是：取消情节，取消线性的叙事模式，消灭终点，就是让故事始终处于飘浮状态，同时，也是取消逻辑、理性。这与失去身份的人的存在状态相一致，“形式即内容”，实验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同时也是暗示了自我追寻的不可能性，小说的结局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荒谬叙事，就像传说中的那条想要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故事在结束时，回到了开篇。事实上，主体意识的建构非常复杂，至少必须体现在精神的发展上，但在小说中，我们却发现，你、我、他对自我的追寻却大多局限对诸如欲望对象、社会关系网络等外在物的确认上，这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对小说主题的自我否定，从而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存在的异化。3、小说在多处地方，体现出了对计算的兴趣，这也许是贝克特的幽灵再现。

今日开始读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由于琐事缠身，断断续续地读第一篇文章《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一天才读完，对阿伦特强烈的现实感印象深刻，对她所论述的博爱属于不幸者，以及所谓的普遍人性的虚妄印象深刻。

抄几段： 

事实上，如果结论意味着对他在思想中所提问题的最终回答的话，那么他明确地拒斥这种对结论的欲求；他的思考并不是对真理的探究，因为每一种作为思想过程之结论的真理，都必然为思考活动设置了一个终点。莱辛撒向世界的“思想的酵素”并不是为了传达结论，而是为了刺激其他人独立思考。（页8）

莱辛却为一件曾令哲学家们（至少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非常苦恼的事情而感到欣喜，这件事就是：“真理”一经说出，它就立刻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被人争论，被人重构，被人简化为谈话中的一个主题。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一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意味着人性的终结。（页24）

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只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页27）

在写作上，尤其在诗歌写作中，我很少作出预先的计划和设想，尤其是有针对性的明确设定。这是因为，艺术创作过程是“独立于理性原则之外的对世界的沉思”（叔本华语），直觉、本能与积淀、修行孕育的灵性是一切艺术结晶体离析过程中促进晶核生成的活性物质，是让我们体验到创作之飞翔、幸福的酵母。在认同艺术非独创性的整体观念之下，对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来说，它所包孕的非理性的“神来之笔”是奠定其价值、风神和质地的主要矿脉。

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诗写过程永远充满神秘、变数、偶然性和宿命色彩，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估量在写作的过程中，“神来之笔”是如何灵光一现、转化成语言的实体，并降落到纸面之上的，而只能像鬼神附体的巫师一样，不由自主地“听写”和记录。一个对诗歌写作抱有神圣感和敬畏感的写作者，在写作中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深入而详尽地解剖了潜意识之运行机制的现代心理学，也不能完全揭秘具体创作过程中的直觉引发创作质变的瞬间病理。

我所激赏的“神来之笔”，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句子：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新安吏》）

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陶潜《杂诗》之十）

杜甫的诗句精警、沉恸，虽然是对上文“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视角转换后的自然延伸、提纯和扩容，但“眼枯即见骨”的将想象推至极致的残酷、极端，和“天地终无情”所表达的认识论“真理”的普遍、抑制及蕴含的情感深度却带着明显的离心力，在尽力挣脱全诗勉励从征的主体地心引力的牵引，读的次数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就越感“客”安慰之辞中的“役轻”、“王师顺”理由的稀缺、苍白，“天地”喻指朝廷的理解也越显狭隘、牵强。陶潜《杂诗》之十通篇以叙述和论说行文，视域极为宏大，涉及对此前（一般笺注家认为此诗是陶潜41岁、任彭泽令时所作）人生的省察和沉思，而这两句结句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却非常突兀地，通过描写，将时间、空间具体化地坐实了，尤其是“庭宇翳馀木”的景色与岁月易逝的永恒慨叹之间的象征联系，在此前古诗中非常罕见。因此，极为明显的是，以上两组包含特定文学母题和人类共通情感的诗句都是溢出了文本结构之外的直觉和本能的产物。

以下诗歌也是我认为的、包含了积极、健康的“神来之笔”的典型：

六首给塔玛尔的诗（之一）

阿米亥

雨静悄悄地说这话，

你现在可以睡了。

我的床边，报纸的翅膀的沙沙声。

没有别的天使。

我将早早醒来，贿赂来日，

让它待我们好些。(傅浩译)

在一样的空间里

卡瓦菲斯

家，市中心，四邻街坊，

多年以来，我所见的和所走的地方。

我已在喜乐与哀愁中创造你：

如此多的细节，如此多的事物。

对我来说，你已化为情感。（佚名译）

对这两首诗中“神来之笔”的理解可以与勒内·夏尔的一首诗进行对照：

哨兵的劝告

勒内·夏尔

果子从刀下迸溅，

美的滋味是回声，

铁钳嘴中的黎明，

人们想拆散的恋人，

女人系着围裙，

指甲刮着城墙，

逃跑吧！逃跑吧！（树才译）

重要的是，真正的“神来之笔”应该具备赫尔德所说的诗歌的那种“一种魔法般的、影响我们灵魂的力量”，它不应该过滤尽人间情怀，取消主体意识，从而使人虚妄，陷入装神弄鬼的泥淖和修辞的高蹈，它带有自动写作的印迹，却绝不应该是如布勒东所提倡的，易于走火入魔、沦为小道的“超现实”，这也是乔治·巴塔耶紧接着“诗歌使人惊奇”所说的“但明白易懂”的意思。从诗写者的角度来看，阿米亥和卡瓦菲斯的诗歌都令人有匪夷所思的感觉，细细思索，却入情入理；夏尔的诗歌却让人如堕雾中，纯然不知所云，谵妄混乱。

诗歌中的“神来之笔”能够使我们触摸到空中飞舞的精灵，体验到人之自由的本质和无穷的语言潜能，从而长久地沉浸在超越日常自我的“惊奇”和“发现那纯粹的至尊、清澈、朴素、风静、辽远（普罗提诺语）”的迷醉之中。所以，我认同乔治·巴塔耶所说的“诗歌使人惊奇”，并且相信，文学的超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种惊奇，我们迷恋写作，就是因为这种惊奇会提升我们，使我们在想象中超凡入圣，在母语和存在中获得尊严和价值。

与此背道而驰的是制定一定的写作计划。计划本质上是受限的，它既受限于过去，也受限于未来；它既作茧自缚，也随时设置着限制他者的牢笼。计划越具体，束缚就越大，而自由和潜能所受到的压制就越严重，行动的空间就越小。计划是一种偏执的、单向且单一的执法者形象，总是以僵化的固态和不近人情、不解世情的清教徒姿态示于人，恪守事先划定的道德疆界，决不越界，也决不轻易允许别人越界。一般来说，计划的强制力之大小和执行力的强弱，决定了它作为固态物质的熔点和作为执法者的宽容的限度。制定好的写作计划，就像一条预先铺设的轨道，专事制造习惯和惯性，统一认识和行动，消灭异端和“持不同政见者”，形成我们意识或潜意识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价值观念。

正如希姆博尔斯卡在其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所揭示的，“只有那些脱离了众所周知而且得到了普遍承认的规范的东西，那些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因此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才是令人惊奇的”，计划制定规范，也就将养育奇迹、变数和偶然性的土壤中的养分蚕食、抽空，使之盐碱化、沙漠化了。诗歌中的写作计划天然地需要修正，却始终无法免除先天性的病根和不应诞生的悖论。所以，在诗歌写作中，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计划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被推翻。在我的写作中，我追求稳定的变化和持续的惊奇。

当然，对自身写作未来的某种模糊的构想是必要的。它与计划的区别在于：它只有轮廓和接近于空白的光晕，而无红绿灯和交警手势；它提示方向和可能性，允许越轨，尊重偶然，尊重变化的未来，却决不霸王硬上弓，也不建立道德法庭和心理驯服机制，不进行超强纠错。在我的写作中，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年只要写出30首不辱没自我的诗歌和一篇文论，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的作品是要交给时间来衡量的，想想那些伟大的人物：陶潜一生写下了122首诗和12篇文章，孟浩然一生写下了270首诗和两个断句，谢眺一生写下了130余首诗和少量韵文，兰波一生写下了70首诗歌和两部散文诗集，马拉美写下了200余首诗歌、两部长诗和部分散文，还有爱德华·托马斯、拉金，以及更多的散佚者、失踪者，比如萨福，比如古诗十九首。数量不能说明什么，我们需要以节制和质量来体现我们对文学的神圣感，尤其在我们这个以数字、复制和轻浮为荣的时代，——引用诗人邹汉明的话来讲——，写得少是一种美德。

相对于诗歌写作的不可计划性，在阅读上制定明确、具体而切实的计划似乎更显必要。我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辨别、淘洗，对已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重新洗牌，从而确立自我和个人经典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稳步而牢固地建立起了对个人经典的“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博尔赫斯语）。所谓的阅读计划，不过是让我们不断重返个人经典的道义律令，和扩容个人经典的借口。对我而言，我的热情和忠诚指向：陶渊明、里尔克、博尔赫斯、米沃什、阿米亥、卡夫卡、梭罗、薇依、桑塔格、本雅明。

但我更想表述的是，——借用新加坡诗人、全能型人物陈瑞献的一句话——，“真诗人难求，你读得越多，真诗人的数目就变得越少，终于你到了一个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你的境地”，——谢天谢地，我还远远没有抵达这样的境界，但大量阅读产生的审美疲劳和慵懒确实易于使人对阅读计划心灰意冷。这时，计划之外的偶然和变数，那种完全由他者所掌控的、阅读之中的“神来之笔”足以让你欣喜若狂，——我指的是阅读中的邂逅，你突然读到了视野之外的某个人物、某本书，他（它）给你提供了原本远在高空的智慧和奇迹，这种意料之外的惊喜妙不可言，难以形容，有如大麻，类似于神启。于我来说，比如整体的让·科克托、齐奥朗，局部的索内斯库、扎加耶夫斯基、西米克。借用爱默生的说法，阅读书籍就是唤醒沉睡书中的人类最好的精灵。在我们唤醒它们的同时，我们也被它们所唤醒。我们之所以愿意一直这样阅读下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积极、良好的心态相信奇迹仍然存在，神秘仍在神的掌握之中，相信在我们未曾读到的作品中，一定存在着影响我们灵魂和存在态度的人物，存在着我们未知而隐秘的文学同道，我们需要通过恒久的阅读，来寻找同道，丰富、完善、增强自我。这一定也是我们依然觉得生命美好、未来值得期待的原因：未来超越了我们的预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妙。

最后，我想引用我的诗歌导师博尔赫斯的话，来再次确认我们渴望变化和神秘的真正根源。他说：“如果我们阅读一本古书，那么我们就仿佛在阅读著书之日起到我们今天为止所经历的那段时光。因此，应该保持对书的崇敬。书里可能充满印刷错误，我们可以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是书里仍然保持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奇妙的东西。这不是提倡迷信，而确是出于寻求幸福、寻求智慧的愿望。”是的，阅读让我们置身于一条悠久绵长的时间之河中，让我们看见了神圣、幸福、智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也许是：阅读在神秘、纯粹和庄严的品格上和写作合流了。于是，阅读似乎变成了写作的一种准备，一个变体，借助于阅读，我们获得惊喜和敬畏，确立坐标和标准，明白写作的禁忌，感知到方向和写作的冲动。我们满怀激情，总是希望能从我们阅读的模本中获得教益，并且摹仿它们，写下我们自己的作品，以便能够灵光一现，抵达绝对之境，“要努力把在我们之内的神带回到在全体之中的神圣者之中去”（普罗提诺），或者侧身于某一谱系。正是阅读产生、并加以强化的这种奢望和野心，使我们对一种秘密的、修行式的写作义无反顾，并且以此赋予我们的写作以意义的内驱力和道义上的价值。

昨晚终于在天益网上看到了关于“石@首事件”的专题评论，本想马上做个记号，表明兴奋。谁知网络出了问题，上不上网。今天上午出去，刚刚回来，马上打开博客，谨以此记。

    老实讲，我对这一事件关注的热烈，超过了对此前其他热点事件（比如修脚刀事件）的关注程度，源于以下原因：

此一事件的起因及官府的做法极其类似于以前专制王朝中爆发的农民起义及相应的围剿：由社会不公、黑暗现状、违法乱纪等导致的民怨积聚；由最高当局发出指令，所调集、进驻石@首的近万武警和特警，以及部队所携带的武器；聚集群众涉及面之广泛，及其相应的对抗措施，在街道上筑就的路障形成的自卫区域简直就等同于据点；暴力对抗的激烈，以及冲突产生的受伤结果；石@首衙门及相关上级官家对待怨愤群体聚集处理上的武断、粗暴、镇压、妖魔化思维和自欺。如此种种，无法不培养起如我等本来冷眼旁观者的政治兴趣。更深的原因在于：此一事件与思想文化的异端无关，完全是赤裸裸的物质暴力之呈现，这几乎就让这一事件与此前政权历史上由毛时代的治国思维产生的暴力镇压形成区别，也因为涉及范围大小的原因，而与此前的瓮@%安事件形成本质区别。

那么，接下来让我深感兴趣的就是：面对此相对此前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处理上的显著倒退，官府的宣告文书将会如何自圆其说，那些由美好、自欺的谎言织成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千疮百孔的时候，纺织者将如何去修补呢？我抱着良好的愿望猜测：当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趋于极限的时候，那种弥补式的、掩耳盗铃的语言解释的游戏是必须的，但那种戏剧性的喜剧效果应该超越了那些最伟大的戏剧家的苦心孤诣所营造出的“境界”。

    在天益网上看到的相关评论中，我只想提及两则：一是邵建的文章，《石@%首政府为何不做“第三方”》，下面引用一个片断：

    任何一个社会，人命事件，随时可以发生，或自杀，或他杀。自杀或许牵涉民事，他杀则律为刑事。但，无论民事或刑事，都很普通，政府只要秉公面对即可。可是，这桩案件很奇怪，死者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死在酒店楼下，死者家属自然要找上门去。如果起事，事端的两造是也只能是死者家属和永@%隆大酒店。奇怪在于，该事件自始至终，我们就没见过永@%隆大酒店的影子，见到的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本来是介于事件两造的第三方，可是，从它的处理方式看，好像它就是当事方，或者是永@%隆大酒店的代理方。

    由此，我产生的困惑是：为什么石@首地方政府的上级、再上级、更上级也不做第三方呢？难道真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所说的那样：这潭水很深吗？还是别有隐情？

    一个是亲历者“刘@国@林”（我疑为化名）的文章后面的一则回帖的一个片断：

    专家怎么能鉴定出涂是自杀？专家只能鉴定出系高处坠落撞击而死，被别人推下也可以是高处坠落；而且专家还应该解释：为什么跳楼没有血迹？另外，专家的鉴定能否发布于网上。

我想，任何一个有着最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都有相应的能力，能够得出上面两段话的结论，或者由此简单地更进一步，大致判断出这一事件中所谓自杀者自杀的隐秘真相的轮廓，官方辩解的苍白，以及群众聚集的正义性和矛头指向。更何况，在其他时评家、官方喉舌和相关群体性事件处理专家的评论中，早已指出了官府做法的其他方面的诸多不当。

那么，再接下来，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屏息期待，看看语言的极限、自欺的极限能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吧！

又及：下午翻看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所著《阿伦特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导言中看到一段话与此有点关系，拈出，权当结尾：

……例如，1971年，在评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文章“政治谎言”中，她首先讨论了政治史上谎言一贯存在的现象，之后，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纳@粹政权中谎言无处不在的新特性。阿伦特随后把目光转向现在：“在过去发展起来的风格多样的谎言艺术中，我们现在必须再加上两种新近的类型。”其中一种是“政府中公共关系管理者向麦迪逊大街学习创造本事而发明出看似无害的谎言”。另一种新型谎言影响更大，它为受过良好教育、酷爱理论的美国政府官僚欣然接受。他们进行越南战争，对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事实或者加以否认，或者用谎言来掩盖；他们发表貌似科学的论断，试图把它们强加于真相之上，并像编剧本一样制定他们的理论。这些官僚——这些理论官僚——希望真相能与他们的谎言严丝合缝，这样一来，所有关于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伪科学理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得到应验。（页6—7）

    在写作上，我很少作出预先的计划和设想，尤其是具体而明确的设定。这是因为，对于写作者来讲，创作永远充满神秘、变数、偶然性和宿命色彩，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估量在写作的过程中，真正的质变是怎样发生的，对于一个对写作抱有神圣感和敬畏感的人来说，严肃而苛刻的写作过程永远是一个未知领域，创作心理学并不能完全揭秘这一过程，我们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创作的乐趣也正体现在这里，我们往往在写作中体验到了超越日常自我的“惊奇”，它产生于这样的感觉：自己平常无法写出的句子，在一种幻觉或降灵状态中被写出了。所以，我认同乔治·巴塔耶所说的“诗歌使人惊奇”，并且相信，文学的超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这种惊奇，我们迷恋写作，就是因为这种惊奇提升我们，使我们超凡入圣，在母语和存在中获得尊严和价值。

    而计划是凝固的，具有约束力，它形成习惯和惯性，形成我们意识或潜意识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认识和价值观念，这就取消了创作中我们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惊奇”。正如希姆博尔斯卡在她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惊奇脱离规范。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写作中，尤其在诗歌写作中，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计划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被推翻。在我的写作中，我追求稳定的变化和持续的惊奇。

    当然，对自身写作未来的某种模糊的构想是必要的。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年只要写出30首自我满意的诗歌和一篇文论，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的作品是要交给时间来衡量的，想想那些伟大的人物：陶潜一生写下了122首诗和12篇文章，孟浩然一生写下了270首诗和两个断句，拉金一生写下了250首诗和一本评论集。这样来看，一年30首已经非常多了。在我们这个以数字、复制和轻浮为荣的时代，我们需要以节制和质量来体现我们对文学的神圣感。引用我的朋友、诗人邹汉明的话来讲，写得少是一种美德。

    阅读方面，10年来，在诗歌上我每年都要反复阅读的人是：里尔克、博尔赫斯、米沃什、阿米亥，我从这些人的身上学会了应该如何写作；在思想文化及其他方面，我喜爱让·科克托、卡夫卡、梭罗、齐奥朗、薇依、桑塔格、本雅明等：这些人在今后我还将继续、深入阅读。当代中国诗坛，我比较关注的诗人有：多多、杨键、小海、哑石、叶辉等人。古典文化方面，前几年，我读完了陶渊明全集、王维全集、孟浩然全集，今年我读完了谢眺全集和韦应物全集，明年，我想读的是姜夔和谢灵运的全集。同时，我会继续关注海外汉学的作品翻译情况，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汉学家的作品。

    我想借用新加坡诗人、艺术家陈瑞献的一句话，来描述我的阅读感受。他说：“真诗人难求，你读得越多，真诗人的数目就变得越少，终于你到了一个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你的境地。”虽然我没有到达这样的境界，但是在大量的阅读之后，你确实会产生一种对阅读的审美疲劳和厌倦。这时，如果意外碰到了一个你以前囿于条件无法得见全貌，或者不知道、却契合你品性的人物的时候，那种惊喜是难以形容的。我想以我以前读到的罗马尼亚诗人索内斯库、去年出版的曼杰什塔姆全集、今年我读到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美国诗人西米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种阅读的惊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类似于神启。借用爱默生的说法，阅读书籍就是唤醒沉睡书中的人类最好的精灵。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阅读下去，因为我们始终抱着积极、良好的心态相信，在我们未曾读到的作品中，一定存在着影响我们灵魂和存在态度的人物，存在着我们未知而隐秘的文学同道，我们需要通过恒久的阅读，来获得惊喜和敬畏，确立坐标和标准，感知方向和写作的冲动，并且明白写作的禁忌。这也是我们在生命中，依然觉得明天美好、值得期待的原因。

    最后，我想引用我的诗歌导师博尔赫斯的话，来结束我的陈述。他说：“如果我们阅读一本古书，那么我们就仿佛在阅读著书之日起到我们今天为止所经历的那段时光。因此，应该保持对书的崇敬。书里可能充满印刷错误，我们可以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是书里仍然保持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奇妙的东西。这不是提倡迷信，而确是出于寻求幸福、寻求智慧的愿望。”是的，阅读让我们置身于一条悠久绵长的时间之河中，让我们看见了神圣、幸福、智慧的可能性，而这也是我们写作的根本动力和激情所在。阅读和写作在神秘、纯粹和庄严的品格上合流了，阅读似乎变成了写作的一种准备，一个变体，我们总是希望能从我们阅读的摹本中获得教益，并且模仿它们，写下我们自己的作品，以便能够侧身于某一谱系，正是阅读产生的这种奢望和野心，使我们对一种秘密的、修行式的写作义无反顾，并且赋予我们的写作以意义和道义上的价值。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一个人能在鼠疫中和生活中赢得的一切就是知识和记忆，也许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获胜”的含义吧。。（《鼠疫》，《加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2年版，页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