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促成这本书出版的有关各位,感谢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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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书城杂志》2007年第6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苏三文集序》

江晓原

　　最早知道苏三，是因为她的《向东向东再向东》。有些“正统”的学者批评她的学说，当时媒体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就说了几句宽容的话。后来我们有机会见了面，对她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苏三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迄今已经在这个方向出版过六本书，依出版的时间顺序是：《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断文明起源》、《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罗马有多远：探寻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书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所拒绝，他们认为苏三的学说是不可能成立的。不过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读读苏三的书——他们对此嗤之以鼻。

　　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块神奇的精神狩猎场。因为史料不足，给现今的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供驰骋想象，操练学术。正因为如此，这个精神狩猎场对研究者的诱惑力也是颇难抗拒的。当苏三策马来到这个狩猎场时，场上早已经有许多中外骑士，在那里扬鞭奋蹄，追狐猎兔了。

　　我们经常讲“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窃以为这句话应该有两个含义：第一、学术的成果和结论为天下人所共享；第二、“学术研究”，或者更广泛些，“学术活动”，是天下人都可以从事的，而非某些人的禁脔。

　　对于这第二个含义，有不少人想当然地坚决拒绝。

　　比如，当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大受观众欢迎时，就有一些自命为“红学家”的人，出来愤然抨击，说刘心武不是“专业”的，怎么能在央视讲《红楼梦》？好像世界上真有“专业”的“红学家”似的。什么叫“专业”？谁认定了才算“专业”？如果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那指南里有“红学”这个名目吗？所以，可以认为所有的“红学家”都是“业余”的——已故的胡适、俞平伯是“业余”的，健在的周汝昌也是“业余”的，那些抨击刘心武的自命的“红学家”全都是“业余”的。刘心武当然也是“业余”的，但他为什么不可以在央视讲《红楼梦》呢？

　　再往下，易中天讲了《三国》，历史学家倒是真有“专业”的（以国家颁布的学科指南为准），但易中天不是历史学教授。接着于丹讲了《论语》，她也不是“中国哲学史”的教授。现在批评易中天、于丹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如果是批评他们讲座或书中的知识硬伤，那当然没有问题，谁出了硬伤都应该批评；但如果以“专业”、“业余”之类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开讲的资格，就站不住脚了。无论是谁，都可以到央视去讲任何题目——只要央视愿意请他或她去讲。

　　以前田松博士发明了一个词汇“民科”（或许也会有人和他打知识产权官司——反正据我所知是他最先大肆使用这个词汇的）。“民科”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缩写，但本来我们早就有“科学爱好者”这个现成词汇，为何要在前面冠以“民间”二字造出新词呢？这就是田松博士的深意了。

　　“科学爱好者”是指那些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游戏规则的业余爱好者，比如他们从事搜寻彗星或小行星、收集蝴蝶标本之类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在科学家的指导之下，或者至少也是模仿着科学家的同类活动方式而进行的，因此他们获得的成果也会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是另有一批科学爱好者，他们不愿意遵循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希望别开生面一鸣惊人，最常见的就是宣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啦，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错误啦等等。田松将这样的爱好者称为“民科”。

　　不少“民科”（我也只好先用着这个词）认为，“民科”这个称呼带有某种贬义，至少是轻视，所以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实这很可能是误解，田松博士自己，还被人称为“民科”呢——事实上，田松主张科学多元化，坚决反对“科学原教旨主义”（当然也坚决反对“科学麦卡锡主义”），在“民科”问题上，他只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已（因为很多“民科”痴心而执着，往往将自己的工作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失去工作和家庭）。当然有人认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背后，有着某种优越感。

　　为什么要扯到“民科”问题上去呢？为的是更正确地看待苏三和她的工作。

　　在那些对苏三的工作不屑一顾的“正统”人士看来，仿照田松的命名思路，若苏三者，其“民历”乎？——“民间历史爱好者”。因为苏三的许多论述，比如三星堆文明来自西方、殷商与腓尼基人有关系、夏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所建立、殷则是《圣经》中的以扫所建立等等，至少在当下的“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在有些人士看来，听到这样的论述就要骇而却走，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淑女，听到一句“不雅”的语言，就要立刻晕倒——当然先看好了旁边有没有绅士可以及时扶住她。

　　那么苏三到底是不是“民历”呢？我觉得不是。

　　首先，苏三其实并不反对历史学界的学术规则，她所使用的史料，绝大部分也都是学术界承认的，只不过她的用法与众不同（比如用《圣经》来讨论中国上古史），她的联想更丰富，结论更大胆而已。

　　其次，苏三原先也曾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只是后来厌倦了，这才辞职，最后成为自由学者，或曰自由撰稿人。况且她现在生活得很好，远非许多“民科”之艰难困苦可比。所以她的心态平和而谦逊，不像某些“民科”经常抱着“苦大仇深”的情绪。

　　最后，退一万步说，即使苏三在某些人心目中被视为“民历”，那也完全不必以“民历”为耻——就像不必以“民科”为耻一样。“民科”们的努力，即使对于当今的科学进展没有贡献（至于将来，谁知道呢？），但至少也没有任何坏处。而“民历”们的努力，则在当今就有好处——至少增加了文化多样性，不失为学术繁荣的一部分。

　　要正确评价苏三的工作，还必须考虑到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以前在唯科学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也曾经真诚地相信过，历史有一个“客观真相”而且这个“客观真相”是可以被我们得知和掌握的。这种看起来很朴素的信念，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诛锄异端的有力工具——既然我宣称已经掌握了历史“真相”，甚至已经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一切与我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民历”了，就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会失去理论生存空间。

　　用朴素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相信曾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我们却不可能真正得到，这是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留下来的文献、文物、传说等等，都既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无误，又永远是不完整的，而历史又无法重现——除非科学幻想中的时空旅行成为现实——那时就是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末日（那时任何历史事件都只是一段电影情节或场景，可以随时调出来重温）。

　　所以，在“前时空旅行时代”，任何历史都只能是后人建构起来的。在曾经被想象为绝对“客观”的科学也被认为可能有社会建构成分的今天，认识到历史是社会建构的，还会有什么困难吗？想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之类的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一来，无论是“主流历史学共同体”中的大权威，还是“民历”，都是在建构各自心目中的历史，苏三当然也可以建构她心目中的历史。她建构得好不好，建构的方法对不对，这些当然都可以见仁见智，苏三也从来不拒绝善意的批评。

　　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看苏三建构的历史，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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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一来二去我就与该报的关系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他们主要与我联系的是W记者，尽管与我很熟了，但小W还是每次称呼我为“苏老师”，我几次想让他改口都没来得及提，但觉得改了之后叫我“苏三”他又不是那样时髦的人，但叫“苏老师”还是别扭。也好，就这样吧。W偶尔也会没有任何缘由地约我过去方坐一坐，喝壶茶，没有任何采访任务也那样，一年肯定会见一次面，就是随便聊聊而已，他还请我吃饭。每次出书我送他，他也会提供我一些额外的研究资料，我甚至知道他不是全部同意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样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实在太“健康”了。所以，每次想到有他们这家报纸我都感到非常舒畅。

一个多月前还是什么时候，他又约我到他们报社聊聊，可能半年没见了，我就去了。象以往一样他带了一位报社的实习生，见习记者，还大学没毕业的小孩儿。我们在一个非常热闹的茶馆里坐了一下午，先前没说要采访，就是聊天，但他带实习记者想“实战”，还放了录音机在桌子上。因为事先没说要采访，我就在那里很随意地大放厥词，包括说了一些诸如“进教材”的大话，不过当时我也说，万一要上报可不允许写这句啊，小W神秘地笑了。后来他们告诉我说编辑为采访了，要上报，我说让我看看你们编排了我了什么，小W神秘地笑笑没给我看，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怎么害我，就随便他们去吧。后来我想很可能他们会把采访内容给放在网络上吧，果真我就搜索到里下面这篇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完成稿件，我估计是那实习生小孩写的，并且把我的“大话”也写进去了。

我就不找他们算帐了，不过有关“进教材”的大话我可以解释一下。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方面。“西来说”从受批判到体制内的沉默，到允许普通外行插嘴，再到可以公开讨论“西来说”，中间既有曲折也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尽管慢了点。“西来说”现在只我一人说，迟早“西来说”理论是要进教材的，尽管我“说”得不好，那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来说”要进教材也只能进我的话语。即便将来有很专业学术的结论恐怕也绕不开最初我所走过的“弯路”。另外，据我所知，目前大学课堂里把我的“说法”列入选修课的其实不止一家一校，甚至北京有个博士点已经以我的《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为基础而成功申请了立项的什么古埃及研究课题，他们与我没联系，我是从一位本来并不支持我“胡说八道”的朋友那里偶然得知的，当她偶然得知这一消息时惊讶不已，因为那个博导是位她信任的老教授,随之她就转告了我。

但我没把以上这些告诉记者，怕语言不但当惹出乱子。我那天跟他们说“进教材”的具体意思是，我的下本书，即现在正在写的预计明年出版的围绕商朝与甲骨文的那本书，会进教材。因为我知道有关“汉字起源”这方面国内没有如我这样深入集中讨论这个课题的，即便有种种漏洞它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也会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假如一旦讲“汉字的起源”肯定也绕不开目前我所探索的这些内容。

总体而言，我当时说“5年之内进教材”的说法还是对于中国社会将来开放度的一种估计，“5年”不全是对我自己研究成果的估计，更多是对中国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估计。也所以，我总说我的研究是个文化行为，不是学术行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撞击中国人沉重的眼皮，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中国逐步开放起来。中国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我相信5年后的中国人对待“西来说”与10年前不同，与今天也不同，一定会给“西来说”这个异端留下一席之地。这多少也都是有赖于《商报》这些敏感的记者们付出的热诚和努力吧。

一切，让历史评说吧。

另,这几天新闻正在说诺贝尔的事。刚才查阅08年诺贝尔的一些候选人资料,仔细阅读了其中一位的简历,觉得简直是位甘地一样的圣人,不知道事迹是否属实。无论如何,面对圣人总是让人感到惭愧。冷静了一会来思考这个问题,从最善意、最平和、最客观的角度来讲,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分歧方面，不得不说现在看依然是实在太大了,而我不太敢肯定在类似问题上中国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是要根据历史发展角度加权平均的，所以真的很难评断）。中国在进步是肯定的，但差距还是有的。这中间中、西方产生的文明“夹角”如何技术化地读解和对待，是个敏感而急迫的问题。研究中国的文明根源和文明发展规律，很可能会更有利于解读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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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豪言“转身”古文字探索》 ——中国商报

水到渠成

　　提及苏三，熟知她的人不得不想到她的“破译飓风系列”，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以及“同源说”等。她一直是一个较为争议的人物，她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更是引起史学界上的一次较大的轰动。有人赞赏她的风格“新奇大胆，占尽风流，是对‘自我封闭’的史学界的一次大的挑战”，也有人认为她完全是胡编乱造，太过于幻想，不应将她的作品归为史前文学，更应作为小说来看待。
　　从2002年开始，苏三便开始潜心写作，先后出版有几本杂文集，但这一切并没有将她推向浪尖，真正到达顶峰的是她在2004年初出版的“破译飓风系列”，从《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到《锁定红海》，都向读者展示了她的新锐观点，这一系列书中一再强调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并非是独立的，而是来自红海文明，来自以色列的后裔，并带入苏三个人的独特风格，大胆猜测，神话与童话故事是书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与《罗马神话》在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对比之中，“同源说”的视角第一次移向地中海宽广的海面、移向一些善海的神秘商人，很可能是他们不自觉地传播着神圣而宝贵的文明。这一系列的大胆假设让人难以置信。而苏三面对质疑，坦然若之，6年来一直从未停息她探索的步伐，从《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突破，也成就了她一直在找寻的思想道路上的一个契机，正如她自己所讲，一切都是自然地水道渠成，没有什么动机。从一个与史毫无干系的人成为了一个能够足以引起史学界舆论争议的奇女子，先不说她的观点正确与否，无可厚非地是她成为了史学界以及考古界反思自己研究方向的一个很好的引子，至少她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

苏三“半路收山”？

　　打开苏三的近期博客，不难发现，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苏三没有了文化现象的研究文字，反而多了一些甲骨文、古希腊文字和一些汉字起源的发音等内容。曾经开口放言会将文化现象研究继续下去的苏三似乎还没有将她的文化现象一系列之作完成，为何突然改头换面，研究起文字这玩意儿来了，难不成一向以写作风格大胆著称的苏三面对众多质疑和舆论，也举手投降，放弃了她几年来的心血，就这样悄然地销声匿迹了？带着众多的疑问和猜测记者再次约见了苏三一探究竟。
　　对于突然的转变，苏三表示，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刚刚才意识到的，以前对于文化现象问题的研究太过于仓促，也太过宏观，太过于宏观之后，出现的问题不说上千个，至少也有上百个问题需要去关注，而这样的关注必然又将是浅层次的关注，会给人很虚无的感觉，即便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公众也会说你是漏洞百出。打个比方，可能100个问题中有90个是对的，但公众也只会看到这错误的5个10个，并将其放大，也会给你打叉。不过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苏三的回答似乎已经表示她会改行研究文字领域这一块，同时又让人感受就是她似乎已向大众主流屈服了，理所当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改行研究起语言文字了。面对这个疑问，苏三坚定地说，前面的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会停止，会一直带过来，但同时也会进入到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是最近刚刚步入的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
　　进入微观领域看似没有文化现象那么复杂抽象，但文字语言这个研究领域比较具体，而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的一面。以前苏三所说的“同源说”本身就具有文字语言这一面，那么现在进入到对中国文字语言学，包括对甲骨文源流的解读创立的研究更是一个很具体的学术性问题了。和以前的方法、目标甚至作者本身的一种角色都不一样，这样的转身，苏三会做的好吗？

《谈天说地》一书已经出版完毕,前几天在等待上市程序。这会儿刚收到在休假的编辑短信回复说：“应该上市了，已经请领导办批准发行了”。不过我还没有收到赠书，那些与本书有关的同志们我将给你们邮寄一本，不过这次只给我20本，估计我还需要买一些，所以一般与本书无关的读者朋友们我就不赠送了，你们要自理。不过那些可能经常为我发读后感以做宣传的，当然可以通过我向出版社索书。同时我也要仔细查阅一下这本书内容，看一下哪些人是需要我特别馈赠的。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没有接到出版社的20赠书。

不知道你是否问的下本书，就是我说的想取名为《文明探索推论：商与甲骨文》的，这正在写,大部分内容就是这里一直在写的（2）-（86）这些东西，当然成书会更严谨一些，并且图片会更周全，不能手写的也会写在书里. 其实这里展现的确实是我的随笔札记，许多东西写后马上就觉得有错的也不更改，但在书里当然都会更改过来,所以我的话当然不能以网络为准。至于出版时间,这本起码看来也得到明年夏天了吧，因为我写完估计也到08年底了，有些东西也没有做完。而且这本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些,我想让它单独成册,不再与其他成为一个“系列”,也说明这个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初步想在香港或台湾先出,然后再考虑国内出版,因为国内老爱删我的文字，并且是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修改，很碍事。有国内杂志想先刊登也可以，不过现在还是不想出，因为我想把全部做完了再通盘考虑一下。“浮躁”是“浮躁”，但相对的慎重还是有的。

假如哪些出版社感兴趣可以预先和我联系,因为写什么我自己知道，但写成札记那样随便的方式以通俗化，还是比较严肃一些的,我就没主张了,这可以先听听出版社意见。内容我做主,形式可以在一些方面听出版社，但总体我希望这本严肃一些，并且也不想使用以往那样的比较文化的纸了，要肃净些。

2，今天外出办理好几件事。先是去修电脑，换一小电扇竟然要我500多元，而那是我废弃的一台备用电脑，假如不是我的新电脑网络有问题我还不用他呢，觉得划不来，然后换另外一个方案解决我目前网络不明原因不能上网问题。到电话局半个小时就得，新电脑就又基本正常了，只是远程那套作废了。这中间的来来回回都烦死人了，甚至两电脑的版本不一样高也出来找我麻烦。

同时想在电话局办理座机电话铃更改问题，好几个人投诉说我们家座机默认套餐中的铃声恶俗，我好象没打过，一试果然，结果问来问去要我自己注册这这那那到网络修改，结果那麻烦，花我一个多小时才不得不给贸然更换为最通俗的茉莉花（也没有试听就换了）——不能取消变更为什么都无的，另外，......不说了，气死我了！我只投诉了一项，这个还没投诉：他们那提供服务的网页全部商业化，客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铃声设置页中95%竟然都是送水公司之类的铃声，真是天下之大岂有此理啊！并且速度那个慢的罕见，不禁让人怒火冲天......

3，这几天革命情绪不太高涨，所以特别买了郭得钢的相声来鼓舞一下革命斗志。估计是盗版的，15元，很多很多场。不过我专门在网络上订购过他专场的演出票，但竟然没订上，所以只能先看看这个了。

我觉得郭这人挺有意思的，看他的许多作品，雅俗之间，这太明显了。我觉得要理解这个人不是很容易。先前在北京电视台看过他一些节目，觉得比较好玩，和赵本山的还一回事，或许看烦了赵的作品，看郭的很新鲜。后来看郭与人几次吵架，半流氓半文人。这人一写诗我都怀疑那诗是不是他写的，特有文彩。老跟他一起的那演员叫何云伟什么的似乎是北大毕业的，听人说，所以他身边起码不缺高水平的文人替他捉笔。

有一次跟姜昆斗法，当时不明白，因为姜昆作为人大代表还是什么的，提议制约庸俗低级作品冲击市场，似乎指的就是郭庸俗，所以郭马上就反映，出来骂小人做乱，普通观众一下就明白了“雅”“俗”是谁。这几天特意看郭在自己家场子里做的“百场演出大庆”，是2005年的，这才发现郭这德云社果真是“俗”得厉害，“俗”得彻底，与通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玩意儿，包括小品等，全都不一样。不过我看得很舒坦，突然想起姜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什么提出抵制庸俗作品的话题来，不过我看过了郭的那“低级趣味”之后还真的并不能简单支持姜昆的“雅”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

我认为在一些影响广泛的媒体，尤其是CCTV那样的，就不适合上特别庸俗的东西，起码我自己心理上不能接受，尽管我还是很庸俗的人。在一些小范围内的作品就似乎不应该卡太严，因为观众是分不同层次的，有低俗的那部分你就可以提供低俗的作品，否则岂不是让所有人都扎着什么也不看。郭德刚对这一点也是有认知的，我在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上看到他的作品都是相对好玩的，而非庸俗不堪的东西，能看出来属于俗中有雅，不是真正的低级。所以他是个有低线的人。在他自己的小场子里他想怎么庸俗我认为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时最好政府就别管，毕竟艺术没标准，除非他黄了他违法了，艺术尽管要提倡高雅，但确实还有一个自由问题。况且，他的庸俗其实还真不是一般的庸俗，不是东北小品那样的庸俗，东北小品那叫真庸俗，他们基本上就一个套路不改，俗到他说什么话、有什么情节，都是你能想象出来的，大概郭德刚的是我头一遭见，所以对他这庸俗的东西颇有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拐头说姜昆与郭的矛盾，他们俩中间的“雅”“俗”问题还真的牵涉到一些深层次的中国文化问题，如何定位群众文艺和艺术标准问题等都牵涉着呢，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庸俗与高雅的问题。比如姜昆提倡“高雅”，表面听起来没问题，是好事，可是相声这东西本身就是个俗玩意儿，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俗”的，问题是要高层次的“俗”就没有，要不就是黄的——郭那儿的相声也有许多是很黄的，我见过一个中学生就骂郭说他的相声听不下去太黄。郭德刚那场子里的俗就是一种放开了的俗，几乎让人想到日本人的某些放荡特点，那几乎可以上升为一种层次或高境界，因为他放开了，也超越了。我的意思是，郭德刚的相声场子里没有那些拿着捏着的那些“高雅”，而且压根就是冲着俗去的，但由于整场的导演还真有点高水平，所以他让你俗得很舒心，很开怀，真放松了，并且我看的那套东西也不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最基本的娱乐目的。表现的是俗，其实内里可能有你看不见的“雅”在撑着。所以，假如取缔这样的“庸俗”作品我是反对的。

在看那个德云社专场的过程中，我不断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提倡“高雅”是不是要消灭所有的“庸俗”，假如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一花独放的意味？那么暂时没高雅起来的那部分群众的娱乐活动由什么来支撑？在就牵涉到一个1949年以后的文艺路线问题，所有的艺术是高雅了，但许多艺术门类也被取缔了，实际上这也是不合适的。并且还有一些被拔高了，有揠苗助长嫌疑，相声就是这样，而且现在还下不来了。相声这东西就不上不下的，要死不活的。我倒是觉得姜昆很可能是“好心”，但没考虑到这层复杂关系。

我也是厌烦国内艺术界过分庸俗化的，但是我认为有些本来就是属于“俗文化”的就应该保持其“本分”。相声就是如此，本来就“俗”，可是1949年之后，所有的艺术家都成为“雅人儿”了，相声演员们都一改街头与乞丐并列的寒酸低级阶层，成为特别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了，连普通人都不是了，所以竟然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觉得1949年之后提高这些人的身份是好事，但某些脉没把好，“艺术家”的身份是好，是雅，但相声就是俗的，脱离了这个俗的定位，它就不是相声了，就脱离了传统。所有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艺术家也一样，不比别人高也不比别人低。但我感觉一些相声艺术家们自打提高了身份之后，在舞台上也下不了身份了，“干活”也端着架子，在就不对了。舞台上有舞台上还是有区别的。郭德刚就在这一点上与姜昆不一样了。他们俩的出身决定了这个分歧。

你在德云社能够感觉到郭德刚是真正回到了相声的传统，他把相声作为一种商业，一种逗大伙儿乐的一个娱乐事业，一上台就先拱手谢“我的衣食父母”，实际上他是非常尊重观众的，他愿意老实本分地利用逗大伙儿来挣钱。但姜昆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多少有些把国家供养的国家干部的气派，这样的架势之下他想“俗”也俗不下去啊，所以他提倡的“雅”提高不了中国人的整体欣赏水平，只是把“俗”的空间进一步压缩了。姜昆的话应该放到全中国的文化市场里去，假如放到本来就是俗界的相声，我认为是放错了地方，也难怪郭德刚骂他呢.......。总体看,姜昆的思想是一种中国主流思想,但其误区在于认为文化不分”雅“俗”，假如俗了是人俗，所以重点是管人。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有些艺术形式就是“俗”的，而另外的一些就是“雅”的，他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不能相互替代。相声小品等就是“俗”类艺术，所以该俗就俗吧，但是别把“俗”艺术充当“雅”艺术。姜昆很可能认为相声是可以很雅的。目前中国舞台上充斥了着“俗”文化，整个国家看起来也俗不可耐，我觉得多少就是没有区分好“雅”、“俗”关系，而且没注意到要一定程度上控制“俗”文化的份量或比例，结果乌烟瘴气。换句话说，中国人把许多俗文化当作雅文化了，或者说俗文化太多了，而人们只注意到内容黄不黄以为就到家了。相声小品不能因为不黄不暴力就冲任雅文化，这才是关键。

或许是这样吧，这不关我事，在线乱说而已。我的总结是，中国确实应该提倡整体文化高雅一些，但相声类俗文化是否放出俗的空间，是个复杂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人没经验，出来许多“先进”政策，把中国雅俗一锅烩，俗的不俗、雅的不雅，现在都不伦不类，我倒是觉得不妨放手，除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媒体宁肯单调也不让过分庸俗化，其余的让市场决定雅俗，这样也就维护了自然文化样态可以“百花齐放”了吧。

看来羌族与氐族确实是有差异的两个体系，但他们母系的90%的接近率使之最后在外貌上很可能同化为接近的人群，留下的差异是父系文化造成的。按照古代迁徙规律，一般母系为当地的多，父系为活跃迁徙人群，从这些角度而言，倒是氐族与一般所谓汉人的差异大一些，不过倒是他们很快地与汉人融合了，可能是数量相对较少的关系，也说明氐族很可能是新近进入到中国不久的一个人群，但最终也被同化了。

藏族比氐人与中原汉人的相似率高得多，母系90%相似，父系可能达50%。所以说汉族与藏族是一家人，并且“汉藏”为同一语系是确实有道理的。但不同的地理特点经过长时间的催化，形成了有差异的文化特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做个形象的比喻的话，藏人与中原汉人的差别不比湖南一带的汉人与北方汉人的差距大。这是DNA给我们的启发，任何人不能否定。中国这么大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人种上的差异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

从父系角度看，以“汉人”为基准各个不同地区的相似程度排列如下：中原为90%，含量最高；然后是“兰-银官话区”、“秦晋方言区”、“冀鲁官话区”、含量为85%；然后是羌族、“北京-东北官话区”和辽东官话区，为80%；之后至50%含量的人群为：北吴、广东、闽、赣人、江淮、西南云贵至鄂西片。50%含量是南吴人，其余的客家人、东部蒙古人、满人等为40%。西蒙人则很低，只有10%。西蒙与东蒙的阿尔泰人种比例相对较高，雅利安人种比例西蒙比东蒙高一倍——但最高也只有10%。

所谓“越人”成分很有意思，其人种分布或许能够说明古代水路曾经有多大的作用。与“越人”毫无关联的地区为内地：如藏人、蒙古人、羌、氐、西北方向的晋人、秦人和兰-银官话区。冀鲁官话区、中原东部、西南的云-贵-桂北-湘-鄂西，这些地区则多少都有一些越人分布。

广东的母系为最高“越人”集中区，为80%，次之为南吴与闽南，以上皆指母系。基本上可以推论，所谓越人的核心发源区就在这一带。并且他们的方向是从南向北发展。其中的父系比例皆不到一半，而是40%，或可推测父系多被征服过程中消灭，明显母系多于父系近一半。顶替那部分消失的一半“父系”人群或许是“汉人”。50%-30%的越人母系比例依次分布为北吴、闽北、客家人、赣人、江淮人。

满族、胶辽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还有中原官话区东部有10%以下的小比例越人，满族最高，达到10%。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也不奇怪，说明古人确实很早就沿海生存，有一支人从广东一直发展到渤海湾地区。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父系，不是母系，也就是说他们是“征服者”，或是文化符号携带者的男性成员。但满族又例外，10%各为父系、母系数据。

苗瑶人最高比例（50%）人群在湖南某地，然后分布较多地区依次是赣人、客家人、江淮人、北吴、西南云-贵-桂北-鄂西等地，其他地区则无。最北的分布在北吴。

阿尔泰人群在中国地区含量由高到低的地区为：西蒙、东蒙、满族，然后是10%父系含量的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秦晋官话区和兰-银官话区，中原和冀鲁也有5%的比例父系。一直传说有阿尔泰语言的吴地没有发现DNA上的明显痕迹。

牵涉到微量“印第安Q”型的是中原官话东部、冀鲁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1-3%。（1）

如果我们假设“三代”为外来人种的统治者，那么其遗传必定表现于这些统计数据。假如是一股普通的移民，或许会在数据上少到表现不出来，但假如是王族，而且如商、周统治长达几百年，又占据了最充分的生产生活资源，他们一定会繁殖极快，一定在DNA分布应该有所体现，但这个体现值又不应该太高，因为原土著长达几万年的人口积累，又加上一般外来者不带女眷，所以商周统治者应该锁定那些“少数”的中原父系。再考虑到其统治地区，首先排除的是南方苗瑶人，首先怀疑到在商周期间带来青铜与马车技术的人群可能为“棕色人种”和阿尔泰人，他们在中原附近地区各占大约5%的父系，然后就是土著汉人父系了。

假如我的解读方向是正确的话，周人，即周朝统治者，与商朝组成差不多，从DNA数据看周人阿尔泰人种比例稍高一点，周人10%，商人是5%。商周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是，商朝中间可能有一点“印第安Q3”型，因为冀鲁区显示如此。商周两朝的平民差异，假如他们皆为所谓“汉人”意味的话，则80%的成分是一样，只是商朝地区还稍微有一点越人成分，3%，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方向的文化特色的由来，但也可能是由3%含量的棕色人种（C、D型合并）带来的影响。总之，从人种上看，山东一带的人种构成要比周人的复杂，4-5种人，主要比周多一个“印第安Q” 和越人，都是3%含量。周人区除了汉人就是阿尔泰人与棕色人种，只3种。这里的指数都是“父系”，也就是可移民人，一般母系流动性小。

从地域上的变化上，商朝从山东不断迁移，先到中原东部再到西部，他们主要是甩掉了“越人”和“印第安Q型”，这两股势力合起来是6%，比阿尔泰人要多。汉族土著是85%，所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商人为什么频繁迁都的原因所在，他们要甩掉沿海的越人和北方而来的印第安人，进入河南之后阿尔泰人集团成功剥离政治包袱，面对的只有土著和棕色人种。棕色人种在中国地区是除了汉人土著分布最广的一个人种，所以可以视为次土著。

进一步分析，“棕色人种”遍布全中国，以氐族最高，藏族次之，说明两者曾经以甘肃南部为出口试图进入中原。高比例的棕色人群还有闽南人，不过这是另外一类的棕色人群，与藏、氐有差异。棕色人种，其中的一个种类实际上可能就是代表“南岛文化”的人群，与越人可能还有一定的方向性差异，这方面我还不是十分清楚。假如藏族中的高比例棕色人种与“三代”生活区的小比例（5%左右）是一致的话，我就推测他们来自南亚一带的同源关系。

商周人统治的黄河地区棕色人种并不突出，并且人数比阿尔泰人少一倍，所以我认为也可以将这个人群从商周带来新技术的人群剔除出去，这实际上就只剩下了阿尔泰人种与印第安人种，后者比例非常低，1-3%；前者的比例从10%（秦晋方言）到5%（冀鲁官话区、中原官话区），所以我认为商周统治者中的“外来成分”很可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

（图：这个人种分布图很形象地说明了，阿尔泰地区恰是一个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交汇的地区。而且有一支白人突进到日本北部地区——可能是阿伊奴人，他们似乎在DNA中被表述为棕色人种（2））

商、周携带文明而来的统治者成分差异显示或可以调校一下他们的起源方向。冀鲁官话区与相联系的中原东部官话区有3-1%的“印第安Q”型人群，而周人集中的秦晋地区则完全无“印第安Q”人种。这说明，尽管商、周统治者的人种差异不大，都主要是阿尔泰人种，但商朝人可能有更多苏联方向的北方人群加入，亚洲印第安人主要是从俄罗斯南方或东部进入美洲的。周人则来自比商人或更西或更南的地方。换言之，他们可能皆来自青铜器与马车技术成熟的西北草原，但还是稍有一点差异。假如也对夏有一个推测的话，估计在商周之间，差别不会很大。

由于他们所处的区域，阿尔泰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使用阿尔泰语系，语法方面汉语与阿尔泰语也非常接近，但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假如他们来自阿尔泰山附近的话，那一区域恰是一个印欧语、阿尔泰语和汉语交汇地区，所以携带着这些不同的杂糅特点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有一个学术观点认为，俄罗斯南方地区就是原始印欧语的发源地，所以“三代”语言文字中有些阿尔泰和印欧语痕迹也是顺理成章的。

本世纪初我到过阿尔泰山附近，也就是新疆最北端的哈纳斯湖，那里现在主要生活着哈萨克人与图瓦人，从相貌上看，很多人与汉人并无差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与内地有些差别的，尤其是我见到的几个图瓦人，和汉人并无差别。我还碰到几个哈萨克学者，当他说出他是哈萨克人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他就是个汉人样子，他大笑起来说，他确实是哈萨克人。不用说，哈萨克人中的主体就是阿尔泰人种。

翻越过北疆就是吉尔吉斯坦，中国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就出生于这个国家的地域里，当初那里很可能属于中国版图。这里就是阿尔泰人种比较集中的地方。李白尽管说祖先在甘肃静宁一带，其实现在很难说他属于什么民族，但他从吉尔吉斯坦出生后马上搬家到四川的事实，着实让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古代人的为什么脚程那样宽，移动得那样频繁而迅速。我想古代一定有一些社会机制“鼓励”了人们长距离的迁徙，反而是今天的人们比较懒惰，即便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不远游了，最后连想象和推测古人的远游也发生了困难。所谓中国的“文明西来说”，假如说主要是“三代”的西来的话，他们实际上走的就是李白相近的路线，因为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就在吉尔吉斯坦的旁边，而阿尔泰山假如是阿尔泰人种与语言的核心点的话，至今就在中国的最西北方而已。这个西来的人种并非欧洲之“西”。不过，由于草原地区流动性很大，所以在这一地区的阿尔泰人很可能携带了很远距离的其他文明信息。

（皆一图来说明一下：“三代”的阿尔泰人应该来自图中兰色区域，他们横向分布的习惯表明了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其东西距离之宽也表明了移动速度之快。由于当时的文明核心所处位置，所以必须圈定“三代”阿尔泰人就来自西部地区，那里正是临近文明核心地区。）

这一系列推论总的印象可以如此表述：“三代”之前中国北方地区主要为本土化的蒙古人种群体，在彩陶时期较多通过中亚以及附近地区接受了世界文明核心区域的一些文明因素，从大约4500年前开始，有几个阿尔泰含量比较高的人群从西方和北方携带青铜与马车等新兴文明技术走进远东，他们经过几百年与当地人的接触，最终融入当地土著，深入中原核心区域，建立了“三代”政权。假如作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不一定是事实），周朝人可能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进入东亚，而商朝的那批阿尔泰人尽管可能来自一个方向，但却比较靠近北方，尤其是他们是从比较接近“印第安人Q”型人群的地方出发的。有一个数学迷惑是要预先避免的，尽管印第安人比例在商朝附近的含量只有3%，但要注意的是阿尔泰人种也只有5%，所以，他们之间的含量是3：5，那批人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阿尔泰人与“印第安Q”型的交汇区，但却相对偏于阿尔泰人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应该是不难定位的。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方式，即5%的阿尔泰人来自纯正的阿尔泰地区，印第安人是另外一个中途加入的人群，比如说是“红山”人的一支。这些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研究需要时间。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代”的语言风格必定是既有浓重的本地汉人特色，同时也附带有一定的阿尔泰地区特点，甚至还有一部分南岛痕迹。由于阿尔泰地区恰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交汇的核心地区，可以肯定他们应该有接近一半的“雅利安人种”含量，所以他们的语言文字可能带有浓重的印欧痕迹也是应该。这些推测又与山东齐国的贵族DNA验证统一，所以以上这些推论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结局。

（谢绝转贴。想为书取名《文明探源：商与甲骨文》或《文明起源推论：商与甲骨文》）

注：

（1）尚不清楚“印第安Q3”最后的3是型号还是百分比，很可能是比例。

（2）关于棕种人还不清楚，只是猜测。

中国的地理“大斜线”与中国的“农牧分割线”基本平行,但几千年前气温比今天高而且湿润,所以在北京一带当时也如江南一般,而当时农牧线则高于今天的纬度。所以当时东北的辽宁、赤峰以及西北甘肃一带都是水草丰美的地区,既适合农业,也适合牧业,文明发达，正如今日之中原或江南。这些地方除了养育本地的土著之外，也吸引了西方源源不断的人流进入中国地区。西北因就近文明核心地区的便利，产生了密集而光辉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等）；东北迢远，但生产适宜，也生活着红山文化等奇特人群。

中国早期文明比较集中于西北是个明显的事实，这本身就指出了中国文明的西方来源，再加上具体物种的接近，如彩陶与中亚的相仿等因素，还有青铜器与马车的最初开发者都在中亚及其附近地区，这都能看出中国文明之源的端倪。但这一系列的交融与民族构成有什么关系呢？

这几天我读一些民族方面的书籍，有许多感想，觉得中国人在上世纪划分民族，而且还划得那么细，简直是一项可笑的画蛇添足的工程。“民族”这东西完全是人为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划分除了能够加深无中生有的“民主矛盾”和产生民族分裂提供方便之外，没有什么用处。美国就比较聪明，人家的民族那才叫“多民族国家”呢，甚至差异大到连种族都不同，但人家就不划分“民族”，只要你入美国籍你就一个身份：美国人，当然你愿意也可以表述为“亚裔”或“非裔”，实际上就是“肤色”。但中国完全没有达到美国那样深层次的分别也非要划分明白，这就是一很大的失策。中国人喜欢自夸，而且喜欢把什么都当成好事，除了喜欢说什么“5千年文明”这样毫无根据的顺口溜之外，还喜欢宣扬“多民族国家”，都是眼界狭隘没见过真正的“多民族”是什么样的。

现在中国最大的族是汉族。汉族一如其他的民族，之所以为“族”与血统等生物性指标并无直接关联，“民族”不是“家族”，更非“种族”，是文化认同。狭义的“汉族”在汉朝之前是不存在的。汉朝之后汉人就指生活在中国东部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黄种人。汉人特别有“民族意识”的年代也很晚，不过是近几百的事情，可能从明开始比较明确起来，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也是仰赖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因为民族自觉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然后蔓延于全世界，为什么孙中山那么起劲推翻清朝，实际上也是“民族”意识在背后作怪，他认为清人当政就是屈辱，袁世凯就可以；“民主”当然是他的第二个口号。但他的两个目的其实都是来自西方概念。

汉人的祖先中什么人种都有，既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还有黑种人，这不仅仅是逻辑而言，而是考古证据支持的结论，因为新石器时期前后中国地区生活着大批的非蒙古人种，只是这些不同人种构成比例上各个部落或地区有些差异，毫无疑问的是蒙古人种在其中占绝大多数，并且最终这些蒙古人种同化了其他不同人种。欧洲则与远东地区相反，是高加索人种同化了其他的少数人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生活着兼具欧亚两种特点的人们：中亚人。全球人种沉淀到今天分界比较清晰的局面，这本身就是“国家”“民族”概念生成之后的一个附带结果，并且原始社会的结束，自由迁徙的脚步就逐渐停顿下来，所以沉淀与融合并进，最后就成为今天比较单一的局面。美洲当然是个特例，都是主动移民的结果。也就是说，原始时期人们对于人种没有认识，所以一般也不做太多主观区分，人们愿意到哪里生活就去哪里，并且相互敌对不一定按照人种分，更无“民族”称谓。

中国西北地区承担着文明交流咽喉的重任，所以这里一直都是不同人种高度混杂的汇集地。甘肃以里的内地农业区一直确实是蒙古人种占主要地位。但由于人类文明的核心处于西方，史前时期传送文明的任务是由许多其他不同人种里穿梭来到中国完成的，某些时期这些人就是远东蒙古人种的统治者，其他国家地区也一样，比如印度历史时期这一点就看得很明确，凡是带来新文明的强者通常统治当地土著平民，最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再被同化融合，然后再等待接受下一轮的文明传播或融合。秦汉之前的中国史前阶段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交融交流的轮回过程，仰韶时期更毫不例外，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就这样生成于西北那一地区。

仰韶文明主要集中于甘肃、青海两地，然后深入进陕西、河南、陕西等地，它非常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中国文明的行进和发展路线。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仰韶核心地区是在青海河湟地区和甘肃的洮河与渭水上游一带，换句话说就在西宁、兰州一带附近。考古发现这一带的诸多彩陶文化居民点中，既有蒙古人种，也有高加索人种。文献也记载过甘肃一带曾经生活着大批高加索人种，比如中国人熟悉的大月氏人就是“雅利安”人种，他们长期生活在甘肃地区，后来受匈奴逼迫，辗转到西亚等地，最后落脚于印度河西北附近成为著名的“贵霜帝国”的缔造者。所以，甘肃地区曾经是个不同种族混居的地区。仰韶文化之后基本衔接的可以说就是“三代”人了。

自商周始，有羌、氐族出现于西北，其核心地区正是仰韶文明的核心区域，假如不严格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称呼他们为仰韶遗民。商、周时期已经有“戎人”的说法，所谓“西戎”主要就指羌人与氐人。当时的文献资料指出了他们的大致方向就是西北黄河流域的“河曲”等地，从甘肃到陕西一带是主要分布区。有人把羌氐看作同一种人，因为他们同称“西戎”。我想他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共性的，不过也肯定有一些区别，但这个区别意义宏观看意义并不大。其主要区别为，羌在湟水和临近甘肃的地区，如积石山等；而氐人则居于临近四川的甘肃陇南地区。他们之间的其他区别还有，羌人的话语属“汉藏语系”，而氐人语言不属于该语系，很可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不确）。另外一个特点是，氐人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但羌族却相反，属于游牧民族。他们的最后一个特点，氐人很早就融入汉人，1千多年前就不再出现于历史文献；而羌人虽然大部融入汉、藏等民族，但至今依然有部分羌人独立生存，成为“羌族”。

羌人当初曾经生活过的周围都是羌人融入过的人群，如临近这些区域的藏族、彝族、汉族等，甚至还有被鲜卑人统治过的吐谷浑国遗民：今天的土族人等。元朝迁徙到西北的回民肯定也与他们也有融合。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都属犬牙交错，至今难以彻底区分。人们熟悉的四川康巴人、宁夏西夏人等，也属于和羌人有关的人群；四川有许多县市，包括今年地震中心的汶川、茂县等地正是羌人南迁后的最著名地区，成都和广元等地也有很多羌人。由于历史时期羌人长期集中于陕西与汉人交战，咸阳和长安地区可谓到处都是羌人，尤其是接近四川的汉中一带，可谓羌人集中地。一般的羌人什么样，我估计就是周正龙同志那样的“猎人”，还有关克同志那样的，大概都属于羌人吧。陕西的李自成则是羌人中的一个英雄了。历史上的前秦是羌人建立的最大的国家了，由苻坚建立。我有个很不“学术”的判断，颧骨高的北方人多可怀疑自己与羌人有点关系，高颧骨的根源我猜测在中亚一带某地，比如哈萨克人。羌人有一个突出的丧葬传统，火葬。中亚地区许多文化遗址都恰好发现有这一传统，但非所有中亚人有此传统，比如今天的印度人也部分保留了这一特色。

羌人在中国的最东端经过搬迁之后可能抵达辽东一带，而最西端则直达新疆的帕米尔高原——这或许指出了羌人的一部分来源，他们很可能由南疆进入内地，然后融合了蒙古人种成为羌人——不过这不符合与哈萨克人的关联，因为哈萨克人生活在北边，即便在新疆的部分也是在北疆，早期什么人居住在南疆还不清楚，起码不是今天的维乌尔人。这些矛盾估计得用“羌人来源很杂”来解释这些差异。大月氏人在2千多年前曾经生活过的甘肃地区留下了部分人也应成为羌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仅只是文献记录的资料,长江上游、黄河流域全程都有羌人迁徙过去。羌人的特殊地区性与时代性，都成为出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缩影。所谓羌人不过是被逐渐“汉”化的一个前身而已，他们的生成与消亡或衰落直接演示了“汉人”的蛹蝶演化过程。换句话说，以往学者所说的“羌人”是狭义的“羌”，而在我的话语中，“羌”是广义的，或者就是中原（汉）人成长成型的一段过程，其分别只是汉人更早“中原化”了而已，按照地域则是基本同样组成的一个群体分布在东、西两个区域而已。

羌人尽管因其种种特征凸显为一“族”，实际上与内地中国人没什么大的差异，主体依然是蒙古人种，当然也不排除其中个别群体有一些特异始终保持自己的一些特色，确实不能把这个分布广泛、长达几千年的群体推测为单一而平均的人群。不过按照人种比例，这个群体内的高加索人种比例应该高于内地一些也是事实，但从外表上一般看不出来什么差异，除非那些长期处于孤绝状态的才会保留一些特色，如康巴人，但把他们移居内地，不须100年也可同化得如普通汉人一般。羌人的民族生成与今天人们熟悉的“回民”有类似的倾向，祖先中有西方或曰中亚的一些血统，但长期与汉人杂居融合，最后与“汉人”无异。他们的差别在于，“回民”由于宗教传统等特殊原因而一直记得他们有外来的祖先，并且特别以宗教文化等故意与汉人加以区别；而一般羌人根本不记得有那些非蒙古人种的祖先了。远古时期没有民族意识，所以连婚姻可能羌人也不计较，所以和蒙古人种就融合得更快更彻底。

至于羌人与彩陶文化的联系，考古专家说，甘肃“辛店文化”可能就是羌人的祖先。这正合我意。我考察了一下辛店文化，他们的上源据说是“齐家文化”。我发现这许多“文化”特征实际上与东北赤峰一带的“红山文化”等也有接近的一些事实。而红山文化可以肯定地讲其发源地就在草原，这支文化的核心很可能联系着俄罗斯境内或中亚北部的一些文明团体，与中亚有比较明确的关系；而我也越来越怀疑，殷商人直接继承了红山文化的一些东西，或从那附近的“夏家店文化”而来。这主要从他们比较统一的龙风文化、玉文化、独特的彩陶等来判断，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一样，只是有明显关联。还有玉琮，齐家这里是很原始简单的状态，但在良渚却复杂起来。这些都说明，中国不仅从外部（西部）引进新的东西，而且中国内部也有复杂而深刻的远程交流。远古的交流确实存在，以上这些文化遗址间的一些关联，很可能指出了一些共同的“时代特点”，如此远距离的几个地方的共同性本身就说明了文明传播的存在。 文明传播不仅发生在中国内部区域，也发生在其他方向，有心人或许在将来能够借助一下数学方式得出一个文明传播的“公里/速度/影响范围”的关系图来，那样的话西北羌的文化范围就会更清楚一些。但也会有一些例外，比如特别强大而持续时间较长的文明政治实体影响力会打破一般的所谓规律。

羌人从古到今到存在，与中国文明史相始终。但我认为不同时期的所谓羌人或“西戎”内涵是不同的。羌人和“戎”指出了他们的两个特点，崇拜羊或者以畜牧羊为主，另外勇猛善战。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西亚到中亚遍布崇拜羊的民族，如犹太人发展起来的犹太教乃至后来的基督教，就是羊崇拜。似乎牛崇拜是农业人口的特征，古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教则是明显的牛崇拜，中国境内比较明显的牛崇拜者还有中国四川的三星堆人。

商朝一直警惕西北方向的羌人或戎人，这就从时间上更加凸显了羌人与仰韶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且这时的羌人势力还应该包含了已经落脚于陕西的周人。后来周人邀请羌人与他们联手一起攻打商人,说明了周人最初不属于羌人，他们可能是新到的外来者，但却携带了新的文明信息，最后他们通过通婚而汇同为一,成为商朝的劲敌。

历史记载周人一直有娶姜姓女子的传统，与羌人联姻，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行为。从后稷之母姜yuan（女旁原）到王季之母太姜，文王的祖母，都是姜姓妻，是羌人。甚至文王元妃也是姜人，名曰周姜；武王元妃则是姜太公之女，生成王及唐叔虞。这种周人与姜国联姻一直到宣王、幽王都是惯例，春秋时期周王多数也是羌人王妃。看来羌人就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周人才要与他们通婚建立政治同盟关系。羌人也不只是姓姜，中原的申、吕、许等几个国也属羌系。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中原地区是蒙古人种沉淀最深的土著，西北羌人较内地土著人相对浅一个层次，而携带青铜文明而来的商周人与羌人相比又差一个等级。商人与周人基本一样的性质，差异只是在进入中国内地的方向不同而已，商人从中国东北而下，周人自西北进入。商人与山东龙山人融合成为统治者，周人与西北的仰韶人或曰羌人融合成为统治者。由于土著或半土著力量雄厚，一般新来的文明传播者看来没有采用过多武力，而是使用可逐渐融合取代的方式，这看来起码是周人的行为。远古时期的人类与近代的“殖民”思想意识有较大区别，近代的殖民者一般拒绝联姻融合，而是采取其他措施，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古代历史上一直都是采取联姻的多。最近看印度被英国殖民的一个事例很有趣，英国人为了稳住当地土著，先是保持了当地贵族的地位，甚至连土著的王位也维持不变，同时设立“副王”由英国殖民者担任，但“国家”实权则在英人手里，是为“双王制”。商、周说不了也有类似的政治结构。这种“双王制”下一旦时机成熟，殖民者就会断然抛弃土著，然后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统治者。有人怀疑过中国商周时期有“双王制”的痕迹，很可以如此猜测。

周朝尽管一直与羌人联姻，但也逐渐产生许多矛盾，几百年发展下去，后来的周人想必对待联姻与最初有着不一样的心态，所以，几百年后的幽王竟然胆敢废除申后，这导致了申侯联合诸戎杀幽王的著名政治事件，还有戎人进洛阳王城杀襄王等，都是姜人与周人之间的纷乱关系。其实周人贵族一代代早被羌化了，到后期假如说他们之间有分别也纯属“文化”分别而已，血缘上早就融合了。倒是从周、羌联姻还能证明其他一些有趣事实：羌人假如势力不大周人就不会固定与他们通婚，周人假如不是有什么科技方面的独门绝技，羌人也不会乖乖地把自家的闺女一代代送过去。同时，通婚总是周人出男羌人出女，颇可以推测周人就是一群移民，一般远征移民都多男少女，甚至不带女人，到一处就与当地通婚延续后代。这几个特征都说明了周人很可能为相对于羌人的新移民。而且，商人很长时间只防范羌而不提周，说明羌人势力更大更引人注目一些，而周人早期相对人数较少，商人没怎么把他们放在眼里，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周人归附商人隐蔽了自己。

宏观地看，羌人应该不是一个始终固定的人群，固定的只是地域。这多少就象“汉人”，只要生活在中原无论你是什么人种，外表与汉人同化得差不多了，自己声称是汉人你就是了。羌人实际上就是进入“河西走廊”这个咽喉之内定居下来的混合人群，早期人种上经常显示出一种半蒙古人种化特征，内地的人们几千年来就称呼这个地区的人们为羌人。由于在史前时期他们处于文明的上风口，那里当时的气候又适宜农牧业，所以这里的人曾经是非常风光、非常先进的一个群体，这也是当初周人为什么也惧他们三分的原因所在。但他们的“弱点”是沉淀不够，所以稳定性没有中原的深。我猜想这个地域里的人群始终构成了对中国内地“亚文明”地区的一个巨大威胁。或者说，在4千年前，华东平原依然为湖泽地区时，中国最集中的一个文明地区就是羌人所居之地，“三代”时期乃至之前羌人在中国的地位估计相当于后来之汉人。后来中原人随着地理的改观而开始聚集壮大起来，他们的矛盾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但由于没有根本上的差异，这两股势力最终大部分就融合在了一起。

先秦时期，羌人已经进入中原，他们也参与到禹夏治水工程，他们就是最初汉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羌人最早就被分封居于黄河之南的南阳与许昌、方城等一些地区。还有从羌人的吕国分出的一个齐国，他们搬迁到山东临淄一带，都营邱——这个史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的基因测试指出，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血统与今天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人最接近。可以说，这个科学结果很准确地指出了所谓早期羌人中的一部分人的血统组成：中亚。这也顺便指出了甘青地区羌人乃至仰韶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来自中亚地区。

先秦时期内迁的羌人部落还有一支著名的“伊洛之戎”，又称"陆浑之戎”，就是春秋时从甘肃迁到河南伊河与洛河一带的人。我们县曾经就被命名为“陆浑县”，并且县志上对戎人内迁一事还有专门记载。已故的马长寿老先生是中国羌氐民族志专家，至今他的著作《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实际写于1965年）恐怕还是该论中的抗鼎之作，不过百密一疏，老先生怕是把迁徙到伊洛一带的“嵩县”之嵩误解为“嵩山”之嵩，实际上这两个个地方，它们相离几百里地根本不搭界。我之所以看出这个，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向我问起嵩山少林寺，而我也无数次回答过他们：嵩山少林寺与嵩县根本不是一个地方，远着呢，嵩县位于秦岭东尾的伏牛山区，那批戎人就是迁到我们那里去了，嵩县正处于“伊洛”之上。不用说作为数代人生活在嵩县的后人，我身体里应该流淌着戎人的血液，我也不觉得我与平原地区的汉人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那里的河南话据说一般人听不懂，仔细从一些用语上能觉得到我们那里的话与现在的普通话不属于同一个体系，比如普通话说“藏”我们就说“tai”，普通话说“很”我们说“tong”，类似的用语很多。我到过甘肃和青海一带考察，发现我尽管听不懂当地的话，但是某些很特别的土语与嵩县话却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算个证据，但据说类似的“证据”全国各地都有，这就说明很可能羌人已经分散与全国各地。另外积石山与藏人交界的地区实际上现在多是回民地区，那些人由于闭塞相貌认真看与内地确实有一点差别，不过这个差别小得普通人已经不会留意了，多数与汉人一样了。

羌氐与北方匈奴不是一回事，因为匈奴是标准的草原牧民，生活在北方草原，羌人则是有畜牧倾向、喜欢生活在温带偏热地区的人群。加上羌人出现在南疆而非北疆的事实，我怀疑羌人与中亚南部地区，甚至南亚、西亚人，有更多渊源联系；而匈奴人则始终喜欢生活在北方草原，即便有一些中亚东欧文明特色，他们也应是曾经处于更靠北的地区。羌人喜欢夏上冬下来往于甘青和四川、云南之间，这都是事实。不过这些成因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需要分析。

战国时期是大批羌人南下四川的一个集中时期，后来“三国”诸葛亮到蜀地主要就是与姜维为首的羌人斗争。今天假如四川有所谓土著人，多半都属于羌人，标明羌人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分别融合于汉人与藏人或彝民，还有一些人流之云南等地。甚至可以推测部分藏绵人或许也与这些人有关，这主要出于一些语言学考虑。看一下云南滇国时期的情形，无论那些与内地有异的滇人是否与羌人有关，那些半同化的状态就给了我们一些人种方面的启示，在今天的云南你已经很难见到那样面孔很“生”的人了，时间已将他们融化了。时间也融化了大部分的羌人。

秦人所处的西北决定了这个事实，他们也是曾经的西戎或与羌氐有关的一个群体，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否一体则还不清楚，我认为不是相同成分的可能性大一些。这种统治者与平民不同一成分的政治结构在全世界各地和中国都普遍存在过，比如吐谷浑与羌人就是这样的关系，古代融合比今天容易多了，谁给饭吃就跟谁，今天人们则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民族”荣辱观，其实都是人为教育的“文明”成果，古人很单纯。另外，羌人苻坚为什么命名自己的王朝为“前秦”似乎也说明了“秦”与羌人的关系。

综上，我的看法与传统对于羌氐的看法是有些不一样的。传统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生活在这里的静止不动的民族群体，所谓“独立起源”，所以不会有什么变动，繁殖就可以壮大；而我的观点则是动态的，无论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是否有土著人，起码新石器时期中国地区就是一个不同人种流动的地区，所谓戎人或羌氐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一个以地域和相对文化定身份的群体，他们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分化着；不同时期他们中间会有许多差别，某些人源源不断地从西部或周边过来汇入他们，他们也源源不断地分化出去，成为这样或那样的新民族的成员，尤其是他们自古就构成了中原汉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氐人则于1千多年前就不再出现于文献，更是说明他们彻底融进了汉人群体。这些事实从演化机制上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原理。也所以中国现在也没有必要很仔细地区分这“族”那“族”，这只会弄巧成拙，徒增是非。我的历史研究本无意于“民族团结”这样的好事，但客观事实确实告诉我们，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一切差异和融合都不过是时间之手的特殊作品，当我们在议论“民族”差异的时候实际上关注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时间”而已，并无其他更多含义。不过真正了解了羌人，也就大概理解了汉人或汉人的前世今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羌氐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线议论）(姜子牙为炎帝后裔的传说,邱为姜子牙后裔,.....姜太公当初受封齐国，所拥有的领域包括今山东省益都县以西至历城、聊城两县之间，以及河北省沧、景诸县，东南至海。当时齐国的国都设于营丘，亦即现在山东省的临淄县. 据说，吕尚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水，因功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西），所以以吕为氏，后人也叫他吕尚。钓鱼在陕西宝鸡.三儿子丘穆公为所有丘或邱姓祖姓.  )

有时候我会特别思考历史书写的欺瞒问题所在，我发现“爱国”这东西是个主要症结。实际上我的所有研究都是对某种“爱国”借口下的欺瞒的抗争，所以我自然是不给中国人面子的“汉奸”，所以我也关心别人是如何“爱国”的。我越来越感觉到今天许多人的“爱国”实际上句是一种借机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给“伟大祖国”贴金对于“爱国者”真是一举两得，不仅说“我”国强，而且表示我有“爱”心，多好啊；究其实质不过是“爱”“自己”而已，因为自己是“国”的一部分。然而并非所有人的“爱”都如此浅薄，只想着占便宜。比如上个世纪早期的许多知识分子，那些人明知祖国不堪，处于危难，但许多人毅然回国做各种艰难贡献，这样不以“伟大”而爱，而以救助贡献为爱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才有资格谈“爱”。那些只以口号大声示人的“爱国者”每每被我见而示以白眼，不为别的，而为其虚荣与浅薄也。所以，“爱国”从这个角度起码就可以分出两种爱法来：一种是“占便宜”的爱，非要祖国伟大他才爱，不伟大就不能爱；这就是一种虚荣之爱，所以这些人在描写“祖国”时不免添油加醋又是“独立”又是“悠久”，简直就快真的“四大文明古国”了。这是为什么许多“汉奸”鄙视“爱国”原因所在，他们鄙视  实际上是一种肤浅。另外一种“爱国”是真诚质朴之爱，是无条件之爱，这是大爱、真爱，这种“爱国者”一般不言爱，“大恩不言谢”，深爱不轻言，道理是一样的。

上篇说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区几转而不至中国，肯定使许多“爱国者”痛心疾首，说不了正收了爱国的旗帜准备移民呢，我还是说点可乐观的事实吧。比如看看日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吧，关键看怎么选择。日本当初就是看到了危机感，所以人心思变，而且是主观能动地挑战自然，他们的目光越过最邻近的国家，去向远方的世界求援，甚至主动提出“脱亚”理论。做出这一决策的人真是高人，因为他需要跳出时代、跳出地理去全盘深入思考国家与民族的严肃命运。我突然想，假如日本人都觉得日本当时“伟大”得不行，并且他们的文明是“独立起源”“悠久而伟大”，恐怕也就不会去做出如此彻底扭转日本命运的举动来了。思想认识是其转变的主要原因。

但日本并非没有地理之便。中国人只看到了日本的一个方面：与中国临近。但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与美国的要“远”，因为中日之间还夹着一个第三者，朝鲜；日本与美国之间才是真正的裸邻。以前我就说过，从人类交通史来看，水或海湖这类东西，说远就远就近就近，希腊与古埃及隔着一个地中海，但希腊却尽得古埃及文明精髓，而且两国在罗马帝国时代打得火热。中国古代一直想直接与西亚和罗马做贸易，但中间梗着一个伊朗死活不答应，他要收取买路钱，假如中间隔的是大海，问题就简单了。日本与美国就如此，所以你现在到美国的夏威荑去看看，几乎是另外一个日本国，可见两家走动亲近，当然假如不是紧邻，日本也不至于去轰炸珍珠港嘛。假如没有美国这个紧邻，日本仅只当初向欧洲的德国学习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日本，上个世纪日本与美国的种种曲折恩怨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述。所以，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自己的主观努力，“地利”也是必备的。中国其实也有自己“地利”的一面。

中国从地理上讲有几个利弊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些特点造就了这个国家与民族的诸多特点。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地理特点不是别的，是青藏高原。就是这个世界屋脊，不仅挡住了南来的气流，使中国西北更加干旱，它的高山峻岭也挡住了文明核心地区的洪流，这是中国与整个文明核心世界的主要屏障，这使得从古至今的中国陆路只留下西北狭窄的咽喉：河西走廊，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源头多在河西走廊首先出现。中国几千来的首都也多数时间集中于西北的西安，只有在近千年的水路大开之后，中国都城才开始东移近海。中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近几千年，尤其是“三代”以来，西部高原干旱的同时，东部湖泽随着气候转干开始消失而变为适宜农业的沿海华北大平原，再加上东北平原、长江平原，还有一个四川盆地，整个连成一大片，构成一个农业时代的绝佳大环境。这个“地利”是如此突出，以至于自“三代”以来，中国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亚文明核心”，这个形态与地位就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夸耀于世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资本。

青藏高原给中国内地以相对的宁静，长期不受外侮，即便是过去几百年里的全球殖民大潮中，中国也只获得一个“半殖民地”。与印度一比较就更清楚了。没有地理屏障，印度长期是各种不同民族政治斗争的热土，从古就是伊朗人、阿富汗人、蒙古人、中亚人和阿拉伯半岛人争夺的战场，其中的居民还有许多是来自红海的黑人。有人说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实在是他们没有办法“重视”，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由各种不同人种和民族写就的，其差异之大根本就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历史怎么写？谁来写？每一代人都想忘记上一代还来不及呢。也就是说，如中国“元代”的尴尬，是印度历史的常态，或者说，印度历史尽是“五代十国”的局面，这个历史是连续不起来的。中国这边则因为地理的相对隔绝具有了相对的连续性，这也成为中国人夸耀历史连续性的的口实，其实不过是特殊地理造就的偏安而已。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近几千年的“亚文明核心”，不仅仅是几个的平原连接带来的“地利”，因为类似的大平原世界上不能说有很多，但起码还应该有三几个可以匹敌的，比如北美，比如南美，比如南非。这就使一些因素浮出水面：这个适宜的大农业区还必须处于旧大陆，距离全球文明核心点也不能太远，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必须与“文明核心点”处于基本同样的纬度——因为古人是靠天象生产和活动的，所谓“三代”人人知天文就是这样的道理。中国尽管有青藏高原带来的交流不利，却还有基本同纬度的“地利”，所以只需要将文明核心地区的文明传来，稍加修改即可利用，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当然这也养成了中国人懒于发明创新的习惯。中国今天的格局也说明了中国的一贯特性：既不先进，但也落后不到哪里，而且一高兴一闭眼还能幻想出自己在各方面很靠前的感觉。至于中国是否能起飞，我没有看到根本性的文化反思与行为。但好歹有了日本的亚洲榜样，中国总算没有理由绝望吧。

中国内地的居民一直抱怨北方的草原民族给他们带来了野蛮，这多少有点“手不溜冤袄袖”的意味。中国内地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拿得出手的所谓“文明”。实际上假如没有北方草原民族内地恐怕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中国正北方向的草原民族，从他们一出现就有极大的流动性，他们主要是东西向流动，有据可查的痕迹一直达到西班牙，这主要是由于气温气候与农牧分割线造成的自然方向感。偶尔在气候巨变和复杂的政治风云中他们也南北拉锯，这每次还都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风气。怎奈东亚这个宏观遥远之地决定了东亚的草原民族也不能给东亚的内地带来什么过多的福祉，所以中原人把原地踏步几千年的责任就推给了别人。

在过去的几万年或几千年中，人类向东方前进的方向是一样的，起码在远东这里是基本一致的：尽量绕开青藏高原，南走水路，北行河西走廊，另外一部分则由快速移动的游牧人直接向南推进。人种上，中国东部地区确实一直是蒙古人种的天下，早期在北方草原地区以乌兰巴托和包头为界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分界。在近几千年，尤其是畜牧业发展之后，人种格局产生了快速混杂，但在国家与民族概念之后人种开始沉淀，各自不通往来，地区与人种挂钩的局面越来越清晰，这起码是远东的情况。

现在对于人种的成因还不太清楚，是个世界难题，不过按照基因学说，人类是在大约7万多年前或十几万年前的几千人发展起来的。我相信最初的人们并不在意人种的问题，没有歧视没有等级，今天人们心中的“人种”是与当今世界文明格局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认为西方白人优越等等，并且一般人看到非自我主题民族就惊讶不已，这在几千年前的中国不太有类似问题。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过分注重人种问题也与民族意识、国家有关。这也与人种在近几百年的学术区分有很大关联，原本人种问题就如双眼皮和单眼皮一样，无所谓，现在学术上一区分可不得了，原来单眼皮人都是火星人——你假设一下这样的“学术”研究结果出来以后会这样？我想世界马上就只剩下两个人种了：单眼皮与双眼皮人种，其他人种都不重要了，所以现在的“人种”区别有人为嫌疑。原始时期无学术也无民族与人种的麻烦，那时的人们至多奇怪一下，然后就认他们为同类了。中国“三代”前后时期就是如此，大部分人为蒙古人种，但当时很明显这里生活着没有被同化的其他众多人种，比如白人和黑人等。我觉得人种同化到接近今天的局面可能是近1千年的事情，唐到汉是一个高度混杂阶段，先秦就更明显一些。同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什么以秦汉为界，是因为秦汉时期已经经常出现与外族不同的状况，所以内部同化随之加剧。

顺便说一下“张骞凿空”的误解，所谓中国与外界联系从张骞始——这又导致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广泛谬论。中国文人无逻辑思维，也不分一般与特别，仅只看张骞事件，之前他可能确实花费十三年时间才回到汉朝，但是他在南亚已发现中国四川与外界有联系也是确定的，而且张骞西去是作为政治军事活动的，匈奴当然一路阻拦，种种都说明张骞出去难，别人未必难。张骞回到汉朝之后，重新带领人马一再顺畅外出，有点逻辑能力的人就可以分析出来中国与外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阻隔天堑。张骞的功绩当时被朝廷过分夸大，很可能还被树为劳模标兵什么的，因此而封侯是个事实，所以《史记》竟然夸为“凿空”。而中国文人还有一毛病，崇拜权威，比如这《史记》在史学界就可以“孤证成立”，这是给《史记》很高的荣誉，但看来科学这东西不能给任何人例外，一旦被忽悠了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中国文明独立起源”就与这史记中的张骞“凿空”有很大关系。要破独立起源，你就先破“张骞凿空”，可是那来自《史记》啊，谁有这个胆略？

类似的误传还有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使人们以为进入四川真那么难呢，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进入四川的人群多半就是从蜀道进入的，说不三星堆也正是从这条道进去的。看来，不仅当代“爱国学者”书写的虚荣爱国史不能信，古人的文字也不能全信，尤其是李白一样的文学青年，他们也人云亦云呢，只管说得痛快，是不是真的本不是他的责任。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问题真的需要自己认真核对才能有真实答案，否则给你的都是错觉。近2年我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大错觉。要想获得一个全面的较为科学的历史，我觉得必须全盘推翻重来。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人逐渐获得科学观之后必须做的一件事情：重建历史，重新评价历史。

（本来是上线来要写一篇有关“羌氐”的读书札记，结果没掌握好方向盘,没拐到那条道上把正题给丢了, 作文没学好啊）

相对严格地说，公元前1000年前的人类文明核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其下线为北回归线，其北线在黑海、里海与咸海北岸附近，西界为巴尔干半岛，东界为印度河主干，人类从最开始的陶器出现、农业革命、饲养牲畜、畜牧业发展，到马车、青铜器、铁器、建筑、语言文字、宗教萌芽、主要艺术方式等等，全部都在这个略呈横矩形的区域内获得发明、发现与发展，其中包含着大约20多个国家，很明显“四大文明古国”也应该从它们中间产生。换句话说，大约3000年前人类文明90%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区域内起源和发展的，进而依据地理距离的远近而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各个角落，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参与文明的发展，其余地区没有什么贡献；但可能因为地理环境与出产的原因，各地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文化特色。中国的文明起源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必须从这个文明核心地区去寻找，本土基本上没有任何所谓文明起源。

际上我们或许可以“两河”的伊拉克这里为中心点向四周画圆，大约早期人类文明圈的半径基本不超过2000公里的范围，这样就基本囊括了以上所述的范围。至于为什么如此“集中”？实际上这说明了文明传播的规律，暗示了文明发展发生的一些机制，即文明起源与传播是依照一定的规律和速度进行的,距离越近传播越方便，距离越远文明传播就越慢。

我们也曾经看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古老的偶发高等级文明，很可能是从核心地区“走失”的一小股人群，他们就象偶尔飘落远方的孤火，很快就暗淡下去，时间不长就灰飞湮灭。从西欧到远东，都闪耀过一些文明之光，但很快就消失在漫漫黑暗之中，就象没有出现过一样，只有在核心区域的那些文明之火才得以持续下去，它们彼此激荡，发扬广大，并最终汇入人类有效传播的文明大潮中去，一直惠及今天。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用某种“场”理论来解释，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理解：文明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一个文明程度高，文明群体密集的地区之中，文明受各种因素频繁地相互刺激、碰撞和交流，进而产生加速度效应，最终它们与落后地区拉开层次与距离。这种大规模的良性“文明场”效应很难打破，必须要有一系列变异把某种平衡彻底击溃，文明核心地区才会发生转移和跳跃。人类从万年前到公元前3千年前一直就在以上画定的范围，没有发生过改变，这个持久的发展就部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这长达7、8千年的漫长文明核心“场”结束之后，实际上产生了两个另外的中心，一个是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巴尔干-罗马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伊朗-印度河文明，假如不是因为北非沙漠化严重，很可能地中海南岸也将是一个文明中心，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在与罗马人较量的过程中显示了他们的实力，但最终残败。在东西方的较量中，罗马-希腊文明以“轴心时代”的特殊人文地位胜出，正式宣告了人类文明的西移成为定局。东方逐渐沉入文明的阴影。

现在还不清楚是何种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阿拉伯文明的再次崛起，并与基督教欧洲的激烈拼杀，应该是促进欧洲文明走上一个新台阶的一个契机；在此之后“文艺复兴”奠定了发展至今的基本西方精神价值体系；同时，借助基督教化运动，欧洲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原始欧盟体。伴随着宗教的文明化进程延伸进北欧、西欧与西南欧，欧洲加快了“文明”的脚步。宗教与科学共同推动的美洲探险开辟了一个人类新时代，蒸汽机随后将欧洲白人殖民者送达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人类文明传播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白人自此“统治”了全世界，西欧正式成为世界文明中心。整个亚洲和非洲在这同时去愈行愈远，和欧洲世界进一步拉开距离。

至今尚未看来文明离开西方白人世界的迹象。但20世纪科技推动的交通革命，尤其是新近的电子信息革命，无疑都给未来世界文明核心的飘移带来了一丝悬念，因为这些方式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传播的速度与方式。风水轮转，下一个“世界文明核心”会出现在哪里？类似的问题萦绕在许多人的头脑里。不过现在是个知识科技时代,在今天科学就是文明。假如有一点迹象可寻的话,那就看全球世界大学排名邦极其数量大概也就明白了，我觉得前100名或50名之内文明核心在那里就一目了然。我粗略看了一下全球排名，前15位一流大学除了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外都是美国的大学，说明了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主地位当之无愧；日本的东京大学排名第16位也很恰当地说明了日本在世界当今的地位。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里唯一一个进入前50名的国家，英国人留下的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则位居后50位。在100名之内的亚洲大学还有以色列和新加坡各一所大学，其余全部为欧美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所占据。至于中国的大学排名，即便北大、清华也在近300名。看来中国人假如想让文明之火转移到中国，恐怕还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实力相差太远，或者说与那些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就没有科学。中国现在不缺乏信心,缺乏的是一种清醒的对自我的客观认识。

世界的文明核心肯定不会永驻一个地区，一旦文明的先进性释放完毕，肯定会转移到下一地区，但这个转移一定会遵循一定的历史文明规律，不是你努力了它就来。尽管欧洲已经走出它生龙活虎的年代，不过，至今还没有看到文明核心马上移动的痕迹。文明的迸发与转移，都是极其复杂、需要诸多条件才可以产生的奇迹，近100年来的科技大发展给人们提高了一些对未来进行想象的活跃空间，但目前仅只是一些想象而已。能与西方文明抗衡的力量与基础都还未看到。

(以上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近千年前征服世界的结局,这个版图应该给中国人一些文明传播力方面的信心.而中国在三代时期接受文明的核心地区可能不会太多超过这个区域,这是它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但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 由于在三千多年前全球气候湿润,到处都是水泽,那时的人们异常善水,所以地中海东北地区是应该被格外包括进怀疑区的,另外文明核心不在东方草原,而在西边,所以区域西挪一些即是中国所受文明影响区域 )

（假如可以的话，这篇文字可以做下本书的“自序”。据说过节了。在快与慢之间摇摆，在严肃和通俗之间犹豫，最终一定会找到平衡的）

古印度河文明之末（约公元前1500年）与历史时期之初（约公元前60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被正式地视作印度史前时期的“黑暗时代”。对这一时期的发掘认定了这个地区的“彩绘灰陶”文化（公元前1100-800年）。主要中心依然在巴基斯坦。其北方有磨光黑陶。（中国龙山文化以黑陶著称）。北方将灰陶传之喜马拉雅山。

房屋有使用粗毛竹的习惯。也使用生砖土坯的，某些窑烧砖的 规格为：20X20X8厘米，12X12X8厘米，20X23X8，16X12X4厘米，29X22-12.5X7厘米。前两种是方砖，后一种是楔形砖。方型用来建祭坛，楔型用来建圆型建筑。另外一个地方的砖规格为：12X12X7厘米，25X20X5厘米。

恒河上游的开发仰仗于铁器的应用。但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犁铧，稍晚才有。

哈斯丁纳普拉地区种植稻谷，不种小麦，每个地区不一样。有炭。323 

有充分证据表明，绘彩绘陶居民从事渔猎和狩猎，他们的遗址坐落在河流沿岸.(这也正是中国沿海的情形。)不过，灰陶并不占主流尽管如此命名，一种非常华丽的陶器才是他们的主要产品。绝大部分为红陶，有些还使釉。

在阿特兰寄海勒，发现陶窑使用动物粪便饼作为燃料。中国西藏至今保留这一习惯。好像这是雅利安人的传统。324

 当北方的磨光黑陶阶段来临后，蕴藏极为丰富的比哈尔的铁矿便开发出来了。325

在铁器时代极其引人注目的一项成就是玻璃制作技术。这些都是恒河上游的事情。

彩绘灰陶中并未发现铭文，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突然随着印度和文明的消失印章文化就不见了。 

贾赫拉发现三个赤陶俑，“面部塌陷”，似乎不太像人。马的赤陶像陪葬。一些骨篦出现在那里，可以和山东的有一必。须多物品的制作反映了这些地区有一些复杂的数学几何观念，甚至圆规等。

他们的居地大多沿河而设，二者之间的距离平均为10-12公里。329 人们穿衣料。消遣赌博，赌博等是印度古文化的一大特色，一般的赌博或棋类物品都可以认为多数来自印度地区。中国的骨牌与SHAI子肯定来自印度。还有石子游戏类。332大规模商业贸易的痕迹没有发现。

梨俱吠陀的时代大致在公元前1500-1200年，梵书和奥义书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00-500年之间。不过最初的都是口传下来的，直到吠陀文献第三时期末才表明人们懂得了书写。中国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与其中某些故事有关，比如那天我看印度的神话电影诺鲁？？？一个猴子的传说，一下就能想到中国的孙猴子，当然不是直接的拿来，而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很朦胧，几乎不能成证据,但也很明显就是同源的文化。

黑陶一直是整个地方的北方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时间相当于中国周朝时期。

《外阿姆河地区铁器时代的开端》by A Askarov (苏联 乌孜别克)：

最初的铁似乎需要1530度才能得到，后来可能因为加特殊的配料900度就可以获取，所以很快铁器传播开来。337

铁器时代的苏联中亚地带也分为两个地区：草原部落和农耕文化。南方先进的农耕部落文化不断渗透进北方的草原部落中去。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是和平的，有时通过战争进行交流。花刺子模地区在铁器时代就具有非常有意义的文化。

（锡尔河下游的）塔吉斯肯的一些陶器在中国甘肃一带的彩陶中常见。他们实行火葬。圆型墓。还有楚斯特的一些陶艺，与中国西北的也很接近。344

苏联中亚地区，就在中国“三代”同期的公元前二千纪与一千纪之交，奉行多种宗教信仰，早期除了火崇拜之外，还有雅利安人的女神阿雷德维.苏拉.阿纳西塔（Aredvi Sura Anahita），以及“驱赶一辆战车的雄健武士的强大神祉密特拉”，女神流行的时间更早，是农业早期的概念。这让人想起中国的一些女神和男神，如九宫玄女，商朝“简狄”，而"驱赶战车的武士"或许就是黄帝，或许那是华帝的转音？炎帝明显属于彩陶时期崇拜火的民族。

《公元前一千纪的畜牧与游牧部落》by A ASKAROV ,V Volkov 苏联, N Ser-Odjav 蒙古： 

352：早在青铜时代，中亚北部的畜牧部落就建立了他们的初期文化，反映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活动领域。这一发展将经济和文化演变得越来越专业。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人”开始出现，这即是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亚洲游牧人。

中亚北部许多历史遗迹的年代均与卡拉苏克墓葬相仿，有些学者认为它们都处在卡拉苏克文化的范围内。经过仔细研究之 后，这一区域进行了分区，而且时间也分为公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纪，这是青铜时代（周前期）；下个时期至公元前八世纪。随葬品的脚头放肉——此风俗在河南农村则谓“倒头肉”。

与卡拉苏克完全一样的匕首与饰品分布地域极为广阔，从伏尔加河流域一直到中国的安阳。353这种现象源于马的乘骑给人们带来的极大机动性，其结果是刺激了更为广泛的文化交流。安阳的青铜刀与卡拉苏克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一组安阳的青铜刀具和叶尼塞河流域的文物相仿。第二组刀（即西伯利亚型刀）乃是见于安阳的最早殷墓中，并且从未发现过比它更早的原型。353 

离开安阳，越往西北方去，属于第一组的青铜刀（即具有中国殷代风格的刀）就越稀少，即使在蒙古，也只见于和中国接界的南部地区，在贝加尔湖、布里耶提之外，则绝未见到这类物品。354

人种：卡拉苏克文化来源于南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这等于也指出了商朝统治者中间高加索人种相对具体的来源，这里距离黑海和中亚南部地区已经非常近了，解释各种联系相对方便。无论如何我坚持黑海的一支人马原班渗透进商朝人中去，因为那种复杂的纹饰一般人不会接受.另外山东地区的DNA已经证实齐国贵族就是来自哈洒克斯坦这一带,两相契合）。

这些人既从事畜牧饲养业从事农业，并且是半游牧方式，随着季节变化而到处迁徙。354 他们春天在南方播种完了就到北方游牧，夏天回去收割，并且两地皆有房屋。(这也应该是中国三代的特色) 

卡拉苏克的文化是在一个广阔的地域内发展而成的，之前存在着一种非常先进的文化作为媒介，这就是苏联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这一联系主要建立在陶器器形上。他们共同具有一种华丽的几何图形装饰。（没有看到图，假如这是我想的那种装饰的话，那么它不仅出现于红山文化，而且海出现于殷商文化以及四川金沙，甚至在美洲也有分布）。叶尼塞河以东没有发现卡拉苏克型陶器。354

似乎大兴土木的墓室建筑有点殷商的气势，但又不完全一样。

哈萨克斯坦的原始冶金术在部落之间的商业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55部落内的不平等日益加强，酋长时代。尚未有铁器。向后铁器时代的转折点出现了“斯基泰人”。欧亚草原上的文化空前融合传播，从西方的多瑙河到阿穆尔河，在马具、武器和动物风格的美术方面非常接近。（中国蒙古的鄂尔多斯风格即属于这类）。 

斯基泰-西伯利亚群体的文化现象非常复杂，相似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程度，还有人种都在其中发挥着粘合作用。人种方面：“因部落迁徙而最终主宰草原的人种统一体属于印度-伊朗人种，学者们通常认为他们包括了黑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及中亚的塞克人。‘357

蒙古高原、图瓦、戈尔诺阿尔泰（高地阿尔泰）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考古证明，这些地区不仅不是斯基泰世界的边缘，恰恰相反，它们正是构成了传统的畜牧与游牧文化的中心，而这种文化即是嗣后遍布整个欧亚草原的那种文化的源泉。357 

我认为在中国东周时期，掌握中国地区的统治权的其实都是高加索人种，而非汉人,这一有可能打击中国人自信心的事实是中国许多学者不愿意接受真实史前史的主要原因,这是非常狭隘的。秦汉乃至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在中国境内争夺统治权的一个时期。但我也认为中国境内的平民一直都是蒙古人种占主导地位。这不是人种优劣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是生产力问题造成的. 甚至连中国南部的楚文化也不例外,应该有白人参与。当然这不绝对，许多统治阶层内实际上是多种族融合的，而且这个融和一直在发生着,延续到很晚。由于远东自古就是蒙古人种的天下，事实上，东部的草原居民也一直受到南方蒙古人种的融合，这个趋势在今天蒙古草原上呈现的特点是: 东部蒙古人比西部人矮小得多，西部人高大接近高加索人种；而华东地区则显示出越到南方人种越矮小的局面，并且东南比西南要普遍高一些，这些都是过去几千年逐渐融合\迁徙的大趋势造成的，部分因素就与北方青铜与铁器时代产生的游牧人南下征服有关,到南方就成为强弩之末了。而西南由于特殊的困难地理关系,至今没有完成如东部一样的彻底同化,如彝族等这类组成复杂的原始社会,在没有与外界接触的一些部落中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他们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点——比较奇怪的是，在日本也能看到一些与这些未同化的彝族人摸样的人群，这大概是由他们的环境造成的，日本其实也是相对隔绝的一个岛屿，所以保留了某些那个时代的特点，没有被大规模地同化掉（日本南北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大致来说）.

“公元前二千纪语一千纪之初，蒙古及其临近地区的历史首先是畜牧部落的历史，是游牧者生活的历史遗迹，他们与东、西方农业居民之互相关系的历史。这些畜牧聚落源于古代文明的主要中心之一中国殷商王朝的边界地区，他们很快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并成为古代中国商周王朝巩固的强大的外部刺激力。公元前二千纪，居住在蒙古高原和长城以北其他地区的畜牧者，其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固有的特色艺术异于中国的汉人。此外，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征的人种统一体，拥有自己文化上的许多特色。”357（ 这些苏联专家肯定被一些中国专家给忽悠了，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低估了中国“三代”与草原地区的联系，或者说，中国三代没有这些草原武士会依然处在石器时代，不是蒙古人种愚昧，而是远东地区远离是世界当时的文明中心。）

西藏北部地区也受到草原文化的袭击。

西北蒙古地区，很多是欧罗巴人种和稍带一点蒙古种成分的人群。在乌兰贡（Ulangom）也有“华丽的陶器”。   

石板墓文化：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西界在大湖盆地一带。这一地区内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北支，而蒙古针叶林地带的居民及乌兰贡居民则都属于欧罗巴人种，只杂有少量的蒙古人种。359 一枚印章。

草原鹿石分布广泛，从蒙古高原一直到巴尔干的保加利亚。商朝的一些特别文饰正是来自这些地区。

 《结论》苏联专家：

中亚的重要性被发掘，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西伯利亚一更北的地区内，居住着来自中亚的人。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证，表明中亚的居民一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兰文明进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文明进行交流。诸如波斯湾这样的中介地区，则感觉到了文化交流的冲击力，从而成为文化发展的中心，而哈撒刻丝谈草原地区，则发展成了以战车为象征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精英阶层365”

中亚名称：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兼旅行家洪堡首先使用，主张从北纬44.5度以北5至以南5度这样的范围即“亚洲中央“的范围，大致从斯蒂尔特高原到大兴安岭。俄国学者主张应该根据共同的环境特点来划分，所以就扩大到东伊朗和阿富汗地区。另外一位德国学者规定了中亚的范围为北起阿尔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尔，东至大兴安岭。100年前，俄国另外一位地质学家认为亚洲应该根据是否注入外海来规定范围。而这本书所指的中亚则是指所有的内陆地区：包括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

中亚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有着某种不谋而合之处，这种一致性并非出于偶然，盖因历史科学所认可的一个事实：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密不可分。368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