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告诉我，她的太太去街上为自己和女儿买衣服。转来转去，终于用三百多元，为自己买到了一件衣服，但是孩子却始终没有什么合适的。为了补偿孩子的心理上的不足，就带孩子到一家餐馆去吃了一顿肯德鸡。

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家商店里，有一件孩子很合适的上装。就花了三百多元买了下来，孩子自然很是开心，因为不但得到了衣服，而且又吃了一顿。而太太却心里一直不平衡，觉得这一顿肯德鸡完全是浪费。

在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在用钱的问题上，女人和男人确有不同的逻辑。比如，星期天上街，要不要乘的士，往往要争议一番。孩子自然是主张乘，丈夫是坚决的支持者，而太太却坚持乘公共汽车。后来只因星期天公共汽车太挤，只好乘了的士。

等到逛完了街，要回家了，争议又起。

孩子和丈夫仍然主张乘出租车，太太却坚决不同意，说：“你们这些人，钱好像是抢来的。”

孩子仍然闹着要乘的士；丈夫同情孩子的要求。太太有点火了：

“要乘的你们去乘好了，我一个人去乘公共汽车。”

最后自然是太太大获全胜。

孩子很不高兴。而丈夫却很高兴，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从这里他深深体会到，虽然生活在一起十多年，经常有些小冲突，总弄不清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在花钱上的逻辑是不同的。用自己挣来的钱去乘的土，在男人看来是正常的。在女人看来是荒唐的。只有不花力气抢来的钱才可以任性浪费。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就从她的口袋里偷走一百块钱。等到归来的时候，证明自己的正确，朋友说，那种事情是不能干的，一旦干了，太太起码一天心情不好，没有事情也要发脾气，把整个家庭空气搅得沉闷异常。起码要有一天以上的日子不好过。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是对男人的智慧的严峻的考验。

朋友说：“他的妙法是，正要去乘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手捂胸口，什么话也不说，太太问他怎么了。他还是不说，一味作痛苦状。最后是太太慌了，连忙叫出租车，上医院。等到上了出租车以后，他才喘了一口气，说，好一点了。

妻子这时也松了一口气：“哦，吓死我了。你平时好好的，怎么今天这个样子?

丈夫说：“天天上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一见公共汽车就发神经性心脏病。”

妻子说：“那以后还是少乘这种车。就是多花一点钱，乘出租车。”

丈夫说：“钱又不是抢来的。”

丈夫微笑，妻子打了他一拳，也笑起来。

            此套文集，180万字，豪华精装，大十六开本，

          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初版印行5万册。 

   12月12日我从福州运输部门收到四个大箱，是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帮我出版的精装本《孙绍振文集》（八卷本）。

   近来来，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有某种掀起热潮的倾向。仅2007年就有两本专门研究中国学术的期刊出版。一本叫做《中国人文科学》，一本叫做《中国学研究》，每年各出版三期。为借助中国学者的学术影响，该刊在中国聘请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我忝列其中。2006年应韩国首尔的新星出版社和首尔出版社出版多卷本《孙绍振文集》（中文简体版），包括纸质和电子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当时对于对方情况，毫无了解，我觉得事情比较“玄”。在签订合同时，仅授权在韩国出版20世纪出版的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创作论》、《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和情感逻辑》、《论变异》、《幽默逻辑探秘》。2000年以后的著作有意保留，即使2000年以前的著作，如《美的结构》，因为复本比较紧缺，未敢轻易寄往韩国。

    此后，一连三年，杳无音信，2009年4月突然收到一位复旦博士来邮，自称刚刚从韩国归来，并代韩国合约签订者表达歉意，原来当时韩国合约签订者因年龄关系退休，在退休前委托在韩国学术界颇具权威的“学术情报出版社”的另一位先生出版我的书，而此先生因为授权书上不是他的名字而无法运作，故此一直拖延。于是我遵嘱重新授权于“学术情报出版社”。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样书。

我一向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持保留态度；我比较相信李远哲先生所说的亦师亦友。我有个“学生”叫林子坚，分别近三十年在香港见面，按照香港的民俗，都是到酒楼去叙谈一番。但是他却例外，一定要把我请到他家中。我到香港好几次，在他家第一次体验到在香港朋友家里作客的隆重中的轻松。虽然他比我的年纪小不了多少，不管我多么自然地把他当作朋友，他仍然很诚恳地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我。就连我已经离开了香港，我的一个朋友到香港，他也以师礼相待。他们相约在海洋公园相见。由他当向导，朋友车子误了时间，他居然在细雨中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此前从未见过面，他那么惊人的耐心，不过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老师。

说实在的，我想不出对他在学业上有过多大的恩惠值得他这么回报不尽。其实，六十年代，他在华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一生最大的霉运，上了一年的课，就被发配到当时为一般教师所不屑一顾的写作教研组，给一个年青的讲师改作业，回想起来我总共不过就是为林子坚改了十来篇作文而已。

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家中，就没有做客的感觉。三十年的时光并没有在我们之间造成陌生感，这要感谢他的太太陈丽斌发自内心的亲切。

她是个少见的福州美人，把闽江水中最细腻的成分都凝聚到了她的肌肤上，真可以用美得耀眼来形容。他显然很以妻子的美丽而骄傲。我本以为他是特地让我开开眼界；现在想来固然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但是更多的事实可以说明，炫耀妻子的美貌还不过是顺带而已。主要的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仍然保持着内地的习惯，喜欢把重要的朋友请到家里，充分享受久别重逢的欢乐，也让朋友体验他家庭的温馨。

他太太和他一样，喜欢那种朋友在一起的随意和自然的空气，有时，她在一旁默默地倾听我们谈话，有时就轻盈地离开我们去照顾孩子。有老师辈的客人在场，他们之间讲话显然比较少了，但是光凭眼睛就配合得很默契。当子坚下厨时，她忙着她的家务，子坚有什么需要，她会像受到感应似的，走过去协助。

太太下厨的时候，也是一样，子坚能在漫不经心之间自如地分心照料。在这样的家庭里作客，主人没有过分的忙乱，客人却能在进入的那一刻，就能解除拘束，享受到亲切、自由、自如之感。

这种亲切自如的空气，使我这个身在异乡的人，忘却了许多漂泊之感。尤其是，有一天晚上，我从岭南学院宿舍带上门出来，不小心把钥匙丢在房间里了，正是星期日，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住旅馆连护照都没有。幸而口袋里还有他家的电话号码。我不过是急病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没想到他竟立刻邀请我到他家小住。夜深了，我道路不熟，他就在皇后大道的转弯角等我。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抱着孩子。

在他妻子面前，我不免感到十二万分的歉意，但是她和他一样脸上表现出的不仅是助人为乐，而且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感。直到第二天，离去的时候，我很难说出流行的客套话语，在当时，就是我这个算是能说会道的人，也感到语言是太缺乏表达力了。

亦师亦友——说起来容易，可是要把那种感觉说出来是很困难的。

1978年底我和刘登翰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的第一次活动，到大庆和鞍山去访问。其时徐迟是这个访问团的副团长。我们有不少接触。回到北京以后，可能就是徐迟提出，要我们把新诗发展概况加以修改出版。当时大家的感觉是，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稍加修改已经不符合我们的学术追求和水准。决定重砌炉灶。开始都比较乐观，还作了章节分工。谢冕那时已经是个大名人，又是个大忙人。可能考虑到我比较清闲，决定写好以后，由我统稿。我倒是很认真地开始了工作。不久以后，我和刘登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章《颂歌的时代和时代的颂歌》，孙玉石完成了他担任的章节，发表在山西大学的学报上。我还着手写其它一些章节，福建师大资料有限，记得曾经要求洪子诚把《新月诗选》的序言抄来。当时没有复印机，老实的洪子诚，居然替我秒了。但是，其它人都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一催再催，遥遥无期。这时，我们逐渐感到，今非昔比，我们都有了自己许多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短期完成历史著作的任务了。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新的标准，不想草草写作，文字风格也逐渐形成，好像不太可能，把这么多风格的文字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大家不约而同地松懈下来。到后来就不再提起了。这时候，我就把那一万多字的《颂歌的时代和时代的颂歌》拿到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以我们六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出来。

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主要是外部的，表面的，集中在最迫切的政治观念上。其实就是政治观念，变化也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徐迟，在他轰动一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中，也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内心的观念，特别是过去时代深深烙在心头的艺术教条，仍然占处于不可动摇的的位置。一来，是时间紧迫，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二来，还没有弄清在新的形势下，还要寻找为官方认可话语的安全系数。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艺术观念总是落后于政治观念的变革。因而我独立修改李季和阮章竞那些部分时，基本上，延续了五九年的思路。大约是1979年，我把《阮章竞的艺术道路》修改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福建师大学报》上。写出《李季的艺术道路》时，已经是七九年底了。正好《厦门大学学报》的负责人士许怀中先生向我约稿，我就寄给了他。但是，拖延了差不多一年，到1980年底还没有发出来。据说厦门大学学报有了新的发稿原则，就是一律不发外稿。许怀中先生不好意思退稿，就把它转到《文学评论》去。这里已经是1981年了，正好李季因饮酒意外逝世。《文学评论》如获至宝，就发了出来。

1980年，正是我的艺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我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南宁和桂林召开的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写理论文章并不太努力。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也就是下午四点半，我讲不好，也没有大碍，讲好了，给人家一个美好的记忆。没有想到，一到现场，我才讲了几句，讽刺了那些对朦胧诗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会场就分裂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一派鼓掌，一派吹胡子瞪眼。我是一个喜欢演说的现场效果的人，心头觉得很爽，就即兴把郁积于心的郁闷，发泄了出来。我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完全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的发言，得到光明日报一位资深编辑的赏识，他在约请了谢冕为文之后，又约我为文。谢冕写出了那旷世名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了《诗和小我》。这无疑是小试牛刀。历史发展有时缓慢异常，几十年，人的思想似乎没有变化，可是有时，几个月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了，而且遭遇围攻了。我身不由己地成为朦胧诗黑旋风式的悍将了。而且遭受到围攻了。而这时《论李季的艺术道路》却发表了出来。有人（厦门大学庄钟庆先生）以为是我是因为受了批判，连忙以这篇文章来向官方表示妥协。其实这是时间差造成的误会。

问题八  《概况》的编写，对你们后来的学术工作发生什么影响？它与你在80年代以后的诗歌观念和研究工作发生怎样的关联？你现在是如何评价、看待这一事件的？

《概况》的编写，是我生平第一次运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学术观念。虽然不是自己的观念，但是，也多多少少让自己体验到某种论点得到哪怕是并不十分准确的表述的愉快。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概况》的写作，是在一种错误的思潮裹挟下的一次草率性的学术盲动。但是，就是这个错误的学术盲动却锻炼了我们。这不仅颇具反讽意义，而且隐含着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诗人梁小斌的一段话：

我必须承认，四人帮的那些理论也在哺育我，它也变成阳光，晒黑了我的皮肤。（1）

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也许我们当时吸收思想资源，都是有毒的，但是，我们中毒并不太深，由于我们机体中本来就有抗毒的因子、尤其是在艺术趣味方面，有着顽强的免疫性。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并没有终止我们的思考。相反，至少使我发生了思想和艺术趣味的分裂，一方面，是正统的理论观念，一方面对在理论上加以肯定的作品的艺术品味嗤之以鼻，在长期反复的阅读过程中，我的艺术趣味，颇有一点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为自己宣扬的理论完全同化。在一般情况下，我对这种二元化的状态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一旦获得了某种公众的拥戴感觉，我的思考力就进入最亢奋高潮。就是这种思考力，把我的艺术趣味转化为理论的观念，就成为自己原本所秉持的观念的对立面，最终成这些观念的凶猛杀手。也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从旧垒里杀出来的反戈一击，比之从外部攻击更具颠覆性。

凭心而论，在《概况》中，我所执笔的部分，歪曲自我和自我阐明，是交织着的。然而，其中有些论述，毕竟是自己心血的凝结。我指的是，关于《马凡陀山歌》的部分。就我现在的记忆，我根本没有花心思去寻找《马凡陀山歌》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性的评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在上海郊区朱家角，购得解放前出版的《马凡陀山歌》和解放后出版的《解放山歌》。由于马凡陀所所讽刺的现实，大都是1947，1948年上海一带的政治社会生活。我那时已经懂事，有所共鸣。又加上马凡陀所用的形式，是苏南地区比较流行的。出于某种乡土感情，我对之不但读得很熟，而且有许多妙悟式的感受。在写作中，对于马凡陀山歌的艺术，我不用依傍权威的现成话语，为艺术直觉找到比较准确的概括，似乎并不太困难。我记得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退稿信中，也肯定了《马凡陀山歌》的艺术分析。那些分析，尽管今天看来幼稚，但是是直接从作品的感悟出发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话语，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第一次感到了内在的直觉投胎为理性的语言的那种欢畅。这一点一直留在我心中，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成了我追求的境界。那就是，不完全靠理论的演绎，因为演绎的大前提是别人的，从自己的直觉出发，进行归纳，直接概括成观点，形成自己的第一大前提，更令人爽快。前人评论语言的疏理和转述太多，反面可能阻塞自己的自由思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用比较夸张的话来说，这就是思想上“原创性”的追求。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开头一段，就是这样无所依傍，如入无人之境，凭着直觉，横冲直撞的：谢冕后来从发表出来的文章看到这一段，说，光是这一段，那些左派就受不了，就不要说后面的

崛起的青年对于我们传统的美学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

这样的话语方式，其特点就是不像在写作学术论文，不是首先寻求前人经典作为依据，问题不一定是从文献和经典中来，也可能是从历史潮流深处中去作第一手的概括。这样的文风，在我后来的《炮轰高考》《炮轰四六级英语考试体制》中一以贯之。这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缺点是学术资源不足，但，我并不认为学术就是知识谱系，如果真的非有知识谱系不可，那也并不一定就是书面的，有时就在身边的感觉世界中，关键是你要有能量作原创性的抽象，使观念衍生，形成系统。

每逢我回忆起当年在和平里的日子，都是含着微笑的。历史证明，这一次学术盲动，并没有让我们成为极左思潮的文化杀手，相反，我们却几乎都成为思想和学术解放的壮士。但是，我也意识到当年我勉强接受的观念，冥冥中也变成某种力量在后来的岁月中制约着我们。最明显的一点，我们和没有接受过那种僵化教条的新一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对于后现代的许多观念，都表现出某种不理解，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像我这样直率的人物，却坦然对之加以批判。我尊重我的直觉，但我的直觉又何尝没有受到我们当年所受到教育的潜在的价值观念的歪曲？我甚至感到，我身上的一切局限性都与那个时候的观念有关。梁小斌所说，四人帮的理论，也化为阳光晒黑了他的皮肤。黑皮肤是健康的的表征，同时也可能埋伏下皮肤癌的危险。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批判我。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复杂的函数方程，要解这个方程，须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夏虫不可与语冰，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希望看到它最后的解答了。

（1）《福建文学》，“青年诗人谈诗”，1980年12月号

                                    ――――答洪子诚

问：《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是如何发起、组织的？由谁提出？怎样形成这六人组合？当时你们是大学生，对承担这一任务有什么看法？

1958年，我们一九五五级的学生利用暑假一个月，加上开学以后几个月的时间，编著成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充斥于报章上赞扬性的报导，口气是很大的，北大中文系五五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就连一向似乎不以为意的苏联报刊也有了反应，虽然口气不太大，采取就事论事的姿态。我记得似乎是《消息报》（苏联一家很重要的报纸）上的消息，把这一成果说是，北京大学一批“年青的学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当时我的感觉是，苏联人礼貌性的赞扬，并不到位，我们崇高的称呼并不是“学者”，而是党所培养的“普通劳动者”。对于捧场已经习以为常。连自己和斑上一些同学集体讨论的照片上了中国青年报，印象都淡薄了。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从系里转到班级领导费振刚那里陈毅的来信。那信封就不太一样，外面套着国务院外交部的大信封，里则是陈毅私人宣纸信封，以水印的梅花作底。陈毅毛笔书法，多用侧锋转中锋，颇为俊俏潇洒，没有一点元帅气。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康生的来信，康生是书法家，但他的信是不是用毛笔写的，信封什么样子，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好像比陈毅的要长得多了。在一片喜气之中，迎来了新的战斗任务，乘胜前进，再接再厉编写“红色当代文学史”。虽然对此颇有争议，我记得在一次报告会上，林默涵的意见就有点杀风景：当代文学才八九年，写什么文学史。但是，在那以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为荣的热潮中，就是林默涵这样的左派高官的权威，也打了折扣。到了学期末《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摆开了阵势。

我被分配在诗歌组，而且当了组长。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在这以前，我虽然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而且最后还和谢冕一起写了李白那一章，但是，最初，也就是在暑假初期，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反右派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那种“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右派”，是一个简称，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具体内涵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我这样一个“右派边缘”的人物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殿堂，我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能指望什么？暑假期间，有一个在农村去劳动的任务，我们几个比较右的分子，就在一个左派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但是，不久以后，就被召回，参加了红色文学史的写作小组。虽然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甚至有时还有混入人民队伍之感，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地到“唐诗”这一组报导。各个章节都已经分配给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章“唐诗的世界影响。”，就分给了我。我哪里有本钱来写这样的题目？好在，当时知识已经公有了，找到东语系和西语系的教授访问一番，把他们的说法和资料疏理、组合一下，写起来并不难。参加这样的集体学术研究，我有一种浪漫之感。热火朝天的阅读和写作，差不多每天都是开夜车，一连两个月，有同学寒假探亲归来，第一句话，就是“瘦了”。在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倒不是写作，而是，逐渐把自己的“差一口气”的身份淡忘。我也被列入党所培养的新一代，而没有沦入人民的敌人之列。等到红色文学史最后定稿的时，可能是李白那一章，原来的稿子不太理想，就让我和谢冕来重写。从此我就和谢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谢冕属于年级里领导阶层，我则是一个小毛毛，对他有一点望而生畏。也许是由于写作李白的机缘，等到“当代文学史”进入操作阶段之时，也许就是谢冕，把我提到了诗歌组组长这样的位置上来。

不久以后谢冕通知我，《诗刊》社的徐迟和海沙鸥来了，要我们编写一部新诗发展史。现在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他们二位来到我的宿舍。当时徐迟是副主编，沙鸥是党支部书记。他们的意思，《诗刊》有一个设想，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这样的任务，不能老是依赖专家，应该让我们自己年青人上阵。曾经考虑过别的学校，最后还是确定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的学生。时间很紧，我们自己也有编写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当场决定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当时的气氛很是热烈，我在《智者生命的质量――怀念徐迟》中曾经这样写过：

我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聆听他的教诲，但他并没有使我感到在他面前变得矮小。他留给我的印象倒不是他英俊的面庞，而是他淡吐间对于艺术的执着和忘情。记得他坐在我们双层床的下铺，忽然讲起了他所喜爱的荷马的史诗。我是读过他翻译的片断的。他激动起来了。说荷马描写一群大雁飞越过与天空的情景，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不想头就碰在了双层床的上沿的横木上。他只是用手捂了一下头，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皱眉。我们本想笑的，看到他若无其事，也就很修养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似乎只有我和谢冕、孙玉石。任务这么急，三个人是不够的。于是分头去物色人马。谢冕提出五六级的刘登翰，可能是刘登翰提出了洪子诚。因为谢冕和我都不太了解洪子诚。我去找了五五级三班的钱文辉，他是无锡人，我们有时用吴语方言交谈，有些交往。但是，他拒绝了，说是寒假要回家。后来就找了殷晋培。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当时谢冕、孙玉石、殷晋培和我是四年级，进登翰、洪子诚是三年级，对写作新诗史这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资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政治挂帅，把党的文艺方针贯穿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敢想，敢干，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当时对于历史使命有一种新的自信。

问题二  在1958年前后，编写事实上是中国新诗简史性质的论著的动机是什么？

就我们这几个人来说，几乎是没有想到过有什么自己明确的动机。《诗刊》当然有他们的动机。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红色文学史”鼓动起来一股青年大学生写史的热潮。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也在写《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北京师院的中文系同学也在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似乎是把我们的缩写一番。我们提出的学术纲领是，把颠倒的文学史重新颠倒过来，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而封建文人，本质上地主阶级的，他们的文学，只能是支流。当时茅盾在《夜读偶记》照搬了苏联文学理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其实这个理论，是从列宁的哲学理论演绎出来的。列宁列宁断言，贯穿整个哲学史的，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连茅盾都是教条主义地硬性演绎，我们就更教条，也更加自信。把民间文学和现实主义挂上钩，而文人的文学，则严酷地根据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程度加以甄别。自以为一个新的学术高潮，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创造。《诗刊》在这种热潮中，自然也不能作“观潮派”，他们也有他们的使命感，显然，徐迟和沙鸥代表着编辑部的一种决策。要在新诗的历史论述上，开创一个新局面。一来表现他们对于这股热潮的支持，二来也想按照新的观念来为中国新诗许多问题作一个定位。他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热情，甚使我们感动。要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大刊物，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今居然登门约稿，这不仅仅是礼贤下士能够概括的。

当时中国的中文系大学生比比皆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我们？可能是北大的名声。据何其芳在给我们做报告时称：面对这么多大学生带着这样极端的的观念，对文学历史作无情的阶级分析，他是非常忧虑的。当时他已经风闻，王维已经被当成反现实主义的代表。他当然无可奈何。他关注的是陶渊明的评价，同样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也被否定了，何其芳说，那他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令他欣喜的是，在我们的“红色文学史”中，陶渊明没有被简单地否定。而北师大学生写的文学史，陶渊明则是被否定了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诗刊》人士看中了我们：虽然勇猛，还不算凶暴。

就我个人来说，进入大学中文系，一直比较喜欢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并不想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参与红色文学史写作之前，我甚至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具有理论色彩的评论文章。在写作红色文学史的初稿时，我的文字受到诗歌的影响，想像比较跳跃。据友人告诉我，当时审阅我的稿件的陈素琰同学（后来的谢冕夫人）说，孙绍振的稿子，好多句子都连不起来。但是，经过两三个月的磨练，我居然被遴选和著名的才子谢冕一起为红色文学史写作相当重要的李白那一章。说明，我的句子已经开始连贯起来了。在进入当代文学史组以后，我又研读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人解放以后的诗作，写了些稿子，似乎并不太难。这也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同时，也不无想借此机会，练一下笔，试探一下自己的潜能。说不定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以发展的余地。

问题三  请回忆当时编写的具体情况。集体性的科研在当时是一种方向，在编写过程中，如何搜集、阅读资料，如何分工，如何统一思想观点？《诗刊》的负责人在编写中起到什么作用？

答：集体性的科研，在当时，不仅仅是一种方向，而且是一种荣誉。投入集体研究，把研究成果奉献给人民，是集体主义精神，而坚持个人研究，则是纯粹为了个人的名利，和资产阶级专家无异，这是新中国青年所不屑为的。就在我们年级，有一个同学，进校门不久，就立志于现代汉语的成语字典，到了一九五八年，已经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当时他们班上策划集体编写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他拒绝参加，虽然班上并没有组织对他的批判，但是，在精神上，他长期陷于孤立。

我们的稿子在《诗刊》上，陆续刊载以后，就不断收到稿费，大约是每期一百二十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的伙食费，每月是十二元五角，相当于十个月的伙食费。我们马上就上缴到系里。但不久以后，就退回了。说是，这不是系里规定的任务，是你们自己利用寒假期间研究所得，应该属于你们自己。我记得，当时就平均分配了，每人大概是二十元。谢冕还领着我们到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很普通的，其中一个菜是苦瓜，我从来没有吃过，也不觉得好吃，但谢冕却说，好得很。谢冕还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得了稿费，得了就得了，没有什么可怕，但不要有个人名利思想。等等。

集体搜集资料，阅读资料，这并没有什么困难。当时习惯于集体生活，一切都遵循着集体主义的精神，时刻警惕着个人主义，特别是个人名利思想的浸蚀。至于思想观念，当然要统一，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在进入研究之前，我们都还只是现代中国诗歌的热情的读者，虽然个性和爱好各有不同，尤其是阅读趣味，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系统的观念。要统一观念，在政治思想层面，没有多大障碍。何况当时，正在进行对“资产阶级专家”王瑶的现代文学史的批判，昭示了真理，那就是，中国现代史，是党所领导的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强大，终于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抓住了这条红线，就抓住了新诗史的命脉。再加上敢想敢干的精神，就无往而不胜。

我们这样乐观，还由于，自信和资产阶级专家相比，我们有先天的优越，受过系统的马列理论训练，具有党领导文学的信念。在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以前，我就钻研过周扬、邵筌麟等的党内论理论权威的文章。他们十分明确地指出，早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十分清晰。我们正在学习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又由当时还是研究生的严家炎先生发掘了不少左联以及以前党的早期理论家的资料。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深信不疑。

现代新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从思想到组织上的的直接领导，这是一条不断自觉，不断深化的红线，这一点，在我们编写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发生过争议。而《诗刊》编辑部，好像十分信任我们，几乎没有正面提出过任何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要求。这可能是当时的舆论早形成一种定势，就是青年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早已走在了前面，老一辈的人士，只有紧跟的分。最多也就是，为我们服务。例如，把作家协会、北京图书馆的新诗集尽可能地借来。再加上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下子摆满了两张木板床。一切交由我们自己去决定。他们除了春节来作例行的慰问以外，就没有再管我们。

而我们似乎也没有进行过多少次讨论，就进进了分工。这种分工，今天想来，完全带有随意的性质，本来，我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有过比较多的关注，还读过一些《新青年》《新潮》等等的刊物，对郭沫若《女神》，早就读得比较熟。但是，在具体分工的时候，居然让我负责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那一段，其实，我对那一段，一直比较狐疑，尤其是对于《王贵与李香香》还有张志民的《死不着》我从来就不能克制对它的怀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分配给我，尤其是，在朋友们相当和谐的氛围中，我为什么也没有提出异议。也许是由于考虑到这是集体科研，强调个人兴趣是可羞的。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涌动。

这正是我在下面要细述的。

问题四  “反右”之后，似乎对现代文学史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叙述方法和评价标准。你们都是爱好诗歌的，这种标准与你们原先的爱好、评价是否相符？如果出现冲突，如何解决？如何确定《概况》的体例，确定描述范围，确定诗人所属的“路线”，如何分配比例？

就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我可以说是和1942年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诗歌。我时常感到解放区的诗歌，根本就没有什么诗味。我的艺术趣味是在高中时代形成的，

1952年，我考入高中。因为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得了八元稿费，买了一本诗集，是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那种心灵精致而细腻的情调，唤醒了我许多记忆，让我发现了自己心灵中许多精彩的东西。那种用平凡语言表现温润的情致的手法，令我醉心。

关于这一点，我在2005年3月2日答《新京报》记者问时这样说：

我看到新华书店处理解放前的旧书。其中有一套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只缺一本艾青的《向太阳》。我买下这套书，很快便爱不释手。我知道，上边有人对新诗不满，号召以民歌形式创作。可看过《七月诗丛》，我却对当时最红的民歌体，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的诗歌看不下去了。一进北大。很快就参加了诗社。大一时，我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读得如痴如醉。有一阵，每天早上起来，都念一首聂鲁达。《让那伐木者醒来》，《致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许多段落我都背得上。后来在俄语课上，又读到了普希金的诗《致察达耶夫》，那轻轻重重轻轻的格律，令人着迷，比之译文要精彩多了。我至今我仍然能用俄语背诵《致察达耶夫》和来蒙托夫的《哥萨克摇篮曲》。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我也能用俄语背诵一些片断。马氏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是象征主义。那时我在自学英语，读了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如雪莱的诗，特别是被何其芳称为“坏脾气的爵士拜伦”的诗，他的“恨我的，我报之以微笑；爱我的，我报之叹息”，格言式的深邃，令人心悸。他们的感情是那么自由，那么多样，想像那么奇特，我读得心醉神迷，这才是真正的诗呀。我的心灵打开了一面通向众多艺术流派的窗子。和这些比起来，《王贵和李香香》在艺术上是太狭隘，太陈腐了，顺着这条线，我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我的震动更大。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在一次班会上，我公开说，大学生应该有叛逆精神。在共青团小组内，遭到批判。北大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像何其芳在《夜歌》中所写的那样：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夜晚有太好太好的月亮，整个心灵就像一面打开的窗子，思想像众多的云，乱纷纷地飞来。可是这样开放的窗子却难以让李季的信天游，包括他建国以后红极一时的“石油诗”进入。

1957年，我差一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就是差一点成为人民的敌人，这使我处在精神危机之中长达一年左右，常常不能摆脱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不能不痛切地反思。我自认是热爱社会主义而且是热爱共产党的，我不能忍受自己成为人民中成为敌人。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认，我的思想，老是和党不一致，我的艺术趣味也和党所提倡的方向往往迎头相撞。在诗歌领域，我不能接受李季，张志民，在小说家中，我根本瞧不起赵树理，私下以为，拿他和肖洛霍夫比，简直是家畜比大象。我本来是以大学生的叛逆性格而自豪的，但，处在右派边缘的恐怖日子，却使我彻底地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看来，我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的本质了，自己的艺术趣味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肯定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作怪。既然党在反右运动中挽救了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自己呢？

我把重新理解评价《讲话》以后产生的新诗，作为自己思想改造，趣味改造的一种良好的机遇。在这前后，周扬在北大中文系做过几次讲座，他的学识，他的翩翩风度，他的高谈雄辩，都使我对他有好感。他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大跃进民歌《红旗歌谣》写的《序言》，我不能不接受他对民歌加以高度评价。他的一系列文章都反复强调，《讲话》以后的诗歌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在这以前，在诗歌领域充其量只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劳动人民是上不了台盘的。只有在讲话以后，在以李季为代表的新诗人出现了以后，劳动人民的声音笑貌才在艺术领域占据了主流地位。我几乎是强迫自己认同这些观念，把李季为代表的诗风，当作五四新诗的一次蜕变，在艺术上是一个新的突破，开一代诗风的丰碑。

问题五  据说你们当时集中在一起，住在什么地方？吃饭等日常生活怎样解决？

这一点回忆起来特别有趣。当我们决定在寒假去中国作家协会宿舍和平里的一个小套间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里并没有食堂。我们必须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我们除了在北大食堂吃饭以外，还没有在任何其它伙食单位吃过饭。有时在街上小店里吃一顿，也不要粮票。虽然从五八年以后，除北京以外，全国其它城市，在饭店里吃饭是要付粮票的。考虑到经济条件，不可能每天都到饭店里吃。就决定自己开伙。

自己买粮食，得有粮票。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居然叫我这样一个马大哈式的人物去大饭厅办公室去退粮票。这并不费什么事，按两个礼拜的定量，给了九十斤粮票。那是全国粮票，一斤一张，九十斤就是九十张。崭新的，印刷精美，像邮票那样，中间有刺孔相连的。到和平里，附近的粮店，人家不卖，要有户口本。和平里宿舍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有住在楼上的邹荻帆，对我们表示关心。邹先生当时并不在《诗刊》，好像在《译文》编辑部。我们很想向邹先生家借户口本，但是，又顾虑，怕我们买了，人家的定量被占用，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不是向邹先生借过，可能是马马虎虎借了，买了一两斤米，把北京那种带着烟筒通向室外的炉子好歹生着了，熬了一点稀饭，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却发现有人头痛（好像是殷晋培），再一看，炉子已经灭了。后来邹先生，或者是邹太太过来看了，说是烟筒堵住了。很危险，头疼是煤气中毒。我们一吓，就不敢再自己做饭了。怎么办？谢冕决定，到外面小店里吃。不过一天三顿太浪费了，决定一天吃两顿。

记得那是北京胡同里边最不起眼的小馆子。十四天的伙食费，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北大食堂里退来的？还是谢冕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凑来来的？我一点不记得了。

寒假结束以后，任务也基本完成，就回校了。留在印象里，最为鲜明的是，我们第一次乘坐了出租车。每公里二角五分。九十斤粮票没有用上，也没有注意，就放在我的箱子里。过了一年，  到了六零年，严酷的饥饿袭击着我们。不管到那里都要有粮票。人们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地克服着吃饱的冲动，粮票变得珍贵了，这时我想起了大概是放箱子里的九十斤粮票，悄悄地去寻找，可是连影子都没有。为此我悲伤了好几天。

问题六《诗刊》曾组织对《概况》初稿的讨论，都有谁参加？提了那些意见？为什么《概况》在《诗刊》没有全部登完？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说原来要出版单行本的？

《诗刊》组织讨论是在王府井的作家协会的会议室里，除了我们几个人和徐迟、沙鸥以外，有诗刊编辑部的丁力，还有一个，老在做笔记，可能是尹一之。邀请出席的人士，有臧克家、郭小川、楼适夷。臧氏身体不好，来得晚，说是只能讲半个小时，而且要提前离开。所述大都是他自己的事，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是如何出版的。闻一多出了多少钱。等等。他比较关注自己评价，时不时把自己和艾青比较。当时艾青已经打成右派，当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什么人表现出墙倒众人推的情绪。但是，臧氏在我心里却留下了不舒服的感觉。

说起艾青，又介绍了一些他早年以莪伽为笔名写的一些现代派的诗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郭小川，他可谓是坦率之至。好像是谈到不能光是从思想评价诗作的价值，不能忽略艺术成就。他扯到了毛泽东诗词上去，说，我们当然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也不能说，毛泽东诗词每一首都同样的好。毛主席自己说旧诗束缚思想，又说自己长于长短句。郭小川的意思我完全能理解，那就是毛主席不长于律诗。他这种讲法，最对我的胃口。会上楼适夷先生讲了一些左联时期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蒋光慈，这个左翼浪漫诗人，弄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共产党员，都有点模糊。楼适夷、徐迟和郭小川的发言风格，和臧克家的风格不同，他们明明是当事人，但绝口不提自己。

稿子交到《诗刊》，发表了几章以后，我记得还有一两次接触。是在《诗刊》编辑部。那时阮章竞，不知从什么时候，调到《诗刊》了。初次见面，觉得长相颇为潇洒，不像延安来的，也不像他的诗那么土气。阮章竞，握了手，寒喧之时，客气得很。

在记念徐迟逝的文章中，我曾经回忆到在《诗刊》的小规模叙谈：

   我们这几个年青人的稿子，几乎都是经过他修改的。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稿子，不经过修改，是不可能发表的。我记得凡是写到他的地方，都给他删去了。那时，我们都很年青，除了孙玉石、刘登翰的字写得比较工整以外，其它的几个，尤其是我，向来就是笔走龙蛇为特点的。而且懒得抄写，涂涂改改，勾来勾去，想来他是不胜其苦，当然对于我们的书法他不可能欣赏，但也不正面责怪我们，只是似乎很随意地提起“茅公”（茅盾）的稿子，大都是工细的小楷，每页只要有三个左右的错字，就要撕掉重写。我们不知道谢冕听了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是感到脸上的有点热辣辣的。

当时，我们和《诗刊》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诗刊可能是比较欣赏我们。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就约请我们写一些评论。谢冕、我刘翰都成为他们的作者。当诗刊登载了郭小川的长诗《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殷晋培写了一篇批判的文章。在《诗刊》很快登载了出来。殷晋培后来告诉我，他有一次到《诗刊》去，正好有一个人坐在编辑部，有人介绍说，这是小川同志。殷晋培说，当时不禁脸上热辣辣的。

在《诗刊》上连载了三四章以后，突然不再刊登了。据徐迟说，要拿去版单行本。其中的原因，我们并不知情。后来过了几个月吧，稿子被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退了回来。退稿信寄到《诗刊》，据徐迟说，说得很刻薄，意思是除了几处章节比较有艺术感觉以外，都不太行。为什么要中止刊载，则没有人提起。我们也没有询问，在当时，为自己的稿件出面争论是可羞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刘登翰参加了他为副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大庆时，他才说，当时是一个和他同辈的人士，因为有些敏感的问题，突然“不敢”了。很可惜，我当时

没有听清这个人的名字，也没有细问。

     这个沿海城市越来越美好，玻璃钢筋的大厦，立面上天光云影。这个城市的居民，想起记忆中的那座寒伦的纸糊的城市掩饰不住的自豪，这里的居民，尤其是男人，很有幽默感，善于自我调侃。有一句名言是：这里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太好。人问什么?答曰：自行车失窃率世界第一，大概要上吉尼斯世界大全。

    甚至连市长都解嘲了：没有丢过自行车的，不算是本市正式公民。

    尴尬、烦恼，成了笑话以后，心灵得到了必要的补偿。

    这可以说是本市九十年代的独特人文景观，要是在文革中，丢车可是一大灾难。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才造出了第一批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以上的工资；还得有票。在一个拥有近百个教师的单位，每年一张，我当时二十多岁，要轮到这张票，大概要等到一百岁出头。然而，耐心反正是最便宜的，用不上什么本钱。

    如今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到三、四辆，甚至十七八辆自行车，自行车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变轻了。但是，自行车遗失的速度却超越了人们心理承受力的增长。在男人看来，问题不算严重，女人就不同了，她们以特有的细致的心灵和小偷展开了心理的和技巧的竞赛。

    有一位女同事，疼爱她的自行车超过了疼爱自己。放在楼车棚，总是提心吊胆。每天都从楼下把自行车扛过两层楼梯，放到了办公室的中央。我就劝她：这么累又不是为了减肥。还是放到楼下车棚里去。哪里就这么巧，就偷了你的?再说，我这里窗口正好对着车棚，略抬一抬，就能望见。她觉得也是。第二天，就把车子和我的一起锁到了车棚里。

    从此她有事无事总要欠起身来看看车子是否安然。当她发现自己的车子突然不见了的时候，连忙直奔楼下。我非常同情地跟她下楼，还叮嘱说：慢点，别跌倒罗。一到车棚，她的车子安然无恙，而我的车子却不冀而飞。

    回来以后，不免愤愤不平，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就偏偏丢了自己那一辆；而她的却没有丢。兔不了要把不平向朋友说说。朋友哈哈大笑，说，“幸亏是你的车子丢了，你应该开个庆祝会。”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要是人家的车子丢了，你的车子还好好的，你就更难受了。”

   从此，同事的车子就堂而皇之地雄踞于办公室之中央，很快，不管什么人，都练就了绕车而过的从容。

4，1980年的“南宁会议”之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几个月后，您也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对“朦胧诗”做出了最有力的辩护，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根据您描述的发表经过，这篇文章是《诗刊》为了对您进行批判才得以发表的，请您详述一下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1980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我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而且还因为我当时为了参加会议，带去了一篇论文《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他说，这个人发言虽然偏颇，但是论文还有东西。谢冕很快就写出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的文章是《诗与小我》（见本书）。两篇文章，都没有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口头移到了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物上，从片段的感觉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朦胧诗也顺理成章地以其艺术风貌开始了征服出版物的历程。不久,《诗刊》上出现了章明先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举的例子是“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于是，“朦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虽然它很不科学，内涵很不清晰）就代替了“崛起”，而在谈及朦胧诗的理论的时候，由于它并不朦胧，仍然以“崛起”名之。“崛起”也并完全是谢冕的发明，前不久，在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谢冕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由于南宁会议的影响,又加上《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就决定展开讨论。最初他们请蔡其矫代表朦胧诗人作辩护.文章写成了,但诗刊不满意，当时我正在前门一家旅馆里，编辑第一期的《诗探索》。这个刊物是南宁会议的产物，会后由张炯、谢冕、雁翼、杨匡汉和我等作为编委。张炯请我到北京住在崇文门旅馆里编辑第一期刊物。《诗刊》有人看了我为南宁会议的论文,又听说我的发言,就请我去写。我写了《给艺术的探索都以更自由的空气》。不久，《诗刊》开始登载朦胧诗，到了八月，还邀请十四位可以接受的年轻诗人（除了北岛、芒克、食指等等）去参加“青春诗会”。不久以后，《诗刊》在北京郊区定福庄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的而不是感觉印象的交锋。双方摆开了阵势，旗鼓相当。据《诗刊》一位编辑说，支持者以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等为代表，反对的以×××、××、××为代表。据同一位诗刊的编辑的粗略统计，支持和反对的是14对14，但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还有钟文，由于是大学教师，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吴思敬，言必有据，说着说着就掏出一张卡片。当时在《花城》工作的诗歌评论家易征还找了一个反对派中有分量的人士，对他说，要和崛起派辩论，光懂得古典诗话，是不够的。会上部分言论的综述以《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为题发表在第1981年第1期的《诗刊》上。在那里，记录了我一段很直率的言论：我们的新诗史上，有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诗人，如殷夫、陈辉，然而他们对新诗的艺术并没有什么贡献，而那些不革命的，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如徐志摩、闻一多，还有不革命时期的何其芳，还有参加了革命组织，而不革命的戴望舒，却对新诗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种议论在当时把诗歌当成“炸弹和旗帜”，当作时代精神的号角的主流理论来说，是惊世骇俗的。

争论的焦点之一：诗人的自我和人民大众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反对一方提出的自我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大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小我。一个理论家沿用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写的我”说法提出：诗中的个人的“小我”是手段，而代表人民的我是“大我”，才是目的。

我有一次长篇发言，整整一个上午，包场。我说，大我是普遍性，小我是特殊性，而根据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大我，大写的我，从《圣经》中来，大写的“他”是上帝，大写的我，隐含着把自我当成上帝。后来，我在《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中，回忆这次发言中最尖锐的部分，从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异化理论来阐释自我如何被消灭的：

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把人的光辉品性，人的丰功伟绩，异化为神的创造。因为你跪下来，他才显得高大。我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同时也是人格理想蓝图，那就是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这是与人性矛盾的。因而，费尔巴哈的说法似乎需要补充：在一切造神过程中，同时也在造鬼。除了一神以外，一切都是魔鬼。鬼和神相对立，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鬼也是人的异化。不过神作为人的救星，是人已经实现的丰功伟绩的异化，而鬼则为人尚在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愿望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人的鬼化。不过，它的实现，不是以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是以中国式所谓群众政治运动。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而政治运动是群众的狂欢。“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总是先把一小撮鬼化，驱使一大片对之痛加围剿，以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为先进，以不讲逻辑为光荣，以无知愚昧为智慧，以人道为耻，作粗暴的竞赛。理性则被“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神圣的名义下，对鬼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领袖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连温情也是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就此成为最高的道德，反艺术成为艺术的准则。周扬和丁玲恩恩怨怨，双方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然而，换一个地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一大片”获得解放思想精神升华，享受相对于鬼的优越，却是失去了“一小撮”(鬼)曾经拥有的灵魂自由领域。思想升华到禁绝一切生命体验的高度，就不能向往提高物质待遇，因为你已经批判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了，你不能追求知识，因为你已经批判过走资派的“智育第一”了。搞臭了一小撮的个人主义之后，实际上是搞臭了自己。你的精神富有得只剩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神圣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我把它叫做自我取缔加精神摧残的救赎感。外国人这么对待我们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人，为了中国的光辉前程，忍受精神苦难和物质贫困的奴性变成了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怀疑变成恶，挑战变成罪，以忍受之苦为乐，可又不是苦行僧。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可能这就是宗教。群众运动不是一次性的，此一轮一大片中的人，又成了下一轮的一小撮的鬼，一番又一番的轮回，造成人人可能变鬼的恐怖的恶性循环：批判胡风的成了右派，批判右派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又成了党内走资派，批判走资派的，又上了“贼船”，批判上了贼船，给人戴高帽的，结果被戴高帽，以凌辱他人为乐的，又被他人以同样甚至加码的程度凌辱。神的祭坛上，神的权威越来越高，而把鬼送上祭坛上，人的灵魂的领域日益丧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神的权威达到“顶峰”，“最高、最高、最高”，人的全部良知、智力则被全盘取缔，变成等待成鬼的躯壳。全中国只剩下一个大脑在合法地思考。其它皆为非法。[1]

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

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我写信，说是，你的稿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还是发表比较好。请我把稿子寄回去。此时，我也说不好自己是傻还是聪明，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要批判我啊？我把稿子的主要观点，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谢冕，让他把关，如果有重大问题，就给我来信，没有问题，就算了。过了一些天，谢冕没有来信。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把自己稿子里最直率的话都删了，给了《诗刊》。后来，我得知，《诗刊》那个挺有地位的女诗人（柯岩），看了修改的稿子，对张炯说，你们那个孙绍振“缩回去了”。在1986年，鲁迅文学馆筹建的时候，向我征集手稿。有多少他们都要，但，我只给他们那个原稿。

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很多人后来对张炯不满，我一直对这位老同学，在人品上，怀着敬意。他虽然已经是官方人士，但是，敢于冒这个风险，难能可贵。我当然有些紧张，就写了信，给《诗刊》，说是，文章要修改，请他们把稿子退回。但是，他们回信说，刊物已经付印，“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就不退回了。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的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后来，我知道，他挺得意地说过，是敬之写了条子给他，让他写的。

差不多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我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时，主流的话语是，传统是革命的、群众是英雄的，领袖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我却说，传统是狭隘的保守的，不但不能顶礼膜拜，相反要“挑战甚至亵渎”，那些靠几句语录吃饭的人士，当吃不消，受不了。程代熙硬把我往叔本华身上挂，其实，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叔本华。我当时醉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史，读了不少“科学学”著作。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我后来的学术论文中，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的追求，源头就在这里。在我写作《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本杂志，叫做《潜科学》，是专门发表从草创科学到成熟科学的论文的。就是在自然科学史中，我得知科学观念的突破，从来就不指望老权威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承认，只能等到老权威死亡，才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文章中用了“亵渎”这样的字眼的原因。

我这样的痛快淋漓的文风，可能是年青人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大学生来信说，我读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读程代熙的文章，却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贵州大学学生张嘉彦和工人诗人黄翔，甚至还说，如有不测，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北大女同学宣布爱上了我。还寄来了照片。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可她说，爱不爱是我的权利，接受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她从孙玉石那里弄到我和女儿的照片，还认真考虑过到福州来工作。在文艺界上层，当然也引起了反应，听说，陆定一，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四个字：“不可多得。”当时，我的感觉，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缩略语。今天看来，不一定很准确，很可能有赞赏的意思。一向扶持我们的徐迟，他也写过引起侧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八月份路过福州，请何为陪同，来到福建师大来看我，他对批判之类表示不屑。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艾青批判崛起的文章，主要意思是，崛起理论，表面上是为了青年诗人的崛起，实际上，为了他们自己的崛起。

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不理解。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直到读了更多舒婷和北岛的诗，才体悟到，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就是那种概念化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把诗写得那么长，就取消了情感的精致和语言的微妙追求。我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大抵就是发源于此种思考。

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

过了许多时间，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批判我的来龙去脉。

《诗刊》退稿，是在一九八零年底，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决策。有权威人士（陈云）指出，文艺界自由化，《人民日报》上太多消极的东西，报刊要清理。胡耀邦全力减压。说八零年十二月以前，就不要算账了。从八一年开始吧。那时，电影界已经挂上号的是白桦的《苦恋》。《解放军报》等都发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我的《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有发表。但是，一个领导人物（贺敬之），在中宣部文艺主持了一个会，把我的文章的打印稿，拿出来，表示问题比较大了。青年诗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不能让它形成自觉的理论。因而要展开评论。会议规格很高，都是一方权威报刊或部门的领导，计有：《人民日报》的缪氏（俊杰），《文艺研究》的闻氏（山），《文学评论》的许氏（觉民），《文艺报》的陈氏（丹晨）。陈丹晨说，孙绍振是我的大学同学。贺敬之不解，年龄也不对呀。可能我在南宁的发言，被一些人士漫画化，他把我当成抢话筒的红卫兵。陈丹晨说，自己是调干生，工作过几年，故年龄大一些。而孙是中学生考上来的。参加会议的，还有《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会上的人士都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闻山情绪还十分激烈。但是，都不主张用大批判的办法，故云“讨论”。但是，邹氏表示为难，说，此文已退稿。主持会议的领导，沉吟着说，那还是想法把稿子要回来。

这就是我从来不怪《诗刊》编辑写信给我，让我把稿子寄回去的原委。

当时，有关人士对讨论可能是有几分真心。不久以后，我接到丁力、宋垒两位朋友的书信，说因为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到了中央宣传部。那位领导人士问他是不是认识孙绍振。他们说认识。他就让丁、宋二位带口信给我，说，这是讨论。我们党不会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此时，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福建师大党委七上八下，不知什么路数。通过我的朋友来了解情况。我就把丁力、宋垒的信奉上。党委觉得问题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后来《红旗》杂志的柯蓝来到福州。在谈话间，问到了我的情况。他说，孙绍振的问题，虽然不是政治问题，可是是文艺思想中的政治问题。

《诗刊》当时还特地写信说，我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人民日报》理论组的马畏安来了信，说，你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我对他们提出，要平等。程代熙一万字，我也一万字。并且不得在我的文章上再加按语。我在北京的支持者要看清样。《诗刊》一个有一点资格的编辑（不是朱先树）回答说我“未能免俗”，这句话，使我觉得，这位编辑是真正的丈二金刚，我个子太矮，三十八年来，至今摸不着头脑。后来马畏安就不理睬我了。据陈丹晨告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很厌恶”。当然，我对他们的感觉，可能程度更甚。

当时老同学江枫，出于义愤，要求为文辩论。后来他的文章，在《诗刊》发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程代熙的硬伤，连艾略特放逐个性的主张都不知道。读到此文的公刘称赞江枫是少有“古道热肠”。其它省市一些文艺刊物，不少起哄参与了围攻。不过，毕竟和文革大批判不同了，不是一味攻讦，有时多少夹着一些温和客气语言。如《雨花》上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孙绍振的文章，也有深思熟虑的东西等，但是，所以这些文字，都不能改变行政权力单方面压制的性质。

按照当局的规定，我们单位应该派一个常委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但是，没有人愿意来。过了很久，来了一个，据说在省委党校教过书的。他似乎在马列文论方面并不内行。连马恩反对“席勒式的单纯的时代精神的号筒”都不甚了了。没有办法，权力与智慧不相称。

按照惯例，我《人民日报》都批评了，我们学校应该有人为文批判。由一个副校长出面请我校文艺理论权威李联明先生为文。李的回答很精致：“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当时周扬作为宣传部的首长，处境不好，路过福州，开了一个处级文艺干部的座谈会。我是一个小小的讲师，本没有资格参与。周扬点名要我去。会上我发言表示，现在就说我有错可能为时过早。程代熙说我受了叔本华（当时名声很差）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与其说我受了叔本华的影响，不如我是受了周扬的影响。我说，在1958年听周扬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我的目的就要以我们的美学标准来衡量诗歌。我的这番话，完全是不识时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话，只能给当时备受压抑的周扬帮倒忙。但周扬似乎很有修养，很沉着。一开头就平静地说，我的文章他看了，觉得我“很有诗的秉赋”。不过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不说，我的文章，是列宁说的那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会后，周扬和我握手，一个中年干部拍我的肩膀，说：“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来找我。”我看看此人，并不认识，就也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哪个单位的？”。旁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着笑说，这是黄敏同志。我不知道黄敏是何许人物。直到回来以后，才知道，是省委常委，宣教口负责人士。

5，《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文章对这种“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辩护：“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强调自我表现；三、对于传统艺术习惯的背离。”这三个方面现在看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从当时争论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势来看，这样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的表述是很有效果的，但也忽略了某些东西，譬如对“朦胧诗”与“革命诗歌”的关系，北岛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这一关系有着很清醒的反思，“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您现在怎样评价这场争论，以及怎样看待“朦胧诗”的写作，与当时有着怎样的不同？

我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我觉得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没有什么人民的伟大。我厌恶以抒人民之情的神圣旗帜，否定自我表现，我早就说过，小我是特殊性，大我，人民之情，是普遍性，普遍性只能是特殊的一个部分。但是，我只能说，二者之间不能有人为的鸿沟，应该统一。实际上，我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民之情，只有具体的个体的人。所谓崭新的美学原则，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核心的原则：反对用阶级的时代的人民的这样的抽象的概念，抹煞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显然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理念，不过我以一种心灵的呐喊的风格表现出来：其理论基础是，从费尔马哈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这个学说，当时是王若水先生大力宣扬的。过了两年，周扬则集中到《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中去，提到更高的理论层次。我在《崛起》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也不能离开个人的精神的价值，对于许多人的心灵是重要的，对于社会政治就有相当的重要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宗教），而不能单纯以是否切合一时的政治要求为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的历史应该结束。所以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这种恢复在最初的阶段是自发的，是以个体的人的觉醒为前提的。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地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而这种复归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在艺术上反映这种进步，自然有其社会价值，不过这种社会价值与传统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罢了。当舒婷说：“人啊，理解我吧。”他的哲学不是斗争的哲学，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从理论的表述来说，这可能是有缺点的，离开了矛盾的同一，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但在创作实践上，作为对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的一种反抗，它正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折光。从美学来说，人的心灵的美并不像传统美学原则所限定的那样只有在斗争中（在风口浪尖）才能表现，谁说斗争能离开统一，矛盾不能达到和谐呢？因为据说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就应该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瞪着敌视的目光，怀着戒备的心理，戴着虚虚实实的面具，乃至随时准备着冲入别人的房子去抄家、去戴人家的高帽吗？在舒婷的作品中常有一种孤寂的情绪，就是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反常畸形的一种厌倦，而追求真正的和谐又往往不能如愿，这时她发出深情的叹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一种典型化的感情？为什么只有在炸弹与旗帜的境界中呐喊才是美的呢？不敢打破传统艺术的局限性，艺术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的发现，没有这种发现，总是像小农经济进行简单再生产那样用传统的艺术手段创作，我们的艺术就只能是永远不断地作钟摆式单调的重复。梁小斌说：“‘愤怒出诗人’成为被歪曲的时髦，于是有很多战士的形象出现。一首诗如果是显得沉郁一些，就斥为不健康。愤怒感情的滥用，使诗无法跟人民亲近起来。”他又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这些话说得也许免不了偏颇，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他们一方面看到传统的美学境界的一些缺陷；一方面在寻找新的美学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在生活中，要提高人的地位，自然也有习惯的阻力，但是艺术的习惯势力比之生活中的习惯势力要顽强得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当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启蒙主义个体价值论。这是从我切身的经历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主流理论中的人民有两个特殊的内涵，第一是与敌人相对立的，第二，是和个体相对立的。人民因与敌人对立而日益崇高起来，但同时，人民越是崇高，作为人民的个体却越是卑微。当人民被提高到极点的时候，个体就被压到了敌人的边缘。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残民的运动，都以人民的神圣名义去推行，而人民的个体只能去打击想像中的“敌人”，以免自己从人民的边缘跌入敌人中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形成了的人的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不可分割的理论。当然和北岛的思想背景大不相同。当时的问题，不是什么大词和小词，高调和低调。在那种语境下，我根本就来不及想到什么美学，只是想出一口鸟气，发泄一下，人生能有几回呐喊的机遇来表现反叛激情啊。那时我还在思想的青春期，文章也充满凌厉之气，横冲直撞，旁若无人。说到北岛的反思，当年，我的文章中就有回答，不能排斥愤怒的价值，不过是针对梁小斌的：“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你们看我评舒婷的第一篇文章，是把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和北岛的《回答》拿来对比的。（参阅本书论舒婷的文章）。

北岛不满当时的自己，是情志方面的强烈性，我不满意北岛的是，对生活的虚无，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愤激。

6，您在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受到了批判，在1983年，在对“三个崛起”的大规模的批判中您也再次受到了批判，请详细谈一下您在整个论争当中受到的批判情况，以及对您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1981年，对我的批判，高潮大约持续了半年。一年之后，大约是1982年，事态比较平缓下去。我的文章又开始可以发表了。那时我有点悲观，就开始写小说，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了《暮雨中的自行车》，没有想到居然在省优秀文学作品初评过程中，得了奖。还是一等奖。然而，有人表示异议。又加上一个福建籍的北京归来的年青的评论家郑伯农，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小说写了“人格分裂”。最后评委会决定，让我拿另外一篇来换掉这一篇。但，这是我第一篇小说。得奖的事，就这样黄了。写小说的兴致，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小日子，又开始红火了一年多。可是好景不长，八三年的上半年，气氛又紧张起来。徐敬亚把他的《崛起的诗群》拿到大连的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上发表了。其观点和我与谢冕显然是一脉相承，在某些语言上，还更加直率。这个刊物影响不大，他又把它弄到甘肃省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示威的性质是明显的。最为关键的是，周扬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文艺界风风雨雨地传闻，“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即将展开。不久柯岩在西南师大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她在会上讲了话，又提起那个要艾青揪到火葬场的著名话语，形势显得严峻。说是讨论会，但是，只宣读了郑伯农的一篇文章。把“三个崛起”，绑在一起批判。据云，会议的氛围很是严峻，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已经不够了。因为不仅仅是风来了，而且是雷声都响了，来自天庭，是心照不宣的。周良沛还发表了《致徐敬亚的公开信》暗示不称同志的时刻就要到来。后来郑伯农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出来，我看到，我的那篇被当成三个崛起中“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此时有关人士早已忘记了当年通过丁力、宋垒打招呼，不会扣帽子，打棍子，抓辩子的承诺了。

周围的压力更加严酷起来。徐敬亚被强迫检讨，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弄得在吉林呆不下去，跑到深圳却长期不能落户口。北大校刊上，也对谢冕施加压力。臧克家闻风而动，把谢冕和他的通信，向上报告。口不言人过的谢冕，静悄悄地从书屋墙壁上，把曾经引以为荣的臧克家的条幅取了下来。这事，多年以后，我向他提起，他含蓄地一笑。本省漳州的中学教师在抚顺的《故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抚顺《故事报》被批判，这位教师就被隔离审查了。姚雪垠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崛起”派发表专题讲话，加以声讨。讲话稿至少发到相当于厅级的单位。

我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托一个朋友带话给我：孙绍振不要让我踩地雷。福建省文联，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我，我不去，我知道他们要批判我。后来省文联一位女领导从东北回来，说福建省不能按兵不动，坚持要批判我。我不是省文联的人，不去，本来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她派两个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我家坐等。我回家吃饭，就被他们挟持去开会。一场早已准备好了的批判会，就拉开了架势。应该承认，当时我比较悲观，而且，也不坚强。我不是英雄，我在给吴思敬的信中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先生存，委屈一下自己，留得青山在。所以，在会议开头之时，我表示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一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念。我硬着头皮听。会议似乎开得很热烈，当中还休息了一下，继续开会的时候，有些人的稿子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来了，不待发言完毕，就讲话，说：孙绍振已经跟中央保持一致了。不但是那些发言的，就是我，都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检讨嘛，就一致了？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一个朋友告诉我：警报解除。我不知是真是假。就在那个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叫我不要给他地雷踩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约我写一篇自我认识的稿子。我虽然不够英雄，毕竟也是老运动员了，却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的检讨。就很干脆地以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摸到贵党的底。这个副部长，其实是个书生，他本以为是帮我过关，听我的话时一脸茫然。

过了好些年，我才知道，省委书记项南听说在开批判我的会，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调走呢，你们就开会批判孙绍振啦。”于是宣传部赶紧收兵。因为他们知道，项南在一些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贺敬之的不敬。有一次，他在一个青年作者的会议上，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老实说，青年人也不怕那些张牙舞爪。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三个崛起挨整的过程中，是最为轻松的。

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并没有限定时间。她马上回信，请示了领导，我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不限定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拖过一年。我就没有再回信。让她去望穿秋水吧。

过了一年，福建省文联的一些人士可能觉得我在三个“崛起”中，太便宜了，又派了一个人来，此人是我福建师大的同事，特地问我，对于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来让我作检讨了。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跟他讲客气话，我说：我的文章，是在北京发表的，如果我要消除流毒，也不会在福建。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何必这么多操心呢？此一看苗头不对，满脸赔笑，走了。

几件后事：

1985年，作家协会四次代表大会，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协和文联的工作报告，都已经起草好了。两个报告中，都有批判“三个崛起”的内容。但得知胡耀邦主持中央的祝词中提出关“创作自由”。有关方面连夜加以修改，文联报告把批判三个崛起的文字全部删节了，作协也作了删节，可是只留下对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批判，可能是觉得，“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不能轻易放过吧。结果在会议上，遭到反对，我听说，吴祖光，说，为什么只提对孙绍振的批判？这不是欺侮人吗？他还直接批评诗人朱子奇，主持过批判工作，到了会上，却潇洒得很像没事人一样。

那以后，我在一个会上，遇到邹荻帆，他马上向我道歉，说，那个按语，是他在医院加上去的。我因为知道内情，决策的并不是他，故说，我对你没有多大意见，只是对柯岩同志在西南师大那种制造政治上紧张空气的作风有很大的意见。

多少年后，大约是1998年，全国作家协会开会前夕，当过文联党组领导和《文艺报》主编的郑伯农在北京的要当选代表，却成了问题，有关方面就把他划归家乡福建来选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大家都说，这是你的老冤家，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他当个代表，代表他那种思想的流派，应该支持，宽容一些。又有人问，要给他多少票呢，要不要给他一点难堪，勉强过半。我说，算了，好人做到底，给他全票。结果他就全票当选了。

非常遗憾的是，项南在福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坚决在庇护了我。直到他去世前夕，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作家代表大会，也不知道项南家住何方，没有想起去拜访。后来，听去拜访他的朋友说，他还记得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项南庇护我的全部情况时，已经是他过世以后了。今天想起来，当年未去项南家拜访的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贺敬之，在四五年前，武汉大学开了个他的诗歌讨论会，我的博士生余岱宗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来对我说，贺敬之在会上说，他对朦胧诗是很支持的，对舒婷等年青诗人，是很欣赏的。我听了大笑。余岱宗对此不甚理解，我就给他痛说了一番邹荻帆令人肃然起敬的诚实。他莞尔而笑，额手称庆。

1980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我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而且还因为我当时为了参加会议，带去了一篇论文《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他说，这个人发言虽然偏颇，但是论文还有东西。谢冕很快就写出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的文章是《诗与小我》（见本书）。两篇文章，都没有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口头移到了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物上，从片段的感觉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朦胧诗也顺理成章地以其艺术风貌开始了征服出版物的历程。不久,《诗刊》上出现了章明先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举的例子是“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于是，“朦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虽然它很不科学，内涵很不清晰）就代替了“崛起”，而在谈及朦胧诗的理论的时候，由于它并不朦胧，仍然以“崛起”名之。“崛起”也并完全是谢冕的发明，前不久，在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谢冕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由于南宁会议的影响,又加上《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就决定展开讨论。最初他们请蔡其矫代表朦胧诗人作辩护.文章写成了,但诗刊不满意，当时我正在前门一家旅馆里，编辑第一期的《诗探索》。这个刊物是南宁会议的产物，会后由张炯、谢冕、雁翼、杨匡汉和我等作为编委。张炯请我到北京住在崇文门旅馆里编辑第一期刊物。《诗刊》有人看了我为南宁会议的论文,又听说我的发言,就请我去写。我写了《给艺术的探索都以更自由的空气》。不久，《诗刊》开始登载朦胧诗，到了八月，还邀请十四位可以接受的年轻诗人（除了北岛、芒克、食指等等）去参加“青春诗会”。不久以后，《诗刊》在北京郊区定福庄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的而不是感觉印象的交锋。双方摆开了阵势，旗鼓相当。据《诗刊》一位编辑说，支持者以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等为代表，反对的以×××、××、××为代表。据同一位诗刊的编辑的粗略统计，支持和反对的是14对14，但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还有钟文，由于是大学教师，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吴思敬，言必有据，说着说着就掏出一张卡片。当时在《花城》工作的诗歌评论家易征还找了一个反对派中有分量的人士，对他说，要和崛起派辩论，光懂得古典诗话，是不够的。会上部分言论的综述以《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为题发表在第1981年第1期的《诗刊》上。在那里，记录了我一段很直率的言论：我们的新诗史上，有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诗人，如殷夫、陈辉，然而他们对新诗的艺术并没有什么贡献，而那些不革命的，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如徐志摩、闻一多，还有不革命时期的何其芳，还有参加了革命组织，而不革命的戴望舒，却对新诗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种议论在当时把诗歌当成“炸弹和旗帜”，当作时代精神的号角的主流理论来说，是惊世骇俗的。

争论的焦点之一：诗人的自我和人民大众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反对一方提出的自我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大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小我。一个理论家沿用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写的我”说法提出：诗中的个人的“小我”是手段，而代表人民的我是“大我”，才是目的。

我有一次长篇发言，整整一个上午，包场。我说，大我是普遍性，小我是特殊性，而根据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大我，大写的我，从《圣经》中来，大写的“他”是上帝，大写的我，隐含着把自我当成上帝。后来，我在《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中，回忆这次发言中最尖锐的部分，从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异化理论来阐释自我如何被消灭的：

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把人的光辉品性，人的丰功伟绩，异化为神的创造。因为你跪下来，他才显得高大。我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同时也是人格理想蓝图，那就是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这是与人性矛盾的。因而，费尔巴哈的说法似乎需要补充：在一切造神过程中，同时也在造鬼。除了一神以外，一切都是魔鬼。鬼和神相对立，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鬼也是人的异化。不过神作为人的救星，是人已经实现的丰功伟绩的异化，而鬼则为人尚在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愿望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人的鬼化。不过，它的实现，不是以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是以中国式所谓群众政治运动。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而政治运动是群众的狂欢。“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总是先把一小撮鬼化，驱使一大片对之痛加围剿，以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为先进，以不讲逻辑为光荣，以无知愚昧为智慧，以人道为耻，作粗暴的竞赛。理性则被“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神圣的名义下，对鬼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领袖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连温情也是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就此成为最高的道德，反艺术成为艺术的准则。周扬和丁玲恩恩怨怨，双方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然而，换一个地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一大片”获得解放思想精神升华，享受相对于鬼的优越，却是失去了“一小撮”(鬼)曾经拥有的灵魂自由领域。思想升华到禁绝一切生命体验的高度，就不能向往提高物质待遇，因为你已经批判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了，你不能追求知识，因为你已经批判过走资派的“智育第一”了。搞臭了一小撮的个人主义之后，实际上是搞臭了自己。你的精神富有得只剩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神圣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我把它叫做自我取缔加精神摧残的救赎感。外国人这么对待我们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人，为了中国的光辉前程，忍受精神苦难和物质贫困的奴性变成了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怀疑变成恶，挑战变成罪，以忍受之苦为乐，可又不是苦行僧。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可能这就是宗教。群众运动不是一次性的，此一轮一大片中的人，又成了下一轮的一小撮的鬼，一番又一番的轮回，造成人人可能变鬼的恐怖的恶性循环：批判胡风的成了右派，批判右派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又成了党内走资派，批判走资派的，又上了“贼船”，批判上了贼船，给人戴高帽的，结果被戴高帽，以凌辱他人为乐的，又被他人以同样甚至加码的程度凌辱。神的祭坛上，神的权威越来越高，而把鬼送上祭坛上，人的灵魂的领域日益丧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神的权威达到“顶峰”，“最高、最高、最高”，人的全部良知、智力则被全盘取缔，变成等待成鬼的躯壳。全中国只剩下一个大脑在合法地思考。其它皆为非法。[1]

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

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我写信，说是，你的稿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还是发表比较好。请我把稿子寄回去。此时，我也说不好自己是傻还是聪明，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要批判我啊？我把稿子的主要观点，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谢冕，让他把关，如果有重大问题，就给我来信，没有问题，就算了。过了一些天，谢冕没有来信。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把自己稿子里最直率的话都删了，给了《诗刊》。后来，我得知，《诗刊》那个挺有地位的女诗人（柯岩），看了修改的稿子，对张炯说，你们那个孙绍振“缩回去了”。在1986年，鲁迅文学馆筹建的时候，向我征集手稿。有多少他们都要，但，我只给他们那个原稿。

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很多人后来对张炯不满，我一直对这位老同学，在人品上，怀着敬意。他虽然已经是官方人士，但是，敢于冒这个风险，难能可贵。我当然有些紧张，就写了信，给《诗刊》，说是，文章要修改，请他们把稿子退回。但是，他们回信说，刊物已经付印，“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就不退回了。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的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后来，我知道，他挺得意地说过，是敬之写了条子给他，让他写的。

差不多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我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时，主流的话语是，传统是革命的、群众是英雄的，领袖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我却说，传统是狭隘的保守的，不但不能顶礼膜拜，相反要“挑战甚至亵渎”，那些靠几句语录吃饭的人士，当吃不消，受不了。程代熙硬把我往叔本华身上挂，其实，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叔本华。我当时醉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史，读了不少“科学学”著作。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我后来的学术论文中，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的追求，源头就在这里。在我写作《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本杂志，叫做《潜科学》，是专门发表从草创科学到成熟科学的论文的。就是在自然科学史中，我得知科学观念的突破，从来就不指望老权威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承认，只能等到老权威死亡，才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文章中用了“亵渎”这样的字眼的原因。

我这样的痛快淋漓的文风，可能是年青人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大学生来信说，我读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读程代熙的文章，却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贵州大学学生张嘉彦和工人诗人黄翔，甚至还说，如有不测，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北大女同学宣布爱上了我。还寄来了照片。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可她说，爱不爱是我的权利，接受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她从孙玉石那里弄到我和女儿的照片，还认真考虑过到福州来工作。在文艺界上层，当然也引起了反应，听说，陆定一，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四个字：“不可多得。”当时，我的感觉，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缩略语。今天看来，不一定很准确，很可能有赞赏的意思。一向扶持我们的徐迟，他也写过引起侧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八月份路过福州，请何为陪同，来到福建师大来看我，他对批判之类表示不屑。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艾青批判崛起的文章，主要意思是，崛起理论，表面上是为了青年诗人的崛起，实际上，为了他们自己的崛起。

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不理解。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直到读了更多舒婷和北岛的诗，才体悟到，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就是那种概念化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把诗写得那么长，就取消了情感的精致和语言的微妙追求。我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大抵就是发源于此种思考。

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

过了许多时间，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批判我的来龙去脉。

《诗刊》退稿，是在一九八零年底，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决策。有权威人士（陈云）指出，文艺界自由化，《人民日报》上太多消极的东西，报刊要清理。胡耀邦全力减压。说八零年十二月以前，就不要算账了。从八一年开始吧。那时，电影界已经挂上号的是白桦的《苦恋》。《解放军报》等都发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我的《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有发表。但是，一个领导人物（贺敬之），在中宣部文艺主持了一个会，把我的文章的打印稿，拿出来，表示问题比较大了。青年诗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不能让它形成自觉的理论。因而要展开评论。会议规格很高，都是一方权威报刊或部门的领导，计有：《人民日报》的缪氏（俊杰），《文艺研究》的闻氏（山），《文学评论》的许氏（觉民），《文艺报》的陈氏（丹晨）。陈丹晨说，孙绍振是我的大学同学。贺敬之不解，年龄也不对呀。可能我在南宁的发言，被一些人士漫画化，他把我当成抢话筒的红卫兵。陈丹晨说，自己是调干生，工作过几年，故年龄大一些。而孙是中学生考上来的。参加会议的，还有《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会上的人士都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闻山情绪还十分激烈。但是，都不主张用大批判的办法，故云“讨论”。但是，邹氏表示为难，说，此文已退稿。主持会议的领导，沉吟着说，那还是想法把稿子要回来。

这就是我从来不怪《诗刊》编辑写信给我，让我把稿子寄回去的原委。

当时，有关人士对讨论可能是有几分真心。不久以后，我接到丁力、宋垒两位朋友的书信，说因为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到了中央宣传部。那位领导人士问他是不是认识孙绍振。他们说认识。他就让丁、宋二位带口信给我，说，这是讨论。我们党不会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此时，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福建师大党委七上八下，不知什么路数。通过我的朋友来了解情况。我就把丁力、宋垒的信奉上。党委觉得问题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后来《红旗》杂志的柯蓝来到福州。在谈话间，问到了我的情况。他说，孙绍振的问题，虽然不是政治问题，可是是文艺思想中的政治问题。

《诗刊》当时还特地写信说，我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人民日报》理论组的马畏安来了信，说，你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我对他们提出，要平等。程代熙一万字，我也一万字。并且不得在我的文章上再加按语。我在北京的支持者要看清样。《诗刊》一个有一点资格的编辑（不是朱先树）回答说我“未能免俗”，这句话，使我觉得，这位编辑是真正的丈二金刚，我个子太矮，三十八年来，至今摸不着头脑。后来马畏安就不理睬我了。据陈丹晨告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很厌恶”。当然，我对他们的感觉，可能程度更甚。

当时老同学江枫，出于义愤，要求为文辩论。后来他的文章，在《诗刊》发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程代熙的硬伤，连艾略特放逐个性的主张都不知道。读到此文的公刘称赞江枫是少有“古道热肠”。其它省市一些文艺刊物，不少起哄参与了围攻。不过，毕竟和文革大批判不同了，不是一味攻讦，有时多少夹着一些温和客气语言。如《雨花》上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孙绍振的文章，也有深思熟虑的东西等，但是，所以这些文字，都不能改变行政权力单方面压制的性质。

按照当局的规定，我们单位应该派一个常委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但是，没有人愿意来。过了很久，来了一个，据说在省委党校教过书的。他似乎在马列文论方面并不内行。连马恩反对“席勒式的单纯的时代精神的号筒”都不甚了了。没有办法，权力与智慧不相称。

按照惯例，我《人民日报》都批评了，我们学校应该有人为文批判。由一个副校长出面请我校文艺理论权威李联明先生为文。李的回答很精致：“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当时周扬作为宣传部的首长，处境不好，路过福州，开了一个处级文艺干部的座谈会。我是一个小小的讲师，本没有资格参与。周扬点名要我去。会上我发言表示，现在就说我有错可能为时过早。程代熙说我受了叔本华（当时名声很差）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与其说我受了叔本华的影响，不如我是受了周扬的影响。我说，在1958年听周扬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我的目的就要以我们的美学标准来衡量诗歌。我的这番话，完全是不识时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话，只能给当时备受压抑的周扬帮倒忙。但周扬似乎很有修养，很沉着。一开头就平静地说，我的文章他看了，觉得我“很有诗的秉赋”。不过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不说，我的文章，是列宁说的那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会后，周扬和我握手，一个中年干部拍我的肩膀，说：“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来找我。”我看看此人，并不认识，就也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哪个单位的？”。旁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着笑说，这是黄敏同志。我不知道黄敏是何许人物。直到回来以后，才知道，是省委常委，宣教口负责人士。

5，《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文章对这种“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辩护：“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强调自我表现；三、对于传统艺术习惯的背离。”这三个方面现在看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从当时争论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势来看，这样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的表述是很有效果的，但也忽略了某些东西，譬如对“朦胧诗”与“革命诗歌”的关系，北岛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这一关系有着很清醒的反思，“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您现在怎样评价这场争论，以及怎样看待“朦胧诗”的写作，与当时有着怎样的不同？

我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我觉得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没有什么人民的伟大。我厌恶以抒人民之情的神圣旗帜，否定自我表现，我早就说过，小我是特殊性，大我，人民之情，是普遍性，普遍性只能是特殊的一个部分。但是，我只能说，二者之间不能有人为的鸿沟，应该统一。实际上，我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民之情，只有具体的个体的人。所谓崭新的美学原则，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核心的原则：反对用阶级的时代的人民的这样的抽象的概念，抹煞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显然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理念，不过我以一种心灵的呐喊的风格表现出来：其理论基础是，从费尔马哈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这个学说，当时是王若水先生大力宣扬的。过了两年，周扬则集中到《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中去，提到更高的理论层次。我在《崛起》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也不能离开个人的精神的价值，对于许多人的心灵是重要的，对于社会政治就有相当的重要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宗教），而不能单纯以是否切合一时的政治要求为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的历史应该结束。所以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这种恢复在最初的阶段是自发的，是以个体的人的觉醒为前提的。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地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而这种复归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在艺术上反映这种进步，自然有其社会价值，不过这种社会价值与传统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罢了。当舒婷说：“人啊，理解我吧。”他的哲学不是斗争的哲学，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从理论的表述来说，这可能是有缺点的，离开了矛盾的同一，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但在创作实践上，作为对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的一种反抗，它正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折光。从美学来说，人的心灵的美并不像传统美学原则所限定的那样只有在斗争中（在风口浪尖）才能表现，谁说斗争能离开统一，矛盾不能达到和谐呢？因为据说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就应该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瞪着敌视的目光，怀着戒备的心理，戴着虚虚实实的面具，乃至随时准备着冲入别人的房子去抄家、去戴人家的高帽吗？在舒婷的作品中常有一种孤寂的情绪，就是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反常畸形的一种厌倦，而追求真正的和谐又往往不能如愿，这时她发出深情的叹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一种典型化的感情？为什么只有在炸弹与旗帜的境界中呐喊才是美的呢？不敢打破传统艺术的局限性，艺术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的发现，没有这种发现，总是像小农经济进行简单再生产那样用传统的艺术手段创作，我们的艺术就只能是永远不断地作钟摆式单调的重复。梁小斌说：“‘愤怒出诗人’成为被歪曲的时髦，于是有很多战士的形象出现。一首诗如果是显得沉郁一些，就斥为不健康。愤怒感情的滥用，使诗无法跟人民亲近起来。”他又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这些话说得也许免不了偏颇，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他们一方面看到传统的美学境界的一些缺陷；一方面在寻找新的美学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在生活中，要提高人的地位，自然也有习惯的阻力，但是艺术的习惯势力比之生活中的习惯势力要顽强得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当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启蒙主义个体价值论。这是从我切身的经历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主流理论中的人民有两个特殊的内涵，第一是与敌人相对立的，第二，是和个体相对立的。人民因与敌人对立而日益崇高起来，但同时，人民越是崇高，作为人民的个体却越是卑微。当人民被提高到极点的时候，个体就被压到了敌人的边缘。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残民的运动，都以人民的神圣名义去推行，而人民的个体只能去打击想像中的“敌人”，以免自己从人民的边缘跌入敌人中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形成了的人的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不可分割的理论。当然和北岛的思想背景大不相同。当时的问题，不是什么大词和小词，高调和低调。在那种语境下，我根本就来不及想到什么美学，只是想出一口鸟气，发泄一下，人生能有几回呐喊的机遇来表现反叛激情啊。那时我还在思想的青春期，文章也充满凌厉之气，横冲直撞，旁若无人。说到北岛的反思，当年，我的文章中就有回答，不能排斥愤怒的价值，不过是针对梁小斌的：“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你们看我评舒婷的第一篇文章，是把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和北岛的《回答》拿来对比的。（参阅本书论舒婷的文章）。

北岛不满当时的自己，是情志方面的强烈性，我不满意北岛的是，对生活的虚无，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愤激。

6，您在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受到了批判，在1983年，在对“三个崛起”的大规模的批判中您也再次受到了批判，请详细谈一下您在整个论争当中受到的批判情况，以及对您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1981年，对我的批判，高潮大约持续了半年。一年之后，大约是1982年，事态比较平缓下去。我的文章又开始可以发表了。那时我有点悲观，就开始写小说，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了《暮雨中的自行车》，没有想到居然在省优秀文学作品初评过程中，得了奖。还是一等奖。然而，有人表示异议。又加上一个福建籍的北京归来的年青的评论家郑伯农，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小说写了“人格分裂”。最后评委会决定，让我拿另外一篇来换掉这一篇。但，这是我第一篇小说。得奖的事，就这样黄了。写小说的兴致，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小日子，又开始红火了一年多。可是好景不长，八三年的上半年，气氛又紧张起来。徐敬亚把他的《崛起的诗群》拿到大连的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上发表了。其观点和我与谢冕显然是一脉相承，在某些语言上，还更加直率。这个刊物影响不大，他又把它弄到甘肃省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示威的性质是明显的。最为关键的是，周扬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文艺界风风雨雨地传闻，“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即将展开。不久柯岩在西南师大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她在会上讲了话，又提起那个要艾青揪到火葬场的著名话语，形势显得严峻。说是讨论会，但是，只宣读了郑伯农的一篇文章。把“三个崛起”，绑在一起批判。据云，会议的氛围很是严峻，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已经不够了。因为不仅仅是风来了，而且是雷声都响了，来自天庭，是心照不宣的。周良沛还发表了《致徐敬亚的公开信》暗示不称同志的时刻就要到来。后来郑伯农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出来，我看到，我的那篇被当成三个崛起中“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此时有关人士早已忘记了当年通过丁力、宋垒打招呼，不会扣帽子，打棍子，抓辩子的承诺了。

周围的压力更加严酷起来。徐敬亚被强迫检讨，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弄得在吉林呆不下去，跑到深圳却长期不能落户口。北大校刊上，也对谢冕施加压力。臧克家闻风而动，把谢冕和他的通信，向上报告。口不言人过的谢冕，静悄悄地从书屋墙壁上，把曾经引以为荣的臧克家的条幅取了下来。这事，多年以后，我向他提起，他含蓄地一笑。本省漳州的中学教师在抚顺的《故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抚顺《故事报》被批判，这位教师就被隔离审查了。姚雪垠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崛起”派发表专题讲话，加以声讨。讲话稿至少发到相当于厅级的单位。

我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托一个朋友带话给我：孙绍振不要让我踩地雷。福建省文联，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我，我不去，我知道他们要批判我。后来省文联一位女领导从东北回来，说福建省不能按兵不动，坚持要批判我。我不是省文联的人，不去，本来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她派两个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我家坐等。我回家吃饭，就被他们挟持去开会。一场早已准备好了的批判会，就拉开了架势。应该承认，当时我比较悲观，而且，也不坚强。我不是英雄，我在给吴思敬的信中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先生存，委屈一下自己，留得青山在。所以，在会议开头之时，我表示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一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念。我硬着头皮听。会议似乎开得很热烈，当中还休息了一下，继续开会的时候，有些人的稿子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来了，不待发言完毕，就讲话，说：孙绍振已经跟中央保持一致了。不但是那些发言的，就是我，都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检讨嘛，就一致了？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一个朋友告诉我：警报解除。我不知是真是假。就在那个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叫我不要给他地雷踩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约我写一篇自我认识的稿子。我虽然不够英雄，毕竟也是老运动员了，却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的检讨。就很干脆地以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摸到贵党的底。这个副部长，其实是个书生，他本以为是帮我过关，听我的话时一脸茫然。

过了好些年，我才知道，省委书记项南听说在开批判我的会，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调走呢，你们就开会批判孙绍振啦。”于是宣传部赶紧收兵。因为他们知道，项南在一些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贺敬之的不敬。有一次，他在一个青年作者的会议上，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老实说，青年人也不怕那些张牙舞爪。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三个崛起挨整的过程中，是最为轻松的。

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并没有限定时间。她马上回信，请示了领导，我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不限定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拖过一年。我就没有再回信。让她去望穿秋水吧。

过了一年，福建省文联的一些人士可能觉得我在三个“崛起”中，太便宜了，又派了一个人来，此人是我福建师大的同事，特地问我，对于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来让我作检讨了。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跟他讲客气话，我说：我的文章，是在北京发表的，如果我要消除流毒，也不会在福建。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何必这么多操心呢？此一看苗头不对，满脸赔笑，走了。

几件后事：

1985年，作家协会四次代表大会，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协和文联的工作报告，都已经起草好了。两个报告中，都有批判“三个崛起”的内容。但得知胡耀邦主持中央的祝词中提出关“创作自由”。有关方面连夜加以修改，文联报告把批判三个崛起的文字全部删节了，作协也作了删节，可是只留下对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批判，可能是觉得，“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不能轻易放过吧。结果在会议上，遭到反对，我听说，吴祖光，说，为什么只提对孙绍振的批判？这不是欺侮人吗？他还直接批评诗人朱子奇，主持过批判工作，到了会上，却潇洒得很像没事人一样。

那以后，我在一个会上，遇到邹荻帆，他马上向我道歉，说，那个按语，是他在医院加上去的。我因为知道内情，决策的并不是他，故说，我对你没有多大意见，只是对柯岩同志在西南师大那种制造政治上紧张空气的作风有很大的意见。

多少年后，大约是1998年，全国作家协会开会前夕，当过文联党组领导和《文艺报》主编的郑伯农在北京的要当选代表，却成了问题，有关方面就把他划归家乡福建来选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大家都说，这是你的老冤家，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他当个代表，代表他那种思想的流派，应该支持，宽容一些。又有人问，要给他多少票呢，要不要给他一点难堪，勉强过半。我说，算了，好人做到底，给他全票。结果他就全票当选了。

非常遗憾的是，项南在福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坚决在庇护了我。直到他去世前夕，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作家代表大会，也不知道项南家住何方，没有想起去拜访。后来，听去拜访他的朋友说，他还记得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项南庇护我的全部情况时，已经是他过世以后了。今天想起来，当年未去项南家拜访的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贺敬之，在四五年前，武汉大学开了个他的诗歌讨论会，我的博士生余岱宗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来对我说，贺敬之在会上说，他对朦胧诗是很支持的，对舒婷等年青诗人，是很欣赏的。我听了大笑。余岱宗对此不甚理解，我就给他痛说了一番邹荻帆令人肃然起敬的诚实。他莞尔而笑，额手称庆。

                         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1，您在《我的桥和我的墙》这篇学术自述的文章中说，“从写那篇‘崛起’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坚定地相信文学的特殊价值和政治的、用理性价值的区别”，比较您在《新诗发展概况》的写作所持有的“政治化”的观念和立场，这种转变是非常巨大的。在新时期有很多人也都经历过这样一种从“政治的、实用理性价值”转变为坚信“文学的特殊价值”，这些人的转变大多都表现为“去政治化”的路向。我想问的是，您的这种转变与对某种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有着直接的关系吗？这里面是否还有着其他具体的事件或是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是否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

     答： 1952年，我考入江苏省昆山中学高中部。一天，看到新华书店处理解放前的旧书。其中有一套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只缺一本艾青的《向太阳》。我买下这套书，很快便爱不释手。

　　我知道，毛主席在《讲话》中对新诗不满，号召以民歌形式创作。可看了《七月诗丛》，我却对当时最红的民歌体诗歌，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的诗歌看不下去了。“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还马马虎虎，至于“不是革命我们翻不了身，不是革命我们结不了婚”，这是诗吗？我只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相信：这是好诗。但是，《七月诗丛》还有其它一些诗集叫我爱上了何其芳、绿原、鲁黎、天蓝、陈亦门（阿垅）等人的诗，形成了艺术趣味，闻一多、徐志摩、还有艾青、田间早期的诗作，在我心里，这才是真正的诗。那时，我自己也开始学习写诗，不久，还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新诗。有了实践经验，对武断地鼓吹民歌体的主流思潮，就越来越感到不对劲。虽然在政治上，我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斯大林世纪”而感到自豪，但是，在艺术上，我常常感到与官方提倡的诗风格格不入，对于硬性的民歌崇拜极其厌恶，民歌表现手段是比较有限的，所能表现的，也往往是比较单纯的农村生活和情感，其表现力，怎么能赶得上世界诗歌？我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种拿民歌压抑诗人创作的官方意图，把王老九的农民诗歌抬得那么高，而且是众口一词，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955年，我考入北大。很快就参加了诗社。我的眼界大开。我沉醉于马雅可夫斯基最有名的长诗《好》和其它一些短诗之中,他的《开会迷》是列宁推崇的，斯大林还称赞马氏是苏联最有天才的诗人。他的“我是穿裤子的云”，我觉得，想像寓意都极丰富，很过瘾，相比起来，李季等等哪怕是解放写的四行体半自由诗，都显得粗糙。后来又陆续读了智利的聂鲁达、他的“北亚美利加啊，像野牛皮一样伸展”更是精致。法国的阿拉贡、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他们的诗都带有现代派色彩，意象新异，远民歌可比。还有洛尔伽，他是西班牙革命政府的文化部长，为法西斯长枪党所杀害，他的“在远方大海，笑吟吟，浪是牙齿，天是嘴唇”，令人心醉神迷。所有这些诗人，才华横溢，好像不约而同地在作着想像力的竞赛。人家也是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是“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但，为什么人家在艺术上那样异彩纷呈，而我们的革命诗歌，却充满了生硬的概念？公式化概念化，反了多少年，越反越猖獗。诗坛上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诗歌，实在太“土”。现在想起来，原因可能是，西方那些革命诗歌，都属于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诗歌的流派。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句铭言，说是：“给庸俗的艺术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觉得很精彩。聂鲁达早期是象征主义。他们的《伐木者醒来》《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有一度，每天早晨起来就念一段，真是过瘾。

      我的审美情趣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潜移默化地形成。

      我想，这样的诗，才是值得把生命奉献呀。我的心灵打开了一面灿烂的窗子。当时流行的诗歌，没有几首，能让我的审美情怀得到满足，包括闻捷的《天山牧歌》，在艺术上也还不能算成熟。就是名噪一时的贺敬之、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我也有所保留。不要说比起那些世界红色诗歌的经典之作，就是比起名不见经传的保加利亚的革命诗人瓦普察洛夫，也是相形见绌。

     马恩明明声言不能像席勒那样作单纯的时代精神号筒，可我们的主流诗论却一再把时代精神当作最根本的艺术准则。

    我听说，巴金的笔名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结合。我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

　　后来，顺着这种艺术趣味，我又读了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我的震动更是强烈。他们在艺术上有种强烈的反叛意识，很对我的胃口。朋友说我有一点“迷洋”思想，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危机。因为，我和政治概念和道德说教充斥的主流诗风格格不入。但我仍然喜欢叛逆，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公开说，大学生应该有“叛逆精神”。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围攻。

     我在北大诗社做干事。诗社常办讲座。我去请过何其芳、冯至演讲。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我第一次听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何其芳是歌颂光明派，而艾青等则是暴露黑暗派。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先拿给我们。诗社还请过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郭小川比较开放，他对当时闻捷式的“有了奖章，女孩子就爱”的牧歌模式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人不那么简单的。那时也没有讲课费的概念，他骑着自行车来，骑着自行车去。贺敬之朗诵的《放声歌唱》，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我一直对他的艺术有保留。我认为他后来的作品，还不如最早十几岁孩子时期写的《乡村之夜》，像“黑八子叔叔站在高粱地里”多带劲。对他的政治抒情诗，我心中狐疑，因为，很明显，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扶梯形式”的模仿。

     在反右派运动，我差一口气，当了右派，随之，失去了自信，有一种负罪感，痛切感到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失去和大家一起唱《社会主义好》（歌中有一句“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权利。我曾经在检讨中写过，为了祖国的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奢谈自由民主，最为迫切的是就是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同时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趣味。差一口气，就是右派，让我还真有点后怕，常常真诚地感激党挽救了自己，以某种赎罪的心情，改造自己的文艺思想。因而在和谢冕、孙玉石、洪子诚他们一起写《新诗发展诗话》的时候，我竭力戒备自己的“资产阶级艺术趣味”，努力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观点、感情去分析《王贵与李香香》，尽可能从中找出艺术上的好处。其实，这只是理性上，感到非这样做不可，实际上，自己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艺术，许多话，也许不错，2007年，钱理群看了我当时对《王贵与李香香》的分析，他从文学史家的立场出发，说不错嘛。但是，我当时，确实是违心的。

      除此之外，我还在后来的新诗写作中，也尽可能窒息自己的原初感觉，刘登翰把这叫做“回避自我”，我后来说，这是“歪曲自我”“糊裱自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一些假大空的套话，当成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崇高。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我失去了自我，只会模仿贺敬之郭小川式的颂歌和战歌，也就是当时所谓时代精神——“大我”的豪情，另一方面我的趣味，又特别亲近那些平凡的个人化的东西，也就是所谓“小我”的情调。这种矛盾，在一般情况下，是潜在的，而在和一些比我更为年青的诗歌爱好者交往的时候，就突显出来了。七十年代初，有一个叫做吴小龙的青年，拿他的诗给我看，他写一个“盲流”入城市的民工，唱起“凄凉的平阳小调”，他欣赏这种凄凉，而且“祝他好运”。这种小人物的凄凉，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的大我的情调，可是我感觉到，和颂歌和战歌相比，有一种特别真切的、令人心灵颤动的感觉。我时常意识到，自己真切感觉到的，找不到诗歌语言，明明不是自己的感觉，现成的意象却左右逢源。最令我震撼的记忆是，从蔡其矫那里读到他不可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很叛逆的诗。我在一篇怀念蔡老的文章中这样写：

   阅读之后，第一印象就是惊异万分，简直是醍醐灌顶。几乎每一首，都使我灵魂震撼。有些句子，有惊人的影射，实属“大逆不道”，如“不要让灾难佯装幸福，不要让帝王扮成导师”“当颂扬之声不再感人”。如果有人出卖，只要一两句，就足以打成“现行反革命”。感人最深的是《屠夫》，具体诗句当然记不得了，现在从他的诗集《雾中汉水》查得，这是他1973年（正是我初到福州的时候）的作品：

    当人猛增/而猪陡减/你满面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罗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色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匮乏上面/崇拜上面/建造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我当时之所以感到惊心动魄，主要原因是，我一直感到我们的诗歌，组装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已经成了习惯，只能用有限的话语说话，换一种语调，就什么也讲不出来。蔡其矫还有一首《所思》，一样充满了反叛的情绪：

    仲夏夜迟升的月亮/为黑暗的条状云掩蔽/一切都非常寂静/仿佛在等重现光明/受伤的老狗蜷伏在草地上/默想生活的残酷/对热情招呼不再信任/因为他并不愚蠢

    在那文化专制的时代，把孤独感诗化是很危险的，何况其中还凝聚着受伤的感觉，而充满隐秘的期盼和刻毒的复仇的情绪。这是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的。震惊之余，有些振奋，振奋之余，也有些惭愧。我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觉悟到否定文化革命的程度，可是，在密友之间议论江青，发泄不满，已经不是很稀罕的事。但是从来也不敢想到过把这转化为书面的诗歌语言。文化革命期间，多少善良的人，往往就是因为书信、日记，而付出鲜血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严酷的现实，让人们学乖了，朋友、亲人之间，连书信都不敢写了（我和谢冕就心照不宣地互相不写信），何况把这些异端思想，字斟句酌，写成整整一本诗。蔡其矫显然把在密友间传阅他大逆不道的思想和艺术，当成一种乐趣。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他的勇气，而且也为他能把刻骨铭心的思索转化为诗歌。回想起来，我在极端苦闷之时，也曾经借诗发泄愤懑。惟一的一次，那是1969年春天，在华侨大学被隔离审查，一连四个月被关在一间斗室里，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以外，什么书也不给。但是，我充其量只能把咒骂写成打油，抄在从报页边上裁下来的小纸片上，卷成一个纸捻，插进眼镜盒的夹层。绝对不敢拿给任何人看，几年以后，有点后怕，终于取出来吞下了肚子。在蔡其矫的诗作面前，深深感到自己是个大俗人，写作品就是为了发表，而蔡其矫，写就是为写，放在抽屉里，并不想发表，就是给自己，给自己的朋友看看，过过瘾，如果有什么目的，也就是一种思想和才能的证明。这种境界是我所达不到的。虽然感到惭愧，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豪，毕竟他把我当作朋友，把我当成能够进入他诗歌艺术境界的人物，这也许是那些徒有青春容貌的少女所不能到达的档次。

    更使我震撼的是后来，他来了，一手托着一个手抄本的诗集，是两个年青人的。我狼吞虎咽地浏览了一个女工的诗集，虽然，虽然经历和我如此之不同，但是，她对人的隔膜的哀伤，对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渴望，还有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潜在微妙的体验和意识，包括那无声的共鸣和温婉的默契，那样的微妙，那样的清纯，完全是另外一个心灵的和艺术的世界。我第一次听到了舒婷的名子，但是没有记住，但是那种精神清净之感却一直留在我心里。真正要记住舒婷这个名字，则要等到1978年底，舒婷诗歌引起了争议的时候。蔡其矫展示给我的另一个手抄诗集，是北岛的。给我的冲击也极具有震撼性，他的哲理性的冷峻和深邃，令我感到骨头里冒出来一股凉意。事过四十年，当时令我毛骨悚然的诗句，已经忘记了。只有一句，是永生永世难忘的：

           世界，我们和解了吧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可惜的是，后来多次阅读北岛的诗集，都没有找到。每逢我想起这句诗，冥冥之中，就出现了一个冷酷的面容，和被我们用颂歌来赞美的世界冷眼对峙，说是“和解”，其实势不两立。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这种孤独的姿态，但是，作为诗歌艺术的追求者，我不能不感到，这不仅仅是思想的，而且是艺术的突破。时间大概是1975与1976之间，我是真正感到自己的虚弱了。诗歌领域，并不是只有颂歌、战歌和牧歌的语言，另一种诗的境界，已经被开拓出来。我平时所感所思，老是被自己拒绝于诗门之外，可人家已经写得这样精彩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后来，有人以为我在1980年开始为朦胧诗呐喊，是冷锅子里爆出来一颗热栗子。其实，并不是，我的内心早就感到了某种蜕变。用陈思和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潜在写作”，不能发表的写作，播下种子。虽然后来我比较早就呼喊起来，但是，比之年青诗人，还是比较晚熟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诗歌趣味这种精致的领域，脱胎换骨，是须要比较漫长的时间的，过了四五年，我才写出了《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诗歌与我们的启示》和那引起诗坛地震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1978年，舒婷的诗出现在福州马尾区文化馆油印的一本诗刊《兰花圃》上。这本油印诗刊居然发行到全国，甚至有新疆等边远省份的读者来信，就舒婷诗歌展开争论。这令我激动不已。我感到，这正是我在1956年一直想写却没有写出来的诗。不久以后，我又看到了《今天》，我确信一个新诗的时代终于来了。因为有在大学时读阿拉贡、艾吕雅、洛尔伽、聂鲁达，还有拉丁语系的阿尔贝蒂等的经历，所以我不认为他们的诗晦涩难懂。相反，舒婷等人的诗使我产生了思想和艺术解放的强烈兴奋。

　　1980年，《福建文学》发表了舒婷的诗，连续展开讨论。把舒婷本人请了过来。当时，她还是厦门灯泡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在厦门，她的诗早有所争论，批判派占了上风，厦门日报上，一度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当魏时英先生决定在《福建文艺》上讨论舒婷的诗的时候，最初，有些人，包括舒婷，甚至远在北京的诗刊社一些人士，还以为是福州要批判她。但是，在福州的讨论会上，支持派却占了上风。我写了长达一万字的文章，那就是后来被《新华月报》转载《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批判派很激烈。一位持批判态度的（会写一点民歌的），讲话比较尖酸，把舒婷弄哭了。舒婷出去擦干眼泪，我们非常绅士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继续辩论。

      在一万字的长文中，我把舒婷的诗当作新诗复兴的标志。我说，中国自艾青、戴望舒、

田间、何其芳等诗人之后诗歌忠于自我的艺术的传统就中断了，舒婷他们恢复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诗歌传统。（这篇文章现在收集在本书中）我怎样想就怎样写了，没有想到，据说引起了《诗刊》一个有一点地位的女性诗人的极大不满，她说，照他这么说，中国新诗六十年的历史，就只剩下三个半诗人。她的意思是，连贺敬之、郭小川都不在内。何其芳，只算半个，因为，他后来革命了。六十年新诗，只有三个半诗人，还传到艾青那里去。引起他的狐疑。后来性情活跃被公刘称之为古道热肠的翻译家江枫，看了这篇文章，跑到艾青家里，说，就是剩下三个半，您老人家还是第一个。据江枫说：艾青甚慰。

   2，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1980年的“南宁会议”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次会议真正揭开了“朦胧诗”论争的序幕，您能详细地谈一下这次会议的组织与召开的情况吗，以及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

    答：1978年10月左右，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大庆和鞍山之旅，一方面是宣示，在文革期间停止了十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恢复运作，同时也是旨在实践所谓“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准则。我和刘登翰很荣幸地参加了。当时团长是艾芜，副团长是刚刚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歌德巴赫猜想》的徐迟。作家比较多，诗人并不占多数，艾青和公刘都参加了。但是，都是“摘帽右派”。我从《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口中得知，周扬已经说了，艾青右派问题可能重新考虑。而其它的人物，如丁玲，则是真反党。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辩论的前夕，每到之处，沸沸扬扬。吉林省委宣扬部长宋振在和我们谈话时，甚至这样说：“有些人怕得要命。我对他们说：你怕什么？怕他咬了你鸡巴！”这句话，我终生难忘。几年后，我还把这句写在给朋友的信中。弄得那个朋友的老婆，说，孙绍振这个人神经不正常。

    那是一个历史的大变动的时期，山雨欲来，春江水暖，一些青年根本不管右派不右派，总是簇拥着艾青和公刘。而艾青在会上，也不时发出一些出格之言，如宣称自己是一面鼓，有一根针就要“呸”的一声出气。等等。

    这个访问团的消息，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影响很大，一些诗人没有赶上，后来，就另外组织了一次南海之旅。诗人启动了，理论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有所表现，于是张炯、谢冕他们，当时可能已经组织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就策划了南宁的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老同学在文革期间很少见面，就借此机会聚会一番，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了。

3，您在《回顾一次写作》那本书中说：“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您的发言也使得这次会议不得不延期，您能详述一下会议上争论的具体情况吗，会议是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的？当时，您和谢冕先生等人在会下有过怎样的交流和反思？您在《为朦胧诗呐喊》那篇文章中说，“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还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当时谢冕先生在会上对“朦胧诗”进行了怎样的辩护？

    答：1980年4月，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争论进入了第二阶段：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油印刊物走向了全国性的学术殿堂。从叽叽喳喳的议论变成了严肃的论战，不过这还是口头的，还不能算是最正式的。

    这时顾城的几首诗已经在刚刚复刊的《星星》诗刊三月号上出现，引起了与会者极其强烈的震动。一方面，顾城那些富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诗歌，如：《一代人》（“黑夜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黑色的眼寻找光明”）得到了赞赏。但是他的不包含直接的社会意义的作品，例如《弧线》，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声讨、质疑：这样“古怪”的东西，也能算是诗吗？闻山先生甚至在大会发言中，说顾城的一些诗是“堕落”。对这些诗最初的命名，并不是“朦胧诗”，而是“古怪诗”：它似乎古怪地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后来还传来舒婷对于看不懂的批评断然拒绝：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争论自然而然地爆发了。一派主张对于“古怪诗”这样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堕落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另一派以谢冕和我为代表，则为“古怪诗”为辩护。当年还是中年讲师的谢冕提醒大家：每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不但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而当时更年轻的我则以坦率而尖锐的演说，把争论推向了高潮，我的话以锋芒毕露为特色。我说，引导派本身在逻辑上存在着悖论：既然你们宣布看不懂，你们又有什么本钱去引导呢？难道不懂就是引导的本钱吗？如果没有什么本钱，又要引导人家，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我的讲话把会场分裂了。一方面，引起与会青年的热烈鼓掌，另一方面，引起对方的愤怒。有些人就说，这不行，这家伙骂我们是吃干饭的。大会发言不能就这么结束，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就溜了。于是第二天的大会发言更热闹，语言上比较意气用事，但还算比较友好。纯粹是艺术理念之争。当然，争论比肤浅，基本上，集中在我那些比较放肆的语言上。我提出的原则性观念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虽然民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但是，诗人都去写民歌体，代工农兵立言，却没有多大成就。田间放弃了鼓点式的节奏去写准五言体的《超车传》，改过来，改过去，直到1958年还在改，越改越厚，越改越离谱，其结果是，把艺术的车子赶到沟里，艺术上“全军覆没”。不管这个“全军覆没”，引起会场上多么强烈的震惊，我继续说，艾青则也去写比较整齐的接近五言的诗歌，歌颂什么劳动模范吴满有，结果这家伙国民党一来，就投降，弄得艾青浪费才华。艾青放弃了他的“散文美”，艺术上，从此一蹶不振。以后的新诗，常常有茅盾所说的“格格不能畅吐”的倾向。何其芳拥护民歌，但是，自己不写，再也写不出稍稍赶上《夜歌与白天的歌》的水平。李季以民歌起家，但是建国以后，就承认，新的生活，民歌形式不够用，改写半自由的四行体。我的这个意思写在我为参加这个会议而写的《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问题》中。（该文收入本书）

    当时广西师大有位徐敏岐先生，显然，注意到我的发言的分量，在会上说，孙绍振的意见，很偏颇，但是，要反对他需要化一番工夫。消息传到北京，震惊了诗坛泰斗，臧克家觉得我是“大放厥词”，写信给谢冕，说，你是党培养的青年评论家呀，你要和孙绍振“划清界限”呀。理所当然地遭到谢冕拒绝。后来我到谢冕家去，他的孩子见到我，就偷偷问，这就是那个“大放厥词”的叔叔吗？

     到了大会最后一天，广西诗人黄勇刹（歌剧《刘三姐》的执笔者）发言，他很气愤，又很幽默。他说，这些古怪诗理论家使我想起了六零年，饭吃不饱，肚子饿。忽然报纸上来了一条消息，说是，只要把树叶泡在水里，过几天，就可以产生一种小球藻，营养比猪肉还强。我相信了，可是肚子不相信，还是饿得要命。现在，在我们诗歌界，出现了一种“小球藻理论家”。骗人的，不要上当。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给他鼓掌了。

    反对派以老实巴交的丁力为代表，不无忧虑地提出：危机不在于古怪诗，而在于古怪诗张目的“古怪诗论”。虽然双方语言已经相当的情绪化了，但是，气氛还是比较友好的，当时还有一个人，看出争论的深度，那是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的诗人晓雪，他对谢冕说，老孙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不能否定《讲话》，但是，为了《王贵与李香香》，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我听到了以后，觉得，不愧是第一个写出研究艾青著作的才子。在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后来听说，在会上发言的曲有源，回去后被弄得很惨，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没有遭到在报刊上批判。

    丈夫为太太买东西，总是吃力不讨好。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价钱太贵。几个弄文学的朋友在一起商讨制胜良策。一个号称小诸葛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妙计：不管买什么东西，要讨老婆的欢心，最简便的法门就是把价钱降低一半。他本以为这个方法是他的专利，没想到大家都笑了，原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一致认为，拿这样幼稚的法门来显宝，枉污了小诸葛的英名。

   小诸葛遭到的嘲笑还不仅仅如此。

   一个朋友说，这样的法门虽然通用，但是常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举出最近报刊上有个剧作家沙叶新弄巧成拙的故事：为了讨好太太，剧作家把本来八百八十元一件的女式时装说成是四百四十元。太太破天荒地称赞了他一番。但是在试穿之后，发现衣服的尺寸大了一点。好在，太太心情比较好，这个问题没有演变为全盘否定丈夫情意和水平的后果，明天去商店换一件就是了。

正在此时，来了一位非常熟悉的女客。太太多少有点得意地炫耀丈夫为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又便宜又时髦。女人的本性使这位女客禁不住试穿了一下，正好不大也不小；请求原价转让，太太慨然应允，爽爽快快收下了客人的四百元钱。

    做丈夫的在一旁像水浒英雄常见的那样：暗暗叫苦。

    几个朋友说，这倒是一个编喜剧小品的好题材。

    我说，光有这么一点还不够。原因是主人公在精神上还不够尴尬。 

    大家问：怎么才能使这夫妻两个在精神上更加尴尬起来?

    我说，这个故事，不过是让丈夫为损失了四百元钱而已。光有这样一点经济损失，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喜剧性，应该有精神上更为尴尬的处境，才能激发出强烈的喜剧性。经济损失，固然可能产生失落之感，但是，这种失落之感，并不严重，如果让他们意外地获得经济上的收入而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更有意思。

比如，把事情倒过来：妻子给丈夫买衣服，丈夫总是觉得不够高档，妻子只好故意先把价钱提高了一倍：原来是四百四的，说成了八百八。丈夫满意了。这时，来了一个朋友看得很满意，按照八百八的价格把它买走了。

    这时，妻子该怎样向丈夫说清原委，在原委说清了以后，夫妻两个又该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四百四十元钱。这就有好多喜剧化的东西，有许多戏可演了。

    这样的戏才真正有幽默感。通常我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因为，满足于实用价值上的得失。讽刺小气鬼是比较容易的，而如果不是小气鬼，得了意外之财，在精神上却造成了尴尬，则往往被忽略了。而这种被忽略了的，正是喜剧深刻之所在，爱有时是需要欺骗；只有高水平的欺骗才能与高水平的爱相配；这只不过是正剧而已，要让高水平的爱和高水平尴尬纠缠在一起，才有喜剧的艺术性。

一个学生，送来了大红请柬，很慎重地写着是为了他父亲的七十大寿举行庆典。地点是在郊区一个县的村子里。细看学生的名字，很是陌生，要不要去呢?去吧，往下一坐，周围的都是陌生面孔，明明很别扭，不自然，还要装得很自如庸容的样子，可是，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既不要太随便，又不能太俗气。一顿饭吃下来，不把脸上管笑容的肌肉累得发僵才怪。

当然，海边村子里鱼虾是新鲜的，但是不管龙虾在盘子里怎样生动，没有人和我高谈阔论，也是白白让血管壁上增加胆固醇。再说，如今，公款吃喝虽然并不很多，但是，私人的宴请应酬，不能说少。而且，早就过了看见珍看百味就流口水的年纪。

想想还是不去为上，但是人家慎重其事的送了帖子来，而且满脸的虔诚和期待。推辞肯定是很费周折的，为了免得虚构理由的痛苦，就想，去吧。

但是转而一想，有些细节落实起来并不轻松，要不要送礼呢?送什么礼，在如今的这个世道，是个很大的学问，我虽然号称学者，而且如贾宝玉一样，“杂学旁收”，可就是没有钻研过送礼的民俗程序和相应的表情。人生六十，古来未稀。学问不足，以经验补之，经验不足，以想像补之。

好在我是师长辈。省里来的教授，送点什么，够他炫耀一个历史时期的了。

最怕的是送钱，按现代行情，发了帖子的，要给货真价实的红包。包里放多少呢?太多了，未免有影响养家糊口之虞，太少了，有损师道尊严；弄不好给人家退回来，表面上说是老师的一概不收，到头来落个笑柄给乡下人，丢了新时期那已经相当尊贵了的教授的份儿，后果无法挽回倒也罢了，可是留在心头的那种滋味，却足够好些年想起来就暗暗不是滋味。

还是找个借口不去。

但是人家说了到时会有车子来接的；不去也尴尬。

临到快要赴宴的日子，心里真够折腾的，直到车子来了，才知道此时要坚决拒绝，连适当的表情都没有事前设计好。不要说，送礼的事没法考量，连行动都因为被过分的尊重而失去自主，精神被绑架的感觉比之躯体被绑架的感觉要复杂多了。

等到恢复平静，才匆匆忙忙让司机转到一家花店门口，买了一个花篮。可是那花篮太大，拿上车子，只能搂在怀里，还得虚虚的，想想这种身不由己的样子，越发觉得自己的傻气。

但是，要说难过就夸张了，不过就是被尊重得身不由己而已而已。

享受被尊重的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体验当傀儡的感觉。

上了车子，就努力安慰自己，当教师的，尤其是出了点名的，总是有一大堆不认识、不熟悉的门徒。自己的名字能给他们的身份增加一点含金量，就是人生的一种价值。一个系，少说也有上百的教师，偏偏什么人都不请，就请你一个，这种光荣，谁能比你享受得更多?

要说享受，并不是一种很自由的、舒服的感觉。例如，那些百万富翁，每一出行，有那么多的保镖，当官的每小时活动日程，其实都是他的秘书安排的。连讲话稿都是由别人给写就的，他不过是拿来朗诵一番而已。

他们有自由突然宣布：老子不干了，不当这个这个朗诵员吗?

这样说来，我还是比较自由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干。当然可以委婉一些，例如，肚子疼啦，心脏病发作啦，作两眼昏花状，作一头栽到状，所需的表演技巧，并不太复杂。只是我的心情，还没有弄到不可忍受，非要个性解放一下，给他们一个下不去不可。

到了那个近来显然是暴发的村子里，车子不往住宅，却是往一所小学里开。

请的人太多，多达五百人，即使请客的已经暴发，却没有预先设计一个能容纳五百人的大厅。一个小姐，可能是乡村里最为时髦的，把我怀里抱着的花篮提到了一个教室里，那里早有几十人在嗑瓜子。坐相并不雅观，有点像郁达夫笔下的人物，都是横歪竖倒的，懒洋洋的，但是，I能够侧身此等盛会的荣耀感在脸上泛滥。

几乎所有的人都从眼角里打量了我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特别的关注。在潜意识里，至少有一秒钟，他们把自己和我比较了一下，显然共同的结论是：为保持他们身份的尊贵，对我不能显出特别关注的表情。

我被冷落在一旁，体验着既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搭理我的那种感觉。

时间过得特别从容，嗑瓜子的声音却分外匆忙。

不久学生来了，他连忙把我让到一间装修过的房间里，是校长的办公室，几个当地显赫人物立即站起来。随即来了几个人，说是专门来陪我的。

我的尊严感，得到了满足，身子也轻松起来。对于四面的笑脸，报以谦和的表情。

没有多久，通知说是出发去吃酒。我被架到楼下，满眼都是穿着不亚于省城的男女。陪伴我的人(其实是不由分说地架着我的人)告诉我：这是公安局派出所的所长，那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还有工商局和副级科员，区妇联的副主任，报导组的干事等等。无疑这是一场本村当代英雄的聚会。小学的操场上，停着好几辆轿车、旅行车、吉普车。

宴会厅是一家祖宗祠堂里，前后三进，连同走廊上，都摆满了桌子，人声鼎沸。一问，共五十桌。

我被拥到第一进厅堂的靠近中间的一桌，为了让我坐当中，主人以一种毫不含蓄的动作把一个早已入座的客人拉到了边上。

全桌都是陌生人。有人向我举杯，我就举杯，有人示意吃莱，我立即把筷子伸出去，当然，不忘保持很高兴的表情。

不久，一个司仪模样的人，拿着半导体喇叭，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宣布寿星向大家致谢。

于是大家举杯，我又举杯。接着，是一大堆男女来到我们桌前，把许多香烟和红包丢下来，丢香烟的还有一些才四五岁的小孩子。

从几个看来有点文化的客人的谈话中，我渐渐明白，这些人都是寿星的儿女和孙子孙女辈，还有一些是他老人家的徒弟，我问一个能说一点普通话的同桌，寿星年青时候，干什么营生。

答曰：修自行车的。

我忽然想到在中国为人师者，不仅仅是我等大学教授，连修自行车的都受到如此之尊重。

要让美国人达到这种自觉的程度，除非让孔夫子通过托福考试。

桌上东西啖得差不多的时候，鞭炮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

在火药的香气和萦绕的烟雾中，我看到大厅堆放的豪华炮竹整齐地码到屋梁。

突然想起，市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炮竹的规定。想问问，然而，无法开口。

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有人递给我一个塑料提包，原来是分装礼品的，桌子上的香烟和红包按绝对平均的原理分配。

人声鼎沸，欢声震天，这才是乡村寿礼真正的高潮。

我随着大流，把包伸出，让自动出来分配的人，把香烟之类放到自己的包里去。

我并不抽烟，但满耳的欢笑，容不得细想分到五十二包香烟对我有什么用处。

仪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整齐一律的动作规范，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让你笑容满面地，把自由和意志作为代价去换取这集体的、忘却自我的欢乐。

当我和大家一样把满满一袋礼品提着出门的时候，已经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了。

而且还微笑着向主人道谢。

    1992年六月，我结束了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英语系的课程，看到了系主任凯斯比尔先生转来的学生期中评估(相当美妙的评语)，心情大振，开始了向往己久的环绕美国之旅。和我合作的桑德拉教授开着车子把我送到了机场。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机大厅里面闲谈。桑德拉教授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经跟随丈夫马可先生在香港教过大约八年书。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花木兰式的英雄相当崇拜，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她是犹太血统，善于理财是不必说的。在美国有许多可以省钱的事，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她已经替我想到了。这次来机场，她提出由她开车，既是友好，也是为了替我省去至少十美元的出租车钱。她没有明说，我心领神会。

    忽然扩音器里传来一则通知：由于工作不慎，本次航班多卖了三张票，如有旅客自愿推迟一天出发，航空公司方面将立即奉上三百美元支票。我不免心头一动。看看美国女教授，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我听错了吧。我对自学的英语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只好把胸中的骚乱姑且镇压下去。

    不久，广播又响起来，这一回千真万确，只要推迟一天，立刻获得三百美元。又看看美国女教授，仍然是一脸的漠然。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国——平静无事。第三次广播以后不久，我绝望了，只好随大流登机。

   三分钟的路程，我竟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觉。每一秒都有希望，可是每一秒都是更沉重的失望。当我多么期盼这位平时善解人意的，善于理财的美国女性，能够向我看一眼，以表示征询，让我有个机会，作犹豫不决状，作认真沉思状，作极不愿意状，然后她再以犹太美国人善于算帐的精明，热情地为我打算：比如，我住的那间公寓，一个月也不过二百美元，一个月的伙食，也不会超过一百五十美元，从旧金山到中国厦门单程的机票，在减价期间，也就是三百美元左右。何乐而不为呢?而我则从容不迫地，装作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由于被怂恿着、被推操，勉强地、被动地，虽然反抗，却力不能胜地，走向机场办公室。由于她不容分辨别地代为说明，我迫于情势，别无选择，考虑了机场方面的窘境，由包围着我的美国人反复恳求，包办代替，我不得不勉强同意。我甚至想象出机场办公人员，满脸的微笑，以及握手时弓着腰的姿态来。

然而，这个死女人，平时尽管心窍玲珑，这时却形如枯木，心如死灰，脸色比修道院里的洋尼姑还要缺乏生命。

   上了飞机，广播还在响。我的心脏变成了一面鼓，每一声广播都引起我从腹部到臀部的强烈震动。可恨可怪的是，美国乘客大都把脸埋在报纸里，简直是像在看《花花公子》那么入神。发动机开始幸灾乐祸地哼哼起来，好像在嘲笑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三百美元，相当于二千多人民币，相当于一架收录像机，甚至是一架电视机的价钱啊，就这样泡汤了。如果拿了这三百美元，我在黑人乞讨者面前潇洒地丢下五美元一张的钞票，整整可以丢六十次，如果丢一美元，那就是三百次。

    看那些美国人，本来是最坦然地为了每一个硬币而据理力争的，可今天却一个个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这个中国人作精神的较量，难道他们就放弃了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实用主义?僵持就是痛苦，而且埋伏着失败。我实在不能甘心这样煎熬，就对身边的一个美国人说了这事，这个家伙立刻以乔丹空中投栏的灵敏，从座位上跳了出去，连给我道谢一下都来不及，还抢在一位女士的前面接过三百美元的支票。粗野的美国人哪，完全没有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这个粗野的西部牛仔的后代，临下飞机还向我回过头来，吹了一声口哨。这声口哨一来应该是我对他吹的才对。却让一个老美白拣了个便宜，恢复了他失落了的实用主义。

   我那没有吹出来的口哨，可能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

   马克思说，科学最高形式是数学，那么，要科学在表示我这次的精神损失，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方程式：在等于符号前面是他的口哨，在等于符号后面是我的面子。后面再加一个等于符号，最后的数字是三百美元。

    是他的口哨的价值太贵还是我的面子太便宜了呢?

    但是，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此后，每当我为一件比较贵重的衣物的价格而犹豫的时候，一想，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一件T恤衫，何必为之斤斤计较呢，老子连三百美元都不在乎!在许多人的瞪目诧异之下，战略决策就确定了，一件名牌衬衣的发票就很潇洒地到了我的口袋里了。

   有一次到澳门去开会，时间紧急，要从广州机场打的去珠海。主办会议的朋友告诉我，从珠海到澳门的的士费，不会超过四百元人民币。我遇到的第一个的士，开价六百。显然太离谱；等到第二个，我装作很老练的样子说：打表吧。对方欣然同意。脸上还露出狡诈的笑容。谁知，接近珠海时表上已经超过了五百。到了拱北海关，还要加上过一路关卡的买路钱，竟高达八百。我点着钞票的时候，眼角看到那司机狡诈的笑容。虽然多少是有些心疼的。但是一想到老子连三百美元都无所谓，还在乎这三四百块钱人民币的差额吗?心情就像澳门的海面一样开阔起来了。再看那司机狡诈的笑容，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了。

    一次吃亏的感觉变成了多少次心理治疗的良药，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了，除此之外；它还能成为和朋友在一起吹牛的资本，大笑的主题，由此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了多少，还有我的寿命由此而延长了多少，这可是一个尖端的科学研究课题，这是我终生都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的。

   自从当上了教授，年资日益增长，连我自己也感到无端地受到分外的尊重。在学校里随便走到什么公共场合，都有学生，上过我的课的和没有上过课的，对我让路，到外面开会，常常有人。把我从角落里拉到中座，像婚礼中的新郎一样安排在最醒目的地方。其实这几年，我和过去作为小字号的充当放大炮的角色的时候，水平没有多大变化。除了顶部头发越来越沙漠化，不得不调动四周的植被来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持中央的以外，其它方面并没有的多大的提高。但是我仍然乐于享受着我们礼义之邦特别丰厚的对于我的资格的尊重和微笑，还有对于我怪脾气的牵就。

    但是一回到家里，事情就颠倒过来。

    首先，对我不买帐的就是我的女儿，在她面前，我几乎没有什么本钱可以骄傲的。身为文学教授把一辈子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文学，可是，从她小学高年级升到高中，我对她的语文考卷、练习不但不能辅导，而且不断造成误导，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不止一次的打击。说实在的，当前中学语文考题，主要的那些刁钻古怪的选择题放在我的面前，我是非常可怜的。我对于那些隐蔽着的陷井的警惕性比她差远了。在几次失败以后，她对我由不相信发展到嗤之以鼻。我呢，除了暗暗诅咒那些出题的家伙阴险毒辣之外，别无他法。有时想到这些出题者之中，有一些就是我的学生，心中就未免恨恨不己，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在考试时刁难过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刁难报复我呢?

     由这里开始，我在女儿面前，威信日益低落。在学校的权威感和在家庭里的自卑感形成对照。我的话，女儿越来越不当一回事。有时简直弄到叫她上东、她偏要上西，要打狗，她偏要骂鸡的程度。

    我多少有点不甘心。有一天，我随便提起的样子，问她：你爸爸是不是很民主?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凑合。我又问，民主是不是多了一点?她还是漫不经心地回答：凑合。我有点火了，说：我看我们家有一点无政府主义。

    她十分惊讶地抬起头来说“什么无政府!妈妈就是政府!”

    我以为她是和我开玩笑，但是她却没有笑，表情是非常严肃的。

    事后我想了很久，孩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家中根本没有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痕迹，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纪律严明的。

    就说吃饭吧，孩子妈妈一回来，就展开了短促的突击战，紧张的削、切、剁、剥，如进军的小铜鼓，烹、炒、煮、炸，如凯旋的鞭炮。煤气在左，电炉在右，原料居先，佐料后续，穆桂英高坐中军之帐，学诸葛用兵布阵：东方属青，甲乙木之属，有葱、菜、芜青之色，西方属金，丙丁火之质，有酱醋蛋肉之香。调和鼎鼐之妙，在方寸之内，驱遣闽粤之味，全在顾盼之间。胸中自有百味翻新，手下不劳运筹帷幄。须臾之间，菜香满室，一声令下：开饭!此时，不管女儿之数学作业才做及半，本人为文之灵感隐隐若现，全都得在三十秒之内就座，否则就有遭受埋怨，乃至声讨之虞。原因是拖拖拉拉，不利于饭后迅速彻底、全面地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一齐洗擦干净。

    有时女儿恳求：题目正做及半，稍待即来。随遭严词拒绝。女儿提出承担饭后洗碗擦桌之任务，即被驳斥：此乃吾之权利，不得侵犯!然后是第二次警告：上桌!军令如山，岂容商品社会讨价还价之风污染！

我问女儿：此等政府有如军管会，是否过分，几近希特勒之独裁?女儿摇头曰：否!妈妈实行的是民主专制。以绝对公仆的姿态，执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而且非常注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头一天晚上反复调查研究：明天早上吃什么?

    我想起来，这种民主最可怕。不但我的想像力不行，就是女儿也无法在到达市场之前，凭空想像出，可供选择的菜谱。稀饭、馒头早说吃腻了，牛奶、面包更是吃伯了。好容易想像出煮麦片加光饼这样土洋结合的新花样，没想没有几天，一看到就没有胃口了。对于妈妈的问题，孩子的天才早已使用殆尽，每当她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把这样的歌德巴赫猜想推到我头上。但是在食谱方面，我的创造力，是绝对贫困的。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我看来，回答太太这样的问题则是难于下商海。尤其是当这种问题是在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看电视台屏幕上的幽默小品的时候，我的回答绝对是违反逻辑的起码规律的。不是文不对题，就是：你说呢?这事自然引起她的气恼，把和谐的气氛破坏。后来为了避免让她的热心遭到我们的冷遇，我就随便说一声就吃光饼加麦片吧。结果是第二天早上，女儿什么也没有吃就上学去了。于是整整一天，孩子的妈妈心事重重。再过一天就未免有点形容憔悴起来。孩子也发现了自己闯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于是和我作出决定：过一天早上，把前一天所剩下的东西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以狼吞唬咽的姿态一下子消灭个干干净净。自然过后，胃部少不得有些骚乱之声。但是孩子妈妈的脸色却渐渐恢复了红润。

    吃饭本来是为了自己，现在变成了为了别人的一种牺牲，对于这样的爱的专制，女儿显然是比我有更加聪慧的理解力。但是有时也不免牢骚满腹，有一次，她感慨万分地对我说，她有一个理想，我问是什么样的理想，她说，什么时候能不为妈妈的情绪吃饭就好了。我说，这恐怕很难，人总是免不了要为别人活着的。女儿万分无奈长叹一声，我不胜同情地短叹一声。

    没想到女儿理想的日子居然在没有几天以后，不期而至。孩子的妈妈去医院照料岳父大人去了，吃什么，完全由我们这两个向往自由的臣民自己决定的日子竟然长达一天。令人开怀的；绝对自由终于来到了。

    女儿欢呼不己。

    第二天一早，孩子提上买菜的篮子拉上我的手，直往市场奔。自由的风在我们两个人的耳边歌唱，终于可以不用动脑筋，不用挖空心思地去想什么劳什子的菜谱，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两个人脚底生风、在市场转游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吃的早餐。好在市场上的水果很是新鲜，先是尝了尝芒果，接着又吃了一点荔枝，无花果、番石榴刚上市，端的是齿角留香。两个人尽情地在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到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莱篮子里除了水果以外不但什么菜也没有，而且连早餐的主食也忘记买了。于是，又重新回奔回市场，可是除了光饼、麦片、面包、牛奶之外还有什么呢?只好随便买了一点东西胡乱吃了一通，孩子叹了一口气说：纯粹为了自己的自由的早餐比之不自由的为了他人吃的早餐要差多了，而且，中午那一顿还不知道怎么混呢!

    原来绝对自由的味道竟是这样的!

    专制政府才撤离几个小时，两个被统治的臣民已经在盼望着早日恢复它专制的统治了。

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念过左拉的一篇小说，叫做《猫》。写的是一只猫被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养着吃的是牛奶、鱼类，睡的是鸭绒被，女主人关怀备至，稍有不适，便百般呵护。弄得它百无聊赖，毫无自由。以致厌倦了，终于逃亡，去享受那可贵的自由。但是，在垃圾堆和阴沟之间流浪了多天，受尽了饥寒和歧视，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女主人的家里去。我记得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是：

     “我说的是猫。”

    当我正在为午饭而忧心仲仲的时候，忽然门一响，孩子欢呼起来：妈妈归来也!两只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莱肉色蛋。原来是她在医院听人说，她的两个臣民，逛了半天市场只买了一点水果，不放心，赶紧买一点菜回来解救她的臣民于万一。

    我禁不住和孩子一起鼓起掌来。

    这时，我忽然想到左拉的那篇小说的最后一句，应该改为：“我写的不是猫。”

      一友人以惧内闻名。一日，友人相聚而嘲之，问其是否惧内为羞。答曰：我亦不知何谓惧内，更不知荣辱。但有故事可供诸君参考。诸君若公断吾为惧内，则吾羞咎由自取，如若情有可原，则请诸君为吾洗刷清白。

故事如下：

    我历尽坎坷，中年才得一女。体验到亲子之爱那份无言美妙之后，才觉得自己心灵中那一块一直未曾发现的感情的空白、蛮荒之地，早已成为水草丰美之绿洲，那份欢欣恰如刚刚即位的太子，发现自己童年时曾经流落民间，一无所有。

    这爱在开初是一种心灵的欢畅，望着她那越来越像我的小尖鼻子，比我还玲珑的小嘴，心头洋溢着得意和开怀。我的太太自然也是我的忠实的同盟者，她认为孩子比我长得漂亮，，比我聪明，比我更伶牙利齿，比我有更好的气质，将来比我更有出息。至于和院子里那些同龄孩子相比我太大更是自豪，没有一个能和她并驾齐驱。

    而我那八十老母更是坚定：她说，不但院子里孩子比不上，就是电视屏幕上那些女歌星也望尘莫及。

    在这种情感气候之中，主观的希望花越开越艳丽，这种希望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等女儿人小学一年年往上升，这种顽强的宗教信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最关键的是考试成绩，虽然都在九十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她的母亲满意。在她看来我们的孩子应该门门都一百分才顺理成章，人家的孩子都有考到九十八、九十七的，她感到不可理解。孩子每次拿了九十四、五分回来，她脸上都没有笑容。有时孩子失误，也有只拿到八十几分的，于是就有暴发暴风骤雨的可能。孩子的每一次失误都是对我们希望之花信仰之花的摧折。只是我和太太不同，我默默忍受这种摧折，而我太太却要把这种摧折之痛发泄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孩子，平时各式各样的小毛小病，甚至是非毛非病都被拿出来数落一顿。论据软弱，而论断却是坚定的。这时孩子默默垂泪，一副可怜相。那眼神显然是希望我立马相救。可是我太太也在看我，那眼神显然也是希望我为她找出更为雄辩的论据。

     夹在两种目光中的我只好装傻。

     孩子自然拿我没办法，但太太对孩子的数落却有了发展。原来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你总是”如何如何不听话，不久，后来就变成“你们总是如何如何”最后干脆成“你们两个人哪”如何如何。这时，我如果和她在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上进行人称的、语法的分辩，其结果“你们”变成了“你”，孩子解放了，批判的矛头立即转化为我头上。平时我的懒散、不爱整洁、待人大大咧咧、买东西又贵又次，多年前学生来访叫错人家名字，来香港二十年还听不懂广州话等等。我本可以和她顶下去，指出她是在逻辑上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但那样只能令她更生气，更加在这几分钟内瞧不起我。而且，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尤其是斗嘴，就斗赢了又有什么光荣!不如遵循沉默是金的格言，“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乃我家乡人传统智慧的结晶。一方面等她火气发完一方面研究孩子的考卷，帮助她找寻失误的原因。

     太太自然慢慢停止了她的独白。

     我逐渐感到，随着孩子功课难度的上升，对孩子的爱，不再单纯是种甜蜜的温馨，其中也掺杂着忧虑和委屈。大凡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复合的，光是白糖，甜得也叫人发腻，加上点酸的、辣的、甚至是苦的(如咖啡，)就美妙了。对孩子的爱也一样，如早没有那些苛求、专制，对孩子的成绩下降不痛苦，不忧虑也就说明对孩子的爱不强烈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减少一点甜蜜中的苦味。最关键的是切实有效地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放下教授的架子，亲自辅导孩子做作业。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孩子放学回家老远就喊着冲进门来了：“爸——爸!”知道这肯定是好消息了。

    果然带回来一个九十九分。

    我大喜，待她妈妈下班归来，我嘟嘴暗示孩子把考卷奉上。

    我看到太太脸上一丝微笑还没有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

    她往椅于上一瘫：“我就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分!”

    我大为震惊，本想顶回去：“你上小学考过几个一百分?我看连九十分都难得。”但是我知道，这样意气用事的话是绝对愚蠢的，只能破坏孩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所带来的良好气氛，而且我是重视幽默的。美国人的幽默理论说，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把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甚至享受。

    为了把美国式的理论付诸实践，我灵机一动，叹了一口气说：“都是我不好。”

    太太奇怪了：“平时都是骄傲自满得不得了，这回怎么谦虚起来了?”

    我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老师没有教好。但是这种可能不大，因为人家的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并没有听说成绩不理想的呀。这就有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她的头脑不好，天生的笨。”

     太太有点不同意的神色，我按住她的肩膀，请她让我说完。

    “天生的笨，是遗传的原因。这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你笨。”

    “这不可能。”

    “我同意。那就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我笨。”

    “我看这样说，还比较恰当。”

    “但是，这也并不能怪我，更不能怪她呀。想当年，你找对象：背后跟着一个连队你满园里拣瓜，拣得眼花；拣了半天，拣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

     女儿捂着嘴巴笑了。

     太太忍着笑容。

     女儿偷偷向我竖起大姆指，被太太看到了。她轻轻捶了我一下：“你们这两个人哪。”

     朋友讲完这个故事，大家一致叫好。经过慎重研究，在理论上得以升华得出了一个并肩性的结论：惧内症对于男人来说，并非绝对可羞。应该加以分析：其第一类，系恶性惧内症，绝对是男性的耻辱。其第二类为良性惧内症，不但不是男性的耻辱、而且是男性大大的光荣。

附记：

      我对于这样的结论表示举双手赞成，但是在逻辑上有一点保留。

      众人问何故。

      我说：“他用的是诡辩术。”

      众人问：”何等诡辩术?”

      我说：“他分析孩子笨的大前提是不可靠的。因为，孩子聪明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父母的任何一方。．不但天资甚差的父母可以生出非常聪明的孩子，就是天资甚好的父母也可能生出秉性鲁钝的儿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是同样的父母，也可能生出非常笨，或者聪明绝顶的孩子。”

     被我这一说，大家颇感煞风景。

     但是我说：“我仍然要向这个友人学习。因为他的说法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这就是和太太辩论时，用一般的逻辑方法往往注定败北，只有用诡辩的办法，才能把她的头脑搅混。”

    大家一致鼓掌赞成。

     突然收到来自尼日利亚的一封信，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发来的，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变乱，发信人的一笔款项(两千六百万美元)卡在该国中央银行里了。只要我提供一个帐户，就可以把款项提出；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就属于我。算了一下，五百多万美元。凭良心说，我想象不出，这么多钱对我有什么用处，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浪费，一辈子也花不完这么大一笔钱。

     大多数老百姓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不管是嘻嘻哈哈还是哭哭闹闹，不外是为了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无非是钱不够用。正是因为不够，铤而走险者有之，出卖灵魂者有之，不要脸者有之，不要命者有之。人类进化到今天，许多毛病都可能改掉，就是一点总是改不了，那就是贪财，总是觉得钱不够。每月拿几百元下岗津贴的觉得钱不够，年薪十万的经理和年青的教授也感到钱不够。钱不够似乎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钱不够花是一种苦恼，人生也就是一种苦恼。

     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钱太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

     只有一次，我从间接渠道得到消息，一个在深圳的朋友，炒股票发了一笔，大约是六十万吧。那是九十年代初，在当时可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没有机会见面，因而无从直接得知，口袋里鼓着六十万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从他太太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讯息，有了那么多钱，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生活的重负一下于消失了。

     这个感觉太抽象。买了件便宜东西，打赢了一场球，考了好分数，得到理想单位的录用通知，都会轻松。但是发财，那种轻松感显然与之不同。   

    在我周围还没有一个发横财的大款。

    一下子，这样的幸运光临到我的头上了。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只取其中足够我挥霍一辈子的就行了。钱太多，会变成坏事，小偷、劫匪不会把穷鬼作为重点目标。报纸上绑票，甚至是撕票的对象，都是钱多得用不完的财主。如果轮到我，岂不哀哉。

    鸟为食亡，尚可同情，人为财死，在佛家来看，就是“妄执无明”。

    这么一想，钱是个坏东西。

    但是，我想起了当代中国一句著名格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学校当局正在为没有钱建造教学大楼而发愁，我可以拿来送给学校，成立基金会，造最豪华的大楼，剩下的奖励穷困而好学的大学生。实在太多，我可以到东街口百货公司大楼上，一百元钞票成把地往下撤，其飘飘洒洒的景色，其壮观的程度，大概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和有关方面商量的结果，把一个亏本得一塌糊涂的公司放在我名下，让我当个挂名的董事长。我就以董事长的名义向尼日利亚方面发了传真，表示同意。

    一个月内，很是顺利。对方的“总统特别偿债委员会”还给我发了几次传真，核查情况。我都依照发信人的嘱咐，一一应付了。至于交纳税金，在该国保险公司投保的费用，都由对方解决了。

    眼看那五百多万美元就要入帐，免不了盘算起来：除了挽救那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还会剩下三千万人民币。

    成立基金会吧，谁来当会长呢?我来当，会不会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呢。在我给有关方面贡献了这么大一笔款子以后，德高望重的头衔放在我的头上不是名符其实吗?最伤脑筋的是，造一座大楼，还是造两座?体育馆花上两百多万美元，造得民族化一点，把梁思成的理想付诸实现，岂不妙哉!在招标投标的过程中，有人贿赂我怎么办?大喝一声吗?这太夸张了，有点像电影上的英雄人物。买材料，搞安装，拿百分之三到五的回扣是公开的秘密。这可要让心灵充分设防的人负责，比如我的那些老同事，在五十年代形成世界观的，至少看过革命电影《钢铁战士》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事要上下奔波，当然得给人家鞋子补贴费；为了国家的利益，还要适当地吹牛骗人，吹牛的事，这些哥们绝对外行，一吹就露馅。还是派我门下口才好的研究生去，歪理也能吹出十八点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天下无故。吹牛成功的要不要给予补贴呢?不给罢，不平等，跑破鞋子的和吹牛的，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我的那些研究生，一个个写论文才华横溢，一到生意场面上，会不会稀里糊涂，傻不楞登，被那些奸商糊弄呢?

     腐败分子，什么手段使不出来啊。那些年青人，什么都顶得住，碰到美人计就可能败下阵来。要是落下个爱滋病怎么对得起人家太太?那可真是作孽了……

     最可忧虑的是，到时许多人来求职，有些是亲戚，有些是朋友的孩子，还有朋友的邻居，邻居的朋友，那些人常常是缺乏竞争力，又仗着我的来头，如果把事情搞砸了，该不该追究责任，要不要和老朗友老邻居翻脸呢?

     日日夜夜地思虑竟然弄得我失了眠。

     起先是吃一粒安眠药；后来就变成了两粒，再后来就是三粒也不成了。想吃四粒遭到太太的反对，说是会弄成老年痴呆症就这样，一天天地形容憔悴起来。

     突然想起来，我那朋友发财的感觉是一身轻松，可是我却相反，相当沉重。

     晚上睡不着，白天也昏昏沉沉。

     正日夜烦恼，对方忽然来了传真，该国财政部要收取管理费八千五百美元，指定要从我们这里途经纽约的一家银行——利亚德的一家银行，然后到拉各斯他们指定的银行户头上。

    请示了有关方面，说是款项不大，可以汇出。

    如果是我自己，这一笔不能说太大的钱，是亏得起的。但是，公司户头上的，毕竟是公家的钱，白丢了，良心上、名声上都不好交代。

    这时，女儿比我多长个心眼，她的英语考过了六级，深信美国人所说，“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名言，力主慎重。于是我找到了正在香港经商的学生林子坚，他说，这可能是骗子，尼日利亚腐败得不得了，骗子横行，他自己就被尼国商人骗了四万港币。信用证开了，都没有用，反正是外汇出不了国。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正好我的一个学生当了副省长，我就求他通过我们国家在该国的商务代办，请求核实。

    发个传真，并不是难事。

    八天之后：回音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诈骗案。

    发财当然是完蛋了，但是，人却得到了解脱，沉重感消失，失眠症也消失了。

    几年以后，遇到我那位发了财的朋友，很想跟他聊聊，讨论一个心理学问题，为什么他发财的感觉是一身轻松，而我发财的感觉则是沉重不堪，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倒是轻松愉快。

    我本想对他说，人说，无官一身轻，我想说，无财更是一身轻。

   但是，他又有发了一笔新的财，没有工夫谈心理学问题，我话说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前记：

     友人之子投考高中成绩稍逊，未达重点线。忍痛纳三万元方得就读重点中学。其妻痛其十年积蓄之失，愁眉不展，日见消瘦，玉容憔悴，日甚一日。友人忧之，求计于本人曰：美国大学有心理治疗之设，君闻之乎?余曰：岂但闻之，且见之也。友云．：以君之见，疗效若何?余答曰：甚佳。友怅然，惜乎，囊中羞涩，不能往美利坚为吾妇疗疾，为夫之罪也。余曰：何用忧心如此。彼山姆大叔国中，有十余校，于心理疗法之中又独设一科，曰“幽默疗法”，本人擅长此道。何不求助于近?友面带犹疑，余遂作拂袖而去状。友乃恳求余一施奇技。余曰：诚则灵。但听吾言，不得插嘴。余乃口中念念有词，立时其妻愁眉为之一展。一日后容光焕发，二日后春风满面，三日后应聘为某公司作电视广告模特儿矣。

     以下为余之幽默疗法真经：

     为孩子念重点高中，化光老本，不能算你的晦气，应该算你的福气。(友妻欲争辩，当即被吾制止)莫说三万，说是三十万，也不算晦气。世界上最大的晦气不是穷得叮当响，而是有钱没有办法化。(友妻又作欲作争辩关，仍被制止)那些没有儿子的大款们，有为孩子倾家荡产的幸福吗?那才叫人生之大痛苦呢。你今天去学校排队交钱，人家问你干什么来的?你可以自豪地宣称：给我儿子交学费。多大的彩头!没有这个孩子，你就是有三百万、三千万，有这个资格去排队吗?老实说，你连眼馋，去过过排队瘾的分儿都没有。不信，你拿上三万块钱去排在队里，等轮到你了，你把钱往人家面前送，人家问你干什么的，你说不为什么。就是为了过过为孩子排队交学费这个瘾。不被人家当成神经病才怪。(友妻苦笑)

     再说，你家有了三万块钱，放在那里干什么，什么目的?难道是想当资本家?想发财?说到发财，那就得冒风险。你不看看那些买股票的，一下子发了，乐得像鸭子淘明沟淘到了一条蚯蚓似的，直把翅膀拍得满天污水。可是，亏了呢?去跳楼?省了这三万块钱，就为了成天心悬悬的，考虑要不要跳楼的问题。总不能拿三万块钱买这种罪受吧?就算你鸿运当头，大吉大利，大赢大发，成千上万的钱流进腰包，总不是坏事，是吧?千万不要这样天真。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你先生成了大款，忙得半夜三更不归家，就算你相信他是个柳下惠，坐怀不乱，可是成日价出入卡拉0K歌舞厅，免不了要和那些狐媚子小姐耳鬃厮磨，难免有个意志软弱，顶不住逢场作戏的时候。弄不好，过了十多年，你们更发了，却来了一大帮孩子，讲泰国话的、讲广东话的、讲上海话的，都来你家叫他爸爸，那份热闹才叫你没辙呢。就算你先生只是玩玩，没有在情感上陷进去，可也保不定得上个什么病的，尤其是眼下从外国传来的爱滋病等等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就不但是你先生的性命，而且是你自己的声名也是难保的。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先生的头脑保不住一时糊涂，被什么妖媚女郎缠上了，就是到这儿，没有闹到离婚的程度，这患难夫妻的情分的损失，也就够你操心一辈子的了。(友妻进入沉思状态)

     你可不要说，我把事情想得太坏了。你既不想发财，又不想倒霉，就是想把钱放着，心里就是一分“保险”。可“保险”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什么急事。什么急事呢?最大的急事就是生了大病。什么是最大的病呢?无非就是癌症。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你拼死挣来这笔钱，不是为了活得更滋润，却是为了等你大难临头，这不是拿着三万块钱等癌症吗?等不到，白等不说，可误了孩子的前程。就是等到了，能算你的运气吗?一到这个当口，就是三万块钱都派上了用场，还不等于水浇鸭背?你有今天交学费这份豪迈吗?心里那滋味怎么样?恐怕连找你孩子哭一场的脸都没有。(友人妻惊愕)

    再说，这回你舍不得血本，弄得你孩子精神不振，保不定什么时候被什么小流氓勾引了去，你这三万块钱拿来走后门，够不够还成问题，要说给他往看守所送东西，怕是还得问我老兄借贷，少不了看我脸色。反过来，你们花大本钱把孩子调理出息了，将来出国留学，拿上个把博士文凭，先不说碰巧和克林顿女儿谈个把恋爱，当上美国的驸马，光是那一口美国味的英语，说得溜溜的，也比那些三脚猫的土包子英语老师神气多了。这回亏得你们有战略眼光，下了这么大决心，让孩子有这么大个奔头，连我看了都眼红。要是你们没有这个魄力，错过了天赐良机，等克林顿的女儿让别人抢去了，你美国“第一亲家母”当不成，你那个后悔药就吃上一辈子了。人家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那时候你的那份愁，就不是一夜半夜的问题了。那三万块钱就不是什么“保险”，反而成了一块心病，或者用医学术语说，就是肿瘤，哪怕是良性的，也经不住天长日久，肝气郁积，胃气不舒，转成个恶性的什么癌症，那时叫人笑话倒在其次了。(友人妻微笑，然掩口)

    真的到了那个份上，你就是拿八抬大轿来请我来给你作幽默治疗，我也不敢来。对于幽默疗法来说，后悔是个绝症。今天你能够把我请动，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后悔。这本是吉星高照，你本该享受这分鸿运都来不及，干什么还这么愁眉苦脸?(友人妻忍俊不禁)   

    我们家乡有句话叫做“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我把它反过来说，鸭蛋壳，不透风，财不去，人送终。

     你看哪一个好呢，(友人妻笑而露齿)所以，你花这三万块钱，实在无异于是送瘟神，闽南话不是有。“花钱消灾”之说吗?这也就是在你们家挖掉一个定时炸弹。因而应该隆隆重重开一个庆祝会。但是开大会，太麻烦，不是最好的办法。

    友人妻问曰：什么办法才是最好的?

    我说：当然是请敝人到西湖大酒店小酌。

    三人哈哈大笑。

                                   ——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的再掘进

                                                       陈开晟

     2009年6月25日出版的《闽江学院学报》开辟“孙绍振学术思想研究”专栏，刊发了一组以“孙绍振文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系列文章。闽江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学报主编赵麟斌博士和学报副主编邹自振教授都高度评价了“孙绍振文艺思想”的重大价值以及对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值当前我省力铸文化强省、深掘闽派文化的历史价值之际，“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系列文章的“出笼”，是一件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公共事件。

     这组文章为“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07188S）研究成果。项目由闽江学院中文系主任刘新华教授主持，并协同其所在的写作教研室的王嵩教授、郑榕玉副教授、刘敬博士、陈邑华讲师等五位同志，发挥学术研究的团队力量，在科学分工的基础上协作完成。据悉，论题从构想、论证、立项，再到研究的最终成型，历经3年余。研究者精读了孙绍振先生的绝大部分著述，参阅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文献，并就相关问题对孙绍振本人进行了多次的访谈。研究既在“孙氏文论”产生、发展过程所处的宏大文化背景下推进，又锁定“孙氏文论”的轴心问题，做到微观与整体间的呼应。文章分别从情感逻辑、幽默逻辑、诗歌理论、小说与散文文体等对孙绍振文艺思想进行了多维度、全方位的透视。对于开展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的原因，论者并不完全缘于孙绍振本人的诸多头衔及其在福建以及全国文艺批评界的巨大影响，而有他们自身更多的真切体会与理解。刘新华教授在不同场合谈及孙绍振文论时，无不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与实践，多次指出“孙氏文论”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切中问题症结，能够排解教学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开展文学鉴赏、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这一看似“简单而实用”的理由正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孙氏文论”的鲜活底蕴与原创魅力。

     孙绍振，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副会长。曾多次前往美国、德国、香港等地进修、访问、讲学，著有《文学创作论》、《挑剔文坛》、《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文本细读》、《文学性讲演录》等十多部专著。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从对“朦胧诗”的围剿中突围，继而卷入主体论的论战，而后“炮轰高考制度”、探研幽默理论、眷注本土文论的建设、坚守文学性思想、大力推进文本细读实践，再到当下对散文理论的青睐以及在新浪博客中对散文创作的耕耘，一路走来，出入于讲堂、沙龙、媒体、学术会议，对理论不断地拆解与建构，打破了精英与大众、边缘与中心、民间与学院、经验与理论、创作与批评、严谨与恬适、演绎与归纳等诸多人为设定的二元“疆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错位”理论思想。从八十年代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开始，其著述一发不可收拾。其中最可称道的是他始终用生命化的创作活动、阅读实践、审美经验化解、调试着理论的异质性与僭越冲动，以差异性、独特性、边缘性、新锐性抵制着中心话语和僵化规则的驯化，并在较量与搏击的过程中形成自成一家的孙氏理论。

     相关资料显示，从学术角度最早论及孙绍振文艺思想的是日本的坂井东洋男和美国的WilianTai，后有国内的古远清、蒋述卓、肖春、张艺声、颜纯钧、北村、谢有顺，等等。近两三年来，对孙绍振的研究，除了对其新作《文学性讲演录》、《名作细读》等的个别评论之外，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吴励生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的叶勤女士合作推出的系列文章以及他们的专著《解构孙绍振》（2008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解构孙绍振》一书出版后，引起作者和同行专家、读者间围绕“如何阐释孙氏文论”问题通过书信往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近年来，对孙绍振的研究日趋系统性的同时，还暗含着另一种转向，即强调“孙氏理论”的本土性与地方性——闽派文论的特质。在总体性和整体性研究范式日渐松动、瓦解的今天，这一转向或许将开启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的新视角。2000年，当《文学创作论》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再版时，孙绍振自觉地将它纳入“闽派文论丛书”，并专门作序对闽派文论作了概括性介绍。而这次《闽江学院学报》在刊发这一组研究文章时，不管是赵麟斌教授的“主编寄语”还是邹自振教授的“编者按”，都很大程度上对孙绍振文艺思想作了“闽派”的定位。尽管这次刊发的五篇文章并没有专门涉及孙绍振文艺思想与闽文化的关系，但编者的寄语或许正给孙绍振文论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孙绍振祖籍福州长乐，出生、成长于江苏，就读于北京大学，短期留校后，至今一直在福建省工作。其文艺理论思想的产生主要在历经国立华侨大学、德化下放阶段、再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之后。那么，孙绍振文艺思想与闽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孙绍振同闽文化的顺应与排逆、给养与反哺等盘结关系的开掘与爬梳显然是一块有待开荒的领地。我们相信，闽江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五位同志的研究和《闽江学院学报》编者的工作已开启了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如何从闽文化视域展开孙绍振文艺思想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期待！

    和几个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人在一起谈幽默是很有意思的。许多中国人都在不断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倒是美国教授不同意。他们对中国的相声和民间笑话简直是着了迷。一个叫做克罗斯的教授拍拍我的肩膀说，其实你自己就很幽默，按照美国权威的幽默理论，你只要再放松一点，就可以进入不同凡响的幽默境界。我问他什么叫做放松(relaxation)?他说就是不要谦虚，要敢于吹牛。

    不久以后，一所大学请我去演讲，距约定的时间还剩下两天的时候，学生会来了电话。，希望更改时间。原因是同一时间有一个青年歌手大奖赛：说在演讲的会场对面。但是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无法更改，对方又不愿取消，逼得我只好按原定计划前往。   

    车子开进校门，远远看到外面围了一些人。可是会场里面的座位却空了不少。这时，我多少有一点发怵。我的自尊心，是多么脆弱呀。我一边往会场里走，一边想：这些站在门外的家伙是我最大的敌人。他们的动摇性最大。只要我开头几句话抓不住他们，他们纷纷离去的脚步声就足以动摇会场里的听众的注意力，弄得他们交头接耳、东张西望，把会场中聚精会神的气氛迅速瓦解。这自然会打击我的自信，最后只能是惨败而归。

    这时，我想到一些前辈学者常用的开场白：例如，本来是不想来的，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难免有错，好在可以抛砖引玉，这显然不但显得虚伪，而且是老一套。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克罗斯教授的理论：放松，吹牛。不要怕不如青年歌手漂亮，就是怕，也要做出一点慷慨赴义的姿态，千万不能流露出任何窝囊废的样子。   

   我灵机一动，干脆放开胆量大吹。首先要把那些个站在门外的动摇分子镇住。这时突然从遥远的记忆宝库之中，冒出了一串话，那还是在三十年前，我还很年青的时候，从一本书中读到的。这是一个著名的将军讲的一段话：

   “一上战场，就横下一条心，老于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

   在当时，我觉得只要把“战场”改成“讲坛”，“死”字改成“吹”字，就再恰当不过了：“一上讲坛，就横下一条心，老子今天就吹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

   这么一想，我不但不紧张了。反而镇静下来，而且灵感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

   沉吟未决的几种开场白不翼而飞，我的嘴已不由自主地吹了起来：

   “今天，我走进会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要特别感谢那些站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同学，因为他们是用躯体语言给我鼓气，宁愿站着，也要听我老头子讲完。而且，他们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在老头子的美和少男少女的美之间，他们选择了老头子的美；在说的和唱的之间，他们选择了说的。因为他们相信：说的一定比唱的好听。”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满场就欢腾起来。掌声真像一位台湾诗人所写的那样：“像鸽群四起”。而那些站在门外的动摇分子，也笑着涌进了会场。一些被掌声和笑声吸引过来的大学生，只好挤在门外，有的就爬到了窗台上。

     一种和谐的气氛形成了，台上和台下互相交流互相鼓舞的语境被创造出来了。以后，那怕是我的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乃至一次偶然的口吃，都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我的自我感觉达到了一种状态。真是如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描述的那种“高峰体验”。在我记忆中，那是我几十年讲课、演说生涯中最幸福的享受。

    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了克罗斯教授，感谢他给了我这样有用的幽默理论，给了我这么精彩的启发。

他笑了笑说，其实他应该感谢我。因为他观察过我，每逢我认真严肃地讲话，总是很枯燥，很平淡。而每当我和好朋友一起高谈阔论，吹牛，骂人，造谣，放炮，我的语言就特别有趣，表情也特别生动。

    “其实，”他拍拍我的肩膀，“美国也根本没有什么吹牛构成幽默的理论。”

                 分值和题型：静悄悄的、实质性的突破

   ――评2009年高考作文题

　　　　　　　　　　　　　　　　　　           孙绍振

     每年语文高考试卷一公布，最能引起热议的就是作文题目，报刊上、网站上立即充满了赞扬或者攻忓。但是，今年却不像往年，媒体对于作文题的得失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是不是今年的作文题实在没有什么新鲜，不值一谈呢？似乎很难遽尔下这样的断语。多数作文题，沿着前几年开拓的思路，提供话题材料，启发学生自行立论。就对综合素质的调动而言，大抵重在感性的抒情。如，北京卷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对学生的想像应该说具有冲击力，但是，和98年的全国卷“假如记忆能够移植”，在推动抒情上，异曲同工，就没有引起重视。我在去年就写过文章，指出中国高考作文命题与美国、欧洲的不同：中国重在感性抒情，而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还有法国的，则以哲学和人生的思辨为主；激发批判的、分析的理性反思，是他们的追求。感性抒情和理性反思，从根本上来说，分属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抒情就是情感的强化，和理性的冷静分析则要排除感情。理性分析，以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为生命，抒情则是以极端化、绝对化为特点。和北京卷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的诗情的想像异曲同工的还有全国2卷：英国科学家道尔顿为妈妈买袜子，暴露了他色盲，却因而在研究视觉的这种缺陷方面作出科学贡献。故事的结论，明显是单向性的：坏事变成好事，消极转化为积极，矛盾双方转化为对立面，几乎是无条件的，这种以不加分析的绝对化，为中国式励志性所掩盖。励志价值，是社会的共识，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可是作为命题，要求学生自行立论，则需要留下顺向和反向质疑的余地：真正的自主立意，意味着对材料的隐含价值作批判性的分析，也就是质疑，甚至是颠覆：色盲是一种不幸，一种人生的缺陷，并不是每一个色盲，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走向辉煌的成功。像道尔顿这样幸运的其实是凤毛麟角，绝对以道尔顿为未来的期许，必然导致对自身局限的盲目，恰恰不利于把局限转化为优越。不作这样的反思，很难说达到当代大学生理性思维的水准。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虽然每天都在受到鼓励，对任何一个文本都要作多元的解读，但是，在作文命题面前却往往被诱入一元顺向的、片面的、抒情惯性。在反思能力的激发上，应该承认，西方命题有其优势，他们给出的材料绝对不会包含着任何现成结论，他们命题的原则就是鼓励对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观念进行质疑和挑战。我在去年评论高考作文题的文章中说过，就诱导批判性思维方面而言，我们的命题局限性是明显的。[1]

     当然，这是一种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能片面地看待。换一个角度看，西方命题也存在不足，那就是对抒情和审美扼杀。面对一个诗情洋溢的题目，在中国学生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落笔成文，而一个欧美考生可能觉得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例如，北京卷“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一个英国人眼中，竟然引起了这样的自卑感：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第一个高考，作文的要求之宽泛与苛刻让人咋舌。我不知道英国高中生是否要被要求做此类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0多年前我参加考试时肯定不是这样。这些题目只给几点提示，让考生自由发挥，展示自己的知识面和语言运用能力。北京的考题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是去年四川地震中类似的“颂歌”的一首流行歌曲的中的一句。我深深感到，英国许多名牌大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同不足以分清良莠的英国高中测试体系相比，中国的更具挑战性，也更能测试出学生的水平。我想，现在是英国效仿中国设立全国作文竞赛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了。但我还要说一句，求知是件愉快的事，我将永远不会参加此类考试。[2]　

     实践证明，这样的题目，对中国考生，不但没有特别的难度，而且很有调动感情和智慧的功能，成为难易适中，受到广泛欢迎的的命题。英国学生的困惑，是他们长期很少变动的考题模式造成的。他们并不要求抒情和想像，只要学生对现象作出评论。以2009年1月的“雅思”作文为例:

     1．有些人相信，对于个人来说，技术条件扩大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效果民恰恰相反。请讨论这些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

     2，大学和中学学生和教师一起从课本上学到的远不如从其它方面（如互联网、电视）上学到的更多，你在什么程度上，同意这样的看法？

     3，富国经常给予穷国以财政援助，但并没有解决贫穷问题，因而富国应该采取其它方式，代替财政援助。在什么程度上，你同意这样的说法？，

     4，如今，技术进步导致了大量环境问题，一些主张人们应该简朴地生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进步恰恰能够解决环境问题。讨论这两方面的观点，并提出你自己的见解。

    这样的题目，虽然要求相当的分析和思辨能力，但是，其题型已经是多年一贯了，对于英国学生来说，冷峻对等不相容的观念，排除个人的情感，在分析中立论，可能是驾轻就熟。可对于长于抒情的中国学生则可能惶惑起来，不知如何在拿出主见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情彩和文彩。其实英国的题目，还不是欧洲高考或者中学会考中最典型的，法国的题型更以抽象分析为特点。[3]如，2009年的题目：

     理科哲学作文题 :

     1. 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谬?

     2. 世上是否存在任何科学都无法解释的问题?

     3. 评点法国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关鼓励民众参与民主的一段文字：“因此，给民众以机会管理琐事的机会，比让他们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更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经济社会科哲学作文题:

     1. 从交换中我们能得到什么?

     2. 技术进步是否改变人类?

     3. 评点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有关人的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段文字：“我承认，在违法分子的社区内部，他们自己会遵守正义和平等的规则；但是循规蹈矩并不是他们的天性，只是因为他们的社区内需要实行必要的规矩”

 文科哲学作文题:

     1. 语言是否会背离思维（或：语言是否可以忠实地反应思维，Le langage trahit-il la pensée ）?

     2. 历史的客观性是否意味着历史学家的公正性?

     3. 评点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的一段有关匮乏和欲望满足的论述；“欲望，也就是匮乏，是所有快感的前提条件…所以，所谓心满意足不过是相对于痛苦而言的某种需求的满足”[4]

     显然，这里显示出两种文化传统的和教育理念之间的深刻差异。客观地说，双方都有优长和不足。如果说，西方的不足是超越实用理性的审美价值方面的话，我们的不足则是在实用理性方面。当然，文化差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人类智慧的考核毕竟还有共同准则的。暂时撇开人家的弱点不变，把审视的目光定格在自己的薄弱环节上，则不难看到，抒情和感性叙事命题长期占据霸权统治地位，理性命题长期再到忽视，是不是会导致素质上多情而弱智？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脱离“真知灼见”，盲目，甚至麻木地拘执于“真情实感”，[5]抒情散文，既是语文课本主导文类，也是绝大多数教师理想范本，正是当前高考作文抒情泛滥而思想肤浅、智性缺失的根源。拿这样的倾向和美国高考SAT的评分标准则比较一下，可能获得深刻的启示。当我们把抒情叙事的审美“散文”几乎当作唯一期待的时候，美国的SAT的评分标准却明确规定其文体是智性的随笔（“ESSAY”），[6]在早就进入后现代的美国学校生活中，浪漫蒂克的抒情不但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可能是带着老古董的气息，显得可笑（傻气）。“ESSAY”要求观念明确一贯的驾驭（clear and consistant marstery），深刻有效地展开　(effectlively and insisghtfully develops a point of  view )最为重要的是，表现出突出的批判性思维（outstanding crictical thinding） 用恰当的例证和理由，（using appropriate　simples ,reasons）支持自己论点。[7]　凭心而论，这样的理性思维能力，并不是美国大学的特殊要求，而是全世界的大学新生起码准则。不论是相对于高等学校课程的科学理性的系统和严密来说，还是对于迎接全球知识经济的战略来说，这样的要求应该是超越民族性的。理性素质的长期忽视，会不会导致我们在人才的竞争中产生某种危机呢？这实在不可不深长思之的。

      从这样的战略来观察今年高考作文命题，则应该有相当不同的视角。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作文命题，在我看来，有极其可喜的突破。如江西卷的以圆明园兽首文物在法国横遭拍卖为题要求写议论文。这个题目本来是很容易写成抒情散文的，但是，命题者地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写成议论文，其中高瞻远瞩的良苦用心，很值得跟着习惯和现状盲目奔波的同事深长思之。[8]湖南卷 “以“踮起脚尖”写“议论文”或者记叙文的命题，虽然没有江西那么坚决，也足以提醒许多教师和学生：智性的反思，和审美抒情，作为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天津卷“我说九零后”和广东卷的“谈‘常识’有关的经历和看法”，海南卷和宁夏卷的“诚信与善良”，虽然不如欧美的那样明确提示批判理性，但是至少为议论文的发挥网开一面。

　　  令人振奋的突破还在某些知识性考题中，大量题型，超越了知识性，转化抽象的概括力的考核，而概括的全面和深刻，属于议论文的最基础素养。山东卷　要求概括东盟10财长会议宣言，成立亚洲地区外汇储备库，（中国日本各占百分之三十二，韩国点百分之十六，东盟10国点百分之二十二。）还有一个省的考题，提供一幅漫画，要求以几十字，说明漫画寓意。题面是“说明”“寓意”，顾名思义，是潜在的意义，就要求深刻，不能肤浅，应该是深度概括。广东卷阅读题要求回答托尔斯泰一生在“哪些方面”和土地须臾不可分离的？这就涉及到概括复杂现象时不可缺少的分类。下面一题《黄侃先生二三事》，着重概括黄侃先生所追求的中国学问有什么特点，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不但要求概括，还有有语言的运用，原文是书面语和文言，要求考生转化为“用自己的话”表述。这样的题型，比之流行的阅读题中那些“下列诸项不正确的一项是”的模式无疑要聪明得多。至少没有那种为设置干扰项而透露出来的捉襟见肘的窘态。

       当然，和所有这样的突破中，福建省迈出的步子更大一些。请看2009年的语文试卷上的“语言文字运用”一栏（10分）

      从下列材料中，选取必要的信息，为心理咨询下定义：（3分）

       1， 心理咨询是咨询对象以帮助、启发和教育的活动；

       2， 这种活动必须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来妥善处理各种心理问题

      阅读下面两则材料回答问题（7分）

       材料一：近年来清明节祭奠亲友，从烧冥钞、纸人纸马发展到烧纸电视机，纸数码相机，甚至烧纸汽车、纸别墅……

       材料二：今年清明节前，某市首个在线网站开通，清明节时，许多市民纷纷登录该网站，上传纪念图片，发布纪念文字，奠祭逝去的亲友，表达哀思。

      用一句话概括上述材料的内容（2分）

      你对上述现象有何看法，？请简要阐述（5分）

      从表面上看，这是“语文文字运用”，但是，实际上这是作文，类似于于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小作文”。这就是说，作文已经悄悄地增加了十分，由七十分，变成了八十分。不过，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旧题，而是创造了新的题型。前面分值为三分的一题，要求非常明确，就是“下定义”。这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不像以往的小作文，仅仅要求描写和抒情，而是智性的概括，这是一种抽象能力，这种能力的关键在于将感性的具体归结为抽象的普遍；第二，感性是纷纭的，而概括的要求的是全面，要把纷纭的感性话语（如“帮助、启发和教育”，又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等）完全涵盖进去，不得有所遗漏。这就得把心理咨询的对象，问题、知识内涵和方法，有序地组合，这既是对语言文字驾驭能力的考验，又是对考生抽象思维能力的检测，这无疑是大大超越了感性描写和抒情的功能。第三，这种题型，还隐含着一个突破，不仅仅是对中学语文具体教学效果检测，而且是抽象能力的定位，贯彻的显然是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的准则。大学生课程与中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系统的理论性，理论不同于常识，首先就在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内涵确定、深邃和全面。有些教师把这理解为“说明文”的技巧。可能是太狭隘了。下定义是智性议论的基本修养。议论文的严密是和定义的严密联系在一起的。定义可分为外延、内涵和功能等几种。韩愈的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属于功能性的定义，正是这个定义成为《师说》立论的前提。定义的深邃决定着逻辑的精致。

      下面一题，提供关于清明节的两种相反的现象，要求用一句话“概括上述材料的内容”，这个要求更高一些，前一题提供的是并列的感性现象，而这一题提供的是相反的现象。这样的条理化，对于抽象力的要求就更高一些：第一，在不同的感性现象中看出抽象的相反的东西，也就是从矛盾中看出联系；第二，看到消极现象如何在另一种条件下转化为积极，冲突如何转化为和谐；第三，在语言上，简明扼要，只能用一句话，也就是，直截了当地抓住要害，这是进行第一手立论的基本要求。

       最后一小题，则进一步要求，针对如此矛盾的现象，拿出自己的看法、观点来，并且要作“简要阐明”，什么叫做“阐明”，就是阐释，阐释就是内涵的展开和分析，而不是感性的举例子。中学议论文教学中流行的（误人子弟的）先有论点再选择与论点一致的例子的所谓“证明”的方法，在这种抽象的智性的领域里，无可施其技。[9]阐释，就是把问题的矛盾的转化的条件揭示出来。在什么条件下，消极的变成积极的，冲突的变成和谐的。很明显，这　一题里包含着：1，定义，2，概括， 3，阐释和分析，正是议论文写作中基本的抽象能力。

      福建的高考理论家，早在几年前，就反复指出中国高考的作文命题，太过倾向于感性，在实践中力矫此弊。可是，他们碰到的是一个对对主观题评分病态地不信任的语境，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鲁莽地另立新题，为议论文单独加分，而是采取了低调的、隐蔽的形式，静悄悄地为议论文的基础能力考核加了十分。对这一深邃的改革，热爱炒作的记者以及各省纷纷发表评论的特级教师居然熟视无睹，并未大惊小怪，证明了策略的成功。

      当然，这种暗渡陈仓的办法，固然回避了社会情绪的动荡，但也局限了改革的力度。其实，这样的题型，这样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并非绝对新异。至少从思维的模式来说，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SAT，和英国的雅思作文，多少有某些相似之处，创新度还不是很大，还没有达到把议论文作为单独的文体来要求的程度。从改革的进度来说，也难说是独领风骚。其实，在中考的语文试卷中，早就普遍出现了类似的题型：在文学名著阅读题是，主观性评论题比比皆是，好像有点不约而同，如，

      2008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试卷：

      请从下列人物中任选一个谈谈你的评价。（结合作品内容，50字左右）（4分）

      宋江  祥子  格列佛  汤姆·索亚

      2008年苏州市初中毕业暨升学试卷　名著阅读。（5分）

     《水浒传》里的许多故事充满了智慧，“智取生辰纲”就策划得极其巧妙。请你说说吴用等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智取”生辰纲的。

      2007年泉州　实践毕业考　名著阅读。（5分）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令人捧腹，请简述一则表现猪八戒憨厚可爱或忠勇善良的故事。（字数50左右）

     所有这类中考命题的特点都是，主观的，抽象的，理性的，而不是抒情的。类似的题型还出现古典诗歌赏析题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普遍存在的基础，福建省对于议论文的分值的增加，才并没有造成骇世惊俗的印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渐进性的改革还存在着更大的空间，这是很值得我们谨慎地乐观的期待的。

     西德当局很怪，不管你申请多长时间的签证，他都只给你三个月，然后就等着你去续签。这时，德国式的文牍主义就来折磨你了。

     首先是健康检查，我向那位主官员用英语声明，我在中国已经检查过了，现有中国卫生部颁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另有“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均放到他桌上。谁知他看也不看，用德语讲了一长串话，那神情很是严肃，而且有点固执。我连忙向他说明，我初到德国不懂德语，请他用英语回答。

    他眼也不眨，又用同样的德语，以更高的声调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才仔细观察了这位官员，胖胖的脸上一对圆卧的眼睛，射出来的并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而是某种善良的自信，看看他那刮得铁青的圆下巴，我不由得想到捷克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世界上这样的人多得很：明明做着蠢事，可是却满怀着庄严，神圣的感觉。

    没有办法，只好请来一位走廊上的德国大学生，经他解释才知道，西德政府不信任任何外国医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没话可说，我不再争辩。做一个屈服的手势。我看到他不胜同情地笑了。

    到了指定的检查机关，还算顺利，抽了血，进行了胸部x光透视，女技师还让我在那只容一人的小房间等一下，让她看了片子我再走，我惊讶，不过几分钟的功夫，那么大的一张片子就出来了，女技师仔细看了片子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走了。我说，要不要给我一个证明?  她说：“不用，我直接通知移民局。”

    我从这家医疗机关走出来的时候，直为我那白白花去的45马克心疼。申请一架电话不过60马克，我为了节约，去和一个西德大学生合用，可这眼一眨，45马克就白扔了。不过这种不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通过了健康检查，就意味着我可以把居留期限延长九个月，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怡然自得之感。

    回去以后，我对几个中国留学生叙述这一事情时，虽然夹杂着牢骚和夸张的怨言，但是这时已经没有任何苦恼，而只感到某种智慧高出洋人的心灵愉悦，甚至是享受了。

    不过在国外的人，最大的享受不是这些，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家信。第二天一早，我到信箱去看信，没有，很是扫兴，压抑着失望的心情，上街去买东西，心里还安慰自己：今天去看得太早了，买完东西回去，肯定有。

   果然。

   但都是德文的，仔细辨认了好久，才发现是健康检查机关发来的。我很奇怪，不是说不给证明吗?怎么又寄了这个来。再仔细研究了一下里面的文字，查了字典，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通知我下星期三到他们那里去，理由是一个德国字，我查了德英字典，英语是“recall”，是回忆，召回，撤销的意思。莫不是要叫我回国，撤销对我居留的签证? 这说明，我的健康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 胸部是已经说了没问题，成为问题的自然是血液检查，可那是查艾滋病呀。我怎么可能有艾滋病，但是，没有问题，他们叫我去干什么?这真是太恐怖了。

    我没有心思吃饭，也没心思做事了，连来访的朋友我都不敢握手了，我不想把艾滋病传染给这花朵一样的青年，可是我自己又是从哪里染上这毛病的呢? 扪心自问，出国一个多月，并没有和任何外国女人发生过接吻拥抱之事，就是那一天，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我到汉堡的红灯区去游览，在圣·波力看着妓女在一片橱窗里等待顾客，我都觉得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至于朋友问我要不要到性商店花十几个马克去看性表演，我简直打了一个寒酸，连忙说：“精神上承受不了。”同时加快了脚步。

    我午饭也没有吃，躺在床上，完全被恐怖压倒了。

    这艾滋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可能，那就是我住的地方洗澡间有浴盆，我洗了几次，洗澡问是三人合用的，一个西德人，一个埃及人。我的天哪，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有问题，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如落到我的头上，这在我，就变成了万分之万。

    我得了艾滋病吗，所有去美洲、澳洲的计划，所有人生之乐，对我来说都己成为痛苦的回忆，未来留给我的则是一连串的苦恼，我将成为人们歧视的对象。我记得在出国前夜，一个年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别的不怕，就伯你回来得了艾滋病。”大家一笑。可现在这样的玩笑如果无意间开了起来，那就太残酷了。

   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两封信，一封是妻子来的，说不尽的相思之情，最后还写了一个挺长的“吻”。信内还附有才12岁的女儿的信，她告诉我她描写自己想念父亲的信得到语文老师表扬，还在班上朗读了。

   另一封来自澳州，一个学生说，已经为我弄好了经济担保人，趁这西德大学放假三个月之机，请我到澳州去逛逛，散散心。最后还说让我见信后挂个电话给他，以便确定日期。

   我拿着信只有发呆的份儿，这时最巴望的就是赶快到那个检查机关问个究竟，是死是活，见个分晓也好，可是，收到信的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假日；星期一、星期二都工作，可是该死的德国人偏偏约我星期三才去。这就是说我还得忍受5天的苦刑。

   人生真是太漫长了。

   在这五天中一切都失去意义，可是偏偏又逢复活节，一大早一些德国人都一桌一桌地聚集在花园里，平时很少看到人的路上停满了汽车，随家长出来的小孩子们四面八方地飞奔。

    铜管乐队在教堂前面的花园没完没了地奏着叫人难以忍受的乐曲。这些要命的德国人；一个个都笑得木可开交。

   最糟的是房东来了，硬是把我拉到他们的圈子中，和他们一起唱，一起跳。

   我不能不以最大的克制力让自己和他们一起笑。笑，本来不难，只要看他们笑了，你就露露门牙，他仍大笑了，你就露出全部牙齿就是了，可是可伯的是你怎么笑也忘不了内心的恐怖。

   那天，我体会到不管笑还是不笑，活着都成为很苦的一件差事。

   终于熬过了那恐沛的5天。我硬着头皮来到那家检查机关。

   一位小姐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交给她的那封“召唤文书”，用最优雅的西方美女的姿态从档案中抽出了我的胸部透视片，我看到上面有一张德文条子，便紧张地审视上面有没有AIDS类的字，当然没有。

   我根据小姐的指点，又来到体检室，那位管透视的技师和管血液检验的便拿着我的透视片讨论起来，由于讲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是两盼愣愣地望着她们，也许我的目光恐怖的神情很叫她诧异，她们一边谈着，一边不时地情不自禁地望我一眼，后来，她们可能实在忍受不住我的目光了，便领我到门外休息室的椅子上，叫我等等。

   这时，一种不祥之兆更加严峻地笼罩在我的头上，我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地响，心里像有一种冷空气在不断膨胀，一直胀到胸脯发痛的程度。  

   我曾经念过一本书，是讲废除死刑了，作者认为死刑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宣布死刑之后，执行死刑以前这一段时间。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恐怖中忍受的痛苦越深也就越是希望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例如医生弄错了号码等等。然而，当我听着她们在讨论自己的时候，就连这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好容易那位女技师出来了，把我领到原来的房间去，重新拍了一张，并且像上一次一样，叫我等在那只容一个人的小房间里，让她看了片子再说。   

   那小房间和死刑犯人的单人囚房有什么不同?

   我听到她拿了片子又去讨论，声音很大，可是听不懂，我的心都被恐怖感压痛了。终于她回来了，我屏住气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原来那张有一个角落不清楚，医生要求重照。现在这张很好!(她把片子一扬)你可以走了。”

    她的英语虽然词汇量不多，但语调好极了，简直像唱歌一样。到这时，我才仔细看了她，原来这位头发已经发白的中年女人，脸上还残留着那正在逝去的美，同时，我忽然意识到，我紧张得昏了头，既然是照x光，就不可能是艾滋病。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可以给我妻子和女儿写信了，而且要把这历险的过程写得幽默，让她们在万里之外分享我心灵获得解放的欢乐。

    信在第二天写好，还没有来得寄，谁知第三天，又收到这个医疗机关的一封信，我又感到恐怖，打开一看，跟前一封一样，只是这回的理由，不是“RECALL”了，莫非刚刚照好的那张照片我的心房再一次被焦虑的痛了。

    这次肯定不是艾滋病了。胸部透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肺结核。不管属于哪一种，我都得回家。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已经写成的给妻子的信撕了，虽然那封信写得很幽默，很调皮，可是我只能在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的时候幽默，事情的后果严重了，死到临头了，我就幽默不起来。据说金圣叹有此才能，西方人也有绞邢架下的幽默，然而我没有这种黑色幽默的心理素质。心灵已经完全为焦虑所充满，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卑微之希望：但愿是肺结核，如果是肺癌呢?那么，上帝留给我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了。

    好容易又熬到该到那个鬼门关去的日子了。

    一进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正在把我的两张胸部透视片放在屏幕上审视，并且指着一两个地方用德语说，“不好，”“不好”其他的我就听不懂了。在我跑到走廊上去找懂英语的人来翻译的时候，我的焦虑已达到绝望的程度。通过翻译，老爷子问我是不是生过肺病，我说“生过”。“什么时候?”“35年前。”他笑了，讲了一句德语，由于词汇是和法语一样的，我悟出来是：“没有毛病”的意思，心跳得自己也听到了。我反复问了翻译的：我，是不是没有毛病，翻译再三肯定。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以致没有力气再讲任何话语，便走出门去。待我到了门口，才发觉还没有和医生握手道谢，于是再返回去。这时翻译正走出来，我把整个过程都讲给他听了。翻译笑了，说：“这个医生，是非常认真的，他刚才告诉我，为你年轻时的胸部钙化点，他研究了三个晚上。”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反复地用才学会的德语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和医生道别之后，我想到许多好心往往带来灾难的悲剧和喜剧。

     第二天我顺利地到移民局办了续签手续，没有什么意外，只是，没有想到还要交30马克的签证费。

然而这回交出30马克，心理愉快多了。惟一的遗憾是回到住处看到那已经撕掉的给妻子的信还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