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想将争论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梳理，以明确分歧之所在和不同地主张究竟是什么。

在为改革辩护和积极主张深化改革的首推高尚全和皇甫平，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排除干扰，坚持改革。高尚全作为改革的最积极倡导者，也并不讳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实际上，高尚全在一些会议上都曾经对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发表过重要的意见，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决策产生过影响。但他是这样来解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过去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时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体。在这个结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改革触动到利益主体，改革要调整利益关系。改到这里难度就大了，于是反对改革者有之，“假改革”的也不少。因此，他的思路很明确，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高尚全也是对否定改革的思潮抨击最为激烈的。他说，我们在思想上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发生的变化，一旦遇到问题，往往作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改革所导致的。当前对改革的干扰不少。有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指导改革，搞和平演变。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但不能借此否定中国的改革实践。所以他提出，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皇甫平的《坚持改革不动摇》一文在社会中似乎有更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再次使用这个90年代初配合邓小平南巡发表的评论所使用的笔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揣测说是不是又有人要南巡了？实际上不是，是当时编辑给用的，为了这个笔名有卖点。而文中的观点，基本是社论式的表态。其主要观点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

吴敬琏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明确：明确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明确要对改革进行认真地反思。就后一点而言，吴敬琏与高尚全和皇甫平有所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他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他把这些缺陷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正因为如此，吴敬琏认为需要对改革进行认真的反思。但他同时也认为，除了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应当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因为即使是其中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的争论还是有区别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

孙立平的取向与吴敬琏较为类似，但对改革的反思更为强调。孙立平指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者，与那种力图通过反思改革来复活旧体制的人的区别，也是我们反思改革的前提。但他认为，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比80年代改革开始的时候的争论和分歧要大，目前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正是这个判断，引起主张深化改革者的担忧。但孙立平认为，反思改革是推进改革的基础。同时他指出，这一次的分歧和争论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正因为在利益的基础上，这次争论更具有实质性。孙立平认为，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之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本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他甚至认为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扭曲机制的作用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在反思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新改革观的设想。他说，这个新改革观的含义是：第一点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的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市场，不完善的是坏市场。第二个，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否则是坏的市场。第三个标志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标志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一个好的市场，建立不起这样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一个坏的市场。同时他呼吁，要重新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重建改革的新动力。同时要形成改革的新机制，包括反扭曲机制和参与机制等。

杨帆是对改革批评较多的一个学者，由于他的学术圈子和表达方式，人们往往将他与“新左派”混为一谈。但在这次关于改革的讨论中，他进一步澄清了与“极左”的分歧，以划清界限。他澄清了这样几点：第一，反思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90年代中期以后。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一时期的所有工作，而是集中于内部社会公平和外部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问题。不是把30年改革一并看待，全部贬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全部否定。第二，在肯定邓小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肯定其对动改革开放的贡献，强调其晚年关于制止两极分化的思想，作到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反思改革开放，不是否定邓小平。第三，讨论文革，着眼于尊重历史，遏止目前过于嚣张的精英思潮。但不是导致全盘肯定，更不是为四人帮翻案。第四，重视工农利益，也要重视中产阶级企业界的利益，要引导他们进入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纳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轨道。不可简单地把"精英"与大众对立。真正应该揭露和否定的应该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主张权力资本化和买办化的利益集团。第五，不可把中国的理论争论简单地进行两极化的归类，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国有就是私有，不是改革就是反改革，还有什么“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等等。 实际上有许多中间道路，对立的两极也不仅是互相斗争，也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他也强调要就事论事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识形态化。

老经济学家刘国光是这场争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也是在改革反思中否定性意见分量最重的一位。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在中国较早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同时，他也强调，对改革的反思不等同于反对改革。因此，他对过度市场化趋势的批评是与具体的情境有关的：这些年社会主义也不是没讲，但是相对少了一点，因此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总体改善的同时，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向两极分化迈进，腐败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蔓延扩大。这种趋势是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因此，现在要多讲一点社会主义，这符合我国的改革方向和老百姓的心理。当然，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也要多讲。只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讲得越多越好。但他也明确表示，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针对当今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观点，他认为，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不够，有点勉强，倒是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更为合理一些。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所以要强调政府来过问，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刘国光同时激烈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说，西方新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有许多科学的成分，我们还需要借鉴，没有人批评这个东西。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相当广泛的质疑和担忧.

我国都市有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
记者：近些年，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深入，分区居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说到底，居住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空间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分区居住趋势，在实质上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造成了我们在社会空间上面临的独特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居住分区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在此之后，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
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汽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有轨电车线路向郊区的延伸，给中产阶级和富人向郊区迁移创造了条件。这些人住在郊区，但仍在市中心工作，有轨电车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交通工具。
现在看，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的成本。同时，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穷人却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的对立。
在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开发，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在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甚至有学者提出内环以里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的逻辑，比上述学者的设想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
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不断发生。但在这个时候，市民包括政府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住在房子里的，同时也是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住在市区，每天卖１００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人说即使是乞丐在那儿都能生存下来，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大啊。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就不行了。
普通市民或穷人住到了郊区，又要在市区上班，也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由于穷人要“进城”谋生，他们经常见到富人怎样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城乡接合带的穷人怎样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的加剧就不可避免。试想，一个大夏天，当普通人甚至穷人挤在蒸笼一样且如蜗牛般爬行的公共汽车中，这时看到车窗外鳞次栉比的豪宅，他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和想法？

不能将贫富分化与居住分区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记者：在眼下的这场争论中，我发现许多抨击分区论的人，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贫富分化的不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分区居住与贫富分化的关系？分区居住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孙：不同阶层分区居住与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些论者之所以反对分区居住，也是出于这种担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点是需要先明确的。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别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城市中的贫富差距要比整个社会平均水平还要大。因为社会中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中下岗贫困群体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化开始定型了，贫富的差异开始转化为阶层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的问题就不可回避了。
还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贫富分化与居住分区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是因为有贫富分化才有居住分区，而不是因为有分区居住才有贫富分化。只要人们的收入存在差别，市场中的房价存在差别，程度不同的分区居住就不可避免。我们要谴责的是过分的贫富分化以及通过分区居住突出贫富分化的现象，而通常的贫富分区居住不过是贫富分化的外化形式而已。因此，不能过多地将贫富差距的账算到居住模式上。
当然，这不是说居住方式不会对贫富差距乃至分层结构造成影响。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对于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特别是政府不但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而且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或减轻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要向普通居民区包括贫民区倾斜。这些公共物品包括道路、公共卫生设施、商业和服务业、学校、文化娱乐设施等。现在我国已经在酝酿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这个税种一般是地方税，如果开始征收，不同居住区公共物品提供能力将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物品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开支，应当更多向非富人区倾斜，以缩小不同居住区在“公共消费”上的差距。
二是政府不能“纯化”居住分区。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治理脏乱差为名，将一些普通人或穷人赶出所谓高尚社区所在的区域。比如，一些地方设定标准，规定在什么样的地区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方米的饭馆和小食摊不许营业等。表面看来高尚社区是美轮美奂了，但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严重的，一些普通民众由此失去谋生机会。
三是要防止富人对自然资源和景观的瓜分。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闻名全国的庐山莲花洞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里，居然兴建起大约５０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１０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社会正在加深的裂痕——精英寡头化与下层的民粹化
记者：一开始您就提到，这场争论折射出目前我们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而这种关系中的一些苗头，显然是令人担忧的。
孙：我刚才上网浏览了有关的讨论文章，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任志强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任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现在没有几个人愿意听真话”、“怎样面对任志强说的大实话”、“房产大腕任志强为何总是撩拨穷人的神经”、“屡发惊人之语的任志强到底是愤青还是斗士？”新浪网的调查也表明，尽管反对分区居住的观点多出赞成观点将近一倍，但还是有６７．０％的人认为，“富人区”已经是个客观存在，有３６．９％的人认为“富人区”的出现是正常的。此外，还有３６．１％的人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事实归事实，任志强公开这么说还是欠妥”，有３４．３６％的人认为“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的观点无可非议”。
这些信息都是很值得分析的，它们背后的事实也意味深长。
“任志强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也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任志强的看法。不但这次是如此，就是当初任志强说“我们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的”、“房地产应该有暴利”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有人说，任说的其实是实话，但问题是，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的，而任恰恰给说出来了。应当说，这不简单是“做”和“说”的问题。因为“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说”也是一种“做”。贫富差别的问题也有这个意思。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是一回事，要不要“撩拨穷人的神经”则是另一回事。虽然“不撩拨”也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撩拨”却可能加重对立，特别是社会情绪上的对立。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任志强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任志强代表房地产利益集团在说话。我个人一直对利益集团及其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正当行为持肯定的态度。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就曾说过：“任志强曾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的轮值主席，他的这种经历、他的企业在业内的地位以及他个人的秉性，都当仁不让地使他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领袖和发言人。尽管任口无遮拦的谈话有时引起种种非议甚至抨击，但事实上，除开个别言语之外，任的作为倒很符合一个强势利益集团领袖的身份。而且应当说，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发育是一件正常甚至是必须的事情。问题是如何对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进行规范，以及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行平衡。”但这还是不能解释“说”的问题，因为这次的“说”，除了加剧社会中的反感之外，对房地产利益集团也带不来什么益处。
问题在哪儿呢？我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精英寡头化。也就是说，精英或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有点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越来越有点有恃无恐，越来越有点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和反应。我就这样讲了，你能怎么着吧。所以我说，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目前我国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在《告别２００４》一文中，我曾讲过一种担忧，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民众对精英越来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傲慢与冷漠，也能感觉到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裂痕在加深。
精英的寡头化，无疑会促成或加剧下层的民粹化。在贫富分化悬殊的背景下，这是很容易的。于是我们看到，在上层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的同时，下层对精英也越来越反感、抵触。网上对精英的抨击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之中。在目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这样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由于是临时遭遇而发生的争论，因此，无论是主张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证。但由此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实质性的。问题的实质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富人和穷人要怎样居住，是混合居住在一起，还是要分区居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其背景的分析来看看对立的情结究竟在什么地方。

首先要说明的是，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是混居还是分开居住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特别是城市中的贫富差距要比整个社会平均水平还要大，因为社会中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中贫困群体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这种贫富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了，贫富的差异已经开始转化为阶层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的问题就不可回避了。实际上，富人和穷人是分开居住还是混居好，在世界上尽管进行了许多的试验和研究，但至今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混居的方式，即穷人和富人居住在一起的方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有利于减轻阶层之间的隔离。但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是穷人和富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混合居住不利于各自需求的满足。同时，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心理和情绪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这就是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当然，在另一方面，分开居住的问题也是不容否认的，就是容易造成或加剧阶层之间的隔离，特别是加剧阶层的再生产。比如，富人区的房价高，房产税也就多，学校的教学质量就会更好，富人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就更好，而穷人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属于试验或探索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当时与会的万通冯仑表示，曾经有房地产商尝试过富人和穷人“混搭”的模式，“但还没有成功的案例”。这大体的道理没错，但话说得绝对了一点。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类似的探索都是存在的。其中一个可以探索的模式，就是“大混居、小聚居”。这样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居住模式不完全是乌托邦的，如过去北京的胡同中，就往往是三教九流杂居，引车卖浆者流与达官贵人混合居住在一起。但这种混居的模式需要特定的条件，我们在一个研究中将其概括为“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或人群需要在职业和生活上互相依赖。但不管怎么说，对各种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居住方式都是应该积极进行探索的。而且，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贫富分化与居住分区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是因为有贫富分化才有居住分区，而不是因为有居住分区才有贫富分化。要谴责的是过分的贫富分化以及通过分区居住突出贫富分化的现象，而通常的贫富分区居住不过是贫富分化的外化形式而已。如果需要讨论，也是如何分区的问题。

但在我国目前开始形成的居住分区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富人与穷人究竟应该如何在城市空间上分布。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居住分区的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上，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在此之后，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则开始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使得中产阶级和富人得以有条件向郊区迁移。这些人住在郊区，但仍在市中心工作，依靠有轨电车进行通勤。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的成本。同时，在这种居住格局中，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而穷人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的对立。

而在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对此，有人说，这是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在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想：内环以里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的逻辑，比上述学者的设想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包括政府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却要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由于住在市区，每天卖100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高，有人甚至说，在这样的地区即使是乞丐也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也就丧失了。而且，许多普通市民或穷人迁到了郊区，但却要在市区甚至市中心上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而且，由于穷人要经常“进城”，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富人怎样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穷人怎样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的加剧就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当普通人甚至穷人夏天挤在蒸笼一样且如蜗牛般爬行的公共汽车中“观赏”车窗外的豪宅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分区居住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社会和政府可以对此完全听之任之，完全听凭市场力量的决定。因为既然是分区，就涉及到公共的“集体消费”和公共资源的占有问题。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１０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在这里讨论由任志强的一番讲话引起的关于富人区的争论，还有另一番含义，这就是这场争论的背景。其实，居住分区问题本不是一个可以引起如此热烈讨论的题目。从讨论的内容看，许多人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这种贫富差距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与这个话题是由任志强引起的有关，而任志强又是和“我们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的”、“房地产应该有暴利”这样的话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在《告别2004》一文中，我曾讲到了一种担忧，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民众对精英越来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在结构的层面上可能是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在行动的层面上则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可以说，精英寡头化，民众民粹化，是我们同时要面对的挑战。而目前的许多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目前为国人所关注的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同时，也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形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某些独有特征。要解决当前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对这些特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在讨论这些特征之前，仔细琢磨一下成为议论焦点的“14万亿储蓄”本身是必要的。在目前的舆论中，虽然对这14万亿储蓄积淀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点上人们似乎是没有分歧的：14万亿是一个过大的数字，是造成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应当被从笼子里赶出来。其实，这个似乎没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讨论的。在《内需：扩大还是满足？》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要谨慎对待这14万亿，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近，又看到刘洪波先生的文章《14万亿储蓄何其少》，他将问题就说得更是明确。他说，实话说，我对这话题向来不以为然。在我看来，14万亿也许确实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吃惊的数字，但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得了什么呢？当我这样算的时候，还没有考虑这样一个显示储蓄在人群中分布的巨大失衡的数据：80％的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10.4亿人拥有2.8万亿元存款，人均不到2700元；另有2.6亿人拥有存款11.2亿元，人均4.3万元。

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怎么看这个问题，涉及到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什么地方，是赶储蓄出笼，还是增加当期的收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概括地分析一下与上述所谓高储蓄相联系的一些社会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扩大内需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最近一段时间，学者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即物价低迷为何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一年后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货紧缩的严重危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一贯性特征。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人们也同时注意到，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的原因，尽管其说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说，林毅夫曾指出，我国从１９９８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当宏观当局将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过热部门的投资增长控制住，这些过热部门的投资变成供给或生产能力时，少数几个在前两年价格上涨的部门止涨回跌，原来价格下跌的部门继续下跌，这样就使得通货紧缩的情形不可避免。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王建就指出，目前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价格走低是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出口好一些，通货紧缩压力就小一些，出口差一些，通货紧缩压力就大。而在需求背后的直接因素，就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

在这一点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倒比一些学者说的更直截了当：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中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

其次，是物价低迷与负担沉重并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我国，一些学者依据宏观数据做出的分析与一般民众仔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往往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依据宏观数据对我国近几年的物价做出了这样的描述：“通货紧缩已经临近。现在的价格是全面下落，我们估计，即使现在生产还比较高，但是它一定会造成整体上的封杀、下落。而且根据前面的价格来看，有几个重要的价格已经变成负数，这是通货紧缩时期最重要的证据。” 按照一般的道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在直接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却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的是生活负担的沉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大家都要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在物价低迷的时候感受到生活负担的沉重，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入的下降或是增长缓慢。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物价低迷的现象可能是假性的，即在统计上的物价低迷的同时，生活中的物价是快速上升的。早在前年，就有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发生几年了，但它的表象是通货紧缩。依据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不是由于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易宪容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通货紧缩是用错误标尺得出的错误结论。他认为，目前，我们在计算中国CPI走势时，一方面使用发达市场体系下的模型与工具，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中国数据往往是市场化程度低或非市场化的数据。而这种低市场化的数据用市场化的模式与工具来分析，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结论与现实偏离。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住房消费更不用说，在增加投资时，就把住房消费看作是扩大内需动力，但计算CPI时，却说什么国际惯例不包括在内。而目前上升幅度很大的资源价格也很难在CPI中充分反映出来。

第三，是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尽管14万亿的储蓄平摊到13亿人的头上每个人的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如2000年居民储蓄年增速为7.9%,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7.3%。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前消费和投资。有人习惯用东方文化来解释我国高储蓄现象的存在。但这种解释经常是软弱无力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负担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在生活负担沉重背景下发生的高储蓄，无疑来自两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个是垄断部门高企的物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为了应付这两个因素，高储蓄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四，是高储蓄与高负债并存。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2003年的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会有很大的不重叠。后一点的含义我们以后还会分析。

上面分析的“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并存”现象告诉我们，现在的高储蓄和内需不足现象已经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更需要汲取90年代中后期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不能将启动内需的着力点更多放在通过削减福利提高垄断行业价格来赶储蓄出笼上，而是要放在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国民当期收入和提高居民对未来稳定预期上。特别是要看到，东亚一些国家也都经历了储蓄率由高变低的过程，其中经历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更强的储蓄倾向，到第二代储蓄倾向就会弱化。因此，高储蓄的局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变化。到那时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调整，没有国民收入的实质性增加，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会带来另外一些严重的问题。

如何判断现在改革的进程和状况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者，与那种力图通过反思改革来复活旧体制的人的区别。这是我们反思改革的前提。

但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对改革的争论与分歧，必须正视改革本身所出现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将人们心里理想化的改革与近些年来现实的改革进程加以区别。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将改革的概念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改革带来的，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种神话改革的方式，不利于对改革的反思，不利于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改革，在更现实的意义上也不利于通过反思来重建对改革的共识。所以，我们需要对改革去神圣化，使改革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讨论，可以进行批评的对象。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应当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虽然对改革的争论是存在的，但对改革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批评是缺乏的，因为改革本身是神圣的，是笼罩在意识形态色彩下的。

我所说的近些年来改革出现了某些问题，确切地说是现实的改革进程出现了问题。在近些年来的几项改革中，特别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三项改革——住房改革、教育市场化、医疗改革中，问题是明显的。结果是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中，相当多的人都是承认的。分歧是在于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是改革失误还是有人在扭曲改革？

现在的分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究竟是由于认识不够，是想出的办法不够，形成的设计和所进行的选择上出现了失误，还是这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在左右改革，在扭曲改革？这是关于改革争议中一个实质性的分歧。这个实质性的分歧会影响对未来的改革的一些重要选择。如果是改革的失误，需要改进的是改革的设计等问题，但如果是有人在扭曲改革，问题就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解决改革推进的机制，包括形成反扭曲机制。比如，在类似象公车改革这样的改革中，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反扭曲机制，改革的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收不到预期的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判断不是无关紧要的。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大体可以判断了。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往往都是在厉害相关的问题上出问题，即大多都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第二，出的错不是散射性的，即这次是对这些人有利，下次是对另一些人有利，而我们看到，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第三，大体上说，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第四，总是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基于这样的几点，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偶然的失误。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有意扭曲改革。这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样的一种明显的分歧之下，说改革没出现问题就说不过去了。如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对改革提出的这些质疑以及质疑背后包含的实质性问题做出正面回答，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应当承认改革本身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改革的扭曲问题。

应当看到，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这个时期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比如，原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家都明白，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但现在的金融改革，我们这些非专业的外行就完全没有发言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懂。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另一方面。

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我们过于总是说“改革以来”，实际上这个说法会掩盖一些问题。应当看到，即使都是“改革以来”，80年代的社会和90年代以来的社会，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已经明显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社会了。不仅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这种变化对于改革本身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就此而言，这两个时期最根本的区别是在于体制改革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不同。大的社会变革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制的变革，实际就是一套规则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变化。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上，体制改革处于更主动的状态，体制的改革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体制每变一步，社会当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不同力量的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力量更多的是适应体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生长出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定型，即我原来多次说过的“结构先于体制定型”。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逻辑就变化了，结构反过来左右改革的进程。

社会结构与扭曲机制

关于这个社会结构，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其中有的是明显的趋势，有的是刚刚在显露的迹象。结构定型应当说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明显趋势，尽管中国还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来时出现。在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中，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要分析改革的条件以及扭曲机制的形成，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

扭曲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扭曲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从大的方面来说，无论国企改革，还是医疗改革，还是住房改革，还是其它渠道社会福利的改革，都是快刀斩乱麻。凡是涉及到削老百姓的福利，改革进程就非常迅速，但补偿远远不够。而对特权群体不利的改革，基本进行不下去。这背后的背景就是社会结构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扭曲机制。国企改革，公车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公车改革，已经改了八年，大规模的公车改革也已经三次了，结果现在每年购车的费用增加20％几，一年公车的开销高达3000亿，占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估计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但最近的消息说，公车改革基本暂停了。首先在方案的制定上，补贴的标准就非常高，以至于有人说，一个处长的补贴相当于6个民办教师的工资。而在实施的环节上，很可能出现两头吃的现象，即高额的补贴拿着，过一段时间车又坐上了。

改革的扭曲还在于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就是人们讲的改革中的公众参与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人们一般讲的那样简单。社会下层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影响发挥作用的途径很曲折。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取道，更缺少通过组织的机制凝聚集中意见的方式，无法使得他们的要求能够达到接近决策层面。那么作用是如何发挥的呢？在一些场合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央政府要比地方政府更关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稳定。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是下层的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甚至是通过犯罪、治安等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但这样的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由于民众无法有效在改革中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意见，更进一步加强了改革的扭曲机制。
   
如何来看待目前这场关于改革的争论

我个人认为，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比80年代改革开始的时候的争论和分歧要大，因为这两次争论的基础不同。80年代那次争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的氛围当中进行，或者说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当时的理论务虚会就冲破旧的体制形成了基本的共识，精英关于改革的分歧和争论大体有了结果。但这一次的分歧和争论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正因为在利益的基础上，这次争论更具有实质性。

但要看到，由利益引起的分歧虽然是一种理性的冲突，但在表达上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这种情绪背后究竟是什么；第二，在利益基础上发生的分歧，在它的初级阶段上应当是带有很强的情绪化，但是这个时候社会当中应该有一种机制，使争论超越情绪的层面。但是目前我们的社会没有这种机制。这就使得误导成为可能，把这种情绪误导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的争论。

这个机制实际上是把要求凝聚起来的机制。比如说组织机制，如工会，把这种情绪化的散射的具有实质利益的要求凝聚起来，然后提出一个可以上升到谈判或者决策层面的要求。通过这个机制，来使得情绪化的要求能够从情绪的层面上升到一个理性的层面，明确表达。如果社会缺少一套在问题本身还处于经济阶段的时候，使得它能够集中的机制，它就只有走到意识形态化，才能找到出口。所以，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避免这样一个情绪化状态转变为意识形态化的状态，而是将情绪的状态转到理性化的状态。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争论降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层面上，就会发现当中的分歧可能没有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前几天看到吴敬琏先生在一个会上的演讲，开始我觉得这个题目挺怪的，说现在反对改革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开始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的利益现在一致了，是这个意思吗？后来我一琢磨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就是实际上这里不是一个改革，是两个改革。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吴先生的话是不是对。他说既得利益集团反对的改革，实际上是吴先生脑子里的理想的改革，而贫困群体反对的改革是现实当中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说改革有两个，一个是理想的改革，一个是现实当中的改革。说贫困群体反对改革，实际上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东西。其中的分歧与其说是分歧，不如说是共识。所以如果我们在理性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问题，就会澄清一些混乱，就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

我觉得主要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在反思的基础上应该形成一种新的改革观。新的改革观最基本的目标，我是比较赞成吴敬琏先生他们一直在讲的问题，就是好市场和坏市场的问题。经过2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现在的问题就是走向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坏市场。我觉得这是对改革提出的现实要求。什么是一个好的市场？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至少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的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市场，不完善的是坏市场。第二个，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否则是坏的市场。第三个标志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标志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一个好的市场，建立不起这样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一个坏的市场。

第二，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的。特别对这几年改革当中既不是作为改革的阵痛，也不是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的一些群体严重的利益受损，我觉得应当有矫正和补偿。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需要分清“阵痛”、“改革的必要代价”和“不合理的利益剥夺”，什么是阵痛？现在付出代价将来会补偿的是阵痛；即使是将来得不到补偿，但是为改革所必需的是改革的必不可少的代价。近几年事实上一些群体利益的损失是超过了这个范围的，“不合理的利益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对已经进行的改善进行完善、矫正和补偿，实际上是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形成新的改革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第三，要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必须看到改革已经走了20多年，改革推进的条件，它的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我们要对这一点有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实际上面临着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风险，也就是改革的风险。至少我觉得这种风险有这么几点：第一，由于政府成为利益的主体，公共政策甚至改革措施往往成为甩财政包袱，或者与民争利的手段。第二，对体制弊端的改革往往会演化为对既得利益群体锦上添花的措施。比如说公车的改革、公务员工资的改革。公车的改革查了一下材料可能是98年开始的，到现在是这个德行。而且很可能最后是这样一种局面，高额的补贴得到了，公车暂时地减下去了，最后屁股底下的车还是少不了的，只不过这个车从什么地方来而已。公务员工资的改革可能也会这样。第三，有损于强势群体的政策措施难以出台和实施。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遗产税等等，我们的理由是对富人征税难操作，对富人征税会减少积极性。第四，改革措施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的走样变形。比如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弄不好就变成一个套，所以很多地方出现农民工纷纷地退保。为什么呢？把钱交了真正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对他来说又意味着受到损失，对社会来说又是一场利益的、或者说是财富的掠夺。

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的问题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体现在新形成的体制上。第二，加强公众对改革的参与。这一点很多人都已经讲到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改革扭曲、走样变形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第三，我觉得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可以将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这是一个美国学者提出来的。从改革推进的策略来讲，前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全面的转型、全面的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后一个阶段，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网上有一句话叫“河上有桥、河里有船，你是桥也不走、船也不坐，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关键的问题还是摸石头揣自己兜里。第四点，形成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反扭曲机制。政策制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被扭曲的可能性，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矫正对改革的扭曲。这样的反扭曲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在实施过程中的博弈机制。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如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开始显露的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在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弹较大，增加的幅度不得不打了很大的折扣。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制度三项改革。从当时的设想看，这三项改革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即一方面可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就短期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就是明证。比如，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2000年为73%，2001年下降到48%，2003年下降到40%，2004年降至37%。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政府直接投资，导致效益低下，甚至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在“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人形象地将其概括为：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这说明，对于内需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方式，为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指导思想，不但不能真正解决我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问题不是我最早提出来的，而是一位叫冯政廉的先生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说，满足内需要比扩大内需的提法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定在正式提法上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改为以满足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来扩大内需。

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是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相一致的。不管对这些战略构想具体内容的理解还会有什么分歧，但基本的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开这个基本目标，扩大内需就有可能偏离方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脱离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措施，也是可以扩大内需的，但那样的扩大内需往往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时，就有人提出的自然灾害可以刺激内需的说法。再比如，浪费和重复建设也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这种需求的扩大不仅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

从这里还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刺激消费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系。

建设节约型社会理念的提出，有两个最基本的背景。一是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浪费性使用资源的增长模式。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二是资源问题的外部环境。这次经济起飞的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最近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的名称叫“金砖四国”（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仅从资源的角度来说，这4个国家在本世纪中期将占有世界经济的一半；这4个国家的人口几乎占全球总人口的40%；而且根据预测，这4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将在三年内增加一倍，十年内就会有8亿人跨进中产阶级行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快速起飞过程，对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一方面我们许多资源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如石油、铁矿石等，另一方面，这些资源的世界市场价格，又大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势在必行。但也有人担心，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否会与扩大内需相矛盾？甚至有人担心是否会由此带来通货紧缩？实际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看究竟扩大的是什么内需，扩大内需是否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如果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就可以说，建设节约型社会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因为以浪费的方式扩大的需求是没有意义的。

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还需要谨慎对待银行中看起来数量巨大的储蓄。人们在讨论我国内需不足的时候，往往将疲软的内需与银行中数量庞大的储蓄数字相对比，并顺理成章地将扩大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如何使老百姓将这些存款用于消费。对于这样的刺激消费的思路，是需要特别谨慎的。其原因在于，第一，目前存款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此前有调查表明，在我国，１０％的富人持有银行存款的６６％。如果按照这个比例，10%的富人拥有目前14万亿存款中的9万多亿，而其余的近12亿人只拥有14万亿存款中的不到5万亿。也就是说，每个人不到5千元。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买不来1平方米的房子。第二，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这笔钱是用来应付某些突然或必然之需的应急钱甚至是保命钱。最近的一则报道指，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为此而准备的。特别是，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老负担加大等因素，将这些存款从笼子里赶出来，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当谨慎对待以涨价的方式拉动内需。多少年来，一说到刺激消费，就是想让人们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涨价。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需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我们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

实行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至少可以突出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促进就业，增加社会中有固定收入人口。没有稳定的就业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稳定的消费。因此，需要扭转长期以来重视GDP增长而忽视就业问题的倾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二是规范劳资关系，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全部劳务收入，只有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即使加上农民的收入，也只比政府财政收入多一点。因此，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是改善内需的根本之所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因为社会保障是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是敢于消费的根本保证。四是适当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税收以刺激消费，是许多国家广泛运用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税收增加过快，税负远远超过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取消农业税和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走向以减税刺激消费的第一步。但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应当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推迟或取消以增加税收为目标的税收改革。

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富民。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