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开坛》做主嘉宾有感（三）　

　　　　　　　　　　　　　　　　　历史折射录制棚

　　返回西安的次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录制。

　　除去我没有参加的第一集（谈电视剧，我在南下途中），共录六集，四天完成，有一天是连录三集。每集谈话一个半小时，剪成45分钟。白玉奇说，《开坛》栏目的宗旨是两条：一是直奔形而上，不重具体枝节问题；二是鼓励论战，不怕吵起来。头一条很有高度，但第二条事实上很难做到。由于我们已经没有了论战传统，也由于我们早已经丧失了论战的职业法则，要真论战，只能乱成一锅粥。

　　由于准备时间不够充裕，栏目组的策划资料来不及仔细与邀请的专家沟通，也来不及了解每个专家的学术立场与看法，只能邀请以往比较熟悉的专家。譬如，原先邀请的专家中有萧云儒先生。因为邀请太晚，难以充分准备，萧先生在录制之时大清早提前赶到现场，专程歉意辞谢。我与萧兄是老友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所以，这次的专家们事前没有任何“碰头”，说得都是自己的原本想法，无论如何，实打实的本色。

　　密集地完成了录制，感慨良多。

　　作为人文理论领域的学者，我曾经与学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与交流。深入史海后，很多年没有与学者们作这种直接面的对面的对话了。这次特殊的论争，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况味。从中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在当代人文学界具有普遍性。所以，我愿意说在这里，与朋友们一起斟酌。

　　　　　　　其一，对“文革劫难”的厌恶，深刻地扭曲了中国学界的客观公正精神

　　从文明意义上说，文革是当代中国的一场噩梦。尽管，文革有着社会历经恶性破坏之后所能激发起的深刻普遍反思的历史意义。但是，从正面评判，它确实是一次文明大灾难。尤其是文革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对中国文明历史所作出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根基的总评判（以“评法批儒”为核心），给今日的我们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这个祸根，不是那时的观点本身，而是极恶的运动方式带来的深远的精神影响。这一精神影响是，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思想环境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基于对文革的反感，而对举凡文革“肯定”过的东西，几乎一律地不假思索的厌恶之，斥责之。没有任何理由，似乎也不需要理由。那种只有昂昂斥责而没有任何论证的姿态，颇为滑稽。对春秋战国法家与儒家的态度，可谓此等典型。

　　可是，很少有人想过，文革最大的文明破坏是什么？

　　对于文明史研究，文革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以疯狂人治的运动方式，无法无天的大混乱，实际上几乎完全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本来就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另一方面，又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肯定”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法家，极端化的“打到”了儒家。其历史后果，是对中国古典法家的最大伤害，也是对中国儒家的简单扭曲；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文明根基的最大动摇，而不是对法家精神的真正肯定，也不是对儒家思想的真正清理；中国文明的最辉煌遗产，就这样被强力贴上政治标签囫囵地或上神坛或下地狱，最终落得神不是神鬼不是鬼，真正成了大酱缸。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试图真正地正本清源，为我们的文明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首先是许许多多的人文学者莫名其妙地既不研究，也不论证，却又愤愤然立即指斥对法家的历史主义肯定。他们既脆弱，又顽固，几乎是任何论争法则与基本的思维训练要求，他们都可以不管不顾。为什么？这里，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原因潜藏在许多学者的心底，却又都绝口不提，而只以自己的“治学根基”为条件说话。

　　这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文明良知吗？

　　我们都曾经受过那场文明劫难的伤害。可是，我们所以是人文学者，所以是社会思索精神的代表阶层，理应摆脱个人境遇的阴影，以高远的文明境界引领我们的思索精神。不能摆脱个人恩怨情结，不能摆脱特定一代人的恩怨情结，就不是成熟稳定的学界。这方面，司马迁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照照自己。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者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愤愤然以早已经陈腐的“王道德治论”为自己泄愤，说远古圣王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时是不会受刑罚惩处的；可在当今，我却受到了如此刑罚！显然，司马迁没有法治理念，而只有旧贵族的人治理念，又因为自己身受刑罚而对法治本身生出了一种深刻的偏见。我做过最直观地统计，司马迁在《史记》的先秦人物28篇列传中，对几乎所有的文明功臣之士（尤其是法家名士）都采取了极富“春秋笔法”的记述，大体都给以了贬抑斥责，典型者就是武断地指斥“商君者，天资刻薄人也”；而对所有的逃避责任者、明哲保身者，都给以了高度赞扬。假如不是因为对降将辩护而受恶刑，假如不是厚重的精神阴影，司马迁会这样吗？

　　陷在自身精神阴影里不能自拔，不是人文思想家的格位。

　　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不是我们的榜样。

　　还得说，一些大政治家的思想品格确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实际说话，自古到今的政治灾难（除却战争），受直接伤害最大的不是民众，而是上层。多有政治家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甚或与发动者本人有着直接的恩怨。可是，当社会大转型的时刻，这些政治家们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梳理社会混乱时维护了应该维护的东西，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新的前进根基。没有这样超越个人恩怨的胸襟，不堪为“家”，不堪为“大”。有之，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幸事也。真正的清醒与冷静以及其中包含的勇气与耐心，终归会在历史中显现出悠长的作用。为什么一些政治家能做到如此，而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做不到？说到底，我们的精神传统太脆弱，我们的求实根基太脆弱。辄遇伤害，我们的“心灵体验”就会无以复加的呻吟下去，永不停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诛心陋习，一定要说，政治家的作为是一种“需要”，我们只说心里话。这太苍白了。是需要又如何？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这种有利于社会的需要，而只能产生偏狭的说“心里话”的恩怨需要？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还有着太多的提升空间。

　　　　　　　其二，思维训练所达到的水准太低，导致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既有学人桂冠，理应有一定的思维水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论证与评判应该具有基本的逻辑一贯性。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为了贬低法家学说的政治洞察力，可以端出马季雅弗利的《君王论》，说法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同样为了指斥“秦暴政”，他们又会将法家与马氏纠缠在一起囫囵指斥，说这都是“暴政理论”。他们对法家大肆贬低评判，可是在反驳别人的法家进步说法时，又说历史研究不应该有落后进步的评判，而只能说历史事实；他们说法家愚民，挖空了人民脑袋，却完全无视法家一系列开启民智的论说；他们标榜客观讲述历史，可是完全忘记了他们知识视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写历史的人，从孔子的“春秋笔法”开始，永远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纯净客观，所谓只说事实而不加评判，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与自我蒙骗。

　　08年的《新华文摘》有一篇某名牌大学某学者的文章，题目大意是“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这次开坛，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稍有思维训练，就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因为，以商鞅变法为界，秦国史分为两大段，春秋时期的秦文明是与中原同步的文明状态，秦文明并不比当时的中原文明落后或先进；战国变法之后，秦文明则是当时最为发达的战时法治文明。如果这个命题指春秋秦，显然文不对题，因为秦人并没有以春秋文明统一中国；如果这个命题指战国秦，更是错误，因为秦孝公商鞅之后的秦文明绝不是落后文明；最后，这个命题只有堕入臭名昭著的类似于“种族歧视论”的泥坑，变为直指秦人族群本身——不管你变不变，你都是落后的，因为你出身西部！如此混乱的逻辑，在战国名士的论战中，一定会被视为白痴命题，令人嘲笑不已。可是，它竟然出自当今的诸多“名门”学者或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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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如此？

　　是什么使我们的所谓学者的思维水准如此低下？

　　举凡理论家思想家，基本的思维训练是必须的。许多人会背诵黑格尔的几个命题，却无法学到那种高度严格的照顾整体严密性的思维方式。许多人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却无法具有那种烛照社会角落的逻辑力量。在我们的文明宝库中，庄子的超越时空的想象力，是我们民族的思维宝藏；老子的历史哲学思维，荀子、墨子、孟子的论证严密，把握整体的逻辑性论述特点；商鞅的穿越世情迷雾的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名家借“名实”之分在逻辑上生发的奇异突破；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的辩说法则与急智艺术等等，无不具有一种严密的思维力量，无不蕴含了锻铸我们思维的利器……凡此等等，作为具体知识，许多学者似乎并不陌生，甚或是他们吃饭的专业。可是，见诸于实践，又都完全没有这些古典思想家们基本营养。

　　话语的非逻辑性混乱，使人最是无处着力。

　　需要澄清的东西太多，而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歧路亡羊。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话语权利，可是，我们无法尊重这种思维水准。

　　想想我们的人文现状。我们的人文历史研究，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除了五四时期的初步政治思索，整个人文学界始终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具体研究上。我们没有起码的文明史理念，没有整体思索的理念，没有历史哲学式的思维方法。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界长期因循，已经丧失了思维训练，已经丧失了整体思索问题的水准与能力。当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思想发现力的极度疲软。

　　回顾人类文明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产生过福田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产生过《论法的精神》等一大批文明史与历史哲学著作；二战之后，美国人潜心研究德意志民族与日本民族的文明特质，产生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与《日本帝国的兴亡》的民族文明研究著作；1949年后，美国国务院在举国争论“谁丢失了中国”中开始检讨，发表的超长篇对华关系白皮书，也是文明差异论的基本立场；当代以来，人类文明面临新的转折，又有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出现之后的《文明冲突论》等……

　　唯有我们，非但没有文明研究，没有文明理念，反倒以“讲历史不应该有评判”而沾沾自喜。我们连“千秋功罪任评说”这样的传统也没有了。1978年第一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竟然连“文明”这个词条也没有。

我们的人文学界究竟怎么了？失聪？又失明？

　　也许，比思维训练缺乏更深刻的原因大大有了。但是，作为一个法则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步，是使自己的思维水准提高，充分照顾到所论及问题的整体性。没有这一点，我们无法继续深刻，我们无法增强思想发现力。历史的残简，要靠思想发现的火炬重新燃烧，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溯洄游之，道阻且长。

　　文明理念的普遍化很艰难，深刻化更艰难，锻铸出一大批真正的思想家而出现突破，尤其艰难。但是，我们不气馁，不沮丧。我们的风尘市井山野乡村，隐藏着无数不知名的英杰之士。只要社会向前，这些力量迟早会各自燃烧起来，众多的思想火炬会熊熊燃烧连成一片。一大批有思想的英杰，正隐藏在各种各样的非人文领域，而不是所谓学者中间。真正的中国精英，不在象牙塔阶层，而在人民之中。

　　我们的民族是智慧的，我们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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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洄游之　道阻且长

　　　　　　　　　　　　　　　　　　——参与《开坛》做主嘉宾有感（之二）

　　　　　　　　　　　　　　　　　　　风雪追梦问沧桑

　　追梦之旅，一直进行了十二天，行程三千余公里。

　　依顺序，西去路线的停留节点是：陈仓关——牧马滩、燕子关——天水市秦腔社——礼县城、西汉水河谷、大堡子山老秦族墓葬——回程。

　　折返顺序是：古大散关——凤翔县秦公大墓、秦雍城遗址——眉县白起故里碑、白氏祠堂——富平县王翦、王贲墓——韩城县魏长城遗址、太史公祠——合阳县黄河古道——河南灵宝古函谷关——商洛市商君广场、商山四皓（秦博士）陵园——丹凤县商君封邑遗址——西安秦二世陵园——临潼县古栎阳城遗址、秦始皇陵——泾阳县仲山郑国渠渠首遗址——咸阳市统一广场——古咸阳城遗址——返回西安。

　　一路多遇雨雪阴霾，少见晴日。只有三次例外：在礼县拜祭老秦族墓葬时，少见的大放阳光；合阳县黄河古道，稍见晴日；咸阳统一广场与古咸阳遗址，也是大晴天。这三次之外，都是非雨即雪即阴霾，加上冬日寒风黄尘，山川蒙蒙烟雨，使人无由轻松。

　　最是艰难的是两次，老秦人牧马滩和商君广场并封邑遗址。牧马滩在高速公路隧道旁的一道峡谷里，绕行很远才能进入。到达山口，雪花飘落，午后一片沉沉暮色，几近夜光。道路泥泞，深坑起伏，只有越野车能泛舟波浪一般小心行进，那辆商务车只好停在峡谷之外。白玉奇带着年青人们踏着泥泞走了进去，赶到峡谷中的目的地，我们已经现场工作结束了。

　　商君广场与封邑，则是一片雨夹雪。尤其是封邑遗址，已经变成了起伏无状的麦田，背后一条铁路轰隆作响。我们踩着没脚的黄泥走上去时，鞋子都糊满了泥团，脚步沉重异常。按照我们的心愿，是该拜祭商君的。因为，此前我们正式洒酒祭拜了礼县老秦人墓葬，洒酒祭拜了太史公。对于商君，更该如此。可是，由于雨雪泥泞，无处设酒，终未成祭。那一天，对着遥远的山野，我在那个绿油油的黄泥麦田里大喊了几句：“商君——我来了——你能听见吗——”

　　虽是热泪盈眶欲出，我还是对着年青的朋友们踏实地笑了……

　　我们不能再有那种论史必忧伤虚空的情结了，那是秦帝国之后的士大夫阶层精神下滑所长期积累的虚无主义情怀。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等论史见事时的忧伤与虚无思绪，都是知识阶层脆弱惯性的沿袭。在人类文明史面前，我们的精神必须正常化，必须坚实，必须摆脱无端的哀叹。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冷静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

　　我们的统一文明长河流淌过了两千多年，这条滚滚滔滔的大河里，有商君永远无法水溶的一团最鲜艳的血。商君，为了疏导这条华夏文明大河，与孝公一起率领古老的秦人族群开掘了第一段宏大坚实的河道。从此，百川归海，统一文明浩浩不息。不管历史的迷雾如何深重，这条文明长河都会劈开万重阻碍，永远向前。不废江河万古流。不管有人如何非议诅咒，没有人能够泯灭这个伟大的名号。历史将以久远的时间证明，被钉在文明耻辱柱上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那些文明的蛀虫们。

　　心祭商君，绵绵无绝……

　　除了老秦人在夏商两代更为久远的足迹无法寻觅外，我们走遍了自秦人流入西部再回归中原直至统一中国的主要文明坐标地。至为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北上阴山草原寻觅九原大营，无法跋涉岭南瞻仰灵渠与番禺城遗址。秦人的强势北击匈奴，平定外患；秦人的南下五岭，开凿灵渠，真正将广袤岭南融入华夏文明的不世功业，终于是缺陷了一块。

　　古秦人，是中国古典文明史的轴心。循着秦的生存发展线索，我们可以将中国原生文明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梳理清楚。凭心而论，古秦人真是一个伟大的族群。他们与华夏文明共沉浮，在漫长的岁月里多经沉沦劫难而屡败屡起，终成古典文明之巅峰。他们没有被巨大的政治灾难摧垮，没有被西部戎狄海洋吞没，没有被长期颠沛流离的苦难泯灭，没有被列强卑秦与众多围攻肢解，没有被一己族群的生存恩仇遮蔽视野，终于以强势开放的襟怀为根基，在变法浪潮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一举强势崛起，再度挺进百余年统一中国文明。

　　归总说，所以如此，在于老秦人族群的三大精神根基最强烈：一是奋争之心，二是求变图存，三是开放襟怀。有此三则，山河可以在他们手里变成万古赫赫的天险要塞，潮流事变能在他们手里变成巨大的历史机遇，好勇私斗的族群能被他们翻新成勇于公战壮怀激烈的豪迈团体……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三千年沉浮的历史不是这样吗？

　　舍此三则精神根基，安有老秦人之伟业哉！

　　　　　　　　　　　　　　　　　——参加《开坛》做固定主嘉宾有感（之一）

　　　　　　　　　　　　　　　谈话栏目变则兴

　　岁末寒冬，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的“追梦大秦”节目。

　　一个主题连续七期，如此策划气魄，是陕西电视台从未有过的大手笔。从得到通知的第一天起，我就很认同这个策划思想。接到《开坛》制片人白玉奇先生与主编薛博文的邀请后，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策划评议会。那日，车到电视台门前，遭遇森严戒备而不能入。年青文秀的薛博文来接，才知道因曾有公安部挂名的恐怖分子确实混入过陕西电视台大院，故有如此这般。中国在风雨中艰难前行，表面繁华锦绣之下，也隐藏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这一丝冷雨，也是一面使人清醒的镜子了。

　　除了年届五十而生机勃发的白玉奇，《开坛》栏目几乎是清一色的年青人。气氛之真诚热烈，恍如大学校园。后来的旅途中，我从很有文化忧思又很有理事之能的白玉奇口中知道，中国电视界的谈话栏目，能够保留下来的已经是寥寥无几了；陕西卫视的《开坛》，几经曲折，但一直撑持了下来，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颇具影响；这个栏目要打开新局面，就要敢在议题上创新。我很赞同白玉奇的思索，将其概括为《商君书》的总体意思——变则兴。

　　初次评议，我坦率地针对初步策划提出了几方面的意见。周天游先生（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与焦南峰先生（考古研究院院长）也谈了诸多意见。我们的意见，获得了栏目组广泛的共鸣。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研讨。会后两日，我接到白玉奇与薛博文的电话，说电视台会议决定“追梦大秦”正式上马，决定我来做固定主嘉宾，每期参与，并与栏目摄制组一起出外景“走读大秦”。我当即欣然应邀。后来，由于筹备方面的具体原因，通知出发时日延缓了，我便踏上了返回海南的旅程。方到广西，电话又到，三五日后立即出发，敦请我回来……

　　于是，有了博客上文所说的来回奔波。

　　虽然身体不复当年，我依然一夜歇息匆匆返回西安。次日，先参加了咸阳市的秦文明开发战略研讨会。大咸阳市筹划在一片20平方公里的新区开发秦文明项目，正在就具体的思路与实际项目征询意见，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我在会议上坦率发表了相对详细的意见，得到了包括张锦秋先生在内的专家们与与会政府要员的普遍共鸣。我也觉得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我的家乡三原县隶属咸阳市，咸阳自然也是我的大家乡。与桑梓之地做文化产业宏图谋划，是责无旁贷的。

　　会议开完的当夜，电视台接我回到了西安。次日晚，陕西文化集团总裁王勇先生与电视台总编室贾主任，为外景摄制组饯行。一番热烈议论，两位文化大亨的见事不凡，受教良多。次日清晨，似阴似雾，寒凉倍增。摄制组连我十一人，按原计划出发了。此行由制片人白玉奇亲自领队，两台摄像机，两辆喷有“追梦大秦”画面字样的车（一大型越野车，一商务车）。

　　隐隐雨雾之中，我们车组驶过汹涌绵长的车流，越过西安咸阳，一直西奔陈仓了。

　　走到广西，陕西方面的几家便陆续相催再回去。首映礼、开坛、咸阳秦文明开发研讨会等，每件事都无法推脱。于是，刚刚渡过琼州海峡歇息一晚，次日下午便与老朋友晓良飞回了西安。《大秦帝国》首映礼后，立即与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摄制组出发，开始了“追梦大秦”的旅途。又是连续十二天风雨霜雪，还算经住了折腾，除了风寒咳嗽，没有其它毛病。此后五天棚内节目，除了声带喑哑，身体状态不够理想，也还算撑得住。完后休息两天，才飞回了海南。

　　终于静了下来，与“海峡杯”的老朋友们在四个高尔夫球场，半打半散步地渡过了四五天几乎是夏天一般的日子。明亮的阳光，湿热的空气，碧绿的林草，几乎使人有瘫软的感觉。其中有一天与特意赶到海南的《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很缓慢，总有一种半眩晕的感觉。喝了许多酒，有一次凌晨三点还吐了个不亦乐乎。之后，第二天居然没有了飘忽眩晕，大大的好了。

　　又大睡了两日，才慢慢回归了原先的闲散状态。

　　进入新的工作之前，打理一下博客，给朋友们发几幅南下途中的照片。

　　这是在偃师县的吕不韦墓前。

　　这是上蔡县正在修葺中的李斯墓。

　　这是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源头，三水交汇而成一系统，千古奇迹。

　　这是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局部。很诱人的深山小城。








　

　　  说明：这是继《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之后，《绿公司》杂志约我写的又一篇 

              东西。在不限定字数的情况下，写得长了一些。这个问题有共性，发上来供大家指点。

　　          以下是全文——

　　　　　　　　　　　　　蓬简雀意识正在弥漫我们这个时代

　　英雄的话题所以能重新泛起，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与英雄精神太过疏远。我们的现实视野中，已经长久地消失了极富精神感召力的英雄形象。我们的社会结构中，那种渗透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的桂冠之林，已经萧疏零落得被我们的平庸意识碾作尘土了。巨大的荣誉，灿烂的功业，精神的号角，生命的光华，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响曲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英雄来引领？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土壤，已经终结了英雄的生长？

　　庄子在《逍遥游》里，讲了一则寓言。鲲鹏高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蓬简雀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极大的怀疑，自信满满地批驳说，我等腾跃而上，只不过几丈高而已，只能翱翔于蓬蒿之间，这已经是飞的最高境界了，它飞九万里？想得美，不可能！辟谣者的姿态，实践者的真知，蓬间雀错了么？可是，素来具有广阔胸襟的庄子，却没有包容蓬间雀，仍然将蓬简雀的议论批评为“小知”，而不是“大知”。什么是大知？就是对“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的了解、理解与认识。蓬间雀既不了解鲲鹏的精神，也不了解鲲鹏已经到的飞之境界，更不了解鲲鹏已经成功飞越无垠山海的壮举，只根据自己的飞翔能力唧唧喳喳断言世界，确是一种基于自身体会的小知。

　　一则古老的寓言，其真理的灿烂光芒覆盖千古。

　　我们品着清茶咖啡，我们听着靡靡之音，我们嚼着邻居同事的是非，我们议论着世界各个角落的大小新闻，我们发现了人类的种种弊端，我们无比自信地认为：世界已经被我们看透了，英雄现象不过是一则古老的神话，一部遥远的经典，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如此这般。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油然弥漫——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英雄时代，我们不需要英雄，这个时代也产生不了英雄。

　　茶余饭后的任何谈论，举凡涉及这个话题，只要搬出这个论调，朋友们一定纷纷点头，认为你是清醒的、智慧的、扎实的、可靠的、很懂得做人的。若是你要力主英雄精神，说目下社会需要英雄等等，人们一定会瞪大眼睛看着你，认定你是个另类，是一块化石。而举凡涉及英雄人物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各种专业研讨会，则一定是要发掘英雄人物的阴暗面的，理由则一定是“英雄也是人，是人就有缺陷，只有展现人性缺陷的，才是深刻的”。

　　在我们的历史中，举凡胸怀大志的英雄，其少年时代大多都有豪言壮语。譬如那个揭竿而起推翻秦帝国的陈胜，少年躬耕时就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名言。但在我们目下的现实中，无论男女老少，谁要说自己立志要成就一番壮举，做个英雄，则一定会被周围人视作说大话的神经质。而你说要做个老板富翁，做个律师医生房地产工程师等，甚至只要你说人生目标是挣大钱富起来，人们一定会以各种言辞夸赞你一番。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忘却了英雄。

　　不知何时，我们已经疏离了英雄意识。

　　我们正处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蓬间雀意识已经弥漫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们正以种种形式，消解着我们的英雄精神，消解着我们的生命状态，消解着我们对光荣与梦想的追慕，消解着我们民族精神中最为可贵的敢于创造、敢于牺牲、敢于向人生高峰攀登的血气与品格。我们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的那种大阳精神，那种奋进品格，那种血气争心，那种强势生存的英雄气概，统统都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嘲讽的对象。甚至，我们已经很难理解那些古老经典中每每喷薄而出的万丈豪情，不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究竟在说什么了。

　　不知不觉地，我们进入了一个蓬简雀的世界。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悲剧。

　　　　　　　　　　英雄群星 　是文明天宇的时代精神坐标

　　我们曾经有过一种哲学观，将社会对英雄的推崇称之为英雄史观。

　　我们严厉地否定了这一史观，认定它是人民史观的对立面。后来，我们有所纠正，认定了一种貌似公允的表述：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谁都知道，“共同”的实际涵义，是对英雄作用的大大消解。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判断，是这种哲学观诱发了社会意识的平庸化，还是社会意识的平庸化巩固了这种哲学观？总之是，互相不了了之。尊奉这种哲学观的国家意识，不再激发倡导民族与社会的英雄精神。迅速平庸化的社会意识，也滑向了回避英雄的蓬间雀道路。两相默许，英雄精神所要求的英雄现象，在我们日益滋润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销声匿迹了。

　　英雄精神的泯灭，英雄人物的凋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在我们长达五千余年之久的文明史上，英雄始终是我们族群前进的精神旗帜，是文明天宇永恒的时代精神坐标。作为一颗颗不固定地闪烁在特定历史天空的巨星，英雄们浓缩了特定时代的特定精神，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代表，最为形象的旗帜。英雄们始终以他们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实际业绩以及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呼啸行进在各个时代的最前列，不断激发着我们民族的生命状态与精神活力。所有的历史难题，所有的国家兴亡，所有的社会危难，所有的民间疾苦，到处都有曾经的英雄身影。虽然，我们的民族始终没有一座历史英雄的纪念殿堂。但是，他们烙进了我们的记忆，他们被历代史官刻进了渗透滴滴汗水的青史。

　　没有以大禹为轴心的那群治水领袖，我们这个族群无法走出洪荒时代。

　　没有齐桓公与管仲的九合诸侯，华夏文明早已经被野蛮文明吞没。

　　没有秦孝公与商鞅的深彻变法，我们就没有那一段最为成功的法治社会。

　　没有秦始皇王翦李斯蒙恬等帝国领袖层，我们就没有统一的中国文明。

　　没有1840年以来无数的救亡英雄，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国家生存方式。

　　没有五千年以来无数英雄汇成的脊梁长桥，我们的文明就无法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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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最高层面的大英雄，大圣贤。赞颂他们，承认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历史选择的整个社会的宏观掌控者，他们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族群的历史命运。他们的贡献最大，他们的牺牲最多。与他们相伴的，是社会各阶层的英雄。这些英雄是族群的脊梁，是社会的中坚，是更贴近我们的团队旗帜。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在民间高举反战反暴政旗帜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学派，是这样的英雄；无数活跃在各个时代的民间任侠们，也是这样的英雄；无数在天灾人祸中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而拯救全体的烈士，也是这样的英雄；各级官员中那些清廉刚直而敢于作为者，也是这样的英雄；在无数次民族危难中勇于赴难的战场勇士，更是这样的英雄……

　　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一个奋发进取的民族，英雄从来都是前赴后继的。

　　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对自己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涌现的英雄，无不给予最高的尊崇。无论这些英雄曾经有过哪些缺陷，成熟的文明与成熟的民族都不会因此而否定他们。这是人类文明的良知，也是民族理性的原则。行走在欧洲的城市乡村，一座座英雄雕像随处可见。甚至是那些神话传说中的远古英雄，也骄傲地矗立在游人面前。没有人计较这些英雄曾经有过的缺陷，人们永远传诵的，只是这些英雄的业绩，这些英雄曾经赋予他们族群的精神活力。这，就是文明的良知。这，就是垂范后世的价值体系。应该说，无论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具有永恒性质的文明良知，这种基于文明传统的价值观念，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也不应该有任何变化。

　　融入人民，是我们的文明良知。

　　尊崇英雄，更应该是我们的文明良知。

　　人民不否定英雄，英雄更不否定人民。

　　就个体而言，英雄是人民中贡献最大的那些人，是飘扬在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旗帜。作为最基本的价值理念，给予英雄以崇高荣誉，并且永远地尊奉他们，是一个民族成熟、宽广、理性的最低要求。否定英雄，消解英雄精神，只能使我们的社会走向堕落与平庸，只能使我们丧失奋发进取的精神坐标，只能使我们的文明价值观念体系走向崩溃，最终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除非社会不再需要创造性动力

　　　　　　　　　　　　否则，英雄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先锋力量

　　英雄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

　　英雄的人民性，是英雄之为英雄的本质特征。英雄产生于人民构成的社会土壤。英雄从来都不是人民的对立概念。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属于人民，他的志向，他的作为，才能成为英雄的业绩。因为，英雄的本质不是一己私欲，而是大公之心。唯为群体牺牲自己，唯为社会奉献自己，才是英雄本色。因为，即或从价值交换的体系说话，英雄也必须先为群体付出，才能换取群体的尊崇与爱戴。所以，英雄的天赋基因，就是强烈的群体性，也就是人民性。所谓远大志向，所谓英雄情怀，说到底，其根本方面就是天下之心，就是苍生之愿，就是为社会做大事主动精神。舍此之外，岂有它哉！不承认英雄的人民性，而将英雄作为看做博取名利的个人行为，是典型的恶意蓬间雀。

　　在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发明了一种消解英雄的理论，叫做个人英雄主义。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只有我们的这种理论，将英雄与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以个人主义的恶名扭曲埋葬英雄行为，对英雄实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诛心之法——不论行为效果，先问你的心理动机！很难说，这种滑稽理论对于我们的平庸意识的形成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可以明确的是，这种理论只诞生在我们这个族群，其根源一定深藏在某些久远的阴暗角落。

　　英雄的牺牲精神，是英雄之为英雄的第一个形式特征。古往今来，举凡英雄，皆与牺牲联系在一起。牺牲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牺牲是必然的。在种种牺牲之中，牺牲生命是最高典型。无论是第一层面的领袖英雄，还是各个层面的不同英雄，面临危难而敢于牺牲自己，都是最基本的共同特质。

　　商鞅变法成功之后，又为护法而牺牲，获“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之青史赞誉，是一种典型牺牲。秦始皇殚精竭虑创造统一文明体系，50岁劳碌而死，则是另一种牺牲。墨家学派舍生赴难，死不旋踵，是一种典型的牺牲精神。田横八百壮士，在国家灭亡之际投海殉国；中条山抗战，八百陕军将士于绝境中跳入黄河死难，是典型的群体牺牲……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十九路军的大刀队、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团，以及无数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死难烈士，哪一个不是以牺牲生命的形式而成英雄壮举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这种为群体、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牺牲精神，构成了英雄群像最为动人心魄的魅力。世无牺牲，何来英雄？惊天地泣鬼神者何，宁非如此哉！

　　英雄的创造性，是英雄之为英雄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创造性，是人类前进的第一动力。创造性的行为，就是英雄行为。所谓人杰，所谓英雄，他们都与创造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举凡英雄，皆有非常之举。所谓非常，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一种解决重大问题的创造才能。

　　极而言之，远古时代的文明创造者们最能说明问题。神农氏尝百草而死，舍身实践而为我们民族创造了最早的医药体系；大禹改堵水之法为疏导百川入海之法，以当时最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最为伟大的治水工程，引领我们族群走出了洪荒时代；秦始皇领导层于统一中国政权之后，思维继续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接踵完成了统一文明体系的创造，使我们的文明稳定性与生命力远远超前于当时的西方罗马帝国；还有那些发明火、发明车、发明船、发明熟食、发明房屋、发明服饰、发明驯养家畜者等等，哪一个不是以极大的创造性完成了伟大的业绩？此后两千余年之中，任何时代的人杰英雄，几乎莫不如此。

　　英雄皆有实际功业，是英雄之为英雄的第三个形式特征。古往今来，英雄都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所谓实在，就是英雄的业绩性——无业绩不成英雄。不能想象，一个人没有实际的作为与贡献，而能被社会称之为英雄。而这种业绩，又是多种形式的，多种领域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救灾的，救难的，治学的，民生的，无论哪个领域哪种形式，都是必须有过人的业绩非凡的贡献，才能成为英雄。这一点，大约没有人怀疑。

　　在上述各种特征中，以创造性最为灵魂。

　　任何一个时代，可以没有人民性（大家姑且都是个人主义者），也可以没有牺牲（大家都苟且地平庸地活着），也可以不追求任何功业（大家都一个面孔随大流）。虽然，这样的社会生活与文明水准一定是低下的。但是，毕竟还可以活命。唯独不能舍弃的，是生命主体的创造性，是社会对创造性的恒久需求。假如人人都没有了开拓创造的欲望，都没有了创新的思维方式与创造性的行为，我们可能早早地便灭亡于任何一次灾难之中了。至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无法走出四千年前那个洪水滔天的洪荒时代！因为，大禹不会创造出疏导之法，或不愿意将自己的疏导之法贡献于社会，治水运动无法成为有效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先祖生命只能被卷进滔滔洪水。至于其后的无数次灾难与战乱，我们更是惶惶然不知所终了。

　　还有一种理论，说社会历史需求是创造的根本，英雄的出现只是偶然；只要社会需求，没有大禹会有小禹，没有马克思会有张克思。实际上，这种貌似深刻理性的说法，完全是一种狡黠的诡辩。他们的根本点，是想通过消解一个个既定英雄的伟大性，来从总体上消解社会的英雄精神。实际上，假如大禹不出现而出现了小禹，那小禹不照样是英雄？对于相同的社会危难与历史难题，哪个人解决，哪个人就是英雄。承认英雄，承认英雄的社会历史作用，有必要一定去纠缠英雄的偶然性还是必然性么？“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事实。蓬间雀们却要纠缠，说黑猫不一定是好猫，捉住老鼠只是黑猫的偶然性（运气好）而已，因为黑猫不捉老鼠，白猫也能捉住老鼠。

　　诡辩命题永远是脆弱的，永远是寄托于假想根基的。

　　除非，我们的社会不再需要创造性。

　　否则，英雄永远都是社会前进的先锋力量。

     　　　　　　　　　挤干伪英雄的泡沫

     　　　　　　　让英雄桂冠成为再次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英雄，是我们的时代先锋，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旗帜。

　　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英雄，是以侏儒的意识在解读人类社会的伟大问题。

　　侏儒所以流行，蓬简雀所以弥漫，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忧患与文明泥沼，已经丧失了警觉意识。平庸安定的生活，使我们误以为群体的智慧水准已经均平化，谁也不可能超出谁（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英雄时代了），谁也不用再超出谁（我们不再需要英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又将消解英雄的意识与“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群体奋争理念混淆在了一起，误将英雄等同于救世主来排斥。这种是是而非的混淆，在很大程度上向消解英雄的平庸意识注入了某种正当性。于是，种种观念鱼龙混杂，纠缠不清，索性，英雄问题淡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对英雄丧失了兴趣。

　　我们不再着力于对英雄行为的激发与奖励，甚至，我们连发现英雄的兴趣也大大地淡漠了。我们可以孜孜不倦地捕捉那些流星（美曰明星）的些微萤火之光，我们可以热烈地追捧那些社会噱头与名人秀，我们可以对那些迅速被证明为假业绩的伪英雄迷惑，而不愿认真发现真正的英雄，更不愿认真培植英雄成长的社会土壤。对那些真正具有人民性、创造性、牺牲精神与巨大业绩的真英雄，我们的主流意识与我们的民众意识，一起保持着莫名其妙的淡漠。从国家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发现英雄的社会机制，我们也没有敢于将巨大的荣誉桂冠戴在英雄头上而激发社会活力的勇气。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所谓英雄时代，本质上是社会高强度激发英雄行为，从而使英雄辈出的时代，而不是听任英雄自生自灭的时代。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没有行之有效的英雄荣誉制度，没有巨大的奖励激发机制，任何英雄现象都会凋零，以致平庸泯灭。一个文明高度发达而具有深刻理性的成熟民族、成熟国家，无论在大动荡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稳定的和平盛世，都不会省俭自己的英雄荣誉制度。

　　只有我们，一旦没有了动荡与战争，我们就忘记了英雄发现制度，或者淡化了对英雄的激励力度。据说，我们现实的军功“爵位”，在和平年代只有二等功，特等功与一等功只有战争中才能评定。果真如此，只能说明我们对英雄荣誉机制的认识水准，距离深刻的民族竞争的生存理念，尚有较远的路程。至少，我们忽视了牺牲精神的平等性，忽视了与巨大创造价值的同一性。军功“爵位”的缺陷之外，我们没有功勋科学家，我们没有功勋艺术家，我们没有功勋教育家，我们没有功勋乡绅，我们没有功勋国民……凡此等等，我们对功勋与荣誉，似乎总是怀着一种说不清的忌讳。

　　或者说，我们的英雄荣誉奖励机制很不制度化，力度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没有最高的以国家与民族名义设立的功勋制度，而只有似是而非的先进模范人物奖励。我们宁可将“英模”连在一起说，也不愿意直接确定英雄称号。其中奥妙，真不知隐藏在哪个角落。对于那些具有历史突破意义的巨大创造，对于那些具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牺牲烈士，对于那些具有世界文明意义卓越成就，我们的激励与奖励力度，苍白得与世界单项奖的威力也相形见拙。

　　我们的理念，还停留在古老的德治时代。

　　我们以为，英雄的成长仅仅是道德的力量。

　　我们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英雄成长的土壤，是国家与社会以巨大力量培植与激发的结果。

　　战国大法家商鞅，对英雄激发制度的总概括，是“激赏”二字。请注意，不是一般地赏赐，而是最有力度地激烈地赏赐国家荣誉、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对英雄激赏制度的重要性，商鞅这样概括：“治国之道，一刑，一赏，一教也。”就是说，激赏英雄的制度，是国家体系需要全力作为的最主要的基本制度之一，而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苍白无力。秦国所以强大，所以在百余年之后统一中国文明，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国家激赏英雄制度所奠定的社会根基。

　　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故事是：秦末之乱时，农民军暴动声势汹汹。当此之时，秦帝国的主力大军一在九原，二在岭南。危机当前，主政丞相李斯与将军章邯，组织了骊山修筑始皇帝陵墓的二十万刑徒（犯人）为平乱大军。这支重装大军，在当时堪称“武装到了牙齿”的精锐军队。这支“刑徒军”横扫山东，战无不胜，直到巨鹿之战被项羽击败，无一倒戈，无一投降，最后被复辟头领项羽全部坑杀于新安。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支犯人军队。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届政府，敢于将如此众多的罪犯组织成有效的作战部队，独独秦帝国敢为，而且取得了惊人效果。

　　为什么？

　　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分析发现其中蕴涵的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就实际说，这一惊人事实至少使我们透视到了秦帝国三个方面的社会根基：其一，秦帝国的法治极其清明公正，基本上没有冤狱冤案。果真有即或两三成冤狱，这支军队只怕也像殷纣王的奴隶大军那样阵前倒戈了。其二，秦帝国的政府信誉极其强大，社会人口对国家政府的许诺绝对信任。否则，一个说谎的政府，二十万罪犯岂能人人上当？其三，就是国家激赏功勋英雄制度长期形成的巨大号召力。人人都曾经切实地看到过，为国家立功者所获得的巨大荣誉、爵位、社会地位，生活水准；若能以罪犯之身成为英雄，何异于人生再造，何能不忠于国家奋勇当先？

　　一朵浪花，往往隐藏着无垠大海的奥秘。

　　历史的深厚，需要我们真正的深邃的思索。

　　我们这个民族，因其多灾多难而英雄辈出。虽然，我们的价值理念在秦帝国之后日渐莫衷一是，但是，我们毕竟保留了祖先的精神与风骨，我们终于走到了当代世界大争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我们需要大批英雄人物矗立起来，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引领我们在各个领域昂首阔步。我们面临的历史债务太多太多，内忧外患，问题重叠如山。若没有灿若星河的英雄阶层，我们将步履维艰，我们将在平庸中沉沦下去。

　　我们的时代，是最需要英雄崛起的时代。

　　世无英雄，是弥漫的烟尘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国无英雄，是我们的激发制度苍白得无力承载英雄的历史之重。

　　我们应该挤干伪英雄的泡沫，从流星迷幻中清醒过来，建立扎实有效的英雄功勋制度，让灿烂夺目的英雄桂冠再度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2009年10月下旬于西安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公元前3000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并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使用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的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会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同时并存，形成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所谓的共同救援组织的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堂吉诃德一样的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强国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或对很小面积的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的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化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的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细节的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进了极其罕见沼泽时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只要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人类文明如何走出第一次沼泽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的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的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都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虽然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地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地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诞生于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出现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治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代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利与对社会的文化思想主导权力，彻底地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萎顿，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们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的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二历史阶段，是从18世纪初弥漫西方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普遍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创新，是文艺复兴的直接延续。具体说，就是社会思潮对如何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如何重新确立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理论大探索。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方式，或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波及了整个欧洲与北美，实现了普遍的制度大创新与文明大创新。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

对中古文明沼泽期突破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

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的合理价值，不能以当下的自己的本体文明为唯一的价值观；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本国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时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实现自觉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价值，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东方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人类第二次文明沼泽期是如何形成并延续至今的

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人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很快地，人类就陷入了第二次文明沼泽期。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对于一种新生的文明形态，这是很短很短的历史。由于生产方式的全面跃升，由于价值观念的重新构建，由于社会制度的创造变革，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度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曙光。

可是，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有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缺陷就是：在对待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价值理念上，资本主义以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为根基，而不是以人类合理的竞争精神为根基。由于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观，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群体出现的初期，就没有对普遍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与民族，采取正当竞争的手段，以达到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前进的目标；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一开始成长，就立即利用自己的全面优势，对国内社会开始了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部世界则开始了战争征服、暴力掠夺与残酷杀戮。

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本质结构中，没有担负世界道义的基因。

资本主义文明的最主要基因，是将实力征服理念尊奉为国家关系价值观的核心。

在文明的人性根基意义上，这是人类的恶欲文明。

由于这一本质因子的迅速裂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初便骤然降临了！

此前，资本主义对全世界无比宽广丰厚的“无主”财产，包括尚未以国家领土形态存在的陆地与海洋，通过“发现”、“开发”、“购买”等等方法，已经大体完成了争夺式的分配；对全世界落后国家中潜藏的物质财富与商业利益，则通过局部战争、炮舰通商、毒品通商等等方法，完成了对世界殖民地势力的划分。至此，举凡人类可以居住的地球环境，已经基本上都变成了国家形式的“有主”财产。

可是，实力与恶欲一起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就此满足，争夺的范围迅速转向内化——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征服与争夺，大规模地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中心，波及全世界，从1914打倒1918年，牺牲人类生命近两千万。战后的人类世界，进入了弱肉强食的混乱争夺，变成了战争胜利者对世界利益的瓜分。世界近代史上宰割弱国的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这一时期“签订”的。

至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停滞不前的沼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文明沼泽期更趋恶化了。持续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孽生出了最大的文明灾难——法西斯主义。短短21年后，以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中心，世界三大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邪恶轴心，向全世界开始了种族屠杀与灭国战争。这场真正的全人类战争，历时6年，牺牲人类生命1亿有余。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陷入了普遍的贫困与饥饿，人类的地球一片萧条。

经过这次极其惨痛的人类全面战争，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终于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文明反思。这一反思的基本点是：真正对人类存在构成毁灭性灾难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孽生的无限度的国家恶欲，而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标，以种族灭绝为手段的法西斯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极恶势力，其膨胀的结果是毁灭包括资本主义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要防止这种整体毁灭的灾难，必须建立某种世界秩序。

于是，世界出现了联合国，人类有了大体的秩序，发动战争的难度加大了。

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这次文明沼泽期出现了。

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立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早根源，产生于对资本主义极恶作为的严厉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与混乱，迅速普及全世界，并相继产生了一系列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根基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

从文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体系立足于穷困人群与落后国家的自由解放，具有天然的人类文明胸襟；从文明的人性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人类的正义与良知的觉醒，是人类的善性文明，与资本主义的恶欲文明直接对立。社会主义文明所诉求的人类境界，社会主义文明所秉持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价值原则，都比资本主义要更高。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并保持不间断地发展，人类在这两种不同本质的文明体系的对立与竞争中，完全有可能达到新的突破，新的平衡，新的发展，出现类似于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那样的文明理性的历史跨越。

但是，社会主义出现了历史的变异，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消散了。

这种“解体”式变异的最根本原因，潜藏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社会主义原发理论体系的矛盾之中。按照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其国家形态必须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工业与科学更为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实现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文明，才能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健康方向发展。可是，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极恶掠夺，促使受害方必须最快地寻找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于是，社会主义恰恰诞生在了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实践方式与理论本质的相对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这一历史变异，给资本主义重新崛起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了总体制约，失去了总体平衡。资本主义重归“垄断”，其恶欲本质立即重新膨胀起来。曾经的文明突破的希望，迅速地湮灭了。我们这个时代，又迅速回到了几乎没有中断的文明沼泽期。

当然，这次沼泽期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沼泽期，不是完全相同的。

新沼泽期有所变化，其基本点是——

1、少数几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以各自不同的历史形式存在着，社会主义文明仍然以某种不断改革的方式，继续地发展着。

2、资本主义对待国家关系的丛林法则，有了多种形式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诉求，演变为人权与民主；战争胜利之后，一般不再提出直接的领土要求，而以种种方式的利益置换来取代。

3、整个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经过了很大改造，资本主义原教旨的丛林法则被隐藏起来，其核心价值观被限定在“科学、民主、人权”三个方面。改造后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出了多元化的强大的文化载体，向世界各国进行强大输出，某种程度地代替了经典的炮舰政策，代替了直接的战争掠夺。

4、核威慑、常规高科技军事力量威慑、经济制裁三大手段，成为谋取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并维持强权的主要实际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野蛮的直接侵略；对各种世界组织的精致操作，取代了赤裸裸地要挟；对世界资源分配的操作，具有了精致的“商业方式”，某种程度地取代了横刀立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粗野方式。

资本主义文明体系，戴上了白手套，挎上了金手杖，以绅士风度出现在人类了。

可是，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理解却在日益加深，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信任有增无减；甚或，局部地区与民族对资本主义最强势国家的仇恨，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不理性；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势力与各国分裂势力相融合，所掀起的文明沙尘暴，几乎成为普遍灾难；世界任何重大的基本问题，都得不到有效的磋商，有效的解决；世界任何声音，都失去了让整个人类认真聆听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矛盾，整体困境。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改变

是突破文明整体困境的基本点

依据人类的基本哲学观，任何矛盾的主导方面，都在强势一方。

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还依然主导世界进程，社会主义文明还处于相对缓慢的成长期的总体格局下，我们要讨论世界文明走出整体困境的历史突破点，其第一个着力点，一定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奉行的国家关系准则作出反思。

在国家时代，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永远依赖于国家关系层面上的首先突破。

人类世界目下面临的这种文明困境，其最基本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表面理论与实际作为的极端矛盾性。这种极端矛盾的实际表现形式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势国家集团，以经过重大改造的价值观体系为旗帜，大力向全世界输出“科学、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不间断的局部战争中，任意入侵、肢解与自己有文明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对与自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国家与地区，则毫无商量余地，坚决以战争方式解决；对所谓的“利益相关地区”，则绝对的以自身价值观念为唯一法则，进行以军事威慑为后盾的“会谈”，如若不从，则战争随后；对不服从于自己的小国，对有文明差异的落后地区，则以强势制裁为主要手段，拒绝平等对话；对“潜在对手”国家，则竭力以敌对军事同盟包围等手段全面遏制；即或是商业进出口贸易，也绝对地以偏狭的一己的国家利益为准则，动辄祭起单方标准的“制裁”手段，全然不顾平等的通商原则。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自相矛盾，意味着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强权征服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并没有因为论说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文明要走出这一沼泽期，希望是很渺茫的。

资本主义强势集团的国家关系准则，如果能发生真正地改变，则这种文明突破的进程无疑将会大大加快。至少，以下的三个方面，应该有可能改变：

其一，抛弃意识形态对立，抛弃文明差异歧视，不以军事同盟围堵遏制这些国家，而是与全世界国家展开真正地良性竞争，给世界不发达国家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条件。

其二，对各个地区国家间的实际利益争端，包括有争议的小面积领土与海域，若必欲介入，应该以真正公平的精神做真正的仲裁者；譬如组织庞大的历史、科学家集团进行全面调查，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定；而不是一力维护同盟国家，压制不发达国家或“潜在对手”。

其三，对资本主义的原罪，应该全面清理。至少，应该将在炮舰时代公然抢掠各国的世界级文物发还本国，并作出赔偿。

其四，对主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土壤滋生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应该严厉禁止；不能只对不发达国家滋生的恐怖主义严厉出击，而对滋生于自身的人类更大的恐怖主义思潮采取怪异的容忍政策。

……

一种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资本主义文明，能否成为人类走出整体困境的主要动力，尚需历史做出答案。

资本主义文明，如果错过了这次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承担道义的历史机遇，其前途必将是全面黯淡，全面衰落。在此期间，无论它获得了多大程度地技术发展，它都难以逃避文明整体衰落的历史命运。

                              ——关于政治家的品格的思考

　　　　　　　　　　　　　　　　　夕　窗

　　　　　 说明：基于对商君的特殊情怀，我改写了网友夕窗的这篇文章。引用的原版

     是一位网友加序言后转帖在大秦帝国网站上的文章，故此连序言一并包括在内。

     所以，这篇文章可以视作三人协力，根基在夕窗。请引用与转载者注明夕窗之名。

　　看罢《大秦帝国》电视剧，无限感慨，多回泪下，径自无语。政如山岳，情如巨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么浮躁的环境下，国剧能拍成这样，真让人骄傲。

　　商君卫鞅，是《大秦帝国》中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的獬豸品格与大阳精神，使已经阴谋化了我们，顿时被榨出皮袍下的小来。作为战国名士，他的命运乐章与情感方式，以及与另外一位伟大政治家秦孝公之间的关系境界，都使已经卑俗化了我们，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唏嘘。

　　政治家是什么？也许商君与孝公的品格，能够给我们一个正解。

　　　　　　　　　　　　　　一  高山流水

　　商君和秦孝公之间的大道同心，是《大秦帝国》最打动我的地方。我想，这大约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政治家之间的真正的一对知音。他们俩不是普通的人，所操的又是最容易泯灭真诚的职业——至少在后世，政治家的职业声誉绝对不高。所以，他们俩的同心知音，使我们的感知分外的复杂。　
　　

   商君孝公之间，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高山流水。起手，他们其实是在履行一个相互的职业承诺。这时的“公如青山，我如松柏”，在商君是臣奉君以公，在孝公是君用臣不疑。这个相互的职业承诺，尽管也很难得，但毕竟在此前此后的明君能臣中还能看到些许人物，譬如齐桓公与管仲，曹操和郭奉孝，孙策和周瑜，甚至李世民和几个骨鲠大臣。但是，孝公与商君的这个职业承诺，后来升华了，变成了两个人超越了职业精神的灵魂交汇，变成了大道同心基础上的真正相知。这个升华，有一个过程。

　　首先，他们的组合，是因为互相的迫切需要。

    商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要把他的治国观念变成现实的蓝图，他认为自己的治国理念是天下瑰宝；对人生出路的选择，他则采取了待价而沽式的独特选择方式。因为，他有把握创造一个足以领袖天下的战时法治国度。孝公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不仅不想亡国，还想大出天下；不是称霸、不是称王，而是吞吐八荒，会通六合。一个待价而沽式的选择，一个持币欲购式的求贤。两相需求，一拍即合，于是奏成了最初的和谐序曲。

    其次，他们相互融合了对方秉性中的强硬内核。
　　

    卫鞅秉性，特立独行，冷峻犀利，善为人敌，所到之处留形留声，句句振聋发聩，几乎是必然的堆出于岸。孝公秉性，则厚重顽韧，胸襟开阔，志高心大，善为人友，几乎是天然的领袖群伦之人物。两人秉性活似一幅阴阳太极图，你之凸出恰恰镶嵌在我的虚处，我的一眼恰恰点在你广阔的留白！孝公的开阔厚重，容纳化解了商君的冷峻犀利；商君的坚定信念，恰到好处地磨砺了孝公的人治钝刀。如此相互溶解，组成了一对最为神妙不可方物的政治双子星座，一旦进入现实运行，其爆发的威力必然是无可匹敌的。在这样的境界上，他们有了职业精神之外的灵魂相通，向相知境界便大大跨进了一步。

　　在这一点上，孝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在说，在人际关系中的君王领袖，永远难以具有真正的纯净性，对人关系之基本面，永远在于君王领袖能够在自己的灵魂中剔除去多少杂质；臣下的品格，在于君王的关系中很难居于决定性因素。恰恰的，孝公是中国古典领袖的标杆人物，而不是后世时代面目模糊的鸟生鱼汤。这一点，决定了这两位伟大政治家之间具有了广阔的精神纵深，他们还能向前。

　　最后，他们互相契入了对方的灵魂，达成了人间最美的境界。

　　孝公知商君之心，破天荒允许他离国隐居了。商君知孝公之心，破天荒从已经迈进的隐居门槛又回到了咸阳。孝公到死，都要竭力护住商君，那是他一生的战友；而商君，则把秦国的宏图大业，看成比自己生死重过千钧的夙愿。这两人的灵魂交融，向古往今来的政治家职业提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挑战——只要政治家的个人品格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应该而且能够摆脱这一职业的负面影响，可以谱写出寻常政治家难以企及的人生友谊的华章！

　　或许，这种挑战也是一种永恒的警示，或者，只能是一种警示。

　　毕竟，这两人达成的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今中外，男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叫好兄弟，可以叫刎颈之交。这样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跑到古希腊，便叫philia，离得最近的说法，叫爱人同志；愿意的话，还可以翻译成友谊，是人世间最高境界的爱。他们的情谊感天动地，生发于政治家之间，简直就是亘古绝笔。士为知己者死，不是死难，不是死节，而是死愿哪！

　　他们的纽带是共同的品格，他们的盟誓是骄傲的诗章。

　　晚霞绚丽，黑暗也已经不远了。当孝公和商君最后共饮的时候，两个个性不同的聪明人，他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了对方的命运。
　　　　　　　　　

　　　　　　　　　　　　　　二　执子之手
　　商君一生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女版的爱人同志，另一个才真的是相濡以沫。

　　白雪是一个梦想，中国女性美德的终极梦想，包括求之可得的，也包括求之不得的。商君对此的评价是：“一介布衣兮美人如斯，感我上苍兮还算公平。”但是，要得到白雪是难的。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商君赴秦之前对白雪说：“那我留下，变做一个商人，做你的白门总管。”白雪笑答：“真要是商人，我才不要你。”商君认真看了她一眼：“我真的想留下，永世和你相拥。”白雪还是笑答：“真话吗？”商君大快，做了前面那首不是诗的诗。

　　谈吐中的机锋和风度，是我们先祖传统中最精妙的精神写照。

　　商君和白雪心心相印，他们不是长相守，他们是长相知。白雪其实是商君自己的影子，他的另一颗心。商君怀抱着白雪死去，是君子怀璧的高洁，至死不渝。

　　西方有一幅经典的画作，叫做《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

　　荧玉公主是商君相濡以沫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由国家政治利益造成的，是权势集团博弈的结果。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由一方全然的仰慕造成的。这种仰慕始于国家，终于家庭。家国家国，果然国和家天生是一体。这一个多少有点飞扬跋扈的碎女子，遇到事情不满就会拿刀砍人的蛮横女子，被惯坏了的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在商君面前却是温顺的娇妻，而且通情达理，一心一意想着体贴柔顺，这是任谁看了都会感动的。

　　从古至今，在爱情领域里，政治家从来都是常态缺席者，偶然有两个，也是不太纯粹的“黑马”。譬如殷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唐玄宗与杨贵妃，那算爱情吗？历史的常态倒往往是：伟大功业的政治家，爱情大体都是痛苦而失败的，所以，历史抹去了他们的情感痕迹。秦始皇如此，秦孝公如此，伟大的商君，安知不是如此？《大秦帝国》中的商君的绚烂之爱，毋宁说是孙先生送给商君的一个超值大礼包。但是，作者的情怀恰恰就在这里——作为超越了寻常政客的品格而达到了政治家巅峰品格的商君，有精神与品格的资格，只有他，可以而且能够拥有这种情感！

　　“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是旷古一例。

　　“独拥两美，皆能至情”何以不能成为这扼杀情感的政治家领域的一支奇葩？
　　

　　　　　　　　　　　　　　　三　凤凰涅槃
　　完成秦法的建设，实现秦国雄起构想的，是商君。他的坚强后盾，是山一般沉稳的孝公，水一般深澈的太后，以及他麾下的整个变法集团。这样一群了不起的男子汉，担负起了千钧重担下的分分毫毫。他们目睹了法圣的宏伟蓝图，梦想着那个遥远的富强国度，期盼着思想变成现实。然而，眼前组成这个国家的这片人海，却被那么多的矛盾与利害困扰着，迷失在利益重新分割的混乱里，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怎么样才能让人民信服，放弃古老的传统，进入一种全新的秩序？

　　群众可以成为支持者，也可以成为掘墓人。

　　对于任何改革家来说，他们都是那样的危险。
　　还有那些一直获得利益的人。权力层的斗争，从来都比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更加你死我活。

　　这真是一场凶险的较量。结果，对于秦法，有人怀疑过，最后在事实面前信服了；有人憎恨过，最后只能当成事实来接受。最终，一切积怨的矛头，都指向了编织这场变革的人。最后，泰山崩，松柏枯。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终于被社会的恶欲吞噬了。

　　中国的凤凰传说是吉祥的，美好的。但在另一种被称之为佛教的传说中，凤凰却是一种吞噬所有恶禽恶兽的神物；这种神物有自己的轮回——每五百年投身烈火一次，从而获得重生。这就是凤凰涅槃，一则令人无法简单感知的故事。

　　这则宗教寓言，见诸于政治家行业，几乎就是对所有具有牺牲精神的伟大政治家的一种命运预言。每个民族的发展，每种信仰的发展，都渗透了殉道者的鲜血。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领域，尤其是法学家出身的政治家，自觉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仍然是凤毛麟角。因为，公正的法律精神包括了“辩冤”这个必然的环节，无罪而死，与法律精神是冲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商君成为亘古唯一的一个！商君没有造反，可是商君却甘愿承担了造反罪才应该有的惩罚。这种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商君对秦国长远利益与根本大局的考量。这种考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具体公正与具体正义，只有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政治家才能达到的高度。

    惟其如此，商君正是那一只吞噬万恶而浴火重生的凤凰！

　　　　　　　　　　　　　　四　朴而见质

   从未看过如此质朴的电视剧，秦国朝廷，臣子个个布衣，君王从不摆阔；正面角色都是人，没有一个奴才，反面也是，倔的可爱。剧中特意提到“秦地无乞”。这不仅是老秦人的性格使然，更大程度是社会风气使然。君臣昏聩，往往体现在横征无度，腐败无限。狂奢极侈之下，的确离灭亡没有多久了。比如魏国，魏王是一个伪装成明君的昏君，对明珠宝玉有最大癖好；这样的人，除了把牛皮吹破以外别无所用，所谓玩物丧志。

　　但是，过于勤俭了，也让人觉得苦哈哈的。有点像秦公渠梁的脸，有时太过沉重，显得沟壑纵生。勤俭得加上适意，不然何以对抗豪奢放纵的快感。

　　我十分喜欢商君早年，意气飞扬。其中一项绝技，就是能把苦哈哈的日子过得十分适意。目中无人的中庶子，让人过目不忘。一介布衣，矫矫不群，气派直追万户侯。住草房，草席飞到了天下，开心地问：“草席兄，天上有路吗？”那是自得其乐的适意；好酒，好棋，好乐，好书，好发己见，那是得自思维的乐趣的适意；韩国遇小弟，一路狂奔，摔的狼狈不堪，好不容易爬起来依旧狂喜的满面春风，那是陌路逢知己的适意。商君的胃口好，但是对食物没有特别的要求，面疙瘩吃三碗，不过有点个人爱好，喜欢加酸辣。在秦地考察艰苦卓绝，照样能找到乐趣，笑呵呵的，回来高高兴兴地去找景监，后来他连发热病，可以想见是吃了大苦头的。苦菜，肥羊炖、厚炊饼吃的是津津有味，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放弃稷下学宫的功成名就的好机会，想到穷到极点的秦国谋发展。秦公渠梁也是如此，食物热热就好再吃，这也说明了他对事业为什么能这么执着，他对臣下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气量。

　　但是，商君对有一些事情十分漠然。比如升官，“任职而已，有什么可贺的”。对当官，除了工作以外，利益他不感兴趣。显然，这工作就变得一点儿也不适意。

 　　一个自由其精神的青年才俊跃然而出。至少，我不会去指责这样的人太过狂傲。没有他们，我们的精神和生活会逐渐萎靡，变得猥琐，变得伪善。我们的民族在年青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人，后来作秀的人多了，作伪的人多了，这样的人就少了。
　　
　　　　　　　　　　　　　　　五　言辞之战
　　战国风采之一，就是论说之风。

　　那是一个讲理的时代，论说的时代，出思想的时代。举凡名士，大体皆言辞犀利无匹，一席说辞名动天下。韩非有《说难》篇章，其实质是说，一篇高质量的有效的说辞，太难了。后人有典曰《急智补》，专一将名说收集起来，以补临时之拙。所以，商君的说辞之犀利风采，实在是时代神韵之写照。

　　要感谢孙皓晖先生的剧本，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的古人，包括先贤和贵族像正常人那样说话，终于看到了精彩的论辩，其中秦公的和商君的台词堪称完美。

　　秦公憨正，以诚取信，看上去木讷，实际上十分善辩；基本上用的是以情感人，以诚动人，以事实说服人这样的套路，大家听得高兴，听得服气，听得感动。

　　可是，我还是要重点夸夸商君那张嘴，那是幽默机智加上嘴不饶人。每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内心，是不是都有一个喜欢嘲讽的魔鬼？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于仁”，一点也没有说错。可是，孔老夫子没有幽默感，不懂得欣赏魔鬼式的才智。明显，孙皓晖先生心里就有这样一个喜欢嘲讽的魔鬼。于是，他笔下的商君，哇，巧舌如簧加舌如利剑，而且，最酷的在后面，至死不变。

　　商君好辩，议论多多；和孟夫子一辩，不留余地，以致孟夫子恼羞成怒；洞香春饮酒，因论宋酒，把个宋人讥刺得狗血淋头。有点小情趣的、喜欢玩点行为艺术的公子昂，是商君一生嘲弄的对象。印象最深的那两句对话，秦魏大战，傲慢的公子昂见商鞅，劈头盖脸是一句：“中庶子，这一别二十年，没想到野草也变黄花了。”商君摇摇头，应声答：“朽木都变栋梁了，世事焉能不变？”

　　最后刑场，甘龙一大把年纪，走那么远，不过想听听忏悔，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要来一句：“卫鞅虽死犹生，尔等虽生犹死，岂有他哉！”说的甘龙老人家默然退避三分，因为这实在是击中要害。一指秦法不死，商君不死；二指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老世族末日已经不远……说到这里，我居然想起了鲁迅先生，还有牛虻先生。

　　罪过，罪过！ 厉害，厉害！

　　喜欢商君的同志注意，这是商君的最大的缺点。有人说《大秦》中的商君近乎完人，我看并非如此。但是，缺点同时往往是优点，这也是商君风华所在。我钦佩商君的口才，虽然，我永远不敢像商君那样说话。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为自己树立可怕的敌人。中国人的习惯，受儒家影响非常深。慢慢的，大家都不把心里的话直截了当说出来了，宁可放在肚子里烂掉。

　　　　　　　　　　　　　六　獬豸品格
　　獬豸是什么？就是那只独角法兽，那远古时代的神明裁判。

　　獬豸的品格是什么？就是冷峻与公平。　　

　　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惟其无二虑，惟其无私心，所以能客观冷静，所以能法行公平，所以能使法律成为正义的社会实践语言。这，就是商君的獬豸品格，是商君魅力的灵魂所在。剧中的秦公商君的超级对话，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政治家。
　　　　　　　　

　　　　　　　　不能变？ ——法立如山!
　　　　　　　　不能缓？ ——法贵时效!
　　　　　　　　不能减?　——减刑溃法!
　　　　　　　　不能特赦? ——法外无恩!
　　

　　正是这样一种公正严明的獬豸品格，使得他给自己招来了致命的对手——老甘龙和公子虔。他们之间，一为政仇，一为私恨。他们三人的对决和恩怨，满当当洋溢出商君的信念与气度。

　公子虔，不论对错，毕竟算得一个快意恩仇的男子汉。为公义，护秦法；为私恨，杀商君。恩怨分明，以牙还牙，心意决绝，手起刀落，当真是快意恩仇。

　　商君另一个更加危险的对手，是甘龙。他没有热血，他是一个阴谋家，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一生最成功的阴谋，就是为商君树立了两个可怕的敌人——赢虔和赢驷，这是连秦公都无奈的事情。但是，从既得利益出发的甘龙，不可能认清潮流的本质——老世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商君，而是商君创立的新法。结果呢？他们结盟迫害商君，逼迫商君用自己的性命来证明新法的程序正义。这不是正好否定了他们，又恰恰肯定了秦法吗？
　　蠢——！

　　难道在冬天蛰伏，就是为了在春天被斩草除根？
　　甘龙，老贼枭，你的精神腐烂的比你的肉体更快！
　　刑场上鲜血遍地，商君可以骄傲地说：“这里留下的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七　人活精神

　　《大秦帝国》，让我们见识到了两种伟大的品质，一是志向，二是人格。

　　这是永远不能失去的，远远比金银财货更为重要人生精神。

　　人无志不立，国无志要亡。反过来，人有志则立，国有志则强。

　　《大秦帝国》的故事，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梦想。你能说今天的中国，不是抱有同样的梦想吗？虽然，我们这个老大民族，从此以后就进了养老院，但是有这么一个热血贲张的少年时代，真的是令人神往。秦人的志，奇在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折不挠，半是血气，半是硬骨。秦人誓言：“纠纠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死不休战。”
　　这样的民志，才是成就后来一切伟业的基础。

　　……
　　商君具有伟大的人格，并且因此而带来了巨大的魅力。他一生所见之人，不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便是视如仇寇的对手。他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剧中见到过的人物，不依附于任何力量和势力，也不受任何成见的束缚。不以时迁者，松柏也。

 　　商君一生，给松柏，给政治家，下了新的定义——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无论这种精神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出现过，这都是一种高贵的思想。商君的死是自愿的献祭，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选择逃生，他可以躲避开尘世的喧嚣，远离政治的漩涡，在某一个地方潜心讲学，像他的老师那样。
　　然而，他宁愿死，为了心中的信念。

　　商君之死，宣告了人在政治家意义上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可惜的是，很少有人步他的后尘。这，就是我们这个族群在后来的悲哀。

    这是书法装裱还未完成之际，展于地上所拍。与诸位共赏。

    　　　　　　　　　　　　　　　　　——关于秦人的时间简史

　　说明：这是我为新办公室撰写的四米八书法长卷文，意在以最简短的语言概括秦人功业，说清秦人的沉浮命运；字是西安书法家刘鹏写的唐楷；所以没有选择小篆，是不想让人不认识，而是想要人明明白白看清楚。长卷上墙之后，见之者多有喜爱，年青人甚或有背诵者。为此，当《大秦帝国专号》（杂志）组稿之时，我将此短文作为卷首文章，以作为对远去的老秦人之追思。今日发上博客，权作朋友们对秦人历史之概览。

　　帝国秦人远去，迄今两千二百三十年矣！

　　秦之绝世伟业，不在春秋争霸，不在战国称雄，而在统一中国并创建统一文明。故，秦为中国文明正源，秦帝国乃中国统一文明之正源。秦以中国历史最短之统一政权，独能万古不朽，其光焰永恒照耀华夏族群，其因盖出于此也。

　　秦人多劫难，其强势奋争历史，堪称人类古典文明之奇迹！

　　远古之世，秦人渔猎耕牧于东方山海之间。舜帝时，古秦族群曾与大禹族群同建治水大业。舜帝因之赐姓嬴氏，并预言，嬴族后将大出天下！未几，其首领大费（伯益）被公推为受禅大禹最高权力之唯一人选。其后，大禹东巡死于会稽，禹子启发端政变，袭击嬴族，杀嬴族首领大费（伯益），始创第一个国家政权。嬴氏族群实力大损，被迫退出权力中心，流落东部山海之间匿居。四百余年后，商汤联络天下大族，共襄讨伐夏桀暴政之大业。嬴氏族群奋然参盟，于鸣条之战建立大功，遂成为殷商王国重要诸侯，长期镇守西部边陲。六百余年后，周人灭商。嬴氏族群忠于殷商故国，拒不臣服周室，遂开始分散寻求立足之地。由此，嬴氏之庞大族群三分求生：一支进入北方山地，一支进入西部草原，余皆流散东部山海。

　　西周中期，嬴族凭借畜牧驯马之优势，渐为周室所重。先有北方嬴族首领造父为周穆王驯马驾车，始受封地，后成晋国赵人之祖。故曰，秦赵同源。此其时也，进入西部草原之嬴族，半农半牧，举族为兵，已在戎狄海洋血战奋争二百余年，立足陇西。周孝王时，西部嬴族受命为周室养马，大成，首领非子始受封地于西部秦邑，成为周室附庸。

　　自此，始有秦人之说矣！

　　周幽王末期，骤发镐京之乱。中原晋齐鲁燕等大诸侯畏惧戎狄，不敢勤王。危难之时，太子宜臼（周平王）密请秦人救周。秦族首领秦襄大举起兵，杀入关中，血战以退戎狄，挽周室于危亡绝境。其后，秦人又全力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周王室感念秦人，遂将仍被戎狄占领的周人根基之地全数封于秦人，令秦人自己夺取以立国。秦人不辞虚名，历经两代血战，终将戎狄族群全数驱赶出关中与河西，拥有了西部广阔土地，终成名符其实的东周大邦诸侯。

　　强悍秦风至此一转，秦人全力向周室礼治文明回归，弃骑奉车，信奉德治，于秦穆公之世终成天下文明霸主。春秋末期，秦国大衰，政变迭生，私斗成风。迄至战国初期，秦国穷弱非常，被超强魏国夺取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几近崩溃。秦孝公即位，痛感国耻，奋然求贤。法家名士卫鞅入秦，深彻变法。历经二十余年，秦国创建了根基深厚的战时法治社会，一举成为最强大战国。此后，秦人奋六世之余烈，终在秦始皇时代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创建了新的统一文明体系。

　　察古今中外之文明变迁，一族于三千年间多经劫难屡败屡起，终成不朽大功者，唯秦人也。秦统一文明之万古不灭，秦统一文明之强势精神，宁非冠绝古今哉！故曰，秦文明乃中国古典文明之绝版，秦文明乃世界古典文明之绝版！

　　嗟呼！万古秦风，浩浩不灭。

　　　　　来自我们这个还没有被陈腐传统完全窒息的时代

——答中华读书报舒晋瑜

记者舒晋瑜：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对秦时代是持否定态度的。敢于扭转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您的勇气和胆略始自哪里？

孙皓晖：一个人，只要他将中国文明的问题想清楚了，对历史真相研究清楚了，对历史烟雾也看透了，他就一定会说出要说的话。当然，面对两千余年所形成的思维定式，这样做，意味着既要背叛自己的教育基础，又要挑战社会的既定理念，结果完全可能是身名两裂。实在地说，确实很难，确实需要勇气，需要胆略。我所以这样做了，应该说，有我的挑战性格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来自于我所体察到的不断涌动的社会需求。

什么是不断涌动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矛盾——我们必须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我们却不清楚我们的文明根基，所以我们不能迈开文明大创建的历史脚步；我们必须摆脱陈腐的历史传统的羁绊，而这种陈腐的传统，又恰恰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我们奉为国学根基。

这种矛盾与冲突，是我们的社会达到一定的富庶阶段后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必然是普遍性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性，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之中。即或我们小康了，我们也不会满足于现状。我们必然要跨越农业经济所奠定的古典文明根基，创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以工业与科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性矛盾，我们这个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文明反思潮。虽然，那个时期出现的成果，还囚居在近代史以来的崇拜西洋文明而彻底否定中国文明的套路里。但是，毕竟是那个时期，开始了我们对中国文明根基的总体反思。其后，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问题弥漫开来。集中到一点，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明根基究竟在哪里，中国的良性历史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上前进？

一百多年来，只有这一时期自发涌动出的文明反思潮，排除了简单化的服务于政治的目标，具有了回归文明反思自身目标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不再是在急迫的救亡运动下的应用性攫取，也不再是在阶级斗争理念下的政治性论证。这一时期的历史反思，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发达阶段的条件下，我们不再为温饱所累，不再为外侮所困，不再为内部折腾所神经质，我们才可能从容不迫的、严肃郑重地来讨论对于民族具有根本性的这一重大问题。这种讨论，没有官方的指令，但它却蓬蓬勃勃地在发展。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国家命运感、民族命运感的学者，都会敏锐的感觉到，我们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文明反思潮。如果用历史现象类比，这就是我们的春秋时代——一个真正解析自己的生存历史并开始选择自己的历史实践方式的时代！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没有丧失对社会的感知能力。

于是，我没有理由怯懦，我必须呈现自己的思索成果。

说到底，这种胆略与勇气，来自我们这个还没有被陈腐传统窒息的时代，来自我们生存的社会。所以，我感谢这个时代。

　　记者舒晋瑜：长期的历史遮蔽，使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在写作中，您对于错误解读的纠正，做了怎样的准备？

孙皓晖：这个问题，在我昨天和写出《狂雪》的著名诗人王久辛的聚会中，他也问到了。实在说，社会与读者对《大秦帝国》的反应，已经好得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是个很少悲情的人。但是，对于《大秦帝国》的遭遇，我是做好了最充分精神准备的——长期不被社会理解，惨遭全面误读，我个人也因此“身败名裂”。即或那样，毕竟中国不再是阶级斗争时期，总归是能生活下去的。

这种现象没有发生，我很庆幸，也倍感欣慰。毕竟，我们这个民族汪洋恣肆，能才名士纷纷然涌动在各个阶层；我们这片海洋的水温，又正在空前合适的时节，所以有了诸多共鸣。
　　

记者舒晋瑜：在写《大秦帝国》的过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或者说是怎样的创作状态？您觉得自己真正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物了么？

孙皓晖：我其所以能坚持做完这件事，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品格所在。我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只要我坚持做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完，能做好。

写作的16年中，我基本上是小作坊蜗居的生涯。我和夫人从西安到海南，也是为了这个小作坊蜗居得更没有干扰。如此大而艰难的一个工程，如果没有长期沉浸出的安静肃穆的一个写作场，很难使精气神始终贯通，你将被无数的零碎的必然的应对分割得有心无力。在这一点上，海南要相对好许多。只要你没有写作之外的企图心，不主动伸展欲望，自己安于囚居状态，就没有人来干扰你，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将你卷走。

对于长时间的研究与写作，任何技术性的准备都是次要的，或者说，无论多么细致的准备，永远都会显得临阵不足。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体会得太多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准备。就是说，你是否真正进入了长期鏖战的精神状态，准备好了为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程耗去一生最丰茂的时段，甚或直到生命的终结？只要精神准备足够雄厚，任何准备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起决定意义的。

对于那个时代与人物的理解，我倒是可以骄傲地说，我理解那个时代，也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更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否则，我不可能走出《史记》这座大山，也不可能浮出汪洋无边的史料之海。

记者舒晋瑜：在您的眼里，秦始皇是怎样的一个人？

孙皓晖：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被扭曲最严重的。但是，只要认真地研究了历史，就一定会对秦始皇有一个正确的评判。《大秦帝国》中的秦始皇，当然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形象猥琐的暴君。从历史事实说话，秦始皇时代至少有五方面的功绩旷古未见：一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创建了统一的中国文明体系，三是大规模的建设成就，四是肃清北边胡患，五是大规模开发岭南。

秦始皇一生，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克尽全功，这样的伟大政治家，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再者，秦始皇时代人才济济如满天星云，始皇帝独能凝聚群雄开拓创造，终其一生没有杀害一个功臣，如此人格魅力，后世帝王可有一人做到？当然，秦始皇也有缺陷，但不是主流，远远不足以被歪曲得完全没有了人形。有人说，我是为秦始皇翻案。我认为，翻案说得层面太低了。我是展现历史真相，这就是真实的秦始皇。假若同时也达到了翻案效果，我是乐于见到的。

诚实地说，商鞅和秦始皇，是中国文明正源生成时代的两根支柱，无论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还是他们的文明功绩，都是我们民族的泰山北斗。

记者舒晋瑜：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曾对您说过，写秦帝国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怎么理解？您认为《大秦帝国》的完成，对于史学界有何意义？

孙皓晖：林先生的话，表层意义，主要是针对当时非常重视当代革命历史题材，而相对疏忽古典历史题材的现象说的；深层意义，则是说我们的国家要前进，不但要继承曾经的当代革命精神，更要发掘继承我们民族的良性文明传统，后者更是我们的根基。

作为文学作品的《大秦帝国》，对历史学界，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胡平先生说，某种意义上看，《大秦帝国》的认识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关于中国文明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大秦帝国》都涉及到了，而且都作出了回答。从职业层面说，这些本该是历史学界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人文领域应该都是相通的，文史不分家嘛。

记者舒晋瑜：您认为当前历史小说的创作存在哪些问题？

孙皓晖：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譬如学问功夫等，但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阴谋化了，太卑俗化了，无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密事不成人物。这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也和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的阴谋化理解有关。至于历史观方面，大体都是两千多年来熏成的儒家理念，很缺乏高端文明时代的视野。

　　记者舒晋瑜：目前，很多评论家对《大秦帝国》评价很高，谢有顺说，这部作品“是要试验每一个读者、评论家阅读耐心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能不能把它读完，读完之后能不能真正与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对话，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试金石。”但现在看，评论界对作品的认识与探讨似乎还远远不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皓晖：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就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体，去接受社会所有层面的解读；作者的自我解析，也未必比读者们准确深刻。所以，任何肯定，任何批评，我都是坦然的。

评论界对《大秦帝国》的探讨，不可能很快达到像对当代小说名作那样普遍而热烈的程度。如果达到了，反而奇怪了。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界的公共良知、文明视野，已经被尘封得太久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基于个体感知而写作，已经成了文学领域的普遍存活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这个圈子骤然回身瞩目一部完全以文明大视野为出发点、以国家民族命运为轴心的作品，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谢有顺先生所说的“试金石”，可能其意蕴就在这里。

                    帝国时代的伟大，和我是否推崇没有关系

                         ——答《海南日报》蔡葩问

    记者：《大秦帝国》自出版之日起就备受关注，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汇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评论家，赞扬之声成为主流，批评之声也显尖锐。对于一部大作品，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您有何看法？

    孙皓晖：我说过，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就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体，去接受社会所有层面的解读；作者的自我解析，也未必比读者们准确深刻。所以，任何肯定，任何批评，我都是坦然的。我愿意与读者们一起欣赏《大秦帝国》，欣赏那个时代，也愿意与读者们一起分析批评《大秦帝国》，分析批评那个时代的缺陷面。

    记者：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对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满怀赞誉之词，认为您的“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商鞅、白起、蒙恬、秦始皇、李斯、赵高、等一大批人物有血有肉地站起来；而另一种批评则认为，书中的人物呈扁平化，对人物的命运缺少悲悯情怀。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对商鞅这个人物，您寄托了怎样的理想，和正史中的商鞅有多大的差距？

    孙皓晖：我只知道，关于人物塑造的批评，是拔高商鞅等人物，以及英雄主义的雷同。对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有两种情况的原因。一种是批评者不了解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误解过甚，已经被阴谋化了的我们，已经很难解读那个时代了，已经不相信那个时代的普遍精神了。另一种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对某些遭受长期歪曲的人物，譬如商鞅和秦始皇，缺陷面没有正面地、深入地去写，而只写出了人物发展的逻辑性，使一些读者误认为这些人物是完人。

    “对人物命运缺少悲悯情怀”，我听不懂这句话。

    司马迁对历史上为国家负责的人物的悲剧牺牲，对民众在保卫国家、反击外患战争中付出的牺牲，都给予了淡漠，给予了批评；而对所有明哲保身、全身自保、不对国家民族承担应有的职业责任的人物，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莫非这就是我们某些人要求的悲悯情怀？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对生命之美的艺术发掘已经丧失了能力，对那些文明史上曾经迸发的无比灿烂的生命之花，只从阴暗的、悲剧的方面去解读，莫非这就是“悲悯情怀”？这样的“悲悯情怀”，我确实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记者：《大秦帝国》令人惊叹的大格局，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叙事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息，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到了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有意见认为，由于您对大秦精神的无尚推崇，在叙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时，主观化色彩过于浓重了，以致于更改了一些历史事实，如把商鞅之死改为慷慨就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的思索。是这样吗？

    孙皓晖：中国的历史烟雾，太深重了。《大秦帝国》将备受后世官方意识形态攻讦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正面地呈现出来，许多人不相信，批评我主观色彩浓重，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对那个时代曲解的，不是我，不是《大秦帝国》，而是已经被卑俗化了的后世理念。

    帝国时代的伟大，和我是否推崇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将一个卑俗的时代“写”成伟大的时代，那是连天方夜谭里也不会有的事。推崇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学人的文明良知，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良知。拼命地贬低，拼命地糟蹋自己的文明圣地，在全世界的文明史上，只有我们中国人干得出来！

    商鞅的慷慨就义，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更符合商鞅的信念逻辑。商鞅“造反被杀”之说，史料记述完全经不起推敲，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种说法的历史真实性。所谓护法而死就“削弱了人物悲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思考”，我认为恰恰相反。变法领袖因变法成功而死，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深刻的悲剧，它所隐藏的社会前进的残酷性，不比“造反被杀”的简单的浅层政治逻辑深厚吗？

    记者：《大秦帝国》同名电视剧在台湾受到更加热烈的追捧，网络下载页很火爆。请您谈谈这方面最新的情况。

    孙皓晖：台湾已经在第三次重播《大秦帝国》了。台湾一个编剧，曾在我的博客留言，说台湾影视圈都在议论《大秦帝国》，觉得大陆能拍出这样震撼人的作品，实在应该多交流，多学习。这位先生还说，有机会一定邀请我去台湾交流。我当然乐于接受。对于一部展现统一文明的作品，台湾同胞能如此共鸣，我是深感欣慰的。

    美国华人世界的反响也很强烈。有几个留学生给我发邮件、写文章，谈观后感受，都很感奋。英语世界反响如何，现在还没有直接反馈。韩国正在播放，日本也即将播放，据说都有一定的社会期望值。

    今年12月中旬，国内四家卫视（陕西、福建、河北、河南）也将同时播放《大秦帝国》，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我们民族文明正源的普遍思索。

                                                                 谢有顺

                                        （此文见5月22日的《中国图书商报》）

《大秦帝国》是我读过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十一卷，五百万言，堪称是煌煌巨著。它的厚重，照见的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苍白和单薄，而文学界对它的漠视，也表明一种大气象的写作仍然容易被淹没在那些光滑、琐细的语言游戏之中。多年来，中国小说惯于写小事、小经验，沉迷于一己之私，而渐渐失去了关注大问题、书写“主要的真实”的能力，技艺可能越来越精细，但文字背后，往往一片空无，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思想贫乏，创造力衰微，关于文学的信念也日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以致一个以提倡个人写作为旨归的时代，出现的却多是那种千人一面的作品。写作在面向内心的省思和勘探中，如果只留下一些经验的碎片和欲望的喘息声，而无法深入追问历史、现实中的疑难和困境，无法在想象中敞开人类精神新的可能性，这种写作，就决不能在物质繁盛、心灵溃败的时代，挺立起一种价值，一种信念。

而要在这个时代真正写出大作品，写作的抱负、精神的信念，不可或缺。许多的作品，我们一眼就能洞穿作者的精神底子是轻浮的、无所背负的，作家身上没有重担，也没有担负这一重担而有的痛苦，写作就成了一种贫乏、机械的记录，或者成了作家养病的方式。文学之小，首先是精神的格局小了，因为你从中看不到一个作家的胸襟。但《大秦帝国》是有大格局的，它不仅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叙事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息，不为故事、人物所限，而是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到了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孙皓晖历经十六年写成的这部恢弘之作，最令我感佩的是，他对于秦史的描绘，不是依托于小聪明，也不是出于那种枯坐书斋的苍白想象，而是花一般人所不愿花的笨工夫，去史实中辨识一个帝国的面影，并耐心刻写在漫长的王朝兴衰中每个个体的辉煌和失败。

写历史小说，如果没有这种实证精神，而一味地胡编乱造，就会缺乏叙事的说服力。小说当然不是信史，但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信，人物性格演进的线索若破绽百出，他就无法说服他的读者相信他所写的是真的。好的小说家，往往能够把假的写成真的，所谓虚构，其实是到达一种更高的、想象的真实。而如何才能在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可信的物质外壳，有时比在小说中建立起一种精神更难。所以，我看重孙皓晖的写作中那种实证、专业的品格，他的小说，既贯彻着一个作家的情怀，也不乏一个专家的谨严。他研究秦代的法律、风俗、思想、战争，涉及这些方面时，都谨慎下笔，即便从饮食和兵器这样细小的地方，也能见出他的专业造诣。照沈从文的解释，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而如何写出一个时代的常识，这正是小说独有的价值所在。以常识写人物，人物才可能被还原，才会显得饱满，进而在历史的幕布中真正站立起来。

有人物，并且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这是《大秦帝国》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显然是秦帝国的辩护者和膜拜者，他的写作激情，源于他对一种业已消逝的大精神、大风骨的向往，而关于这种精神和风骨的塑造，如果不落实于人物，就会显得虚浮。小说的精神，往往是通过人物来担当的，人物饱满了，精神也就挺立起来了。许多小说，之所以显得枯涩、失血，根本原因还是没能写好人物。《大秦帝国》是有人物的，当商鞅、白起、王翦、王贲、蒙恬、秦始皇，包括李斯、赵高、扶苏这样一大批人物从孙皓晖笔下有血有肉地站起来时，孙皓晖关于秦帝国的想象也就有了坚实的载体。

这些人物，寄寓着他的写作理想。在他们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读之，感之，往往令人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

《大秦帝国》既是对一种真精神的召唤，也是对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的怀念，为达此写作目的，孙皓晖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议论、抒情、感慨来助力于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文风，若是用之于普通的小说，或许是失败的，但在长达五百万言的写作里，这种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反而有效地舒缓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大秦帝国》作为小说是笨拙的，野性的，它的历史观也不乏可探讨之处，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气场——它写的是历史，但对话的却是历史中的人，以及这群人的心所能达到的宽度和高度。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种笔力深厚的书写，映照出的恰恰是现代人的根本匮乏。

当我读多了那些轻浮、油滑的作品之后，对《大秦帝国》这种下苦功夫、见真精神的写作，反而有着特殊的热爱。它是秦帝国的第一传记，也是作者孙皓晖向这个昏昏欲睡的时代所发出的一声长啸。

（《大秦帝国》（十一卷），孙皓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版，

369.00元（平装）

880元（精装）

2009元（典藏版）（2009年5月出版）

                                 平装本《大秦帝国》

                                   精装《大秦帝国》

                                 典藏版《大秦帝国》

                              打开的典藏版《大秦帝国》

孙皓晖：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学界能够对世界清楚地说出自己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源流演变、发展阶段、时代定位、民族生存经验等。这种基本方面，不是以往我们依据西方理念所确定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划分，而是我们文明的源头性质、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政治文明传统等等最底色的东西。

譬如，中国政治文明的深远传统是什么？我们说不清。

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是“尚一”。中国人历来认为，多头政治必然导致混乱，龙多了主旱，治权分散导致国家孱弱。在疆域辽阔族群众多的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历来是统一文明的最大威胁。为此，“尚一”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根基价值观。在这种久远的传统之下，照搬西方民主制，肯定翻船；而政治不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也肯定不符合历史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探寻建立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独特的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完成政治文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再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核心，它需要种种历史条件的成熟，尤其是国民素质的普遍大提升。任何急于求成，都是有害的。

可是，我们总是说不清这些基本道理。

　　世界每个国家，尤其是创造了成熟文明体系的大国，都对自己的文明史，对重大历史人物，有相对清楚的研究定位；自己的文明是什么，为什么，都有普遍的为社会所接受的文明史研究的经典论著。这就是文明话语权。

只有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沉溺在传统的考据中，深度的文明研究极其缺乏。对文明史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定位定性，更是混乱不堪。这不是主张一律化，而是在最基本问题上的价值观。粮食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有一万种说法吗？如果有人硬说它不重要，或未必重要，这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智商有问题。

《大秦帝国》的基本价值，是对中国文明正源的生成做出了历史展现，对中国文明史最为重要而又最被扭曲的一个时代，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恢复了历史的真相。虽然她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但她提出了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这个时代与那个曾经的伟大时代，有惊人的相似

记者：《大秦帝国》书与电视剧的反响是否出乎您的意料？这种反响，说明它反映了当代人的某种心理需求？比如对大国崛起时期的向往，对国家生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创造精神与进取精神的呼唤？

孙皓晖：确实，反响之普遍，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反响之根基，我是心中有数的。在我们国家走向真正复兴的历史道路上，当代人心理需求的基本点，就是对民族文明与民族精神真谛的渴求。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这种心理需求更强烈。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物质匮乏俭朴落后而又亢奋无比的年代，一出生就是花花绿绿的商品经济世界。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西方文明的普遍侵染是一种“进步发展”。但在年青一代眼中，中国的民族文明根基却找不见了。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恢复民族文明的真精神。

于是，有人将他们叫作“愤青”。其实，他们才是中国复兴的真正希望。他们受儒家文化的浸染最少，他们渴望恢复民族真精神的欲望最强烈，他们的视野空前广阔，他们的精神空前独立，他们的创造心企图心空前浓烈。从基本面说，他们大体具备了大国公民的雄强心态，具备追求更高文明的精神品格。比我们这一代人，他们在整体精神上，至少高出了一个层面。

年青一代对《大秦帝国》有着普遍而热烈的共鸣。这一点，我深感欣慰。

记者：您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与那个曾经的伟大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请详细谈谈这些相似之处表现在什么方面？

孙皓晖：的确是这样。春秋战国秦三大时代，基本的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主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旧的生活方式，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凡此等等，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当然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历史性质，往往有惊人的同一性。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是生产方式的大变革。我们，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同样是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就是说，我们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一样，都是社会大转型时期。

人类社会的恒定方面，决定了不同时代解决相同性质的社会难题，必然有着相同的基本经验与法则。一个民族的先祖有没有这一类的经验与法则，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后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民族，有过极其丰厚的变革与创造的历史阅历，只要我们发现并继承了这种历史阅历所包含的深刻经验，我们的复兴一定是震撼世界的。

                        儒家体系是极端保守主义，是历史制动器，不是文明发动机

记者：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汉武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罢黜独尊政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阉割了中国文明的蓬勃生发，只留下了极端保守之道。

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汉武帝对贤良文学们的诏书，也记载了对董仲舒的几次诏书，都鲜明地表述了这种忧虑。于是，自告奋勇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谋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记者：您曾说过“我不赞成儒家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哲学，恰恰在这一点上，儒家对后世误导最深”，能否请您详细谈谈，您不赞成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哲学是什么？对后世产生什么样的误导？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的。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潮流，坚决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的井田制时代。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历经十代上下的传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一反当时激荡沸腾的变法思潮，鲜明地倡导复古，于国于民皆成大害。所以，当时的儒家学派，无论他们对入仕执政是多么的孜孜以求，都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纳，敢于重用。

儒家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学说。复古理念，大同思想，仁政理念，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中庸理念，和为贵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哲学，血统亲友相互庇护理念等等。具体分析，其中每一则都有某些相对的合理性。但是，从总体上说，从本质上说，儒家思想体系的哲学形态，是崇尚静态平衡的（不是动态平衡），是不主张社会变革的，是极端保守主义的；见诸于实践，是以牺牲社会创造精神、牺牲公平与正义原则为代价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的、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曾经不乏深刻思想。包括孔子孟子等等儒家大师，都有过深刻的哲学思想。但是，局部的深刻思想，并不等同于实际的进步主张。

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就是踩刹车，防止社会滑向极端方向，冒险沦入深渊。在整个社会思想体系中，不能没有保守主义。否则，社会往往缺乏深思，就会轻躁盲动。但是，若是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则一定是要导致腐朽落后的。一列大型国家巨舟，发动机越多元，越强大，制动器的作用才越显重要；要是将发动机罢黜了，将制动器独尊了，那么，即或这个制动器是神仙变的，是金子做的，也铁定的粪土一般。

这，就是文明生态的相互依存与均衡发展。

    西汉中期，儒家被独尊之后，其学术面貌开始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儒家与统治者们达成了最大的默契——日渐淡化了儒家在原生时代的倒退立场，日渐淡化了儒家复辟主张；另一面，日渐强化了儒家社会伦理的学理性，担负起对人民的保守主义的教化功能。久谎成真，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腐朽的政治根基，更很少注意到儒家被整个春秋战国两大时代抛弃的历史真相了。虽然，儒家刻意地改变自己已达两千余年之久，历经宋明理学之后，儒家更几乎成为纯正的社会伦理学派。但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极端保守主义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这种思想体系，已经普遍地弥漫开来，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刻的精神误导。

最重要的误导，是使社会以趋于无创造的平衡为目标，丝丝缕缕地消减着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与社会变革精神。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儒家独尊，其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小变法，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深彻全面的大变法，更是绝迹了。越到后来，小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也越是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兔头蛇尾，细弱得令人脸红。从历史人物说，后世的复辟寡头几乎都是大儒，后世变法的反对派领袖也几乎都是大儒。前者如王莽，后者如司马光。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因为太不合适。

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意义上，恢复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虚假的神圣光环。尤其是，不能将儒家看作中国文明传统的主流，更不是唯一。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要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太蹩脚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发表在网络上，说得就是儒家独尊对中国文明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谢有顺

我很喜欢这部小说，一字不漏地读完了。也向很多的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包括在很多文学的场合，向做文学研究的一些朋友推荐。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界，对《大秦帝国》这样一部作品的接受，可能成为一种试金石。文学界可能还没人意识到，这样一种写作对文学的意义。中国小说的写作，写作的模式，都已经定型了；包括大部分作家，他自己经验的边界，写作的模式，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大多数人都是凭着惯性在写作，包括我们这些做评论的，也都是凭惯性来选择阅读一些作品。像《大秦帝国》这样一部横空出世的作品，这么巨大的篇幅，可以说是要试验每一个读者、评论家阅读耐心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能不能把它读完，读完之后能不能真正与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对话，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试金石。这在当代文学里都是一个试金石，试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他有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变化，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在出现。所以我对这部作品评价是很高的。

我注意到老孟（指孟繁华）刚才提到一个词，叫文学抱负。这个词用在孙先生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很多作家，其实他们的写作都是凭惯性在写，他没有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他根本就没有问题，他仅仅就是在写而已。如果一个人身上没问题，身上不背负精神的重担， 他不想解答和回答一些问题，他的写作就很难深刻下去。所以看得出来孙先生的文学抱负，不仅体现在他的篇幅上面，更重要的体现在他试图对一个大时代，对一群雄浑的人的内在的生命的对话，他试图理解他们，试图把他们写出来。读这样一部作品，我读的时候是感慨万千。他所描写的这个帝国，这个世界，对比当下的人，对比当下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狭小、猥琐，我感觉我们像是在外国。如果孙先生描写的是中国，那现在就像是外国。我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看一个历史中的中国。确实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这种回溯，这种审视，确实能激起我们很多的东西。这些方面刚才各位专家都说了，尤其是导演也谈得很好，我不想多说了，我想从文学方面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我特别钦佩孙皓晖先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写作氛围里面，为写一部小说所花的苦功夫和笨功夫。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和想象的艺术，但是我觉得，小说发展到今天，可能小说家已经过度地使用了虚构和想象的权力，或者过度地迷信虚构和想象所具有的创造性。我读很多的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所写的生活缺乏必要的研究，必要的调查和分析，必要的理解和对话。所以我觉得孙先生这种笨功夫，苦功夫，这种案头工作，为他的写作所打下的基础，是他小说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石。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就像黄导演说的，他是一个学者。真正的好的小说家，他要写好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他必然要成为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种生活的专家。不是专家，他就写不好这种生活。就像《红楼梦》一样，曹雪芹很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专家，所以他写什么就是什么。很多小说家过度迷恋想象和虚构，却不了解他所写的这种生活，他必然写不好这部作品。沈从文先生有一个解释说什么是专家，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专家就是要有一种常识。为什么要提倡是专家，就是你对你所描写的生活，时代，要有常识。如果你是一个瓷器的专家，那么瓷器放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如果你是一个丝绸的专家，丝绸放在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质地。你是个兵器的专家，兵器放在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朝代，大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用它。我从《大秦帝国》里面可以看出，孙先生对研究大秦帝国所花的巨大的笨功夫，案头工作，使得他对大秦有丰厚的常识。所以他写《大秦帝国》，那种风土人情也好，兵器也好，服饰也好，战争也好，包括用词，他都确实是那些方面的专家，在那些方面有常识。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通过虚构和想象。我非常看重他身上这种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这种看起来通过一种很笨的方式，来还原一个时代的具象层面、物质层面的工作，我觉得可能比简单的苍白的想象要重要得多。要没有这种坚实的基础，可能我们很难对这部作品有一种深度的感慨和回应。这是我第一点很看重的。

第二个，这11卷的作品里面站立出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这些人是历史上本来就著名的人，但是经过他这部小说的形象的塑造，这样一批人站立在我们面前。在一个晦暗的历史布景里面，站立出来。大家可能都注意到，90年代以后的小说，基本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人物，80年代我们都还能回想起一些小说中著名的人物形象，但是90年代以后基本上想不起每一个人物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当代小说没有人，或者没有饱满的人，没有能让人物站立起来，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匮乏。但是在《大秦帝国》这部小说里，确实，你会觉得很多的人物，像商鞅，白雪，像白起，王贲，王翦，像秦始皇，包括像赵高这样的人物，确实非常的生动饱满。这是一部有人物的小说。是人物，是这些形象，诠释和承载了孙先生对一个时代、一个帝国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跟那样一个时代对话有了一个载体。他确实把这些人物在一个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所以我说，他所描写的文明，他认为是原生文明，我愿意用一个词，叫野生文明。我觉得秦以后，尤其是是汉以后的中国，基本上都是圈养的，是养殖的，而他所写的那个时代，那些人，那种思想，都是野生的。真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那种野生的思想，野生的灵魂，活力，那种生命力，那种气度，那样一种胸襟，读起来确实给我了非常多的感慨。而且，孙先生在塑造人物时，他对人物的洞察和分析，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他不拘泥于把这个人写得生动，他还写出了他们的复杂性、深刻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对赵高这样一个形象的分析，对这样一个阉人，那种复杂心理的分析，是有性格逻辑的依据的。比如对扶苏，对李斯人物的分析，都非常的深刻，合乎一个人物的性格的逻辑。对这样一些人物的塑造，他不仅仅通过形象，而且也通过历史分析，性格分析的方式，所以站立起来了雄浑饱满的人物，这是《大秦帝国》非常重要的特色。

第三点，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一种精神的深度的对话。在这种对话里，他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历史看法，这种看法当然可以商榷，但我觉得这种看法对于打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偏见，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帝国，确实很有启发。我还特别注意看到他对六国灭亡论的分析，包括对暴秦由来的一种分析，包括对秦始皇没来得及立太子所留下的遗憾，  对秦国历史的短暂，它很快就灭亡，对它那种悲剧的痛惜至极，我想每一个人读后都会有非常深的感受。

我很钦佩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其实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由此我在想，他在写这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时代，确实是用大气磅礴的一种写法。孙先生是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是以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实体来看的，只要有利于他的表达，如果用小说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小说；如果用历史分析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历史分析；如果用理论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理论；如果用论辩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论辩，所以他不乏发表抒情和感慨。可能很多人觉得，小说是不适合议论的，小说是不可以感慨的，我现在觉得，这是对小说的误解。从这部小说看，它不受常规的小说限制，反而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空间和容量，表现出更好的小说形式。我是一点不喜欢那种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的小说。我更欣赏那种不受小说的所谓的传统的，所谓常规的做法和限制的小说。至少，孙先生给了我这样一个想象。他里面那么多议论的，分析的，思想的，札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大大拓展了他这部作品的空间。其实我一直很向往一种写作，就像论语式的，圣经式的写作，它里面也有故事，也有议论，也有感想，也有抒情。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回想一下，没有人在生活中是像小说那样说话的，也没有人像散文那样说话，我注意到每个人的发言，都是有叙事，也有议论，也有抒情，也发感慨，也下结论，这种对我们日常对话的模仿，可能是更大的一种小说。没有人专门一天到晚讲叙事，没有人一天到晚讲思想，讲理论，没有人一天到晚发议论，我们都是叙事、抒情、议论夹杂在一起的。就像圣经就是这样一种文本。孙先生在这部小说里，也有自己的很多突破。所以他写的小说不是常规意义的小说，也不是常规意义的历史。他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突破，这是一部大作。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我也很愿意继续地来向更多的人推广这部作品。

（以上为4月2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评论家谢有顺在“纪念秦统一中国文明2230年《大秦帝国》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我跟老孙接触，是先读他的剧本。这部书是先有剧本，94年他就完成了全部的剧本写作，然后又从96开始写的小说。但我读的时候，是2005年底的时候，他重新又从小说写成电视剧剧本。我读的是第一部《黑色裂变》。读完以后第一个感觉，是肃然起敬。我从影49年，从19岁从影，今年68岁，不管是自己做助理的时候还是自己做导演的时候，真正一部作品让我连着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第一次。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学者。后来接触老孙，我就更深地感觉他是一个学者，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所谓学者就是，他博学，对于先秦文化，先秦的历史，非常博学。我读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那种对战争的描绘让我非常震撼，我当时就想，（拍这个剧）这个担子我可能挑不起来，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拍完《大秦帝国》第一部一晃好几年过去了，黄导还是那么生气勃勃。

            艺术，创造，一定会让人永葆青春吧。

作为学者，他博学，严谨，能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曾经到科学院去采访过很多人，科学院的一个科学家就跟我讲，凡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极其个性的。所以学者的严谨并不排斥他的个性。同时我觉得，老孙他是一个作家，他很有激情。我读他剧本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能把对先秦文化所感受的东西，全部化为文字，化为电视的画面的时候，他充满着激情，他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最近有一个媒体采访我说，你讲一下《大秦帝国》小说与电视剧的区别。我说很简单，小说是全景式地，全面地大开大阖地把握一个时代，我们电视剧没有办法这样展开，我们只有线性地来展开，围绕着秦的主体；第二个是，小说是充满着作家的个性的，电视剧是给大众看的，同时又要受到审片小组，特别是历史审查小组的审查，所以我必须做了很多的妥协。电视剧跟小说怎么能比较呢，我说我无法望其项背。尽管电视剧也是孙皓晖改编。因为毕竟，小说的审查比起电视剧审查要宽松很多。

           在现代文学馆会场。开会前，黄导一大早就从怀柔片场专程赶来

我读他的剧本以后，我始终在讲，这种大，到底怎么来把握，怎么把握作家对战国时代的把握。咱们先秦的史学家，已故的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在1994年——现在一说都是15年以前了——读了他的剧本的时候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第一部写商殃变法，视野开阔，国家的命运和改革家的命运水乳交融，壮烈感人；他讲到，孙皓晖以艺术的想象填补了战国时代很多说不清的史料盲区。所以我说他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如果纯粹是一个史学家呢，他很难通过自己的想象与虚构，来完成这部书。一个史学家都说，他对战国时代很多史料盲区作了补充，可见它的分量。我看了这个本子以后也想，我不是拍一般的电视剧，我至少得有半年的准备。我当时做了36页的读书笔记，今天我把笔记也带来了，可以作证。（主持人李荣胜：是不是可以捐给我们文学馆啊？）（众笑）

我读剧本以后，深深地感受到对孙皓晖的尊重。大家看我《大秦帝国》的读书笔记，都是铅笔（写的）。（笑，掌声）我就觉得，不敢轻易地去接（这部戏）。我当时就讲，真是如履薄冰啊。尽管我比老孙岁数大，尽管我从影的时间很长。我当时写的导演笔记，叫“浩浩然《黑色裂变》”。这个大秦帝国，这个大，你如果把握不住，你对那种大开大阖、自由奔放的一个时代你非常难把握。我读第一集的第一段（写下的导演笔记）：“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笔墨很细腻。拍摄时大要把握气势，小要注意细节。”……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老孙经常讲，这个时代你要把握不住这个脉搏，黄健中你拍不好这个戏。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已故的著名电影剧作家陈荒煤，在95年看完了他原有的十几集电视剧本说：“《大秦帝国》的文化内涵很大，没有学问与文学两方面的功底，《大秦帝国》搞不出来。看《大秦帝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荒煤是我们的老领导、老前辈，他一直说，电影要注意文学，电影基础是文学。其实电视剧的基础也是文学。当时读完这个剧本以后，我做了这三十几页的读书笔记之后，我战战兢兢地跟孙皓晖见了面，我跟他谈对每一集的想法，意见。往往导演与编剧如果不是门当户对的话，很难沟通的。要门当户对，我就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恶补这一段的历史知识。我们在一起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孙对那个时代的研究，对史料的研究，完全变成很个人的，情感性的东西。他就像一口丰富的油井，喷出来的力度都很大。所以我特别受这种感染。所以我每次见到老孙，都把自己家里珍藏的好酒、黄酒带给老孙，要他让留下买路钱，给我讲这些东西。导演永远都能从这里学到东西。

                                黄导在发言

我从影49年，大作家像郭沫若、老舍也都见过面，改革开放以后的知名作家，也都接触很多。真正让我感觉，首先成为一个学者，然后再着墨，去写东西，老孙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所以我对《大秦帝国》这部书，我对它的发行，寄予厚望。我在拍戏的时候有一个群众演员——一天50块钱的那种群众演员，跟我说，听说你拍过《大秦帝国》，我看过书，我觉得太好了！一个群众演员，都能喜欢上这部书，所以我相信这个书，它的读者面将会很广。我还有一个看法，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文学一定要还原为文学。文学要有文学的审视，艺术要有艺术的审视。所以郭沫若早就讲，何谓经典，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一部书过了50年，多少年之后，还依然能看，能受欢迎。我相信，这部书会成为这样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

                  黄导向人展示他的“读书笔记”，真是可爱得紧。

           一个大导演，还有如此谦恭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令人感喟至深。

在这部剧接受审查的时候，我们一个非常无知的责任编辑，中央台的一个编剧，对老孙说，你这个戏肯定没人看，因为没有搞成阴谋戏。老孙当时对投资方说，如果你们搞成阴谋戏，我收回我这部剧本。这就是他治学的严谨。老孙为这部书写了16年，一个人能有多少个16年？16年呕心沥血，诞生了自己这么一个孩子。当时在拍的时候，我要对每个演员讲人物的性格，对人物的把握，我说老孙你帮我写。后来老孙写了，对每个角色都写了人物特征和人物的把握点，虽然署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写的。我觉得我没法与他对应的。我还算读了一点书，这四十几年，包括文革当中，我都没间断过读书，但文字那跟老孙没法比，他的文字很老辣的。他不像是第一次写小说的，这跟他治学的态度有关系。对读者来说，这部书是非常值得读者去读的。而且读了以后，受益绝对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而是方方面面。我还在想等我得空的时候，我一定要再读读这部书。今天见了这个典藏版，我刚才跟社长说我一定要买一套，社长就建议，按我的生日选一个号码收藏。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觉得这个书确实值得典藏。典藏版，它包装的精美跟文字的精美与内容的精美是成正比的。对读者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

谢谢大家。

（以上为在《大秦帝国》作品研讨会上黄健中导演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纪念秦统一中国文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纪念活动以推出典藏版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为标志。

2230年之前，秦帝国统一了中国，统一了中国文明，这是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最重大的革命性巨变，也是此前中国古典文明发展的必然的巅峰时代。但是，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它却从没有被我们以任何形式纪念过。那个伟大时代与我们之间的精神连接，几近荡然无存。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但国人对秦帝国的了解始终混沌懵懂。要将秦帝国的是非功过阐释清楚，探寻两千年中华文明之根，理清我们的文明正源，是在过去的近20年里始终激荡在我内心的强烈创作冲动，也凝结成为河南文艺出版社历时8年全套出齐的《大秦帝国》。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谢大秦帝国这个伟大的原生文明的创造者，感谢这种原生文明所蕴涵的奋争精神与生命张力。虽然我们已经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意义，对于我们文明正源所蕴涵的强势生存精神，刻意地遗忘了两千余年，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以摒弃自己的文明正源为快事。文明的荒谬，终究不可能永恒。刻意的遗忘，总有一朝被唤醒。尽管这个声音还很弱小，但是现在，我们要响亮地发出这声啼叫——以历史文学界的声音，唤醒中国人民对自己文明正源的认识！

《大秦帝国》自去年5月出版上市以来，不到一年间已重印4次。由衷地感谢读者对它的厚爱。我也曾在多种场合说过，对每一个能读完《大秦帝国》的读者，我都深感敬意。就像在这次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所言：“这么巨大的篇幅，可以说是要试验每一个读者、评论家阅读耐心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能不能把它读完，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试金石。”

3月底，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有5部长篇小说入选，《大秦帝国》忝列其中。对于初次写作长篇的笔者来说，也是莫大告慰。

此次推出的典藏版《大秦帝国》与已出版本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纪念二字上。我为典藏版撰写了新的前言，增加豪华典雅的实木包装，除11卷正文外，增补1卷纪念册；纪念册包括秦统一中国后的地图，两枚纯铜镀金的纪念币，币面分别为秦始皇和商鞅的头像。

为突出纪念秦统一中国文明2230年，出版社限量出版发行典藏版2230套，每套定价2009元。每套纪念册上，均有作者和出版者的亲笔签名及题词。每套书中均附有收藏证，编号为0001号至2230号。

在发布会上，河南文艺出版社将收藏证编号为0001号的《大秦帝国》典藏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0002和0003号当场被参会的学人认购收藏。专家认为，除去典藏版《大秦帝国》的主题收藏价值，它的版本价值也不可低估，其装帧设计和印装质量水平是显示当今文学图书出版所能达到高度的一个见证。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幅明（右一）将编号为0001的典藏版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为文学馆副馆长李荣胜先生）

记者：您“相对细致地整理了两千余年历史上所有的批秦言论”，那么您认为这些批判性的言论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秦帝国的历史缺陷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您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什么？

孙皓晖：是的。为了清楚了解历史上的非秦烟雾，我翻遍了二十五史，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整理与摘录。我想真正的搞明白，历朝历代对秦的仇视，究竟有多少理由？究竟有多少证据？结果，历代非秦言论的水准，很令我失望。

说到底，他们提出的总概念只有一个——暴秦。其余十分之八九，都是论断性的分类指斥秦如何暴政。其中最重要的原发理论，有两个：一是秦末六国贵族的反秦言论，二是西汉董仲舒的批秦言论。前者是讨伐性的攻讦，云山雾罩大而无当，完全经不起分析。后者则是指斥秦帝国的经济盘剥与刑法暴虐，同样经不起分析推敲。

我在《大秦帝国》一书的最后中，已经详尽地考据和分析了这种非秦理论的虚假性，这里不重复了。总体说，西汉之后的个人非秦言论与官方非秦评价，几乎都是以前两者为直接资料依据的，不分析不举证，只一味地咒骂鞭挞，没有任何创造性，没有任何史料价值。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当代历史学家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引证着秦末反秦言论，引证董仲舒理论，作为秦暴政的依据，没有人指出这些历史论断的虚假性。

两千余年的中国学界，对秦的评判完全丧失了客观性，已经不愿意将秦帝国当作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所以，他们的言论是经不起认真审视的。这一历史迷雾，即或不在今天澄清，也将在未来澄清。一种背离历史事实的谎言，不管有多少人拥戴，终归不会永恒。

秦帝国当然有其历史缺陷。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立足于当时现实，一是相对于当代文明进步。就前者说，秦帝国的缺陷主要是三方面：其一，秦始皇帝后期的“势治”超过了法治，使严密完整的帝国法治出现了失衡与断层，使权力枢纽区出现了人治的空间；其二，秦帝国没有充分地修法准备，没有及时从战时法治的重刑主义扭转过来，没有适时发展为常态法治体系；其三，秦帝国冒进过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人口迁移的频率与规模过高过大、国防工程速度太高、意识形态求治太急、老秦族群消耗过甚。用今天的话说，秦帝国在始皇帝后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若从文明史意义的立场评判，秦帝国没有重大缺陷。

首先，秦帝国推行的政策符合历史潮流；

其次，秦帝国的文明统一事业奠定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

第三，秦帝国的法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完整时段的法治社会；

第四，秦帝国的政策失之于急，但并未失之于暴，秦帝国的政策远比后世屡屡出现的暴政时代清明平和得多。当然，要从社会性质上评判，秦帝国作为古典社会，相比较于当代文明，肯定是落后一个时代的。但是，这能算做历史缺陷吗？

记者：秦的精神在后来朝代更多得到了传承还是篡改？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孙皓晖：应该这样说，秦的实际制度基本上被代代传承；秦的社会精神与文明创造力，则基本被丢弃。汉武帝之前，汉承秦制基本是全载性的，包括继承秦的意识形态政策。汉武帝之后，作为社会制度的秦制已经定型，但作为意识形态的秦文明，作为文明传统与历史精神的秦文明，却开始被自觉地剔出。西汉末期王莽大复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灾难，进而惨遭失败之后，企图以复古取代秦制的政治倒退再也没有出现，实际的秦制开始了恒定地传承历史。但是，也正是在实际秦制得到历史认可的大势下，精神的秦文明却被彻底的抛弃了。很不可理解，很荒诞，但是是事实。

记者：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社会可能更需要秦帝国时期的精神？比如哪些方面？为什么有这种需要？

孙皓晖：当然是这样。太多了。秦帝国时代的社会精神是什么？是强势生存，是大争大进，是变革创造，是刚健质朴，是求真求实；人的生命状态极其饱满，知识阶层的尊严感与使命感极强；国家政治清廉奋发，官员不作为是最大的罪行。凡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当代的我们，在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体系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整个社会的进取神经已经大大麻痹了，人的生命状态已经大大萎缩了，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那个遥远的大阳时代，我们也几乎已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