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

南方的营地

商旅饮马河岸两旁

新月抬头

一侧的树影淡去

初冬拾柴 后院洒扫

夜来念韵文

驿站建山中

前朝的戏台 庭前的照壁

绝句之温暖 骈文之思虑

集市的遗址 下午的清寂

风送周遭的景物 私往天竺

行礼的禁卫

整齐的冬青

馒头在厨房的笼屉里

麦子的香味在树下

动物的毛皮 爱情之色情

那个次一等的你

编织宠臣的亵衣

水中之形容

细小的疤痕

晨光之熹微

放弃或者承诺的眼神

牧后的草场 沙中的弩机

阴天之小雪 

被淘汰的火器

晃动的灯笼 寒夜之步行

坊间的言谈 丝绸之涟漪

弦管消永夜

司鼓充耳不闻 

植物之纤维 床畔之棋局

印章之辜负

脱胎的瓷器

束胸之侈靡 之思慕 之沉睡

书写之苦涩 之辛辣 之恬谧

冬眠之蛇 吹瓶师灼伤的食道

潦倒的说客 盛年的酒杯

饮至半醉 兴叹逝去的光辉

马鞭于手中 寝衣于身上 

洛阳望珈蓝

片刻的错愕 

刹那往生

2009-11

原载2009.12.14《壹周悦读》冬季号 

http://sh.eastday.com/qtmt/20091215/u1a669069.html

孙甘露

      译文社赠阅新出的翁贝托·埃科专栏文章合集《密涅瓦火柴盒》，便想起以前读过的台湾繁体字版的《带着鲑鱼去旅行》，大陆简体字版的那本，小宝老师有酷评，未及观赏。扯到繁体字是要说另一本叫人乐翻了的专栏集,阿尔莫多瓦的《一个AV女星的日记》，这个西班牙大块头导演，头发乱糟糟，假冒一个自诩高雅的AV肉弹，在报纸上写专栏，坦率而恶俗地评论她周遭的生活，自我欣赏，不停地唱高调，其逗乐的本领和伍迪·艾伦的《副作用》有一拼。这些才智超群的家伙写专栏都有一好，就是装傻。搞不懂，是不是读报的人跟看电视剧的人差不多，都希望看到比自己更笨的人丢人现眼？

      还是回来说火柴盒，周日等着午夜阿森纳对切尔西，皇马对巴萨的两场大战，找不到同好一起绑着围巾，蹦着唱歌。下午只好看了部贾木许新拍的电影，中文叫作《极限控制》，英文我也没兴致抄在这里。香港的译名比较好玩，唤做《我系杀手，年中无休》。这电影到不是在说杀手业务繁忙，两个钟头的影片，在西班牙境内跋山涉水，到处取景，拢共才勒死一个人；扮演死者的也是贾木许的旧人，出演《破碎之花》和《迷失东京》的那位皮笑肉不笑的老兄。这部电影可以起名“杀手之沉思”或者“杀手的哲学笔记”，要不叫做“关于杀手的现代性研究”。以此召集文艺青年或者吓退动作片迷。

      这部电影的妙处，你要是看网上摘编的美国各大媒体的评论，那就彻底瞎了，完全不知所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我比较擅长此道——我是说我写东西较多被认为不知所云，所以自觉有勇气来扯淡一番。说实在，这电影叫杀手之扯淡也不错。

      这个被贾木许安排在西班牙上演的故事，杀手的接头暗号讽刺性地叫做：“你不说西班牙语吗？”里面的黑人杀手，非常具有杀手气质，甚至在西班牙某个小镇上被小孩子追着问，“你是美国的黑手党吧？”这个寡言少语的黑人杀手，接头的另一个暗号是在街边的咖啡馆要上两杯咖啡，非常酷，非常另类的并排放着。而且每隔几次都有一个戴墨镜、抱着吉他盒子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来接头，虽然里面放着的不是惯常被好莱坞漫画化了的机关枪，而是一把真的旧吉他，当然，六根弦中的一根，最后被用来勒死了客串出来一小会儿的比尔·默瑞。这组怪里怪气的杀手，每次都是用画着一个拳击手的火柴盒还交换情报。最关键的是，每次都谈论了一下对世界的基本的、消极的谈法。影片有点安东尼奥尼的意思，果不然，稍后就看到贾木许在访谈中捎带到了这个意大利人。伊萨赫·德·班克尔在影片中换了三套颜色艳俗的西装，在机场的厕所等处，安静的练了一会儿气功，在各处的博物馆看了几幅画，（是专门去看了几幅，不是看了几次画展。）其中的一副是毕加索风格的扭七拐八的吉他。还没准真的就是毕加索的呢，在西班牙嘛。接头的人中间还有一个阿尔莫多瓦笔下的AV肉弹式的女郎，全裸，披透明雨衣，都没法引诱怪异的黑人杀手上床。这是一部非常低调的讽刺片，低调到大家都差点忘了这一点。

      好比翁贝托·埃科说的：“写专栏文章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云。我认为，当一个人杀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我便没有必要再谴责他了。”原因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贾木许拍电影也有点类似的私心，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他就不多说了。

原载2009.12.8《上海壹周》

图片版权：今日美术馆

孙甘露

      在被笼统地称为“红毯” 的绿地毯旁，停泊着本年度东京电影节的赞助商丰田公司的白色新能源轿车。商业、环保、醒目、节制。如同一般日本电影的风格：唯美含蓄；而“红毯”上一众日本影星的打扮，则有点另一路日本电影的风格：肆无忌惮。

由影展招贴画上的赞助商，想起上周在法兰克福的中餐馆里吃着乱投盐的青菜时，重读到的这么一段老话：“当商品无法越过边境的时候，士兵就要越过边境了。”遥望历史，那些公平的交易几乎可以假和平鸽来装饰。扯开一点，如我曾经引述过的，已经辞世的索尔·贝娄写过，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是有人拉你一起做生意，那几乎意味着爱。

      电影业已经是成熟的商业，写字这一行就没这么幸运，去年十月在首尔的东亚文学论坛上，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在喝了几杯之后，直率地忧虑这个车轱辘论坛两年后转到东京时的开销，他声称，很难找到企业资助文学会议。看来经济率先在写字的人中间衰退了。按照阿城的看法，古往今来，除了走狗屎运的，全世界大部分作家差不多都是叫花子。

      如今，这些人更是被出版商支使得蛮世界乱转，刚刚谢幕的法兰克福书展即是一例。这个在傍晚的寒风中庄严开幕的书展，前有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赫塔·穆勒（这位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的挨饿经验详见《南方周末》对她的访问），后有好几百在展厅外的过道上扒拉自助餐的正装写字人，看上去似乎都有过挨饿的经历。当然，在那个以严谨著称的国家，没有谁被饿着。大部分与会者都腆着肚子，肚子上的西装还算体面，那种皱巴巴的风格就是所谓作家范儿吧。

说回写字读书。回沪看的第一篇文章即是陈子善先生新发现的张爱玲轶文《炎樱衣谱》。一九四五年，张爱玲入股这家炎樱姐妹打理的时装店，在为开张撰写的广告中，疑惑地（我也为她在此处的疑惑而疑惑。）问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现实表示不满，普通都认为是革命的，好的态度；只有对于现在流行的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高傲如张爱玲，为何要在一则缀满电话号码、营业时间的报纸广告里掩饰不住的发作小说家的毛病？

她仿佛不经意地提到了鲁迅某次对女学生演讲时提及的“诸君的红色围巾”，子善先生找出收入鲁迅第一部杂文集《坟》中的《娜拉走后怎样》，指出：这“仿佛不经意的信手拈来，其实恰恰暗示了张爱玲与新文学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隔一天张爱玲在她所撰写的第四则广告中，又提到了穆时英所谓“心脏形的小脸”，由她所推荐的有着“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华靡”的红钮绿袍。瞬间不由得令我想到纳博科夫所谓“梨形的眼泪”。

在这家时装店筹备之初，合伙人之一，炎樱的妹妹就曾嚷嚷道：“爱玲能做什么呢？”广告中，张爱玲对那些定制衣饰的描绘，即是那个时代日常服饰的档案，也为她的小说人物的衣着所蕴含的意味提供了物质的解释。爱德华·谢弗在他的巨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一书序言中，援引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写下的话：“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时移势迁，世事倒应了张爱玲广告中的那句话——“人像一朵宫制的绢花了。”

原载2009.10.27《上海壹周》

孙甘露

罗马尼亚人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这个出生于东正教神父家庭的乡村孩子，二十六岁前往巴黎留学，至一九九五年去世，在巴黎住了近六十年。他用法语写作，先住旅馆，后住阁楼，深居简出，很少社交，从不接受采访。其笔记中写道：“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惟有隐藏的感情才是深沉的”，“对一个作家而言，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是的，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尤其难。

所以才会有他“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的论断。对此，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它更像虚无，而是因为它过于荣耀。我认同齐奥朗这微微有些厌世的精妙笔记的译者高兴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不朽又算得了什么呢”？

法国曾经最畅销的香颂歌后米莲·法莫也是这一论调的拥趸，哪怕她大概要很多年后才能摆脱巴黎式的出名，那一首连续二十周霸占大碟榜冠军的单曲《Désenchantée》（幻灭），就是受到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的思想所启发而作。当然，在那首同样著名的《XXL》里，她在蒸汽火车头前的混乱、龃龉和近乎用完所有气力的挣扎，也让我们看到了疾速前进的社会中，掌声和荣耀能带来的是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我想到了另一个在巴黎的人，在阅读刊登着这些背离时势的短句的报纸时——那个齐奥朗的同行，哲学家波德里亚，他写于1980至2004年间的五卷笔记。

这是一部几乎无法谈论的书，要想谈论这部名为《冷笔记》的著作，唯一可靠的办法似乎就是把它抄一遍。但手抄书是个好习惯，放弃键盘，放弃那些标注在按键上的字母符号，站在句子的中央，辨认它们的音与形以及背后的真意。我似乎素来偏好强迫性阅读，对于艰涩的、困难的、需要停下来提问和思考的句子，难以舍弃。

波德里亚有点像齐奥朗所说的尼采，“恰似专门报道永恒的记者。”而笔记这一方式，也如齐奥朗所说，“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节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和之于社会的个体一样，在句子中央的周边，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延伸，读者也许并不需要多考虑，就像我们很难对熟人之外的人有所顾忌。波德里亚自己也说，“本日记是一个巧妙的懒惰模具。” 他的《冷记忆》第二卷的开篇，有一个标识性的段落：“一个大陆，由于其质量的庞大，使光线偏向，因此不能看见自身；使动力线偏向，因此不能遇见自身；使概念的光芒偏向，因此无法设想自身。”

这个在大陆——这里语词的意义转向了——读书界逐渐显得像是追捧多年前被广泛谈论的罗兰·巴特或者更往前的保罗·萨特；但是波德里亚更像加缪的那一面，那不容易为报纸所消化的一面，在《冷笔记》中更为显著，就像他的睿智、风趣、漂亮的句子一样显著。其中也包含着齐奥朗所说的，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波德里亚挪用科学的概念，寓意文化上的思考。那些抽象、官能、思辨、感性、急智的甚至顽皮的书写，包含了完全成熟的心智，让我回到那份偶然看到的报纸，是齐奥朗说的：“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原载2009.9-10月号《真倩》

原载2009.8.30《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原载2009.8.30《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孙甘露：“先锋文学”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一开始也被称作“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等，用来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分作家的写作，简要的说，这些作家的写作与所谓现实主义的写作相异其趣，质疑那些小说传统的要素，当然其构成是相当庞杂的，这庞杂即包含艺术上的承继，也反应在彼此之间不同的立场，最根本的是读者对先锋文学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深入的，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

    当然，所谓的先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团体，也没有什么成文的宣言，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创作志趣，只是对那个时代的叛逆性的写作的一种观察命名。所以，这种写作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只不过他也可能是由不同的人，更年轻的作家来进行的。这些实验，探索的因素永远都会存在，只不过不是那么容易被辨认而已，就像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一样。

2、 能否谈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您亲身参与过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您最初正式发表作品是在哪家刊物？是受阅读的影响还是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而走上写作道路的？介意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孙甘露：毫不敷衍的说，那个时代可以找到的文学、文化、哲学、历史、甚至科学方面的书，我都找来读，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但是读进去多少那就另说了，至于影响，同一本书两个人读，结果可能就是读出来两本不同书，所以，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好比别人恋爱的经验，对我们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文学是必须亲身经验的事物。

我的第一篇小说《访问梦境》1986年9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一般而言，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少都是个作家，都有些感情感触想要抒发，你试着表达自己，就这样开始写作。然后，你要持续写作，那就有很多其他因素了。当时的心路历程，（这个词很文艺腔），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世界上什么够不着的事情你都觉得和自己有关，都有话要说两句。就是这么开始的。

3、 在一般人看来，作家是以其作品进入人心的，读者和作家之间的交流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品本身。上个世纪，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似乎也基本维持着这样一个状态。但最近十多年，作家们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和读者们的“零距离”接触也越来越多。请问您如何看待作家和读者的面对面交流？

孙甘露：作品当然是第一性的。作家出镜一开始可能是应出版社的约请，为新书做推广，也有的是应邀就其他的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参加活动，当然，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诉求，不能一概而论。作家从来也就不是脱离在社会之外的，你说的这些也可以看做是介入社会的方式，至于具体的事例，要看具体的语境而定。

4、 除了这次，感觉在空间上离您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年底在同济的那个研讨会。虽然那次我没去聆听，但我的不少朋友都有参加过，议题好像是“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闲聊的话，再请教您这么个“大问题”太不适合了，这次我只想先问问您，参加关于自己的这类研讨会（不局限于这次）的现场感受是什么？我倒是一直很想知道研讨会的“被研讨”对象在被研讨时候的感受。

孙甘露：早年我遇到这种情况感觉很不安，关键不在于说好说坏，只是会觉得大家谈论的好像是另一个人，既是我又不是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这也使你有机会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自己的工作。其实，就像你平时也会和朋友，同行一起谈论作家作品，这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讨论。我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不在于结论，而是讨论本身是极有建设性的，仿佛思想体操，老话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5、 听说您80年代一开始写作那会还写过不少诗歌？您对当代中国诗歌关注得多吗？您对其是如何评价的？我见您曾在有个访谈里头被问到关于“85新潮”的一些话题，是否能谈谈您与当时先锋诗歌圈或艺术圈里头一些诗人或艺术家的交往，或与某些作品的结缘？

孙甘露：我不是个诗歌研究者，读诗全凭兴趣，古代，现代，当代，翻译，诗论，诗歌研究，什么都读，并不为它们分类。当代中国诗歌是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单就修辞所传达出来的征兆看，如果说部分当代中国小说是翻译文学的模仿，相当部分中国当代诗歌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下的西方诗歌的回译，而且据此使它们看上去更中国，小说依描写的对象表示地方性，诗歌以使用的措辞表示这一点，究其立场，都是外来的。当然是单就其修辞而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至于你说的那些诗人或者艺术家，好比你是个踢球者，原来的甲A现在的中超里那些踢球的人你大都认识，这并表示你们是朋友，你们只是见过面而已，平时并没有什么交往，有些人假装和什么人很熟，多半是虚构的。写诗和写小说的人一样擅长这一套。

6、 读您的作品总能感觉到您笔下流淌的是象音乐一样的文字，听说您的钢琴也弹得相当不错，并且您也说过“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能否说说音乐对您创作的影响？

孙甘露：我那不叫会弹，我那是乱弹，乱弹琴说的就是我。对创作的影响，我说不上来。只是喜欢听而已。没法说。

7、 王朔似乎曾评价过您，说，作为作家，您当然是最好的，书面语最精粹，就像是上帝按着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谈谈您自己对这项赞誉的看法？在他看来，您的写作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敬意，但大家都知道王朔本人的写作却是基于口语的。请您谈谈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好吗？

孙甘露：那是王朔抬举我，作家当然都是努力做最好的，但是上帝是否眷顾，那就看运气了。王朔的口才那是没得说，不记录下来那是中国文学的损失，他做到了他在文学上想做的，而我尚需努力。就像索尔贝娄爱说的那个笑话：一个男高音在演唱，一曲唱毕，听众大叫再来一个。如此这般，那男高音累到不行，便问听众，到底还要我唱多少遍，听众叫到，一直到唱准为止。作家就是永远感觉没唱准的那个歌手。只有一直唱下去。

8： 毛尖老师曾经提到普鲁斯特的那份著名问卷，可以直接切换成“孙甘露问卷”—— 您认为自己和普鲁斯特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孙甘露：除了生日都是7月10号，其他我不知道有什么相同的。毛尖老师的文章，是基于对我的善意，正如你知道，孙甘露问卷是没法切换回普鲁斯特问卷的。

9：  张新颖教授在《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中指出您的语言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因而无法被人认识。还有部分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沉溺”而我读您的作品也觉得像音乐、像诗、似乎是很多镜像的组合，但似乎不大像小说，您自己也说过开始是把诗歌当小说写后来是把小说当诗歌写，很想问问您这是您的兴趣爱好，还是天性使然？

孙甘露：你说的镜像是个很好比喻，所谓“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也许说是“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的通常的链条断了更恰当些。当然，张新颖老师是基于更深入的语言学研究说这番话的。我的简单的比方是，好比陶罐取自泥土制作，我们改变了陶罐的形状，但是并没有改变泥土这一材料的本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设计，每一个陶罐都有不同的用途，我们不能说用来盛水的罐子其价值低于用来吃饭的碗。而只有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社会，人们才用一只碗既吃饭，又喝水，甚至用来洗漱。人们正是以罐子的设计和制作工艺等来指认其产生的时代的。

10、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作家纷纷改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触电”，比如上面提到的王朔，就似乎和电视剧、电影介入得很深，还有马原老师，后来似乎也不写小说了，去拍电影，去大学任教。您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作家了，跟媒体等各行业关系也匪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另外，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家写剧本是“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您又是如何来看待作家涉足电视剧、电影剧本的？

孙甘露：如你前面说到的，作品是第一性，我们主要是通过作品来判断作家。至于作家的个人生活，我想也没有一种模式，说是作家的一生就该是这样度过的。热内因为偷窃坐过牢，普鲁斯特因为哮喘怕见风，康拉德在船上度过大半生，博尔赫斯晚年几乎全盲。我想并非他们愿意这样。至于顾彬的看法，他的结论，我部分同意，但是他推论的方式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顾彬，看上去是个很和蔼很有教养的教授，他说汉语很慢，口音需要费力辨别。如果我以这种方式说德语，我想至少我对德语文学的感受是有局限的吧？

11、我知道在不同的访谈里，受访者肯定会被问到不少重复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在不同的对话里回答这些相同或近似的问题的？或者干脆举个例子验证吧，能否再谈谈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它，它的文化和气质，对您和您的创作来说，以前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变化下又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我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对话录《被折叠的时间》，在看校样前，我也在想，访问者那些相近的问题，不记得答复时会不会是重复的呢？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我是如何回答相同的问题的。你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化，况且同样的问题可能涉及不同的侧面。当然，重复大概也是无法彻底避免的。

12、 您有一本书，就叫《上海流水》，它的书名似乎也侧面预示着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去您的网站，看到右边它的英文译名写的是：Flowing life in Shanghai，也即，“流动”这个词被用以修饰生活。那本书的开篇十多篇散文似乎就是以流水账方式记录生活的，您是否能谈谈日常生活之于您的创作的意义？

孙甘露：这个英文译名是《上海流水》出版时，沈昌文的女儿，沈双替我译的，她是个英语专家，又是个文学研究专家，我信赖她的选择。日记体是取其日常、细微之义，但是因为考虑到涉及的人物距离太近，我现在已经不再发表这类文字了。

13、 我不知道是否方便问您的作息时间，就我了解，作家们一般有着和常人不同的作息规律。您是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写作呢？有位诗评家曾根据一天中的时间段将诗人们戏（游戏的戏）分为上午型、下午型和夜晚型的，您有个作品叫《夜晚的语言》，感觉您应该比较适合在夜晚写作吧。

孙甘露：是的，以前我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晚上，主要是比较安静。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绝对了，相对宽裕一点的时间，就可以了。我写的东西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怪异，但是我写作时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

14、 去看过您的blog，觉得您还是更新得比较勤的。是否能聊聊80年代和互联网时代这两个不同时代带给您的感受？或者说，您认为blog的兴起和由此带来的表达的变革，对于您这样从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互联网最大的功绩是提供了自由发表作品的媒介，你看看起点网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传播迅速，不受地域限制，他的即时性，对话性，便捷性，鼓励年轻人充分表达自己，功莫大焉。

15、这些年，您似乎更愿意参与各种各样的尝试，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写一些才子随笔、给电视台做策划、进入媒体工作，甚至是在T台上走一场秀，作家沈宏非还幽默地称：“孙甘露的一小步，男作家的一大步”那么您是如何在这些角色中切换的？

孙甘露：古往今来，全世界都一样，靠写作谋生不是容易的事，你去码头上做搬运工（当然，你未见有这个体力），写一个剧本，策划一个活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让你挣钱养家糊口。至于这些事情衍生出来的意义，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了。我当然是爱干净，讲卫生的，但是没什么洁癖，我不会整天用酒精擦手。那样反而让你无法写东西。至于你说的爱马仕成衣展，在我看来就是一幕男装主题的戏剧，很特别的经验。

16、 最后想问问您，在媒体人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之间，您认为您自己更适合哪个？或者说，若是不考虑所有现实因素，单纯遵从精神需求，您是更倾向于自己的哪个身份呢？

孙甘露：写作。但是没有现实因素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就像前述“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一样。这是一个悖论。

2009.8.10

致小磊

孙甘露

      此刻，我想写下的只有四个字：“小磊安息！”只有这四个字是写给小磊的。

      其余的意思，我们到他遗存于世的诗稿中寻找吧。这些诗作，需要的是读者的阅读。这一点，应该是符合小磊的意愿的。

      小磊去世留给我们的哀痛都可以在他的诗歌中获得揭示，他的温柔、敏感、反复思量的文风，对他生命中那些细微瞬间的描绘，那歌谣般的律动、对往事梦幻般的回忆、对童年生活的执着追究、以及对思辨的强烈爱好，使他对晦暗不明的东西充满了解析的愉悦。

      在他的诗歌中，琐碎的日常生活被提炼出来，作为深思文化的材料，充满了不断的转喻和最终的深知。

      在他的诗歌中，他的善良、聪明以及毫无妥协之意的斟酌实验。令我们在探寻中可以看到将会逐渐显示出来的微言大义。他是个挑剔的艺术家，一位仁爱的绅士。

      我尽量节制自己的哀伤，我想这是小磊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完全被失去这样一位朋友的悲痛所压倒。

      容我稍后再仔细讨论小磊的诗艺吧，此刻，希望我能静默地送他一程，这些原先陪伴小磊的诗稿，清楚的向我们表明了他时常微笑的含义。

      小磊安息！

      2009.8.15上海

孙甘露

      一季美剧的篇幅差不多类似一部短篇小说集，比如蒂姆·罗斯出演的《千谎百计》对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至于容量是否相当那就不好说了。早年读者从外国短篇小说集中获取的消遣，如今基本被剧集所取代。

      而近些年来流行的剧集，有一个倾向就是让吾等凡夫俗子目瞪口呆，取胜的法宝无外乎超人的智力。前述《千谎百计》摇头晃脑的主演，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和分析从人类的表情举止中捕获罪案讯息。是哦，人类除了暴行，也没什么需要掩盖的。断了气的《越狱》，最初的震撼完全来自迈克那结构工程师的头脑和他的壮观的监狱纹身；起死回生的女主角既没能挽救迈克的生命也没能挽救剧集的生命，关键在于在第三世界的监狱里施暴和在洛杉矶的大街上飙车（同义反复，在洛杉矶飙车给人感觉似乎就是在片场拍戏。）其实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二十四小时》里消沉了一阵又抖擞精神回来的杰克·鲍威尔，得益于CTU中分离出了一个CTU，有点《成为马尔科维奇》那部电影的意思，俗套的说法就是，谁都打不败你，那只有你自己打败自己。此剧稍可期待；英剧中也有一部好玩的《千方百计》，讲一群体面的骗子，盗亦有道，坏事做尽，还能传播普世关怀。他们的作案伎俩和唱高调的自我开脱桥段，都是需要脑筋急转弯才能弄明白的；《罗马》和《都铎王朝》，制作精良的历史剧集，史上那些惊人的言辞和乖张的举止，也都是使观者自惭形秽的重要手段。

      最搞笑的是那部美版《哥德巴赫猜想》——《生活大爆炸》，美国陈景润用最艰深的科学理论解释世间万物，（本质上好像就该这样。）其超群的智力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闪耀着耀眼而迂腐的光芒，和公寓对门性感甜妞交相辉映。印证着该剧的广告语：智慧是性感的。

      当你乐够了之后，你会像潘妮那样，因自惭形秽而去读一所社区大学吗？或者挂着黑眼圈在网游中麻痹自己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告诫我们不要去和那些智商需要减去60，我们才能勉强搭上话的人搭话，美剧其实就是掐头去尾填平智力鸿沟而为我们特制的鸡尾酒，刚好够我们品尝而又不致使我们晕头转向，完全不知所云。那小小的领悟的愉悦，是令我们上当的不二法宝。

原载2009.8.4《上海壹周》

文汇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被折叠的时间》后记

孙甘露

      收入本书的对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至今时间跨越了近十余年。除去受杂志和机构委托，作为记者所做的几篇访问，大致都收入了本书。对话者前后有郜元宝、杨扬、韩博、郑体武、査建英、陈村、罗岗诸君，也有就职于文化报刊的资深编辑记者。从时间顺序看，多少反映了对话双方不同时期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作为我个人写作的一个补充，也有和社会变化互为见证的意思。其重点，并不在我提供了什么殊异的见解，而在于我对何种问题作出了反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据此隐约了解一个写作者介入或者疏离时代的缘由。

对话这一形式，近些年在中国广泛流行，有报刊泛滥，网络便捷等缘故，虽然生动迅速的展示了各种人群的思考或者胡诌，就各人从事的专门工作而言，毕竟不是精耕细作的呈现，究其价值，大概更多在于略微拓展了即兴发言的空间，其间的谬误希望也能借此提供反思的余地。上述一二，可看作是将这些对话结集出版的动因之一。

      感谢本书所有的对话者，感谢文汇出版社和朱耀华先生，蒙他们的错爱，使我有机会向读者汇总我的个人意见，惟希望这些对话不致沉闷而无趣。最后，还要感谢汪民安先生，承他慷慨允诺，将《汉语中的陌生人》一文作为本书的序言。

      2009-6-24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宣传册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