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若干年以后，你也许会问我：“妈妈，我出生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充满疑惑又好奇的问题，就这么环绕着我。每个人都是一个点，散开去，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线。起点明确，结局模糊。

    你的起点，将在上海镇坪路的一层高楼公寓楼里开始。较之爸爸妈妈，你多么与众不同。你是我们家唯一个出生在电梯房里的人。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末期，一个除夕前夜，妈妈出生在西南小镇的知青楼里；那是栋2层的职工宿舍楼，不远处，有一条铁路通向重庆，许多知青已返城过年了。春节，只有你的外公外婆驻留着，在宿舍，烧上煤球，满怀希望等待着妈妈的降生。而更远的时间，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爸爸诞生在一栋落魄的农家老宅里。那是清朝祖上留下的三合院，爸爸家原是地主成分，后来祖上因赌博衰败，解放后，他家成了贫农。妈妈很喜欢爸爸家的老宅，院外铺了几百张大青石，像个小广场，阳光好的时候，晒谷子，整个院落散落着迷人的金黄；院前垒了当地最大的穹顶坟墓，院后有一遍竹林。据你奶奶说，她早上干完农活、吃过午饭不久，生下了你爸爸；他家穷得没有钟表，至今，你父亲出生的时辰还是个谜。

知青楼、农家老宅出发的两个点，犹如蒲公英，往南、往北飘摇，折向东，在上海，一栋本地人、新外来移民夹杂居民楼，开花，结果。这是21世纪的你，选择在一个近2000万人口、7,037平方公里的城市降临。2009年，妈妈怀着你这年，中国年度流行文化词为“被”字；你被出生了，被选择了。在上海镇坪路，一个8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了自己的家。

    还有10周，当你睁开眼，便会看到4只蜜蜂，黄头、红身，扑扇着蓝翅膀、绿翅膀、红翅膀、紫翅膀，围着太阳公公，不停旋转，发出各种声音。这是妈妈给你的礼物。你会发现，自己躺在一层白茫茫的纱帐之下，那不是细细的白雪，不是密密的棉絮，也不是窗外的天空，是避免蚊子、飞蛾偷袭你的卫士。以后，你将如一滴水，散去，流向你将去往的世界。

    在你0-3个月大时，你生活在黑白世界里；此后，你会像几千年前，刚到达长安的马可波罗一样，惊异发现另外一个世界：你住在比子宫更辽阔的领域——一间10多平方米的卧室里；在这里，你醒来、睡去、吃完、哭罢，又满意笑了；是的，这是你人生的起点；你会注意到这里比妈妈子宫里的颜色、光线更丰富、柔和、多变、难以琢磨。四周，一面是苹果绿的墙，那是春天的颜色，是你和妈妈共同拥有的幸运色；另一面墙，你的小床和爸妈大床依靠的地方，爬满了无数细密、温柔的带叶小玫瑰。无数双头玫瑰，整齐、向上延伸，似乎想要与天空接壤。

   在你出生前，一个1.6米长、0.7米高的六斗橱住进了这间房子。这位纯白、闪亮、长方形来客是你100%的仆人；每天，它会好脾气地、来来回回，吐出、吞下你的衣服、尿布、围嘴、尿片、玩具等等。夜晚，全家睡了，它会对着大衣柜、床、书桌等邻居抱怨几句；因为你，它成为卧室里最累、最忙的家具了。你仔细听，一定还能分辨出家具们上下左右闲谈的声音，木纤维发出细微、缓慢的咯吱声，如夏日暴雨过后，草地里的昆虫，在愉悦地挠着自己背上的痒痒。

   你可知道，为了请这位体面地白衣仆人，全家遭了不少罪。因为担心仆人身上的甲醛传染给你，爸爸特地打电话给妈妈好几次，提醒用酒精每天给它擦洗全身；外公、外婆把它先放在书房，放上活性炭、装了醋，开窗通风，足足一个多月。为了你的健康，外公外婆不得不睡到了客厅的沙发床上。

   天明，两层窗帘徐徐拉开，一层樱花，一层海棠花，纷纷退到墙角，阳光不再蹑手蹑脚了，成为整个房间的救世主。我们的卧室有一个内阳台，四扇窗户如四格漫画，把天空、白云、鸽子、楼宇层层叠叠地摆放在恰当的位置。

    有天，你会和妈妈一样习惯清晨醒来，观察那些水泥盒子的居民房。很长段时间，我从窗外望出去，那些5、6层高的火柴盒子，笔直、密集，浑身充满了上世纪60、70年代那种整齐划一、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时代特征。举目望去，四格窗展示的亘古的蓝天白云，与这些成千上百栋的筒子居民楼，形成了纯洁与肮脏，精神与物质，高尚与低俗的突兀对比。这些房子和你妈妈出身的那栋房子如出一辙。楼房与楼房的距离甚窄，安插了一些梧桐树和榆树，道路不过是临时设计出来的便道而已。70年代工程师建造这些房子时，还没有智慧能预言到一个汽车的时代来临。这成千上百靡集的筒子楼，有着一律灰白、抑郁的表情，如1949年前，部队军队抓来的壮丁，衣衫褴褛，目光茫然，成群成群，规矩地聚集在码头，等待部队开拔。

    可以想见，镇坪路上60、70年代人的生活情形，人如工蚁般在集体里长大，房子也如蜂巢，只有一间放床铺的地方，吃、喝、拉、撒都要在公用厨房、厕所里完成。密集的筒子楼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外露——在社会主义权威教育下长大，过着没有私人生活，集体关系、人际关系过于密切，每个人都被拧成一块毛巾，单纯、生气勃勃，惊人的相似。

    这些速朽、枯燥的建筑，基本是过去上海棉纺等工厂职工的宿舍楼。不足1公里的镇坪路与苏州河垂直，百年前，普陀区沿岸的苏州河，则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发生地，这里有面粉厂、火柴厂、棉纺厂，以及至今可见到的造币厂。我们居住的镇坪路，曾经是一批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农民、贫民人生转折点。解放后，棉纺新村、管弄等的职工宿舍又再次将这批都市工人转型为新中国工人。如今，这些工人老去，成为上海老龄化的活标本。在这些破旧的筒子楼里，你总会看到很多拧着竹椅、听收音机、晒太阳、拉家常、养猫遛狗、下象棋、打扑克的老人。这条路上，老年斑、白发和晾衣杆上的内衣内裤，在镇坪路的生活边缘闪耀着。

    曾有一度，特别是气压低，天色阴霾时，我经常会为这些破旧、迟滞、丧失生命力的街区感到沮丧；它们的精神状况，使人也联想到自己的精神状况。是的，我们居住在距离市中心、内环线最近、也最潦倒的区域。这里没有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没有碧绿成荫的现代居民社区。这里有的是赤裸裸的底层日常生活，我们似乎没有可以骄傲的居住自豪感。但这也并不确切，这条马路以及居民们，确实因为距离上海市中心甚近（到南京西路打车不过10多元钱，到人民广场20元钱），生活有所荡漾和改变。比如，大型超市乐购在其左侧，有3条轨道交通线，便利店、银行随处可见。

     2009年，镇坪路延长了。在中山北路的南段、内环线一侧，苏州河上连接起了一座镇坪路桥。因为7号线开通、桥的开通，使得这个过去只有1公里长的马路，有了标志性提升：南段为中产阶级生活区，北段为中下阶层生活区。至此，宝贝儿，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都市生活的明显分野，以中山北路为路标，泾渭分明地指示出都市人的不同生活层次。镇坪路南端为豪华小区，那里只有一个小区，房价3.5万/平方米，里面有草地、花草树木，有温水游泳池、羽毛球馆、瑜伽室等。此外，地铁就在小区门口。由于不凡的身价，这里的健身场所具有不可侵犯的私家性质。这里是私家车、精装修的河岸豪庭。想想百年前，苏州河沿岸，还只是码头工、妓女、贫民、工人的生活聚居区啊！而北段，我们居住的并不古老的社区，以房产价位计算，都是2万/平方米上下的老房子，虽然同样有运动会所，它传染上镇坪路的平民气质；会馆楼下天天贴着健身广告，讨好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顾客。我们北部的高楼虽然也有自己的小区，但在年深日久的平民化侵染后，成为了一个人兽鸟均可出没的大杂院。妈妈经常不小心，就看到有尿急的中年男人，站在树下，和狗狗们解决着自己的生理问题。想想，如果在南段，那可是不可能发生的庸俗事啊！

    2004年，我们从复旦社区搬到这里时，住在镇坪路一栋筒子楼的二楼里。当时，选择这里是因为它距离南京西路威海路很近，穿过光新路桥、江宁路，骑自行车不过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从表面上看，这里与杨浦区的学生、工人混杂的社区没有太多区别。不做饭菜的我，闭着眼睛都能从北到南数出每家小饭馆的名字，湖南湘味菜、巴比馒头店分别把持了镇坪路北端的左右出口，顺势而下的，左侧是有香特丽面包房、重庆鸡公堡、福建人开的福昌饭店、桂林米粉、沙县小吃、吉祥馄饨、东北饺子馆、四川酸辣粉店、中西快餐厅，以及更改无数庭院的上海老饭馆；右侧，自巴比馒头店以下，是四川酸辣粉店、水果店、苏州藏书羊肉店、牛蛙店等等饭店。在这些廉价的、人均不会超过50元的饭店里，有与之匹配的超市、药店。怀胎10月之时，这些小店纷纷向妈妈关上了门；我出入最多的是本街道最器宇轩昂的水果店——有接近200平方米的豪华排场。每天，我们楼下都有三三两两、20多岁、穿黄褂的小伙子站在店前；在各种时令水果前，他们自娱自乐，又有感染力地叫卖着，夏天西瓜、葡萄、秋天柚子桂圆、冬天苹果香蕉；在一堆堆色泽鲜艳的水果，在小山一样富足的水果阶梯上，水果和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骄傲艳丽，他们为这条整体色调黯淡、老龄化的街道，带来流动的、动人的、青春欢快感。

    我还经常去街对面的东方书报亭。报亭的阿姨以及丈夫，曾是我们以前租房子的楼下邻居。这位上海阿姨终年烫着齐耳的短发，一笑起来，单眼皮打折。她除了卖报，还卖安利产品，带人看狗、看小孩。这家书报亭，像多功能组合的家具，安插着这位阿姨不同时期的兴趣点。这成为便利所在，也成为报亭生意不佳的缘故。据她说，我们镇坪路街道的人们，并不热心读报、看杂志。妈妈时常关心打工赚钱的报纸，但这类偏时尚的杂志，在饭馆整体水平人均50元以下的地段，哪里有人看啊。所以，这家报亭阿姨也时常关了门，安心让自己爱打麻将的老公到处玩耍，自己则时不时去郊区中学教书的女儿家走动走动。2010年，你出生这天，妈妈还是准备去照顾下她的生意，买张报纸做纪念。希望这位常常停业休息的阿姨，念着你的出生，肯开下门。

    对外婆而言，这条路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两家对门打擂的小超市，一家伍缘店，一家迪亚天天超市。除了每周去大型超市乐购外，每天外婆必然去这两家店买鲜牛奶。货比三家，说的就是你外婆这样勤奋的顾客了。牛奶什么时候涨价几毛，哪家超市每天进鲜牛奶几瓶，该上午去买还是下午去买，她都门清儿。妈妈常常在想，外婆离开上海后，这门技艺，和她的毛衣技巧、香肠技巧一样，失传了。

    每天早上5点半，你的运动狂人外公会起床去公园打太极，然后回家，一边温习太极，一边盯着CCTV的NBA看；而下午的辰光，则属于象棋世界，他会一头扎在全家不熟悉的某居民区的小地摊上，和10个上海大爷扎堆，一边看一边着急地品评着两个对垒的老头的技术。到了下午6点，晚饭时间，他像上发条的闹钟一样准时，回家，喝小酒，吃饭，看体育新闻。外公眼里的镇坪路，只意味着象棋世界。

   5年过去了，从春天到冬天， 这条街道似乎没有多少变化。街道上唯一一座怪异的建筑——普安教堂仍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是上世纪1930年代，一个美国建筑工人杜华德创建于闸北大洋桥的基督教堂。1999年，普安堂在中山北路贫民村改造中被拆除，直到2004年7月21日，建成一座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堂。这座教堂像一个倒插在地球上的三角形旗帜，像万吨巨轮的船头，据说这座建筑外形寓意为诺亚方舟。

    教堂刚落成时，正巧，你爸爸和妈妈，这对新上海移民也到这里。在这条充满了20多家大大小小的饭馆、到处行走着人均60岁以上的街道上，我们双眼能看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和消亡。后来，我们从街道一面的筒子楼，移居到对面24层的电梯房，似乎心态也没有变化多少；我们从来不为每礼拜天，拥挤在教堂门前的国人感到好奇，似乎也无意去探视教堂里另外一种精神生活。虽然我渐渐对只有饭店、水果摊、碟片摊、修鞋铺子、五金铺子的生硬生活有点麻木，但多少，因为现实的接触，这些铺子、老板，成为我年生日久的相熟，他们距离我不远，并提醒着我生活的实在和实际。他们正如阳光、灰尘一样，不可或缺。而那座教堂，则是我的不愿涉足的地方，我没有实际需要，也不想被改变。它在这里矗立了5年多，我同样在这里居住5年多，我们是同期街道学员，却保持着谨慎的冷漠。

    不知道，有一天，我推着你，像饶舌导游一样，带你参观这条街道时，你是否会扬头，闪耀着眼，发问，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去呢？也许，我只是什么不都相信，这里不是精神的天堂，也不是精神的救赎地，也不是妈妈的诺亚方舟。我更相信，镇坪路，这条街区不变的市井气、这些永在的世俗生活——植物花草的寥落、没有希望改善的苏州河支流，甚至我蔑视过、站在棕榈树下撒尿、吐痰的老男人。

    有时，我能想象，那些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进上海港，穿过苏州河，拧着布包的外地移民们；他们怀着呵呵妈妈、爸爸曾有的、相似的新生活的喜悦，带着对十里洋场的好奇，一步步进入到实际没有多少幻想空间的大工业社区，进入纺织厂、面粉厂、油脂厂、制药厂、电扇厂、火柴厂的每一个角落……1949年前夕，沿苏州河两岸就有大小工厂860家，职工9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打工、居住，并老去。而今，这些工人安在？工厂越来越远，全部外迁到松江、青浦等外环线了；遗落下来的，是那些业已退休的老工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的房客、新上海移民。镇坪路，成为通向内环、外环的一条交通枢纽站，一条被废弃造血功能，只有居住功能的社区街道。

    在镇坪路上，我们一家可能是属于第8代新移民，重复地做着海上家园梦。夜里，月亮照在这遍槐树永远长不大的路上；这条城市的道路，从百年前的动脉血管转型成静脉血管，它不再有生气勃勃的造血功能了，它只吐纳一些衰老和变迁的人群；要说有不变的地方，只有人群的密集、骚动和不安；这里，血色暗红，月色苍白，这条粗壮、喧闹、短小的血管，在用减速，诉述着城市背面的衰老。

    是的，我们一家从这里起步。而你，也会颤颤巍巍从这里站立起来，打量这个世界的一角。亲爱的，慢慢来！

后来，老师卢安克告诉了她。孩子砍柴，是为了讨好她，给女记者取暖；但发现，柴静和同事会不时在旁边讨论房子光线暗的问题，发现女记者说冷之外，还有另外的企图。孩子觉得自己的殷勤受到了欺骗。他被利用了，于是，不开心。

卢安克告诉柴静，和孩子在一起，你要把100%给他 /她。你对孩子有任何一点企图或死心，他们都会察觉，并表现出来。

上海，大雪纷飞这天，我躺在被窝里看《面对面》。这期是柴静采访德国教师卢安克。到华10多年，卢安克一直在广西最偏僻的农村做教师、进行教育调研，不拿一分钱。每年，他的生活来源为父母从德国邮寄的5000元人民币；他的生活支出，每月100元。很多媒体在3年前，报道过他。按圈内人的看法，正如女演员缺少新角色挑战，柴静这次的采访，也是缺选题、炒剩饭的做法。电视的好处在于，把采访人物卢安克腼腆、深沉、恬淡，颇似圣人的神情捕捉到了。另外，柴静敢把世俗的困惑裸露出来，也见出了一名记者的真。

柴静的困惑，是记者常常碰到的。做采访时，自我分裂，职业性的热情背后难掩明显的企图。好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碰到的是更有职业化精神的受访对象，大家因利益捆绑在一起，没有人真正与你计较，人前热情，人后冷漠，把他当机器，当没有灵魂的器物利用。可是，孩子不。他们需要100%。他们还是群没有染上世俗味的理想主义者，希望独占一个人瞬间的全部情感和真诚。小孩要的不多，可能是柴静窝心的几句赞美。

对砍柴小孩的分析，让我对卢安克有了兴趣。上网，查他的网站，看他翻译的书，以及关于他的报道。这名“现代圣人”的乡村教育理念，来自于德国教育学家施泰纳。他的父亲，是施泰纳创办的华德福学校的一名老师。当年，因为卢安克和哥哥自闭，父亲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当了这家非传统学校的老师。如今，卢安克在中国，将德国所学沿袭到了广西农村。

“人最幸福的是什么？自由，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我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为什么要拿钱？ ”

这是卢安克的逻辑。同他比较起来，我们的羞耻心和愧疚感会增加很多。难怪柴静自己说，这次采访把内心里那些钢筋水泥都裸露出来。我们都不是圣人，计较得失、好攀比，不懂得自己或他人，喜欢掩藏，容易妥协，在精明中却糊里糊涂丢了最宝贵的东西。

翻看卢安克翻译的施泰纳的教育著作，我在问自己，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的孩子又将如何长大？他/她会不会因为你找学区房、读经典，早早丧失了最可贵的灵性？作为一位母亲，你准备好了么？当然，永远都不会准备好。我不会在厨房里教给孩子素朴的四季观、世界观，更不会用手工做玩具启蒙孩子的手脚眼，还不会教他辨别大自然的优雅和残酷。我可能会带他下餐厅、读小说、看电影、四处旅游、懒散、不好打扮；在上海，他/她会成为一个充满野心、算盘、视野开阔的都市人。

我笃信孩子一旦出生，便不属于我，我也不会依赖于他，给他太多压力；我笃信自己会努力帮助寻找他的天性，并他自然生长。但我有这样的能力么？

我担心自己没有尽力给孩子物质和情感的需求，也担心在保持孩子对世界的神秘和敬畏时，过于草率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抛给他；也担心自己耐心不够，早早就把破脾气、焦虑、不自信让孩子管窥到。我的言行，前后不一致，瑕疵和漏洞并存，形同一个破损的塑料口袋。0——3岁，为儿童模仿时期，他们只会行动，不会思考，父母刷牙、穿衣、吃饭、说话、待人，全成他们模仿的世界。我怎能为他挡住一些疑惑，带来安全感？我没有想清楚做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也没有想清楚为他带来什么。

一切都不确定，我们施与受的结果。

未来有你，也要有我。

慢下来，听孩子的心跳，听那些曾穿越世纪的、书籍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那些细碎、模糊、有魔力的唦唦声里，平稳地着陆。长久以来，我担心愚笨的自己要么被书本、要么被孩子所眩惑、淹没，迷失了本来就稀里糊涂、没多少的自我。我要慢下来，慢慢找，不再横冲直撞，不再担心为他人所厌弃、被世界所孤立；每个人、每种事物，都自有其命，自有其节奏，我只需练就良好的判断力，像小猫一样磨好自己的爪子，并审慎地选择自己所爱之人、之物的鼓点。那鼓点，来自过去、现在、未来，来自四季、大自然。学会听、学会静下来，学会保存自己。

“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借怀特之名言，行中年大妈之路吧。

第二天，S醒了。无疑，刘小花喂猪是打发茫茫前途的最好方式。她还能做什么？她怎么又哭了？那哭声穿透了梦境，刘小花边看着那些懵懂不知愁的猪，那些本能的快乐，让她想起了什么？或许，她想到自己日日重复的习惯被打破了，本来，她是去做早饭喂孩子的，两个孩子也该不知愁，埋头扒饭，连正眼都不瞧瞧她这个供养人。一切都天经地义，不需要礼节和解释。现在，刘小花发现自己的生活轨迹完全被地震改了道，她不能完全做主，她只能被生活推动着，想起来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她怎么不可以像那些大难不死的猪，还等着人喂养？她心头涌起了很多不知所措的疑问，这些疑问反过来难倒了她，羞辱了她。她知道自己在自寻烦恼。刘小花想起小时候站在糖果摊前，父母在街上当众打了下她的屁股，然后就走了，她一个人赌气，发誓眼泪掉下来也不走，她像世界末日的守墓者，盯着糖果摊，旁若无人，嚎啕大哭。她不知羞耻，悲伤早已压倒了羞耻，她哭地汹涌、酣畅，上气不接下气，她被悲伤女神彻底征服了…… 

S静静地躺在床上，回味着梦中的刘小花。S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把匕首，插在自己的梦中，却又袖手旁观。很快，她又睡过去了。

等她又一次醒来。她才确认了自己的真正位置，在成都，一家叫做百花世家的酒店里。灰暗的光线从北面的窗户爬进来，充满了整个房间，那种滑溜溜、鬼鬼祟祟的表情铺呈在浅秋黄的墙面上，把原本柔和的色调变幻成了一种洞穴般的土黄。这里的光线，没有北京五月那种轻快的、明晰的劲儿，它们懒洋洋地附着在洞穴里，把这间中西混搭的房间，装扮成上世纪紫禁城里那些孤寂、忧郁的宫廷小屋。胡桃木色的案几、椅子、窗棂、床；驼灰色的地砖；床顶 2米长的红纱幔，像染了青灰色的妃子怨，惆怅地下坠。这是某个朝代，某位皇帝罢黜的妃子卧室，或者，小龙女幽居10多年的地下闺房。房间里的冷幽、孤清，似乎从梦中或历史的某个角落里掉进来，迂回着提醒着什么。她知道这是梦，梦里不适宜的、残留下来的感觉。是时候，该起床，写稿了。

她起身，走进浴室，在浴镜子前停留下来。她有整整一周没有仔细看过自己了。她从来只从正面看自己，不喜欢侧脸，或侧身去看自己。她僵直地站着，打量着自己的脸和上身，仿佛正对的刚刚是一架相机，不容许自己的头稍微有点偏左或偏右。她甚至不曾有过其他女人，在镜子前各种眨眼、抿唇、扬眉、扭腰、挺胸等动作，那些性感的、审视性的动作，逾越了她的个性。她羡慕那些在舞台上和梳妆镜前，眼波流转、自己与自己打情骂俏的女人，她们天生有女皇的自信，一个侧身动作或眼神，仿佛就能收复整个失地。她摸了摸自己的脸，这是张有点过于端庄、严肃的脸，仿佛亲近不得。她想起自己的少女和大学时代，总是扎个马尾辫，高高吊在后脑勺，晃来晃去；那光亮的额头，故意抿紧的嘴唇，都像橱窗里刚上架的新货品，带着新生的傲慢姿态，让人很难分清楚货物的实际价值。这就是她，大理石个性的女人，像随时要跃马出征的亚马逊女战士，坚毅、干脆、冷酷、盲目；而这个早晨，这些日子，她却是一副女教授的可悲样子，多疑、敏感。她的脸发红，在映秀颠簸的几日，她把自己的懒惰放到了极点，仿佛采访报道跟护肤品，灾情和美，奉献与自恋之间，有着不可调谐的仇恨。她果断地摈弃了护肤工作。现在，她站在镜子前，看到的不再是当初那个心急如焚出征的女战士，而是已经在颠沛流离的战争中，懂得苟且的女人了。

不 ，她绝不多看几眼自己，这位镜子前唯一的观众和裁判，把赛事提早结束；她在浴室梳洗完毕后，匆匆坐到了电脑前，直到将稿件发送到报社为止。

后来，她走进清静敞亮的宾馆餐厅。这时已近上午10点，早餐供应行将结束，几个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站立着闲聊，几位客人零星地散布于各张长桌，嘀嘀咕咕自己的旧闻。S拿了张《华西都市报》，端了一杯白开水，坐下。这时，日光开朗许多，二十多米长的玻璃窗，宛如一副清明河上图，将整个云端里的透亮，收进了餐厅内；她的眼睛掠过桌面的报纸、窗外新绿的树丛，往上升腾；更远处，象牙白的天空，飞翔着一群白鸽，它们“之”字型地做着飞行训练，它们像进行阅兵仪式飞行员一样严肃、神圣，每个往复，都是一个曲目的节律，马虎不得；它们俯冲过鳞次栉比的屋脊，又向上天空一级级不停挑高。她望着窗外，掠过的仿佛是过去一整段的岁月和情感，她又像从树枝上突然跃出的鸟儿，不自觉要往天空某处不知名的高度飞过去。然而，报纸才是她的起点，或终点；那张白纸黑字的报纸，是她和某人认识的起点，也是她职业生涯的起点。 

她埋头盯着报纸，这是张她多么熟悉又厌倦的面孔啊，像日子一样乏味。从始至终，充满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娱乐，从严肃到八卦的垃圾信息；她眼前浮现出一些场景：每天，从某个小记者的电脑中敲打出一些抓耳挠腮的文字，这些文字片段匆匆传输到办公室老板的桌上；桌子一侧，总站着一个忧心忡忡、又不耐烦的编辑，他在等待老板最后的批阅，等待下班解放时刻的到来；更远处，几十公里的流水线上，还有数百印刷工人，连瞧字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他们拉开电闸，听任噼里啪啦的纸张从传输带上滚过，速度越来，他们内心的欢畅越高；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赶在时间之前，将这张面值为1元的报纸早早送到马路上去。从印刷厂诞生到消失在某个居民区的垃圾堆里，这张报纸的寿命，最快可能就半天时间。而她就是这条死亡时间线上，最早的一环，也是最早一批草草将热情消失殆尽的人。 

这天，报纸头条用黑体字标注着——“泪水化为力量，气壮山河生命大营救”。半版图片上，一个被活埋179小时的人，幸运地被从废墟里挖掘出来。这个人叫张元江，映秀水电厂工人。在气势汹汹的图文右下角，还有条小新闻，小心翼翼地蜷缩着——“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死亡”。 1名生还者，4万名死者，小大之间，悲喜之间，还有些什么？S小心翼翼把报纸折起来，避免不让自己的想象力粘在跟地震或映秀有关联的字上。这可能是一个好日子，她要小心对待。

她盘算着，既然自己在四川的任务完成了，她有权自私一些，享受私人时间。她得出去走走，联系下当地的朋友，她记得《成都商报》有个相熟的姑娘。自己倒应该跟她打听下，成都哪些麻将铺、苍蝇店、茶馆，还是不是有生气地开着。

“5月12号，天闷。弟弟、妹妹赖床不起。刘小花踢了踢被子里的男人，推搡着，说：“你去叫下他们哈，我做面去了。”

她披了件棕黑外套，汲着布拖鞋下楼了。进灶房前，她把手臂上的项圈往头上随意扎了个小辫。灶房20多个平方，靠墙的一方，用水泥、瓷砖砌成了2长排，这是她几个月前在电视里学来的，开放式橱柜。不过，城里人用的都是板材家具，她用的是水泥和瓷砖。一目了然的餐具、食材、瓶瓶罐罐，放在比她头略高的地方，顺手又实用。

灶台还有点夜里的余温，里面的木柴香，把屋子熏得有种绵绵的暖意。她在灶角拖了几根1尺长的木头，塞在灶台内，点火，架锅。等房间暖和起来，漾着她熟悉的光和温度，她才从灶台小凳上起身。她从开放橱柜里，取了1斤面条，2个鸡蛋，在从墙角簸箕里，找了棵大白菜。通常，这就是她的4口之家的早餐，白菜汤面，以及给孩子加2个鸡蛋。弟弟和妹妹都不大爱吃水煮鸡蛋，她和男人也不爱吃，但有什么法子，孩子长身体，再难吃也得吃。

刘小花边摘菜，边竖起耳朵听楼上的动静。早上7点，整栋房子都在均匀的呼吸着，光线已经爬进厨房里来了，灶头上的火苗噼噼地跳跃着，大白菜舒展地躺在簸箕里，等着洗身子。等刘小花把面汤的佐料放好了，男人和孩子们还不见动静，她那中年女性的神经质和控制欲又要发作了。

365个日子，刘小花很难将这个家或自己过出什么新花样来。渔子溪村，这栋200多平方米的小楼，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丈夫周五也是世世代代的渔子溪村人，两人青梅竹马长大，20岁成婚，生了一儿一女。虽说刘小花不漂亮，也不能干，家境很一般，但为人老实。这点足够让她踏踏实实在周家过上安稳的日子。刘小花初中毕业后，差不多就在家务农了，养猪种点青菜拿到镇上去卖。周家在村上算旺族。三兄弟，周五最小，老大在对面映秀发电总厂上班，老二在镇上开了家饭馆，去年刚买了辆轿车；周五打临工，在下面制药厂做过一段时间，听说跑长途不错，又琢磨能否到县城里学下开车，跑映秀到成都。乘着最近岷江高速公路修好了，他的心也慢慢活络起来了。这栋两层的小洋楼，还是结婚了5、6年，周五管亲戚家东挪西借了5、6万攒的。楼房没有大哥、二哥家，三层楼的气派。2008年，刘小花34岁。背靠巴郎山，下有岷江，有房、有地，儿女双全。这辈子，她还想象不出另外一个世界来。

刘小花把油盐酱醋挨个放在4个大碗里。从灶台的铁锅里，添了温水，准备下面。她把锅盖盖上，上楼去。周五还在蒙着被子大睡，她有点气不过：“你咋这么不懂事，孩子上学能耽误么？”

哗啦，她把被子往床里一扔，露出周五干干瘦瘦的躯干，活像春天山上刚砍下的毛竹子。周五索性没理她，把被子又往头上一罩，没事人一样，蒙在被子里，嘀咕了几句。刘小花急了，准备上去再掀次被子，正好撇到床头的脑中，已经7点15分了。快来不及了，孩子8点上课。

她嘟嘟囔囔几句，不情愿又顺从地接受了这不公平的命运。转到右边拐角的两个房间，推门进去。儿子周继，今年11岁，在映秀中心小学三年级，有点像她，小墩子，在班级里，什么都是中等，好脾气，也没有显山露水的才华，走在村里，大家都认识他，但都摸不准他有什么脾气。他只爱看电视，连隔壁家串串门都不乐意。儿子的床帘放下来，一个小肉团，瓷实地扎在被窝里。她决定不管了，撩开帘子，把凳子上的衣服、裤子，扔在儿子脸上。周继见惯不惊地躺着，闷声闷气，闭着眼仿佛还在说梦话，“知道了，妈。”

“别睡了，7点半了，快迟到了!”

“啊，7点半了？！”周继仿佛被一根弹簧架起来，飞速挺起了身，眼睛都不望下刘小花，拿着衣服往外套，“惨了，惨了，今天我要做值日生！”

刘小花乐了，“你活该！自己懒惯了！”

她带着清晨的喜悦出了门，旋又钻进周苗苗的房间。苗苗是她的心肝，身材和眼神都不像她，像天边飘来的一朵白云，轻巧、明快，什么都是细细嫩嫩的，像三月间刚出土的小青苗，娇滴滴的。刘小花总觉得女儿偿还了她的少女梦，补足了她以前缺乏的女儿气。苗苗所有的衣装打扮都寄托了小花少女时娇羞的梦。她进了女儿的房间，把手伸进被窝里，往脖子深处钻进去，像小蛇一样，滑溜溜，冰冰凉。苗苗翻了个身，嗔怪起来：“妈，我起来了。”

“不行，我要看你穿上衣服。”

“行，你等着吧。”苗苗闭着眼睛，继续梦着。小花端详着这张粉嫩的脸，还在梦里开花。女儿的呼吸轻柔，绵密，细微，犹如枕头上绣着站在树枝儿的小喜鹊。她等了两分钟，苗苗和她都知道对方存在，对峙着。

“你继续睡吧，今天早上迟到了可别怪我哦。7点半了。我下去了。”

“嗯，我知道了，我再睡会，就起来了。”

小花打量女儿的房间，镇上木工做的黑桃木大衣柜和桌子，沉沉的，把这个9岁的小闺女，压得豆芽般小小的了。

她经过周继的房间，发现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飞快地系红领巾。她敲了敲门，“记得下楼叫下你妹妹哈。”

饭桌在客厅里。东南西北，她按秩序放了四双筷子，将白水鸡蛋放在正中间。像女服务员一样，等着一双儿女下楼来，洗脸吃饭。周继背着小书包小旋风冲到洗脸架前，小花上前去，要把书包给卸下来。周继剧烈地摇晃下背，从盆子里探出个小胖头，“妈，你别管了，帮我上下面吧。我着急走。”

“好，我知道了。”  刘小花像感染上儿子的热病，三步并两步进厨房，端了面放在周继的位置上。

周继虎头虎脑吃了起来，小花想起，苗苗还没有下来，大声往楼上喊去，“苗苗，起床了没？”

“哼，哼，就她那么磨的人，不迟到才奇怪呢。”

小花看看表，7点35分了。她打了打儿子的头，“你吃你的饭，说妹妹闲话干什么。”

“哼，她都是被你惯的。我才懒得管呢。”周继呼啦啦往嘴里倒面汤，一滴都不剩的样子。

刘小花看他没时间的样子，顺手把鸡蛋往他书包里塞了塞，“记得到学校吃了。”

周继来不及看，也来不及听，“嗯，嗯。我走了。”

周继走得太急，迫不及待要离家闯世界的样子。刘小花看看他矮矮胖胖，又有主意的样子，那种介乎童年和青年之间的朝气，多少让她有点失落。

刘小花再爬上楼去，推开门，这次苗苗坐在床头眯眼穿衣服了。

“你今天一定要挨批评了。”

“妈妈，我昨天做了好奇怪的梦哦。”苗苗是打岔专家，似乎不理会正常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这是刘小花一直无法理解的事。

苗苗站在床上，穿衣服，边比划着自己的梦，“我梦到好多人、好多人在水里，我也在水里，稀里哗啦的，我不会游泳，心里好着急。我又找不到你和爸爸，哥哥也不到。我就飘啊飘，想等你们来找我。”

“可不，被我抓到了么。”刘小花不理会苗苗的联想，一根裤子伸到孩子的跟前，一把手抓住小花的腿，帮着苗苗把腿塞到裤子里去。

她随着苗苗下楼，催促着洗脸、吃饭。苗苗总是不急不忙，时间仿佛不存在一样，老师的批评也不那么重要。完全不像胆小的周家夫妇生出来的女儿，她有时很羡慕孩子的从容，这种劲头，她永远没有。

苗苗出门时，已经7点50了。映秀中心小学，在渔子溪山下，要经过映秀镇街道，走过去，大概要20多分钟。苗苗迟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苗苗出门前，对她眨了眨眼，晃了晃小手，晨光里，从容、自然，像对面岷江水一样大气。没有小孩子的稚气，那种缓慢、悠长的诗意，或许是晨光晕染的效果吧。

周继、周苗苗用不同的步伐出门，在同一时间停顿下来。那时，刘小花并没有意识到。如果自己纵容苗苗继续睡下去，也许她的生活将完全不同。她告诉笔者,自己是粗心的妈妈，良心的罪人。这块石头，巴郎山一样，压着,就去不掉了。”

5月21日，渔子溪村。

映秀镇西南角的一条土路往上延伸，来回旋绕，至山腰，一个零散的村落驻落在那里了。这个村庄背靠巴郎山，脚临皮条河，如果再往上爬，往深里走个几十公里，漫山遍野的石栋、油樟、白夹竹、桦树、枫树、山毛榉、野核桃、铁杉、云杉、桦树、槭树、椴树。不久，卧龙山保护区便到跟前了。即使地震后，这座绿色自然村庄也有着与邻近的映秀镇、枫香树村不一样的姿态。村落房子散落在山中绿田中，多有夹竹掩映，倒下来后，也自有风度。不像岷江那边的枫香树村，因为村上建了制药厂、发电厂，农民变成工人，或自由商贩，村子也学镇上的建制，房屋密集排列，堆火柴盒一样，一层比一层高；地震一来，倒落下去，街道两旁的盒子，全成了白花花的碎石、水泥，人和牲畜没地方可躲，又脏又累，只能在狭长的小街上随便找地休憩，呛人又刺目。

震后，渔子溪村人还保留着山里人的温和。村民集合起来，把掉下来的门梁、木板，搭了半开放式、山墙型帐篷；没被压坏的床、冰箱、电视、凳子，一件件挪到帐篷内，密密实实，每一个帐篷里都有一个还没有被破坏的家庭梦想。帐篷接帐篷，中间留了条2、3米的小街过道；外人过去，家家都有个老人或小孩，和善对着人笑，仿佛从山下又来了什么新物种。

为了防止疫情，村上的牲畜能杀的都杀了；还有很多家的猪，肥肥壮壮，毫不知情，将来一头多少也值个千、八百块。村里人舍不得，把最好的猪集体圈养起来。猪圈建在村头2根电线杆旁，几十根梁柱，横成5、6米、围成1米多高，小碉堡一样，牢固地稳定住了村上最后的牲畜资产。

上午10点多，S跟着防疫队走到村头。那时，光线正清亮，透明地倾泻在远山绿树间，渐渐光挪移过来，一点点、饱满、裂开，渗透到猪圈的木桩上。白胖胖的猪们，隆鼻，甩尾，纷纷朝南挪，如城里人挤公交车般，非要占着个好木桩，等待着晒太阳的高潮时刻的来临。

猪圈旁，S注意到一个人在里面移动。等里面的人起身，走到猪栏边，睫毛向上，眼微闭，面朝阳光时，一张比例失调的面庞才聚焦到S的瞳孔里。这是张过于宽大的脸，上下窄、左右宽，嘴角的纹路过于严肃、清晰，仿佛因为思虑、紧张，往下凿开了两条小沟槽。女人有着四川女人共有的大双眼皮，光泽度过亮的豆油脸色，以及馒头大撑开的夸张胸脯。但因为重心向下的嘴角、挤压的脸，和有点失焦的眼，在阳光下，这个女人似乎被拉变了型。与其说她抬头那瞬间在和家禽一道吸收最美好的日光，倒不如说，这是个失魂的人，在想自己被光线收回到天空某处去才好。

在后来，S才知道她——刘小花的故事。可惜的是，刘小花成不了她文章里的主角。S窝在宾馆里一天，想极力还原几个她遇到的女灾民。但发现，她不过是顺手抓了一个瞬间，她们的故事支离破碎，就像自身的情感史，无规律，连再往下挖掘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刘小花是写作素材中一个漂浮的点，一位一见钟情，又瞬间离散的海上爱人，S再想还原、修复，已是枉然。

闭门不出一天，S分裂成两个人，一面写报道，一面整理刘小花的录音。她看到两个虚弱的自己，材料均不充分。她倒想展现一群高级专家到映秀的滑稽故事。他们到了当地2天，发现除了吃吃喝喝，在混乱的局面里，没能分配到什么工作；于是，用海事电话向上方报道，要求回成都支援。可是，这群知识分子得到的答复是，为了稳定你们代表的某政府形象，你们必须呆满半个月。作为形象工程，这群知识分子被迫留了下来。几位50多岁的专家，每天出门，拧了蛇皮口带，拿着树枝，沿途边捡垃圾，边给农民做防疫宣传。他们同情灾民，可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S意识到自己做的工作，不比专家强多少，她也是被庸俗化的那群人之一。她做的不过是写点符合大家想象的报道，我某外国救援队如何高效进入灾区，帮助灾民。事实是，他们只不过是被放牧到了前线，和S一样，束手无策，只能捡点基础活，低效地做着没有目标的任务。他们不麻木、也不缺乏热情和能力；他们缺乏的是，被人有机地进行资源配置。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专家的蛇皮口带装满过。因为长年在城里开车，疏于锻炼，几名专家倒乘这次爬山进村，呼吸了新鲜空气，健身一把。

而她呢？不过也是一只变色龙而已。写到中途，S睡过去，恍恍惚惚，梦见了刘小花，梦见在映秀遇到的几个女人，还有前夜那个黑影。那些命运交叉的日子，她和刘小花一样，都是白痴、被愚弄者、自我蒙蔽者；地震降临，蚂蚁四处散去，鸟类迁徙，渔子溪的鱼成群往下游窜，只有她们还懒散、自信地，居住在即将轰踏的往昔世界之中。

在映秀镇上车时，大巴上只有5、6个人，几名专家和S。候车时，S遇到个小男孩站在一块大岩石上，旁边，两块巨石硬生生夹了一块蓝色标志牌。孩子10多岁大，穿校服，背书包，原来在等妈妈过来，下映秀，重新找学校念。

问他原先在哪读？ 

孩子伸出灰灰的手，往几百米处的漩口中学指了指。S望了望，空气透亮，触目可及处，不再有那座面目惊悚的教学楼了。几天前，漩口中学四个大字，跟着教学楼，在爆炸声中，灰飞湮灭了。

地震后，漩口中学四个大字牌被一分为二，像对被岁月击溃的老夫妻，漩口两个字往左撤，颤巍巍站立在上下被震裂的教学楼顶端；中学两个字，如同中风，向右撤退，右肢被拉扯地着，门窗、玻璃、水泥板，撕着自己没有弹性的胸膛，向地里作倒栽葱状。刚看到这栋原本4层的教学楼时，S触目的倒是那些桌椅。几十张几百张半悬空倾倒、裸露着，如无处逃生的野生物，来不及奔忙，被命运死死夹在水泥层中，脆弱而心慌、体面全无。

地震10多天后，这个悲剧最集中的地方——死亡、失踪学生350多名，有些空落了。每天挖掘工作进展很慢，只有2、3具尸体挖出来。零星有些家人孤魂般在学校前徘徊，看到士兵挖尸时，总是有10来个人陆续就跑了过来。

S到的第三天，被人拉过去看爆破。漩口中学急需爆破，所有人似乎从悲情、血污里的空隙中恢复了理智。既然10多天过去了，失踪人员生还希望为零。尸体在地下时间越长，连最后相认的希望都渺茫了。大型挖掘机器，进入镇上，等待爆破后，掘地三尺。

当天，学校几十米外成了谷仓，堆满了人，当兵的、农民、志愿者、全国各个地方来的官兵。学校前的空地，装了几千人，几百个帐篷驻扎在死亡小镇和中学前面。这个大集中营，远处看去，象死亡之城前栽种的松柏森林，整齐、有序，在一个崩溃的小角落里，还在一点点从死亡的阴影里夺出点生路来。

上车时，S一个人紧贴着右边的窗户，把行李放在旁边的座位，筑了临时性的堡垒，把自己封闭在最小范围的弹坑内，距离自己驻扎了一周的帐篷越来越远了。

一周前，作为文字记者，S和一批北京卫生防疫专家，17人住进一个帐篷里。

刚到那天已近黄昏，跟她同来的北京摄影师老贾生气勃勃，像头刚从动物园里放出来的狼，四处到死亡之镇里找新闻点。老贾已经背着宣传人员，混进镇上了，拍了不少骇人的照片。回到帐篷，他拿着镜头，一张张给大家翻看，“这里只有个屁股、那里有个断肢。”他成了这支初来乍到的团队里，唯一有资格解释自己的域外见闻、历险经历的人。那翻照片的速度、嘴里舌头翻滚的频率，像极了好莱坞片中，那些信心十足、殖民地归来的英国军官。

老贾拍摄的尸体相片，成了帐篷里被传阅的传奇。在其他人啧啧感叹中，S没有动声响。没有声援，没有留连，沉默成了一种无声的不置可否。她不愿发展自己的窥伺癖，成为视觉上的强盗。那些地震中，被曝露在街头的残骸，没有善始善终的灵魂，在光天化日下，被烦躁、恐惧、孤清地与自我分离了，这本来就是一种难堪，如同江姐的头颅被悬挂在城门示众一样，他们未经同意，成为摄影师镜头下的“物件”。见证意味着什么？对他人最后尊严的冒犯么？

S或许觉得自己思虑过了头，连记者的本能都没有了。毕竟这种报道，她还没有经历过，来不及在内心下判断。自己本来就懒，她在心里原谅自己的苛责，也找借口对老贾英雄主义的显摆行为找了几分合理性。她不是老贾那样的新闻狂人，也不是那些爱掉眼泪的丫头记者，她知道这辈子自己做不了好记者，荷尔蒙分泌太少，很难跟着时局兴奋或痛苦。来之前，听说很多女记者已经哭得东倒西歪，以至无法写稿。而她知道，这无法发生在她身上。从小到大，她都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小时候，每年，家里大猫要产2次小猫，一个个猫咪被送走时，妹妹泪水涟涟，硬生生地不肯放手。接猫主人的尴尬、妹妹直露的伤感，对比出她的麻木。S对自己感到很愧疚，但她无法让自己滴落几颗招人爱怜的泪珠儿。她天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她顶多这样站着，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从家里取走猫儿。她不了解自己的粗钝的感受，隐约为自己感到羞愧。

每天，9点帐篷熄灯，她和几个女医生会提前拧了瓶矿泉水，站在岷江大坝前，刷牙、洗脸，然后，互相做掩护，光着屁股，在野地里撒尿。一切工序完成后，她躲到睡袋里，沉沉入睡

白天，数百个帐篷里钻进钻出四面八方的人，有往山里实施救援的官兵和医疗队、还有就地进行挖掘、消毒工作的工兵；还有，一些朝气的大学生和志愿者，他们自带粮食和睡袋，做着他人不了解的事。在这里，灾民极少见到，据说灾民都散落在山里、村上自己的家中，不肯下来。

营地，成为汶川救援中心和爱心泛滥中心。映秀镇大概有6000多个居民，但营地里驻扎的人数，早已经超过这些数字。营地，充斥着S短短20多年生命中不曾见识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混乱、热情以及无处发泄的爱心和力气。每天站在空地，总能看见往映秀开的车一天天多起来，大白菜、胡萝卜、保暖物资、消毒药品、口罩、食品源源不断运送进来。由于车辆进入太多，又不时遭遇雨天的泥石流，被地震倾轧过的道路，时不时不堪重负，开裂，暂不通行。但是，谁又能统筹规划这一切呢？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帐篷外几个大垃圾桶早就成了不堪重负，白色垃圾越来越多。而就地掩埋的专业人员没有。士兵、志愿者只好每天往垃圾上撒石灰粉，喷消毒液，以免营地疫情爆发。

一个某部师长看着卡车并没有好感，跟S抱怨，为什么车里没手套和防毒衣服？我们的士兵每天都是带着编织手套在作业，污血、石灰、细菌很快腐蚀了手套，由于急缺，很多人挖掘、抬运尸体的士兵和医护人员，都有感染的可能性。

每个进来的人都试图将自己的热情和力比多施与一些灾民，每天采访这个，采访那，S倒有种赖皮四处晃荡的无事可做之感。这里的混乱，不是她想象的危难时间的混乱，这是一种悲剧发生后，散漫、找不到出口的混乱。

当万物都归于静寂，白昼里那种芜杂的生气消退时，夜到了。五月的寒气往上升腾，几千人的营地里，有股自然的阴冷透过防水塑料、地垫、睡袋，往每个人的骨骼里渗透。有几天，夜里还有余震，S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有人告诉她。夜里，岷江水变得异常大声，哗哗地流传到她的耳朵里，还有几十米处，就是高山悬崖、汤汤水流。这些大自然的原住民，夜里似乎自由了，白日里，它们已经被上千上万的陌生人覆盖了，夜里，风声把它们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地震前，岷江旁开了一条高速公路，从映秀到成都，原本不到2个小时，因为地震塌方，泥石流不断，一下子拖长到4个半小时。

车上人越来越杂，流浪汉、记者、农民、医生、志愿者，各种各样的人涌进了这艘大吨位的鲸鱼腹部来。

回成都这天算得上春光明媚了，是桃花、梨花，万树开的日子。岷江水一路向都江堰方向流过去，本来这一路是青山翠谷，也是成都往九寨、卧龙的必经之路。岷江水所经的山脉，总是稀稀拉拉露出山的岩石构造来，像人到中年秃了顶的男子。

山林像做了化疗的病人，头发大片、大片掉进了岷江。此时，掉落的大石、浑浊的泥石流，在山道上还是那么漫不经心。山体脱落，不过是沧海桑田，自然生命力的重复律动；人类像蚂蚁那样累积的文明——桥梁、轿车、道路，大自然吹口气，忽拉拉，都倒了；倒是一些长了根的植物，盘旋、死死纠缠着土地，倒多了些生命力。有个当年农民告诉S，地震开始时，他正在路上走，幸亏死死抓住了公路旁的大树，不肯放手，才捡了自己的小命。而在那些坍塌的大桥、压损了的汽车、破败的水泥厂身上，现代的文明倒见出真正的脆弱和丑陋来。倒掉的文明，顽固的山川。

来时，几个香港专家在车内，像灾难观光客一样，不停在窗户前喀嚓、喀嚓拍摄坍塌的桥梁、被压得屁股和脸都没有的汽车。这些丑得没尊严的家伙，像战场上没有被最后清理掉的尸体。尸体有什么好看的？这些天，跟着医疗队看尸体，S看得有点麻木了。

她把头别在窗户一角，歪歪扭扭，散了人形，假睡过去。 

去镇上爷爷家的路，和往重庆外公家的方向，是一致的。坐大巴，过桥，爬山；山上绕几圈之后，往后眺望，我生长的小县城仿佛是一座孤岛，三面环江，来时的那座长桥是小城唯一与外界相连的脐带。坐在车上，我老担心，洪水季节一来，桥如果坍塌，我们的小城会随着江水不知飘到何方。更多时，大巴车在崇山里来回绕行，我就不免担忧起来，视野的下方，万丈悬崖，松树、杉树密集，不见太阳，大雾终年绕山。我老是一边盯着窗下的深渊，想起每年车翻人亡的恐怖故事，一边跟老天许诺，如果安全抵达爷爷或外公家，我一定做个好孩子。

出城，是假期里必须要做的事，和过春节，穿新衣、走亲戚、拿红包，有着同样神圣的节律。那时，孩子都向往成为鹰，展翅飞出那个封闭的小城。家乡的风物、街道、人情、世故，点点滴滴，从来都没有在脑子里留下多少痕迹。

看艾丽丝·门罗的书，我忍不住学着作者往后看、再往内看，但很惭愧，到现在，我的眼睛一直还盯在当下，过去的种种痕迹，带进我生活中的影响，我还没有琢磨过，或者它们一直萦绕在我身边，如家乡的冬雾，只不过未发觉而已。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农家姑娘，她的小说世界永远站立在那里；早年，她曾搬到温哥华，再婚后，她一直居住在离家不远的小城。荒芜、冷僻的大自然，常年稳定在她心头累积，她不写其他地方，也不写其他族群，她只写小镇姑娘。

“总之，个人的命运还不是最最重要的。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

《机缘》里，作家借女主人公的眼睛，写出了她对自然的眩惑。而这种目测，回头过来，将冷漠、重复、漫不经心和对和谐的轻蔑，慢慢印刻成她的人的灵魂上。

连续看了2遍《逃离》，始终却无法描摹出内心准确的感受。这句话，倒不知道从哪里一直触动了我。我也笃信，人的某种本质和自然的本质，在这点上，类似，并异常吸引我。

门罗的女人们，有着她所描写的岩石一样的秉性——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她通常描写一群受了教育，再回归到原始状态的女人，简单地说，有点波希米亚味。

门罗的复杂性或丰富性在于，她精准地描绘了女人在失败的爱、生活面前，在即将堕入或澄明的关键点，那种茫然不自知，却又为性格所推动的情致。叙述者总是形而上、忧郁的、带着远离自己生活的讽刺态度，来描述人生重大的坍塌时刻。

这些瞬间，出逃、或者错过，永远没有情节的直线推进；门罗擅长用各种文学技巧，来打岔，干净、简洁地，为那些当事人不曾了解的视角留下足够的空隙。

有呼吸的空隙。这是门罗短篇小说里，最优美的一手。

在我看来，这种空隙，人生经验的断层、信息量的突然丢失，不是悬疑、侦探小说里那种包袱，而是一个对人生挫败有体会的小说者的经验，或态度。

看过门罗的经历，早年丧母，家穷，大学未毕业，早早结婚，生育3子，然后离婚，有情人，再婚，成为祖母。传说门罗有过各种工作经历，找的情人倒是一致的，都是有点世俗的工人阶层。70多岁完成的《逃离》，据说有很多地方有半自传性质，特别是其中三篇的女主人公朱丽叶，跟她很类似。我相信，有类作家，如库切、厄普代克、门罗，永远都在描述自我，解释自己。门罗书写的人，都是她自己，那种受过教育，对城市有恐惧，波希米亚过着自我隐蔽生活的女人。她在受访时，也一直强调，自己太忙，常年渴望逃离家庭、孩子，最重要是逃离工作。她曾经写过长篇，发现力所不逮，又回来了。

短片《逃离》，出逃的少妇终于回来了。她和忘年交女友断交了，也回避了丈夫杀死自己宠物的可能性。她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

出逃后，少妇学会了控制、隐忍，忍受婚姻的瑕疵，学会不追问，不去超越生活，归降，将自我和诱惑埋到地底。现代娜拉归来，成熟，妥协，更靠近自然法则了。幸，或不幸，无果。

失去最爱的人，或者对方下落不明后，怎么办？《沉寂》里，一位女儿失踪多年的母亲，学会了不自责，不愧疚，不迁怒于大吨位教母。她开始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再原地停留，等着女儿来找她。

最后，“她仍然希望能从佩内洛普那里得到只言片语，但再也不那么特别好费心神了。她像更谙世故的人在等待非分之想、自然康复或是此等好事的那样，仅仅是怀着希望而已。”

自我讽刺性的结局，叙述者在孤寂中理解自己，也理解了女儿。一个孤清的故事，其丰富性在于，最终，高明的叙述者，将一段外在失败的母女关系，拉长为更长的自我救赎之路。

《激情》是关于性和诱惑的故事。旅店打工的女子，在顺从生活的当头，突然选择跟未婚夫的哥哥，一个素不相识、充满不确定性的已婚男人，出逃一个下午；喝酒、开车、做爱，她自自然然做了另外一个自己，或许这不过是一次少女的恶作剧。她无法预料风险，也没有遭遇过这种激情带来的风险，她甚至渴望这样的风险。门罗的高明之处，在于静水深流，她把年轻女子平顺乖巧和叛逆之间的变化，处理得不过是风吹草动般自然。女孩子不会为冒失和错失一段姻缘懊悔，那是自然的节律。最后，她没有对善良的未婚夫说，对不起；她不会这样做，是因为骄傲；但她不得不接受金钱，因为她冷漠和实际；她需要成长，需要为生长经受一次必然的断裂。

《法力》是最暧昧的一则故事。写一位克制的年轻女人，和女友和男性朋友之间漫长一生的纠结。直到最后，年迈的女主人公碰到男性朋友，彼此撒谎，隐藏了一生自己的疑惑。她是爱他的，她可能年轻时不理解自己的严厉、粗暴；她花了几十年，追查所有的疑问，到最后遇到系铃人时，她停顿了。

“爱”是她和她的人都无法承受的字眼。对门罗的年轻女人们来说，生活、激情，都是在本能中进行；还未考虑时，性、生活、事故就发生了。爱，是后来的事。

如厄普代克所说，爱，在门罗的世界里，不是万灵药。爱，无关诚实、也无法以可靠的方式来保证欢乐。门罗有点姑婆似的禁欲和严厉，虽然她一直隐晦谈到性、暴力、死亡。这不过是人生激情和残酷的最戏剧化方式。门罗所探寻的是，经历情感世界的地震后，人的内心构造，我们的岩石层还将如何运作。

台上的王蜂是一位40多岁的北京妇女，短发、金丝眼镜，翠绿羊绒开衫，黑西裤，平底鞋。王蜂发出金石声，不时碰出一个美式单词来。原来，她出国过，还做过老外产科门诊。言谈中，混杂着古怪的北方女革命青年的志气高昂，与美帝国主义式的、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天真精神：“心怀柔情”、“marvelous ”、“wonderful”、“伟大的母性精神”、“感恩”……

很多时候，她的种种没有消化掉的私人的情感在上课时变成了慷慨激扬的宣泄：“我爱看到孕妇，她们是多么幸福的人，我每次看到有个老外孕妇，她的神情都在告诉我，什么叫做爱，叫做心怀柔情”，“在座的母亲们，你们是多么美丽，多么幸福，要知道几十年前，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祖国颠沛流离……”

我疑惑，眼前明明是一个操北京话的传教士、道德演说专家。那个敦实的身材里跳动着一个异常饱满、易感的心；说到邓稼先，也不知道这位老科学家怎么跟怀孕扯上了关系，她突然哽咽住了，空气凝固下来，眼睛金鱼一样，在镜框后闪闪发亮。她哭了。她说，她这一辈子不能在任何场合不能提这个人名，一提必哭，立竿见影。这下，我和许多未来的爸爸、妈妈领教了。

我扯了扯在墙角睡觉的老妈赶紧收看，这出不能错过的电视剧大结局。老妈抬起她的眼镜，胡乱点了点头，认同道：“这个老师不错，讲的好。” 我奇了怪，她怎么个好法？ 老妈说：“有感情，有道理啊。”

晕倒。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这位传教士除了高调地谈了下联合国健康心理10项标准外，不过像念《圣经》般，有感情地说出了我们必须要做的常识：感恩、多读书、爱环保。没有实例，只有教条，连孕妇具体的心理变化状况的调节都没有讲。

在我眼中，这位北京老师跟我打小的各种老师没有大区别，唯一有区别的是，她太有感情，气流的迅疾高低，无疑来自胸腔更为深处的角落。她象讲述真理一样，讲平凡的道理，而其他老师不过是意识到生之无聊，混混教时费罢了。我的职业病犯了，想想报社老总看到她的演讲词，不知道要删除多少大而无当的个人感喟啊。

老妈的认同多少反拨了我对这位激进、空洞演讲人的态度。这是一个受正统教育长大的女人，要强、积极向上、“心怀柔情”。虽然我无法从她朴实的打扮中看到多少女性的明显特质，但言谈中对崇敬之人、景仰之物时，她还流露出一种少女盲目的热情。这种盲目中的偏激和单纯并存，因为缺少怀疑，倒有几分女性的动人。不像我这类人，习惯在讥讽中说风凉话，不冷不热，倒是真不招人喜欢。

毫无疑问，孕妇课堂上另外一个上海女人，更招我喜欢。两人年纪差不多，倒真真凸显出京沪文化差异。

上海老师喜欢讲段子，讲自己的生活，讲案例，她也是双语，不过是夹杂着上海话来。这种与人亲近的方式当然讨喜，生动、家常，落在实在处。时不时，上海女人抱着个假娃娃，拿个胎盘、子宫模型出来，耍花腔地在讲台上来来回回。

我在台下看戏，望着这个上海女人，皮肤未松弛，眼神生动镇定；大江大河拿捏过的神态，还在说明，她的热情不过是职业的世故。她爱讲笑话，讲讲孕妇出乖弄丑、自家怎么养小孩，要吃啥，要听啥，一切很世俗，字字句句掉在耳朵里，象落花生，沾点泥，却有着土地的清香。一个长成了40多年的大树，她有着一个稳定、不那么易感的心。

进门时，上海女人烫了卷发、紧身A字裙，肉色丝袜，斜挎了个LV包包。北京女老师在讲台上穿毛衣，她穿着护士的短袖长衫，露着胳膊和大腿，凹凸有致的身材，与北京女人倒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上台像唱戏，一个有魅力的花旦，但一到下台取我们的病历卡时，表情散淡、有距离，一切公事公办的冷漠。她说自己年轻时，曾横渡长江，怀孕8个月还在坚持游泳、骑自行车。什么美国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女革命青年的昂扬盲目，她可能都曾在心里起过微澜，不过到头来，或许最重要的是，她守住自己，认认真真做这份职业，踏踏实实保持好身材和好心态。她没有大道理，也没有大起伏的人生，不过一看她变幻的神情，你知道，这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女人，亲近不过是台上的一种错觉。

这样的女人，很奇怪，不给我多少期望，因为知道她世故、能干、甚至漂亮；你会像看一株玉兰树那样，喜欢她的妖娆和挺拔。但可能却并不会太喜欢，你感觉这是种往里收缩的防守姿态，写着，“危险，生人勿近”。我能想象，人到中年后，一切看淡后，这是对人生有尊严的要求使然。她活得小情小调，自足，把少女的缺陷和任性收敛起来，在理性的背后，在女人的装扮后，你会隐隐感觉有个分岔的小径，神秘掺杂着一些梦想破损后的坚硬、冷漠的落叶或残泥。这些不轻易示人的残缺，在职业化的态度里，偶尔返照出，从少女到女人的阶段里，日渐消失的、可贵的纯真和真热情，以及种种不再敞开的可能性。

而北京女人，可能我看到中学、大学时代的自己，她不过是未成年自我的一个碎片而已。我今天不认同她，不表示，我曾经未尝不认同过。这种不曾长大的热情和幼稚，未曾跟随年纪、见识而拓宽的女性，长时间直溜在一种幻象中，她无法象上海女人那样实在感受到生活的挫败与小欣喜，她更容易感知精神上的感动和庞大的人与事。她们的心性和智慧没有见长，她们的天性更容易成为圣徒、跟随者、牺牲者，而无法成为其他。圣徒精神里，保留的或许还有几分信仰，因为这，她的几分不自知的愚昧和盲目里，还有几分认真、脆弱和动人。

近日，杂书读太多，心思不齐，好比受邀去了家装潢豪华的餐厅，吃了顿海鲜、鱼、肉、水果拼盘俱全的晚餐。一夜梦回，张嘴咸味，意疏懒，怅怅然，时光流走，人捂在被子里，不知道下床来，迎接的是新的一天，还是老日子。

决心重新把厄普代克、普鲁斯特翻出来，清心、定神。这些曾是我的白米饭、大白菜。

读完《爱的插曲》，竟然更怅怅然。曾征服我的那些字句、场景、情节，成为了淘过几次的米粒；那些原始生气的语词魅力，被冲刷走了，留下光秃秃的米粒，琐碎、平庸地连接起我早已知晓的小说世界。

爬上床，醒来再读。夜里，对厄普代克过山车的焦虑、失望，竟连带成近期对自己的焦虑、失望。梦见自己在一条黑深深的河流上飘荡，船舱里有大学同学、现实朋友、居然还有一个名人，人人都在面对一场大考，唯独我身心不安，在封闭的船舱课堂里，仓鼠样，来回挪动。

起床，郁闷了半天。

焦虑，记得查建英曾形容这是现实中国的时代病，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个典型人物。

焦虑，这种是自我审视过度引起的呢? 还是就范于外在压力造成？还是因并无有恒地去做自己欢喜的事产生的愧疚？

回来说，厄普代克。为什么我翻普鲁斯特没有那种失望呢？我并无只读经典那种庄重优雅的姿态。对厄普代克，很长时间，我一边心有戚戚焉，一边为他绘画般写人状物的能力折服。

再读时，我的个人经历、心境也遭遇了过山车般的急遽转变。

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两性关系、日常生活、社交关系，曾让我以为是一面镜子，托运了半个世纪，来到了中国大陆。在第一批舶来品——美国式麦当劳、超级市场、全球化公司之后；那些美国式的婚姻、仓促的情感、筵席般的人际关系，随着小说、美剧、好莱坞电影，也慢慢侵蚀或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拿《老友记》、《欲望都市》里的恋情、婚姻模式，像积木一样套接一个个类似的人。

厄普代克，不过代表了更为温情、宽容、琐碎、细腻的美国情感文化。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喜欢的他小说中的混乱情感世界，正是反叛于自己30岁前，那个黑白单一、是非观念简单的情感世界。

未曾失控过，教条地过着，学校和社会赋予你的角色。人人性情愉快、对生活和自我有太多自信，物质生活充沛，对精神和物质的光明面看得很多，而对物质和精神的黑暗面却毫无知晓。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进入到厄普代克类似的时代，一个物质繁荣时期，“一个自我失控的年代”。50、60年代的美国，确有跟现今中国价值多元化、道德观念模糊、物质虚假繁荣相似的地方，每个成年个体，都在泡沫中，情感和物欲虚骄起来。

《纽约情人》是我喜欢上厄普代克的转折点。

我曾喜欢厄普代克的重要原因，在于，他能在迷惘的物质世界中，在婴儿啼哭、麦片满地、汽车破损、妻子丈夫各自寻欢作乐时，还能找到一些对琐碎、平庸世界和人的温情和希望。他不像欧·亨利在监狱里做黑色地讽刺，也不想契佛那样醉酒般厌恶一切生活。

厄普代克是一个在场者，偷情的在场者，平庸中产的见证人，见多识广的宽厚者，他没有清教徒那般的严厉，也没有亨利·米勒野性地放纵。他不过是40、50多岁的所谓有产男人，维持着一个健全的家庭，也曾燃烧过自己几次，他怀旧，从情人，到情人的丈夫，多少细节，他都一一记得。用他那松垮跨的眼睛，躲在百货商场后面，模糊地注视着那些20、30年前与之曾爱与恨的人。

厄普代克描写了太多“小三”，“小四”，以及性描写。床戏后面的人际关系，在我现在看来，才更有意思。我所能看到的是一个狭小的社区世界，厄普代克笔下的所有男女都躲不过的生活；丧失一个情人，并没有丧失一个社区、朋友、晚宴等可怕。两个美国偷欢者，最怕的不是偷欢，而是各自丈夫、妻子对自己个性和习性糟糕的评价。一段婚姻的丧失，常常意味着，背离整个社区、朋友，迁徙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

厄普代克笔下的男人，有种中产偷情者的从容、理智；他们的情感，被画家用友谊般、家庭式，琐事化、诗化，达成一种不具伤害性质的童话。这是厄普代克式的男人的情感。如果在昆德拉笔下，绝对轻快处理成花花公子式的邮票情感；如果在新浪社会新闻里，那又将是尘埃般无聊的小三、花心丈夫的新闻八卦。厄普代克让中产男人的理智和情感，不伤害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妻子。他们对妻子的背叛和爱情，因为缺少激情，缺少嫉妒，倒多了些朋友的宽容和同情；对自我的情感，他们用温文尔雅的方式轻取轻放，像对待真正爱情一样庄重。这些鲜见的、诚实的性和情感描述，在当代中国小说里，几乎是难以看到；在普遍被丑化、或者玩笑化的社会新闻里，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我发现，自己所喜欢厄普代克高明的叙述之处，也正是我现在讨厌之处。

千人一面。所有的男人都是无害的、被动的，所有的女人都是开放、独立的；处于失败中的爱情、情爱、婚姻，作家先生几乎都观察不到，他只看到时间慢慢消失后（那得等20、30年以后），人在淡忘后，流露出的温情。避免严酷的伤害、逃避痛苦的记忆，只记取美好的偷情时光；所有人本能的虚弱，造成了厄普代克的温和和宽厚，也造成了他的乏味和虚弱。

在厄普代克短篇小说中，我看到老男人单一的迷恋癖。他迷恋的只有性爱和温情的时刻，他把破损、伤害都故意用黑胶布封存起来。这正是我们常人对待自己往事的方式。厄普代克是个更加美好的装修工，半个世纪的创作，他沉醉于迷恋于友好的时分；人生一直在轻飘飘、富足的生活中，恍惚度日，换了几个妻子，生下好多茬子女，一个城市迁徙到另外一个城市，偶遇一个个往日的恋人，厄普代克和他的男人们，看到的生活犹如长河，自我的伤疤或他人的伤疤，都不足轻重，就这样，生殖器功能废掉，记忆却越来越清晰，人越来越自怜，温情，如冬天的暖手袋，还能维持半个小时的温度。

邪恶、自私、吝啬、武断、粗俗、偏激、坚硬、孤独，任何极端、有违中庸的个性，几乎在爱美的厄普代克笔下无法现身。他的本性一直在逃避这些不合社交秩序的人。然而，现实生活却告诉我，他为我曾造就一个对男性世界虚幻的想象空间。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不是情感的象牙塔，更多是短、平、快、粗俗、自私和利益杂生的丛林。温情，多是软弱者保存自我的领域，多是征服者的自我幻像。

两种人或许会喜欢他，涉世未深的年轻女人，自我逃避的老男人。

于我看来，温情过量，即软弱，即伪善。

半个小时后，下行电梯出现了我熟悉的两个人。一个穿短袖运动T恤，黑色运动鞋；一个穿蓝色薄毛衣，外面是件橘黄色小外套，银色皮鞋。一男一女，均背了运动包，拉着蓝色行李箱；有区别的是，男人的行李箱上还有一个14忖电视机大小的迪斯尼塑料袋，手上拧了一个纸袋，上面冒出绿油油的叶子来。女人，则是胸前背了个实用的小皮坤包。

我从男人手里接过纸袋，一看，是兰花，问：“干嘛？”

“种呸！”对方回答得倒轻快。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花园里，大大小小花盆倒是几十个，能幸存的花，可是少之又少。

回到家，一男一女在沙发上小坐，脱衣，喝水，视察一圈，打开行李箱，拾掇起来了。

我是插不上手的旁观者，看着两个人行军打仗似的忙碌起来了。

女人是我妈，正蹲在地上，将两个行李箱一字排开，底朝天地展览着。

“你看，这箱全是湿货，上飞机前从冰箱里急冻的，2只草鸡、150多块钱呢!”

我往下看，那个箱子里面，全是白茫茫的塑料口袋，里面藏着几斤豆瓣酱、酸萝卜、豆腐乳、坛盐水、酸菜、香肠……

另一箱里，全是干货：辣椒面、花椒面、八角、胡椒面、芝麻、干粉…… 几十种我平时在超市里也懒得多看几眼的调料。

这些都是老妈的“玩具”。整整两个大行李箱，全是厨房装备。

我问：“你们的衣服在哪里？” 

原来都在背包里，其余的衣物快递来。

妈很兴奋：“还有一大包干货草药还没有来。快递一到，我就跟你熬药喝。重庆女人怀孕全喝这个，你小时候就是没有喝，所以经常有皮肤病。”

相对于，厨房装备，我显然更喜欢针对我一个人的草药，光听听名字也觉得怪新鲜——半枝莲、夏枯草、百花蛇舌草。

这时，老爸已对我家的花草视察完毕。客厅里的滴水观音营养不良了，幸福树半枯萎状态；他发现，我们居然在阳台外，无聊地养起了辣椒！

我解释这是LG同学童心发现，把辣椒籽放进去，没有想到，现在已经茁壮成长，还开了白色小花，好不生气！

老爸还是老姿态，对于一切不入法眼的事物，采取讪笑态度，鼻子里哼哼了一下，然后，把装在青花瓷的辣椒搬到客厅里。

不久，幸福树被拔除了，辣椒被消亡了，地上一大堆黑泥土。

“拿个铁铲给我！” 老爸发号施令。

我没有多少反抗，就看着我和LG沾沾自喜的小花小草们被大人们无情的拔除了。

“你看看你家的泥土，全都是水，花都被你们浇死了。” 老爸很不满意，一边将自己纸袋的兰花扶正。

兰花当道，诸神退下。

黯然神伤，我的花草将在数日内被铁腕父亲切除了。

另一方，厨房已是我妈的天下。离晚饭时间还早，她视察了我的冰箱，发现完全没有地方摆放她的宝贝们。于是，宣布，晚饭不用去餐厅吃了，今夜全家人把冰柜的速冻食品腾空。

我和LG的接风计划泡汤。

我只有站在厨房一边，向厨房天后解释我家厨房的各种公用。不久，冰箱填满；我无用的餐布、餐巾纸全被束之高阁，让位给调料香料们。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塑料口袋，春笋般地占满了小阁子。

“你那些餐巾纸不实用，还不如买点厨房专用纸！” 妈妈一边拾掇一边点评道。

当天，我把钟点阿姨辞退。

随后几天，家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被扔掉，请出来，买进来的，花样真不少。

八辈子没用的茶瓶古怪地搭配在电视机柜旁；厨房阳台的花草，被赶到另外的空间，现在放的全是勺子、洗洁精了；洗碗槽摆着一堆待晾干的碗碟；一个个锅、一个个碗都重新接受母亲大人的阅兵考验；牙刷擦遍每个不锈钢不闪亮的地方；架子上摆满了各种杂粮杂豆；久不见的淘菜筐全部重见天日，大大方方摆在厨房里……

以前空旷明亮的厨房，现在变成了小型百货超市，满满当当，都在炫耀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有多富足。

老爸也在忙，一边用手摸灰尘，一边优越性地表示：“你们请的阿姨有什么用，到处都是灰尘。你看看这地板，我们来了以后，亮了多少！”

我粗顿的眼睛，往地下一瞧，没有发现实质性变化，还得无奈转动那个迟钝的脖子。一看厨房，妈呀，吸尘器放在书架的最底层，抹布放在地板上。

爸妈说，东西放在外面，这才方便他们随时清洁地面。

我别过头，装作一切都没有看见。 

毕竟，我是个什么活都不干的家伙！

从小到大，我都是家中天子一号懒人；成人后，能碰到比我懒的人就是LG。就这样，两人凑合着过日子，一切都买防皱免烫，我用洗衣机洗衣他用晾衣杆晾衣服。我的衣柜全都是衣架，他的衣柜春夏秋冬不分。我不给男人擦鞋，也不熨烫衣服，也不管理钱财；他种辣椒，我种香草。我用大书房，他占据客厅沙发。就这样，我们一切相安无事。

可是，我家的厨房天神和擦地天神来了。这标志着一个无为而治的时代过去了。

严肃、紧张、清洁、活泼，几个大标语分别重新烙印在我的额头上了，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当夜，父母睡书房。LG把我的电脑、音响、台灯一一搬到卧室阳台的小书桌前。三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坐在这个书桌前，敲过一个字，看过一本书。

上床时，我翻了个身，LG像密探似的俯身对我说：“你以后少去书房了，那是你父母的空间，不要让他们觉得不自在。”

我闭目，不到5米之外，我的红沙发、大书柜，我躺在沙发上懒洋洋的所有日子；原来，一转念，都过去了。随着另外一个生命的到来，我能蜷缩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现在是书房、厨房、客厅，将来呢？还会有个小生命，在卧室里与我一起分享床铺、书桌，占据大部分的时间与空间。原来，自我并没有那么强大，随时都在缩小、妥协，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弱小……

心微凉，翻个身，不耐烦地答道：“知道了！”

一猜，多少？  40%——50%。

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们大都是在嚎叫声中，产下一个个小盆友来的。看了一个数据，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妇女剖腹产率为20%——30%。

当然，30年光阴过去，我国妇女剖腹产率，毫不逊色于国家GDP增长速度，并赶超了亚洲四小龙国家，直达了70%。据说，全世界第一。

欧美现在才多少？ 15%。  日本，8%。 比咱们少了去了!

想当年，我妈生我的时代，真真是自然生产的大保守年代。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个腊月29。四川东北角的偏僻小镇上。

当时，我妈、我爸住在一栋知青楼里。第二天是大年30，全楼上下的重庆知青几乎跑光了，只剩下几户人家。凌晨3、4点，我妈开始喊肚子疼，我爸却很开心，他在外面厨房里煮了8个白白胖胖的大汤圆给妈吃。早上9点多，估摸着医生也该起床了，我爸一路小跑去叫了医生，说，我家媳妇快生了。医生进了门，手指一伸，不慌不忙说：“还早呢，才2个手指头，等吃了夜饭，我再来吧。”

到了夜里，该吃的饭也吃了，该喊的嗓音也没有了，我爸的笑话也讲完了，医生到场，我出来了。

我妈的力气使完了，看了看手表，时间指到9点20分。

三年后的某个隆冬，我妈依然在那个楼里呆着。

早晨，她的羊水破了，打电话到县城，结果得知我爸出差了，她很失落，电话里跟他同事撒了个慌，说他老婆生了，让他马上赶回来。

夜里，她大喊大叫，楼里没有人应声。好不容易，11点来了个阿婆，披着棉袄上门。妈妈又冷又饿，在地上来回踱步，央求阿婆帮忙烧点钢碳。火还没有生起来，血突然从大腿流出来了。一下子，我妈双跪倒在地。阿婆急了，说：“闺女，你咋连裤子也没有脱啊！”  她一手把着妈的胳膊，一手帮着妈脱了半条裤子，还没有脱完，妈又跪在地上了。阿婆手拿紧妈的胳膊，腿顶紧妈的腰和背，一顶， “哇”的一声，血水里冲出一个婴儿来。

血水满地，婴儿乱啼，我妈倒地。

阿婆问妈，你家剪刀在哪？

妈嫌弃剪刀脏，不肯给，两人正在僵持着，医生进来了。

提前了10多天，妹妹来到了人世。

第二天，迟早的老爸，把早到的女儿的血渍里里外外拖了个干净。

我妈一直说，生我太顺利，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生妹妹太危险，孤孤清清，胆战心惊。妹妹刚出来时，脸发紫，哭声震天，大概是在子宫里憋闷太久。也因此，打小，唱歌说话，嗓门也比一般人高了去，脾气也比我还急躁骇人三分。

不稀奇，自然生产是本能。剖腹产，是时代和科技使然。如今，上海这边剖腹产有个术语，叫“切西瓜”。大肚婆，肚子好比8月里的花西瓜。

时间到了，瓜熟蒂不落，一把刀来，黄金切割10Cm，啪，娃娃出来了。

速度快，掷地有声，故名“切西瓜”。

我也想过“被切”的好处，比如，无疼痛，阴道肌肉不被破坏，体型不变……

有次，跟一妇女八卦，分析起切和不切的种种差别。她说，以前阴道肌肉纤维还能弹跳自如，万一，自然生产了后，成了个永远弹不回来的面粉口袋怎么办？

天啊，面粉口袋？！我被这个黑色的巨大想象吓倒了，天然良港干涸成沙滩，以后妇女们还怎么混啊？！我顿时理解了，现代女性的焦虑心理。

我怎么办？我还在渴望美美水中生产呢，在虚幻的海洋里，降生个宝宝。这辈子，我已经不能美貌如出水芙蓉，更成不了水中出浴的阿佛洛蒂，但咱总可以在水里做点什么special的事吧？！

孕妇课堂上，人太多，实在不好意思，举手问老师这个重大问题。老师正在讲本国妇女如何不与世界15%的比例接轨，如何娇气，如何不够勇敢。但是，我想，她咋不讲讲一些现代妇女更关心的隐秘问题呢？比如，如果讲清楚，阴道肌肉纤维组织如何之有活力，带娃妇女性生活不会遭到歧视，可能咱中国的剖腹产率就会下降几个百分点呢？如果再讲讲自然生产之消耗卡路里堪比一次性减肥，估计还会陡降许多百分点吧？！

就凭身材教育的这一关，咱中国顿时不知道能出多少伟大、坚强的现代母亲呢！古代妇女是没有科技，无法更细致珍爱自我，现代妇女是过于珍爱自我，教育方法只能与时俱进了！一说美和身材，所有孕妇估计眼睛都会放出希望之光来。

不过，我最近学习到最好玩的事，还是关于剖腹产的事。在英语里，剖腹产术语叫Caesarean section，翻译过来就是凯撒手术。据说这个词汇来源有三种，最通俗的版本是，凯撒大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剖腹产的孩子，故而得名。但这个版本不大可靠，凯撒他妈生过3个，恺撒是头个，据说这名高贵的母亲全是自个生的，如果第一就剖了，肚子还能在落后的罗马时代长好3次么？不过，因为这个版本，凯撒手术，号称也叫，皇家生产术。多浩荡，多尊贵。

第二种版本也好玩，据说是古罗马法，因为可能出自于凯撒时期，故得此名。当时难产妇女，需死后剖腹，将孩子从母亲肚子里取出，各自安葬。这据说是法典的规定。咱老外，也不知真伪。

原来高贵的名字后，都有望不见的伪历史或无法证实的失败科技史。

直到1794年，美国一小县城才真正出了世界第一例成功的剖腹产。Jesse Bennett医生成功地为自己老婆做了手术。

迄今为止，我所知道最牛的凯撒手术母亲，要比几千年来，自然生产母亲伟大多了。她一点都不懒，简直比中东那些人肉炸弹的牺牲者要勇敢数倍。此案例，我可以下回找老师交流去了。

这名妇女叫Ines Ramírez Pérez，一位墨西哥农妇。2000年3月5号，Ines 快生产了。她家地处偏远，接生婆也要在50里地外。此前，她做过7个孩子，都是老公帮着接生。可是那天，老公去了小酒馆喝酒了，一直没有回来。Ines所在的小村庄Rio Talea，只有500口人，1部电话。

在挣扎了12个小时后，她决定自己剖腹产。Ines坐在一个凳子上，喝了一点烈酒，她按照萨巴特克人的生产姿势估算了下，身子前倾，用一个厨房剪刀，把自己的肚子剪开，她沿着肚脐垂直的下方，水平剪了17Cm。这花费了她大概1个小时，她终于看到自己的子宫，取出了自己的男孩。孩子出来后，一下子哭了。Ines用力剪掉脐带，然后失去了知觉。

等Ines 醒来时，她用布把自己失血的肚子绑住，叫自己6岁的孩子出门求救。

几个小时后，当地的医生前来帮忙，帮她缝合了伤口。最终，Ines被带到当地诊所，然后又坐了8个小时的车，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16个小时后，她经历了剖腹修复手术。7天后，医生又再次帮她修复了她自己做的剖腹伤口。这位勇敢的妈妈往自己的肚子里多剪了7厘米，要知道10厘米可是剖腹产的比基尼分割线啊。

还好，10天后，Ines康复出院。

这位伟大母亲的故事教育我，剖腹产也不容易啊！我告诫自己，咱不一定能生出凯撒那么伟大的儿子，咱也就不切西瓜了吧。

老老实实呆着，等瓜熟蒂落，且听，哇声一遍。

我相信，人是有两次生命的，一次是为着自己，另一次是为着他人。这是两次不同的生命体验，一次是本能的生长，另一次是为着重新了解生命的成长。

孩子，他/她是父母意志的附属物，是情感的玩物，是寄情托志的延续物，是养老、对抗寂寞和死亡的法宝？还是父母生命的见证者，是再度了解自我和他人的镜子，是爱和创造力的混合物，还是其恶习与品性的化解者还是曝光者，还是一个独立意志和情感的人？

父母是他/她的主人，奴隶，朋友，引路人，还是陌生人？

他/她带给我的，和我带给他/她的，到底有什么？

我不知道，每个人是否都如我一样，曾深深困惑于父母和自己的关系：小时候，他们是我们的全部；慢慢地，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风范成为我们人生观的某部分；再慢慢地，我们羽翼丰满，视野与眼界变得与上一辈截然不同。乖巧的下一代，会恭顺听着，按着父母的指令进行1、2、3的社会实践；狡黠的下一代，会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而玩劣反叛的，则倒行逆施，残酷地推翻父辈的种种……

曾经父母塑造了全部的自我，然后他们慢慢缩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甚至我们极力要推翻的一部分。靠着延续和反叛，人成为了新的自我。

有天，我也将体会到一个新生命，因对生命的延续和反叛产生的欢乐与痛苦。

这些天，看几个父亲的家书和散文，看到不同的父亲形象，有绝对权威的主人类型父亲，譬如傅雷先生，有互助友好如朋友类型的父亲，譬如老奈保尔先生，还有完全放养类型的父亲，譬如老舍先生。

如果说孩子是一条洪流，父母是洪流的见证者的话。傅雷先生一定是教育界的水利工程大师李冰，一定要筑个大坝，将傅聪、傅敏兄弟按照他修建的大坝，倒向他认为可以灌溉的田地里去；而老奈保尔先生呢，是绝对不会花费太多力气的人，子女太多，要耕种灌溉的地方太多，他顶多挖一些小石头，在旁边垒一段路程，然后对子女说，你们就照这个样子砌吧，我教老大学，老大带老二，于是，作家奈保尔就这么在半自我疏导中，半自我维修中成长起来；老舍先生，更是散淡，他觉得儿女靠自己，有童真、身体好、快乐最重要，那么洪流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想往哪里跑就往哪里跑，要问父亲意见，他什么都没有，一切看自己。

傅聪按照傅雷的意志，学了钢琴，成为中国某种天才教育的典范。看看《傅雷家书》的用心良苦，足以见父子两人的艰辛。及至傅聪其弟傅敏要求学音乐，傅雷拒绝了二儿子，一则起步太晚，一则家中无钱。

老奈保尔是个穷印度记者，一辈子梦想当作家，笔耕不辍。他跟奈保尔树立了的是对文学的爱。家书里，完全没有傅雷那些必须等要求；他做到的是时时向儿子汇报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提供给异域独自求学儿子一些慈爱。他向儿子要求邮寄伦敦的烟、报纸、书、以及儿子每次发表的文章，儿子则如朋友般给父亲写作鼓励。最让我觉得老奈保尔“教子有方”的是，他对孩子的“零包容”。奈保尔到英后感情放纵，有很多女友，老先生并不以为意；一次好不容易借钱帮儿子买了回国的船票，奈保尔同学竟然在从英国到西班牙时，跟一个外国女人好上了，花钱无度，以致不能归国与父母团聚。望眼欲穿的老奈保尔只好退了船票，最后见儿子的机会却再也没有了。2年后，病故。奈保尔离家后，竟与父亲成为永诀。

如果是一位中国父亲知道儿子如此败家，有如傅雷这样的老子一定大发雷霆了。及至傅聪从波兰出走英国，傅雷已经完全绝望了，在遗书里，也不忘提及不孝子的事情。当然花钱无度，和意识形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父亲奈保尔只是想让儿子知道的是：“无论你做什么，唯一对我重要的——并且也是对家里人都重要的事——就是你幸福快乐。”

而父亲傅雷想要儿子知道的是：“凡是第一先做人，然后是艺术家， 其次音乐家，再是钢琴家。”

两位父亲对自己的天才儿子，有着截然不同的预设判断，傅雷希望自己的儿子飞得越来越高，而老奈保尔关心自己的儿子是否越飞越累。

严父、慈父的分野或许在于此。

我喜欢老舍这样散漫的父亲，基本让孩子自己折腾，放养，但估计是万万做不到的。虽然他和傅雷同样都是寡母带大，童年都备尝人世艰辛，两人都极度自律，都是铮铮知识分子，皆于1966年自杀，但两人的性情却全然不一样。老舍幽默、散淡，只律己，不律他人，傅雷律己，也希望子女如他一样，穿西服绝对不能把手插在口袋里，每个细节都要绝对完美。而老舍从不问孩子成绩，也不在人前向人炫耀孩子。及至孩子念大学，报考专业，他一概不过问。对他来说，孩子“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老舍4个孩子都还不错，全都上了大学，都是理工科生。

接受精英教育，让孩子少走自己的弯路、穷路。这是傅雷之于孩子的愿望。

自由发展，有了孩子，他们把成人隐藏的世界打开了。这是老舍有了孩子的见解。

毫无疑问，傅雷的责任感与他的控制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对自己和他人一刻也不能放轻松，事事很紧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学音乐，翻译音乐作品。他把自我、尊严看得过于紧要，刚直也必容易摧毁。在遗书里，他写道：“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 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这种哀莫大于心死的痛苦，只有极度重的责任感和反省精神的父亲才会说出如此严厉的话来

老舍之死，与他人无关，只关乎一个知识分子的荣誉与自尊。据后来，他的儿子舒乙说，他葬身太平湖，可能在于这距离他母亲去世的地方很近的缘故。

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父亲，同样的结局，养育子女的方法迥然不同，同样是爱，表达的方式有如云泥。傅雷真真是把自我生命的延续看得紧要；而老舍，像爱花爱草般照料自己的孩子，这种轻松、闲逸的态度，正是把生命当成任情自然的过程。

傅雷的重，老舍的轻，真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了。倒是老奈保尔的人性化态度，跟儿子一边不动声色暗示家境贫困，一边又不断寄予儿子各种日常衣物食品，一边与儿子分享写作与情感的喜忧，一边又嘱咐儿子教育弟妹，温情、宽容并行，自然张弛，真真为可亲的父亲境界了。舍得放手，又有尊严的依恋，这样的父子情感，才有热度，却不烫手。

醒来以后，一友告知波兰斯基因30年前强奸案在苏黎世电影节被捕，可怜的天才导演啊。这几日正好在看《耻》，是为记。

1999年，库切59岁，发表了《耻》。那年，他离异快满20年了，过着跟书中主人公、大学教授卢里一样的单身生活；此外，他跟卢里一样，只有一名女儿；本来，库切还有名儿子，在23岁时却意外身亡，据说丧子之痛让他写出了《彼得堡来的大师》。晚年，库切过着穴居生活，除了写作，全部生活归结如下——素食、禁烟、禁酒、不社交，热爱自行车运动、保护动物权益。

库切的生活状态总让我想到其笔下主人公的处境，或多或少，他们是同类人。库切属于学者类型的作家，他无法摒弃强大、多疑的自我，凭借学识和生活的滋养创造出各种社会阶层人物形象。他没有巴尔扎克、契诃夫那么磅礴、多变，他沿着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的路走下去，轴心点永远在塑造一些类似的人物：离散的孤独者，失败的边缘人，这样一群人道德意识贫乏、有着岩石般的自我保存和自尊意识，“命运虽盘旋下降，却在打击、沉沦落泊乃至被剥夺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除了自传体的《男孩》、《青春》以及几本女性主角的小说外，我能读到的库切的主人公大概都是50、60岁上下的糟老头。《等待野蛮人》、《耻》、《慢人》、《凶年记事》同时都纠缠了一个问题，老年人的自尊问题和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欲问题。库切为这4本小说主人公设定的社会阶层基本是他自己符合的，不论地方行政长官、大学教授、摄影师、作家，都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强烈抗拒衰老和死亡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族群，或许我们不陌生；但他们的老年危机问题——性和死亡，赤裸裸摆出来，阅读之后，我有些深深的打起冷战。因为没有遭遇，即将遭遇，20年、30年后注定要遭遇同样的经验，库切主人公们异常强大的倔强、冷漠、理性的态度，总是让我深怀戚戚的同时，又恐惧之。

当一个人年满60岁，一个有社会经验和学识的人，已经从人生热闹的顶点往下撤退时，他手里和口袋里的物质和精神盘缠，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可以冒险，也可以保守；他的道德观、是非观已经在大江大海里滔滔洗荡过了，对自己的龌龊、高尚的品格，他都有清楚的算计，知道可进可退的堡垒在哪里；而只有对性和死亡，没有谁会彻底准备好。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料到衰老已经把他们的情欲放到一个可笑、低人一等的位置了。

正如卢里教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依然保持良好身材的同时，皮肤已经没有光泽，并往下耷拉；年轻时善于吸引女性，玩弄女性的魅力已经开始隐退了，女孩子看他的目光不再是男人，而是教授、老人。当激情、诗歌，距离年老的他的内心还很近时，而在外在形式上，没有女人愿意相信此点了。

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总是对年轻女人“奢华而肉欲”的绿洲怀了不切实际的念想。老男人总想在年轻女人的怀抱里重新找回青春:“拐弯抹角的欲念；礼仪似的做爱。”但老男人也了解，“她们很快就会挣脱老家伙笨拙的舞步像箭一样地射向她们降为之生儿育女的那个男人的怀抱里—年轻而充满生气的怀抱。”

《耻》里面有段经典表达了老男人为自然情欲辩解的话：

“狗要是做了像咬碎你的拖鞋一类的事情，要打要罚完全应该。可它的情欲是另

外一回事。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得受惩罚,这样的正义没有一种动物能接受。”

当卢里，一场风月剧中的主人公，又老又丑的男人，被自己的女学生的男友在剧院里讽刺后，他才意识到： “因为他的行为有违常理，因为他试图传播上世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说到底，起诉他的最根本的罪状就是这个。”

老去，是个忧伤、丑陋、可悲的事实。当一个爱冒险、意识不到衰老的男人做出越界的风月事时，他遭到的挫败不仅有喜剧色彩，在库切那里，还带有冲突性的悲剧色彩，因为众生皆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面是自然情欲，一面是自然法则，激情和衰老，似乎浑身不搭界。

不合时宜、不合伦理的情欲，身体的困境，精神的困境，带来的是双重的耻辱。

“老年人跟同类呆着去！”年轻男人在小说里冲老男人们叫嚷道。

最后，卢里找了个街头女解决了问题，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要这么来一下就行了！我怎么回把这一点给忘了？”

为什么过去老教授对激情却紧抓不放，成为爱欲的仆人？他对自己不了解。“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并不冷，也不热，即使在他最热的时候也不热。”卢里教授这么评判自己，也许也代表了库切对自己和卢里的评判。

小说有段颇为煽情、动人的场景，代表了老男人卢里对他人伤害的自我反省。小说快结尾时，卢里到达女学生的家，向其家人道歉，这是把自尊压到最低的时刻。与他在学校审查委员会，高傲地拒绝公开道歉，满足公众的窥伺欲和看笑话心态不同，他选择了私人化、仪式花的方式：

“他认认真真地施着仪式：跪下来，用前额触着地板。”

当我们看到酒井法子、陈冠希、阿娇等明星多多悲切地成为了公众道德视线的小丑。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这类对个体阉割的“文化大革命”手法沿用至今。可是，我们却别指望卢里教授向明星一样，哭艾艾地在电视机和大众面前，为吸毒、性丑闻解释，道歉。

不以浅薄的道德感，来满足世人；不以戏剧化、毫无价值的公开忏悔，来满足他人的想象。

“我可是个旧派的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推，一扣扳机，一了百了。”

这是库切和他的主人公处理个人的耻辱的方式。他们的反省没有流露出对于世俗舆论的恐惧，更多有点抗辩的自由精神。认罚，不认罪。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承认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家庭，有权对自己定罪。

他不是猴子，不是弱者，不是变态者，不需要心理救援；他是成年人，能看清楚自己的罪与恶，耻与辱，能接受合理限度内的处罚，但明白自尊的重要性。这是他年老时，还需要生存下去的勇气所在。

他曾在情欲面前低了头，他曾贪恋激情与青春，他也出乖弄丑，但他也知耻而后勇。他用谨慎、尊严的方式修复了个人的耻辱。

库切和他的人，这么做来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集体性的存在，她们的姿态有种昂扬、毫不在意的傲然。如果单单一个神色轻佻、性感暴露的女人坐在空旷酒吧前，我还有点怜悯，想到生存之不易；而当一群乱摆着女人更像示威样的端坐，几个良家妇女走过时，我倒有点惴惴不安——她们那种堂而皇之对待肉体的自信，我们从来都没有过。有多少正经女人，从少女到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无不是遮遮掩掩，偶尔在朋友的阿谀或讽刺下，才来不及地正视下自己的身体。而对这群女人，身体是武器，对我们来说，身体更像一个慢慢熟悉的他者。

有个女友问，是不是这里都这样？我凭着自己在附近工作的缘故，说，何止，在上海商城对面的一条街，也都这样。哪里有五星级酒店，哪里洋人出没，哪里有金钱的味道，哪里就有活色生香的酒吧和女人。

不论是生活在哪个时期，我都对这些危险而又野性的女人，充满了好奇心。不过，小时候的理解，无不是正统教育下的产物，这些性工作者无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被迫卖生。她们也有爱情，也有传统的道德观，其中，还有一些可能伟大的牺牲精神。比如杜十娘，比如为子读书的母亲。她们的统一生长背景，一直满足着正统教育带给我的想象。没有女人会因为天性寻欢作乐，而糟践自己的。但更长一段时间，我纠正了自己想象的钟摆，大千世界，人不比草、野兽的生命，来得高贵一些，矜持一些，一旦任了兽性和本能恣意乱跑，每个人都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世界是巨大的人性混浊带，至死，我们都无法理解他人和自己。

这几日，看毕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女一号米尔德丽德，2次沦为性工作者。她倒没有为着肉体的欢愉出卖自己，倒是结结实实的金钱压垮了她。她不是被人遗弃，而是自己的愚昧和自私遭到了报应。最后，只有头上插着一根羽毛，抹着胭脂、涂着口红，在深夜的伦敦大街和剧院踯躅。

毛姆的米尔德丽德，有着后来他小说里很多人物的类似品质，无情、冷酷、自私，但这个女性角色在文学史上，于我看来，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很少有小说家，却彻底描绘一个几乎是100%负面的女人，本质上生命力旺盛、粗野、倔强、盲目、冷酷的女性。这样的女人，不会讨任何人欢心，毫无道德感、市侩、虚荣，爱说谎……

另方面，米尔德丽德实际、精明，她懂得自己的价值，牢固地拴住了一个敏感而自尊的男人菲利普。她瞧不起他的跛足，只想花他的钱，见不到男人身上的宽厚，她知道自己对男人的影响力，即使如何抛弃他，他还是会供养她。她被德国有妇之夫抛弃、跟菲利普的好友私奔，她带着自己的私生子，还是照样能回来。在她还年轻，还有几张青春的底牌时，她残酷地对待了一个爱她的男人，并最终掐断男人对她的情欲之火。

米尔德丽德不感恩、自省，因为实际、世故。当她第三次回到菲利普身边时，她以保姆身份之名寄居。她按照她理解男人的方式，想以肉体作为代价成为菲利普夫人。而这次，她彻底失败了。按这个角度说，她似乎是个“懂事”的女人，“公平”地知道交易法则。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在她两次背叛之后，男人对她的身体和情欲，慢慢嫌恶起来。她和菲利普之间，能保存的只是怜悯和爱的习惯。

米尔德丽德从来做惯了菲利普感情世界的女皇，对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当她的勾引失败，招到的耻辱时，这个不懂感情法则，只懂情欲法则的女人，万万无法忍受。从来是王，岂可称臣。她象野兽一样，破坏了菲利普的家，消失于茫茫的伦敦。

她宁为一名性工作者，用肉体征服男人，而不愿意守着一个怜悯她、不碰她身体的君子身边。她要的是征服，是支配，是交易。米尔德丽德按照肉体法则理解世界，顺从自己的本能，在这个世界里，她是个尽情挥霍，只承认成王败寇的野草。她不怜惜自己，也不感激他人，即使得了性病，即使丧子，她还是要一古脑地活下去。

米尔德丽德就是活下去，按本能活下去。对不爱之人，她玩弄，对她爱的人，她却被玩弄；她精疲力竭，无一技之长，唯有肉体，还能替换几个便士和先令。她有爱么？大抵爱过；她需要爱么？ 需要。但是真爱和假爱来临时，她都统统看不清，要么被金钱，要么被肉体蛊惑，要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米尔德丽德活得像头野兽，自我，彪捍，愚昧，令我惊恐、骇然、扼腕。她太不稳定，勿需人怜悯，她的存在，让我想起在川藏线上碰到的大山大草原。车一路开过去，几百公里延绵而下的高原草地和山脉，在有光线和白云到达时，我们因着内心的温度和想象，感知到大自然的庄重、和美；而一旦雨、雪、夜晚将至时，凄惶的草原和阴惨的山脉背后，似乎躲藏着千万头愠怒的远古猛兽，随时奔腾出来，吞没那些渺小、无力的文明人。

                                                        ——王朔

（附注：这几日，重翻王朔的《致女儿书》，里面这一句话最为感动，大概说出了某些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对人生否定之否定的反省。是的，人生本无太多意义，我们的存在不过，为你的一生打个前站。）

不出差，不旅游，不进电影院，不听演唱会，不看展览，少参加饭局，少游泳，少接听电话，少说话，多吃，多睡，多梦，多呕吐。

这样过了3个多月，我发现自己成了个爱嫉妒、爱羡慕的人了。羡慕别人见多识广、头脑敏捷、身轻如燕、出口成章，没有禁忌，无所不能。

世界之于一个西瓜婆来说，真是个花花世界。

见Howard ，批评我的chin English 江河日下，语法不对，单词找不到。嘿嘿发笑，记性虽不好，语言虽不好，我至少点菜时没忘记你不吃猪肉吧。

河马评价说，以前我是份凉菜，现在我是份例汤。譬喻了半天，我还是不理解其中精髓。

谎报门牌号后，被右耳讥讽，不要相信XXX的话。让我顿感地位江河日下。

开会，评报到最后，言之凿凿，发现自己竟忘记评头条了。编辑龟缩在角落里，开心着呢。

十三、小庄到访，聊起北京，我哀怨道，你们一月认识的人，比我一年认识的人都多。

周围的人似乎一个个都亮晶晶，神神气气，不停跟着太阳、月亮、地球飞速自转，我倒也是转着，转着转着，还在编辑部里打圈。

饭局时，脑子转速过慢，自己不爱说话了，眼睛只盯着菜，做着思想斗争，吃还是不吃，多吃还是少吃，吃多了会不会失眠。

打和Marco和Dcm吃了渝乡人家，在床上捂着肚子躺了一天后，我发现自己这个大胃王对食物原来也很敏感滴。

此后，天天反刍，原来粗壮的我，也是个敏感的女人啊。

过马路，喇叭起飞、轰鸣不止，大脑上方出现七上八下的五线谱。看着汽车屁股挨屁股、红灯乱闪，黑烟直冒，真是地狱场景啊。第一次，城市在我的眼中出现完全不同的鬼魅景象。遥想过去大条的我，在城市生存多么easy，闯红灯，掐分算秒，在车流中找出自己的道来，带着耳机，蛮横向前。

而今，我只有在岸边，等着绿灯，警惕自行车，观察行人，乘着旁边有个高大的男人，贴着斑马线走道了。

从此，我没在MSN上见到他了。后来方得知，出了点新闻事故，他暂时消停了，返回北京总部了。

再过些日子，老Z回上海作别。饭局前，我带好了他的碟，准备完璧归赵。那段时间，我迷恋成濑巳喜男的作品，他手头上有套三碟装的精装片，托朋友从北京捎给我。想着以后见面机会少了，恋恋不舍地准备还给他。终局时，他说，“你就留着吧，别还我了。”

认识老Z是从饭局开始，从碟片开始。几年前，朋友请客吃饭，他在场。朋友谈及他正在写本关于记者电影的书，到处找碟片。我们的话题由此开始。当时，我刚看完比利怀德的《扑克王》，在饭桌上想卖弄下，可是，没出几句，发现自己碰到老鬼了。老Z显然看过，并无兴趣与我交谈。我不记得自己囫囵推荐了哪些导演的电影，大致记得的有伍迪艾伦的《独家新闻》、米勒的《卡波特》和奥利佛斯通的几部片子。当年，我像曾轶可同学一样，走调地在谈电影，老Z却没怎么吱生。说实在的，第一顿饭局，我吃的真有点窝心。

后来，陆续给老Z写了几篇影评。老Z和我才相熟起来。

慢慢的，老Z的固有形象——拘谨、严肃、端庄的新闻前辈，才在人际交往里消解掉。看书看碟，才发现老Z是凶猛的杂食动物，原来不仅仅是只读新闻传播学的书，了解中国新闻历史。吃了几次饭，他开始谈格雷厄姆格林的书；再吃了几次饭，我知道原来他在90年代还做过书商，做过畅销一时的梵高传记，听他提国内哪个年代、哪些出版才子，哪些风云书籍，他都门清儿。这时，因为丰富，老Z生动起来。

春节赋闲后，有次，他发消息问我借碟《扑克王》。问，干嘛？原来，他还是想写书，正在把自己放了几年的记者电影计划拣起来。每天，他在家做眼部运动，重头看10来年收集的300多部记者电影；过去做的笔记，要拉长，加大，再修改。他很兴奋，仿佛回到少年时光，从此不用上班，天天坐家看电视，也还忙得够呛。几个月，没见他有动静。暮春来上海时，他已写好10多万字的初稿了。

记得那次饭局出门，老Z往门外走，把月亮和我们落在后面。我以我的懒惰，惊讶于这些精力旺盛之人的勤奋。问他，怎么写出来的？身高近1米9的老Z，在夜空下，大手一挥，说：“相信我，过了一个极限，你就什么都可以做了。”

我一直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极限。过了而立之年，依然神情靡靡，摸不清方向。看到过了不惑之年，暂时失意的老Z，在书和电影里找到了希望。那一刻，出于私心，我对匮乏的人生有了点温存的信心。

谈书和电影，历史和新闻，老Z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我这代人，更多是看到自我，从外在的养分里，挖出自己的路来。而老Z的血液和基因里总会多一些公民、民主，以及理想主义之类的想法或理念。这些于我，仍是附着于身的表皮，随时可能脱落。理想主义，对老Z来说，是战袍，也是枷锁，高贵、凝重、端庄，也使他气喘吁吁，不轻松；泄气时，还有多少看不到前途和光亮的危险。险途，险途。

看毕老Z的书，我总隐隐觉得，老Z这代人，并无自己在书序里显露得那么淡然和克制；借对电影和新闻双重的爱，他把自己的激情和良心用伟大的作品深深包裹起来。时不时，读者会看到一个正直的新闻人在对自己20多年的记者生涯，作深刻的反思。在朴实的文风、丰厚的史料里，往深里再走一点，还悄悄埋藏着老Z一颗并不平静的心。

这让我想起他以前讲过的一个冷笑话，并认定故事是其一生的寓言，老天在某处为他的人生悄悄定了一个基调。

20年前的那个天安门之夜，他和同事去了那个枪声响亮的广场。后来，有谣传他回不来了。再后来，同学们才发现，是他的大学同学从老家返京，黑色地撞到了枪口上。而他，留了下来。

1892年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是最容易识别大师态度的作品。奥尔伽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中上阶层，受过教育，有绘画、唱歌天分，相貌平平，感情多变，自视甚高，只服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女人。

“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洗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都做得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很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他就会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上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而且她的欲望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旧名人走了，被忘掉了，由新名人来代替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的伟人，找到以后又找。”

这段素描式的人物叙述，召唤起我内心模糊的情绪。这样的社交性女人，我们的生活不是缺乏，而是太多太多。她们像风一样，捕捉着人际关系里各种信息，然后快速变换自己的角色和容颜。朋友、名人，都不过是给她肌肤带来奇光异彩的粉饼或口红；一夜以后，这些人犹如餐巾纸一样，被丢弃街头。冷漠和热情之间、礼物和淡忘之间，并不需要过渡。奥尔伽式的女人，就是强对流型天气，我们会被她们的优雅、热情和天分蛊惑，但最终掉进池塘时，感受的是人性的冷漠和粗陋。

回来说，奥尔伽的爱情。她有一个医生丈夫，爱她甚于爱自己。她爱文艺，也爱上了文艺男青年，爱上一个可能的天才、未来的名人，两人在伏尔加河上同居几个月后，互相厌倦，又回到了各自的生活。她挟着婚姻的盔甲，过着自我的生活，交友、恋爱、享乐。独独丈夫是多余的。

小说有2、3个细节真是巧妙的可爱。丈夫带着美食到乡下看望写生的她，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到了她的住处。奥尔伽喜出望外，还娇嗔地责备不来看她的丈夫。可是，不多久，她的意图显露出来了，莫斯科的丈夫不过更需要做的是回家去娶她的衣裙，好方便她第2天早上参加一个陌生人的婚礼。丈夫停留不到1个小时，便得温和地执行她的命令了。这段小故事发生在她出轨以前，自私的女人、宽厚的丈夫已经为婚姻的命运铺下了砂石。

奥尔伽原型是俄罗斯一名女画家，而她的情人正是风景画家列维坦，契诃夫的好友。小说一出来，据说好友就曾找契诃夫要说法，甚至要求决斗。不过，风流的画家，不是小说重点，最终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后来的剧本《海鸥》里，又出现了画家列维坦的另外情妇原型。

不过，小说结局倒真改了，奥尔伽在丈夫去世，又被情人抛弃时，终于领悟到自己的浅薄，她深刻的意识到，真正的伟人、未来的天才、可能的名人，正是自己勤勤恳恳、四处赚小钱的丈夫。这时，她后悔莫及，她一辈子都在忙于结交名人，原来，名人就在她身边啊。

奥尔伽身上带了很多我们道德上厌恶东西，因此，她丈夫的死更像一出教训轻浮女人的滑稽剧，自我优越的情绪，很容易让我们以幽默、轻松的态度看待人物的死亡和悲剧。

《脖子上的安娜》的女主人公阿尼雅的命运，则像我们在晴天看飞行员表演，却看到坠机的意外。阿尼雅，出身贫困，父亲是中学教师、酒鬼，她不得不为父还债嫁给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公务员。婚后的命运，似乎更凄惨。丈夫吝啬，根本让她没有零花钱，她不过成为丈夫的摆设物，去跟将军、校长作交际的花瓶。命运的乖戾总让我们这种中性读者对娇小的、屈辱的女人，生出了无限爱怜。

可是人物命运的急遽转变也恰在这时。她在社交场所发现了自我的潜能，美貌、圆滑、善于交际，她可以凭借魅力征服将军、校长，一个个像皇帝一样有权势的人。这时，她的被压迫、被人支配的历史成为了过去，她找到自信心，打败了奴颜的丈夫，她翻了身，成了征服者。而这时，她酗酒的父亲、瘦弱的弟弟，命运却并没有反转，他们照样喝白菜汤，照样留在阴暗的生活里，看着女儿、姐姐的豪华马车绝尘而去。权利和幸福冲昏了头脑，她远离了过去那个贫苦、痛苦，却又纯洁的世界。

贫而无怨难，富而不骄易。但对由贫至富的人来说，一切都容易成为幻影。是堕落么？还只是暂时性下坠？如果说奥尔伽身上有种人性里恒定的虚荣和自私在，阿尼雅则体现了人性里易于变化的、脆弱的，不加审视的无知。

《宝贝儿》和《带小狗的女人》两篇，则是让我们有点思想眩晕的作品。

据说托尔斯泰本人极其喜欢前者，讨厌后者。宝贝儿的女主人公奥莲卡温柔顺从，先后嫁过3个男人，善于全心全意地忠于她所爱的人。托尔斯泰说：“在这个眼光狭小、初看起来只是很可笑的女人身上有着非常人道的心灵。”他在这个温顺的女人身上，看到了道德上的完美，并极力写文章陈颂它。

可是，契诃夫同学却未必作如此打算，虽然在小说里，他并没有对奥莲卡作尖锐的讽刺。这个一辈子只有男人，自己和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和温情的女人，在几次丧失男人之后，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没有了见解，没有了生活目标，“她的脑子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契诃夫同学看到一个传统俄罗斯女人，在没有了婚姻后，所坍塌的世界。她真的有点可笑，在拥有了一个木材商人后，她迅速忘记了以前剧院先夫的话，摈弃了自己的喜好。在喜欢上兽医后，她从此不再懂得木材生意。生活中没有可以抓的到的实质，老天爷故意给这样单纯、信仰不足的凡人开玩笑。她善良，又可怜。因为她，从来不属于自己，她只为别人而活。

契诃夫能讽刺这样的人么？他只有保持温和的幽默。他能颂扬这样的人么？他只能保持适当的距离。几千年以来，中国这样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祖辈，她们能保持的信念不过是家的信念，丈夫的信念，没有我的，疏漏却有温情的世界。我们的祖辈，有多少个这样的安娜，只能在这样狭小的世界里，温顺地生存，并不管未来，活下去。质疑、独立，从来与她们无关。顺从，也是幸与不幸的双重发源地。

《带小狗的女人》的安娜，据说是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致敬的小说。因此，出轨的女人，都叫安娜。然而，托尔斯泰是否定安娜这样道德上懦弱的女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了《带小狗的女人》。这都是尼采学说的拥护者，是一些没有养成能分辨善恶的明确世界观的人。起初他们胆却、探索，现在呢，他们以为已置身善与恶的彼岸，但却仍然留在此岸，就是说他们几乎是动物。”

动物，是大文豪对安娜们的评价。

看了几遍《带小狗的女人》，我自己却无法在托尔斯泰的厌恶和契诃夫的同情间站立起来。安娜是大多数出轨女人的朦胧写照，她们对自己游疑不定，胆小、懦弱，在道德良心之间来回挣扎，她们不像男人们那样有老鹰般的果断，她们更像躲躲藏藏的小白兔，不能正视自己，也不敢正视自己。当她躲避自己很久，又蓦然发现了自己的真感情，灵魂起了变化。她的恐惧不再是逃避自身的恐惧，而是来自享受不到爱情的恐惧。她对幸福、自由、爱情的渴望，又深受道德和婚姻的钳制。她没有《跳来跳去的女人》里的自我、轻率，她是在漫长的回避和自我反省中，迈出了复杂而艰难的一步。

这对雅尔塔情人，“仿佛是一对季候鸟，一雌一雄，却给人捉住，硬关在两个笼子里似的。”男女主人公，或许都在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恋爱上，而却在不恰当的时候，这时，他们才看到生活荒谬可笑处来。

我喜欢高尔基同学的直率和同情心，他写了一封幽默陈恳的信给契诃夫：“您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这个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心情，让这个生活见鬼去吧!您的这个太太给我很大影响，我真想立刻被背叛自己的妻子，体验痛苦，进行争吵，以及做其它的这一类的事情。”

猜必，大文豪托尔斯泰看了高尔基想出轨的傻话，可能又要讥讽一番，“一群动物！”

（附：《契诃夫小说全集》10本，放在书架上，浅金色，低调整体排成一长条，看上去，倒怪体面的。这类名著最大的功能，是打发我这类无聊、单调之人的清晨时光。读久了，脑子昏聩，神情涣散，人像掉进了大海，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方向里四处漂移。我只是一味跟着说书人，牵着鼻子乱跑，也不知道跑到俄罗斯哪个时代，哪家农庄了。

有时真泄气，真想不出大师为什么是大师，怎么读着读着，人就时常睡过去了。时不时找了几本辅助读物，传记、手记、评论集，也读着不是滋味。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不通，也不晓得异国宗教风俗；当时的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农奴和贵族阶层问题，更是隔靴搔痒。我读书的好强心和狼吞虎咽的本性，老是阻碍我有效到达大师那些诡谲多变的浩瀚世界里。

大致能管窥到的，心有戚戚焉的，还是于自身有关的女性问题，婚姻问题。看多了契大师温婉的讽刺人生，山野长大的我，记者粗浅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恨不得挖出大师来问问，“你能不能用几个形容词描述下你写的这个女人？”

唉，看小说，找答案，智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