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伟

   
　　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集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然而书中“武汉三镇”一文出现了一些知识性纰漏，该段文字如下：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是出自孙权时期吗？非也！《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中华书局版）中写道：“晧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由此可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一童谣出自孙晧（今多作“孙皓”）当政时期（时为公元266年），当时吴主孙晧已迁都至武昌。陆凯正是在武昌上疏孙晧，引用童谣的目的是劝孙晧从武昌还都建业。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武昌并非今日武汉市的武昌，谭其骧《地图》标注为湖北鄂城，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则认为是湖北武昌县。无论如何，两地均不在今天的武汉市。所以，在本段文字的历史背景下，说武汉“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也是不准确的。
    顺便说一下，自从毛主席化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写出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后，武昌鱼和童谣的名气就更大了。因此，这个童谣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遗憾的是它经常被人们误解，或认为其出自孙权时期，或认为陆凯上疏孙皓时身在建业。笔者写出这篇小稿，希望能对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有所裨益。
    （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的审查与修改意见——编者）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9日第10版

　　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委托、授权，由宋广波整理、编注的《胡适批红集》一书，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该书发表的近500页胡适研究、批注《红楼梦》的新史料，均为首次发表。该书颇受红学界关注。
　　11月7日，北大出版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了《胡适批红集》新书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其文献史料价值、学术意义深入研讨，认为这部印制精良、清晰的书必将对《红楼梦》版本、家世以及红学史的方方面面产生启示、推动和深化作用。专家们指出：胡适对1954年批胡文章的批注和勾画，可以反映胡适作为被批判者的心态；这一大宗第一手资料出版的意义，是不限于红学的，最能反映胡适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与会者高度评价编者将新史料尽早公之于众、实现资源共享的做法。有专家则指出，该书由北大出版非常有意义，因为新、旧红学发源地就在北大，而胡适先生是北大故校长，曾经在北大服务近20年。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胡适学界和红学界的专家有：耿云志、胡文彬、张俊、吕启祥、段启明、张书才、沈治钧、曹立波、郑铁生。
　　今将当天专家的发言摘要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关于《红楼梦》这本书，胡适晚年对它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说得很保留。这一点我跟胡适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我是拿它跟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比，也拿它跟后来的文学作品比，我觉得《红楼梦》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艺术成就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我在中学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的，特别欣赏写实主义的作品。只要我认为是写实主义的作品就喜欢，缺乏写实主义的作品我就不大喜欢。我们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观念先行，大多数作品都不出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见钟情，恩怨相报等等这些很固定的观念和套路。到了近代，救国、反帝反封建这是第一主题；五四运动有伟大的成绩，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也产生一些流弊，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弊就是泛政治化，在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等方面都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第一原则。有些文学作品很明显的是围着几句政治口号打转。所以我觉得我们缺乏写实主义的传统，我说的是缺乏，并非没有。而《红楼梦》这本书呢，我认为它具有写实主义精神，这点，胡适先生也承认，它是写实主义的作品。把众多人物放在那么广阔的社会背景里，写得入情入理，很不简单。在他那个时代很不简单。但是，胡适说曹雪芹周围朋友的程度都太差，没有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更好、更大的提高，这样说也对。我认为，红楼梦》的话题还可以继续谈许多年，至少是几十年。我个人受《红楼梦》这本书的影响还是颇有一些。红学的研究呢，有两个方面。前些年有学者写文章，对胡适有些不满的味道，说《红楼梦》是一本文学作品，应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它，怎么把它当做历史来研究，去搞考据、搞考证呢，淹没了文学应有的生命力。我不太赞成。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我刚才说，我们的文学缺乏写实主义传统，所以对《红楼梦》的研究长期走不上正道，所有流派都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朝廷的政治斗争，这个影射谁，那个影射谁，都是这个观念在作怪。所以，自来就没有从写实主义这一点上来评论《红楼梦》，而要从写实主义角度来评论《红楼梦》，就不能不首先搞清楚它的作者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所以，研究《红楼梦》免不了要做一些历史考证的工作。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要提炼出它值得学习的东西，也批评它不足之处，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有借鉴意义。
　　关于《胡适批红集》这本书，还是请在座的各位红学专家们发表高见吧。
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非常有意义，因为新旧红学发源地都在北大。我在《红楼梦与北京》那本书里，说到北京有几个是发源地：是《红楼梦》传播的发源地，也是走向世界的发源地，还有就是统治了我们将近八九十年的新旧红学两大派的发源地。这本书使我们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在他跟大陆完全隔绝了之后，在他跟红学分手了这么久之后，他还是那么执着地关注大陆的红学研究，就这一点来讲我是非常感动的。第二他特别关注大陆对他批判的文字。我觉得胡适一生在关注着红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点，我在台湾120天，也曾到胡适纪念馆也拿了书，也拿了胡适的二十四张照片，也到胡适的墓地向胡适三鞠躬，但是我就没有向广波这样细心、执着和勤奋，终于把这一批材料弄回了大陆，今天出这样一本书，我们看起来就方便多了，容易多了。但像我在台北120天，虽然也跑书店，但是我就没有再回到胡适纪念馆来发掘这个材料，广波的这种有心也是对红学的一种执着，是应该表彰的。从找材料从这个事情引申到我们红学界，大家要发掘材料，但是不能编造材料。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就是讲究无证不信，孤证也不信。
　　还有，讲到今天的红学研究，有这么多的书，也有不少垃圾。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另一方面要做一些扫垃圾的工作，至少把你自己领域那个垃圾扫一扫，当一当清道夫，这样对拓展我们的研究会有好处的。
　　《批红集》里头这些个东西我们应该历史的看，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胡适那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当中所写出来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脱离了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来看待。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胡适对红学的关注，有一些批注能启示我们思考一些东西，但是也应该看到里边有一些意见、有一些看法我们还不一定要全盘的都接受。胡适他也是人，他也不是神。还有，大陆后来（近50年来、60年来）发现的大量的有关红学的研究的资料，远远超过了胡适当年所见的那些个材料，他所见的材料是有时代性的。他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后来也有很多深入的讨论，也发表了很多有价值见解，如张宜泉的问题。
张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部书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点：一、它有比较重要的文献史料的价值，二、它有比较鲜明的学术意义，三、它对于今日红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先从文献史料的价值来说。本书374页，胡适先生批《红楼梦书录》的时候，批到那个“张曜孙”，原书说他是“张惠言之子”，胡适先生说“是侄儿，不是儿子”。后来那个《书录》出修订本的时候改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些批注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有些批注提供了一些资料，比如张宜泉不是兴廉，这一个胡适是在1956年批的，广波在《前言》里面也讲了，说我们不是说胡适比一般的学者讨论的时候早了30多年，就是说关于这个张宜泉是不是兴廉，胡适早就提出来了，我们说他这样一个讲法可以补一些红学史书的缺陷，有一部《红学通史》，他讲到这个他就说直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问题才受到关注，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是写文学史的时候不能这样写，胡适其实在1956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当然了就像文彬兄讲的一样他没有展开论述。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补这个红学史缺陷的地方，就是关于甲戌本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从1927年6月，胡适买到甲戌本，到1961年5月24日，在台北出版中间有30多年。这30多年的时间，胡适写过两篇长文，就是比较系统的，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甲戌本，那么在这个之间30多年之间，还有哪些，做了哪些工作，那么现在的这个从公布的情况来看，就是广波特别也提到了，就是首先胡适甲戌本的小记，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就是说他把那个字做了统计，他自己说这些字很容易补，但是他没有补，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是为保留甲戌本的原样子。这个《校勘小记》我觉得在研究甲戌本流传过程的时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材料，而且它里头提出了：他本来容易补但没有补。我就想到了陶洙先生对这个己卯本态度，那么陶洙对己卯本的时候，就过路甲戌本和庚辰本上面的批语，然后改己卯本的正文，然后搞的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从胡适对甲戌本，从陶洙对己卯本来看两个人对这个古本的态度、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胡适这样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补这个红学史研究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就是1954年对俞平伯、胡适批判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的态度是什么，他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在写红学史的时候，很值得研究一下，而现在这个有关的一些红学史的著作呢，那么只能够根据胡适公开的讲话，或者根据他的日记，或者根据他这些同事来讲他当时的心态，刚才广波说的那个，那么他对有关的批判他的那些文章上面的批语，勾画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批判自己的时候，他能无动于衷不可能，是吧，我觉得从这个里头，从他勾画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一些心态，这个地方觉得有意思的呢，就是他不是说那个王佩璋，就是不是说那个王佩璋什么，好像我看了文章里头，正好说王佩璋是“妄人”，还有一个文章里头讲，胡适大概也说过曹聚仁是“妄人”，大概是1956年的时候访问过大陆，1957年他就给胡适写信，请胡适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到大陆看一看。胡适在日记里面，大概是在57年3月16号的日记里边，就说今天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
　　第二，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就是它引发了许多红学的话，而这些话可能有的是一些讨论过的，但是不管是以前已经讨论过的，和他现在提出来的都是值得思考和研讨的。
　　再一个话题，比如在346页还有352页，就是乾隆56年之间有没有120回本，有没有120回本，第64、67回根据什么本子抄配，再一个话题庚辰本的75回有三处空白，这三处空白怎么样理解，因为对这空白的理解也牵涉到一个对红楼梦的问题，这儿的标点是值得商榷的。
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胡适批红集》所收资料，都是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以后对红学持续关注、研读、感受的实录，沉睡半个多世纪以来，今日面世，意义非常。其最直接、显豁的意义，是将推动和深化红学的研究，当然也是对胡适研究的拓展和丰富。而就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这批文献的公布正是“资源共享”的范例。再把视界扩展则可由此得到启示，两岸学术界在沟通互补、共同提升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胡适批红集》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胡适对红学关注的持续性和全面性。这一时段大陆的红学动态都在他关注的视野之内，几无遗漏。
　　从胡适所批可以见出他所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本身，也就是说不离学人本色。比如，批语中他对雪芹卒年由癸未恢复为壬午的多处改笔，还偶有对某些原批语的自我否定，这都是由于“证据”改变而作的改变。《批红集》涉及的方面甚广，给予人的启示甚多，如果对照当时以至当今红学现状，将是十分有意味和有意义的事。
　　《胡适批红集》的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红学本身。在学术领域内“实事求是，资源共享”的极端重要和极其不易。面对任何一个课题，尽可能完全地占有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得以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的前提。这种研究资源，不止是局部的而是完全的，不止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止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不应是垄断的而是开放的，不应是沉埋的而是被发掘为公众尤其是学人所共享的。“资源共享”应当是现代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共识和公理。即以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而言，作为批判靶标的胡适本人对这场批判运动有何反应,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材料。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只有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多个维度加以观察和描述，才可能比较客观、完整和科学,尽管认识和评价可以有差别,而事实只有一个。《胡适批红集》有关这场批判运动的批点、批注、批语，包括他划出的重点线和各种记号，正是他的即时反应和当下思考，均属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论是过去研究过这段历史或今后准备研究这一课题的学人，都会珍视并运用这批材料。
　　目前，要达到“资源共享，学术为公”的境地，仍有遥远的距离。宋广波本来可就所见资料写篇文章就罢手,但却念及“更多红学同好”看不到,“假如能将这些从来未为人注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影印，岂不是很有意义？”信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广波的这一想法和随后的做法，履践了“学术为公,资源共享”的崇高信念。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我们应该感谢广波和北大出版社，出版社认定这个选题，是要有眼光、有魄力的。广波更不用说了，就像刚才吕老师格外提到的，他自己拿到这些第一手资料后完全可以独家先写几篇文章再发表这些资料，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先费工夫整理好，找出版社出版，“公诸同好”，使更多得人能看到这批非常珍贵的资料。当然扩而大之，这件事也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我觉得对胡适这样一个人物，对于他的资料应该说是越多越好，因为他这个人物太不一般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讲，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对这样一个人物来说，哪怕是一点点资料，都是很有用的。而现在所发掘的这批东西，就是大家过去所不知道的。对胡适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其实是承受了很多误导：说他是个反面人物，买办文人，什么帽子都给他扣上了。对于胡适真正有正确的评价，不过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能够吧胡适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提供出来，确实是对中国学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意义是很突出的。
　　这本书涉及到胡适很多个具体的问题，对于胡适这样一个人物，他作为一个学者的那个“学”字，体现的很充分。不管是大陆批判他也好，不管是有的书里面该提他不提他也好，但是他把这些看的淡，他关注的是学问的本身。他看到了《红楼梦新证》里面关于“巡盐御史”的观点，意识到自己错了，马上说“我错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卒年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学问的本身，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真正学者的这样一种风范。所以这个材料呢，我觉得对我们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的情况，意义是很大的，而这个又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胡适这个人太值得研究。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启示供大家进一步的研究，这本书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这个问题的开始，还有大量的可以延伸下去的话题。我们都已经是70岁的人了，看到比我们年轻的朋友做出这么多的贡献，确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很高兴的。
张书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本书我觉得有两点，对我个人，对当今的红学研究，对其它的学术研究都是很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启发意义的。看了这本书以后，对胡适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这一点，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过去嘛，一提到胡适的话，最时髦的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这句话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理解不好也会走到另一方面。胡适奠基、创立的新红学，实际在1949年后已经分流了。一个流就是胡适科学的精准，坚持科学的这个方面，重证据这个方面有一个流，这方面的代表我个人觉得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对他过去的一些认识，逐渐的对《红楼梦》有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判断，特别是晚年。这是一个继承新红学或者发展它积极的一个方面。另一流就是由考证逐渐走上索隐，本来“新红学”产生，就是为了批判索隐红学的。但后边的人呢，反而把他新红学科学的东西给淘掉了，走向了索隐红学。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大学问家，他这种能够随着史料的发现，或者研究的深入，对自己说过的话题某些观点能够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应该是一个真诚学者的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责任，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胡适在这方面表现的是很突出的。
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胡适批红集》大多是胡适用红笔或蓝笔在有关红学著作上的批注，散见在页面的字里行间、或者书头页尾，大都是胡适读书感触之时，随手写下的话语，虽文字不多，但笔笔都是胡适整体思维运行时刹那间的披露。恰如钱钟书所言：“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的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青年学者宋广波正是基于此，“收拾和爱惜”，“将这些从未为人注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影印，岂不是很有意义？”
　　整体思维首先体现在胡适对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科学方法的倡导和践行，在《胡适批红集》中处处能得到体现。胡适对待不同版本《红楼梦》的研究，重在叙事内容、叙事线索、叙事肌理的比对上，从而引发他的一系列深刻的见解。比如程乙本第67回“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一节。
　　《胡适批红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从五个方面：作者、版本、研究著作、红学批评以及书信，一点一滴，一丝一絮地披露了一代学术大师半个世纪的思维进程和心路历程。从他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思考的反复过程、对《春柳堂诗稿》质疑的思考的脉络、对《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校勘过程的介绍，体察到胡适的“红学情结”；从他面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言论所表现的心态，看到红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总是与政治风云舒卷变幻，同文化思潮潮涨潮落，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他不断地主动修正自己错误，从而体味到《胡适批红集》是叩问心灵的墨迹，是鲜活的资料。无论是对我们认识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还是勾勒百年红学史的轨迹，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沈治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本书所发表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有很多疑问解决不了，有很多结论你下不了。这个资料很丰富，刚才各位先生都说了，我只补充两点。一个就是胡适与俞平伯的关系，在1954年这两个人作为被批判地靶子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海外，在海外呢，他人身上没有什么痛苦，俞平伯要经受精神上的痛苦，他在国内，那么胡适就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不但关心这件事情本身，而且关心这个俞平伯的状况。胡适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有时竟忍不住跟作者争辩起来。俞说：“雪芹不过叫宝玉出家，所以是平凡的。高鹗叫宝玉出世，所以是超越的。”胡批：“但原本开篇就说宝黛都是从天上来的！”（第270页）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俞讲：“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胡批：“实没有做到‘平淡’二字！”（第271页）这是胡适的偏见，他把“平淡”二字评语看得很重，却不情愿用来褒扬曹雪芹的笔墨。对于俞平伯，胡适更多的是用心估量老友的境遇。再有一例，就是1954年，胡适说平伯找王佩璋这样的人代写文章是“自取屈辱”，而这就是关心老朋友，非常关心老朋友的安危，这个材料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珍贵。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是怎么关注他的学生周汝昌的研究状况。胡适跟别人多次公开的敞开说，说《红楼梦新证》写的好，“是我留在大陆上的一个好徒弟”。这个话咱们都是知道的，很著名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胡适在公开对外人说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政治家气质的一个人，他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咱们可以考虑可以琢磨。那么他在书斋里自己在看《红楼梦新证》的时候，他上边的批注，他是以学人的身份，他是一种什么心态看，刚才各位学者已经提到了，我自己感觉这个结论对不对，咱们可以再探讨。作为学人他对《红楼梦新证》是有很多保留的。伊陟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周先生不知道，把他点开，这种错误一直到1998年这版本还是这样，胡适把它指出来了，伊治是伊尹的儿子不能贬开。这个说徐乾学是曹寅的老师，胡适说这是不对的，你引的材料里就能证明他不是他的老师，对不对，说曹雪芹有个大姐入宫当了皇妃，这个胡适说“此则大错”，说是错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师父最不赞同以致大动肝火的，恰恰是徒弟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说，一即乾隆帝授意和珅命高鹗“删削”并“伪续”《红楼梦》而“付武英殿刊印”说（作者后称“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二即脂砚斋是史湘云说（作者去年自诩为平生“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这两样新奇别致的故事，梅节称为“龙门红学”的经典范例，乃周汝昌一生钻研《红楼梦》的“悟”的结晶。然而，对于武英殿传奇，胡批：“妄说！”（第315页）再批：“此等妄说，如何可信？”（同上）对于史湘云传奇，胡批：“此亦妄说！”（同上）又针对《新证》所引庚辰本二十三回丁亥夏畸笏叟眉批“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云云，批道：“此批当然不是女人口气。”（第318页）

曹立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这部《胡适批红集》，封面用的是胡适的大幅照片，封底辅以胡适的手记，加上别致的书皮，增加了历史感和含蓄美。我重点翻阅了胡适有关《红楼梦》版本批注的影印件。下面，举例说明《胡适批红集》中，有关《红楼梦》版本方面的心得。
　　1、关于回目
　　他先拿自藏的甲戌本，与庚辰本校对。对照庚辰本上第一至十回的总目，第一回上方写有“甲戌本”三个字，在第八回回目的左上方画一条曲线，意在此本有一至八回。
　　在第十一至二十回总目上，胡适在十三和十六回上方各画一条曲线，写有“甲戌本”三字，意在此本有十三至十六回。在第十七回回目的右上方写道：“十七至十八”（对应“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十九回无目”。
　　2、关于抄配
　　在这一庚辰本第六十四回首页，胡适加红笔眉批：“庚辰本缺此回。此回与六十七回都是用所谓己卯本抄补的两回来抄配的。胡适”接着，在六十四回的末尾用同样的红笔写道：“此回是配补的。适之” 。胡适没有见过己卯本，直至1961年有关己卯本的信息，他还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了解。
　　3、关于异文
　　第一回“遂易名为情僧”，庚辰本僧字旁添加一“录”字，胡适在其上眉批道：“甲戌本无。”此回，“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菊”，胡适在“英菊”旁加两个圈点，上方眉批道：“甲戌本作‘英莲’。”此后的三处“菊英”旁，胡适都加了圈点。
　　4、关于脱文
　　拿戚序本与庚辰本对照，将戚序本的脱文指出。如在第十一回倒数第三页b面，胡适黑笔眉批道：“戚序大小字两本都脱‘这个症候……（至）贾母说’廿四字。适之”在庚辰本上这二十四个字是：“这个症候遇着这样大节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贾母说”。
　　与之相反，庚辰本上有脱文的地方，也具体指出。如第十九回第二页a面，“有个小书房”和“内曾挂着一轴美人”之间有约5个字的空缺，还有“向那里自然”与“那美人”之间有约20个字的空缺。胡适在此页红笔眉批道：“戚本已无空缺处了。看平伯《红楼梦研究》195—196。适之”
　　5、关于校改
　　庚辰本七十回后的文字有许多错乱之处，而甲戌本（包括胡适没有看到的己卯本）已缺失，当时的八十回本只有戚序本可资参考。在庚辰本第七十四回结尾空白处，胡适的红笔回后批写道：“用戚本校。可见戚本的底本是一个很好的写本。适之  一九六一、六、廿一” ）在这一回的倒数第二页b面，胡适用红笔做了许多圈点和涂改，又在眉批中写道：“戚本校”，以及“尤氏道，你是状元榜眼，古今第一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由此可见，胡适照戚序本对庚辰本的七十回之后的错乱文字做了一些校订。
　　综上，胡适的批点和校改，于陶洙校抄本之外，我们又找到了对庚辰本错乱文字的一种校订方法和校订范本。毫无疑问，胡适的这些独到体会对今后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感谢宋广波先生惠赐

http://www.cptoday.com.cn/cbswzb/html/2009-11/29/content_6843.htm

  ■ 蒋功成

  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学生，经常会在校园里见到“一个掉了一条腿的中年人，两根木拐杖永远夹在腋窝里；除了上楼，并不比别人走得慢。一件灰色的长衫，有时加一个黑背心，上面有一个多肉的脸，圆的两腮，圆的下颌，圆的近视眼镜，一副面容竟好像是许多网球和乒乓球凑起来的图案。说话时，非常委婉动人”。这个人就是潘光旦，他不仅在当时的清华是个名人，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术界，不知道潘光旦的人，恐怕也不多。他喜欢在报纸上谈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民族问题等等，其言论核心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优生。

    潘光旦的观点，多与时论相左。他从遗传与优生的观点出发，给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很高评价；他批评女权主义运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古训对于种族全体，“不无功德可言”；他提倡择偶要“门当户对”，对年轻人盲目的自由恋爱抱一种批评的态度。这些言论虽然与“五四”时代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妇女解放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使得他在受邀出席妇女问题讨论会时经常挨骂，但其深厚的科学素养、缜密的论述风格、中和的学术态度还是使得他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潘光旦的身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除了在一些批判资产阶段优生学、社会学的文章中偶而见到潘光旦的名字之外，生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是很少有机会了解他这个人以及他所提出的学术思想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连续四届“潘光旦纪念讲座”的举行，《潘光旦文集》、《潘光旦选集》等多部文献的出版，潘光旦的名字又重新为社会科学界的人熟悉起来。在追忆优生学、社会学、性学、民族学等学科在近代中国发展历史的文章中，潘光旦对这些学科的贡献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研究与传播优生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

    当年潘光旦向梁启超交那份著名的作业《冯小青》的时候，梁启超在赞许他“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之余，曾劝他“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梁启超当年的劝导真是很有道理，潘光旦在多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毕竟分力太多，在按每个学科门类的贡献来品评个人成就，而且本来就缺少潘光旦这样通学之才的当代社会学术体系中，他还是吃了大亏。大家都知道潘光旦在自己所在的学术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对于潘光旦的整个学术思想，却了解得很少。

    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书店里偶遇潘著，从而成为“潘迷”的，十余年来几乎读尽了能找到的所有潘光旦作品及相关史料，也写了几篇述评潘光旦在进化论、优生学等方面贡献的文章。近来一直想找到同样关注潘光旦的前辈与专家进行交流，但由于所从事的是进化生物学与科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中人们对潘光旦了解得并不太多，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偶然一次在上海书城里见到吕文浩先生所著的《潘光旦图传》，我立刻喜欢上了这本史料丰富，纵述了潘光旦一生行脚的书。后来知道文浩先生还有一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出版，更加期待可以早点读到，不久收到他亲手寄赠的大作，那真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

　　在许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书籍中，进入著者研究视野的人物，大多数是哲学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思想也主要是维新革命、文化运动、主义之争之类的大命题，虽有葛兆光等学者在所著《中国思想史》中提出思想史研究需要关注“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重要性，真正被认真分析的社会学家、科学家及其思想却是少数。而潘光旦、孙本文、陈达、吴景超这些社会学家，倒是真正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做出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潘光旦更是立足于对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进化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优生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的领域中，并广泛地参与社会上对婚姻、生育、儿童教育等现实问题的讨论。吕文浩先生在长期进行潘光旦的教育思想、社会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这样的一篇著作，也正是对这些专业学者在思想史上贡献的一种肯定，值得后来再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学者充分地予以关注。

　　潘光旦所写所说的东西，读起来并不难懂，但他各种论著涉及的领域太多，如何把握住他思想的发展历程，在一本书里全面反映其学术观点的“全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吕文浩先生多年来广泛阅读和研究潘光旦的著作，硕士、博士论文的工作都与此有关，还在研究中同潘光旦的家人、亲友广泛地接触交流，所付会的心血体现在他厚厚的两本书中，读起来确实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受。

　　潘光旦作品中的学术思想，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一种科学思想。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曾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五四”之后，确实现代科学的各种学科在国内陆续建立起来了，并在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实惠性的东西。但各门科学进入以后，带给我们的思想的成分在哪里呢？中国现代有真正自己的科学思想吗？笔者觉得，潘光旦论著中讨论的虽多是优生、婚姻、性、民族、家庭等社会问题，但立脚点都是从其所接受的生物学专业训练而来的，他把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现实与传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中和而客观的社会思想。这样的一种思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当代中国，当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

刊于《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11月29日

                  ——书评周刊

柳和城

　　汪家熔先生的回应《商务印书馆从未炒过股票》（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8日第10版），在我看来仍没令人信服的新观点与新内容。我们争辩的事可能比较专门，“橡皮股票”风潮本来又复杂，这里归纳一下我们的几个分歧点。

　　一、“橡皮股票”风潮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要认识1910年在商务印书馆发生的危机事件，不能不从“橡皮股票”风潮谈起。关于风潮起因，汪先生在《通史》里，一会儿说是“陈逸卿事件”导致，一会儿说因“1910年世界金融危机”引成。我在《岂容否认》一文中提出质疑，汪并未正面回应，却又说：“1910年7月1日，进入西方财政年度，因金贵银贱我国大受影响，大批钱庄倒闭，存户存银无法取回，成为倒账。”“西方财政年度”与中国有何关系？那年头世界经济离“全球化”还遥远得很。金贵银贱也不是这年开始的。没有橡皮股票大肆泛滥，没有外国银行停止橡皮股票抵押贷款，光几个中国投机商人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潮吗？汪先生对此基本事实都未搞清，一味强调夏瑞芳炒股票赚了大钱，“这就是我们研究夏瑞芳股票事件不能离开的基本出发点”，完全颠倒了本末。把正元等钱庄倒闭，笼统归结为“国际社会发生的倒账原因”，更有点不知所云。我的观点，前文已明，兹不赘述。

　　二、“橡皮股票”风潮是否波及商务印书馆？

　　有人嫌我那篇文章题目“很难听”。历史就是是历史，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汪承认“夏瑞芳买卖股票”是1910年商务印书馆发生的“两件事”之一，却极力否认商务受“橡皮股票”风潮牵连的事实，还用“商务印书馆从未炒过股票”做题目。这是偷换概念。谁说商务炒股票了？《张元济年谱》没说，《岂容否认》一文也没说。说商务有过“橡皮股票”引发的风波，就是它炒股票，这合乎逻辑吗？
　　汪先生一再引用“牛皮纸袋”里高凤池写给张元济的信，即由他提供、发表在上海《出版博物馆》杂志2009年第2期上的三件史料。可惜我写《岂容否认》时，该刊尚未出版，否则不会不引录的。史料太好了。汪只注意到“夏瑞芳玩股票赚了白银约40万两”，而我却看到了“橡皮股票”风潮对商务造成的冲击，用“危机”二字毫不为过。请看其中披露的一组商务“倒账”数字：正元11.5万两（其中“调票”7.25万两），谦余0.8万两，兆康0.45万两，德大1.5万两，合计14.2万两。何为“调票”？庄票到期不入账，付款方调换票据要求延期，这就是“调票”。不过这里是钱庄“调票”——就是套用企业资金。正元钱庄借钱干什么？为的是买进橡皮股票。7月初已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地步。请看一条史料。1910年8月15日，上海道审讯正元钱庄经理何兆政、谦余钱庄经理何季云、兆康钱庄经理魏宝贤等人。何兆政供称，此次钱庄倒闭，“实为橡皮公司股份倒欠四、五百万”，以致败事。（《近代上海大事记》第687页）当时商务总资产仅130余万两。“被倒欠”的损失达总资产10%以上。就算其他不全是夏瑞芳责任，因夏“心肠太软，面情过重”（张元济语）那“调票”的7.25万两坏账，夏没有责任吗？我说他借钱给正元去炒股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倒欠账”与“亏空”本是一回事。汪先生说，“为人调票与股票风马牛不相及”。只能说明他对“橡皮股票”风潮的历史知之甚少。
　　一个公司资产的十分之一突然消失，“第一把手”又要引咎辞职，事还不够大吗？汪先生不认为1910年由于“橡皮股票”风潮引发的危机是“商务印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还说1934年以来谈论馆史“根本没有”提到过，作为批驳我的理由。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你书上不写，就不存在或者别人就不能写了吗？那些张元济书札，还有你公布的“牛皮纸袋”里的文献，都证明确确实实是“大事”。写商务馆史本应写到，不写才奇怪。

　　三、宝兴公司为什么倒闭？

　　谢谢汪先生拿出“牛皮纸袋”，公布高凤池的信，给我们补了一堂历史课。高信对宝兴公司事记述颇详。夏瑞芳、沈季芳发起的宝兴公司，按时下称呼叫“房地产开发”，起因为解决商务职工就近住宿问题，动机并不坏，但操作不规范，又没赶上好时机，所以失败了。高凤池告诉张元济，宝兴本金仅3万两银子，事发之前却已拥有大马路、宝兴路等地产业“何止五六十万”。如此扩张，显然靠贷款。高说宝兴借正元钱庄款就达29万两之巨。因正元等钱庄以“橡皮股票”作抵押向洋商银行借款，钱庄虽则倒闭，它放出去的款外国银行就成了债主。沈季芳把破产责任推给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夏也只得自认倒霉，赔款了事。说到底，宝兴倒闭根源也在“橡皮股票”，没有这场波及整个上海的金融风潮，宝兴公司也许不会这么快倒闭。两者互为因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说“夏瑞芳卷入橡皮股票风潮而亏欠”又错在哪里？夏曾在股票疯涨时脱手赚的钱，全赔光还不够，所以“由本馆借银十万两于夏君”（张元济语）的事发生。这才是夏瑞芳橡皮股票买卖的全部事实。汪先生强调宝兴里房产“不是商务印书馆的”，毫无实际意义。事实上宝兴公司两位主持人都来自该馆，一位还是总经理，房子又是为职工造的，两者怎能撇清干系。当时连该馆董事、股东都对此有微词，何况他人。

　　四、《张元济年谱》用过郑逸梅文字吗？

　　汪文说了许多郑逸梅老人的“不是”，坚称“柳先生引的郑逸梅两个题目我已经破解了”。说实话，在读此文前，我们真不知道汪说的“无聊文人”指谁。汪口口声声说我们《年谱》采用郑的说法，“将之列入一条”。《通史》里这样指责，可没有例证；今天的大作里又这样指责，仍不见例证。他反反复复、不嫌其烦地“考证”《年谱》引用史料“涉嫌作假”。不论个别残简考释是否有误，那明明白白也都是谱主张元济的文字啊，与郑逸梅有何关涉？汪硬拉扯在一起，移花接木，显然是在误导读者。
　　我在《岂容否认》一文中提到宝兴公司事，汪又讲了一大堆郑逸梅的“故事”，似乎是我将“白头宫女”“闲话碎片”当作历史真实在宣扬。这又在无的放矢。汪说“至于柳先生最后说我不采信郑逸梅的故事，而将影响《中国出版通史》的严肃、权威……”不知有何根据？所谓“不采信郑逸梅的故事”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我的文章连“郑逸梅”三字都未出现过。自己书中有错，又不让别人批评，这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吧。再说，郑逸梅老先生是否是“无聊文人”，自有公论，恐怕是你汪家熔先生说了不算的。
　　汪说“橡皮股票充其量只是夏瑞芳的个人行为”，与商务印书馆无关。是非曲直让大家做结论吧。有个问题，结论该由汪先生自己来做，即关于高凤池三封信的来历。汪说见自上海出版博物馆，“又承蒙出版博物馆先生告知纸口袋里有三封……”。其实这个“牛皮纸口袋”原先就在他那里，不然他怎么知道夏瑞芳赚了40万，并写进2003年就定稿的《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呢？本是他“送”给出版博物馆，由该馆一位先生去北京汪家取回的。为什么非要回避这一事实？有张元济亲笔题字的“牛皮纸口袋”，不在商务印书馆档案里，也不在张氏后人手上，却到了汪先生那里，这该由谁来回答呢？

2004年12月在南通博物苑

刘舒曼

  
　　2009年9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卞孝萱先生遽归道山，享年86岁。站在讣告前，有震惊、有遗憾、有怅惘。正值上课时间，身旁人流如织，一种对于生存的荒谬感油然而生：你熟悉的人离去了，世界却岿然不动，运转如常。暑假前尚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见过卞先生，精神健旺，依然是斜斜握着一支圆珠笔芯，专注地抄写资料。如今却已天人永隔，相见无期。
　　余生也晚，我入南京大学时，卞先生早已离休，且我在历史系，卞先生属中文系，未曾有福分亲炙过老先生。师长中却颇有几位对卞先生执弟子礼，因此对老先生的学问人品早有耳闻。
　　2003年，卞先生的《唐人小说与政治》出版。是年卞先生80高龄，老骥伏枥之志，着实令后学感佩。这部书亦是卞先生一向主张文史互证观点的最佳体现。卞先生曾辅助范文澜老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又协助章士钊先生撰写《柳文指要》。这两位文史大家给了卞先生很深的影响。尤其范老的“专通坚虚”四字，卞先生奉行终身。
　　范文澜先生“专通坚虚”的治学理念，蔡美彪先生在《范老论学四则》中做过详细阐释：“专”指学人立身的专业领域，不可漫无目的地求知。“通”是说中国历史既是一条贯通的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专攻一点，容易不及其余。要把握前后左右的关系，专通结合。“坚”是治学态度，对待学问要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毅力和决心。“虚”则是指虚心的态度，不骄傲自满。
   《柳文指要》修订出版时，章士钊先生已年届九旬。其时卞先生在河南干校劳动，章老专门给周总理去信，调卞先生回京校阅全书。在校阅过程中，为拾遗补阙，卞先生专门写了赏析柳诗的笔记，又在医书中发现《柳柳州救死三方》，使学界对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及他与刘禹锡的交往多一层了解。《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再次致书总理，夸奖其才学。卞先生得以留京继续学术研究，不再返回干校。老一辈学人对后辈的提携，卞先生终生铭感。
　　卞先生认为，文史各有特色和专长，将文史混为一谈固然不好。但如今的学科分类过细，实际上妨碍了各个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学人眼界狭窄，亦很难出现淹通博大的人物。因此学史的人需要知文，而学文的人必得通史，方才具备研究问题的眼光和基础。
　　唐代传奇研究者众，多从文学角度出发，讨论其写作技法与人物性格。而卞先生独辟蹊径，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政治的关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往往折射着大时代的精神。许多不便明言的个人遭际和政治情绪，以幽微曲折的方式，隐藏在一篇篇传奇小说中。
　　提到文史互证，就不能不说陈寅恪。陈先生十分看重诗史互证，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晚年的《柳如是别传》都是明证。历史小说家高阳称陈寅恪是“双山一手”，以白香山为表，李义山为里，典故运用已臻化境。高阳认为，“诗史”有着明暗两面。“中国传统的诗，可通过运用典故的手法，来隐藏历史的真相或者个人的感情与秘密。”他的《高阳说诗》以诗文为材料，将蕴含其中的史实做了剔抉钩沉。如对李商隐《无题》诸首本事、董小宛入清宫始末、王国维沉湖等疑案，都详作分析，结论虽不全然令人信服，但却成一家之言。
　　与上述两位文史大家不同，卞先生文史互证的归依是文。《唐人小说与政治》揭示出唐传奇的政治背景，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何以这样行文。如被王国维称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的《唐太宗入冥记》，其主旨在廓清“玄武门之变”的史实，描述了一代英主唐太宗在阴司的窘状。卞先生考订出其成书于武瞾以周代唐之初，目的在降低太宗威望，迎合武瞾巩固政权的需要。因之它是一部以佛教因果报应为外衣的政治谴责小说。这就解释了《唐太宗入冥记》这样与唐代主流意识形态如此不符的小说何以在那个时期出现，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创作意图与时代的关联。又如《补江总白猿传》，卞先生根据唐初长孙无忌、褚遂良、欧阳询等诸臣之间的矛盾和倾轧，考订出此文乃是想与欧阳询争书名的褚遂良倩人所作。作者将发生于欧阳询祖父欧阳頠的南征故事，移于其父欧阳纥。小说讥讽欧阳询为猿猴所生，以达到贬损对手的目的。这些都是以史证文。
   也正因为卞先生淹通文史，才能在他人未曾留意的细节中有所发覆，道人所未道。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卞先生来说，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如《刘禹锡年谱》中通过对北朝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的探讨，得出刘禹锡为匈奴后裔的结论。又在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史实基础上，考订出刘禹锡生于苏州地区。在《郑板桥丛考》一书中，以家藏郑板桥印谱及郑板桥与袁枚二人互相讥诮的诗句等材料为依据，更正了流传甚广的“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实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这些考证，都显示出深厚的文史功底。
　　因所学专业的缘故，我亦不时到校图书馆古籍部查阅资料，在那儿经常能见到卞先生。一头白发，声如洪钟，令人印象深刻。老先生会为了核对某条文献，专程拄拐从龙江坐车过来。其实资料的核对往往很快，路途所需时间反倒较长。前辈学人对待学术的认真和执着，由此可见一斑。查完资料，老先生即起身离去，并向工作人员致谢道别。卞先生一口扬州普通话，我是维扬人氏，听来格外亲切。因与老先生不熟，见面只是道一声“卞先生好”，就各自看书。
　　真正和卞先生有接触，还要从一篇约稿说起。2005年起，卞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学院的学报主持“书院文化”专栏。次年，卞先生向我导师约稿。导师鼓励我们投稿，我碰巧对书院有些兴趣，就应承下来。经过数月查阅资料和写作的过程，最终交稿。文章发表后，在古籍部又碰到老先生，极口称赞，倒让我很不好意思。那篇文章自然算不上好，有些说法现在看来甚至显得幼稚，老先生这么说，是奖掖后学的意思。又说现在的读书条件很好，是他年轻时候没法比的。许多古籍都编纂成了丛书出版，查找起来十分方便，这在以前不敢奢望。年轻人要趁此多读书，多写东西。我谨唯唯受教。此专栏的文章在去年年底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也算是圆满了我和老先生之间的一段缘分。
　　2007年，我留校在图书馆工作。10月间，图书馆举办读书节，闭幕式上照例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作为优秀读者代表讲话。这一年我们请了卞先生。卞先生对读书节的活动非常支持，他亦很愿意讲一讲自己与图书馆的因缘。
　　卞先生的求学经历十分特殊，他经常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是自学成才。在自学的道路上，除了那些帮助、奖掖过他的大家，图书馆就是最好的老师。
　　卞先生出生于扬州大族，他的族祖卞宝第，与陈宝箴同年，累官至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是清末的清流名臣。后虽家道中落，却仍是诗书传家。卞先生襁褓失祜，十九岁的寡母带着他靠典当祖产艰难度日。
　　卞先生的启蒙老师也是母亲。母亲本不识字，为教幼儿读书，每日问人四字，再教给儿子，母子同识千字。其苦心德操，堪比画荻的范母。柳亚子、陈寅恪等多位名家都曾就此事题咏，卞先生将之编为《娱亲雅言》。
　　由于家境困窘，卞先生未满弱冠就前往上海谋生。1948年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先后就职于上海远东商业银行、上海及厦门中国实业银行。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到图书馆苦学。对未经正规学校培养的青年来说，图书馆无异于知识的海洋。因此卞先生终身对图书馆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图书馆是大园圃，是读书人的家。读书人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也因大家的利用更显价值。
　　即便从事着与学术毫无关系的工作，卞先生依然坚持对文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民国以降人物的碑传资料，并最终在解放后结集为《辛亥碑传集》、《民国碑传集》两部书，可说是钱仪吉等人《碑传集》的续书。
　　解放前卞先生在北京的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仍旧到图书馆读书。正是这样的励志苦学，深为金毓黼先生赏识，将卞先生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才有此后与范文澜先生的遇识。襄助章士钊先生，也是因为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遇到章老的秘书王益知，进而以学问得到章老的褒扬和奖掖。种种因缘际合，皆是因书而起，端的读书人本色。
　　我仍记得讲座时，卞先生鼓励青年学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写好文章。卞先生演讲时极富激情，洪亮的声音配合着手势，很有感染力。大家都觉得，以老先生的精气神，何至于米，直可相期于茶。可声犹在耳，人已不在。
　　卞先生走后数日，便是第25个教师节。同门师徒数人小聚，席间说起卞先生，某老师模仿卞先生说话，乡音语气酷似。恍惚间，好像老先生还在我们身边。卞先生将书房命名为冬青书屋，“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是老当益壮的意思。冬青凌寒而不凋，正如卞先生的学术生命，苍翠而绵长。斯人虽逝，其道长存。吾等后辈当努力追随先生的脚步。
　　
　刊于《博览群书》2009年第11期

   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反思的同时，或者说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罗素说，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反思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当然，顾彬先生这二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种重要的参照。其实，自90年代媒体兴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其实在海外一批的中国作家（这里我就不一一指名），基于另一种立场，在那时对90年代初及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有一种贬抑的评价，其后面的潜台词就是：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没有文学，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此在海外。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不算文学。我不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顾彬先生，但愿没有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因为文学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里，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群，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人的写作。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那时这些报纸突然间有了一些言论空间，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所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份量的代言人而已。

    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立场。

    为什么说要有中国的立场？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有所反省。20年来——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说：所谓“重写文学史”其实是在夏志清等海外中国研究的观念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行。无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重新发掘张爱玲、沈从文以及钱钟书的文学史地位，无疑有其价值，重写文学史也在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空间。但我们毕竟要看到，“重写”只是把被压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文学压抑下去，给予政治性的封闭，这与前此的封闭不过调了一个包。在“重写文学史”的纲目下，解放与封存几乎是平分秋色。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管是延续过去的左的红色神圣性，还是用右的障眼法，除了将其抬到政治的祭坛上，没有别的去处。只是驱魔太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咒语还不够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魔鬼”实在还有生命力。赞颂和贬抑都是一场魔法大赛，老一套的魔法其实也是妖魔化了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新的魔法也难以缚住这条苍龙。还是要依凭于新的理论视野——它不再是魔法，而是在当下的学术视野语境中，汇集了更多的知识构形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并且能给出一点中国自己的立场态度。其实，重新解读50至70年代的文学，也是海外及国内更年轻一代研究者的举措，但总体来看，还并未找到更加中性化的中国的阐释方式，其依据的主要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的路数。理论的内在张力还并不充足。

    当然，到底是基于理论、新的知识谱系，还是基于一种立场？我想立场当然要寄寓于前者，没有理论、没有知识谱系，那种蛮干的立场只会沦为自说自话的仪式。但信念总是要有的，没有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没有一种肯定性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将一片空白，最多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货色，或者热衷于捕捉一些漏网之渔。这样的历史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我们怎么去理解毛泽东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那种乌托邦的理想，这就要在现代性的激进方案的框架中去阐释。也才能理解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戏剧家投身于那样的文化创造。它虽然夹杂着太多的挫折，夹杂着太多的谬误，但那种创造的欲望，那种创建一种为广大民众的文学的梦想，创建一种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而又和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的文学——那确实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梦想，确实是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另搞一套的雄心。那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世界现代性体系之内/之外的中国现代性的经验。

    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然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并能完全归结为回归到世界现代性的体系中去，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回到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就了事。还是要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前苏联的榜样。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的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自必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一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如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起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借助政治之力，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等等。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这一紧张关系也达到极限，二者要产生更大的裂缝。这是外部的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下，历史实际表明，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的非透明性语言特征，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的指控。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的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经验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19.00元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叛乱的解释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以马立博(Re
bert　Marks)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为代表的地方生态论，以及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千禧年运动论。其中，韩氏的理论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南欧农村运动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千年王国理论”有关。韩书瑞借鉴了霍氏的思路，用以分析中国的农民起义，她认为千禧年运动是宗教秘密组织吸引农民的主要资源，农民在千禧年末劫观念的驱动下参与起义。在1976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韩书瑞一直揭橥千禧年运动理论之大旗来解释中国农民起义。不过，美国学者李丹(Dannial　Little)在颇有影响力的《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中认为，八卦教起义即使在韩氏的叙述中，也不具有千禧年运动的性质，因为起义者大多是非白莲教成员的农村民众，起码有10万人参加，但白莲教信徒只有一两千人。相形之下，王伦起义更具有千禧年运动的特征：整个起义队伍1000－4000人基本上由教徒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叛乱》对于阐明韩书瑞的千禧年运动理论更具典型性。

　　《山东叛乱》结构简单，实际上只有王伦起义的“准备”和“叛乱”两部分（第三部分只是前两部分的一个综论）。韩书瑞认为，在18世纪中期，山东西北部在整体上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增长，运河的经济与权力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地方绅士缺乏介入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能力。这些为白莲教教派和民众运动的非传统利益的有组织表达提供了空间。王伦出身富农，并不贫困，传教主要不是为了贪财，其教派是在个人与宇宙秩序之间直接进行协调的民间组织，成员多是流动的农民，并非都是处于贫穷的边缘人。鉴于此，韩氏更愿意把王伦起义视为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些个体企图创造和追求集体利益和目标的行动。韩氏还认为，农民生活不够稳定，对饥饿、疾病和肉体伤害充满恐惧，而教派则为农民提供了一整套新的交往关系和一个补充性的社会组织，这增强了他们面对更加流动、更加商业化社会时的安全感，这也使得教派能够传播开来并形成一个核心层联系较紧密的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将白莲教分为念经型教派和打坐运气型教派两种类型，前者注重集会形式和内心虔诚，重心在于教派活动，成员间关系较紧密；后者侧重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教派活动只占较少部分，但组织更具等级性，成员联系较散漫。显然，王伦的教派属于后者。这一分类对于解释王伦起义至关重要。一般分析农民起义，都偏重于其社会经济灾难背景。但王伦起义爆发时，并没有促成农民起义的社会经济事件，既没有突然的经济下滑，也没有农业灾害，当时农业收成充足。那么，如何解释王伦起义的突然爆发呢？韩氏不是简单地着眼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反，她认为，王伦传播的白莲教千禧年思想及其富有成效的结果所产生的动力促成了起义的爆发。韩氏认为清代白莲教的“运劫”观念与基督教末世论的千禧年思想类似。白莲教主张，历史发展要经历三大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运劫发生之时会有严重灾难，同时无生老母会指派一位神佛降临人世。清代的白莲教派都在等待第三劫白阳劫的到来，它以弥勒佛的降临为标志。1770年初，王伦预言，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运劫，他告诉教徒说有45天的劫数，神仙无法提供庇护，因为他们自身也不能逃脱，而他是被无生老母指派下凡的真紫微星，是接引凡人度过危机、进入新劫的弥勒佛，并允诺将把教徒从运劫发生时的恐怖与毁灭中拯救出来。1774年8月底，王伦认为运劫已经开始，起义于是爆发。

　　韩氏充分挖掘了档案史料，并凭借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出色而传神地重构了王伦起义过程的全方位历史图景。这是全书的核心，也是其成功之处。韩氏竭力追求对于史料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件细节的合理处理。对此，李丹调侃说，指责韩书瑞的叙述不够精确，将比批评其千禧年运动理论缺乏解释力，更让韩书瑞沮丧。此论似有失偏颇。事实上，韩氏对千禧年运动的理论也是相当关注的。她反复申说的观点是，王伦的成功在于他利用白莲教教义并通过起义抛弃了旧有生活、重新整合资源，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为教派成员提供了一个替代性世界，从而充分调动了教派成员的战斗力。在《山东叛乱》中，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农民起义的具象：老人、妇女、小孩和战斗人员混杂一起，在深秋的华北平原狭窄乡村土路上招摇而过，一路北行；白天攻击城市时狂暴勇猛，夜晚休整时山吃海喝，听曲看戏。总之，他们告别了过去，成为一个狂热的新群体。王伦的失败之处也在于，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教派成员，没有得到精英和大众的支持，他们囿于教派思想，没有提出平均地权、消灭赋税之类吸引民众的主张，无法使民众相信他们的新世界对于清政府的替代性。可以说，王伦的教派起义与民众的世界几乎毫不相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王伦起义是乾嘉盛世后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但它是一次较纯粹意义上的白莲教教派起义，将其视为官僚制度崩溃的反映并不准确，不过，似乎可以将其视为清代盛世光滑表象的第一道裂纹，是王朝开始缓慢衰弱的开端和国内不满于现状的部分力量苏醒的初步标志。而白莲教正是最早表达不满的力量，在1774年王伦起义之后，直到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白莲教的千禧年起义断续发生，连绵不绝，似乎每一千禧年运动的失败都可能有助于下一次的爆发。基于此，韩氏提出一种相当有吸引力的竞争性解释：白莲教的千禧年运动之所以在17－18世纪盛行不衰，乃是因为，它在面向中层和精英开放的科举体制之外，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替代品，使教派成员摆脱了精英控制社会的困窘与不适，在白莲教的观念与组织中找到一种成就感与归属感。而在其他社会中一般能长期共存的这两种观念与组织，在中国社会里却无法共存，于是发生了王伦起义及其此后的一系列白莲教起义。

　　此一解释对于国内外学术界而言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韩书瑞的开拓性研究，树立了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某种标杆，西方学者要么接受，要么另辟蹊径。显然，1980年出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裴宜理，以及1984年出版《华南的农村革命：海丰农民及其创造的历史（1570―1930）》一书的马立博选择了后者。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学者多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将其置于革命史范畴之下，注意更多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革命高潮事件，对于白莲教和八卦教之类的秘密社会组织的研究极度缺乏。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在蔡少卿、秦宝琦和马西沙等学者的努力下，农民起义的研究才挣脱革命史范式，开始关注白莲教、八卦教和天地会等秘密社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当然，韩书瑞的解释进路也并非全无问题。韩氏的主要问题在于，白莲教的千禧年运动这一解释进路对于清代中国而言，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换句话说，从教派提供一个替代性世界并因此导致农民起义是不是具有自足性？如果这一解释是自足的，那么它与其他传统解释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韩书瑞自己也并没有太大把握，在《山东叛乱》的结论部分，她声称，在1770年代以前，说千禧年信仰不存在或者是占有主导地位都是相当不准确的。毕竟，中国疆域广袤，情况复杂，农民起义类型多种多样，白莲教起义只是其中数量并不算太多的一部分。同时，千禧年运动理论是从宗教思想较中国更为浓厚的欧洲抽象出来的，其对于中国农民起义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实在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第10版

《驯服的艺术》，（美）尤里·叶拉金著，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35.00元

陈洁

　　1
　　据林区的老猎户说，训鹰其实很简单，几个人轮流守着不让鹰睡，几天下来，任是多野性桀骜的鹰也听话了，这办法叫“熬鹰”。但这是“训”，不涉及“服”的问题，够狠够黑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驯服”则不同，须得触及灵魂，过程就曲折复杂得多了，有《驯服的艺术》一书为证。
　　1920年代末，斯大林执政后，大手笔书写了一段交织着诡秘、荒诞和恐怖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少人熟悉，可以感同身受，但感受和回忆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历史总是需要书写和记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似乎是上苍特别制作和安插的一个写手，1910年出生于旧俄国精英家庭，在莫斯科一个炙手可热的剧团工作，得以亲历见证1920-194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他“来不及撤退”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再辗转到美国，才可能写作《驯服的艺术》。他的人生似乎是专为这本书安排的。

　　
　　2
　　全书分两部分，“戏剧”和“音乐”，写个人经历和见闻，可以说只是一部“个人史”，却再现了政权驯服戏剧和音乐两个艺术门类的全过程。
　　1920年代，苏联文艺界还比较宽松，艺术只要承认和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自行其事”了。到了1930年代，过渡时期结束，驯服开始了。
　　《驯服的艺术》集中表现了驯服的几大艺术，一是“利以诱之”。要利诱首先要有资源和财富的落差，那就是“特权”。叶拉金所在的剧院因为上演高尔基的剧本而成为苏维埃的新贵。苏联从1930年开始的饥荒到1932年达到高峰，饿殍遍地，“我们”却能修建避暑别墅，得到最好的奶酪、香肠和鱼子酱，“像封建领主一样生活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民’中间，像征服者一般生活在被掠夺和被征服的人民中间”。在全国人民都极难搞到一张火车票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找站长拿预留票。剧院下设洗衣店、医务室、美容院和进修学校，都是免费的。叶拉金的父亲流放西伯利亚后死亡，母亲按规定不准住在莫斯科。叶拉金动员剧院关系，直接找全国警察总部部长拿居住许可证。一纸证明不仅吓退了半夜里穷凶极恶上门驱赶的警察，还让区警察局局长亲自打来电话约见受惊的叶妈妈。“生活显得如此轻松，如此简单”，当然，这是以无数人的不轻松、不简单为前提的。
　　叶拉金提到，苏联政府对艺术投入了大量金钱，艺术家属于特权阶层，但他们为物质富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创作的自由。本来可以成为艺术大家的人“签署了一纸卖身契”后，“已经不可能创作出比斯大林颂歌或植树造林颂歌更高尚和优秀的作品了”。
　　特权导致了拉关系模式和权威压人的思维方式，有时会走到极端，以至于出现1934年的花盆事件。导演波波夫在家里养花，把花盆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剧院管理者鲁斯拉诺夫看到了，为安全起见，让他把花盆搬进去，波导演觉得没必要，鲁经理便让片警带来了区警察局局长的命令。波导演也有关系，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长的授权书。鲁经理往上找全国警察总部部长要文件。波导演更上一层楼，紧急拜见红军总司令、国防部和政治局委员，有了大元帅的信。鲁经理则找到苏维埃主席，波导演终于没有就这件事去找斯大林，花盆事件也不便提交政治局讨论，于是“苏维埃主席就是判决花盆事件的最高权威”，鲁经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尊严”。在权力畸形分配的政权中，一户人家的花盆放在哪里，一个女子要不要剪头发，都可能惊动高层，需要最高权力机构或国家领导人的仲裁和指示。
　　
　　3
　　驯服的第二大艺术，是“势以迫之”。形势逼迫人不得不走上预设的道路。具体到戏剧界是一个“三部曲”。最开始，“各流派的平庸之辈”、“缺乏天赋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和愚笨的戏剧制作人”组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组织，自己闹腾，而那些在专业领域中出色的人不跟他们玩。剧院党组织十余人，包括舞台管理员、洗衣部经理、餐厅经理，负责人是理发师，唯一的演职人员是个低音号手，业务上乏善可陈。
　　第二步，政府认为“艺术作为宣传工具十分重要”，要收编那些优秀的艺术工作者。不参与的消极自由也没有了。“现行的政策是民族主义，露骨地主张独裁的原则，承认个人的历史重要性”，“充满好斗意识的剧目”开始占据优秀剧院的舞台，经典剧目和当代西方的剧目被排除。
　　到功德圆满的第三步，不仅是艺术内容上有要求和限制，形式上也规定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辉煌的俄罗斯艺术迅速萎缩凋敝。
　　数量巨大的谎言是构成逼人形势的条件之一。“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作家写作的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地撒谎”，随机应变的人则“投机取巧地描绘着官方版本的苏联生活”；俄罗斯曾经富庶的广袤大地凋零破败，“奇怪的是，即便是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都承认苏维埃经济进步、工业发展、建设日新月异”。谎言无处不在，而且异口同声。为了攻击某剧本，《真理报》会长篇累牍，一再发表言辞、内容相近的文章。一切“创作”都必须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官方“授意”。而叶拉金对那个时代文艺的全部评价就是“缺乏真实性”。
　　在形势逼人的引导中，领袖崇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一言以救之，一言以杀之。斯大林对彼得大帝表现出兴趣，历史学家便赶紧“把彼得排除在俄罗斯帝王的名单之外”，因为这些帝王集中了“人间所知的一切缺点和罪恶”。剧院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待遇曾远远高于音乐家。1935年底，斯大林听了一个年仅十二三岁小孩的演出，好奇地和他谈话，给他吃糖果。“这次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苏联所有音乐家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剧团两个最优秀的演员被挑选出来饰演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又要模仿一个全国人民都熟识的领导人，又要表现得“完全没有任何缺点”，这个悖论性要求足以令扮演者神经衰弱、精神崩溃。还好，表演获得了斯大林的好评，“意味着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会自动赞扬”。而在斯大林表态之前，艺术委员会主席科岑捷夫在彩排中给了该剧负面评价，结果“几个星期之后，艺术委员会受到整肃”，所有成员被解散，多数人被捕。科岑捷夫“居然敢以为艺术委员会的主席有权发表个人意见，受到惩罚正归咎于这种守旧思想”。
　　书中提供了一个蜕变的个案。年轻的音乐家结婚后，在妻子的“教导”下，迅速“抛弃道德上的顾虑”，向反动权威开火，对长者尊者的严厉批评和无情谴责带来步步高升，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变成了“政治局的有力武器、恶毒的音乐警察，俄罗斯音乐史上最险恶的人”。这就是形势强有力的引导。此外，阿·托尔斯泰也接受了这种形势的改造，他“一时糊涂、自降身份”，写了些低劣的作品，最终成为“苏联政府的又一个谎言”，“某些场景中使用的一件舞台道具”。
　　当然，驯服的艺术走到最后，总还是强权压制和暴力杀戮。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每个晚上都有人消失，每天早晨都有人被捕，“仅仅在前一天他们还处在权力的巅峰”。连高尔基在晚年亦备受怀疑和限制，最终神秘死亡。
　　书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荒诞恐怖剧：一个年轻演员刷墙时，把斯大林肖像取下来支在墙角，其他的画取下来也摞在上面。“对伟大领袖肖像不敬的骇人情况”发生后仅半小时，年轻人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带走，从此“消失”了。
　　
　　4
　　除了总结驯服的艺术，书中还刻画了那个年代的艺术家群相，其中有曲意迎合当权以享荣华的投机者，有内心痛苦却不得不合作的委曲求全者，有桀骜不驯、26岁病死他乡的真正的贵族。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真正的艺术家们，他们有的坚守“艺术的良心”和纯正艺术家的本色，坚持不合作原则，以至于作品被封，穷困潦倒。有的奋起反抗，直至全家被暗杀。有的剧作家坚持“为自己的书桌写作”、写了36部从未演出的剧本，并给斯大林写信，称写作是自己一生唯一的追求，请求允许他自由安静地写作，或者出国，如果两者都不行，则请枪毙他。
　　总之，驯服有很多艺术手法，灵活运用之应该可以驯服艺术。但是说到底，艺术和艺术家还是不服的。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例证。书中还提到，“主流的”艺术家们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穿的衣服、听的音乐、看的内部电影却都来自“某些颓废的资本主义国家”。艺术家们渴望去波兰巡回演出，“去呼吸资本主义国家的颓废空气”，为此专门写了个剧本《帽子》，讲一个工厂完不成五年计划，工厂主任是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和忠实的斯大林主义信徒，他赶走了游手好闲、道德败坏的怠工者，让工厂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可是演出没有达到预期教育目的，观众反而受到了堕落分子的消极影响。于是波兰之行没有实现。可见，不仅艺术家们“训”了没“服”，连普通观众也不容易“服”。谎言重复一千遍后，变得非常非常像真理，但是很遗憾，它还是谎言。而你总该相信，谎言永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骗倒所有人。
　　所以，真正的驯服，怕是永远不可能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讽刺和俏皮的文笔颇能解颐。字里行间黑色幽默、恐怖和庄严的敬意错杂一处，让人无言以对。那段历史，让后人没有合适的表情去面对。

刊于《书城》2009年第11期
　　
　　

　　所有拟采用稿件，我们将会在来稿收到后两星期内给读者答复处理意见，逾期未收到答复的作者可另行处理。稿件一经采用，即按照中华读书报的有关规定邮寄样报、支付稿酬。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

附样稿三篇：

   
笔名“林率”何时最早使用？

眉睫

   近读陈子善先生《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一书，其中有篇《现代作家笔名小考》之第二节《林率是陈麟瑞》中说：“‘林率’则是陈麟瑞早期的笔名，目前所知最早于1936年3月在《东方杂志》第33卷5期上发表《产妇科的猫》一文时使用。”
   笔者对“林率”这个名字很熟悉，因为《朱湘书信集》经常提到他，他与罗皑岚、柳无忌、罗念生、徐霞村、赵景深等都是朱湘那一圈子人，在朋友中又作“陈林率”。朱湘逝世时间是1933年，“林率”肯定在此之前就已经使用过。
   陈林率（1905—1969），原名麟瑞，浙江新昌人，柳亚子的长婿，历任暨南、复旦、光华、震旦各大学教授，毕生从事教育、翻译和新闻编辑工作，同时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即石华父）。早年入读清华，并加入清华文学社。1927年，清华文学社《文艺汇刊》上还有署名“林率”的诗《鸭声》，并附有“本社社员表”里有“陈麟瑞”的名字。1931年，陈麟瑞还曾以“陈林率”的名字与罗念生在中华书局合出了一本译作《傀儡师保尔》。
   此文虽写于12年前，但陈子善先生去年重新编过一本“朱湘书信集”，且近来也有人稍稍提过“陈林率”，陈老师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现在收入《这些人，这些书》真应该修改完善。指出此点，目的所在，非向陈子善老师“求疵”，只是希望更多的读者去关注“林率”，如果他的诗文能尽早搜集整理出版，那真是大幸事。

求疵录
　　　　　　　　莫把玄烨换玄宗
　　　　　　　　　　　　　　　　　田  吉
     偶阅南怀瑾先生《老子他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小扣大鸣，获益匪浅。但在第一章“玄元之妙”中，先生却郑重其事的说道：
　　唐明皇的庙号叫“玄宗”，所以在唐玄宗以后，所有书写“玄”字的地方，一律要改作“元”字，以免犯“大不敬”的忌讳。因此后世所见的古书，“玄”“元”不分，或者“玄”“元”同用了。   
     南先生所说的古籍中“玄”、“元”二字时常混淆的情况，确实存在。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不少古书上写作“郑元”，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字子玄，古籍中常题“子元”。但这些情况的产生，真的是因为唐玄宗而起么？
     大约从周代开始，为尊者讳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人们对君主或尊长是不能直呼其名或直书其字的，否则就会被视为大不敬而受到各种惩罚，是谓避讳。避讳的方法，主要有缺笔、改音、改字等。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比如，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汉光武帝名秀，于是秀才一度叫做“茂才”。汉明帝名庄，《庄子》就只得改作《严子》。唐太宗名世民，六部之一的民部不得不改为“户部”。最可笑的恐怕是宋仁宗赵祯，因为他，蒸包子也变成“炊包子”了。
     同样，唐明皇名隆基，当时隆字多用“盛”字代，基字多用“本”字代，却没有听说过因庙号玄宗而改玄作元——照此例，李世民庙号太宗，太字岂非也要改掉？实际上，终唐一世，玄字是无须避讳的，而历史上也鲜见避帝王庙号之例。直到唐玄宗去世九百年后，8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大小臣工们才忙不迭的将“玄”字换成了意义相近的“元”。
     避讳混淆了古书原貌，后人阅读常感困惑。但利用特殊的避讳字，却可以断定一书的年代，对学术研究有较大价值。宋代王楙、周密就分别在自己的笔记《野客丛谈》和《齐东野语》中搜集了不少避讳材料，清代黄本骥更有五卷本的《避讳录》专书。1928年，陈垣先生写成《史讳举例》一书，从而奠定了避讳学的基础。对于这些著作，想必南先生也是了然于胸的。
     当然，观书须识其大，南先生的著作皆以议论横通而名，考据本非所长——同样在这本《老子他说》里，清军入关时的人口被描述成四万万之多，而康熙的即位，也推后了四年——因此，我之所责，恐怕也要为深知南先生之学的贤者所讥吧。

求疵录

文史典故不容错注

               蒋伯浩

　　因为种种原因，大陆的读者，对于齐如山其人及其著作，并不怎么熟悉。感谢花生文库推出齐如山作品系列，让我们得以亲近那已逐渐远逝的一代文化名家的风采。这是一套耐咀嚼的好书，而编者也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作。美中不足的是，编者在历史、宗教、民俗诸方面的知识储备稍嫌欠缺，所以在给书中一些语词补加注解时，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出现了不少错漏。兹从《北平怀旧》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中拈出数例，就正于编者，俾供再版修订时参考。
　　《北平城内的名胜·东岳庙》一篇中，齐先生原文说此庙规模甚大，“两庑为七十二司”，编者不明白七十二司为何物，在注解中说：“司疑为间，作者论两庑规模，是说东岳庙左右两廊间口之多，当为房屋‘七十二间’。 ”其实，“七十二司”，就是地狱七十二司，有速报司、福寿司等等，讲的都是道家福善祸恶等一套因果报应思想。东岳庙两廊塑有地狱七十二司的塑像，根本不是什么有房屋七十二间。
　　《北平的建筑》一篇中，齐先生介绍乾清门内有“日讲起居注官办公之所等等”。除了把“日”字错成“曰”字外，编者又把“注官”二字拆出来作了注释：“注官，即按资历、业绩等授官；注，注册，像是给官僚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的意思。”这个注解煞费苦心，读来却让人忍俊不禁。其实日讲、起居注官都是官名。日讲负责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起居注官则是负责对皇帝的日常饮食起居进行记录的官员。在清代，起居注官多由日讲兼任，故又连称为“日讲起居注官”。
　　《北京百戏图考·开路》一篇中，齐先生介绍北京各地“开路”即“钢叉会”习俗说：“在乡间，扮此者皆扮成五鬼，各持一叉捉拿刘氏。”编者对此习俗似乎懵然无所知，注解中作推测说：“北宋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等五人结派从政，颇有权势，策划封禅符瑞之事，极得真宗赏识，时称‘五鬼’。又说五鬼乃五穷鬼，即韩愈《送穷文》所称‘五穷’：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钢叉‘开路’之民俗绝迹，五鬼亦寥落不为人知了。”实则对于民俗学、佛教神话稍有了解者都知道，此俗源于民间流行颇广的目连戏：目连救母。故事说佛的十六大弟子之一的大目犍连，母亲刘氏不信佛法，死时被五鬼手持钢叉擒去，落了地狱。后来目连用尽法力，终于将母亲救出。真难为了这位作注者，从书册中翻出了两个“五鬼”的典故，却偏偏与齐先生文中所谈习俗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这些语词，并不算什么偏僻艰涩的东西，编者注解时如果没有把握，只要翻一翻工具书，大体都可得到解决。实在不懂，那就干脆付之阙如，省得以意为之，反而误导读者。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学史图书对科学过程的反映有很大的偏差。我们看到的科学通史，讲的主要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耳这些人。他们做的是“硬科学”、数理科学，很厉害，较难懂。实际上这些只是科学史中的一小部分（历史上博物类科学著作数量是数理科学著作数量的数万倍），科学史还有一部分并不难懂，比如博物类科学，有关动物、植物、地质、矿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不需要很多数学公式。这些在科学史著作中也有少量讨论，但很不够。而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后者更重要。我们的科学史教材给人一种误导，使人过分看重数理成就，而忽视了我们身边的科学，如生活科学、地方性知识。比如我问辣椒是如何传入中国并塑造了四川人、湖南人的饮食形象的？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普通的历史学家不研究它，科学史家也不研究它。
　　科学史工作者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写科学史，其中的科学要作广义的理解。最近，我关心这个事情，想寻找一些理论。
　　其中一个是福柯的理论。我读的是《词与物》（2001年上海三联出版），但福柯的书很难读。一方面可能是他的原文较深奥，另一方面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但慢慢读下来还是有收获的。福柯颠覆了主流知识界认可的观点，重视边缘文化和边缘观点。这与后现代的一般观念是一致的。
　　福柯非常重视博物学知识，他在书中经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案例研究。我注意到国外做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研究的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很重视从福柯那里吸取理论营养。福柯的理论还不能直接拿过来用，因为它大多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讲的，并非专为做科学史而写。
　　怎样做博物学史研究？我还在看国外科学史界怎样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重视博物学）。《博物学文化》（目前只有英文版）是一部相当好的文集，为我们了解博物学史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去年出版的《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作者为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此书很容易读，写得比较清晰、浅显，对我们如何看待科学和科学史，以及如何去做科学史研究，都很有启发。我也将这本书推荐给学生，他们读了以后收获很大。说得干脆一点，通过理论武装，我们会调整价值判断，知道历史上哪些材料相对更重要、更要挖掘。
　　另外还在重读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它是一本小册子，属于现象学中比较容易读的。通常，老百姓认为科学蒸蒸日上、日新月异，是第一生产力，本身没有问题。但这本书中，胡塞尔恰恰指出科学有危机，而且科学的危机导致了文明的危机。
　　这是胡塞尔对科学的一个特殊看法。成立与否姑且不论，但对我们很有启发：科学越来越远离大众，远离日常生活。科学的观念塑造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科学格格不入，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被科学所牵引。你不想走都不行，慢一点就会被淘汰。胡塞尔认为造成这种结局与伽利略、笛卡儿有关。从那时起科学家把自然数学化、几何化了。这个趋势越来越加强，经过两三百年，导致了现代世界日趋模型化、信息化。
　　人们喜欢以一种虚拟、虚假的观念模型来看待自己活生生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数字世界中，被它牵着走，而忘记身边鲜活、多样的生活。博物学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虽然是旧书重读，但读后的收获还是不小。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危机。胡塞尔并没有开出好药方。我们希望从博物学传统汲取营养。这与前面提到的重写科学史有关。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第10版

■陈鹤

　　近年来，方继孝先生坚持不懈地收集近现代学人的墨迹信札，已然蔚为大观。更可贵的是，方先生并不秘藏这些珍贵的信札，而是将其集结出版奉献给学界同仁。迄今为止，《旧墨记》系列书籍已经出版了五部之多。笔者对其中的《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披阅再三，深感这些吉光片羽实为研治中国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材料。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文史差错与表述不周，今笔者将自己的一管之见记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先生及广大读者。

　　一、第2页“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艺林散记》当为《艺林散叶》。此书为掌故大师郑逸梅先生（1895—1992,江苏苏州人）的代表作之一。郑先生根据唐人元稹《遣悲怀》中的名句“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为是书命名为《艺林散叶》。方先生所引的本事见于该书第4182条。另外在第196页又把此书误为《艺林散页》。

　　二、第3页“1898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时间当是1895年4月17日。

　　三、第10页“郑文焯”的注解中“《词源斟律》”当为“《词源斠律》”。“斠”字的本义是量谷物时用器具使谷物与斗斛平齐，故亦指刮平斗斛的器具，引申为主持公平。在古代“斠”与“校”相通。

　　四、第74页“陈柱尊”的注解中作者标注其生卒年为（1889—1944）。然据《陈柱学术年谱》（陈柱字柱尊，张京华、王玉清编著，《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陈柱尊先生的生年当为1891年。

　　五、第87页“1963年1月，朱家骅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去世。”事实上，朱家骅去世时已不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据《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公布的资料，朱家骅于1940年9月至1957年10月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此后由胡适任院长（1957年12月—1962年2月）。胡适不幸于1962年2月24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评议会于3月31日举行临时会议，票选王世杰、朱家骅、吴大猷三人为该院第四任院长候补人，4月28日经时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总统”）的蒋介石特任王世杰为院长，王遂于5月15日就职。

　　六、第99页“1991年（钱穆）病逝于台北”。钱穆先生逝世的具体时间当是1990年8月30日。

　　七、第97页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名著“贞元六书”，但作者将其中的“《新事论》”误为“《新世论》”。冯先生在此书的“自序”中阐明了书名的缘由：“此书（《新理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谓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故曰《新事论》。”

　　八、第107页提到“他（周太玄）在四川大学理学院任院长时写给伯嘉先生的信，即是一证”，可惜未能进一步说明“伯嘉先生”即商务印书馆的李泽彰（伯嘉）。李泽彰（1895—？），字伯嘉，湖北蕲春人，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收张元济致李泽彰书信五通，李泽彰致张元济书信一通。

　　九、第152页潘菽先生的生卒年作者注为（1889—1988）。潘菽先生出生的具体时间当是1897年7月13日。

　　十、第157页收有“罗隆基写给新桂同志的一封信”，惜未进一步说明“新桂”即建国初“民盟”的重要领导人陈新桂先生。

　　十一、第182页作者提到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并解释为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方面的讨论。事实上，在“五朵金花”中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没有“近代史分期”。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十分热衷于探讨这五个问题，于是当时有人借用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的名字，形象地把这五个问题戏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十二、第218页“姚名达致莲生信札”。据该页所附图版，“莲生”当为“莲僧”。

陈  鹤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老师将自己在“百家讲坛”的讲稿汇集成《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一书。该书内容充实、风趣幽默，是一本很好的历史普及读物。但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
　　该书第143-144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科举考试考什么。那时候，就考九本书——一个是‘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一个是‘五经’，是指儒家传统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当时的科举考的就是这九本书，而且考试的依据就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为这九本书所著的注解注释。”
　　这段话有两处失误。第一，朱熹没有为《书》、《春秋》作注解注释。朱熹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为《诗经》作《诗集传》；为《仪礼》作《仪礼经传通解》；为《周易》作《周易本义》。朱熹本欲作《书集传》，未成稿，晚年将此事交给门人蔡沈，由蔡沈完成了《书集传》的撰写。朱熹于《春秋》未有撰述，又经常告诫学者不要在此书上花时间，他曾说：“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某平生不敢说春秋”。
　　第二，清代科举考试中《书》、《礼记》、《春秋》并不依据朱熹的注解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依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经》依据朱熹的《诗集传》；《易》依据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书》依据蔡沈的《书集传》；《礼》依据陈澔的《礼记集说》；《春秋》依据胡安国的《春秋传》，后来乾隆皇帝发现胡安国（南宋时人）在《春秋传》多以“复仇”立说，不但曲解了经文原义，而且也不利于清朝政府的统治，故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二传命题。《清史稿》卷一百零八《选举三》对此记述甚详：“《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第10版

《浦薛凤回忆录》（三册）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一版，65.00元

刘宜庆

    《浦薛凤回忆录》首次在大陆出版，关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好，欣喜如何？笔者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时，尚未有缘读到《万里家山一梦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三册回忆录，但在《万象》杂志已经读到部分节选——《蒙自百日》。心怀期待的阅读，有偿还夙愿的感觉，但更多的是沉浸在《浦薛凤回忆录》披露的史料和细节之中。
    今天的读者，对于浦薛凤有点陌生，这可能与1948年秋天浦薛凤就已到台湾省政府任秘书长有关，他身栖政治和教育两界。1958年，梅贻琦在台湾任“教育部长”时，由于感念师恩，浦薛凤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辅助其师梅贻琦。1962年，浦薛凤应邀到美国讲学，此后12年，桃李春风海外栽，1997年逝世。浦薛凤的人生经历和顾毓琇类似，两人都以高寿终，晚年享誉学界，桃李满天下，又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擅长古典诗词创作。
    浦薛凤生于1900年，此为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学于民初北洋军阀割据称雄之时，受过科举时代教育之流风余韵，考取清华学校，兼习法文德文。浦薛凤和闻一多、罗隆基、吴泽霖、吴国桢等同班，1921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哲学。1926年，留学回国先后执教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浦薛凤从政，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参加过重要的国际会议。诚如浦薛凤在自序中所说：“曾家居在或旅游过帝制、割据内战、独裁集权、训政、宪政、民主等等国家之中，又曾确实经历农业、工业、商业、乃至物物交换（云南蒙自乡村）之不同社会。”浦薛凤的一生遭际和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研究清华学者历史命运的一个标本，也是考察清华学者从政的一个切口。
    到了晚年，浦薛凤记忆还那么清晰，旧雨淅淅，往事历历，跃然纸上。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中，浦薛凤描摹虞山福地常熟的名胜古迹和民风习俗，笔墨蕴含乡思之情，饶有趣味，类似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对苏州的描写。当然，这些只是一位学者“青灯有味忆儿时”的童年印象，《浦薛凤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为史料价值，二为生活细节。二者交融在一起，构成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关于早期的清华教育细节和清华学生留美生活，许多传记作品中语焉不详，笔者觉得，《浦薛凤回忆录》的出版，为增订《闻一多年谱长编》以及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人的传记带来可能。
    浦薛凤的回忆录为研究西南联大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史料，比如联大遭日军空袭，就笔者寓目的史料来看，浦薛凤的回忆更为翔实，填补了现有联大著述的空白。《太虚空里一游尘》是浦薛凤当时记下的随笔，类似日记，可谓第一手史料。
    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太虚空里一游尘》中详细地描写了跑警报归来，目睹之惨状：

    两位联大校工，即今早为犹为我开饭冲茶者，均已罹难。集训大队长则炸成三段，下半身段尚在墙里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闻所携小孩两名，一同遭劫。会所前及图书馆后之楼房屋顶，亦曾落弹，死联大学生二人。
    予推进自己卧室，房门已成两片，室内灰尘厚积，棋子圆厘之两厘盖，均飞地上，窗上铁键已断，天花板亦落一两块，肥皂两块如投泥土。当时心理极难形容。（浦）江清本住会所，整座塌倒，箱笼物件，尽埋木片瓦砾之中。……旋偕（王）化成出城到凤翥街（街上店铺门面均毁）马约翰先生寓所。细察落弹情况，真是间不容发，如天之福。盖警报发后，马家不以为意，尚在楼上早餐。及后闻第一次炸声，急由楼屋内奔伏楼廊下，人甫离席，楼顶天花板立即倒下。予审视一桌杯碟匙碗，均已粉碎，飞扬地上。而全家绝无发肤之伤。奇哉！运哉！

    在此之前，浦薛凤已用摄像机一般的文笔记录下，日军轰炸长沙火车站和临时大学校址韭菜园。“可可园一座楼房轰塌。北大物理系饶毓泰太太甫至楼下，而楼已经倒，玻璃擦破一腿而已。真是间不容发。”
    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联大教授的一饮一啄，一言一行都值得关注。浦薛凤记录下的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场景，跑警报，打桥牌，下围棋，打网球，看京戏，无关历史的宏旨，可是若没有这些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我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史亦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浦薛凤笔下呈现联大教授生活群像，尤其是他们面对时局的态度和判断，值得关注。《浦薛凤回忆录》也为当今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学者带来不同的观察视角，它和《梅贻琦日记》《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可组合出完整的西南联大的历史全景。
   《浦薛凤回忆录》虽然是非虚构的个人作品，但感染力很强，三校学者南渡西迁，颠沛流离的旅途记录，在抗战时代的个人遭遇，读来有小说的意味，恍惚之间，历史与现实的阻隔消逝，仿佛沉浸在阅读宗璞《南渡记》和鹿桥《未央歌》的体验中。自传作品，句句写实，能给读者奇妙的阅读，这有赖于浦薛凤的文笔，即简约又细腻，叙事饶有情味。浦薛凤认为，以一人遭受的痛苦，折射战时千千万万同胞之共同遭受：“拙稿反复吐露各种天真情绪，尤其是别离滋味与缱绻相思。”七七事变后，浦薛凤南下时，北平沦陷，妻子儿女在日本的铁骑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寄往北平的家书要被日寇检查。关山的隔阻，战事的变化，亲人的安危，无不揪心，浦薛凤在长沙等待妻子和亲人的家书，寝食难安，那种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很能打动读者。
    读过《吴宓日记》和钱穆《师友杂记·湖上闲思录》的朋友，肯定会对《浦薛凤回忆录》半文半白的行文风格，感到亲切。从大处讲，那一代学人的回忆录，写的是家国命运、时代变迁和历史沧桑；从小处讲，写的是个人的时代之浮沉、战时之悲喜和迁徙之行踪。
　　浦薛凤虽然是治政治学专业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审美意趣仍然是传统文人的路子，《浦薛凤回忆录》深得古代笔记体的真传。他将迁移路途上的见闻、感受、思考，俱摄笔端，饱满的细节，有的具沉痛的意味，有的含孤寂的伤感。
　　浦薛凤在长沙时，读不到英文报纸，以不能读路透社原电为苦，听无线电，拨到旧都，听新新等戏院上广播的京剧。刹那间，浦薛凤百感交集：“身在四面楚歌之湘垣，耳在早已沦异域之故都。处腥血扑鼻炸声雷动之环境中，忽而静聆听丝竹管弦，与夫名伶之金喉婉转，真不知人生竟可有此等矛盾！而今日北平广播台之女报员，大抵亦是昔日之广播员。能不令人生今昔之感！”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浦薛凤在长沙，获悉故乡常熟沦陷，亲人的安危令他心情一片黯淡，但在江边的橘子洲头，看到金色的橘子，照亮他的双眼；在蒙自，浦薛凤赴清华历史系王信忠的婚宴，驻足庭中一株白玉兰下，绿叶层中藏玉簪无数，芳香四溢，扑人眉毛宇；在蒙自，浦薛凤和陈寅恪、郑天挺、陈岱孙等人游览黑龙潭，一路蝴蝶无数，色泽鲜艳美丽；十年前，浦薛凤曾在昆明东陆大学（后更名为云南大学）任教，今番重来，神州陆沉，客居西南，感慨良多，向浦江清借阅李白杜甫诗集，反映国难之吟什，更饶深味。1938年9月28日，日军空袭昆明联大校舍后，浦薛凤疏散到禄丰山居，赋诗山居杂兴，吟哦之中，关注的还是时局，时常与朋友“重与细论文”。

    浦薛凤和陈寅恪、郑之蕃、箫公权、朱自清等人在南岳、香港、蒙自、昆明写的古体诗，彼此唱和，更不容忽略。按照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以诗证史、以诗释史治学之路，浦薛凤所写的古体诗，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气象，不可一跳而过，细细品味，有一代学人的情感和态度，也有国难当头的哀伤。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生活经历相似，人生的选择和归宿殊异。大致分为两种：1949年前后去台湾或者海外，1949年天玄地黄之时，选择留在大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浦薛凤、钱穆、陈雪屏、毛子水、查良钊等属于前者，冯友兰、梁思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属于后者。20世纪的历史，波谲云诡，两种选择，两种命运。不管是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参政，还是被政治浪潮卷入，都很难逃脱他们的宿命。历史留给我们不少遗憾。浦薛凤出入风波里，从政而能全身而退，有未进入权力中心的因素，也有个人志趣的因素。《浦薛凤回忆录》埋藏着一些有意思的话题，需后人破解。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第10版

吕文浩

　　我的小女儿敏敏喜欢风筝。她才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带她到游乐园宽阔的广场上看天空上五颜六色的风筝，她会说两个不同的字以后，“风筝”是她最早掌握的词汇之一。去年冬天天冷，游乐园广场离我们家稍远，敏敏和风筝相隔了一个冬季。小孩的记忆保持不了多长时间，我本以为她早把风筝忘记了。
　　今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我正带着敏敏在小区旁边的小树林玩，她忽然提出：“到游乐园去，游乐园有风筝”。我真是大吃一惊，孩子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惦记着风筝，等到会说完整的句子后，这个压在心里很久的愿望就很自然地表达出来了。那天，我满足了孩子的愿望。自此以后，那些色彩斑斓，在天空中飘飘荡荡的飞行物便是她快乐的一大源泉。直到昨天傍晚，在一个远离游乐园广场的小公园，我抱起敏敏的时候，她忽然指向天空，“风筝！风筝！”她呼喊着。我转过头来，透过高大的树木，远方的天空上，果然有一只黑色的风筝游荡。
　　至今，敏敏只是一个观风筝者，我们并没有带她放过自己的风筝。她还太小，我怕把风筝弄怀。我答应她等她稍大一些，我会带她放风筝，并且指着家门边柜子顶上那个鲜红的小纸袋，说里面装的就是风筝，那个风筝是谢慧阿姨送的。我还准备着，等敏敏三岁以后，我有空带她带到单位来，让她见见那些曾经关心过她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其中，就一定有谢慧阿姨。
　　敏敏幼小的心灵里，也许还残存着“谢慧阿姨”几个字。她是感恩的好孩子，别人送了她什么东西，教过她以后，她会常常主动提起。
　　但她永远想不到的是，谢慧阿姨走了，走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人天相隔，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2009年6月16日凌晨2时，谢慧的生命在这里定格，画上了休止符。她才29岁，太短暂了，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凋谢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单位里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是一样的反应——首先是不相信，不相信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病，而且不久之前还在单位里能见到她，哪里能够想到，这个好像刚刚在你眼前晃动的身影这么快就已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把谢慧的死讯告诉刘巍兄时，他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脸上写满了疑惑，我以郑重的口气再次告诉他时，他才相信了。
　　所有认识谢慧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朴实、很勤奋，待人又很随和的人。单位里有好些人不认识她，这在一个不需日常坐班的研究所是很正常的，当然也与她低调的做人态度有关。她的交游并不广，话也不多，慢条斯理的；文章如同其人，老老实实，没有半点花哨的影子，一切历史画面全凭资料呈现。
　　这与“标准”的北大学子形象迥然不同。一般人想像中的北大人，大多带有几分狂气，但在谢慧身上，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我和她不能算深交，但因有共同关心的研究领域，所以不时有交流信息的机缘，也算半个熟人了。有时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对她的文章谈一些看法，在私人场合甚至不乏异见，她总是很有耐心地听完，慢慢地对我解释，从不打断我的话头，更不会与我争个面红耳赤。今年春节后的一天，我浏览去年年底研究所青年论坛的论文集，选读了几篇论文，其中就有谢慧的一篇，我打电话和她谈了一些想法，主要的意思大约是希望她不要过多地引述材料，而是要对材料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并放在历史的脉络里揭示其意义。她说会上好多人已经说过这个意见了，但很高兴我能再强调一下。就在那次电话上，她说最近父亲从老家山东潍坊来北京，带来了一些风筝，很愿意送给我的女儿一个玩玩。不多久，上班时她就送来了风筝。
　　从我看过的几篇谢慧的论文来看，她并不是那种思想很锐利、文笔很优美的才女型学者。我曾听她说过，她当初在北大文科实验班读书时就很清楚自己是属于历史系的，从未想过向文学或哲学方面发展。但北大十年的学习与熏陶，她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哲基础倒也是真的，不过，说起这点时，她又笑笑，说都只是学了一些皮毛。她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研读上，其勤奋踏实，所有相识的人都能记得。相信假以时日，她会在这条朴实的治学道路上有所成就。博士毕业后，她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跟随以史料功夫扎实见长的闻黎明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应该说是投对了师门。闻老师也确实喜欢谢慧。我曾多次听他说准备向所里争取将来把谢慧留下，最近的一次大约是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在零点餐厅的饭桌上。为了帮助谢慧更快地从学术上成熟起来，闻老师说，早在一年前他就和《近代史研究》的主编徐秀丽老师联系过了，希望将来谢慧留所后能够在编辑部锻炼一年，看看各方面的稿子，提高学术认识。闻老师哪里想到，话出口没多久，余音犹在，他着意培养的苗子便这么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今天在协和医院遗体告别仪式之前，闻老师在楼外失声痛哭，那天的谈话陡然闪现在我的眼前，人欲栽培好苗成才，而好苗竟遭冰霜摧残，能不痛心？
　　谢慧参加过两届近代史所的青年论坛，后一次我没有参加，不清楚详情。这几年青年论坛的“火力”减弱，针锋相对的学术论辩已不多见，但谢慧在第一次参加时就感受到了灼人的“火力”，评论人和讨论人皆给她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在这种本单位范围内公众场合接受尖锐的批评，台上台下坐的不仅有青年同人，还有各处室的正副主任、所学术委员等“显要”人物，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也确有不少对此心存畏惧者。会后，我和评论人聊天时说，你的评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在这个场合说这些话似乎有点太不给人面子。不过，从会场上的情况来看，谢慧倒是情绪没有激动，一如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一般，会后她还和我说感谢同人的批评。她没有一点“年轻气盛”的样子，不由得令人心中暗暗称奇。
　　谢慧离世还不到一天，我一直沉浸在痛楚的记忆之中。过去与她交往的片段，不时地在眼前闪现。我虽不算她的知交，但仍珍惜那些我们在一起的岁月。她短促的生命投射在我这个普通朋友的心底，竟然如此之多，想来真让人意想不到。此刻的我，心情无法平复，无心翻检过去遗留下来的记录——我在她论文上的批注，她与我往来的电子邮件，等等。这一切都已化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同于外在客观历史进程的是，这是一份份长留在我心底的历史。我也无心修饰文字，只是径直写下我此刻的感受，工拙在所不计。
　　我不清楚谢慧生病与治疗的详细过程，下午观她遗容安祥，但愿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受太大的痛苦，在走向天国的路上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情。
　　
                                               2009年6月16日晚8时完稿

刊于《博士后交流》2009年第2期

2009年10月14日附记：身边的年轻人去世给人的情感冲击是很大的。谢慧去世使我第一次品尝了这个滋味。她去世那天下午我参加了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研究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几个小时后我写了这篇短文，表达了我对她的怀念和哀思。写完后就发给近代史所人事处处长黄春生老师，后来黄老师把这篇短文推荐给了《博士后交流》。这几个月来，直到今天，我在街上走路，偶然看到背影和谢慧相像的，就下意识加快步伐，赶上去看看，每次看到那个人的面庞确实不是谢慧的，才有一种释然的心情。这种感觉很奇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采访手记：
　　我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偷偷观察江平的腿。他很安然地坐着，怎么也看不出只有一条腿。他曾骑单车去全国人大开会，门卫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个胖老头是全国人大常委，楞不让进。我的“看不出”和门卫的“看不出”，或许不全是因为眼拙？
　　江平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感的人。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些小饰物，细看才见上面都有字，一个获什么称号的小金杯，还有他70、75寿辰的礼物：一个水晶小座，一个烧了他照片的瓷盘，几张照片，东西都不贵，但有敬爱在其中。小物什森森立着，样样都骄傲挺拔，皆因是“江平的奖品”。江平对坐着满架人生的奖品，细说他一生的三起两落，每每发出浑厚而富于磁性的笑。
　　房子的装修风格是西式的，主人的做派也西化：他让我自己倒水喝，接电话前先道歉，对稿子的要求是“你认为没侵犯我的名誉权就行”。但采访结束时，他不无艰难地起身，到卧室换了衣服出来，只为配合照张相。在我采访过的人当中，只有最老派的先生，才有这般谨严的礼仪风范。
　　中国政法大学有教授私下里不客气地评价说，江平的历史价值大于事实价值。我把这话告诉江平，他哈哈大笑，连连称“说得对”，又说，历史价值就很好了。他在法律出版社的演讲集，就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他的自传，正在“慢慢写”的过程中，他说，其实没什么说的，说来说去就几句话：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不可逆转，他能喊就喊几嗓子，加快这进程，别的事，他也干不了。
　　
　　一起一落，去国怀忧
　　
　　我在大连出生，北京长大，宁波只是老家。过去讲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级职员”。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在东北的时候相当于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什么的。
　　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当时北京有8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属于思想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读了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我想当记者，跟你一样采访提问（笑）。
　　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政治、文艺、学术、社会性的都有，社会性社团就是现在的志愿者，作义工和社会服务工作。我什么社团都参加，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搞文艺演出。
　　实际上大学没读半年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着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倒谈不上很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多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
　　最初我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个命令下来，把我留下来搞团市委的工作，北京当时组织青训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市委管过文工团，还有一段时间在军体部搞体育工作。
　　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根本没有自费留学一说，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华北局来选派人，整个北京就一个名额，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党的干部。在崇德学过英文，也读过大学，算有文化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吧。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也是非常光荣的事。
　　去的时候就确定学法律，我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原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如果学体育多好啊。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学什么就学什么。
　　我们一共才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还是很有名的，列宁曾在那里读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个座位，上面刻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
　　但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就转到莫斯科大学了。莫斯科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现代化，生活条件跟我们比好得太多了。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怎么样，非常一般。毕竟苏联当时战后没多久，都出都有战后的痕迹。我们的好些老师都是断胳膊断腿的，因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战场打仗。不过当时觉得他们真发达，真先进。
　　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年轻嘛，感情还是好的，只是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
　　苏联的大学要读5年，我们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6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我好强，原来就有英语的基础，在国内又学了点俄语，所以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上学了。头半年的四门课，我后来陆续都补上了。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就这样紧赶慢赶，赶上了评为右派。
　　这件事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太大了。不过，嘿，历史是不能假设，任何人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提前回来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条腿，但也许文革又被冲击了。假设西安事变没发生，中国会怎么样？谁知道？谁都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锁链。
　　我回来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就在那儿了。我在国外5年，中间不能回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后才到，还不能全看到，所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完全不了解，一点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训练。回来时正在大搞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更应该积极。领导当然是动员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配合，表现积极进步，就写了一个大字报，提了5个内容，大概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要自下而上搞选举之类的，5点。大字报贴出来，开始学校还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就看作是向党进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说，又不光我一个人，全国有50多万呢，多少人没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后来摘不摘帽都没意义了。我不算惨的。
　　右派分六类，一二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劳动，四五六类在校内劳动，我是第5类，降一级，处理还算轻的。说起来，学校对我真的是比较从宽。划右派时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没有任何仇恨，还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学习的，怎么也反动？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么定的性。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两人的感情当然很好啦，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抬钢管过铁路，不知道怎么就是没听到声音，结果被火车撞了，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出事那地儿离门头沟还有两个钟头，马上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就这样一条腿没了。很不错了，一条命是捡回来了。
　　那一年我27岁，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党派去苏联学习，突然一下，政治上划成敌人，离了婚，腿又断了。都在一年中发生的。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
　　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变已经形成，无可更改了。断了腿后1963年我就开始教书，教俄语。
　　接着就到了文革。长期以来，虽然这样那样的运动不断，但我一直还是相信国家能变好，还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较失望了，当时已经到了中国政治上极左的地步，看不到未来。
　　文革期间主要不是斗我们，我只是陪着斗，轻轻挨几下打是正常的，坐飞机也坐过，但是死老虎嘛，没什么斗的价值。然后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干校劳动。北京政法学院文革一开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闹了几年，1972年，学校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就地分配。可是当地不欢迎我们，要我们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庆一所中学教书。这样一直到了1979年。
　　我第二次组织家庭，是别人介绍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划右派的，算同病相怜。我到延庆时，孩子已经6岁，我带着他在延庆上学。她另外还有一个孩子，还有别的事。就这样过了6年半。
　　在延庆那一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生活当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没有什么压力。下面没有太多政治歧视，更认可你的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书，是只能教俄语，不让教马列课程。可在延庆，学校让我教政治课，周总理逝世，我还能在全校作报告，这算是政治上的荣誉了。
　　
　　二起二落，忧谗畏讥
　　
　　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22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作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人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
　　我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懦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几点是我坚持的。
　　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抗和对立。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
　　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
　　
　　三起不落，宠辱不惊
　　
　　你说到新一代身份证问题，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证，这当然是个问题。身份证要表明的什么，这一点不明确。“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权的，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
　　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产。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泛，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房产、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农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了。
　　制定物权法的意义当然很大啦，民主推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私权。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经济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话，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存在的基础。我们长期以来，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被剥夺。
　　我喜欢说私法精神。原来我说“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修改为“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所以后来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大陆法国家，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个人的地位平等，对于自己个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经济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国家根本不干预，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预、尽可能少地干预。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无孔不入地干预：个人生活、住房、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领导批准，一段时间吃饭都要国家管，必须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会，就要给与私法自治。对，就是你说的消极自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罗马法精神的复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减少国家干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国家还是管得太多。我们要处理好“国家”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的关系，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市场这只手失灵了，国家这只手要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但在中国，市场这只手还是比较软。
　　我常说，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个时期来说，中国民主和法制终究还是前进的，但这个进程很曲折。这个领导人出现可能快一点，那个领导人时又慢一点，那个事情上表现有促进，这个事情出来了可能又倒退一点。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应该是这么样子，从这一点说，又觉得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还是慢的，应该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己能吸取教训，内部更开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于监督。我们现在老说完善监督机制，最好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是你们现在做的工作（笑），你们有什么就能说，领导不能压下去。言论自由是根本的问题。
　　我说过，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会兼职，但我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
　　准确的说，我是个法学教育者，我更多的还是讲课，演讲，普及法律知识。你说到我的社交活动太多，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大学教授，但并不想限于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说的启蒙思想者，不要这么说，但我想起这个作用，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这么一个准绳，我国不同，从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们心中确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权法，就是对法律物权的一次大普及。
　　举个例子，严打。以前只说严打，从严、从重、从快，这是不对的，不是法治。抢一个西瓜判个无期，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严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严，任何一个刑期都有一个范围，3到5年，你判个5年，可以，但那也要有依据，不能说在严打期间就一律判5年。所以现在改说“依法严打”了。
　　再举个例子，重庆最牛钉子户，我表态的观点（指应该强制拆迁）受到一些攻击，我要坚持的是，在法院判决生效的情况下，就应该这样执行。当然法律可能不公正，但也只能依靠法律的完善。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尊严和效力。任何人不能说，我认为法律不公，就拒绝执行。你要么闹革命，推翻法律，重新制定规则，要么就该遵守。在法律社会就应该这样。
　　　　
选自陈洁著《山河判断在笔尖》，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

　　生平简介：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长。1952年后一直为北大哲学系教授。
　　讲述人：冯锺璞（1928-），笔名宗璞，生于北京，作家。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译著：
　　冯友兰：代表作为“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宗璞：小说《红豆》《三生石》等、童话《寻月记》《总鳍鱼的故事》等、散文《西湖漫笔》《三松堂断忆》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已完成一半，尚在创作中。
　　
　　采访手记：
　　就一己之偏见而言，我对冯友兰一直深表同情。我猜他是性情温绵的人，做不来怒目金刚、铮铮烈士。又一直在高位、受礼遇惯了，一朝乾坤倒置、换了人间，心里先存了疑虑存了怯。忽然间失落了，他茫然，很笨拙地想追回来。时间开始了，人人都表态效忠求进步，他自然跟进，批判旧思想、接受新思想，以求全于新时代，偏生遇了个冷面冷心。老先生到底不善此道钻营，弄巧成拙，落了个两头受气。
　　改造人的人倒成为大大的“改造”对象。
　　他或许有过失，但一定无罪。即使因了哗众取宠之心去积极迎合，毕竟没有伤过谁，没批斗陷害过谁，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委屈求全于一个苦难的世界。对委屈者的求全责备，是在为苦难的世界开脱罪责。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在局外站着说话的人，用完美道德的义正辞严来要求别人当贞洁烈妇，与礼教杀人的思路实在一脉相承。
　　推开柴门，穿过小石子甬道，踏上那叫做“三松堂”的小屋，踩着年岁久远、嘎吱作响的老木头，我不禁想，这小院曾经的主人，那个在我的哲学课堂上反复出现的老人，冯友兰，他在哪里？
　　而现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耄耋老者，鹤发，不童颜，只有一双孩童的眼睛。事实上，宗璞发苍苍、视茫茫，齿牙摇动。她坐在三松堂的老式旧宅里，缓缓地说着家事。空气中有久远的东西在流动，是受伤的叹息和哀婉。能看出来，她最看重的只有两样：她的创作，和她父亲的声誉。
　　她爱父亲，为之辩护，甚或有“护之过甚”之嫌，但我是理解的。在那个时代，谁的灵魂没被扭曲？尤其是知识分子。冯友兰不过是一个代表，只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她要为古人讨公平。已经被害人者伤了，又被被害者伤，她心里有不平。所以她坚持说，父亲是完人。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化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和1948年，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主持清华校务。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联大纪念碑文、《国力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大学与学术独立》、《论大学教育》等。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就说，父亲是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云南师大的雷希教授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说：“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过，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父亲一贯都重视教育，抗战时他写过一个布告，里面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要有人抗战救国，也要有人全力读书，准备着战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在云南，天天跑空袭，教学科研从不放松，云南大学外语系的李希文教授原来是西南联大的校友，他回忆说，父亲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有知识和技能的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
　　1942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师严而后道尊……今教授所受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教育部提出给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也被拒绝了，信显然也是父亲写的，说“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联大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也有父亲的努力。
　　这些教育思想在父亲是一贯的。在1949年后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他还想方设法写文章或发言，为之辩护。提出“抽象继承法”，写《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大学哲学系应该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当然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父亲很幸福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作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 扶我云天万里飞。”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涨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三十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滴了下来。
　　再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父亲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唯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1。哲学教授们自称为“哲学动物”，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85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79岁就不行了。
　　1990年12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
　　
　　父亲很委屈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鲁迅曾有诗说：“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很乐观，擅自改了两字“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事实终究是事实。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梁效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怎么会让她篡了权，应该去问共产党。现在有些人不顾事实，硬说冯友兰写诗给江青，还说这是人格分裂等等。他从来没有写诗给江青。如果捏造事实，上纲上线，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书。和朋友们谈起，都觉得其中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本来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纸上，还要称为历史，就要有根据，瞎说是不行的。
　　1932年，教育部请父亲出任高教司司长，他辞了。1934年，他从东欧回来，发表演讲《在苏联所得之印象》，被国民党当局怀疑是共党分子，逮捕，差点遭牢狱之灾。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还推举父亲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宪政。他不想做官，他只希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得好。至于他自己，有这样高的学术上的地位，他并不要求什么。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的缺点就是过于信任共产党和毛主席，一个哲学家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那时候不能容人有自己的思想，也不能沉默。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2年，他访问印度回来，刚到清华，还没进家门就被学生围攻批斗。他屡次检查过不了关，已经都剥光了，还过不了关，金岳霖、周礼全来看望他。金岳霖说：“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待了吧。”两人抱头痛哭。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我不明白，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何苦至于此，何至于如此对待。
　　1966年春夏之交，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是仅次于北大和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纸糊的高帽子上写了我的罪名，就是“冯友兰的女儿”。那天回到家，如果手头有安眠药，我肯定就不在了。后来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我偏要活着。我就不死！
　　1973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要知道，学习会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师批林批孔会上作《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学习发言，这都是例行的小组发言，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父亲并不知情。
　　父亲参加“批孔”，有其内在原因，二十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这里不能详细地说。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催。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80了，要留着时间写《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另外，父亲的思想中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对毛有一种知己之感，对毛的号召要说服自己努力跟上，努力跟上也是当时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他有《新编》没写，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现在我不能理解，不批评为什么会造成那种环境，而批评个人顶不住。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我要做完我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星期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为“冯锺璞先生八十寿辰 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我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我一直有写作的兴趣。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写滇池月光的散文，15岁写的，现在找不到，就把19岁发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前17岁还写过一篇小说。
　　“野葫芦引”是我一定要写完的，《南渡记》和《东藏记》已经出了单行本，东藏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正在写的《西征记》以投笔从戎的学生为原型，有一部分要直接写战争，我担心写不好，也没有办法。我多年来写作都是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是“三余作家”。可以加上运动之余，和老之余，就是“五余居士”了。现在运动没有了，“四余居士”也可。
　　另外，在中国写小说不容易。我下放回来后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写了第一句话：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但这句话我却永远记住了。后来我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就是说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小说写完。父亲写完了他的新编，我也能写完我的东西。
　　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真是个“野葫芦”，没法太清楚。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我写过一个“自度曲”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怀：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悠悠！托破钵随缘走。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选自陈洁著《山河判断笔尖头》，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

《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著，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定价29元。

    全书包括学术界、文化界22个名人的口述人生，其中大部分首发在《中华读书报》“人物”版，但报刊文章因为种种原因多有删节，本书结集的则是未删节本。

目    录

王铭铭：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
王晓明：说了，总会好一些
陈平原：书生意气长
张汝伦：八千里云和月
陈嘉映：此在、彼在、嘉映在
郑也夫：刺头、边缘人或魅力人物
董秀玉：从一而终的文化关怀者
严绍燙：象牙塔里纯学人
杜维明：此心安处是吾乡
叶秀山：仁者寿，仁者无忧
资家父女：特殊年代的亲情
江平：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
林斤澜：一事能狂即少年
何兆武：史中人生，愧煞人问
任继愈：为“官”终究为学问
杨宪益：云淡风清了无痕
陆平：女儿眼中的知识分子
张中行：流年碎影，都付顺生琐话
阎宗临：赢得生前身后名
陈赓家族：江山欲谋文武质
冯友兰：宗璞的青葱记忆

　　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米开外，杨先生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果然是大隐隐于市。
　　迎出来的是先生的女儿，她每年冬天都从贝克莱大学回来陪老父。我们采访的时候，她就在一边打太极拳，这是她唯一非美国化的表现。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醇厚而温婉，像一壶陈年花雕。他缓慢而认真的回忆，注视每一个说话人的眼睛，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他抽烟前问我们：“介意吗？”我临走手忙脚乱收拾包的时候，他用唯一能动的一只手指着采访笔，温然浅笑：“这个别忘了。”
　　先生嗜烟酒、嗜收藏、嗜诗文、还嗜情，都是终生不渝。但近百年的沧桑，终于淡尽了贵贱情仇。他几乎散尽所有的译作和藏品，只留亡妻的一幅肖像朝夕相处。他说“我的爱人”时，声音像在抚摸她。我问他人生中译作、打油诗和烟酒哪个最重要，他飞快地答：都不重要。他生命中唯一的重要在天堂，先生的心和精神也随着飞升，不堕红尘，这才是先生真正的传奇和辉煌，翻译算什么？

　　天津和牛津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园，养猫养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我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妈妈怀我的时候曾梦到老虎。后来我的儿子也死了，但我还是不信命。
　　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当时银行是私有的，北洋军阀都很感谢父亲给他们钱发军饷。他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也许他对我有期待，继承家业，搞金融。但我没有兴趣，只是玩。
　　我没有读过小学，家里给我请了教私塾的老秀才，叫魏汝舟。他的家被八国联军毁了。读的书是当时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后是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礼记》、《诗经》，也读《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史书。所有的书都不怎么解释，就是要背。我记忆力还可以，一般读个两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没挨过打。其实背不出也不会打，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没人敢打我的。
　　十多岁后我才出去读教会学校，但还是不认真，玩的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很认真，我就不跟他争，所以我总考第二名。小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最早想当孙悟空，大一点时偶像是诸葛亮，说明有点政治上的理想，不过没过几年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看书是很多的。我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是线装古书，经史子集都有，还有笔记小说，很多都带插图，很好看。不那么古旧的书我记得有成套的“说部丛书”，林琴南翻译的。这些书放在家里，没有人规定我要看，也没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随便翻，很自由，完全是凭兴趣选择。
　　我买书很多。当时天津有个玩的地方，叫“大罗天”，里面有卖书的，最早是先生带着去，后来我也自己去。我买书的习惯是宁滥勿缺，几乎是能捞到什么书，就先搬回家再说。有的书只是觉得插画好看，有的只是觉得书名有趣，就买了，买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则一定要买全了。
　　我有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喜欢古诗，我受他影响，读了很多汉魏古体诗和陶渊明，也学着写，主要是五言体，七言的律、绝就很少写了。唐诗我偏爱中晚唐的，唐以后的诗很少看，黄遵宪和康梁的诗或可一读，但诗味毕竟差一点。至于白话诗，比如胡适的《尝试集》，还有郭沫若、艾青他们，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诗。我对白话的五四新文学一直没有感觉，那一批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其他如茅盾、巴金，我都不佩服。鲁迅非常优秀，我没有翻译完鲁迅全集是很可惜的。
　　到教会中学新学书院读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上新学书院后我开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动机”的说法，想自己造一个出来，为此看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
　　不过，我读的最多的，除了古书，就是英文书。对英文诗歌，小时候我喜欢朗费罗和丁尼生，还有拜伦和雪莱，年龄再大一点儿喜欢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还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腊的萨福，也都喜欢。
　　上中学起，我开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亚。我还有个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马志尼，我中学看过他的《人的天职》，狂热地喜欢他，后来到英国留学时，我买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兴坏了。读了拜伦的诗《哀希腊》之后，我对古希腊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我决定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买了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个希腊人教希腊文，可惜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太多的文化，对我帮助不大。我到英国留学，学的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父亲去世后，经济来源断了，不过家里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还不错。我是独子，母亲当然还是希望我能继承家业，读中学时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可我不感兴趣，她也就算了，她对我很宽松，没要求过什么。但她对我有件事不满，就是家里请了个教英文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她就笑，说她的名字“徐剑生”可以对下联“快枪毙”。她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丈夫池大夫喜欢别的女人，她总是不开心，后来就自杀了。有一段，我们算是正式谈恋爱了，她比我大十多岁吧。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燕京大学，但还想考清华或北大。这时我中学的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了，母亲本来想要我大学毕业再出国的，现在为了把我和徐剑生分开，就让他带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伦敦， 先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过入学考试，但牛津不怎么重视亚洲学生，当年没有招生指标，我只好等了一年多，到处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当时牛津规定，要先学一年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再学一门专业，一共四年，毕业考试通过，分四等，才能得荣誉学士学位，要在《泰晤士报》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导老师曾跟我说：你要是用功一点，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只能拿三等，因为不可能给外国学生一等，结果毕业时我拿了四等。当时一般都是三等，少数优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两个吧。
　　我是一个坏学生。小时候读书就很随便，没花什么精力。在国内就是这样，对什么都感兴趣，看书很杂，都是闲书，没什么目的性。也看当时时兴的杂志，比如《学衡》。总的来说，读书全凭兴趣，觉得这样读书才是快乐，否则就成苦差事了。
　　牛津每年三个学期，我只有一个学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头玩，在地中海、欧洲旅游。后来还跟爱人一起去过巴黎、回国时经过加拿大。也买了很多书，尤其爱逛旧书店。英国的书跟中国相比很贵，留学生中像我这么买书的不多。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那时候才看的。和小时候一样，我买的书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买过一套法文的凡尔纳全集，结果读不下去。
　　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精神并不愉快，因为家乡被日本侵略。毕业前半年的样子，家里来信说，因为抗战爆发，家里破产了，不能再给我寄钱了。我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钱早就用完了，只好把书卖了做生活费。英国的书店回收旧书，一般是半价。我靠着卖书撑过了最后一个学期。但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没什么好吃的就少吃点，就这样吧，没什么要紧的。

　　爱情和亲情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Gladys?Margaret?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她出生在北京，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但她学得不算很好。我们在一起一般讲英语，算我照顾她吧。她后来还开玩笑说，她喜欢的不是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又说她汉语讲不好是因为我讲英语太多了。她长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也很爱国，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亲反对我们俩在一起，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自杀——这点叫她说中了。我母亲也反对，以为我娶了外国老婆就不回来了。后来知道我要回国，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天津已经沦陷了，母亲和妹妹把家变卖了，离开老家搬到四川重庆去住。
　　我毕业时收到了两张聘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腊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联大，可母亲希望我留在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我去。我就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的聘书。如果我去西南联大，国民党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所以也没什么后悔。
　　母亲租了罗家伦的房子，罗是中央大学校长，学校的名声不好，但罗还不错，我们一家人在抗战中第一次团聚，还是很高兴的。
　　我和爱人在重庆只待了一年，那时候可真不容易。我回国时带了四大箱书，大部分是外文原版书。结果过海关的时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们一声令下全部没收了。战后，我通过一个朋友去追查这批书，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部分，上面都盖着蓝色的方形印章，显示是“杨氏图书”。这个小印章记录了这些图书辗转几个国家的艰辛命运。
　　没有被日本搜走的小部分书，后来也命运多舛。它们陪着我从重庆到贵阳，走了很多地方，抗战胜利后，我赶往南京与家人会合，结果从西南沿江而下时遭遇沉船，又损失了一批书。连耗子都会成为图书的克星。重庆山地多老鼠，只要一只耗子，一摞书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齑粉。
　　当时重庆也有书店、图书馆，但基本上没什么书。市面上流行的大多是关于时局的书报，像唐瑜创办的《救亡日报》航空版，后来印刷厂被炸毁了。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卖，不过是违禁的。也出版《日寇暴行实录》这样的图文书。至于学校图书馆，有的都是很普通的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之类。外文图书尤甚，中央大学只有一两本《莎士比亚戏剧》什么的。我给学生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就凭我自己讲。所以那时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老师，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师就很好了，最好的书就是老师脑子里的书。
　　要说起来，也不能断言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差得不行，现在的阅读环境恐怕还不如那时。那时虽然书不多，条件艰难，但总的来说比较开放，日本轰炸重庆，大家都成了闲人。有时间读书，也好学。而且大家对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普遍不是太相信，习惯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也别有一种精神在。不管是学生还是学者，学习热情都很高，有真痴迷学术的。
　　一方面，大家都关心时事，我和乃迭帮着学生把口号宣言译成英语传到国外，我妹妹杨苡夫妇签名捐款支持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搞翻译，传播文化。
　　我妹夫赵瑞蕻在内地买不到像样的书，1938年途经香港时买了本法文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后来他在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开始翻译该书，1944年大功告成。赵瑞蕻的法语老师很高兴，说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炮火连天中，既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和学生运动，又潜心于名著的翻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在重庆的时候，上午发了薪水，就要火速赶去换成黄金或大头，然后再去买生活用品。否则到了下午，法币的薪水就要缩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兰芳的演出还是2万元一张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块钱吧。
　　你说的对，嘿嘿，我的书里有一些历史痕迹。是的，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册子，1936年前后的“丛书集成初编”，每册一两角钱，1950年的《敦煌曲子词集》定价4000元，吓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达著的《郑和航海图》定价回复到0.48元。这几种书的字数和页码都差不多，价格差了一万倍。
　　对了，说陪读重庆的文化界、文艺圈，你们一定要说说二流堂。抗战期间，文艺界很多人“流落”到重庆，居无定所。唐瑜外号阿朗，是个仗义疏财的报人，自费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在重庆中一路下坡，唐瑜从租地、买地，到绘图设计、施工监工，全程一手操办，先后盖了六七栋楼，著名的有碧庐、依庐等。呼朋唤友来聚居，吴祖光、夏衍、丁聪、盛家伦、沈求我、高集、高汾、萨空了、金山、张瑞芳这些剧作家、演员，都在他那里住过。
　　阿朗是南洋华侨，有一个有钱的哥哥作他坚强的经济后盾，他从南洋回国时，带了满载的小轿车、大卡车到重庆，后来车卖了，车上的物质食品都分给朋友吃了。吴祖光到晚年还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门，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马上就要到他们的家“碧庐”了，唐瑜突然看着远处一辆豪华大轿车发呆。轿车飞驰过来，溅了两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梦方醒，喃喃地说：“这是我的车，卖了……”
　　战时的重庆，文艺工作者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朋友们碰头，大多泡茶馆，但茶馆无一例外贴着“莫谈国事”的招牌，不能畅谈。于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会的首选之地。黄苗子、郁风夫妇，戴浩，还有我们都是自己有居处的，平时也乐于去二流堂欢聚议事。
　　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开玩笑来的。他们那群风雅放达的文化人，看了延安过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学会了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表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搞文艺的大多生活自由、做法散漫，大家便互称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庐聊天时，说要写一块匾额“二流堂”，二流堂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唐瑜荣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后的反右、文革历次运动中，二流堂被《人民日报》点名，当作“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被大肆攻击，打击的主犯吴祖光、新凤霞更是命运悲惨，令人感慨。
　　音乐家盛家伦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书甚丰，其中有买的、借的、拿的，还有偷的。上海的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开的大书店，盛家伦常常去站着看一天书。碰到书店打烊他还没看完，或者站得太累，书又实在爱不释手，他就顺便“把书带回家去看”，还说偷书不算贼。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很喜欢一册外文书，但买不起，犹豫良久还是悻悻然地出了书店大门。岂料盛家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把那册书塞给了他，那人对如此神偷，只有瞠目结舌的份。

　　译事和逸事
　　
　　我说我爱人很单纯，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说了国民党不爱听的话，当时重庆买得到《新华日报》，但总是受限制，不让看，她就常常买了看，还说过三青团的人像法西斯，别人就把她当共产党。还有一次，因为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人，有人就告发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特务。大学的聘书一年一发，第二年她就没收到聘书，那我也不干了，就离开了中央大学。这时香港大学要我去，可我不想离开大陆，就没去。这样换了几个学校，在贵阳、成都很多地方待过。
　　这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国立编译馆，觉得只有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没有把中文翻译给外国人看的，不好。他是我在牛津的同学，就想到要我们两个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搞历史研究，并不喜欢翻译。我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另一个是教书没什么意思，学生很复杂，比如有很多三青团，就是特务，我们应付不来。翻译比较单纯，轻松一点，就去了。本来也没打算以此为生的。
　　翻译的是《资治通鉴》，译了不到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也没出版，我看没用了，丢了也浪费，就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实秋的领导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后来刚解放时，在南京生活也不错。
　　1952年，我们到了外文出版社。因为他们社长刘尊棋很热情，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英国销路不大。
　　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后来领导换了，刘尊棋被打倒，这件事就没了。很可惜，这事要做成了还有一点意思，另外，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
　　周扬作文化部副部长，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红楼梦》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我的。我认识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欢红楼梦，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就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大跃进嘛，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座上宾和阶下囚
　　
　　我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抗日、国共两党对抗和合作、共产党统治，还是抗日影响最大，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抗日，然后是我回国教书以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愿意为共产党做一点事情，这是第二个理想。后来还有别的理想，比如研究历史。
　　刚建国那一阵，毛泽东常邀请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怀仁堂吧，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介绍说我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很好。毛一边跟我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我当时也很简单，就回答说：什么都能翻译。
　　当然也有我不翻译的。钱钟书被调到北京负责毛选的翻译，他也是我牛津的同学，学问很好，但英语并不是他的最强项，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给的条件很好。不过我拒绝了，也没别的什么原因，我刚在南京买了房准备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毛选我也没怎么看，没什么意思，也不喜欢，我一般只翻文学作品。
　　1968年，我们又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那天晚上我们没事做，在家里喝了半瓶曲酒，十点多有人敲门要我去办公室，去了就说军委会要逮捕我，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什么地方可以小便？他们告诉我了。别的我也没什么问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几十个吧，都挤在一个炕上，沙丁鱼似的，我就要别人挪个地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我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我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我说不是，然后就睡了。都快12点了，也该睡觉了。别的犯人也在睡觉，就睡了。文革那时候经常乱抓人，前一个礼拜我们的一个邻居，是外国人，刚被逮捕，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吃惊。黄苗子是朋友了，他写了《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一共就审讯了一次，是夜里，很多人拿着枪，带刺刀的，好像要枪毙我似的。问我认识什么人，要我写基本情况，我想了想，就写了中国的朋友和亲戚150个人，外国人有100个。后来也没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关了4年，我还教过狱友英语和唐诗。后来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给我照相，又以为是要被拉出去枪毙。当时也没怎么想，枪毙就枪毙吧，也没什么。结果不是，放了。说对不起，关错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又过了快一年，公安局来了很多人来道歉，还说关于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爱人也被抓了，外国人关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们。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差，暖气不够，还要干一点擦窗户之类的活。她也只被审过一次，就没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来。
　　
　　遗恨和遗憾
　　
　　我们坐牢的时候，儿子在湖北工厂工作，两个女儿下放到农村。文革结束后把孩子调回身边，儿子回来时精神就有点不对，只说英语，整天往大使馆跑，我们没办法，把他送回英国，不久他就在那边自焚了。
　　我爱人知道儿子出事后，当时就不行了，我喂她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吃。于是我们就计划回英国一趟。她跟我到中国后，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因私回家乡。当时组织上还不准，我们就给周恩来写了信，这才让走的。从那以后她身体就一直不好，特别是1989年以后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吧，我什么也不做，就是照顾我的爱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们在一起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对我来说，翻译一直都只是一种职业，我翻译的东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够做一点历史研究，也许成就会大一点。也不是说什么事业，就是自己感兴趣吧。不过没条件，也就算了。我兴趣最大的是古代史，从春秋战国到唐宋那一段。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总是没条件，历史研究需要很多书，我去的地方都没有好的图书馆，也没有时间，翻译很忙。这当然有一点遗憾啦，不过也就这样了，无所谓。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90多，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

摘自陈洁著《山河判断笔尖头》，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所谓的“正史”，亦统称为“二十五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典籍。明清两代，因为档案、《实录》以及相关文献保存较多，《明史》和《清史稿》的史料价值相较于此前的“正史”，稍显逊色。但面对浩繁的明清史料，这两部书却也不失为研治明清史的入门书，特别是《明史》，更是如此。至于元以前的各代正史，都是治这一断代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典籍。

　　但是，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来说，也许因为史料太多，问题极广，一般都是选择某一个断代作为基点，再上溯下续而关心与之相邻的两三个断代。所以，对这几个断代的“正史”下过功夫，并不罕见。如果对整个二十四史都下过通读的功夫，即以专业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而言，也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吕思勉先生即因先后通读过三遍“二十四史”而为学人钦慕不已（参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就》、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倘若一个并不以中国古代史为专业的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恐怕会更令人惊叹吧。

　　潘光旦先生（1899-1967）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不以治史名，但却通读过“二十五史”。在他的1961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称：“阅《新五代史》完。至此，二十五史全部阅讫，其中《史记》三遍，两汉、三国各两遍，馀皆一遍。惟南北史，前所阅本已让出，须再读一过，摘加圈点，方为有用。……夜开始重阅《南史》，得一卷馀。”（《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4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我们顺着这条记载往前翻。1961年1月1日：“试恢复日记。……阅《明史》张居正等列传，完214卷。”3月17日，“夜阅《明史》，合前完全书，前后跨半年有馀矣。开始补阅辽、金两史。”于是，我们看到，1961年3月18日始，读《辽史》。4月17日“读《辽史》完。……开始补阅《金史》。初步印象即较《辽史》为好”。6月2日，“晚阅《金史》，全书完。对外族只西夏、朝鲜二者，简略与《辽史》同，《元史》亦有此弊，殊令人觖望”。3日，“夜检出今后需补阅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及复阅《南北史》。开始阅《新唐书》”。10月4日，“阅《新唐书》，225卷完，全书完”。5日，“开始阅《新五代史》”。然后便是上引10月23日的那一条。

　　随后，他便开始读《南史》。12月12日，“午后至夜阅《南史》，全书讫，八十卷书看了五旬”。13日，“认开始阅《北史》，亦是再度为之，意在圈点出有关资料”。20日，“午前在办公室阅书，取归《清史列传》十函之三，备阅完《北史》后阅读，用代《清史稿》，所藏《清史稿》本书大字大，难作阅读用也……夜阅《北史》”。1962年3月23日，“阅《北史》，完100卷，全书完。摘加圈点廿五史，至此全部结束”。

　　因为现存的潘先生此前的日记，有1947年1月1日至9月2日，1949年8月13日至1950年3月6日；然后便是1961年的日记了。1950年3月至1960年底，没有日记，所以，我们从日记中无法得知系统阅读廿四史的工作始于何时。

　　潘先生的读正史，确乎是通读，即使如《五行志》、《天文志》也都阅读。如他在读《新唐书》时，1961年6月12日，说：“馀时阅《新唐书》，各志不分小题，行文又不分段另起，颇乖一般体例，摘阅、检阅均极不便。”15日记道：“馀时阅《新唐书》，完37卷，已至《地理志》。”

　　他在系统读史时，时间利用得也很紧，几乎是每日都读，是名副其实的“日课”。比如他在1961年7月到海拉尔休假时，也随身带着他正在阅读的《新唐书》。如如7月13日：“午休及夜饭后，阅《新唐书》，夜灯光不足，至游艺室为之，此际尚有人阅线装书，颇有人引为奇异者。”在开会时，也利用点滴时间阅读，如1962年3月9日，“午前出席‘神仙会’，在孝通寓，到者六人，只半数。午后与文藻、孝通同城，出席政协之民族组会。……在政协候开会时阅《北史》，完68卷”。同年3月24日，“午前在政协参加民盟小组学习文件之自由小结合……午休期间开始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午后至盟总部，听张文佑同志传达本月初在广州召开之科技工作会议情形”。7月11日，“二时许到东总布胡同史（良）宅，出席暑假前最末一次之小组学习，所谈颇感零碎。夜在史宅开会前阅《通鉴》”。

　　1962年4月1日，“洽订购较大量之卡片事，专为摘录廿五史中民族资料之用”。5月4日，“开始作二十五史中民族资料之卡片”。因此，潘先生之通读廿五史，是为收集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史料。但收集有关史料，并未限于廿五史。“摘加圈点廿五史”全部结束的次日，即1962年3月24日，“午休期间开始阅司马光《资治通鉴》”。9月9日，“阅《通鉴》，完294卷，全书完。此书自今年三月廿四日开始阅读，凡五阅月，开会期间亦力求不间断，至此幸告结束，仍将有用资料用红笔点出，如前阅廿五史之例。今后再阅，当改用五月间购得之胡注本，此则影宋白文也”。11日，“检出胡注《资治通鉴》，拟得间溜览，并就地理之注释文字特加留意”。此后，他还阅读了《左氏春秋传》、《十国春秋》、《水经注》、《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读史方舆纪要》、《图书集成•职方典》，等。

　　廿四史除通读之外，当时为编《辞海》有关中国民族史的部分，也在不断使用。1962年12月24日，“‘辞海’中国民族史一部分工作曾大量利用我手头藏书，稍致零乱，尤以廿四史为甚。竟日清理，并就每册右上角添注书目册数”。

　　日记中也有两处涉及对廿四史的购藏。1949年12月16日，“书贾送来元大德本《南史》，缺帝纪，列传大致完好，百衲本廿四史中之《南史》即用此本，因就校藏借出加以比较，获一梗概，仔细之比较尚有待”。19日，“细检大德本《南史》残本，得如下结果……此书贾索人民币十五万元，六折为九万元，等两袋面粉耳”。20日，“书贾来，将大德本《南史》购定，并付价讫”。这是对正史中零种善本的收藏。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曾购入过一整套廿四史。1963年8月15日，“中国书店魏君来……同店王君送到五局合刻本廿四史一部，书亦大，白纸较厚，比我七八年前所购入之一部更若初印，且分装小木匣44只，甚整齐，决意留下，并将前购者让出，换取此书，贴上木匣费百馀元，亦殊值得。惟明告王君，所贴之费亦不得不陆续付清，一时无此力量也”。不知他在七八年前所购得的廿四史是何种版本。195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曾将百衲本廿四史予以缩印出版，并对个别版面作过修补、撤换，不知潘先生何以未购此种。也许因为是洋装书，每册砖头样厚，通读颇不方便吧。

　　我总想，读书与查书有很大的差别，翻书来查跟用电子检索的方式来查，区别就更大了吧。我们对一个时代的了解或体会，是通过系统阅读记载这个时代的基本史料（至少是正史）得来的；得来的这个感觉或体会，也许是我们作任何专题研究或写任何一篇文章，都不会写出来的，但这却是我们思考或研究任何一个专题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通过系统阅读而得来的背景知识与我们所研究的专题是融合在一起的，而通过读研究著作，或通史、断代教科书所得来的背景知识却像是焊接上去似的。检索不能代替翻书，翻书当然更不能代替读书。文献电子化，使我们取得相关史料变得更为便捷和快速了，这使论著的写作变得更快了，征引史料变得更丰富了。在这种情况下，翻书乃至系统读书似乎显得不太重要了——在典籍没有电子化之前，即使为了查找材料而查找材料，查找者也必须一点一点去翻阅；而这个翻阅的过程，与电子检索相比，除得到所想要得到的若干条史料之外，似乎还能加深学者对典籍的了解和掌握，因为他不得不稍稍细心地阅读很多与他所要查找的东西不相干的东西吧。

　　我之知道潘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读大学时，适逢三联书店出版他译注的蔼理士《性心理学》，同学几乎是人手一册。那个时期，对于性的知识实在贫乏，但对蔼氏书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潘先生注中所引用的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同类例证来得浓烈。大家常用来开玩笑逗趣的，不是蔼氏书中的内容，而是潘先生提供的中国古代的实例。这些例子，原本在我们看来是荒诞不经之事，经潘先生一解说，便令人豁然开朗了，真有点铁成金之妙。随后，便是读到了他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书的内容未必看得懂，只是有震于开封犹太人的被同化——据说这是世界上惟一的例外；在当时“文化热”中，很难不引起学历史的大学生的兴趣吧。

　　潘先生的著作，目前收集最全的当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文集》（全14卷），从1993年12月开始出版，到2000年12月才得以出齐。我购置这部书也纯出偶然。2001年3月，在海淀中国书店见到文集的前5卷，售70元，觉得便宜，于是欣然购下。此后便不得不时时留心。2003年3月，在北大书摊以6元购得第8卷。这更增强了我以低价配齐全套的决心。不料此后便再也难觅低价文集零种，无论是在旧书店、北大;人大的书摊，还是在孔夫子网上。直到2007年9月，在海淀昊海楼地下室“淘书公社”以半价购得第6卷精装本（这是我所购文集中惟一的精装本）。这让我对配齐此书有了危机感，特别是其时第三极和中关村图书大厦，都有全套文集出售，却不予拆零。于是，2008年2月，毅然于海淀第三极以八折购得第7、第9、第11、第13卷；我很想将缺卷全予配齐，却未能如愿。同年11月，在卓越网搜得，即立刻以八五折购得第10、第12卷，所以我在第12卷的购书题记中，不无得意地记道：“至此，全书配齐。”配书的时间，正好与出书的时间一样。《文集》第14卷收入的是《人类的由来》，我是以半价购得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版。

　　我们从潘先生的照片中，总能发现他叼着烟斗。烟斗前后是否换过，我不知道；但至少其中一个烟斗是他用老竹根自制的，并在烟斗的斗腹上自题了铭文，曰：“形如龙气如虹 德能容 志于通”（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照片）。“德能容志于通”，应该是每一位人文社科的学者所应追求的目标吧。我很想请一位书家朋友将此写成一幅字，悬于书房，以时时鞭策自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刊于《书品》2009年第4辑

    倪咏娟

《集书人》，[德] 彼得·魏特哈斯著，赖雅静、张淑惠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一版，29.00元

《愤怒书尘》，[德] 彼得·魏德哈斯（即彼得·魏特哈斯）著，王泰智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第一版，18.00元

《法兰克福书展600年风华》，[德] 卫浩世（即彼得·魏特哈斯）著，欧阳斐斐、蔡嘉颖、天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46.00元

　　德国，并非世界最大的出版国，德语，也非世界最通行的语言，然而半个多世纪来，一座名叫法兰克福的德国城市却一直举办着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每至金秋，全世界爱书之人便汇聚于此，展示新书、洽谈版权、交流心得。作为世界书业的“奥运会”，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吸引着百余国家、数千参展商、数十万参观者前往“参赛”，使得这座德国中部城市每至十月便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法兰克福书展达到今日之规模与影响，有一人不可不提，他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前任主席彼得·魏特哈斯。这位主持书展长达25年的掌门人，在任内大力推动书展朝向专业化、国际化、数字化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各地大小书展的典范。为了表彰魏特哈斯的卓著贡献，人们亲昵地称他为“法兰克福先生（Mr. Frankfurt）”。
　　值此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大幕将启，中国作为主宾国即将登台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魏特哈斯的自传《集书人》。书中详细披露了这位“法兰克福先生”办展25年来的甘苦心得，同时也呈现了法兰克福书展在跌宕时代中的曲折历程，以助我们近观这座“书之天堂”。
　　
一个战后德国青年的文化选择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已然功成身退的“法兰克福先生”早年曾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流浪客；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今日德国文化的“代言人”，年轻时却是一个全面抗拒德国与德国文化的愤怒青年。这些转变，虽然表现为一个年轻人的思想转向，却也折射出战后德国青年一代的某种文化选择。
　　魏特哈斯出生于1938年，在鲁尔河畔的小城米尔海姆度过了求学时光。不过，他似乎并不喜欢这里，小城中压抑逼仄的气氛使他一再想要逃离：“每当第一阵春风吹过这座平淡无奇的城市时，我就无法在这里呆下去了。”多年后，魏特哈斯在回顾这种难以遏制的出走欲时，不仅归因于青春期的好奇心与叛逆心理，还从当时德国特有的时代氛围中找到了根源。
　　战败后的德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知困境——以前深信自己是被选出的神圣民族，现在必须承认这个国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雪上加霜的是，战后经济重建使得父辈们无暇他顾，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孩子们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却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与历史观的有效指引。为了对那些10岁到12岁的孩童进行战争教育，学校常会带他们观看一播就好几小时的集中营影片。孩子们不得不目睹堆积如山的尸体如何由推土机运到沙坑里，看着僵硬的肢体好像被扔弃的玩偶般跌下坑去。“我们都沉默着，因为我们不知道看过这些场面后，应该怎么办。”
　　与无措感同时滋长的，是对生活环境的恐惧——“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每日和我同乘电车的那些人干的吗？”在这场“现代性大屠杀”中，许多平凡人成了不自知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即便是“死刑执行者”也有其天真世俗的常人面目。这让德国青年们陷入一种疑惧中。而另一些悲剧制造者仍毫发无损地活跃于政治舞台，如对屠杀俄国、波兰和犹太平民负有重大责任的特奥多尔·奥伯兰德居然成为了政府的难民部长，又让魏特哈斯深刻怀疑“真的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么？”。他甚至进而认为，自己仍然是“这个可怕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
　　这是一种尖锐而痛苦的觉醒，它不仅使魏特哈斯在面对社会时感到茫然，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厌恶感。他叛逆，进而反抗，“从此，我拒绝德国的一切，我自己也不想是它的一员。作为德国人我感到痛苦，我要寻找另外的、陌生的属性”。他开始大量阅读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试图进入不同的世界。他还尝试各种“长途的旅行”，法国、英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为自己规划了一条逃离德国之路。
　　这是一段漫长的自我放逐之旅，同时，也开启了通向未来的路。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现实旅途上，魏特哈斯的异国之旅并未能帮他忘记自己的国家，反而处处提醒着这位“异乡人”的真正归属。1965年，他在哥本哈根一家印刷工厂上班的第一天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遇”——全体职工齐齐起身立正，举起右臂向他高呼：“希特勒万岁！”。
　　这些经历的累积使得魏特哈斯逐渐意识到，“回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重新审视命题之后，他找到的解决之道是把那些模糊的罪恶感明朗化，并试着接受它：“这样才能找到我的德国属性，而不至于整日头上顶着污浊招摇过市”。他下决心接受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的事实，结束漂流的日子，回到那个“问题成堆”的祖国。
　　魏特哈斯在这关键几年中的悟得，成为其后来事业的起点。尤其在进入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开始负责海外书展业务后，他更是找到了将所思所得付诸行动的明确方向——向世界呈现一个理性、文明、开放的德国形象。他为自己订立的目标是：介绍德意志最优秀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从而让世界和这个刻板的德意志国家及脆弱的德意志性格实现和解。
　　多年之后，他将这段曲折且艰难的心灵历程写成了一本书，起名为“把愤怒写入书尘”（中译本名为《愤怒书尘》）。

　　从展现德国到沟通世界

　　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书展两次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一战后，因战争激化的民族情绪蔓延到了出版领域，法国阿歇特出版公司在一篇双页广告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销售或购买贝德克尔的书就等于金援德国。”（贝德克尔为德国著名出版商）。1919年10月德国书业人士开办“第一届国际法兰克福展”，希望借此化解英法两国书商对德国图书与教材的仇视，弥合国家间因战争而产生的裂隙。二战后，作为战争祸首，德国国家形象一落千丈。人们再次试图接续600年前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举办了“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并延续至今。其深意所在，用魏特哈斯的话说，是借助文化的交流实现“世界与德国”的和解。
　　法兰克福书展的这一诉求与定位，正合魏特哈斯的心意。1968年夏天，当时还藉藉无名的魏特哈斯进入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在最初的5年中，他一直负责德国图书的海外展出，核心任务就是向其他国家推荐德语图书并介绍德国文化。其间，他走遍了北美、南美、亚洲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外展工作不仅帮助魏特哈斯开拓了眼界，实践了文化理想，更现实的是，磨练了他的工作能力。这是一个对综合素养要求极高的岗位：需要了解图书产业的整体状况，也需要培养筹办会展的综合能力。在经历5年锻造之后，当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监事会决定由这个只有36岁的“年轻人”接任书展主席时，一切都已是顺理成章。
　　从外展负责人变身为书展主席，不仅是职位的升迁，也带来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如果说，外展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向世界介绍德国”，那么回到法兰克福书展主会场，魏特哈斯所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向德国展现世界”，进而“如何让不同世界彼此了解”。
　　回望魏特哈斯执掌法兰克福书展的25年，从1975年到2000年，正是一段隔绝与沟通并存的年代。现实中的铁幕阻断了人们抵达彼此的途径，沟通的渴望因而更为强烈。有鉴于此，魏特哈斯为书展定下了一项重要使命：为这个世界中的不同文化相互开启门户。
　　魏特哈斯颇具雄心地要把法兰克福书展办成一个具有顶尖水准、世界影响与持久发展力的书展，这就要求书展在专业性、国际性和前瞻性上有卓越超拔之处。如今审视魏特哈斯办展25年的“成绩单”，可知他在这三方面也最为用心。
　　在提升书展专业性方面，魏特哈斯的最大贡献是改变了书展的功能与格局。前任主席陶伯特是一位温情脉脉的老绅士，书展因其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呈现为一场盛大的“家族聚会”。然而，随着书展影响力的传播，参加人数大大增加，这就要求书展必须提供更具专业性与实质性的会展服务。这种从“家庭聚会”到“专业会展”的革新，是魏特哈斯上任伊始便明确下来的新方向。
　　保持信息流的通畅与有序，帮助人们快速找到自己的商业伙伴，是衡量一个书展专业与否的重要指标。为此，魏特哈斯重新规划了摊位号码，启用一套简明有效的引导系统，并印制在主目录上以供查阅。更富成效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被沿用至今的机构创设——设立分类中心。魏特哈斯在接手书展第一年便开始策划各种“中心”：新闻中心、文学经纪人中心、外国书商中心、德国书商中心、插画家中心、译者中心。这些中心专为书展上一支由书商、图书馆工作人员、文学经纪人、插画家、译者和记者等成员组成的“移动大军”而设。由于没有聚集地，参展商根本无法掌握“移动大军”的行踪。设立各分类中心后，参展商们要找到他们便容易多了，而中心也能帮助他们获取更有针对性的信息，引导其参与花样繁多的展场活动。
　　举办一个国际性书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展现更为丰富的世界面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办展。内容，是至为关键的切入口。1976年，魏特哈斯筹划了第一个主题馆——拉丁美洲主题馆。主题馆将瑰丽奇崛的拉丁文学带到欧洲，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拉丁文学热。正是在这股热潮中，法兰克福书展一举成为世界出版的聚焦点、国际出版圈的意见中心。
　　从1988年起，另一个更具垂范意义的计划——主宾国计划付诸实施。这是一个既富想象力又具实用性的构想：每年由一个国家担任主宾国，负责整体策划当年的展示主题与内容。对参展国来说，可借书展平台宣传本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而书展公司则可专注于提供更为专业的会展服务。各国颇倾心于这一构想，从1988年起，意大利、法国、日本、西班牙、墨西哥、荷兰、巴西、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瑞士等国轮番登场，好不热闹。主宾国计划也为法兰克福书展带来了国际性声誉，在引入国家力量参与办会之后，书展于规模、规格与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鼎盛，无可比肩者。
　　考虑到书展的未来发展，魏特哈斯在书展电子化方面做了颇多尝试。从1984年起，书展便会安排展出空间以支持新媒体，吸引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出版公司。1993年，书展领导团队更是将当年书展主题定名为“法兰克福迈向电子化”，显示出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书展迈向信息化的迫切心情。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远程目标，魏特哈斯希望书展能“成为传统出版社与新媒体信息供应商之间的桥梁”。之后的每届书展他都会策划一些与电子图书有关的主题活动，“电子出版物”、“软件书”、“口袋电子书”这些如今耳熟能详的名词，很多都是从法兰克福书展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
　　卸任之际，这位法兰克福先生交出了一张不俗的“成绩单”：
　　参展商数量增加了145%，从3903家增加至9545家；
　　参展国增加了75%，从60个增加至105个；
　　参观民众增加了93%，从15万人增加至29万人；
　　期间，共举办6个主题馆和11个主宾国活动，筹办大小活动2340场。
　　
　　兼容并蓄的气度与远识
　　
　　魏特哈斯因其年轻时的种种行为与立场曾被同行疑为“左派分子”，为此他在《集书人》一书中专门回应了这一质疑。在一段名为“我是左派吗？”的章节中，他写道：“所有政治观点、意见，不论是左是右、是军事独裁者或左派独裁者、是解放组织或右派独裁者都能在书展上各自表述，这点对我而言一直都非常重要。”对于魏特哈斯来说，属左属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都有表述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先生”的观念，也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理念。
　　作为一个全球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自创办以来一直力主平等地对待各种语言与文化。书展对于参展商，无论其来自哪个阶层或掌握多少市场占有率，皆一视同仁。葛拉德、柯伯等书展元老在创办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时便提出了一项原则：每位参展商，不论大小，一律占有两个摊位。在此后经营中，这种被精心维护的“平等”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定贯彻于书展的方方面面：通过展位定价限制大出版社的扩容；禁止财力雄厚的参展商在书展目录或是自家展位外猛打广告；安排“第三世界”及中、东欧图书交易弱势国家搭配10－12个图书产业大国混合参展。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扶持小型参展团体融入法兰克福书展，不致因大型出版社的优势地位而被排挤到边缘，或丧失存在的意义。
　　然而，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易，这一原则开始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美国、英国两大书展强势国家扮演起意见领袖的角色，不断要求改变这种基于“整体平衡”的摊位安排。他们要求转移到更好的展馆及位置，并提出要将包括两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划入同一展区，而这势必导致其他国家及主题板块的参展商被拆分得七零八落。
　　为避免各小型出版社团体被一再边缘化，魏特哈斯一面设想多种各方更易接受的方案，一面周旋于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强势出版集团之中。然而，政治经济利益与人文环境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得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监事会——魏特哈斯的老板们——决定接受英美两国提出的参展要求，依照他们的要求调整展位布局，这令魏特哈斯感到十分沮丧。
　　平等之不可得，则寄望于相对的平衡。在会展布局上的“失利”使得魏特哈斯更偏重于在会展内容上做些“弥补”。多元化，是其在内容上实现平衡的重要方式。为此魏特哈斯组织了拉美、非洲、印度等主题文化馆，而在作为接棒计划的“主宾国”活动中，墨西哥、巴西、匈牙利、立陶宛、阿拉伯国家、韩国等非主流国皆有属于他们的“法兰克福之年”，也都得力于他的不懈争取与协调。
　　对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魏特哈斯显示了一个顶级书展掌门人的气度与远识。冷战时代的苏联及东欧集团出版社，每年都由政府大力资助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出资人，这些出版社都无法前来参展。对此出现了两派主张，一派提出让市场机制自行运作，等他们有能力时再来参展，另一派主张书展应扮演更主动的媒介角色，起到更积极的推动作用。魏特哈斯赞同后一种主张。他不仅向东欧出版社提供各种补助，还在几乎所有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当时“独联体”国家的首都举办出版社行销与管理工作坊。后来，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出版人，长期活跃于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
　　魏特哈斯说他因办书展而喜欢“集书人”——搜集国际书业的人才，这些同时拥有智慧与理想的人们是他真正的同道。只是在这场高朋满座的聚会中，必然存在着矛盾、纷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着实考验主人的智慧。魏特哈斯曾提出过一个处理分歧的理念：“为其而战（fight FOR them）”而不是“与其作战（fight AGAINST them）”。把自己融入到问题中，站在对方的立场而不是对立面上去考虑问题，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是魏特哈斯所倡导的一种办展理念。正是怀以这种包容的姿态，他将一个又一个美丽新世界引领到人们面前，引导人们抵达彼此的精神世界。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主宾国——中国，古老的国家与悠久的书展终于交汇在一起。在这场秋天的盛会上，相信热衷于“集书人”的“法兰克福先生”一定不会错过来自东方的书卷、香茗与博雅的爱书之人。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16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