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金波

吴文辉  

　　从“李寻欢”到路金波

    与网络文学的结缘，人人皆有不同。有的是因为兴趣，有的是因为好奇，有的仅仅因为一点点虚荣心。

　　对于1997年的深度网虫李寻欢而言，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可能就是有一点希望赢得网友尊重的不服输。那时候的他，骂足球，发牢骚，攒酸文，混论坛，聊QQ，张扬而快乐。作为第一批网络从业人员，李寻欢上网条件自然很好，但也不能满足他的网瘾。他们的口号是“相约八点半”，每天上网到夜里一点多，上网费一月一千多元，用去月收入的一半。刚开始，李寻欢在IRC里聊天，不久就转战BBS，当他把文字写成三段以上，发现那就是文章。所以他说，最早的网络写手，之所以后来成为所谓的“网络作家”，完全是偶然的。至少1998年前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在网上涂下的文字会变成铅字。

　　《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在1998年的出版，使李寻欢成为“网络文学”的先锋之一，并深深体会到网络文学带来的甜头：“我的书能卖10万本，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上报纸。还有一次，我住在北京，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旁边有人说：这不是昨天上报纸的那人吗？我享受到小明星的待遇。所有的网络文学评委会都有我，还编了几套网络文学的丛书，成为‘网络文学’新概念的代表人物。”

　　1999年至2000年初，正是中国网络热潮风起云涌的时候，李寻欢投身于网络文学，开阔了视野，并结识了一大批网友，而早期的网友，直到现在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没有网络，他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这一点毋庸置疑。很快，当时最知名的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邀请李寻欢担任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的评委，紧接着他正式加入榕树下，最初担任内容总监，之后担任战略发展总监、上海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榕树下，李寻欢开始从文学青年向文化经理人转型。从2000年开始之后的3年时间，他其实不写东西，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2002年，贝塔斯曼接手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离开。李寻欢带着小徐“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贴子”的潇洒，以老柳“执手相看键盘竟无语凝咽”的深情，用他惯常的做作虚伪故弄玄虚撒泼打诨嬉笑怒骂，出版《粉墨谢场》和大家说再见。但这不是他对网络生活的放弃，而是对“李寻欢”的放弃。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几乎从不上网，在公司也只是发发邮件，看看新闻，对网络聊天深恶痛绝，对论坛什么的不感兴趣。我对网络的态度已经非常平淡，非常中性，这些都是和早期著名网虫或网络写手李寻欢的形象不符的，所以我选择了放弃这个笔名。”

　　李寻欢恢复了原名：路金波。他离开了榕树下，摇身一变成为出版人。从2003年到2005年，路金波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学习期”。因为最开始他连什么是印张、开本都不懂，出过一些亏本书。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

　　然而很快，路金波在文艺出版界名声鹊起。他成为聚星中文网总经理，先后签下韩寒、安妮宝贝等畅销书作者，并以付给作者“天价”版税震动业界，被称为出版业的“捣乱分子”。几年时间内，他先后出版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蔡智恒的《洛神红茶》、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和《莲花》、今何在的《若星汉天空》、孙睿的《草样年华II》、郭妮的《麻雀要革命》、《天使街23号》和《恶魔的法则》、韩寒的《一座城池》、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等。

　　更重要的是，他掌控着一个优秀的出版团队，试图将出版工业化。

　　比如郭妮作品，规定由一个团队共同完成。“聚星”团队根据市场调查每次给郭妮提供两千字左右提纲，包括主要人物、故事脉络等框架，由郭妮来扩充情节完成写作。在这里，编辑从一开始就参与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把书作为一个产品监制完成。通过对市场的调研和分析，制定出类型化故事，路金波通过郭妮手下的键盘，把出版变成了工业。

　　他不按常规出牌，用大资本拿下一个个畅销书作家，曾在业内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他坦然处之：“我们给行业增加了新的活力。就像其他行业一样，进入一个有竞争的领域，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的措施是在不亏本的状态下，创立自己的品牌。如果按照常规模式，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规模。所有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都应被积极看待。”他称之为是“扩张期”。

　　继将榕树下更名为“贝榕”后，路金波与辽宁出版集团合作成立的新公司“万榕书业图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公司成立的第一把火便是推出“打开自己、海阔天空”———“万榕”七喜名家澳洲行活动———由韩寒、安妮宝贝、张悦然、安意如、蔡骏、沧月等12位知名作家组成的明星作家团，从7月15日开始，历时七天，一起完成由七喜品牌赞助的绿色漂流行程。行程结束后，12位作家每人都会以坚强为主题，结构经典童话，给经历过地震灾难的小朋友写一篇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并集结成书。他说自己经历了学徒期，发展期之后，正逐渐成为成熟的出版商。“我希望打造国内领跑的出版机构，再有三年五年能打造一个中国最好的文艺出版社。”

吴文辉与“起点网”

　　在网络文学的舞台上，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李寻欢的“粉墨谢场”与吴文辉的“登台亮相”再确切不过。他们走的路线完全不同，路金波由网络文学创作起家在传统出版业中大显身手，吴文辉则是白手起家，搭建起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平台。2008年7月中旬，“万榕书业图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前的4天，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出任盛大文学总裁。短短6年时间，起点网注册用户达到2500万，流量达到2.3亿，作家数量有18万名，作品量有22万，每天大概有3000万字的新增内容，每天有近1万篇新的作品更新。网络小说原创作家中80%~90%聚集在起点平台上。在百度上搜索出的小说关键词中，排名前50位的，大多数是起点上的小说。

　　吴文辉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之后，在方正集团从事软件技术工作，从小喜欢看各种类型小说的吴文辉业余时间几乎都挂在网上。但他发现常去的几家文学网站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内容量少、质量不高，作家创作不稳定，作家和读者交流不顺畅，互联网原创行业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完全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起点网的雏型就这么形成了。吴文辉、林庭峰几个同道者一拍即合，组建了一个松散的文学网站的同盟协会，时间是2002年，吴文辉称之为“史前阶段”或“蒙昧阶段”，网站没有盈利，大家完全凭着兴趣和爱好在做。次年初，有人从网上主动找到吴文辉，表示愿意出一台服务器做网站。网站初步得以稳定。

　　好景不长，不到4个月时间，那人突然消失，服务器也随之消失，网站不复存在，资料和内容全部丢失。

　　这件事令吴文辉、林庭锋们重新审视网站的存在方式。再这样居无定所，网络永远无法成长壮大。他们决定凑钱购买服务器维护网站，同时制定详细计划，希望努力做出一些事情。“当时互联网环境不好，投入基本可能没有回报，有可能继续亏损，有可能需要继续投资。但是大家义无反顾，愿意为兴趣投入的人留下来，另一些人退出，成为普通的支持者。”吴文辉说，参与的人少，凝聚力反而强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对自己很重要，愿意投入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们做得很用心，很艰苦。服务器买回来之后，需要重新收集所有数据，把两千本书、两三千万字的内容一点点上传更新，几个人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每天都会有新增内容上传，由于最初的网站内容开发进度慢，吴文辉和另一个伙伴有半年时间晚上没有出过门，就待在家里等其他朋友把内容收集好后再上传内容。他说，那时不觉得辛苦。看到网站不断成长，看到不断有作家涌现，是件有趣的事情。

　　2003年10月，起点网全面实行付费阅读。“实施阅读付费，其实冒着很大的风险。同行业都是免费阅读，如果用户不接受，读者不买账，作者不买账，可能就此失败，起点网有可能彻底消失。没想到第一个月收入5000元，这部分收入他们用来支付稿费，最好的作者拿到了一千元。”吴文辉说，事实证明阅读收费的商业模式是正确的。起点网由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用户和阅读进入迅速膨胀，流量从100万上升到800万，远远超出了同行业。

　　所有沉迷于起点网的写手与网友，大概并不了解起点网背后的运行模式，付费阅读带来行业内巨大变化，而成为行业内领袖的6个起点网负责人分别住在5个城市。最初的起点网支付稿费的模式不是月结，只要作者提出要求，就需随时汇款。由于自己居住的县城无法办理电汇，林庭锋曾经在一个月内11次跑到广州给作者汇款。

　　以原创作家的平台，然后进行内容宣传、包装，再对小说内容进行多平台开发、销售，实现多维版权增值，这大概是吴文辉比较得意的前瞻之举。2004年，当其他站点还在纷纷效仿起点网以作品为尊时，起点网已经看到了网络文学站点先天所具有的巨大漏洞和弱点。吴文辉说：“首先是我们缺乏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其次，网络盗版的冲击比想象中的严重，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背后资源进行反击和应对；第三，互联网竞争激烈，虽然起点网起步比较好，但是同样面临着挑战。我们需要有着正规管理经验和经营经验的外力，对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进行完善和调整。”

　　2004年10月，被盛大以1600万人民币全资收购，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制造了若干图书神话，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案例是《鬼吹灯》。这本原创热门网络小说，在网络上吸引了千万点击率，作为实体书出版之后，登上去年中国畅销书排行榜。除了这项成绩之外，这本书的开发链条涉及网上付费、图书出版、漫画、声讯、海外版权、电影和网络游戏。利用《鬼吹灯》作为剧本的电影正在筹备中，电影阵容强大，杜琪峰监制，徐克导演。吴文辉表示，会将《鬼吹灯》拍成《印第安纳琼斯》、《魔戒》一样的系列大片，预计2009年推出。

　　2006年，起点网在流量即将突破一个亿时，盛大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天桥计划筹备新闻发布会，吴文辉仍然惴惴不安。

　　和起点网一起成长的过程，是吴文辉见证网络文学成长的过程。一路走来，吴文辉可谓如履薄冰。付费阅读不被接受怎么办？起点网流量在发布会之前不能达到一个亿怎么办？

　　所幸的是，起点网的成长永远超过他的预期目标。在发布会之前的半个月，起点网日点击量突破了一个亿。这时，起点面临需要跨越的阶段。作家团队虽然经历了空前的壮大，但是依然与用户的需求有差距；作品良莠不齐，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孵化需求，开始成为起点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不断奋起直追的竞争对手，形式单一的分成模式也已经不能承担黏合优秀作家的重任。

　　针对这些问题，起点在2007年年初就策划了国内电子出版行业最大规模的作家培养与激励计划。

　　2007年3月9日，起点中文网推出了“千万亿行动”，以培养更多的作者，其中便包括“网络作者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他们与上海社科院合作，聘请著名教授和作家授课，并展开各种采风、研究和专项讨论会等活动。起点把最优秀、最受读者拥戴的作者分批地送入这个班深造，提升作者的人文素养和写作水准，起点负责他们全额或部分奖学金。除了这个研修班，“千人培训”还提供了让更多网络写手充电的机会，比如对所有和网站签约的数千名作者开展针对提高写作和文学素养的函授、网络培训、讲座等培训课程，全面给予他们培训与发展的机会。“万元保障”是针对原创作者的一项综合福利计划。增资以后，起点会在各个方面提高原创作者的待遇和福利。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措施是，起点承诺所有的起点签约作者，在完成与起点所签署的合同的前提下，起点将给予他们一年不少于一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保证，免除作家的生活之忧，来创造更好的原创作品。同时为作家们提供人身健康保险等多种福利措施，保障他们的写作环境。吴文辉说：“这跟很多互联网不同，他们80%的资金用于推广，对我们来说，作品是最好的名牌。因此更愿意把资金投入作家身上，加速他们更快成长。千人培训已举办了4届，采风活动从今年6月份开始实施，‘万元保障’把最低作家收入提高到1200元，同时享受各种福利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些规章制度还在不停修订中。”

　　吴文辉更像一个旗手，引领、规划这支浩荡的网络文学大军前行，胸怀大志并从容淡定。与最早创办起点网时相比，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找到了真正“躺在书海里”的感觉。他非常清楚，所有的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品，都是从起点这么一个草根的web2.0平台涌现的。正是因为这个平台得到了成万上亿的网民的参与，才真正凸现出起点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也才真正让人感受到原创文学的魅力。吴文辉说，“千万亿计划”其实跟起点之前的许多工作一样，都是朝着更好地扶持原创作者、创造更好的原创文学内容的目标努力。但由于1亿增资的基础，所以此次计划铺设的面更广、力度更大、历时更长。他希望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计划，这将对起点、甚至整个文学界来说，又是一个未来的新“起点”。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3日第10版）

    1、萝卜花　转眼间，网络文学在中国生成、生存、生活、发展已有10年。印象里不过短短的一瞬间，可再想，其实不短了。从286攒机起步，我个人的电脑已换过N台。在此期间，认识、读过、红了、紫了、颓了、洗手了、蒸发了的网络文学写手也有一大箩筐。可仔细想想，感觉好像所谓网络文学10年后终于还只是一碟配菜，其中身价高声名大者，也无非凉拌海蛰头、芥末黄瓜、时蔬什锦之类。而其糟糕者，则犹如冷拼中的萝卜花。它们为餐桌上的那席不断更换的硬菜镶嵌上一道时髦、养眼的花边儿，它们虽可以吃，但实在不好吃。

　　2、偏房人格　转眼间，成名自网络的一干人马娶妻的娶妻，生子的生子，出文集的出文集，入作协的入作协。如是“归宿”皆大欢喜，但其示范效应却犹如一道巨大阴影。简单说，在这道阴影的恩宠下，那些红在网络、炫目于网络、名利双收于网络的各路大侠一直认为，直至印成纸书出版，方才“修成正果”。这种典型的小妾心态、偏房人格从本质上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创新思维。不创新，单靠网络平台，我们看见的，还只是一部TXT的西游、三国或三五种分行的琼瑶、海岩……这这这有劲吗？

　　3、回车　转眼间，回车依旧是网络文学的重要标志。这样看，它甚至不如因此倍遭诟病的“梨花诗”。及至靠点击率赚金币、在一个虚拟空间中赢钱赢房赢地的新网络文学模型浮出水面，回车，更是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技巧，一种偏离文学本义的网络胎记。可遗憾的是，这则胎记对于文学而言无关紧要。用流行语说，它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除非它在手机上阅读，否则，它的回车在纸媒上完全无法构造出一种致命诱惑。说起来，回个车无足轻重，可当有太多的小事分散掉了作者对于文本、人物、情节之类文学要素的关注时，一粒耗子屎也就欢天喜地坏掉一锅汤。

　　4、商业链　转眼间，网络文学的商业链好像已然形成。不过，打一开始，它其实是以一种走偏的方式亮相的，因为这个所谓商业链所呈现出来的，依旧还是“网上成名网下风光”的大致路径。这样，“网络文学”之网络展示的部分如一扇广告橱窗，一台招商引资的主题晚会，而其“文学”的部分则仍旧要拜海德堡文明所赐：落地成书心始安。这样，那些被网友疯狂点击的成名作从一开始就更像片花儿，其主导诉求只在吸引眼球而非展现实力。这样，所谓网络文学的商业链充其量还只是个商业“点”而非商业“链”，跟谁链啊？跟纸媒？

　　5、野心　转眼间，网络文学并未在10年的操练中摆脱对于传统纸媒的依赖，独自生长，长大成人。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即在于其制造、生产程序的过度自由。那些优秀网络文学作者、作品就算因拒绝网络平台而在广告效应、周知效应上大打折扣，可他们终究会黑马越位，锥子出头。而那些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的作者就算红透网络，终于还是会快速蒸发吧？我认为，虽已时至新世纪，可文学作品的技术要素、内容要素等并无本质改变。这等于说，无论你“穿越”还是“戏说”无论你“情色”还是“戏仿”，网络平台非一个可能降分录取的收容所。当一位年轻写手因为“自由”而将成名野心压过文学野心时，麻烦就来了。对文学而言，野心从来不是坏东西，可前提是，它应该与技术与经验的不断增值相匹配，而绝非仅止于对于点击率的孜孜以求，那太小儿科了吧？

　　6、审慎乐观　转眼间，网络文学将迎来自己全新的又一个10年。既然过去10年热闹喧嚣纷纷扰扰的种种不过还只是“路演”性质的试水之旅，那么未来的10年对于网络文学而言，要件在于创新。既然将红楼梦分行后放到终端手持的“PDA”上去读绝非网络文学，那么，我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期待那种完全有别于《刺激1995》的《越狱》、真正具有网络属性、超链接、不宜纸化、想落天外的真正的网络文学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上亮起自己笔直的桅杆。对此，悲观者说，你说的这种网络文学尚未受孕，精是精，卵是卵，可我则愿意审慎地乐观一下先：也许，就快了吧？也许，它们正在奔赴某个文学网站的路上？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3日第9版）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聘请胡愈之为主编，承包刊物全部业务。是年11月1日，东方杂志社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遍发通启约400余份，提出：先生梦想中的

“大同世界”梦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实行清党、剿共，到1933年已是第7个年头了。令人惊讶的是，绝大部分应征人对未来中国的梦想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例如，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答：“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女作家谢冰莹答：“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答：“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小说家郁达夫说：“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安徽大学教授范寿康梦见：“[旧的]生产关系的‘外壳’炸破了，革命的暴风雨席卷了英、美、法、德、意诸国。中国跟随先进各国获得了国际间的自由与平等。在这未来的中国，无所谓贫富悬隔的阶级，无所谓男女差别的待遇。……人类真正的历史开始在写第一页了。”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说：“梦想中未来的中国，……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在1921年曾是欧洲的中共小组的领导人，1925年脱党。但他并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他还希望中国人都能“懂得唯物辩证法”，“能实践唯物辩证法”。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认为“中国必然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顾森千理想中的未来中国要有“比新俄还要伟大的各种巨大的破坏，和巨大的建设”。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最后“整个世界——中国也在内，将要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人类就从“必然的王国跃进了自由的王国！”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的回答是一句话：“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银行家俞寰澄说：“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连高丽、台湾或者连日本都包含在内。”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通过“三五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探索”，认为“未来的中国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工人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新闻记者楼适夷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说：“未来的中国将有一场大火，毁灭旧社会的一切，重新建设起一个没有人对人的仇恨、阶级对阶级的剥削的社会。”教育部科长吴研因梦想，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以后，“无阶级的分别”。“私人经济制度绝不存在”。著译家武思茂梦想中国在国际上与外国绝对平等。全国人民绝对平等。全国电气化。教育普及。“全国人民无一人不劳而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暨南大学教授漆琪生预言，“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以苏俄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获得胜利，则中国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燕京大学教授滕白安、中央大学研究生汪漫铎、翻译家查士元、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铁道部科长吴嵩庆、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山东正义中学徐伯璞、持志大学的娄立斋、北京大学教授盛成、浙江教育厅科长张任天、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著译家黄华节、大中中学教员严绂葳、武汉中华大学教授陈时等人的梦想也大致类同。

　　在坚持反共、剿共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仍有这么多知识分子梦想大同世界或社会主义，我想是有多种原因的。一是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二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也主张实行“世界大同”。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革命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四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反感。

“现代化国家”梦

　　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2年初，日军又进攻上海。面对外敌入侵、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独裁专制、贪污腐败、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现状，第二类应征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法治、富强和现代化的中国。例如，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上海银行的张水淇梦想“凡是人对于国家所当负的义务，所当享的权利一律平等”，“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读者金丁说：“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为什么甲能享受乙不能享受？未来的中国是不该如此的！”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势，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开明书店编辑索非说：“未来的中国，必然的走上‘无治’之路：在人的意义上一律平等，真正的自由，由是建立，由衷的博爱，由是产生。”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陈翰笙希望“中国完全能独立”。东方杂志社妇女与家庭栏编辑金仲华希望“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从东南的海岸到西北的边疆，全部的中国将成为一整体”。教育部的戴应观梦想“几十年后的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铁路、公路、航海、航空、教育、科学都有巨大的发展”。穆藕初主张“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著作家李青崖梦想“未来的中国知识阶级，重实验，重理智，以为创造新的局面的根基”。开明书店编辑顾均正梦想未来“东方杂志每年至少有四千万份销路，排字工人每天只要做四小时的工作”。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梦想政治方面“货真价实的廉洁”，“准许言论绝对自由”。苏州振华女学的王季玉梦想未来的中国，“一切利源得到发展；平凡国民有普通知识；学术人才得尽其所长；大小官长有诚实和牺牲的品格；政治设施，入于轨道；国家地位，我不侵人，人也不敢侵我”。

　　镇江民政厅的盛止戈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院长高践四认为，中国“在政治方面应培起国民运用民权之欲望与能力；在经济方面应取合作社制度竭力增加生产；知识分子全体动员到民间去，到乡间去，协助教育欠缺之同胞”。“世界的和平统一则通过国际联盟之途进行”。读者周毓英梦想“第三国际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协力”，“国民党参加第三国际，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狱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释放出来。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境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收复东三省的失地”。“中国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逐渐实现民生主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主张：“本国人民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私人企业以不妨碍公益为限，公营事业须扫除官僚积习，从速发展农工合作。切实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劳动权。”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回答是七个字：“自由平等的中国。”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梦想“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教”。交通部总务科长龚德柏希望中国“可以自己力量收回东三省”，次第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等”，“对外既获得国际之平等，内又巩固其统一”。法政学院教授周还希望，“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带兵的人，……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一切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名流和土劣一总打倒”。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政府……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写了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主张“今后之总司令由国民代表公举”，“内战中之和与战，应取决于国民代表”。“社会确立平等基础；个人保持个性自由”。“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梦想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官吏清正，“军队……不作内战的工具”，“人民能够抵制苛捐杂税、清乡剿匪，能够建设代表大多数人民幸福的政府！”申报记者赵叔雍反对采取俄式、意式的政治制度，主张建立“全民主政治，而后可望治平”。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梦想“中国的一切都以人为基础，要以人役物，不以物役人。大家觉悟工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弊病，乃从事于农村的建设，节制资本，调和生产与消费，使无过剩不及之弊”。北京大学教授李宗武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希望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使政府为民众全体的政府”。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说：“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希望“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打破旧家庭制度，奖励移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每个人都有职业”。江湾立达学园的谭云山认为，中国要“兴”，必须“切实奉行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一条能走的出路”。否则就可能“亡”，亡于日，亡于俄，或亡于被瓜分。律师张耀曾梦想的中国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联盟下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并存的一个民主国家。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梦想的中国是：“在政治方面，生产者和劳动者都参加政治；在经济方面实现电气化；文化大众化和普遍化。”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到1983年，中国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恶斗了50年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2032年，完成了伟大的清水工程，全国大小江河的水都清了。应征人时年138岁，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长江源头，应友人之邀，出山观光，驾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章衣萍的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不要像甘肃一带人民一样，吃草根树皮，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读者张竞波希望中国人“都能很自由，很平均地各做其事。各吃其饭；没有野心家垄断着饭碗，把面包堆起来不给人吃；没有神经病患者作无意义的战争和一切无意义的人的枷锁”。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主张“以最科学的方法来‘选贤与能’，希望有一二打的人，真正以公众利益为心，而又有专门训练的，去担当国事”。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梦见，“在日、俄、英、法、美从四面向中国进攻之时，中国国民党终于奋起，以抗外敌，中国共产党脱离第三国际，将红军全部交付政府，集中候命开往前线。终于收复失地，各地民众团体表示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见“在海口不见外国兵舰和水兵，外国银行改成中国银行，洋商的工厂收回自办，扬子江上的轮船是本国制造，宜昌上游是世界第一的水电站，农村用最新的洋机器耕种，如此等等”。时事新报记者潘公弼认为，“国际地位的增进，有待国内产生若干世界[级]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当然，政治相当的昌明，国防相当的充实，亦是必要的条件”。

　　九四叟马相伯也应征作答，共15条，由门人徐景贤笔记。他认为“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新加坡南华女子学校的姚楚英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光明的，进步的，科学化的，美的新中国，先要经过一番苦难危险，然后好像旭日的初升，照耀在太平洋岸，执东方的牛耳。海内外同胞，都得享受平等的幸福，同时替世界弱小民族求解放”。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俞颂华梦见，“中国出了一位大科学家，能够改造国人的生殖细胞，使得未来一代新国民都富于创造冲动，没有占有冲动。他们个个都劳动，没有不劳动而获的寄生者。他们之中，有的是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哲学家；有的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经济家，……他们能够把我们‘社会遗传’中的贪污、懒惰、愚昧、残忍、独断、谄佞等等颓风陋习一扫而空，发挥今人所不可思议的美德，使中国成为一片光明的世界”。

　　虽然多数应征人都赞成民主，但也有人认为中国需要专制。例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就主张：“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有一位狄克推多（专制者）出现。……他公然利用外力，以削除异己。可是他不是独立的狄克推多，……后来他被民众推翻了，起而代之者，是一位更有才干的狄克推多，……”读者孙伯鲁梦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像墨索里尼、凯马尔等这样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而读者张杰则主张非暴力革命，梦想未来的中国，“忽然生出来一个甘地，艰苦卓绝，领导群众，和横暴势力奋斗”。

　　在内战问题上，虽然多数应征人，反对内战，反对剿共，但也有个别人有不同见解。例如实业家冯自由就认为“国民党容共酿乱”。

小部分是恶梦

　　第三类应征人对中国的前途比较悲观，做的梦比较低调，有的甚至做了可怕的恶梦。例如，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图案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们生活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说：“准照中国目前的情状，实不是一只什么睡狮或醒狮，而倒像一只可怜的骆驼，不管什么合理与不合理的负担，都一天天的加重在它身上，而它将来也只有忍受着那样的重负，一天一天地在无边际的沙漠中前进！”戏剧家洪深只希望：“在这一年中，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会多死去几个。”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冯次行在梦中，梦见了一个日本人，他说中国“不是被国际共管，就是被列强瓜分”；梦见了一个美国人，他“希望中国能够成功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梦见一个苏俄人，他说：“同志！全世界迟早要进展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中国那能例外”；梦见了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中国要建造一个统一国家，最好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蒂主义”。这几个洋鬼子争闹不休，做梦人在彷徨踌躇中惊醒了。

　　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十分低调。他说道：“我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在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的家属。”“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只希望临时开会抗日不被军警干涉。”“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情。”“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这样的希望共16条，对当时中国的怪现状作了辛辣的讽刺。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做了几个恶梦：“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烦多，连撒屁都有捐。”“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将。”“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犯人。”“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如此等等。表现出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痛心疾首。

亦有人拒绝做梦

　　第四类应征人不愿意作梦想，反对作梦想。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不愿回答问题，而是骂题。他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梦想有麻醉的功能。‘未来的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小说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针对《东方杂志》征启中所说“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倘使你关门蒙被，做你孤独的梦，或者没有什么危险；倘使你不识相，觉得你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众公开着，‘在这昏黑的年代”保得住不掉脑袋吗？我们的神圣权利啊！我们早已空无所有。”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引了《看云集》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孙伏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还哪儿来的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杭州市立中学教员姚韵绮说：“个人连梦想也没有一点的，……挣扎在一知半解、辗转无以自存的生活苦闷中，除了眼睁睁怅望着灰暗的前途，听其自然没落，便什么想头都没有。”

四分之三世纪后再看“新年的梦想”

　　鲁迅在看了这一期《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中的“新年的梦想”之后，写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卷，页467-471）。鲁迅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但他认为编者“却大大的失败了”，因为他遇见过一个应征人，“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并不如此”。所以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鲁迅也指出，“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接着说：“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鲁迅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最后，他也讽刺了梦想做隐士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此人抗战时做了汉奸——作者注）、梦想做渔樵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

　　主编胡愈之也回忆过这一期《东方杂志》出版的前后经过。“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复业了。……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都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他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恭协，由他们当正副主编。……《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样一个阵地是很可惜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3）

　　尽管鲁迅认为“新年的梦想”这一专栏办得并不成功，有的说梦者，“难免说谎”，有的梦被删改，不少说梦者，空谈理想社会，而并不实践。不过总的看来，说谎者还是少数，被删改的是个别的。大多数应征人还是真诚的。确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书斋内高谈理想社会，但在应征人中，也有在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民权的保障而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奋斗着。其中杰出的代表，例如杨杏佛，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在1933年6月就被特务暗杀了。而邹韬奋就在7月被迫流亡。（胡愈之，《我的回忆》，页25-26）1936年11月，作为上海救国会领导人的邹韬奋和章乃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1933年“新年的梦想”专栏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一专栏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内地，迎接或等待解放，许多原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回国，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早在30年代，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有想望大同世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第3版）

《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作者王军       丁杨/摄影

　　五年前出版的《城记》曾引发人们对历史、城市、建筑与人诸多关系的关注和思考， 也带给它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声名之外更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城记》的写作是个起点，它明确了王军的努力方向，也强化了他对上述话题的追本溯源。五年来，他奔走在一个个拆迁现场、建筑工地，接触并采访多位官员、建筑师以及普通百姓，查阅大量资料，还曾数次赴欧美演讲采访……这一切累积成这本新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他在该书前言中说，这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它包含了我在《城记》完成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王军，城市、建筑与人的话题就像一份催化剂，让他在严谨理性与激情起伏中滔滔不绝。

　　读书报：《采访本上的城市》是你写完《城记》到现在的采访文章和资料搜集的成果吧？

　　王军：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要告诉读者，当今中国城市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其中还涉及财产权、拆迁等话题。现在有很多人（尤其是搞规划和建设的）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演变过程不太了解，而财产权和税收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契约。我觉得不动产税是应该收的。

　　有朋友问我，《采访本上的城市》是《城记》第二卷吗？我说，这不是《城记》第二卷，是在写第二卷的原理。

　　读书报：这本书从素材到写作角度和《城记》还是很不同的。

　　王军：完全不同。我写《城记》的时候还没有掌握现在的思想武器，不过《城记》的一大贡献是澄清了很多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采访本上的城市》，也许以后我所有写作的基础以及我认识城市的思想都在这本书中体现着。写《城记》时我能够掌握的思想武器也就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界目前的思想武器，今天我可以站在东西方的角度来看问题。

　　《采访本上的城市》中，我写了很多老百姓的故事，我很看重这个部分。《城记》可以看做是一部精英的历史，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而《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更多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变迁。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认识城市的思想通了，我把土地制度、税收、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写出来，就跟破案一样。写《城记》之前，我是新华社内参记者，并未写过这样的文章，能把《城记》写成那个样子其实是用了大学时代的老本。当时边写边哭，不过出版之前我把带有个人情绪的内容都删掉了，唯一能够表达我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这些问题写得更扎实。

　　读书报：《城记》的写作似乎可以看做是给《采访本上的城市》提供了一些积累，无论是资料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王军：对。《城记》的出版帮了我大忙，美国规划学会为此邀请我每年去一次美国，这拓展了我的视角，也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对中国的问题想了这么多，终究还是需要到外国去找找答案。《城记》出版之后，很多档案公开了，我没事儿就去北京档案馆查档案，看到当年很多重要会议纪要，对照之下，我庆幸写《城记》时大的结构上没有失误，当然细节上可以再丰富。我只能用开放式的话语体系书写这段历史，而不能用封闭式的。但我写《城记》时还是留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危房。想写又写不进去。看着这座城市拆个不停，我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读书报：与《城记》相比，《采访本上的城市》涉及的话题离当下更近，在资料获取及采访写作过程中是否有更大的困难或阻力？

　　王军：困难和阻力当然要比写《城记》时候大。书中“老北京的死与生”那一篇，崇文区的领导看了之后还找到我来谈。书里的内容有任何失误都不仅是学术问题。说实话，书中“非常建筑”一章是写来“娱乐读者”的，我最想写的还是那些老百姓的故事。在我的思维里，建筑重要，街道更重要。城市的平面远比立面重要。写了那些沉重话题，再写写“非常建筑”，大家读着还轻松些。而这些内容读过去，接下来就肯定要写到老百姓了。

　　读书报：书中写到的很多话题都具有争议性，你如何在写作中保持客观态度？

　　王军：保持写作的客观和冷静，是作为一名记者的技术要求。比如我写“老南京”那部分，就一定要采访到当地官员，不然我会觉得自己很可耻。我告诫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不要带任何偏见。

　　读书报：现在来谈北京城市规划与旧城保护是否太晚？

　　王军：这个话题永远不晚，因为人们还要继续在城市里生活。对此，我抱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乐观的理由就是我自己仍旧在做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工作，如果我自己都不做而是在抱怨，我就会觉得绝望。一个城市要变得更好，需要每个市民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作正确的事情。

　　读书报：《胡同之死》、《梁思成传》开始动笔了吗？

　　王军：还没有动笔。《胡同之死》的思想框架我已经有了，但必须像写《城记》那样扎实。我大量地查档案，要查到第一手的资料，我发现至少有两万多卷的档案我都想看。写《梁思成传》的准备要比《胡同之死》充分一些，我至少把规划委1950年代的档案都看完了，还剩下差不多六年的档案要看。我还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查阅了梁思成的档案，他们保存得比较好，便于查阅。

　　关于梁思成，我设想要做成两本书，一本是传记，一本是他的年谱。而传记怎么写，我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思。我想把《梁思成传》放到1949年之后的城市规划史、改造史背景中去写，现在我电脑里关于梁思成的史料，我做的编年以及抄录的档案近150多万字，我还写了将近800条读书笔记。有这些内容，我有信心写好这本书。

　　读书报：你所理解的城市、建筑与人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王军：我觉得，城市与人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能在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我到美国，一位艺术家朋友带我去曼哈顿他曾经浪迹的地方转悠，他曾经一文不名，但仍然在那里生存了下来，还取得今天的成功。我那天到他的公寓，发现沙发下面冒出一只小老鼠，它看到我，就跑掉了。第二天我的朋友问我，你觉得曼哈顿怎么样？我说，我热爱这个地方，因为它既能养活你这样的“大老鼠”，也能养活小老鼠，这才是城市。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9版）

　　现在图书市场上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出得很多，我曾有一个习惯：这类书出一本买一本，作为自己的收藏爱好。不过，最近我决定放弃此爱好，因为实在是奉陪不起了。此类图书，拼凑之作甚多，其资料多来自那几本原创作品。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所著《建筑师梁思成》、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杨东平著，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17.90元；新星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38.00元

　　1990年代，是中国城市启蒙时代之始——伴随着城市化高潮的到来，中国人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对它的历史和文化、过去和将来，产生空前强烈的求知欲望。杨东平的这部著作，堪称这场城市启蒙的号角。它以丰富的史料、独立的史观、生动而厚重的文笔，呈现了当代中国的“双城记”，人们不禁惊叹：原来历史可以如此书写！有评论称，《城市季风》突破了“国家”的笼统观念，开启了地域文化和城际文化个性及特质比较的话语空间，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城市观。这些都是极中肯之辞。距离《城市季风》的初版已有14年了，它所激起的这场城市启蒙，是很值得研究和总结的文化现象。

　　《免费停车场的高昂成本》（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美]唐纳德·肖普（Donald Shoup）著，美国规划协会规划师出版社（APA Planners Press）2005年第一版，59.95美元

　　这部著作运用大量图表、数据与分析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免费停车场并非真正免费。作者直言：事实上，每一个车位的成本超出了每一辆汽车的成本。为这些配套停车场付费的，最早是开发商，然后是租户，再后是租户的客户。如此这般，直至停车场的成本被弥漫到整个经济之中。我们卖东西的时候，下馆子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都在间接地为停车场付费，因为从汉堡包到住房，每一样东西的价格里都包含着它的成本。对停车场的补贴是惊人的，关系医疗保险或国防预算的规模。免费停车场还包含其他成本：它滥用了交通自由，扭曲了城市形态，恶化了环境质量。

　　自从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1961年推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之后，对过度迎合小汽车交通的城市规划进行反省，在美国学术界渐成思潮。1990年代，这样的反思达到一个高潮，催生了“向老都市学习”的新都市主义运动；2002年，美国规划协会通过《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Policy Guide on Smart Growth），将紧凑、鼓励步行、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免费停车场的高昂成本》则为这些原则写下了强有力的注脚。作者唐纳德·肖普（Donald Shoup）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出现在这本书的封底勒口上，这是酷爱汽车的美国人不太习惯的姿势。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8.00元

　　东京大学教授西村幸夫书写了日本国内17个小城镇的市民们自发保护和爱惜自己家乡的感人故事，最佳地诠释了社区参与的理念，每个故事都如同一个童话。翻看这本书，这些市民朴实的话语处处打在人心上：“尊重无价之宝的自然，人心与地方都会更美”；“在这条街道出生、成长的我们，更希望今后也一直继续住在这条街上”；“八幡护城河的脏污就是市民之心的脏污；将它从经济发展指标，转变为市民之心的酸碱试纸，正是此时此地我们这些市民的义务”；“社区营造，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考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之为付诸行动’”……西村幸夫写下的这些真实的童话，反复告知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伟大城市遗产的产生，基于当地人民的故乡之恋，爱是一种有形有体的力量，它能够化作为人民遮风挡雨的屋宇、有欢笑流淌的街巷。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9版）

　　《恋空》是美嘉根据亲身经历写成，最早发表在日本最大的“魔法i乐园”手机小说网站，1600万人次的点阅率使得它迅速走红。实体版小说《恋空》上市后，一个月内就卖出100万本，读者多为高中学生。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去年底在日本登场，票房竟一举打败同档的多部好莱坞大片，上映两个月卖座即突破40亿日圆。

　　尽管《恋空》中所讲述的“纯爱”故事赚到了日本少男少女的热泪，但日本文学界却似乎对书中所描述的面孔清新的高中女生，长着银色长发的男主角不甚感冒。日本著名文学月刊《文学界》曾刊登了一篇题为《手机小说会“谋杀作家”？》的文章。一些文学评论家严厉表示，手机小说通篇以对话为主，段落零散，人物描写欠功力，情节则以爱情为主，千篇一律。这样的小说质量偏低，其风靡会导致日本文学整体素质下降。

　　手机小说是“文字谋杀者”吗？《恋空》的主要引进人，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世纪新文本出版中心总编辑赵武平日前刚刚从东京回来，他对这个疑问的解释是这样的：“手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在日本也是这一两年才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跟目前日本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有极大关系，手机动漫、游戏和小说，基本上是他们在接受信息和娱乐体验方面不可分割的内容。手机小说的大受欢迎，在日本出版界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几乎所有主流文学出版社，比如讲谈社、新潮社、集英社，全部都在积极努力，希望能在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上找到自己的理想位置。他们想通过手机小说寻找到新的作家，而这些作家通过手机小说的成名，也许还会转向传统小说写作。其实文学新人究竟是通过手机发表作品，还是通过传统的报刊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从而获得读者或评论界认可，从根本上讲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面对新出现的文学样式，不能简单根据内容或表达形式，就定论质量好坏。读者、批评界和出版业，最好都用比较宽容的态度面对，经过一段时间再做结论也不为迟。”赵武平还说，中国文学界目前已经开始注意到手机小说的兴起，相信更多年轻作家会有兴趣参与创作。

　　也许手机小说的质量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可它惊人的销量又让不少以传统方式写作的作家望洋兴叹，心痒不已。几个月前日本著名作家岛田雅彦也开始尝试手机写作，并在手机网站上刊载了小说《徒然王子》。作为担任着日本多项文学奖评委的重要人物，岛田雅彦直言手机网站的点击率会刺激作品销量。而现年36岁的女作家内藤美嘉最近的写作亦已从电脑键盘转到手机，和她改弦易张的举动相呼应的是，她认为手机小说篇精文简，故事易懂，因此可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传统小说表达沉冗，语句晦涩，故事情节让人感到陌生，使人们提不起阅读兴趣。”内藤美嘉说，“与之相比，手机小说多用第一人称，读起来像日记一样，大多是女性作者描写内心世界，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虽然有传统作家也来分上一杯羹，但手机小说特殊的写作方式注定它是一种新人当道的文体。和美嘉一样，日本手机小说的作者多是文风清新的年轻女性，它的阅读人群也主要是女中学生。处于青春期的女性在以描写成长、家庭、爱情的手机小说中可以找到情感上的共鸣，手机读书的方式也增强了阅读过程的私密感。而这些小说被编辑成丛书或改编为漫画、电影和音乐作品后，亦会使得读者产生一种紧跟时尚的感觉。

　　不过，国内读者要想找到这种感觉似乎还需假以时日，手机小说产业的不成熟使得出版社顾虑颇多，大张旗鼓的手机小说《恋空》只引进了图书版权，而弃手机版权于不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世界改变如此之快，谁知道哪天，读者的漫天泪水就会从白色书页流到闪烁的手机屏幕上？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8月16日第一版）

赵凯

　　在“书评周刊”的所有作者中，我恐怕是少有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初中只读了一半，病囚在偏远乡下，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工作，依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由于乡村文化环境闭塞，书刊难觅，我原本都不知道有《中华读书报》这份读书人的报纸！
　　是去年11月22日在新浪读书频道看到了《“2007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征文启事 》，我就来到“书评周刊同仁博客”留言：“我来评一本，望提携啊。”没有想到二十多分钟后，编辑就回复了：“欢迎您赐稿。”我第一次体验到编者这样快的对话，当时就感觉到了编辑的认真态度。当晚，马上我就写了一篇《我也是个“偷书贼”》投稿了，两个小时后，我在邮箱中就收到了编辑的回复：“赵凯先生：谢谢赐稿，文章很好，我们会刊用。顺颂冬安！”天啊，这样的审稿速度，做为最最底层最最卑微的我哪里体验过啊？我马上再回复到：“您好！谢谢您,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字号的报刊上发稿啊，真的感激啊：握手！”五分钟之后，我又得到了编辑的回复：“您客气了。您的文章很真切，有真情实感最重要了！”一周之后，11月28日，我在“书评周刊同仁博客”中了解到我的稿子已见报，《中华读书报》是周报，这就相当于是在第一时间给发表了。
　　后来，在“书评周刊同仁博客”中看到一位作者对书评周刊编辑几番指导、修改他的一篇稿子表示感谢，我也感慨附言：“做为偏远乡村的残疾作者，以往我发表的几篇作品，都是我的恩师推荐。现在是我第一次独立投稿成功，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事，是你们提高了我自立的信心。”编辑又不厌其烦地回复我：“赵凯先生：只要是好稿，适合我们的版面，我们都会尽可能采用。好多作者说感谢我们的话，其实，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也应该感谢作者帮助我们。有时作者会说‘提携’、‘指导’之类的感谢话，我觉得有点不正常。我们常说，作者往往是学有专长的，至少在某方面确有心得的，编辑则往往只是懂得一点皮毛，我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建议，完全是由于我们看稿多了，有点判断力，至于学识、才华，往往比我们的作者差多了。对于作者，永远要保持一种敬重的心态。”
　　收到《中华读书报》样报了，看到是把我的拙文编发在征文专版的头条了；因为看到其他作者在收到样报后回复报告已经收到，我也就在“书评周刊同仁博客”中留言：“前年,何启治老师写介绍我的散文《阴霾中的一束阳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回，我自己又在光明报业集团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了，我感谢北京这个‘光明’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我意外地看到了“书评周刊同仁博客”转发了何启治老师写的关于刘兆林老师关怀我的文章《阴霾中的一束阳光》，并且编辑附言：“我在博客上看到赵凯先生的留言，很快在网上搜索出这篇报道，非常感动，就把它转贴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赵先生。寻梦想需要自己的毅力，也需要我们这些人为他们搭建舞台，能为这些艰难中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我们的编辑生涯也就算没有白过。”
     从此，我就在光明网上开始了对《中华读书报》的阅读，连以前的旧报我都翻阅了好多期，急切跟踪每周三最新出版的报纸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书评周刊”编辑在《“2007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征文编后记》中还特别提到了我。在与作家刘兆林老师的电话中，我提到《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我一篇小稿子，刘老师说：“那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是的，我已经感受到了：《中华读书报》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因为有非常好的编辑！《中华读书报》给我的印象之好还在于，编辑对不予采用的稿件也有问必复。其后，我又投稿三次，编辑的回复我都珍藏着：“很感谢您再次惠赐稿件，文章达到了我们要求的水准，不过，因为今年征文来稿量比较大，我们希望有更多朋友的文章有机会见报，因此，您这篇文章我们就不接受了。请理解。”；还有“大作挺不错的，不过，这本书的书评恐怕不好安排。因为，我们以介绍新书为主，较少重复地推荐一本书。版面有限的情况下，一些稿子不得不拒绝。望您理解。”最近我写了个抗震救灾诗歌，同“书评周刊”编辑联系，编辑也帮我推荐了适合接受这类稿件的其他版面编辑。对于我这样一个底层作者，“书评周刊”编辑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给予了许多帮助，这教我如何不感动。作为普普通通一个作者，我在这里得到了最特殊的关爱。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11版

    《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美］欧文·金格里奇著，王今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4月第一版，32.00元

　　我1988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金格里奇出生于1930年，是哈佛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和科学史教授，曾担任该校科学史系的主任，还担任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研究欧洲16世纪天文学史的大权威，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我们相识几年后，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白尼大追寻与其他天文学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出版，他特意寄赠我一册。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天眼：托勒密、哥白尼和开普勒》（The Eye of Heaven:Ptolemy,Copernicus,Kepler）、《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等等。

　　上面说的都是金格里奇作为天文学史教授的“正业”。但他还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个人癖好——追寻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版本。他三十多年间满世界跑，自称行程数十万英里，在世界各地查阅了近600册第一、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成为世界上关于《天体运行论》版本之学的头号权威。

　　然而且慢，金格里奇为何要查阅那么多册的《天体运行论》？同一版印出的书，每一册难道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情形还真是这样。我们现在印刷的书，比如说某书第一版印了3000册，通常这3000册由印刷厂统一装订，每一册当然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种传统是在17世纪才开始形成的，而从1453年古登堡发明使用合金活字的印刷术之后约200年间，流行的是另一种更接近古代手抄本风格的传统——印刷厂只提供作为书籍内芯的书页，每一个购买了此书的人，都要另外找人去做书籍装帧（最简单的就是装订），而且这种装帧可以完全根据买主的个人好恶来进行。所以，那时同一版印刷的书，每一册都可以各具特色，每一册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还喜欢将不止一种的书装订在同一册中，比如那册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1617年的阿姆斯特丹版《天体运行论》中，就合订了另一册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弗里希星表》。

　　金格里奇看过的近600册的《天体运行论》第一版（1543年）和第二版（1566年），正是上述传统很强的时期的版本，所以每一册都不一样，这才值得金格里奇发疯似地满世界搜寻和查阅。这三十多年来对《天体运行论》的追逐，使金格里奇夫妇在业余成了古籍鉴赏家和收藏家，也成了旅行爱好者。

　　追寻《天体运行论》版本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癖好色彩，但是即使在这种个人癖好中，学者也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学问来。这将近600册《天体运行论》，金格里奇毕竟也不是仅仅看着玩的，他在此基础上汇编了一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一第二版评注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Nurumberg,1543 and Basel,1566）。

　　对经典著作的评注在西方源远流长，自然是相当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金格里奇汇编这些评注仍属为“正业”做贡献之举，但出版商却从中嗅出了某种商业娱乐气息——他们立刻撺掇金格里奇教授将他三十多年追寻《天体运行论》的故事写成另一本更加好玩的书，于是就有了这本2004年的新著《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

　　这种追寻显然让金格里奇本人乐此不疲，而且有过许多新奇的经历，例如，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权威，他甚至被邀出席古籍盗窃案的法庭作证——他将这一天的经历作为《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的第一章。

　　说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几乎无人不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会知道有这样一本伟大著作。不过要说真正看过这本书的人（哪怕只是不求甚解地浏览一下，或只是随便翻一翻），恐怕确实是非常之少。所以此书赢得了“无人读过的书”的称号——哥白尼若泉下有知，对这个称号一定非常不高兴。

　　不止一个我的文科朋友曾向我表达过相似的意思：那些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自己是看不懂的，也不指望能看懂了，不过还是很想拿在手里翻一翻，看看这些经典究竟是什么光景，也算是亲近大师，亲近经典吧。既然连中国的文科学者也有此心，那些在国内外各天文台、天文系工作的天文学家，想必阅读此书更该“当仁不让”了吧？《天体运行论》怎么竟会荣膺“无人读过的书”的称号呢？

　　不过，在中国，如果你要想亲近一下中文的《天体运行论》，那在1992年之前是不可能的——直到这一年，《天体运行论》中译本才出版（叶式辉译，武汉出版社；2006年有北大出版社的新版）。那么亲近一下外文的《天体运行论》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拉丁文的原版没几个人看得懂，英文译本倒是出版了好多年了，但在国内图书馆也很少有藏本。

　　拉丁文版的《天体运行论》初版于1543年，其实它很早就来到中国了。1619年，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第二次来到中国，此行他携带了从欧洲搜集的七千部西文图书，其中有五百余部系罗马教皇赠送。这些书中就包括了拉丁文的《天体运行论》第二版（巴塞尔，1566）和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这两部《天体运行论》如今仍在中国，它们被作为“北堂藏书”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只是几乎不可能被允许借阅。20多年前，我在北京做题为《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博士论文，想尽办法也未能接触到这两部近在咫尺的拉丁文版《天体运行论》，最后只能靠读英文译本了解其内容，靠查《北堂书目》聊睹其拉丁文版的扉页书影。

　　将《天体运行论》称为“无人读过的书”，当然是文学性的夸张，无疑还是有很多人读过这部书的。比如哥白尼唯一的门徒雷蒂库斯（G.J.Rheticus）一定读过，比如1629至1634年间在徐光启领导下修撰《崇祯历书》的四位耶稣会士汤若望、邓玉涵、龙华民、罗雅谷一定读过——上面提到的那册1566年的巴塞尔版就是罗雅谷的私人藏书。这四位耶稣会士在《崇祯历书》中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基本上译用了原书的11章，引用了哥白尼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不读行吗？至于本人，总算也可忝列“读过”《天体运行论》者之列，与有荣焉。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13版）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69.50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数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达到了43%，并仍以年均0.8%的速率增长。中国城市迅速地从封闭状态进入了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北京和上海成为15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在追求更大、更高、更快的“野蛮生长”中，中国城市的命运成为一个尖端命题，它是在“大城市的生与死”、“十字路口的城市”这样的语境下凸显的。继《城记》之后，王军对城市命运的关注超越了当年的毁城之争，马不停蹄地进入到新北京沸腾的前沿，以笔为枪，其产出是这本《采访本上的城市》。初看书名，以为是札记之类比较轻松的写作，及至捧读，方知是同样厚重的泣血之作。书名所体现的，既是记者力求真实、用脚写作的经历，也反映了一种不断出发、遽变之中的紧迫情境。城市写作有两种主要的题材，一种是沉湎于往事的历史记忆，一种是在第一线揭露、呐喊的新闻报道。《采访本上的城市》则是第三种，它是城市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新路标，显示在经历了保留记忆和起而行动之后，由行而知，进入了反思和理论提升的境界，揭示影响城市命运从文化到政策、体制的种种原因，从而逼近更为本质的真相。

　　大规模改变城市面貌的文化因素，在1950年代和当代是很不相同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对古老城市、历史建筑的损毁破坏，主要是“左”的意识形态。书中首次翔实地披露了1958年前后的故宫改建计划，如提出要“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毛泽东在1959年的谈话中明言：“为什么一定要讲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我们民族风格。”今天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所幸，故宫依然健在，而对故宫周围地区的改造则持续至今，1990年代之后，它主要来自城市化的“美国梦”的影响。

　　城市空间的构造在过去是以人和车马为尺度的。晚近美国大城市开启了汽车主导城市的历史，这一“现代化图景”在开放之后迅速成为所有城市的崇拜对象，通衢大道和摩天大楼成为不容置疑的“现代化”符号。以小汽车为尺度，宽阔的大马路和封闭小区的基本结构，碾碎了旧城的骨骼和肌理。中国版的“美国梦”注定是支离破碎的，其代价不仅是千城一面的雷同和“堵车”奇观，而且从根本上异化了街道和城市的功能。市民暇余优游、购物消遣的交往空间在车水马龙之间消失了。今天，人们对大城市宜居与否最重要的评价，不是高企的数字，更不是流光溢彩的“窗口”工程，而是街巷还有没有人气，有没有修鞋修伞、磨刀、理发、收购、贩卖的种种便利，以便街坊们能够驻足交流，散布一些闲言碎语。在上海老街区的一些弄堂口，至今仍残存这一景象，我总是很珍惜地拍下来以为纪念。

　　就单体建筑而言，影响最大的是世纪之交强劲登陆的西方“后现代”建筑思潮。尽管“欧陆风情”泛滥已久，大小城市无不以洋为美，充斥着罗马花园、枫丹白露别墅和泰晤士小镇；但作为首都的纪念性公共建筑，鸟巢、鸟蛋等一批西方建筑师的实验建筑仍引起巨大争论。建筑审美见仁见智，难有定论。《采访本上的城市》通过第一手采访，以理性的包容态度记录了多种声音，忠实地保存了这段历史。在我看来，新潮实验本无不可，但应远离故都，如浦东的金茂大厦和迪拜的旋转大楼便少争议。而且，建筑实验应该是讲成本的，那种不惜代价、刻意求新的“艺术追求”，被称为“形式主义的杰作”，否定的不仅是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是建筑的实用价值。笔者只进入过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其座椅的狭迫简陋令人惊讶，与富丽堂皇的钛合金包装恰成对比。有支持者称大剧院“最大的意义”是它对中国建筑界的思想理念、管理体制的冲击。“冲击”本身居然成为了建筑的目的和价值！

　　在文化之外，影响城市命运的体制和制度性因素，更为深刻和隐蔽，在公众和社会层面较少被关注讨论。《采访本上的城市》对这种制度性缺陷的探讨，可以说正当其时。90年代以来，以开发商为主导、推土机开路的成片土地开发的主流模式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不合时宜。那是一场社会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缺席、没有博弈的弱肉强食。在土地开发的巨大经济利益面前，文化批判和道德谴责都显得苍白无力。近年来，古都保护者的努力已经进入到制度层面，方向之一是督促落实私有房屋产权。这是一个一说就明的基本事实：二三百年来代代相传、保存完好的胡同四合院之所以成为破败的“危房”、大杂院，端在于房屋产权的缺失。《采访本上的城市》还揭示了另外一些深层制度。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地方政府税利不足，普遍地走向靠批地卖地获利的“土地财政”；而本应成为基层政府最重要税源的不动产税却付阙如。“圈地”成为流行语，出现了比“建设性破坏”更为严重的“规划性破坏”。其中居然还有国土局和规划局之争。多年来，我国的城市规划教材名为《城市规划原理》，其来源的英文原版却是《城市土地利用规划》，遗漏“土地利用”的误传误读，土地和空间规划的分离，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两个土地使用管理部门的国家！

　　重要的是变化已经出现。GDP崇拜已经过时，房价神话已经破产，利益集团已经彰显，各地不断出现的“最牛钉子户”，显示制衡的力量也开始出现，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呼声日高。上海拆除外滩“第一桥”也许是一个转折的信号，呼应着波士顿悉数拆除高架中央大道，将交通引入地下以修复“城市伤口”的变革。打破首都的单一中心、在通州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的规划也已浮出水面。在这一新的图景中，我们看到的是操纵城市命运的两种力量的消长和角力。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悖论”，说的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路径中，政府既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很多情况下也成为反城市化的力量。在后一个方向上，广州、深圳强力清除“城中村”、北京市“画家村”危局和围绕“小产权房”的博弈，深刻地体现了城市自发的生长力量与政府强力规制行为之间的冲突。“谁的城市”的提问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而现实，“人民的城市”、伟大城市的理想仍在风中飘扬，呼唤着我们追随前行。因而，《采访本上的城市》是一场没有终结的采访，巨变之中的中国城市是一本描画不尽的大书。

                       寇安炳

     张洪彬先生在《如何看待晚清的清议与名士？》（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25日第10版）一文中论评道：“居于庙堂之高的清流，以儒家义理为依据臧否人物，维系了清议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在晚清中国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名士鼓荡，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名士区别于清流的是，他们不是处于庙堂之高，而是处于江湖之远。他们在科举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处于士人群体的下游；……”此说颇有“通达”之见。但其于“致仕”一义确有“汗漫”迷误之嫌。兹当一辨。
   《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郑玄作注为：“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据此，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致仕”条：“古代官吏退休称‘致仕’，亦称休致。意即古代官吏交还执掌的政事于国君。”《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1版）对“致仕”也缘词一一对应解释为“交还官职，即退休”。所以，“致仕”一词，在“名士区别于清流的是，他们不是处于庙堂之高，而是处于江湖之远。他们在科举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处于士人群体的下游”这一论域里，就有“张冠李戴”之误了。
　　以此去检点并衡量“名士鼓荡”中“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一生行状，“科举”之途确属“很不成功”。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1895年5月追随其师康有为参与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行动，后又“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的主要撰稿人”，会试也终因之名落孙山。功名仅止于（1889年广州乡试）“举人”。所谓“当朝入仕”，也仅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这类相当于校长或教务长的职务。此后，梁启超在“百日维新”里被光绪皇帝“赏赐六品卿衔”虚衔，“专办译书局事务”。没等到他有意“致仕”，随着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染刑场，便开始了亡命海外而确有“名士鼓荡”气概，长达十四个春秋，令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奇生涯。
   尽管，梁启超既善变，也热心政治，更志在“三不朽”，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来得及“荣归”性的“致仕”一回。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10版

《抗战时期废名论》，张吉兵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18.00元

眉睫

　　尝读止庵先生《鲁迅与废名》一文（原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后收入《向隅编》一书），深感佩服，惟读至文末一句：“废名晚年思想大变，所著《与青年谈鲁迅》（1957）一书，极少个人见解。”（注：应是《跟青年谈鲁迅》，1956年出版）我乃戚戚于心也。晚年废名的“变与不变”，我不曾如此下断言，甚至对其有所理解以至于部分赞同哩！
　　我曾在《废名在黄梅》（原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三期，署名梅杰）一文中说：“废名在黄梅是在跑反（俚语，日寇扫荡前离家躲避的意思）、避难中，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体察国情，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教育，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向人民立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废名这一时期的乡居生活，是废名以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准备阶段……其后，废名相信了共产党，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学者。没有九年黄梅乡居生活，前后废名是接不起来的——又是家乡影响了废名以后的人生道路。”
　　可是，与止庵先生有相同看法的爱好者、研究者不在少数。何以致此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废名晚年作品不曾集中整理出版；二是抗战时期的废名研究不够。因此，在收录有废名晚年主要作品的《废名讲诗》一书出版以后，我曾请止庵先生关注，得到的答复是：“曾阅其讲诗经一稿，确有精辟之见，但时髦话多有，甚觉遗憾。”其后，止庵先生又在《也谈〈废名讲诗〉的选编》（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9日第10版）一文之末尾，继续表示对晚年废名的不甚认同，并将这个问题拔高到“中国不止一代知识分子曾经自觉‘改造思想’，以至普遍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却是我们迟早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
　　对此，我是不能完全接受和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是有多种类型的，有的是原本即接受马列主义的，有些是经过一番改造的，对于废名而言，则可谓接近自觉接受，因为废名在抗战期间已对新四军、共产党有所了解和认同。在1949年前后，废名已经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赞不绝口了，并声称其所著《阿赖耶识论》正合马克思主义之真谛。
　　现在，张吉兵先生的《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出版了，我又想起这个“戚戚于心”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事关废名，恐怕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如何看待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转变，决不是凭个人感受可以论定的。
　　在《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中，张吉兵先生细致探讨、分析、认证了废名的德性主体，勾画出废名的心路历程，并从家族生活、社会（教育）生活两大部分讲述废名的德性实践，还对废名的家族及黄梅地方文化教育进行背景式的描绘。后三辑则是研究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及抗战期间废名生活与创作系年。在这一整个德性实践中，“废名”又成功地转变为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了。如果说，由“冯文炳”到30年代的“废名”是一次个人与艺术的蜕变的话，那么由30年代的“废名”到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回归了，而更是一种超越。读完《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我仿佛也明白了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
　　此书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拈出“德性主体”和“家族主义”做足文章。徘徊于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的废名，经历了多次碰壁之后，毅然走上家族主义之路了，并由此开始全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完成了一次德性主体的成功实践。这期间，废名否定进化论、反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质疑阶级斗争学说，都有其重要的个人意义，深深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不忘反思的精神，这在晚年废名的著作中依然有所体现，只是贴上时代话语的标签而已。了解了抗战时期的废名，简直是踏上通往建国后的废名的一座桥了，只有抱着发展变化的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废名的变与不变，才能真正揭开废名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谜。至于，废名在思想改造中，是否有“矫枉过正”、“跟风趋时”等嫌疑，则又是另一话题了，此处不多言。
　　《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抗战期间废名研究的空白，同时对于鄂东地方文化教育的研究也大有贡献。此外，废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前后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个案研究价值，倘若回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历程，废名也可以作为一个特殊个案进行考察，而此书不正是为这个工作做了一番准备？
　　当然，此书之缺憾仍有两处：一是没有将抗战时期废名的著作《阿赖耶识论》进行研究；二是没有将抗战时期的废名对解放后的废名产生的影响设专题进行细致分析，虽然作者已经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十年避难时期废名人格特征的认证，是揭示后期废名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废名晚年可以说在儒家文化中安身立命，其思想中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色彩极其明显，他自觉而自然地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都发生了一次断裂式的突变，而废名则是主动提升自己，努力达到与代表新中国建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相认同、契合。”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16日第10版

　　2008年初，《闲话台大四十年》等四种装帧素朴、开本适中的传记图书悄然现身内地图书市场，封面上竖排繁体“传记文学”字样仿佛印鉴，很多内地历史学者（尤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手的这四字，自然会想到在内地、台湾乃至世界范围民国史研究界以权威、丰富、详实的民国史资料闻名的台

湾《传记文学》杂志。由花生文库策划并在内地推出的“传记文学丛书”（黄山书社出版）即源自这份杂志及相关图书，截止目前该丛书已问世五种，8月还将有三种出版，内地历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读者可借此感受《传记文学》的魅力。

　　这份由近现代史学者刘绍唐于1962年在台湾创办的杂志，45年来已出刊554期，加之其副产品——“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共250种，足够摆满一整书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誉为“民国史长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实为对这份杂志的价值中肯的评价。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成露茜社长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带给知识分子更大的表达空间，以“严肃的态度与轻松隽永的笔调”为写作标准及“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为主张自我期许的《传记文学》那时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人少有写自传的传统，成露茜认为，一是“为贤者所讳”，自己写自己纵然忠实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为智者所讳”，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同时代的人，易惹纠纷，“有了以上顾虑，许多人觉得不写也罢，因此造成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这真是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传记文学》的出现对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办一份持续不断而作风正派的传记文学刊物，来纠正若干不合时宜的观念，推动与扩大传记文学写作的影响，这正是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初衷。创办伊始，《传记文学》遵循着“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的选稿标准，可读性与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台湾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所看重，也为众多普通读者所喜欢。陶希圣、梁实秋、赵元任、唐德刚、柏杨、余英时等作者从另一侧面凸现该杂志的水准，保持每期杂志内容品质的同时，由此衍生的“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也在1964年问世，首本“丛书”为刘绍唐亲自编写的《什么是传记文学》，首本“丛刊”则为王云五的《谈往事》。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主编、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虑引进出版《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只做几本难成规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在内地把《传记文学》的理念反映出来，延伸这一图书品牌在内地的影响”。“我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和《传记文学》签了将近50本书，还争取到从《传记文学》杂志中选编一些未曾结集出版的内容。”创刊至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及其相关图书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就成为王瑞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选书的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个是传记涉及的人物是否为内地读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虽然内地读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书中内容很有趣，我们也会选择，比如叶曙的《闲话台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势必要对台湾《传记文学》及其图书的原有内容加以适度删节，对此王瑞智表示，“书中内容的调整和删节都会和成露茜沟通，已经出版的五本，内容删节都不大，但会对读者说明，如《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这一点”。整本书引进之外，花生文库方面还对《传记文学》未结集部分精挑细选编辑成书，比如已经出版的《我与故宫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据当年那志良在《传记文学》上的连载内容编选而成，该书推出后深受内地读者认可。花生文库非常看重“传记文学丛书”在内地的品牌积累，王瑞智不仅对选题内容严格把关，还邀请知名装帧设计师翁涌为丛书量身定做风格独具的“外衣”：纯白封面，鲜红“传记文学”Logo，书名首字繁体图案横跨封面、书脊和封底。这些都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被更多内地读者所熟识，进而促进这套丛书的口碑和市场反响。

　　《传记文学》虽然保持着上佳的史料、学术品质，但毕竟有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思考“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文章及文章的内容和表现”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成露茜告诉记者，“有剧情张力的文章受编辑偏爱，而剧情张力在内容的呈现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闻趣事、回忆感想及生活细节的丰富描述”。这些内容成为《传记文学》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现代中国史的学术文章以其为史料来源，也影响了《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文化特色。“原本为读者着想的商业考虑，不料意外成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别回忆起自2000年任《传记文学》社长以来所出图书较为畅销的有女作家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等，“另外，推出的两本新书《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让‘传记文学’展现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记者从花生文库了解到，《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将由黄山书社于近期推出。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较《传记文学》初创时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当下台湾和内地读者对这类文本的态度并不相同，“两岸的读者情况有些时空置换的感觉，台湾读者现在对‘传记文学’这样的内容渐趋降温，而内地读者近年来对此的热情反而温度升高，这也是我们引进推出这些图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传记文学》现在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读者群的换代，作者的日益减少也是个问题，“《传记文学》的作者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内地去台湾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经历丰富，文笔生动，但这些人陆续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国外”。成露茜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老读者的期许、新读者的需求，设定传主的对象除了在传统的党政军以外，增加文化、专业认识及为台湾贡献心力、留下纪录的各式人等，对这部分历史补白，将《传记文学》数字在线化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第9版)

　　我至今清晰记得十几年前在太原高增德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完整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亦喜亦惊；喜的是台湾传记文学的丰富和水准，达到了很高程度；惊的是如此规模的学术建设，竟是私人出版机构完成的。把这些杂志合订本细细看过后，当时也曾起过建议内地出版社设法引进的动议，但没有一次成功。这

　　传记文学的发达水平，实质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体现，严格说来，传记文学的繁荣建立在开放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中史传文学的发达程度，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相关，所谓“董狐之笔”，这是良史产生的基本条件。

　　台湾《传记文学》追求的理想，就“传记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重在“传记”，所谓“文学”只是对“传记”文笔的一种要求。我个人理解，台湾《传记文学》的传统中，是“传记”第一，“文学”第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赖前者存在。这种“传记文学”观念和中国内地流行的“传记文学”明显不同，从学科角度观察，台湾《传记文学》在史学领域，而内地的“传记文学”一般放在文学领域判断比较恰当。台湾《传记文学》类同于中国内地的“文史资料”，虽然因为两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在总体上体现出的风格还不同，但在史学层面，它们是一个类型的史料。当年唐德刚评价办《传记文学》杂志的刘绍唐时曾说，内地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学》，这个评价大体是不错的。

　　“文史资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目前还没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其实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民国历史”，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回忆者虽然可能因环境限制，在真实程度上不好和台湾《传记文学》对等比较，但两种史料互相比较阅读已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当年就把“文史资料”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向，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在他的回忆中就反复强调过“文史资料”对他的影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今天还作为研究和一般阅读的书很少，但“文史资料”是少有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它和台湾《传记文学》获得了同样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4月，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编辑，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员。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忆文章，可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在外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政协“文史资料”比台湾《传记文学》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它的广度，现在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省级以上的政协“文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而县级“文史资料”，因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资料使用的一个原则是，越靠近研究对象的史料，一般说来也越丰富越比较可靠。现在因为有了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研究者可方便使用“文史资料”，台湾有《传记文学》，内地有“文史资料”，这是史学界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文史资料”，都非常注重人物传记的选择，就这个问题的一般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我想这也是黄山书社乐于引进“传记文学丛书”的一个理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眼光，我认同他们的选择。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判断传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则是：

　　一、先西后东，先旧后新。这里的“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可以把香港和台湾包括进来。同样的传记，我要先读西方的，先读1949年前的。

　　二、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自传是我们了解传主生平的原始起点，应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三、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第一本传记一般都很短，越写越长是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爱好，我的阅读经验是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角度判断传记的完成过程，大体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越往后越容易。

　　台湾《传记文学》传统中明显优于我们的地方，是其对口述历史和自传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追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版“传记文学”丛书先行引进的几本传记中，以自传为首选的缘故。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第9版

《青灯集》，钟叔河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2.00元

杨小洲（本报书评人）

　　念楼主人钟叔河先生有两枚闲印，曰：青灯有味；复曰：依然有味是青灯。此二印一为陆放翁谴怀所拟“青灯有味似儿时”，一为知堂《苦茶庵打油诗》句：“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为此钟叔河先生写有《依然有味是青灯》，曰：“我喜欢青灯，也就是喜欢它映照出来的一点寂寞。”此文原为南京董宁文编《我的闲章》所写，移来作念楼老人新书《青灯集》名，正符合喜寿老人历尽沧桑的寂寞心境。
　　《青灯集》收叔河先生《天窗集》后所写短文123篇，皆作于2004年至2007年之间，汇集编为3辑成书，凡24万余字。书前《自序——纪念朱纯》为其悼念亡妻之作，可知叔河先生丧妻之痛未复，且置朱纯逝前所写《老头挪书房》于序后，启书得见夫妻书里相握，亦是风雨不弃、平淡相守一生的老人心愿。书中第一辑皆谈文事，收《念楼自述》、《自己写的东西》、《三封旧信》、《关于“国学”》、《评《〈回望周作人〉》、《跟书一辈子》、《泡沫出版谈》、《讲讲我做编辑的事》、《送别张中行先生》、《说说黄裳》、《谈书话》等文章41篇，关乎书和人的话题。第二辑文章，则以风凉话居多，《沈万三的哥哥》、《秦桧的后人》、《梨花与海棠》最见叔河先生文字机智，读来忍俊不禁。第三辑则与《念楼学短》近似，以“念楼读”与“念楼曰”释意谴怀。
　　这些年叔河先生文章写得闲散，有感而发，又多于文字间讥讽政弊，月旦人物，放谈自己观点，是他《宝塔诗》文中所言：“若能谈言微中，针砭世情，则更有发人深省的价值，未可一笑置之了。”因而读他这类文章大感过瘾。几年前长沙大兴城市改建，于湘江边建豪阔的“杜甫江阁”，本来杜甫与长沙无涉，难违父母官自命风雅，以此以为可以名垂青史功表千秋，免不了要遭时贤揶揄。《题匾》便直指此事：“‘杜甫江阁’不仅意思不通，即就事实而言，杜甫到长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以饥寒之身，处困穷之境，为‘乞食’而忙于奔走，又怎有可能在此营造美轮美奂的‘江阁’，最多不过在江边的城楼上住过几晚罢了。”语句冷峻，意在痛陈昏腐，启人思考。
　　风凉话里藏机锋本是“钟文”特色，让人想到胡适所说：“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此处不妨说句闲话以作补充：有一回与湘中作家王平聊天，谈到政客的斋名，最可佩为湘乡曾国藩其斋名“求厥”，出于“满遭损”，故而求缺，毫无官气。查海宁陈乃乾《室名索引》，“求”字斋名有“求是”、“求已”、“求古”、“求益”、“求志”、“求补拙”、“求闻过”，颇有寄托。明朝定兴人鹿善继学行著世、忠正节义，史有颂赞，其书斋“无欲斋”则表心志，言行一致。倘若换作今天官员言自己“无欲”，未免滑稽，视作现世的笑话。叔河先生作文常曲折影射，风凉话说得俏皮，但这次却直抒胸臆，论事说世颇感老辣，文辞刚直：“还想让它永远当城市的标志，则只能谓之不通，不足充亮点适足成倒霉的霉点矣。”识者读此文章多击节称妙。老先生快意情仇，可想当为性格所然。
　　叔河先生作文联想丰富，喜信马由缰，文辞挥洒肆意，识见博广通达。书中《自己写的东西》是作者对自己从事文化编辑及写作生涯的回顾与总结：“十年之中，自己主要编了三部书，即“走向世界丛书”（即将由岳麓书社重版）、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这三部丛书第一种与第三种都未全数出齐，然影响所及至今仍为读书界所称道。而作者自己出版的著作约计十本，读者对叔河先生有“编与写皆佳”之赞誉。另有一篇《讲讲我做编辑的事》，以问答解往事，简单几句话概括自己。近闻叔河先生已着手写回忆录，大约还会交代一些不曾为人所知的往事。
　　叔河先生文章雅俗兼得，议论间杂，别有趣味。大约编过《知堂书话》，作《谈书话》文阐释己见：“我并不薄唐弢之文，也相信他无意以自己的《书话》‘为天下法’，但即以‘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定范围，一千四百多年前颜之推和八百八十年前陆游的这些文字，至少总是可以入围的吧。”叔河先生编《知堂书话》便“无论客观地谈书，或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地为我所爱读。”并不拘于上述四个“一点”。叔河先生关乎读书，还有《秘法》一文谈个人展卷之乐：“看书消闲，最好的是看前人笔记。一则五花八门，尽管凭兴趣任意挑着看，二则文字大都简短，看起来不费功夫；三则随便翻开哪页都可看，不想看了又随时可以放下。”因此随意随兴亦在叔河先生写作读书上体现他处世性情。书中有帮别人新书作序一文，足见到他任由借题发挥的兴致，跑野马跑到连自己都觉得好笑的程度：“济南徐明祥君命我为他的《潜庐藏书纪事》作序，我却谈到男女私通始于何时上头去了，所谓东扯葫芦西扯叶，其是之谓乎。”读此可想文里文外的叔河先生，本身就是一则趣话。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