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赵守钰为宋氏形意拳宗师宋世荣的弟子）

   

    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55年11月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都有良好的关系，曾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议，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交往。“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小民革”的成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积极为和平奔走，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少承父教　追求进步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今桃江）县。其父刘承烈(1883—1952)早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长期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湖南光复以后，焦达峰当选第一任湖南都督，刘承烈在湖南任实业厅厅长兼实业银行总办。焦达峰遇害后，刘承烈不能见容于地方军阀，被迫离开湖南。后在熊克武部下当师长，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后，却被蒋介石剥夺兵权，此事造成了他终身反蒋的立场。刘承烈还参加了李济深等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参加了两广陈济棠、李宗仁联合成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驻华北代表以后，他不仅与国民党将领宋哲元、阎锡山等联络，还主动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南汉宸等取得联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国共合作以后，刘承烈与共产党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以至他和女儿刘甲樱在为中共工作时两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刘承烈与共产党员谢甫生、刘贯一、李运昌、邓华、宋时轮、姚依林等关系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刘承烈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刘承烈的经历和他嫉恶如仇、刚正守信的性格对刘仲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仲容少承父教，立志干一番事业。1923年他加入国民党，参加筹组湖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初他到达广州，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国民革命军第2军胡景翼及其部下郑思成旅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此间，刘仲容与冯玉祥部骑兵师师长赵守钰之女赵祥锭结婚，夫妻同赴苏联)。1927年，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以后，逮捕了一批苏联顾问及领事官员等。苏联政府为了报复，也将中国政府派遣的、特别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留学生逮捕了一批，以待交换。当时因为刘仲容父亲是政府官员，所以刘仲容也在被捕之列。1929年，他被苏联政府判处押解出境，放回中国。这年冬天，他经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
　　回国后，刘仲容被分配到军事训练总监部做翻译工作。因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满，刘仲容力辞不就。当时正值桂系反蒋，恰好他的留苏同学王公度当时任李宗仁的秘书，向刘仲容表示欢迎他去广西，一同进行反蒋工作，刘仲容表示同意，但因故未能成行。
　　不久，冯玉祥反蒋，蒋冯军队处于对峙之中。刘仲容即投奔正在冯部的岳父赵守钰，拟为其反蒋效力。不料，冯玉祥很快失败退晋，刘仲容便随赵守钰闲居北京。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刘仲容随赵守钰再次参与，赵守钰任洛阳豫西警备总司令，刘仲容在其部下任宣传处处长。不久，冯玉祥等再次失败，刘仲容又随赵守钰到上海，在一家公司当襄理。很快，这家专门经销国货、与日货对抗的公司关门了。赵守钰应杨虎城之邀出任陕西建设厅厅长，刘仲容又随之前往。
　　这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刘仲容心中十分苦闷。在他上下求索、寻找出路的日子里，有一条线索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的：早在刘仲容在洛阳工作时，他就经其岳父的介绍结识了共产党员刘子华(后改名刘仲华)。刘子华原在冯玉祥部工作，冯“清党”时赵守钰保护了他，所以二人交情很深。刘子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请刘仲容帮他搞社会关系，两人经常见面，交谈很深。刘子华没有隐瞒他的身份，还多次要求刘仲容留在上海帮助他工作。刘仲容离开上海以后，刘子华仍不断来信约刘仲容去上海。刘仲容几经思考，毅然决定去上海。1933年秋，刘仲容来到上海，正式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身在桂系　心向中共
　　最初，刘仲容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以寻找工作的名义，广泛联系上海各方面人士，并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收集各种情报。此间，他与谢甫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蒙古大使）、刘秉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共产党员建立联系。后来，刘仲华一度脱党，并滞留香港，主要与刘仲华单线联系的刘仲容只好另谋出路。刘仲容在桂系立足后，也把刘仲华介绍到李宗仁属下工作，并成为李宗仁的左右。
　　在上海工作期间，刘仲容结识了桂系驻上海代表黄建平、陈劭先。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后，刘仲容经由黄、陈及王公度的介绍，来到广西谒见李宗仁。当时桂系正在与广东陈济棠联合酝酿反蒋，刘仲容向李宗仁进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刘仲容的意见深受李宗仁的赞赏，随即派刘仲容到上海、华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并取得联系。
　　1935年冬，刘仲容来到天津，在他父亲家中见到共产党员谢甫生、南汉宸、王世英。刘仲容向他们介绍了李宗仁愿意联合抗日的意向及两广情况。随后，刘仲容到西安，见到了杨虎城将军。次年春，他返回南方，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与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西北军愿意与李宗仁保持联系。1936年早些时候，李宗仁决定6月1日以抗日反蒋名义出兵，并决定派刘仲容赴西北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采取行动。途经上海时，恰好张学良在上海。刘仲容见到了张的秘书栗又文，栗转达张的意见，要刘赴西安等张回西安再说。张随即又派其参谋解各川(即解方)赴广西了解出兵情况。刘仲容到西安后，因为局势变得十分复杂，张、杨都没有同他见面，但表示广西只要抗日，肯定有机会合作，要刘速回广西向李宗仁致意。不久，蒋桂达成交易，以和解收场。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随即派刘仲容前往西安。此间，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并亲赴西安督战。因而，张、杨正在酝酿发动西安事变。12月12日，天刚蒙蒙亮，当时在杨虎城将军处工作的王炳南兴冲冲地来到刘仲容的住处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并要他立即去见张、杨。
　　张学良告诉刘仲容，这次事变的目的是要求蒋抗日救国，并且他们已电请毛泽东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是。张请刘仲容立即电请李宗仁、白崇禧给予支持。
　　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报告了西安事态，并很快收到李的复电，李宗仁要求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随时电告。
　　西安事变后，日本外相发表谈话，要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采取了一定的军事行动，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此关键时刻，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西安。中共代表团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深入各个阶层，走街穿巷，调查研究，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共产党这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给刘仲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以后，刘仲容首先见到了叶剑英。叶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要他转达李、白。接着，周恩来也找刘仲容去谈话，给他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周恩来还说：李、白一向主张抗日，我们十分钦佩，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都应当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刘仲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开始。刘仲容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李、白不久联名致电周恩来，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由于中共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后来李、白为配合抗日，决定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不久又相继到南京任职，广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欲回广西不成，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于1937年1月下旬到达延安。
　　当时，毛泽东住在延安凤凰山下的一间窑洞里。刘仲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孜孜不倦地向刘仲容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向刘仲容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他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只要包括广西当局在内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强调，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他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了刘仲容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勉励他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并劝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对刘仲容从政治上、生活上都关怀备至。毛泽东讲课，刘仲容都去听，地方上开会，也邀请他参加。
　　4月间有一天，毛泽东召见刘仲容，说他将派人送刘仲容过黄河、进山西，然后乘火车回广西。毛泽东告诉他：“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毛泽东亲笔写一封信给周恩来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实际上，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
　　 次日，刘仲容告别延安，踏上归途，一切行程由伍修权安排。他们骑着马跟红军部队前进。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来到吉县附近的黄河边上。这天，刘仲容被通知有人请他吃饭，原来是张云逸。一个月后，张云逸作为毛泽东的代表来桂林会晤李宗仁。刘仲容接待了他，并派人对他进行秘密保护，安排他跟李宗仁见了面。
　　回到桂林以后，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汇报了西北之行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来他又在桂系高级将领座谈会上介绍了中共对形势的看法，列举了全国抗日必将实现的条件。有些桂系官员认为中共的看法有道理。之后，李宗仁又邀请几个省的代表在桂林共商促蒋抗日事宜。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李宗仁再度派刘仲容前往延安，作为广西常驻延安的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这次，刘仲容在延安住了半年多，直到1938年2月李宗仁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召他回徐州。
　　白崇禧身边11年
　　1938年2月刘仲容回到徐州后，李宗仁派他去河南潢川担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的参议。8月，战局恶化，李宗仁撤离徐州到武汉，刘仲容也去了武汉。
　　在武汉，刘仲容又见到了周恩来。那时，周恩来住在汉口长春街，他代表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中共地下组织，另一方面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在八路军办事处，刘仲容还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暗示他，最好能争取到白崇禧处工作。
　　当时，白崇禧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他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同李克农有联系。但是，谢受职务的限制，出来活动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这种联系就顺利了。正在此时，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已迁到湖北襄樊，李宗仁即将前往。借此机会，利用李、白分手安排人事之机，由刘士毅(湖北人，白之亲信)出面建议白把刘仲容带往桂林行营。白崇禧同李宗仁协商决定给刘仲容一个桂林行营参议的名义，把刘仲容留在他的身边。从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仲容才离开白崇禧。
　　1939年1月，刘仲容随白崇禧到桂林，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除了有时同苏联顾问、苏联记者打打交道，接待民主人士等之外，别的并无太多事情要干，这正好给了他许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不久，李克农来到桂林，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北桂路，离刘仲容的办公地点很近，两人之间除因公有所接触外，私下还有秘密往来。
　　1940年秋，蒋介石决定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把白调往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桂林办公厅主任由李济深担任。白崇禧到了重庆以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双方互有戒备。白崇禧最怕蒋介石派特务打进他家中，所以一到重庆就把公馆里的家务交给刘仲容负责。他把刘仲容视为心腹，同时，他知道刘仲容有共产党朋友但并非共产党，可以放心。对刘仲容来说，正好利用白崇禧的信任和军训部参议的身份，半公开半秘密地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做些有利于抗战的事。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刘仲容从白崇禧处获得的重要情况，随时都向他们直接反映。有时，也由王炳南转达。
　　1941年“皖南事变”后，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仲容很想了解白崇禧内心究竟作何想法。白崇禧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白崇禧还透露，李宗仁为了保存桂系的实力，也没有把广西部队拿出来“讨伐”新四军。刘仲容将此情况立即报告周恩来，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的名单中并未有李宗仁、白崇禧。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民主空气骤然降温。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授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刘仲容也参加了“小民革”的组织工作和活动。当时“小民革”的一些活动是依托中苏文化协会来进行的。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孙科，但他没有时间过多过问，实际上是由“小民革”的人主持工作。刘仲容兼任该协会的秘书主任，一直在此负责了两年多时间的工作，直到离渝到南京工作为止。
　　刘仲容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度被蒋介石的特务所觉察。1943年的一天，白崇禧从蒋介石的官邸开会回来问他：“这几天你跑了些什么地方?”刘仲容说：“中共办事处，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说：“今天开会时，老头子提到你，他说：听说你身边有个刘仲容，此人怎么样，你审查过没有?我告诉他，你是我从桂林带来的，没有发现你有什么越轨行为，对你我是可以负完全责任的。”白崇禧一再叮嘱刘不要给他惹麻烦，并且打发他去四川铜梁县汤家口温泉，以暂时躲避风头。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有一天，王炳南通知刘仲容：毛泽东召见。刘仲容十分兴奋，赶忙跑到红岩村。毛泽东要刘仲容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刘仲容说：“蒋介石谈判是假的，他决不会停止内战，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会发动进攻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现在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他说，你们“小民革”干得很好。并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毛泽东希望刘仲容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无疑是对刘仲容的极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笼络白崇禧，内定由白崇禧担任由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的国防部部长。1946年5月，刘仲容随白崇禧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南京。白崇禧虽是国防部部长，但参谋总长由陈诚担任，掌握实权，白崇禧只有名义而已。白崇禧表面敷衍，背后大发牢骚。
　　这年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刘仲容曾几次去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要好好地“伺候”白崇禧，使白感到满意，可不能因为生活上的小事同白搞坏关系，特别是不可在钱的问题上闹出事情来。当时虽然国共和谈尚未破裂，但蒋介石已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南京的环境十分复杂，周恩来十分关心刘仲容的安全，叮嘱他少去梅园新村，有时派王炳南去找他联系。
　　1947年3月间有些日子白崇禧不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报告说，到雍园(白的住处)找刘仲容的人很多，其中可能有共产党人。白崇禧回南京以后就派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明，结果并无实据。白崇禧对蒋介石特务居然搞到他的头上十分恼火，要刘仲容查清他住处周围的情况。结果发现，雍园四邻有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白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佣的特务。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简直吓一大跳。他对刘仲容说：“这帮人惹不起，你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当时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上海读书，他要刘仲容去上海照顾他们。这样，刘仲容就到了上海。
　　内战爆发以后，随着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胜利，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级，到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国民代表大会时，蒋桂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表面化的程度。在国大开会期间，白崇禧作了“剿共”军事报告，然后一些代表集中火力抨击在东北战场惨遭失败的陈诚。不久，陈诚就以养病为名先到上海后去台湾了。此间，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成功，更加剧了蒋桂矛盾。
　　1948年夏天，白崇禧与陈诚闹翻以后，国防部改组，由何应钦担任部长，发表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白不就职，带着家眷去了上海。蒋介石不得不派黄绍竑、何应钦先后到上海劝驾。经过密谈，白崇禧才答应去武汉就职。
　　7、8月间的一天，刘仲容在上海接到白崇禧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要刘立即去见他。刘仲容到武汉时，白已去了信阳。刘仲容与白通了电话，白告诉他一位美国武官要到武汉找他，来时要立即陪同去信阳见白。然后，白崇禧与刘仲容又谈了时局问题。白崇禧告诉刘仲容，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局势，他们对蒋介石十分失望，希望能与李宗仁合作，希望白崇禧能发挥军事才能，扭转局势。白崇禧要刘仲容去广西，让黄旭初等加紧训练民团，再补充20个团。白还让刘仲容去广州找他小舅子(当时在广州正和银行当经理)为他筹款。刘仲容问他武器怎么办，白崇禧说：“这个有办法。”
　　刘仲容在广州时，接到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去香港买几支猎枪，还有其他日常用品。刘仲容感到奇怪：这么点事，还要专门跑香港一趟?莫非想要他到香港向中共方面人士摸摸底?到香港办完采购以后，刘仲容通过侯外庐、许宝驹等“小民革”的人，找到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刘仲容向潘汉年谈了白崇禧的动向，以及白与蒋介石的矛盾和与美国勾结的情况等等。刘仲容说，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白崇禧似乎有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意图。3天后，刘仲容回到武汉向白崇禧复命。果然，白祟禧问他：“你在香港见到了什么人没有?”刘仲容告诉他见到了几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并且还告诉白崇禧说：“共产党认为形势很好，打垮蒋介石没有问题。”当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白崇禧也认识到这场战争已经毫无希望。但他对在上海的子女的安全很不放心，要刘仲容去上海包一架飞机把他们接到武汉。同时，要他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向他们表明和平谈判的愿望。
　　刘仲容从上海回武汉后，白崇禧问他找到中共人士没有，是否愿意和谈？刘仲容说：“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和，但据我所知，共产党是讲统一战线的，只要你有决心，共产党总不会把门关上的。”白崇禧表示要与李宗仁商量商量。12月份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此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汉，导演了一出逼蒋下台的活剧。后来，因为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为和谈奔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理总统。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映，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竑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刘仲容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其实，刘仲容的北上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上海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和平代表团在要从北平返回上海，毛泽东托他们给李宗仁带几句话：“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章士钊把这些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而此时白崇禧也正因为与中共接不上关系而无可奈何。就这样，刘仲容被派往了北平。
　　1949年2月，刘仲容几经周转，通过“小民革”，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人吴克坚，请吴将李、白派他北上的事转告中共中央。过了一两天，吴克坚通知刘仲容，他已收到中共中央的答复，欢迎刘北上。吴克坚规划了刘北上路线，给了他进入解放区的接头暗号。
　　1949年3月初，刘仲容从汉口动身北上。临行前，白崇禧告诉刘仲容他的意图，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已有了和平的气氛，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主力虽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会吃亏的；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要求刘见到毛泽东时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他又交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告别时，白崇禧说：“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刘仲容到达信阳。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他越过前线中空地段，到达遂平。有几名解放军对他进行检查，当他讲了接头暗号之后，就顺利进入了解放区。因为战争破坏，铁路尚未全部修复，火车开开停停，直到3月28日才到达北平。
　　到达北平时，周恩来副主席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并当天就接见了刘仲容。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中南海丰泽园。晚上，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听取了刘仲容关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情况汇报，主要是关于李、白内心的真正想法。这次接见从晚上8点左右，直到凌晨3点。
　　当毛泽东问及南京方面动向时，刘仲容说：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刘仲容：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刘回答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以求“划江而治”的对峙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毛泽东闻言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白崇禧以为解放军参加渡江作战的有60万人，毛泽东纠正了白的估计，说：“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先生估计不到的。”
　　当时桂系夏威的部队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同时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白崇禧要刘仲容向中共方面请求缓解，以示和平诚意。对此，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发还桂系部队。毛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了北平。因为刘仲容此行是秘密行动，所以与代表团没有接触。
　　4月2日晚，毛泽东又召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对李、白再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毛泽东笑问：“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毛泽东要刘仲容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毛泽东还说，白崇禧很喜欢带兵，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还不行，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笑着说：“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当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转向他：“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第二天，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他们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其中大多是刘的熟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
　　周恩来对他们说：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共有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朱蕴山(代表各民主党派)、李民欣(代表李济深)、刘子毅（他是去找顾祝同的）。周恩来说：“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的飞机飞抵北平，当天下午2时半，刘仲容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4人搭乘这架专机回到南京。
　　当晚，刘仲容去傅厚岗单独见了李宗仁，向李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李的期望。他还把从北平带来的4月5日《人民日报》送给李，这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南京政府何处去?》。刘仲容告诉李，这篇文章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李宗仁看了之后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任行政院长的何应钦，请何来一趟，然后要刘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说一下。
　　何应钦一见刘仲容就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么消息?见到文白、邵老了吗?”刘仲容说：“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我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何问：“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见到毛泽东没有?”刘说：“见到了。毛泽东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泽东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毛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南京，刘仲容告诉他，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情况都摸清楚了。白崇禧听完汇报后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刘仲容又把毛泽东说将来请他带兵的事说了，白说：“我个人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不可避免。”白崇禧暴躁地说，“你马上就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在这次谈话中，刘仲容还告诉白，这次同来的朱蕴山和李民欣是代表民主党派来奔走和平的。并劝白说：目前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是谈何容易。现在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但白仍迷信他那最后一点本钱，幻想美国插手发动第三次大战。
　　此间，刘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交谈了几次。李、白仍旧顽固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刘仲容还从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曾从台湾用飞机运了二百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李宗仁则是对和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的“智囊”甘介侯这时正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往密切。
　　4月10日晚，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刘仲容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回宁，叫他们搭乘黄的专机飞回北平。刘仲容把再回北平的打算告诉李宗仁，李表示同意，要刘为和谈再作努力。
　　4月12日下午6点45分，朱蕴山、刘仲容搭乘南京派往北平接黄绍竑和屈武的专机飞回北平，同机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以及朱蕴山的儿子。那天，于右任、程思远、黄启汉等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送行。
　　一下飞机，刘仲容就乘车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平安归来了吧!”刘仲容向毛泽东汇报说：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李宗仁似乎还有争取的可能性。毛泽东告诉刘仲容：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4月20日就要渡江。毛希望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
　　刘仲容对李宗仁的估计落空了。4月16日，当黄绍竑、屈武带着和平协定送到南京签字时，在最后一刻，李宗仁还是拒绝了。4月23日，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飞往广西。5月17日，白崇禧被迫放弃武汉，退到长沙。在长沙时他还打电报要刘仲容回长沙。当刘仲容向周恩来请示时，他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全国胜利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呢!”
　　创办北京外语学院
　　1949年6月，周恩来指示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从此，刘仲容一直在北京外语学校工作了31年，直到1980年3月去世为止。
　　北京外语学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改名延安外国语学校，进京后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改名外语学校，校长是中共党员浦化人，刘仲容任副校长。刘仲容上任后积极协助浦化人进行建校事宜，当时最大最难的问题是缺少教师。刘仲容利用自己多年来与知识界人士的交往，通过种种关系，从全国各地聘请了大批教授讲师来校执教，如吴景荣、程镇球等，很快就使师资队伍得到充实。
　　1950年3月，浦化人调走，刘仲容继任校长，他继续大力扩大教师队伍，许国璋、周珏良、张汉熙、李康等人多为在这时调入。由于刘仲容善于起用人才，所以外语学校教学质量很高，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年内，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外事干部，并从1952年起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到1953年学校已发展成为有英、德、法、西4个专业，师生近千人的新型高等外语学校。
　　外语学校新建时没有校舍，寄居于华北革命大学内，1952年始在北京西郊魏公村西口征地筹建新校舍，刘仲容统筹规划，呕心沥血，经过三年努力，始告落成，建成了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1954年8月，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任院长。1959年2月，与京俄语学院合并，刘仲容任副院长，1978年后改任顾问。
　　刘仲容工作认真严谨，为使学校逐步正规化，他主持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连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比如为了解一个清洁工人一天能清扫多少场地面积，他自己扫了一天，然后确定全校清洁工人的数量。他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在大小问题的处理上都能做到公正恰当。
　　1956年以后，学院实行党委领导制度，刘仲容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尊重党的领导，与党员合作共事，始终以诚相待，同舟共济，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1955年，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刘仲容为实现这一决定，配合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秘密来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随后，程思远来到刘仲容家里，两人商讨对策。程思远五上北京，每次刘仲容都参与接待。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刘仲容前往机场迎接，并奉命专职从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平日，他总是上午去拜会李宗仁，与他交谈，下午去向周总理汇报。
　　7月26日，毛泽东设午宴招待李宗仁。上午，毛泽东即在游泳池召见刘仲容，刘仲容一边陪毛泽东游泳，一边回答毛泽东关于桂系及有关情况的询问。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分别以不同名义宴请了李宗仁，刘仲容都出席作陪。
　　8月中下旬，刘仲容一家陪同李宗仁、程思远两家到北戴河消夏。8月末到9月中旬，刘仲容又陪李宗仁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傅作义、张治中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毫无例外，刘仲容总是要出席作陪的。1966年初，刘仲容陪李宗仁夫妇到广西、桂林、海南等地参观游览，因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突然病重中断游览回京，旋即郭德洁去世。“文革”开始后，刘仲容还可以去看望李宗仁。1968年6月，刘仲容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李宗仁追悼会召开时，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外语学院让刘仲容参加，造反派竟说没有车送。总理办公室即派车接刘。在追悼会上，周恩来见到刘仲容，见他面容憔悴，问他怎么了，刘仲容说：住牛棚了。周总理显得很生气，但当时没说什么，过了3天，刘仲容的专案组就撤销了。刘仲容随之被解放，来自周总理的关怀，也得益于他与李宗仁的缘分。
　　无私无畏的政治活动家
　　刘仲容个性耿直，能坚持真理，从不见风使舵，随声附和。1957年反右时他公开对人说：“哪有那么多的右派?”结果被外语学院定为“中右”，好在中央领导了解他，改为“中左”。
　　“文革”后期，“四人帮”倒行逆施批什么“党内大儒”，刘仲容在民革中央学习小组上不避风险，把对“四人帮”借批儒之名批总理的不满讲了出来，以至于后来民革中央负责学习小组的甘祠森怕他直言惹祸打电话通知他：身体不好就在家休息，不要参加学习了。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刘仲容去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他不仅因为他个人几十年来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而痛悼这位伟人，更为周总理治丧工作的简单而悲愤。当他听说“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时特别兴奋，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1978年4月，在民革中央的会议上，刘仲容提出建议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颇有些人为他捏一把汗，但大家都从内心里佩服他的政治勇气和胆识。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刘仲容十分兴奋。当时他曾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他对祖国统一的希望，谈了对台湾朋友的怀念。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这一消息后，《北美日报》发表了《刘仲容先生愿为和平使者》的报道。事实上，他确曾策划了一个赴台推动统一的方案，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使他仿佛已回到了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
　　刘仲容从1959年民革四大起即担任民革中央常委，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民革工作，他为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他为民主革命，为建设新中国，为祖国统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第五届常委，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4月1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可以说是备极哀荣。
        （蔡永飞）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仲容：《自传》(未刊稿)。
　　2.《刘承烈》(《桃江名人》)。
　　3.《刘仲容》(《桃江名人》)。
　　4.平杰三、罗青长：《真诚的朋友智勇的战士》。
　　5.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的几件事》。
　　6.张敏华：《仲容同志小传》（未刊稿)。
　　7.《1949年国共和谈的一些内部情况———访问刘仲容同志谈话记录》，载《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第7期。
　　（感谢刘仲容的女儿刘蓉同志提供上述部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