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何怀宏

这种“精神性的行为，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名济）先生，在他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自沉于北京净业湖(积水潭)。他在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明确写到：“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

    梁巨川何以“殉清”？何以要为一个已经灭亡、且肯定不可能再复活的王朝殉节？的确，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自宋代以来，总有为前朝殉难死节者不绝如缕，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呼声大倡，民国也已经七年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殉清”？确实，辛亥以后梁即有死志，但除了家事牵扯，也还想再观察民国一段时间，或等新国会开会时再吁告新议员而死。而民国的时局却不断使其失望。1917年曾发生过张勋试图用武力使清廷“复辟”的事件，梁巨川并不赞同此事，他曾为此数次投书张勋劝阻。张勋事败后，他痛感事主及预谋其事的名士大老无一人致命殉节，大致此时就已最后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甲子之年前自行赴死。

    梁巨川之死，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注意，而不管是否赞成其政见，评论者都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社会学家陶孟和认为他自杀是出于两种错误的理由，一是把清朝当国家；二是以为自杀能够唤起国民的爱国心。胡适认为他的精神让人敬重，但可能近年来接受新知不够。甚至梁先生本以为会骂他的陈独秀，也对其言行一致和“真诚纯洁的精神”表示了敬意。七年后，诗人徐志摩又重提此事，说即便梁进大学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观念，他也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赴死。因为，在“他全体思想的背后还闪亮着一点不可错误的什么—随你叫他‘天理’、‘养’、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道德范畴—就是孟子说的‘（所欲有）甚于生’的那一点。” 这种“精神性的行为，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

    的确，陶孟和注意到了梁巨川此举的前后两个向度，一是对过去的“殉清”，二是他还试图唤醒现在的人们以图未来的改造。但是，他简单的将其殉节的前后意义都归结到“国家”、“政府”的层次上却是有误。甚至陈独秀也注意到梁所殉的是一种“主义”。而徐志摩应该说抓住了更为根本的“一点”精神，梁漱溟则将这一点“精神”径直称之为“道德的素质”。

    我们可以再看梁巨川先生自己的心声。他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

    梁先生其实并不是一个顽固保守的人，他赞成变法改革，支持宪政、让儿女学新学，鼎力资助和参与最早用图画和白话开发民智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他四十才出仕，也非清朝的高官显宦，但他自觉对清朝已经有了一种连带关系，有了一种信义责任，他甚至愿意为这一责任去死，意在提醒这个逐渐丧失信义的世界应有所怵惕。他愿“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正是立足于道义，梁先生一方面对完全否定过去的伦理纲常表示不满，认为“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另一方面，又对民国以来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状况表示痛心，说：“今吾国人憧憧往来，虚诈惝恍，除希望侥幸便宜外，无所用心，欲求对于职事以静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独为道德之害，即万事可决其无效也。夫所谓万事者，即官吏军兵士农工商，凡百皆是。必万事各各有效，而后国势坚固不摇。此理最显，我愿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势之说也。”

    抽象的道义是要体现到具体的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上来的，而不应开空头支票。但是，我们在这些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中又不宜只看到“具体”，而更应当看到那抽象而普遍的道德精神和普遍原则，而有一些这样的最基本原则规范和崇高精神是可以超越朝代和时代的：应在旧朝存，也应在新朝存，在王朝社会是正当的，在共和社会也是正当的。甚至过去的君主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才会有像清朝也曾钦定表彰明末曾抗拒自己的殉节者，反将变节奉己者列入“贰臣传”。而到了二十世纪，反而有为了狭隘的一己一党之功利而不惜践踏最基本的社会伦理的现象。

    梁巨川先生并没有鼓吹传统的一种至高道德，希望社会“希圣希贤”，成就一种君子伦理。他所希望于民国之人的道德约有三端：一是勿仅斤斤于争权利、功利，也要讲责任、道义；二是各行各业、尤其是官员都要遵循自己的职业伦理，尽职尽责；三是社会要讲信义，尤其上层，要言行一致。他并引孟德斯鸠语，强调民主国的人们必须更重视道德。这就是他的相当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目标，然而，他所采取的手段的确又是相当传统的。为了唤醒世人努力建设这一基本的社会道德，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类自尽之事，我们自然不宜事先提倡其行，但却须事后敬重其人；甚至有此意者也不宜要求他人如此做，而至多自我奉行，且需要慎之又慎。但话说回来，如果一个数百年并非完全无功的王朝倾覆，尤其相伴的还有一种数千年并非完全无益的文化消亡，如果最后竟没有几个人为之捐躯死节，客观上也是这个民族的羞耻。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采访时间_ 2009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_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被采访者_周瑞金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

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

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

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

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

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

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主持人：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主持人：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主持人：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主持人：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主持人：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主持人：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主持人：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主持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主持人：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主持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主持人：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主持人：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主持人：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谢泳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

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

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这就是文件。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 （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这59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曾招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

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消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消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59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1957年底共有3378人，占全体盟员的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总数37人的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100人的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230人的32%。

    如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民盟中央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葛剑雄

城市建设中不讲科学固然可怕，不讲民主危害更大

多年前到西北某市，见识了那里一条号称“华夏第一路”的“某某大道”—在中间隔离带两边各有10条车道，高标准路面，当时国内的确无出其右者。只是地方财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将大道延伸到辖境以外；其他行政区也不愿花钱凑这热闹，所以只建成一段供展示的“样板路”。

在我印象中，当时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一般也只建4条车道，美国从新泽西进纽约的高速公路单向有7条车道，难道这个西北的中等城市要按比纽约的主要通道更繁忙的车流量来设计交通线？当地的有关专家解释了我的疑问：书记的指示是要保证百年不落后。但100年后的先进水平究竟该是什么样？显然书记并不了解，也没有请专家作过论证。据说，有人试图说服书记不必将路幅定得那么宽，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而且还相当理直气壮：与其不断扩建，还不如一次性建成。

此话貌似有理，其实不经一驳。且不说100年内当地是否会有如此大的车流量，是否需要那么宽的道路，即使有需要，也是逐渐增加的，完全可以预留道路用地，而不必提前建成。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筑路的成本中，相当大部分是用于拆迁和征地，当地地广人稀，只要提前规划，不在计划用地中新增建筑物或新辟耕地，就不会增加未来扩建的成本。如果将预留用地建成绿地或户外休闲、活动空间，还能改善景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当地年温差、日温差大，日照强烈，风沙严重，修好的路面即使没有车流经过，也领先不了百年，还得定期翻修，耗费巨大。

再想一下，建这样的路除了获得虚名之外，对本地毫无好处。路太宽太直，过路的车一下子就冲过去了，就是想停车也不容易。本来还有人会停车看看，顺便休息购物，以至观光旅游，现在却流失了。当初北京新辟平安大街时曾在路旁改建或新建了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用于开设特色商店、餐饮休闲设施，但大街开通后却事与愿违，一些房屋只能改变用途，已经开张的店铺也顾客寥寥。原因就在于一旦车速快、通过容易，停车的意愿就会减少，除非有预定的目的。而路旁缺少停车位或停车不易，使那些车主也会望而却步。所以高明的都市管理者不但不会将路越修越宽，让车速越调越快，还要专门设立步行街，以增加人流—潜在的顾客流。

有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经验的人都知道，当车道增加到四条或更多时，必须特别注意出口，提前作好变道靠边的准备。在车流量大的七车道公路上行驶，要进出自如，对每个驾驶员都是考验。很难设想，这条10车道的大道到了车流密集时会是什么情景，驾驶员将如何应对，会是一条吸引人的平安快速大道还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战场坟场？而且如果这一段特别宽，车道特多，后面没有相应宽的路衔接，必然导致匝道、出口的堵塞，形成难以根除的痼疾。其实，道路专家早就警告，高速公路不能越修越宽。如果车流量真已超过极限，又无法削减，最合理的选择是另建新路，而不是任意拓宽。

而且现代的交通设施并不限于高速公路，在人口稠密地区，城市与城际轨道交通已经显示出巨大优势。这座中等城市紧靠一座大城市，两城间迟早会建轨道交通线，到那时，书记那让车流填满10条车道的超前意识就更没有实现的机会了。至于今后这八九十年间还会出现什么交通方式，客流物流还会有什么变化，目前更难预料。例如，随着网络和信息的发达，更多的人不必每天来往于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社区设施的完善会减少中心城区的人流；合理的物流和环保措施能大幅度减少物流量；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削减交通运输总量。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会改变，崇拜、追求巨大、第一、“最×”的人越来越少。可以肯定，这条“华夏第一路”的落后要不了100年。

本以为这只是过去的故事，谁知今年夏天在西北某市又见到了新版，在该市还在建设的新区到处都是双向八车道的新路。据说这是当地主政的某书记的强力推行的规定，以至某书记已被称为“某八道”。不仅如此，连新路的路灯和街沿石都得用某书记曾经任职的某省产品，对此提出批评的人还会受到整肃，看来这位“八道”书记已经到了“霸道”的程度。

行车在这样的八道上自然舒服，但多数新路显得过于空旷寂寥，因为这座城市目前只有40多万人口，新区的人口更加稀少，就是整个省级政区也不过数百万人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八道大多是被闲置的。但新区所在，却是原来的城郊农田，大批良田就此成了硬质路面。

与此同时，新区附近还在大规模地恢复湿地，大片人工湖与水道相连，令人有置身水乡泽国之感。地处大河上游的某市固然不会缺水，但中下游却不时有断流之虞，怎么忍心将大量宝贵河水蒸发渗漏？我不明白，为什么“八道”书记对环境保护要采取双重标准呢？修那么多并非必要的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难道能用湿地来弥补吗？

    看来在城市建设中，不讲科学固然可怕，不讲民主危害更大。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刘畑

即便在今天

这块石头的确立依然不是

兴之所至就能达成的

它的背后常常有一种

集体名义的力量

是某一“单位”的行为

它书写、命名

也通过书写和命名彰显自身

在西湖边闲逛，你会看到：一家咖啡馆、一家疗养院、一家美术馆，甚至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都摆着一块或大或小、或立或卧的石头，上刻名号，甚至，如果你凑巧经过一个叫做“XX山庄”的地方，仔细瞧瞧，那里九成会出现一块大石头，叫了这个名字，似乎不这么干就说不过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然观：在自然的背景中，人们不愿意放入人造物—人工的痕迹制造了一种对立，这种被用于解决具体材料和质感问题的自然观，它的来源是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无法“合一”的，常常都指向了工业制成品—更确切的说是“合”成品。

那么，同样符合自然标准的材料还有木头，但木头不坚硬、会腐烂、易烧毁—这里，“金石不朽”的观念浮出水面。不朽的金石上刻的常常是“到此一游”，这是“金石不朽”的副产品：人事的不朽、言论的不朽、公告牌的不朽。

不过所刻在石不仅为此：它可以供人拓印、传播；它表示不容篡改，也不易篡改，被改也极明显。所以，刻诸石上的会是“经”、“典”、“法帖”，而今天，刻上去的也常常是口号、格言、校训、招牌。

在中国传统中，石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儒经即太学石经，以及释道石经。太学石经的所立地点处于人为的建制中，对话的是“天下”，用石多是方石，坚硬的三个维度，在空间中标示出明确的位置；而释道佛经，则多置身于大山之上、尘世之外，对话的是“天地”。

我们所考察的“城市石刻”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它的站立像碑，造型比拟的则是小山—即“假山石”，所用的石头多是河石，至少可以看出经过了水的冲刷，浑圆、没有棱角，这背后则有和气、圆滑(R)等价值取向的作用，是为一种“视觉意识形态”。

它的布置受假山石尤其是最著名的水里的石头—太湖石的影响，这又是传统园林的趣味成分。但名贵石头成本高，放路边不安全，其次，石头上面应有足够的平面可以刻字，所以不乏某些石头，在刻字平面的边边角角还是要冒充下太湖石。

石上的刻字多请书法家、名人题写，此处，又可见文人题壁、名家题匾等传统的交叠。而碑刻、摩崖和题匾，在书法上有一个共同的专门项目：榜书。萧何第一个用榜书装饰帝王宫殿，也使大字与装饰、权贵有关，这在现今的石头上概莫能外。但刻字中有个最为独特的情况，是电脑字体的碑文，字体都源于手工的书法创作，或如宋体是手工刻板，但经历了数码化的录入后沦为范式，这一点和如今刻石采用的技术，使用电脑控制机械操作有关，迥异于“技术复制时代”之前的所有石刻。

这些石头也追求体量，树立威权、引起崇拜常与此相关。这种观念有极古老的起源，如世界各地均有出现的史前巨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作为生殖崇拜对象的石祖，如拥有支石墓传统的高句丽所出现的巨大的“海东第一碑”好大王碑。

甚而，石头本身也具备神秘力量，从女娲炼石补天传说到《红楼梦》（《石头记》）里通灵的女娲弃石，从《西游记》中石头里迸（蹦）出的猴子到“泰山石敢当”，从相传汉武帝和武则天都立过的无字碑到米芾拜石的故事，包括宋徽宗的花石纲，都可以看作某种程度上对石的拜物。

而即便在今天，这块石头的确立依然不是兴之所至就能达成的。它的背后常常有一种集体名义的力量，是某一“单位”的行为，它书写、命名，也通过书写和命名彰显自身。

    同时，水中石头出现在城市意味着长途运输。这不新鲜，白居易有诗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但这也不是“易”事，明成祖的“阳山碑材”就是因为没法运而放弃。也只有在如今的工业水平下，这些大石头在城市里才可能大规模出现。最奇特的是某些招牌，在石头上安装了霓虹灯字或是背光字，使之在夜里也很明显，这些字都不是刻在石头上，却还是要放着这一大块石头。可见，最重要的动因，还是在于当今中国的商业需求和文化想象，在于我们长久潜伏、浑然难解的艺术史和观念史。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对话人_刘苏里    阎克文

阎克文，学者、翻译家，1956年生于北京

曾任职山东省总工会、新华社

2000年辞公职。现为自由撰稿人，并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译著（包括合译）有《民主新论》（东方）

《君主论》（辽宁教育，外文，台湾商务）

《贡斯当政治论文选》（商务，台湾殷海光基金会）、

《个人主义》（江苏人民）、《韦伯的新教伦理》（辽宁教育）

《马克斯·韦伯传》（江苏人民）、《韦伯政治著作选》等

近日商务、上海人民将推出重译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与社会》和韦伯《社会学文集》

    马克斯·韦伯，生于1864年，1920年去世，是与卡尔·马克思齐名的德国社会思想家。在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马克思曾经家喻户晓，而韦伯走进中国人视野，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1985年，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出版。此后二十几年，韦伯原著以及相关的二手文献，包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著述，陆续问世。韦伯热不温不火地持续到现在。可以预计，这热还会持续下去。

    据知，很多人读过韦伯，或正读韦伯。《新教伦理》之后，《儒教与道教》有过两个译本，皆有不小的影响。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台版“韦伯文集”，推动了韦伯热的升温。此集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钱永祥先生领衔翻译的《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个名篇—“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阎克文先生译成“以政治为业”）第一次与读者完整见面。二手文献，以本迪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和韦伯夫人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流传最广。今年九月，韦伯重要的政论集《韦伯政治著作选》上市，颇受读者关注。其中收录了韦伯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和韦伯在艾伯特当选总统后发表的“帝国的总统”等名篇。据知，韦伯最重要的遗著《经济与社会》中文重译本，将不日出版，对读者全面理解韦伯，向前大大推进了一层。

    韦伯年幼，德国开启俾斯麦时代（1871），急于在现代化大道上奔跑的德国，获得路德教改以来少有的四十年和平，德国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进展，整个社会歌舞升平，凯歌高奏，一路前行，势不可挡。1887年，韦伯23岁，正式发表第一部学术作品，1895年，韦伯31岁，就任弗莱堡大学教授，离德国第一次灾难降临，只不到二十年。此时的韦伯，已显露出先知迹象。演讲中他提醒听众：“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静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年轻时代那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理想已经衰落；”他挞伐德国社会：在民族统一完成后，到处“弥漫着‘政治餍足’的气氛，”“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他警告：“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他希望德国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吁请同代人肩负起“在历史前面的责任”。—此时的德国正如日中天呢！

    韦伯不同于他的前辈思想家，比如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和李斯特，也不同于他后辈学人，比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他深知德国的病根，急躁、莽撞、自卑，又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他深切认同英美政治中的核心价值，希望德国最终能走上英美政治道路，成为政治上成熟、热爱自由、尊严地生活的民族。他断言，如果德国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必将给人类连同它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先知韦伯一语成谶！德国没有在自满、自大中站起来，反而在1914、1939年，两次将世界和自己拖进灾难的深渊。很多年前，我读过哈特里奇的《第四帝国》，书中提到，二战结束后，德国竟然连铁钉都造不出来！

    一个政治上幼稚的民族，必然造就出把命运系于其身的恶魔，最终将自己送上断头台。

    焦虑了一个半世纪的德意志人，到二战结束后，才慢慢悟出民族求存的道理。不独德国，亚洲的日本亦如是。谁能保证，没人步德国、日本之后尘？

    今天，我们请来阎克文教授，一起重温韦伯。有请阎克文！

    刘苏里: 克文兄好！

    阎克文: 苏里兄同好。

    刘苏里：明年是韦伯去世90周年，可坊间一片寂静，是韦伯离我们渐行渐远了么？

    阎克文: 这个现象似乎不算过于怪诞。

    我认为，大陆学界对于韦伯思想的吸收消化和研究，与欧美相比，客观地说，总体上的差距非常之大。至于一般社会层面，就更不必说了。其中原因多多。

    刘苏里：大陆学界85年正式引进韦伯，至今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整个韦伯研究，不能说没有，但系统、整体性都差强人意。是什么原因？

    阎克文: 问题就在这里。实际上韦伯著述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介绍，还不能说已经进入理想状态。

    刘苏里：我自己也是很晚才接触韦伯，认真读了几本，觉得他的重要性，远在许多西方思想家之上。

    阎克文: 是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原著的精准译介，这个基本功本身，我们做的就极不扎实。版本来源参差，翻译质量更其参差。这对于准确理解韦伯无疑是个严重的不足。

    刘苏里：让读者高兴的是，《韦伯政治著作选》在你老兄的努力下，与读者见面了！

    阎克文: 过奖了仁兄。

    刘苏里：大家对《著作选》是有期待的。我几乎第一时间把它读完了。

    阎克文: 我只是尽量努力就是，而且我始终非常惭愧不能直接从德文翻译韦伯。所以正在发奋修习德文，希望能有所裨益。我的愿望是争取能在3到5年内直接翻译德文原著。

    刘苏里：“以政治为业”，钱永祥先生翻译成“以政治为志业”，原来是这个选本中的名篇呵。

    阎克文: 这是篇演讲稿，版本来源很多。

    刘苏里：此次翻译，对照几个版本么？

    阎克文: 我主要参照了冯克利兄的译本。冯兄的译笔基本上是公认的。

    刘苏里：“业”与“志业”，好像传的神有些差别呢。

    阎克文: 是。

    刘苏里：你是怎么考虑的？

    阎克文: 冯克利兄译本中作了一个注释，我完全赞同，就是说，我觉着“业”比较得体。因为韦伯是从两个方面比较业这个概念的，大体上类似于双关。一是职业，一是志业，如果单纯译成职业或志业，似乎都不妥当。韦伯是在进行比较研究，他把政治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政治为职业，一是以政治为志业。

    刘苏里：这个挺关键，所以想听你仔细分辨。

    阎克文: 两者的行为方式虽然不是断然有别，但精神实质却不可同日而语，在韦伯看来，前者显然是个多数。但只有后者，在韦伯眼中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不管这种政治家处在什么地位上，不管他是正在奔前程还是已经奔到了前程，都堪称真正的政治家。德语Burf（英语的vocation）可以理解成职业，那只是一个差事，说白了就是混碗饭吃；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理解为志业，这就是基督教背景的概念了，它要求具备一种使命感，对于现代人来说，首先就是责任感。

    刘苏里：韦伯的这一认识，与古希腊城邦政治传统是否有关系？

    阎克文: 应该说，毫无疑问，不过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

    我想应该注意一下，韦伯始终是在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传统的价值背景下看待现代政治现象的，而希腊的传统基本上是纯世俗的，那里还没有韦伯所极为看重的“天职观”。

    韦伯十分清楚，已被除魅的现代世界不大可能在曾经是一元化的基督教价值系统中继续存在了，但是，特别是在新教塑造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正如他在《新教伦理》中所说，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宗教这个外壳，但是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其精神实质还是在一种“天职观”的内在驱动下向前挺进的。这在现代政治家身上同样如此。可以说，这是宗教世俗化过程的结果。

    刘苏里：韦伯还有一篇“以学术为业”，钱译“以学术为志业”，意思跟这一篇应该是一致的吧？

    阎克文: 是的。

    刘苏里：对不起，打断你了！你还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

    阎克文: 随便聊吧，如果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政治家，因为没有塑造政治家的“实验场”，也没有政治家施展拳脚的舞台。从最简单的角度说，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或者敢于公开表明自己让听众不犯糊涂的政治抱负，如果有谁这样做，他基本上就死定了！如果他有这样的抱负，也只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掖在肠子里，如果没有机会在沉默中爆发，就只能烂在那里。

    刘苏里：精彩！都变成公务员了！

    阎克文: 耐着性子看看韦伯的《政治著作选》，恐怕都会产生出一种确凿无疑的认识，就是说他老人家是在苦口婆心手把手地教给德意志民族怎么打造政治家，他对自己这个亲爱的民族实在是恨铁不成钢，恨钢不成材！

    刘苏里：太精彩了！我很想你就此题目再发挥若干！

    阎克文: 可是在我们眼里，那德意志民族却煞是了得啊—行政效率举世闻名，工艺精湛也举世闻名，一丝不苟同样举世闻名。可是韦伯认为，这种纯技术性的表现并不足道。

    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用这种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行话描述当年的德国是不是同样贴切？

    刘苏里：哈，哈，正是，正是呵。

    阎克文: 这正是韦伯最为焦虑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你给一个猴子哪怕戴上一顶纯金的帽子，就算那是个绝顶聪明的猴子，说到底不还是匹猴头？所谓沐猴而冠。所以，韦伯甚至多次激愤地断然否认德国存在贵族阶层！重要的是，韦伯毕生的社会政治偶像，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他的大规模比较研究始终都能让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到了，他认为这样的德意志民族绝对会随时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他才那么苦口婆心地手把手教给德国人怎么玩民主、怎么玩宪政，从观念到操作，真真是苦口婆心。如果从自由主义传统来说，韦伯的观念显然是代表了欧美的主流思想。

    刘苏里：“重要的是，韦伯毕生的社会政治偶像，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德国的，甚至欧陆思想家对此有相同的认识么？还是正好相反，对英美嗤之以鼻？换句话说，欧陆思想家，是否有个英美情结？如果有，结儿在哪儿？

    阎克文: 我还没有这种情结的观察，只是从实际表现来说，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尽管百年来这个命题一直争论不休，但至今没有被颠覆，这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韦伯的整个著述体系，他的任何一个命题，据我所知，至今都是要么还没有谁能够颠覆，要么就是绕来绕去又回到了韦伯，只是更加扩展了韦伯命题的解释力。调侃一下，一如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

    刘苏里：我有个观察，不知是否确切：英美至今称霸300年，显然不止军事强大、科技发达、财富积累，等等，而是政治上某种超过欧陆的品质—这种品质，欧陆思想家最熟悉了，因为是它们祖上建立并传下来的，它们自己丢的差不多了，但却在英美看到它结出硕果，他们一面赞叹，一面焦虑，甚至愤怒！这品质，就是英美政治中保持的德性－古希腊、罗马共和实践昌行的政治美德传统。只不过很隐蔽，一般人看不出来，都以为英美搞炮舰政策，靠膀大腰圆称霸世界。

    阎克文: 历史变迁此消彼长，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至于现代以来欧陆与英美的反差，当然有它的独特原因，很难几言以蔽之。至于你最后提到的那种看法，恐怕只是意识形态宣传的胡扯淡。

    刘苏里：但欧陆思想家知道，很清楚英美政治的要害在哪儿，再看看各自本国的情况，更觉气馁？韦伯是第一个表述欧陆思想家焦虑根源的人么？

    阎克文: 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抱有偏见和嫉妒的欧陆人士，我觉着只应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同情，没什么更多好说的了。

    韦伯实际上是对全体现代人类的出路感到焦虑。有这种焦虑心态的当然不止他自己，他也不是第一人，在这方面，马克思毫无疑问是韦伯最著名的前辈，只是他们的取向截然不同。马克思把现代人领到此岸岸边，只是教给现代人怎么在此岸这边打砸抢烧杀，这个很具体，操作性很强，可是然后呢？然后他就甩手不管了，他实在找不到一个脚踏实地的地方领着他们到彼岸去，于是只好自己飘往彼岸站在那里干着急；韦伯则是在不遗余力地连接此岸与彼岸，历史证明他构建的这座桥梁是坚固的，指向也是清晰的，他着急的是许多人—尤其是他自己那个民族—怎么就是不肯往这桥上走呢？

    刘苏里：“报以同情”，我同意。但仍要厘清。因为有人并不以为前车之鉴呵。

    阎克文: 是！再一个，韦伯的世界性眼光并不是人人可及的。

    刘苏里：韦伯的工作很伟大！可惜死得太早了。

    阎克文: 是的，天纵英才却不假以时日！

    刘苏里：刚才我们算垫个底儿，现在想请你向读者介绍一下韦伯，他的生平、交往、形迹、著述和政治实践，等等。因为在知识公众眼里，韦伯并不显眼。

    阎克文: 不知仁兄的读者群是什么范围，如果是一般读者，人家是不是有兴趣啊。

    刘苏里：据我所知，《SOHO小报》的读者可不一般。我每走一地，都能听到对它的反馈信息，许多人在读它。

    阎克文: 咱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说起？职业道德。

    刘苏里：好！切中时弊。

    阎克文: 这个概念是韦伯首次提出的，韦伯是它的源头，可惜……，professional ethics译作职业道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仁兄知道，ethics既有道德更有伦理之意。但是，我估计当初译作职业道德，是因为比较上口或者易于大众化，虽然确实弄得家喻户晓，但实际上却阉割了一个重要内涵，职业伦理是个富有宗教意蕴的概念。没有宗教，严格地说，就谈不上伦理，充其量只是世俗的道德。

    因为伦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系统，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依托一种终极性的观念，这个终极性观念就是上帝，是永无谬误的，而且具有强大的心理约束力，有些情况下，比如在基督教文化那里，还有同样强大的制度约束力。而世俗道德往往是此一时彼一时，极端情况下可以没有任何底线。比如我们的现状……

    刘苏里：我们的古人，为道德设定了底线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阎克文: 中国人所理解的道德，不用说，从来都没有形而上的终极意义。

    刘苏里：这个我同意。

    阎克文: 我觉着差别就在这里，没有终极依托，是随时都可能被“因地制宜”的。这不是说道德比伦理孰优孰劣，而是世俗道德远远不具备基督教背景下、特别是韦伯所说新教伦理的那种稳定性普适性和永无谬误性。

    他的三个方法论分析支柱是宗教、法律和官僚制的理性化，比如职业道德，早就有相应的理性化法律和行政制度的相辅相成，虽然基督教本身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说似乎已经衰微，但是它的文化基因却是不可磨灭的。

    刘苏里：上帝死了，但“阴魂不散”？

    阎克文: 这种基因早就同构性地塑造出了其他相应的西方制度形态，毫无疑问，所以，我们的传统没有这种基因，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文明缺陷。虽然中国不乏各种宗教形态，但它们从来就没有形成一种全民性或者社会性的整合力量。

    刘苏里：许多思考者，把国朝的问题挖到这儿。

    阎克文: 这是问题之一。

    刘苏里：像是没辙了。

    阎克文: 仅仅是之一。

    刘苏里：那还有希望？！

    阎克文: 当然还有其他路径。尤其是现代国际社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即如常言所说国际化、一体化之类，在这种背景下，韦伯的方法论思考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了比较切实的资源性意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制度路径，首先是官僚制的理性化和法律体系的理性化。因为制度路径是刚性的。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你不是一味打算追求田园诗的境界，恐怕就别无出路。

    刘苏里：理性化能解决一切问题，或根本解决问题么，不论东西？人家理性化之外，还有一个维度⋯⋯

    阎克文: 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理性化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韦伯对“铁笼”的预见早已是确凿无疑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成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业绩。韦伯本人以及许多了解他的同时代人，都曾希望他能成为实务型的德国政治家，他甚至被提名过内务部长的人选，可惜未能如愿。

    刘苏里：这也是作为学者的韦伯“怪”的一面，他对政治有极高的热情。

    阎克文: 其实说怪也不怪。无论哪里的政治，总有需要装疯卖傻或者装傻卖呆的时候。可惜韦伯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这种“素养”，凡事总要说个一清二楚，而且说出来就入木三分，搁谁谁不烦他呀。

    刘苏里：说“怪”，是就我阅读范围，像韦伯这样热情政治的学者，西方还不多。

    阎克文:应该说，不算过于罕见。比如马基雅维利，比如贡斯当，比如阿克顿勋爵。

    刘苏里：说到这儿，我希望你谈谈韦伯思考的时代背景，很重要，对我们今天应该有所启发。

    阎克文: 要是直话直说的话，当代中国与韦伯时代的德国应该是似曾相识的关系，刚才已经大体说了，但是表象背后绝对有着本质的差别，俾斯麦的统治不管多么“铁血”，威廉二世皇帝的表现不管多么昏聩，有一点非常关键，德国的社会毕竟是个自由的社会。

    刘苏里：这与我们有根本差别，可德国最后还是把事情搞糟了，糟透了。

    阎克文: 是的。那就是韦伯反复警告过的，德意志民族政治上的不成熟。

    只顾揣着大把的银子随处横行，既没有成熟的政治意志，也没有清醒的战略思考，基本上处于不可一世但得过且过的状态。这种政治环境既不可能产生出有眼光的政治家stateman（不是政客politician），也不可能打造出有眼光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以对民族的政治命运共同负责的people。如此，就不可能不出大问题。

    刘苏里：政治被彻底屏蔽掉了，只剩下“工作”！

    阎克文: 实际上韦伯晚年时已经不再对当下的德国人抱有希望了，他的“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实际上是说给未来的德国精英听的。中国的情况更让人绝望的是，除了没有能让政治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官僚机器还被政治化了！按照韦伯的思考，这部机器必须回归它本来的工具性，同时由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代表，就是力行宪政。这是一个双向的完整的政治教育过程，也是现代社会政治还想正常存在下去、现代人类还能活得像是有尊严的人类唯一可行的路径。事实一再证明了韦伯的论断。

    刘苏里：“中国的情况更让人绝望的是，官僚机器被政治化，”—？我没听懂，不恰好是“去政治化”的？如果非要说政治化，也是伪的。

    阎克文: 去政治化、伪的，仁兄的依据是什么呢？

    刘苏里：讲政治都是假的，它们根本不懂政治，懂政治这样干事呵，“去政治化”，是左派之流的用语；伪，是我说的意思。假的，便是伪的。

    阎克文: 咱们谈论的是实际政治，不是意识形态宣言。

    刘苏里：其实根本不讲政治，因为不懂，实际也没政治。

    阎克文: 我有不同看法。

    刘苏里：只有公务。

    阎克文: 这部机器本身是懂政治的，不过它所懂的显然不是文明人类的政治。

    刘苏里：像没有外交一样，只有外事活动。

    阎克文: 这个我同意。

    刘苏里：这部机器都空壳化了，成了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如果这也是政治的话，那我同意。

    阎克文: 这正是它的政治化表现。

    刘苏里：指挥机器的也成了工具，有用时拿来，没用时踢走。一种新政治形态，人类历史上根本未遇到的类型。

    阎克文: 后极权主义？

    刘苏里：说来话长，我们有一个分析，今天不展开。

    阎克文: ok。

    刘苏里：还是回到韦伯。你刚才说，韦伯的演讲，是对着德国未来政治家的，他对当时的政治家彻底丧失信心了？

    阎克文: 很明显，对当时的德意志民族韦伯确实丧失了信心。你看，他毫不含糊地给几个主要社会势力做了定论：容克阶级已经气息奄奄，工人阶级整个就是一帮市侩，资产阶级则昏头昏脑。还有什么指望？

    刘苏里：魏玛时期，他好像有了点信心，但很快也是心灰意冷，没看到结局，否则韦伯非气死不可！

    阎克文: 按照他的著名性格，恐怕会有那样的情况，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拿准究竟是专心治学还是全力从政。

    我翻译韦伯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触—韦伯的“天职观”，他的使命感。这话虽然平淡无奇，但是看看韦伯的作为，以及他的知识密度和思想密度，不可能不震撼人心，实在难以想象他的力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一生写了30多卷著作，德国人已经花了半个多世纪整理他的遗著，至今已有33卷问世，但还有没整理成书的；而且他做过4个大学的教授—要知道，那时的教授可不是用一本讲义在讲台上混十几、几十年的，具体到韦伯，他的每个讲义都是一篇新的论文，可惜，除了《经济通史》以外他的讲义至今都没有译成英文。所以我想，将来我还有能力译德文的话，打算先译他的讲义。除了著述以外，他还参与了大量的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他23岁就写出了博士论文，就是《罗马农业史》。此书至今还是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必读参考书。

    我计算了一下，韦伯有生56年，从23岁博士论文开始，到他56岁辞世，中间他经历了8年的精神疾病期，此外还有大量的公共与私人生活要占用时间和精力，这样一来，他的有效伏案时间一共也就是13到14年。

    刘苏里：他不是在写，而是井喷一般。

    阎克文: 居然写出了33卷以上的著作，不叫他天才还能叫他什么。按照我的理解，英语世界对韦伯的思想一直有些偏见，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只有10卷左右被译成英文。当然，这些译著可以反映韦伯体系的概貌，但远不全面。

    刘苏里：这个偏见是⋯⋯？可我觉得，英美对韦伯的重视，好像超过欧陆？

    阎克文: 偏见云云，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没有机会获得实证。从表面上看，韦伯著作的英译本，全部都是英语世界可以顺利接受的内容，无论是他的方法论体系还是他的历史主义框架，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韦伯是个德国人，他以身为一个正统正派的德国人而毕生自豪，他至死都在念叨自己这个亲爱的民族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个愿望也使他至死都在巴望着德国人能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民族，所以他才断言，如果德国人不能成为那样的民族，就必定会给世界也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话说出来不到30年，德国人就两次陷入了灭顶之灾！

    刘苏里：德国的处境，让韦伯英雄气短。

    阎克文: 准确地说，是气长但命短。

    刘苏里：回到刚才老兄的一个问题上来。他的两篇著名演讲，始终有一个问题在心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和“我们的历史宿命”，这与你说的“天职观”，“责任感”，是一回事么？

    阎克文: 绝对有逻辑联系。用大白话说，韦伯的态度始终是，他必须这样行其所信，信其所行。他把为现代人的出路操心视为自己的天职和使命，不这样干他觉着对不起所有人。实际上他也希望看到每个现代人都能在自由的制度下为人处世。否则，现代的文明形态就很有可能成为现代人的“铁笼”，资本主义尚且如此，其他主义就更不用说了。

    刘苏里：韦伯是绝对认可英美政治实践的，或曰英美道路？

    阎克文: 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角度来说，韦伯是绝对认同的。

    刘苏里：欧陆思想家直到二战后，都未走出英美阴影，今天似乎也是，这中间到底什么鬼怪在起作用？按理说，英美脱胎于欧陆，虽然教改后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可这一分叉，造成几百年的差距。我一直好奇的是，欧陆近代以来，到底得了什么病？阿兰·佩雷菲特给法国做了诊断，韦伯给德国开了药方，可欧陆像是一意孤行，终究走不出启蒙以后的梦魇，我很不理解。我的这一看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阎克文: 不，这里是有些问题需要进行比较思考。韦伯1904年有一篇演讲，几乎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收在《社会学文集》中，就是我正在译的这本，刚刚译完，正在校订。

    真不知道韦伯没有成为政治家究竟是福是祸。大概人都有个定数，无奈。不过总的来说，虽然常言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韦伯的思考肯定使上帝稍感快慰，因为他几乎就是上帝的使徒。我想，这个说法无论如何都不算太离谱。如果没有他的影响，至少现代西方世界，恐怕不会有今天这样能够告慰韦伯的表现。

    刘苏里：韦伯也算先知了！

    阎克文: 先知，对。

    刘苏里：前面我提的长问题，有兴趣就回答，因为是困惑我们的问题之一。

    阎克文: 问题长，说起来肯定也长，而且坦率地说，我还不敢妄言，希望找机会一起讨论。

    刘苏里：韦伯之后，德国人这百年来，是如何认识、解读韦伯的？其他欧陆国家呢？

    阎克文: 二战以后，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位先知的分量，政府以及若干个著名教育和研究机构每年都有专项资金投入韦伯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韦伯享有了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曾享有的哀荣：现在全德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韦伯广场。

    刘苏里：一个民族能这样对待它的先知，虽然晚了几十年，也预示着它有希望了！

    阎克文: 他的观念和概念系统对欧美学界乃至社会的影响已经不用多说了。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这些主要的人文学科，要想绕开韦伯，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苏里：这点已经很清楚了，欧美都认。还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多谈几句，就是你刚才说，韦伯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他是个爱国主义者。韦伯的爱国，与德国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爱国主义，有什么重要区别？他的民族主义，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认识，才更符合韦伯的本意，而有别于哪些庸俗、狭隘的民族主义？

    阎克文: 我们知道，从patriot的词源意义上说，爱国就是爱故土。

    刘苏里：对，对，爱故土！都忘了故土，侈谈爱国，胡扯而已！

    阎克文: 而韦伯时代德国社会上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喧嚣，像在多数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在某些政治势力或者利益集团操纵下的表现。即使你把故土打造成了地狱或者垃圾场，正常人爱故土的情结肯定还会依然如故，只是这时的爱国肯定会表现为另外的方式。

    刘苏里：当年，普鲁士军官团，也大谈爱国主义。

    阎克文: 但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应有的高贵精神气质，没有清醒的政治战略目标，不光是平民，要命的是统治阶级也是如此。

    刘苏里：容克地主，也有它们的爱国观。就是左翼革命者们，也不是常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上？但看上去，都是假的，甚至是有害的。

    阎克文: 对，即便是真诚的，在韦伯看来，如果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最高价值标准，那也只能成不足败有余，他以俾斯麦为例说明过这一点，俾斯麦本人是容克出身，按照一般的推理、特别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他理应代表容克阶级的利益，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始终代表的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利益，可惜的是俾斯麦统治造成的制度后果，是韦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刘苏里：关于俾斯麦，很想听你多说几句，因为国内几乎没有人专题研究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俾斯麦的时代，德国人多么自豪啊。

    阎克文: 我觉着俾斯麦毫无疑问是个历史上少见的伟大人物，至少是个地地道道的大人物。这不光是指的他位高权重，而是说他看出了历史对他的要求，也意识到他能对得起这种历史要求，这个问题好像不用多说，因为事实摆在了那里。

    刘苏里：可以看他的回忆录。

    阎克文: 不过他带来的一种后果却是致命的，就是说，与德意志民族的整体状况相比，他个人确实过于伟大了，加上他作为政治人所不可避免的某些权谋术数的恶劣行径，使得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基本上丧失了自我评价、自我判断、自我救赎的能力，再加上国家和人民都有了些来历不明或者不雅的碎银子，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样了。

    刘苏里：这个深刻的教训，德国人直到二战后才彻底吸取。

    阎克文: 是的，这种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我们早已不算陌生了。现在看来迫切的是接受教训，不过有这种紧迫感的中国人似乎比当年的德国还少。不管体制内外，人人都觉着个人无能为力，不负责任地得过且过乃至狗苟蝇营腐败糜烂已经成了日常现象。我可以断定，如果韦伯能够亲眼目睹我们这里的怪现状，他绝对会懊悔当初把自己的民族看得那么不堪！

    刘苏里：“似乎”？连这个“似乎”似乎都没有啊！

    阎克文: 只能用“似乎”一说啦，因为咱们毕竟没有统计学的证据啊，在这种需要确凿证据而不可得的问题上，韦伯从来不会把话说绝。

    刘苏里：韦伯精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请求。

    阎克文: 不敢不敢。

    刘苏里：在结束今天对话之前，想请老兄为读者开两份书单—一是读韦伯原著，按对认识中国当下问题有帮助原则，顺序地开三本；一是理解韦伯的二手作品，也开三本，我先代读者谢谢你！

    阎克文: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目前我们易得的资源来说，第一个顺序可以是《新教伦理》（北京三联书店）、《学术与政治》（广西师大出版社）和《政治著作选》（北京东方出版社），当然，如果能在《经济与社会》的背景下解读，心得肯定会更加丰满。

    刘苏里：《经济与社会》，还要等老兄的新译！

    阎克文: 至于第二个顺序，限于我们目前的资源，恐怕只有《韦伯的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马克斯·韦伯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和《韦伯的新教伦理—背景、由来和根据》（辽宁教育出版社）可读，但容我立刻声明，后两本都是我或我与朋友合译，这样推荐绝对不是夹带私货，而是据我所知目前实在没有其他公认的读本，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刘苏里：不会，不会，举贤不避亲嘛。三本书我都读过，正是我心里的顺序啊。

    阎克文: 承蒙仁兄错爱。可谓同气相求。

    刘苏里：原计划谈三个小时，现在大大超过了，累着你老兄啦！感激之至！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Paul moony

Paul moony，美国人，专栏作家

佛罗里达研究出了他所谓的波西米亚指数，衡量居住于某一地区的

摄影师、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舞蹈家等等的数量

这个指数做出的预测准确得令人惊奇，据它显示

排在波西米亚指数前20位的地区中

有12个地区名列美国高科技地区前20名

这有力地证明了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与创新及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大幅增长。但是，尽管有如此显赫的记录，尽管从中国顶尖的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队伍不断壮大，尽管有众多的前沿研发机构，这个国家仍然没能看到自己的索尼、苹果、诺基亚、丰田或者三星的崛起。中国继续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而这里制造的大部分高科技产品仍然由外资工厂出口到国外。

    中国能否从低成本制造跨越到国产高科技的生产—这一点迫在眉睫—将取决于它能否培育出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二者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幸运的是，最近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世界设计大会—国际设计界的第一盛事—于10月份第一次在北京召开。

    李丹阳，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是大会的发起者之一。他告诉我，他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吸引世界级的设计师到这里工作，帮助中国的公司生产出更具经济竞争力的产品。官员们现在也在谈论着让北京成为一个世界设计中心。

    但是，要让这成为现实，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将必须做出一些显著的变化。

    人们总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实际上，更为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创造的时代。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我们会发现，领军的公司都是具有创造力的公司。

    创新是新的竞争优势，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似乎在忽视这一点。富于创造力的人是新兴经济时代中的巨人，而没能向创造经济成功转变的地区将会落伍。

    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科技和工业活动是与艺术和文化的创新紧密相关的。换言之，创新要有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支持。

    在美国，高科技公司总是倾向于在某些城市扎堆出现，比如旧金山湾区和西雅图。这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弄潮于知识时代中的现代公司而言，靠近创新人才是关键。

    而且这一趋势对城市吸引投资的方法也有影响。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减税或者兴建新基础设施（比如新的桥梁和道路）的问题了。今天，那些繁荣的城市之所以有好的表现，不是因为商业园区，而是因为创新人才选择住在这里。因此，如果我们能吸引创新人才，我们便能吸引到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

    创新并不仅仅依存于经济的基本面。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需要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刺激因素，这些因素在创新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渴望繁荣的城市必须学会如何创造创新人才所欣赏的社区类型和生活方式。

    无论你相信与否，能够吸引创新阶层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小的方面—热闹的街头文化，户外的活动，甚至是一个有趣的音乐圈子。一座城市外观上的景点—体育馆、现代购物中心、高高耸立的建筑以及人工痕迹明显的娱乐场所—对新兴的创造阶层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创意阶级的崛起》一书的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以找出在一座城市中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他发现，这些人喜欢多元化、包容、思想开放的地方。

    佛罗里达还发现，由于创意工作主要是脑力的、案头的，创新人才喜欢在工作结束后做一些体育运动。相比观赏性运动，这些人—哪怕已是人到中年—更喜欢主动性运动。他们喜欢户外休闲活动，如果一座城市非常便于进行这样的活动，往往会吸引创意人才的到来。

    今天的创意人才还喜欢地道的街头文化，活跃在城市中的咖啡馆、书店、剧院、街头表演、小画廊、餐厅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组成元素。人们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与艺术家和表演者交往。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环境促进创造性思维。街头文化还提供了它社会的一面，人们获得与形形色色的人见面的机会，与他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想法和经历，这些反过来都可以滋养一个人的才能。

    北京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它不断丰富的街头生活，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对此还未充分理解。以希福（音）为例，这是我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残疾人朋友，他用自己的双脚作画。他不断在公共场所受到驱逐—而这也是所有街头艺术家通常面对的情况。去年我在纽约，这座城市地铁系统中各具才华的人令我大为惊喜—有无伴奏歌手、踢踏舞者、古典音乐家，等等。这种地下文化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纽约的魅力。

    夜生活也很重要。据一项针对创意人群的调查，1/3的受调查者称夜生活是他们选择何处居住和工作的一个因素。但吸引人的主要地方并不是大的酒吧或者舞蹈俱乐部。创意阶层喜欢更为私密的场所—小的音乐俱乐部和咖啡馆是最受欢迎的地方。对创意人群来说，小即是美。

    真实是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意阶层对“真实”的看法是要原汁原味，他们会避免创造那些人工群落。许多城市都有着有趣的遗产和美丽的建筑，这绝对是吸引创意人群和技术人群的一个有利因素。

    一个城市不应被迫拘泥于过去，但也不应完全牺牲自己的遗产。有的城市成功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了美妙的平衡点，这样的例子不少。

    用历史遗产让自己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在这方面都柏林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都柏林首先致力于通过向艺术家提供鼓励因素来吸引创意人群。随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座城市本身，并花大力气修复了都柏林的历史遗产。Temple Bar酒吧区是文学巨匠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曾经光顾的地方，一组颇具才华的年轻建筑师齐心协力，为这里恢复了远期。今天，这个由酒吧、咖啡馆、餐馆和住宅所构成的区域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修复工作将这片区域变成一种欧洲迪斯尼式的存在，而这正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在粗陋的工作中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在这方面，当地的官员仍然没能理解这个概念。以最近重新整修的前门大街和周边的胡同为例。这里原本是一个悠闲漫步的好去处。而整修后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某部清宫戏的廉价布景，现在只能吸引中国国内的游客。大山子艺术区不断面临着被破坏的威胁，而一些最受欢迎的餐馆和商店都是坐落在老房子的庭院里，它们现在已经成了北京的濒危物种。

    佛罗里达描述了具有自己“声音认同”的城市，说的是某种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当地的乐队和俱乐部联系紧密。比如芝加哥的布鲁斯，底特律的摩城音乐，西雅图的垃圾摇滚，以及新奥尔良的爵士乐。佛罗里达说，很难想象一个重要的高科技地区没有自己的声音认同。他向城市提出建议：支持当地的音乐圈子与投资高科技产业或者建造市区购物中心一样重要。不幸的是，北京的当局更有可能取消而不是支持一个摇滚音乐会。

    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一起，佛罗里达研究出了他所谓的波西米亚指数，衡量的是居住于某一地区的摄影师、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舞蹈家等等的数量。这个指数做出的预测准确得令人惊奇，据它显示，在排在波西米亚指数前20位的地区中，有12个地区名列美国高科技地区的前20名之内。这有力地证明了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与创新及经济增长间的联系。

    多元化也是创意人群寻找居住地时看重的一个特点。各个城市必须让各种创意人群感觉到进入社区工作很容易，而且自己是受欢迎的。今天，成功的公司正在积极地雇佣那些曾被视作非主流的人—当前，正是这些人处在了创新的最前沿。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说，多年前，假如旧金山的硅谷地区没能欢迎像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怪人”，那么这个地区就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这种开放是美国式成功的标志。这也是那些强调同质性的国家—比如日本—经历经济下滑的原因。

    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对移民的开放。由于这一人群对冒险和新事物的喜好，他们早已成了企业才能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在硅谷，1/4的人以及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在国外出生的。硅谷新成立的公司中有大约25%是由刚刚来到美国的人创立的。

    而这又是中国的一个落后之处。中国的公司基本上仍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具有显著的国外人员构成的中国公司。

    新加坡是一个意识到吸引全球人才重要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个名为“联系新加坡”的中英双语的网站（www.contactsingapore.org.sg/），旨在帮助这个城邦吸引外国的人才。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成功的公司都是那些创造新的工作环境、使其更适于创新的公司。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韩国的三星，他们通过设计实现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最大化，为此《商业周刊》一年前称其为“行业典范”。这一切的开端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李健熙主席拜访了洛杉矶，发现与竞争者相比，三星相形见绌。回到国内后，李健熙命令他的经理减少对节省成本的关注，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独特产品的生产上。

    为吸引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该公司于1994年将设计中心从令人昏昏欲睡的首尔郊区搬到了市中心。同一年，三星雇佣了IDEO—一家美国设计公司—帮助他们设计一些高科技产品。一年后，他们设立了三星创新设计实验室，这是一个公司内部的学校，在这里，设计师可以向来自加州帕萨迪纳市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美国最为顶尖的设计学校之一）的专家学习。

    公司将自己的设计师送到像埃及、印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参观博物馆、现代建筑和文化遗迹。2003年，三星开始向海外输送设计师以汲取不同行业的经验，比如时装公司、化妆品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其目的是让三星设计师顺应其他行业的潮流。他们还在伦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和上海都设立了设计中心。

    三星先进的管理方式能使韩国保守的传统思想不至于妨碍创造力的发挥。设计中心扬弃了着装要求，根据《商业周刊》的报道，有些年轻雇员将头发染成绿色或粉红色。更重要的是，设计师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他们不仅能影响产品外观，还能影响产品性能。

    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星现在拥有了一批出色的设计师，正如《商业周刊》总结的：“三星成功地将设计的重要性植入到公司的DNA之中。”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的制造商正面临着价格优势的急剧萎缩，这要求企业和政府开始更多考虑设计和创新。

    要使中国的公司建立明显优势、保证中国经济的继续迅猛增长，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杨瑞春 

杨瑞春，《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我们这代人早年倒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范儿，可惜早在刚刚明白这世界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理想就像水银泻地一样不可收拾了

时光流逝的贡献，就是把诸多好孩子都催成了我们打小鄙视的中年人嘴脸

在举国欢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带着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在长假中到处晃荡。厄普代克刚刚死去不久，他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说各种各样的好话，一看就为老头儿的死蓄谋了很久，这激发了我开始看这套书。因为我是新闻系毕业的，等于为人生中的各种肤浅都事先找好了借口，但《兔子四部曲》没有在更早的时候看到却真是件丢脸的事儿。但也算逢时，因为一眨眼，我们就经历过了《兔子跑了》和《兔子归来》的时代，《兔子富了》的年华已经不算甚远了。

在这部书里，主角兔子已届中年，经历了自己出逃出轨、女儿早夭、妻子出轨等重大人生事件，但最终因为继承了岳父的产业而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大肚皮，承受各种标准的中产阶级烦恼。在某夜抚今追昔，兔子感慨：“人到中年，在某种意义上你在带动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控制了，你小时候拥有的那个自我被扔得东一块西一块，像奇迹剧里的那些分发的面包片儿。”想完这个问题，兔子就背对着熟睡的妻子手淫并呼呼睡着了。

可面包片在那里飞呀飞，挥之不去。兔子的好，在于其平庸、脆弱得跟你我一个样。要说自我的话，我们出生在文革中后期这一代人的自我简直不能说是面包片。这代人早年倒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范儿，可惜早在刚刚明白这世界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理想就像水银泻地一样不可收拾了。时光流逝的贡献，就是把诸多好孩子都催成了我们打小鄙视的中年人嘴脸。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朋友聚会，主角是我原来的一些同事，中国最优秀的一群新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已经各自分散，或者成为职业经理人，担任一些新兴媒体的头儿，或者开始自己创业。那晚话题基本围绕如何赢利展开，大家，包括我自己，也谈新闻，谈媒体，但谈的时候已经不再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就像以前我们坚信的，至少相信自己相信的—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赢利的产品来讨论。在聚会的最后我多少有点恍惚，这里面有几位曾经是出生入死的调查记者呀，比如其中一位，是当年一场著名的因征地而起的血案的调查者，曾经为那篇优秀的报道被“和谐”掉而痛不欲生，现在则创办了一家销售奢侈品的网站，卖LV、GUCCI等大牌，已经开始盈利。假如在5年前，这群人的谈话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用个羞答答的词汇，关注的那叫国脉民瘼。也许是大家都在进步，使命和责任都在发生变化，一篇报道、一个事件越来越成为太微观的问题，此时如果还纠缠于那些也许反而是“错位”了。可早年从事这行时曾经“粪土万户侯”的光荣与梦想，在资本的力量之前怎么就显得如此无力呢？我真的有些不合时宜的忧伤，因为知道有些东西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因为最近国庆，我思绪飘飘，因此也就不免宏大起来，啥事都能由此扯远去，想到这个国家。我们的杂志最近邀请了九位“时代代表人物”为2049年，也就是国庆100周年时的中国人写一封信。让人感慨的是，尽管九位人士来自不同行业，有些忧思却是相似的。其中有封信是北岛写的《民族文化复兴之梦》，他写到：“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

北岛谈的是文化，但也不完全是文化。的确，盛大威武的阅兵式，人民群众的豪华狂欢，处处在提醒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影响力日增。也许，就物质方面的进步，今日已经超过了国家奠基者们的梦想，但北岛所提出的关于国家自我身份的问题如同禅者的棒喝。我们始于何处，我们将要到达何处？

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假如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的理想，对比在GDP的道路上狂飙猛进的中国，不丹倒确实是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不丹是一个寻求“国民幸福指数（GNH)”的小国，不丹最大的报纸《昆色尔》今年九月的一篇社论指出，GNH是在表达几个世纪以来不丹持有的一系列共同价值，使得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护传统和价值不受破坏。因此，GNH强调幸福是个人的追求，而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人追求幸福的环境。

GNH分为九大领域，包括：心理幸福、健康、时间使用、教育、良好的管理、生态、生活标准、社区活力、文化。这里面的对于一些领域的价值阐释都合于一个全民佛教国家的气质。如心理健康，被阐释为：怜悯、慷慨、宽容、冷静、感恩、对因果的思考、同情、坦率；时间使用则被阐释为：无压力、安详、宁静、与他人联系紧密、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文化则被阐释为：同一性、尊严、不疏离。

这些被细化的价值挺难记，其实，幸福的滋味极其简单。比如以我的粗浅经历，不丹这个国家让人有回家一般的感觉，心境立刻就能静下来，而生活立刻就能慢下来。我至今依然怀念那些路边清澈的溪流，安静的水声，桃花盛开，慵懒的狗三三俩俩在街头晒太阳。道路曲曲折折，宽度就跟中国的乡村公路一样。这里没有长安街，也没有太多的车来车往，更没有什么大裤衩之类的现代建筑，即使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也是传统设计，最高不能超过6层。不丹人小心呵护着自己的文化，人们用着现代化的手机、电脑，却依然穿着传统的长袍。很多男人一生要进行一次长达数年的修道。

我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位不丹的同学肯里.多吉，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后来回到国家创办该国第一份报纸，也就是《昆色尔》。这在中国，就是放弃国外待遇优厚工作报效祖国的先进典型，在不丹却是比比皆是，留学生几乎没有不回来的，这大概就是一个幸福国度的吸引力。

但我也怀疑不丹的神话能够坚持多久，甚至担心我们是否看到的是不丹最后的牧歌时光。这个国家曾经长期与世隔绝，现在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人们在1999年才看上电视，可是去年 3G网络业务已经开通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不丹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翻修房子的工地，矿山和水电的开发催生了新富阶层，一切有如中国的发展轨迹，说不定还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密集完成现代化。造访过不丹的冯仑说，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成年人因为腻味了自己的污浊，大都有婴儿崇拜，但孩子终归要长大。若不丹能安然度过这样的社会转型，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有宗教的护持，让它不在现代化的激流中迷失方向。

    而中国，家底逐渐殷实如中年兔子的中国，未来得靠什么呢？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周濂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这个夏天已过去，在暑热和戾气逐渐散尽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许是个好时机。

    必须承认，关于这部片子已经有太多针锋相对甚至南辕北辙的评论。面对这样一个黑色深重的题材，每个人的观看过程总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历史记忆和“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打断。究竟哪些场景是“历史”上不真实的，哪些情节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桥段是“品位”上不够高尚的，哪些立论是“政治”上不够正确的，哪些处理是“情感”上冒犯观众的，各种观点是如此的对立和纠结，以至于我有一个近乎相对主义的判断—那得看你更“愿意”相信电影本身的道理，还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杀为例，日本观众加藤嘉一相信这样的日本兵不止一个，而更多的中国人则认定这只是特例或者压根就是杜撰！隐藏在这类“硬事实”之争背后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能否在历史上找到“角川”，而在于当陆川刻意放大角川的叙事地位时，他就必须直面两个尖锐的指控：第一，用“占领者的视角”去审视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种“汉奸”行为。第二，在30万条生命的背景下浓笔描述侵略者的人性，体现的是一种虚假且孱弱的人道主义品味。我无意回应“汉奸电影”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它不仅严重误读了陆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们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不禁让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鬼子来了》，众所周知这部片子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根据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倘若该报告属实，则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电影局官员的智商，他们既然能够看出毛驴发情是无聊的，就一定能判断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汉奸电影。

    说来有趣，《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与陆川的缘份不浅。姜文不仅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陆川“合拍”了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须承认，这多少与陆川“热血青年”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也正因为陆川是热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别的紧张，从画面到情绪到整体掌控都显得紧张。相比之下，姜文这部被枪毙了的《鬼子来了》要放松很多，中国农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对残暴时的绝望，绝地处出于本能的反抗，反抗时的瞻前顾后，乃至于脑壳落地后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人性。

    没错，是人性。如果说《南京！南京！》是一部极富“人性关怀”的片子，那么《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关怀”二字，不是说姜文不关怀人性，而是说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关怀”这类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滞胀”。仍旧是那个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报告》：“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审查局官员认定“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中国老百姓爱面子，哪怕这面子是鬼子给的，该高兴就高兴，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当《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还活着！”的时候，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下让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泪盈眶，但是事后总让人不禁心生疑窦：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这样的感动是不是一种剧场效应以及导演的刻意为之。

    当然，这些事儿不能全怪陆川。有时，“关怀”是一个很“随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实到很具体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别是那些超级抽象的超级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国家，比如人性……。也正因为如此，“关怀”极易面临的一个指控是，它总是与“装”撇不清干系。

    《鬼子来了》与《南京！南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题材不同。虽然都是抗战片，但《鬼子来了》选择的是胶东半岛一个封闭农村的小环境，这是一个几乎被八年抗战遗忘的角落，虽然最后发生了屠村事件，但对于整个大历史来说并不构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时间可以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去叙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浓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义，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会被视作不恭。个人的生活史在这一刻无可逃脱地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捆绑，宏大叙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导演在年龄、阅历以及性情上的差异。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1934年，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决定为一个叫做伊拉斯谟的人道主义者立传，在这本题为《一个古老的梦》的小书中茨威格写道：“历史……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扮演斡旋者角色、充当调节者的人；总之，历史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也正是这一年，茨威格不堪纳粹迫害决定流亡海外。8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那本书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陆川的失败以及成功在于，他试图再次给这个世界蒙上一层人道主义薄纱；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败则在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明了，这人道主义的薄纱其实一撕就破！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周濂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这个夏天已过去，在暑热和戾气逐渐散尽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许是个好时机。

    必须承认，关于这部片子已经有太多针锋相对甚至南辕北辙的评论。面对这样一个黑色深重的题材，每个人的观看过程总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历史记忆和“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打断。究竟哪些场景是“历史”上不真实的，哪些情节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桥段是“品位”上不够高尚的，哪些立论是“政治”上不够正确的，哪些处理是“情感”上冒犯观众的，各种观点是如此的对立和纠结，以至于我有一个近乎相对主义的判断—那得看你更“愿意”相信电影本身的道理，还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杀为例，日本观众加藤嘉一相信这样的日本兵不止一个，而更多的中国人则认定这只是特例或者压根就是杜撰！隐藏在这类“硬事实”之争背后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能否在历史上找到“角川”，而在于当陆川刻意放大角川的叙事地位时，他就必须直面两个尖锐的指控：第一，用“占领者的视角”去审视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种“汉奸”行为。第二，在30万条生命的背景下浓笔描述侵略者的人性，体现的是一种虚假且孱弱的人道主义品味。我无意回应“汉奸电影”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它不仅严重误读了陆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们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不禁让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鬼子来了》，众所周知这部片子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根据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倘若该报告属实，则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电影局官员的智商，他们既然能够看出毛驴发情是无聊的，就一定能判断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汉奸电影。

    说来有趣，《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与陆川的缘份不浅。姜文不仅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陆川“合拍”了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须承认，这多少与陆川“热血青年”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也正因为陆川是热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别的紧张，从画面到情绪到整体掌控都显得紧张。相比之下，姜文这部被枪毙了的《鬼子来了》要放松很多，中国农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对残暴时的绝望，绝地处出于本能的反抗，反抗时的瞻前顾后，乃至于脑壳落地后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人性。

    没错，是人性。如果说《南京！南京！》是一部极富“人性关怀”的片子，那么《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关怀”二字，不是说姜文不关怀人性，而是说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关怀”这类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滞胀”。仍旧是那个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报告》：“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审查局官员认定“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中国老百姓爱面子，哪怕这面子是鬼子给的，该高兴就高兴，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当《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还活着！”的时候，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下让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泪盈眶，但是事后总让人不禁心生疑窦：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这样的感动是不是一种剧场效应以及导演的刻意为之。

    当然，这些事儿不能全怪陆川。有时，“关怀”是一个很“随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实到很具体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别是那些超级抽象的超级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国家，比如人性……。也正因为如此，“关怀”极易面临的一个指控是，它总是与“装”撇不清干系。

    《鬼子来了》与《南京！南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题材不同。虽然都是抗战片，但《鬼子来了》选择的是胶东半岛一个封闭农村的小环境，这是一个几乎被八年抗战遗忘的角落，虽然最后发生了屠村事件，但对于整个大历史来说并不构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时间可以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去叙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浓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义，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会被视作不恭。个人的生活史在这一刻无可逃脱地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捆绑，宏大叙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导演在年龄、阅历以及性情上的差异。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1934年，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决定为一个叫做伊拉斯谟的人道主义者立传，在这本题为《一个古老的梦》的小书中茨威格写道：“历史……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扮演斡旋者角色、充当调节者的人；总之，历史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也正是这一年，茨威格不堪纳粹迫害决定流亡海外。8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那本书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陆川的失败以及成功在于，他试图再次给这个世界蒙上一层人道主义薄纱；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败则在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明了，这人道主义的薄纱其实一撕就破！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陈晓明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或许后现代时代，我们是没肝没肺的机器人

我们只与电脑和手机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个虚拟的数字化信息时空里

而我们的肉身已经失去了它的血脉和内在的魂灵

    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人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不言自明。不承认这样的好处，就显得不客观，也不厚道。尽管如此，我依然会说，在这样的发展中，我们个人，也可推及我们的社会，总会有东西失去。在诸多的失去中，我会以为书信的失去，会是一个较重要的缺失。不只是因为它有多么严重，而是因为它内在。因为不再需要写信寄信，我们外在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相反，我们还获得了更大的方便。恰是因为此，我们的内在经验却受到严重的损害。

    说起“书信”，这当然是一种很普通的经验，从古至今，书信往来，是有文化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精神生活中的不可缺失的一种方式。即使不识字，央人写封信，或者有远方的亲人的来信，央人读一下，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书信是过去的人们交往联系的主要方式。自从电话和手机普及之后，自从有了网络电子邮件，有了手机短信，书信就日渐稀少了，而且它还在加速消失，它最后的一些残留都要消失殆尽。我们现在已经很不习惯于写信，一想到写信，还要寄信，到邮局去排队，头都会大。那时就会责怪这个需要以书信的方式联系的对方，如此落后，如此老土。电子邮件多方便？确实，这个时代还不使用的电子邮件的人，要么是个老土，要么是个老顽固。而我们的下一代，要指望他们写信，通过邮局去发信，他几乎会认为那是最为愚蠢笨拙的行为。

    但我们在享受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的方便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失去书信，意味着我们会失去什么？

    其实，我在这里说失去书信如何……云云，已经有不少人说过这样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写过类似的感受。但我以为，要从电子化时代的人们的内在经验缺失来理解，才能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要点。

    电子化的生活确实更快捷，提高了工作效率，它使时间缩短，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它使空间和时间都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于生产力来说无疑是进步；但对人的生命存在来说，却未必是好事。

    很多年前，大约是1987年，作家孙甘露写过一篇小说《信使之函》，孙甘露据说做过邮差，他对信当然有非同常人的理解。那是一篇极其先锋的小说，通篇是由五十多个“信是……”的句式构成的诗意化的散文段落拼贴而成，它居然被称之中篇小说。那是80年代后期中国实在需要先锋的挑战性，也只有程永新这样喜好革新的前卫编辑才敢于命名它为中篇小说。很显然，那样的小说经验过于形而上，我这里无法引用它。关于信，还有一部意大利的电影《邮差》，这部电影讲述1948年间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和年轻的妻子玛蒂尔德流亡到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渔民的儿子马里奥承担了地方邮局为小岛递送邮件的工作。随着常常不断地请求诗人解释自己的诗歌艺术，马里奥与诗人间建立起了友谊。其实这部电影与信件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讲的只是因为传递信件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关于信件只能从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来谈论。我想信件的书写本身浸含着一种深深的思念与牵挂之情。在洁白的信纸上的书写有一种从容、淡定中的思念，也可能有痛楚，也可能有欣喜，那样书写，仿佛思念和情感是从笔端中一点点流出，一个字一个字传递着思念。现在，写短信，却是匆匆忙忙的手指运动，因为它的容易获得，容易重复，容易传递和往复，它不需要字斟句酌，甚至现在的年轻人还可以任意地打上一些符号替代，以便更加快捷。收到电子传过来的信息，也许也有情感，也有温暖和关切，但纸上书写的那种寄托，那种体温，那种此情此景是难以重现的。阅读信件—如果是家信，再如果是情书的话，那是一项仪式般的行为，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仪式。阅读是在一种绝对的时空里进行的，那里只有我与家人，或者我与情人之间心灵的交流。当然，如今的短信也依然有恋人之间的情意绵绵，但无论如何，它也不会有一纸情书里面凝聚的绝对劳动时间，那种飞越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才抵达收信人手中的艰苦与复杂的过程。交通与信息的便捷，使现在对离别的亲人的思念似乎已经没有了空间的距离。一个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似乎还是朝夕相处。看上去是亲密无间，但再也没有“小别胜新婚”的感觉，更不用说“天长地久”的渴念。

    古人把书信称为“鸿雁往来”。杜诗有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因为古代信息传递十分困难，加上战乱频仍，对家书的期盼，不知有多焦虑。等待信件的那种牵挂、思念的心情，这是现在人很难体会到的，也很难体验到的。那种期盼与焦虑不安，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随之才有拿到信件的那种急迫，读到信时的那种欣喜。

    也许现在有人会说，如今是和平年代，所幸我们没有那种国破家亡的灾难，对信息的急迫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是有书信往来，也不是那么重视。和平富足当然好，现在，个人可以逐步建立为一个自足的个体，这还是有赖于和平与富足。例如，现在的人不再那么依赖他人，也不会过于依赖朋友，现在的朋友除了是利益集团，否则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友爱的共同体来承担。过去需要“哥们义气”，因为生活中会碰到无数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困难，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寸步难行。现在可以寻求社会、政府、法律、媒体或慈善机构帮助。现在，甚至家庭成员的关系，或者说亲情都已经淡薄了。记得有社会学家说西方社会家庭如何，孩子长大到18岁，就是社会的人，孩子长大就有自己的生活，父母与孩子也不是那么相互依赖。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城市里也在开始演绎，中国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失去了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

    所有这些，回到我说的“家书抵万金”的话，我也不得不承认和平富足使人们的生活和生命存在更加安全自由，但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内在经验，那种对家的思念，对家人的牵挂，对手足之情的惦记，对朋友的渴念……，这种从古到今的一种人类的经验正在瓦解、淡化乃至于逐渐消失。显然不只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发达导致这种情况，还有我们社会本身发展带来的富足与安稳。由此，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写信和读信的那种经验，失去的是我们内心很大的一块情感。这种失去，会引发连带的失去，我们内心会失去很多，或许后现代时代，我们是没肝没肺的机器人，我们只与电脑和手机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个虚拟的数字化信息时空里；而我们的肉身已经失去了它的血脉和内在的魂灵。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文_麦家

麦家，作家，著有《解密》、《暗算》、《风声》等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

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

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

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

交给一个「信仰」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渲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跨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热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它。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2009年第十期《前进中的堕落》

● 前进中的堕落

麦家                酷刑和人生

陈晓明              生产力的进步与生命力的体验

周濂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杨瑞春              像面包片一样飞

Paul moony          呼唤创意阶层

● 重温经典   主持人     刘苏里

阎克文   刘苏里     先知马克斯·韦伯

● 基层文本   主持人     邱志杰

刘畑                城市石刻

● 县级市     主持人      葛剑雄

葛剑雄              十道八道非常道

● 温故       主持人      谢泳

谢泳                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 北京评论   主持人      马国川

周瑞金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 心灵史     主持人     何怀宏

何怀宏             “殉道”还是“殉清”？

● 灵魂的事

Bijan Friad         人的本性

● 多余的话   主持人      何帆

何帆                未来一百年

● 我的小学

Omar Mendoza        少年扫盲记

● 译言堂

新闻周刊           “买美国货”的标语是否值得被保留

Jess Cartner-Morley 斯蒂拉·麦卡特尼：“时尚界人士特别冷酷无情”

● 交流

朱伟一              好莱坞与华尔街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文_老夏

老夏，真名夏阳，属鼠，上世纪生人

自八九年九月至今客居德国，假游学之名，行游荡之实

做过的差事蓝领白领不详，发表的文字其数不记

每逢德国人为了纹身向我讨字

我总忍不住往「罪不当诛、屯垦戍边」

「发配沧州」上想

偶尔也会想到精忠报国什么的

最终我还是会写些风花雪夜

卿卿我我什么的酸词

    请读者诸君先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重金礼聘                                           长驻日场

    主任亲率                                           青春玉女

    仪态万千                                           北方佳丽

    身材惹火                                           住家少妇

    风骚迷人                                           即日登场

    字，我想各位都看得懂，意思也明白。可如果我说这段赤裸裸的性广告原本是用做德国某科学学术刊物的封面的，诸君作何感想？晕不晕？说实话，那期的封面做得煞是考究漂亮：大红底、烫金字，活脱一邀请帖子—共赴青楼吃花酒、怀抱美人不思归。

    所以说“原本”，乃因该刊遂出，便被我在德的心明眼亮的同胞揪住了尾巴，并立即与该杂志编辑部交涉，抗议。该期刊物停发，已发刊物收回，两名责任编辑卷铺盖走人。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招致中、德两国交恶甚至交战的恶性事件发生（此为老夏多年读社论养成的遇事无限夸大、上纲上线的坏习惯—老夏注）。

    老夏在朋友家中见到了“一条漏网之鱼”，险些笑脱了下巴。据说，该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那篇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他老人家提供的—把性广告当成了中国的古典诗歌，还当是“献宝”呢。其拳拳之心，苍天可鉴也。

    那天，老夏看着那份杂志痛笑，把旁边一位中国话说得很地道的德国朋友笑毛了。听了这个汉学家的笑话后，她紧锁眉头连连发问：“为什么他不去找中国人问问？！这又不难，现在在德国有那么多中国人。难道问人丢脸吗？他现在这样不是更丢脸吗？！”看她那着急上火的样子，我跟她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向来虚心好学。而你们德国人是好学却不虚心。至于这个汉学家嘛，我看他是心虚。因心虚而耻问，”。她反驳我说：“我看他是太骄傲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大家伙一定会问：堂堂的汉学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不瞒你们说，我也不知道。我估摸着（一不认识他，二没听他本人如何解释，只能瞎琢磨）：广告的原文是从右往左、自上而下的繁体字手书。大约他师傅当年告过他，中国的古文都是这样书写的；中国古代的诗词讲究音律和对仗。但他师傅忘了告他如此书写和字词对仗并不一定是诗词。也就是说，他没找对师傅，所谓“教不严，师之过”。而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修行不够，他光识字，不解义，一句话，学问做到了狗肚子里，所谓“屎克螂滚粪球—专拣臭的往家捧”。

    从这则广告的表达和书写形式上判断，多半出自港、台。我个人以为出自台湾的可能性较大。其中“主任”二字很是蹊跷，有趣，大约是用来说明该窑子的等级地位—俺们这疙老高级老讲究啦，王八头儿（旧称“龟奴”）没正局，也正处（级）！

    我没有贬低汉学家的意思，也不会一竿子扫落一船人。我只是觉得汉学家这一身份特殊，像一种奇特的物种存在于世—懂古汉语（据说是从汉代往上）且造诣匪浅。光这还不够，还得是生活在中国以外的方家。这样的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数量和稀缺程度约等于大熊猫。他们或学有所长，或术有专攻，并因为历史的种种原因，占有许多珍稀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国人自己想查阅还得跑出国门！对于外国汉学家们在汉学研究领域里的广博精深，我早有耳闻，也常常感到汗颜。谁让咱是正宗的原装土造的made in China呢！

    我怀疑这位“山寨汉学家”的“家”是自诩自封的。其实，只要他抱着竽装样不出声，日子一定过得不错（像咱们那些假唱的歌星）。可他偏不甘寂寞，非跳出来挣脸，出乖露丑纯属自讨。也许他本人到现在也没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臭（差点引发世界大战啊！），德国的党和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谁也不会治他的罪。他照样该吃吃，该喝喝；谱照摆，竽照吹，欧元一分不少往家拿。

    我很想闹清楚这位老兄的汉语是在哪儿、跟什么人学的。也想知道他现在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在里面看到一只衣冠楚楚、表情煞有介事的猴子？

    刚来德国那会儿，偶尔在街墙上看见汉字，心里会咯噔一下，仿佛一个与组织上断了线的地下工作者见到了联络暗号，脚步不由放慢。可认真瞄一眼那些个歪七扭八的汉字，什么“武者”、“忍者”。晕。半天才反应过来那是日文。后来再见到阴阳、太极、气功什么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现在可好，汉字满地跑。在街上常看见有德国人在汽车上贴个斗大的“气”字。我一见这样的主儿就离得远远的。

    更有好事之徒，把德国人的名字按音写成汉字，印制成生日贺卡。于是，汉斯、彼得、马丁、夏洛特、尤利娅、碧妍卡满天飞。

    衣服上印汉字已经不稀罕了，稀罕的是选什么字往上印和印在什么部位上。一次，我在巴黎街头看见一个年轻时髦的女郎，上着一薄如蝉翼的抹胸，下着肥大的黑绸灯笼裤，一个金色的“浪”字耀眼夺目—正在裆前！

    去看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展，一万个大大的汉字工工整整地书写在巨幅绢丝上，煞是好看。可仔细看去，竟没一个我认识的和念得出来的。乍看眼熟，似曾相识；细一看，你多胳膊我少腿—跟日本字刚好相反。至于字与字之间什么关联、有否关联，我不敢确定，更不敢乱说。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围观“皇帝的新衣”的看客，偏偏还不是那个敢于讲出真话的孩子。这感觉可真不怎么样，直想跳脚骂娘。可转念替那个艺术家想想，唉，人家也不容易呀，攒这么多四不像的字得费多大劲；不说呕心沥血吧，头发准没少掉。

    柏林最昂贵的阿德龙饭店的中餐厅据说价格高得吓人，一顿饭吃下来，没几千一万欧元连半饱都混不上（老夏也是听里面的跑堂说的。在抢银行并成功得手之前，老夏是断然不会进去送死的）。餐厅的名字很“中国”，叫“中国会”。可中国人中没几个知道那鸟会门是冲哪个方向开的！

    商店里净是用中国字做装潢的；胳膊腿儿倒还齐全，意思却不着四六。

    若论最直接、最彻底和最前卫，还得说用电烙铁把往人身上烙字。每逢德国人为了纹身向我讨字，我总忍不住往“罪不当诛、屯垦戍边”、“发配沧州”上想。偶尔也会想到精忠报国什么的。最终我还是会写些风花雪夜、卿卿我我什么的酸词，然后对着他们年轻的、不太年轻的、苗条的或臃肿的背影摇头暗叹。

    其实，汉字在咱自己家里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这属于咱“自己家里的事儿”，就不在这儿抖落了。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文_盖斯·阿卜杜勒-阿哈德（Ghaith Abdul-Ahad）    译_郑义    摘自_《卫报》

巴拉克在走私之路上是一个关键的中转站

海洛因和鸦片从这里运往北方和东方的塔吉克斯坦及中国

枪支从这里流往南部和西部的冲突地区

    在阿富汗北部省份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伊什卡希姆（Ishkashim）镇，我和走私者赫克马特（Hekmat）坐在酒店房间的一群男人中间。

    这个以木为墙的房间的阳台可以看到阿姆（Amu）河的惊险景象—阿姆河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从帕米尔山脉下流过。

    阿姆河另一个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奥克苏斯河（Oxus），它是中亚最大的河流，其上游几百公里的河岸标出了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线。

    赫克马特四年前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店主，但战争期间利用河两岸枪支与毒品的差价成为了一个受尊重并人脉广泛的走私贩子，也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

    他双眼半睁、嘴唇紧闭而且惜言如金。我问他，买卖怎样。

    “不错，”他说。

    沉默笼罩了房间，其他人的目光在我和赫克马特间游移。

    在我问第二个问题之前他看看门，示意我外出面谈。走私者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不想在别人面前讨论他的生意。

    我们走在边城泥泞的街道上，两边是双层木质建筑物，看上去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的布景，我们坐在警察局后一片杂草丛生的土堆上，那里也兼作垃圾堆。

    “你是阿富汗情报人员？”

    不是。

    “你是ISI（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人？”

    不是。

    “那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是记者。

    “你是阿拉伯人？”

    是的，我说。我又问他生意怎样。

    “货不错。粉（海洛因）很好。”

    他冷静地把一小块大麻拆成小球，然后洒在一支香烟上。随着大麻的作用，他放松了下来，他简短的句子也开始变长了。

    “我们每周能倒大约50千克，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说，“两年前我们只从本地走私海洛因。”他告诉我，巴达赫尚本地种植的鸦片，在该地区的实验室里制成海洛因，再穿越国境运到塔吉克斯坦。在阿富汗，一千克海洛因价值2500美元；而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Dushanbe），价格翻到了5000美元。“在莫斯科，”他又说，“他们说一千克海洛因可以卖到10万美元。”

    赫克马特也收购阿富汗其他地区的毒品：随着南部战况激烈，这些地区的走私贩子在为他们的货寻找新的出路。然而，即便是在这座阿富汗北部小镇，他也能感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海洛因去年销路非常好，但是全世界发生了一场经济危机，所以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需求减少了。”

    他深吸了一口大麻，把烟含着；然后随着他吞云吐雾，曾有片刻他的眼睛掩藏于大麻的烟雾之后。

    “现在赚钱靠武器，”他接着说，“报酬非常丰厚。如果你一个月投入总值20000美元，你可以得到5000美元的利润。”

    我猜他说的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Kalashnikovs）。

    “不不，卡拉什尼科夫非常便宜，只要花400美元。有时塔吉克人从我们这买它，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就能搞到。每个人都想搞到的是卡拉科夫（Kalakov）。”卡拉科夫是一种新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阿富汗名字，它比传统的卡拉什尼科夫更轻并且使用更小的子弹。

    “塔利班喜欢它是因为它能打穿防弹衣。”赫克马特给我看一枚小子弹并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们在杜尚别花700美元买来然后再转手以1100美元的价格卖出。而且如果你需要运到南部还要付150美元的额外费用。”

    如果他得到了这笔额外的费用，赫克马特会安排它们运到喀布尔以北的巴格兰省（Baghlan），在那里交给南部的塔利班。

    “现在价格这么高，一年前同样的卡拉科夫在阿富汗卖700美元。”

    所以南部的战事对你来说是大好事了？

    他眯起眼来。“是的，对我的生意来说战争太棒了。”太棒了，他说到，一个来自南方的普什图人最近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巴达克珊（Badakhshan）进行了一次十万美元的疯狂采购。太棒了，这样伊什卡希姆（Ishkashim）才能够支撑30个他这样的走私贩子。

    警察那边怎么办呢，我问。

    “没问题。他们监守自盗，边境警察的头自己就是个走私贩子，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谁也做不成这行。他们有自己的价格抽取提成：每支武器抽20美元，1千克海洛因100美元，1000千克大麻1000美元。”

    “如果你事前没付钱给他们又被抓到了，那么作为惩罚你要为此掏罚金，但这将是一大笔钱。如果你进了监狱并且在里面待上两天，每个人都听说了，这就很难办了。最好还是提前付钱给他们。”

    他的烟快抽完而且开始下雨了，所以我们站起来走回主干道上。在警局门前我们握手。

    “我知道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开展自己的生意，”他说，“这是个好买卖，你会挣很多钱，但终有一天你会失去它们。”

    我们远眺向河，宏伟的阿姆河。它标志着帝国的边境。许多军队都曾一度带着狂热跨越阿姆河，但几年后都会被彼岸的族人打回去。”

    走私贩子从阿富汗那边的河岸带着海洛因、大麻有时还有鸦片，坐着充气小艇或者木船穿过湍急的水流将他们运到对岸；归来时他们带着来自中亚的武器和宝石。

    在边防哨所，两名塔吉克司机站在他们的老旧俄国卡车旁。我们给阿富汗哨兵一个西瓜，然后即被允许来回穿越阿塔边境。

    起点在伊什卡希姆的一条糟糕公路向西通往100公里外的巴拉克（Barak）镇。路被塌方和洪水冲毁，让我们花了几乎一整天才能通过。

    一个走私贩子告诉我，这条路旁有10个海洛因实验室，每天生产大约30千克海洛因。沿路我还辨认出一片等待收割的罂粟田。

    镇子本身有一种中世纪中东集市的感觉，成袋的米、香料还有糖从商店里一直堆到街上，毛驴车与卡车和SUV争着道。在镇中心，男人和孩子们围蹲在一个苏菲教派教士旁边，他正在卖一口大锅里的亮黄色红花饭。

    即使在夏天空气依然凛冽，一个商店卖的冰激淋是用附近山上的雪做成的。

    巴拉克在走私之路上是一个关键的中转站：海洛因和鸦片从这里运往北方和东方的塔吉克斯坦及中国，枪支从这里流往南部和西部的冲突地区。这里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外表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杂货贩子兼职宝石商人；现金兑换由海洛因大亨经营；地毯和古董商人会很高兴的让你坐在地板上，打开装满宝贵石头的小包裹给你看，里面的宝石来自中亚而巨大的青金石来自阿富汗。

    在小酒店里，我和另外一个走私贩子坐在查波伊（charpoi）上。几个人在看小电视上的斗狗比赛。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没好好打通各路关节，走私是一桩危险的买卖。

    “从前的圣战军阀经营着走私产业链，如果你与他们没联系，他们就会除掉你。也许你能卖掉几件武器，走私几千克（海洛因），但你想挣更多他们就会抓住你。”他这样说。

    枪支和毒品贸易让大多数人依旧贫困。

    “所有这些钱都是外国人赚了，”他不无痛苦地说，“人民依旧贫穷。他们种植鸦片才得到区区几百美元，而一旦过河，财富就产生了。”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文_克劳斯·尼尔（Klaus Kneale）    译_魏钊    摘自_《福布斯》

博客应当成为一个市场工具，而不是广告

你可以在这里展示你的价值观、智力以及创造性

如果你的博客中展示了这些事情

并引起了潜在客户的兴趣

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实际客户

2006年，多纳托·蒙塔纳罗20多年前移植的一片右眼角膜开始出现排斥反应，于是被送进急诊室。数周之后，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张贴了几张在医院拍摄的照片。随即，客户们如洪水般的祝福信件便淹没了他的收件箱。

蒙塔纳罗是在线折扣券商—TradeKing公司的执行官。自在线经纪创始之时，他就处在互联网革新的前线，当时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线上交易股票的人们，实际上只是把一封电子邮件寄到他办公室的打印机上，然后由他亲手逐笔完成交易。

他很早就开始撰写博客，而且对此事的态度极为严肃。为此，他聘请了一位网络满意度主管—朱迪·斯图瓦特。这位助手的工作是：确保TradeKing网站上的每一件事都清晰、准确，并且与公司的价值保持一致。其中也包括她的老板的网络形象。

当蒙塔纳罗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还没有哪位执行官在写博；但如今，这件事情几乎已经成为一家公司首脑人物的必备功课。为什么？正如利维克战略传播公司执行官理查德·利维克所言，“有效博客的目的是倾听。这里是一个接受批评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实时校正自己的问题。这里是企业向消费者和股东们展示的窗口，它的领导层可以评估这些人群的反馈，并认真对待他们关注的问题。此外……它还是一个强大的监控工具，可以洞察到那些深藏在角落中的危机”。

不过，你要么把这件事情做好，要么就根本别去碰它。怎样把它做好呢？企业传播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许多声称来自执行官的电子邮件，通常并不是由执行官本人撰写的。当社会媒体在企业界崛起时，指的并不只是电子邮件，博客也在其中。蒙塔纳罗是这场游戏的先驱者。他会与朱迪·斯图瓦特会面，由后者为他起草博客贴文的草稿（并非全部）。然后，蒙塔纳罗会编辑这些草稿，确认这些文章符合自己的语气，并添加斯图瓦特没有顾及的细节。

对于文章的内容他也非常细心。他在博客中会谈到在巴哈马的捕鱼活动，但也会小心地让这些内容与公司的市场和消费者服务战略，以及所有法律规章保持一致。写博客时，执行官们总是不得不留意这些事情。

执行官的个人博客与其公开声明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区别，格利戈·阿尔迪塞特认为。他是圣莫尼卡的Kwika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再愚蠢的声明中也不会提到执行官的健康问题，或是其危险的个人习惯（比如高空跳伞），”他说。对于所揭示的内容，你必须万分小心—特别是一些人可能会就此认为会影响公司价值的事情，“有大把集体诉讼律师等着钻这个空子呢，”阿尔迪塞特说。

即便是在一个企业博客上，执行官也必须对她或他所揭示的内容非常小心。如果一名高管想要利用博客传达公司的商业战略，或是他的产品“可能会”销往什么地方，这一举动并不会鼓舞消费者或是股东。“像电子邮件一样，博客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形式，”位于纽约的雇员法律咨询机构Proskauer Rose律师事务所联席主席凯瑟琳·帕克尔表示。“所有非正式信息都伴随着危险。”许多公司都禁止雇员们对外公开内部的信息。执行官们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执行这一规定。

帕克尔和阿尔迪塞特都认为，法律顾问应当参与执行官的博客。这并不是说每篇文章都要经过法律审查（那会挫败一个博客的效力），但从一开始，就应为其设置一整套规矩。首先，要写的内容必须是已经公开的事实。如果某人并没有公开承认是一家公司的客户，你在博客上披露这件事就意味着麻烦。

不过，法律问题并不是你唯一应该担心的问题—除非你乐意让自己的博客毫无价值。你还必须将它当作一种市场工具。

布鲁斯·韦恩达卢奇是“历史工厂”公司的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客户撰写企业历史。与提及一家客户公司这类禁忌相比，他对拥有一个好博客更有兴趣。“有时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他说。“我曾考虑在自己的博客上向客户公司喊话。”为了吸引读者，这是个好办法，他接着说。他曾在自己博客的一片文章中提到过一家公司，那篇文章的连接被转贴在那家公司的企业网上。而且，“那天我得到的点击比平时多很多”。

“一个执行官的博客应当尽可能远离销售，”媒体战略咨询公司Adcentricity执行官鲁伯·格利耶认为。博客应当成为一个市场工具，而不是广告。特别是，如果你的公司销售目标是企业客户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展示你的价值观、智力以及创造性。如果你的博客中展示了这些事情，并引起了潜在客户的兴趣，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实际客户，格利耶表示。

理查德·S·利维克建议，要有一个把社会媒体，比如Twitter和Facebook与你的博客协调使用的战略，以帮助你的公司了解情况，并在危机萌芽之前将其掐灭。蒙塔纳罗就有这样一个战略。当评论中出现疑问或抱怨时，斯图瓦特会立即做出回答，并通过电子邮件将评论和回应寄给蒙塔纳罗，这样就会让交流者了解最新情况，并尽可能地保持快乐。

执行官们对于社会媒体的需求正在增长。如果你要开始撰写博客，应当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写博带来的只有吃惊、失足、投降，以及向读者承认“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那还不如没有博客。如果你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就不如不开始。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应当立即减少损失。

内森·伊冈管理着Freesource Agency，这是一家社会媒体顾问公司。他指出，想要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博的执行官们应当考虑请人代笔。但这需要来自执行官的授权。你必须找到这样的代笔者，他们应当了解你的行业，并可以用你的语调写作（或许你必须教他们这样做），而且你必须常常跟他们待在一起，保持博客代笔者与你侧重的方面保持一致。即便如此，未经你阅读的文章，仍然不要署名。如果你做不到这些，那就不要开博客。

你最终设法应付过这一切，并开了一个博客。你的法律顾问、市场团队和公关部门意见均保持一致，而且都非常愉快。但还有一件事你必须记住：标题就是一切。

你通过Facebook、Dugg和电子邮件散发的博客文章要有一个好的标题。伊冈认为，许多人会把一个标题反复张贴——除非完全阅读文章本身才能识别它们。这样就可以让博客吸引大量眼球，即便一些人已经阅读过你所说的话。

让你的每一个标题精悍、有力、醒目并切中要害。不知道怎么办？注意一下你自己会点击哪些标题。并通过实验发现哪些有效。伊冈建议，在Twitter上，一天贴一篇博文链接，过几天再贴另一篇，然后对比哪一篇会产生更多点击。他建议你参考川崎盖伊的Twitter（http://twitter.com/Guykawasaki）。这个博客几乎全部由报道的链接组成，这样要比张贴这些报道本身更好。

    对不起，CEO们。写博对你们来说，只是多了一样职责。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天安门》是一部幽默的贺岁片

主持人：电影主人公田震英、小马列、双喜、日本人上野，这些人是不是有原型？你讲述的比如找宫里的老艺人给天安门扎灯，比如田震英让日本人上野冒充聂荣臻元帅打电话要白布和染料。这些故事细节是史实还是杜撰？

叶大鹰：大事实都是真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1949年9月2号接受装修天安门的任务是真的；买不着红布是真的，买白布，买染料是真的；找宫里的老艺人扎天安门的灯笼是真的；把原来的对联变成横匾是真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当时的状态是真的；日本参与设计装修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是真的。这些都是真的，只是每一个真的事件我把它讲得更加精彩和传奇了。

比如田震英让日本人上野冒充聂荣臻元帅打电话，这种事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别说这个事要这么办，你连这么想都要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比如老艺人拒绝为天安门扎灯笼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当时大家正在欣欣向荣地迎接一个新社会，敢说“不”的人都跑到台湾去了，留在北京城里的，不愿意也得说高兴，也得说行。执行装修天安门这个事实际上到哪儿都是大绿灯，就像奥运到哪儿有什么困难，除了人家说不好看之外，没有任何障碍。但在故事设计上为了更好看，我们需要一些困难来展示那些年轻人个人的机智和才华，我和编剧设计了这些情节。

《红樱桃》根据朱德的女儿朱敏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经常有人问我朱敏的故事是真的吗？朱敏纹身了吗？朱敏没有纹身，但我这个想法来自二战博物馆，我看到真的人皮纹身。你能说《红樱桃》的故事是假的吗？我觉得28天由一个舞美队来装修天安门本身就很传奇。现在一个重要项目要多少人讨论，当时就是一个舞美队定了天安门城楼的设计。当时谁是最专业的？舞美队是最专业的人，全中国所有人都在打仗，要不就是逃荒。只有这么一帮人说是在搞美术，专门管舞台，可是他们管的舞台是什么，今天到哪个村儿演，借了一个蚊帐，就蹲蚊帐里，今天借了一口锅，就在灶边上，今天有一个高台，那就是舞台，今天没高台，有木头就搭一个，这就是舞美队。就是这样一个基础，28天内设计装修完了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这本身多么传奇，我讲述的是这个传奇。

主持人：我对电影中宫里老艺人蔺爷爷扎灯笼的故事印象很深，蔺几次拒绝，扎灯笼的过程又非常曲折，还拆了家里房子找好用的竹子；还有就是田震英几个人去老北京的澡堂子找老艺人蔺爷爷，一场和当时市民的对话写的非常幽默，比如把解放军的八个野战军认为是过去的八旗。这些情节和台词都非常超越我们对主旋律电影认识的内容。

叶大鹰：今天这个时代，共产党红色文化60年了，我们可以开始讲老百姓的故事，我们可以“不着调”的讲一个大事件里的一个小人物，他怎么爱国家，为国家做了什么事情。以前怎么敢写一个人冒充聂荣臻呢？以前这个情节写出来就要被枪毙，但是现在我可以这么写。  

我对老蔺这个人物的设计后来专家做了很多解读，但我在创作的时候是不自觉的，老蔺一定要梳辫子，你要说他给袁世凯做灯笼的马上觉得没劲，必须得给宣统爷、慈禧太后做灯笼，这才有意思。我完全是凭着自己感觉设计的。

大清帝国到新中国，我们中间从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打过来，帝国主义侵略，于是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跟帝国主义一块儿进来的思想。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才代表着唐、宋、元、明、清之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间的民国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可以用“时期”一笔带过。我通过老蔺这个角色把中间的部分完全省略掉了，所以那个老头得梳着辫子，得害怕，得拒绝。但电影最后蔺老爷子剪掉辫子，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上向天安门鞠躬，这是一个有力的隐喻。

主持人：这部电影贯穿了一段爱情故事，但讲的很虚，在天安门建设工地上有一个拉手风琴带着小朋友唱歌的女孩，没有一句台词，到影片结尾她成了田震英的老伴儿。你一直重视电影故事的传奇性，但是对这个女一号选用了很符号化、很浪漫主义的设计。

叶大鹰：在这部电影里天安门是绝对主角，一直到这个片子结束，所有人都在天安门前留影，讲的就是在天安门60年来上下左右这点事。爱情只是它的一条副线，总共加起来才三四场戏。但我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一个爱情故事这么少的戏份违背好莱坞传统剧作方式。我也曾经考虑过，在天安门城楼上唱歌的那段戏，他们有几句对话，可是说什么都特具象。后来我觉得观众看到他们俩特好的一个状态就够了。最后一组他们的照片，大家似乎看到六十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感慨万千。

事实证明观众能够很好的补白，把这段爱情会非常舒服地理解完。有人评价没看懂爱情故事，或者有人觉得爱情故事写得过于简单，甚至觉得是败笔。我就反问他们，你看到照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美好。你如果最后被感动了，就说明你全接受了。

天安门这个故事跟我以往的电影，跟别人的电影特别不一样，电影这个东西你给观众多少，观众给你反馈多少。《天安门》是一个特别例外的事，《天安门》这部电影讲着讲着最后观众是跟你一起来完成这个故事的。看完《天安门》，它会不由自主把你带到那个情境当中，想到那个故事会看到自己。

我讲述的是共产党人的另一种生活

主持人：《红樱桃》、《红色恋人》到《天安门》作为“红色三部曲”，是怎样一个完成的过程？这三部电影中你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叶大鹰：我们其实对红色题材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我是一部一部拍，后来归纳成了一个三部曲。拍完《红色恋人》人家说是不是有一个红色三部曲，我哪知道后面能有啥？而且我拍《红色恋人》到现在都十年多了，98年到现在都12年时间了，我没有思想准备说我一定要完成红色三部曲。但做完天安门里毛主席的镜头以后，我如释重负，毛主席最后那个灿烂的笑容让我觉得这可以成为红色三部曲了。如果没拍好，我才不会称什么红色三部曲，既然叫“红色三部曲”，就得响当当。我觉得我做到了，《天安门》不管现在的票房怎么样，它确实是一个响当当的电影。

主持人：我最近我重新看了你的《红樱桃》和《红色恋人》，感触很深，觉得它和其他的表现红色人物的电影很不一样，是一个从独特的角度讲述革命人物命运的电影，他们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们用信仰支配自己的行动。信仰是这些人物的背景而已。

叶大鹰：从《红樱桃》开始，我就试图跨越共产党传统的看法。它讲述的最终主题是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是我们的政权其实并不这么看，讲的是正义战争怎么样，非正义战争怎么样。《红樱桃》的故事最后，要取下刺上了纳粹标志的人皮，问：有生命危险吗？答：有。但除了消除一个人内心的痛苦，死了好几百万人，取下这张人皮是让人们记住战争不应该再发生，我们应该记住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这种主题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主旋律。

在共产党人里，特别是在早期的一些人是我特别喜欢的，比如瞿秋白、陈独秀，后人们现在想起这些老人，会觉得他们是真的有信仰，他们身上更具备审美价值，更具备精神财富。今天那些当官的，为什么对毛主席没感情，因为他们讲的是利益关系。

    我的电影讲的都是感情。我讲的那些人是共产党人里的另类，另一种生活。我讲所有的事都不是教科书里的黄继光，让我拍一个黄继光，我会找到我的方式，我要讲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那点儿事。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采访人_术术     被采访人_叶大鹰

叶大鹰，知名导演，又名叶缨，名将叶挺之孙。1981年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学表演。1984年考入导演进修班。执导电影《红樱桃》、《红色恋人》、《大喘气》、《地球上有个王家庄》。电视剧《走过幸福》、《西安事变》、《陈赓将军》等。在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在这部电影里天安门是绝对主角

一直到这个片子结束，所有人都在天安门前留影

讲的就是在天安门60年来上下左右这点事

《天安门》缘起于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主持人：电影《天安门》和它的名字带给人们的想象差距颇大，是一部讲述小人物装修设计了开国大典天安门的故事，这其中还包含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而不是记录了天安门成为今天的天安门的大历史过程。特别是天安门上的红灯笼，大家想不到它几经周折，是由一个以前宫里的老艺人蔺爷爷扎成的。

叶大鹰：我有拍这个电影的想法，是因为听到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是演员田华和爱人苏凡的故事。一对恋人，经历革命的生死周折，终于在1949月9月2号晚上结婚，大家正准备闹洞房，聂荣臻元帅的汽车来了，丈夫苏凡接受紧急任务要去设计装修10月1号晚上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

现在的很多主旋律电影都是任务先行，是需要先行，是一个节日的需要，是一个纪念日的需要，是一个领导的需要，是什么任务的需要。我的出发点不是这样，我拍的是一个文艺片。文艺片跟商业片、跟所谓的主旋律影片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有的文艺片古往今来都是先讲人的故事。从《红樱桃》到《红色恋人》到《天安门》全都是讲人的故事，我甚至把天安门都当成人去看，它才是有人性的。我这么一说，观众会忽然觉得，你眼里的天安门是不一样的。我敢保证所有看过《天安门》的人，一路过天安门就能想起我的这个故事。

主持人：《天安门》作为《红樱桃》、《红色恋人》之后“红色三部曲”的第三部，为什么没有延续前两部电影名字，取一个“红”字相关的名字？而《天安门》这个名字，极容易让观众和传统意义的大历史叙事的主旋律电影混淆。

叶大鹰：原来片名考虑过叫《红》，也考虑过叫《解放》，后来各方意见选了《天安门》这个名字。就我个人来说也很矛盾，我也觉得《天安门》挺响的，也很切题。我跟投资人中影集团的韩三平的出发点特别一致，我们都有红色家庭背景，我们的红色情结都在这儿，我们对解放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在乎这部电影是不是赚钱，我们想拍一部万民同庆建国的电影。这个片子到现在我还觉得应该叫《天安门》。但我确实没有想到，大家的习惯思维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大家常说的主旋律在人们心目当中有这么的根深蒂固，你一沾主旋律，人家就先排斥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天安门》票房非常惨淡，我觉得跟宣传不到位也是很有关系的，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另外一部中影集团明星云集的片子《建国大业》上去了。

叶大鹰：我非常理解韩三平的做法，他在那个位置上，全力宣传《建国大业》是正常的，只是我觉得用力过猛以后那个劲儿会反弹打到自己脸上，因为他忽视了《建国大业》在创作上的种种不足。他使用明星，使用的手段、操作上都对，但纯讲电影，明星只算创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个电影似乎就没什么可讲的了。观众进了电影院，出来以后会说什么呢？

从我眼前的得失来说，作为导演我当然也希望我的电影拍出来就火，票房就大卖，我在博客上也表达过这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个时代观众对《天安门》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今天必须得承认这个事实。对我个人说，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天安门巨牛的传说，我之前没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编的，从我这里开始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天安门有这样一个故事，这已经让我非常满足。我只问看过的人感动不感动，所有在网上骂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没看过电影。这一点我特自信，85%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激动、感动。

具体说到这部电影的拍摄，《天安门》有很多第一次，最值得说的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毛主席真人第一次出镜是从《天安门》开始的，从技术层面来说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用数字技术再现毛主席的银幕形象。从社会层面来说，在祖国六十华诞之际把开国领袖毛主席请来参加我们的庆典活动，这个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电影本身。用夸张点的戏剧语言来说：毛主席是我们《天安门》剧组“请”来的，这一点我们特别自豪！

我们的主角是天安门，我们的主题是人民万岁，我们的明星是毛主席。

我们第一次用幽默的贺岁片方式拍献礼片。

第一次用数字技术再现49年前的北京城。

第一次再现49年开国大典30万人挥舞红旗的视觉奇观和震耳欲聋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

这些都是所有观众在其他电影中从没见到听到过的……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文_刘佳婧

我们拥有了人均绿化率

拥有一个个

方方圆圆做工考究的艺术花坛

但无法拥有 鲁迅先生后院

那些土抷令人玩味的亲切感

城市里处处可见的花坛，它们以建筑效果图为基准呈现为简单的几何形。训练有素的都市无法容忍超出控制范畴的事物，即使是植物，也要成为为都市人颂唱赞歌的侍者。因此，被修剪成整齐的方形或圆形是最佳的选择，统一的操作和单一的重复都更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或者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把这种控制力扩张得更强些，用花卉组合成巨大的吉祥物或者标语，来直接表达整座城市的喜悦和期待。

在城市化早期，待建空间在规划师们看来是干净的白板，任何对经济发展无利的事物都被认为是不落后的，乡村在这里也被冠上了落后之名。于是伴随着一座座混凝土建筑体拔地而起，乡村被撕裂，绿地被蚕食。然而极速发展之后，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污染和环境恶化，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城市成为罪恶之源。19世纪末，英国活动家霍华德积极宣扬 “花园城市”说，在肯定“现代化”的前提下，为更好的城市化，提出一揽子建议，他的核心仍是坚信工具理性，只是针对所出现的一个个问题开出了一个个药方，他和先前的建筑师相比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更加细化。由于他的理想成分过多，后人给他套上空想家的名头，但他的一些具体建议经过变种部分的保留了下来，其中绿化概念就是其遗产。

绿化，化，教行也。绿化一词本身就带有控制和改变的意味，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城市郊区或小城镇那些长久无人修剪的绿化带十分苛刻，认为这些花草使得整个城市看起来蓬头垢面，很不雅观。城市是需要给人们提供精致生活的地方，这种精致生活在霍华德的理论中更夸张成为精密生活，因此就需要更加严格的规则制定。在“花园城市”的构想中丝毫没有“悠然见南山”似的田园生活图景，能将之称为“花园城市”仅仅是由于城市中心那个巨大的被称为“花园”的绿化带。在混凝土为主体过于冷漠的现代城市中，植物似乎成为了人道主义的旗手，为了使自己的城市不失人情味，绿化带成为必争之地。在优秀城市竞选的各种指标中人均绿地占有面积成为一项重要的条件被嵌在城市的发展评定标准之中，在城市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集中体现的地方，“绿化口号”接起了自上世纪50、60年代起“大炼钢铁”的接力棒，在新一轮现代化的竞技场上继续前行。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 我们拥有了人均绿化率，拥有一个个方方圆圆做工考究的艺术花坛，但无法拥有鲁迅先生后院那些土坯令人玩味的亲切感。小时候人人会唱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现在也变了个调调，成了“我们的祖国是花坛”。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刘苏里：有一个更强的，更超越的力量在支撑着社会、人心。

金雁：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是超越了世俗的此岸世界的，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且中国人一旦断了饭碗、断了升官发财之路，就会像丧家之犬一样，大多数人只能投靠，当然也有有骨气的、叫人打心眼里敬佩的人，但在整个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了。波兰人的勇气第一来自宗教传统，第二来自团结工会的组织有序，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让这些工人领袖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坐牢。团结工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转轨有了新的认识，团结工会刚开始只是要求政治体制变革，根本对经济转轨没有感觉，因为工会力量的强大是附着在大企业身上的，如果大企业私有化了就没有工会存在的意义了。被抓进去那些一线工人领袖，他们家属要吃饭，团结工会就自己开办一些地下黑工厂来救济坐牢人员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团结工会的人发现小打小闹的地下生意也不赔钱。所以就使得那些进到牢里的一线工人领袖无比坚定地“愿把这牢底坐穿”，少有卖身求荣叛变的。波兰第一点宗教传统，使得坐牢的人认为，我付出的这个理想比你那个正义、崇高，道德正义感一直就比旧体制的“气场”强大得多，所以殉难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第二，我的身家老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们不会流落街头的，不会遭人歧视。所以团结工会，一线、二线、三线前赴后继，第一线进到牢里面的话，第二线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刘苏里：所以才会产生纳吉、吉拉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宁可牺牲，也不屈膝。

金雁：尤其是纳吉，他本来有另外的选择，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死，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遗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刘苏里：殉难者的精神尺度，应该还有别的来由，比如⋯⋯

金雁：纳吉我觉思想上主要是受布哈林的影响很大。你看“六月政策”，很多东西跟布哈林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纳吉比布哈林对体制看得透彻，布哈林不算殉难者，基本上没有走出列宁主义的范畴，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纳吉也看到在这之前拉科西做的这些紧靠苏联的事情，遭到了整个匈牙利人民的唾弃。他们认为苏联人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与本民族发展不相符合的本来就是“异质”的东西，匈牙利整个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现实摆在这里。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集体化你要搞下去就是个灾难。

这跟他在苏联呆了14年有关，与拉科西紧跟苏联体制相反的是，他把苏联体制的弊病看得很清楚。“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实地想要挽救这个制度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吉拉斯相像的是理论上他有一套东西，他是非常理智的坚定的，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吉拉斯的理论性要更强一些，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一套的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个体系当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毛病。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早期，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中走出来，最后一直到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可见他的前瞻性。

刘苏里：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度啊。在一个铁桶般，或橡皮囊般的环境中，机器人和货币人的精神只有低度，哪儿有高度？！

金雁：达到这个高度的没有。只有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没有。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权力淘汰机制，—越往高层善良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动员起来，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会突发一种“羊赶下坡狼”的局面。一个就是它的善良淘汰机制，就是所有有点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所以有点良心的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我记得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社会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其实想一想，有时不需要太深刻的东西，有勇气把真话讲出来就足够了，勇气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刘苏里：让我们向先知和殉难者们致敬！金雁，也向你致敬。你今天谈的真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