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也烦恼》

            ——电影《亿万富翁的情感生活》主题歌歌词

     词作者/司马南

我有钱

我有钱

有钱得病有啥用

血压血糖往上拱

粗茶淡饭最养人呀

白菜豆腐它保太平

我有钱

我有钱

有钱没情有啥用

人间最重是真情

姑娘只看口袋鼓呀

可怜我心里冷又冷

我有钱

我有钱

有钱缺德有啥用

孤独寂寞到天明

你坑我来我坑你呀

票子他是个大陷阱

我有钱

我有钱

有钱亏心有啥用

除了金钱两手空

没钱并不是穷光蛋呀

万岁平凡的老百姓

[数快板]

胡腾胡腾他胡折腾

稀里糊涂当了富翁

光棍一根一根光棍

脑袋一转他善念生

石妮石榴加马兰花

闺女小姨加上旧情

就数贾玉她不咋地呀

赚钱她就在歌舞厅

还是小林后生好

湿地保护他好前程

好吃懒做那个王老五

没他故事就不好听

对民主可以防止最坏的质疑

关于民主，有一个假装深刻的废话很流行，据说一个具有深邃目光的政治家讲过：“民主并非最好，但民主可以防止最坏”——我不知道德国人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在二战之前用民主的方法一不小心，就高高票数把希特勒拱上了台，德国民主为什么没有防止这个“最坏”的结果呢？除非希特勒上台还不算最坏，那么最坏的又是什么呢？除非德国的民主我们重新定义，判定它不民主，可真正的民主又是什么呢？

法国人要理解这一点，将也很困难。大家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那时法国一会儿共和，一会儿专制，一直折腾到第五共和国。民主共和了，半年之后改成专制；专制了，半年之后再改成民主共和，像烙饼一样来回翻个儿。民主共和那么好，人们为什么还要换回到专制？民主在这里不是最好，人们看到了，但是民主在这里是怎么防止最坏的，人们却看不出来。

这种情况只说明一个道理，那便是不稳定。第二帝国的时候选皇帝，路易波拿巴上台，选票高达90%，远高于小布什，也高于奥巴马——选票真的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文革时期，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段特殊的岁月。小平同志认为这是一种大民主状态，按照前述理论，民主应该防止最坏啊，可是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停课闹革命”，内乱不已，国家失去了稳定，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社会依然闹得可以。右派们天天骂文革，他们不接受，要彻底否定，须知你们要彻底否定的这个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同样没有做到防止最坏。

民主胡同九条：

中国小步快走在民主的路上

如此说来，民主是否一无是处呢？

恰恰相反，民主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社会的政体形式无非三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叫“独裁”；少数人说了算的叫“寡头统治”或者叫“贵族制”；全体人民说了算的叫“民主制”。

这三种制度当中，单诞生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的理念，经过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先生等人的阐释日益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主权在民”、“人民最高主权不可侵犯”这些理念，对于人们当时反对黑暗专制的中世纪的统治，张扬自资产阶级的道德观，起到了弥足重要的作用。

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民主理论当武器来使用组织进攻的时候，它摧枯拉朽威风八面，极具道德优势的力量，令一切试图顽抗者瞬间失去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即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是一面旗帜但是民主无限好，只是实现难，因为民主的形式和历史、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现实的一切相联系。民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个政治的概念，民主实现的过程与外部环境关系密切，与实现民主的国家现阶段的任务相联系。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内部，走民主化的路子呈现着极其复杂的情况。

与反对民主的人的最大不同，敝人认定民主的这条路，中国是一定要走的；与吵吵嚷嚷大叫中国民主落后的人的最大不同，我认为中国正小步快走在民主的路上；与主张与全盘西化照着美国人的所谓普世价值标准，搞民主建设的人的最大不同，我认定他们是被人家洗了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走民主建设这条路，我们不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悉数拿来，但要洋为中用；走这条路，我们汲取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切有益的营养，但要古为今用。“不媚洋也不复古，兼收并蓄靠自主”。所谓自主，就是一切从国情的实际出发，一切从我们遇到的问题出发，不超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忘记我们所面临的根本任务，依据历史阶段和根本任务，来确定我们的民主建设走哪一步，偏那边一点，推广什么经验，搞成个什么样子。

民主胡同十条：

全部的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

民主的样子和形式，被人们搞得神乎其神，似乎事事都有了模版和标准，其实哪有什么所谓？手机换成什么样子，只要能打电话，具备通讯的基本功能就还是手机。炒勺无论换成什么材料制作的，只要满足放在热源上边搅动边加热食物，就依然是炒勺。

马克思说过：“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我理解这句话，第一“民主”未必不是个好词；第二，民主的叫法和形式并不重要；第三，民主这个词下边所包含的真正的意义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第四，只有弄清楚了这个“真正意义”，我们才能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保持头脑清醒，行动自觉。

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是这个国家里面作为统治阶级的一方管理这个国家的制度形式，这就是作为国家权利的民主和作为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但同样，还有我们一般讲的那种公民权利的民主，有人一说到民主就想到选票，刚才我已经说了，这是“右派幼稚病”发作的症状，至少是不成熟的认识。就像有些年轻人，他们所设想的婚姻就无非两个人点着蜡烛说情话，迪厅里蹦迪，到海外旅游，在海边女跑男追，全是浪漫的事。不能说他的想法不对，但是，我们过来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们，婚姻的正常形态完全不是这样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坚守和忍耐，责任与义务，爱与被爱，这些电影里模仿来的浪漫的形式并非重要。

除了选票之外，协商、表达、监督、政党制度、代表制度、干部选拔、文官制度、考试权力等等随便哪一条都少不得，都很重要。有人可能会咧嘴不服气，“协商也叫民主？”当然了，这是很重要的民主形式啊。试想，在某人家里，老爹A什么都自己说了算，或者自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出尔反尔，别人的意见则从来不被采纳。而在另外一人家里，老爹B什么事都和家里人商量，在他很小的时候，老爹B就凡事征求他的意见，告诉他这个事情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老爹从不轻易食言，重诺而守信，您喜欢做那个老爹的儿子呢？对嘛，您选择就是有民主作风的老爹，而这个老爹的民主作风，突出地体现在善于沟通和协商。

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民主的学说，就是“协商式民主”。

对民主问题的另一个洞见，来自俄罗斯的前总统、现总理普京先生，他的表述是“主权民主”。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我本人倒是对“主权民主”心领神会全盘接受。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民主并没有普世价值”。这意味着关于民主的讨论，必须要在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来进行。民主建设必须是一国人民自主的行为，是人民自愿的选择，而不能是由他人、外人强加的。那种打着普世价值旗号，搞超越主权的普世价值传销是危险的必须警惕的行为。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先生在总统位置上，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忘记了国家主权，忘记了社会发展阶段，忘记了现阶段的任务，片面地把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的功用性重要性放大，甚至把它当成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这是对民主的误解和歪曲，如此理解，绝非有利于真正地践行民主。

民主的问题从来都是烟雾缭绕，雾霭蒙蒙，玫瑰花和罂粟花竞放，要认清民主概念的实质，不至于沦入空洞和伪善，回顾一点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必要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事。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历史创造观念，而不是观念创造历史”，强调“所谓观念，是现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所以，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这是研究民主问题、观察民主问题的一个原则，奉行这条原则，易使人保持头脑清醒逻辑不乱。（未完待续）

历史常识下的民主

在世界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话，无需思索便可以看到，有些可怕的“种族清洗”是用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的。德国法西斯上台，希特勒给德国人民、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由一个投票的过程做出最后决定的，是投票投出了希特勒，而不是专制专出了希特勒。当年在古希腊，伟大的苏格拉底先生也是被投票的结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见，投票这个具体的形式，并没有天然正义，更不是什么绝对正确，投票做蠢事、投票做恶事史不罕见、世不绝书。

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科学共同体当中，从来不会采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个科学结论成立与否，因为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站不住脚，靠的是证据，不也是票数。没证据，万票归零，有证据，无票自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先生最早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周围的反对者不少，假如投票决胜负，牛顿一定“牛”不起来。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先生，他的理论直到今天，真正能够理解的即使在科学家当中也未见得是多数。所以当时投票，现在投票，爱因斯坦必输无疑，他输定了。

同理，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痴迷于投票择优，也可能会做蠢事。比方一个人得了癌症，研究治疗方案，到底是听肿瘤医院专家教授的意见呢？还是请患者的家属七大姑八大姨投票决定呢？手术治疗、服食大力丸、打鸡血、烧香、峨眉山找李道长，到底如何是好呢？如果就该患者治疗方案举行投票的话，肿瘤医院的专家未必稳操胜券，而不听这些专家的意见，那些真心实意的亲人可能最终会贻误病情害死这位患者。

不错，有人认为投票这事儿会带来一种平等，因为一人一票嘛。

但是所谓平等，要看怎么去分析了。每四年投一次票，投票的时候选民们用一秒钟行使完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上台的政客，却在四年当中手操权柄为所欲为。假如选民不满意，理论上说，四年之后才能把他选下来。这还不包括，他如果有足够的财力贿选、如果他幕后运作老大出面、如果他利用“两颗子弹”改变选民情绪、如果他利用族群矛盾红衫军上街黄衫占领总统府和电视台……我不太理解，这个平等到底平等在哪里？

对这种平等有质疑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很多的所谓民主选举的环境当中，只有10%、20%、30%，连一半都不到的人去参加投票，选民们普遍怠于选举，没有政治热情，那么请问，凭什么让少数人来决定多数人的事情？“多数决”的原理运用到这种地步岂非滑稽？弃权者的意见完全被漠视，如何体现多数人的意见？不反映不体现多数人的意见的“民意”是什么民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还是民选的政府吗？这样的方式真的很平等吗？

美国选举，表面上看是一人一票，其实在一人一票的形式后面，还有一个“选举人团”的存在，是“选举人团”最终决定着投票的结果。如果出现争议，这则需要到法院里论输赢，由大法官来决定谁对谁错。我请问，美国的大法官难道是民选出来的吗？他本身不是民选出来的，他根据谁的意志来做出所谓“终审裁定”呢？这样的终审裁定如何体现民意呢？不体现民意如何民主呢？不民主，平等在哪里呢？

民主胡同七条：

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

今天一些人对投票的事特别痴迷，是因为在他们的感觉和概念当中，社会腐败问题只有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上台谁下台，才可能够有效的遏制。这种想法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但是，我以一个50岁男人的思考告诉持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的想法未必周延。

请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加坡这样被某些人视为家族式独裁的国度里，腐败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政指数非常高的国度之一。再请思考：中国的香港在1997年之前，有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香港同袍有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呢？没有，因为那是英租界，是殖民地。可是香港的廉政指数高不高呢？高啊，在全世界范围内，毫无疑问，香港的廉政指数是名列前茅的。举这两个小例子仅仅在于说明，投票不投票和腐败不腐败之间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

有人听到这儿，也许已经引发出某些新思维了。

有人则可能仍然坚持认为，投票即使不能直接清除腐败，也和自由平等有最大的相关度。一人一票关乎自由，一人一票体现平等。说到自由，说到平等，依照河清先生转述的法国学者的分析，今天的社会当中无非是三种平等：一是政治上的平等；二是民事权利上的平等；三是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

一人一票的形式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到法院起诉某人，主动当原告，被迫当被告，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民事权利上的平等。但是我请问，作为一个老百姓，拥有了投票权和到法院起诉某人的权利，你在加油站打工，你在店里送外卖，你刚找了一个打更的活干了两个月又被老板炒了，与那些腰缠万贯的纽约证券商人石油大亨，真的是平等的吗？想一想什么地方不平等？对呀，财产权利不平等、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所控资源的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啊。这后一条不平等，即社会条件不平等才是问题的重点甚至是问题的全部。离开这个问题，奢谈什么政治平等、民事权利平等，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穷的穷，富的富（中国也开始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小径，徘徊于这条小平同志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走的路），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能够弥合这种社会财产权利上的不平等吗？如果没有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只有一人一票的所谓政治的平等，在我看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非但不是平等，反而是对平等的一种嘲弄。这不是司马南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看看100年前马克思的著作吧，正是基于这样不平等的现实，马克思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有钱人和穷人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富翁俱乐部里边出来的大款和街头乞讨的流浪汉是不可能平等的，焦大与贾政是不可能平等的，林黛玉和白毛女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到投票站去每个人一票兜了一圈回来，以为一人一票就是平等了，这至多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感。

著名的学者王绍光先生把那些痴迷选举的人所独爱的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方式概括为“选主”，我以为这个概括堪称点睛之笔，极为准确形象。王绍光是在贵校讲解民主问题时提出这个概念的，但是形成这个概念据王绍光自己说要更早一些。

“选主”的本质有两条：一是虚假的认同感，以形式替代掉了民主的内容；二是“金主”，也就是财富在这当中顽强地体现着资本的意志。这种“选主”很容易沦为有钱人的游戏，是有钱人忽悠着穷人玩，穷人以为自己在里边真起了作用，屁颠屁颠很高兴。

很多人不知道，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原版民主是没有所谓“投票”的，古希腊那时候，人们实行民主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广场演说，公民发表对城邦公共事务的见解，人们以此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和推举，来判定他说的可靠不可靠。而对演说者进行判定的依据，主要是他所陈述的事实，其次是他的陈述过程是否周延和逻辑（古希腊的逻辑学大约就是这样，作为一种辩论的规则而发展起来传诸后世的）。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今天的人料想不到的，那便是抽签，谁抽到谁当官。抽签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决出最具该人群特征的人，而轻易不受人为的操控，金钱在这里很难起到作用。

19世纪之前，民主也是与选举不挂钩的。选票这个玩意儿19世纪以后才开始时髦，在所谓民主政治当中，“玩票儿”实实在在是19世纪以后的政治时尚，“票党”则是赤裸裸为政治利益而纠结在一起的哥们圈子。（未完待续）

美国驱逐孙中山黄兴说明什么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有意思的事。1915年的11月4日，美国当局驱逐了孙中山和黄兴，与此同时，美国表明态度，拥护袁世凯当皇帝。需知在1915年的时候，美国已经从过去害怕民主、咀咒民主过渡到了鼓噪民主，把民主当武器用。民主，成了资产阶级遮羞挡丑的当一块招牌，也开始对外贩卖民主了。

可是，他们却把在中国以推翻中国皇帝，行美国模式建国为已任的孙中山和黄兴先生驱逐出境，公然拥护袁世凯当皇帝。如此热爱民主的做法岂非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及当政者袁世凯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孙中山黄兴无法保证美国在华的利益，利益当然在民主理念之上。

美国人对民主真实的态度，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历任总统对世界上其他的独裁者的态度当中表现出来。口口声声反对独裁，事实上他们只是是反对那些对自己不友好的独裁者。而对那些能够给美国带来利益的独裁者，美国人非但不反对，反倒和他们打得火热，即使这位独裁者是穆斯林也无妨。关于这一点，有个大秘密，长久不为人知：罗斯福总统有一次酒后高兴漏了嘴：“我知道他们是婊子”。这个句式，另外一位总统也用过：“我知道他们是狗，但是，那是我们家的狗”

民主胡同五条：选票决定论,民主沦为“钱主”

民主作为一种观念，象其他观念一样，有一个发展的历程。

从把民主当做洪水猛兽，到后来逐渐逐渐地实行一些有限度的民主，这不是因为什么“天赋人权”，也不是因为什么“人人生来而平等”，而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在力量的反复博弈当中，一方对另一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在英国，直到20世纪女人才拿到选票，女人才有了选举权，“一人一票”至此才告实现。而实现的引发条件很简单：男人都到前线去了，女人在后方变得异常重要，不给选举权，老娘不高兴，不给你玩活，那就给了吧。

在1832年的时候，只有英国男人，所谓的绅士，才有投票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囊肿羞涩的话，对不起，我们不承认你是绅士，您便没有选举权。美国也曾经以财产作为投票资格的前提，在1858年之前一直是这样。这一点严谨的德国人做得更绝，谁能想到在20世纪初，德国民主选举当中，富人一个人可以投三票，中产阶级一个人可以投两票，穷人也是有权利的，但是对不起，您只有一票。

像这样的民主，到底是“钱在主”呢？还是“民在主”呢？

如果不带偏见给出一个判断的话，这当然是“钱主”或者“金主”，横竖不是“民主”。

今天中国有一些极端的民主派，他们是得了一种病“右派幼稚病”，这是一种综合病症，成因复杂，症状奇特，病症之一就是发作起来便嗷嗷叫着，口吐白沫，举起右手闹选举。

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具有“工具理性”。但是右派幼稚病患者象李宇春唱的歌一样，“我的眼里“只有选举，没有他”，就相信“选票决定一切”，“只看中选票的力量”，他们忘记“民主所服务的价值”，不承认“民主具有阶段性”，不承认“民主需要一定的条件”，于是，这种选票决定论就沦为一种偏狭和幼稚。

投票本身没有什么，它是表达意见体现意志的一种形式。但是误把形式当成内容，那就麻烦了，因为形式本身，并不能保证内容不出现错误。       

                                                  (未完待续)

美国人扮演民主推手的资格问题

今天，美国人扮演了“民主推手”的角色，他们在世界范围之内，以己所不欲的方式推行美式民主，并且裁判员运动员一块干，自己既当“民主的推手”，又当“民主的判官”，谁民主、谁不民主悉数由他说了算。民主的，结为知己，视为弟兄；不民主的，写上“专制”，或者“邪恶轴心”，打入地狱，他们不惜舆论丑化，外交迫逼，甚至发动战争，借硬实力软实力两手来诋毁对方消灭对方。

在明言人眼里，美国之所以充当民主的推手，充当所谓民主的判官，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但同样的事实，有些人把它理解成美国人的“资格”——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家美国人作推手和判官，是因为美国人有充分的民主建国的理想和实践。

我忍不住要告诉这些朋友：你们错了，美国没有这个资格。

美利坚合众国从建国之始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民主建国的理念。

建国的时候，美国的国父他们想要超越的偶像是罗马帝国，而绝非雅典城邦；他们要效仿的是罗马帝国的贵族共和政体，而非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

大家都知道，雅典城邦最后被罗马帝国及其他的一些小国给灭了，灭了的原因很复杂，但至少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体，被那些专制的政体给灭了可能说明一个问题：民主并不意味着强大，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族的强盛。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即使美国建国之初，他们的理想国是罗马帝国，但是美国的国父们绝对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绅士。我要告诉这些朋友们，你们又错了。而且错误犯的是低级的幼稚的错误。

还记得亚当斯是怎么说的吗？亚当斯：“经历证明，民主最被动、最短命、最不稳定”。亚当斯又说：“记住，民主从来不长久，所谓民主很快就会被谋害，就会消耗掉自己”。亚当斯还说：“民主很快就会倒退到独裁”。

另一位美国的建国之父拉什先生，是《独立宣言》的签名人，他对民主的评价是一个很简短的句子：“民主是恶魔之最”。

大名鼎鼎的麦迪逊先生，他评价起民主来很具形象感。麦迪逊先生说：“民主是一付眼镜：镜片由动乱和争斗组成。这种民主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

《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执笔人费雪：“民主是火山，包藏着毁灭自身燃烧物的火山，这座火山将喷发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的倾向是野心勃勃的号召，愚昧无知的信念被当成自由泛滥”。

莫里斯先生也是执笔人之一，他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另外一位颇有建树的政论家汉密尔顿，他说的就更直接了：“民主是一种疾病”。

还需要再引述更多的美国国父对民主的评价来证明他们是如何憎恨民主吗？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美国宪法中，您绝对找不出“民主”两个字来。美国宪法只字不提民主，反宣而之誓，美国是共和政体。

所谓共和政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贵族制。贵族们怎么能容忍那些在他们眼里臭气熏天的、没有教养的、干杂活的、擦皮鞋的，甚至家里面的佣人，来跟他们一起分享国家的权力呢？

这里不仅仅反映了资本家的贪婪，而且也富含人性的丑陋。设想一下，一伙犯罪分子在流放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宝贝，是建立规矩自己分掉，还是奉献出来人人有份呢？

美国的先贤们密谋了三个月，创建的那个政体，是一个精巧设计的政体。所谓“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精英共和”的需要，这个政体像是一个里外都要防的碉堡，他们要防范的三个敌人，第一个，就是民主，他们极端害怕外边的老百姓起来跟他们分财宝，哪怕老百姓和平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也不行，在他们的眼里，下层的只有暴民奴隶，哪里会践行漂亮的“人人生而平等”。主人奴隶主人仆人怎么能平等呢？一边动情地讲演者平等，一边蓄奴榨取血汗，在他们看来这是合乎道德的。所以，蓄奴的总统依然不妨碍其伟大。第二，他们要防止“个人独裁”。所谓防止个人独裁，就是在他们这些贵族当中谁也别想当老大，谁想把其他的兄弟压下去，自己当带头大哥，那是不行的，因为你当带头大哥，我就变成小弟了，这不符合帮规。既然我们不给英国皇帝交税了，既然没有人当我们的人上人了，防止出现取而代之者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第三他们要防止腐败。因为腐败你多贪多占，等于使我的利益亏空。于是，在一个合伙人的公司里边，怎么防止执行经理人偷嘴，经验和办法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是了。

这“三防”当中，防独裁和防腐败，这后两条是精英共和政体内部，哥们儿之间的事，处理起来就是一个怎么把握平衡的内忧问题。可是外部防止暴民以民主的名义搅合了我们的好日子是最重要的，那是外患，须臾不可以不加防范。要美国的国父们讲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绝对不可以。今天我们某些不长脑袋，不做功课的民主教徒，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国父们会有民主思想，真是异想天开饶有创意。(未完待续)

一、我是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
    在很多人为一个月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而辛苦奔波的时候，亿万富翁日进斗金镶金戴银叱咤风云的生活,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大众传媒对于财富神话绘声绘色的讲述更增加了人们对亿万富翁生活的羡慕.
    本人有机会走近亿万富翁的生活，在盛石头刘新亭导演的喜剧电影当中扮演了一个亿万富翁胡腾先生，这一经历让我对亿万富翁这个特殊阶层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感受。
    电影《亿万富翁的情感生活》（原名《投资》）讲的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亿万富翁投资、征婚、交友、怀旧的故事。戏中的亿万富翁胡腾身体不太好，有一个动不动就晕倒的老病，疑似美尼尔氏综合症。
    戏的开场就很抓人，他的一个老朋友在加拿大暴亡，而他自己又被一个女人给骗了。那女子清清纯纯、羞羞涩涩、楚楚动人，最重要的是她不爱钱，这让五十岁的胡腾颇为心动。谁知跟这位女子交往一段时间准备与其成亲的时候，清纯羞涩的女子不小心暴露了本来面目——一有过骗婚经历盯着胡腾的钱包有准备而来（该女子由百花奖最佳女角提名奖获得者电影《疯狂的石头》女一号侯姝扮演）胡腾大发感慨：“你说怎么就没碰到一个实诚的呢？就他妈的找不着一个真心的！”

二、我的初恋情人对我冷若冰霜
    情感焦虑状态之下的亿万富翁胡腾，在感情受挫、好友离世、经营压力日增的情况下，不免回忆起纯真的初恋。
    初恋是在当年下乡的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开始的。
    这个村，不仅留下了初恋的感情和青春的时光，村民王老五还曾救过胡腾的命，也许是伤感吧，也许是怀旧，当然，更重要的是胡腾投资方向发生改变，他有心在当年下乡的地方搞投资项目，于是他回到了自己下乡的黄河入海口的一个小村庄。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纯朴的农民也都有了市场经济意识，村里的生活分化得厉害，当年的救命恩人王老五（盛石头扮演）已经去世，由胡腾当年搂着睡觉管胡腾叫干爹的小男孩长得跟当年的王老五形象一样，却变成了村里的二赖子老光棍儿，懒惰成性游手好闲。
    汲取在城里的教训，胡腾换了一套行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下岗职工，把保镖、随员、助理全部留在了村外，告诉他们任何事都别进村来找他。于是，在这个村里，他从一个高高在上风光无限的董事局主席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下岗职工，不再有人恭维，掉落到地上来的胡腾感受到了从未有过“无钱一身轻”。
    三十年前的老情人石妮（《气喘嘘嘘》等众多作品中出演母亲大妈等角色的老艺术家周维芝扮演），听说胡腾来了，唯恐当年自己和胡腾幽会时折腾而得来的孩子马兰花被胡腾认出领走，对胡腾没有显现出任何怀旧与温情的一面；老情人的丈夫马四平出于妒忌更是处处设伏总说胡腾的坏话；当年管胡腾叫干爹，被胡腾搂着睡觉的王老五的儿子小王老五开始听说来个城里的干爹很高兴，当发现胡腾是个穷光蛋的时候，他直截了当用难听的言语讥讽胡腾往外撵他。他斥责胡腾忘恩负义，竟然拿不出去钱来对他们家表示感谢。
    胡腾在村里又一次犯晕厥病倒在地上，被一个年轻的小寡妇救了。出自感激，胡腾把自己随手戴的一个钻戒送给了这个小寡妇，结果惹恼了小王老五，原来这个小寡妇石榴（任艺扮演）是小王老五正在追求的对象。小王老五把胡腾送给石榴的钻戒随手扔进牛粪堆，他讥笑胡腾拿三块钱买一堆的破玩艺儿骗良家妇女。小王老五哪里知道，这是价值几十万的真货色。
毕竟价值几十万，胡腾趁人不备到牛粪堆里捡回钻戒，不料被小王老五遇上，又遭一顿奚落。

三、莫里哀戏剧结构的魅力
    脱去富翁光环的胡腾，生活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处处手受窘，尴尬不已，但是，在胡腾的内心中，他有一种智力的愉悦和饰演角色的新鲜感。该电影是一个典型的莫里哀喜剧结构的幽默戏：富人佯作穷人，穷人并不知晓，富人为自己最不缺的金钱假装发愁，穷人为自己最愁的金钱教训他眼中比他更穷的人（富人）——观众从上帝的视角看到演员并不夸张的表演，结构错位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最搞笑的是村里面的人嫌贫爱富，数落胡腾，嫌弃胡腾，当故事快要结讲完尚未解开谜底的时候，胡腾表示要给村里投资，众人大笑。
    胡腾认真地说“你们不信我真的有钱？”“我真的是有钱人！”人们笑得更厉害了。小王老五说“你有钱，你有钱也让你泡妞了，瞧你这样儿，像有钱人吗”？村主任宽厚认真特好心地对胡腾说“胡腾，实事求是，你就别吹了”。
    胡腾被戏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逼得无奈，站在村口小广场上大声喊“你们为什么不信我，我真的有钱啊！”……
    “你有钱你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胡腾一摸兜，一分钱没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胡腾跟村民借手机电话说要“跟我助理联系一下”，众人又是一片爆笑。
    全剧的结尾先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式的矛盾总爆发，而后是曹禺《雷雨》模式的大团圆。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胡腾为他在村里经过考察看好的一个叫李小林（李琦扮演的老农李树林之子）的年轻人，也就是自己当年私生女马兰花的男朋友投资，众人皆大欢喜。

四、富人的幸运与不幸
    拍摄这部电影，我要做的最大的功课是努力理解“富人的优越与不幸”。富人的优越在于他有钱，而他的不幸也正在于他有钱。因为有钱，所以，一切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容易得到；因为别人知道他有钱，所以，他的价值和魅力仅仅是用钱来衡量的；接近他的许多人都试图算计他的钱，女人更是因为看到他鼓鼓的钱包才试图接近他，男人同样为了他的钱才委曲求全听命于他内心里并不服气。
    偏偏胡腾这个富人是个情感细腻，有着丰富精神世界和浪漫追求的人，他不满足于金钱所能征服的一切，但是，他试图证明金钱以外他仍然有魅力的努力屡屡失败。
    当他发现那些接近她委身于他的女人仅仅是为了他的钱的时候，他感到恶心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那些看到他的钱包才做出小鸟依人状的女人，愈发让他怀念当年村里那性格泼辣，羞涩真诚的柴禾妞。
    “这些年见到的要么是阿谀逢迎碌碌无能之辈，要不然就是处心积虑要谋害算计我的人，我一直有一种飘在天上落不下来的感觉，穷的时候渴望有钱，当钱多到这辈子打着滚花都花不完的时候，最初掘第一桶金带来的快感已经消失殆尽了，最怀念的竟然是自己当年过穷日子的时候。”

五、导演盛石头试图传达的三个理念
    第一、人不是财富的奴隶，财富本身有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会自己变成主人使人工具化，而被财富奴役化了的工具化了的人，是没有幸福感的——被金钱奴役的富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幸福。
    第二、富翁身边的那些女人，更多的是受谋生的动机和虚荣心驱使，而不是基于爱情方面的原因使她与富人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富人身边那些低眉顺眼的搔首弄姿的女人，尽管身材窈窕面容姣好，但是与贫贱夫妻之间的感情相比，好比挂在天上的月亮，可以给人看，甚至可以用来做诗，无法变成过日子的锅碗瓢盆。
    在富人胡腾看来，平凡夫妻吵架都是幸福的，夫妻间的妒忌是一种极致的快乐，而女人由于纯朴保守而从心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羞涩和腼腆是胡腾眼中女人最优秀的品格。所以，在村口，他一眼看到脸颊绯红的小寡妇石榴，不免心动摇头叹息。
    第三、人生可以没有财富，但不可以没有牵挂。经营可以亏损，人生不能亏心。将该了的愿了了，将该还的情还了，人生才称得上圆满……

六、过别人的日子，丰富自己的人生
    对我来说，演戏不是个新鲜事儿，但是演这部戏却是全新的感觉。
    很多很多年前，我与导演英达合作过，与冯小刚、王朔、窦文涛、张小春等都合作过，但那个时候，我演的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我自己，无非是司马大师来了，司马大师说话了，司马大师一招鲜表演了……从今年开始，我连续在几部电影、电视剧当中扮演角色，演的都是别人——从演自己到演别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演自己叫本色出演，演他人才是塑造角色。
    2009年春天，我先是在洪剑涛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派出所的故事》中，扮演一个口若悬河的传销商，被洪剑涛姜超饰演的警察戴上手铐抓了起来。
    09年夏天，在江小鱼导演的电影《梦想就在你的身边》中，我扮演农民工老罗，操着一口河北馆陶县的土话，穿着真实农民工的衣服表演，影片中有建筑工地的戏，有工棚里边的戏，有夫妻床戏，还有农民工足球队踢足球的戏……
    09年入秋，在王好为夫妇导演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徐悲鸿》中，我扮演四十年代日本东亚银行总裁岩下次郎与葛存壮老爷子饰演的齐白石演对手，整齐的一排小胡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身三件套的中间色调的西服，皮鞋贲亮——这是一个熟悉中国文化老奸巨猾表面斯文内心歹毒的特务。
    后来,在八一厂李三林导演的《家在南三条》电视剧中，我饰演一位精通《商标法》利用商标法漏洞牟利发财的市侩。
    ……
    这些角色与我本人相距甚远。但正因为它远离我的生活，所以，塑造起这些人物来才有一种莫名的快乐。
    找一段时间，活在别人的世界中，体验别人的生活，会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延长下去丰富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让人感到有趣。今天，我已经知道什么叫戏瘾了。有戏瘾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都是渴望过更丰富的生活的人。
    如果说演自己叫本色出演，演别人叫角色塑造的话，出演一部电影中的男一号，则是角色塑造上的一个相对较大的工程，是个大活儿。在盛石头刘新亭导演的这部电影当中，一共有大约百十个镜头，本人的镜头将近70个，拍完了这部戏我才知道，所谓主演，就是从早到晚都是你的戏，一刻也别想闲着。早晨四点半起床，五点钟化妆，六点钟上车，开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外景地，架机器，布灯光，然后开始一天的拍摄，直到天黑，再加一场到两场的夜戏。回到住地，一身酸痛，热水澡还没洗完，第二天的拍摄计划又在门缝里塞给你了。第二天5：30又要起床。如果赶上六点半叫早，那就算烧高香了。但是苦中有乐。在这么快节奏高效率超负荷的拍摄工作中揣摩体会，找到充足的心理依据，进而塑造一个情感生活丰富细腻的亿万富翁，这绝对是个有挑战性的智力活动。

七、中国富翁的精神世界不富，心理问题不少

现实生活中，也认识一些有钱的人，包括南方最有名的那几位房地产商，包括北京那几个在媒体上谈锋甚健，观点不断游移变化的老板，以及一些从不上电视，尽量躲着媒体，悄悄地趴在水下的大青鱼式的隐蔽富豪。我所说的认识富豪，无非远距离看看，近距离聊聊，吃顿饭侃侃,不能说很了解富豪们真实的内心。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也由于本人一把年纪认识的人相对多些，有机会看到一批富豪在自己的身边产生，在穷小子堆里长成,对这些富豪的了解，我了解得就相对多一些.
    跟富人打交道，发现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的富人,他们不过富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用速度和时间来衡量,中国大陆的富人百分之百是“暴富”,而且自己富起来的这个结果相当意外，别人感到意外,他们自己也感到意外。
    正因为有意外感，所以回头看，不免有恍惚感，疑惑感，他们不知道怎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所谓摆谱、拿派、端架子、一身臭毛病、颐指气使都是后来学的，是相互传染彼此模仿的结果。胡腾所遇到的人际焦虑问题，其他富翁不同程度地存在。

富翁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是，他们普遍期待着发生一些变化来证明自己可以活得比拥有财富更具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普遍并不满足于“有钱和继续有更多的钱”。“有钱和继续有更多的钱”，这样一个毫无悬念的可以预期的生活，他们不满意却无力改变，于是他们期待着某个事件发生来改变这一切。这种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事件只在富翁们自己的心里产生就足够了，因此这个事件，我将其定义为“心理事件”。
    大家一定看到了，很多的富翁致力于当行业头面人物，有人不惜代价进入人大政协，有人试图做意见领袖，有人意在染指政治，有人试图在圈子里呼风唤雨，有人痴迷于某一种游戏的领先式玩法，有人念及老朋友老关系老交情，有人迷信灵丹妙药采阴补阳修行实践，有人干脆拜某种东西为神自己可笑地蹲了下去且五体投地。
    ……
    凡此种种，只说明一个问题：富翁的精神世界不富，富翁的心理问题不少。

八、有钱的人反而自卑道理何在
    曾经和一些有钱的朋友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写了几个字给他们：“富、贵、雅、仁、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给他们听
    人生求富，是第一个境界，因为贫穷的日子印象太深刻，所以，富起来的欲望带着本能和原始的冲动。如果富而不得，压抑、挫折感就会变得十分强烈。
    富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一些有钱的人不是因为富有而变得更自信了，恰恰是因为富了，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很有钱——有人比自己更有钱，自己厚厚的钱包，怎么看怎么可怜，怎么看怎么寒酸。遇到比自己更有钱的富人，让自己不开心，遇到没有钱的人，也不开心。
    一个有钱的人遇到了一个当官的，就个人所拥有的财富而言，做官的人也许是没法跟富人相比的，但是，为官者的权力令人生畏，为官者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巨大，为官者在社会上受尊敬的程度也不是有钱的人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为官没钱仍是官，有钱没官乃为民。官场、商场里周旋过的人，不难体味这一点。
    广东某市一位领导请我们北京去的客人吃饭，巨大的桌子围坐一圈人，某人整个宴会期间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游离于饭桌的氛围。但是当大家都快吃完的时候，他热情地站起来，操着广东白话要求给大家再用龙虾煲粥，问大家还上什么主食。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这就是该市的一个土老帽富人。市长叫他来，是给他面子，因为他有钱，他自己愿意在市长面前掏钱来表示自己与领导有关系。
    前几天，本人主持了一个富豪俱乐部的活动，主办方告诉我，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身价少说也在五亿元人民币。依我看，那天到会的富翁（也有大约十分之一二的富婆）大多都是只富不贵的人。
    如果用贵族、高贵、名贵、尊贵来定义这个“贵”的话，很显然“贵”是在富之上的，“富”遇到“贵”，是自己觉得要输一截的。

九、求得富贵，还要什么？
    那么做了贵人，是否人生就完满了呢？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贵人也常常显得很囧，因为在他对面可能坐了一个衣着平常却学贯中西风度儒雅的学者。在那种博学儒雅的谈吐当中字字珠玑，而贵人们则因为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色，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应酬上，故而显得颇不自信。在这个意义上说，“雅”，文人雅士的“雅”，要胜过“贵”。
    以上三个字“富”、“贵”、“雅”，一个比一个层次高一些，一个比一个境界要高一些，但是这三者其实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怎样满足“我”的物欲和虚荣，都是用来打扮“我”这个人，研究怎样使“我”这如何个人外观上看起来更好一些，更漂亮一些，更符合世俗的社会标准。
    有没有比这三个字更高的人生境界呢？
    那便是孔夫子哲学的最高的范畴—“仁”。
    “仁”不是讲我，讲自己，“仁”讲的是你与别人之间，对仁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只爱自己这不叫“仁”，只爱自己是本能，但是当你把其他的人（不仅仅是与自己有血缘联系的人）的生命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的时候，你认为别人也应该有权利像你一样过好的生活的时候，你看到别人衣衫蓝缕，食不果腹你便心生悲哀，能以悲悯之心对待之的时候，这便是“仁”了。所以，仁者爱人它的核心是超越了爱自己，而把重点落在爱别人，爱他人，能够发乎于心，而不是为了装扮自己去爱他人的人，便是仁人。这是一种可尊敬的高尚的境界，美好的品德。到了这种境界的人，人际焦虑就不存在了，施于别人的快乐，是一切快乐当中最高境界的快乐。

一般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快乐有等级之分，靠香烟酒精毒品麻醉神经，刺激神经的快乐是最低级的，与别人比车，比房，比老婆，比工作的快乐要高于第一种刺激神经的快乐，而创造性的快乐又高于这种与人比较中产生的快乐，仁者爱人的快乐在创造性的快乐之上，是最高境界的快乐。
    那么，仁之上还有境界吗？
    依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字，就是奥运会开幕式用活版印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和”字，从思维的角度来说比仁更高的境界。单个的人更多的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追求和感受世界，但是一个“和”字它包含的内容显然更多，这里不仅有本体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有客体的，也就是他人的生命体验，以及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中如何做到得体适中不偏不倚。简而言之，“和”字就是一切尽在最好。
    “富贵雅仁和”，按照这样一个渐进的序列，所谓有钱不过是五层楼才上了一层而已。单就这一层而言，也分乍富、小富、中富、大富、巨富、富可敌国。所以，富本身也是无止境的。我清楚地记得一些有钱的兄弟听完了这套司马式理论之后，眼睛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惊异欣然。

十、连伪善都不肯做的富人是恶人
    富人其实赚钱并不容易，所以，在穷人看来富人常常有些吝啬。演完了胡腾之后，我想对那些今天还不富的朋友们说，最好在观念当中不要认为“越富越抠”，我们不否认有些富人很抠门，如果他真抠，那是因为他知道一分钱一分钱的攒大了并不容易，他没有忘记原始积累的那份艰辛；如果他不抠，穷人却觉得他抠，那是因为穷人有跟富人打交道就该占便宜的心理。富人抠一些可以理解，因为遇到富人就大动杀机的人大有人在，有些权威部门喜欢把富人拉过来，找各种借口叫人家吐血——我认识的富人个个都有吐血的经历，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情富人。
    事情的另外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确太抠，太抠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葛朗台那么抠、周扒皮那么抠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富贵而骄，富凶极恶是不能容忍的。
    旧社会有一些老地主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被称作王善人、李善人，土改斗地主的时候，土改工作队要启发贫穷农民的阶级觉悟，要请土改工作队员给他们讲劳动价值论，讲剥削的原理，讲地主阶级的善是伪善。可是，今天有些富人连伪善都不愿意做，连装都不装，他们摆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恶狠狠、凶巴巴、赤裸裸，操一副流氓腔欺凌弱小，这样的富人本质上是恶人罪人。

    十一、李琦“四大并举”甘当配角
    与我演对手戏的是著名演员李琦。他扮演老农民李树喜，是胡腾年轻时在乡下宣传队的好朋友，当年胡腾帮他们家科学养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琦的儿子小李，在戏里，做了胡腾的女婿。
    笔者与李琦多年的好朋友了，一块做过《实话实说》系列节目，此公仗义执言正气凛然。曾有一次，笔者在电视台做节目遭遇难处，李琦远路赶来慨然补台，好人啊。我俩共同的爱好：一写诗，手机里飞短流长，我们老年男人的娱乐活动；二写字，李氏草书与司马式循规蹈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比我大了不到半年，当然戏里戏外都得叫哥。论演艺，李琦大绝对“大哥大”，但是，在这部戏里，我为主角他为配角。
    李琦当好配角还不算，还兼及导演给我等说戏，他其实心脏手术出院没有多久，主动揽活儿提携新人，对艺术负责任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
    在现场，他的大个子、大光瓢、大眼珠子、大肚子“四大并举”，性格却似张飞绣花无比细腻。有他在，剧组每天都生活在欢乐谷当中，有他在，这部戏的喜剧效果就有了保证。
    拍戏的间隙里，我送他一首诗——
     怪才典当世，木子荣李琦，
    太史公倘在，补章追述及。
    光头酷造型，瞪眼连吹须，
    唱念益作打，写画彰工艺，
    马术通大厨，胡辣诌酸诗。
    在党亦在军，江湖多兄弟。
    寸心忧天下，惟活真自己，
    灵性出万象，风骨不曾移。
    三秦出好汉，百代诵传奇。

    温家宝最近常讲到，要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即使我们全社会不折不扣的做到了这一点，也没有人敢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富人。但是，只要走进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验亿万富翁的情感生活。
                                                           （2009年12月11日）

司马南\文

自按：

此文系学习河清先生《民主的乌托邦》心得。

巨笔刘仰、神笔德强、秃笔司马各自为战，分别研读《民族的乌托邦》，体会各异，和而不同，统稿一本，书性鲜明。

值此新书付梓之际，将本人所写部分先贴博客征寻批评意见，拜请博友不吝赐教。笔者自知学浅识陋逻辑不周不比仰强，故而索性偷懒，扒下08年在北大的讲课实录敷衍成篇，复缀入新近与106所大学学生会主席对话的部分内容。因其出处不一顺序已乱，于是再次偷懒，谨以“民主胡同一条直至四十条”标序。

北京，乃为笔者30年居所，胡同，乃为北京老旧居民区之小道。立足于北京胡同看民主问题，自然与华盛顿、伦敦的老爷们不同。

民主胡同一条：

“太岁民主”未免太霸道

河清先生盯着民主教父法国卢梭先生的正本发声,颠覆了今天某些似是而非的民主说辞以正视听，司马南今天来北大演讲，理论民主问题的来龙去脉，两者在某些人看来都有一点“太岁头上动土”的意思。

太岁，木星也，民间祀奉的神灵之一，古人称为“太岁”，据说太岁悠忽至某方，某方便不能兴土木，不知何年何人立下这莫名其妙的规矩，否则就叫触犯太岁，据说会招致祸殃。今天某些人神气活现地撅起民主的旗子，仅仅满足于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颇有一点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意思。在这种情绪化的表达当中，他们预设了一个“太岁：民主是先验的，天然正确的，是不能质疑的，亦即不需要经过实践验证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发展历程是一成不变的，从来就这个样子的，不民主的就是专制的，不搞他们认可的某国的民主形式就叫专制甚至是邪恶的……

这样的“太岁民主”未免霸道了一些。

实践证明，愈是霸道的民主，逾远离民主的本意。“太岁民主”是人造的怪物，与太岁无关，与民主无涉。

但是，面对振振有词的来者，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动土，必须从太岁头上开始。

理性的解释似乎无法阻止某些人依然用近乎偏执的情绪来表达“太岁民主理念”，他们坚定地用这样的民主概念，来教训那些他们认为需要被启蒙、被拯救、被鞭笞、乃至下地狱进行末日审判的对象，这在今天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这些朋友们：“太岁民主”是你们观念的产物，你们所描绘的民主是赝品民主。在民主最古老的版本，古希腊的城邦那里，民主本不是你们描绘这样的。在古希腊城邦，那个民主是特定的民主，是属于成年男人的有尊严的有地位者的民主。那里没有女人的民主，也没有战争俘虏的民主，没有奴隶的民主。就当时的民主而言，绝对是小国寡民，充其量是千人量级而已。更令今天民主激进派想不到的是，那里根本没有一张您们痴迷的选票。

民主胡同二条：

本人的民主观念曾经幼稚懵懂

更多的道理，在河清先生《民主的乌托邦》这本书当中，通过揭开许许多多的关于民主的谜团，人们会更详尽地获得。

人人平生而等之说成立否？真正的民主什么样？真正的民主有没有？西方的政治是由人民自己当政吗？西方的民主制度价值何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迷惑人？民主名义下的法治价值姓什么？为什么说大量的国人实际上是在“民主”的本义上去理解民主？为什么说在“民主乌托邦”的意义上去理解西方“民主”，会导致误以为西方“由人民自己当政”，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为什么声称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人，本意靠拢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但他们的主义却是卢梭的——正统的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否正义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在天上还是在人间？1789年的不朽原则意味着什么？“不受经验的检验、不受评论的验证，而把它作为一种不可触犯的教条……”这样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法国大革命与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关系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实质是一场社会战争，它在什么人之间展开？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将以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告终”？

中国实践的“民主”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同点在哪里？奉行“人民最高主权”，高扬“平等”的原则，但是程度不同的民主制度是否会导致根本差别？动真格去实践“人民最高主权”的理论原则，与只在形式上和名义上煞有介事实现这些理论原则将导致什么情况出现？中国实践西方教条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错误总根源在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成立与否？社会历史是否可以假定还原为物质和经济因素的组合？可否认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怎样看待康有为先行变法，后成为“反革命派”，发起“孔教会”，拥护帝制？早年激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梁启超，赞其“结束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后来为什么醒悟到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意识到“无限制之自由平等之说，流弊无穷……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最后也成了“反革命派”？严复早年激情鼓吹“变法”，称“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并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密尔的《论群己权界》)等西方政治学经济学著作。但在辛亥革命后，也转变为反对“民主立宪”，并与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筹安会”，公开倡行帝制，拥护袁世凯称帝……为什么？

什么是民主的宗教性？民主的宗教性，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说《人权宣言》是“民主教”的圣经？代议制“民主”为什么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什么说代议制民主制度在西方也不是惟一可行或最佳的政治制度？“行会主义”（即职业团体功能代表制）意义何在？为什么说基于普选的代议制“不过是一种权宜之法”并且是“可争议的”？为什么说“只有一群无秩序的个体才有代表权，而那些构成社会的结构并体现社会长远利益的集体性团体却没有，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当今西方政治学界的“新行会主义热”证明了什么？法国18世纪哲学家孔多尔塞是罗马教皇之后声言普世价值的二大爷？怎样看待卢梭的“人类一致性”观念？“如此这般，你哪怕足不出户，也可以振振有理地写出一部波兰或科西嘉岛的宪法草案!”来，此话成立否？普世价值的前提是，“今天已不再有中国人，西方人，从此只有世界人，人类人”，为什么说这是国人迷信“进步论”伪世界主义的结果？为什么说鲁吉埃对“人类一致性”的批判，事实上构成对“进步论”的批判？

假设欧洲文化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然后以“人类一致性”的名义，认定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都要向这种“先进”文化“进步”。这种文化的危害是什么？为什么说抹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将其统归于单一化和一元化，表面上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暗底里却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为什么说而现代中国人受“进步论”的迷误，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应该“一切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是否亦为中共之一贯主张？ 什么是“进步论”的民主观？“进步论”的民主观危害在那里？为什么说国人的“进步论”民主观，还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为什么说所谓“世界民主大潮”，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传媒造出来的舆论？让“大众”百姓隔若干年一人一票去选一届政府及其首脑，这种游戏是全人类惟一先进的政治形式吗？怎样从“法国大革命的意图”分析“最初的意图和原则”与“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法国大革命为什么“逻辑上导向共产—社会主义”，手段上却瓜分大财产，增加“小财产者”，却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只不过以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取代平民与贵族的差别”，并没有实现其初衷，而是导向了相反的结果”？“民主的理想”危害了一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带来一个“上帝的讽刺”：“本来是想建立理性、公正和和平之治，结果却带来了荒谬、不公正、暴力和可怖的破坏。”为什么？怎样看待洛南所说的：“在理论上如此美妙的民主，可以在实践上导致巨大的暴行？中国“文化大革命”，其“意图”“原则”、“出发点”无不充满崇高的理想，无不带有慷慨激昂的民主憧憬，美好而激动人心的理论原则，如何在实践上招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

新教伦理以基督教的面孔，促成了犹太精神在全世界的普遍化。犹太精神中的物质主义“物质利益高于人类其他目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估价和买卖”，如此可怖的价值观如何成为当代文明的最高价值观？“经济功能的至高无上”、“政治隶属于经济”——这种“数量性文明”或物质性文明的本质是什么？GDP崇拜为什么？人们越是能以极少的时间满足大量的物质需求，人们便越是有权以文明自居，一切都用金钱来估价——为什么说这这是一种简单和野蛮的主义？怎样理解中国人的“义利观”正在经历一场五千年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变：社会推动人们朝着“利”高于“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重商重利文化方向前进？如何理解“民主”无限好，只是乌托邦，“主而为民”才是政治的本质吗？怎样理解“廓清西方现代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份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进步论”暗含的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伪世界主义，是造成了今天中国人身上深重的文化自卑感的根本原因吗？

“主而为民”的政治学说，已经受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检验，显示出伟大的政治智慧，只有“主而为民”，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政体形式。此说成立否？怎样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差异而非差距(先进落后)的关系？中国怎样高扬文化的民族主义旗帜？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与种族意义上的排外主义是一回事吗？重归于伟大的中国文化深厚的源流与拥抱普世价值跟在洋人后边亦步亦趋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这些问题，不全是复杂深奥的学理问题，有的是浅近的历史问题，有的是文化差别问题，有的是现实政治问题，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在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当中必须搞明白的。遗憾的是，态度很激烈的民主斗士，多半没有兴趣学习，稍微艰涩一点的书籍他们都没有兴趣阅读，更不屑于听一听不同的意见。

本人并非同意河清先生的全部见解，但是，河清先生沿着法国学者的惯性一路研究下来的思考深度与其反复强调的国家利益第一的观念让本人钦佩与感动，更为钦佩的是，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民主问题就已经有了如此透彻的分析，而那时本人的民主观念还处于幼稚的懵懂状态。（未完待续）

司马南\文

——法律万能论最要命的是两条：一是将法治简单理解为“建构成文法”，以为成文法越多，法治水平便越高。法律万能框架下的法律建构当中，没有给予“习惯法”以应有的地位；二是片面强调法律、法条，而忽视了法律建构背后的“法理的价值”和“自然法的价值”，忘记了法理与自然法必须遵从天理、天道。

——“法大于天”必然助长“以法为天”的“理性建构主义”的骄狂，法的骄狂不已，法的恣肆妄为，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有法无天”，“有法无天”的社会，必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甚而疑似一个有悖于立国宗旨的社会。

——比之贺卫方同乡，笔者自知愚笨，所以，并不敢一味质疑“法大于天”。假如，贺卫方老师研究、许志永先生实践、文强先生操弄、唐福珍女士抗击的那个法，可以做到“无所不能、至善至美”，功能作用近似GOD，一俟证明，老汉我铁定第一个举着“法大于天”的三角旗，一溜小跑到天安门广场泣血街舞业庆忭贺。

——法学家今天似乎还没有这份自信，贺老师也不敢嘴硬坚称法律无所不能至善至美，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如此功能效用的法律出台，那么对不起啦，按照根植于民心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按照马恩氏关于法律的经典定义，按照中国的政治原理，我们的理解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法不可独大，法不可弥高，法不可逾天，法不可凌驾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之上，法不可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不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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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附文不知谁人所作，但是很有意思。文章礼貌地地讲了一点罗马《十二表法》和《乌尔那目法典》的历史，引发了一串儿应激反应。

这篇较真的博客文章提醒我们，为文、讲话必须谨慎，自己糊涂闷在锅里无所谓，只要面人，就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为知识有其确定性，稀里糊涂泥沙俱下的灌水区域里其实明眼人蛮多，假如不谨慎，就会露怯；一俟露怯，恐会被揪住；及俟揪住，便反过来影响思想理念的传播。

关于“法大于天”，前日已经有文章专门述及，今天再续三段话。

一、必须阻止“法律万能论”走向“社会主义法治”的反面。

笔者当然注意到“政法大学同学与温总理的对话很雷人”，所以才写了一篇关于“法比天大”还是“天比法大”的文章凑个混响。

我主张“法不能大于天”，强调“法”还是要安于世俗本色，踏踏实实“治天下”，法的重要性怎么高估，也不能“天上地下连起来”一块治，因为“法”是人订的，其本身就是“治下之物”。“治下之物”反过来要大于天，无异于“有法无天”。

无疑，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权大于法”，“长官意志大于法”一类蔑视法律之恶，当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悉数革除。但是，法并非没有自己的局限性与工具性，其维护社会秩序，用于阶级专政，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并且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等等特点无不决定，法不可能大过天。

笔者的观点无疑会得罪主张“法大于天”的人。

得罪人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做呢？

全部的原因在于情势所迫——我们必须阻止“法律万能论”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走向“社会主义法治”的反面。

法律万能最要命的是两条：一是将法治简单理解为“建构成文法”，以为成文法越多，法治水平便越高。法律万能框架下的法律建构当中没有给予“习惯法”以应有的地位；二是片面强调法律、法条，而忽视了法律建构背后的“法理的价值”和“自然法的价值”，忘记了法理与自然法必须遵从天理、天道。

“法大于天”必然助长“以法为天”的“理性建构主义”的骄狂，法的骄狂不已，法的恣肆妄为，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有法无天”，“有法无天”的社会，必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甚而疑似一个有悖于立国宗旨的社会。

二、社会主义的别名，就是“保证全体人民幸福的主义”

立国的宗旨是什么呢？

“改”字当头，时间既长，许多事情需要回头找齐。就像钢琴需要调音一样，今天许多人已经忘记当年千辛万苦牺牲几千万人建立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为什么了。

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到最后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关于“立国究竟是为什么”和“立国后究竟干什么”写得明明白白。一言以蔽之：干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过程和形式，以及后来N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程，悉属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中国施行。

立法来保证干社会主义，为啥偏要社会主义？

因为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幸福。社会主义的别名，就是“保证全体人民幸福的主义”。

立法来保障干社会主义，甚个干法哩？

关于这个“干法”，如果从政治角度做一个最简单地概括，就是把“党”、“民”、“法”有机统一起来，用以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靠谁领导哩？

——党；

第二，谁来当家哩？

——人民；

第三，凭甚治国哩？

——法律。

我理解，这第一，加上第二，再加上第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政治原理。

三、法律做不到“无所不能、至善至美”

有人主张法大于天，是因为一时糊涂（也包括从来就糊涂，基本上没有明白过）；有人主张法大于天，是因为看不明白这个政治原理，心里存有疑虑；有人主张法大于天，是因为他太明白了，但基于某种个人化的原因不能接受这个原理；有人主张法大于天，是因为心里有个“另存为”不能删除——他们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政治模本，所以横看竖看中国的政治原理就是不顺眼。

笔者一直引以为骄傲的山东同乡贺卫方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原理，但迄今尚不清楚此公属于哪种类型。坊间传说某次西山开会，贺教授愤然讲到“三位一体”当中的某一方没有在民政部注册故而应判为非法……贺老师的法律信仰，不可谓不虔诚，贺老师的法治观念，不可谓不深固，贺老师的法律知识，不可谓不丰富。法的重要性在贺老师那里的确到了“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程度，而且，贺老师的说法，逻辑清楚，自证其洽——前提就是“法大于天”。

比之贺卫方同乡，笔者自知愚笨，所以，并不敢一味质疑“法大于天”。假如，贺卫方老师研究、许志永先生实践、文强先生操弄、唐福珍女士抗击的那个法，可以做到“无所不能、至善至美”，功能作用近似GOD，一俟证明，老汉我铁定第一个举着“法大于天”的三角旗，一溜小跑到天安门广场泣血街舞业庆忭贺。

法学家今天似乎还没有这份自信，贺老师也不敢嘴硬坚称法律无所不能至善至美，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如此功能效用的法律出台，那么对不起啦，按照根植于民心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按照马恩氏关于法律的经典定义，按照中国的政治原理，我们的理解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法不可独大，法不可弥高，法不可逾天，法不可凌驾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之上，法不可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不是“法”国。

西山高见莫衷一是乱声纷纷，

另疤宪掌孤奏单曲普世价值，

……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原理，不识者、不服者、不从者、诋毁者、抵制者大有人在，所以，“三位一体”模式，今天依然有大大张拓之必要，所以，歧义明显的“法大于天”酷似来历不名的文件包，诸位最好不要点击，万一打开了，最好三缄其口。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讲错了的，应当有勇气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扪心自问，对天自省。（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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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政法大学同学与温总理的对话很雷人

(2009-12-08 13:11:29)标签：杂谈

近日，有关媒体公布了温家宝总理去年5月4日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与学生的对话。一如既往，温总理表现得很亲民，很谦虚，与学生们共同探讨了诸多涉及法治和法律思想的问题，读来多有快意。不过，其中一段涉及古代法律和法律思想的对话，却未免让人觉得很雷。这一段，现实录如下：

学生：总理，我主攻西方政治思想史，同时我也对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先秦的政治思想，如孔子、孟子也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也很重要，我在研究西方思想史时又看了诸子百家，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借鉴别人，对两种不同思想进行比较，还是有用处的。

温总理：诸子百家时期算是奴隶制吧，公元前536年中国已经有了“铸刑书”，当时的刑法已经铸鼎了，就是说法律要明示，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西方的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年，就是《十二表法》。再往前还有吗？

学生：再往前，柏拉图时就注重法律了，到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罗马时比较兴盛。不过当时私法比较多。总理说的十二表法就是罗马法。

温总理：我们说，古代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优秀的部分借鉴过来对研究中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很有意义。

详见：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912/04/3840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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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对话，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众所周知，今人之所谓古代的“西方”，在地理上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希腊和意大利，前者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后者以罗马为中心。把“西方的法”追溯到公元前450年的“十二表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可靠的历史记载来看，所谓《十二表法》（又称《十二铜表法》）只是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过往习惯法的汇编。而罗马的习惯法，应该在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即已形成了。

温总理问：“再往前还有吗？”这意味着，温总理知道《十二表法》是西方法律史上重要的法律之一，但温总理显然不是很踏实，于是发问。温总理的谦虚，由此可见。

可是，自称是“主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学的回答实在是太雷人了：“再往前，柏拉图时就注重法律了，到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分别生于公元前427年和公元前384年，怎么成了《十二表法》的前人了呢？显然，这位同学犯晕了，搞了典型的“时代倒错”（anachronism）。

那么，在罗马《十二表法》之前，“西方的法”到底可以追朔到何时呢？从史书可以知道，起码还可以再往前追溯200多年。

西方最早的立法者是斯巴达的莱库古（Lycurgus，又译为吕库古），他大概生活于公元前700年至630年。莱库古的立法在古代西方影响很大，后来的柏拉图仍然对他推崇备至。

莱库古之后，则有有名的德拉古法（Draco’s Laws），这是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形成于公元前622年或621年（雅典第39届奥运会之年）。

再之后，则有索伦法（Solon’s Laws）。索伦生于公元前638年，死于公元前559年。他是雅典的第一位执政官，对德拉古法进行了诸多修订，经其修订的法律在雅典沿用很久。

相比之下，罗马的成文法形成较晚。公元前454年，罗马人为制订自己的成文法，还专门派人到希腊去考察和学习。结合希腊的法律和自己的习惯法，最后于公元前450年形成了《十二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

当然，希腊的成文法并不是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在古代巴比伦，公元前18世纪即有了《汉姆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汉姆拉比是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代王，大约于公元前1792至1750在位，而《汉姆拉比法典》约形成于公元前1790年。

《汉姆拉比法典》之前，两河流域还有著名的《乌尔那目法典》（Code of Ur-Nammu），约形成于公元前2112至2095间，据信是世界最早的成文法。

本人不是专修历史的，也不熟悉法律，好在上述资料在普通的史书上都容易查到。希望政法大学“主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学，对待自己的专业，不妨更加严肃认真一点。

司马南\文

  ——空前繁荣的中国立法开始大跃进了，一天之内竟能五部、六部法律同时表决。如此惊人、超前、大呼隆式的立法，数量与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他们不是在“表述法律”（马克思语），而是在大胆地“制造法律”、“创造法律”、“移植法律”。
    ——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在今天有其必然性：政治上的原因，是“普世价值”观念不受阻碍地长驱直入；法理方面的原因，是发现“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这一使命的庄严性已经被严重忽视；方法论上原因，是立法者振振有词地迷失于“法律移植”的快感；哲学观念上的原因，则是崇高的“理性建构主义”在顽强地作祟。
    ——有三个东西他们是注定看不到，也不屑于看到的：第一，后移植时代，“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第二，移植后不可避免的排异反应如何应对？第三，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民俗习惯等优良的基因，怎样结合到新时代立法当中去？
    ——“无法可依”不行，“法律蒙昧”不行，“大呼隆立法”也不行，“法律万能”更不行。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工具论”，曾经被他们批得一钱不值，但是，今天盛行的“法律万能论”，笔者怎么看怎么象“法律工具论”的孪生兄弟——将法律奉为排序第一、比天还大、无所不能的工具，这不是工具万能论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理性建构”吗？用这样的工具来颠覆“天”“天道”“天理”，注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给人民带来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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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深层结构”决定话里有话

最近，有一个提法叫“法比天大”。
    两家报纸兴奋地阴阳怪气地玩味着这个口号，这引发了笔者的好奇。
    原来，他们是就着温家宝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讲话借题发挥把这句话弄出邪杂味儿的。
    温家宝总理在法大的讲话原话原意很清楚：“第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第四，立法要发扬民主，法律要在群众中宣传普及。第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温重申的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和原则，联系上下文的语境来分析温家宝使用“法比天大”似无甚不妥。
    但是，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那样，揣摩语言学问题，必须注意它的深层心理结构——人们心理上的认知，属于“深层结构”，演化为具体的语言形式——“表层结构”，要经过一个“转换过程”。转换过程里边往往发生着具体的复杂的投射衍生变化。一个人把心里的意思说出来，即是从“深层”到“表层”的过渡。最典型的“我在纸上写字”和“我把字写在纸上”，这两个句子，“深层结构”一样的，但表层结构却不一样。故此，从同一个“深层结构”投射、衍生、变化而来的“表层结构”就产生了“同义形式”。同义形式，在“表层结构”里具有平行、并列、对应等关系，可以有条件地互相代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逆向的转换过程：“法比天大”温家宝嘴里讲出来是一个明晰的意思，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嘴里，就变成了“深层结构”之上“别样的表层结构”，如此，似可理解为“表层结构”中的“特殊的平行关系”。乔姆斯基缺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他不懂中国语言“表层结构“中的”“情感参数”作用,也未必搞不懂“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一类中国语言的玄妙。
    但是，读者、观众中的明眼人，对那些阴阳怪气者到底要说什么，心里跟明镜一样。

第二、中国人脑子从来就不乱。
    如果我们脱离了温家宝讲话的具体环境和上下文的联系，单独讲“法治天下”四个字，理解起来没有问题，而“法比天大”要单独地使用，恐怕需要仔细推敲一番。如果不咬文嚼字，不是那么较真儿，只是在生活中作为自然语言使用，强调法的重要性，“法比天大”的说法完全没有问题。豫剧大师常香玉强调演员职业精神的名言是“戏比天大”，某家的男人死了，小说作者感叹“天塌了”……都是属于修辞学意义上的比喻 ，人们不会因此发生理解上的差异，谁也不会蠢到认为一场戏比“天”还要重要的地步。
    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探问，“天”是什么？
查词典：
1.天空；2.位置在顶部的；3.一昼夜二十四小时的时间；4.一天里的某一时间；5.季节；6.天气；　7.天然的；8.自然；9.自然界的主宰者；10. 比人类品质更高尚和能力更强大的存在 [god]。
再查辞典：
A,天,颠也。…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说文解字注》。
B,天,至高无上。——《说文》
C,天,气也。——《论衡•谈天》
D,天帝,上天。古人以天为万物主宰者 [Heaven]
E,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书•商书》
F,天将降大任。——《孟子•告子下》
G,比人类品质更高尚和能力更强大的存在 [god]
　H,违天不祥。——《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疑自然规律。
I,自然所生成的事物 [nature]
J,与天不老。——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K,古代指君王 [emperor]。如:天颜(皇帝之面);天表(天子的仪表);天恩;天邑(帝王之都);天位(天子之位)
L,头等大事[major event;matter of paramount importance]。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很显然，“法大于天”概念中的“天”，更接近于9、10、A、B、K、L。
9.“自然界的主宰者”。假如“法大于天”，讲的是这个意思，法律大于自然的主宰，很好啊，无神论者怀疑论者司马南高度赞成这个口号。
10. 比人类品质更高尚和能力更强大的存在 [god]。假使“法比天大”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法比上帝重要”，有趣了，但也滑稽了，且与9意思重复。
A,天,颠也。…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说文解字注》。假如“法大于天”，指的是法律高过“人之顶”“凡高者”，比喻未免不恰，倒也不致谬误。
B,天,至高无上。——《说文》。其意思与A接近，但此为引申义，高到什么程度呢？高过K（古代指君王 [emperor]），当然无不妥，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中，“高过君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孟子早就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既然“民为贵”，“法”能够“高过民”吗？在“民本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中，高过L（L所指乃为头等大事[major event;matter of paramount importance]）“民”的概念极为罕见。因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尚书•泰誓中》说的更明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上天的看法其实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意见其实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在“上天”、“君王”、“民”、“食”等概念的排序中，中国人脑子从来就不乱。

第三、中国文化概念下，“法大于天”逻辑不通。

中国文化概念中的“天下”是“公天下”，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君王的天下，天子必须做到“公正”、“公平”，才能统治人民，天子应该是没有偏私的（王者无私）。
    那么，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最简单的回答是用来“惩恶扬善”的。
    所以，中国的法律很独特地“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且“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中国的法律讲“家庭本位，伦理法制”，法，仅仅为治世之具，缘法而断罪耳。中国人“无讼是求，调处息争”而非西人“闻讼则喜”。
    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下，讲“法大于天”是逻辑不通的。
    最大的逻辑矛盾是，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逻辑下，“法位”前置就会导致混乱：“天子”是承受上天之“命”，利用法律来管理人民的。法律，乃为工具耳；法者，律者，皆器也，而非道也，尤非本也。上天设立君主，悉为了给人民带来利益，当君主失去道德残害人民的时候，便自然失去了上天的庇护，其使命便告终结，遂为“暴君”、“一夫”。无论他使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包括法律，在道义层面都是无效的。法随道而变，法依德而生，无道无德者，岂配作君王？而推翻“一夫”和“暴君”的革命，是顺应天意（民意）的行为，所以，讨伐暴君不是“弑君”而是“造反有理”。历史上革命的典型，商汤讨伐夏桀以及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战争，正史评价甚高：“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齐宣王问过孟子：“汤放逐夏桀，武王伐纣，有这些事吗？”孟子作了肯定的回答。”齐宣王心有惴惴，续问：“臣弑君是可以的吗？”
    孟子：“伤害仁德的人叫做贼，伤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诛杀了一夫纣，没听说谁弑杀他的君主。”这一点，连不那么革命的董仲舒也支持：“上天造人，非为王者也，恰恰相反，上天立王乃为人民。若他的德行给人民带来幸福，天赐天子之位，如果他伤害了人民，天夺天子位。”（《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可见，“法”这个东西，在“天”之下，亦在“民”之下，不能也不应该失控、失态、莫名其妙地窜到最前面，失去了“根性”。

    法的“根性”是什么呢？就是“法的原理”。

    中国法的原理是一种道德原理。其最重要的含义是，“道”为事物的结构，表示万物的有序性；而“德”是事物的属性，表示万物的生生不息。在中国人看来，违反道德原理，就是违反历史法则。“大逆不道”与“和顺天道”看起来是矛盾的，事实上有着惊人的内在的一致性——法律必须符合历史的道德的法则——中国文化概念下的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其表达的都是历史规律，暴力革命具备合法性。这显然是 20 世纪解放运动的法宝之一，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法律观的核心。

第四、即使拥有最好的法律体系，也难实现“法比天大”

“接轨时代”的某些人只“接鬼”，不屑于看祖宗的东西，他们认为法律的太阳都在西边升起来。
    从“进化理性主义”认为，语言、法律一类东西，无不按照“自然演化”的方式演进，而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亦即人为的、生造的、包括揠苗助长的）语言和法律往往是靠不住的；“建构理性主义”尽管基于美好的愿望，试图一个晚上弄出最好最完备的法律来，但是，相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厚重，他们的立法过于急功近利了，在制度设计之前太缺乏必要的理论探讨了，这种对拥有5000年文明中国文化的明显的僭妄态度，人们迄今对他们缺乏必要的戒惕。
    按下法治建设伟大的成就不表，但就问题而言，以大跃进速度搞出来的法律集群，照搬照抄自相矛盾却能莫名其妙地迅速法典化，不免令人担忧。尽人皆知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今天的人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到“法律万能论”在高傲地抬头瞥睨着社会，他们热衷于探讨“普世价值”指导下的普遍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他们心里已经有一个“万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孰不知尚在起步的市场内在秩序的培育更为重要。
    空前繁荣的中国立法开始大跃进了，一天之内竟能五部、六部法律同时表决。
    如此惊人、超前、大呼隆式的立法，数量与规模堪称世界之最。
    他们不是在“表述法律”（马克思语），而是在大胆地“制造法律”、“创造法律”、“移植法律”。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在今天有其必然性：政治上的原因，是“普世价值”观念不受阻碍地长驱直入；法理方面的原因，是发现“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这一使命的庄严性已经被严重忽视；方法论上原因，是立法者理所当然地迷失于“法律移植”的快感；哲学观念上的原因，则是崇高的“理性建构主义”在顽强地作祟。
    崇信“普世价值”、“法律移植”和“理性建构主义”干的正起劲的人们，有三个东西他们是注定看不到，也不屑于看到的：第一，后移植时代，“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第二，移植后不可避免的排异反应如何应对？第三，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民俗习惯等优良的基因，怎样结合到新时代立法当中去？
    经验证明，“无法可依”不行，“法律蒙昧”不行，“大呼隆立法”也不行，“法律万能”更不行。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工具论”，曾经被他们批得一钱不值，但是，今天盛行的“法律万能论”，笔者怎么看怎么象“法律工具论”的孪生兄弟——将法律奉为排序第一、比天还大、无所不能的工具，这不是工具万能论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理性建构”吗？用这样的工具来颠覆“天”“天道”“天理”，注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给人民带来幸福吗？
    “法治天下”很好，但“法治”必须与“法条主义”划清界限，凡事都立法，凡事都有法，凡事都依法，这样的“严格的法条主义”控制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样的法治社会就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我总是生出这样的疑问：人们盼望的法治社会是这样一个“法条森严”的社会吗？假如“法治”是一个“有点弹性的概念“，而不是插满严格法条主义的芯片和线路板，“弹性的”与“可变迁的”要比“森然法条”人道的得人性得多。
    即使我们拥有最好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也不过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法律是惟一的社会规范吗？如果不是，法律就不能做到“唯一”和“全覆盖”，非“唯一”，非“全覆盖”，如何体现“法比天大”？
    即使我们拥有最好的法律体系，法律亦不过是道德的一道底线，道德底线之上的大量的社会行为，如何用法律来规范？强行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导致人们“迫而守法”，而法律并不是人们真诚的信仰，此时，法的重要性，就是被人们说得比天还大了，天，该塌下来，还是注定要塌下来。
    法律是靠人来制定，也是由人来实行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何来比天大的法？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比天大的法，如何起作用？
    治大国若烹小鲜，“口号大国”尤其需要善治口号，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五条关于“法治”的内容概括得明晰而准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本来准备睡了，已经过了午夜。
    但是，读到下边这篇文章，睡意没啦。
    反复读诵附文中引用的“毛泽东语体”，即通体畅达不觉快意袭来春风拂面。
毛泽东的风趣和霸气，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他不屑于装样子，不屑于假深刻，不屑于叠床架屋，他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其论也罢，说也罢，旨在弄清事实，探索真理，团结全党，帮助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建设人民的新中国。
    他痛恨帝国主义，痛恨地主、官僚、买办，痛恨一切装神弄鬼鱼肉人民作践人民的家伙，为扫除这些垃圾，毛泽东视死如归，他身上的霸气，其实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藐视一切敌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装腔作势，不懂装懂，转弯抹角，扭扭捏捏，旧时代旧文人身上的旧习气，毛泽东身上一概没有。他看不上酸腐文人的卖弄，明晓某些大家其实不过是一种包装的功夫，他以赤子之心，战士之诚，导师之德，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遂有浑然天成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语体”。
    当今的政治家无不演说，有人据说也很有鼓动力。但是，与毛泽东谈笑风生的“圣王气象”比，连同美国总统在内的政治家们，好似小学生念同学的作文，能自然流畅抑扬顿挫就不错，其他都是马屁和奢谈。
    笔者属于读诵着“毛泽东的语体”成长起来的一代，我骄傲，我自豪，我念念不忘幼时读毛泽东的句子，万分感谢那些精美的语言那些伟大的思想塑造了我。
    毛泽东的语体大美、大烈、大雅、大气，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具有点石成金的效果，具有定乾坤安天下的魅力。读神奇瑰丽气象万千俚俗混搭的毛泽东语体，仿佛几千年的文明就在眼前，孔夫子、司马迁、苏东坡、鲁迅近在咫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含笑左右，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鼻祖。
    国外的毛主席的粉丝试图从“政治修辞能力”角度研究毛泽东，毫无疑问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一类死气沉沉的解构的方法，如何能通达毛泽东的灵魂？毛泽东何曾沿着什么“信誉、情感、逻辑”的线索来论说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妙语连珠，源自于口心一致高瞻远瞩，而口心一致高瞻远瞩，悉自于一个神秘的出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可以谋求。
    欣赏毛泽东语体，笔者愈发意识到，今天我们党的文风已经到了非改革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看看那些冗长无比裹脚布一样的文件吧，听听那些立志让听众受苦味同嚼蜡的报告吧，奇长的排比、无味的强调、莫名的结构、记也记不住的口号、远离实际远离群呼声的重点，越来越令人敬而远之。年纪轻轻的干部八面玲珑专事作秀言不及义心里没有群众，文牍主义盛行，官僚主义繁茂，形式主义怪胎叠出，当年那个句句说到穷人心里一呼万诺威风凛凛摧枯拉朽的共产党的演讲家的丰采呢？
    我们都是毛泽东语体的继承者，毛泽东风采的传扬者，毛泽东事业的后来者。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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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解读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2-03 　　本文来源：凤凰网摘自 学术中国 作者：萧延中 原题：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霸气天成——Mao：The Unknown Story的另类版本

　　按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辞学》中的说法，所谓“修辞学”就是“一种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辩论艺术”，其中包括“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三种手段。“信誉”是说演说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个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模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与是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其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

力，通过自己使听众认为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情感”是指演说者调动听众感情，因为“人在愉悦中所得出的判断”会“自己说服自己”；“逻辑”则要“对所谈论题恰当运用论证手段，从实质或形式上证明论点的正确”。[2]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换言之，在更具“经常性”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生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由于修辞的效果往往体现在随机的口语中，所以我们毋宁直接引毛泽东演说的原始记录稿。虽然这样的稿件可能与经过编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要担当有失“准确性”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它可能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原始语意和自然风格。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有时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艰深的理论直渗人心，甚至彻底把你的脑子给“洗”了。友人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曾作为红军四方面军一员的许世友将军，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几位同僚准备“叛逃”。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既没“抓捕”，也没 “惩罚”，只是把许世友请到他的窑洞里“密谈”了几个小时。从此，这位谁也不买账的“和尚将军”竟死心塌地地跟随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直至毛泽东去世后也没丝毫改变。友人考我这个所谓“专家”：“我特别想知道，毛泽东究竟在窑洞里根许世友都‘说’了些什么？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约束了一匹‘野马’并左右了他的终生？”对此，我哑口无言，但立即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修辞学！林彪元帅有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4] 毛许关系的故事，或许是对林彪语录的最好诠释。

　　毛泽东的“农民语言”

　　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确有一种本领，就是能把极其“深奥”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异常浅显的“农民语言”。例如，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 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好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你给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5]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6]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7]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他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8]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名言。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9]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方干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说：“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11]

www.stnn.cc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共作了6次讲话，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纠“左”。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

　　“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 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12]

　　在讲道“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3]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4]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发展？）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5]在强调发扬“民族风格”时，毛泽东宣称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语言中的气势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17] 强调要“硬着头皮”、“挺直腰杆”，“站着说话”。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18]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19] 如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20]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痛恨至极。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21]

　　毛泽东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信中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22]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注释：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这里引用的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2]参阅：龚文庠《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参阅：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6]《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页。）

　　[7]《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30日）》，会议记录稿。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0]《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页。

　　[1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页。

　　[16]《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3月）》，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会议记录稿。

　　[18]《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会议记录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5-66.

　　[20]《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 日)》，会议记录稿。

　　[21]《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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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文

问：“劳动所得过低”是什么问题？

答：是“劳动者”所得过低，而不是“劳动”所得过低。

问：“劳动者所得过低”是个什么问题？

答：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

问：今天可以这样说吗？

答：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谁说不可以这样说？

问：这样说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哪里？

答：实践依据看附文所述事实；理论依据在《资本论》第一卷。

问：那怎么解决呢？

答：附文不是提到一些办法嘛。

问：能根本奏效吗？

答：不能。

问：怎么才能根本奏效？

答：改变观念。

问：从哪里入手改变观念？

答：第一研究具体问题，第二研读《毛选》《邓选》。

问：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背景和意义在哪里？

答：试图推动问题的解决。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

附文

人民日报：提高劳动所得是大势所趋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3日02:47  人民网-人民日报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

　　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本报记者　崔鹏

——司马南就南方周末“独家访奥及开窗事件”答记者问

被访者：司马南

采访者：AC网编辑

时间：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京南锣鼓巷8号

本  文  提  要

——奥巴马当然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腹地，尚有一块精神上属于美国，但同时又作为中共党报形式存在的特殊媒体，这个媒体兼有“中美国”特征：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推崇模式是美国的，报纸卖给中国人看，传播的是美国“己所不欲”的价值。

——以此为标志，南方周末完成了由“犹抱琵琶半遮面能量积蓄状态”到“公开亮相跃身台面肆无忌惮状态”的转型，同时完成了“自己摇旗呐喊试图引发有关方面重视”到“获得海外有关方面全力支持与积极策应”的转型。南方周末用自己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借力打力”三个成语，从容、潇洒、大方、毫无羞耻地在自己的报头下，贴上了“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的标签。

——奥巴马已经拍屁股走人了，临走“扔了一颗自由的炸弹”（外电评论语），由此带来的冲击波与放射污染反复提示我们，奥巴马的另一个真实的身份——体现美国软实力，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时不企图再现苏联帝国解体奇迹的的美国意识形态战争的总指挥。

——“南方周末故意开天窗”这件事，要是以他们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为标准来处理，那就没法办了，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的脸色和意愿行事，这事也没法办。但是，按照中共80余年一贯的“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党性原则”，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外事工作无小事”、“外事工作授权有限”的“周恩来定律”……这事有什么难办的吗？这事情该怎么办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假如这事情该怎么办却偏偏不怎么办，不是很奇怪很令人匪夷所思吗？

——现在有美国总统撑腰了，假使有关方面“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为处理事情的宗旨，再也不敢对南方周末吭气，结果就是养虎贻患呗，南方周末便神气活现地代表美国意志呗，“在这里读懂中国”就是对中国的事情阴阳怪气加颐指气使呗，好比一个肉虫已经长成翻飞的蛾子，它会玩起“维亚-小扶摇”，我要飞翔……

——析南方周末的走势，眼下，已经获得了“战略再保证”框架之内“美国租媒”（美国租界媒体）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已经远远不能概括南方周末的特质，其必然会以曲折委婉的花样翻新的手法，一如奥巴马个人的演讲风格一样，进一步挤压蚕食中国的舆论阵地，“呛声”（台湾人熟悉的词）中央，拿出一连串新的动作来。

——奥巴马深思熟虑后，为南方周末长脸，相信是对南方周末此前鞍前马后传播美国版普世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其今后大放厥词信口雌黄提供“战略再保证”。有人再敢对南方周末怎么样，那就成了对美国总统的不敬，成了“两国关系问题”了。

——————————————

问：司马先生辛苦了！您刚从外地回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采访您，请原谅，这个选题实在是比较棘手、独特、敏感。您是否注意到了南方周末独家采访奥巴马及南周开天窗事件？

司马南：我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

问：您怎么分析这一事件呢？

司马南：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细节不清楚，你知道，证据不充分、亦即证据的有限性，会导致结论的偏差。不过从已有的信息来分析，大致的判断已经能够做出。

先从奥巴马角度说，他当然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腹地，尚有一块精神上属于美国，但同时又作为中共党报形式存在的特殊媒体，这个媒体兼有“中美国”特征：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推崇模式是美国的，报纸卖给中国人看，传播的是美国“己所不欲”的价值，且以这样的美国价值，或曰他们自定义的普世价值为标准，专门找茬儿，剑指中共，专门替美国人说那些美国人自己不好说的话，这等好事，焉有不支持的道理？

————————

问：那么从南方周末角度解读这件事，您有什么分析呢？这几天南方周末的人和粉丝在博客里直喊牛叉啊。

司马南：从南方周末的角度说，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实现了“两个转型”。

多年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牛叉一下是小事，显摆一下是小事，正值发行旺季拿奥巴马当广告也是小事，真正的大事是：以此为标志，南方周末完成了由“犹抱琵琶半遮面能量积蓄状态”到“公开亮相跃身台面肆无忌惮状态”的转型，同时完成了“自己摇旗呐喊试图引发有关方面重视”到“获得海外有关方面全力支持与积极策应”的转型。一句话，南方周末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时机，用自己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借力打力”三个成语，从容、潇洒、大方、毫无羞耻地在自己的报头下，贴上了“颜色革命的桥头堡”的标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哈哈哈，太形象了！语言的生动，是否与对问题的认识深刻有关?不，老师，可以暂时换个话题吗……南方周末在我们这么大的一部分青年学生中影响比较大，有人认为，这张报纸胆子大，话说得有劲，也有的人觉得他有的观点不对劲，但是说不清楚问题在哪里。您去年以来一直对南方周末持批判态度，您的许多文章在我们AC网站上发表之后，年轻的网友觉得醍醐灌顶，很受启发，脑子变得清醒了。您这种坚守精神，还有对这种现象，您解释一下好吗？

司马南：记得你们不止一次问过我，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后要连续对南方周末进行批判？印象中，我回答说“他们要《痛出一个新中国》，这是标志性事件，相当于关于颜色革命新的动员令，此动员令意在统摄南方周末一切反体制言论。对此，我们不能不警醒，不能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回应就等于默许…….”还记得吧？

问：记得。您自己形容自己是一杆老枪。“老枪”令人肃然起敬，“一杆”是否有些孤独？

司马南：别人我管不着，自己抱着一杆老枪，这狙击手我当定了。“此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梁漱溟的句子，我与他的心是通的。修佛者发愿，无非“度、断、学、成”四字：度，是度众生；断，是断烦恼；学，是学法门；成，是成佛境。四字都好，就是不易做到，否则岂不都成佛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明知成不了甚家子佛，还发不发愿呢？还度不度众生呢？还断不断烦恼呢？还学不学法门呢？

你们知道，我没并有佛教信仰，但是这个道理是很好的。

专门针对南方周末评论的批评文章,我总共写了大概几十篇吧，现在你们看，这个“局”（北京人土话叫“抖了一个攒儿”）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曹禺先生的话剧到了结尾的时候，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参加进来，全都积极亮相，矛盾错综复杂，“大焖锅”很快就要“大起底”了。

那个普世价值啊，不是空中飘来的漂亮的虚有之物，而是人家的一个总纲。那个叫“普世价值”的玩意儿，不是你起名叫他“普世价值”他就是普世价值了，这和自定义“一加二等于四就是公理”一样荒唐，在十进制的算数当中，没有这个公理嘛。依一己私利自定义个“普世价值”，要别人无条件遵从，这与真正的“普世价值”有什么相干？但是，他们笔下的那个叫“普世价值”的玩意儿，在南方周末诸多的评论中，已经被神话到了“衡量执政党正确与否的标准”，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与准则”。

南方周末的评论大张旗鼓地肆无忌惮地鼓噪这个玩意儿，颇有新鲜感与迷惑性。可你想啊，用这么一个玩意儿来作为衡量中国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行为准则，不是太离谱了吗？黄纪苏先生说得好，“南周可以当‘美国制造’在中国的专卖店，但不能强迫中国人都买美国货。”

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怎么可能改成美国人推销的普世价值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怎么统一于南方周末传销的普世价值呢？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演化为跟美国人一致的普世价值呢？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也不等同于一切以你美国利益为最大为标准的什么普世价值啊。

所以，现在看来，南方周末的问题，不是什么认识偏狭问题，不是什么理论分歧问题，更不是什么文章写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有人公然挟洋自重，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强势，内外呼应高压渗透，试图逼迫中国党和政府改弦更张就范于此，放弃毛邓及其接班集体力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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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突然想到一个比方，可不可以认为，南方周末象是高速生长的外来物种，对中国的本土生物构成侵害，即所谓生物入侵？

司马南：我不反对这个比喻，但是，南方周末的倾向和问题，我主要是强调他的某些评论文章的反体制倾向已经足够明显，这些明显的东西，更像是萝卜……

问:萝卜？是萝卜两个字吗？什么意思呢？

司马南：拔出萝卜带出泥嘛……看到萝卜，眼里便只有萝卜是不够的。孤零零的萝卜在那里，不错，可天下哪有刚拔出来不带泥土的水光溜滑的萝卜呀？我们必须看到此萝卜生长的土壤和环境，要闹清楚此萝卜与彼萝卜的区别。

如果说，过去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当中流露出来的，深情歌颂呼唤什么普世价值，把所谓普世价值神圣化，转弯抹角地反体制倾向是“萝卜”的话，那么这一次，奥巴马总统来访言论上与南方周末的普世价值传销不谋而合，行动上拒绝中国其他媒体的采访，却独家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还要留下手书对南方周末表示鼓励肯定赞赏，就是那个“泥”了。透过“泥”的周边环境看“萝卜”，才能够真正看清楚南方周末这个萝卜何以为“萝卜”。

问：您为什么总能够看得深入一些？我们有的时候还真是不清楚，比方那个普世价值，在读您的文章之前，我们全然没有感觉……

司马南：别这么说，我老眼昏花，绝非目光如炬。不是独我看得深，明眼人有的是。对南方周末评论员文章误国误民的倾向提出批评的大有人在，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李慎明、赵汀阳等先生的文章远比我的认识高明。前几天我还看到司马平邦小弟的一篇调侃南方周末评论员痛快淋漓的文章，文中把南方周末评论员为重庆黑恶势力叫冤喊屈，叫板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荒谬与矫情，抖落一个利索。我即书一副对联相赠。

上联：“平治乃为大丈夫”

下联：“邦宁悉赖小书生”

“平邦”二字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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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估计这件事会怎样了结？

司马南：现在，几件事纠结到了一起——奥巴马打破惯例，在出访前不接受出访国媒体采访，来华后又拒绝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访问申请，却单方面发出邀请要南方周末的人到国际俱乐部酒店专访他本人，这是一件事；“南方周末故意开天窗”是与之相关的第二件事；海外媒体（《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以及《大纪元》一类反华媒体兴高采烈地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是第三件事。

第一件事，奥巴马是地球村村长家的法定代表人，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创始国的老大，是与我做生意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利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乃为上台后即发布“继续向阿富汗增兵”的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无论他如何花言巧语佯作低调施展个人魅力，假装怎样怎样讲求与访问国平等，其丛林法则下高端动物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出访前，白宫说不接受出访国记者的访问，也就只好如此；来华后，他不愿意接受中国三大媒体的采访，中国三大媒体也就只好就地稍息；他突然要求单独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美国驻华使馆一杆子就插到了南方周末编辑部。

奥巴马已经拍屁股走人了，临走“扔了一颗自由的炸弹”（外电评论语），冲击波与放射污染反复提示我们，奥巴马的另一个真实的身份——体现美国软实力，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时不企图再现苏联帝国解体奇迹的的美国意识形态战争的总指挥。

第二件事，南方周末借故开天窗……

问;您认为南方周末是“故意开天窗”，而不是“被迫开天窗”？

司马南:当然是故意啊，哪里有什么被迫。而且这个故意已经有长时间的情绪酝酿和技术准备，是在周密分析研判国内外各种因素基础上作出的最终决定，其试图出奇招、走偏锋、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据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对某些海外媒体集中批评中宣部居中操纵南方周末采访奥巴马一事，美国驻北京使馆新闻发言人苏珊．史帝文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专访是根据奥巴马来华后临时要求安排的，“奥巴马临时突然指令驻北京使馆作出的采访安排”。她强调，采访期间，中宣部官员不但一个也不在场，现场也没有其他媒体。 请特别注意这句话：“驻北京使馆就与南方周末报取得联系，邀请该报社的编辑在18日早上采访奥巴马”。

由此可见，美方与南方周末一是单线联系，二是直接采访，三是南方周末的人秘乘美国使馆的车子（见本文后附录）进入总统下榻的酒店直至所在楼层。根本没有什么采访前访题被审查一类事实。

问：南方周末的人会辩解说，我没有开天窗啊，“读懂中国”这是自己的广告啊！留白很大，这是我的素雅的风格啊。

司马南：他当然可以这样说，他还可以作更花里胡哨的辩解，但是，这种“版面语言”尽人皆知，四川人有俗语：“坟包包上撒花椒，你麻（骗）鬼呀”，哪个人会相信南方周末的掩耳盗铃式的解释呢？我之所以说他故意，纯系主观故意，你们一定想知道根据在那里，告诉你们，采访奥巴马的文字记录稿，南方周末透露出来的与白宫网站公开的内容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差别。我的半吊子英语不足以判定这件事，专门请了朋友，两个英语专家比对后的结论是“内容一致，几乎没有哪怕是细微的差别”。

那么好了，这么一个完全表面化的无甚特殊的采访内容，怎么会遭到禁止？南方周末的人造谣说这个内容被当局禁了，旨在凸显当局无理，营造自己开天窗的悲壮和不得已，手法拙劣到如此地步，只能从他的目的里找根据了，其心奉的目的决定了，就是要寻找借口羞辱当局，引发全世界关注，将较为地下的斗争转变为狐假虎威有人撑腰的公开叫板抗衡。

有几条具体意见必须提醒南方周末诸君：

1、尔等至多不过是美国分化中国传媒的一颗棋子，大不必激动过头；2、故意在头版及二版开莫名其妙的天窗，大家都看得清楚居心确无良善；3、面对巨大的“谣言”潮，故作镇静而不予澄清，其心不善，其技不巧，其谋不周；4、将奥巴马题词及不同版式发于网上，显系南报内部人员所为，佯作无辜何异于掩耳盗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那，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司马南：小伙子啊，“怎么办”在这里用得好。

列宁写过一部重要作品，标题就叫《怎么办》。

印象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表示要送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本共产主义的导师列宁写的《怎么办》。《怎么办》是列宁在1902年写的一本书，主要探讨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特别强调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思想，并提出了“时刻准备着”的口号，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提供了理论基础。

坦率地说，“南方周末故意开天窗”这件事，要是以他们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为标准来处理，那就没法办了；同理，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的脸色和意愿行事，这事也没法办。但是，按照中共80余年一贯的“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党性原则”，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外事工作无小事”、“外事工作授权有限”的“周恩来定律”……这事有什么难办的吗？这事情该怎么办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假如这事情该怎么办却偏偏不怎么办，不是很奇怪很令人匪夷所思吗？

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政治纪律”，理直气壮地讲“党性原则”，理直气壮地讲“全党服从中央”，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家办报”，理直气壮地讲“外事工作内外有别”，理直气壮地讲“外交工作无小事”，理直气壮地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如果这些原则都不讲了，或者不太讲了，或者表面上讲一讲，而并不真的准备实行之，当然就没法办了。你们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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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是，强调这些老话，怎样理解改革开放呢？怎样理解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呢？

司马南：不矛盾啊。你看啊，咱改革开放不假，咱战略合作也不假，但是，改革是“我主义”的完善，不是“他主义”替代、吃掉“我主义”；开放不是要把国界的界碑搬走，更不能须臾忽视国家的核心利益；合作，是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而不是牺牲自我利益，迎合别人利益。

我主义的完善，我体制的创新，我模式的发展，我道路的坚守，悉赖于必须有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必须有民族内聚力下的整个社会的有组织性。这一条不能动摇，不能松懈，一俟动摇松懈，必会丧失一切。

必须明确，美国总统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不是中国总统，他不应该，也没有资格“统”到中国来，他不应该，也没有资格一杆子“统”到中国党报版面上来。

南方周末主动迎合美国意识形态的进逼，是必须立即纠正的错误倾向，纠正这些错误倾向的方法，不能从外交谈判的措辞当中去寻找，只能从我党的纪律原则当中去寻找。

有趣的是南方周末主笔鄢烈山最近谈到“南方周末是党报”，这很好，这位仁兄终于记起了一个基本事实。常识告诉我们：党报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党管”，不应该由美国总统“统管”。但愿鄢烈山们不会被“独家访奥”的胜利冲昏头脑，也能顾及起码的逻辑，凭借自己的智商推论到这一步。

“党管逻辑”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统管逻辑”是以美国人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这两个利益、两种逻辑有交汇点，那是“求同”，即在在平等互利前提下的经济合作、战略合作。但是在交汇点以外的地方尚有“存异”。面对“存异”的广阔领域中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南方周末听谁招呼，捍卫谁的利益，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南方周末今天已经完全阳谋化、公开化。此前所有的遮掩都已经显得太落伍，他们再也不屑于这样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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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事情到底会怎样发展呢？您的预计是什么？

司马南：现在有美国总统撑腰了，假使有关方面“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为处理事情的宗旨，再也不敢对南方周末吭气，结果就是养虎贻患呗，南方周末便神气活现地代表美国意志呗，“在这里读懂中国”就是对中国的事情阴阳怪气加颐指气使呗，好比一个已经由肉虫成长为一个翻飞的蛾子，它会玩起“维亚-小扶摇”，我要飞翔……

析南方周末的走势，眼下，已经获得了“战略再保证”框架之内“美国租媒”（美国租界媒体）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已经远远不能概括南方周末的特质，其必然会以曲折委婉的花样翻新的手法，一如奥巴马个人的演讲风格一样，进一步挤压蚕食中国的舆论阵地，“呛声”（台湾人熟悉的词）中央，拿出一连串新的动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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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安全角度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保卫总统的安全工作，无论中方还是美方都会力求做到铁壁铜墙天衣无缝，怎么能搞出本来不应该出现在采访地点的人，竟然越过安全部门道道封锁，乘着美国使馆的车来觐见美国总统呢？是中国方面的情治人员严重失误，还是美国谍报机关配合？

司马南：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总统先生和美国中情局。他们这种事情从来不知会司马南。

问：导师讲过当年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在美国大使馆藏身的事情，单就这一点，我发现与今天的事情有些相像，我有点佩服南方周末的人，想不到他们与国家安全部门周旋的能力也很了得。

司马南:具体细节不了解，无从评论。我只能说，南方周末同仁今天起点很高，方励之李淑贤夫妇不具可比性。方李已经是骨灰级人物，南方周末搞事者正值年少，此事件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对社会和谐有序的建构，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处理好这件事，需要务实灵活的处事风格，更需要“国家利益第一”的政治信念。

问：南方周末与奥巴马到底谈了什么？南方周末的人故作神秘偏偏不讲，但是，司马老师您看了吗，一些人的个人博客，他们掩抑不住眉梢喜悦，却又作出一幅受了大委屈的样子，事情相当吊诡……

司马南：我看了一些国内外对此事的报道，周边的好事之徒、遥远的大纪元同好，均不断造谣谎称奥巴马接受南方周末访问言及民主、人权、新闻自由等为中国当局所不容。可是从已经公开的那几段采访记录看，干巴巴地没有任何新意。我们身在国内，当然清楚地知道他们造谣，奥巴马甭说他讲民主自由，他爱讲什么讲什么，上次小布什总统来，不是大讲一通基督教吗，CCTV照例直播。

我个人浅显的看法是，奥巴马与南方周末没有、也不需要谈什么敏感和保密的内容。独访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声援称赞南方周末的新闻效应已经足够了——它本身就在传递着独特的信息——只有南方周末才是美国当局真正喜欢的报纸，奥巴马与南方周末要的是同一个东西：瞧一瞧，看一看啊，我们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面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奥巴马这一次破例为南方周末长脸，相信是为南方周末以往鞍前马后传播美国版普世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其今后大放厥词信口雌黄提供切实的“战略再保证”。有人再敢对南方周末怎么样，那就成了对美国总统的不敬，成了两国关系问题了。

南方周末，至少是它的评论，相当程度上，庄严地代表着美国的利益。过去，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南方周末不遗余力地传播美国的价值，并将其易名为普世价值（美国国内极少有人使用这个概念），将中国改革开放称作向普世价值及看齐的过程，将中国人抗震救灾的努力，视作兑现普世价值承诺的过程，将对执政党的最高褒奖歪曲为是否践行了美国人的普世价值……过去，人们更不理解，为什么南方周末不间断地以各种形式咒诋毁毛泽东同志，诋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建国的前30年与后30年人为地对立起来……今天，这一切有了答案，我们应该感谢奥巴马，感谢南方周末。毛主席向来喜欢从逆向思维的角度，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境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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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

美国大使馆专车接送南方周末总编辑觐见奥巴马

本博讯 19日北京电）  昨日，《南方周末》记者及其刚度过37岁生日的总编辑向熹，在美国大使馆的专车接送下，来到奥巴马下榻处，没有其它机构和人士的陪同，独家面对面专访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事实上，在这次奥巴马万众瞩目的中国之行中，唯有《南方周末》的三名记者，向熹、毛哲及摄影记者翁洹三人，代表中国数千家媒体向美国总统发问了！ 虽然整个专访只有12分钟，但却是南方周末25年生涯中一个值得载入其发展历史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南方报业曾经的掌舵人范以锦的光荣，是南方周末曾经的主编左方、江艺平和所有记者编辑的光荣，它更是中国所有坚持公正表达敢于担当责任的所有传媒的光荣。  但这个时刻，却令很多牛叉媒体怅然若失，它们在这一刻，应该汗颜，并反省。 据知情者透露，《南方周末》此次并未向美国大使馆提交采访奥巴马的申请，而是总统先生在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所有官方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之外，唯独指定要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这是何等的牛叉！一个非官方的走市场化的媒体，在一年又一年的寒冬酷暑中，需要怎样的积累和凤凰涅?之后，才能重生到这一步？我相信，所有中国传媒人，均心知肚明，冷暖自知。  在奥巴马看来，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受公众喜爱的媒体，他认为，如果能接受该报采访，并在该报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将被所有人看到，且对他自己是一份荣光。 中国社会观察人士认为，南方周末如此受到奥巴马的青睐，其表明该报虽屡受波折，但几十年来的坚持和付出，终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世界认同，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据悉，有点兴奋的奥巴马居然手持《南方周末》报纸，让南方周末摄影记者拍照。谁都明白，这个陈旧老套的举动，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国总统在帮中国的一份报纸担任形象代言人。虽然，我们知道，目前正逢南方周末的发行期。  我在此要真诚祝福，愿南方周末以后能越走越稳健，愿我的祖国能更加繁荣富强，愿普天下媒体人的幸福感能越来越多。

    ——事实证明，批量生产的所谓“最牛的官腔”仅仅是“媒体报道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林嘉祥醉鬼说的一堆醉话，被人任意抽取剪裁放大，现场并没有录音佐证；逯军的那句激起天怨人怒的话，除了记者一口咬定，迄今没有证据证明逯军本人讲过；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亲口告诉笔者，他根本就没有说过那句话，客观条件限制也不可能讲出来，即使讲出来了外边的人也不可能听到；何祚庥院士更是被不良媒体有意诟病陷害，有人移花接木旨在搞臭何老头……这类怪事在中国层出不穷，原因深刻复杂，值得人们警惕。但是值得我们一说的更怪的事情在法国，民选的萨科总统奇辱骂“选民”“最牛的官腔”为什么没有人理会？为什么没有人被激怒？为什么没有人将其上升到“体制问题”的高度来分析？
    ——我似乎完全能够理解“旅法十年“先生撰文时的感受，作为一个对法兰西制度文化绝无偏见，相反抱有自由派浪漫幻想的中国年轻人，在法国所遭遇一切，好比是被人家以十年为一学期，坚持免费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培养，愣是把一个亲西方的中国人培养成了具备政治鉴别力的鉴定的爱国主义者。这个经验十分重要，比讲关于民主的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比课堂上的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效。
    ——我认识的一些持自由派主张的人，他们比较迷信选票，十分相信“选票的力量”，他们的脑海中有“票决一切”、“票决胜于他决”的主观臆想，甚至把“票决”当成了民主的全部。殊不知，“票决”不过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而已，绝不是全部，更不能够替代其他。没有共识，投票只会撕裂族群；没有法制，投票只会加剧冲突；没有宽容，投票只能积蓄非理性；没有建设性，投票只能带来毁灭感。没有投票后面“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投票只能是阴森的跳动的鬼火。
    ——关于民主的启蒙，很多人都在奋勇争先：有人为抒发情绪而作，有人为簇新思维而作，有人为行救国救民而作，有人为闹颜色革命而作……谋民主大旗下，人们观念和行动是如此之不同。难怪一会儿“好东西”，一会儿“坏东西”，一会儿“怪东西”，搞得“民主”颇为神秘吊诡。必须“供奉着当个东西”，“当个东西”又不像个靠得住的东西，“靠不住的东西”到了别人手里，竟有摘叶飞花勾魂摄魄的力道——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岂止仅仅存在于“旅法十年”先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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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这样的民主的确不咋地
    偶读某文，饶有趣味。文题《旅法十年对民主倍感失望》，作者自述在法国呆了十年：“2000年尚以自由派自居的我，是带着无比的期待来到法国——终于从“理论民主”的思索、向往，跨进实际的民主生活”。然而十年以后，“自己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坚定的反对者”。文章作者断言西方民主光环不再：西方民主“虽然它在西方仍能运转，而且在可见的未来还可以运转下去，但它的光环不复存在”。作者进而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得出了“与有俄罗斯良心之称的索尔仁尼琴同样的结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为什么民主不适合中国？是民主不适合中国，还是作者在法国感受的法式民主像法式面包一样不适合稀罕吃馒头和米饭的中国人？作者开篇辞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来到法国不到一周，就遇上了民主社会的第一个考验：罢工。
    还记得是一个周六，帮一个同学搬家，结果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一辆车影。后来还是一个路人告诉我们：罢工了。原来法国由于人口老化、福利支出沉重，政府希望延长退休年龄，结果遇到法国受薪阶层的强烈反对，认为剥夺了他们的退休权，便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不料，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自此以后，法国罢工便成为生活中的常态。就是我现在写文章一刻，巴黎地铁罢工已经进行一周。虽然罢工已是家常便饭，但还是有几次罢工令我印象深刻。一次去外地，遇到交通罢工，只好打的。不料回来时没有任何回程车的消息。不仅如此，机场也罢工。所有去巴黎的方式完全阴断。而我当天必须返回巴黎，因为第二天要乘机回国。好在最后一刻，终于有一班回巴黎的火车，算是救了自己一次。
    仅仅因为罢工，便得出结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未免武断。
司马南在法国也看到过罢工，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发现其实很有趣——那是本人第二次到法国，陪同友人参观埃菲尔铁塔，法国人告知，可以参观，价格不变，但是不能到顶层。为甚呀？原来人家在闹罢工。法国的罢工家常便饭，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斗智斗勇，专注于拿捏分寸，给对方心理施加压力，以求达到目的。那天罢工方面只要求工人在三层（大约，时间既久，记不清了）以上实施罢工，三层以下一切照常。你说逗不逗？
    当所谓捍卫权利的罢工，导致整个国家丧失尊严的时候，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因为罢工遭到损害，从而国民个人利益也遭到损害的时候，法国是什么样呢？
    与伦敦一起申办2012年夏季奥运会，对法国是个考验。
    巴黎申奥最后一刻，奥委会来巴黎视察，巴黎的交通部门认为天赐良机，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机会来啦，便发起大罢工。最后，一直领先的巴黎，败于英国的伦敦。如果我是奥委会成员，也会把票投向英国。试想，如果开幕时发生罢工，奥运会还举行的下去吗？
    哈哈，法国的民主有特色吧？申办奥运会居然也来这一套，分明是不愿意让奥运会在法国办成啊。不过，毕竟是开个运动会，只关乎面子，不关乎性命。并非要命的大事，闹闹也就闹闹吧。也许，某些国人会认为，法国人不在乎面子，很有实事求事之意，某种意义上还值得中国人学习呢。可是，看了此文作者的叙述，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民主的确不咋地。
    在2005年酷暑第二次袭击巴黎时，那是最需要医护人员作出努力的时候，法国的医护人员却发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利用酷暑之时紧压政府迫其让步可能性最大。须知两年前的一场酷暑导致法国上万人死亡，政府被逼无奈做只好紧急召集在校医学系学生当志愿者以度过危机。

第二段:从切身利益中感受西方民主
    如果仅仅是以类似的事例来讲解法国的社会文化国民性尚可，但是，据此得出其民主不适合中国未免牵强，人们毕竟是更习惯从个人的而不是从集体和社会角度来判断制度的合理性。
    鞋挤不挤脚丫子，只有自己知道，大街上的人，黑压压一片，到底他们的鞋挤不挤脚我怎么知道呢，这话十分在理。文章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些生活场景，给我们判断法国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组测试题。
民主带来“低效率”，人们似乎通常可以理解，但是要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所能承受的低效率的底线是多少呢？首先说看病，如果到医院看病至少要两周前，甚至两个月前开始预约，不预约就看不上，您受得了吗？
    “我可以挂急诊，不必等候那么久”。
    就是看急诊至少也要等三、四个小时，您受得了受不了呢？
    其次，说办居留证，如果递交居留证申请，没有一个月断无可能的，现在时间更长了，平均时间为三个月，最长可到半年，而居留证的有效期只有一年。而只有居留证下来之后，学生才能申请住房补助等相关事宜，房补没有个三个也是办不完的，您的感觉又如何呢？
    其三 ，说小事钉鞋钉吧。在专制的中国钉鞋是立等可取的，修鞋的人就在旁边站一会事情就完了。可在如果民主了，钉法兰西鞋钉，修鞋掌要一星期时间，您又会感觉如何呢？
    其四，再说更小的事情，买裤子锁边。如果在民主社会买一条裤子锁边也要等一个星期，这种民主，你要不要呢？
    其五，“低效率”并不是法国民主社会的致命处，真正致命的是浪漫民主的法国社会“出错率”太高，似乎人人都是马大哈。这位“旅法十年”第一年申请房补，材料就被弄丢了，平时买机票、买火车票常常会弄错时间，甚至去超市购物华人都相互提醒仔细核对清单。所有新到法国的朋友第一课的内容就是“一定要核对所有法国人交给你的材料、文件”。09年有家乡的学生到法国来，法国使馆寄给他们签证，按规定都附带一个必须盖使馆章的表，结果发现就这个表重要法国使馆就偏偏忘记了盖章……如果是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您作何感想呢？

第三段：民选政府为什么对人民如此冷漠
    文章读到这里，笔者依然没有被“旅法十年”说服，毕竟所举的例子太小、太细碎，不涉民主政治民主社会的要义，难免被其他读者认为有以偏概全之嫌。
    作者接下来举的例子渐渐地有力了。
    2003年法国发生百年一遇的酷暑袭击。由于时逢假期，上自总统下至各级官员都在度假，无人应急。总统希拉克是假期结束后才悠然回到巴黎。此时已有一万多人丧命。而当时的情况则是：医院里不仅病床紧缺，人手告急，就连日常搬运尸体的人都不够用，进行安葬前祈祷的神职人员也严重缺乏。而法国面对造成一万多人死亡的灾难，仅有一名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哈伊姆）在卫生部长发表电视讲话批评卫生部门反应无力之后才宣布辞职。而民选出来的总统丝毫不受任何牵连。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读到这种故事，我下意识地蹙起眉来。
    原来在法国社会竟然有如此“令人无法接受的民主政府对人民的冷漠”。
不是说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官吏最怕选民吗？不是说民主社会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选民对谁不满意，就可以行使政治权利可以把他选下去吗？不是说民主票决制的情况下“拜票”的政治家像一个孙子低三下四，而选民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吗？看来事情并非完美如传闻或如理论。
    为核实此类事情的真伪，笔者专门致电当年的同事(在法国居住十几年且在上流社会时尚圈混得如鱼得水的)南希小姐，她几乎不假思索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当然是真的”，“这就是法国，有什么奇怪的？”
    同是2003年，中国也发生非典。在人人惧怕传染，事态最危急的时候，胡锦涛、温家宝出现在在大学里居民区里；北京代市长王岐山一声令下，七天之内北京小汤山抢出来一座达标的、够规模的、足以应对更严重事态的传染病医院；卫生部部长等一些列高官因为督导不力虑事不周被火线撤职；白发盈盈的铁娘子亲帅卫生部及各级官员在一线指挥全力抗击SASI；全国所有医院按照一级预案昼夜加班牺牲了一大批医护人员……临阵叫板脱逃谁曾见？罢工提条件要待遇谁曾见？越到危机，中国人越是齐心，越是大难，中国人越是提气。比之法兰西民主制度下的作为，我们毫不逊色：科学组织、精简效率，领导身先士卒、全国一盘好棋 。余独独不解，成绩有目共睹的中国政府为啥偏偏被人家咀咒为专制，而人家法兰西却不管怎么样都披着一件漂亮的民主外衣？现在，根据“旅法十年”的感受，“民主外衣”也不那么漂亮了。
    法国的政治家，个个都是角斗士——政党政治，票决民主，口头演说，暗箱补齐。“民主传教士”忽悠中国民众：西方的政治家，清廉为人，公正做事，绝不徇私，舞弊自毙。事实如何呢？
    看看“旅法十年”是怎么说的吧。
    希拉克的接任者萨科奇则更为令人瞪目。
    他选举获胜当晚入住巴黎最豪华的一家酒店，随后即应朋友----工业巨子、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文森•博洛雷----的邀请率妻子、儿子、随行人员和5名保镖前往地中海小岛马耳他度假。其乘坐的长为60米的“帕洛马”号豪华游艇，仅租金就高达11万欧元。相当于总统薪金的13倍。面对反对党的质疑，他做如下回应：我没有花纳税人的一分钱。只是他欠这位朋友的人情要如何还呢？是拿他自己的收入去还，还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还呢？此外，他还有另一套国家利益说词：他到马耳他岛是为了就竞选活动中的一次“失言”作出“补偿”。萨科齐在一次讲演中曾谈及有必要加强欧盟地中海国家的联合，但他却没有提到马耳他的名字。马耳他驻巴黎大使注意到了这一疏忽。
    萨科奇第二件震动法国政坛的是：他上任不到半年，即决定大幅上涨其工资：涨约140%，由原来的8300欧元上涨至2万欧元，而且是由执政党占优势的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决定的。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生，正在向全球蔓延。要知道做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总统，他实在什么都不缺：拥有6所总统专有住处，他所在的总统府爱丽舍宫，内有约1000名工作人员、365间屋子，一个电影院和大量美酒佳酿。他还有总统专机、一个直升机编队和数架私人喷气式飞机。而且无论住在哪里，他的用餐都由四星级大厨提供，并且全部免费。不过更令人起疑的是，何以民选的议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兴师动众为一个民选的总统进行一次单独表决呢？难道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国事要解决了吗？
    看了上文，也许有人会发出别样的感叹：萨科奇无非要求自己不严格性格过于张扬，有点“标新立异”而已，他的家族他的子女，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名年仅23岁尚在法律系读大三的年轻人，功课极为繁忙，而且因为上学年成绩不理想已经重修过一年，就因为是萨科奇的儿子，已是讷伊市议员的让.萨科奇要竞选巴黎拉德方斯商业管理区----欧洲最大的商业区号称“欧洲最大的生意场”、寸金之地，包括许多跨国集团和大银行总部在内的2500多家公司在此安营，占全法总产值的一成---- 机构EPAD的主席。这是萨科奇成为总统前曾担任过的重要职务。萨科奇立即毫不犹豫的给与公开支持，还辩解说这根本不是裙带，更不是腐败。虽然对外声称这是让.萨科奇自己的决定，但谁都知道，这是萨科奇总统的安排。他为了让现任主席离职，修改规定，将担任此职务的年龄从70岁降至65岁。由于要竞选主席，就首先要成为董事会成员，于是，省议员、董事会第二把手马赛便“很巧地”在今年7月被任命为法国经社理事会主席，他辞职后的空缺由总统之子“填补”。只是一个没有实际经验又要上学的小伙子怎么有时间、有能力管理全欧最大的商业区呢？
    哈哈，对的 ，这不是腐败，更不是裙带关系。而是，而是老鼠儿子会打洞，是基因遗传，是光荣世袭，是父子情深，是老爹怜子。
    咱隔壁的金正日大叔，继承其父金日成的遗志，路线先军，政治独立，在美国日本重压下，艰难然而坚决地做自己，颇遭舆论诟病，据说那叫专制。但是萨科奇儿子法律没有学好，奶味没有脱去，寸功未立，寸望无得，要在占全法总产值十分之一的大商业区当头儿，如何就民主了呢？法国民主到这种地步，有什么理由笑话人家朝鲜的金正日？民主竟然闹到这步田地，当年有什么必要闹法国大革命，让那样多的热血青年为理想断头捐躯？萨科奇又有什么脸面觐见民主教父卢梭先生呢？
    法国，据说是特别优雅的浪漫的国度。中国人在包括法国文化在内的西学、西文东渐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形成了自我轻贱美誉别人的固定的印象模式：凡涉法国，必是浪漫地；凡涉德国，必是严谨地；凡涉美国，必是开朗乐观地……其实，这不过是文化殖民的印记而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甭说一般的法国人，即使天天在电视上讲坛上炫技表演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们并不比中国人更优秀更文明更儒雅。

第四段：萨科奇最牛的官腔为什么那么牛
    在巴黎举行的农产品会上，由于一位农民不赞成他的政策而拒绝与其握手，于是遭到萨科奇的怒骂：可怜的傻瓜，滚吧你。一个民选的最高领导人在清醒状态下对一个选民如此失态而不受任何惩罚，令人非夷所思。还有一篇杂志采访萨科奇，后来才知道此文是重金换来的。
    反观中国，有些官员和名人的言论，动不动就会被国内的某些媒体当成“最牛的官腔”放大并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在南方周末一类崇尚普世价值的自由派媒体上，通常会上升到“体制高度”来表现深刻。
    譬如深圳海事局干部林嘉祥那句“你算个屁”；
    譬如河南土地局逯军副局长那句“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譬如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那句“我是书记，先救我”；
    譬如何祚庥院士那句“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等等。
    事实证明，这些批量生产的所谓“最牛的官腔”仅仅是“媒体报道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林嘉祥分明是醉鬼说的一堆醉话，被人任意抽取剪裁放大，现场并没有录音佐证；逯军的那句激起天怨人怒的话，除了记者一口咬定，迄今没有证据证明逯军本人讲过；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亲口告诉笔者，他根本就没有说过那句话，客观条件限制也不可能讲出来，即使讲出来了外边的人也不可能听到；何祚庥院士更是被不良媒体有意诟病陷害，有人移花接木旨在搞臭何院士……这类怪事在中国层出不穷，原因深刻且复杂，此文不再追议。值得我们说一说的更怪的事情在法国，民选上台的萨科总统奇辱骂“选民”的“最牛的官腔”为什么没有人理会？为什么没有人被激怒？为什么没有人将其上升到“体制问题”的高度来分析？
这位“旅法十年”的朋友对西方民主失望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国生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法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公正，法国民主政治总是很自觉地给在法的中国人免费上反面教育课。每每到了大选时，他们忘不了对中国进行羞辱和攻击。
    本来法国人选总统，是内政，和他国无关。不料政党候选人就是非要把他国当作替罪羊，非要把它国当作自己赚取选票的牺牲品。2007年法国大选进入双方候选人电视辩论阶段。年初刚刚访问中国回来的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对中国无理指责，公开提出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这种冷战时才有的建议，超出世人想象！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当天法国电视台就举行辩论会，题目是：中国是法国的威胁吗？看看这种冷战色彩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辩论会了。
    部分国人对西方民主抱有幻想的最后一个论据是新闻自由。
    克林顿、贝卢斯科尼等政客的性丑闻被媒体曝光产生的刺激感、节日气氛，令许多人感到口渴眩晕，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媒体真的是自由的。
    关于西方媒体自由的虚伪性，“旅法十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他的切入角度很实际。
    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希拉克打破外交惯例亲赴机场迎接。警方更是高度警惕，守在地铁口，任何抗议者出现都被强力拖走或者干脆就地封锁。期间不乏暴力相向，然而，所有的法国媒体都保持沉默。仅仅四年之后，2008年，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法国媒体的表现再次令人惊讶：众多的欢迎场面不见了，只有抗议的藏独人士。后来中法关系严重倒退，损害到法国的国家利益。
    这场抗议中跳的最高的记者无疆界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被迫辞职。在这场风波中，也有许多旅法学者、留学生写投书媒体均石沉大海。曾有一位留学生坚持给第一免费报纸《地铁报》投稿，后终有一篇被采用，但第二天就接到编辑电话，由于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以后不会再用，而且他本人也受到上面的严厉指责。
    今年“七五”新疆骚乱，中国空前透明和及时的进行报道，仍然无法改变法国媒体的偏见，把一个恐怖色彩浓厚、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演变成中国政府对和平游行的镇压。法国不仅对中国，就是对美国如果有不符合它的价值观的观点也同样被清除。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国访问，演讲时提出“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结果齐刷刷被媒体过滤。法国百姓根本不知道奥巴马在中国说的是什么。
   我似乎完全能够理解“旅法十年“先生撰文时的感受，作为一个对法兰西制度文化绝无偏见，相反抱有自由派浪漫幻想的中国年轻人，在法国所遭遇一切，好比是被人家以十年为学期，坚持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培养，愣是把一个亲西方的中国人培养成了具备政治鉴别力的鉴定的爱国主义者。
    这个经验十分重要，比讲关于民主的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比课堂上的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效。

第五段:吴思的“潜规则”放之四海而靠谱
    我认识的一些自由派观念主张的人，他们比较迷信选票，认为选票高度重要，十分相信“选票的力量”，他们的脑海中有“票决一切”、“票决胜于他决”的主观臆想，甚至把票决当成了民主的全部。殊不知，票决不过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而已，绝不是全部，更不能够替代其他。
   没有共识，投票只会撕裂族群；
   没有法制，投票只会加剧冲突；
   没有宽容，投票只能积蓄非理性；
   没有建设性，投票只能带来毁灭感。
   没有投票后面“民主所服务的价值”，投票只能是阴森的跳动的鬼火
    ……
  “旅法十年”告诉我们，他本人在在巴黎大学上政治学课，“一位来自英国的专门研究选举的教授，当堂询问愿意候选人以何种方式和他们接触：电话、信件还是登门拜访，结果所有的学生均摇头。教授惊讶之余继续问道：谁参加过投票？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政治系的学生，尚且对选举如此冷漠，更何况其它群体？看看，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类似生活方式病一样的无法根治的毛病——人们没有选举的热情，根本不去参加什么民主选举，投票人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如果投票的人还不到应该投票者的百分之四十、五十，这个民主的意义在哪里？凭什么不到一半的人决定另一大半人的命运？按照卢梭“人民最高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如此民主岂不可笑、岂不尴尬？
    笔者曾经写文章，一条一条地反驳南方周末评论员文章为代表的“票决论”观点。如果我们善意地分析，他们的问题主要出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上。一个试图要我们“读懂中国”的媒体评论，其作者完全不了解实际工作，只读了几本西方关于民主的小册子，主要靠瞟着美国的脸色，来“指导”中国的民主实践。这就好比在驾校，刚刚读完交规，便驾着超长、超大、超人多（13万万之众）的公共汽车上路，大家想想，如此鲁莽，焉有不翻车撞人的道理？
    “旅法十年”告诉我们，旅法十年，最大的反思就是知道了“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

    法国民主的实际运作在理论教科书上是看不到的。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盛产自由派而海外则正相反（除了被西方提供资金扶持的群体）”的道理——最后这个括号加得十分必要，因为这个括号，我与“旅法十年”便有了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因为括号之前的话，我与这位“旅法十年”在民主政治方面也有了共同的语言。
在法国，有些蹊跷的事情，不了解背景很难看得懂。
    非洲一个小国总统去世了，法国新闻狂轰滥炸反复渲染，您要是将其理解成这是法国对第三世界人民友好的举动，你错了。谜底在于“这位加蓬总统多年来对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奉献大量的政治献金！”，非洲与法国有历史殖民渊源关系的国家多达四十余个，奉献政治现金的，加蓬总统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朋友吴思先生谦虚地以为他仅仅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潜规则”，殊不知，吴思的理论概括力放之四海皆靠谱。法兰西的潜规则，吴思先生也顺便给发现了。
    “旅法十年”的这篇文章，不同于探讨民主问题的严肃的学术论文，但是，因其生动具体，亦因其悉数来自于亲身经历和感受，所以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感性力量。须知，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理性思维较差，而感性思维发达，这样的文章，特别适合感性人群阅读思考。
    然而，必须指出，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明显是不同的两个群体，“旅法十年”作为案例教学，作为参考读物，让一般读者见识一下西方民主是很好的教材，但是要从理论上，从源头上弄清楚民主问题，诉诸理性思考，另一个“旅法十年”的学者河清先生的专著《民主乌托邦》值得仔细研读。本人就是因为反复阅读河清先生的作品，才与这位才子成了莫逆之交，进而对民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
    河清的专著写于上实际九十年代初，那时，笔者像今天的许多人一样，关于民主问题脑袋里只有一堆浆糊，难能可贵的是在法国本来是专注于法国艺术史研究的河清先生，竟然独辟蹊径下死功夫写出了这样令人耳目一新走在时代前面的东西。
    关于民主的启蒙，很多人都在奋勇争先：有人为抒发情绪而作，有人为簇新思维而作，有人为救国救民而作，有人为颜色革命而作……谋民主大旗下，人们理解和行动是如此之不同。难怪一会儿“好东西”，一会“坏东西”，搞得民主颇为神秘吊诡，必须“供奉着当个东西”，“当个东西”又不像个靠得住的东西，“靠不住的东西”到了别人手里，竟有摘叶飞花勾魂摄魄的力道——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不仅仅存在于“旅法十年”先生的心中。
    今天，我们不能不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之从卢梭、孟德斯鸠那里着眼，梳理历史的脉络，联系中国的实际，好好看看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至少是我本人对于民主的若干新认识，河清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作为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万能的大神、上帝，但是在经验论层面，确有智者先知而先觉。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关于历史进步性问题的研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河清先生比我们领先一步，他的深刻洞见，或因为深刻，令我们心悦诚服，或因为过于深刻，我们接受起来还有一个过程。但是，只要是对民主问题、人类进步模式问题愿意作深入的理论思考，《民主的乌托邦》这本书就值得在枕边桌上摆放上一段时间。（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司马南\文

    日前，重庆友人来访，言及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说到深受山城人民拥护的薄熙来依法扫黑其实备尝艰难恐止于此，说到南方周末阴阳怪气为黑恶势力开罪背景深厚，说到重庆房价低于全国平均,说道该市交通格局、山水园林规划建设如何大手笔，说到毛泽东社会主义遗产在今天依然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说到“重庆经济社会主义”概念，说到中国雄起的前途与路径选择……话语间，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竟把酒泣泪话噎语塞……笔者因之感动，记下联想片段。

   今天读到人民日报关于重庆房价为什么低的报道，体觉联动感慨复焉，拟句诵词忘食而歌。

重庆重庆，逢九至幸，
四九解放，悉赖毛公；
七九转折，欢歌放情；
零九扫黑，熙来熙嚷，
文强入狱，民心沸腾。
五八入渝，五九壮行，
丈夫何畏，爰闻其声。
市民窃喜，轮廓厘清：
社会主义，依旧前行。
光耀红色，惟惜民生。
寒士欢颜，房市稳定，
山水园林，诗意灵蒙。
西南一角，城市宜居，
恶人伏法，好人尽兴。

文化风潮，不察不明：
主席大热，夫子回暖，
仇和微火，熙来旋风。
人民同心，聚愿寄情，
往复检验，回归理性。
道德高地，君子典范，
救民水火，吾党真诚。
回望百年，千帜褪色，
猎猎大旗，巍巍泽东。
憾而迷失，不辨路径，
自我轻贱，弃舞东风。
忍看贫娼，木然示众，
奸佞宵小，卖国求荣。
生老病死，关关难挨，
生旦净丑，贪贪巨亨。
市场市值，鸡地鸡屁，
投资投机，接鬼接蝇。
文强肆虐，赖娼明星，
丑态百出，死灰复萌。
民心焦虑，民怨沸腾，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义薄云天，熙市澄平，
来而勇为，苍天见证。
书记卓然，爷们作风。
果敢坚决，手段强硬。
奉泪父老，抚恤孤寡，
尚方宝剑，斩杀高擎。
人心人心，秉义聚散，
法治法治，依法治政，
重庆重庆，岩浆炽热，
重庆重庆，地火奔涌。
试金试金，辨才辨才，
真心真心，底层底层。
熙来熙来，众望众望，
复制复制，劲风劲风。
希冀希冀，新生新生！

                  ......

附文
06年重庆主城区房价2697元/平米为何如此平稳
2007年05月22日07:51来源：新华网

　　2006年，重庆主城区商品住宅均价仅为2697元／平方米，低于300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最幸福的买房者是重庆的老百姓。”说这话的是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2003年，刚由上海调任重庆的黄奇帆就这么认为，如今，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与全国许多大城市相比，重庆的房价相对较低。2006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住宅均价仅为2697元／平方米，低于全国3000元的平均水平。即使和成都、西安、昆明、贵州等西部省会城市相比，重庆的房价也是最低。难怪国内地产巨头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会有这样的感慨：“重庆楼盘品质如此高，而房价却如此低，重庆人民真幸福！”

　　 管理制度创新――

　　 普通商品房和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占居住用地的88％

　　重庆购房者的幸福来自何处？重庆市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局长张定宇说：“多年来，重庆市政府不遗余力的引导和培育房地产市场，通过管理制度的不断创新，推动着重庆楼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上世纪末，山城老百姓在购房时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公摊面积伤透了脑筋，2001年，因开发商不能提供准确的房屋信息而引发的面积纠纷，占到重庆整个房地产买卖纠纷总量的40％。

　　为让群众明明白白购房，2002年，重庆市政府出台《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商品房销售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制度。从此，重庆房地产市场的交易行为变得规范有序，面积纠纷在近几年几乎为零。

　　直辖十年来，重庆市先后推出了商品房销售联机备案、房屋销售按套内面积计价、商品房销售现场信息公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等一系列科学而规范的管理制度。

　　中央加强房地产开发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后，重庆市又及时编制了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计划。2006年，在重庆市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中，居住用地占总用地的90％，而普通商品房和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用地占居住用地的88％。

　　据了解，自2004年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来，重庆市实现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基本协调，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协调，商品房住房供应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基本协调，房价增长与经济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基本协调的“四个基本协调”。

　　2007年2月，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来渝调研，称赞重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城市规划立足山水――

　　 面向国际广揽设计名师，致力于打造山水园林式城市

　　2005年底，国内权威调查机构对外公布的《2005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报告》结果显示，重庆宜居指数为66．5，在全国31个大城市中名列第十。

　　“重庆已经成为西部宜居城市！”重庆市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副局长蒙毅说：“山水城市规划的大手笔，为重庆带来了山水楼盘的栖居诗意。”

　　重庆城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四面环山，江水回绕，大自然神奇造化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限魅力。重庆始终注重对山水资源的保护，致力于打造山水园林式城市。

　　2002年，重庆市专门成立了市规划委员会，其正副主任分别由重庆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有关全市重大规划事项都要经规委会审议决策。2002年以后，面向国际广揽设计名师，成了重庆规划与设计的家常便饭。

　　依托大手笔的规划及平原城市无法找寻的山水特色，近年来，重庆市掀起了一股滨江、滨湖、山居楼盘的开发热潮，市场上更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准的山水楼盘。

　　如今的重庆，人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量的单体楼，被一个个住宅小区取代；越来越多的市民从嘈杂、缺乏环境的旧城中，走向了环境优美、亲近山水的新住宅小区。（记者　余继军）（来源：人民日报）

司马南\文

天上飘落胡舒立，地上地下均神秘，

温故知新乃良训，下文值得看仔细。

舒立出国没问题，舒立获奖没问题，

舒立办刊没问题，舒立揭黑没问题。

问题只在你自己，君安震荡君曾记？

庄家吕梁招人恨，亿安科技复何异？

股民信心不打垮，银行怎贱一万亿？

熊市漫漫整五年，钵满盆满惟外资。

一俟老板温柔港，揭黑风暴戛然止。

高盛高华实在高，低估低觉实在低，

金融监管虚以设，崩溃中国假以时。

胡作非为竟可以，缘何资本舒而立？

呜呼国界安在哉，小民忧国复唏嘘。

此文扩展深阅读，江涌先生有分析，

大鳄猎杀中国龙，动魄惊心谋演义。

注尾句：江涌先生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的著作《猎杀中国龙》，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

附文：胡舒立其人其事

（原文链接http://bbs.51bmw.com/thread-27453-1-1.html ）

据新华社《瞭望》杂志报道：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 中国 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其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文章所指并非危言耸听。随着一些媒体“得天独厚”的资金实力、传播手段等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制造了一连串轰动的“黑幕”、炮制了一系列所谓独立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的决策面颐指气使，误导国内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财经》杂志揭黑性报道的实质

    “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胡舒立创办的《财经》，在创办开始的几年内屡有斩获，以其全景式的报道方式透析“琼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发“银广夏”，掀开“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惊全国。

    现在回转头来看《财经》的揭黑报道，其对中国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

    19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20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此后，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开始。

    然而，《财经》关键时刻的揭黑报道对于外资来说是个大利好。来看一个事实：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外资金融机构叩开国门，五年大熊市，此时的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好价格。

    再反过来思考，假如当时的揭黑报道是偶然所谓，《财经》掀起的“揭黑风暴”，为什么这几年却不见踪影了呢？为什么在外资幸福地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呢？

    并且，与对待中国企业不同，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种种弊行，胡舒立和《财经》企业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瑞银承销中石油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判断；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以“高盛进入中国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以“独立、独家、独到”自诩的胡舒立及《财经》杂志，联合谢国忠、许小年对亿万百姓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时，或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当“谢国忠们”唱空中国楼市、股市的时候就不能奇怪《财经》照样在显著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的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论调了。

胡舒立其人其事

    这是一份中所周知的建立：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已将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美国的“民间机构”星罗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世界新闻研究所”全称叫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除胡舒立外，还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吴昌华现任由汇丰银行等40多加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机关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难道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

    胡舒立在美国一直待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一年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

    此后胡舒立1992年从认知10年的《工人日报》到众多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编辑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他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蹊跷的是，1995年COFJ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此时《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银广厦黑幕等还没被揭露，胡舒立个人离开中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是什么报道能让胡舒立担当“杰出新闻记者奖”的荣誉呢？

    不过，1998年胡舒立创办的《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认总编，就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了。

    看这份公开的胡舒立简历会发现，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访问”、“培训”、“进修” 等孜孜不倦的给予培养，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选拔出来，评她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科技精英平起平坐。

    至于美国人的那个“HR实验室”的“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胡适立有过什么价值？最具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则似乎欠缺一点解释。

    总之被包装成了名记之后，胡舒立就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不满意《财经》和许小年唱空中国股市，写了一篇“《财经》杂志悠着点儿” 的文章，事后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胡舒立主编，希望能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但被婉言谢绝。之后刘教授听说《21世纪经济报道》有魄力，准备删减后稿子在那儿发表，结果也无果。

    事后刘教授才听说，“《财经》杂志在北大办了基金，奖励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财经记者要想获得那个奖，那当然不能得罪《财经》杂志。”刘教授在博客中感叹：“令人尊敬的互助便已是中国财经界的女杰，除了我这样一把年纪也没什么发展前途的人，谁又得罪得起呢？”

    《财经》的资金哪里来？

    凭借胡舒立《财经》之前乏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够步骤鲜明、点穴掏心的完成《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呢？是不是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有利于证券行业的胡舒立，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再者，《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由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解析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

《财经》的钱从哪里来？

    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清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 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态，但是它不但“采访费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一个内宣刊物，也需要外频翻译？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事实上，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民间私密调查队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旃檀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

    据财经内部人士透露，《财经》杂志的收益主要来自三部分：广告、发行和举办会议、活动等。其中会议活动资金五分之四来源于跨国公司（含金融机构），资金里三分之一强是国际投行注入的。

    在广告发布方面，通过对其2008年第5、8、9期的样本分析，跨国公司在其刊登的广告页数分别为：35、40、45页，占广告总量的90%以上。

    那些被“连锁”了的媒体

    今年5月6日，《环球企业家》推出谢国忠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这次，谢国忠的文章没有在《财经》发表。

    但仔细思考不难发现，《环球企业家》推出的两位总编中，总编辑李勇和胡舒立在《工人日报》有同事之宜，1998年《财经》创办不久，就投入胡主编的麾下，此后辗转高升，直至《环球企业家》总编。另一个执行主编叫杨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财经》任高级记者。

    当胡舒立在救市上推出“三不主义”引起举国震怒的时候，深谙张弛知道的《财经》暂敛锋芒，而《环球企业家》此刻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我们要问，全国五花八门的媒体里，还有多少个“李勇”、“杨福”在辛勤工作呢？

    5月6日，谢国忠反对“救市”的《救市是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发表后，当日新浪网以《泡沫悖论》为题，将其挂上该网站财经频道首页，差不多同样时间，搜狐以同题目将该文在首页看出……该日，中国的专业财经网站如金融界、和讯、东方财富网无不以各样的标题，隆重刊出这篇文章。

    同日，人民网、新华网在财经频道刊登《瞭望》杂志刊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的文章却鲜有人问津，新浪不登，搜狐不理，各大专业财经网站更是视而不见，这篇思考总结几年来关于中国寂静问题的重要文章，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摩根的“经济学家”谢国忠难道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远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有更强的话语权吗？中国作家协会的《环球企业家》难道比新华社的《瞭望》更重要吗？

    单凭这一个例子还不能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谢国忠话了，胡舒立化了、美国金融资本家化了，但是，不能否认，我们已经将新浪、网易、搜狐、等中国的有线门户全部卖给了美国人了，我们将空中网、中华网、华友世纪等中国的无线门户全部卖给美国人了，甚至我们将楼宇之间的广告传媒——分众传媒也卖给了美国了……

    根据CNNIC的报告，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网民大概是2.4亿个，超过美国的2.1亿个。同样是CNNIC的第21期报告，到2007年，大约有73%的网民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2.4亿网民，有1.75亿是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可以认为，中国最有知识、最有财富、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力量都在通过互联网了解着这个社会的信息。

    然而中国人打开电脑，信息是美国人传送的，打开手机，信息是美国人传递的，站到电梯前，广告也是美国人传递的……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我们也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当互联网只剩下谢国忠、许小年、胡舒立的声音的时候，中国的百姓还有信心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吗？

    这些商业化网站，遵守中国的法律、政策。看起来规规矩矩，看起来和主旋律一致合拍，但是你无法让他刊登《专家：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这样的文章，你无法让他将夏斌做得比谢国忠重要。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在着一点点的偏颇之间，他们就将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进一步人为地造成“完全信息部队称”。

司马南\文

诗，应当回归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诗人，值得成为当今文化人的追求目标；

写诗、诵诗、赠诗、还诗、赛诗、斗诗，妙不可言，妙趣横生。

在我看来，诵诗的时候那种齿颊生香余音绕梁的感觉，欣赏诗的时候那种色彩瑰丽气象万千的境界，无不充满迷人的魅力。

人的心灵世界，一旦被诗的质点所俘获，便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平白的语言，一旦有了节奏，有了韵律，有了情感，那便获得了诗性，那便同时获得了直指心灵的力量

诗人马一浮先生说过：所谓诗，不过“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显然其所指均为生命当中的幸事，包含身体也包括灵魂。

今人作诗，虽不会再现盛唐气象，但是完全可以兴寄风骨，今天的文坛，虽不会再以诗赋取士，但是，从几千年前一路走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人的灵魂不能没有诗史精神，不能丢掉讽谏揶揄。

“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是一种诗境，今天找有这种诗境的“中华达人”太不容易了，吴宗宪够不着，刘晓庆够不着，纪连海够不着，司马南更够不着。但是，作为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何不可？有啥不能？有甚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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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最近，流传着一些关于本人写诗的议论。

有人表示惊异：司马南从一个“斗士”变成一个诗人了；有人忽有发现：“司马南会写诗”；也有人断言“因为PK吴宗宪的需要”，司马南才在台上拼诗”。一些诗人、真正懂诗的朋友，对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很不屑：司马南写的能叫诗吗？那是顺口溜，充其量是顺口溜……

在这里我必须作点说明：

其一，对诗词歌赋确实有研究的那些专家，他们对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表示不屑，其感受和评价完全与我完全一致。在《中华达人》节目现场写的那些所谓的诗，不过是生发急智顺口一溜而已，确实不能叫诗。如果一定要把它归作诗类，大概可以叫“打油诗”。这些所谓的诗一不工、二不美、三不入流，中国诗坛将其拒之门外，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其次，我的诗不咋地，但是，请不要轻看打油诗。打油诗从属唐诗，出身正统。唐人张打油，无名小卒耳，著有《咏雪》一首：“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其一鸣惊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体，因此名垂千古。此诗写雪，由全而及特，由色而及神，通篇写雪，不着雪字，遣词用字，生动传神，俚俗兼备，拙朴别然，诙谐幽默，轻松悦人。

其三，笔者写诗的历史很长了，并非《中华达人》节目现场才学写诗。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写诗时间长不长，是另外一回事。

（贰）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青春期的男女都是诗人。笔者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写过大量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诗。我的青春诗概分两类：激情的、革命的、高亢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委婉的、曲折的、隐喻的、源自生命本能的。第二种诗，下笔的时候，眼前有活动的倩影，脑海中涌动着激情，朦胧与不可遏止构成了它的要件。

几十年过去了，告别了革命与爱情，年轻的诗人们大都各复原位，该干嘛干嘛去了。坚持写诗的人微乎其微，坚持读诗的人，兼具了标本价值。笔者也曾一度认为诗已经离我远去，我的生活不再有诗意。偶尔读到当代后现代主义碎片的诗歌，味同嚼蜡，五味杂陈，不仅未能激发出诗情，反倒倒了了胃口，对自己的诗人的历史也不免怀疑起来。

我曾经是一个诗人吗？我为什么那么幼稚、那么可笑？

闭上眼睛，当年东北生产建设兵团黑板报、广播站、油印小报上，那些蘸着青春的汗水流淌出来的句子，仿佛是遥远的过去，别人干的事情。那时，我兵团诗人不但写诗，更重视朗诵诗，诗朗诵，在任何一个连队、任何一个集体的文艺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又最能展现团队实力与本连队秀才水平的节目。

生命成长的特殊阶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造就了诗人司马南。那时写诗，就像是农民收割麦子，只要挥镰刀麦子就会一片片倒下来。别人不会写诗，不肯写诗，或者写出来的诗不合规矩，在那时的我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不可思议的”轮到自己了——我不会写诗了，甚至羞于谈写诗了。初始以为老迈所至，为掩饰这一点，开始写古体诗、填词牌，但是这些诗词，怎么看，都像是拼凑的，拼凑之拙劣之明显之苍白和无趣，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

2008年北京新海棠诗社成立，海燕、海荣两位女社长鼓励我写诗。自知力有不逮，于是坚辞不就，后来勉强答应，闭关冥思苦想。

那天有点奇怪，坐在那里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诗情了，想到青春远逝，想到苟且人生，想到生命无多，想到沉淀复杂，想到已经很久没有关照自己的心灵了……仿佛忘记了第二天诵诗的事情，却不知不觉地笔下划出了一连串的长短句。我至今不明白那一刻确切地是因为什么，突然间就找到了当年在东北大草原上的感觉，手下的笔被激情牵引着，一发而不可收拾。至激情处，不觉涕流，唏嘘不已。

次日，诗社大会，手持勾画得乱七八糟的手稿，我朗诵起来。开始还有点矜态，俄而压抑已久的激情迸发出来，酒不醉人人自醉，至动情处，我竟声泪俱下，涕泣连连，灵魂深处一块芯片统摄了我，困惑不解，忏悔自责，希冀渴望，……

朗诵结束，场上极静，少顷，掌声大作。

一下子，诗人的自信、诗人的感觉，我恢复了。我确信从那一刻，我又变作了诗人（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拿到那天的录像，据说新浪是有视频资料的）。一个相信天主的朋友跟我说，先生那天的状态像是在教堂里，我们教友突然间产生神秘体验，思维象地下岩浆一样奔涌起来，迸发出去，祝贺你，获得新生了……

（叁）

诗，毕竟是关乎心灵的事。

诗情、诗性如何搞到了综艺节目中，变作现场秀了呢？

2009年山东卫视推出大型综艺节目《中华达人》，请来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主持。对吴宗宪其人，虽然我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从心里反感动辄什么“天王”的说法。冷看宪哥表演，合作了几期下来，不偏心地说，吴宗宪确实是个天才。叫不叫“天王”另说，任何时候只要他在，场上观众基本上就一直处在非常High的状态中。吴的本事的确不是“小本事”，也不是别人轻易可以替代的“中本事”，而是很难找到匹敌者的“大本事”。

吴宗宪最大的长处，是善于与表演嘉宾过招儿，他的“对话法”完全是法无定法即兴抓哏，对话过程突兀妙解趣味盎然冷幽默热笑话不断，他似更长于现场抓机会秀演技、秀舞技、秀口技。与这样优秀的主持人搭档，作为评委之一，笔者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场上表现，怎样与我本人在屏幕上一贯的形象有所区别呢？直到《中华达人》开始录制，我都完全没有拿准主意。

《中华达人》这档节目据说是从《英国达人》和《美国达人》克隆来的。

研究《美国达人》，三个评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委，而是兼有主持人和演员功能的综艺构成要素，它的评委有专门的角色分工设计。比如有一个“毒舌评委”，穿着西服，不打领带，表情严肃，这个评委惯长于泼冷水，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审视、评价选手，有人建议我走他的“毒舌路线”。这种纯粹为形式感需要而演一个“毒舌评委”的做法，在我看来是可笑完全不能接受的的。《美国达人》评委还有一位女士，性格极其外向，非常容易被感动，平平常常的事她也能泪水涟涟，稍有一点感动的色彩，现场观众不过略感温暖而已，她已经浑身冒汗，汗水通着泪腺，咕嘟咕嘟往外冒了，这样的评委，显然我更当不来。

那天召开《中华达人》新闻发布会，广电总局、文化部、全国文联，要人、名人、媒体人、宪哥粉丝群齐聚（吴宗宪在台湾因故未能到现场），安排我与纪连海等嘉宾品鉴评价当天几个来现场表演的节目。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松动了，我临时起意想到了用顺口溜的形式。四句出口，掌声骤起，复说四句，掌笑爆台。好家伙，我很意外，这很好笑吗？（很遗憾，今天我一句也回忆不起当时我是怎么顺口编的了）大约是观众对于评委能够即兴地用带韵的方式说话感到新鲜吧，那天现场气氛真的出奇的好。

自那天起，在接下来录制《中华达人》的所有节目中，打油诗成了我的标志。赞美我的打油诗，批评我的打油诗，调侃我的打油诗，讽刺我的打油诗，借着打油诗搞笑，通过打油诗来设计程序推动节目……《中华达人》的主持人、评委、演员无不受到打油诗的影响。吴宗宪开始介绍笔者还使用什么“反伪科学达人”的说法，十几期节目下来，吴宗宪不知不觉改了口，“欢迎出口成章七步成诗的司马南”；他本人则向媒体爆料回台湾抱着一本唐诗恶补。

说来也奇了怪了，每个表演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有的时候，吴宗宪故意给我制造点难度，要提升我的打油诗级别，台上表演刚结束，他便点名叫我献诗，虽然常常手忙脚乱，严重时大脑空白后背冷汗，但到目前为止，笔者颇为自得骄傲地说，yes,we can.我还没有被击败。

固然，那些所谓的诗，没有一首能够在《诗刊》发表，但是，也没有一首在场上的反应是被冷淡的。人们总是在我念完了顺口溜以后，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甚至看这个节目，就等着司马南最后的信口胡诌。

某期节目，一群体重近三百斤的女孩表演歌舞，节目演完，我脱口送了他们一首：“真美必须胖，巨美压塌炕，模特琳达（场上女嘉宾）轻飘飘，演员肉肉（表演者之一）有重量，从此改变审美观，中华肥妞当自强”。哗…哗……我能感受到现场的那片爆炸式的掌声，此刻，我很享受那种欢乐的氛围。

美女肉肉们后来在别的节目当中接受我采访，她们一见我的面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司马南老师，我爱死你了”，“你写那首诗太好了”，“当时把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刘晓庆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传奇影后，她举手投足，入戏出戏、上台下台、结婚离婚、入狱出狱、跟谁一块走，谁给她化妆，化什么妆，说什么话，吃什么东西……都是热门新闻。在《中华达人》节目当中，我与刘晓庆同期做评委，吴宗宪起哄，要我诗赞刘晓庆。我道“晓庆晓庆小妖精”……话立刻被吴宗宪和女主持人董姝打断：“司马老师，你这叫什么诗啊，怎么能叫晓庆姐妖精呢？”

我说出第二句，“大牌大牌大明星”。

事后有人告诉我，在说第一句“晓庆晓庆小妖精”的时候，晓庆杏目圆睁颇为吃惊，但是当听我说出第二句，“大牌大牌大明星”的时候，晓庆姐姐脸上刹那绽开了花，两道很好看的眉毛挑起来。

我接下来又道“天生丽质人不老，踏雪无痕真年轻”。

从气韵上来说这首诗到这儿也许该结束了，吴宗宪和董姝试图插话。我略提高一点声音：“女人有爱青春永，晓庆夜里啃唐僧。”吴宗宪挤眉弄眼地坏笑，场上有人大声笑出来。

我继续吟道：“今日唐僧安在哉？江湖盛传叫阿峰”。

人们笑着、拍着巴掌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当我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心里所期待的爆笑和最高潮并没有出现——现场观众对于“阿峰”这个词没有特别的反应。让我颇感安慰的是最后一句话音刚落，旁边的刘晓庆自己忍不住爆笑，她高兴到了极致，有些情不自禁，她最应该知道这首歪诗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单就这首打油诗效果而言，刘晓庆是我的知音。

（肆）

诗是什么？

无非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主体的节奏，加上相适合的韵，字句予以必要的提炼，注入作者的情感，以此反映生活，表达内心。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诗”、“歌”、“言”三者的顺序，言为最低，诗为最高。“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周礼大师》干脆讲：“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典,曰雅,曰颂”，全是说诗歌的事，古人把诗歌看得非常重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简直无处不在，孔夫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写诗诵诗，您连开口说话都免了吧。这在今天看可能有点过，可是放在古代，文人士大夫骚人墨客如若不懂诗词歌赋，那可不是一般的丢人啊。

“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作诗，讲“诗功”，就是要比试作诗的功力，用今天的话，就是“专业选手较劲”的意思；喝酒，讲“诗酒”，就是不能傻喝，什么“我先干了”，什么“大家吃好喝好”……这不行。喝酒必须作诗，且饮酒且诵诗，且歌且舞，一醉方休，饶有文化品位。

《诗大序》讲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藏在心里，叫“志”，说出来，叫“诗”，唱出来，叫“歌”。所谓“诗要诵其言，歌要咏其声”。可见，诗至少在古代，是很大众化的很普及的，只要抒发心声，只要有感而发，把话讲出来，那便是是诗了，有点节奏，带点情感，那便是值得鉴赏品味的诗了。

中国人最早的诗集叫《诗经》，里面大量的句子今天看起来十分拗口折磨人一样的别扭，显得很有深度很有学问，其实不过乃为当时的大白话而已。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州”，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类，尤以《风》所代表的诗更加平民化，风者，调也，南腔北调，悉数言诗。

今天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变了，但是喜怒哀乐的情感生活，忧思悲恐惊的情绪表达与古人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我看没有。但是，今天的人们远离诗的生活，疏于诗的表达，羞于诗的意境，选择了白开水一样的白话，又丢掉某些重要的，譬如写诗诵诗的传统，古代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名士、隐士）丰富而又细腻超然的精神生活，我们体验感受起来总隔了千山万水一样。如果说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一个“完整的谱系”的话，遗漏掉诗词歌赋的某些基因片段，损失将是巨大的，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影响我们自己今天的“幸福指数”。

（伍）

某次，与北京的一群诗人、小说家、诗歌研究者相遇。晚饭时，几人要拼酒。我建议饮酒赋诗——所有谋饭者，统此在内，每杯新酒之前，必须赋诗一首；如果不能即席赋诗，退而求次，可以背诵一首诗；如果背不了诗，那就唱歌；如果唱不了歌，就钻桌子；如果桌子也钻不了，就学狗叫；如果连狗叫都不愿意学，可以出去看看别人遛狗……我的建议得到大家一直赞同。

说来也巧，这个时候突然停电了。于是点上蜡烛，饮酒赋诗，不畏其羞，不计工拙，边想边说，且吟且诵，摇头晃脑，率性而为，妙趣横生，流连忘返，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修身养性怡情联欢的好办法。后来，有人几次主动提出“何时再饮酒做诗啊”？

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只把它当成使命和责任，产生庄重感神圣感的同时，容易让人心里生畏敬而远之。当继承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生命本体的快乐添加一点什么的时候，使命和责任与就自然地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了。写诗读诗诵诗欣赏别人的诗，一俟进去，即会有立竿见影的快乐。

快乐是人生的极致追求。

当下的国人，斗蛐蛐，玩蝈蝈，打麻将，掉老K,各得其所，乐此不疲，没有人再以道德的理由对此持反对态度。但是，娱乐有高下之分和品相之别。每聚必诗，每聚必赋，每来必往，怡情怡性，怡然自得，当属一种高雅的情趣。

诗，应当回归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诗人，应该成为当今文化人的自觉追求；

写诗、诵诗、赠诗、还诗、赛诗、斗诗，妙不可言，妙趣横生。

在我看来，诵诗的时候那种齿颊生香余音绕梁的感觉，欣赏诗的时候那种色彩瑰丽气象万千的境界，无不充满迷人的魅力。

人的心灵世界，一旦被诗的质点所俘获，便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平白的语言，一旦有了节奏，有了韵律，有了情感，那便获得了诗性，那便同时获得了直指心灵的力量

诗人马一浮先生说过：所谓诗，不过“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显然其所指均为生命当中的幸事，包含身体也包括灵魂。

今人作诗，虽不会再现盛唐气象，但是完全可以兴寄风骨，今天的文坛，虽不会再以诗赋取士，但是，从几千年前一路走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人的灵魂不能没有诗史精神，不能丢掉讽谏揶揄。

“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是一种诗境，今天找有这种诗境的“中华达人”太不容易了，吴宗宪够不着，刘晓庆够不着，纪连海够不着，司马南更够不着。但是，作为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何不可？有啥不能？有甚不该？

与我交往的朋友，多半都会收到我写的长短句。一些人受我的影响，也会以长短句的形式来回复我，渐至形成了打油诗的小圈子。这种圈子，与股市无关，与房市无关，与金价油价都无关，只与心灵有关。我确信，这种圈子，是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一个支点。

北京经常有些诗人的聚会活动，本月最大的一个诗歌活动是11月11号那天，光棍节“爱情主题诗会”，本人担任评论嘉宾。现场来的，大多是80后90后的小光棍，他们青春的面庞，燃烧的激情，彼此感染着、激荡着。在大冬天里，当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温暖的诗歌朗诵会，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带进诗作者、朗诵者营造的美好的精神世界。

古人把这样的活动称作“雅集”，我想对应的词，应该是“俗聚”吧。

                             （2009年11月24日应邀为某杂志所写）

——司马南就奥巴马访华回答AC网站记者二十一问

时间：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

地点：司马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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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司马先生，您曾经就上海迪斯尼项目发表过与上海有关方面不一致的意见，在网上您这篇文章反响很大，我们也转载过，这一次奥巴马来，先前据传奥巴马会就迪斯尼这件事情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但此行奥巴马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您认为这个结果是否与您的文章有关？

司马南：首先，我不认为我的一篇文章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其次，关于上海建设迪斯尼的理由的确不够充分，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未见到足够份量的反驳意见，只见个别人喊了几句反对司马南的口号。

第三，您是否知道，米老鼠和唐老鸭形象正在改变过程当中，一个形象正在变化的已经过期的品牌，平移到中国来，一下拿走43%的干股，而中国方面要真金白银净投入250多个亿，这明显是一桩不公平的买卖。上海人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表现出这个中国最具商业精神的城市的精明和成熟。

第四，我不认为奥巴马此行中国，迪斯尼是一个值得他去讨论的项目，我观察奥巴马的个人风格，他更善于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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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在上海与青年的对话，您看了没有，您的印象是什么？

司马南：我首先很好奇这些年轻人提的问题，这些年轻人提的问题像是被打磨了棱角的政府发言人的问话，什么“诺贝尔奖”，“成功秘诀”一类，而一些关键的更直率的关乎根本利益的提问显得不足。奥巴马在回答青年人的问题，有人说他逻辑清晰，入情入理，我更多地发现他顾左右而言它。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在一轮又一轮过关斩将的口才秀选拔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快男”，奥巴马回答青年人提问显得从容不迫底气十足，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有趣的是，在提问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互联网的监管问题，但提问者恰恰不是上海的青年，而是美国驻华大使。

我不认为上海之行奥巴马遇到的那些青年是随机人群，因此他们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的，我无法作出评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由你们网站的青年人来向奥巴马提问，问题肯定不会是一片闷闷的小绵羊叫声了，太过于温和了，太过于讲究礼仪了，没鲜见青年人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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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样理解“战略再保证”的说法？

司马南：“战略再保证”不是“再保险”，再保险是有再保险的机制保证的一种制度安排——保险公司垮了，只要你参加了“再保险”，再保险公司会提供一份担保。“战略再保证”的说法，仅仅限于说法而已，与左克利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差不多，都是一种基于自己立场说给别人听的好话，往好了说，是关于战略互信的一个角度的表述，文字游戏的内容大于实质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似乎更善于提口号玩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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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样看待面对“共同挑战的合作伙伴”的提法？

司马南：面对共同挑战的时候才是伙伴，如果不是面对共同挑战就不是伙伴，似乎是权宜之计。有点像老百姓讲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用得着的时候是伙伴，用不着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伙伴呢？，这样的提法也许表明了，在美国政府的盘子上，中国依然是个棋子而已。这样的口号与其说是战略互信的新高度，不如说是达不到战略互信而生发出的花样文章，大约是“非饱和度的战略互信”吧。

一个人陷在泥水里拼命挣扎，需要有人来拯救他，中国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这么一个供吃供喝的输血的角色。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下，溺水者强调我们之间是“面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难免让人想到以利相交，利尽而交尽，利散而交散，非建立在“公义”基础上关系总是不会持久。美国人才措辞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没有温情脉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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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提到普世价值问题，这个问题从去年汶川地震以来，您首发文章批评南方的两家报纸贩卖“可疑的”普世价值，引发了国内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讨论，国内关于这个问题沸沸扬扬的很多讨论声音渐远的时候，奥巴马重提普世价值，您有什么评论？

司马南：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奥巴马也不是在谈理论问题。如果抽象地说，男女应该平等，老人应该得到照顾，孩子应该有一个温暖的成长环境，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爱……如果你说这就是普世价值，那么好了，不仅司马南绝不会反对，世界上恐怕也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但是，如果在奥巴马先生的“普世价值”四个字的后面，潜藏着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潜藏着对热比亚疆独势力的支持，潜藏着对法轮功邪教的支持，却暗藏着对那些旨在破坏中国统一稳定大业的各种邪恶势力势力的支持，那这个“普世价值”就很可疑了。

如果在奥巴马先生“普世价值”四个字下面，涉及到“人权”这个子项，而在这个“人权”子项的底下讲的只是美国人的人权，而不包括伊拉克人民的人权，也不包括阿富汗人民的人权，当然，更不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的人权，那么，对不起，我们同样要对这个“普世价值”画一个问号，因为这个“普世价值”也是很可疑的。如果在奥巴马“普世价值”四个字的后面，另有两个躲猫猫的字——民主，如果这个民主单指的是美国模式的民主，而中国的民主形式、中国的民主实践却被排除在外，并且要将美国模式的民主武力输出到全世界，这个民主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你问我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讲的普世价值怎么看，第一我们强调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第二，我们不仅要看一个人说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什么。第三，在任何语言表述的下面，根据美国乔汤斯基的说法，都有一个“语言的深层结构”“民族心理的文化结构”，简单幼稚地对“普世价值”四个字望文生义，恐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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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次中美联合声明内容广泛，五大部分，字数超过六千，反复强调战略互信，对这一点您是否满意？

司马南：不是我满意不满意问题。联合声明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明天还有机会谈到，今天但我更想说的是，我看到口若悬河的奥巴马先生炫目的语言技巧，他将他与胡锦涛的会晤称为“心灵的沟通”，给人的印象好像“战略互信”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他内外有别，避重就轻，他认为不该吐口的一字不漏。

他的关于“普世价值”一类的说法，“伙伴关系”一类的说法，恐怕都是说给自己国内的政治对手听的。而中国人最关切的实际问题没有见到具体进展。比方说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没有承诺放弃对台军售，虽然他抽象地重复了“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对台军售没有承诺，不在台湾建立反导系统也没有承诺，当然，向中国出售武器就更不可能承诺。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奥巴马来华之前，连续发生了三四次以反倾销的名义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恶劣事件，奥巴马新官上任，对于美中贸易委员会递上来的制裁中国的报告显然是是深思熟虑之后才下决心签字，决定拿中国开刀的，这一次到中国，好像这是没有发生一样，他一概没有谈，只抽象地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诚可笑矣，一方面大刀阔斧接连出招损害中国的利益，实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却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是奥巴马。

在奥巴马来华之前，人们希望奥巴马这一次能够代表美国，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因为，中国加入了大不留提偶是一个说话算数，承担担责任，遵守规则的好学生，但是，联合声明里没有这个说法，奥巴马几处讲话也没有这个说法，奥巴马老先生关于这个问题不屑于多谈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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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达赖，奥巴马谈了。

司马南：是的，他谈了，但是，对达赖分裂势力，他是摆出一幅仲裁者的架势来谈的，这个架势居高临下，不是以谈判者的彼此平等地位来谈的。他居高临下地表示，欢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重启会谈。不是没谈过嘛，没有共识嘛，你达赖有恃无恐赖得很嘛，打来的有恃无恐到底是谁，事情在哪里明白这嘛。

问：奥巴马此行，到目前为止，您认为最让你感到吃惊的事情是什么？

司马南：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有两个，一个发生在日本，一个发生在中国。

日本发生的事情是见天皇的时候，奥巴马先生鞠躬的角度，从照片上看，很雷人。我相信这可能不是预先设计的，有朋友评论说，奥巴马当时心头一热，于是腰就弯了下去。从小受到伊斯兰教信仰影响的奥巴马先生，就个人心理特点而言，对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权威，心头一热，鞠躬角度大了一些，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国内，奥巴马的鞠躬角度，遭到了很多媒体的批评，我对此没有批评意见，只是感到惊愕而已。

第二个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是在“联合声明”当中，奥巴马居然承诺在四年之内，派遣十万名美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个数字令我惊异，20多年前，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教育司高教处负责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当时的尴尬，是你们的现在的年纪很难理解的，那时，派遣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是选不出人来。

此前关于交换留学生鲜有议论，美国承诺派出如此庞大的留学生团队，超出了我们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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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人权问题，您认为奥巴马这一次是否做足了文章？或者说是否给足了中国的面子？

司马南：奥巴马的人权的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奥巴马的人权文章主要是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看的。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聪明地虚晃一枪，没有多谈，他给国内的解释是，这个问题接下来要在中美人权对话中去解决，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球踢到了下一站，没有在这一次直接射门。奥巴马的选择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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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在会谈前表示希望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一次“心灵的沟通”，您怎样看待奥巴马的这个表示？是否认为奥巴马这个人很诚恳？

司马南：在政治力量博弈，国家利益对决，两国之间严肃的谈判当中，讲领导人的“心灵沟通”，我认为更像是文学女青年喜欢的形容词，这样的词，放在这个地方很滑稽。

问：这句话恰恰是奥巴马先生自己说的，您也认为很滑稽吗？

司马南：奥巴马说的就更滑稽，我决不会因为他讲了这样的话，我就得出他这个人很单纯的结论，大约女性观众喜欢这类不着四六的表达方式吧，我不懂。美国总统说什么，不取决于在他本人喜欢什么，主要也不取决于事实究竟是什么，而往往取决于根据总统办公室统辖下的心理专家团队调查的结果，这些结果要求暂总统讲什么，总统便讲什么。这是民调政治，从属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中国人看西方政治家表演，要学会适应他们的罗圈话、车轱辘话、飞盘话，适应他们言不由衷却真诚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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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约四百名中外记者守在人民大会堂，等待胡锦涛与奥巴马共同出席记者会，双方原定四十分钟的小范围会谈举行了八十分钟，引起了外边的各种猜测，您怎么看这件事？

司马南：这是平常事啊，奥巴马那么能讲，嘴一嘟噜就多讲二十分钟，胡锦涛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和奥巴马先生沟通，超过四十分钟，这没有任何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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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谈得最多，强调中美两国携手负责任，世界上才能把这道题做好，您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吗？

司马南：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关切，中国关切，世界各国都关切。但是奥巴马的演讲，在《东京议定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老是回避，至少是偏离游移，这就使得本来应该达成共识的议题谈不拢了。

《东京议定书》有个重要原则，对气候变暖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只讲“共同”，不讲“区别”是不行的，只讲中美现在都都是碳的排放大户，所以，要“共同负责”是不全面的。你们家排放了几百年，我们才排放了几十年，你已经吃成胖子了，尿糖、尿酸、嘌呤、血压，什么都高，应该减肥，而我们是瘦子刚刚逮到食物，吃了几天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你要我们忌口，肉蛋奶糖都不吃，这不合逻辑啊。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中美自然形成的贸易分工，商品的生产环节全部都在中国。所以，碳的排放，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增长很快，可是钱是你美国人赚走的，利益是美国人享用的。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卖120美元，美国人拿走100美元，中国工人只拿到两美元的血汗钱……生产过程在中国，这种不合理的分工，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基础上，规则制定的就不合理，你要中国和美国负一样的责任，那怎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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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内，美国高官纷纷谈人民币升值问题，奥巴马也有强调诉求，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司马南：从现在中国出口实际减少、持续减少的情况来看，人民币适当升值，不是没有经济学家持此看法，但升值不升值，应该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的情况自己决定，美国人喜欢在这些问题上强制别人，强迫别人，这种态度我们首先不喜欢你。美元一直在贬值，目的在于不断地增加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你为什么不升值呀？那么好的事情为什么要拉着中国现做呀？当年日元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升值了，可后遗症直到今天还未消除。前几天地坛书市，我买了一本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正本书都在控诉美国人霸道害苦了日本人。前车之鉴，不可不鉴，日本、东南亚，摆阔韩国在内，在金融的问题上，被美国人害惨了，历史事实触目惊心，前车之鉴，前车通鉴啊。

奥巴马说人民币朝着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的势头是他们满意的，对美国人的这种夸赞我们要有警惕之心。我们笨想一下，在美国华尔街雪崩，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实行自由兑换，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中国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大的损失。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这是一种歪打正着的自保之道。上次去新疆，新疆人跟我说“我们新疆的奶粉当中绝对不含三氯烃氨”，我问他为什么？新疆科技厅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道理——我们新疆人的化学学得不好，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加三聚氰胺，你们就出事了，我们比你们内地慢半拍……在人民币市场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问题上，我宁愿看到中国在理论不清，前景不明，准备不足的前提下慢半拍，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稀里糊涂地被人家涮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可以顶住压力不贬值，人民币出了事，谁会仗义执言两肋插刀，没有这样的兄弟，有这样的兄弟，也帮不了中国的大忙，中国的体量太大了。所以，中国没有必要争作美国人表扬的好学生，美国人也没有必要扮演教师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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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美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掩饰分歧，但都努力将分歧降到最低，这是否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

司马南：这当然是个值得庆幸的现象，说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对亚洲，有现实主义的考虑，他懂得、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力量，正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诉求。我最欣赏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再强调，美国人不得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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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外界评论说奥巴马中国之行是过分地对中国奴颜婢膝，屈从了中国的意志。您怎么看这种评论？

司马南：某些媒体的一家之言耳。这种一家之言，建立在冷战时期留下来的居高临下对待中国习惯的基础之上。

搞搞清楚，美国现在有求于中国，并非只有中国人需要美国，并非单方面美国人施惠于中国。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给美国输血，美国很难维持今天的局面。当一个有求于别人的人和他求助的对象刚刚有那么一点平等对话的架势的时候，有人出来说三道四了，可笑不可笑？需要反省的是说三道四的人，他们应该去掉自己的冷战思维，去掉历史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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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游了一个小时的故宫，据说他没有穿西服，换上了毛衣和棕色的夹克，两手插在兜里。有人说这是奥巴马在华最轻松的时刻，您对这样的花絮有兴趣吗？怎么看奥巴马游历故宫？

司马南：忙里偷闲啊，到一个新地方，人们都喜欢找一个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旅游，奥巴马和一般的游客心态没有区别。辉煌的中国皇宫，几百年的文明，一个小时逛不完的，奥巴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要带着第一夫人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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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来华，有什么在您看来比较意外的细节吗？

司马南：细节一，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会见奥巴马，但是没有出来送行。细节二，故宫参观，只有故宫的领导陪同，未见其他的中方的领导人。多少有点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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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和小布什总统比起来，与老布什总统比起来，奥巴马中国之行姿态是放得最低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评论，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司马南：单就说场面上的话、漂亮话而言，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成熟的男人看问题，从来不会只看表达者说什么，中国人奉行“听其言而观其行”，中国人对于夸夸其谈的家伙向来不缺少警惕。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取名字，一个取名李敏，一个取名李纳，这是取自孔夫子“敏于行而纳于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更注重的是行动。

小布什总统刚上台的时候，口出狂言，对中国很不感冒，但是在他两任届满的时候，他变成对中国最友好的一个总统。克林顿总统任上说过很多关于中美关系的好话，那也是一个大白话蛋，但是正是在他的任上，美国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美国的政治与我们中国人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大家没记错的话，1992年，就是为了那么几张选票，老布什总统居然挑战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口气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所以，只看到这个人与你握手、拥抱、说一些漂亮话，便据此断定这个人好不好为时尚早。我们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审慎地分析他“会”怎么样、他“能”怎么样。别以为美国总统说一不二，其实美国总统常常说话不算数的，因为他受制于选票，因为他受制于反对党，因为他受制于实际决定美国命运的资本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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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来中国之前，对奥巴马会送给中国领导人什么礼物，多方都有猜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奥巴马送给胡锦涛的礼物竟然是一幅中国的围棋，您认为这是否具有象征意义？

司马南：在中美外交这样一个大盘子当中，媒体热衷于捕捉这些细节来丰富报道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生硬地对这些细节做出解读，往往是可笑的。

奥巴马显然也费了心思：第一，围棋源自于中国；第二，围棋畅行于世界；第三，围棋博弈的双方是平等的、公开的、透明的。这三条撂在谈判桌上，双方大约都会同意。奥巴马送礼物，当然是愿人家高兴，这三条牵强的理解，就算作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解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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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认为奥巴马可以作为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吗？或者你认为在中国青年人当中，奥巴马来会像娱乐巨星那样引发青年人特别的好奇和关心吗？

司马南：我在上一篇的文章中谈到“奥巴马不是黑马”，而尼克松是黑马。尼克松悄悄地来到中国，在中南海与毛泽东讨论了一番哲学问题，中美关系即发生根本性变革，这项变革震动了世界。而奥巴马来了之后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其上限下限，受制于哪些因素，人们一望便知，人们有期待，但是不会有意外。

奥巴马不是黑马，奥巴马也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不是天皇巨星。他来到中国，中国青年（至少我接触的80后，90后，也包括70后吧），我没有听到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多么的激动，我也浏览了一下网站上关于“你会向奥巴马提哪些问题”，看了几页留言，发现中国的青年人相当的理性。

你们AC网站的“四月青年”就更理性，更有觉悟。我注意到你们的CEO饶谨先生接受《纽约时报》、BBC、美联社几家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关于奥巴马访华所做的回答，相当的有水平、有见识。我想这种回答是另外一种代表性的声音。在这种回答中，表现了80后，90后的青年，在关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成熟的思考。

奥巴马是美国领袖，不是世界领袖。奥巴马是为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来，人们关注他，是因为他是个政治人物，但政治人物不是道德楷模，也没有迈克尔杰克逊的才艺。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关注和思考，不会出现西方某些媒体预言的那种疯狂的明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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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巴马特别详细的谈到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说“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对奥巴马的这句话，很多外界评论说这是奥巴马正式接纳中国和平崛起，是对中国多年来强调“和平崛起”说法的一个正式的回应，是否这样？

司马南：如果让我在奥巴马所有的讲话当中挑出一句加以肯定的话，我会选这句话，这句话确实是比较重要，它反映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崛起不可遏制，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的这么一个事实。

但是，这个认识要具体落实下来，应该有行动的支持。

比方说，停止对台独势力和达赖喇嘛分裂势力的支持，比方说停止对疆独势力的支持，比方说不要在派一些飞机、潜艇到中国家门口来探头探脑，实施侦查，比方说不要在对华出售产品的问题上设置太多的限制……只说空话没有用啊。

须知，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是建立在美国人不愿意把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的前提基础上实现的，特别是像航天、汽车、计算机、数控机床，等等，更不要说武器了。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认识到了“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必以损害另外一个国家为代价”的话，那么在中美贸易的问题上就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限制。如果美国不设置那么多的对华贸易限制，中国有机会进口美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很快就可以扭转中国顺差的局面，但是美国人不愿意嘛。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于事无补，至多落下一个“态度不错”的名声，久之，也会落下一个“口惠实不至”的名声。

我不相信奥巴马说了这句话，局面就真的就会根本改变，但是，说了总比不说好。对奥巴马，我们也应以表扬为主。

说好话容易，办好事难。美国人热衷于往中国倾销他们的农产品，而他们倾销的农产品，第一是政府高额补贴的。第二是转基因的（卖到欧盟去受限）。第三，他们施压中国，恨不能将中国自己的农产品斩尽杀绝（例如剿灭黑龙江漫山遍野的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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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否认为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而实现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两国之间密切的合作，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呢？

司马南：前两问，当然是这样。今天的世界已经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时代。因此，胡锦涛主席才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才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从长远、大局的角度考虑问题”。

但是，美国人强调共同利益的同时，强调“共同负责”，这文章背后的内容是不同的：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这种貌似夸奖当中，也包含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要把担子往你身上压，“嗨，哥们”，“你真棒，来，大个子”……，中国刚刚长起来的一个大个子，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让人拿大头，不能甘吃哑巴亏。在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我们今天跟美国承担一样的责任是没有道理的。（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

司马南\文

本文提要

尼克松是黑马，奥巴马不是。尼克松在中南海偷偷地与毛泽东讨论了一番哲学问题，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震惊了世界；戈尔巴乔夫是黑马，勃列日涅夫不是。戈尔巴乔夫灵魂深处爆发一番莫名其妙的“新思维”，苏联帝国轰然倒塌，美国人“不战而胜”，世界为之愕然，东西方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有人飚歌《历史的终结》。

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不是世界总统，他是代表美国来的，他是为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而来的，即使他个人要发一发什么善心，也因为他受制于选票，受制于反对党，受制于议会，受制于资本家集团（美国的议员百分之40以上为百万富翁）而不可能实现。基于此，我对奥巴马访华没有热烈的期待，没有眼前一亮感觉，甚至反感某些媒体无耻地制造明星效应。

奥巴马来了，准备享受视觉盛宴的国民，你有自己享受视觉盛宴的权利，背心上印着奥巴马头像在街头炫耀的那几个哥们，你也有在美国之音记者摄像机面前得意的自由，但是，诸位，请别忘了，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表面的玩意，真正应该上心的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对奥巴马这样一位代表美国核心利益与我谈判的花言巧语的客人，欢迎他来，我们第一有礼；坦言沟通，我们第二有理；角逐博弈，我们第三有力。“礼、理、力”三位一体，大国风范，无非如此，只是别抱太多幻想，利益问题总是现实的，现实世界总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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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来了，那个曾靠令人炫目的演说给美国人民带来希望的奥巴马来了，那个终于尝到执政艰辛，发现总统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被利益纠葛闹得焦头烂额的奥巴马来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光环渐褪靠诺贝尔和平奖的刺激也无济于事的奥巴马来了，他从东京方向、上海方向朝着北京来了。

奥巴马访华，美国媒体异常活跃，倾巢出动采访各界人士，他们把中国民众关于奥巴马的正面议论挑好听的传回国内，试图造成奥巴马的明星效应爆棚，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对奥巴马给予莫大的希望的印象。其实，这不过是奥巴马当局的一厢情愿而已。奥巴马，毕竟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他不是一匹黑马。

黑马之所以是黑马，乃是因为它是谁，他能干啥，他在与竞争对手的比拼中其结果怎样，人们没有预期，也无从预期，所以它的出奇制胜常常令人瞋目而结舌，世界为此而震惊并陷入长久的持续的后黑马阶段。按这个标准，尼克松是黑马，奥巴马不是。尼克松在中南海偷偷地与毛泽东讨论了一番哲学问题，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震惊了世界；按这个标准，戈尔巴乔夫是黑马，而勃列日涅夫不是。戈尔巴乔夫灵魂深处爆发一番莫名其妙的“新思维”，苏联帝国轰然倒塌，美国人“不战而胜”，世界为之愕然，东西方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有人飚歌《历史的终结》。

奥巴马的口才很好，据说有人为究竟是奥巴马的口才更好还是克林顿的口才更好而争执不休，其实，这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中国文化根本不吊什么口才。“敏于行而讷于言”才是传统中国人入眼的形象，“口惠实不至”最令中国人反感，历史上的奸佞之臣大多巧言令色，孔夫子认为，这样的人不太靠得住，“鲜以仁也”。

笔者不知道奥巴马是否具备说谎不脸红的优秀人格，是不是都没关系，反正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校园里“丢手绢”一样的游戏，丢钞票、玩选票寻来的一个人扮演的，中国有句话叫“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既然是扮演的，说话不算数就太正常了，使唤丫头拿钥匙啊，当家不主事啊。

奥巴马一本正经地：“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我们的杨洁篪鼓掌微笑，给予热烈回应，这是外交场合外交活动外交礼仪。外交嘛，面子上的事，就是要把面子做足，可外交辞令，我们不能都当真，谁都当真，谁是大傻瓜。

——奥巴马既然声言“不寻求遏制中国崛起”，好啊，美国人一直用模糊战略两岸玩平衡，粗手一直拿捏着台湾（李傲的话很糙很形象“台湾是大陆的睾丸”），那就请把手松开吧！不再售台武器行不行？不再售台进攻性武器行不行？不再台湾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行不行？改向中国军售行不行？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好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挣了那么一点家底，存在你美国，你稍微负一点责任嘛，不要让中国在美的金融资产缩水啊！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好啊，中美贸易你嫌中国顺差太多，那是因为你美国对华贸易设限太多，动辄以安全的原因不卖给中国，只让中国人吃你们的农产品（还是高额补贴的农产品转基因的农产品），你把飞机、航天、汽车、电讯、环保领域的先进技术装备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保证你美国实现顺差，中国实现逆差，何乐不为呢？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好啊，那就别再用小孩过的家家智商，在奥巴马访华之前制造发起对中国最大规模反倾销案，什么“轮胎特保安”，什么“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分明是故意捣乱，哪里还有一点自由贸易的精神？作为预设的埋伏，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哪里有一点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好啊，中国人民异常讨厌的几个家伙，你们就不要再养着他们嘛，什么轮子李啊，什么藏独赖啊，什么疆独热啊，你养着他们，要供吃供喝不算，还要提供安全保障，承担道德负担，何不一卸了之？

——“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好啊，那就稍稍客气一点嘛，别误把中国的内政当成你们美国的内政，不要动不动就盛气凌人倚强凌弱，不要把“人权”“民主”当大棒，把自己的模式当成普世价值强加于人，不要通过中情局、通过民主基金会在中国培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尤其不要在中国的近海鬼头鬼脑每时每刻探听中国的情报……

在这些问题上，奥巴马个人是什么意见，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用。

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不是世界总统，他是代表美国来的，他是为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而来的，即使他个人要发一发什么善心，也因为他受制于选票，受制于反对党，受制于议会，受制于资本家集团（美国的议员百分之40以上为百万富翁）而不可能实现。基于此，我对奥巴马访华没有热烈的期待，没有眼前一亮感觉，甚至反感某些媒体无耻地制造明星效应。

奥巴马来了，准备享受视觉盛宴的国民，你有自己享受视觉盛宴的权利，背心上印着奥巴马头像在街头炫耀的那几个哥们，你也有在美国之音记者摄像机面前得意的自由，但是，诸位，请别忘了，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是表面的玩意，真正应该上心的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外乎基本制度、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尤以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为要，中国的“核心利益外交”中，对应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核心利益，不同的外交对象之下，有新疆、西藏、台湾、宗教问题等具体议题。

如此分析起来，对奥巴马这样一位代表美国核心利益与我谈判的花言巧语的客人，欢迎他来，我们第一有礼；坦言沟通，我们第二有理；角逐博弈，我们第三有力。“礼、理、力”三位一体，大国风范，无非如此，只是别抱太多幻想，利益问题总是现实的，现实世界总是残酷的。（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司马南/文

假如，我的脚后跟捐献给了刘翔，假如，我的脊梁骨捐献给了张海迪，假如，我的眼角膜捐献给农民工老罗,假如，我的身体任何一处有用的东西捐献给了任何一个活着的、需要的人，我愿意，我同意，我乐意。

假如医学科学足够发达，能将我的尚未抑郁的大脑神经细胞的一部分移植给崔永元，一部分移植给陈琳，另一部分移植给张国荣或其他任何患了抑制症状的患者，我愿意，我同意，我乐意。

是的，这只是一个标题党的写法，刘翔未必需要脚后跟，我的脚后跟也未必适合刘翔，是的，张海迪未必需要脊梁骨，我的脊梁骨未必能解决海迪姐姐的问题，崔永元的抑郁症也已经痊愈了，陈琳张国荣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这个话题依然有意义。

今天，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成千上万，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却寥寥无几，多少患者眼巴巴地看着，焦虑地等待着 ，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许多人命悬一线，就因为等不到可供移植的器官而心有不甘地辞世。

前不久，那位暴走族母亲割肝救子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 ，在人们为这位大爱无疆的母亲而感动的同时，您想到过没有，就这位母亲而言，她做的已经无可挑剔，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这其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下下策而已。

活体移植，首先意味着对健康生命的损害，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从伦理的角度说，病者的生命并不注定比健康的生命更有价值与意义，从整个社会成员健康的角度说，活体移植终将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目前，活体移植在我国，只限于亲属间的器官移植，非亲属间的器官移植则遭遇法律瓶颈，因为非亲属活体移植的行为很容易滋生器官买卖等违法行为，假如一旦开放活体非亲属移植，势必导致穷人为生活所迫出卖器官，触及社会公平的底线，当每一个器官都有明码标价的时候，生命的尊严将受到严重挑战，这将严重违背伦理学原则。

毋庸讳言，这个问题中国目前没有解决好。美国同样解决得不好。法国、德国、英国统此在内，都没有解决好。不但如此，打着旅游度假旗号，西方的富人到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国，从事器官非法交易，以低廉的价格换取活人器官，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发达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国民幸福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金钱、大炮和欺诈开路，攫取工业原材料，攫取能源，攫取人体器官，开拓市场，倾卸产品，道理从来都是一样的。

那么，母亲不必暴走割肝，不必损坏生者的健康而完成器官移植，拯救这位年轻人的好办法在哪里呢？其他人遇到此类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老牌的衰退的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在器官移植方面，出乎人们意料地为全世界做出了一个好的示范——西班牙基本上解决了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来源问题。他们的办法说来简单，无非移风易俗君子一诺。

假如对您的健康不会构成任何损害，假如您不必掏出一分钱来，而在您万一有器官移植需要的时候，您却有机会像西班牙国民一样，享有器官移植的权利，不必长久地无望地等待，且不需要支付补偿费用，您会选择愿意吗？

假如您选择了“愿意“，您自己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希望，“假如”就会变成“可能”，“可能”进而变成“必然”。

然而，这是一个虽然简单、充满魅力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作为评论员，参与讨论世界范围之内的器官移植问题，在详细地听取了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后，我在节目中郑重表示：愿意向西班牙人学习，死后捐献遗体，就我这副皮囊，悉数、全部、一点也不保留地捐献出去。

我可能会害心脏病猝死、因车祸速死、脑血栓堵死、其他老病慢慢地病死，也可能会被人打死害死，就是不太可能因为重复验证自由落体公式如张国荣陈琳那样摔死。但是，不论那种死法，遗体捐献都不受影响，“发挥余热”都不受影响。

在节目中，如此干脆地承诺死后捐献遗体，与当场看到的另一幅美丽的画面有关，一批靠器官移植（主要是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活下来的患者在现场十分活跃，他们当中有肝脏移植30年已经过了60岁生日的长者，也有参加运动会拿了成绩的肾脏移植康复者。看到这些鲜活的生命，你不能不为之动容，不忍不作出决定。

生命之花，在一棵已经凋零的时候，化作红泥，碾作尘土，迎来另一个生命的黎明，这不是悲哀，这是浪漫，是美丽，是永恒，是此生最后一次奉献自己的至诚。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朋友，告诉世人，我真的如你们期望的那样，还活在你们当中。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司马南/文

本文提要

——为什么今天某些富人会那么骄狂？富人骄狂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人富了，变作守财奴“葛朗台”，我们可以理解；人富了，变作狠心的“周扒皮”，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极尽关于“富而不仁”、“富而不义”的想象，人们也难以理解新闻中这位老板的具体作为，区区两万元钱本该付给员工的钱，不舍得给也就算了，何至于大动干戈？何至于江湖好汉出动？资本的贪婪残忍必然导致其人格化吗？财富或然带来有恃无恐的特权炫耀吗？富权、特权的炫耀会演化为猫玩老老鼠戏虐打工者的游戏吗？戏虐打工者的游戏要富人俱乐部成员集体享受过程快乐吗？

——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富虐穷、强凌弱、恶意欠薪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偶发事件。某些人富了，充其量不过20年的光景，依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所谓富者，不过是“先富”一族而已，所谓富者，不过是富民政策的受益者而已，你可以夜睡一层五星酒店，可以晨出一队豪华加长，可以手佩钻戒傲视英皇，也可以豆浆喝一碗倒一碗……财大气粗，可也；趾高气扬，可也；朱门酒肉，可也。但是，只要与他人打交道，你必须把人当人，穷人也是人。

——罗尔斯关于更高层次的正义的论证可取之处在于：他认为社会应当是自由的，社会也无法弥合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应当有一个限度，只有当这种差异有利于改善底层的民众的生活状况时才是正义的。这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中国说法，颇有某种熟悉的近似性。但是，当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自由与他们的奢侈，以及“风格独特”的骄狂，不仅无助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反倒酿蓄矛盾，积累仇恨，破坏平衡，将毛泽东时代的“正义储蓄”变作负值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整治这种“富凶极恶”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笔者理解有人对“阶级斗争”充满恐惧的心理，当然也熟知我们党早已废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丢掉阶级分析这把刀子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今天，阶级差异日渐明晰，阶级矛盾弥合艰难，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哪位高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这类现象没有必要作阶级分析？做了阶级分析坏处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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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从央视<24小时>新闻节目中看到这则骇人听闻的女工夫妇讨薪遭残害的新闻，浮想联翩，恶梦连连，一夜没有睡好。

同情王鸿丽夫妇的遭遇是其一，痛恨杭州服装公司老板的残忍是其二，更重要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今天某些富人会那么骄狂？富人骄狂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人富了，变作守财奴“葛朗台”，我们可以理解，人富了，变作狠心的“周扒皮”，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极尽关于“富而不仁”、“富而不义”的想象，人们也难以理解新闻中这位浙商老板的具体作为，区区两万元钱本该付给员工的钱，不舍得给也就算了，何至于大动干戈？何至于江湖好汉出动？何至于豁出宝贵时间亲自动手？资本的贪婪残忍必然导致其人格化吗？财富或然带来有恃无恐的特权炫耀吗？富权、特权的炫耀会演化为猫玩老老鼠戏虐打工者的游戏吗？戏虐打工者的游戏要富人俱乐部成员集体享受过程快乐吗？

……

骄狂的浙商老板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不经意间主演了一部骇人听闻的打工者讨薪遭凌辱被虐待的纪实大片。

假如杭州讨薪这件事仅为个案也就罢了，可周边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富虐穷、强凌弱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偶发事件。某些人富了，充其量不过20年的光景，依照小平同志的说法，所谓富者，不过是“先富”一族而已，所谓富者，不过是富民政策的受益者而已，你可以夜睡一层五星酒店，晨出一队豪华加长，手佩钻戒傲视英皇，也可以豆浆喝一碗倒一碗……财大气粗嘛，可也；趾高气扬嘛，可也；朱门酒肉嘛，可也。但是，只要与他人打交道，你必须把人当人，穷人也是人。

请同志们看一看，杭州风格服饰公司老板凌辱起穷人来他的风格有多么鲜明。这不是一般的债务纠纷所导致的刑事案件，一般的打人或者杀人的新闻，人们未必会被这样激怒，笔者的眼泪与灵魂颤栗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讨薪者的鲜血，看到了讨薪的女工被肆意羞辱，而是因为看到了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暴行当中施虐者的优雅和他们的自信。

以下是一段耸人听闻的纪实录音报道——

老板上来就给我一个大耳光，还掏出一把40厘米左右长的刀，我丈夫冲过去拉牢了。

他们七八个人就扑过去打我丈夫。我怕他们把我丈夫打坏了，就上去拉。其中几个人把我丈夫拉到一边打，丈夫被打倒在地。还有几个人围着我打，老板拿刀刺我肋骨，有4刀。丈夫脑袋上也被砍了一刀。后来，我丈夫啥也不知道了，躺在了地上……

这时，就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有王鸿丽的尖叫声，还有男人的打骂声。这段录音持续约3分钟。

老板：王鸿丽，你衣服太厚了，我用力捅，捅了4刀，都没有捅进去……

你他妈的强奸不行，看看不行吗？这时，4个男人又上来，把我按倒在地，老板用脚踹我。那个喝过酒的男人过来，打我耳光说，我想强奸你！边上有人轻轻说了句，不行。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没什么好的。那个男人说，你他妈的强奸不行，看看不行吗？说着，撩起我的衣服往里面看了看，又顺手抓过边上的一瓶啤酒，打开，拎着我的衣领，从我的头顶往下倒啤酒。另一个男人拉着我，我给老板跪下，我不肯，他们就踹我腿，直到我跪了。我害怕了，央求他们，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啥也不要了……

王鸿丽：你们别打了，真的，别打了。

安徽口音男人：妈个×，你敢抓我嫂子（指老板娘）。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王鸿丽：你们不要再打我了。

老板：你老公就是你害的（王鸿丽后来说，她老公此时已经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了。）

安徽口音男人：跪下！

王鸿丽：我坐着说，行不？

安徽口音男人：跪下。不跪下，我强奸你！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行。

安徽口音男人：不行？看看不行吗？

王鸿丽：我不是小姑娘，没什么好看的。

安徽口音男人：妈个×，我就要看你！

一个男人把我拉起来，让我坐一边去。还说，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老板娘对老板说，把录音机拿过来。然后，他们就问我，单子是不是你卖给××的？我说我没有做。边上一个男人啪地给了我一个耳光。老板娘问，你是不是打电话给我，威胁要花10万块钱买我一只手的？我说，没有。我又挨了一巴掌。我马上说，是的，这些都是我做的。这时，老板一直在边上往电脑上打字。打了一会儿，他拉出两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就签了字。我知道大概内容：承认卖单子；承认自动辞职，工资奖金都不要了；承认威胁过老板娘。

你就不该惹他们，他们有钱，你是干吗的？

之后，他们就商量怎么处理我和我丈夫。一个男人说，用袋子罩住他们，把他们扔到萧山去。

安徽口音男人嘶喊：按倒！老子把他们弄到江边。

另一个男人：吃里扒外！欺负我嫂子！他妈的，我把你们扔到江里去！

王鸿丽不停地央求：我错了，我啥也不要了

……

央视在播出这段视频的时候，过滤掉了“强奸”一类比较刺激的内容，以上对话是杭州当地的《都市快报》所报道的。

1982年，笔者曾经是西湖边上一所大学的年轻教师，那是一个山水美的让人心软向善的城市。我印象中的杭州人，温婉细腻客客气气，吵架都不大声的。可是今天，富起来的浙商居然是这样一幅狰狞摸样，如果不是录音证据在，我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杭州的事实。只听声音，浙商老板依旧姑苏吴语轻软细腻，但是，再听内容，不免毛骨悚然：“老子有钱，花十万块钱你剁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我就流氓啦”“跪下。不跪下，我强奸你！”“王鸿丽，你衣服太厚了，我用力捅，捅了4刀，都没有捅进去。”……

朋友，你讨过薪吗？你是否知道农民工讨薪有多么艰难、艰险、艰苦？

我与方青卓曾经主持过一个电视栏目《西陆打工俱乐部》，专讲农民工的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其中，讨薪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好些故事都催人泪下，几乎每一期，方青卓老师都会被感动或气得流泪。有一天，连着赶制8期节目，方青卓哭得太多，眼睛红肿得像桃一样。今年，笔者接手主持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栏目，第一期，便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人们听着张海超的叙述——他在一工厂打工，车间粉尘污染，能见度极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几年下来，他得了矽肺病，连北京协和等大医院都确诊为矽肺，当地负责职业病诊断的机构就是不认账。当地不认账就得不到补偿，也得不到治疗。百般无奈，张海超冒着生命危险，在另外一家医院手术开胸验肺，活体解剖自己。为凑够开胸验肺手术的两万元费用，张海超老父亲把家里当年打下的粮食买了也没凑够，又四处借钱……这期节目一点噱头也没有，收视却冒了新高，观众在关注张海超命运的时候，自己也憋闷得近乎窒息。“张海超开胸验肺解剖的不是自己，而是社会”——节目结尾，我用了这样的语言。

农民工讨薪，真不容易啊。

此刻，我理解温家宝总理帮着农民工讨薪抱着孩子流泪的好人情怀，理解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初衷，但是，解决问题仅仅靠技术措施恐怕不足以成事，因为讨薪问题的实质是顶级问题，不是什么技术层面细枝末节的问题。不从根上动脑子、动刀子，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根的问题是什么？

以人为本，不能以富人为本，也不是以穷人为本，而是以富人穷人统此在内的人为本。以强凌弱，以诈谋诚，非人本也，乃兽本也。有人写了一本书《仇富》，本人没读过，不知书中写了些什么观点，但是，笔者是不仇富的，笔者惟愁不富——希望有更多的穷人成为富人。杭州风格公司的老板，他的风格不是富人的风格，而是恶人的风格。富人不是恶人，富人不应该是恶人。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一个应该抓紧了——教育已经富起来的人“怎样当一个富人”。过去大家都不富的时候无此需要；昨天乍富的时候，乍富者偷偷摸摸表情极不自然唯恐怕被人说成富人，有此需要但不具可操作性。今天不同了，“富二代”都出来混了，再不进行“怎样当一个富人”的教育恐怕就来不及了。君不见部分“富人”正在朝着“恶人”转换化，有些已经堕落为“富凶极恶”“十恶不赦”之人。杭州风格公司老板的“恶人风格”不独属于杭州，重庆薄熙来书记主政打黑揭露出来的那些富人恶人与杭州风格公司的风格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

2000年前，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大意是自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贫穷仍快乐，富裕而好礼。”这段对话很短，但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贫而乐，富而礼。不如此，社会便不能和谐。老子也说过富贵者如果骄横无礼，那就是找不自在，属于没事找抽一类的话（见“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也”），古今道理相同耳。

在人们生存条件的贫富差异有助于社会进步，或在这种差异利弊兼而有之，事实上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强调，富人要有个富人的样子，穷人要有个穷人的样子。当年闹土改，启发阶级觉悟，揭发本村地主是伪善人，这种揭露十分必要，但是，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老财主还是要装作好人的，他自己羞于在人前当一个恶人。而今天，杭州重庆“风格黑恶势力”是赤裸裸的风格，装都懒得装了，“我就流氓了”，“老子有钱，花十万块钱你剁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今天的富恶之辈，旧社会的地主老财望尘莫及。

骇人听闻的事情积攒的多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主题就会发生变。

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认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不吊功利主义的正义，认为它是一种浅薄的目的论，不过是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

罗尔斯关于更高层次的正义的论证可取之处在于：他认为社会应当是自由的，社会也无法弥合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应当有一个限度，只有当这种差异有利于改善底层的民众的生活状况时才是正义的。这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中国说法，颇有某种熟悉的近似性。但是，当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自由与他们的奢侈，以及“风格独特”的骄狂，不仅无助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反倒酿蓄矛盾，积累仇恨，破坏平衡，将毛泽东时代的“正义储蓄”变作负值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整治这种“富凶极恶”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依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表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据此，我们谨慎地设问：央视披露的讨薪农民工夫妇遭凌辱的事件、富二代飙车伤害路人的事件、重庆黑老大指使手下伤害拆迁户的事件等等，是否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

笔者理解有人对“阶级斗争”充满恐惧的心理，当然也熟知我们党早已废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丢掉阶级分析这把刀子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是两回事。今天，阶级差异日渐明晰，阶级矛盾弥合艰难，阶级斗争客观存在。哪位高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这类现象没有必要作阶级分析？做了阶级分析坏处又在哪里？

                                   （200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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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09-11-06 07:02:12 杭州网

32岁的吉林女子王鸿丽怎么也不会想到，讨薪讨进了医院里，同时受累的还有自己丈夫。丈夫郝刚就住在同一家医院。

杭州市中医院外一科医生说，王鸿丽夫妇是11月3日从机场路的万事利医院转过来的。

初步诊断：王鸿丽左胸壁刀刺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脾脏有损伤可能。

王鸿丽丈夫脑外伤、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肺部有挫伤。

昨天下午，在市中医院外一科病房，王鸿丽脸色苍白躺在病床上。说起自己的遭遇，她多次泣不成声。“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在杭州！那两个多小时，记忆太深刻了，一辈子都忘不掉！”

出事前，王鸿丽是杭州风格服饰有限公司业务主管，公司在城西绿城·金桂大厦11楼。

王鸿丽说，把 她和丈夫打成这个样子的，是她的老板和老板娘。

老板广西人，姓粟，40岁左右；老板娘苏州人，姓沈，33岁。王鸿丽在杭州风格服饰有限公司做销售业务主管一年多，为公司接了三笔业务，共300多万元的单子，按约定，可拿提成4.6万元。第一笔提成到手后，王鸿丽听到传言，说老板怀疑她把公司的单子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对手。10月28日，王鸿丽找老板拿剩下的2.6万元提成时，王鸿丽的厄运开始了……10月28日 第一次去公司要钱

那天，我对老板娘说，该把后两笔单子的2.6万元提成给我了。老板娘说等老板回来。下午4点多，我在办公室，老板走了进来，他指着我鼻子骂我出卖公司商业机密，我说没有，让他拿证据来，不能这样污蔑人。

他的手指已经碰到我鼻尖了，我拨开他的手。他说，你等着。他走到自己办公室前，拿手机打电话：你们上来，见识见识！

一会儿，办公室就进来两个男人。

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悄悄把口袋里的录音笔打开了。（你怎么会想到带录音笔的？记者问。

王鸿丽说，之前，她看过老板跟他的合伙人耍过心计，再说，这段时间，公司一直有传言，说老板怀疑她卖单子给对手。她就多留了个心眼。）

两个男人差不多高，1米73左右，一个黑胖，一个白瘦，以前我从没在公司见过。后来听说，他们是安徽人。他俩一进来就冲我喊：放聪明点！我说这是我们公司内部事情，跟你们说不清的。我想用手机打110，他们抢走我手机，我想用座机打，他们又把座机抢过去。我让他们还我手机，这是我私人财产。老板说，谁说这手机是你的了？你叫它，它答应你吗？老子有钱，花10万块钱买你一只手，你信不信？老板娘还有那两个男人就横过身，挡着我，老板翻我的手机信息。我的手机上都是客户信息。老板一边看，一边往纸上记。老板娘还说，你等着坐牢吧。这以后，同行是没人敢用你的。我说，你要有证据的。她说，没有证据，我可以造。

记者听录音，当时对话原文如下：

王鸿丽：手机是我的私人财产，还给我。

老板：谁说手机是你的了，你叫它，它答应你了吗？我告诉你，老子有钱，花10万块剁你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

……

老板：我可以做伪证的，让你签好字据。虽然这对我没好处，我就要这样做。

我怕了，趁他们不注意，抢下老板手中的纸，就往门外跑。在楼梯口，接连遇上隔壁公司的两个男的，他们没敢追，我趁机进了电梯，到一楼报了警。晚上12点左右，我和我丈夫从派出所出来，到公司地下室取自行车。在地下室门口，遇上老板夫妻和4个男人。老板说，你如果再来公司，就剁了你！

10月31日 第二次去公司要钱说实话，回到家，我很害怕。我丈夫说，要不，算了。可我不甘心。我们租住在南星桥，我每天早上骑一个多小时电瓶车赶到城西的公司上班，晚上再骑一个多小时的电瓶车回家，风里来雨里去的，从没间断过。我女儿都5岁了，眼看就要到上

学的年龄了，不努力挣钱，女儿就得离开我们回老家读书。我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该我的就我的，不该我的，我不会去拿。10月30日，我打电话给老板，想跟他再谈谈，他和我说好，10月31日下午2点，在公司办公室谈。当天下午，我和我丈夫去了公司，在公司一楼大厅，我打电话给老板，老板让我再等一下，他马上就来了。2点多了，我到大厅外，想看看老板来了没有，结果看到那天老板叫来的两个男人。他们说，老板早来了，在办公室。我丈夫跟着他们先上了楼，我说上下洗手间，其实，我是去开录音笔的。我进电梯时，跟着进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好像喝了酒，他看我按了11楼，就说，你他妈的，怎么跟老子去一个地方？到了11楼，进了办公室，看到老板、老板娘，还有好几个男人在里面。老板上来就给我一个大耳光，还掏出一把40厘米左右长的刀，我丈夫冲过去拉牢了。他们七八个人就扑过去打我丈夫。我怕他们把我丈夫打坏了，就上去拉。其中几个人把我丈夫拉到一边打，丈夫被打倒在地。还有几个人围着我打，老板拿刀刺我肋骨，有4刀。丈夫脑袋上也被砍了一刀。后来，我丈夫啥也不知道了，躺在了地上。

录音对话原文如下：

王鸿丽走进电梯，电梯里跟着进来几个男人）

其中一个男人操着安徽口音说：妈个×的，你到哪里？

王鸿丽：11楼。

安徽口音男人：操你妈个×的，你跟我到一个地方的。（进屋又是一阵大骂，声音高的就是那个在电梯里出现的安徽口音男人）

王鸿丽：我来送手来了。

（这时，就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有王鸿丽的尖叫声，还有男人的打骂声。这段录音持续约3分钟。）

老板：王鸿丽，你衣服太厚了，我用力捅，捅了4刀，都没有捅进去。

你他妈的强奸不行，看看不行吗？

这时，4个男人又上来，把我按倒在地，老板用脚踹我。

那个喝过酒的男人过来，打我耳光说，我想强奸你！边上有人轻轻说了句，不行。

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没什么好的。

那个男人说，你他妈的强奸不行，看看不行吗？

你说着，撩起我的衣服往里面看了看，又顺手抓过边上的一瓶啤酒，打开，拎着我的衣领，从我的头顶往下倒啤酒。另一个男人拉着我，让我给老板跪下，我不肯，他们就踹我腿，直到我跪了。我害怕了，央求他们，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啥也不要了……

录音对话原文如下：

王鸿丽：你们别打了，真的，别打了。

安徽口音男人：妈个×，你敢抓我嫂子（指老板娘）。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王鸿丽：你们不要再打我了。

老板：你老公就是你害的（王鸿丽后来说，她老公此时已经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了。）

安徽口音男人：跪下！

王鸿丽：我坐着说，行不？

安徽口音男人：跪下。不跪下，我强奸你！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行。

安徽口音男人：不行？看看不行吗？

王鸿丽：我不是小姑娘，没什么好看的。

安徽口音男人：妈个×，我就要看你！

男人把我拉起来，让我坐一边去。还说，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老板娘对老板说，把录音机拿过来。然后，他们就问我，单子是不是你卖给××的？我说我没有，边上一个男人啪地给了我一个耳光。老板娘问，你是不是打电话给我，威胁要花10万块钱买我一只手的？我说，没有。我又挨了一巴掌。我马上说，是的，这些都是我做的。这时，老板一直在边上往电脑上打字。打了一会儿，他拉出两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就签了字。我知道大概内容：承认卖单子；承认自动辞职，工资奖金都不要了；承认威胁过老板。你就不该惹他们，他们有钱，你是干吗的？之后，他们就商量怎么处理我和我丈夫。一个男人说，用袋子罩住他们，把他们扔到萧山去。

录音对话原文如下：

安徽口音男人嘶喊：按倒！老子把他们 弄到江边。

另一个男人：吃里扒外！欺负我嫂子！他妈的，我把你们扔到江里去！

王鸿丽不停地央求：我错了，我啥也不要了……

安徽口音男人：好，你写个纸条。我哥怎么说，你怎么认，行不？

王鸿丽：好，你说。

我的左手拇指被刀拉伤了，他们看到出血了，一个男人带我到洗手间冲血。我哭着央求那个男人放了我们。我说我们都是来杭州打工的，很不容易。钱我不要了，放了我们。那个男人说，你就不该惹他们，他们有钱，你是干吗的？怎么这么不聪明？我说我错了，你们放了我们吧。我家里还有孩子。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我丈夫被他们搜了身，他们没有搜我，还好，录音全在。后来，他们商量了一下，押着我们从地下室走出了办公大楼。走出去的时间，是10月31日下午4点30分左右，恐怖的2个多小时，是我一辈子的噩梦啊。我们不敢到附近的绿城医院看伤，打了车，到了机场路的万事利医院。在路上，我接到老板电话，说如果我报警，就死定了。过了40多分钟，我打电话给我哥，我哥让我报警，我才敢报。昨天（11月5日）下午3点多，文新派出所民警在市中医院外科病房，给王鸿丽和她丈夫做了笔录。派出所已经拿到王鸿丽的全部录音资料，已组织人员加班加点调查。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记者 严峰    编辑：罗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