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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处：明师苑）

中博会期间，偷得半日浮闲，造访了合肥先生的享堂，是以记。

与招摇在淮河路闹市中的李鸿章故居不同，位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镇的李鸿章的享堂僻静，孑然，游人寥寥。1901年，李鸿章殁于京师贤良寺后，1903年魂归故里，归葬于此。

李鸿章的坟冢，如今形单影只的躺在偏安在享堂西侧，不免让人想起《石头记》里那首著名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莫了！出将入相的李鸿章，却连荒冢一堆的下场都不可得。文革期间，周围村子的红鬼们，将李鸿章尸体抛出，拖拽着挫骨扬灰了。如今荒草掩映下的，只是他的衣冠冢。

“你觉得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们合肥出过最大的官呗。”

李鸿章享堂的工作人员如此回答。尽管有了一部《走向共和》，尽管修复了李鸿章故居与享堂，但百年后他同乡对他的评价，却还是肤浅的令人心酸。

梁任公能有“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评价，非梁任公慧眼绝伦，而在于当世之人，识人认世之眼界，多远见而少偏见，实在比当下宽阔的多，现抄录李鸿章死后其朋友赠送的挽联如下，以为参照。

奕劻：

手挽乾坤即今生荣死哀公应瞑目

身骑箕尾际此遗艰投钜我更伤心

严复：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孙家鼐：

勋业炳寰中岂惟闾里之荣出将入相

毁誉归度外不负朝廷所使旋坤转乾

俞樾：

甫四十即封疆未五旬即宰辅，经文纬武盖代勋名，历数寰中荡寇域外和戎力任其难，相业巍巍千古少

任三公为太傅食大户为通侯，重地隆天饰终与礼，惟是边警仍殷程舆尚远殁而犹视，忠心耿耿九原悲

王焯

毕士麦东西并峙，彼处其易此处其难，设非掣肘有人更见九万里无双品望；

曾左李当代齐名，内安所同外交所独，卒克孤忠报国成就三百年第一功臣。

燕舞莺歌、啼不去，残阳如血，

十五载、隙闪白驹，依悬故月。

振臂悲呼神州死，

引颈难信朝廷灭。

挥长剑、扫牛鬼蛇神，雁西却。

碧空紫，清酒浊，

喑四海，震吴越，

莫笑少年人，英雄胆略。

风云聚汇霞光起，

波涛激荡蛟龙跃。

更经年，直捣风波亭，沉冤雪。

记得还是原来在大学地下室，深夜两点写的，一晃5年了，真是快。现在读来，感情依旧啊，有些事情，遗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

最近的一次，就在5个小时前，北京某代表驻地，两会会场被抓现行。

跟某位很自认为牛叉的代表假装约好，实际全为进门。转悠半晌，终于等到经济组准备开谈。

该表扬一下酒店的安保，兢兢业业，没有采访证进入分组讨论难于登天。

不得已拿出去年的过期证件以作滥竽，却被新闻组尖眼小女生一眼识破。

叫来武警，差点被当成境外敌对势力拉出枪毙。

还好，一个电话解铃人出现，没系好的铃又被他系了一下，终得解脱，报社免遭通报之厄运。

如果当初系铃人早发威，采访证能下来，又何必如此。

回到单位，被某办公室告知曰：以后越界的事情不要干。

我靠，记者除了杀人放火，贪污受贿写假新闻，还能有什么界。

还好，有哥们MSN以示慰问：哥们,不错,有勇气,有胆色,是个好记者。

其实，跟那些大牛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我的牛群在哪儿？

这真是，采访采访，闷头乱闯，两会两会，自找误会。

之前的一次，在年前。

四川某灾区G市，不一样的是，地点降格，变成了市政府，武装力量降格，变成了公安。

不过结果一样，被抓现行。罪名也一样，疑为境外反动势力派来的走狗。

被俘获的原因也很简单，200多不明真相的当地群众围攻市政府，向当地讨要重建住房说法，

我先是问，后是照。

这时候兢兢业业，和蔼可亲的便衣叔叔走过来问道：“干什么的？”

制服男随后而至。

我是无记者证，无证明信，无对敌斗争经验的三无人员。怎能经得起这么一问。

只能如实交代。

结果便在G市真理部，与一个根本不知新闻为何物的党棍真理部部长，纠缠了足足两个小时。

直到电波那端传来热乎着的证明信，方得脱身。

跟警察叔叔真理部阿姨一顿假模假事的午饭，味同嚼蜡，还有点辣。

这真是，真理真理，部长有理，新闻新闻，警察看门。

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廖晓义和扛着锄头的村民在一起。他们正在忙碌的，并不仅仅是灾后重建，而是改变自身生活的一场社会实验。

乐和家园对于廖晓义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NGO项目，而是她个人乡建梦想的实践场；乐和家园对于大坪村的村民来说，并不仅仅是凭空到来的一笔援助，而是他们参与其中重塑自身生活生产方式的一场变革；乐和家园对于彭州而言，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灾后重建，而是另一种城乡统筹模式的探索。

六个“乐和”搭起的乡建梦

2008年7月8日，廖晓义第一次来到大坪村，当她看到一户人家墙上的“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祖先牌位后，她知道，这就是她将要实践自己梦想的地方。然而，这个梦想的实践地，从一开始就充满坎坷。

首先，是薄弱的基础设施。大坪村地处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西北部蜿蜒起伏的龙门山脉之中。从通济镇到大坪村有4公里，在雨水与山泉的蹂躏下，这条土路经常泥泞不堪，村民上下山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有着四个巨大轮毂的拖拉机。在彭州市市长韩轶的大力帮助下，一条由推土机重新推出的土路基本解决了问题。

其次，是贫困的经济基础。在总人口只有901人的小山村，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种植土豆、洋姜、玉米等经济作物以及黄连、川芎等药材；二是开采周围山里的石灰石、煤矿。以种植黄莲为生的8组为例，一年人均收入不过1000多元。

第三，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当地石灰矿有村干部参与其中，想要停止矿山开采，建设生态大坪，完成大坪村的产业转型，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当一直以来在北京为公益鼓与呼的廖晓义，要在四川龙门山脉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挽起袖口真刀真枪做事的时候，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注定会让廖晓义的乡建梦，绮丽中多出几分迤俪。
去年7月，当廖晓义刚刚踏足大坪村之时，她是怀着一腔热血而来，身后并没有资金的支撑。直到申请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后，廖晓义心里才有了底。

此时她的身后，是地球村与红十字基金会，前者意味着深厚的社会资源，后者意味着强大的资金支持。从项目实施至今，乐和家园项目总共得到将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后两期出资365万元，主要资助大坪村120栋民居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壹基金资助100万元支持乐和书院项目及产业发展，此外，还有南都公益基金15万元的资助款。

资源与资金具备的廖晓义，到大坪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和帮助村民成立生产自救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生态协会。有了这个协会，才有与村民代表对话的平台，项目的执行才有从谈起。

协会成立以后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村民恢复被地震损毁的家园。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刘加平教授等人的帮助下，一份既考虑到当地的生态、取材，又考虑到村民经济承受能力的生态民居图纸出炉了。

一栋150平方米的木屋，在当地取材，造价大概在5万元左右。以5口之家为例，国家补贴2.2万元，乐和家园每人补贴5000元，这样下来，村民只需再掏几千元，就可以完成房屋的重建。

廖晓义来到大坪村3个半月以后，乐和家园的第一栋样板房落成。如今，在8、9、10、11四个自然村，60栋这样的生态民居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地震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是一个契机。”廖晓义说。正是通过住房重建与修路，廖晓义取得了大坪村村民的信任。如今，廖晓义走在大坪村，经常被村民拉进屋里，再出屋的时候，手上已经多出了一件村民亲手缝制的羌族鞋垫或者一堆核桃。

正是村民一口一个“廖娘，廖娘”，坚定了廖晓义在大坪村实践自己理想的信心。在海拔1600米的大坪山上，廖晓义和她的团队，正在为他们所倡导的集体自强、个人自主、生态自然、道德自律、乡村自豪五大特质的乐和之路奋斗着。

这五大特质，用乐和家园的表述方式就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以股东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责权规则；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统筹。

“乡村自豪，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就是在乡村生活里，我能找到萎缩已久的生命意识。”廖晓义如此解释。
在廖晓义“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伦理、乐和治理、乐和养生与乐和环保”六个乡建理想中，将建造乡村生态民居、发展乡村生态经济、修复乡村精神家园、完善村民参与机制、建立乡村保健诊所、实施乡村环境管理融合到了一起，这6个“乐和”，便是廖晓义大坪村乌托邦的框架。

“从7月到现在我干了两件以前从没干过的事：修路、盖房。”支撑廖晓义半年多一路走来的，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村建设理念。如今，房屋重建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摆在廖晓义面前的，是更加困难的第3件事：村民的生计问题。

难以乐呵的乐和生计

居住，是存量。生计，是增量。增量要难于存量。房子修好了，今后的生计怎么解决？这是困扰灾区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也是廖晓义这些天奔波的动力。

“鱼塘的事情，我们约好1月31日谈。”在成都前往彭州的路上，廖晓义的电话响个不停。腊月二十七，刚刚从北京飞抵成都的廖晓义，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大坪村。

当天下午，在大坪村十一组，廖晓义对一个在外给老板做过账的年轻村民说：“以后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就不要在外面打工了，就在村里做账。”

显然，关于乐和家园的产业发展，廖晓义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盘棋。在这盘产业大棋上，有3粒棋子决定着这盘棋的胜负：生态农业、创意手工业与生态旅游业。

关于生态农业，生态协会秘书长杨光林介绍说：“以后大坪村要搞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模式的新经营，养猪，然后用猪粪培养土地、增加养料，土地肥沃了就种植经济作物统一销售到城里。”

“有机白菜在北京可以卖到26元一斤，有机萝卜在成都卖到6元一斤，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潜力。”廖晓义说。

而创意手工业，已经有产品问世。

腊月二十七，大坪村村委会门口贴着一张告示：“请刺绣工明日来村委会领工钱。”这便是乐和家园所倡导的手绢作坊。乐和家园先培训，后收购，然后通过自身的资源平台，将村民的刺绣作品向外出售。

“我这个月领了有400多元钱，像我一样领到钱的，全村有40多人。”十一组村民向洪香笑呵呵地说。

曾在英国财务大臣官邸专门就创意产业做过演讲的廖晓义，关于乐和家园的创意产业，还有更多的想法：“创意产业需要乡村环境的滋养，真正的创意工作坊必须在乡村，大坪村以后可以做包括影视、动画在内的创意工作坊产业。”

然而，先不提今后的创意产业，刚刚开始的创意手工业，实施得并不顺利，在某种程度上，乐和家园已经在违背市场规律做事了。市场价20元一条的手绢，廖晓义要花25元来收购，为此，地球村已经倒贴将近2万元在里面了。

现在是积压刺绣，以后会不会积压其他的经济类作物？鱼塘到时候生产出来的鱼，就保证一定能卖得出去么？这对于廖晓义和她的乐和家园来说，都还是未知数。

面对这些问题，半年多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做事的廖晓义，在了解村民愿望、征询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介入经营。

“说实在的，在要不要介入经营上，半年来我都在不住地犹豫摇摆。我原来就想保持一种服务性的姿态，红基会的项目做完了就走人。但我也担心，我前脚一走，就立刻出现山变色、水变质、人变味的情况。我最后想明白了，只有参与经营，才能使我的模式成型成功。”

按照廖晓义的设想，公益这张牌，是解决产品市场出路的制胜法宝。

“到时候，在所有的产品上贴上乐和家园的标识，利用地球村的资源，是不愁找不到市场的。这就是我们介入经营的价值，引来钱，带来市场。” 廖晓义说。

她继续说到：“当然，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要有透明的制度设计。如果地球村不介入经营，那么我在北京，我怎么能对消费者说，四川大坪村生产的蔬菜是有机的呢？介入经营，才能有消费者信任的购销模式。”

廖晓义所说的介入经营，表面看是为了解决乐和家园产品今后的销路问题，更深层次讲，她是在尝试创造一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小家园里的大追求

“如果这事情可以做成，那我们就是在创造历史。”廖晓义没有把大坪村当成一个项目在实施，而是当成一种理想在实践。

廖晓义认为，包产到户已经暴露出了它的问题，目前解决小农生产效率低下最主要手段是“公司+农户”。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村民变成农场工人，资本家只是来汲取乡村资源的，这样的资本不会真正帮助发展乡村。

“我不是反对‘公司+农户’的形式，我只是想实现一个理想，一个‘公益+利益=效益’的理想。这是民间组织引导的一种既环保又人文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村民是真正的主体。”

这便是廖晓义乐和家园产业的管理模式：公益+农户。

廖晓义认为，农民的能力建设，是三农话题的根本，以往的解决方案，要么是公司加农户介入经营，通常村民成为打工仔和弱势利益方；要么是各种机构和民间组织下乡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不介入经营，通常是人一走，茶就凉。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

这就是公益+农户。“我不能给人留下一张菜谱就走人，得和村民一起把这一道道的菜给做出来，并且还得建立能持续做出好菜的班子和机制。”

在廖晓义和大坪村村民所尝试的“公益+农户”的管理模式里，公益组织和农户共同管理和经营。公益组织以其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而引入资金和市场，占51%的股份成为经营主体，其中3%返还给农民建立农户公益基金，让农户成为实际的利益主体，其余全部用于建立公益基金，以支持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公益组织作为孵化器帮扶农户，当农户有能力担当经营主体的时候，实现角色转换，农户既是利益主体又是经营主体，公益组织则作为辅助和监管的角色继续参与经营，在帮助乡村经济的同时，发展自身的公益经济。

“这个时候的公益组织，就具有了非营利公司的性质，或者说具备了广义的社会企业的性质，而社会企业不同于营利企业，就在于改变了资本那种只追求盈利和无节制追求盈利的本性。”

廖晓义说的这种社会企业，实际上就是社会学上所讲的非营利公司，也叫第三部门经济。在第三部门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其GDP能占到全国的2%，非营利公司是以营利为手段，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公司最终盈利，除去正常开支外，都要返还给社会。这种公司CEO的待遇可以很高，但是不享受分红。

第三部门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和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政府和市场所忽视或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如今，世界上非营利公司的管理模式已经日趋市场化，以营利组织的筹资方式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努力以企业效率+非营利精神去实现社会公益目标，这就是廖晓义乐和家园最终的理想追求。

“以后这样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发达，那就是人类新的希望。”廖晓义说。

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城乡统筹，以乡村经济为主导的城乡统筹，以乡土文化为灵魂的城乡统筹，以乡村环境为前提的城乡统筹，是廖晓义扎根于大坪村正在酝酿的理想。她从未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单纯救灾的志愿者，而是希望通过救灾的契机，为中国农村发展趟出一条可以借鉴的路。

“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让农民实现真正的自主。”

“地震以后，为什么有人拿出几千万想捐助学校都难，却少有资金青睐乡村？就是因为乡村缺乏接纳资金的机制与信誉。”所以，她希望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并拿出一笔资金来扶持专门做孵化器的非营利公司。

“农民是这个民族的脊梁，5000年中华文明的砖石。”在廖晓义的心中，怀着很强的乡土情结。

用“公益+农户”的形式进行乡村建设，其目的在于改善和提高农人的能力，使其不至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瓦解。这条自主之路，将通过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分户生产、多元经营的手段来实现。

她的这些想法，与成都正在进行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路径，是正好相反的。城乡一体化，实质上是乡村向城市看齐的一体化，城乡统筹，实质上是以城统乡。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国家既定的农村政策。而廖晓义却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整个世界正向城市文明奔跑的时候，她却认为人类应该回归乡土。

“我认为中国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要搞乡村建设，要乡村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地方，让乡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不失业的地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城邦文明和商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是消耗世界资源的文明，中国的环境无法承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统筹也要多元化，城乡统筹不等于把乡村城市化。现在有地面高速公路解决物流的问题，有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信息流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走城市这种空间集约的老路？”讲上面这番话的时候，廖晓义的眼中两次闪过晶莹的泪光。

这条新路的基石正在铺就。地球村申请的壹基金乐和书院项目得到批准，这意味着大坪山带动有机农场的教育产业将有第一个硬件载体；而一位准备启动生态餐饮连锁的老板，已经将乐和家园锁定为上游供应商了。
“这个老板的经营规模，至少需要100个大坪村。”廖晓义对她乐和家园的未来充满信心。

事实上，检验乐和家园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志很简单，就是看项目本身能够何时实现收支平衡，摆脱社会资金供血，最终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廖晓义将这一时间点，定在了明年的5月12号。

“待到春风吹过了田野，我们的船队就要启航。” 这是这些日子廖晓义最喜欢哼的一首歌。至于这只承载着她和同伴们梦想的方舟，是否可以航行到她认为并不乌有的彼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一个世纪后的新乡村建设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16个被大坪村村民绣在手绢上和挂在村头的汉字，是大坪村失传已久、又被乐和家园重新拾起的乡约。

“以后通过乐和书院，要逐步将一些国学的东西授予村民。”在廖晓义乐和家园的蓝图中，盖房与生计，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她的最终理想，是将大坪村变成如这16字所说一般的桃花源。这已经超越了发展乡村经济的范畴，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面：乡村的全面建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包含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

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乡村发展之路，带来了深远影响。据河北省的材料统计，由于晏阳初平教会当年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廖晓义在大坪村的乐和家园，也包括了人居、生计、伦理、养生、治理、环保六个方面，从本质上说，她跟80多年前老一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在某些层面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更换了另外一种表达系统。

“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觉得跟当时的乡建运动有什么异同吗？”

“我现在是天地人和，百祥并集。”廖晓义说到这儿的时候，咯咯地笑出声来，“那个时候天时不好，梁漱溟先生本来做得很好，只不过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了。梁先生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我依靠的是那些上半截可能已经成为小资，下半截还没有割断小农脐带和乡土情结的一个更大的人群。”

然而，如果非要将乐和家园与当时的乡建运动作比较的话，廖晓义其实并不比梁漱溟他们具备更多的优势。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认为，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让政府接受这套东西？二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梁漱溟与当地的乡绅、本土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就可以做事，自主权很大。当时没有乡镇一级政权的存在，除此之外，如今也没有“乡绅这个阶层”。

“现在可以借鉴很多二三十年代那些老先生们的东西，但肯定还是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郭虹说。

地球人都来观摩的地方

正在建设中的乐和家园，困难重重。但即便是将来乐和家园的项目完全成功，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呢？对整个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这是许多人置疑廖晓义的地方。

四川省社科院的郭虹表示，乐和家园的模式几无复制的可能，硬件软件都无法复制：“硬件是钱，通济镇政府支持廖晓义是因为乐和家园给了钱，有多少NGO能像地球村一样拿来这么多钱呢？软件是人，是廖晓义团队的执行能力。此外还有一点，成都是城乡统筹实验区，廖晓义可以与生态协会一起来操作土地流转，别的地区就不可以。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如果通济镇换了镇长，不允许你廖晓义继续搞下去了，那怎么办？”

郭虹的担心在乐和家园的捐助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在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选国表示，如果有其他NGO仍旧按照廖晓义这一模式申请红会的项目，红会要慎重考虑，因为“在绿色家园建设方面，在职业理想与执行能力方面能跟廖晓义团队一样的，目前还没有。”

对于这样的疑问，廖晓义有着自己的解释：“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我也知道。我就当这是在跟村民做一个社会实验，这总比成天坐在家里拍脑袋要好。这个社会实验，能不能复制是第二步的问题，第一步是能不能做出来。因为事情总要有人做的，不能说它不能普及到全世界就没有意义。我们长期形成了一个共识，好像不能普及的就没有意义，其实这个尝试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廖晓义顿了顿，继续说道，“第二，我恰恰认为它是有复制意义的。比如说‘统集分多’的经营模式和‘公益+农户’的管理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借鉴。这个模式并不是主要依靠资金来解决问题，而是靠优化改良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管理模式来解决问题。现在乐和家园项目最大的改革成果就是公益团队的组织模型，三会连席，理事会负责决策，执委会负责运行，监事会负责监督。这种组织模式是可以推荐到其他乡村的。”

除了是否可以复制，人们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乐和家园的转换机制。

郭虹说：“廖晓义今后不可能一直呆在大坪村，她走了以后，乐和家园又该怎么办呢？”

“地球村和大坪村已经签了15年的合作协议。15年，我们联手这一场社会实验。”廖晓义说到这里的时候，很是坚定，“这期间肯定会有一个机制，一个队伍会成长起来，那将是一个没有廖晓义的大坪山，就像没有廖晓义地球村一样，可以独立运行。我的退出，将取决于这个队伍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宏观愿景+体制安排，廖晓义早已经给乐和家园这个乌有之乡，系上了飞向天国的翅膀。

15年的一场社会实验，也就是到2024年，那时的大坪村会变成什么样呢？

“是个地球人都要来观摩的地方。”

说这话的时候，已过12点，此刻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在大坪村深夜冰冷的农房里，廖晓义将衣服后面的帽子罩着脑袋，双脚泡在红色的脸盆中，用带着重庆口味的四川方言咯咯地说：“我最幸福的就是每天晚上烫一次脚，然后想一想床上有个电褥子在等着我，幸福死了。”

廖晓义，前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创办人，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项目“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负责人。她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获得者，她还是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 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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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百余家NGO仍在灾区参与重建

近日从5·12民间救助中心处获知，包括各类基金会在内，目前活跃在四川与陇南灾区的NGO组织仍有100余家。从该中心提供的《社会组织灾后重建平面图》上可以看到，这些NGO几乎遍及地震灾区的所有区域。按照各地受灾程度的轻重，又以都江堰、彭州、绵竹、什邡、汶川、茂县等地最为集中。
记者看到，仅四川省彭州市一地，就聚集了“北京地球村”、“野草文化”、“根与芽”、“多背一公斤”等23家NGO。这些NGO的工作包括房屋重建、社区建设、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心理援助、医疗健康、老人帮扶等，几乎囊括了灾后重建的所有领域。记者了解到，灾区的NGO已经开展了包括粪尿分集生态卫生旱厕、水质监测、产业养殖等多个项目。此外，5·12民间救助中心、NPI、NGO备灾中心等多个机构也还为灾区的部分NGO提供了资金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孵化支持。

地震以前，成都地区进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统筹城乡，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以此解决因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在土地统筹方面，通过诸如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等一系列手段，使农民手中的耕地、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等闲置资源，集中流转，最终变为可以交易增殖的资本，从而通过制度创新，在保证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增量发展。

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为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完成以上动作，需要在政策制度层面，做出一揽子的创新。毫无疑问的是，成都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例如，在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同时，还要顾及到国家关于18亿亩耕地的最终底线，保证粮食安全。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宅基地还耕、拆院并院等手段，将农民迁入3层以上的安置房，腾余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既可在本村镇范围内成为产业发展用地，也可以在整个成都范围内成为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一方面解决了住房重建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城镇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

再如，由于《物权法》中规定宅基地及其以上农房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为了突破这一法律约束，当地成立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出面，对农户的宅基地、住房进行担保，以此避免农户与金融机构的直接接触，从而实现宅基地及农房成为贷款资本的目的，开拓了农房重建的资金来源。

“5·12”地震以后，成都地区的城乡统筹试验，并没有因为地震戛然而止。相反，为了解决重建资金来源的问题，地震反而加快了城乡统筹的步伐。一些原本犹犹豫豫的制度创新，也在保证重建资金的首要任务下，得以快速推进。这正在进行中的一切，看似不那么轰轰烈烈，但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影响，将比地震更加深刻更久远。地震产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显现。而重建中的种种创建，还在继续发生。对于这些，我们将报之以十二万分的关切，持续如昨。

都江堰统筹城乡工作局局长罗朝鹏告诉记者，当地农房重建平均每户需要15万元，按照平均建设面积110~120平方米计算，77000多户严重损毁与倒塌的农房完成重建需要100多个亿。

这钱从哪里来？这将是重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即便有中央拨款与援建资金，但这些钱对于都江堰而言，还是很难拿出来。所以我们想到运用城乡统筹改革的成果，变农村资源为重建资金。”罗朝鹏说。

目前，都江堰农村住房重建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农户自筹、政府补贴、金融支持。那么，城乡统筹改革的成果，是如何变成资金，又如何变成灾民农房上的一砖一瓦呢？

社会资金：旅游旺地的选择

都江堰紫坪铺镇沙湾村一组，组长孙远洪与12位联建投资者达成了一致协议：联建方每位出资5000元，总计6万元获得孙远洪180平方米宅基地40年的使用权。他们在宅基地上修建了一幢3层小楼，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仍归孙远洪所有，12位联建方每年每户将交给孙远洪800元的管理费。

对于联建方来说，40年出资55000元左右获得房屋使用权，再用32000元交与孙远洪管护房屋，不到90000元，就可以坐拥40年山水，享用自己的乡间别墅，而对于孙远洪，则解决了住房重建的资金问题。

青城山镇味江村十二组，村民引进北京昊海立德科技有限公司，对该组零星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土地流转后用于建设农民集中安置区和生态旅游度假项目。项目按照人均住房面积不低于35平方米的标准安置农户，农民集中居住后可节余20余亩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项目开发。在解决农民住房重建资金的同时，也使当地旅游产业得到升级，并满足了资金方的投资需求。

可以说，引入社会资金参与灾后住房重建，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双挂钩：让宅基地变资金

在向峨乡，一栋栋崭新的安置房早已拔地而起。东林村五组杨雪连一家，已经住进了三室一厅105平方米的新房。

“我们是1月15号搬进来的，现在还不怎么习惯。”楼房生活，对于长期居住在农村的杨雪连来说，尚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与杨雪连一样，向峨全乡16个永久性安置点的11699人，在春节前后，都可以不花一分钱住上这样的房子。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各户将宅基地流转给村集体。

以向峨乡棋盘村为例，该村村民拥有宅基地300余亩，村民集中安置后，减去安置点与配套设施占地后，将整理、节约140余亩集体建设用地，这些指标流转给村集体，然后平移到挂钩城镇建设区后，通过城镇建设区建设用地开发，其出让所得资金便成了棋盘村住房重建资金的来源，这便是俗称“双挂钩”的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据向峨乡副乡长李俊介绍，全乡3686户中有95%分到了免费的统规统建住房。

“按指标15万元/亩计算，向峨全乡整治土地不到3000亩，可筹集3亿~4亿元资金，国家补助6000万元，向峨乡安置房全部建成要50万平方米，需要7亿元左右的资金，剩下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成都市国土整治中心土地指标升值的部分，而其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资金，则来自上海援建方。”李俊说。

通过双挂钩政策筹集住房重建资金的，不止向峨乡一家。天马镇部分村组采取的也是类似模式，只不过由于该镇主要修建“川西林盘”式的二层小楼，所以双挂钩指标款尚不足以支撑住房重建，村民还需自己筹措一部分资金。

该镇向荣村一组王建告诉记者：“我用的是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包工包料清水房建下来要13万~14万元。”那么修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王建扳着指头算到，国家每户补偿1.9万元，利用双挂钩政策，统规自建户开垦的宅基地和林盘地凡达到人均131平方米的，可享受11200元/人的重建资金补贴，银行贷款6万元，再加上4万元个人存款，房子就可基本盖好。

“目前全镇12个村1个社区，已经有8个村34个点按照向荣村模式重建，还有两个村4个点正在申请中。”天马镇镇长吴晓冬告诉记者。

据统计，天马镇通过增加挂钩将节约用地指标1372亩，初步测算可获得20580万元土地收益。

“如果不用这种模式，起码要多占用2000多亩土地。”吴晓冬说。

复制：都江堰经验可否借鉴？

都江堰市运用城乡统筹成果，在自然资源禀赋优异的地区，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联建，而在地处偏远社会投资无法产生回报的乡镇，又利用双挂钩政策，获得农房重建资金，这种探索，有效破解了重建资金瓶颈，实现了资源变资本、“死钱”变“活钱”，激活了农村的生产要素。

实际上，地震之前都江堰作为城乡统筹实验区，在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土地确权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震后，重建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并且很快将城乡统筹的成果运用到重建中去，正是得益于之前的铺垫。

罗朝鹏表示，地震让老百姓觉得产权改革的好处，参与城乡统筹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地震实际是加快了统筹改革，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都江堰需要把地震变成提升发展的机遇。

关于政府在重建中的角色，罗朝鹏解释说，政府只是搭建一个平台，至于选择以什么方式修建住房，还需要农民自己决定。

“关于联建，就像两个人在菜市场买菜，卖到什么价格，他们互相决定，政府只负责把菜市场建好，并保护好买菜者的利益而已，这完全是市场行为。”罗朝鹏说。

都江堰之所以能在灾后重建大量运用城乡统筹经验，首先得益于其优异的自然资源禀赋，这是让联建成为可能的前提。其次，是其土地整体价值高，所以当某些乡镇因为自然条件限制，无法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联建之时，政府就可以用15万元/亩的价格收购该地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从而解决重建资金问题。

然而，在指标还没有变成钱之前，谁来垫付是个问题。罗朝鹏告诉记者，都江堰双挂钩指标购买金是从市国土储备中心而来，国土储备中心通过已储备的国有土地向银行贷款，从而获得资金。

鉴于这种操作模式，使得无论是社会资金联建，还是运用双挂钩指标款进行重建，在复制上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受灾地自然资源一般，本身土地价格也不高，则这两种解决重建资金的途径，便都无法走通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临近都江堰市的大邑县，这种问题便普遍存在。

“大邑的土地储备中心可能没有储备像都江堰这么多优质的土地，所以也就贷不了那么多资金去垫付指标款。目前都江堰利用双挂钩政策进行住房灾后重建，实际上只有几个村，如果整个都江堰都这么做，那么这笔钱我们也拿不起。”罗朝鹏最后告诉记者。

青城后山泰安古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旅游担保贷款的尝试

青城山的担保
——青城后山商业担保贷款重建住房尝试

拒绝联建 他们选择商业贷款

都江堰市担保公司并不宽敞的大厅里，坐满了前来询问与办理担保贷款的民众。来自虹口乡深溪村一组的代富强，在柜台前咨询的时间格外长。因为他要办理的担保，与大多数人办理的最高6万元的政策性贷款并不相同。

“我是来问问商业贷款的事情。”代富强说。

地震以前，代富强家经营的农家乐，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前年曾有人想要来租住他的房子，开出了3间一年7万的价钱，但由于当时生意太好，所以被代富强拒绝，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选择联建的原因。

“要是联建了，谁的房子修在后面？谁的房子修在前面呢？自己修房，如果生意和往常一样，不出几年投资就能收回来了。我欢迎外面的人来投资，但如果说‘你一半，我一半’的方式，我绝对接受不了。”

今年，都江堰到虹口7米宽的公路在5月即将完工，这更让代富强看到了今后的希望：“目前为止，我们村没有一个人选择联建。如果没钱，可以打上几层的地基，先修第一层，以后有钱了再往上修。”

有代富强这样想法的，并不仅仅是深溪村的村民。其他震前农家乐红火的村庄，村民的想法基本与代富强一致。其中，最典型的是青城山镇的泰安村。

泰安村位于青城后山的核心景区，震前90%以上的村民经营农家乐，平均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使泰安村村民在重建方式上，大部分选择了原址自建，并希望建设“商住一体”的旅游接待经营性房屋。因此，国家政策性补贴的两万元重建款与6万元贴息贷款，根本无法满足重建要求。

以泰安村村长杨建康为例，他家中原有600平方米、20多间房屋，经营农家乐已15年有余，最近两年年收入在15万左右。如果选择原址重建600平方米三层楼高的农家乐，按照造价1500元/平方米计算，加上装修新房，盖下来要120万左右。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他选择申请了50万元的商业贷款，目前到账的已经有30多万元。

“选择联建是短期效益，选择贷款是长期效益。”杨建康说。在早已没有耕地的泰安村，选择继续从事农家乐是村民们的理性选择。

据杨建康介绍，目前在泰安村589户村民中，除去维修加固与部分联建的村民外，有300多户选择了商业贷款这种模式。

两种不同类型的贷款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运用灾后重建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推进全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意见》指出，在非城镇规划区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抵押贷款担保试点，区市县可成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加强与信用联社与其他商业银行的合作，及时开展担保贷款的试点工作。

去年8月，都江堰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成立。按照“农户申请，村组评议，担保公司审核，信用社和专业银行发放贷款”的程序，由担保公司对农户进行担保，农户以确权的宅基地使用权、房屋（含将要建成的房屋）产权，对担保公司进行反担保，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农村原址重建、统规自建的农户，可提供额度最高6万元、最长期限8年的贷款，政府予以3年贴息。

这种政策性贷款，解决了一般农户重建住房的资金缺口，但是对于像泰安村这样需要大规模修建农家乐的农户来说，贷款额度明显不够。

都江堰城市信用社信贷部经理邓家伟介绍，商业贷款是为了解决产业发展，政策性贷款为了解决住房安置，一般说来，每平方米住房可以贷款1000元。而这两种贷款不能同时使用，因为那样就违反了《合同法》中同一抵押物不能重复抵押的规定。

青城山镇城建办副主任罗浩告诉记者，领取商业贷款的程序是：村民将房屋施工图纸交有关部门审批通过后，领取重建许可证，村民凭借重建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以及个人相关证件到担保公司提出申请，担保公司派专人入户调查，给出担保数额意见，然后向城市信用社开具担保函，申请人到房管局备案后，农村信用社依据农房建设进度，将贷款分批次打入村民账户。

申请人要首先向担保公司抵押土地使用权证，待房屋主体工程竣工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后，再将房产证抵押给担保公司，直到贷款还清后再领回证件。

旅游业恢复是如期还款的保证

村民向担保公司申请，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这三方行为达成一致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种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在支撑，即相信当地旅游业在几年之内一定能恢复到震前水平，申请人有能力依靠持续的盈利来还清贷款。也就是说，青城山是他们最终的担保。

有村民却对此表示担心：“贷款就像是打赌，打赌青城山今后的旅游可以恢复。”

记者从青城山重建办获悉，青城山震后损毁的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便可恢复。而2010年5月实现通车的城灌快铁，将会像一条大动脉，将来自成都由游客组成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被地震损毁的青城山中。
“这里山体基本未受损坏，气候条件也还在，相信当地旅游一定可以恢复。”镇城建办主任罗浩说。

但也有村民表示，游客心理恢复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未来旅游业不恢复，那么贷款利息对我们来说又将是一场大的余震。”

据了解，商业贷款与政策性贷款不同，不能享受前三年贴息的优惠政策，其3年贷款利率为0.442%，5年贷款利率为0.48%。

泰安村村长杨建康为记者算了一笔账，50万元的贷款，担保利率为0.02%，一年担保费是1万元。5年贷款银行月利率为0.48%，这样下来，一年担保费加银行利息需要4万元，5年需要多还20万元。

“老百姓担心贷不到款，贷到款又担心还不清。”杨建康说。

如果当地旅游业无法恢复，届时村民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就此，都江堰市统筹城乡建设局局长罗朝鹏说，5年以后农民无法还清贷款，按照法律，届时担保公司会首先将贷款还给信用社，然后再将贷款人的土地使用权证与房产证拍卖、流转。

“包括6万元的住房贷款也是如此，如果还不清就要拍卖，政府再给他们修建廉租房居住。”罗朝鹏说。

都江堰城市信用社信贷部经理邓家伟进一步解释说，5年以后有还款意愿但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可以将盖好后的房子抵押给银行，由担保贷款转为抵押贷款，这样可以延长贷款年限。至于如何转换，还要看到时候的具体政策。

“由担保贷款转为抵押贷款是可行的，因为抵押的房屋产权证不是农房，而是旅游发展用房。下面的土地不是宅基地，而是集体建设用地。”罗朝鹏表示。

比政策性贷款在法律上更少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7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84条都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如果由担保公司出面担保，那么金融机构就没有和农村产权直接发生关系。这样就对相关法律中的条款做了规避。”罗朝鹏解释说。

我国《物权法》规定，农民可以将建筑物或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进行抵押，但又规定宅基地不可以抵押，这就造成了“房走地不走”的矛盾，导致实践中无法操作。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的成立，将过去不能用于抵押担保融资的宅基地、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生产生活要素一一盘活。

但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吴建瓴认为，担保公司制度目前还不大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农民将宅基地抵押给担保公司，如果无法偿还贷款，担保公司难道就将宅基地拍卖？这不就是绕了一个圈子把宅基地流转了么。重庆的‘股田制’，就是这样被叫停的。成都之所以能成为试点，因为灾区第一要务是解决资金问题。”

四川九益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也表示，如果宅基地届时需要抵押，那么农民真正失去宅基地与房屋怎么办？以现有的法律来说，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由于担保公司本身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所以由其没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和农房，或将房屋与土地拍卖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便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产生了冲突。

“如果要拍卖，也并不是所有的地都有人要的，统规统建的房子还好卖，因为有中心村，但是统规自建的房子有没有市场需求很难讲。”吴建瓴说。

吴建瓴表示，如果是商业贷款，未来担保公司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进行拍卖，在法律上和市场上，反而没有任何障碍。

“因为它下面的土地是集体建设用地，在现在的制度框架下是可以合法流转的。此外，既然可以进行动辄几十万的商业贷款，那就说明资源非常好，即使还不起贷款，也有人愿意接手。”吴建瓴说。

从这一点上看，将来在完成土地确权并且建立了担保公司的其他地区，如果当地资源禀赋不错，这种商业贷款模式，在复制上反而少了法律的障碍。

向峨乡东林村已经入住的灾民安置房，今后这样的房子是否可以买卖？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联建房破解“小产权”
安置房仍待法律突围
——都江堰灾后重建农村住房及用地产权问题剖析

2008年12月22日上午，都江堰市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大观镇茶坪村4组村民王正良和联建户成都市民邓小林，拿到了各自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这标志着我国首个联建房获得土地证，从而具备了上市交易的资格。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如果按照该法规定，那么联建就无法进行。

既然联建房拥有了土地证与产权证，并且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那么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产权”有何不同？它是如何突破相关法律限制实现流通的呢？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复制呢？此外，未来灾区农村大量修建的灾民安置房，又是否具备上市交易的资格呢？

可以说，都江堰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是成都地区正在进行的城乡统筹实验的核心问题。都江堰市的这些经验，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着的土地流转尝试，对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具有方向标的意义。

就此，记者在都江堰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联建房与小产权房有本质区别

都江堰灾后重建的最大瓶颈是重建资金问题，除了援建资金与政府给予城乡居民的户均补助外，住房重建资金还远远不够。因此，引入社会资金联建，解决灾后住房重建的资金问题，成为当地工作的主要思路。
去年8月都江堰市政府下达的《关于扶持居民安居置业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在整个成都地区，联建还包括彭州、崇州、大邑和邛崃等地。

《意见》指出，到2009年12月31日前，城镇规划区以外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引进社会资金（企业或个人）实施统规自建安置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并将原受灾毁损房屋宅基地还耕，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经验收后，可在项目区范围内按规划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式取得，用于旅游、服务、商业和工业等项目。社会投资者与农户联建，房管部门办理分割农村房屋产权或办理房屋共有产权。

通过联建，农户解决了重建资金问题，联建方得以投资，地方旅游产业得到发展。那么联建房与通常所说的小产权房，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联建房就可以上市交易而小产权房就不可以呢？

就此，都江堰市统筹城乡工作局局长罗朝鹏对记者表示，二者最本质的不同，在于联建房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房屋性质为非住宅, 是用于旅游等产业发展的。而小产权房的建设用地是宅基地甚至是耕地，即便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的房屋，但其性质是住宅，而非产业房。此外，在规划上，灾后农村联建住房是通过规划审批后进行修建的，而小产权房是非规划的建筑。

“因此，灾后农村联建住房是可以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的，投资者的利益能得到保证，而小产权房是无法完善产权手续的，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罗朝鹏说。

通过区别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实现法律突破

那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造的联建房，是如何在法律上实现无障碍的流转呢？

在都江堰发放给农户与联建方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上，记者看到，农户证书上载明土地用途为“宅基地”，取得方式为“划拨”；联建方证书上载明土地用途为“住宿餐饮用地”，取得方式为“出让”。

《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给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这就表明，法律并没有禁止集体建设用地的出让、转让。”罗朝鹏说。

罗朝鹏解释，现有土地登记办法把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已经区分开。在使用权上，前者可以出让给除房地产之外的个人或企业从事旅游等服务业开发，后者不能出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或企业。

所以，都江堰首个联建房颁证后，之所以可以实现上市交易，是因为那是集体建设用地上的产业房，而非宅基地上的农房。

“哪怕联建房实际用途是居住，但只要在土地证上标明土地用途为‘住宿餐饮用地’，从法律上讲，它就是可以买卖的。”罗朝鹏解释说。

那么，在法律上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区分为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是否有依据呢？

四川九益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认为，考虑现有农村的状况，宅基地划拨之后，农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房了。但是集体建设用地，还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广义上讲，宅基地也是集体建设用地的范围，但是从狭义的使用用途上讲，将二者分开，还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建设用地与宅基地是一个套起来的概念，宅基地是建设用地的一部分。一般意义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流转，如乡镇企业用地、公益事业用地、村委会的活动室等，但是宅基地不可以。那么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建设用地，然后再去流转，这样流转就具备了合法性。” 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吴建瓴说。

通过区别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联建房借壳上市，便获得了与国有土地商品房一样的交易地位。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土地指标的占补平衡不能跨省，通常只能在一个市的范围内进行挂钩。村集体通过将地震受损房屋的宅基地复耕，置换出的宅基地指标被村集体组织转化为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然后村集体再将一部分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下发给村民，变为面积缩减后的宅基地。余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搞开发联建，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这样联建房就具备了合法的身份。

那么这样的操作，在法律上是否说的过去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只要是农民自愿，而且没占耕地，并且产生了一个多赢的结局，那么就可以操作。十七届三中全会实际将集体建设用地的口子放开了，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流转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同证同权。

“盘活这块市场说不定是好事情，那样建设用地就会降价。”党国英说。

李建律师也表示，目前成都城乡统筹实验上的一些政策规定，现行法律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既然是搞试点，政策范围允许，那就应该尝试，如果成功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可以再考虑修改相关法律，以便在法律上给以相应的地位。

安置房尚无法参照联建房买卖

既然联建房获得了上市交易的地位，那么地震以后，成都地区农村修建的大量灾民安置房，是否可以一样实现上市交易呢？

都江堰市统筹城乡工作局局长罗朝鹏明确表示，在都江堰范围内，农村灾后重建的安置房是不可以买卖的，因为房子还是建立在宅基地之上。

“农民宅基地上修建的住房，目前还无法转卖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这是《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宅基地的约束。”罗朝鹏说。

成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集体土地上集中修建和登记的“新居工程”、“新型社区”房屋，其登记的权利主体仅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民。

我国法律规定，“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进行抵押、转让、出租，但与“出让”性质的土地使用权相比，国家对划拨土地进入二三级市场有较严格的限制，而且禁止利用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活动。也就是说，相比“出让”性质的联建房，“划拨”性质的安置房，如果流转，将无法绕过法律上的重重约束。

早在2007年7月，当时备受关注的北京宋庄土地纠纷一案，通州法院判决城市居民李玉兰和村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据便是城市居民依法不得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

因此，都江堰农村灾后重建的大量安置房，虽然农民合法拥有土地证与产权证，但是对于城市购买者，这种房屋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还是属于“小产权”的范畴。

“现阶段哪些人可以使用宅基地，法律规定比较明确，以现有法律框架内，安置房买卖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将是以后改革的创新点，突破口。” 李建律师说。

按照成都城乡统筹一体化的设计，将农村资源变为资本，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最终实现流转，是改革的最终方向。在采访过程中，都江堰各级政府官员，对此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

“我们是想突破，但是目前还突破不了。” 罗朝鹏表示。

罗朝鹏认为，突破需要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做文章。例如，既然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如果可以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之间进行交易，那么可以让买房者通过某种方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只要经过2/3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批准，外人就可以加入。

“这样就规避了不准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购买宅基地住房的法律。”罗朝鹏说。

成都大学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建瓴也认为，宅基地最终实现合法流转是合情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是一个歧视性的法律，基于各地现实，只有让宅基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流转，农村的资源才可能向资本转化，这对于地方和农民来说，都是好事。

吴建瓴给出的方案是，集体经济组织在整理土地的过程中，可以将还耕的宅基地全部收为集体建设用地，下发的时候也按照集体建设用地下发，这样同样可以达到规避法律的效果。

“这实质是将联建房的方法用到安置房中了。”吴建瓴说。

宅基地流转近期尚无可能

有学者认为，从表面看，联建是都江堰市政府为了解决农民灾后住房重建的资金来源而提倡的方法，然而，从更深层意义讲，其实质是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出让、抵押的探索，都江堰将成为关注农村宅基地流转方向的重要窗口。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土地制度约束下，国家长期封闭农地交易市场，只有国有土地才能进人市场，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之后方能进人。城乡土地及房屋产权价格相差极大，其中最大的差异，是能不能上市交易。不办理统一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城市地价转让收入，如果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实现无障碍流转，那么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将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罗朝鹏表示，城乡统筹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土地产权、城乡管理体制与人口户籍等多方面，这其中最核心的是实现城乡产权统筹，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同权是根本。目前农村宅基地与其上房屋无法上市交易，实现同权以后，才可以让农村的资源真正变为资本。

成都地区正在实验的城乡土地指标双挂钩政策，便是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一种尝试。该政策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城市化占地问题而又无法突破现有法律做出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政策给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开了一个窗口，让农村的土地资源也有机会变为资本，体现价值。

吴建瓴说，目前我国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实际上抬高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格，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地价肯定要逐渐升值，正是有了18亿亩红线的约束，才可能通过城乡用地增加挂钩政策，将城市化收益间接传递给边远的农村分享。

而将集体建设用地与其上联建房赋予上市交易地位，并进一步探索宅基地与其上农房的合法流转，将会使农民直接分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成果，因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土地性质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格局，也将就此打破，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分享更多利益。

然而无论是联建房也好，安置房也罢，在地方政府财政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的今天，尚不具备实现全国流转的条件。

“这个口子只能开在四川灾区，而不可能在全国放开。分税制改革以来，50%以上的税收都收归中央，如果将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流转放开，国家单土地出让金一项，会损失多少？各地政府财政将损失多少？据我了解，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土地收入都超过财政收入的50%以上。这样的比例，就决定了复制的范围。”吴建瓴最后说到。

除夕汶川萝卜寨

大年初一晚上，万家欢聚。从成都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向下俯视，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胜景：飞机越过长江、黄河，飞过西南、华北，但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能看见一盏盏烟花从每个城市、乡镇、村落升起，这个时候从飞机上鸟瞰，整个中国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而你乘坐的飞机变成了超级巨星，只要它飞过的地方，就会有无数的闪光灯向它闪耀。

让人震撼的是，从成都飞往北京将近2000公里，这一路的焰火连绵不绝。你会惊诧，在这同一时刻，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做着同一件事情。这个能同时指挥亿万人的指挥家，叫做中国。是中国人，就要过春节，过春节，就要放烟花。这沦肌浃髓的传统，是中国人染色体上特有的DNA片段，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因，正是这些特有的基因，将我们13万万中国人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2008年，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最惊天动地的一件，莫过于发生在四川的5.12大地震。地震以后，全国各地的人，在不同地点，同一时间，也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是大灾，唤起了所有中国人染色体中共有的基因，是大灾，带来了大悲，大悲换来了大爱。这大悲，永远定格在了5.12那一刻的灾难史上；而大爱，却像今晚这除夕夜的焰火，每年都会绚丽绽放。

新映秀新印象

时间：腊月二十九15：00

地点：成都前往汶川路上

腊月二十九，成都茶店子汽车站所有到汶、理、茂方向的客车，都已停运。只有几辆挂着“川U”牌子的小面包车，还在客运站外面趴活。

“汶川茂县，100元一位。”

“能不能便宜点？”

“马上过年了，都是这个价。”

面包车凑齐了7个人，便颠簸着上路了。在成灌高速两旁“深化统筹城乡改革，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标语的欢送下，面包车直奔映秀而去。和7月份相比，都江堰前往映秀的道路上，已经少了弥漫的黄土，只有路旁扭曲的防护栏，还在不时提醒你他们遭受过8级地震的蹂躏。望江村前被地震震断了的紫坪铺大桥，已被完全修复，白色的身姿挺拔地屹立在绿色的岷江水中，傲视斑黄的群峦。

汽车驶入映秀，老远就看见“5.12”三个红色大字镌刻在映秀镇入口的那块巨石上，那红色仿佛是映秀镇逝去生命的鲜血，提醒过往者永记2008年5月12日下午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在两层楼高的巨石前，一些川A车牌的小轿车早已停下，女孩们走下车来，双手正摆出V的姿势冲着男人的相机傻笑。

巨石的背后，是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板房区。7月份的时候，这里还是挖土机与烂泥路的天下，那时板房厕所散发的恶臭让人闻之生畏。而如今，一条柏油路横穿东西，两旁还种植着鲜绿的植物。

映秀镇中心，那些作为地震遗址的坍塌建筑被刻意保留着，最显眼的莫过于映秀中学那被一错为二的楼房。而地震以后就被划成的警戒区域的禁地，现在依然禁止出入。

汽车甩过映秀镇，开始向县城方向驶去，隧道与碎石明显多了起来。据司机介绍，从都江堰到汶川县城，沿途要经过12座隧道，最长的一座隧道超过两公里。正说话间，看到对面一辆小车止住不前，车头开外是满地的碎石。小车司机正向上观望着是否有还碎石掉下，我们的司机大声喊道：“赶紧走，冲快点！”

小车一溜烟的跑了，只剩下旁边一分为二的大桥，一头扎在水中，仍被岷江不住的拍打嘲弄。身后映秀湾水电站上挂着的横幅格外耀眼：“武警水电部队建设一方，造福一方，繁荣一方，稳定一方。”

公路的左边，是激荡不息的岷江水，在江对岸，依稀可以看到被大山吞噬的路基与树木。“那是都江堰到汶川的老路，这条老路是免费的，我们现在走的是新路，像我这样的9座面包车，去一趟都江堰要收25元。”司机的话让我震惊。如果不是全车人的确认，我根本不敢相信对面土黄色的山石下，曾经有一条公路存在过。

“当时很多的客车货车为了省钱会选择走老路而不是新路。”司机继续说道。可以想象，在5.12日下午两点的那一刻，这100多公里的老路上，有多少辆车永远沉睡在这大山之下了。如果每1公里有一辆车，那么150公里就有150辆车，如果每辆车上有2个人，那么将近300条生命在那一刻湮灭，这还不包括道路两旁那些被山石掩盖的农户。

援助一场花灯展

时间：腊月二十九19：00

地点：汶川县政府对面空地

 花灯展上羌族女孩跟当地武警官兵在合影，背后举着相机的是川台的摄影

晚上6点半，面包车终于驶入了汶川县城。节前的县城被昏黄的路灯映衬的空空荡荡，只有超市前那些忙着置办年货的人们，还在用身影点缀着孤单的街灯。5.12汶川大地震，这“汶川”二字，更多应指代周边山上那些村镇，而不是汶川县城本身。因为乍一看去，县城街道整齐，楼房林立，跟南方任何一座小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那些仍旧黑着灯的楼房，提醒你这里也是重灾区之一。

在旅店放下行囊，便直奔县政府而去。今晚7点，山西太原一家公司援助的一场灯会将在那里举办。路上，三三两两的人群，浸泡在街口真维斯专卖店的音乐里，正向县政府的方向聚拢。

县政府门口前的空地上，早已是人声鼎沸。灯会入口处，剪彩人剪刀落下的同时，几挂鞭炮同时燃起，人群混着噼里啪啦的声响，潮水般涌入灯会。

“中华盛世、老北京、大观园、七品芝麻官，”一个个主题的花灯，透出浓郁的北方色彩，给这个冷清的西南小城浓墨重彩地涂上了几抹年味。小孩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男孩子挽着女孩子的手，在人潮中穿梭往来。

“同舟共济这个主题的花灯，是我们专门为抗震救灾制作的。”灯会捐助方山西煤海之光总裁高福喜说。

何静，这个在重庆做小学老师的女孩，正在跟弟弟和男友一起观看花灯，地震以后她是第一次回到汶川的家。

“我家的房子就在县政府的旁边，房子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只是我们家附近的档案馆被震坏，因为彼此距离太近，所以我们家有可能也要拆迁，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来汶川县城，在路上，我经常看见有举着橙色与绿色旗子的观测员，提醒路人前方有无滑坡，这挺让我感动的。”何静的男友说。

他们再三盛情邀请我去他们家中过年，最终还是被我婉拒了。彼此告辞后，已近9点，县城东街上行人逐渐稀少，一家仍旧开着的杂货店的电视里，飘来的羌歌逸满街道，白色的华灯让这夜色更显凄凉，看灯的人们逐渐散去，三三两两，形单影只。

是能住20年？还是危房？

时间：腊月二十九21：00

地点：红军桥旅馆

直到现在，我还空着肚子，觅食，现在成了首要任务。“红军桥旅馆”的窗户上，贴着“面条”的大字吸引了我。

“还有吃的么？”

“没得了。”老板回答。

见我不愿离去，正在炉子旁烤火的老板一招手说到：“过来耍一下子嘛。”我便一屁股坐了过去。

不大的店面，前面是小吃铺，后面六七间房用来做旅馆。刚刚打烊，一家三口正围在一起闲摆龙门阵，小儿子坐在父亲身旁，手指头不停的在手机键盘上移动，玩着游戏的双眸瞅也不瞅我一眼。

“旺季的时候我们一家每月有万元以上的收入。”谈起他的生意，老李显得有些得意。但是话题一转，得意又变成了失意：“我这房子是老辈遗留下来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现在大儿子读中学，小儿子读小学，一家四口全指着这生意过活。可是我们的房子在规划区内，以后可能要建红军博物馆，那样就要拆迁，如果搬到一环以外，生计就没了。”

“你看看，这房子根本没问题。地震以后广东方面的专家也说，‘你们的房子住20年没有问题。’但就是因为在规划区内，当地政府就把我们的房子划成了危房。”老李对此很无奈。

 “你除夕在哪里过？来我这里吧？”刚聊不过几句，老李便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再说吧。”我起身告辞，此时已近10点了，赶紧找东西填饱肚子，是为我的第一要务。

物价贵了 羊肉串小了

时间：腊月二十九22：00

地点：德惠超市对面

告别了红军桥旅馆，开始往校场街自己的住处走去。归途中，德惠超市对面几个烧烤小摊冒出的缕缕薄烟，提醒我终于可以填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了。

经营烧烤摊的高家兄妹，哥哥在茂县县政府工作，妹妹在广元一家师范学校学习幼教。已近年关，很多从山上下来置办年货的山民，都要经过他们的烧烤摊，因此这几天的生意也就格外的好。

“一天能卖上个七八百吧。”妹妹笑着说。这本是她妈妈经营的摊位，而今成了她寒假勤工俭学的兼职场。

寒风中接过兄妹递过来的肉串，却比北京的小了一号，而价格却贵了一倍，要两元一串。

“肉串这么小为什么还这么贵呢？”我问道。

“还不是地震以后羊肉涨价了么，除了羊肉，这里烤的鸡肉、香肠、鹌鹑蛋、蔬菜，统统都涨价了，所以我们的烤串也不得不涨价，地震以前我们的羊肉串只卖一块钱。”哥哥解释到。

对物价上涨的抱怨，实际在刚才的红军桥旅馆我就已已听到，那是除了房屋拆迁以外，让老李烦恼的另一件事情：“原来5毛钱一斤的白菜，现在涨成了1块；5毛一块的蜂窝煤，如今也涨成了1块；还有，8元一斤的猪肉涨成了12块。我们这里吃饭的多是本地人，所以在菜价上我们不敢涨的太多，差一块钱，客人就不来了。”

工作量增加了 工资不变

时间：大年三十10：00

地点：凤州路

汶川的天气不似成都，只要有太阳出来，冬日里甚至可以穿衬衫上街，今天便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沿着岷江北侧向凤州路走去，岷江看似静水流深，实则却暗藏汹涌。昨晚肉串摊上的小高告诉我，如果不是当地对水性特别熟悉的人，掉进江里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了。

此时，老杨正站在自家门前，用一把破旧的钳子，将有线电视信号线外层的绝缘体拨开：“地震以后有线电视就坏了，现在要赶紧修好，否则就看不到春晚了。”

前面，凤州路的丁字路口，汶川县公安局面前的商铺里，出卖日用百货、烟花爆竹、年货食品的各色门市一应俱全，家电门市的喇叭里正在喧嚣地播放着“高原的灵魂，”这小小县城的一隅，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逸巴适。

此时清洁工王大姐正一如既往地打扫着街道，她要到中午12点才能下班，然后会有另一个工友过来接替她，一直干到晚上7点。他们每月只能挣到500元钱，即便是在当地，这种收入水平也是偏低的。地震以后，县城街道变得凌乱不堪，清洁工人的工作量陡增，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领到更多的薪水。

硬了的水泥 碎了的心

时间：大年三十11：00

地点：桑坪路的工地

李青松的工地

凤州路口，等活儿的面包车司机们正在彼此交谈。我走过去，想提前联系几个司机，商量初一包车回成都的事情，接连问了几个人，都表示要在家中过年，其中一个诧异地问我：“要回去怎么不今天？”

凤州路背后桑坪路的工地里，未盖好的三层楼盘空空荡荡，堆满了各种废弃的建筑材料。已经硬化了的水泥，成为老板李青松心头挥之不去的痛。

李青松的妈妈，一个年纪50多岁的大妈，见到我来，非要带着我去工地各处转上一转。地震以后，因为自家盖的楼房质量过硬，周围很多灾民都搬到未完工的楼房里来住。这期间，有人顺手偷了他家的钢筋、水泥。

“地震到现在，停工已经半年多了，这期间加上丢的东西，我们的损失有好几千万。”李青松的妈妈为此耿耿于怀，来自广元的他们，并不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他们是遭灾，我们是遭难。”她抱怨到。

临走时，这个老妪指着一大片已经挖了几十米的地基说，“光挖这个就花了600万，”眼里满是愤懑与不平。

看花人在山下 放花人在风中

时间：大年三十12：00

地点：县城东边山顶

搬运工人正在往山顶搬运烟花

桑坪路旁，雄伟的红军桥把被岷江分成两半的县城连在一起。桥边，六七个搬运工人正在将一箱箱烟花绑在背上，向县城东边的山顶搬去。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搬烟花，今天夜里12点在山顶燃放，到时候全县城都可以看的到。”搬运工人回答到。

一箱烟花，六七十斤的重量，压在搬运工人的脊背上，再通过他们的双脚传导到满是碎石的山路上，咔咔作响。

“总共搬下来，每人也就挣个10几元钱。”工人笑嘻嘻的说。

跟着他们上到山顶，被岷江一分为二的南北县城尽收眼底。在这里，你才可以领略汶川县城地势的险峻。地震的那一刹那，周围山上的山石像被剥了皮，全城很快就被笼罩在土黄色的烟雾中，不能自拔。但是和站在山顶鸟瞰北川县城向比，汶川县城毕竟城在人在，再怎么说，也只能算是有惊无险。

山顶上，因为地面凹凸不平，燃放队正在用石头和铁丝固定着燃放筒。等到夜里12点，从这里升起的焰火将照满全城。这些燃放烟花的工人，将在这寒风凛冽的山顶，和着烟花在夜空爆裂的阵阵脆响，一起迎接牛年的到来。

“这是有史以来汶川县城最大的一次燃放活动，县里让我们保证最少半个小时的燃放时间。”县供销社的一位负责人说。

县委宣传部里的值守者

时间：大年三十14：00

地点：县委大院

从山顶下来，汶川的大街上早已是冷冷清清，行人寥落，最后一天置办年货的人们，早已坐在自家的饭桌旁，开始了当地人特有的马拉松年夜饭。停止了游弋的出租车泊靠在各家楼前，司机们正在温暖的屋中与家人团聚。县城的大路上，几个环卫工人，还在寒风中尽职尽责。此刻，只有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响过。

县城中心的德惠超市的对面，买肉串的高小妹和妈妈，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意。祥云通信店的老板，正把案板架在摆满手机的柜台上，挥起菜刀，一只拔了毛等待下锅的鸡，顿时身首异处。

此刻，汶川县委大院里，其他科室已经人去屋空。而顶层宣传部的房间里，工作人员还在坚守岗位。四川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正在用宣传部的宽带往总部传递节目。新闻科小杨拿来已经打印好的采访计划，上面是过年期间汶川地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文化部慰问演出；草坡乡志愿者春节期间坚持值守等，一一在列。

“宣传部吴部长今晚7点在迎宾楼，要招待一下各位记者，你们务必都去啊。”小杨招呼到。在场的记者都没有应声，他们心中的晚宴，早已留给了某村某组的那些村民。

仍在孤网发电的小水电

时间：大年三十16：00

地点：下庄电站

从县委出来，按照宣传部提供的线索，叫上一辆仍在运营的出租车，直奔下庄电站。这是岷江上众多小水电站中的一座，不过对于汶川与茂县来说，这座水电站又极不普通。地震以后，与大网隔断的汶川地区，全靠小水电机组，才得以维系当地的电力供应。

电站就坐落在杂谷佬河上，这条岷江支流，水流湍急，站在电站之上，风声呼呼，吹的撩人。除夕之夜，这个仅有45人的小电站，有15人还在上班。

“地震以后，汶川地区输变电线路严重损坏，导致南北网分离，下庄电站发出的电至今无法进入成都大网，始终处于孤网运行的状态。除了发电，下庄电站还要承担调频与调压的任务。”电站值长李凯说。

在李凯的值班室里，偌大房间里还有两个大件，一个超大的彩电与一个超大的电炉，这两样东西，能保证李凯在值班的同时，可以渡过一个温暖的除夕。

第一波年夜饭

时间：大年三十17：00

地点：校场路胡德生家中

胡德生一家

下庄电站到汶川县城，开车还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因此，电站值长李凯打电话叫电站司机胡德生过来接人。胡德生是一个性情豪放之人，车到汶川县城之后，非要邀请我去他家一起吃年夜饭。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我在汶川县城开始了除夕的第一波年夜饭。

胡德生家中，七大姑八大姨的早已坐上了满满一桌。我一进门，马上就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这么早就开始吃年夜饭了？”我问道。

“是啊，一过中午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晚上12点，要吃好几波呢！”众人回答。

于是，在这个各种腊肉香肠占到一半以上的饭桌前，纷至沓来的酒杯陆续摇晃在我的面前。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一遍摆龙门阵，这样的热闹将一直持续到午夜。

这个家庭的大多数成员，有的在成都工作，有的在马尔康工作，他们在汶川县城的房子，也都逃过一劫。因此，地震对这一家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胡德生除外。

下庄电站属于珉电公司，地震以后，由于很多电站发电受到影响，因此公司削减了员工的奖金津贴，“我们现在拿的比原来少了很多。”胡德生说。

除了地震以外，金融危机对他家而言，算是另外一场小小的地震：“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学的是贸易，可现在成都不怎么好找工作。”胡德生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刚在县委宣传部认识的四川电视台记者告诉我，他们要动身去萝卜寨了。因为要搭他们的车，我只能跟大家起身告辞。

第二波年夜饭

时间：大年三十18：00

地点：萝卜寨村委会活动中心

萝卜寨村委会活动中心正在吃年夜饭的羌族小青年

萝卜寨在汶川县城东北海拔两千米的山巅之上。这个被成为“羌族第一寨”的小村，有着一个奇怪的名字。关于萝卜寨的得名说法有二：一说该寨曾遭外族入侵，寨主凭借险峻地理，带领大家勇猛抗敌，使得敌人久攻不下，不幸村寨最终沦陷，土匪将寨主头颅像砍萝卜一样砍下，后人为了纪念寨主，将村寨改名为萝卜寨。另一种说法是因寨子所处的海拔高度、气候条件以及土质非常适合萝卜生长，其味道既爽口又回甜，因此得名萝卜寨。

从县城前往萝卜寨的山路，净是120度以上的死弯。四川电视台的SUV，开起来却无所顾忌，一路腾挪闪躲的到了山寨。此刻的村委会活动中心，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在进行之中。

村里的马支书说，在座的都是一些地震中失去亲人的村民，为了让他们地震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忘掉感伤，所以才将大家聚在一起。席间，除了觥筹交错的酒杯以外，再忙碌的就是电视记者们摄像机了。从村长到村民，一个个的被要求站到摄像机前谈感想，几十平米见方的活动中心，光记者就有不下七八人。

“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吧？那就照着我的话来说，其他的就不要讲了。”在村支书连续讲了三遍都让人觉得十分啰嗦之后，某电视台的记者干脆自己说了一遍采访内容，然后让村支书照着念。

“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就在这时，活动中心的帐篷里响起了羌族小伙子羌名的歌声，人们开始一起合唱，有人开始挑起了锅庄，在一片欢歌笑语中，气氛走向了高潮。

第三波年夜饭

时间：大年三十20：00

地点：萝卜寨王琼兵家中

王琼兵的妈妈和儿子

活动中心的帐篷外，放眼望去，已是漆黑一片。各家门前悬挂的小红灯笼，将这个小小羌寨的年味，映衬的格外浓厚。一辆阿坝州消防局的消防车，就停在萝卜寨村委会前。为了这个完全由木头搭建而成的小寨的安全，消防队员们将在消防车中渡过自己的除夕。

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兄弟二人正在围着火炉看电视。

“霍师傅，你真的要跟日本人比武？”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最老一版的霍元甲，兄弟二人正看的津津有味。屋顶上挂满的各式腊肉，使我口中的唾液激增。

“怎么不看春晚呢？”“没有天线，只能看VCD了。”主人回答到。旁边，小孩子们拿着几把塑料手枪，正在互相射击。其中一个调皮的小鬼，不时的将枪口冲着我，扣动扳机，折腾来折腾去，破坏了这间温暖小屋的和谐氛围。

起身告辞，继续另外一家的家访。走进这家家门的时候，王琼兵正哄着自己刚出生的小儿子在玩，老婆跟妈妈则在厨房，准备着他们今天第二波的年夜饭。很多凉菜已经上桌，这让我担心自己的到访是否会打扰他们一家的团聚。

“快坐快坐，一杯浓茶的沁香，将我之前的疑虑一扫而空。”在这个仅有十几平米的小屋中，已经聚集了好几家的亲戚。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房屋，却将彼此的亲情纽带联系的更紧。

“小孩叫什么名字？”“王汶震，5月14号出生的，地震的时候她妈妈还在医院的产房。” 王琼兵回答。

“还有的小孩叫震奥呢。”旁边有人插嘴道。确实，就如当年的文革一样，无论是来自社会的、还是自然的重大变故，都会在当时那一代孩子的名字中铭刻下印记。记忆可以抹去，历史可以篡改，但这一代人的名字却无法被抹去。

想到这儿的时候，一家人已经喊我上桌了。我再三推脱不济，于是便跟王琼兵一家，开始了今天的第三波年夜饭。

席间，王琼兵希望我给他刚刚出生的孩子起一个小名。我问：“你小名叫什么？”

“王阿坝”王琼兵回答。

“那就叫你儿子王阿爷好了。以后别人叫他小名的时候，让他能比他爸占到更多的便宜。”一家人大笑。

从王琼兵一家出来，已近午夜，天空飘起了碎絮般的小雪。此刻的萝卜寨，沉浸在灯笼红色的光晕中，祥和安宁。

告别萝卜寨

时间：大年初一8：00

地点：萝卜寨

清晨，微雪掩盖的萝卜寨，凝逸安详

大年初一清晨，整个萝卜寨已经被一层薄薄的白雪覆盖。山上的雪还没有褪去，一条白练压过黄色的山草，从山顶直挂山底，那或是一条上了冻的小溪。羌族女孩站在门前，正在梳理着一盘长发。没有北方早起的互相拜年，此刻大多数的村民还沉醉在梦想之中，还在梦中继续着昨晚的年夜饭。

在外停泊了一宿的消防车，油管已被冻住，消防队员在连续发动了N次汽车无果之后，不得不选择升起一盆柴火，待明火熄后用木炭将车烤热。站在一旁，看着火盆里的火光一点点熄灭，我知道，离开萝卜寨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向峨、天马、青城山、大观、紫坪铺，当这些地图上的名字，变成你脚下土地的时候，你对这些地方的理解，就会深刻许多。城乡统筹、土地流转、担保贷款，当这些文件上的名词，变成村民嘴中的家常话时，你对这些政策的影响，才会看的更远。

好记者，永远在路上，而不是网上，永远在现场，而不是会场。每一次深入实地的采访，都会重复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此次前往都江堰采访农村灾后住房重建，5天时间里，一天一个村的走下来，使我基本对该地区农村重建有了更深层面的了解。

早在地震以前成都地区已经进行的城乡统筹试验，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诸如土地整理、拆院并院等一系列手段，使农民手中的耕地、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变为可以交易增殖的资本，在保证农村耕地不减少，宅基地不增加的前提下，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在存量中求增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

可以说，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农村制度创新的过程。为了突破现有的法律规定，成都城乡统筹制度创新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例如，通过宅基地与农房确权、宅基地整理、拆院并院等手段，将农民迁入3层以上的安置房，腾余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在本村镇范围内成为产业发展用地，也可以在整个成都范围内成为新建用地指标。这一制度要突破的，是国家对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底线，通过在存量中求增量，既没有减少耕地，也保证了城镇发展的建设用地指标。再例如，由于《物权法》中规定的宅基地及其以上农房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为了突破这一法律约束，当地成了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出面，对农户的宅基地、住房进行担保，避免了农户与金融机构的直接接触，从而实现宅基地及农户住房成为贷款资本搞活农村金融的目的。

5.12以后，成都地区的城乡统筹试验，并没有因为地震戛然而止。相反，为了解决重建资金来源的问题，地震反而加快加大了成都城乡统筹的步伐。一些原本有所顾忌的制度创新，也得以在保证灾民住房建设资金的首要任务下，得以快速推进。这其中的一切，实质上远比地震本身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更大、更久远，只不过很多人还尚未察觉……

想要察觉西南中国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微妙变化，用嘴做采访的同时，必须要用腿采访。

昨天早上，我从通济镇大坪村廖晓义的乐和家园乘着当地人的拖拉机赶回彭州。一路上，为了避免恶劣的路况带来的过电般颠簸，我和一群准备下山置办年货的村民，只能站在拖拉机后的挂斗上。我站最前面，后面的抱着我的腰，再后面的抱着前面的腰，依此类推，像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随着路况的起伏，我的膝盖就像一架SUV的减震器，弯曲的角度要不时做出调整，以此避免被颠出车外。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尼泊尔，像南亚人一般坐在小巴车顶上，虽然处境艰难，却比坐在车内的人望的更远，感受的更多。一股远游无处不消魂的气概，悠然而生。这一刻，平日坐在办公室百挤海绵而不得的那些文思，如泉涌而现。终日提笔而思，不如须臾之所行的道理，理解的无以复加。这让我坚信，一个好记者，一条腿要站在庙堂之上，另一条腿，则始终要立于田埂之间。

两年以后，成都市区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们，走下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写字楼，钻进地铁2号线，然后换乘快铁，只要读一份报纸的功夫，就可以到达叠翠仙峰的青城山脚下，叫上一壶青城雪芽，悠哉游哉。

快铁的修建，好像是一次巨大的内科手术，突兀地在川西平原的碧水青山之间搭造了一条大动脉，将游客组成的血液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受伤后的都江堰与青城山，在疗伤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些许未知。

去年7月，第一次前往青城山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等待。等待救援、等待规划、等待政策、等待……如今，这样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期待。灾区重建，正在按照整体规划一步步推进。市区的安置住房，今年年底就可以全部竣工。在农村，村民们正采取多种方式，重新修建着自己的未来。一个近在眼前的全新生活，已经矗立在不远的前方。

然而，灾后重建不是浪漫的畅想图，而是千丝万缕的琐碎与讨价还价。在青城山镇镇政府，早早便人满为患。各个办公室，都被来自各村的村民充盈，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材料与文件，那几张薄纸，承载的是攸关每人的利益。乡镇干部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是厚厚的文件，电脑的EXCEL里，是如麻的数字，而眼前，则是一个又一个等待他们解决问题的村民。

一间办公室，往往摆放着几个办公桌。每个桌前的小凳上，都坐着满嘴不停的申诉者，因为彼此挨的太近，声音交叉干扰，大家只能提高自己的分贝。彼此提高的恶行循环，让谈话听起来像是在吵架。

某些办公室里，也确实在吵架。对住房问题不满的村民，脸红脖子粗地正在与干部争吵，锱铢必较的重建浮世绘，在这座二层小楼里完美呈现。在所有层级的政府公务员中，村镇一级的最为辛苦，事无大小都要亲力亲为。张家的宅基地，李家的离婚证，每日的工作，就这样被这些公务琐事填满。

镇政府对面青山锦苑的板房区内，展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象。这是给我感觉最好的一个板房区。它建在青城山脚下，四周被绿色围绕，板房与板房之间间隔很大，两万多人的住房，由一条柏油马路连接，旁边还有大片的未经整理的绿地，巴适，安逸。从青少年活动中心走出的小女孩，手里拿着说小鞋，欢快的咿咿呀呀。

“谁送给你的鞋子？”

“我今年4岁了。”

完全听错了我的问题，却给了我呵呵的一笑。对生活真谛的理解，一瞬间从我脑中闪过。

不远处的中心广场上，几个男孩手里拍着篮球，正在一对一地互相挑衅。其中一个转身中投不中，嘴里发出一声咒骂，其他人则嘘声一片。茶坪村村委办公室的门口的几个乒乓球案子，被来回跳跃的小球打得乒乓作响，女选手的马尾辫，随着小球摆动跳跃。

我掏出相机，想摄下正在压跷跷板的几个小女孩。不想却被她们黏住，难以脱身。她们是为相机LCD中自己的身姿所迷。

“拍这个拍这个！”正说着，女孩们在眼前摆出“二”的姿势，在我看来，无比妖娆。

“这样拍这样拍！”孩子们又爬上了铁架，继续变换着姿势等待着相机的闪光灯。路过的大人们望向这边，莞尔一笑。这一刻，青山锦苑我和这些孩子之间，折腾的很，却也和谐的很。

如今的灾区，是由两个层面组成的。一个是安详宁静的表层，一个是利益纠葛的深层。童年之所以是快乐的，因为孩子们永远生活在表层的安逸中。而大人们，则要为了孩子们的安逸而去纠葛。

而记者，是为纠葛而生的人。哪里有纠葛，哪里就该有观察记录纠葛的记者。因此，暂时闯入孩子们安逸世界的我，不得不告别这些可爱的女娃了。前面，一个村关于担保贷款的新尝试，正等着我去临幸。

苏思樵(STEVE SAWER)出生于美国，在绿色和平工作组织30余年，曾担任绿色和平总干事多年，现任全球风能协会（GWEC）秘书长，曾作为国际专家参与《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咨询。近日，苏思樵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风能大会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政府对本土风机制造企业的适度保护是明智的

记者：2020年，风能将满足全球能源12%的需求，中国将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苏思樵：2020中国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市场，但是风电占整个电力市场的比例，不会达到12%，因为无法预测那时候中国电力的总需求，这个总需求是跟GDP的增长密切相关的，这也取决于中国GDP是否可以像过去那样快速连续增长。

记者：您如何评价风机制造本土化与风电特许权招标政策？

苏思樵：我曾访问过Gamesa的工厂，他们只有两个主要的组件无法从中国制造商处获得，他们希望将来可以达到100%的本土化比率，我认为风机制造本土化政策对海外公司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特许权招标，政府设立的目的或许是让五大电力公司首先涉足这一领域，我认为目前进行的很好。特许权招标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期，第一期特许权招标的价格过低，很多公司无法以此低价盈利。

今年，五大电力公司都有所亏损，因为电煤价格在逐步上升，而电价却被政府管制，所以他们不会把钱投资在亏损的行业。同时，各省发改委权限内5万千瓦以下的项目，虽然我们不能称之为自由市场，但其开放程度更高，这个市场采取协议购买价，吸引了很多电力公司参与其中。

记者：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对本土风机制造企业的保护是合适与必须的了？

苏思樵：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是的。明智的政府会有一个产业发展计划，5年以前，中国政府决定扶持风电行业，他们当时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而将来随着华锐、金风、东风等中国本土风机生产商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保护会逐步减少。

固定电价与配额制是发展风电的宝贵经验

记者：风电特权的目的之一，是降低风电上网价格，其他国家是通过怎样一种机制达到这一目的的？

苏思樵：过去15年最成功的发展风电机制我们称作固定电价机制(feed-in-tarrif)，最初在德国、丹麦与西班牙实施。电价由开发商与政府根据市场电价协商产生，协议价可能是10年、15年或者20年，这里面分两种情况。一是固定电价，德国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西班牙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机制，即底价加补贴的形式，电价的底价不变，补贴的部分则逐年递减，最后变成市场价。这给了开发商两种选择，他们要么选择补贴机制，要么直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瑞典也采取类似办法。

第二是配额制。配额制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占到发电商所发电总量的一定比例。日本与美国都是采取这一制度，但是运行的不是很好。不过在过去的5——7年中，这一制度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执行的很好，目前美国有30%——50%的州实行类似的配额制，配额制是强制性的，如果达不到具体配额，将会受到惩罚。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喜欢固定电价，那不符合他们的哲学，配额制至少可以让他们自己认为那还是一个自由市场，但也不尽然，因为在配额制之上，还有一种激励措施。即“生产税收优惠”，在风力机组投入生产的最初10年，美国政府为每度电提供1.9美分的税收补贴。（注：据美国风能协会估计，安装发电能力为1兆瓦的风机的成本一般为150万美元，10年的税收优惠能收回三分之一的安装成本。）

记者：在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到2010和202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要达到1%与3%以上，但这只是一个总量目标，还称不上配额制，中国如何像美国德州一样，将总量具体分解到开发商与电网头上，一步一步落实实施？

苏思樵：德克萨斯州实际上是配额制与固定电价结合实行的一种体制。在州的层面是配额制，但是“生产税收优惠”又有固定电价的影子，中国的制度似乎与其有些相像。价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也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可再生电力优先并网的保障。

此外，还要有一个清楚的评估体系去弥补电网损失，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里，清楚地规定了多出电网平均价格的部分由全网分摊的可再生能源基金来弥补，虽然我并不知到实际执行的效果是怎样。此外，还要一个政府或者商业机制，测量风力资源，并给出一个精确数据。

丹麦与西班牙风电政策最值得借鉴

记者：您认为各国当中，哪一国的政策达到了最大化激励电网的效果？

苏思樵：丹麦或者西班牙，但还存在争议，因为他们说自己的政策最好。丹麦全国20%的电力来自风能，全世界最高。他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因为丹麦与几个国家有输电线路连接，特别是与挪威之间。而挪威有很多水电站，这些水电站是丹麦风电厂的蓄电池。当丹麦的风电供大于求时，就输入到挪威存储起来，需要使用的时候再传回丹麦，这是国家间抽水蓄能调峰的最好例子。丹麦未来通过发展海上风电，打算将风力发电的比例提高的30%甚至是5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丹麦需要加强与挪威、瑞典、德国电网之间的联系，这样可以达到互相之间调节的目的。

而西班牙是一个更大的国家，目前西班牙电网的风电穿透功率（风电功率占系统总发电功率的比例）是10%，而西班牙电网中同样有10%的水电，所以二者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西班牙建立了中央控制室，控制全国90%以上的风力发电，此外，他们还建立的风力预报系统，一方面预测电力需求，另一方面预测未来3天内的风力资源，这样就能实现调峰，电网的使用效率也大大提高。这个系统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当中国的风电并网达到一定比例之后，相信中国也会建立起类似的系统。

各国风电融资与风电相关政策联系紧密

记者：中国的银行因为风电领域一次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将风电投资列入银行二类贷款项，国际上的经验如何？

苏思樵：德国就认为这种贷款是安全的。因为德国在这方面有20年的金融经验，他们认为风电投资是长期可盈利的，虽然投资回报时间长，但是利润确是持续稳定的，因为有市场与电网的保证，也有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保证。西班牙的经验与德国有些相像。

在英国金融部门，认为风电投资是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的，因为英国的风电法律及其市场，是基于其证书制度的，你无法预测到未来5年或10年证书交易的价格，所以这个市场是潜在的高风险高回报市场。

在美国，2005年以前还认为该领域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领域，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那时由于“生产税收优惠”政策的两次暂停，造成了市场滑落。后来该政策延长了3年，才使得市场迅速恢复起来。美国一些银行现在已经十分熟悉风电市场的运作，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这方面的融资请求。

在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产业，我想中国银行已近开始建立这些投资商的信用记录，如果这些项目能在未来能持续盈利，银行将会更有信心。

村民选择入股，将来通过市场运作，会有三种收益形式：一是每人25平方米的安置住房；二是每人10平方米的产业发展用房；三是将来公司的盈利分红。

公司今后的主要经营模式，是整理土地，拆院并院，集中集体建设用地，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在当地土地交易所拍卖土地，以此获利，或者公司自主投资盖房后，通过对外竞租获利。

国坪村未来建设效果图，真希望这个小村有一天能变成这样。

正在施工的永久性安置房，明年12月底前村民就可以入住了。

项目收益图

作为两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的土地流转探索各有不同。相对于重庆的统筹城乡发生在城市经济本身尚不强壮的条件，成都受惠于天府的自然禀赋，以发育较为成熟的大城市带动小农村，显得更有余地。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但灾后重建也给成都统筹城乡、推进土地流转借了把力。

灾后，成都率先推出“联建”政策，允许城市居民和企业到农村和农民联合建房，既解决了受灾户重建资金短缺的实际困难，也给未来农民获得经营性收入留下了空间。近日，记者前往彭州市龙门山镇国坪村，实地调查了这里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农民筹措重建资金并谋求土地增值收益的探索。

开发联建 村民一分钱不掏住新房

“还是你们好，一分钱不花就可以搬到新房里去，我们统规统建自己还要掏上几万元。”在彭州开往白水河的小巴上，新兴镇两位村民不无羡慕地对黄得胜说。黄得胜是龙门山国坪村村民，平常在彭州市承包工程，这次回家，主要是想看看村里永久性安置房的建设进度。

国坪村二组，就在黄得胜家板房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三台大吊车已经树立了几个月。安置房建设工地上，地基已经打好，工人们正在进行楼房地基的施工。

工地上的工人告诉记者，房子明年7月底建好，配套管线接入后，12月底之前就可以入住。

这些正在修建中的三层小楼，便是黄得胜被外镇人羡慕的原因：他一家除了每人得到35平方米的住房外，还可以获得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而黄得胜得到这些所需支付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宅基地——这便是国坪村开发联建的基本模式：利用国坪村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通过整理土地、拆院并院，集中集体建设用地，引进企业进行住房重建和产业开发，村里将集体建设用地作价入股，村民享受分红。

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国坪村委托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全村257亩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整理，按“25＋10”家带店的建房方式为村民统一建设永久住房（“25”指按25平方米/人居住用房，“10”指10平方米/人产业发展用房）。通过土地整理、拆院并院后，扣除全村永久性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后，可以节约200亩集体建设用地。国坪村村集体以每亩5万元将200亩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折价1600万入股，占35%股份，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65%的股份，股本金共计4600万元。

这4600万元将作为国坪村灾后重建工程建设资金，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要求，一方面村民按25+10平方米/人分配到永久性住房或旅游产业发展用房，并且在项目总收益扣除总成本后按股份分配收益；另一方面，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也在项目总收益扣除总成本后按股份分配收益。

集体建设用地先整理后流转 保证耕地不减少宅基地不增加

根据成都市委《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及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项目实施主体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建设用地集中使用区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区的灾毁村庄组成周转项目区，把农民宅基地整理集中，将安置农民后结余的集体建设用地在本镇范围内流转使用，称之为小“拆院并院”项目。

以上文件规定，实施小“拆院并院”项目的，可以将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通过流转的方式在本镇范围内，由项目实施主体按规划用于发展旅游业、服务业、商业与工业等。国坪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开发思路，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

地震以后，国坪村分散在各处的房屋90%以上遭到损毁。将这些损毁房屋的宅基地还耕，然后再将还耕置换出的宅基地集中，一部分用于安置房建设，一部分用于今后的旅游开发。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如公司新占宅基地或耕地，可以采取入股、现金、置换等方式进行补偿，由于宅基地还耕后新增了耕地面积，因此项目开发即使占用了耕地，也可以保证“耕地不减少，宅基地不增加”的原则不变。

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地震以前，国坪村人均住房面积为133平方米，地震以后，按人均35平方米安置面积计算，盖一层楼人均需要35平方米宅基地，盖两层楼人均只需17.5平方米宅基地，盖三层楼只需要9平方米宅基地。也就是说，盖一座三层小楼，人均便可节约124平方米的宅基地。

通过这样的安排，整个国坪村可以置换出257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其中的57亩用于村民安置性住房建设，剩下的则打包流转给公司，用于今后的旅游地产开发。

目前灾区联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户联建，一种是多户共同联建。前者房屋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由政府确权发证。投资方只享有除农民自住部分以外的房屋使用权，重建投资就相当于租金，联建协议由公证部门公证。后一种，则先由村集体对农户的宅基地进行统一整理，留足农民自住的，其余转为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是可以流转的。投资人和村集体签订流转协议，收益用于为农民建房。

从本质上说，国坪村开发联建模式属于后一种，即共同联建，在联建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安置房房屋所有权，而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则获得了剩余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与其上房屋的所有权，并可以转让。
“国坪村永久性安置房就是集体建设用地产权房，其流转、出租、转让与国有用地产权房享有相同权利，可以上市流通。”曾赴辽表示。

成都市建委村镇建设处处长李世庆也表示，联建是符合规划的，用地是合法的，也是按照正规程序办理报件的，也就是说，联建房屋可以办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与小产权有本质区别。

土地作价入股 村民变股东

国坪村副村长胡志祥告诉记者，扣除57亩永久性安置房建设用地，剩余的200亩集体建设用地，每亩作价5万元，得1000万元股本金，加上政府对灾民的安置补贴与社会捐资，共得1600万元，这便是村民35%股金的由来。

在入股方式上，开发项目区内与开发项目区外还有所不同。

据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赴辽介绍，在开发项目区内的宅基地可以选择入股，也可以选择不入股，选择不入股的将以每亩5万元（4.9万/亩+1000元青苗费）进行货币补偿，项目区耕地可以选择异地置换，也可以同宅基地一样，按每亩5万元的标准选择货币安置。

而在项目区外宅基地被退耕的村民，则不能选择货币补偿，村民在无偿得到安置房的同时，宅基地将以每亩5万元的价格自动折价入股。项目区外的耕地还继续属于原村民，农民今后仍旧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司进行流转合作。

“村民股本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补贴的住房建设基金，一部分是自己的宅基地。宅基地按每亩5万元折价入股，宅基地大的，股份就大，将来分红收益就高。”胡志祥说。

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马小明告诉记者，村民选择入股，将来通过市场运作，会有三种收益形式：一是每人25平方米的安置住房；二是每人10平方米的产业发展用房；三是将来公司的盈利分红。

据了解，国坪村437户村民中，有333户选择了这种重建方式。未选择开发联建的村民，多是由于原来已经经营农家乐，或是房屋损毁并不严重。而其中选择25+10模式的，占到了30%。

所谓的25+10模式，即永久性安置房建好后，村民可以按人均35平方米的标准只选择住房，也可以按25+10的标准，将少选的10平方米住房换成产业发展用房，以便将来在度假酒店或者大型农家乐里，留一个自己的店面，用于经营发展。这样村民不仅可获得股金收益，还能通过自己营业性铺面获得长期收入，解决了村民长远的生计问题。

“通过这一系列运作，资源变成了资本，农民变成了股东。股份升值以后，还可以自由转让。”胡志祥说。

选择入股还是现金 村民自有算盘

按照国坪村的联建开发模式，村民有多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都是自愿的。

高兴贵是国坪村6组的村民，家中有6口人，共有宅基地300多平方米，耕地3亩，还有五六亩林地。按照每人35平米的安置标准，他家可以获得210平方米的安置房。高兴贵选择了25+10的模式，这样他家总共可以分到150平方米的安置房与60平方米的产业发展用房。

“我选了两套70平方米的房子，儿子与女儿分别住一套”高兴贵说。

按照项目“超出35平方米外，每人可以在7平方米以内以12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安置房（7平方米以外2200元/平米）”的政策，高兴贵又购买了25平方米住房面积，因此他可以选择另一套35平方米住房和老伴一起住。

高兴贵笑着说：“要是以后一分家儿女把我们撵走了，我们也好有个住的地方，我也不怕什么了。”

而余下60平方米的产业发展用房，高兴贵有自己的打算：“到时候老了走不动了，也可以做点小生意，卖点菜。”

如果放弃产业发展用房，高兴贵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多要两套安置房，到时可以对外出租。

“但是租金不一定有铺面赚钱。”高兴贵早已盘算许久，他也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游客不来了，当地人还是要来的，卖点味精什么的也可以赚钱。”

而同村的胡开月却有着与高兴贵不同的主意。她一家有4口人，500平方米住房，3亩耕地，其中1.75亩被项目占用。按照赔偿标准，除了每人35平方米的永久性安置房外，她家被占的宅基地可以选择折价入股，也可以选择货币赔偿，被占耕地可以选择异地置换，也可以选择货币安置，胡开月全部选择了现金。她一家共得宅基地补偿款24675元与耕地安置款8万余元。

跟胡开月一样，很多村民选择不入股的原因，是担心未来公司财务制度不透明：“周围七八户都没有入股，我们不懂分红这些东西，如果公司盈利了却说赔钱我们也不知道，还不如现在把钱拿到手。”

对此，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表示，公司将对收入与经营账目对外公示，而村委会财务制度也会逐步健全，保证村民明明白白。

土地升值是未来主要盈利点

按照 “耕地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的原则，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整理、拆院并院、土地挂钩”等一系列动作，在投入4600万元修建一期安置房的同时，也理顺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关系，为将来吸引投资搭建好了平台。

曾赴辽告诉记者，公司今后的主要经营模式，是整理土地，拆院并院，集中集体建设用地，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在当地土地交易所拍卖土地，以此获利，或者公司自主投资盖房后，通过对外竞租获利。

按照计划，公司明年将开始修建度假村，届时将通过转让出租等方式，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我们前期要自己修建一个宾馆、酒店，这样别人看了才会有信心，也就会跟进投资了。此外，我们会有计划分步骤小批量地推出土地，逐步炒热市场。”曾赴辽说。

刘廷凯计算过，未来国坪村集体性建设用地至少要卖到18万元一亩才可以赚钱。他向记者透露，现在预期的挂牌底价，已经达到了每亩22万元。

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未来的盈利方向有三个：地产、房产与温泉。公司一期计划自主投资建设800平方米公寓，2000平方米配套用房，其中又分为两类，一是统规统建产业发展用房，二是统规自建产业发展用房。

“前者说白了就是我盖房子你来买，后者说白了就是我给地你来盖房。”曾赴辽如此介绍，“我们主要的赢利点就在于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的升值。届时，房地产公司可以直接从公司拿到指标，修建集体建设用地性质的商品房。”

曾赴辽介绍，公司目前已经计划建设一批商品房，春节前后动工，明年年底交房。对于建设资金的筹措，曾赴辽使用的是房地产开发商惯用的老方法：排号、预售与承包商垫款。

“排一个号1万元，所得资金主要用于前期的规划宣传。排号结束后进入预售阶段，需要先交70%的预付款，这样第一期开发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我预计春节前后动工，明年年底交房。”

记者在一期图纸上看到，楼房户型一般在50平方米左右，起价在2600～2800元/平方米，主要针对当地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与追求高品质生活者出售。

“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整村流转或者大联建。它融入了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开发性重建、联建的优点。却不用像统建与自建那样需要村民自己出钱，也摒弃了开发性重建的一锤子买卖，更是克服了联建分散、基础设施难以配套的缺点。”曾赴辽表示，大联建产权明晰、配套完善、收益共享。村民却不用出一分钱，就享受到了未来土地成本上升的收益。

可以说，国坪村联建模式，不但解决了村民住房，还解决了产业发展。通过开发联建的方式，对置换出的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旅游开发，提升了国坪村旅游产业，让村民从单一的种植收益转变为多重收益。

难以复制的模式？

自然资源好、产业基础薄、村民意愿强、产权相对清晰、土地升值潜力大，种种优势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坪村的联建开发，既可以借鉴多种灾后重建的经验，又融入了自身的特点，最终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同。然而先置条件越多，这种模式推广的范围也便越小。 

国坪村位于龙门山镇南部，距镇政府3公里，占地15平方公里，有437户1396人，村产业以旅游休闲、药林种植为主，人均林地5亩，耕地约1亩。龙门山镇国坪村二组，是山区里难得的一片坪坝，整个地势呈圆弧形，四周青山环绕，从银厂沟里流出的白水河潺潺而过。这里气候独特，夏天气候凉爽，是成都地区避暑的后花园。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龙门山旅游已经成为大成都地区的一种旅游方式。

然而受地理交通限制，镇上其他几个村相比，国坪村却一直处在龙门山旅游地带的边缘，旅游业发展落后。镇长宁顺轩告诉记者，该村位于龙门山上，交通不便，又以传统种植业为主。200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27元。

因此，国坪村自身有着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以村民黄得胜为例，他家中只有一亩多地，而且分散在各处，主要种植蕨菜，还租了10亩山地种黄连，这些加在一起的收入还不到4000元。

“就算不征地，种地也养活不了家人。现在地震了，我们就更没有筹码了，成都土地流转试点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地震将这一速度加快了。”黄得胜对记者说。

龙门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之所以选择国坪村，正是因为国坪村旅游资源好与旅游产业薄弱这两点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群众基础好，一穷二白，村民想改变自身现状，需要一个外力来帮它一把。其次是国坪村自然资源好，景观几乎未受地震影响，可供开发利用面积大，还有温泉资源。”曾赴辽说。

地震以后，通过福建援建，国坪村在湔江河上架起一座宽12米、长150米的大桥，同时将乡村道改造为7.5米宽、3.1公里长的公路，并且建了一个自来水厂，这一路一桥一厂，奠定了震后国坪村重建的基础设施保障，盘活了日后的旅游开发。

在一河之隔的宝山村，村民朱毅就一点儿也不羡慕国坪村开发联建的方式：“他们每人才35平方米，我这房子院子有多大，我维修加固确权以后，至少可以卖五六十万。”

同样，与国坪村一山之隔的团山村，虽然有着同样的旅游资源，却因为地震之前旅游开发已经相对成熟，村民仅旺季两个月经营农家乐的收入就在几万元以上。除此之外，成都置信公司还提前与个别大队签署了拆迁安置协议，补偿优厚。这些因素纠葛在一起，反而让周围的几个村庄难以复制国坪村模式。

而在离龙门山镇不远的新兴镇，由于当地旅游资源一般，也不具备复制国坪村开发联建模式的条件。因为该模式的复制要受到当地旅游资源的限制，只有集体建设用地预期可以升值的地方，才可能推广开来。

“在土地预计可以升值的城市周边，这种模式也有被复制的可能。”刘廷凯最后说到。

绵阳汽车站，绵阳——安县——北川的大巴车，正在以7分钟一班的速度交替着。前一辆小巴往往只坐上三分之一的旅客，便被随后挤来的小巴顶出了车站。

十二月的绵阳，每日都笼罩在潮湿冰冷的雾气中。透过车窗向道路两旁望去，地里不知名的蔬菜绿的正浓，全不似十二月的北方。

“躺在救济的温床里比地震更可怕。”小巴在进入安县之前，只有路旁不时出现的横幅在提醒你，6个月前，这附近曾被巨大的恐惧与悲伤掩盖。而如今，只剩下感谢与自我激励。

板凳桥：朦胧新址

汽车驶过安县板凳桥两公里，右手边安昌河畔的大片空地，格外引人瞩目，那就是传说中的北川新县城。不久前树立起来的一幅规划图显示，周围的顺义、红旗、温泉、东鱼四个村落，年后将会成为推土机大显身手的演武场，三通一平工作将在2月前启动。其中的顺义村，将成为县政府的所在地。

当地报纸报道说，新县城重建分三步走：第一步，2008年——2010年，完成人口安置，启动基础功能和工业园区建设；第二步，2010年——2015年，集聚人口，进一步完善功能和彰显特色；第三步2015年，提升城市地位和形象建设，拓展功能辐射周边。其中，2010年前的建设区域为3平方公里，包括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医院、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北川中学，还有居住生活区、公共服务区与休闲游区。

然而记者从北川重建党建工委宣传部王建部长处得到的消息是，新县址范围为北川县代管的6个村，也就是说除了上述四县之外，常乐村与红岩村也将成为新县城所在地。目前几套选址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但尚未得到批复。这也是当地政府迟迟未就北川新县城选址表态的原因。

“但月底前肯定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因为明年2月就要开始动工。”党建工委宣传部的干部告诉记者。

任家坪：伤城商城

小巴爬过彩虹桥，拉沙土的大车深陷在路旁的泥坑里不能自拔。马路两边躺满了沙土石料，那是村民们关于家的憧憬与实践。汽车经过永远堵车的安昌镇，停在了据北川县城一公里之遥的任家坪。

这里，建筑废墟已经被山下成片的板房取代。李丽美站在自家由帐篷搭建的百货店前，正在招呼着自己的生意：“这鞋底子是人工的，结实的很，你要算你9元好了。”

北川县城人氏的她，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5个姊妹。所幸，两个儿子与丈夫平安无事。为了多挣些钱，李丽美从绵阳永兴的灾民安置点又回到了北川，经营者自己的小摊。

“现在一天能卖三四百块钱吧，能挣个五六十元。”李丽美说。她是明确支持搬迁的，给出的理由很独特：“北川县城大部分都是羌族，所以我倾向于随县城走，这样大家可以住在一起。”虽然她本人承认已经完全汉化，但那双眼睛与下巴，仍透着羌族人的影子。她只是北川任家坪街道两旁众多生意人中的一个。

沿着任家坪对面的山路上山，在半山腰的一片缓坡上，人头攒动。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将北川县城一收眼底，由此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观景台。由此俯视北川县城，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建筑废墟已经清理，但仍尚有一半的危楼屹立。城里已经没有任何居民，只有各地援川的车辆穿梭其中。县城被带着钢刺的铁网围绕，进门仍然需要重建党工委的许可批准。

地震以后，到此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山坡靠近县城的一侧，几个工人正在用脚手架搭着观景台，写着“免费进入”的牌子就挂在一旁。

“每天都有几百人，有的时候一个大巴就下来二三百人。十月一号那天，来了将近一万人。参观者太多了，会将山路堵住，来往车辆很多比较危险，所以自发掏钱修建了这个台子。”当地人告诉记者。

勤劳的北川人早在7月份便嗅到了这里商机。这块方圆不到200米的半山坡，如今已经挤满了做游客生意村民。从温总理照片、北川图片、地震图集、香火烟花，都成了临时搭售货台上销售的商品。外来客对这座伤城的好奇与哀悼，成了村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

“每天能挣个30几块吧，我是趁着小孩上学来这里做生意。因为原来每月可以领到300元钱，近两个月变成了200元，这个月之后就再也没钱了，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发钱。”袁秀梅说。她希望可以留下来：“我还是愿意留在这里的，家里有地，出去连地都没有了，也没得工作，到时候怎么办呢？”

在这个观景台上，魏昌银生意做的更大，关于纪念地震的图片、图书、光盘与香火，一应俱全。十月一日那天，这个22岁的小伙子一天就卖出了600元的商品。同是任家坪人氏的他，却希望可以随北川老县城一起搬走：“我原来是做装修的，县城一般走，装修的人肯定就少了，到时候生意就没有了。”

当问到为什么不下山打工去的时候，这个精明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的规划：“我先在这里跟山东老板搞好关系，到时候可以从他们手中承包到小工程，然后再转包出去，从中挣点小钱。”正说话间，一辆大车开来，一群来自湖北宜兴的参观者们蜂拥而至，很快填满了这个小小的山坡。

从山坡走下，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围了过来问：“你是记者吧？采访我！采访我！”孩子的爷爷大声喊道：“来车了，盯紧点儿。”小孩们回过神，手里拿着北川的地震图片，一溜烟儿地朝几辆丰田车奔去。

永兴：板房生活

傍晚，绵阳城郊永兴镇旁，北川县城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就设在这里。已近吃饭时间，集体厨房里随处可见晃动的人影。自家板房前，几米见方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种着各种蔬菜。

这个生活了4000多北川人的板房社区，已经初具了一个小小县城的规模。走在横平竖直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小饭馆、裁缝店、网吧、书报亭等灾民自家掌理的营生。

入冬，这里的灾民每人得到了一床棉被与一件棉衣。随意走进一两家板房中，虽然屋内不允许生火，但并不觉寒冷。

陈炳钦的书报亭旁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中心。男人们聚在他家的灯光下，十几人围着一盘象棋。不时有人过来打打电话，买几份报纸。报亭里摆放着故事会、小小说选刊。

这个报亭是陈炳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邮政局申请下来的。“我现在1份报纸挣1毛钱，1包3块钱的烟挣3毛钱，只能凑凑活活地过了。”陈炳钦说。

由于卖报的缘故，陈炳钦对于北川县城的新址重建比一般人更加了解。“远离并不是不喜欢北川，而是那些地方太可怕了，昨天夜里又发生了4.5级余震，如果重建选在任家坪或者擂鼓镇，离北川那么近，我们能不怕吗？”

“虽然知道迟早要搬，但是半年了搬迁地点还定不下来，在这里住的也不踏实。据说至少要到2010年搬迁才能开始，如果新址早些确定下来，我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出去打工。”陈炳钦说。

灾民的担心，还不止如此。“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火灾隐患。这么多间板房，出了火灾可是大事。”社区管委会主任罗文对此很担心。

然而隐患并非只此一个。记者了解到，救灾这个板房区周围，一个月已经有3条生命消逝在了旁边的公路上，他们逃过了可怕的地震，却没能逃得过这往来飞奔的汽车。

“平时我们去镇里采购，必须穿过这条马路。”记者看到，这条公路紧邻板房区，一到夜里，大小车辆呼啸驶过，而路周围确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路灯或者是人行横道，提示这里是居住着4000多人的灾民安置点。仅有的一盏交通灯，也早已瞎掉不亮。

“地震我们已经不怕了，现在我们怕这个。现在全体北川人只有一个名字：幸存者。我们不希望好不容易从地震中活下来，再被这个夺走生命。”灾民们说这话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整个板房区笼罩在一片黄色的炽光灯下，祥和却不宁静。不远处，陈炳钦的妻子跟其他人在一起，正围在一起跳着羌族的传统舞蹈，呦嘿的声音嘹响天空。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搭桥过河

在拾遗补缺的罅隙中开出阔土

我国新能源发展的直接催化剂，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

1950年，当时国际原油价格是5美元/桶，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油价涨到9美元/桶，1978年伊朗政变，次年油价从13美元猛涨至34美元/桶。石油价格云霄飞车般的猛涨，引起了中国对替代能源的重视。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包括核能等非石化能源作为替代能源的一个选项，开始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当时国家发展新能源，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能源短缺问题。新能源是以补充者的身姿出现在能源舞台上的，它一开始的角色，像是一个泥瓦匠，修修补补，小打小闹。

然而新能源却硬是从这拾遗补缺的罅隙中，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产业阔土。以光伏产业为例，80年代，国内最大的云南半导体器件厂，一年的光伏电池产量只有0.5兆瓦。2007年，世界共生产出4000MW太阳能电池，其中我国生产了1088WM，占世界太阳能电池产量的27.2%，而在2002年，这一比率仅为1%。到目前为止，我国光伏发电上市公司达到23家，其中海外上市11家，国内上市13家。

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一片洞天

短短30年，从修修补补的小企业到海外上市，新老企业前后交替，我国新能源发展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新阶段。

今天活跃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批资深的专家学者，当年大多是摸着石头进入新能源领域的。赵玉文、施鹏飞、王孟杰、王传崑等专家包括长期主管新能源工作的胡成春，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行从事的新能源。

乱点鸳鸯谱，却点出一片别有洞天来。如今，许多涉足新能源的公司，已经与高校联合招生，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新能源人才。华北电力大学，更是专门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学院。从中可以折射出新能源的产业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纵观新能源研究机构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凡是产业化程度高新能源行业，如太阳能、风能等，因为有市场与资金的强有力支撑，大批的人才就会聚集到这一领域，研发实力也就雄厚。反之，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等由于产业化程度不高，缺乏市场与资金的支持，研发实力也相对较低，人才储备也较少。

新能源的管理体制同样走过了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最早的国家计委、经贸委、科委，电力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都有新能源管理处室，然而大多数的名字叫“能源处”，只作为常规能源下的一个辅助分支，级别不高。到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下设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我国从此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新能源管理的司局级单位。

新能源发展在法律政策保障层面，保障系数也不断提高。早在“八五”期间，国家科委、经贸委、计委就曾联合下发过《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大纲》的指导性文件。当时在一些各地政府的扶贫、农村能源的政策法规中，也零星涉及新能源发展。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十一五规划》与《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继出台，我国新能源发展在法律层面得到了更高层面的保障。

两只手决定新能源的兴衰

纵观这30年新能源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有两支手始终搭在新能源产业的肩膀之上：政策与市场。这两只手是决定新能源产业兴盛甚至是存亡与否的关键——扶之则昌，压之则败。

新能源作为替代能源，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弱小后来者的姿态出现的。技术、资金、人才、政策、市场等各方面的劣势决定了新能源在石化能源面前永远是脆弱的小弟，它带着与生俱来的致命伤：技术不完全成熟，能源价格高，一次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因此，在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前提之下，政策无疑是两只手中那只更加粗壮有力的右手。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政策，只有市场，新能源一样可以快速发展。例如，我国太阳能热水器总保有量，可以从1978年3万平方米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1亿零800万平方米，占全世界的81.3%。太阳能电池产量更是可以从2002年1%的世界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27.2%。这种如法拉利跑车般的加速度，其主要引擎均得益于强大的市场需求。二者的不同是，前者的需求大部分来自国内，后者则大部分来自于国外。

然而，没有政策只有市场的发展，是缺乏长期保障的，特别是当新能源价格偏高且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时候。没有市场启动市场，市场饱刺激市场，市场波动维护市场，这些都仰仗于政策之手的提携。

以风能为例。2001年以后，国家通过特许权招标的方式逐步启动国内风力发电市场，这一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2007年当年装机突破340万千瓦，2008年估计新增装机容量将突破500万千瓦。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一五”发展规划目标均将提前实现。

再以太阳能为例，目前我国太阳能电池98%以上出口欧美，近期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影响。如果该行业国内市场被激活，将大大缓冲海外市场难以预测控制的风险。中国光伏企业翘首以盼的上网电价法，决定的将是数以百计上下游企业的命运。

进入搭桥过河的新阶段

新能源30年，成就瞩目。然问题依旧重重。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资源评估不足。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评价与实际可利用的资源数据还有一定的距离，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资源评价大都是估算数据；第二是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不掌握核心自主产权，产业化程度不高，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第三是市场保障乏力。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项目审批、专项资金安排、重大科技项目和示范等缺乏统一协调机制，规划、政策制定和项目决策缺乏公开透明性，缺乏市场监管机制和产品质量检测认证体系，激励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最后便是人才的缺乏。

新能源30年，我国基本在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逐步摸出了自己的方向。虽然离最后的终点还尚有距离，未来的道路也绝不会是一番坦途，但它已经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被动发展阶段。一大批诞生起来的新能源企业、研究结构、行业协会，正聚集在一起，开政策的路，搭市场的桥。一个主动发展的新时期，已然到来。

孟宪淦1974年进入太阳能领域，据他回忆，1976年北京市科委支持在北京太阳能实验场搞了一个小型企业生产太阳能热水器，当时主要使用钢管做太阳能集热管。1977年，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成立，当时是从平板集热器研发开始。1986年，从国外引进太阳能平板集热器的生产线，制定了国家标准，有了一定的产量，初步具备了产业雏形。

1978年的时候，全国太阳能热水器总保有量才3万平方米，而到2007年底，这一数据扶摇直上变成了1亿零800万平方米，我国太阳能热水器总保有量占到了全世界的81.3%。

在30年前，一个叫贝聿昆的美籍华人送给清华大学一支样品，清华大学的殷志强教授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玻璃真空管技术，极热太阳能效率达到95%以上，由此成就了一个产业。目前，全球太阳能热水器80%以上都在中国本土生产，大部分的市场也在中国。

自主知识产权与巨大市场成就产业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快速发展，除了得益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外，还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孟宪淦告诉记者，70年代以前，北京大兴县一个县只有一个公共浴池，人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机会洗上一个澡。当时连国务院的宿舍里都没有实现集中供热水。中国广大城市、农村，对太阳能热水器有着巨大的需求。

“太阳能热水器在没有国家扶持的情况下，自己进入了市场，所以生命力强。”孟宪淦总结到。

孟宪淦认为，目前《可再生能源法》对太阳能热利用不足。他举例，2007年生产2300万平方米的热水器，相当于节约1700吨标准煤。我国目前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30%，其中生活热水又占建筑能耗的15%。

“太阳能热水器不要求给钱，只要求给政策。现在中国城镇化进展迅速，如果目前建房屋普及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那么对于节能减排的意义将是巨大的。”孟宪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