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想突出媒体的教育功能，而是想说，这种教育的功能实际上一直很强大地存在着，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娱乐、消遣的内容，并不会因为形式上的改变而消解了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被娱乐、消遣之类的幌子所遮蔽，那么我们既在被教育着，而且也无法认知到自己正在被潜移默化地被改变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接触者媒体，就有可能正在被教育着，只是不自知而已。

　　实际上，媒体的任何内容、其呈现的方式等等都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着人们怎么去看待世界，怎么去评价世界。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足球转播，解说员的评论再配合着所给出的场景、精彩回放、慢镜头等等，实际上就告诉着人们足球应该怎么看，什么是重要的，应该看什么，怎么来评价这场球的好坏。于是等到你自己去看球的时候，就会循着这样习得的方式去看了。于是就会有人说现场没有电视转播好看之类的（我还真听过不少人这么说的）。这就使我想起，若干年前在英国，当一位学者说起，现在看足球的方式全给电视转播给败坏的时候，当时我还真的是一愣呢。

　　至于像电视剧啊、风光片啊之类的，也是同样，不仅看到的是场景、画面、故事，不仅跟着别人给你的方式学会了看世界的视角，更看到了它所教给你的其中事物间的逻辑。其实故事就是在这逻辑下被串联整合起来的。于是就觉得生活的现实中也应当是这么去看的，现实中的事物间的逻辑也是这样或应该是这样的，如果现实中不是这样的，那就是现实出了问题了等等。

　　当然，一说到教育，就会使人想到那种宣传、那种义正言辞的说教，实际上，这是最为低级的教育，成效也不可能大（灌输实际上还谈不上是教育）。而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类的，那才是极品，看美国的大片电影，我时不时地会有这种感觉。许多美国大片就是这样把它想要传达的特定的价值观让你照单全收了，还让你喜滋滋地感觉到自己很娱乐了一把。

　　教育，原本是不必张扬地说出某些大道理或结论的，而更多是通过看什么、怎么看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连接而润无声地教育着你，甚至改变了你。

　　媒体的教育功效实际上很大，但我们却常常自欺欺人地去否定它，甚至还常常被表象所迷惑，而实际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现在的讨论中，还是没有分清物业税是对什么收税。比如说，是对物业的数量征税呢，还是对物业权进行征税？

    之所以说是对物业量收税，就是因为有说，对一套自住的、面积小于多少平方米（具体的有各种说法，说不定以后还会搞成按级别分类吧，就像过去的分房）的就不收税了，但这还叫是物业税吗？难道征的是超量物业税？

　　再说，如何衡量一户一套房？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有三处房屋（不说跨城市的，估计我们的统计水平还达不到；只说在一个城市中），登记成不同的所有者，是否要收税？如果要收，是否会出现为了避税，就会出现以前许多城市在旧城拆迁中出现的离婚高潮，这不是要扰乱社会稳定吗？

　　行了，这也不去说它了，就说对一套以上的或面积超过标准的要收税，那么这不就是财产拥有税了，是一种收入的调节，但是收入调节不是由所得税调节的吗？

    再说，既然是对多余的房产才要收税，也就以为这不鼓励房屋出租，因为只有有了多余的房屋才有可能出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政策是要取消出租市场（因为加税后，房租肯定是要涨的，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而言现在的租房市场本身并不很热），那么也就是要鼓励大家、或者说鼓励每个人都去买房，否则就没有房子可住了。大家都去买房了，房价是不是又要涨了（不要忘了，房价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物业税的倡导者口口声声说的用物业税来抑制房价是否能够实现？

    如果是针对物业权征税，那么首先，这个物业包括了什么？是土地的还是房屋的？还是兼而有之？如果兼而有之，那么就无法说明土地出让金到底是什么了，更不要说七十年后还要再收一次了。所以我相信许多解释，这个税种肯定只是房产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许多支持者征引的国外的固定资产税与房产税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就大的说，土地是会增值的，而房产通常是在不断贬值的。如果笼而统之地按房价来测算的话，其实就把这两者混淆了，这种混淆显然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土地出让金本身的含义。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物业税按什么基价征收？很显然的按规则应当是按照市场价进行（前提是我们默认了物业税包括了土地税在内，而且同意被征收土地增值的内容）。但是，第一，由于中国城市住宅本身的特征即多户集合式的，不说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楼宇之间有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楼宇的同一层面，各套住房由于朝向等等的原因，价格也完全不同，如果只是按照某一地区某一类型的税率标准进行征收，是否公平呢？如果要达到基本的公平，估计税务部门上一年度的还没有测算完，下一年度的又得开始测算了。第二，由于特殊的土地出让制度，每个楼宇的可使用年限也是不同的，随着七十年的期限越来越近，房价也在不断贬值中（至少得把七十年的年均价一点一点扣除吧），这税率又得怎么算呢？

　　显然，问题一堆，而且还可以仔细的分析下去的，不烦自己了，但需要想要实行该制度的制度设计者好好地去思量了。

　　据英国学者的考证，是法国人于1820年代首先合成了“工业革命”这个词，用以指代在英国发生的变化，之所以用“革命”来命名，原意指这是于之前发生在法国的政治而非工业的“法国革命”（中文通译为法国大革命）是相对立的，带有明显的瞧不起英国人的成分在内的：瞧，我们是大革命，是政治上的彻底变革，而你们，只能玩些雕虫小技而已。

　　真正使“工业革命”这个词流行起来并普及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他去世后出版的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汤因比是那个我们更为熟悉的写作了十卷本《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叔叔。

　　老汤因比尽管使用“工业革命”这个词，但他显然认为机器的创新只是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的变迁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非仅仅只是机器创新所带来的，而且恰恰相反，机器创新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扩张，恰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要真正认识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并取得成功，就要从旧的劳动方式已被放弃、原有的权利关系已被破除、新的金融形式已经形成、国家社会管制方式的放松等等方面出发，而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所以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英国。

　　老汤因比的论述多少带有点与法国人较真的书生意气，而且带有极强的批驳性，尽管其论证有不少是有点牵强的。但至少告诉了我们，不要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工业革命”这个词，其真实的含义已经完全不是这个字面的含义所能包容的了。之后就有很多的研究，围绕着为什么工业革命只可能发生在英国这样的问题，揭示了其中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和机制，在许多史家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变革，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形成。当然，工业革命形成之后的发展又推动了这些方面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一方面是所有这些变革的集成，另一方面使得这些变革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方向，从而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这个词可以成为划分时代的用语的重要原因。

　　而与此相伴随的“工业化”，也就不仅仅只是生产方式、技术手段或者机械、机器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的所谓工业化、二次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等等，如果仅仅限于产业之类的发展是否有被这名词本身忽悠，而忘了其最为根本的内容的危险？当我们在谋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是否应当透过这个字面上的表象来应对更为深层的变化的要求呢？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重建”就是在原有建筑或环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根据原有的映像、图纸或其他资料，重新建起与古建一模一样的建筑（群）。不说那些粗糙的仿古建设，即使是那些做得非常精致，甚至是做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的仿建，它们也仍然不是作为历史文化的遗产所留存下来的，更谈不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们只是现代人仿制的假古董。当然，也曾经听到过有的主事者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也就成了一个古董。确实，过了500之后留存下来的这类物件真的也是个“古董”了，但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古董”呢？既然是对历史古物的仿建，那么这种材料、这种格局、这种工艺、这种风格等都与这种建筑物出现的那个时代以及其实际建造时的时代都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这样的仿建物真的成为了“古董”，它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只能告诉后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缺乏想象、缺乏天才、缺乏创造力的、只能进行模仿古物的荒唐岁月。这还不够荒唐吗：1000年或者2000年后的人只能建造和他们的先人一模一样的建筑物？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如果500年后人们来对此建筑进行考证，他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看着这样一个建筑，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原来500年前的人们建造的建筑物还是同2000年前的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也许在细节上有着大量的退化）。得出这样的判断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种形式的建筑在2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更加精美细致），而用科学的手段完全可以确证这建筑是500年前的时候建设的。难道我们就是希望留下这样的古董，并告诉后人，我们的时代只是在复制我们1500年前的先人，甚至还在复制中不断地退步？而这留存到后代的“古董”可真的是一种非常确凿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

　　而更有一种“重建”，就是在确证了的原址上对原有建设的复原性建设，不管建起来的是宅院如南京的江宁织造府，还是宫殿或者是园苑如西安的大唐芙蓉园。这样的建设，甚至比异地的仿古建设，哪怕是无中生有的仿建更为可怕，破坏性更大。因为其不仅具有上述所有仿古建设所存在的荒唐，而且它还破坏了原有场址的历史真实性，抹消了原有场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而且完全改变了甚至彻底破坏了原有场址所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其建起来的不仅是 “假古董”，而且是对历史文化遗址的破坏。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建设只是一种在历史遗址上的新的建设，其实质与所有新的建设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全新的建造活动，只是采用了仿古的建筑形式而已。而这种形式的复原，不仅不带有任何历史传递的信息，因此无法建立与之前历史的接续，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摧毁了遗址本身的历史性意义。

　　“复原”就是以维修或修复为名，把保存下来的建筑物等历史遗产恢复到其当初刚建起时的状况，也就是回复到其最原初的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激活对历史的记忆，甚至可以坐实了历史曾经有过的一个片断和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这建筑物是完完全全地再生了，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沧桑几百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

　　也许它确实可以告诉我们，它当时最初建设时的状况，也就是为什么要建、怎么建起来的以及建起了什么样的形态，但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它究竟是怎么被使用的，以及在这使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而对于这一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通常就在其建成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风云故事，没有这一类的故事，它也就是空空荡荡的房子，而怎么也称不上是历史文化遗产。但复原到其原初状态，也就意味着，发生在1799年、1851年或者更后来的事件与这幢还处于1777年状态下的建筑能有什么关联吗？那只是它的后史，建筑物还没有到达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而与这些事件或故事相关联的后史中所留下的痕迹却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更何况，当初建设时的意义，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人文的，当其周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遗产又重新回到了其原初状态，那么我们还能感受到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难道就是要保护“前史”，而不是保护其“后史”？历史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的历史？

　　而现在所有的复原，不仅复原到了原初，而且又确实是做到了如新般的光鲜，如北京的恭王府。也许除了既有的形式和材料的质感还是传统的或者是旧有的，但就整体的性质而言则是全新的，是彻彻底底地回复到了其新建成的状态。这建筑是得到了再生，它转述给人们似是而非的历史感；它已经很显然不再属于历史，更不属于遗产，它既已回到原初也就无所谓是后人所承继到的遗产了；它是再生了，再生的代价就是遮蔽了它曾经的前世，它直接对接上了它的前史。而我们，曾经在其前世的后段与之建立起来的关联，我们在其间走进走出或者它伫立在我们生活周边所见证的历史历程，已经被彻底地消解掉了，它已经回到了200年、500年或者1000年之前，它才刚刚初建成，而我们生活在了21世纪，在这之间则是一片空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就是一种时空并置，谁对谁都构不成遗产。那么我们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本文的修改稿将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第19期

　　由此可见，外白渡桥的大修已经成为上海的一项城市事件，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谈资和活动的小插曲，为平凡、刻板、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调剂，消解掉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性，也凝聚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从而密切了市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外白渡桥本身所承载的百年历史以及由此而铺展开来的外滩史和城市史，和外白渡桥与市民生活所关联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意义，更赋予了诠释这一事件的深度。

　　外白渡桥的大修，提出了并具体实施了回复到其建造时的状况。从功能上讲，这是完全必要的，它必须保证其使用的安全性，甚至应当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但从形象出发的回复到原状，整旧如初，是否就是一再宣称的历史保护的根本呢？我是一直对此存有疑虑。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除了它既有的形式和材料质感，已经完全是一座新的桥梁。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外白渡桥确实是得到了再生。这种再生意味着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但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外白渡桥当初建设时的意义，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人文的，当其周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还能感受到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吗？对于太多太多的人来说这桥还是移走之前的那座桥吗？毕竟，见过这座桥的原初形象的人不说硕果仅存，那也该是凤毛麟角了。再说了，对于这太多太多的人，难道曾经来来回回走过的那座桥不是真的外白渡桥？现在，这座桥是回到了百年前，那和我们又是什么关系呢？而我们曾经来来回回走过的那座桥又去什么地方了呢？

　　而当我在夜幕下走上外白渡桥，更感受到另一重的疑虑，感受到比一般的新建桥梁更加崭新的张扬，妖娆、绚丽的霓虹躲在钢梁背后发出多姿多彩的光彩，不仅消解了历史积淀和材料与形式所固有的沉重感，而且将其打造成了轻佻、漂浮的景观形象。历史已被妆扮成卖笑女，我不知道，这样的景象又与外白渡桥的原初形象有什么样的关联。

　　走在桥上，忽然就忆起曾经黑压压、粗壮而拙笨的钢梁在头顶上交叉所留下的光影，在对岸新区的灯光对比下所透出的历史积淀的稳重和诗意。现在却只有轻浮的灯光在与对岸争辉，历史的陈迹已被重新打造，历史不再沉重，而是消解在漂浮在半空的绚烂之中。桥或许还是原先的桥，但它真的还与历史有关吗？媒体上的那么多的百年史的回顾和对重修意义的阐释又与此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样的疑虑时不时地冲击着我的头脑，外白渡桥只是最新的例子而已。在国内许多城市的保护建筑面前，我都会生发出这样的感受。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不久前在北京恭王府的体验了，既然我们已经都修复到了该府宅最初建设时的状况，而且又是如新般的那么光鲜，那么可说的也许只是和珅当年为什么要建以及怎么建起了这个宏大的府邸，至于其后的使用以及历史演变之类的又与这个已经复原到新宅状态的大院有什么关联呢？那只是它的后史，而这些后史中所留下的痕迹早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历史保护难道就是要保护“前史”，而不是保护“后史”？历史到底是什么的历史？

　　走在外白渡桥上，不经意间还想到了曾经雄霸着外滩南端的被称为“远东第一弯”的延安路高架外滩的下行匝道，其被拆除，在当时也同样是上海的一件城市事件。“远东第一弯”以其自身的丑陋和对外滩风光的强暴，成就了观赏外滩美景的最佳场址。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早该拆除，甚至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建成。但当其真的拆除了之后，有一次经过那里，尽管由于外滩改建，周边还有工地围拦着，但仍能感觉到一种陌生的空阔，这种空阔已经抹平了对该地区的认识与记忆，使我怀疑我所在的地方是否就是这个地方。尽管在该高架路未建之前我就已经对该地区非常的熟悉，而且在其刚建时感觉到明显的局促和压抑的不适应。

　　由此想到，城市建设的决策应当慎重。尽管过一段时间不当的决策可以修正，建成的也可以拆去，尽管经济损失的责任也需要追究，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对城市史的篡改。当不该建的最终还是拆除了，但人们记忆中的场所、环境乃至于空间尺度都已发生变化，其中的不适应必然搅乱着人们的认识。而更为严重的是，也许对于一代人确实是回到了从前，恢复了之前的记忆，但在这之间的那段历史或者记忆是否能够真的消除掉（哪怕是真正的噩梦）？即使能够消除掉，那么这一时间段中会留下多少的空白？而对于新一代人，当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这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因此也就已经印记在他们对该地区的最初认识之中，这样的拆除首先就是要改变他们对这里的认识，他们无法回到从前——这个从前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他们所认识的那个“从前”却是被拆除了。所以，也就需要在空白处来建立新的认识，那这十多年的历史呢，又如何回忆？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在拆除“远东第一弯”的城市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大多是新上海人和年轻人的原因吧。或许也正是我存有早该如此的想法，尽管也曾经多次冲浪般地来到外滩，但对该事件根本就没有在意，仅仅是知道要拆除而已，直至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对此事的评论，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才发现这样简陋的设施竟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也才关注到报刊、网络上竟然已有如此之多的怀念之作。

　　再回到外白渡桥，经过如此这般的修复，从外观形象上，尤其是在白天的形象上看，它已经复原到了其最初，但从本质上看，尽管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是全新的，但显然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有的，不再完全是当代人记忆中的了，尤其是从晚上的景观来看。外白渡桥的这样一种再生，确实可以激活历史的记忆，这也是其能够成为城市事件的重要原因。它转述着人们似是而非的历史感；它已经很显然不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现在，甚至是属于未来的了；它是再生了，再生的代价就是遮蔽了前世，它直接对接上了它的前史。而我们，曾经在其前世的后段与之建立起来的关联，也已经随不再恶臭的苏州河水汇入到黄浦江，再悠悠东去，浪淘尽了。

    首先当然是上海的世界主义特征。无论是在英租界还是在法租界，其实都具有这样的特性。这种特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人口来源的多元性，文化的多元性等等。当然还包括了如李天纲所说的，在南京路上可以买到世界各国的产品，任何一个人在巴黎或伦敦所习惯使用的特定品牌的某种商品，在上海都能买到。而且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聚集在一起，不管是人还是物，而不像现在人为地弄出了很多的隔阂。

    就两个租界而言，英租界内西式建筑更多的是经济性设施，不论是办公楼还是商店，法租界则主要是商业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大量的建筑。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伦敦和巴黎有得一比（在19世纪末，伦敦的贵族之类的建筑主要分布在郊区，而在巴黎则在城市的中心地区，这直接影响到当代这两个城市居民对居住地选择的取向）。在英租界，除了跑马场，真正西式的娱乐性场所并不多，占据着主要地位的还是中式的，比如四马路。一直要到二十年代后期才多了些娱乐性的和休闲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几乎都集中在南京西路上。另一方面，英租界所建立起来的公共设施较少，外滩的银行大楼和办公楼尽管是西式的，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只有远观的可能，并不会产生亲近感，而在其背后的建筑物大多是中国式的，包括里弄住宅等，南京路上的商业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直到进入20世纪才由华人建设了四大百货商店。但在法租界就不同了，各类西式的设施和活动就更多了，无论是霞飞路上剧院、电影院以及各类咖啡馆、蛋糕店等，还是像大世界那样的游乐场等等。即使是住宅建筑也多采用树木掩映下的花园住宅，而且在严格的管制下不得兴建中国式的木构住宅，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异国情调。

    当然，相对于当时的东方城市而言，上海无论如何是具有更多的西式休闲娱乐场所，设施密度也较高，更具有消费性的特征，更符合当时对大都市生活方式的认识。

    从英法租界内部来看，英租界尽管开始时有玫瑰花园大住宅等，但在土地投机热潮下很快就消亡了，之后建的一些花园住宅则都要到非常边缘的地方，比如哈同花园，沙逊别墅则就更远了，而租界的整体几乎都由带有中式特征的建筑环境所主宰。而在法租界，从19世纪末突破嵩山路往西建设时就已经采取非常严格的管制，只准建西式的住宅，其形成的结果与20世纪初巴黎近郊区的住宅区非常的类似。再加上法租界对公共空间的经营，如果就此而论，说这就是东方的巴黎似乎也不为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租界形成之后，上海逐渐地发展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各类文化人群都向上海集聚，当然，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从最初的反清阵营，到后来的新文化发源地等等，只要再看看20世纪上半叶左翼右翼文人之间的争斗是如此的激烈和热闹，就可以想象其繁荣的程度了，至于印刷、出版以及报刊、电影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各种类型的文人集聚，左中右的，海内外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很有点巴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开始这一期间的氛围了。

    当然一说上海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就必然有人会以北京来反驳，暂且不对此作评价。但如果从当时外国人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种对比根本就不存在。我前些年看过一些外国人写的有关19世纪20世纪初有关中国城市的游记、报告等等，在所有看到的有关北京的描述中，都流露出一种怀着神圣的朝拜心情而来、带着失望和被欺骗的感觉而离开的情绪，因此，正面的评价很少，大多都可以称为恶评。据说一直要到林语堂对北京介绍之后，外国人才理解了一点在中国人的眼中北京另有奥妙。但无论如何，在当时西方人的视野中并不接受北京。

    这当然有西方人的偏见，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也是人之常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另一种文化之中，能有一些与他们的mother land或mother town相近似内容、特征的地方就会感觉到更为亲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他们寄居的地方造成与他们自己的母国相近似的原因。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国外呆上一阵，去一次唐人街也会有一种亲近感是一样的。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外国人的眼光中，上海是最能够为他们所接受的大都市，尽管其中很多人都曾经游历过北京，游历过中国的其他城市。 

   凡此种种，当然还不限于此，或许可以找到一点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影子。

    既然我们无法分辨最初的言说背景，也就无法对此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当这样的说法形成之后，在国人的口中为什么也能接收下来，并得到广泛的传扬。这种传扬至少说明，我们也认同了这样的说法，并且愿意继续传扬下去。

    与此相关联的是，对于相当多的国人，存在着一种近法国人（文化）、远英国人（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不只在上海存在，而且在几个开埠城市中都有这样的社会情绪。前些年曾在广州与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的解释是英国人在广东做了太多的坏事，比如三元里等等，所以抗英在广东是有传统的，因此就比较的排英。这当然是一方面的理由，但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法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具有共通性，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一定要在欧洲诸国文化选择一个国家来说与中国文化最为接近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法国。由此也可以说明以巴黎来类比，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认同。

    回到上海的租界来说。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国门是由英国人打开的，其他的国家都是借着同等待遇而进入的，因此也就有民族仇恨的因素在内。而在上海租界设立之前，英国水手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憎恨，比如1843年底发生在郊区的“打猎事件”。租界设立后，英国人有着非常迫切的愿望来进行建设，因此就通过中国政府机构以最快的速度收购土地，驱逐原居民，不允许农民在此耕种等等，并建立起了外滩最早的一批建筑。法国租界确定的时候，已经是在英租界确定之后四年了。1849年确立了法租界的范围，但由于除了一个商人之外，并无其他商人提出新的安置要求，因此中国的农夫等仍然居住、耕种在那里。原本这里已经是有一些开发的，主要是闽粤移民，因此也就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社群，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相安。 

    小刀会占领上海时期，尽管外国人都宣布中立，但英美海军陆战队组织雇佣军，为保卫租界，首先在1854年4月4日攻打了清军（被称为"泥城之战"）以避免其进入租界，法国人其时并未参战。随即，法国战舰进入上海，由于法租界靠近县城，起义军、英美雇佣军经常穿越法租界攻打清军，并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同样出于保卫自己的租界的目的，战舰指挥官决定站在清军一边。他们一方面禁止任何人与被围困的县城之间进行联系，另一方面在1855年1月6日率领海军陆战队士兵向上海城发起攻击，尽管没有攻入城内，但最终有助于清军对小刀会的镇压。等到1860年代太平天国攻打上海时，英法联军组合了雇佣军等，就开始了保卫城市（包括租界和县城），与清军站到了一起，并在中国人的指挥下作战，这与李鸿章的谋略有关。在战争中，法军头领在一场战争中被击毙，后得到清廷的嘉赏。 

    根据《上海租地章程》，租界建立是实行严格的华洋分居，即中国人不得居住于租界之中。在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大量难民为避战祸而逃入租界，遭到了英租界的大力驱赶，甚至采用了非常强制的手段，比如拆毁被占据的地区，赶出租界。而随后在商人团体的压力下，又放开让投机商人建造早期的里弄住宅出租给中国人，牟取暴利，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华洋杂居"。而此时的法租界由于原先本来就没有完全清场，就成为难民渡过这一时期的重要场所。当然这与当时法租界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外国人有关，而且与当时的教会的作用有关，从而将这些难民纳入到法国人的保护之下。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尤其在此后允许华洋杂居后，法租界的重点也转移到了霞飞路一带，从而避开了已经为华人所占据的最初的租界地区。这个过程也可以从两个租界的空间形态上反映出来：在英租界，外滩的高楼大厦和四川路尤其是河南路以西地区以里弄为主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法租界，靠近外滩的大多为中式建筑而西式建筑主要集中在霞飞路一带。

    1854年，英租界成立了上海工部局（英文是municipal council，这个名称的中英文对照就非常的有意思），这是一个有完全权力的地方自治机构，尽管在名义上其受领事的管辖，但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英国外交机构的管辖，从而可以根据外国侨民的自身利益来制定和执行保护和促进商业寡头利益的政策。而法租界的情况不同，法租界的行政体制始终是在法国外交部的直接管辖下，领事在法租界的管理中拥有实权，而且法租界的管理机构还可以从外交部获得行政经费。这两种管理模式，实际上源自于各自的完全不同的管理理念：一个强调自由市场和社团自治，在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金钱万能；一个强调国家主义和公共利益，更多注重人人平等享有舒适生活。于是在一些设施的供应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比如在白吉尔的《上海史》中就讲到英法租界在最初自来水供应上的差别，英租界是由自来水公司与有支付能力的顾客之间 签订供水合同，而在法租界，尽管水是向英租界买来的，但通过一些公共水龙头，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其中包括了中国居民。至于租界内的公园就更为明显也更为 大家所熟知的了，在英租界直到1920年代末都是禁止华人入内的，而在法租界则建了更多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道路和路旁成排的梧桐树，如果比较一下当 时的南京路和霞飞路就能看到其中的差异。此外，霞飞路的宽阔以及绿树成荫也被看成是上海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海人经常说到的所谓“上只角”主要的也在那个地区以及向西南的延伸地区。

    同样，在两个租界的管理决策机构——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和法租界的公董局——对华人董事的接受方面，法租界比英租界要早10多年，尽管华人董事的作用始终很小，但至少从象征意义上也可以看到与华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有许多内容可以进一步深挖的，但就整体而言，法租界的经济较弱，产业经济上与华人的争利就会少一些，相互之间的矛盾就要少一些。此外，正由于经济较弱和法国人较少，因此，法租界的力量有限因此而管制较少，所以影响后来历史进程的一些活动大多在法租界，比如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共产党的成立等，而且其在治安管理等方面大量利用地方的力量，比如依靠青帮来进行，这就会加强当地社会的认同感。

还是先说说伦敦与巴黎吧，谁让我把这两者放在了如此针锋相对的位置上。

在西方的文献中，说到18、19世纪欧洲大都市的时候，提到的往往是巴黎、维也纳、柏林等等，很少提到伦敦，尽管伦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容量在那个时期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的。比如，18世纪末的诗人歌德，说到世界城市（World City）时，举的例子是巴黎和罗马，没伦敦什么事。20世纪初的生态学家也是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倡导者之一P.Geddes（苏格兰人）说到的世界城市是巴黎、柏林等，也没有伦敦的份。至于后来的，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则将巴黎称为“19世纪的首都”，其意含的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首都；著名的城市研究专家哈维（David Harvey）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把巴黎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的首都”。伦敦都好像被排除在领头的范围之外的。

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对于城市而言确实重要，但未必就是评价一个城市地位的关键性的因素，更不能反映城市的特性。去年同济校庆期间有一场规模很大的有关城市发展的论坛，在一个有关全球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的分会场，伦敦的副市长作了一个演讲介绍了伦敦近年来的发展，用了一系列的数据说明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纽约，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等，得意之形洋溢其中。在对话阶段，问了一个问题，伦敦的特色是什么，或者在其心目中伦敦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这位副市长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文化以及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成功，讲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共同作用，讲创新、青年和活力等等，不再涉及到金融中心之类的了。就我的理解而言，其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认定了，正是由于这些内容才使伦敦的金融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起来乃至于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由此也可以看到，评价一个城市可并非完全是由其人口或经济的实力来作出的。

当把伦敦和巴黎放在西方文化中进行评价时，各自的地位也就更加的明显了。伦敦在欧洲人（包括不少英国人）的心目中也许就是个市场地（marketplace）（之前作为工业中心就不说了），是个就业或赚钱的地方，称不上是个欧洲大都市。英国城市专家豪尔（P.Hall）在煌煌巨著《文明中的城市》（1998）一书中，探究了世界上一些大城市之所以形成各自的辉煌时期（黄金时代，Golden Ages）的原因。如果集中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间段（与我们的论题有关），讲到伦敦的只有一章，讲的是1825-1900年，主要描述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并冠之以“实用主义的城市”的名称；讲巴黎的有两章，分别是1870-1910年（标题为“光的首都”，讲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和 1850-1870年（标题为“永久性公共设施的城市”，讲豪斯曼巴黎改建）。从其给这些章节所赋予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两个城市的认识了。就此而看，这一时期这两个城市的特征以及城市发展的观念就非常清楚了，而以豪尔的这一论述反观当时的上海租界，也多有体现（参见法国人白吉尔所著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以及书前张仲礼序中的评论）。至于西方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上有多少的思想、哲学、观念、艺术流派等等源自于巴黎，西方的城市生活方式又有多少是以巴黎为楷模的，那伦敦就更没法比了。前些日子在英国看到一本书，书名好像是“爱恨交加的敌人”，讲英法两国关系的，其中的相关描述也是非常的透彻：英国输出产品，输出技术，输出效率，法国输出文化，输出思想，输出生活态度，谁缺了谁都不行。

因此，当要说远东最大的、最西化的都市上海时，对于西方人来说，巴黎就是一个好的词，既然是想要对上海这个城市赞美一下的，用“东方的巴黎”来类比才是正道，如果把上海说成是“东方的伦敦”那肯定带有点贬损的意思了，就如同说外滩建筑群是“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也是在英租界的）一样。当然，在国人的心目是否就是如此这般，未必好说，但国人之所以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也自有其原因的。篇幅够长了，还是且听下回分解吧。

　　当然这样的思量并不需要将之归于宏大叙事的所谓后殖民主义的思考，即使在非常细节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也同样有大量的问题值得关注。

　　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和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后，上海被相继设立了英、法、美租界，尽管名义上是租地（这显然是被迫的、政府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但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像现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但实际上就出现了几个独立的王国，上海也就分裂成多方割据的城市了。

　　当然，在上海的租界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美租界于1863年即与英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自1899年后改称公共租界，但其中主要的统治力量还是英国人，因此这里就一律统称为英租界）。租界的特征就是“治外法权”，这是其本质性的，这也是中国的历史屈辱。但也正由于此，租界又成为了这些国家将他们自己的管理或建设的方式在这里复制，从而成为西方制度在东方的试验场。

　　尽管都是西方，但其制度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从而在上海租界中的实践也就各不相同了。比如，英租界更加的倾向于市场运作和个人主义，而法租界更多地倚重于集权式的国家（政府）官僚主义，这与英国和法国本土上的治理模式有着同源性。 在具体的管理上也是相异成趣的，比如维持社会治安方面，英租界则建立强大的警察队伍，以英籍侨民或是由英人统领的经过训练的如印度人等英国殖民地人士为主，而法租界则借用了黄金荣等青帮成员来实施“以华治华”的策略。这似乎又与他们各自所坚持的基本理想有所不同。

     如果从租界的建设状况来看，英租界的核心在外滩，法租界的核心在淮海路。这当然与租界设立时地区的开发程度有关，与英、法租界得到大力发展的时间有关，但更与这些租界的治理思想有关。就苏州河以南的这两个租界而言，都具有从黄浦江发端不断向西拓展的特征（“越界筑路”也切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弱势状态）。由此而形成了在租界的范围内，东西向道路畅通的特点，由于租界的这样的发展特征，致使南北向道路不畅，这就一直影响到当今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格局。

　　 英租界的建设首先注重于经济设施的建设，老牌帝国主义拓展海外市场的强势得到了发挥，由此也留下了之后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的骨架。外滩显然是其核心，在外滩的基础上才有了“主街”（main street）式的南京路的向西延伸，因此，外滩的高楼大厦与南京路上四川路尤其是河南路以西低矮的中国式建筑的强烈对比。在法租界，东和西之间，“土”、“洋”的对比也是明显的，但方位正好相反，东部地区是本地化的石库门、杂货店、茶馆等中国传统式的，而霞飞路（现淮海路）则完全是西方式的，尽管不是高楼大厦，但其商店、餐馆、影院、公寓等等则具有更多的西方的形式和特征。

　　从一般的印象上讲，英租界在上海的面积大，经济的实力强，主导着城市的意象（比如外滩），对于上海的发展而言也更具有影响力，但诡异的是，我们只听说过把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从来没有听说过“东方的伦敦”这样的说法，尽管把伦敦和巴黎浓缩了来说上海的英、法租界并不一定就有道理，但值得深思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其特性？

　　正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因此，这就需要有其他的途径来为这些人群提供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无论是供购买的还是供租用的，都必然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至于政府能否提供经济适用房，是否仅有政府予以提供，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等等，这是需要通过社会机制予以明确的。因为这既涉及到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需要由社会机制来予以设定的。

　　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看，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既是对过去十多年来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欠账的偿还，也是缓和当前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具体对策，是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更应当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看成是社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设施。

　　尽管经济适用房主要是供应给社会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但我们必须对其中“经济”和“适用”有正确的认识，切忌搞混其所针对的基础，更不应以歧视、鄙视的眼光将其划为住房类型中的另类。

　　经济适用房中的“经济”，首先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水平而言的。也就是说，由于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收入相对较低，其收入水平在满足其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后，难以甚至无法通过市场获得适宜的居住用房，因此，就需要有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条件的并且是其可以承受的适宜住房的供应。就此而言，“经济”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所供应的住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而且是在扣除其基本生活成本之后能够支付得起的，因此，也就有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而制定不同的经济适用房类型的标准的要求。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并不是指住房建设的成本要更为便宜、更为低廉，甚至可以说，这与建设成本的高低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建设成本就不用节约，就不用考虑建设的成本问题，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考虑范畴。任何建设都需要考虑成本效益的关系，但这和经济适用房本身是否具有经济性，或者说从使用者角度所考虑的经济性完全是两回事。

　　关注经济适用房的使用是否具有经济性恰恰是经济适用房供应需要考虑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与此相关联，不仅住房的获得对于使用者来说是经济的，而且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必须充分考虑居住者长期使用的成本是否是尽可能地经济。不能因为保障对象入住了经济适用房就导致其生活成本的大幅增加，因为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任何生活成本的增加都将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条件或者生活质量。而且，生活成本的支出是日常性的，比如，就业岗位和居住地的距离增加，就会增加他们的通勤成本，这一成本具有刚性的特征，由此就要削减其他的基本生活开销，甚至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同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机会，比如，新的或者适宜的就业机会受制于通勤距离与成本，或者受制于交通条件等，或者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纳入到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性的考量之中。

　　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是相对于居住者的生活要求而言的，从其基本意义上讲，经济适用房应当是能够满足居住者的基本居住生活要求的，是适宜的生活居住活动所需要的。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对较为便宜，或者建设成本相对较为低廉，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适用房就可以缺设施少设备，也不意味着其居住环境或者居住质量是低劣的。经济适用房仍然是住房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划分只具有分配上的意义，而不应该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住房在基本配置上的差别。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也同样必须能够满足最基本的有尊严生活的要求。

　　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性，首先就是要满足当代家庭生活的最基本要求，实现住房的基本居住功能要求，不能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削减或者损害到这些要求的满足，尤其不能因为政府或者供应方对分配或者供应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而造成居住者的生活不适宜、不方便。同时，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必须充分考虑居住者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供给符合不同家庭类型的需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适用房绝对不应该是现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那种城市郊区的小户型住房，单一的面积标准或者单一的住房类型。在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以及制度设计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居住者家庭的变化可能以及对流动性的需要，避免因住房条件的固化而带来其生活上的不便以及丧失未来发展的机会。因此，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针对性，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或者在同一地区内都不能简单化地化解为单一类型或统一标准，需要在具体条件下分别地、具体地进行研究和供应。这就要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必须充分研究当地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定要求，真正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居住用房。

　　总之，经济适用房应当是符合当代人有尊严生活的要求，并且成本上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承受的住房，所有有关经济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都应当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基本生活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超出此范围的讨论实际上都有悖于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本文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15期）

该规划有意识地避开城市最繁华的、人口集中最多的地区即租界地区，从而选择未开发地区进行建设，既是规避与租界的正面冲撞，另一方面又有与租界对着干的意味，并有能够扼其险要、抢夺其资源的企图。这是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氛围的产物。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充分认识到了上海的重要性，随即于同年7月7日把上海命名为特别市，直属南京中央政府。

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大会上说：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则不能有头绪”。

当时，为了避开租界（国民党政府无力收回租界，也不愿意因此而得罪英美法等国），也因为老城厢既破旧又无拓展余地，已开发的闸北地区又远离黄浦江，浦东又与城市腹地交通联系不便，同时又要开发和控制黄浦江港口，因此选择了吴淞和江湾之间的大片未经开发的土地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区域。

1929年8月，成立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大上海计划”。从整体而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该规划有意识地避开了已经近代化了的、人口稠密且高度繁荣的城市中心，实际上已成为一项新区或近郊新城的开发规划，而不是对城市整体的规划，这与原先设定的上海特别市的职责是不相符的。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新城（新市中心）的规划。这个新城已经摆脱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已经完全不同于租界的基本格局。新城的建设由政府承担，并首先进行政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尽管采用市场方式进行土地开发，但其基本的开发建设模式仍然是传统城市型的，尽管并不修筑城墙并修筑了一些现代的公共设施。而这种模式又成为20世纪末全国城市新区开发的基本模式。   

该规划的编制，延聘了美国专家作顾问，接受了欧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在当时建筑界“中西合壁”风的影响下，该项规划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组织方法。因此，该项规划的核心是西方古典城市规划经过美国转换后的城市美化运动规划在新区开发中的运用，再加上中国传统空间和建筑概念和形式。针对这样一个规划，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规划的率先输入，而现代城市规划本身是在欧洲诞生的，而且其时主政上海市政府工务局的局长是在德国获工学博士的海龟。

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城市整体格局上采用了欧洲尤其是美国式的格网状的路网等，但在建筑的形式上则强调了“民族形式”。于是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这些建筑现在还留存在该地区，如上海体育学院内的原上海特别市府大楼、长海医院内的原上海市博物馆、同济中学内的上海市图书馆等。之所以说有意思，一方面，在引入西方理念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传统风格，而这种保护纯粹是形式化的内容，从某种角度讲，“中体西用”在这里实际上倒是转化为了“西体中用”，也就是整体的西方城市骨架和零星的中国建筑形式。另一方面，创设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从而在此后的公共建筑设计中被广泛使用。但同样有意思的是，尽管这种形式此后全国各地都不断出现（包括1950年代以后），而在上海好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这个规划后来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爆发，而没有得到较长久的实施，因此建成的内容并不多，但这个地区的路网则是基本上建成了的。当时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九个字作为路名的首个字所命名的路名，大部分也留存了下来。

尽管这是一个以中心区为核心的规划，但也考虑了城市内的交通联系，其中主要的还是以中心区与城市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出发的。现在作为上海城市骨架的重要道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四平路（其美路）、黄兴路、浦东大道和浦东南路（浦东路）等就是该规划的产物。

　　　　　　　　　　　　　　　　本文所用图片翻拍自《上海城市规划志》。

    一个地区的开发，往往就是由梦一样的设想开始的。当然，梦并不就是现实，但现实有时候就是由梦开始的。比如，浦东开发也就是如此。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就是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我佛山人”有部小说叫《上海游骖录》，其中就有一段写小说主人梦中醒来，黄浦江上已经架起了大桥，江底造好了隧道，于是欢欣鼓舞的样子。这至少也算是表达了一种愿望。

    在关于浦东开发的途径上，最大胆也最令人叫绝的，还算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的设想。他提出彻底填埋黄浦江，也就是在龙华那个地方的浦东开一条运河，将黄浦江引到东海，建成“世界大港”，让苏州河直接经吴淞口入长江，把这中间的黄浦江填平了，使浦东浦西连成一体，当然这里的土地属于中国政府，那些占据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也奈何不得了。浦东开发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些设想都还仅仅是设想，是停留在文字上的，但浦东的实质性开发其实在这个时期也早已启动了。从时间上看，浦东开发实际上与虹口、杨浦的工业建设基本上是同步的，都被认为是上海修造船业、轮船运输业、烟草加工业、火柴制造业、纺织业的发源地。在1864年前上海开办的9家外资造船厂中，有5家就在浦东的陆家嘴处。当然这些工厂都是沿着黄浦江一字排开，而随着1990年后的浦东开发开放才逐步搬迁。所以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陆家嘴的建设并不是新城建设，实属旧城改造。

    1929年编制的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的“大上海计划”中也提出了浦东开发，现在浦东的主要干道之一的浦东大道就是根据这个规划从1930年开始建设的。

    1946年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一稿）中对浦东开发的内容更为详尽。为了实施这项规划，1948年上海市政府的工务局提出了解决黄浦江过江交通的建议，筹组了“上海市越江工程委员会”，并开始着手制定建造大桥、开通隧道、增加轮渡等的方案。

    由于黄浦江的阻隔，加上浦东缺乏广阔的腹地，又不处于交通要道，与内陆的交通联系仍然需要通过浦西，因此，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非常缓慢。1950年代后，在发展工业（比如70年代建设的高桥化工厂等一大批化工工厂）、仓储码头（比如上海最大的煤码头，至今尚未完全搬迁）以及打浦路隧道等的基础上，也建设了不少的居住区，从50年代的“两万户住宅到80年代的居住小区几乎都留下了痕迹，这些建设还有许多在现在还能看到。但相对而言，浦东的纵深向拓展并不大，到1980年代末，基本上还是集中在黄浦江沿岸地区，而这些地区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管理，包括了川沙县、杨浦区、黄浦区、南市区、上海县等。作为市区的三区所辖范围都限于距黄浦江2公里左右的范围之内。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过一次持续了四、五年的关于上海市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其中有一个设想被称为“东进”，也就是要全方位开发浦东，但限于对黄浦江阻隔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整合缺乏手段，该方案并未得到重视。当时还有一种开发设想，就是要充分利用黄浦江的隔离作用，将浦东开发成一个全封闭的特区，建成自由港等等。

    1986年，上海编制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在中央书记处的讨论中，在确立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时，强调提出了浦东的开发，由此而拉开了浦东新一轮开发的帷幕。

    但从现在上海的市域来看，可以称为第一份现代规划的应该是张謇完成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1日的《吴淞开埠计划概略》。这是张謇为吴淞的第二次开埠所拟就的建设总纲。

    吴淞是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才划入上海的，从时间和地域的划分来看，把1929年的规划称为上海的第一份现代规划也是没错的，但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更从其规划的内容来看，我觉得更应将《吴淞开埠计划概略》称为上海地区的第一份现代规划。而且，在我看来，该计划不仅在内容上具有了现代规划的基本理念和内容，在某些方面，甚至较1929年的“大上海计划”更具现代性。

    吴淞曾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20年代初经历了两次自开商埠。所谓自开商埠，与像上海、广州等所谓的条约口岸不同，是由中国政府自主、主动地向外开放的。自开商埠尽管划出对外开放的地区，但统治权始终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也就是说，允许外商租地但不允许像条约口岸那样设立租界，外人不能控制其管理权。张謇就是为这第二次开埠拟定了《吴淞开埠计划概略》，对整个新开商埠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具体开展的工作。

    从商埠建设的程序上，张謇提出：“先求测绘之详，次求规划之当，再具计划书，商告国人，广求教益。”然后再付诸实施。在开发建设中，先修筑道路，“基础既立，建设纵有迟速，不能越此范围，终久可成一整齐划一之商埠”。而该计划书就应该是其第二阶段工作的开始。

    《吴淞开埠计划概略》的内容，着重于这样几个方面：

    （1）划出尚未建设之地区建设商埠区，面积达430多平方里，以虬江和蕴藻浜之间作为核心。他认为 “开埠之宜建新，不宜改旧”，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从平地上计划市场，可以廉价预收多亩土地，以供道路、河渠及一切公用局所之用”；第二，“先就图形上计划，在未实行之前，地面上无何等痕迹，地价不致骤变，公私事业觅地较易”；第三，“地面上无已成之物及不便毁弃之建筑品，无虞有反动难行之事”；第四，“全市规划，通盘筹计，先立基础，次第实行，成功纵有迅速，建设必就范围，终能成一极新式、极完备之商埠”。

    （2）强调“街道计划”是商埠开发的基础。“所有全埠路线，也已通盘筹计”。“全埠街道定为长方格形”，“总计全部干路四百四十余华里，支路六百二十余里，用地约二万四千亩”，“拟于三四年间将全部路基完全划定收用，以立根本基础”。在各分区内，“各区立一中点，各中点以斜路互联”。也就是采用全市为方格网形道路网，而在各分区内采用中心放射形道路网。

    （3）在“街道规划”的基础上，确定功能分区，共“分为六区，先办沿浦三区”。该计划从“全埠街道、码头、水陆交通、公共事业、模范市场以及分区建设办法”等进行了安排。内容涉及广泛，现举一例来看看其中有关公共事业计划的内容：“公共事业拟支配于各区中点，凡中点之地均收归公有，如市政、司法、警察、消防、税务等机关，位于繁盛市区之中点；如学堂、医院、图书馆，则位于住宅区僻静之处。公园除于各区中点各设一处外，其余就斜直两路交叉之地，所留三角地及高低不平暨原有树木之处，或为公园，或为菜市，分别布置。总使各区居民于十分钟内可以到达。……”“……第中小学校则不限一隅，散置于住宅区域。”此外，对各项市政设施也作了充分的考虑：“电厂设于剪淞桥附近，取其水量足而运煤易。自来水设于采淘港口，汲江水而避海潮，盖水质江优于海，宁稍远多费，以期饮料之洁净。其排水道等卫生事项，亦于划定路基时，预为布置，……”

    （4）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提出“工商事业必因地制宜，预为规定，庶易发展。蕴藻、泗塘两岸，为天然之工业区域。”此外，还划定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区：“另于西隅鹅馋浦两岸，辟为劳工区域，专备容纳流寓客民，……”

    （5）为更好地开发建设商埠，先进行“模范市街”的建设，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予推广。“以正块之地，藉公众之力，一气呵成，创造一市，为全埠模范。”

    （6）强调通过法规的方式进行规划的实施，“至土地上之处分管理，如取缔建筑、收用路基、承办码头、土地登记，均经订立规章，分咨省部次第施行。”

    张謇所写的《吴淞开埠计划概略》，只是整个规划的大纲，文字不多，但所包含的内容不少，而且就规划的理念来说，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要素。至于完整的规划方案，从其文字中看应该是有些成果的，但至今仍难从各方收集得到。不知现在是否还有留存？ 

    这一计划之后并未得到实施，先是涉及到吴淞与闸北之争，关涉到江湾、彭浦归属问题，搞乱了工作的重点；不久之后军阀混战又起，直至上海特别市的建立，吴淞开埠的一大梦想——建立一个可以与上海县分庭抗礼的独立的城市终归破产，从而使淞沪一体化了。

　　最近看了一本很翔实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传记，看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期间，借居在Kent的海岸边，在书信中向友人诉说着被“逼出”伦敦的缘由，心有戚戚。并深深地感到，这还真有点现实或者说前瞻的意义了。 

　　1851年5月开始在海德公园举办的博览会，有10个国家参展，展示了与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活理念相关联的各种技术产品，是工业社会向世界扩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后来也就成为公认的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那个作为主场馆的水晶宫不仅作为该届博览会的标志而名垂青史，也作为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被不断地复述，尽管其在博览会之后不久就被火而毁。

　　这样一件盛事在当时的伦敦也是极为的轰动，据记载有600多万人参观了该届博览会。在这样的一片热闹中，查尔斯·狄更斯却在会展的大部分时间内将自己的住房出租了出去，躲到了Kent的海岸边，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他在那里写的一封信，解释了远离热闹的原因：“我发现自己被博览会‘掏尽’（used up）了。我不是说‘那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的东西太多了。我去了那里两次，太多的东西难住了我。我有一种视觉上的天然的恐惧，如此多的景象所产生的混乱一点都没有因此而减弱。我不能确定，除了喷泉还有亚马逊（the Amazon）之外还看到了什么。被逼得虚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当有人说：‘你看到了吗？'时，我就说‘是'，因为如果我说没有，我知道他就会解释它，而我不能忍受那样的事。……”

　　当世博会在其他国家、其他城市举办时，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也可以选择去了一次之后再去一次或者两次等等，反正都是主动的加入。但当这个博览会放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时，去多少次也许已经不是我们所需要选择的了，或者也由不得我们来选择了。而更多无法选择的压力——无形的、内心的也许就会伴随始终了。我们还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吗？

　　本雅明用"浪荡子"的形象，描述并阐释了对城市的认知，这种认知充满着辩证性的内容： 

　　在他看来，城市的形象，包括由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表皮所建构起来的形象在城市认识中是重要的，但直观的感觉需要与历史和理性的感觉来充实，只有这样才能将这种形象转变为人的体验，正是在此基础上，人对城市的体验才能转换成城市的象征或者隐喻，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认识。但这种象征却是稍纵即逝的，时刻在发生变化的，不可能停滞下来；这种隐喻又是透彻人心的，是能给人以震撼的，并最终成为城市再现的关键。于是，这就纠缠进了短暂性的刺激与再现后的永久之间的对抗，再现后的场景在现实中不再存在，是一个过去的瞬间，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不存在才使其具有震撼力和审美性。

　　在他看来，对城市的认识也许不在于对巨大的体量或展示着让人注目的地方的认识，更多是来自于人们通常不关注的微小的事物，是一些设计者藏藏捏捏的边缘或者角落。而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角落可能就是城市阐释中的一个线索，并解救出不得不而为之的一些历史空隙，或许这些空隙才当得起研究者的重任，因此，最微小的变化才孕育了认识人及其方式的改变。

　　在他看来，大厦的建成也许是不值得关注的，尽管设计者、建造者期望其能传承文化并使文明得以不朽，或者也确实其成就了这样的职责，但大厦尤其是被认为承受着文化传承和文明之不朽的责任的大厦的塌毁，才是最为可观的，至少这应验了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最为恒久的价值——瞬间性。

　　本雅明的著作在在告诉我们，城市是可理解的，并且指引着读者去理解的方向和方法，同时又告诉读者，这样的理解终究是有局限的，是需要保持一种惧怕、担忧的状态去观察和理解城市。要想认识城市，就需要有一种游离于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群的姿态去接近城市，去体验和再现城市，这或许就是需要救赎的本雅明的核心了。

　　于是，在本雅明对城市的描述中，读者总能在感受到他津津乐道的、似曾相识的熟悉场景中的陌生感。这或许是他这些年来之所以被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吧。

　　从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意味着社会是需要分成不同的层次的，而经济收入层次的差异一旦出现，就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当我们说社会和谐的时候，其含义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同一个社会体内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团结。如果没有阶层的分异，又何来需要和谐的要求？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明确化，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化才有可能维持并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说承认阶层的存在和差异化，并不是说就要放任扩大阶层差异，更不是要固化这些阶层，而是说，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种阶层差异的存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来缩小这种差异，进而维持社会的有序性，保证社会的稳定。阶层的差异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可以使它们之间的差异缩小，而不是无限扩大。这就是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应当担当起的责任。

　　以此来反观这些年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策恰恰是在不顾及社会阶层客观存在，有时候甚至是故意抹平社会阶层的情况下，以相同的政策手段和措施来推进社会经济的改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改革的受挫或者引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等。在这些改革设计和执行过程中，既忽视了不同阶层在这些领域中的需求，也不顾及不同阶层的可承受能力，以所谓的社会平均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甚至是以社会较高收入群体为参照，从而使得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如果从政策制定一开始就能充分认识到社会阶层，比如，由于明确了存在着低收入群体，存在着中低收入阶层，那么就可以非常明确地针对不同的阶层而制订不同的政策，在对中高收入阶层或者是平均中等收入阶层进行房改、教改、医改等的同时，对中低收入阶层就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改革政策，或者及早地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这也就不会出现采用单一政策来执行这些领域的改革，从而也就避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现在，在许多政策领域已经开始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问题，但是很显然，我们仍然只是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为中低收入群体而缺少必要的细分，从而使政策对象模糊化，进而难以真正达到政策目的。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从几个城市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正在实施的措施来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即其规定的受保障人群根本无法承担起所要支付的费用，而基本上能够承受得起的人群则又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外很远。那么，经济适用房究竟是要保障什么样的人群？其实，经济适用房仅仅只是一种统称，在其内部应当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和等级，所谓的经济适用都是应当针对于一定阶层的经济适用，而不可能是针对所有人的经济适用。这就要求对社会阶层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划分，同时，也要求各类政策的制定也能够据此而更加的精细化，针对不同的阶层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内容，这样才能使政策更具有科学性。

　　此外，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更加关注政策的效应，各类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最终总是会影响到具体的各个阶层的，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地评估，这个政策的得益者是谁？谁会受到损害？其他阶层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如何使得益者来补偿受损者？如果无法补偿，那么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能不能这么去做？从最理想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应当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得到利益，都能从政策实施中得到好的改进，但这确实是难以全面做到的，但任何的政策都必须保证在某一或某些阶层得到利益的同时不能使其他的阶层受到损害，这是政策的底线。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政策过程尤其需要关注社会的中低阶层，关注他们是否因为政策的实施而扩大与中上阶层的差异，是否有可能危及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阶层划分，不仅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的存在有充分的认识，还需要在政策内容中针对不同阶层制定明确的具体措施，而且还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实际状况对政策后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由此来避免阶层的现实存在终将使所有的政策失去可靠的对象，从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问题。

　　　　　　　　　　　　（本文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12期，此为原稿）

　　很显然，这些经济学家们搞混了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错置了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确实有理论问题，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方式予以研究，否则将一事无成。但那只限于普遍的、抽象的、基础性的原则和原理，脱离了相互的关联因素，或者是从具体的案例中提炼、升华出一些纯粹的关系，是脱离了具体场景的逻辑关系。而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在运用时仍需要还原到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不是把它们直接移置到现实之中。

　　对于现实运行中的经济的研究，无论是问题研究还是对策研究，绝不可能是可以摆脱了各类历史的、制度的、环境的、人事的关系等等的，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对策是将作用于这个过程的，绝非是纯粹的经济要素之间的纯粹关系。纯粹的经济要素在现实中的运行必然地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强化、牵制甚至变形、转换等。经济要素与其他社会历史等要素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分割只能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才可以。

　　把中国经济问题当作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以理论思维来研究现实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按照经济学的准则来进行评价，显然都是不错的，但很显然与现实不符。今天出现的“三农”问题、产业结构、环境、社会公正、医改、房改等等问题，其实也正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将其他要素排除后只考虑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就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来看，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中，不敢或不能抽象化，纠缠于现实中的细节所留下的枝蔓；在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却又光顾着理论模型或执着于某种观念或原理，而不理会现实中的各类关系，因此在哪个方面都找不到北，都达不到想要达到的某种境界或深度。

　　“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现实，就是实践问题；想要“快刀斩乱麻”的，就得回到理论问题之中。

　　影像只能描述场景，无法解释这个场景，更无法解释产生这种场景的原因。当我们以影像来说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同时被其表象所蒙蔽而遮蔽掉了某些深层的东西了呢？影像中的在场是否就有可能将在时间序列中在前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悬置了起来了呢？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图像来引发一些思考，但这种效用对于一个对此场景及其内在过程并不熟知的人来说，几乎是不起作用的。

　　即使是一些普遍性的场景，好像可以用通用性的原因来作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往往就会走向“宏大叙事”，如下面的那个例子所提到的。“宏大叙事”的内容很多是外在的，是与此无关的人所加置进去的，事实是否如此、因果链是否能够联结起来，都是没有确证的。更何况，它们是否能够解说这一类的现象都不好说，又怎么能够被确信为是可以解释此时此地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呢？

　　即使我们不说要通过影像来挖掘特定城市场景所产生的原因，而仅仅就场景来说，影像是固定化的，而解释却是流动的，而且必然是多元的。

　　但既然是城市批判，就必然是需要标准的，没有标准显然是无法进行判断的。但这标准通常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的，很少会有人明确地把它们罗列出来，所以不同的影响在每个人看来或许就各不相同了。

　　那么，有没有普适性的标准呢？这就很不好说了，或许有，但对某些人来说是好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不好的。从多元主义的角度讲，或许就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标准。那么，这批判的意义又何在呢？

　　先举一个例子来说。近些年来，经常看到这样的影像，比如奢侈品前或者豪华场景中的民工，图片上的对比非常强烈，具有极强的视觉上的震撼力。

　　那么，这个图像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根据我所看到的解说，有讲城市中的贫富悬殊，有讲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有对奢侈品或豪华场景的批判，也有强调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或者就直接展开对商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批判，等等。这种种的诠释似乎都能应景，看上去都挺有道理。将这样的图像放置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也就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了。

　　但这样的并置以及所有这样的诠释又都是怎么产生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来看一个场景：漂亮、壮观的布加迪·威龙展台前围着一堆的小白领，他们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他们买不起这车，但这个并不妨碍他们站在这车前前后后东看看西看看，或者竟与之合个影。尽管从各自拥有的可支配资产和面前奢侈品的价格之比值来说，小白领之于布加迪要远远悬殊于民工之于高价时装或娱乐场所吧，但我们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前面这种种诠释呢？

　　于是我们就很清楚了，把民工和奢侈品或者豪华场所并置在一起，之所以能够达到对比的效果，以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诠释，无论对于影像的制作者还是诠释者，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好的前提：民工根本无法买得起这样的奢侈品、无法享受得起这样的豪华场所，甚至可以说，民工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这是不是就已经有点歧视民工的色彩啦？

　　也许，这样一说，就有点刺激神经了，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此感到奇怪、感到震惊，并且还会有这么多如此这般的诠释呢？

　　同样这样一个影像，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城市本身就应该是多元的，当不同质的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反映的恰好是城市的多元性。我们从理念上、在概念的层面上都先验地支持城市的多元化，但当真的多元起来了，我们又用奇怪的眼光去审视它。

　　不就是个（群）民工站在奢侈品前、站在豪华场景中吗？他们以茫然的或者是憧憬、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个奢侈品或豪华场景，又怎么样呢？

　　也许，在这样的场景下，更应该发问的是：我们理解民工了吗？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场景究竟在想什么呢？

　　所有具体地、体验地、感受性地对城市进行认识，都具有在地面上认识城市的特点。当然，我们这里只说行走，不同的交通工具由于速度不同，所认识到的城市也就会不同，尽管也都在地面上。

　　从空中俯瞰城市，德都塞（Michel de Certeau）用纽约世贸中心110层上看城市（显然是9·11之前）来说，也有学者论证了Le Corbusier现代城市意象就是在飞机上所看到的城市。由此，现代城市认识和再现的方法有不少是建立在基础上的。

　　要从空中俯瞰城市，首先就需要摆脱了城市中方方面面的羁绊和日常生活的缠绕，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主体漂浮在空中，抽离了与城市实体以及他人的具体关系，从而才能客观地看到整体的城市、城市的全景。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只能分辨出房屋、道路、公园、广场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无法知道人们怎么在其中生活，城市的空间是怎么被使用的，这空间的意义只存在于外部的关联之中而不是与使用者发生关系。即使是可以识别的一个一个区段，也只是其反映出来的区段的整体，每个区段内部的矛盾冲突被消解在区段的结构之中，内部的复杂消融在外部的统一性之中。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整体结构串连起城市人的生活轨迹，比如居住、就业、商业区等之间的关联。但这是一个整体的轨迹，也许，与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不重叠，或者说，这个城市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按照这样一个整体结构所构成的。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只有结构没有细节的城市，才能被总体性地认识，才能被概念化、理论化、本质化，否则复杂的细节就会溃散了可能的结构与条理，甚至于一地的鸡毛而无法收拾。

　　在地面上看城市，显然只能看到城市的极小部分，即使走遍了城市，也不可能是对整个城市的同时呈现，因此，即使知道了眼前的场景，也仍然不可能知晓哪怕是隔壁一个街角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那里的场景。

　　于是，一些部分消失了，一些部分被夸大，一些部分就会被歪曲。而这些部分究竟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的其他部分有什么关系，更是无从发掘与把握的。

　　尽管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行走过的街道、场景等等记录到地图上，从而也可以建立起覆盖整个城市的“结构”，但这个结构显然是历时性的，是有时间先后的，是时间和空间共同改变条件下才能形成的。以这样的方式，显然连以一个街区为单位的共时性也是无法描绘出来的。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才得以呈现，也许会充斥着城市生活的零碎、多样、复杂与多变，由此而带来的活力才能真正被感受到。另一方面，人的感情与物质的实体间才有了联系，空间才成为了行为的背景，其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彰显。

    而一个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即使是同一个景象或场景，都可能与其日常生活相关联，是其生活中的一环或一个处所，因此他对此场景的再阐释，也就必然地是这种场景和景象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既然是与日常生活有关，又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就必然地与其生活中的琐碎脱不了干系，也必然地要带有其个人经过长时间积累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甚至于这样的言说和表达本身就是由个人的情感所决定的。

    就此而论，如果把这个场景或景象固定为一个影像，那么，对于观者和其中的参与者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此就想到本雅明式的或者说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这是现代文学所确立起来的典型的城市观察者，这种典型性就是，他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他以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街道为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法融入其中的外来者，他既属于其中又不属于其中，所以他体验到的则既是旁观者所看到，又是这场景的实际参与者所体认的。于是，这个典型也就具有了认识论上的意义，从文学艺术上讲，就是既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又疏离或自我放逐于现实社会之外，而这就是以波德莱尔等为发端的现代主义的基础，也是本雅明能够阐释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