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先生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是许地山先生和瞿世农先生把她“拉”进去的。她实际并没参加活动，因为她年纪最小，别人都是她的长辈或者老师，她不好意思去。她和许地山先生比较熟。在燕京女大许地山先生是她的老师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曾一起编过杂志。以后又同船去美国留学。在船上她曾托许地山先生找一位同船的吴先生的弟弟，叫吴卓，结果找来的却是吴文藻先生，无意之中掀开了他们两人的交往乃至后来恋爱、婚姻的序幕。后来许地山先生和周俟松女士结合，结为恩爱夫妻，婚姻消息是在燕京大学一位美国女老师的家里宣佈的。那天全是说英文，轮到冰心先生致辞，她用中文致贺词，讲了刚才船上那段趣闻，说那天和今天对彼此来说恰是一种“交换”和“补赏”。

    冰心先生在燕京的学生里面，最喜欢焦菊隐和高兰。她那时刚二十六岁，而焦是大龄学生。她讲高年级的选修课欧洲戏剧史，照本宣科而已，故劝焦别听。有一次在教室里行脱帽礼，焦先生脱了帽子，里面还有一顶压发帽，冰心先生说“您的帽子还没脱！”引起哄堂大笑。焦先生后来办中华戏校，有四个班，德、和、金、王，出了许多名角，王金璐、李玉茹等等。冰心先生爱听京戏，焦先生专门为冰心先生在吉祥剧场留一个包厢，她可以随时去听戏。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可惜对此冰心先生也没来不及写。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是只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背得，而且当我的面写了下来，只是第一句的头两个字记不清了。我问她：“这么多年了，您为什么还记得？”答：“喜欢后两句”。我记得最后一句似乎是“竹箫银笙演葬花”梅先生那天演的是《黛玉葬花》，一个人表演，戏又很短，比较简单。到梅兰芳先生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纾送的匾是“芝兰之家”四个大字。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后者常和王瑤卿先生配戏。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不像在烟台看野台子戏，大男人扮女人，花衣裳下面露着大鞋，还是破的，脸上也一踏胡塗，和梅兰芳一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解放后，冰心先生、梅先生和周培源先生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其实，比起来，梅先生比程砚秋先生要苗条多了。程先生当时扮起来“殘不忍睹”。梅先生那时演《贵妃醉酒》，身子要向后弯下去叼酒杯，真不容易啊。在燕京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先生做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缸中有水，老师拿着鞭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冰心先生表兄刘放園先生到上海住在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先生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先生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要在院里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后来表侄说：“表姑啊，真不简单，梅博士当过您的‘红帽子’！”冰心先生说：“梅兰芳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

    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先生和谢葆璋先生是好朋友，原来都在北京，后来，1927年，谢葆璋先生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局长兼海道巡防处长。以后谢先生把海道巡防处长的职务让给了吴瀛先生，吴先生也由北京到了上海，不过冰心先生从未对吴祖光先生提起过。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丁玲先生的。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丁玲先生在南京由狱中出来后，被软禁在家中，很苦闷。冰心先生知道后，约她出来同游玄武湖，在船上说话方便些，有萧乾和李达同在。李达曾对丁玲说，不妨借机逃出来离开南京。后来，丁玲果然伺机潜入了陕甘宁边区，到了延安，开始了新生活。1953年丁玲先生和老舍先生曾联合介绍冰心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情书曾经放在两个盒子里保存着。吴文藻先生印有专门的信纸。在美国留学时，吴文藻写得很频，基本上一天一封。同学们都知道冰心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每天写信的那位。抗战时，吴家离开北平时，两盒情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后来遗失了，下落成了一个谜，不知道是被毁掉了，还是还存在人间。

    熊佛西先生也是同期的留美学生，回国后曾写过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位军官，到演出时，曾向张学良部下的一位军官借军服。这场演出被张的另几名军官看到了，发现了那军服，向张学良报告，结果引起张的大恕，下令逮捕两位导演熊佛西和谢冰心，因为海报上是这么写的。他们二位都在燕京教书，演员又都是他们俩的学生，所以连谢冰心的名字也写上了。当日冰心先生请卢隐女士吃饭，在校中遇见了熊佛西，只见他神色慌张，不解。后来又遇见了司徒雷登先生，后者向她说明了缘由，建议她赶快到外教家中去躲一躲。冰心先生笑着说：“我几乎被张学良抓去枪毙掉。”

    五十年代中，反“右”之前，曾有人劝冰心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刘白羽、邵荃麟二位，冰心先生没有入，主要觉得自己不够条件。

    冰心先生在燕京女校读书时，在学生会负责宣传，她曾请过四五个人来讲演，有鲁迅、胡适、罗素、杜威。那是唯一一次和鲁迅先生谈话。讲演时鲁迅先生在台上讲，学生坐在台下听，冰心也坐在台上，当联络人，坐在鲁迅先生后面的角落里。

    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由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不公开，以利保护其他仍在日本的朋友和同志。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绝不要对外说，“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回国后第一次受宴请是由胡乔木同志经办的，由李克农同志出面作东。从那以后，每逢过年总有安全部的同志来探望她。在那所平房里冰心先生一家住了一年多。第一批秘密来家看望她的老朋友有陈叔通先生、老舍先生和他的秘书葛翠琳，以及罗常培先生。

    冰心先生的母亲病逝在上海，对她最后的日子冰心先生写了一部叫《南归》的回忆，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母亲是土葬，用了一口钢棺，有玻璃面，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父亲后来病逝于北平，火葬，骨灰装入小盒，运至上海和夫人一并合葬。原来有人提议请郑孝胥写墓碑，他是冰心先生祖父的朋友，幸亏没采纳这个主意，是让表兄刘放園先生写的。可惜解放后，这座坟不知所终，下落不清。

    刘半农先生是无锡人，吴文藻先生是江阴人，为近邻，过去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故两人被朋友们戏称为“强盗”。吴、谢婚后，刘半农先生曾送来一枚图章给冰心先生，刻上“压寨夫人”四字。赛金花是冰心先生介绍给刘半农先生认识的，并由她带刘前往赛家，为的是写《赛金花传》。见面那天，赛金花自己还专门打扮修饰了一番，身旁有北京吧儿狗，不止一只。

     冰心先生跟刘半农先生的弟弟刘天华先生学过弹琵琶，原来想学吹笙，但刘天华先生说她以前吐过血，学吹笙恐怕对身体不利，以学琵琶为好，故赠冰心先生一个小号的琵琶，因为冰心先生长得小巧。可惜，仅学了几次，天华先生就英年早逝了。冰心先生说，刘半农先生要比刘天华先生幽默，爱说笑话。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结婚典礼是在燕京大学里临湖轩举行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先生。临湖轩这个名字是冰心先生起的，三个字是胡适先生书写的，刻在木匾上，用墨绿漆着色。“燕京大学”四字则是蔡元培先生所书，现今都应该是文物了。

     在燕京大学冰心先生住在燕南园60号，是司徒雷登先生专门为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夫妇盖的二层小洋房，设计得当，盖的质量也很好，厕所在二楼，厨房在一楼，利用烟道的余热可以把水加温，老有热水用。此楼以后向达先生和翁独健先生也住过。吴谢一家由1929年一直住到1938年。1937年由欧洲旅行回来住了不多的日子，就爆发了“七七事变”，1938年由沦陷的北平逃出，经上海、越南等地到了云南。

    结婚典礼当日，脱下礼服之后，穿上普通衣服，坐上司徒雷登先生派的小卧车，被送往西郊的大觉寺。燕南园60号当时还未完全装修好，要等一些日子才能入住。那是个星期六，派了一名工友给二位新人做饭。星期一还要赶回来上课。汽车后面按美国习惯挂滿了破鞋，取祝福之意。到大觉寺住在禅房里，屋内只有两张帆布床，和一张白木桌，还是三条腿的，用砖垫着。小汽车引来许多附近的居民在庙外观看，问是干什么的，答是送新娘子的。“在哪儿？”“在那儿！”用手一指，只见一名年轻妇女坐在庙门的门坎上，正在啃黄瓜。冰心先生爱吃生黄瓜，庙门口有卖的，便买来，坐在门坎上当场吃起来。村民大惑不解，连说：“不像！不像！”

    这就是冰心先生，一位樸实无华的、相当特别的、但又完全真实的冰心先生。

    冰心老人毕竟是个世纪老人、百岁老人，见多识广，走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多，能够处乱不惊，能够洞察入微，能够包容万变，走到她身旁，立刻被她的精神状态和看问题的角度所感染，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立刻有一种安详的異样感觉，仿佛获得新生一般，奇妙之极。

所以，很愿意去看她，别看她很年迈，甚至走不动路，但她一点也不老，真是奇怪。去得多了，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会惦记着，会想念着，而她，你一进门，会马上说：“想你啦！”马上让人拿东西来吃，比如煮白薯，比如冰淇凌，这都是她爱吃的东西，还有薄荷糖，一种很辣很凉很冲的进口薄荷糖，和她一起分享，然后就立刻聊天，进入她的回忆。

    她知道的事真多，每次去都有新内容，她一再强调，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写，而且着重说是有趣的事，深怕来不及；果然，一些聊过的事，确实日后都纷纷出现在她的文章中。然而，确实也有不少事，她还没来得及写。

    往往有这种情况：聊着聊着，她会突然说：哎呀，这事以前从未对人说过，这是头一回对你说。

我甚至怀疑，对有的谈话，她是有些准备的，好像一回专谈一件事，主题挺集中的。这种谈话是颇有针对性的，写下来自然是一篇文章。

    让我也慢慢回忆吧，一件和一件不见得有什么联系，但都是冰心老人说过的，是她的故事。

对我国明清几大名著小说，冰心先生最早看的是《三国演义》，第二是《水浒传》，第三是《西游记》，第四是《西廂记》，最后看的是《红楼梦》。其实，早先也读过《红楼梦》，但不喜欢，第一，有好些地方看不懂，像那些室内装饰等等，第二，不喜欢林黛玉，软绵绵的，没劲。最后读《红楼梦》的时候才明白《红楼梦》是继承了《金瓶梅》和《水浒传》。她说《三国演义》是写帝王将相，《西游记》是神话，《水浒传》是写草莽英雄。还说《金瓶梅》是部好书，它是描写世侩的，也是描写社会的。《金瓶梅》是她1933年才念的，当时，得了肺病，吐血，需要静养，向郑振铎先生借的，而且念了他的全部章回小说藏书。知道张孝骞先生处有好多种版本的《金瓶梅》。冰心先生念的《金瓶梅》并不是绣像本。小的时候偷看过《避火图》，即春宫画，是在表哥的屋里看的，调皮，翻他们的枕头，在枕头底下有，一看吓坏了，连忙捲起来放回去，对谁也不敢说，包括比她大两、三岁的那些小表哥们，那位有图的表兄当时已有三十多岁。

   冰心先生和夏公是最要好的猫友，夏公曾借给她一部《猫苑》，共两册，线装，咸丰年间印制，是胡华所赠，看了以后才知道，她自己的白猫还有另一种雅名“挂印拖枪”，原因是腰里有一块黑毛，尾巴是黑的。夏公对各色猫咪的爱好秩序是“黄、黑、花、白”，而冰心先生的顺序正好相反。夏公曾建议他和冰心先生两人发起一个“爱猫协会”，冰心先生说不成，说咱俩都属鼠。夏公和冰心先生同岁，夏公比她小26天。有一回周总理说他本人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都属狗，并问冰心你属什么，冰心答：属耗子，总理大乐，为什么不说属鼠，答因为一想到鼠就想起了“小耗子上灯台”这句民谣。以前冰心先生并不认识夏公，是解放初一起组团到印度去访问才相识的，夏是团长，谢是团员，别人爱到外面去活动，有时他们不去，就在屋里聊天。打倒“四人帮”之后，走动很勤，经常彼此相约，找个好地方，敞开谈，一吐为快。冰心先生这只大白猫有许多故事，最爱照相，常常抢镜头，所以它和冰心先生在书桌前的合影最多，吴青说它也是“人来疯”。以前常带它到外面去散步，故不怕人。有一次忽然走失，急得冰心先生坐卧不宁，亲自写了一张寻猫启示贴在大门上。找回来后，吴青特地把这张《启示》揭下来当文物保存。冰心先生每天都撕干鱼片给大白猫吃，这是给它的“特供”，冰心先生说做这个动作对她自己有好处，可以活动手指练手劲。别的猫来做客，大白猫很不高兴，反感，躲在冰心先生腿下大叫，首先受不了的倒是冰心先生自己。吴青自己也养了一只小白猫，但它和大白猫分居而住。吴青说妈妈偏心眼儿，不待见这只小的。吴青常常誇奖大白猫懂英文，知道“起立、坐下”这样的英文口令，冰心先生笑道：“只要你手里有好吃的，它什么话都懂！”冰心先生住院时，很想念大白猫，常常向家人打听它的情况。吴青抱它来过医院几次，它总是一头扎进冰心先生的被窝里不出来。冰心先生去世后。大白猫也跟着去世了。后来被王炳根要了去，制成标本，永远蹲在福州冰心文学馆里的冰心书桌上，也有了很好的归宿。

   冰心喜欢植物，喜欢花草，这和她是福建人有关系。福建的花非常多，而且都长成大树。父亲喜欢养桂花，兰花和荷花，所养的荷花有独朶的，也有并蒂，甚至三蒂、四蒂的，冰心诞生的那一年，同年还降生了两位堂姐，恰逢开三蒂荷花。冰心过生日，父亲总是要送她桂花，所以她对桂花情有独钟。到了北方，花少了很多，但冰心先生家中从不缺花，一年四季花总不断，有水仙、君子兰、康乃馨、玫瑰、月季、百合等等。有位朋友的孩子专营玫瑰花，有大花圃，定时送她玫瑰花，还培育了新品种，以冰心命名。冰心先生曾约邓颖超大姐一同去花圃赏花。她的君子兰一年开两次。她说谁要说自己家的君子兰不开花，她就占便宜了，她的君子兰开花，故为君了，而你成了小人。到过生日时，她家就成了花的海洋，每个角落里都有花。九十大寿时，巴金先生特意托人送来九十朶红玫瑰。生日一过，家中已干干净净，除了九十朶红玫瑰之外，全部连夜送给了邻居，特别是民族大学和北京外语大学的老师们和朋友们。

   冰心先生自幼长在大海边，喜欢大海、喜欢大自然，喜欢旅游，喜欢各种小生物。她说她其实更喜欢狗，狗很忠诚，不嫌家贫，不挑食；不像猫，后者有脾气，很顽固，不听训练。原在北平的时候，家里养过两只狗，一黄一白，白的是从满族太太处领来的，毛长得遮眼，母亲常给牠梳一个“冲天锥”，用红头绳，冰心常抱怨：“给我梳小辮还没用过红头绳呢。”后到上海时，为他们起了两张半价票，一同带去，可惜白的第二天就丢了，被别人捉了去。黄的后来死于上海。又养了两只大狼狗，到北京来时，铁路不让带，只好又送回了原主人。在重庆，在日本都养狗。狗好玩，可训练，会耍把戏。

   冰心先生更喜欢马，小时候有白马和黄马，都骑过，在文章中写过它们的故事，特别是对白马。白马死后，专门挖坑埋掉了，怕别人吃它的肉。

    冰心先生虽然出身并不寒苦，但一生也有各式各样的关坎和磨难。她小时候多病，由母亲那儿遗传下来一种支气管血管扩张性出血的毛病，常常大口吐血。在美国留学时犯得很严重，孤身一人躺在床上，静养，加上想家，十分郁闷。从此养成了怕热喜冷的习惯，在美国医院里，冬天开窗睡觉，空气清新，室外零下摄氏18度，醒来时嘴上往往有冰碴儿，但她挺了过来，顺利复读而且取得学位。在重庆，吴文藻先生重病，送至医院，高烧十三天，脉搏只跳三十六下，奄奄一息，冰心先生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里里外外，镇静对待，做了最坏的准备，终于转危为安，她自己后来把这段历险记写进了文章，称为“命悬一线的万幸”。女孩子到了恋爱年龄也是人生一大关口，尤其是对冰心这种成名很早的女孩，走到哪儿都被崇拜，被包围，被当作议论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处理不当会有很大的危险。冰心自己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对付。她收到的情书多得不得了。一般男同学写信第一封是谈作品，第二封是谈哲学，第三封是谈爱情。所以不能回信。如果是在家里，看都不看就交给母亲，如果是在学校，也是看都不看就交给女部训育主任。但是，有一条，绝不当面去揭露或有意给对方下不来台，一定不去伤害他。如果当面问起来，就客气地说，下次不要写了。所以冰心的男朋友最多。她的哲学是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对交男朋友的确很慎重。她弟弟的育英学校男同学曾对弟弟说，你姐姐真是颜如桃李，冷若冰霜。“冰心”这个笔名，表面看是出自“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典故，含意也很不错，但冰心自己说，恰是那个冷若冰霜的意思。文人一般都很有才有情有趣，但不可以太风流，太过多情，搞不好会毀掉自己。有一些冰心同代的女作家就吃了这个亏。冰心在这方面，包括她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冰心先生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此前，听说吴先生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曾把冰心先生接去，要她帮助吴先生，当时，周总理也不好说什么别的。冰心先生说：“如果吴文藻是100分的反党，我起码是50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邦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现在冰心来告状，说福建团的人大代表不像话，连天无理围攻她，“我是我，他是他嘛”。周总理说：“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王亚南代表等等一个一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好像赔礼道歉，解释一番，其实冰心先生心里很清楚，背后主要是谁在搞鬼。家里三个最亲密的人被打成右派，冰心先生心里非常难过，一点也想不通，她说吴文藻先生是一个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正派人，完全是个大好人，纯粹是因为他是个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在哲学上是不能容忍他的存在的，先是他的得意门生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后是另一个学生费孝通，到1958年4月才把祖师爷吴文藻先生也划成右派，整个学派从此全军覆没，澈底被摧垮。冰心先生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强挺过来。当然，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又是被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先生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改革开放之后，冰心先生在仃笔十年之后又恢复了创作，她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她又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曾有几次大的删改让她火冒三丈，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并未完全退净，一些报刊单位领导人和主管人思想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遇到冰心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很敏捷很开放又很犀利的作家，总是疑虑重重，动不动就想砍，想把她的棱角磨掉，就像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最初的文章只能在香港发表一样。比较重要的几次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篇纪念邓颖超同志的文章中那句巴金先生的话，还有在《我请求》中要删掉一句关于战后日本每年的教育费是多少的话，还有《〈文革中的孩子〉序》中要删掉引用的孟得斯鸠的一句话等等。遇到这些砍删，冰心先生并不沉默，她是要较真的，她要质问，要讨个说法。害得好几次，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包括胡乔木同志，跑到家里来，委婉地对她说：“老太太，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关于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来慢慢解释给您听，您就不必再写了。”冰心先生听了以后笑着说：“咱们还是说点轻松的吧。”冰心先生最后的人生关坎是她的病痛，1995年以后她开始频频地住院，身上不是这痛就是那痛，但是她依然很乐观，总开玩笑，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说在家里“坐以待币”，等着邮差送稿费来，没有牙，说是“无齿之徒”。总做好梦，一会梦见玉瓶，一会梦见了小翠鸟，一会梦见了抓小偷，用英文大叫“警察”，把这些通通写信告诉巴金先生，害得巴金先生羡慕之至。有一天我到家里去看她，她当着大姐的面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屜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屜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她说，自己子女多，老家儿一定要自己安排好，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不过，对骨灰的安排，老人的决定是前后有变化的：外孙陈钢由美国探亲回来，老人对他说，她想和你外公的骨灰埋在一起。“不撒入大海了？”　“不。”“要土葬吗？”“是”。老人还立刻吩咐外孙上楼去找赵朴初爷爷，要他写墓碑，并将怎么写的要求也说得很清楚。有一个时期，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和冰心同时都住在北京医院，冰心先生说可以在医院开民进的中委会了，还作了一首打油诗，有楼上楼下如何如何的句子。陈钢对赵朴老说明来意之后，赵朴老连连摇头，不可以不可以，她还健在，怎么好写墓碑呢？陈钢说这是他姥姥要求写的。赵朴老只好照办。中间是“吴文藻、谢冰心之墓”，下款是“赵朴初敬书”。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钱先生雕的头一尊冰心大理石雕像送到了福州师范学校，它是冰心先生11－12岁念预科的母校，可惜立在院内后发现雕像身上出现了裂纹，引起一场纠纷。正在此时，文学馆新馆要落成，在立一尊冰心雕像，说如果福建不要文学馆要。这一下救了钱先生的驾。福建方面说：“我们还要那一尊，不给文学馆。”文学馆便请钱绍武先生再雕一尊，还用白大理石。雕的时候，钱先生在石像的衣服处理上又做了改进，特别在眼珠的细部处理上下了功夫，成了钱先生的一件得意之作。雕像的布局是这样的：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暇，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非常可爱，非常漂亮，大概是写《寄小读者》时的样子，有白大理石的基座，基座相当大，大概有十二张桌那么大。在雕像的左后方，立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块，有半米高，底部中央掏空，便于安放骨灰盒，石头外面一侧刻上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字的斜上方有两只冰心先生的铜手模，是她刚去世时由专家用石膏拓下来翻制的，仿佛她还在写字；石块的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每年清明节，会有许多读者前来向她献花，文学馆免费向每位读者放送一枚红玖瑰花。读者排长队等候着献花，成堆的鲜红玖瑰花朶放在雪白的冰心先生石像身上，满身都是，极为耀眼，逐成为文学馆一景，这里也慢慢成了一块圣土。吴平、吴冰、吴青兄妹每年也都带子女来上坟鞠躬祈福，并合影留念。不把骨灰潵入大海而在最后时刻决定和吴先生合葬于地下，看来也很合适，像她的作品一样，她的形象也会长留人间，永远和读者在一起，成为永恒的一个象征。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粧，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粧，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

    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装，是干活能手，什么活都干，头上有三根簪，一前二后，银的，很长，可以当尖刀使，便于防身，叫“三把簪”。冰心小时候，有一回，一位福建大嫂来冰心父亲的花园挑糞和赏花，竟将孩子生在了花园里。大嫂自己咬断了脐带，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也忙坏了，连忙为她找来热水和干净的旧衣服。她将孩子包好之后，梱在扁担上自己挑回了家。冰心先生说：我走遍全世界，美洲、欧洲、亚洲，福建女人最美　！问：福建男人哪去了？答：在家抱孩子和吃甘蔗。

    冰心先生在福建的时间很短，生下来之后的七个月和十一岁以后，这次也不到两年，连她曾祖父的老家长乐县的横岭村也没去过，所以她自己说，她对福建知道得并不多。会听福建话，但不会说。但她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心中常常惦记着福建乡亲们的安康，哪遭災，哪发水，都马上要捐钱捐物。我有一次去看她，发现家里只有她和女婿陈恕的大姐陈玙两人。见我来了，立刻吩咐大姐快出去，（我们大家都跟着一起叫她“大姐”，连冰心先生自己也这么叫），问干什么，说福建发大水，恰好刚收了一笔稿费，请大姐赶快上邮局寄去救災。大姐在冰心身旁邦了大忙，晚上在另一张床上陪她睡，白天就在她身旁忙里忙外，情同手足，冰心永远都在誇她。大姐却只抿着嘴笑笑，话很少。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闰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遇见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阵亡通知书一类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因脐带消毒不好，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的家门口。因为没有牵掛，冰心母亲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公公看在眼里，派冰心的两名年纪较大的堂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以防不测。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口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另一段故事是“来远号”上的故事，父亲在“来远号”上当差，是枪炮二副，海战打响之后，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也在舰上当水手，日军的炮弹打过来，把他的肚子炸破，肠子飞到军舰的烟筒上，贴在那里，战后，同志们把那烤焦的肠子由烟筒上撕下来，塞入屍体内埋葬了他。

    1993年冰心先生开始准备写甲午之战，对我说要写一部“大作品“，这让我大吃一惊，知道她越写越短，怎么突然又要写一个“大作品”，她说要纪念甲午之战一百年。她估计大概只有她能写，只有她知道那么多真实细节。她桌上有大本的海军参攷书，还专门请海军军官到家里来，搞调查。她爱海军，爱看海军行礼，爱看海军军服，爱看描写海的书。她过去上过一切带“海”字的军舰。在还向海军军官借来的书的时候，她赠给这位军官一幅字，上有两句描写水仙的诗：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真欲讬微波“。名是写水仙，实际放在海军身上也很合适，非常巧妙。冰心老人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写了这首诗之后，余兴未尽，拿起铅笔又在日历纸的背面默写了另一首咏花的诗，说这首也好：”十里散香苏地脉，万花低首避天人，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由1991年准备起到1993年动手写甲午之战，前前后后写了半年的样子。多次起头，多次大哭，多次搁笔。我有两次看见她眼睛红红的，问大姐怎么回事，悄悄回答说，昨天大哭过，今天又哭过，刚刚止住。为什么？冰心先生只回答三个字：恨死了！气死了！她是说她恨死日本军国主义，恨死日本侵略者，想起来就生气。就这样，后来，冰心先生身体不适，频频住院，一部大作品就此流产，只留下了很少的草稿片断。

    一个真人！真人才有这样火热的情感，真人才有这样强烈的激愤，真人才有这样不可压抑的袒露。

    冰心老人知道许多海军将领的事情，背得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在的舰艇名字。最经常提到的是萨镇冰将军，中国近代海军统帅。她父亲谢葆璋先生是萨镇冰将军的同事，当过他的副手，知道萨氏非常多的事情。她写过一篇小的《记萨镇冰先生》文章，后来一直想写一部大的详传，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也未如愿，是她的另外一个想写海军的遗憾。她还经常提到张伯龄和黎元洪的名字，这二位都是谢葆璋先生在天津水师学堂一块学习的同班同学，后来二位在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张伯龄学驾驶，黎元洪学轮机，谢葆璋学枪炮。一般聪明的学驾驶，笨的学轮机。驾驶的工作在船的上面，而学轮机的工作在下面。所以，遇到海军学校的，一般都会先问是学驾驶的还是学轮机的。张伯龄在重庆的时候，和冰心先生同是参议员，有一次他搂着冰心的肩高兴地对旁人说（用一口天津官话）：“塔（她）的父亲是我同搬（班）”。冰心先生最爱学张伯龄先生说的三句话是：“今儿难楷（今南开）、枕难楷（真难开）、缺介个”（缺这个）。说到最后一句，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一个圆圈，意思是钱，言缺钱。冰心先生说，凭这句话，张先生一辈子募集到了许多钱来办教育，为中国人自己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冰心先生还认识许多福建藉的先辈名人，但她说她恐怕没见过严复和林纾。

    冰心先生由父亲、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刚毅的性格，使她一生挺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也创造了几个“第一”。早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她是第一个走上文坛的女大学生，那时她刚好十八岁，正读大学一年级，接着她发表了新诗集《繁星》、《春水》。在燕京女校，周作人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繁星》、《超人》，他的学生，一位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周先生不知道她就是冰心，她自己在学校也从不用冰心的名字。由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教书，当讲师，是“小字辈”，她的同事全是她的老师，她被称为“婴儿”，开教授会的时候，她自己老坐在门口，但学生们喜欢她，她的年龄和他们相仿。凡是南方学生，广东来的，福建来的，都塞给她，冰心先生教他们说北京话。她小时候和保姆们学的北方绕口令此时派上了用场：“妞妞爱吃豆，吃什么豆，吃红豆，什么红，高粱红，什么高，年糕粘，什么粘，臭胶粘，什么臭，你的屎臭得不得了。”全班笑得一团。她从来不出一般的作文题，如“我的父亲”等等，而是，譬如让学生们自己去编一本杂志，一定要别出心裁。1945年以后跟吴文藻先生到日本去，当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是东大的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讲古典的反战诗歌。中国诗歌中没有歌颂战争的，都是讲边塞苦的，苏武牧羊之类，特别强调反战，把这些编成一门课，讲给日本学生听，还有讲义，可惜已经遗失。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三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剩下杀头了，谁还要杀我的头呢，我都这么老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权，权过于集中，过于大，不是好事，是坏事，会走向反面。解放初，我们认为一切都很好，包括大跃进等等，好得很，但越来越不行，可见，权过于集中过于大是件坏事，才三十几年就搞成‘文革’那个样子，还搞什么“引蛇出洞”，太不像话。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能让人走向反面。”“有人生前不得了，死后却被人骂；有人生前很冷，死后却名声很大。对曹操，对诸葛亮，人民自有评说，几千年不变。总之，还是那两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冰心先生常说：“透明度越差，明智度也越差，成正比。”

　　周扬重病时，冰心老人去看过他两次，之后，说：“以后不去了”。吴文藻先生重病住院，有痰，呼吸困难，切了喉管插上呼吸器，头上到处是管子，看了很难受，冰心先生心痛之极，但又不能说不，只是说：“如果轮到我自己，我就要求安乐死。”

　　“是因为太难受吗？”

　　“不，因为已经没希望，绝对没希望了。”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作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如孟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这是冰心先生晚年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评价，这种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是极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一再重复，而且公开地讲。她说她的作品现在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如前所述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越写越短，短到甚至一篇文章只有一百多字。

　　冰心先生说她早年文字有的许多修辞是自己发明的，在别人看来很新颖，或许很难懂，甚至有些奥秘，句子一般也比较长。她说现在写东西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了即可，平舖直叙，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冰心先生眼睛很好，多小的字都能看，而且看得仔细。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她由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认真读了一遍。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教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兰或有小碎花，着布鞋。一次正在家里拍电视，她突然叫仃，指着根本拍不着的窗帘说，请把搭在暖气片的一角整理一下，要摆正。我于九十年代初在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找到了冰心先生早年的旧居（原14号），这是她少女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此成名，先后住了十六年。我带了个电视小分队去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录像给冰心先生看。冰心先生大为高兴，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家在哪里？》，说她一生住过许许多多地方，能在高龄时进入她的梦乡的偏偏是这座院子，可见这才是她的“家”。哪知道，录像放着放着，她又突然叫仃，说不看了，为什么？只因看着心痛，说现在的居民怎么可以把房子住得这么脏，这么乱，太不像样子，简直惨不忍睹，不看了不看了。那个院子现在住了不止一户人家，还搭了小厨房，从不修缮又疏于打扫，显得脏乱不堪，叫她老人家看不下去。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既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角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度不减，一付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实际上，冰心先生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她外表很慈祥，很温柔，从不说什么过于的严厉的话，而且爱说爱笑，生性活泼，高兴起来像个“人来疯”，很容易接近，很容易让别人敞开心扉，但她内心是很刚毅的，倒像个男的，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说“我怎么向巴金先生交待”，还一直找到负责宣传的主管，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要着女装，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舒　乙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次，我正在她的书屋兼卧室和她聊天，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姓张，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省，是少数民族。据这对夫妇介绍，小女孩会画画，擅画小鸡，得过不少奖，有一份获奖清单，在报刊上有过许多报导，并说现在有许多孩子都嫉妒她。冰心老人听到这儿立刻不高兴了。她指着站在她书桌跟前的小女孩说：“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旁叫人用的电按钮，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哎呀，多么天真可爱！多可爱的小人儿！会画画，一定很招别人爱的；可是，却遭嫉妒，那都是父母坑的！”她提起笔来，给小女孩写了几个字：“愿你像一棵小野花在大自然里成长“她忍不住了，劝这对夫妻马上仃止这种展览式的周游，赶快回家去。父母到处吹捧一定会导致别人的嫉妒，这是父母的过。

她还说，其实许多人是不懂得怎样作父母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釀了很久，1987年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纷纷寄到冰心先生家中，持续了半年之多，反映之热远胜过当年的《寄小读者》。老人认真地读了每一封，有老师们的，有孩子们的，有家长们的。有的孩子在信中问她：“您说说，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老人苦笑：“我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是去问当地领导吧！”。她郑重地保留了这些信，最后整整装了一大麻袋，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将它们装在一个平柜里展出，塞得滿滿的，极为壮观。冰心老人八十以后因轻度脑血栓摔坏了腿，治癒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她阅读的范围极广，报纸是每天必读的，文学杂志每刊都看，知道几乎所有的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读《诗经》，读《易经》，看海军方面的专著，看中外哲学书，看外国的和中国古典名著。而且看了就要说话，比如，看了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马上就反问：真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吗？可信吗？比如，看了有关民主党派的消息就说，民主党派千万别装样子当摆饰，更不是傀儡，要能踏踏实实地参政议政。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老舍先生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兴高采烈，情绪很高，热情地和前来的老朋友们问安打招呼，被围观的观众簇拥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并常有风趣的揷话，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嚎啕，吓得在场的组织者推起她的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抱上汽车，还在哭，飞快地开，开回家。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等来人走后，她解释说：

“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对把稿费捐给谁，冰心先生思考了很久，一开始她要捐给散文奖和儿童文学奖，这两种文体是她的强项，也是她最关心的，捐给这两个奖作基金，对奖掖后来人，繁荣这两项文学事业的创作有好处；但是，后来，她改了主意，问为什么，回答说：“奖给谁，恐怕我作不了主，还是给文学馆吧”。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罗隆基是吴文藻先生的同学，解放后曾代表“民盟”要冰心先生加入“民盟”，她不入，认为那里搞政治的人比较多，后来她加入了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等人主持的“民进”党，因为“民进”中教师多。罗隆基又来问，答已加入“民进”。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冰心先生非常坦爽地评价她的上代、同代和下代作家同行们，毫不隐讳，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还有很反感的。我记得，他对我说过纳兰性德、黄遵宪、龚自珍、王国维、鲁迅、胡适、周作人、巴金、老舍、茅盾、曹禺、杨振声、陈衡哲、郁达夫、沈从文、丁玲、沙汀、凌叔华、袁昌英、周扬、叶圣陶、萧乾、徐志摩、戴望舒、熊式一、杨沬、王统照、李广田、宗璞、臧克家、赵清阁、草明、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张贤亮、铁凝、琼瑶、三毛等等。她让孩子们叫伯伯的有两位：舒伯伯（老舍）、罗伯伯（罗常培），叫舅舅和叔叔的有三位，李叔叔（巴金）、饼干舅舅（萧乾）和赵叔叔（赵朴初）。

　　　　　　　　　　　　　　　　　　　　　舒　乙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次，我正在她的书屋兼卧室和她聊天，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姓张，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省，是少数民族。据这对夫妇介绍，小女孩会画画，擅画小鸡，得过不少奖，有一份获奖清单，在报刊上有过许多报导，并说现在有许多孩子都嫉妒她。冰心老人听到这儿立刻不高兴了。她指着站在她书桌跟前的小女孩说：“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旁叫人用的电按钮，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哎呀，多么天真可爱！多可爱的小人儿！会画画，一定很招别人爱的；可是，却遭嫉妒，那都是父母坑的！”她提起笔来，给小女孩写了几个字：“愿你像一棵小野花在大自然里成长“她忍不住了，劝这对夫妻马上仃止这种展览式的周游，赶快回家去。父母到处吹捧一定会导致别人的嫉妒，这是父母的过。

她还说，其实许多人是不懂得怎样作父母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釀了很久，1987年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纷纷寄到冰心先生家中，持续了半年之多，反映之热远胜过当年的《寄小读者》。老人认真地读了每一封，有老师们的，有孩子们的，有家长们的。有的孩子在信中问她：“您说说，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老人苦笑：“我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是去问当地领导吧！”。她郑重地保留了这些信，最后整整装了一大麻袋，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将它们装在一个平柜里展出，塞得滿滿的，极为壮观。冰心老人八十以后因轻度脑血栓摔坏了腿，治癒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她阅读的范围极广，报纸是每天必读的，文学杂志每刊都看，知道几乎所有的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读《诗经》，读《易经》，看海军方面的专著，看中外哲学书，看外国的和中国古典名著。而且看了就要说话，比如，看了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马上就反问：真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吗？可信吗？比如，看了有关民主党派的消息就说，民主党派千万别装样子当摆饰，更不是傀儡，要能踏踏实实地参政议政。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老舍先生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兴高采烈，情绪很高，热情地和前来的老朋友们问安打招呼，被围观的观众簇拥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并常有风趣的揷话，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嚎啕，吓得在场的组织者推起她的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抱上汽车，还在哭，飞快地开，开回家。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等来人走后，她解释说：“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对把稿费捐给谁，冰心先生思考了很久，一开始她要捐给散文奖和儿童文学奖，这两种文体是她的强项，也是她最关心的，捐给这两个奖作基金，对奖掖后来人，繁荣这两项文学事业的创作有好处；但是，后来，她改了主意，问为什么，回答说：“奖给谁，恐怕我作不了主，还是给文学馆吧”。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罗隆基是吴文藻先生的同学，解放后曾代表“民盟”要冰心先生加入“民盟”，她不入，认为那里搞政治的人比较多，后来她加入了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等人主持的“民进”党，因为“民进”中教师多。罗隆基又来问，答已加入“民进”。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冰心先生非常坦爽地评价她的上代、同代和下代作家同行们，毫不隐讳，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还有很反感的。我记得，他对我说过纳兰性德、黄遵宪、龚自珍、王国维、鲁迅、胡适、周作人、巴金、老舍、茅盾、曹禺、杨振声、陈衡哲、郁达夫、沈从文、丁玲、沙汀、凌叔华、袁昌英、周扬、叶圣陶、萧乾、徐志摩、戴望舒、熊式一、杨沬、王统照、李广田、宗璞、臧克家、赵清阁、草明、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张贤亮、铁凝、琼瑶、三毛等等。她让孩子们叫伯伯的有两位：舒伯伯（老舍）、罗伯伯（罗常培），叫舅舅和叔叔的有三位，李叔叔（巴金）、饼干舅舅（萧乾）和赵叔叔（赵朴初）。

                                    舒 乙

老舍先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谱，因为他是穷人出身。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一点，这应该是事实。

但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历史材料为根据，后人可以替他补做一个简易的家谱，来填补这个空白，也不失为一种补救，对他的身世研究多少有些用处。

现在补做出来的老舍家谱大致是这个样子：

以上家谱的主要依据是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夫人的《婚书》。这件实物

尚在，保存于北京老舍纪念馆中。该件统一格式的印制单位是“北平市政府社会局”，上贴有四枚印花票，票内有两枚内右区的印章。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婚书》上有两位新人、证婚人、介绍人(两位)、主婚人(两位)、家长(两位)的各自签名和印章。结婚仪式地点在西单报子街会贤堂。这份《婚书》上明确填写了老舍先生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名字。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文献。

其他依据都是亲戚和老朋友的口述资料，他们的名字是舒铁林、僮喆、舒俊陆、马松亮、宝英、白庄、卢松庵、翁偶虹、隋树森、萧伯青、朱润崧、赵进修、胡絜青、胡奎泽、舒晓明等。

口述访问记录时期大体集中在1978至1981年。

和老舍先生“生辰八字”有关的记录还有：

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酉时。（相当1899年2 月3日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

他的出生地点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的小羊圈胡同（今小杨家胡同8号），当时属于正红旗住地，生在北屋的东套间里（今尚存）。

他的血型是B型。

老舍先生有三位结义兄弟（拜把子兄弟），他排老三，老大叫董子茹，老二叫赵水澄，老四叫罗常培。拜把时间是1922年下半年，地点在天津南开中学。事实上，他们确实是终生好友，亲如手足。

在调查家谱过程中，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值得记述：

在辽阳市郊满族聚居区的一个小村里，找到几户姓舒的，他们谈了以下的事情，其中颇为惊人的是：

这个村的人都是一个姓氏的后裔，都是舒穆禄部落的，后来，冠汉姓时，东北音“XU”（第是四声）可以找到四个同音汉字：舒、徐、许、宿，于是这个村的舒穆禄氏后裔现在有姓舒的，有姓徐的，有姓许的，有姓宿的，原来都是同姓的一家人。

据这个村的同族人说，舒穆禄氏原本是有家谱的，可惜均毁于“文革”；惊人之笔是，“文革”前，他们曾组团到北京去续家谱，找到过老舍先生，而且把老舍那一辈人都续进了家谱。

他们还说，舒穆禄氏中最有名的历史人物是清朝开国元勲之一杨古力。

据老亲戚们说，北京的舒家原本是个大家庭，可惜家庭内哄，导致老舍父亲舒永寿这一支分出来单过。亲人彼此绝了情，从此不再来往，连坟地都是分开的。分裂的顶峰是发生在一次出殡仪式上。一个很有派场的临时殡葬大棚被一把莫名的大火烧得一光二尽。显然是内哄到了反目成仇的不可调和的地步。从此，舒永寿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护军”，自己在小羊圈胡同买了一所不成规格的小院，养了九个孩子，活下来五个，老舍是他的幺儿子。

舒永寿一九00年八月战死在与八国联军巷战的炮火中。他失踪于西华门外南恒裕粮店附近。后来，家人把他的“生辰八字牌”和一付他的裤脚带和一双布袜子埋葬在“蓟门烟树”南边明光村的新买的一小块私人坟地里，没有归到“蓟门烟树”黄亭子附近舒氏家族的老坟地里。后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能找到标有“舒”字的坟地界桩。

老舍先生在他著名小说《月牙儿》里描写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我”去西直门外去给父亲上坟的场景，实际取材于自己早年和母亲去明光村给自己亡父上坟的记忆。1942年老舍母亲病逝于沦陷的北平，也埋葬于此地。1949年老舍先生由美国回到故乡后，曾来到这里给自己的父亲、母亲上坟。他找到姓侯的看坟人，拜托他们多多照应，给了钱，还到看坟人的小院里坐了坐，谈话时难过地落了泪。看坟人侯长山的父亲曾被老舍先生当作模特儿写进《四世同堂》，是一位笔墨不多但很重要的乡下人，在书里叫“常二爷”。三十年前，老舍父母的坟头已被平掉，改了菜地。这块坟地紧挨着去八达岭的铁路，在食品冷冻库附近，如今已成了堆货的场地和居民区。

因为舒永寿牺牲时，老舍刚一岁，母亲在老舍的人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老舍先生在悼念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中是这么写的：“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这位母亲也是穷人，自然也是没有家谱的。如今，给她续一个粗线条家谱，或许，并非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她姓马，是正黄旗人，住在北京北郊北土城的西北角。那里原来只有四户人，有姓马的，有两户姓王的，有姓潘的，大概是属于给黄带子看坟的旗人。

马海亭是老舍母亲的侄子，是老舍先生表兄。老舍先生在话剧《神拳·后记》中多次提到他。此人多次作为模特出现在老舍先生小说中，如《正红旗下》的“福海二哥”，成为老舍先生笔下的满族人的生动的典型人物。《我这一辈子》的“我”也有马海亭的某些影子。王赋星也是老舍先生的同辈人，是远一点的表兄，但小时候曾住在一起，他的一些事也被写进过《我这一辈子》。马松明一辈子是个农民，他小的时候，当老舍母亲带着小儿子回娘家时，老舍常常和他一起玩。此人识字，记了一辈子日记，日记中多处提到老舍，可惜1980年去逝后第二天他的日记被他的后人烧掉。他的弟弟马松亮也有一些可用的回忆。

这么看来，家谱实际是关于人的宗族关系记载，是“人书”，对作家的身世来说，尤其有参考价值，有时可以联系他的作品找出有意思的联想头绪来，对深入了解其作品的人物会有相当帮助。家谱，就不单单是私人家族的血脉关系了。它变大了，变得更有作用了。

                      舒 乙

    老舍先生的195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不同一般，宛如是一个生命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在他的一生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开局

   老舍先生是1949年年底才由美国回来的。离开美国西海岸的日期是1949年10月13日，到天津的日期是12月9日，途中走了整整58天，差不多两个月，到北京已是12月13日，错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不过，总算是回到了祖国，回到了自己可爱的故乡北京。算下来，他离开北京已经13年了。这十三年里，包括在青岛、济南两年，在武汉、重庆九年，在美国近四年。

   游子回来了，高兴啊；本人高兴，亲戚高兴，朋友们也高兴，皆大欢喜。

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是周恩来总理，那是在老舍先生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饭店。陪同周总理来的是阳翰笙先生。当时，老舍先生被安排在北京饭店里住下，他的家属还在重庆，那里刚刚解放，待他们到北京之后再考虑长远的住处。周总理对他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老舍先生归国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成行的。1949年7月，北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周总理召集会议的主要领导人郭沬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等，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了，他在美国纽约，邀请他回国吧。与会的著名文学家约有二十人，老舍先生的老朋友，共同签名写了一封热情的邀请函，正式请他回国。此信派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司徒慧敏密秘交给他。后来老舍先生将这封信带回了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同时，这个邀请信息还经过蓸禺、夏衍、冯乃超等人的私人渠道也传递给了老舍先生。与此同时，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的信息也通过他在台湾的老朋友吴延环先生到了美国，开出的条件，包括工作、房子、接家属同来，都非常优厚。老舍先生决定回家，回北京。

   三个星期后，1950年元旦之后，一月四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先生归国。茅盾先生、周扬先生、田汉先生讲了话，老舍先生致答辞，说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老舍先生还当场演说了他刚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清唱了京戏《审李七》。2月7日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同期增补的还有沙汀、艾芜、邵荃麟和孙伏园。

   从此，老舍先生的人生经历掀开了新的一页。

           组建北京市文联

   老舍先生刚到北京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据说各种岗位均已分配完毕，没有他的位子。好在，他只愿写作，并不愿任职，所以，并不着急。他是多年的自由职业者，自称写家，以写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为生。不过，在新社会，人人都需工作，除非立志要当家庭妇女，连“程疯子”最后都有个看自来水的工作，何况老舍先生？在抗战时，由头到尾，八年里他连选连任，当了七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领导人，名义上叫总务部主任，实际上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大致相当后来的全国文联主席和全国作协主席。如今，总得有个相应的职务吧。周总理经过认真思考，建议成立北京文联 ，由老舍领衔，成立上海文联，由巴金领衔，这样，郭、茅、老、巴四员大将各有其位，一派和谐，有利于团结。

果然，经过紧张筹备，1950年5 月28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亲自出席，31日闭幕，成立了北京文联，选举老舍为主席、李伯钊、梅兰芳、赵树理为副主席，王亚平为秘书长，王松声为副秘书长，仿效重庆时代的“文协”，成立四个部。由杨振声、罗常培、凤子、金紫光、张梦庚、端木蕻良等人负责。

   从此，老舍先生几乎每天下午去位于王府井南口霞光府的北京文联上班。上午是他的写作时间，雷打不动。北京文联初期活动频繁，既便不是节假日，也频频地举办各种联谊会、朗诵会，都有节目，老舍先生自己带头表演，他说过单口相声、唱过大鼓、唱过京戏，气氛极为活跃，而且一定不忘邀请老作家张恨水、沈从文到场。北京文联召开过各种研讨会，热烈讨论戏剧改革问题、新年画创作问题、诗歌创作问题等等。晚上则频频地听戏，既是欣赏，又是任务。这一年，老舍先生听过梅兰芳、郝寿臣、盖叫天、小翠花、韩世昌、叶盛章、吴素秋、李少春、新凤霞、小彩舞、侯宝林……。北京文联有两个文学期刊：《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老舍先生都担任主编。总之，北京文联自成立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学家之家，老舍先生不等上面交待，自己主动把北京市范围内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儿都揽了过来，积极得不得了，真是一副主人当家作主的样子。

             致力普及

   像抗战初期一样，在解放初期，老舍先生都放弃了小说，转而从事曲艺的创作，他的理由是文盲太多，文字的作品在大众中少有读者，而时代又呼唤民众要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只有曲艺最方便，最适用，最易懂，最有效，能直接鼓动民众。所以，老舍先生转而去替艺人们写相声、写单弦、写大鼓，写河南坠子，写太平歌词、写曲剧剧本。作家中从事这种创作的在国统区只有老舍先生，在解放区是赵树理。解放后两人走到了一起，趣味相投，志向相同，一见如故，搞得更加起劲。现在发现了老舍先生一篇1950年2月16日的日记，上面总结来京两月以来共写了80行太平歌词、大鼓三篇共490行，三篇相声，和两篇写相声与鼓词的创作经验。他的相声作品是应相声艺人侯宝林、侯一尘等的要求创作的，带有急救的性质，以满足观众强烈要求不听老段子要听新段子的愿望。年底老舍先生还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也带有救济性质。他还到青年宫、文化馆和京津两地的大学去作大众文艺方面的讲演，直接宣传重视大众文艺的必要。解放初期他担任的社会职务竟有九个是属于普及文艺方面的职务，占了全部职务的大部分，这一切确实应了周扬先生在欢迎老舍先生的大会上所说的：“老舍的回国将有助于中国文艺的通俗化运动。”

      两出话剧

    1950暑期中老舍先生连写了两部话剧剧本，其中五幕话剧《方珍珠》给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三幕话剧《龙须沟》给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于年底开始彩排。在创作《方珍珠》之前，老舍先生在纽约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鼓书艺人》，是取材于重庆抗战时期几位北方的流亡鼓书艺人的长篇小说。边写边翻译。译者是一位华裔女翻译家，叫郭镜秋。老舍写一章，她翻一章，最后全部中文手稿都归还给了老舍先生。英文本在美国纽约于1952年正式出版。《方珍珠》等于是第二次取材于同一题材，创作时间是紧挨着《鼓书艺人》的，再写一遍，只不过第二次是以话剧的形式，而且加了第四、第五两幕，直接写到解放后。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文版的《鼓书艺人》始终没有发表过，而且中文手稿也下落不明，成为一个永久的謎。现在刊行出版的《鼓书艺人》是“文革”后由英文再翻译回来的，已经兜了一个大圈子，先中再英后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小说的原味。

   《龙须沟》是请焦菊隐先生导演的，他带了一群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演员，包括于是之、郑榕、黎萍等等，加上个别的老演员，如叶子，花了好大力气，排演成功，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人艺的演出风格，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人艺的演出制度，包括档案制度。周总理高度赞扬这部戏，以为是帮助巩固新政权的最佳教材，阐明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他建议周扬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向老舍先生学习，并推荐毛主席在怀仁堂观看这部戏。

   老舍先生因《龙须沟》而荣获了由彭真市长，张友渔、吴晗副市长签署的《人民艺术家》奖状。获此称号者截止“文革”前老舍先生是唯一的。彭真委员长1984年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85周年大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过去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我永远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

从此，一发而不收，在十六年里，除了散文、诗歌、曲艺、小说之外他一共创作了40部戏剧，其中发表的是26部，包括《茶馆》在内。

    就这样，1950年成了老舍先生第二个创作阶段，戏剧家阶段，的起点。不同寻常的一年，1950年。

在这一年里，老舍一家人搬进了东城廼兹府丰盛胡同10号小院，头一次拥有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三合院，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布置它和利用它，当然，给这个小院带来了一堆有趣的故事。

　　　　　　　　　　　　　　　　　　　            舒　乙

    不知不觉，像其它领域一样，在近二十年里，人们的读书习惯也发生了大变化，就是由读书变成了读书摘，这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学者不在此列；不过，许多学者除了读书，也爱上了读书摘。自打书摘、文摘这种形式的刊物出现之后，一路上扬，一时间成了一支很专业的拥有大批读者的杂志队伍，已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书摘》杂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受欢迎的理由，大体有四条：首先，它是杂志，定期出版，是月刊，这和书不一样，后者无所谓定期不定期，而《书摘》除了零售，可以预订，到时候准能按月送到读者的手中；其次，《书摘》很有时效性，它的编辑们能博览群书，把刚刚问世的好书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介绍给读者，特别及时，这对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是特别可贵的；再有，《书摘》有择优摘取的原则，宛如先设了一道筛子，过一次箩，把好的书籍筛出来，这对读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节约时间啊。眼下书籍的出版量越来越大，真是浩如瀚海，有时，为找一部好书，颇有大海捞针之难。有了《书摘》省事多了。它替读者把一批新出的精品选好了，端出来，免去读者到处瞎跑之困，也解除了疏漏之虞。最后，《书摘》涉及的面很宽，几乎各个学术门类的东西全都能涉猎到，这对许多读者来说，是极有兴趣的。本来，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科学分类也越来越细。越是这样，作为从业在某一具体领域的人，反倒特别要了解别的领域的事情，尤其是新事情。《书摘》在这方面是有大优点的，难怪许多大文人、大学者都喜欢在案头、在床头放一期《书摘》，闲来无事，看上若干，既是一种调节，又是一种借鉴，看着看着往往有边缘性的新思维突然蹦出来。

    除了这些有文摘类刊物的共性色彩的特点之外，《书摘》还有几点更加个性化的长处：一叫“高”，《书摘》的层次比较高，它并不是专门讨好时尚的通俗读物，它是学术性很强的书摘，每篇文章都既严肃又不枯燥，既正经又不古板，言之有物，有思想，有份量，作者队伍也整齐，有权威性；二叫“深”，《书摘》摘的书是有深度的，有真知灼见的，层次显得高，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启迪，仿佛回到了课堂，很能满足人们的求知欲，这对年轻人、成年人、老年人都适用，所以它有广泛的读者群；三叫“雅”，高而不晦涩难懂，深而不孤傲怪诞，力争好读好念、有趣味、优美，这就做出了品味，能够通俗易懂，能够在朴实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定位很难拿揑的，既要保持高品位而力避庸俗，又要有趣耐读；四叫“广”，一个当代杂志，除了要介绍国内的书，涉及历史的书，一定还要介绍大量国外的最新信息动态，包括介绍人物、重大事件和学科研究成果的书，乃至经济、金融等热门问题，《书摘》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它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做到启迪智慧，从而感悟人生。

    难怪连那么多大文人、大学者都喜欢《书摘》，像冰心先生就说过：“《书摘》是我看过最好最有意思的月刊”，说得多好　！《书摘》的确是个在知识分子当中人见人爱的好刊物。它已走过二十年，要向它叫好，盼着它好上加好。

                                                 舒 乙

     老舍先生是读书人，也是写书人，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留下了不少和书有关的故事，颇为有趣，值得专门聊一聊。

     写家（老舍先生总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离不开字典，老舍先生的案头老有一部字典，估计，他常常在写作过程中使用它。这是一部按语音查部首的字典，而且是老式的，是按“勹攵冂”那种。这种字典对写作来说很实用，先知道音，然后按音查字。

     现在找到的最早的一本老舍藏书竟然是一部《辞源》，扉页上有他的题词。写得很有些伤感，大意是：买不起大部头的，好歹总算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

这段话算是他的藏书之“源”吧，带着他的人生苦涩。

     老舍先生自打师范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读书高潮是英国时期，即1924—1929期间，那时他25—30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五经。空余时间很多，为了学好英文，开始大量阅读英文的原著。

     那个时期的阅读方式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乱读”，第二个阶段为“有选择的重点读”，又叫“系统读”或者“一人一部代表名作”。

     对“乱读”式，好理解，即抓到什么念什么，无计划、无主张、无选择，其中有名著，也有女招待嫁给了皇太子这样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乱读”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书都看，对他来说大部分还是文学类，有少量的科幻读物，如威尔斯和赫胥黎的著作。“乱读”也有很积极的因素，在最早的读物中有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有哥德的《浮士德》，有狄更斯的《大卫·柯波菲尔》等名篇。老舍先生喜欢上了狄更斯，觉得很合他的口胃，视他为写作的老师，很想模仿他，自己也试一试。做比较文学的学者曾以嬉戏的口吻说，以老舍的文学成就而论，可以比作英国的狄更斯或者俄国的契可夫。这样的比喻，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为了学英文，老舍开始念名著，而且是系统地念，由希腊悲剧念起，当然只是念英译本。据他自己说，念得很辛苦，因为有的名著并不好念，念起来索然无味。那也不怕，楞念，死啃!

     所谓系统地念，是有次序的，先读欧洲史，再读古希腊史，然后是希腊文艺，古罗马史和古罗马文艺。古希腊是由《伊利亚特》开始，接着是荷马的《奥德赛》。可惜，都不喜欢。看了希腊三大悲剧家之后，又看了阿里斯托芬的希腊喜剧，觉得喜剧更合他的口吻，和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赵子曰》在风格上也很合辙，爱开玩笑啊。他最喜欢希腊短诗，它们让他沉醉。古罗马的东西同样让他感到气闷，包括弥尔顿和维吉尔的诗，他只从罗马散文的雄辯中体会了罗马的伟大。读完了这些，该读中古时代的作品了，他读了北欧、英国、法国的史诗，均不甚了了。他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几种译本都收集到了，还读了关于但丁的论著，一时成了“但丁迷”，以为《神曲》是天才和努力的顶峰，让他明白了文艺真正的深度，说在《神曲》里不光有人间，还有天堂和地狱，让他明白了肉体和灵魂的关系，而文学是应该关注灵魂的。

      对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复古主义的东西，他颇有好感，觉得文字应该先求简明和思路上的层次清楚，然后再说别的，这点很可借鉴。

      最后读到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了。他先打听了近三十年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订了一个计划，对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读一本作品。可惜，那个时代的小说实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读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忍不住要再读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计划落了空。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时间，好像落在了小说阵里。这些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明白现代小说要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去作某一事物的宣传，要有写实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调，要成为人生的教科书和社会的指导者，而不只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论和说教，要健康、崇高、真实。多读，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形式，但又不应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作风。

      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生又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品，觉得它们是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

现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居然回国之后，敢于先后在两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开了多门的文学课程。这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英国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肚子里有货了。老舍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以下这样的课：

“文学概论”

“文艺批评”

“文艺思潮”

“小说及作法”（又名“小说作法”）

“世界文艺名著”

“欧洲文学概要”

“高级作文”

“欧洲通史”（又名“西洋通史”）

     当然，开这些课，按大学里的规定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老舍先生备课极认真，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讲义备课，并没有时间写长篇的小说。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此书中直接引用了多达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可谓丰富多彩、旁证薄引、扎实有据。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写出来的，而绝不肯在授课期间，在用功读书上马虎，绝不肯去误人子弟。

这就形成了他的第二个读书高潮，以备课为中心的读书高潮，目的性很明确，有他的讲义为证。

     老舍先生买书藏书始自英国。当时他的年薪相当低，只有250英磅一年，相当一个本地大学生的助学金。三年后，经过申请，才涨到300英磅。他还要寄一部分薪金回国赡养寡母。由于经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饿状态，身体过瘦，得了胃下垂的毛病。但他还是精打细算，省钱买书。回国时竟带回来不少图书，其中最珍贵的有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到济南、青岛教书时，薪金之外还有稿费，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开始大规模购买图书，书屋里有不少书架，到抗战前夕已有相当规模的藏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先生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书籍也打箱运到了济南。到11月，形势突变，老舍先生被迫只身出走，离开济南，南下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夫人和孩子，以及书籍都留在了济南。他动身之前，将书籍、字画都打箱存放在了齐鲁大学图书馆。一年以后，黄河济南铁路桥通车后，夫人带着孩子回到了沦陷的北平娘家，把家具也存济南，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从此，那些书籍、字画、家具以及书信都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日本军队进驻了齐鲁大学，学校的资产被洗劫一空。老舍先生对这次重大损失伤心不已，特别于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大皆空”》。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从此以后，老舍先生基本上不再买书，免得丢了以后太伤心。

      丢书丢怕了。

      他的悲剧也是当时全中国读书人共同的悲剧，时代所定，无一幸免。

      1949年以后，老舍先生又开始存书了，不过真正自己买的并不很多，绝大部分是赠书。新版《鲁迅全集》出版时，第一时间，他派子女去新华书店排队购得一套，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并把由美国带回来的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诸公奉周总理之命邀请他回国的信函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可惜，“文革”抄家时连书带信全被抄走。归还时，《全集》已不是原书，珍贵信件下落不明。

      书架上有一套解放区新文艺丛书，大约有四、五十巻。他曾利用这套书的书名于一九五零年初改写了一篇传统相声，《文章会》，是贯口活，交给侯一尘、侯宝林为首的相声改良小组的艺人，让他们在大众曲艺社里排演，在正阳门城楼上正式演出，从而掀开了相声改良的序幕。

      此后，老舍先生的藏书基本上都和他的写作有关，是直接为他的创作服务的，属于创作资料，譬如他有一大批义和团的史料书籍，是为创作话剧《神拳》而专门搜集的。还有康熙皇帝的有关史料，这是毛主席建议他写康熙大帝之后特地找来阅读的，不过，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太过陌生，他并未动笔。

     老舍先生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诗人里他喜欢李白、陆游、苏曼殊、吴梅村的诗词。

     古典小说里他喜欢《红楼梦》、《金瓶梅》。

     现代作家中他最佩服鲁迅。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四周年、六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或被选为主席，或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他都讲了话，还两次当众朗诵《阿Q正传》，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七章，受到热烈欢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老舍先生致了开幕词。

     他根据英文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翻译R·W·Church写的长篇论文《但丁》。翻译过F·D·Bereford的奇幻故事《隐者》。还翻译过Algernon Blackwood 的小说《客》。

为纪念萧伯纳，翻译了他的两幕话剧《苹果车》。

      他于一九三五年写过一篇以“我最爱的作家”为题的论文，题目叫《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

      一九四三年在《人间世》杂志十九期上，对回答征询“一九四三年我爱读的书籍”一栏中，老舍先生的回答是：“㈠《从文自传》；㈡Epicdad Romahcby W·P· Ker; ㈢《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考》。

由以上这些并不完整的译著清单、论文和征询回答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读书的趣向和多样，还有做学问的深度；虽然，只是全景中的小小的一角。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也是扩大内需的一块重要园地

                  ——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会议上的发言

        （2009.1.6.）

　　　　　　　　　　　　　　　　　　　　　　舒　乙

    这个命题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非但不是没有关系，而且很密切，只是不被人们注意到罢了，容我说出理由来，敬请总理予以关注，纳入视野，说不定，能有很大作用。

　　　　　两个“一比八”

     一般人总以为投入文物保护，是个光花钱只投入无产出的赔钱事，其实大错特错。在文物保护的投入上历来存在着两个“一比八”，这是经验数字，已经是统计学上的定论了。第一个“一比八”是如果国家文物保护投入是“一”，那么紧跟着就有“八”倍的地方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配套综合投入跟进到位。比如，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国家在文物保护上投入十个亿，跟着它就有八十个亿一齐跟上，又是房地产、又是三产、又是旅游、又是交通、又是环境，包括旅馆、餐饮等等，总之，围绕着它一个庞大的体系会随之诞生。第二个“一比八”，如果国家在文物保护上投入是“一”，产出却可能是“八”。比如，故宫博物院人吃马喂一年是三、四千万，但年收入却是四个亿。平遥、丽江、凤凰也都类似，有目共睹。这两种“一比八”效应在国际上也早已成为定论，比如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用老的火力发电站改造而成的泰特现代艺术馆就是很令人信服的好例子，它的兴起带动了一大片周边的繁荣，光是伦敦市的就业机会就增加了许多。面积仅有0.8平方公里的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赏光收入竟占整个大斯德哥尔摩的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总之，在文物保护上投入，别的不说，从发展经济的角度上看也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在当今世界经济危机袭来之际，这条路对中国经济来说倒是一条可以利用的道路。须知，这可是纯粹的“内需”，弄好了，会一举数得。

　　　　解决杯水车薪之忧

    随着经济的飞腾，政府在文物保护上的投入连年递增，五年前是2.5亿，2007年是15.3亿，2008年是31.2亿，呈翻番的增加势态。但是，我想说，这个数字对我们这样一个文物大国和文明古国来说，竟然只是“杯水车薪”。我这样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目前，我国拥有37处世界文化遗产，居世界第三，还有四项正式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351处，国务院在温总理的主持下批准并公布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一次就增加了一千处，动作之大等于前五次的总和，令世人刮目相看。加上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者一共是7万余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在还正在进行之中，初步印象，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将由40万件突破到100万件以上。由此完全可以明白，每年二、三十亿的投入面对这么庞大的文物保护任务绝对是“杯水车薪”，因为现在一个有点规模的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工程大概需要六千万到三亿元。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党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很多单位都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保护文物就是保存国家的尊严，保存国家的形象，保存国家的脸面。文物就是历史，没有文物就没有历史可言。难怪，外国的国家元首来访问中国要去看故宫，去看长城，去看兵马俑，去看龙门石窟、云岗石窟、敦煌莫高窟、去看少林寺……去西安看什么？说穿了，只有一项，就是文物。同样，去罗马看什么？去巴黎看什么？去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看什么？说穿了，也只有一项，就是文物。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理当有几万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支撑，理当有上百万件不可移动文物和上千万件可移动文物来支撑，所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首先是涉及国家尊严和形象问题，必须纳入国家行为。    

        两手硬                                                                       

    有一点是必须引起注意的：一般情况是发展得越快，越是建设得红火，文物越有遭到建设性破坏的危险。所以正是现在，此时此刻，要加大保护文物力度，增加投入，有点抢救的意思。在这一点上，要借用小平同志的“两手硬”这个词：抓经济发展要过硬，同时抓文物保护也要过硬。这里有个时效性问题。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千古恨，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过了这个时间段，想加大力度也没有用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随着加大文物保护的综合投入，必然要用很多劳动力，就业问题能得到一定的缓和，这在当前也是有利的因素。

   还有，提到民生，往往以为就是住房、医疗、教育等几大块，并不把文化放进去，其实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的需求；而文化是要扶持的，其中如前所述保护文物是需要大的投入的。民生和文物不仅不矛盾，简直就是一回事。

究竟要增加到多少，一年100个亿？或者更多？建议总理请国家文物局拿出一个规划来，要有项目，有进度，有预期效果，而且刻不容缓。

   由把文物揣在兜里，到从兜里掏出来，真正保护好，亮给世人看，亮给子孙看，有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及时地当成拉动经济的杠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吴哥木佛

凡尔赛印象

加州大树

 　　 丁玲精神

丁玲(1904-1986)，湖南临灃人，她的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荣获“斯大林奖金”。丁玲早期和冰心、庐隐、林徽因、凌叔华、袁昌英齐名，后来，成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最知名的革命文学家。她的一生多坎坷，晚年获平反，但仍颇有争议。

纵观丁玲一生，有三个特质在她身上始终不变，所以在她去世之后，她在文学界和读者中获得的评价不降反升，成为一个特例。

首先，丁玲是妇女解放的不知疲倦的鼓吹者和倡导者。由《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始，到《母亲》，到延安时期的《三八节有感》、到晚年的著作，丁玲都在为妇女的解放、妇女的独立、妇女的翻身而大声呼吁，不遗余力地奋斗，成为妇女呼声的代言人和妇女解放的先驱。

其次，不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丁玲都是阴暗面、落后面的揭露者和鞭挞者，在国统区如此，在解放区如此，在新政权下也如此。这个特质虽让她吃尽了苦头，蹲牢、挨批、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撤职劳改、下放北大荒……但她不改初衷，不断地与阴暗面、落后面做不懈的斗争，一心盼着人人都能过上平等的幸福日子。

最后，尽管道路曲折多难，不管受到多麽不公正的对待，丁玲始终坚信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是一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非常了不起。

丁玲活着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她办了一间小小的“丁玲文庫”，里面有她睡了大半辈子的小木板床，有她的用布围成的衣柜，有她的书桌和磨破了的藤椅，还有她的著作、手稿、照片等等。她坚持要在她的书桌上方挂一张和人等高的巨照，是她到延安之后的着军装的女兵照，飒爽英姿，两旁各有一行大字：平生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丁玲精神不仅可贵，而且感人。

           沈从文精神

沈从文(1902-1998)，湖南凤凰人，苗族，其代表作有《边城》、《八骏图》、《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首先引人瞩目的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文学地位在最近三十年中不断在攀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如果说，茅盾是中国最成功的革命作家，老舍是最成功的城市贫民的描写者，那么沈从文就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作家。这个足以让沈从文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处在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前列。这应是湖南人莫大的骄傲。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并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但他早年在湘西、在凤凰、在怀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在乡间、在小城镇、在军队里和下层民众与士兵有广泛的接触，这些使他日后成为描写湘西的水、描写少女和水手的能手，将人和自然的和谐推崇到极致，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一首首对自然美、人情美和乡民原始生命力的赞歌。其次，沈从文笔下的悲剧色彩也很强烈，他描述的中国农村的痛苦、民族压迫的残酷、城市上流的污浊，同样有着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两大块，一个抒情，一个批判都是对中国社会廿世纪上半叶的现实写照，起到绝妙的功效，很真实、很动人、很深刻，把中国社会的多元和复杂披露得入木三分，这是沈从文的独特贡献和过人之处，也是他的文学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受到读者赏识和喜爱，像多年的黄酒一样，有着淡淡的香味，令人陶醉。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但却是一个成功的另类。他的人文精神就是用艺术的形式揭示人类内心的人性美。沈从文不愧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沈从文的第二个值得推崇的地方是他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钟爱和执着的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公认的中国社科三大研究成果之一。他身后留下了一份他来不及写的研究成果的著述清单，竟有十来个之多，简直是人间奇迹，也是莫大的遗憾和损失。他是个大学者。但是他的这些积累和成果却大多是在逆境中或者是在孤独中完成的。他曾是个被遗忘的人，曾是个被边缘化的“小人物”。

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母亲曾到故宫午门上的文物陈列所去参观一个古代文物展，为我们两人(当时整个大殿里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做解说的是一位其貌不扬的老者，穿着极随便，头顶一顶旧棉帽，耳窧一只向上，一只向下，但解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待我们出来之后，母亲悄悄地对我说：刚才那位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

于是，沈先生又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份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的那种在逆境中的处乱不惊、从容不迫和对工作的极度敬业与锲而不舍。

他的成功全都来源于此。

          齐白石精神

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大画家，世界文化名人，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2008年5月其《花卉草虫十二册页》拍卖了2400多万人民币。

齐白石出身农民，早年是木匠，60岁以后成名，画作甚多，仅1953年一年创作画作多达六百余幅，擅画擅书擅刻擅诗，代表作有《蛙声十里出山泉》等。

齐白石曾获得陈师曾、徐悲鸿等人的高度评价。法国大画家毕加索曾用毛笔临摹齐白石的画，多达数百件，他说：“顶奇怪的事是中国画家为什么要跑到法国来学画，你们有齐白石啊!”

中国画发展很慢，不像西洋油画，后者几十年就走过一个阶段，但是中国画发展到齐白石时代，突然有了大变化，齐白石成了中国画的里程碑。齐白石是中国画的划时代的代表人物。

中国画的体裁本来相对比较狭，有山水画、仕女画和花卉鸟虫画几类；但是到了齐白石，他一下子把中国画的题材大大地扩展了。过去许多没有进入中国画家视野的东西都被齐白石画进了中国画。齐白石破天荒地把大白菜、大萝卜画进了中国画，他还把农民用的农具画进了画面，像耙子，锄头等等。

2006年北京画院办了一个齐白石工笔草虫展，观众惊奇地发现，齐老人居然工笔写生了几十种小昆虫，用放大镜观看，都极其逼真，生动可爱。赶快请来生物科学家，教他们来识别。结论是：这几十种昆虫几乎全是北京境内有过的昆虫，确有其物，都叫得出学名，其中，有不少种现在已经绝迹。

齐白石是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生活中普通的东西，老百姓常见常用常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齐白石笔下的画，虾、蠏、小鸡、青蛙、蜜蜂、蚂蚱、各种草花、南瓜、丝瓜、葫芦、算盘、搔痒的“老头乐”……全是他的题材。齐白石的画充满了大众性和平民性。

齐白石的画有着巨大的开创性、创造性和独创性。因为这个，他让中国画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虾身原来是六节，可是齐白石画五节。胡絜青先生收藏了一张齐白石早年的《虾》，的确是六节。可见齐白石明明知道虾身有六节，却一定几经实验：画四节、画五节、画六节，画七节，最后，从美学的角度认为画五节最好看、最漂亮，遂定下来画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五节。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创造规律：从生活出发，但不拘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靠想象，加以变形，达到更加本质的真实。

要创新，要突破，要走自己的路，要发展，这就是齐白石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以上是湖湘文化中的五个人文精神的分支，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它的来，如彭德怀精神――说实话、讲真话的精神，但因彭总不是文人，没有创作过文学艺术作品，估且不在这里分述。

纵观以上五位，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多数是世界级的巨人，但是在这些成绩面前，或许他们的精神更为重要，是这些人文精神让他们取得了那些伟大的成绩。从这个角度上看，精神可贵，精神决定一切，精神永垂青史，精神虽无形，却是物质的根和本，是更为持久的珍贵遗产。

湖湘文化了不起，它的屈原精神、谭嗣同精神、丁玲精神、沈从文精神和齐白石精神都是了不起的人文精神，它们属于全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它们，使之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自豪吧!珍惜吧!了不起的湖湘文化。

                                   舒 乙

谈到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先要设定三个界限：一是它的地域界限，必须是发生在洞庭湖和湘江为标志的湖南地域中的事，而事是人做出来的，人物则必须是湖南人，或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或在湖南度过其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时光；二是要有重大影响，不管是什么事，都必须充分显示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代表着人类追求幸福理想的志向，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过重大贡献和影响；三是要有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声誉。一句话，发自湖湘，却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从这个界定出发，我将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剖析为以下五个分支，它们是湖湘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和杰出代表。

         屈原精神

屈原(前360-约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代表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离骚》，诗中表达了坚持真理，决不妥协的意志，从头到尾贯彻了爱国主义浓烈的情操，充满了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诗经》一样，《离骚》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屈原由受到楚怀王信任和重用，制定了联他国抗秦的政策，并起到良好的作用，到受到楚怀王的冷落，到最终被挤出郢都，到最后在秦兵圧境时，抱巨石自投入泊罗江，为他的悲剧人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此举在百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纷纷划船去救他，投粽子喂鱼去保全他的屍体，两千多年来，他的祭日竟演变成了一个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叫端午节，在亚洲，在其它国家在这一天也保留了祭祀活动，有许多奇特的仪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1953年为纪念他去逝230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定为当年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

一个诗人，有全民族的传统纪念日，在全世界年年有纪念活动，这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的，可谓史无前例，古今仅此一人。

为什么？

原因与其说是他的诗作，不如说是他的死。

他的死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人的生不可自主，但是死却可以由自己决定和决择。

有一个时候，在我们这里，对自杀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评价很低，这是不对的，是反历史的。

有一种自杀，不仅不能遣责和贬低，反而要推崇备至，受到尊重，受到顶礼膜拜。

这就是屈原的自投泊罗江。

这是一种伟大的死。

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人生观和生死观的高尚选择和表现。

屈原的死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屈的传统，叫做士大夫的传统，最讲究骨气。头可断命可弃，但骨气不能丢，这便是硬骨头精神，宁折不弯。

这种硬骨头精神成了全中国人民珍惜的品德，成了众志成城有巨大内聚力的来源，它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两千年苦难历程，始终是挺着腰杆的。

应该说，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壮烈牺牲，像琅崖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事例，都是屈原精神的延续，都是这种光荣传统的再现，都是这种不屈服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和这种上下求索精神的光辉体现。

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沉于太平湖之后，叶圣陶先生有一首《齐天乐》词，后来登载在《人民日报》上，说这是“屈原同例”。

总之，屈原的死成了一种不朽的精神，升华成了一种代表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谭嗣同精神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他原本也是一位文人，代表作叫《仁学》，曾在湖南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变法，批判封建专制。1898年9月5日光绪皇帝下诏，命谭嗣同等四人参与新政，进京领四品卿衔，21日袁世凯告密，慈禧政变，谭嗣同拒不躲避，将文献著作交给梁启超，劝梁出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也曾派人来劝其避难，谭对来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化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三日后被捕于北京浏阳会馆，在狱中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闹市菜市口。观者多达万人，谭嗣同面无懼色，当众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又是一个湖南人的死，是被封建王朝杀死的，但和屈原一样，同样是一个自觉的死，有着同样伟大的价值，其影响同样极为深远。

这样自觉的死，直接面对死亡，毫无懼色，为真理而牺牲，从而唤起民众，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类自主行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谭嗣同是个典型，是个符号。也就是说，只要一提“谭嗣同”三个字马上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形象和概念涌现出来，代表着异乎寻常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于是，谭嗣同成了一个完美的永恒的光辉典范，永久记忆在人们的脑海里。

后来的许多英雄志士，都走在谭嗣同的路上，成为永垂不朽的楷模，他们是李大钊，是瞿秋白，是刘胡兰，是张志新……

“谭嗣同”等同于“不怕死”，为了真理，为了民众的新生，为了国家的富强，不怕死。

                                   舒 乙

谈到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先要设定三个界限：一是它的地域界限，必须是发生在洞庭湖和湘江为标志的湖南地域中的事，而事是人做出来的，人物则必须是湖南人，或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或在湖南度过其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时光；二是要有重大影响，不管是什么事，都必须充分显示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代表着人类追求幸福理想的志向，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过重大贡献和影响；三是要有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声誉。一句话，发自湖湘，却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从这个界定出发，我将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剖析为以下五个分支，它们是湖湘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和杰出代表。

         屈原精神

屈原(前360-约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代表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离骚》，诗中表达了坚持真理，决不妥协的意志，从头到尾贯彻了爱国主义浓烈的情操，充满了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诗经》一样，《离骚》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屈原由受到楚怀王信任和重用，制定了联他国抗秦的政策，并起到良好的作用，到受到楚怀王的冷落，到最终被挤出郢都，到最后在秦兵圧境时，抱巨石自投入泊罗江，为他的悲剧人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此举在百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纷纷划船去救他，投粽子喂鱼去保全他的屍体，两千多年来，他的祭日竟演变成了一个全民族的盛大节日，叫端午节，在亚洲，在其它国家在这一天也保留了祭祀活动，有许多奇特的仪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1953年为纪念他去逝230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定为当年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加以纪念。

一个诗人，有全民族的传统纪念日，在全世界年年有纪念活动，这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的，可谓史无前例，古今仅此一人。

为什么？

原因与其说是他的诗作，不如说是他的死。

他的死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人的生不可自主，但是死却可以由自己决定和决择。

有一个时候，在我们这里，对自杀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评价很低，这是不对的，是反历史的。

有一种自杀，不仅不能遣责和贬低，反而要推崇备至，受到尊重，受到顶礼膜拜。

这就是屈原的自投泊罗江。

这是一种伟大的死。

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人生观和生死观的高尚选择和表现。

屈原的死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屈的传统，叫做士大夫的传统，最讲究骨气。头可断命可弃，但骨气不能丢，这便是硬骨头精神，宁折不弯。

这种硬骨头精神成了全中国人民珍惜的品德，成了众志成城有巨大内聚力的来源，它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两千年苦难历程，始终是挺着腰杆的。

应该说，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壮烈牺牲，像琅崖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事例，都是屈原精神的延续，都是这种光荣传统的再现，都是这种不屈服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和这种上下求索精神的光辉体现。

老舍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沉于太平湖之后，叶圣陶先生有一首《齐天乐》词，后来登载在《人民日报》上，说这是“屈原同例”。

总之，屈原的死成了一种不朽的精神，升华成了一种代表坚持真理的人生态度。

         谭嗣同精神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他原本也是一位文人，代表作叫《仁学》，曾在湖南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变法，批判封建专制。1898年9月5日光绪皇帝下诏，命谭嗣同等四人参与新政，进京领四品卿衔，21日袁世凯告密，慈禧政变，谭嗣同拒不躲避，将文献著作交给梁启超，劝梁出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也曾派人来劝其避难，谭对来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化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三日后被捕于北京浏阳会馆，在狱中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闹市菜市口。观者多达万人，谭嗣同面无懼色，当众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又是一个湖南人的死，是被封建王朝杀死的，但和屈原一样，同样是一个自觉的死，有着同样伟大的价值，其影响同样极为深远。

这样自觉的死，直接面对死亡，毫无懼色，为真理而牺牲，从而唤起民众，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类自主行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谭嗣同是个典型，是个符号。也就是说，只要一提“谭嗣同”三个字马上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形象和概念涌现出来，代表着异乎寻常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于是，谭嗣同成了一个完美的永恒的光辉典范，永久记忆在人们的脑海里。

后来的许多英雄志士，都走在谭嗣同的路上，成为永垂不朽的楷模，他们是李大钊，是瞿秋白，是刘胡兰，是张志新……

“谭嗣同”等同于“不怕死”，为了真理，为了民众的新生，为了国家的富强，不怕死。

《疼爱和思考——一个政协委员的大运河四次考察亲历记》，舒乙蓍，姚珠珠、罗哲文摄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8年10月，包括十篇文章，皆是近作，题目如下：《京杭大运河，殘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的运河，水乡的辉煌》、《最好的江南小镇——荻港村》、《悠而不闲的德清》、《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现实和战略意义》、《重新理解大运河是保护和“申遗”的关键》、《杭州对老房子的保护大修办法值得推广》、《清除污染，大修民居，为大运河洗脸整容》、《访清江大闸归来》。封面是作者手绘的国画《大运河景象》，封底是《岸》。书的《后记》全文如下：  

   后记

2007年6月下旬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到浙北和浙东考察大运河的浙江段，之后在杭州市举行论坛。我在会上做了一次发言，题目叫《江南的运河，水乡的辉煌》。主持会议的全国政协卞晋平副秘书长对此文很感兴趣，当即问我将在何处发表，我说按惯例前两次是给了《暸望》杂志的，此次也还给《暸望》吧。他突发奇想：何不把这些文章集合起来，出一本小书，图文并茂。他强调说，这样的书有两个亮点：一是符合政协文史资料的“三亲”原则，即亲眼见、亲耳闻、亲身经历的原则；二是反映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实践。

真是个不错的建议。

经过一番商议，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几位主任李松晨、王合忠、许水涛、陈爱菲出面，联合文史出版社社长王秀峰，一拍即合，顺利落实了出版计划。

照片也落实得很顺当，罗哲文老专家和姚珠珠委员在几次大运河视察中都始终和我在一起同行。他们腿脚都特别利索；别看罗先生已八十五岁高龄，但行走如飞，相当敏捷，而且两人都爱拍不带人物的景物照。这样的照片对作插图是最合用不过的了。我们很快就在一起完成了挑选的工作。

九月下旬，我又到江苏淮安去出席第四次大运河文化节及大运河高峰论坛，在会上发了言，参观了一系列淮安界内的大运河遗迹，回来，又顺理成章地补充了两篇关于大运河的文章，让这本小书在内容上更充实了一些。

三年之内，共得十篇有关大运河内容的专题文章，想想，倒真是一次相当不错的经历，确实真像一串脚印。

不过，这串脚印，都是属于自己的，全是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心得；对别人来说，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

不管怎么说，大运河是真值得珍惜，过去，被普遍重视得不够，问题提得过晚，十分可惜；好在，一旦提出，立刻如大梦初醒，动作很快，有了很漂亮的开局。

就让我这本小书也来加把火吧。

　　　　　　　　　　　　　舒　乙

　　　　　　　　　　　　　　　2008年10月1日

　　　　　　　　　　　　　　　　　　　舒　乙

    淮安这个地方了不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概长达700余年，运河、黄河、淮河，三条大河在此交会，水势极其复杂，水患也连年不断，元、明、清三代深受其害，自明朝就有水利重臣在这里治水，成功地推行和累积了一整套治水技术。连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也各自六次南巡，都是专程跑到这里来，亲自处理水务，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慧，甚至用掉国库收入的10－20%，搞了大量水利工程，终于形成一整套庞大的水利系统，包括洪泽湖的形成在内，其中心枢纽就在今日的淮安，曾极其繁荣，名噪一时，因此，称淮安是“运河之都”真是非常恰当的。

    我曾建议，为摸清大运河家底，先搞地图是关键。此次去淮安，一大收获是得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淮安运河图考》，是李孝聪、席会东二位先生的大作，里面收集了55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大运河地图，由明嘉靖开始，止于清光绪年间，囊括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北大图书馆等十一家收藏的大运河地图。这些地图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特点，历史上大运河几乎随时随地在变化，差不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看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专家一致惊呼：摸清大运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远远比长城难得多！

    因为大运河一直在变。

    因为现在看见的大运河已经和历史上的大运河有巨大的不同了。

    把现在的大运河图和历史上的诸多运河图放在一起，除了大致走向相同之外，在细节上已经相距很远了，有的甚至很难对上茬，找不到太多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到真正坐下来认真研究大运河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任务。

可是，越是这样，也越显出大运河的庞杂、深奥和宏大。

于是，专家们又不约而同地提出来：应该像对待长城一样，要尽早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大运河学会，集各个部门的力量来共同会战，啃这个硬骨头。

这个硬骨头里的最复杂的位置就在淮安。

在淮安界内筑有大量坝、堤、堰、闸和人工的河道，各有各的用途，原因就是三条河的地势不同，低的低，高的高，偏偏又要彼此交叉，要互相穿越，要南北成批大宗地运粮，而黄河又老闹脾气，动不动就发大水，搅局，把一切都搞乱，因此，把运河理顺真是很难很难。

黄河自古是在中国中原北部流淌的，偏偏有两次大的人为災难，让它向南溃堤，泱及淮河流域。一次是1128年，南宋人为阻止金兵南下，将黄河决堤，放水淹地，致使黄河改道，流入淮河，由淮河河道入海。直到1855年，黄河才又北归，仍由山东入海，前后有七百余年之久。另一次是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汤恩伯受命在下花园炸开黄河堤，企图放水阻止日军南下，虽未使黄河澈底改道，但黄河水整整把河南淹了五、六年，淹死百姓无数，又是一场大災难。

元、明、清时期黄河改道南下，正是在淮安地区和淮河相会的。黄河自西而来，高出淮河河床。淮河自南而来，又高出运河河床。所以，一开始是要先在运河河内筑坝，使得运河水位有所增加。先把糧食卸下来，由陆地运到下站。把船靠绞盘用人力拉过坝去，再行装船。后来除了俢堤之外在运河到淮河运口之间又挖通六里的清江浦河，在其内修筑了多道闸，引黄河水入闸，逐渐把水位拉平，单日把船编队放进，双日放出，闸门启闭均由国家严格控制，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的举措。为了防止黄河倒灌淤塞淮河和清江浦河，到明朝万历年间总河潘季训提出了“蓄淮刷黄济运”原则，即修整和抬高高家堰，防止淮河东溃，又蓄积淮河清水，形成一个大湖，即洪泽湖，利用湖水加大淮河东出清口的力度，和冲刷黄河河道的力度，使得清口不至于淤塞，黄河河床被涮深，避免了对运河的倒灌，保持了运河的畅通。

    高家堰高3.3到4.3米，厚0.8米，长18公里，用巨石砌成，工程浩大，是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清江大闸是明永乐13年（1415年）由陈瑄在清江浦运河上建造的，是河上四个闸之一，其闸墙和底板均为条石结构，粘合剂是石灰加糯米浆，此闸遗址现在还保存着，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就在淮江市楚州区市内，距离周恩来故居、刘鹗故居很近，是一处古运河重要的遗址。

此次去淮安参加大运河第四届文化节及大运河高峰论坛正好赶上淮安“陈潘二公祠”异地重建落成，同时开幕的还有“吴公祠”，吴棠是1861年的漕运总督。同期落成的还有两馆，即淮安戏曲博物馆、大运河楹联馆。此外，淮安漕运博物馆也在加紧施工兴建中。总之，一批围绕大运河的博物馆、纪念馆正在快速兴建。

我有幸参观了刚刚施工修整过的河下古镇和古末口遗址。后者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干邗沟的末端，又是漕船靠绞盘爬坝入淮的坝口。现在河面有近百米宽，一边是石岸，一边是土岸，土岸边有芦苇、水草和柳树，景色宜人，偶有小船划桨而过，也是一处重要的古运河遗迹。

   淮安在明清两代是运河漕运总督所在地，是主管漕运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总督府毁于抗战时期，其遗址是二十一世纪初才整理挖掘出来的，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总督直接总辖的兵丁有几万人，都是为漕运服务的，还有很大的糧库和造船厂，朝廷指令年造漕船一千五百艘，皆为平底船。同时，江南河道总督署也设在淮安，负责治河工程。淮安总人口曾经达到五十万之众。

    淮安没落有两个原因：一是1855年黄河北移，另一原因是捻军起义，两者均阻止了运河的通畅。淮安这个和杭州、扬州、苏州齐名的运河沿岸最繁华的大都市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1949年以后，淮河得到大力整治，淮安做为淮河和运河的交通枢纽又焕发了青春。

    一句话，淮安在运河史上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此次，国家遗产研究院调集各种专业人员选择淮安当作大运河的勘察调查重点绝非偶然，包括许多地下考古勘探都正在加紧进行中。这样，大运河的一个立体的历史画面在不久的将来以淮安为中心将全面展现在公众面前。

    淮安会把大运河本身的伟大处和研究上的艰难处同样清晰地显露出来。

      淮安是个很好的典型。

　　　　　　　　　　　　　　　　　　　　　舒　乙

　　旅居美囯的张之宇、张之丙姊妹打电话来，说她们正策划编辑一本回忆录，是关于她们母校贝满中学的，暂取名《五0届贝满人语》，嘱我写一篇小序。我一听，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虽然，我和贝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早年是女校。

　　可是，我自认，贝满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和贝满有过许多联系。

　　先说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和贝满吧。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正值贝满女中创办了六十年的样子。贝满是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是美国的派系。1921年年轻的老舍先生在基督教英国教派伦敦会所属的北京缸瓦市教堂接受洗礼，为的是取得合法身份，对缸瓦市教堂进行改革，由他起草了教堂改革章程，公开发表，决心将外国势力赶出教堂，对教堂实行中国人全面管理，即实现经济独立、人事独立、传教独立，应该说这是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声，是一件可以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大书一笔的事情。当时，对老舍先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宝广林先生，字乐山，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负责全面工作，唯不愿当名义上的牧师，力主实行宗教改革。宝先生1923年被推选为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以后又兼任过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发表过许多著译文章，并创办《真理周刋》。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力志社会改革的青年人，如许地山先生、老舍先生、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等等。

　　当时，公理会大院位在北京灯市口大街中段路北，分三部份，中间是教会本部，有主教堂和附堂，附堂常常用来开会，西部是贝满女斋，东部是育英男中。在灯市口大街东端路北，佟府夹道里有协和女子大学，此地1920年至1926年，由三个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女校。冰心先生是在此毕业的。现在这三处是三个学校，西边为贝满女中（初中部）和育英合并而成的25中，中部为景山学校，东头原贝满高中和燕京女大所在地改为166中。

　　公理会下设慈善机构，叫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分七处，总部设在贝满校门外面，老舍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一学期后，回到北京先在教育会任文书，1923年在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任干事，就在贝满外边的两间平房里办公，手下有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叫朱德普，是老舍先生在第十七小学任校长时认识的，以后朱德普当了育英男中的注册部主任，其哥哥朱向辰先生当了贝满女中的庶务主任。

　　老舍在地方服务团服务时有三个兼职，一是在市立一中教书，以补其在地方服务团收入之不足，主要是供奉老母，教的科目是语文、修身和音乐；二是在基督教联合会下属的主日学委员会中任总干事，主持主日学改革，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叫《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分三期在《真理周刊》上连载，顺便说一句，主日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便是在公理会附堂举行的；三是在唯爱会中任书记，唯爱会是国际性的反战组织，唯爱会开会地址也在公理会附堂。

　　地方服务团的活动有组织女工织祙，救济孤寡老人，组织贫儿扫盲，打苍蝇宣传讲卫生等等。这些活动的宗旨和改革缸瓦市基督教堂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一脉相承，即以“社会服务是关紧要”为中心任务，达到救国救民的最终目的。

这样看来，上世纪初致力社会改革的年轻人，总体上说，走的是三条路：一为左派的路，基本上是走无政府主义或马烈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关键是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二为中间的路，即宗教的路，尤以基督教的改革派为代表，以实行基督教原教义的目标――救穷人为目的；三是右派的路，即国家主义的路。

　　由于旧中国特别穷，左派和中派最终都走到了一起，许多进步的基督徒最终去了延安，许多青年会骨干也纷纷成了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老舍先生1924年去了英国，他那些留在国内的基督教朋友们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许多人被捕入狱，如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而宝广林先生则被迫远走上海。原因是他们后来都从事了反对北方军阀统治的斗争，秘密贮备军火准备武装斗争，并接受地下共产党员孟用潜的教育，传播并学习唯物辩证法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革命党人包养浩在缸瓦市教堂被捕，后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张作霖处死，被追为革命烈士。张作霖的高参马炳南是教徒，用张氏小卧车秘密护送宝乐山先生逃到城外进入燕京大学，并转道天津去上海。这些故事生动的记录了那批先进青年在黑暗中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历程。

令人吃惊的是，故事的发生地许多竟然是贝满女中的所在地，这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的秘密。我有幸调查采访过一些当事人和他们后裔。现在借着写贝满首次披露出来，也算是为那个时代做了一点真实的记载吧。

　　重庆解放后，我随母亲返回北京，正值父亲由美国回来，一家人1950年初在北京团聚，我插入育英中学，半年后，初中毕业，考入北京二中。大妹妹舒雨进入贝满女中，念了两年半，初中毕业，考入石油中专。她是我们家在贝满就读的第一个成员，她算是1955届的。

又过了27年，到1977年，我的女儿舒悦考入了167中学，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贝满女中，也还在贝满院子里上学。那时大教堂还存在，附堂也存在，只不过后者变成了实习工厂，西面的小楼是她的教室，楼前那棵大树依然茂盛，那口铜钟仍然高高悬挂在树枝上。

　　我清晰地记得此时贝满的老教学楼已相当破旧，开家长会时，透过地板的大缝子甚至可以看到楼下房间。女儿在校念到一半的样子，学校和育英合并，改名25中，并将大教堂拆掉，盖了新的教学大楼。

　　其实，最有资格写贝满的，当首推冰心先生。八十年代后，她有过三篇专写贝满的文章。一是自传系列中的第四篇――《我入了贝满女斋》，二是《我的大学生涯》，三是《关于男人》系列中的第四篇――《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她在贝满四年，在协和女子大学五年，前后九年，正值她的少女时代，也是她走上文坛的，并在文坛上大放光彩的年月。

　　在冰心先生晚年，常有166中学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到她家中去看望她，要她题词，要她当同学会会长，要她为学校办事。她都一一爽快的答应。

三年前，在贝满建校一百四十年之际，166中为冰心先生立了一个胸像，嘱我和卓如女士（她是冰心传的作者）去剪彩。我在冰心铜像前向同学们讲了许多冰心先生和贝满的故事。仪式之后，我走进新的教学楼，楼梯迎面挂着妈妈胡絜青为学校画的一幅大画，提到这件事，为我的贝满之文仿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过，真正的代序还是冰心先生的《我入了贝满女斋》最有资格。她是真正的贝满人，能和比她晚30多年的50届贝满人心心相印，连那里的味道或许都会息息相通，只须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惊叹号就彼此心领神会了，何要我来啰嗦呢，是吧？

　　由冰心先生和50届贝满校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贝满是个好学校，有好校长、好老师、好校舍、好校风、好传统，培养了成千上万好学生。

总之，贝满是个值得好好誇誇的好学校。是为序。

　　　　　　　　　　　　　　　　　　　　舒　乙

   这是我第六次参加大运河的论坛了，大概是。

自二00六年初参加签名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政协提案至今，时间过去了不过三年多一点，我却连续参加了不少次有关大运河的活动，其中以三次全国政协视察活动为最重要，也最精彩，事后我都有观感文章发表。今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准备为我专门出版一本小册子，是集我的这些文章的，仿佛是要为“三亲”原则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活动留些实实在在的例证，当然，都是围绕大运河而写的。

说到大运河，我很高兴，沿河各地几乎没有例外全都在动，为了保护它，为了“申遗”，都有动作，都有进展，起步相当快，幅度也挺大，已经有了可喜的起点。说明，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是得人心的，是符合民意的，所以一上手，就有成效，前途看好。

三年来最重要的进展，我认为，是以下三点：一.把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纳入了各地政府的视野，所有举措都成为政府行为，这个了不起，因此一上来，就有力度，就有高度；二.有了协调动作，大运河是个线性工程，牵扯许多地区、城市和部门，协调动作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为此国务院责成国家文物局来总抓，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来统一指挥，制订统一的行动规划，明确该干什么和怎么干；三.初见成效，首先是保护意识普遍加强，老百姓的参与意识也比较高，形成了一股争先恐后的运河整改局面，在河道整治上、环境治理上、考古挖掘上、摸查家底上，以及重点段的确立上都有相当的建树，开局很漂亮，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运河历史悠久、跨度很长、地域差异很大，加之问题提得过晚，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任务相当复杂和繁重。

目前，围绕着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确实存着一些硬伤和误区，包括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失误，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

    一.污染是第一硬伤。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处在经济上升期的国家，环境污染是最大的问题，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把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全党核心指导思想的高度，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做了全党认真学习这一思想的决定。同样，大运河也遇到了污染问题，而且首当其冲，非常严重，一点不比淮河，或者滇池的状态乐观，因为毕竟它是一条现成的河道，向它排放污水很方便。其中以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济宁以北的运河段、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段，现在叫卫河，还有以绍兴为中心的江南水乡的运河网三大块最为严重。由于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的兴起，水路的衰落以及运河航运功能的丧失，加上北方的缺水，上述运河故道渐渐枯干，有多处沦为下水道和污水道，变得又黑又臭，成了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死狗烂猫的拉圾站和集中地，往往被称为“龙须沟”，惨不忍睹。三十年前水流清澈、鱼虾成群的景象已一去不返，江南段人口密集区则乾脆把河道网填死，桥梁拆掉，把水乡改为陆地为主的工业区和生活区。请注意，这样的运河段已经占了京杭运河总长度的一半，加上隋唐大运河遗留的地面有水段和江南水乡运河网，有上千公里的长度是不能看的，是恶臭的，很丢人。这些地方的污染源一般是上游和沿岸的造纸工业、火力发电站和纺织印染业的污水，而且往往是跨省，跨市和跨地区的，涉及的厂家众多。这种状态近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治理，反而越演越烈。原因很简单：一是经济总量在增加，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总量在增加，而治理却往往不同步；二是认识上没有跟上，可持续发展观还远远没有得到真正认可和贯彻，在许多地方负责人眼中，GDP增长率和利税增长率是硬道理，而环境保护则是第二位的，甚至被认为是只花钱的包袱；三是把运河看得太轻了，既没有当成像长城一样的人类历史文明的宝贝，也没有看到保护它对当地发展文化、美化环境、改善民生都有着巨大的实现意义，而只是一味地去遗忘它、虐待它，甚至消灭它。

   为了消除这个大害，我们应当响亮地喊这样的口号：

   救救大运河！

   根除污染，还大运河清澈！

   把大运河由污染中解放出来！

为此，应当让运河的全线联合起来，按照国家的治理污染的既定政策实行“一关二治三同”，即把对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小造纸、小水泥、小发电、小染织厂毫不无情地限期关掉；对一定规模的有污染的企业则要限期整治，逾期不治也要关掉，而不是以罚代治；对建设中的有污染的新企业则要同时审核其治理配套项目，否则不予立项。

我建议在编制保护大运河规划中要优先联合环保部门加入治理污染的规划，先模清家底，你那里的污水是从哪里来的，污染源在哪里，有多少，是什么，再做一个包括“一关二治三同”内容在内的治理行动规划，为期三年，澈底还大运河一个清澈。

    难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文明工程不应当有一个乾乾净净的面目吗？难道非要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我们的大运河“申遗”因为污染而残酷地说“不”吗？难道非要等到沿河的人民生命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出了大问题、大事故，像“三鹿”婴儿奶粉或者襄汾溃埧那样搞得被撤职查办才清醒吗？打个誇张的比喻，用金碗盛污泥浊水难到不是最糟糕、最荒謬的事吗？

即使没有水，留一个乾乾爽爽的河床，长滿青草，有柳树成荫，有白白的羊群，像我们在河北省青县马厂看见的那样，也是一份尊重，也是一种骄傲，既对得起祖宗，又对得起子孙后代。

我特别想强调，绝不能把运河的污染治理当成一般性的治理，等同于一个例行的任务，不，绝不能这么看。运河是世界级的人类文明成果，污染它无疑是件极丢人的事。你污染它，就说明你没文化，没水平，没眼力，不识货，不知好歹。这个罪名是绝不能背的。所以，要把运河的污染治理当成一件还运河以尊严的大事，从而给运河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地位，好像不能在长城砖上乱刻乱画一样。

这么看来，对运河的污染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件实事，又是一件怎么看运河的头等认识问题，如果能把运河的神圣地位确立起来，那么，任何对它的抹黑的事都是不能容忍的。

是到了痛改前非的时候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运河的污染治理能复活运河的一半流域，可看可去的河段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太有意义了。一半的距离呀，增加长达上千公里可观察、可触摸、可欣赏的运河长度！这个举措能让人们看见运河的全貌，真正由杭州通到北京，由洛阳通到天津。如果愿意全程看它，愿意沿着它走一遍，请吧，可以任选一段，可能在某一段并没水，但既便是枯干的，也是乾乾净净的，非常宏伟，古老的河床静静地躺在那里，将它的伟大辉煌坦露出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这才是真正还它一个完整性，让它不愧是世上最老最长的运河。

所以，治理运河污染是真正让运河全线活起来的第一要务。

这才是保护运河的头等大事。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乍看起来是个没有多少头绪的事情，又庞杂又繁重，往往令人感觉无从下手；其实，抓治理污染是个关键，是个核心，抓了这件事，全线能活起来，全线能拿得出手，全线能亮出来，漂漂亮亮，这就叫作牵一发能动全身。

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误区或者硬伤中处于第二位的问题是“建设性的破坏”和“保护性的破坏”，这也是比较普遍性的问题，也要及时引起各个地区的高度重视和纠正。

    这方面的事例，因为谈得比较多了，不再详举，只把有共性的问题剖析一下。

    一.由于大运河“申遗”提得过晚，所以对“申遗”的重要准则，龙其是“原真性”和“完整性”这两大原则，一般都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行动了起来，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改造了，按照自己的愿望开始整顿运河和运河沿岸的居民区，做成之后翻过来再对照“原真性”、“完整性”一看，糟了，作为市政建设无可非议，很好，很捧，但做为“申遗”项目，就有问题了，就不对了，较起真儿来，也许“申遗”就通不过，因为出发点不一样。什么叫“申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或者自然遗产也，说的是遗产，不是新成果，新工程，新项目，新景点，而是老东西。老东西要有老东西的样子，允许变化，但要遵循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走了样或者和周边环境不一致都不成。所以，对待大运河这样的有一、两千年历史的老东西就不能为所欲为了，就要小心了，绝对不可以乱提什么“打造东方的塞纳河”之类的口号了。现在的问题是摩天大楼盖得和古运河离得太近，近在咫尺。譬如，由五百年历史的明代运河大石桥上走下来，才一步之遥，就是现代大广场，现代大草坪，现代大高楼，这不成，这叫破坏了完整性，这叫和运河环境不协调。原真性也是一样，明明是古代用大条石砌的岸，用铸铁的“蝴蝶”件相连接，但今人觉得不好看，不现代，把“蝴蝶”件起下来，扔掉，改用水泥，把大石条破了，切成薄的方块，再磨光抛亮，平舖成广场地面，现代化固然现代化了，上千年的古迹却毁于一旦，原真性荡然无存。这么搞对“申遗”来说肯定是通不过的。这样，就出现一个城市现代化，居民居住环境现代化和保护文物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在所有历史文化名城中都早就存在，架也打了多年，但对运河来说，却是个新问题，大家都没经验，走弯路也是难免的。好在，问题刚一出现，就受到了重视，多次运河论坛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在运河边上自行其事的改造势头已基本上仃了下来，改为慎重谨慎的态度了，事先听取专家意见，先论证再动工。这样做非常好，很及时。

   二.由于普遍都没有经验，所以先行的城市就成了大家学习追逐的榜样，这下又坏了，成了千城一面，大家全是一个样子，运河周边全是公园化的东西，全是广场，大草坪，灯光布景，再加上大理石的栏杆，结果，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个性又通通付之东流，自己的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摧毁。连各地运河博物馆也是差不多的，数量倒是不少，却普遍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项分工，基本是大而全，既重复又单调。这种盲目的跟进是要尽量避免的，还是要强调个性，要挖掘自己的历史特点，走自己的路。

   三.有一种趋势也是绝对要避免的，那就是普遍拆改之后，把一些运河标志物按照造公园的办法集中在一起，美其名曰保护运河文物，实则是个不分年代的杂货舖，张冠李戴，给人许多错误的概念和印象，完全违背了“原物原地原状”的文物保护原则，是不可提倡的。

   四.如何对待运河城镇岸边的居民区历来是保护运河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各地也在努力摸索经验，一拆了之是最简单的办法，或者一点也不动，维持老样子。对前者，文物家们坚决反对，因为一拆了之把运河保护的原真性全部破坏了；对后者，文物专家们则赞不绝口，称之为“绝版”，但老百姓并不满意，政府也不太安心，因为民生没有得到改善。于是，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中间路线，譬如拆掉老的，再造一批仿古的新屋，当然，已不再是居民了，而是商舖了，也还有其它一些方案。核心问题是在运河城镇的民居改造中如何对待那里的老居民，他们还能不能在那里住，运河的民风民俗民气还能不能延续下去。河岸居民区变成了花园，变成了草地，固然有美化作用，但运河的“灵魂”却随着人去楼空而荡然无存，这是一种严重的“传统断裂”。不过，到了2008年，还是有好消息传来，出现了可以借鉴的好经验，这就是杭州市拱墅区的小河直街改造工程和临运河的老房改造工程。我已将这个经验写成文章发表，题目叫《杭州对老房的保护大修法值得推广》。他们的经验主要是四条：不拆不动、政府出资、百姓回迁、彻底大修。这个经验终于获得了三满意，即文物专家满意，政府满意，最重要的是百姓满意，当地居民非常满意。这“三个满意”真了不起，是重大突破，很值得学习推广。这个经验无形中解决了运河保护中重点段的选择确定问题，这种改造修整过的运河沿岸的老居民区显然是运河上的亮点，很古老，“魂儿”也还在，而且鲜活得很。这样的运河段当然是首选的重点段了。

     一个线性工程，不可能处处都开放，必须有重点，除了那些标志性的运河文物之外，这些老运河城镇的居民点就是重点，因为它们是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三结合承载体，必须保护好，现在看来也完全能够保护好。

一手抓治理污染，一手抓居民点大修，大运河活矣，一定会“申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