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韩石山的一本新作。韩石山由小说家到散文家，最后落脚在史学家。在韩石山的同代作家中，他是极少能在几个领域中都展示才能的人。

　　韩石山最为自豪的不是他早年的文学生涯，而是他青年时代的历史专业。他对历史的兴趣虽然最终还与文学相关，但他的历史情结最后成全了他一生的志业。韩石山早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经历，成为他最自豪的学术起点，他始终以此为自己的职业起源，看得出来，他对历史专业是如何的钟情。其实要说大学的历史专业训练，对韩石山那个时代的学生来说，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那时的大学生，严格说来，在校真正读书的时间本来极短，更不要说那个时代的学术是如何的变形，这一代人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关键还是他们后来自己的修炼。

　　这本《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虽然看书名不像是一本学术专著，但读过之后，却能感觉到它的学术含量。光说这个题目，就得佩服韩石山的眼力，虽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却让人感觉到一种思想的犀利。这种简单的概括方式，你可以找出它一万处的不是，但却不能不说它概括得极为贴切。它不仅揭示了两个作家思想和文风的差异，更有对曾经被误导了的现状的批判，说是拨乱反正也不为过。

　　韩石山选择鲁迅和胡适来展示他的史学志趣，不是没有原因的。韩石山写过两部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一本开创性的《李健吾传》，一本别开生面的《徐志摩传》。这两个传主一为留法，一为留英美。在韩石山笔下，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成为他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与此相对的是未曾出过国门和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作家，这是两类不同类型的作家，这是两类不同类型的文学，也代表两类不同的社会理想，也许简单了一点，但大致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韩石山对于曾经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价很高，初期是他对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倾心，最终落在了胡适的身上，这看似简单的研究兴趣中，其实体现了他深远的学术眼光，不说他在研究中处处让人佩服的细心发现，如对早年北大太炎门生和留美博士的冲突、语丝与《现代评论》派两大阵营的分野以及对鲁迅20年代南下原因的解释等等，就是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把握上，他判断的精当和评价的分寸，都能给人启发。材料的占有不能说特别丰富，但对历史事件的感悟和判断却极少失误，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也会对他的判断大体认同，小处可能偶有疏忽，但大处决不糊涂。

　　对鲁迅的颂扬和对胡适的贬低，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从早年对鲁迅地位的确立和对胡适批判运动的兴起，完全是中国现代政治演化中的选择，神化鲁迅和丑化胡适都是政治需要造成的，但政治的选择眼光可能远比后来学者的认识要远大，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是为什么得到赞扬的不是胡适？如果说政治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冲动，那么当某种思潮被历史否认之后，它的选择还能有多少正确性呢？要么全错，要么全对，不可能选择的主体错了，而那个被选择的对象毫无问题。韩石山在书中很恰当地回答了这种现象。他对于历史人物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先辨析历史的真相，再回答历史的评价，当事实清晰以后，评价也就不言自明。

　　早年从正面发现鲁迅的价值，后来从负面发现胡适的价值，都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发现这两个人历史价值的，都是毛泽东，明乎此，对于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获得了自然的逻辑判断，道理不是明摆着嘛！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是韩石山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接受不接受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历史的真相，并能对这种真相保持清醒的认识，我想这也是韩石山的苦心和他的学术追求。（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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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人生的真味莫过于“淡”。而这个“淡”，并非人人能品味到的。大概只有真正品尝过酸甜苦辣各种味道并且具备足够悟性的人，才能对此有所感悟。所有的味觉都尝过了，你才知道“淡”的精彩，才会觉得“淡”是生命中最深长的意味。历史上的苏东坡是这样的，儒释道兼修的他在历尽荣辱、感悉冷暖后，终于把人生看淡，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真淳隽语。在物质至上、名利惑人的现代社会，人们心中盛满了太多的欲望，虽身如陀螺而乐此不疲，难得清理自己的心灵，更不宜体会到恬淡质朴的世间真味。而钱弘道先生却是例外，从他的新书《弘道悟语：法律学者闲话诗意人生》中，我们可以品咂到一种特别的味道。

　　钱弘道本是一名生于水乡富阳、求学于北方各地、现任教于浙江大学的法学学者。作为国内第一位跨法学、经济学博士后，他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他曾在我国顶尖智囊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还兼任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等，早年还有过检察官和律师的从业经验，可谓历练丰富，见多识广，在理论和实务间进退自如，即便风险投资的险风恶浪也能沉着驾驭。近期，他因在余杭首创国内法治指数评价体系，对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指向意义，而成为数百家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他口才不凡，气势干云，在全国各地作过多次演说、讲学，一次次点燃听众的信念和激情。虽身为法学、金融专家，头上罩着不少金灿灿的光环，钱弘道却人如其名，以读书修道为立身之本、终生志业，并慨然追步前贤，在家乡天目山中出资建造了一座“弘道书院”，既作高雅文化交流之用，又把自家藏书向家乡父老开放，向山野村民进行“文化反哺”，同时兼供个人读书写作之余点豆种菜，重新体验传统的耕读生活。

　　收录在《弘道悟语》中的四十多篇文章大体是钱弘道四十岁前后作于弘道书院的人生感悟和回顾，虽然语言清冽素淡，但读来如品鲜果，如饮醇酿，随处能体悟到学者的淡泊超逸和智者的睿智通达。作者在书中说：“杜绝做官妄想，斩断谋财之路，埋头于苦思冥想之中，置功名利禄声色浮躁于度外。寂兮寥兮。脱俗从书，读书不辍，俯思仰咏，苦思梦萦，寄至味于淡泊，无荣辱之累，岂不快哉！”虽然在名利荣辱上“寄至味于淡泊”，但作者在内心情感上并不淡薄，书中的散文随笔无论是忆话亲朋、记述师友，还是写景状物、感时言志，篇篇都蕴含着至深的真情，感人肺腑，正可谓“心淡情浓”。

　　《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人若能做到像水一样，便是至善。而这正是钱弘道所向往、践行的一种人生境界:水一样的纯净澄明，水一样的深泓宽广，水一样的源远流长。钱弘道能在喧闹人境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净土，在纷扰尘世中找到自己的归隐田园，在褒贬讥议中保持自己的耳根清净；他秉承了水的涵养与灵性，待人接物永远笑脸谦和，而演讲谈话常露不俗才情。他说:“我的心一片澄澈，没有古代文人那种情愁和怨愤，没有现代官僚那种纵欲贪求，没有弱势群体的哀叹和怨天尤人。过去不曾或很难放下的都放下，内心藏污纳垢的角落都被毫不留情地清扫一番。没有焦虑，没有愧疚，没有嫉恨。我的心，静如止水，平如明镜。”这正是钱弘道于不惑之年的人生境界。庄子把人生的最高境界描绘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钱弘道的人生追求与之有相似之处。

　　“世事无端不足计，微躯之外更何求。做一个淡泊宁静的人，人生大事莫过于此。”《弘道悟语》对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启示。一个人应该懂得在这个物欲泛滥、纷纷扰扰的世界找个空间，让自己静下心来，学会从容，学会知足，学会淡定。只有这样，才能静观春花秋雨，笑对世事无常。（郭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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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因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森的工作的实践意义做过如下总结：

　　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转引自《以自由看待发展》译者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

　　在森教授多个研究方向中，对饥饿的经验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饥饿并不是一个现代弊病，但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足以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现代饥饿就变得比过去更加无法容忍，消除饥饿也成为现代政府与公众的共同责任。在他与另一位印度籍学者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研究中，当代中国反饥饿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重要个案。他们所说的饥饿，既包括短期内导致死亡率显著上升的饥荒，也包括经常性饥饿与营养不良。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虽然在消除经常性饥饿方面较中国大为逊色，但却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在人均食物供给并未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在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多项指标的改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间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荒。这种简单的对比说明，饥饿或饥荒并不与社会财富或食物供给总量存在反向的对应关系。

　　饥饿发生在贫穷地区比发生在富裕地区的概率要大得多，但如果社会内部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同样会发生与“衰退型饥荒”相对的“繁荣型饥荒”。这说明饥饿的长期存在不仅与财富的缺乏有关，更与财富和各种权利的分配有关，与政府和公众在面对饥馑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达一万五千亿美元之巨，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即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过于乐观，如果我们不对现行的公共政策和行动范式适时检讨，饥饿的阴霾仍会伴随着我们。

　　冷静地看待当今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情。森和德雷兹在另一本《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中揭示，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反而在经济快速增长以后，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婴儿死亡率来看，进步却比不上韩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八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甚至有所上升。他们的数据还仅限于中国九十年代以前，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进步同样不宜太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直到一九九九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才普遍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五以下，而这个数字仍然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死亡率的高低固然是多种因素的结果，比如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与孕妇死亡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的健康状况以至营养状况。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虽然有所提高，但中国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比城市居民低六岁，而中国最富和最穷省份(北京和贵州)居民预期寿命之间相差十岁（《二○○六年世界发展报告》）。

　　贫困人口更容易招致饥饿的威胁。根据官方统计，中国贫困人口一九七八年为二点六亿，一九九八年下降到四千二百万，目前中国仍有二千多万贫困人口。尽管贫困人口绝对数量明显下降，但中国贫困线的标准是年收入六百多元人民币，大大低于世界银行每人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若按照世界标准，中国仍有三亿贫困人口。有数据称，目前中国国内有一亿多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人民日报．海外版》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其中农村贫困人口三分之二营养不良。另有证据指出，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更加恶化，直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普遍建立后才得到缓解。时至今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刚启动，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整个社会贫富差距随着GDP总量的增长继续扩大。

　　若将贫困界定为“能力的剥夺”，那么赋予个体教育、健康等避免饥饿的能力，对于消除饥饿就具有保障性意义。在教育方面，近年来由于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增加投入，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及初中入学率显著上升。不过，由于教育的地域性歧视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费用的增加，流动儿童失学率偏高的问题仍颇为严重；截至二○○六年底，中国初中毕业升学率只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基础教育对于增进人们健康知识、利用卫生服务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的形势下，那些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孩子未来就业竞争力不足仍然是一个问题；即便学生成功进入高级中学，按照杨东平先生的说法，由于存在重点与非重点的等级差别，重点学校制度存在一种复制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机制（《中国教育公平的问题与前景》，《二十一世纪》第一○四期）。另外，在医疗保健方面，最新调查显示，由于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亿多进城农民工在基本医疗方面还受着非城镇居民待遇。目前中国八千多万残疾人口，有四分之三分布在农村地区（《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公报》），说明医疗保健的城乡差别并无实质性改变。

　　饥饿并不是一个现代弊病，但现代饥荒可以通过公共行为加以预防。粮食总量的增长对于消除饥饿具有前提性意义。由于在水稻培植方面的卓越贡献，袁隆平院士有资格向世界承诺，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但这个承诺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农业粮食单产与总产的增长等于或快于人口的增长。第二，十八亿亩耕地不会被撂荒或挪作他用；第三，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军事或政治事变的发生。袁院士能够保证的其实只有第一个条件，一旦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要再被“粮食危机论”所误导》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市场。他在文中写到：

　　三年灾荒时中国饿死了将近三千万人。三年灾荒的头一年，一九五九年，我国出口了四百多万吨粮食，如果每人每天吃一斤半粮食，这些粮食足够两千多万人吃一年。粮食从特别稀缺的地方输出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去，完全违背市场规律。

　　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依靠市场。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解放初，我国有五亿人口，现在是十三亿，增加了一倍半；现在我们吃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吃得大家都要减肥了；我国的耕地面积减了大概五分之一；又有将近两亿农民进城打工，种地的农民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和老人。可是这几年的粮价却降低到解放后的最低点。

　　这位经济学家并没有忽略市场失灵，但他对市场有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期待，既无法解释二OO七年下半年中国食品价格何以上涨到需要政府干预的程度，市场为何不愿意将食品从不稀缺的地方输出到特别稀缺的地方去，也无法解释当代国际贸易中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粮食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重要性，在二○○七年APEC会议上提出建立“粮食欧佩克”的设想。比较而言，森与德雷兹既重视市场，也看到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商人的勾结行为会妨碍食物从低价地区向高价地区的预期流动。商人的共同利益常常导致对市场的分割，并且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希望通过限制贸易来阻止遭受饥荒地区价格的缓和。”（《饥饿与公共行为》，96页）

　　德雷兹和森从宏观层面上将消除公众不稳定的生活状况的措施概括为两种保障策略：一种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经济总量，进而增强私人收入和公共援助基础，这被称为是“发展媒介保障”；另一种是在就业提供、收入再分配、卫生保健、教育及社会援助等领域采取广泛的公共援助，这被称为是“援助导向保障”。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因于后一种策略，其后成就的维持与扩大则可以归因于前一种策略。中国及他国反饥饿经验与教训揭示，在预防饥饿方面，援助保障对性质不同的经济体具有普适性，而且并非一定要发生在发展保障之后。相反，如若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就不会自动转化为公众的生活福利。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总是呈现出发展的假象，贫富分化的严重性被暂时的经济繁荣所掩盖。一旦经济萧条或过热，食物价格的上涨足以抵消常规性的社会保障（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过低的食物价格也会导致食物出口地区发生饥饿与饥荒），若保障机制根本缺乏与存在缺陷时，经常性的饥饿就会演化为危急性的饥荒。

　　所谓公共行为，包括但并不限于国家行为。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国家行为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在有些人看来，消极性的国家行为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它符合自由主义的法则，其实这是对自由主义的误读。自由主义反对的不是国家行为本身，也不是盲目崇拜市场法则，而是反对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及其滥用，这甚至是辨别真假自由主义的试金石。从经验上看，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公共援助，国家行为都不司或缺，而在教育、卫生服务、流行病控制、就业保障、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任何方面的重大纰漏，都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失职。当下，各国政府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益与效率，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这种趋势之可欲性无可厚非，但它不应当成为国家丢弃包袱、逃避责任的机会，国家尤其应当防范与消除基于市场原则的民营化给公共服务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公众行为是公共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其与国家合作还是对抗，对于消除饥饿都具有积极作用。德雷兹与森尤其强调公众对抗行为的意义。他们发现，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中国饥荒中，由于缺少新闻与监督体制，饥荒在中国肆虐了三年，甚至使得国家高级领导人在制定决策时对地方灾情一无所知，以致在饥馑正烈的关头，国家的粮食出口量也达到顶峰。而印度的反饥饿经验证实，公开的新闻界与民主政治为抵制地方性营养不良提供了保障(220—221页)。德雷兹与森大概了解当年中国“信阳事件”发生时当地领导发布过“三不准”政策，所谓“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丁抒著，《开放》二○○一年三月），但他们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思路将公众行为区分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他们关于“公众对抗”行为的观点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读起来就特别逆耳。不过，他们的见解还是为我们理解当下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有些人看来，和谐就是决策集团的观点一致，就是新闻媒介的正面报道，就是公众利益受到侵害时的忍气吞声。但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和谐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和谐，而解决利益均衡的关键又在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利益博弈（《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半月谈》二○○六年七月）。换言之，直到我们的体制能够容忍合法反对意见，社会高层次和谐才会到来。

　　在危机到来之前，建立早期的预警机制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除了世界粮农组织(FAO)的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之外，中国学界及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建立针对本国与本地区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就笔者视域所见，这些系统都仅限于宏观的供给与需求，对基于收入不平等而产生的营养不良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而在防范致命性饥荒方面，这些正规预警系统所发出的信息如果不是像他国经验那样不起任何作用，就是要将其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信息，还需要媒体与知情的公众施加足够的压力。德雷兹与森是这样表达对正式预警系统的担忧的：

　　实际上，饥荒威胁的被忽略，在大多数事例中都并非体现在知识的缺乏上——这只要通过正规的预报体系就能得到弥补，而是表现为毫无反应的当局方面的疏忽、自鸣得意与麻木不仁。这种情况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诸如报纸报道、公众抗议这些非正规的警告体系带来的不仅有当局能够利用的信息，而且还有一种压力因素，使得当局在政治上被迫应对这些危险信号并紧急采取行动。（271—272页）

　　中国与印度都曾经以农业立国，民众都曾靠天吃饭，天时不济，则饥荒袭来，民众对饥饿与饥荒都有切肤之痛。当大多数人的目光都集中于中印两国以何种方式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时，重读《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才会深刻感受作者作为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作为真正学者的道德良知。（刘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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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试教育的危害性与危害性有哪些；应试中毒怎么办，如何进行查杀;如何刷新教育观念;教什么才能确保孩子一生成功与幸福；怎么教才能使孩子快速进步或转变……本书一一解答。

　　2008年仲夏，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国体育的成功。世界第一的金牌虽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体育的全面成功，也不等于中国人身体素质的全面提升，但是她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至少象征着中国体育的崛起，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然而，当中国人的体育自得情绪尚未完全消散之际，一本名为《起诉教育》的新书悄然放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它把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教育伤疤重新揭开，让人们在分享中国体育健儿成功喜悦的同时，也开始反省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以应试为导向的中国教育，至今也没能让中国人在全球各领域获得全面的成功，甚至也没有培养出一个科学研究的世界冠军——诺贝尔奖获得者。

　　《起诉教育》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摧毁中国孩子成功信念，扼杀孩子多元天赋，让中国学生集体走向失败的罪魁祸首。作者认为，中国应试型的基础教育，不仅无法培养中国学生的成功综合素质，甚至还在磨灭中国孩子的成功素质，这样的教育虽然可以让学生取得一时的高考成功，但是却无法让人在走向社会以后在各行各业取得持续的成功。

　　《起诉教育》一书的作者傅中国先生，是国内成功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权威人士，他认为中国基础教育是一种违背成功学规律的教育，老师所教以及学生所学的东西，都不是决定学生一生成败的关键性东西，所以他认为今天中国学生成功是偶然的，而失败则是必然的。傅中国认为，应试教育牺牲了中国孩子的成功信念、成功意愿、成功态度、成功品德、成功使命、成功目标、身心健康、学习力等人生成功关键素质，换来的仅仅是一个上大学的机会，让中国亿万青少年陷入了舍本逐末的教育误区。

　　作者在书中刨析了众多的学生自杀、杀人、上网成瘾的案例，发现应试教育是大量诱发学生自杀等悲剧事件的制度性因素。作者还是第一个提请家长和孩子注意“应试病毒”的教育专家，他在书中列举了几种常见的应试思想病毒，指出了“应试病毒”的危害性及可能造成的悲剧，并且还提供了“杀毒基本法”。

　　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全国各地教学第一线，同时给大中小学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讲授成功学的体制外老师，作者更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并根据社会实践的要求来研究教育。作者认为，应试教育具有九大制度性危害：一是误导信念，摧毁自信；二是磨灭多种天赋，扼杀创新潜能；三是损害学习意愿，破坏学习能力；四是损害身体健康，降低体质体能；五是损害心理健康，诱发精神疾病；六是毁灭远大志向，降低人生价值；七是忽视意志磨练，削弱生存能力；八是德育有名无实，道德普遍下降；九是损害亲子关系，破坏家庭和谐。

　　《起诉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还不是因为它首次指出了应试的九大制度性危害，而是它提供给中国基础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和素质教育高考的思路。多年来教育部始终没能有效完成国家下达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中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对此都感到不满。没能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中国教育界始终都没有搞明白什么是“素质”，也不知道素质教育到底应当怎么教，素质高考到底应当如何考。

　　长期从事成功素质教育研究和培训的傅中国先生，在《起诉教育》一书的下半部中，总结归纳了多种决定人一生成功的关键素质，并详细讲述了培育这些素质的方法，使这本咋看像新闻记实的书籍，实际上变成了一本家长教子成功、老师实施素质教育的教程。作者在最后一章中还大胆提出了对未来高考的设想。他指出，社会需要什么素质，未来高考就应当考什么素质；学生成功成材的综合素质既可以教，也可以考。（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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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王宗仁的《藏地兵书》是一段艰难的旅程，让我不忍卒读，却又 欲罢不能。实在是经历了大悲喜，心中有一支无声的音乐，仿如雪莲花开，怦然绽放。

　　作为习惯，一般我会边听音乐，边享受阅读的缓慢时光。那天在诺亚·琼斯慵懒的女声缠绕中，我半躺在沙发里随意翻阅着《藏地兵书》。然而只看了一篇，便站了起来，“不对，不对，音乐的感觉完全不对！”我一直深信，每一种文字，都有相应的音乐可以来解读，然而王宗仁的文字是个特例，又冷又热，既节制又炽烈，融朴素、虔诚及残酷于一体。于是，只好关掉音乐，于寂静处读去，直读得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这样的文字读来好累，累心。先是扑面的风雪，让人打了个寒颤。写冰雪的文字，记忆中有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写人与动物在冰雪世界中艰难的旅程，读来有感喟也有钦服，但内心中不伤痛。 《藏地兵书》是一把冰寒的匕首，直插心房，但见热血喷涌；于极寒之处，用生命本身的热力绽放成雪莲花。驻守在高原，那些云彩中的每一名战士，其实就是一朵朵朴素而纯净的雪莲花，让人敬重，也让人心疼。他们用生命直接与大风雪、缺氧、沼泽以及孤独肉搏，省却了一切繁文缛节的过度，坚持或放弃，生或死，无以回避。正是读到这些鲜活的生命、悲壮的人生，我读不下去了，心里如同压了一座昆仑山。文字如斯，生命如斯，什么音乐能够解读高原战士那纯净而又苦重的心啊？

　　1963年的高原兵站有一朵可爱的格桑花，孤儿德吉梅朵站在水晶矿石上，一遍遍为路人歌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在王宗仁的笔下，八岁孩子的歌声难得的明澈，他这样描述：小梅朵在唱歌时，小河里一半流着水，另一半冻着冰。让人会心一笑，好像看到了自己稚拙的孩子或是那曾经幼小的自己。那个年代盛行语录歌青藏线的汽车兵，听着小梅朵的歌声竟然远离了高原反应，你说神奇不神奇！而战士们也像种子一般，在那里扎根发芽。然而小梅朵那明快的语录歌，依然不足以解读青藏线上的生死大爱。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尉站长柳毅夫妻，最后竟然因对她的爱护而罹难。再清澈的歌声啊，一旦染上人间的血色，也会浓得化不开、流不动。

　　或许，我能用河湟花儿去解读那高原上的爱情。王宗仁在《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中引了一首：镢头挖了菜籽根/想你眼睛珠子疼/眼泪有了哭不成//镢头挖了桦木根/想你耳朵根子疼/了者你着听不成//镢头挖了石榴根/想你脚底板子疼/离开你了活不成……光看着词就浑身发烫了，有《诗经》的韵味。于是又找来曲子听，自由高亢的调子一入耳，就感觉整个心都被撕扯了、揉皱了，如同喝了一口六十多度的青稞酒，辣嗓子烧心啊。可是看到《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就被江源兵站站长刘二位的爱情故事击中了。刘二位工作在江源，妻子刘翠居住在格尔木家属院，刘翠每星期乘坐长途汽车，跋涉一千多公里去给丈夫送饭，给战士们做嫂子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在王宗仁的笔下犹如一条长河，缓缓而来，说不出的感动和体贴。河湟花儿在这里太凄切，太闹腾了。对于作者笔下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依然找不到适合的音乐去解读，每一个星期，每一段路程，都有一个热烈而平静的灵魂啊。

　　年轻的汽车兵王宗仁，在历经了生死后写出了一首歌，二十多年后被青藏高原的官兵广为传唱：儿当兵当到了多高多高的地方/儿的手能摸到娘看见的月亮/娘知道这里不是杀敌的战场/儿却说这里是献身报国的地方//儿当兵当到了多远多远的地方/儿的眼望不到娘炕头的灯光/儿知道娘在三月花中把儿望/娘可知儿在六月雪里把娘想。这首歌我没有听过，读着歌词一下子就把自己读幼小了，好像看到童年的小羊在坡上正向我张望，好像听到母亲的缝纫机正给我轧衣裳，自己也就躺在了如白莲花般的云朵里。这赤子的思念，在战士的心中尤为潜静流深。可是这歌曲依然不足以囊括和解读整部《藏地兵书》。 《藏地兵书》把我还原成孩童，也让我体味如生若死的爱恋，更让我对话那顶天立地的勇士。 （李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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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爷爷姥姥的陈谷子烂芝麻听得你心烦？你却肯花钱买自传或回忆录来看？都是老人们的久远回忆，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仅仅因为能写书回忆的多是名人。好的回忆文章是非常个人的，却不自恋，不是纯粹的“个人秀”，而能够将私人记忆和公众记忆结合起来、沟通交流，互相印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四院沙滩未名湖》是本好书。

　　书的副标题是“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那是乐黛云在北大的一个甲子，书中近三十篇文章分两部分，大半是个人经历，小半是回忆北大的老先生老朋友，还配了她的很多私人照片。所以说，这本书是乐黛云的私人回忆，还打上了很鲜明的个人痕迹，字里行间分明藏了个鲜活的、“耍赖皮”又“跋扈”的乐黛云。比如，在打开《四院沙滩未名湖》之前，抚摩着淡雅的封面，我跟自己打个小小的赌：里面一定有很多个感叹号。事实上果然如此，至少“代序”和部分篇章是这样。乐先生是性情中人，有热情、好激动，长期所持人生观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所以如此。这和汤先生的安静温绵相映成趣。换了汤先生行文，书后的“代跋”里就只有逗号句号省略号了。

　　书中内容全是私人见闻：她在建国前夕，唱着“解放区的天”进入北大；她成了积极的革命青年，向“面带忧伤”的胡适请愿；北大学生巡逻护校，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乐先生负责的劝说对象是沈从文；建国后，她“俄语学得不错，政治课发言热血澎湃，满怀青春激情”，成了小组长，被彭真市长接见过，还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极度炙热的欢迎。乐先生甚至可爱又坦诚地说到，她面对汤用彤老先生和夫人发表的新婚演说，大意是她没有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要注意划清界限。第二天，老先生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小夫妻却坚决地抵制这种“旧风俗习惯”，拒绝参加家庭婚宴；但她到底还是从革命青年“堕落”为“极右分子”，因为她参加土改工作时曾有疑虑、手软，出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人道主义、人性论”没有站稳立场，为枪决的地主求情，因为她要创办学术同仁刊物，还编发“有问题”的论文和小说，因为她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课上“错”评了学生作业；她还“确实曾经真的从心里”为文化大革命“欢欣鼓舞”，即使那时候她是翻天“右派”，而汤一介先生是走资派黑帮；她在美国和意大利的见闻；她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渊源；突尼斯国际会议上，关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多元共存的讨论；还有她记忆中的北大校长们、季羡林、废名、王瑶、杨周翰、李赋宁等……

　　但这些仅仅是乐先生的私人见闻和记忆吗？她的激动，不是“时间开始了”时那一代人的激动吗？她的迷茫、痛苦和觉醒，不正是中国思想历程的缩影吗？她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不是印证了当今国际文明冲突和文化交流的现状吗？就连书中附的她写于1950年的报道《不能忘怀的友情》，用词、语意和文中的情绪，都颇显历史的原生态。

　　而有些私人小见闻，还可以作为大历史的小小查漏补缺。比如今天的新华社所在地曾是北大文法学院所在的四院，建国初期北大学生曾有“护校运动”；北大曾计划拆迁治贝子园以建设奥运会乒乓球馆，后因为老教授的呼吁而予以保护，还接到了北京市文物局的表扬信。历史是这样进步和发展的，中国是这样成长和成熟的。虽是个人的小历史，却不拿私人的事情喋喋不休，而能折射和汇集成国民大历史，这才是回忆文章的价值所在。

　　此外，书中所配图片、照片与文字非常适宜，绝非拉郎配，这一点在做书马虎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即使在非常“革命”、患“左派幼稚病”的时候，乐先生照相，都是微低着头，眼睛从下望上看，是温婉又沉静的，还有点羞怯和腆然，没有丝毫战天斗地的洋洋狂傲态；倒是她跟不上形势后，在下乡劳改中和同住的农村大娘大爷的一张合影，她的眼睛正视前方，抿紧了嘴，颇有坚定和倔强在。如此差距，或可作为历史和心态的小小旁注。

　　可惜的是，书中偶见明显的错别字，如游戏中的小bug、高速路上的小石子，伤害阅读的行云流水。我们今天的书，就不能少点错别字吗？（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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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一种会看风景的动物，《景观美学》要证明的无非是这一点。
　　
　　环境美学和景观美学目前已经成为美学领域中最活跃的部分，1991年初版的《景观美学》却是不可替代的，它给景观美学和环境美学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理论框架。书中最富争议的地方，是主张景观审美的很多方面是基于生物学和基因的。后来的研究则将人类行为作为先天和后天影响的混合物。

　　自然为什么美丽？人欣赏自然风景的心理学因素是什么？ 《景观美学》对此提出了一个三层面的理论框架：生物层面；文化层面；个人生存层面。关于文化和个人生存，人们普遍有所意识，例如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园林风格之间的联系，西方的摩天大楼与西方中世纪建筑文化的关系等。但现代人对现代景观中所隐含的生物学因素反而很难意识到。

　　于是，本书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与地区规划专业博士，路易斯维尔大学城市与公共事务学院创院院长史蒂文·布拉萨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自然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能让我们栖息。第二，自然之所以美丽，是因为能为我们提供瞭望和庇护。第三，符合格式塔的自然是美丽的。格式塔理论的基本关注之一是物体从视野中被识别出来的方式，或者说，是形象从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方式。将形象与背景区分开来的能力显然提供了进化的优势，因为这对人类躲避和狩猎是非常重要的。格式塔理论已被环境设计者作为标准加以应用。例如建筑中对称、流线等结构的使用，园林中方圆、疏密、高低的变化。

　　作为城市和公共事务研究的教授，作者还对中国的政府和同行给与建议，他认为中国的城市正处在快速的膨胀中，很快这种膨胀的影响就会体现在城市环境和乡村的质量上。他希望能够为中国读者思考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一个思考框架。快速发展的危险之一是发展的压力会牺牲掉一些对生活质量很有用的地区特征。这些特征往往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中国城市应该更注意对景观、周边区域、公共空间的保护，以免为时晚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城市在发展中仍然保留了美轮美奂的风貌，事实也证明，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更具竞争力，因为人们更希望生活在具有历史印迹的、富有魅力的地方。

　　北京的很多地标性建筑，例如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国家大剧院、鸟巢等遭到一些批评，布拉萨认为地标性建筑一直最受争议，但后来往往成了城市景观中的重要部分。文化模式会时过境迁，最好的例子就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当然，并非所有此类建筑都能如愿以偿成为“地标”，建筑的基本原则还是融入环境，而非格格不入地突出出来。

　　书的新序言中，布拉萨还提到了中国的风水观念，中国的园林艺术，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对景观和建筑设计有很大贡献，布拉萨作为一个异文化的“局外人”，认为中国人非常擅长在一个限定的封闭的空间里进行设计，例如园林、小公园等。但是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上，中国人有捉襟见肘之感。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也有这类情况。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或许中国人对私人空间的重视更甚于公共空间。（冬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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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读张承志的作品，是经资深好友推荐。这是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张承志直逼心灵的文字、发自生命本真的话语感染了我，吸引了我。望着照片上他老农式的正直朴实的模样，仿佛见到了儿时邻居家的大爷。我的父亲与共和国同龄，张承志是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站在全国的地理位置上讲，与我们终归是有地缘关系的，无形中又增添了些许亲切感。喜欢缘来就是如此简单。

    张承志的代表作有不少，我最喜欢的当属《黑骏马》，因为她触动了我心灵深处最柔情的部分，这种触动揭示了人性中最真最纯最忠诚的信仰。

    《黑骏马》是伯勒根草原上广泛流传的一首牧歌，作者以此铺垫了浑厚、雄壮、淳朴的叙述基调，对“我”的草原生活及美好的初恋故事娓娓道来，就象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真实再现了一个特殊背景下的青年人的情感成长历程，表达了对草原牧民在艰苦条件下仍保持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赞扬之情。“我”－－白音宝力格虽然很小就被父亲寄养在伯勒根草原上的“奶奶”家，但“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草原牧民，“我”与索米娅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这就暗示着“我”与索米娅的爱情不会有结果，尽管大家都作了最大的努力。当“我”的“文明”与草原牧民的“愚昧”相撞击时，“我”失败了，在生命强大的力量面前当了逃兵，“我”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无助、那么不堪一击，最后的探望只是一次忏悔之旅，它的实际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慰籍，打开“我”心灵上那把锈迹斑斑的枷锁，就象文中所说的：“像许多年轻的朋友一样，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选择了新途。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痛击下身心交瘁之际，才顾上抱恨前科，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去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包括友谊，也包括自己的过去。”事过境迁，大家等来了相互的宽容和理解。

    “黑骏马”这个词在文中共出现过25次，它是整篇文章的线索，明暗交叉，贯穿着全文的叙述结构，但它又是纯真、美好情感的象征。无论是从思想、从精神还是从内容方面看，《黑骏马》所展现给读者的都是一幅古朴优美的画卷。写到这里，苍凉古朴的《黑骏马》一浪浪涌来：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走过了一口――叫作“哈莱”的井呵，那井台上没有――水桶和水槽；路过了两家――当作“艾勒”的帐篷，那人家里没有――我思念的妹妹；向一个放羊的人打听音讯，他说，听说她运羊粪去了；朝一个牧羊的人询问消息，他说，听说她拾牛粪去了；我举目眺望那茫茫的四野呵，那长满艾可的山梁上有她的影子；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

    张承志的作品独具个性，所以我推荐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牧人张承志》这本书，在里面你会找到自己心灵匮乏的东西。（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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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面胶》这个小说，讲了一对平凡的夫妇，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男方父母的介入而崩裂，乃至家毁人亡。除了结局过于用力，像隔着窗户听雪地里的爆竹，太惨烈了反而失真，其他都还和生活合得上榫头，能勾起人的兴味，所以最近关于它的讨论颇有不少。但我感兴趣的是书里的丈夫亚平，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男人。

   他是善良的，上过大学，可能体格十分壮健，也可能戴咖啡边眼镜；爱看点体育杂志，不看也没什么关系；并不爱做家务，但如果成家后妻子要求，那么做也无妨。女孩子喜欢他，多半是因为他的体贴，或者谦让，或者朴实，总之是让人放心。他对她也是真心地好，他对她的心是春天的笋尖，层层剥下去，无非只是一个明白的“好”字，这点他让她看得透，她看清楚以后，多半也就犹豫着嫁了。因为一个年轻女人通常是有点娇纵的，是睁着眼睛的小孩，总希望得到贵重的宠爱，就如这本书里的妻子丽娟，她不把平等给亚平，她的男人是要放到她的手里揉的，她不管他有没有自己的鼻子眉毛。

　　而中国男人历来是不大容易独立的，从小就被教育着听话，做好人，表面上叛逆，但心里还是温驯的，是没有筋籽的辣椒，通红翠绿的只是样子。一旦成年，这才发现好人是多么的难做，因为这世界满是狮子。而在母亲面前缴械，做温软的孝子，躲进习惯和道德里面享受温存的照料，的确无比熨贴——尽管这熨贴的代价是丧失了一些说话的权利。

　　这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可以想见对外界的侵入是没有多少抵御能力的。表面看起来，是婆婆的介入使得小夫妻的生活变了味道，其实决定了这个局面的是亚平自己的心。作为一名结了婚的成年男子，他完全可以摆脱母亲的对己生活的干预，平衡好家人的关系。但是，他的心底需要一个有母亲的空间，这空间里有幼时就熟稔的家庭气味，相同的肠胃，亲切的呵斥，连灯光都是稳定而安全的。虽然为了这个空间，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一起沉下去。

　　这真是亚平们的痛苦，一个壮年男子，不吸烟，不喝二两小酒，没有多余的衣服。如此克己，只不过是想讨个孝顺母亲的老婆好好过日子。可她们都不可怜他，她们都逼着他要说法。如果在过去的年代，他还可以像任何一个聪明的孝子贤夫，作出些威风或放出可怜，总还有个把人可以委屈，但现在，这个时代，何况是人，即使一只草虫，都重视自身的感受，不愿意委屈了自己。

　　所以他做不来了，尽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刚看过《双面胶》时，我觉得亚平的不独立是何等可恨的事情，但现在又感到这个人物可怜，因为在他成长的时候，他所受的教导，与他后来所经历的全不是一回事。他并不晓得风气的转变是杀人不见血，并且总是从好人身上先碾过去的——从前他们要他做娱亲的孝子，他努力做个好儿子，等他将要成功，又说他应该独立。而这两个字对他而言，来得太晚了一些，也太沉重，足以把他压碎。

　　这真让人难受，到处是小飞虫般的命运，一辈子都看得见光，但今天的光源已经和昨天的不一样，飞向哪里都不对头——我这样想着，只觉得身上十分寒冷，拉开布帘子看看，只见外面多半个黄月亮，像个淡金的蜡烛托，在初冬的天气里，慢慢地走着。这样的夜里即使有人放声大哭，别人也是听不到的，更何况家家户户的白玻璃上，都贴着满窗人生的琐碎。 （落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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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的小说一向以“悲悯”为标签，喜欢用有点刻意的“苦难”叙事来对抗平静繁荣的生活表象，仿佛狠狠地用针刺向皮肤，疼痛让忍不住瞌睡的我们得到刹那间自残式的清醒。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属于乡村的，卑微而渺小，他让他们经历痛楚，用残酷的温情来对抗城市的冷漠。《一根水做的绳子》延续了“苦难”的叙事，但是淡化了“苦”，把蘸了苦水的绳子拧了又拧，拧出来一丝涩涩的“甜”。鬼子在这部新作中讲述的是一个苦涩而甜美的爱情故事。

    女子阿香与乡村教师李貌偶然中相恋，她一头亮泽芳香的黑发，深深吸引着李貌，最终成为纯洁爱情的象征。阿香在匆忙中把身体的第一次给了这个懦弱的男人。事情败露，李貌被驱逐后与一村妇匆忙结婚生子。阿香始终对他充满浓浓的爱情，他们历经磨难，但最终却无法取得一纸婚约，阿香抱憾而亡。阿香的愿望似乎很简单，她想从容宽裕地享受一次性的快乐、爱的神秘，想忘却第一次匆忙中的疼痛。但是，她命中注定要选择无奈和悲苦，她失去了女人的机能，注定要做一个爱情的守候者。

   它的气质是沈从文式的，充满了乡村传说的悠远韵味，有惊奇，还有点像神话或传说。它的爱情是属于平民的，非贵族的，但平民女子阿香的执著与守候带给人的感动一点不亚于携带着贵族气息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让人感叹:原来浑浑噩噩、粗风粗俗的乡村居然也可以演绎如此真挚的爱情；一片荒芜的野草中竟然隐藏着绝对的纯情与纯美；在这动荡而肤浅的时代里，它对爱情的守候还是充满了乡愁气质。中国人心灵转变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疯狂的现代化进程，宁静的乡村追随着喧嚣的城市，和田园风光相关的一切一去不返，作家在哀悼爱情的同时也在哀悼乡村的逝去，无奈地向它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发出一声遥远的叹息。

   它是“反欲望”式的写作，“守候”、“爱情”、“纯净”是它的关键词。作者想留住的是爱情的“味”，而非直接的性。性和欲望，是当下写作的一个焦点。曾几何时，作家们越来越大胆地涉足性和欲望，企图用它作为长驱直入的利剑，刺醒被概念化写作愚弄得僵硬不堪的文学的活力与野性。它几乎成了作家穿透历史和生活的单筒望远镜。而在图像化网络化的今天，欲望更是成了夺人眼球的独门暗器，它无休止的泛滥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顽疾。欲望的破坏力短暂而直接，“优美”、“崇高”在它面前不堪一击，但鬼子却试图放逐“欲望”，留住真爱。他在《后记·炒一盘鹅卵石下酒》中表达了对故事主题的期待，那是一个奇特而又充满人生哲理的寓言:两位老人捡了一把比蚕豆大的鹅卵石，放到锅里和着盐油酱醋辣椒一起炒，炒好后老人拿它们下酒，把它们放到嘴里慢慢地嗍，为的是把鹅卵石里浸透的味道嗍出来。男女间的情爱恰似如此，那种直接的吞咽是可以饱一时之饥，但吞石填肚的后果无疑是“饮鸩止渴”。相反，那种慢慢嗍着品着的味道才让人记忆绵长，石未下肚，味却能铭刻在心。

   这部小说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作者没有将关于“美好”的故事俗套化，而是写得婉转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造作。阿香和李貌之间的感情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纯净的，李貌对她的诱引就不乏欲望的支使，他们各自性格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弱点:李貌显得过于懦弱胆小，阿香则固执，还带着些许的简单和“傻”气，但他们特别是阿香对爱情的期待和坚持大可以“感天动地”。他们不渝的爱情，和着那浮躁时代的乡愁，搓成了这根“水做的绳子”，它虽柔滑无骨，却拴住了内心的执著，拴住了读者的心灵，它绵绵不绝，“抽刀断水水更流”；它动人心弦，“剪不断理还乱”。

    这水一样的爱情乡愁，像一杯淡淡的清茶，韵味悠远，沁人心脾。(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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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以知青的名义买这本书的。一个时期以来，凡是与知青有关的小说我都买了，而且，大多都读了。与其说在读小说，不如说在重温我的青春。书是有品格的，书与人也是有缘份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读什么样的书，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40岁以下的白领女性，读陈丹燕的《心动如水》《上海的风花雪月》大约是适合的,林黛玉读《西厢记》、潘金莲读《上海宝贝》应该会多有感悟。我还爱读史铁生的小说，他身体残疾，读了他的书，我心灵残缺。 
　　
　　从艺术上说，都梁的水平还在王朔之下。他有一种硬汉情怀，这种情怀，抽象为他的意念，又根据这种意念编造故事。从根本上说，他的创作手法与“文革”中的编造没有本质的区别。 “文革”作品投合“文革”时代，他投合现时代，都是媚时代的俗。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只是时代的变化。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名作《亮剑》上，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基本事实，描述成完全是那么回事，在巨大的铁铸一般的历史存在面前，除了人物有点野性，有些匪气，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 《亮剑》写的是父辈往事，《血色浪漫》估计是他自己的经历，虽然在真实性上要比前者可信许多，但因为要媚悦流俗，很大程度上还是他的意念大于形象。 
　　
　　如果说人物塑造是小说的第一要义的话，《血色浪漫》塑造成功的人物不多。它的次要人物倒是蛮有立体感的，也描述了人物性格的历史逻辑。我以为，宁伟就是这样一个刻画成功的人物，说他是这本书中最成功的人物也不为过。再有就是那个乡下兵吴满囤了。其他贯穿始终，乍看十分热闹的人物，钟跃民、袁军、张海洋等等，看不出个体之间有太大的区别，一律有痞相，满嘴臭话，表面的或非表面的颓废，与王朔笔下的人物大同小异。所谓“大院子弟”，估计也是工业化机器上克隆出来的批量产品。 
　 
　　不过，毫无疑义，这一群有痞相和流氓气的“大院子弟”中，在精神气质上最强大的是钟跃民，我还是接受了钟跃民的含笑的抗争，以及他对一切的蔑视和蔑视一切的大无畏的气概。一切都是过程，可以当将军他不当，可以当富翁他不当……他蔑视一切的同时妄想征服一切，最终，他在无边无际的一切中流浪——在路上——是他生命的一切，是他生命的过程，也是他对生命的无休止的体验和终极关怀。 
　　
　　钟跃民是一个能让人遐想的人物，他让我想了很多。 
　　
　　远的，我想到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虽然李白曾经误入歧途，但终其一生，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路上。 
　　
　　近的，我想起了流浪歌者三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却带着忧伤，流浪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一双抑郁的袜子，像肉色的黄泉，将伤感的她送上了不归路。 
　　
　　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本观念大于形象的书，但是，它给我直面艰难的勇气。当我犬儒化时，当我猥琐时，当我被生活重压喘不过气以致委顿时，我会想起监狱中的钟跃民，想起在那片茫茫无际的荒原上为保护藏羚羊而与偷猎者角逐的钟跃民，想起他放弃荣华富贵的义无反顾。“钟跃民啊，”他的情人高玥说，“你这个流浪汉呀！”是的，钟跃民是流浪汉，他这一生都在路上，在为他的梦而流浪。 
　　
　　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流浪途中钟跃民那不屈的高傲的笑。（房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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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枕边书。诗人北岛说他心中的圣经是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而刘小枫说他年轻时候曾经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所吞噬，而后心灵圣经竟然被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样的一本小册子取代了！北岛和刘小枫虽然选择的书不一样，但是作为同一代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厚重以及苦难的俄罗斯民族，这种巧合还是让我颇为惊喜。也许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对俄罗斯独特文化虔敬的默契感吧。携着这种对俄罗斯文化的敬意，我阅读了《金蔷薇》。

　　根据刘小枫的说法，《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期，而他最初阅读此书时已经是七十年代的初期，而后的八十年代后期，又重读了翻译家戴骢先生的新译本。光阴荏苒，时光如电，将近二十年后，我开始读的仍然是戴骢先生的译本。不知怎么，当我开始阅读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的时候，心底竟然莫名地有些惶恐。这些在时光的隧道中传递百年的文字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精心打磨，不但没有丧失光彩，反而更加熠熠生辉。那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句子可是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淘洗才变得如此闪亮，如此真切动人的。阅读着这些文字，仿佛闪回了那些已经模糊的岁月，契诃夫、勃洛克、莫泊桑、蒲宁、高尔基、雨果以及童话王国里的安徒生，我甚至觉得走在大街上，不经意回头之间就能在人群中看到他们，每每想到这里心底就是一阵慌乱。

　　刘小枫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重读了《金蔷薇》后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现如今这篇文字已经是广为传诵的经典。其中有些典型的刘氏“诗化文体”的句子现在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心醉神迷，“如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他告诫我们说，“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记得当初读到刘小枫的这段话之后一直心存疑虑：我们这代人还能读懂《金蔷薇》么？《金蔷薇》会不会成为我们心灵的圣经？有学者认为，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最大的区别也许已经没有了“怕”和“爱”，当我们从一种“信”走向了“不信”，从真诚的理想主义走向了彻底的怀疑主义，从信仰走向了虚空，从读书走向了游戏，我们已经是“游戏的一代”了！当什么都被怀疑的时候，虔敬和羞涩的品质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出现呢？其实对这种贬低我们这一代人的论调我是不以为然的，也许我们以反叛的姿态出现，以愤世嫉俗的姿态成长，以鄙视崇高的姿态发言，但最终我们会以成熟的姿态面对生活。所谓虚无和游戏，不过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道具而已。归根结底，虽然我可能不能信仰，但是我会积极地面对生活，寻找一种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对我来说，阅读《金蔷薇》，像是寻求和上一代人和解的方式：经典的魅力不在于它能打动一代人，而是让每一代人都能怦然心动。

　　《金蔷薇》里最动人的部分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写到了诗人勃洛克的时候，说到他对这位前辈诗人有许多的不理解：不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不理解勃洛克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不理解勃洛克对一个贫困的俄罗斯的热爱，在那里，“数不尽的低矮的村落是那么穷苦，使你不忍卒睹，远处的牧场上升起一堆篝火，映衬着白天阴暗的帷幕”，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可爱之处？这种不理解就如同我们不理解上一代人炽热的理想主义和天真的爱国热情一样，就如同儿女不理解父辈的生活方式一样。儿女对父辈可以不理解，但不理解并不代表不尊重，不理解不代表不宽容。阅读上一代人的心灵圣经《金蔷薇》也是一种积极寻求理解的方式。也许我还是没有读懂它，但是通过《金蔷薇》，我仿佛领悟到了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虔敬和羞涩的精神注定要在内心生根发芽。（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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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话里有个成语，叫“十人十色”，翻译过来，就是10个人有10种性格的意思，归纳起来讲，就是性格各异。而本书的副标题，大约也就是从这个语中化来的，叫做“十种人的十种居住方式”，所以，书名就叫做《十宅论》了，听起来很有点日本味，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日本人写的，作者是个建筑学家，书的内容，当然也就关于建筑学了。只不过，非要扯上“十”这个数字，除了说明作者是个完美主义者以外，并无实际的意义。

　　说是“居住方式”，其实讲的也就是房子，现在很少有人住在山洞里了吧，虽然那里冬暖夏凉。可是，以目前的形势看来，一说起房子，总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太愉快的话题并且，现实里的大多数郁闷与难题，似乎都与房子有关。房子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建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也就是本书所选择的视角了，作者从建筑学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通过房子，透视出一定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难免有牵强的嫌疑，但读起来还算有趣，没有一般建筑学专业书籍的枯与乏味。估计，作者也指望着用这本书的版税去偿付房子的贷款，所以，卯足了劲写得有趣地讨好读者。

　　按照作者对于房子的功能划分，房子大约可以分成10种，比如单身公寓派、清里食宿公寓派（曾经在日本清里流行的一种食宿公寓）咖啡吧派、哈比达派（“哈比达”是一家注重实用性的专卖店，“哈比达派”就是由哈比达家具电力的商品作为主要构成因素的住宅）、建筑师派、住宅展示派、独门独院派、俱乐部派、日式酒屋派、历史屋派等等。居在10种房子里的人，分别代表了10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看一个人的年龄与身价，大致上，看他住在什么房子里就可以断定了（这其实是废话，住在别墅里的，难道不是富翁而是街上卖臭豆腐的）。

　　比如说，住在单身公寓里的人，如果是年轻人，则一定是喜好自由的，并且，会颇有个性一些。而住在咖啡吧派房子里的则不同，他们会对生活更有要求些，即便财力不允许他们房子布置得太豪华舒适，也会尽量营造出一种格调来，就像咖啡馆里一样，哪怕用红砖砌一堵墙，也要体现出味道来，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一些，因为他们有要求，有想法。这一人所居住的房子，其升级版本，其一是建筑师派，等奋斗到了这一层次之后，个人的爱好就会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而其中的品位堕落者，则会混迹到住宅展示的那一派去，用我们的话讲，就拼搏到中产阶级了，却终于暴露出了烧包的本质。等到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地占有了一席之地以后，对于居住方式的选择，也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会将自己的家弄得像俱乐部一样，称之为俱乐部派，这一派的人，被称为享乐主义者，就像著名影星杰克·尼克尔森，老家伙就整天招揽一帮美女在洛杉矶的豪宅里开Party。而另一种，则会选择日酒屋式的清净方式。说到底，选择住怎样的房子，除了取决于一个人的经济实力以外，还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有关系，而对房子的研究，无疑也是研究人性的一个切入点。

　　当然了，对于最后一种终极方式，历史屋派，也就是传世大宅，则不是大部分人有能力选择的。对于绝多数中国人来说，用房子来展现自己的性格还只是一个梦想而已，不被房子左右心情就已经算是阿弥陀佛了。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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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捂嘴，大便是“有道”的。

　　还在读史吗？火星了，现在大家都在读“屎”啦。

　　看过被议论纷纷的《大便书》，很欣赏的是藤田纮一郎和寄藤文平两位作者对便便顶礼膜拜的勇气，听他们一口一个“终极完美便便”的理想，和对“肠道是第二个大脑”的赞美，充满忠诚。

　　我从书中得到最实用的一个学问，是他们建议的那个充满想象力的排便姿势：背部挺直，手轻握拳放在膝盖上，下巴稍稍往上扬，正视前方，想像着天空。

　　《大便书》2005年就有台湾版了，今年6月台湾新推出了一本《便便是万能的》，同样来自日本。作者辨野义己是肠道菌群专家，《便便是万能的》与《大便书》不同的是，更注重方法论，提供了许多有助健康、美白、减肥和抗老化的大便秘方。

　　举个例子，作者声称乌干达人的排便量达一公斤，原动力在于他们每天以薯类为主食，吃的量多达一公斤，因此提了个“一公斤排便法”：“星期五晚上吃500克番薯＋一至二颗苹果。星期六早上吃500克番薯。星期天早上就能见到一公斤的大便。我另外还会再多喝250克的优酪乳。你若喜欢甜一点的话，就加点糖。”

　　别以为大便只在日本是个“加糖”的话题，其实全世界都在甜蜜地谈论它。去年春天一本名叫《大便告诉了你什么(What's Your Poo Telling You?)》的褐色封皮的小册子在美国出版，最初只印了2万册，摆在那些户外用品商店的廉价品货架上，但是到了今年，全美国的大型书店已经卖出了22.5 万册，大便的话题甚至上了欧普拉?温弗里秀。

　　谈大便，一般会让人捏住鼻子屏住气，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拉波特在《屎的历史》(商务印书馆)却让人憋不住笑了。他的书打通了一条“人类文明的下水道”，告诉你古代埃及人会将蜥蜴粪当美容品使用，用鳄鱼粪便燃烧的“香薰”疗法治疗妇女的歇斯底里，同样是他们，将金龟子和自己的粪便结合起来当做麝香的替代品。

　　《尤利西斯》小说中的人物布卢姆说“文明到哪里厕所就到哪里”，拉波特的观点则是“权利到哪里粪便就到哪里”。作者并没有什么鸿篇大论的命题，字里行间是对历史权欲者的奚落与打趣。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这位据说从来不洗脸的法国国王把坐在马桶上接见臣属当做他的恩宠，如同太阳的光辉，他的大便的味道也泽被四方。别瞧不起路易十四的古怪，正是他冒出用金属取代蜡烛的念头，鼓励进行燃烧金属丝的实验，启发了200年后爱迪生的伟大发明。

　　沿着路易十四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另外一些让人尴尬的话题以及一些有趣的阅读。别捂鼻子，比如说“放屁”。

　　如果你登录亚马逊网络书店，网站会推荐你把《大便告诉你什么？》和一本叫《Who Cut the Chee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art》一起买。这本书的中文版叫做《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注意这本书的英文名，我觉得完全可以翻译成《“谁动了你的奶酪”放屁版》。

　　《尴尬的气味》的作者吉姆?道森在书中不遗余力地收集莎士比亚、但丁或巴尔扎克作品中很搞的“屁话”，当然我喜欢看那些关于放屁的笑话，书中的一个笑话不仅有屁，还有“屎”：

　　一位小学教师要求学生用“绝对”造句。

　　小布举起手说：“邦老师，天空绝对是蓝的。”

　　“不总是的。”邦老师纠正说，“有时天空是红的，有时是灰的，有时甚至是黄的。”

　　小金接着举起手说，“老师、老师，小草绝对是绿的。”

　　邦老师摇摇头，“不总是的，有时小草是黄色或棕色的。”

　　全班沉默了。小雷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表情怪怪的：“邦老师，你放屁时，里面会有个小块块吗？”

　　“不，雷，我想不会有的。”“哦，邦老师，要是那样的话，我绝对把屎拉在了裤子上。”

　　全世界都能在“屎”学上找到幽默感，比如你手机上没有接到过下面这条的短信吗？“俩屎壳郎讨论福利彩票，甲说：我要中了大奖就把方圆50里的厕所都买下来，每天吃个够！乙说：你丫太俗了！我要是中了大奖就包一活人，每天吃新鲜的！”保持我们每天的新鲜感吧，那是一种幸福。

　　拉波特说，600年前的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就讲述了很多关于屁的笑话，调侃了教士和修女。我们同样可以说，2300年前的庄子就已经悟到了道在何处。有一个叫东郭子的人追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

　　于丹在《〈庄子〉心得》中解释庄子之道说：“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些最卑下的，甚至是最不堪的东西里，有没有真正的道理。放低我们的心去发现，这是一种态度。”我不知道于丹老师怎么放低她的心去看屎溺，我觉得倒是一定要放低身段、背部挺直、正视前方，想像天空——嗯嗯，愿大家“朝闻道，夕‘屎’可矣”。

　　■ 来嗯吧，大便是“平等”的。

　　谈大便最多的，是给孩子看的书。

　　小孩子的用语，该是“■■”或“便便”，就像这样的书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绘本《谁的谁的翻翻书:谁的便便?》(珍妮特?罗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日本的绘本《我要拉巴巴》(佐佐木洋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绘本里还可以找到更“声”动的一个翻译——“嗯嗯”。推荐两本“嗯嗯”的儿童书，都是讲动物的。一本德国的‘嗯嗯’，《是谁嗯嗯到我的头上》(维尔纳?霍尔茨瓦特/文，沃尔夫?艾布鲁赫/图，河北教育出版社)；另一本是日本的“嗯嗯”，《嗯嗯太郎》(山肋恭/文，秦好史郎/图，南海出版公司)。

　　“嗯嗯太郎”是个专门研究动物大便的专家。这本书可以告诉孩子一些有趣的知识：大便是浣熊的留言板，浣熊会在同伴的大便上大便，看到大便，就知道谁刚刚来过；大便是河马的路标，它们一边大便一边走，沿着大便，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有更好的故事。书中的“我”是一只小鼹鼠。当它对着清晨的阳光欢喜好天气的时候，一条“长长的、好像香肠似的‘嗯嗯’”掉在了它的头上。小鼹鼠于是踏上追凶之旅，原来这是一只大狗的‘嗯嗯’。小鼹鼠的做法是“以彼之道，还‘屎’彼身”。

　　问身边一个朋友，英文的“大便”怎么说，他张嘴就来“sh*t”，鼓掌，都会用英语骂人了。不过英文绘本里，说大便多用“poop”或 “poo”，我英文不好，不知道“poo”和“poop”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前者是“噗”，后者是“噗”还多了个屁呢？多“声”动的英语！

　　我觉得“嗯嗯”听来很费力，感觉不太顺畅，不如“噗噗”，感觉一路畅通。

　　全世界向小朋友们介绍动物“大便”的作品能找到一箩筐，国内出版社今后可以大力引进，比如英国作家尼古拉?戴维斯的《便便：一部隐秘的自然史》(Poo: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Unmentionable)，尼古拉?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位动物学家，拿手的是写这些风趣的科普文章。

　　《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的第一页，维尔纳?霍尔茨瓦特说“这本书献给会自己到厕所‘嗯嗯’的小朋友”。这些有关嗯嗯的绘本让那些从小讲卫生的好孩子通过“脏东西”来认知世界，可以算做难得的“反面教材”。

　　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到一本在这方面做得更彻底、更全面的书——《世界上最脏最脏的科学书》。这是一本来自韩国的儿童百科全书，内容旨在告诉孩子“从大便到鼻屎中隐藏的科学秘密”。

　　我们可能给孩子们灌输了太多干净的劝诫。

　　作者没有说的是，应该在孩子几岁时就告诉他们一些“恶心”的秘密，但是可以想象，里面的内容对长大的你也是“冷知识”——鼻屎不是垃圾，而是我们的恩人；新鲜的口水是干净的液体；从手到脚一直到脸上都能长脚气；眼屎其实是眼泪的结晶……

　　《大便书》的作者藤田纮一郎在序言中说，是韩国童话书《小狗的便便》启发了他。《小狗的便便》是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作家权正生的作品，2003年这个故事被拍摄成动画片，动画片的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叫《哆基朴的天空》。“哆基朴”是“Doggy Poo”的音译，直译就是“小狗的便便”，不好听的话就是“狗屎”了。

　　大便存在于人们的偏见中，因此在这样的作品中，大便被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就像《哆基朴的天空》的DVD封套上的那句话：“For everything，there is a reason for being。(万物的存在都有理由)”

　　小猪“麦兜”的作者谢立文还有一部相较之下不太知名的“屎诗”作品，叫《屎捞人》。在这部作品里，所谓的“屎捞人”有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象征意义，他们代表着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虽然环境黑暗，却保持信念和梦想。喜欢书中的一段对话：

　　“我该到哪里去住？”

　　“哪里都可以。这里不分大小，不论颜色，无所谓软硬，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去哪里。”

　　是的，我们该骄傲地说，粪坑不是平的，但大便是平等的。

　　拿来几本书，给大家闻闻。如果怕本文影响了您的晚餐，建议您去卫生间看。（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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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3年4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个叫乔治.普林顿的人写了篇名为《所有病态的水手》的评论。在这篇简短的评论里，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位作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美国流浪汉小说。包括写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索尔.贝娄，写了《第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当然还包括《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
　　
　　这类小说一般都很冗长，充满了怪人、离经叛道者和荒诞的角色。情节有一连串冒险事迹构成，围绕着主角发展。小说中往往由一个追寻的目标或者理念，让人物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杰克.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达摩流浪者》便是这一种小说的典型标本。这是一本流水帐式的游记，没有高潮、悬念，没有详与略，重点与次要之分。正如贾菲论述雷的写作时提到的那样，完全是自动式的写作。人物中的雷和贾菲都是脱离于社会标准的禅疯子，行为放荡不羁，不受拘束。更重要的是，在雷的不断流浪中同样也包含着一个理念和追求。
　　
　　这是一部献给中国古代的诗人寒山子的小说。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寒山子曾经影响了一代美国的年轻人。比如小说中的贾菲和雷，如果你将这部小说看成是自传式的，也可以说是现实中的杰克.凯鲁亚克和诗人加里.斯耐德。在他们的想象中，寒山子是一位厌弃了城市和这个世界躲到深山隐居的禅疯子，是将自身从社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寻求原始的真性情的人。这种行径和他诗中透露出的禅意契合他们的行为和欲求。于是，寒山子的禅也就成了他们的理念和追求。他们模拟寒山子的生活方式，自动远离美国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搭便车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或是登到高山之巅，寻求这个世界的真理和自我灵魂的净化；或是在树下、玫瑰花丛间打坐、祈祷，进行着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仅剩的高贵活动。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过都是“空和觉”；他们感应到万事万物的脉搏，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了拯救。在小说的结尾，雷按照贾菲的指引来到了孤凉峰，在那里居住了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他要重新回到城市时，他感到自己长大了。他学会了感恩，领悟到“不管是小孩还是无知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上帝应该赐福给所有的人。此时此刻，雷几近获得了完美的“神爱世人”的博大胸襟。
　　
　　由于时空的差异，雷的“禅”在我们看来有时会显得矫揉造作。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动人的信息。“禅”或许只是个幌子。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实践了一种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带着反抗、决绝，带着青春的激情和放荡，以及难得的清醒。而他们所要与之决裂的是当时主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在这种生活方式里，“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和其他她们并不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正如雷的一首诗中所描绘的，他们是在“旷野中疲于奔命的老鼠”。他们住在高级的房子里，在同一个时间里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着事情。他们是被机械文明规训和奴役的人。
　　
　　“达摩流浪者”在全世界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的时候，需要一种理念支撑他们，才能用他们沾满尘垢的嘴唇放声大笑。不管这种理念是东方的禅还是西方的基督，关键是他们是对此真诚的，是信仰的，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虚妄。他们借助“禅”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规避了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
　　
　　贾菲在书中说，他有一个美丽的愿望，他期待一场伟大的背包族革命的诞生。到了那时候，将会有无数的年轻人，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上高山去祈祷，会逗小孩子开心，会取悦老人家，会让女孩子爽快。他们会写着突发奇想、莫名奇妙的诗歌，会把永恒自由的意向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
　　
　　正是背包族革命的图景，以及他们对这种图景的实践，而不是有关“禅”的理念才是小说中最动人的。而对于那些生活在都市中、在朝九晚五式的生活里平庸地消耗青春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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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出息的人，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常抱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样也有好处，最起码，不会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感觉失落。埋头码字至著作等身，奋发图强至出人头地，这些大都是给别人看的，累是不必说了，失败的风险也不必说了，一旦侥幸成功却往往已失去了夸耀的对象，正所谓衣锦夜行，不免要郁闷很久。以前听评弹里的珍珠塔，就很有点看不起方卿的意思。刻苦攻读、金榜题名只不过是为了向自家姑母兼岳母泄泄当年受辱的私愤，目的性太强，看起来痛快过瘾，可这器量也就透着忒小了点。
　　
　　这似乎是个老套子，中国戏曲中百演不衰的情节。落魄书生——寒窗苦读——一朝中举，然后呢？娶了那个貌美如花、指腹为婚的富家女，如果她曾经帮助过他；或找个公主之类的奉旨成婚，让她后悔一辈子，如果她曾经鄙薄过他。后一种的典型要数马前泼水，朱买臣休妻了。我总觉得这个故事的蓝本应该是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封妻的那一段。两个结局无一例外地以女方的羞愤自杀告终，看客们至此也如出了一口恶气，连连叫好。但在我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以富贵骄人与以贫贱自傲一样，都是一种人格不完整的表现，得意洋洋的官袍掩不住内心的虚弱。责人势利者，自己又何尝不是孜孜兀兀的势利人？要说有多大的教育意义，我想不见得。究其实，太过鲜明的世俗功利扭曲了思想中的本性。
　　
　　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这个不是结论，只是感想。作为主角的小生大多孱弱而猥琐，比如说西厢里的张生，一直是我不喜欢的人物之一。有一段是红娘拿了棋盘掩护张生进园，张生的表现正可以用有贼心没贼胆来形容。出彩的倒是红娘，那一段拷红应对老夫人的话精彩之极，张生也好、莺莺也好，自此全落了下乘。每当看到这一段，就想起诗经里的褰裳那一段：“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连挽起裤管涉水的勇气都没有，追什么女仔？至于《斩经堂》中的吴汉，必得杀死无辜的妻子以投奔新主，只可谓之丧心病狂。而戏曲中却将其作为忠孝双全的典范，这样自私的吃人理论，不客气地说一句，狗屁。
　　
　　自然也有好的，比如，牡丹亭。那个唱着“姹紫嫣红开遍”的华服少女，那种为一个梦交付一生的毅然决然，令人不由自主心动。偶尔，会将这形象与苏小小相连，油壁香车里那少女，想来也只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八个字可以形容。那样的感觉有点惆怅，却不是无奈。回眸那一瞬，生之桎梏、死之悲苦被逼人的青春映衬得黯然失色。这样的美丽张扬而恣肆，活泼泼一派风流傲然凌驾于无常的世事之上，决不假诸外物，也没有任何矫饰。
　　
　　还有些则有点铁板铜琶的味道了。那是听京剧三国，其中有横槊赋诗一出：极老旧的黑白画面，布景简陋，只一老生，声音保存得也不甚好，但意境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用抑扬顿挫的念白吟咏出“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一刻，真有余韵绕梁。电视剧里千军万马的表现力，竟抵不上这短短的一句话。再如秦腔，陕西的同学每每提及，深情无限，一直很好奇，直到那日终于听了一次，高亢、尖利，即便无可攀登也要笔直向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婉转与妥协。不是用假声唱出来的，而是用真嗓子吼出来——也只有那样广袤的黄土、空旷的高原，才能孕育出这样的声音吧？
　　
　　听戏极杂。南、北、东、西，各擅胜场。没有特别的喜好，也就没有特别的反感。说到底，也还是差得远的门外汉。难得会仔细地听一场戏，多数情况下，懒洋洋地捧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偶尔电视中有一两声传来，便侧耳，用漫不经心的一瞥，去分辨他们的悲喜。 (小号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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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麦兜，是从电影《菠萝油王子》开始的，这一集着墨最多是他的父亲——曾经的菠萝油王子麦炳。他曾经浪费生命并因此无意间丢了王位，幡然醒悟之后尽管有心改变，却也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做了一个平凡的厨子，也成了一个唐吉诃德式的疯子。

 
　　受人瞩目关怀的王子随着懵懂成长、年华流失，有一天，也就老了。

 
　　菠萝油王子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招安的王子的故事，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曾经，哪怕仅仅一瞬间，我们每个人都曾像个公主或者王子那样骄傲地、年轻气盛地热烈张扬过一会儿，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一片秋草，一阵风刮来，我们的腰齐刷刷地弯下；等到站立起来时，头发就全白了。

　　后来看了麦兜系列的书：《微小小说》、《尿水遥遥》、《完美故事》和《宁静声音》。它们是童话，也是生活，告诉我们生活是一本用密码写成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它，却永远没有办法解读它，所以，人是最耐读的，生活，是最难读的。

　　麦兜、麦炳和麦太这一家人，有的是截然不同的三套世界观。麦炳沉溺在逝去的岁月，想补救往日遗憾；麦太只为未来而生存、筹算，坚信“多劳多得”；只有麦兜活在平凡的现世，享受当下的吃喝玩乐，享受做个被生活招安的平庸分子。
　　
　　麦炳——“从前有个王子呆呆的，有一天，他变成了个大叔。”

　　从来时间东流水，一旦溜掉，万劫不复。

　　麦兜的老豆麦炳在和麦太结婚的那一天逃走，他要和曾经的大臣以及童年的老友批萨龟去复国，找抢走自己王位的蛋挞复仇。

　　已至中年的麦炳有一天似乎发现，曾经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辨个脸红脖子粗的嘴巴如今变懒了；曾经对身边的人升官发财还有几分嫉妒的心变木了；曾经见了美女就闪光的眼睛也呆滞了。

　　他不甘于继续沉沦与腐烂，因为他出身于帝王家。他可以像草芥一样卑微地散落大地，但不能忍受毫无意义的衰老、琐碎、盲目。

　　麦炳最终并没有复国成功。虽然作者没有交代，但是麦炳留给我们的，始终只有独自在下着雨的街上奔跑的情节。

　　他登山，本想看日出，却发现高处不胜寒；他观海，想拾海贝，却发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的真相。

　　人生最可怕的无非那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最害怕用今天的聪明去痛苦订正昨天的错误。

　　错爱一段岁月，错爱一项事业，何妨将错就错？付出是的爱是真诚的，收回自己的爱，最先打翻的定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决断。
　　
　　麦太——“人穷就搏命跑，唔怕死”

　　麦太是个典型的香港妈妈。买保险、美金，买一大堆手纸，还给自己买了个风水墓地：她是个不喜做作的可爱之人，眼睛时常流露贪婪的表情来，像一个原始、不开化的贼。

　　麦太也曾是把爱情当作唯一理想的妙龄少女。可惜人不懂得相爱倒早早懂得了相害，麦炳的抛弃把她投到现实的海里呛了几口水。

　　被生活招了安，无论如何，俯首称臣的时候，总还有你我不肯承认的悲壮与苍凉。

　　理想不再美丽如初，剩下的是现实与理想的完美结合。麦太成天计划着美好的未来，并且把理想的重量全都寄托在了儿子麦兜身上。

　　命运是一个刽子手，利落的切割生活。在麦太看来，没有完整的昨天今天，只有明天是完整的，因为明天在想象中在期盼里。

　　牛顿的苹果为什么不是掉在我儿子头上？拿破仑偏能碰上约瑟芬而我却被一个落魄的王子抛弃？这是属于麦太这个小人物的悲哀。

　　麦太的生活总是不紧不慢的在一种类似期盼又类似等待中过去，生命一天比一天短。一个人不在于生命的奢华，而是活得有值得回味的东西。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认识与感知的开始。

　　从容、安宁、坚定，这样的自由，或许才是当年那个少女的麦太追求的幸福。
　　
　　麦兜——“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你已经不在我梦中。”

　　麦兜说过，“其实，一只火鸡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就是从橱窗里面看见到吃第一口为止。剩下的就是吃下去和吃完的区别。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你已经不在我梦中。”

　　比起麦太和麦炳，做儿子的麦兜生活态度倒是洒脱的多，没有昔日也没有未来。

　　他享受的是对美味的憧憬和美味入口刹那的舒心，他是只尝试过在浴缸里拿出小浴塞的淘气鬼，如此简单平凡。

　　我们可以把麦兜当作上帝的左眼，当我们想要拼命地干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看一看这个需要意义才能支撑的世界怎样才能无意义地活得快乐。

　　在麦兜的世界，生活中最美的快乐，仅仅是那些关于细节的小事，那些微小、平静的快乐，就像麦兜喜欢帮助别人，尽管自己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还是把钱给那很可能是骗子的乞丐。

　　或者是走进身边平淡无奇的老熟人，一名好朋友、一个好天气。对那样的快乐，甚至，我们不用有一个以相爱为名义的爱情，或者说，对于我们深深相爱着的，我们只要能够看一眼，哪怕是远远的——远远地看见......

　　“大难不死，必有锅粥。”

　　“臀结就是力量。”

　　“猪还有一猪兜。”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

　　“有情人终成扣肉。”

　　没有大理想，不说大富贵，只求即食的快乐。

 
　　尽管生活没给他父亲那样的高贵身份，没给他辉煌与掌声，可是他还是被生活那份平淡的激情和感动招安了。
　　
　　麦兜说：闻鸡起筷！

　　读到这里，我也被这个不是王子的小王子招安了。 （贾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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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整理CD，顺手放了一张《梵高先生》，依旧是那个李志，声音永远不知克制的冷静的哀伤，我听那么多遍，早该习惯才是，但待到他唱《梵高先生》，多么漫不经心一句，“不管你拥有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孤独”，我忽然觉得难以忍受，那么难以忍受，我在一旁静静数着，他反反复复地唱，整整八遍，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我记得以前读《海边的卡夫卡》，里面有人说，“田村卡夫卡君，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再后退不得的临界点，那个点到来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我们便是这样活着。”是在很多年以后，在某个自己即将崩塌的时刻，我曾清晰触摸到那个临界点，是孤独。
　　
　　但你要让我如何证明，一个人的孤独？用村上春树，用挪威的森林，用知寿姑娘一个人的好天气，用吸血鬼的电影传说，用精心策划的实验摄影，用某个人罗列的林林总总的“孤独者名词解析”？沙龙，星座，干物女，畅销书，同性禁忌，种种光鲜标签（见目录），我怀疑《鲤》这个容器究竟盛放了些什么，孤独难道成了命题需要被证明？甚至孤独似乎成了时尚话题，“因为我太孤独，我太孤独了”（见序言）。
　　
　　其实你一句话我便信了你，你说你孤独，仅此一句，而已。孤独从来不需要被证明，不管你拥有什么，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尝过的人一直都明白，不曾体会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那种如同很久以前火星照耀十三个州府一般的，孤独。
　　
　　至于《鲤》，除却书的前半部分，繁冗近乎无节制的举证，我偏爱后半部分的小说。比如悦然的《好事近》令我感到痛苦的美感。她的小说我每一本都看过，却从不说喜欢。她大概比我大几岁，高中时候我每期必看的萌芽、苏德、周嘉宁、以及后来再也不看的郭，那多，我以为我已告别那个萌芽时代，却一不小心被她再次拉回。原来我仍然怀念但更在意她。也因此苛求。她的成熟在《誓鸟》已见端倪，写作风格渐成一体，《好事近》中的叙事更加灵动，但依旧决断。同性题材的搜集想必艰难，我身边有一些同人朋友，现实的接触使我对其中的心态描写更为认同与激赏。
　　
　　看完这本书，天几乎大亮。一夜睡意全无。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孤独的方式，但人类的感情是共通的。阅读应该带来心灵的慰藉与感动，而它究竟替读者告别了多少次又挽留了多少次的青春，我一点都不在乎。人人都知道青春已逝，人人都忘记了青春正在流逝。挽留无用。到时候你借我一个肩膀，我动容地哭一场，以祭奠我正在拥有的青春。但我仍愿意记得这样一本书，记得小时侯被迫午睡的日子，记得渴慕西藏到哭的女孩子，“扎西德勒”，以及永远的十七岁，因为十七岁，已死。 （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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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内地青年女性，来到号称东方之珠的香港，无依无靠、人生地不熟的她将如何在这寸土寸金的城里活下去？她会活成什么样？这，就是蝴蝶兰《欲望双城》所要讲述的故事。

　　江成真是内地一个大学二年级女生，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通过姑姑江芝灵的关系移居香港。没过一个月，姑姑因要嫁给台湾的一个教授而卖掉房子移居台湾，只留给了江成真3万元。《欲望双城》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一个刚走出校门、远离父母，现在又是孤身一人的女性，就要完全依靠自己在香港独立生活下去。

　　大都市的生存是严峻的，首先你要找到一份工。于是，姑姑在成真到港后第二天就带她去见贸易公司的张先生、卖电单车的伍老板，然而，人家对她这个新来乍到、甚至连粤语都不会的青年女性根本不屑一顾。找不到工作，姑姑又给成真安排了另一种生存方式：赶紧嫁人，起码落个衣食无忧。但这却不是成真所想要的生活，她是为实现理想而来的。然而，这在香港将是多么的艰难！

　　突然来到都市、改变生活轨迹的外来青年女性初到城里，遇到的就是如此相似的现实生存处境。成真很幸运，找到了一个普通话培训班教员的工作，后来又应聘上了《中港人》月刊的记者，再后来她自己开公司，做项目，在香港创业开辟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然而，更多的青年女性在来到大都市之后却完全没有成真那样幸运。

　　作者着力为我们描述外地女性都市生存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成真的艰辛谋生创业之路，自尊自强、自信自为的道路。无论女性独立、谋生创业有多么的艰难，成真都挺下来了，她成功了。然而像她这样成功的女性又能有多少？她的成功又能坚持多久呢？这些，连作者也感到困惑迷惘。因为成真们所要面对的，依旧是香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金钱社会”。作者试图破解这道难题，于是她借男人郑强之口，为成真设计了一种比较稳妥的生活出路：置业、实现财务自由、斋心和养心。应该说，作者这样的“解题”还是可取的，至少她指明了一个女性要想在都市中独立，在都市里安居，并且是身心愉悦地生活，就必须做到这三点。作者为人物所做的这样的安排，应该说对其他女性也会有借鉴或指导意义。如果说，其他女性的都市生存基本上还是物质生理层面的低层次的生存，也就是如何在都市中“活着”的问题，那么，小说通过描述成真的成长已然涉及到了女性在都市中的精神和心灵层面的生存问题。

　　女性的都市生存，直面的无疑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性似乎掌握着社会的强势话语权。在《欲望双城》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在作者笔下，有像江成真这样堪称完美的女性和众多作为弱者的女性，而男性则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基本上都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弱点。这，自然也是作者刻意的一种选择。小说中唯一一个身心比较健全的男人就是郑强，虽然容貌比较丑陋，但是还比较有男人气质。这个人物大概也是作者塑造的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形象吧。

　　都市似乎是一个被欲望驱动着的生存空间。城里的人，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都被生存欲、金钱欲、物质欲、享乐欲等形形色色的欲望所驱使、所追赶。人们就在这张欲望交织的网中生存。而这其中，尤以女性，特别是外来青年女性的生存格外艰难，满含辛酸和血泪。这，就是我在阅读《欲望双城》这部小说时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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